新兴经济篇（1）

本文将讨论和上述问题相关的新兴经济增长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新兴经济的增长速度新调整；第二，从历史上新兴经济增长轨迹看目前的调整；第三，政策选择和未来展望。 新兴经济增长速度新调整

新兴经济的经济增长速度确实在放慢。图1记录了1993年到2013年历次新兴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纵坐标是经济增长放慢的新兴经济占新兴经济的百分比， 如果超过75%的新兴经济增长放缓，我们就认为新兴经济增长整体在放缓。

过去20年， 在墨西哥危机、亚洲金融危机、IT股市危机，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新兴经济都出现整体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我们的观察表明，从2011年开始一些新兴经济的增长速度已经开始放缓，到2013年下半年，已经有80%的新兴经济出现了经济增长放缓，由此可以判断新兴经济的经济增长速度确实在放缓。

目前新兴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如图2所示，我们的模型表明，过去两年，新兴经济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了1.35个百分点。其中外部需求疲软形成约1.15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也有相当一部分因素是内部结构性问题，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造成宏观结构失衡，内部经济结构问题形成约0.6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同时，应对外部需求疲软， 一些新兴经济动用财政刺激和宽松货币政策和信贷扩张政策支持了经济增长约0.4个百分点。整体新兴经济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1.35个百分点，其中同时具有周期性和结构性两方面的原因。

外部需求疲软是全球经济周期变化的自然结果。进入2013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以刺激政策带动的反弹周期结束，全球经济增长进入一个新的中低速调整期。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G20推动下，各国相继推出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全球经济反弹强劲，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5.2%。

受2011年欧元危机爆发影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从2010年的3% 下降到1.6%，整体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4%。2012年欧元区经济衰退，美国经济受财政消减影响中度经济增长，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下降到1.2%，但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下降到3.2%。

2013年，由于发达国家经济疲软，新兴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也开始下滑，预计全球经济增长将降低到3%左右。全球经济增长在全球金融危机反弹后已经连续四年下滑，危机以来以刺激政策带动的反弹周期结束。

新兴经济大部分是外向型或出口单一型经济，经济增长历来受外部需求和外部资金流动影响较大，对外部经济金融环境变化高度敏感。2000年以来，新兴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强有力的外部经济环境，包括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升，大幅度改善的大宗商品贸易条件，额外提振了新兴经济GDP的增长（见图3）。

全球贸易开放，全球贸易增长大大快于全球经济增长，有利于新兴经济出口，增加总需求。其中向中国和美国出口的新兴经济通过贸易增长大幅提振了经济增长，而欧元区因为经济衰退对新兴经济出口带动作用弱小（见图4）。

同时，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推出的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推动了资本向新兴经济的流动，新兴经济比较容易得到外部资金支持，融资成本也由此大幅下降。我们估算新兴经济平均融资成本下降了460个基点，其中外部流动性条件的改善帮助融资成本降低大约340个基点，新兴经济内部宏观条件改善帮助融资成本降低大约120个基点。在外资流入新兴经济时， 也推动了新兴经济货币和信贷周期性扩张，这也拉动了总需求向上。

现在这些利好因素都在改变。由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石油价格、大宗商品、金属产品和农产品的价格都在经历从快速上升阶段向下降阶段的转变，因此，对于大宗商品出口国，过去几年由于贸易条件改善提振的经济增长部分消失了。外部需求疲软同样导致了新兴经济出口增长速度的放慢。

由于美联储退出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国的长期利率水平（十年期国债利息水平）已经从最低点上升了近100个基点， 我们估计在2014年还会继续上扬，由此也将影响全球利率水平逐渐上升，而新兴经济利率上扬速度会更快。美联储经过实施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流动性充裕，大量资本流向新兴经济，我们估测，因为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带给新兴经济体的外资金额高达4700亿美元。

美联储退出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新兴经济也会面临资本撤出的挑战， 一如我们在2013年5月到8月期间已经观察到的。由此，新兴经济在过去几年里享受的资金宽裕和便宜的融资环境也在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也在影响总需求。

新兴经济内部宏观失衡，也是形成近期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之一。在连续多年强劲经济增长下，一些新兴经济也逐渐积累了内部的宏观失衡，表现为财政赤字上升、货币增长过快和信贷过热、经常账户赤字上升，通货膨胀也逐渐抬头。当外部需求强劲时，一些必须的结构改革也被拖延。

这些问题往往被较高的增长速度所掩盖，而一旦外部需求疲软， 内部宏观失衡的问题立即暴露，推动经济的进一步下滑。我们的模型预测，这些内部宏观失衡和结构问题整体形成了新兴经济0.6个百分点的GDP增速下降。由此，新兴经济在外部经济金融环境变化、内部宏观基础恶化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需要进行调整在所难免。 从新兴经济增长轨迹看目前调整

新兴经济增长和赶超的道路从来都不平缓。正如我们在图1看到的，过去20年，新兴经济经历了多次的增长速度放慢， 所以问题的实质不在增长速度放慢， 而在是否有正确的调整政策，稳住经济增长，并继续向前发展。

又一次，历史提供了有趣的案例。我们对1962年-2011年过去50年新兴经济的增长、发展和赶超的轨迹做了一个分析，我们不但关注绝对的新兴经济本身经济增长速度变化，而且引入了一个衡量新兴经济人均GDP和美国人均GDP（代表发达国家）的差距的指标的变化。因为在现实经济中，当新兴经济在增长时发达国家也在增长（在此以美国为代表），只有新兴经济人均GDP和美国人均GDP的差距在缩小时，新兴经济才实际在赶超、在发展。在图5中，纵坐标是新兴经济的平均GDP增长速度，横坐标是以该年度美国人均GDP为基数，新兴经济人均GDP占美国人均GDP的比重。这个指标我称之为赶超指标。

回顾过去50年，在上世纪60年代，新兴经济增长强劲，平均增长速度从年均2.8%加速到4%，增长速度在70年代有所放缓，但新兴经济持续保持不断缩小人均GDP和美国人均GDP的差距，从1960年初只占美国人均GDP的15%达到1970年末占美国人均GDP的22.5%。

此后，全球经济金融环境发生变化，上世纪80年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金融危机不断，新兴经济也经历了两次拉美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并受到IT股市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在80年代新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新兴经济人均GDP和美国人均GDP的差距又一次扩大，退回到占美国人均GDP的17.5%的水平。

上世纪90年代新兴经济增长速度回升，但人均GDP和美国的差距并没有明显缩小。直到进入21世纪，全球经济增长强劲，新兴经济增长又一次提速，整个新兴经济体保持6%左右的增长速度，而发达经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严重下滑。新兴经济的赶超在加速，今天新兴经济的人均GDP达到美国人均GDP的27.5%左右。

这个过程是令人震惊的，因为在过去50年里，我们看到新兴经济有过强劲的经济增长，国民经济实力提高，人均生活水平大幅改善。但如果放在世界范围内，从赶超的角度看，赶超的路途并不平缓，赶超的过程并不理想。

拉美经济增长轨迹是个典型的案例。如图6所示，拉美经济在1962年到1966年的人均GDP是美国的27%左右，已经相当于今天全球新兴经济体占美国人均GDP的平均水平。但是此后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增长速度从1972年开始急剧下降，之后虽然也有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升和赶超的反复，如拉美经济增长速度和上世纪60年代初相仿， 但人均GDP占美国人均GDP的水平要低于50年前的水平。

纵观全球，亚洲新兴经济的经济增长和赶超比较成功。如图7所示，在过去的50年间，亚洲新兴经济保持了持续和稳定的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只在上世纪80年代的全球经济衰退和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但迅速调整后反弹，总体仍保持增长，因此能够在50年间将占美国人均GDP的水平从12%提高到40%左右。

其中韩国的案例引人注目。如图8所示， 韩国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了强劲的增长，此后虽然增长速度不断放缓，但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断在赶超美国的人均GDP水平。2000年经济实现了经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企稳，将经济增长维持在3%的可持续水平，并不断缩小与美国的水平，直到今天达到美国的65%左右。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过程。

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的增长和赶超轨迹同样引人注目。中国的特点是人均GDP起点低，但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因为起点太低，所以一开始的赶超速度不快。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才开始放缓但企稳，不断缩小人均GDP与美国人均GDP的差距，如今达到美国的20%左右。

从过去50年新兴经济增长和赶超的轨迹看：第一，新兴经济的经济增长和赶超是一个持续的、长期的、曲折的过程，所以经济增长的政策要关注长期的可持续性。

第二，新兴经济的经济增长和赶超，外部环境（外部需求）起很大的作用。在全球经济增长强劲，对新兴经济的外部需求强劲时，新兴经济的增长速度也强劲；而全球经济疲软或衰退时，新兴经济也面临相对发达经济而言更大的下行压力。上述案例中，新兴经济的经济强劲增长和实际赶超也都是外部经济环境比较有利，全球经济增长强劲的阶段。

第三，由此，由于外部经济环境的不可控，以及全球经济金融的周期性波动，新兴经济的经济增长和赶超也是一个波动、反复和曲折的过程，是一个不断适应变化的外部环境、不断调整政策的过程。

第四，上述案例展示了成功的案例，也有不太成功的经历。成功和不太成功的区别就在于新兴经济能否坚持长期的可持续性增长政策，在上升周期避免过热，在面临下行压力时及时经济调整，政策到位。调整政策决定了新兴经济能否持续地保持经济增长和赶超。 新兴经济的政策选择

和未来展望

综合当前的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和历史经验教训，在目前新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情况下，新兴经济可以采取哪些应对政策呢？

第一，要充分认识到目前新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主要是由外部经济环境变化，部分由内部宏观失衡引起的。这是新兴经济在经济增长和赶超之路上无数已经发生的并且会继续不断发生的波动和曲折之一，是一个自然的经济周期过程。新兴经济调整经济金融政策，适应变化的全球宏观经济金融环境，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在此情况下，试图通过内部宏观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阻止经济增长下滑，维持经济的较高增长很难收到效果，反而会因为过度刺激政策引起宏观环境恶化，埋下经济金融危机的种子。

第二，在全球经济周期性下降的过程中，也是新兴经济调整经济结构的窗口时机。从长期可持续发展看，新兴经济的经济增长和赶超之路也是一个不断把经济增长模式从外需为主调整到内需为主的过程，而外部需求下降是结构调整、加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好时机。因此，政策一方面要看到经济增长速度下调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在防止经济大幅下滑和波动时，要从结构调整的角度，而不是从拉动总需求的角度制定政策。

第三，由于新兴经济增长的放缓也伴随有内部的宏观经济金融失调，因此重建宏观财政、货币政策空间，维持宏观经济金融稳定也是当前新兴经济调整政策的重要部分。2013年5月到7月，因为美联储提出减缓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经常账户赤字高企，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新兴经济受到资本外流、汇率、股市和债市波动的冲击较大， 再次表明维持宏观稳定的重要性。

第四，新兴经济要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同时不断缩小人均GDP水平和美国人均GDP水平的差距，实现居民的财富水平不断提高，最为核心的是要持续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需要把经济增长政策的关注点从增加规模转到提高效率，并具体制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具体措施。

我们对过去50年新兴经济增长轨迹的分析表明，推动持续不断经济增长并缩小和发达国家人均GDP差距最为根本的一条就是成功地把经济增长目标从追求规模转到追求效率，并制定相应的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措施。

图9中我们分解了1990年到2010年新兴经济增长中，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整体看，相比较其他区域，亚洲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最高， 而且劳动生产率对GDP增长贡献的比重也最大。但是即便在亚洲，主要贡献经济增长的仍然是资本投入，人力资本的贡献普遍偏低。

图10具体比较了美国和不同收入水平的新兴经济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在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的新兴经济中，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仍然只有美国20%的水平。这具体解释了新兴经济人均GDP和美国人均GDP之间的差距，也表明新兴经济未来发展的潜力和空间是巨大的。

第五，我们对过去50年新兴经济增长轨迹的分析同样表明，推动持续经济增长并缩小和发达国家人均GDP差距的另外一条就是有较公平的收入分配，让全体公民共享经济增长的果实。这就需要创造和扩大就业机会、打破垄断，让居民有进入市场公平竞争和按劳挣得收入的机会。在第二次分配政策偏向穷人之前，需要有较好的初次分配政策和有较好的就业、公平竞争政策。

第六，保证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保证经济增长的果实被全民共享的根本基础是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我们对过去50年新兴经济增长轨迹的分析同样表明，推动持续不断经济增长并缩小和发达国家人均GDP差距的还有一条就是在不断的经济调整过程中，把经济政策的关注点从增加规模转到支持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制度建设上，由此不断推进建立市场和公平竞争的体制。我们的分析表明，持续完善制度建设是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持续实现经济增长的最为根本的基础措施。

经过十多年的强劲经济增长，全球新兴经济又一次面临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政策调整。这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是坚持速度还是适时调整，是继续依靠扩大规模还是大力调整结构，是修复和维持宏观政策空间与宏观稳定还是继续动用资源刺激经济增长，是强调劳动生产率还是关注投入，是坚定收入分配政策，让百姓共享经济增长的果实，还是只关注增长。这一切又一次成为了全球新兴经济的政策选择。在图11中，我们的观察表明，新兴经济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开始企稳， 2013年新兴经济的增长速度会从2000年到2012年平均速度4.7%降到3%，但是2014年有望提升到3.7%。

新兴经济篇（2）

过去的20年，世界目睹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生产、贸易以及金融领域的成长，他们快速地与全球市场融合，为我们讲述了增长的故事，同时也引起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95年的30%跃升至2010年的45%左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总投资额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财富和金融资产也大幅度增加，外汇储备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它们的财富基金和其他形式的资产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然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经历了种种挫折。

1990年代初，注定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阶段，正是从那时起新兴经济体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开始重塑未来的全球经济与政治。首先，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前苏联的正式解体，这个国家在矛盾重重的背景下踏上了艰难的经济转型之路。其次，印度1991年举行的选举将纳拉席哈•拉奥(P．V．NarasimhaRao)推上了权力的宝座，印度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积极参与全球化。再次，1990年代，中国加快了自1978年就开始的经济改革的步伐，从那时起，中国创造了连续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最后，1990年纳尔逊•曼德拉(NelsonMandela)总统将南非带入了国际舞台。这一系列事件汇集在一起，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标志着全球化新纪元的到来。[1]然而事实证明1990年代的改革并未能够促成新兴经济体的长期繁荣与稳定增长。华盛顿共识的盛行使得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面对金融自由化的诱惑时改革太过鲁莽和仓促，新兴经济体一个接一个地受到沉重打击，从1994—1995年的墨西哥到1997—1998年的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从1998年的俄罗斯到2001年的土耳其，最糟糕的是2001—2002年的阿根廷，其经济总量下滑了15%左右。除中国和印度外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未能幸免。[2]2000—2007年期间，新兴经济体终于迎来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继续其令人惊叹的增长速度，印度也表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而且，被称为“金融危机”代名词的拉美地区也开始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全球经济舞台当中，人均GDP连续多年增长幅度超过3%，但亚洲的表现仍然最为抢眼。在全球能源价格不断回升的背景下俄罗斯经济重新振作，“大爆炸”式的激进转轨模式在经历了必要的阵痛之后逐渐显示出其优势。“金砖四国”(BRICS)成为了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2000—2008年期间，全球经济增长中BRICS贡献了30%，与之前十年相比提高了14%，而G7的贡献率则从70%下降为40%，BRICS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也显著增加，如今已达到13%。[3]

2008年美国次贷风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美国2009年第二季度经济衰退3．8%，失业率达10%，同年日本经济更是衰退5．4%，为所有发达国家之最;欧元区同样未能幸免。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这场危机似乎是验证了他们的崛起不可避免。在危机最为严重的2009年新兴经济体平均增长率为1．5%，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在新兴经济体当中，中国经济保持了8．7%的增长，印度为5．6%，印度尼西亚也高达4．6%，新兴经济体扛起了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重任。自2007年之后，全球经济增长80%的贡献率来自新兴经济体，来自发达经济的贡献率仅为20%。由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同组成的G20取代过去一直把持全球主要经济政策走向的G8，成为协调国际经济政策的常设性论坛，象征着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中，新兴经济体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全球经济格局一直处于动态的演化过程之中，由国家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所引起的不同国家集团之间力量的失衡是世界格局变动的原动力。在1500年之前，中国和印度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先者地位，工业革命之后西欧取而代之，二战之后，美国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与德国、日本共同引领着全球经济兴衰。但是如今这一体系已经松动，那些过去曾被挤到的新兴经济体正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从而推动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改变。

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

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总有一些国家领先，又让位于新来者，再又被别的新来者超过，落后者不会是绝对的贫困，领先者也不会绝对的衰落，历史的变迁就是这样。[4]新兴经济体的兴起将推动全球经济重心不可避免的东移和南移，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朗。全球经济增长引擎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辐射效应遍及整个高收入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该国的经济政策对于全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这就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5]历史上，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和领跑者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从15世纪，随着西方世界兴起，经济重心从古老的东方转向了西欧。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再到英国，以及后来的挑战者法国、德国、日本，发展到今天的美国，他们都曾作为全球经济格局的缔造者而存在，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永久性的保持全球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世界所有国家都遵循着自然的脚步，如个体一样自有其生命周期。[6]

从2002年开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尤其是在2005—2009年期间，他们的贡献率几乎超过了三分之二。2009年和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他们更是完全支撑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发达经济体的贡献率分别仅为0．04%和－0．07%。[7]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是衡量新兴经济体影响力的一种方式，从世界银行所开发的多维度增长极指数(multidimensionalgrowthpolarity)①能更为清晰的看出欧元区、美国和日本在1990年代之后，对世界经济影响力的逐渐下降，而以BRICS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是呈现上升之势。如表1所示，2004—2008年中国的平均多维度增长极化指数为26．2，全球排名最高，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的巨大溢出效应，美国、欧元区、日本分别以20．33、10．86、5．59紧随其后，说明传统的全球三大经济引擎虽然已经日渐式微，但是目前为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韩国、俄罗斯、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都进入前十五强，其数量已经超过发达经济体。

以上只是典型事实的表述，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考察在金融危机打击之下新兴经济体为什么能够对全球经济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力?答案就是南南贸易联系的加强。在过去的数十年时间里，南方国家②的总体经济规模不断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4．6%，至2010年，南方国家的总产出占世界GDP的45%。南南贸易额从1990年占全球总贸易额的7%上升为2009年的17%。在2000—2009年，南南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6%，与前一个十年的14%相比又有新突破。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趋势是由于亚洲工厂的出现、全球生产网络中中国作为生产过程的最后组装地所推动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南南贸易中扮演主导型角色，该地区的贸易量就占到南南总贸易额的四分之三，而他们与中国的贸易额单独就占40%。[8]仅2006年和2007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就吸收了中东地区总出口的16%、拉美和非洲总出口的9%。中国正在南南贸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LevyYeyati通过对一组新兴经济体的考察，发现从2000年开始，它们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依赖中国而非G7，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G7的影响力却在不断下降，2000—2009年期间，新兴经济体与G7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仅为0．267，而与中国的相关性为1．115。[9]Garroway更进一步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并得出相似结论。[10]

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所需的大宗商品源源不断地从南方国家运来，拉美、非洲和中东等南方国家由于出口激增而收入增加进而增加对制成品的消费，其中许多制成品就是产自中国和亚洲。中国以及东亚各经济体通过自身的高速增长，轻巧地打开了整个南方世界经济增长的阀门，并带动了相关国家的共同复苏。虽然人们不应夸大上述“反馈回路”的规模，中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托起整个世界，不过，它有能力托起世界的一部分。[11]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因此能够不受西方国家普遍衰落影响而强势复苏，进一步通过南南贸易的扩张对全球产生溢出效应，引领世界，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多极化趋势日渐清晰。

三、新兴经济体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

不同的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同样会带来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金融实力与其在全球经济及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极不匹配，这种情形在未来必将得到改观。未来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国际货币体系如何能够适应新兴经济体不断壮大这一不争的事实，促进国际合作减少保护主义和货币争端，减少全球经济运行的风险和波动性。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在如今的货币体系下，美国货币政策的改变即使对于其国内立场而言是适当的，也可能会给其它国家带来灾难。对于1980年代新兴市场的债务危机，当时美国利率的大幅度提高难辞其咎;1994年美国货币政策的收缩毫无疑问加剧了墨西哥经济所面临的困境，最终导致了比索的崩溃。美国长期的货币宽松政策同样造成了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如出一辙。[12]

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其经济政策需要与保持货币价值、货币供应量稳定增长与全球贸易平衡相一致，如果这些目标发生冲突，风险就会加剧。如果储备货币发行国长期保持国际收支赤字，情况会变得非常糟糕，因为该货币体系是由市场信心来支撑的，历史上正是这种情形最终击垮了作为世界主导货币的英镑。如今的美国正面临着同样的情形。美国作为全世界最终消费品的最大消费国是全球赤字的主要贡献者，其贸易赤字在1990年代之后一路攀升，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几乎占GDP的6%(占世界GDP的1．5%)。金融危机使其经常账户逆差大幅度缩减，但是危机过后又是一路攀升，IMF预测到2015年，其逆差将达到6381．7亿美元。与此同时，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2010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1．29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62．1%，2011年恶化趋势明显，前半年赤字已经超过900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全年财政赤字会将达到1．48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攀升至69．4%，仅利息开支就达到GDP的1．49%。美国正朝着危机的方向发展。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将会受到“双赤字”(巨大的国际收支逆差以及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的影响而日趋走弱。目前的担忧是美国可能正在接近曾经的储备货币发行国都曾经历过的临界点，在这一临界点上美元的过度发行导致全球对美元和美元资产信心的丧失。历史经验表明，美元统治的终结将如其他国际货币一样不可避免。[13]

新兴经济体的情形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大多数新兴经济体财政状况良好，债务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外汇储备大规模增加，国际投资地位显著改善。2010年底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外汇储备跃升为5．4万亿美元，占全球总储备的66%。美国如今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而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主要的债权国。2009年底，美国的债务几乎超过一半由新兴经济体持有。[14]新兴经济体凭借自身雄厚的外汇储备逐渐在国际资本市场显示出影响力，其中以中国、东亚和其他中东国家最具代表性，世界银行预计至2025年中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将由2009年占GDP比重35%上升为61%，而美国进一步下降为－69%;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占GDP的比重也都将大幅度提高。在不远的将来跨境资本流动的主导权将更大程度的向新兴经济体倾斜。新兴经济体中的强势货币将随本国经济规模的扩大、金融实力的增长而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外部性，国际化程度随之提高。世界银行预测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三种情形:继续保持美元的主导地位、美元和欧元以及某一亚洲货币三足鼎立、单一储备货币(SDR)。根据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未来国际货币体系自然演化的结果将是多极化的出现，通过市场的自然选择将会逐渐建立一个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其中包括实力仍然超群的美元。与单一世界货币相比，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的劣势是损失了一定程度的网络外部性，规模经济的收益减少，交易成本增加;但是多元的货币体系与如今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相比将提供更大的稳定性。[15]

历史证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储备货币可以同时存在:191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中，尽管英镑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在欧洲大陆仍然被广为使用。如今美元成为主导，然而欧元、英镑和日元同样作为储备货币而存在。在主导货币之外始终会存在类似“辅币”的币种，它们作为人们一种分散风险的自然选择而存在。在2009年全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以62．1%的比例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欧元占比27．4%，英镑占比4．3%，日元也保持着3%的比例。[16]未来伴随着新兴经济体的成长，以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人民币毫无疑问将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是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望成为与美元、欧元并驾齐驱的币种。从历史上看，储备货币从一种货币向另一种货币转变并非突发事件，而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美元取代英镑的地位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当时市场普遍预期英镑将退位，不过该过程比预期缓慢得多;如今美元的衰落由于货币偏好的粘性、原有的制度支撑带来的惯性等必然是长期的过程;同时也是由于美元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还没有哪个国家有可能取得像美国在二战后所取得的全球主导地位，因此美元的地位得以维持至今。如今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充其量只处于初级阶段，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还很少进入各国的储备篮子，因此在国际金融领域新兴经济体可以大有所为，但任重而道远。

四、新兴经济体崛起过程中的挑战

1.新兴经济体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

新兴经济体持续多年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带有一定的迷惑性，在保持乐观的同时不应忽视当前新兴经济体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挑战。首先关于其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在过去的200多年世界经济史中，只有产生了爆炸性技术创新的国家才能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领先生产率的产生主要是由剧烈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决定的。爆炸性的技术创新会带来一系列具有突破意义的新技术，刺激生产率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快速提高，对经济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之后这些新技术将在国内的各个行业之间推广，并打破国家的界限向周边国家扩散，带动周边国家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对典型的新兴经济体从1965年至今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从1960年以来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全要素生产率(TFP)所推动，从1990年开始，俄罗斯也出现相同的趋势。但是在拉美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南非，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不明显;在阿根廷和巴西TFP的贡献率甚至出现了负值(平均值分别为－8%和－37%)。①这些TFP的数据是没有区分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的，在中国和印度，技术对于增长的巨大贡献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术模仿而非技术创新，在这两个国家创新活动更多地表现为数量的增加，[17]

这种现象是全球新兴经济体的通病。中印较高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可以从经济赶超的角度进行解释。然而随着中印与发达经济体技术差距缩小，新兴经济体的后发优势消失之后，它们惊人的经济增长率还能否持续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的观察我们发现利用国内市场作为经济活动中的协调机制对于技术创新的出现是最重要的。无论最初的英国还是后来的美国，他们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依赖自身的国内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利用市场中的价格机制作为国内生产决策的出发点，保持旺盛的国内需求才能有效地将本国消费者的偏好传递给生产者，国内市场成为了创新的主要来源。如今新兴经济体大多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巴西和拉美依赖大宗商品的出口;俄罗斯经济原料化现象严重、面临现代化的迫切任务;新兴经济体国内消费市场受到严重挤压，消费相关的服务部门迟迟未能发展起来，因而技术创新活动出现的几率远远小于欧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摆脱对出口的依赖，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加大对教育和研发的投入，培育技术创新的火苗，是新兴经济体最终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重中之重。

2.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挑战

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的形成要求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与贸易实力相符的金融实力，其实质也是要求其本国货币逐步推进国际化进程，扩大本币的外部性，向当前仍然处于货币金字塔顶端的美元发起挑战。美元的信誉无可置疑地主要归功于美国的政治稳定和良好的通货膨胀控制记录(如今已经受到侵蚀)，以及美国金融市场的持续高效和开放。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想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8]首先，历史因素，如果其他人也愿意的话，任何人都更愿意在交易中选取一种给定的货币，由于这个原因多重稳定均衡决定世界交易货币。其次，贸易和金融的模式，一种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占有较大份额的货币具有一种自然优势。再次，自由且完全发展的金融市场。最后，对货币价值的信心，价值不会不规则波动。如今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潜力的人民币也仅仅部分满足了第二个条件。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实力仅仅是有限的提升。[19]

自由且完全发展的金融市场是货币国际化的内部支撑，目前我国仍不具备深度且有效的资本市场。通过提高国内金融系统的效率和增加透明性可以增强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吸引力，金融市场过度落后于实体经济无疑会阻碍货币国际化的进程;资本账户的控制使得人民币无法在国际上形成完善的流通网络。因此，逐渐开放本国金融市场，让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十分重要，既可更有效地达到输送国内流动性的目的，也可增加国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信心。目前政府正在大力推动离岸人民币业务，这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重要的一步，但我国法治建设还较为落后，只要我们不能在这一最为基础的方面取得显著进步，外国投资者就会迟疑于投资在岸人民币资产。新兴经济体在看到伴随国力上升本国货币逐渐成为多极货币体系中的一员时也应当注意到伴随而来的不利因素。就国内而言，首先，更大的货币需求波动，中央银行会特别担心国际化将造成对货币存量的控制更加困难。其次，货币平均需求的增加。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德国政府曾经担心如果允许外国居民获得本国资产，资本流入将导致货币升值，使得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这种担心使得他们不愿推动本国货币扮演更多的国际角色。在国际领域，在美元衰落和新兴经济体中某些货币崛起的过程中，各国之间的“货币战争”必然加剧，因为在公共机构中并没有看不见的手来保证帕累托最优的出现，各国缺乏某种形式的协调时将会使全球金融系统在达到稳定均衡的过程中出现较为激烈的博弈。从经济角度看，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有可能在不同区域之间产生敌对关系，由此逆转贸易和金融自由化进程。从政治方面来看，货币竞争可能转变为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市场驱动的通货竞争会改变全球的资源和权力分配，导致更多的紧张和不安全，并对全球稳定和合作的大好机会产生潜在威胁。[20]因此，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通过各种机制进行充分的对话和协调、增进相互信任和理解是至关重要的。

新兴经济篇（3）

以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此后,随着经济学新古典框架的构建,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共同组织起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关注的重心是价格制度对于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而非价格制度协调专业化和分工的功能,这使得经济研究的重点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和经济增长等现象,也无法阐释交易成本和产权的经济含义,因此,在它之后,人们又分别发展了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以及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等多个经济学学科的分支理论,以填补以上空白。这使得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各分支学科,存在理论核心的内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决这些经济理论内在矛盾和冲突的经济学家们经过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采用非线性规划(超边际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了决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焦点集中在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决定的社会分工水平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意义上。通过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互相独立的分支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框架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为理论的内在核心,并成功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定

综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场的大小”。杨格(allyn•young)又将其发展为杨格定理,即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而且市场的大小也同样依赖分工的水平。这种因果循环揭示了分工的网络效应,分工网络效应是基于个体网络决策的,而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则需要采用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当马歇尔在19世纪末试图用数学框架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时,受到当时数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个纯消费者决策和纯厂商决策截然两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点解①和相关的超边际分析。马歇尔对需求与供给的边际分析,使他在取得对资源分配问题形式化的成功时,同时也遗憾地导致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学派中地位的逐渐丧失。通过历史,可以看出这一过程。

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这本著名教科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洞见,即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价格理论。由于当时还缺少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马歇尔不能用一个数学框架将他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洞见数学化;而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供求分析,在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数学处理时则非常得心应手,这使得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数学化,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科学,更接近一代代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因而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经济学的主流。而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之核心的专业化和分工这一深刻的经济思想却被淡忘了。

到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他的这本教科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部分就是马歇尔对供求的边际分析,宏观经济学部分则是凯恩斯经济学。在这本被无数大学用做标准教科书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表示象征性重视的文字了。这样,在萨缪尔森之后,关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及其对分工网络决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对市场协调分工职能的研究,在主流经济学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针对不同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需要不同的经济学分支理论来给予解释。例如,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比较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产权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新企业理论等的产生,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学科分支之间,理论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理论内核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一些经济学家质疑并致力于解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这样一支最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流派,它从传统经济学的困境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深入展开了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它有三个特点:(1)采用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需求和供给,并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基础。因此,社会的分工结构是外生给定的,市场的存在及市场的大小也是外生给定的;(2)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厂商的生产条件主要由厂商的生产函数代表,而生产函数是产出和投入的关系,生产力与厂商规模有关,而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无关;(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是假定最优决策不可能是角点解,而进行的一种对内点解②的分析。这些研究前提和内容与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存在较大差异而遭到质疑。细想这些研究特点的产生,在分工与市场互为前提的条件下,个体网络决策决定分工的网络效应,因此,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但由于受当时个体网络决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前提的理论假定,导致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这也导致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分工研究的淡弃。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边际分析的概念,超边际分析方法为个体网络决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体说来,超边际分析方法的运用,首先是对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所产生的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不同角点之间进行总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终决定市场的均衡结构。由此产生的所有关于超边际决策(或任意一对参与者是否相联通)的信息称为“组织的拓扑性质”,而所有关于资源分配边际决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关,它被称为“组织的非拓扑性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各种决策问题。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仍然遵循马歇尔关于纯消费者和厂商截然两分的假定。在这个假定下,角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并且,经济组织的均衡拓扑性质不能严格定义。

直到20世纪末,由张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证明,才极大地推动了对分工网络效应的研究。张五常和文玫等人证明:如果采用一个斯密框架,则内点解就决不可能是最优均衡,而角点解则成为一个通例,其结果正好与外生给定的纯消费者与厂商截然两分前提条件下的结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揭示分工网络效应的含义,边际分析就不够了,超边际分析成为必需。到20世纪80年代,在此基础上,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遵循以上思路,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这些前沿经济学家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所展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理论学派所解决的问题是:资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在不同个体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下发展全社会分工水平,从而不断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而随着分工的演进,生产集中程度、贸易多样化程度、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每人的生产率、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都将随着分工的演进而演进。此后,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对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得以在具有新数学模型的现代躯体中复活。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复兴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该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共有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成为规定相应学科发展方向的共同传统。库恩给出了范式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用于范式内部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纲领或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对某种特定的范式而言,保护带是,由种种辅助性假说构成,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内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稳定的,不容改变的。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难发现,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亚当•斯密的阐释,其内容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但不幸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随后的一场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边际革命,则将这一核心问题逐渐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就由经济组织问题逐渐转向资源配置问题。

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其带来的结果是:(1)经济研究的重点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问题,转向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企业和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并变得越来越复杂等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无从解释;(2)由于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假定,使得专业化经济概念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专业化经济概念被规模经济概念所替代。事实上,专业化和企业规模是相关但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专业化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缩减有关,而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专业化与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经济相对应,而不同于规模经济;(3)在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中,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和均衡总是同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边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这个框架不能用来解释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却能提高总合生产力?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还有很多经济现象也都无法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来解释,比如:城市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市场的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比较优势和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等。

其实,马歇尔也曾注意到供给和需求边际分析的弱点,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分工的经济效果。但是,美国经济学家杨格(1928)指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的。杨格的学生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因为对所有企业都是外部性的规模经济,不过是一个毫无内容的空壳而已。但是,杨格也无法将他的思想数学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过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流传下来。

直到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发展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为处理分工和专业化问题涉及的角点解提供了有力的解决武器。一批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兴古典经济学用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及个人决策如何交互作用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遵循这一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来促进全社会分工水平的发展,从而不断地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对于一个给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这种给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局部均衡,而整体帕累托最优包括了最优资源配置和最优分工结构两部分内容,它被称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是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时意味着生产力最大化。但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着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时,帕累托最优不会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才会越来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意味着,交易效率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流通效率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它通过提高生产力,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市场决定最优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功能更主要表现在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最终决定的参与市场行为的组织效率上,所谓组织效率,是指给定产品的相对生产和消费量的情况下,分工水平和结构达到最优。而资源配置效率则只是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生产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时)对相对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优折衷。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特征:(1)每个决策者都是一个消费者——生产者,他们用边际分析对每个贸易模式计算资源分配,然后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来从众多的角点解中选择最优的贸易模式和专业化水平。这两步决策程序,就被称为超边际分析。最优决策总是一个角点解而非内点解;(2)生产函数是对每个消费者——生产者设定的,且代表每个人对所有可能的生产活动边干边学的能力。企业制度是随着在当个体决定去选择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劳动市场来协调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的分工时才会出现。同时,作为个体生产函数组合的企业生产函数也在事后出现。整个行业呈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分工网络,使得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的网络效果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帕累托最优效用边界可能不同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样,在竞争性均衡中,边际成本定价法不再成立。这一特征使它区别于所有有规模经济的模型;(3)交易费用对均衡的分工网络大小有着重要的含义。随着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扩大,总合生产力和社会福利会提高,而总交易费用也会提高。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内生了市场结构和分工水平,从而推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从关注资源配置问题向经济组织问题的研究转换。在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内,它逐步解释了分工的发展是如何引起市场的出现、企业和货币的产生以及失业和景气循环交替的原因,它解释了新产品、新行业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产部门的加深而出现,保险业如何为解决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问题而产生,分层金字塔交易组织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为提高交易效率而产生和不断演进……这些不但扩展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分支,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所有互相独立的个别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然后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缺点就可以被彻底克服。

四、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的总结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以专业化经济范畴取代规模经济范畴,以内生交易费用取代外生交易费用,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取代了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以角点均衡基础上的全部均衡取代传统经济学的全部均衡,将经济研究的核心从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资源配置问题重新转回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焦点——经济组织问题上来。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恢复了专业化和分工问题在主流经济学核心中的应有地位,同时,它以“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为其理论内核,形成了一个各学派都可以共享的统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从而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复兴。

注释:

① 角点解是指当一个决策变量的最优值取其最大值或最小值(为0)时的点解。

② 内点解是指当决策变量最优值的取值均在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不为0)之间时的点解。

参考文献:

[1] 杨小凯.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 杨小凯.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 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 杨小凯.在“电子商务与网络决策国际会议”上的讲话[r].北京:2001.

[5] 雷宏振,赵阳.新兴古典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范式革命[j].江淮论坛,2001(6):9-13.

[6] 李利明,邢惠清.《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简评[j].经济学动态,2001(1):79-80.

[7] 王拓.分工经济思想的发展——从亚当•斯密到新兴古典经济学[j].当代财经,2003(11):13-17.

[8] 于业明,王欣,王建军.新兴古典经济学述评[j].世界经济文汇,2001(2):10-12.

[9]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新兴经济篇（4）

二、新常态下新兴经济体转型发展面临的困境

新常态下，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日益增加。外部环境的恶化，加之受增速放缓影响而愈发凸显的国内结构性矛盾，新兴经济体转型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

（一）国际环境带来的转型发展困境

增长乏力将是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全球经济新常态，为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发达国家纷纷推行“再工业化”，减少经济活动的外包与离岸生产。受国际需求减少影响，以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为发展动力的新兴经济体，将遭受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出口贸易减少、国内失业率大幅上升等严重冲击。随着全球分工的不断深化，依赖廉价劳动力发展起来的新兴经济体，将陷入“保增长”还是“调结构”的两难境地。同时，美欧日等国发起的量化宽松政策，加深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新兴经济体政策调整难度加大。随着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结束，新兴经济体国内资本外逃、金融动荡、通货膨胀居高难下等都将加大新兴经济体政策落实的难度。除此之外，国际安全形势动荡不安，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加深，也使得新兴经济体陷入了“促增长”、“防风险”、“保稳定”的多重困境。

（二）内部环境带来的转型发展困境

受危机影响，新兴国家经济发展遭受重大打击，增速放缓，以前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下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收入结构等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新兴经济体迫切需要抓住全球结构调整机遇，实现经济社会转型。但从整体来看，新兴经济体转方式、调结构步伐仍相对滞后。新兴国家工业化模式多以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依靠廉价劳动力带动经济增长，工资水平受到国内、国际两方持续挤压，内需难以扩大，科技创新动力不足。同时，低端产业的长期发展、内外需求的萎缩，也使得产能过剩难题愈发突出，亟需为高端产业发展腾出足够空间。作为后发国家，新兴经济体还存在资本积累不足、基础设施建设缺乏、教育普及率较低等问题，转型发展所需的基础条件、人力资源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三、破解新兴经济体转型发展困境的对策建议

要破解新兴经济体转型与发展困境，必须坚持“四个更加注重”。

（一）必须更加注重生产活动的本土化，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新李斯特经济学认为，离岸生产及外包活动不仅造成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还会使得发达国家及欠发达国家国家利益均严重受损。新兴经济体要想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和发展，就必须在坚持国民经济优先发展的基础上，大力推行“去全球化”，积极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优先发展本国工业，再配以严格的关税保护，为本国工业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提高跨国公司离岸生产及外包活动准入标准，减少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民经济的控制，保证国民经济的独立性及完整性。

（二）必须更加注重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保护，实现向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跃升

新李斯特经济学主张，欠发达国家应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实行贸易保护，以构建完善的工业体系。新兴经济体要想成功破解转型难题，就必须在保障粮食安全、工业健康发展的基础上，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新兴产业。考虑到全球分工对新兴经济体幼稚产业的毁灭性影响，新兴经济体必须加大对幼稚产业的保护，在不妨碍新式设备和现代化生产资料进口的基础上，加大关税保护力度，以经济活动质的提升对冲量的下降，实现向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跃升。

（三）必须更加注重发展全民教育，为国内结构调整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新李斯特经济学认为，在国际分工深化的背景下，建立报酬递增的高端产业部门，离不开技术创新、教育事业的支持。新兴经济体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势必会对技术人才存量、劳动力素质提出更高要求。新兴经济体要想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转型与发展，就必须大力发展全民教育，提高教育普及率，增加教育财政支出，加大对国内劳动力的职业培训，切实提升工人素质，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强大的人才保障。同时以坚实的人才储备，迎接新一轮经济长周期的挑战。

新兴经济篇（5）

支撑新兴经济体增长的两大外部发动机正在慢慢熄火，一是美国提供的廉价资金，二是中国对大宗商品的巨大需求。中国新一届政府推动新一轮经济改革，打造内需型经济发展模式，对大宗商品的需求有所下降；美国在2013年底开始减少量化宽松的规模，预计退出量化的行动将是2014年美联储的主要任务。

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新兴经济体一枝独秀的风光日子便不复存在，2013年5月底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释放退出量化宽松的消息，而6月新兴经济体遭受了一场资本外逃的袭击，资本净流出220多亿美元，很多国家都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钱荒危机。经过半年的“消化”，当美联储真的开始退出量化宽松的时候，新兴市场保持了相对稳定，但这也预示着廉价资金的时代真的要结束了。

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的原因在于美国经济复苏态势较好，如果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增加未来通胀的压力。从理论上说，美国经济复苏会带动其他国家经济增长，但数据显示，美国作为最终消费品市场的角色正在退化，美国贸易逆差绝对规模和在GDP的比重都在下降，也就是说，对美国市场依赖性比较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很难从美国复苏中分到更多的好处。美联储在削减购债规模的同时，不断承诺将低利率政策保持到2015年，资金回流美国市场会不会使美元走强，新兴经济体可以从货币贬值中获得更多出口收益呢？答案似乎是否定的，2013年下半年新兴经济体货币大幅度贬值，贬值当然可以刺激出口，同时也增加了进口的成本，像印度等外汇储备并不足的国家，货币贬值并非好事。

从当下的情形来看，美国可以享受到低通胀、较高增速的舒适时光，持有巨额美元外汇储备的国家并不愿意看到美元大幅度波动，美元短期内不会走强，从而也助推美国出口增加。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经过几年痛苦的去杠杆化改革，经济增长已经有了比较牢固的根基，取得这样的成绩，美联储功不可没。当然，美联储的政策调整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了冲击，为避免大萧条，美联储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几万亿美元廉价资金流向新兴经济体，从而推高了这些国家的汇率，这被巴西财长曼特加称为“汇率战争”。而当美国经济复苏之后，美联储又在控制货币的水龙头，新兴经济体货币贬值，资金外流，资金大进大出容易引发货币金融危机，但新兴经济体并没有办法控制，只能夯实国内经济基础，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廉价美元掩盖了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无论企业还是政府都以借债推迟改革或者调整。企业借债扩张，政府举债代替财政改革，其结果是一样的，风险意识淡漠，风险积聚，一旦资金流向大转，危机旋踵而至。在廉价资金的泡沫之下是世界经济的真实结构，即新兴经济体依然处于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带，虽然在过去几年中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发达经济体，但是结构优势依然在发达经济体手中。目前年营收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有3/4来自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的股市市值仅占全球的35%，新兴经济体要获得结构性的优势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在外部增长动力减弱之后，新兴经济体的改革时代随之而来，因为任何改革都不是在顺境中推行的，相反几乎都是危机倒逼的产物，比如上个世纪90年代印度的改革就是在外汇即将告罄的时刻启动。

改革与震荡

新兴市场的改革已经悄然启动，巴西央行已经连续6次提高基准利率到10%，而印度央行行长拉詹上任之后将遏制通胀作为核心的政策目标。印度卢布、巴西雷亚尔的币值已经趋于稳定，而两国的通胀压力依然不小，未来的改革需要从货币领域进入实体经济领域，以市场化为经济增长找到新的动力。新兴经济体面临着消化债务，控制通胀，保持经济增长的种种难题，随着这些难题的破解，新兴经济体有望进一步提升在全球经济结构位次。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新兴经济体很快恢复，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也是新兴经济体被看好的主要原因。但事后来看，这样的增长基础是不牢固的，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首先是一场金融危机，新兴市场国家要么金融市场比较封闭，要么金融市场比较狭窄，因此对金融危机的免疫力较强。

更重要的是，美国在危机之后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新兴经济体也随之跟进，货币与财政双重刺激经济增长。几年之后，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规模和债务率都大幅度增加，而美联储结束量化宽松之后，长期利率水平必然上升，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压力剧增，巴西的信用评级距离垃圾级别只有两档。在发达经济体完成债务去杠杆化之后，新兴市场国家则需要直面自己的债务问题。新兴市场国家虽然拥有全球主要的外汇储备资源，但是相比于美联储握有的货币霸权，外汇储备主要用于防御。

新兴市场国家多半处于中等收入阶段，这也是一个危机多发的时期，经济增长需要更加公平有效的市场来支撑，分配正义成为必须破解的难题。巴西、泰国等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震荡与社会运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分配问题没有解决好。

在分好蛋糕与做大蛋糕之间，政府处于一种两难选择，更进一步来看，分好蛋糕是做大蛋糕的前提，但是既有的利益格局日渐僵化，政府需要坚定的改革决心才能平衡各方关系。政府习惯性的思维是增加补贴，缓和民众的不满情绪，印度国大党政府不断提高粮食和能源补贴，但治标不治本，补贴增加而投资没有跟进，最终增加了通胀压力。破解通胀的根本之道还是增加投资与供给，巴西因公交车车票价格上涨而引发全国性抗议，根源还在于公共交通服务匮乏。

2014年巴西、印度、印尼、土耳其、泰国等多个新兴市场国家面临大选，为了获得更多选票，政客很少有勇气削减福利开支，因此，权力更迭也会进一步延缓结构性改革的实施。主张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的印度人民党在地方选举中大获全胜，若在大选中获胜，印度有望在下半年重启市场化改革。2014年也是新兴经济体重新选择经济增长方式的一年，既有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除了改革之外，别无他途。

新兴经济篇（6）

不平衡是本次世界经济复苏的一个突出特征,主要表现为新兴经济体相对于发达经济体更为强劲的增长。

2009年,发达经济体负增长3.2%,明显低于-0.8%的世界经济增长率。世界经济没有严重恶化应该归功于发达经济体以外的因素,其中尤以中国和印度等国为甚,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8.9%,印度为5.6%。

在工业产出方面,主要新兴经济体均已实现增长率转正,而这一数据更加凸显了世界经济复苏状况的不均衡: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中,仅日本在2009年12月实现了5.3%的小幅增长;韩国、印度、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在2009年底则都实现了10%以上的强劲增长,尤其是韩国2009年12月工业产出增长率高达34.9%;俄罗斯和印尼等国虽然出现了连续两月的工业产出正增长,但涨幅仅为1%-2%;墨西哥和土耳其两国的工业生产仍然处于收缩状况,尽管程度有所减轻。

新兴经济体工业产出率先复苏并不能说明这些国家已经与世界其它经济体、尤其是发达国家“脱钩”,从另一个角度看,反而是“挂钩”的明证。因为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状况的改善和国际贸易的正常化是新兴经济体工业产出增长的重要动力。

随着宏观经济状况的好转,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物价有所回升,通胀压力加大。为了救助危机,各主要政府都实施了数额巨大的财政刺激政策和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尽管这些都是避免大衰退的必要举措,但更为审慎的看法认为,私人预期与实际经济活动的逆转可能是非常迅速的,如果政府没有及时认识到这种逆转并且迅速收回过剩的流动性,那么通货膨胀可能马上跃升至难以接受的地步。

从新兴经济体近来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情况看,绝大多数国家的CPI仍然维持在2%-6%的可控水平,并且基本上明显低于2008年9月危机爆发前的状况。印度与俄罗斯可能是两个例外。俄罗斯在普遍的物价回升中维持了2008年10月以来CPI下降的趋势,而由于食品价格连续加速上涨,印度2009年12月的CPI同比增长率高达14.97%,以至于1月29日印度央行将商业银行的现金储备率上调75个基点,成为金砖四国中第一个收紧货币政策的国家。

新兴经济篇（7）

金融风暴引发的惊涛骇浪席卷全球之际,新兴市场经济当然也无法幸免。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这“金砖四国”也好,其他小的经济体也好,都无一例外地遭受出口大幅下跌的冲击。其中,俄罗斯出口额在短短半年就从2008年的高点下跌超过60%。种种形式的出口补贴于事无补,刺激内需的努力前景不明,人们的信心一度随之跌向深渊,不知何处是底部。

不过,随着全球复苏的曙光初现,新兴市场经济也渐渐走出谷底。过去几个月间,新兴市场国家的制造业有所恢复,其工业产出二季度环比增速折年率达到了17.2%。融资环境也正在改善,新兴市场国家债和公司债之间利差已经由之前的近400个基点下降至200个基点以下。

资本市场表现则更为积极,2009年3月以来,MSCI(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金砖四国”指数上涨幅度高达85%,远远超过了同期发达国家的表现。

不过,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能为全球复苏贡献多少呢?

全球不同热

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模式不尽相同,它们在经济危机中面临的困境也差别极大。一般而言,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在其经济体系中均占重要位置,但在全球贸易萎缩大背景之下,不同国家的命运大相径庭。

“金砖四国”中的中国和印度,二季度GDP同比增长7.9%和6.1%;包括印尼、菲律宾在内的一些东南亚国家,在二季度也均实现了正增长。单以二季度数据衡量,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表现要好于南美、东欧和非洲新兴市场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中二季度出现负增长者众多,其中俄罗斯最为引人瞩目,其GDP跌幅高达10.9%,在“金砖四国”中表现最差。

“俄罗斯经济主要依赖商品出口,而且金融市场融入国际金融体系,因此,受影响最为明显。巴西虽然对出口也有依赖,但受到影响要小得多,而且其银行体系虽然规模较小,但管理较为规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国际经济项目主任、世界银行国际贸易局前局长尤里达杜什(Uri Dadush)称。在他看来,那些对于出口依赖性较弱,且银行体系较为健康的发展中国家,相对而言更具有防御性。

不过,对于那些多元化出口国,比如印度,也可能面临着其他风险。达杜什认为,出口占印度GDP比例不大,国际收支账户比较健康,但其财政收支的可持续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当然,“最危险的国家是那些具有较大收支逆差,并且使用短期资本流入来抵消逆差的国家。”达杜什警告,现在部分东欧国家正在重复当年泰国和印尼的错误,“这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错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7月的报告预计,发达经济体在2009年和2010年的经济增速将分别为-3.8%和0.6%,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速则将分别达到1.5%和4.7%。

IMF认为,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亚洲由于中国和印度财政刺激政策的积极效果,经济前景明显好于拉美、东欧、中东和新兴非洲,但是,近期亚洲经济增长的加速很可能消失,除非发达经济体先行复苏。

但这种愿望未必能实现。经历连续下跌之后,发达经济体未来两个季度经济很可能实现低位反弹,但无奈其最终需求仍将疲弱。如果失业率持续走高,居民消费意愿保持低迷,加上减税和政府转移支付等刺激手段效果渐弱,发达经济体将不得不直面消费之困。

巴克莱资本驻纽约新兴市场策略部门负责人、IMF前经济学家李维・耶亚提(Eduardo Levy-Yeyati)称,当前发达国家恐怕只能实现温和的经济复苏,因此,依靠出口推动的新兴经济体的中期增长速度,也很难恢复到危机以前的水平。

在他看来,各个地区发展策略有所区别。对于亚洲国家来说,如果能够增加内需在经济中的比重,那么之前保持的高速增长可以得到维持。拉丁美洲从2000年开始就展现较强的稳定性,但投资增速可能不足,因此潜在增长率不会很高。“对东欧来说,虽然可能因为采用欧元而获得经济支撑,但在这之前,先要把过度负债的问题解决掉。”耶亚提对《财经》记者称。

“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应该保持其对GDP的正贡献,但无需保持两位数的出口增速。”在耶亚提看来,最重要的是扶持内需。

不过,即便是现在,促进内需也是障碍重重。其中,失业率的上升和惜贷情绪的蔓延无疑最为致命。以东欧为例,截至7月,很多东欧新兴市场国家失业率已经临近10%甚至更高,远高于欧盟平均水平。东欧的困境,折射出的不仅仅是世界某个角落的现状,东欧和西欧之间唇亡齿寒的关系意味着,一旦其经济垮掉,受累的可能不仅仅是它自己。

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经济高级研究员罗思(Venessa Rossi)看来,今天的东欧在某种程度上也像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不仅经济增速快速下降,而且还欠下巨额债务。“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罗思说。如果德国等西欧国家不提高消费支出,不从东欧进口,东欧的产品就卖不出去,偿还不了债务,也就不能从西欧买更多的机器;而西欧失去了东欧的出口市场,工厂停工,消费需求又怎么得以提升?

远虑与近忧

另一个不确定性在于,银行信贷依然低迷,特别是私营部门,信贷状况仍在不断恶化中。直至目前,欧洲和拉美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其私营部门信贷仍然保持巨幅下挫的趋势。按法国巴黎银行的推算,在过去两年中,该地区私营部门贷款增速始终保持下降趋势,相比两年前接近30%的贷款增速,目前贷款增速已经回落至10%之下。

这种情况固然与银行“惜贷”情绪有关,私营部门需求不足,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不确定的经济前景下,不管是企业还是居民,都会十分谨慎地对待自己的资产负债表,这种谨慎,不仅会打压消费,同时也会令企业投资数字变得黯淡无光。

对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断言其已经安然度过金融风暴,依然为时尚早。

“道理虽然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并不容易。”在达杜什看来,健康的宏观基本面、完善的金融监管以及可持续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是必备条件。“一些东欧国家,正在重复历史上的错误――借入大笔短期资金,然后贷出长期资金。这种情况必须有所改变,只有长借长贷,引入长期资本,才能保证自身安全。”

随着很多发达国家大幅降息,直至接近零的位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很多投资机会开始浮现,“这也是很多新兴市场国家要维持资本账户管制的原因。”在达杜什看来,如果不慎重应对资本流入的问题,很可能为金融危机埋下伏笔。

在法国巴黎银行新兴市场分析师Franois Faure看来,资本大量流入新兴市场,将增加这些国家经济的脆弱性。“市场上流动性仍然相当充裕,一旦资产泡沫形成,可能威胁至实体经济的复苏进程。”

“我们不仅仅要关注资本流动规模,更重要的是,要了解这些资本是怎么流入的,它们的特征是什么,究竟是短期的‘热钱’,还是在基础设施、生产型企业上的长期投资。”达杜什称。

另外,退出策略选择时机也是重要因素。“未来三个月到六个月,复苏能否顺利向私营部门扩张并持续下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何时执行退出策略。”在达杜什看来,要保证退出策略不要太早,也不要太晚出现,选择恰当的方式,并完美地协调各国行动,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亦持有相同观点。9月4日,在德国中央银行年度讲座发表演讲时,斯特劳斯-卡恩表示,只有清楚地表明经济复苏已经稳固、就业改善已成定局时,才能实施“退出政策”。

自今年3月以来,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大幅下降,实体经济也出现诸多复苏信号。美元再度遭遇快速下跌。在此过程中,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兑美元汇率则被动出现上扬。一旦汇率上涨,这些国家出口是否会再度受挫下行,风雨之中,归途何在?

新兴经济篇（8）

从许多角度来看，这都是一项巨大的成就：中国正在走出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下滑，第二季度经济较去年增长7.9％，高于第一季度的6.1％增幅；印度宣布第二季度经济增长6.1％；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亚洲主要经济体均已重新开始经济增长；即使是欧元区的两大经济体――德国和法国也已踏上复苏之路。

然而，我们不能沾沾自喜。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仍是全球贸易的主要引擎)美国仍处于衰退的阴霾之中。这也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经历的最漫长、最严重的衰退。企业不断裁员(主要是美国及欧洲)，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口再度陷入贫困，同时，全球金融机构在撤销超过1.6万亿美元的信贷亏损之后，对借贷及投资依然十分谨慎。

由此不难看出，全球决策者有足够的理由延续其精心设计、但实施不到一年的财政及货币刺激方案。毫无疑问，各国政府及央行确实需要制定同样协调一致的退出途径，以在全球经济真正摆脱危机时回收规模空前的流动性。但这个时刻尚未来临。

事实上，匹兹堡举行的G20峰会恰逢其时。全球领导人必须认识到，如果美国、欧洲及日本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得不到控制，这些国家的消费者未能减少债务、增加储蓄以及扩大消费，那么目前的全球经济复苏局面将不堪一击。

除了延续宽松的货币及财政政策外，齐聚美国制造业中心的决策者，还须反思目前已在解决危机产生的根源――全球失衡问题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由亚洲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累积的过剩流动性流入西方，并经投资于西方的政府债券令全球利率维持于低水平，同时导致美国及西欧消费者的过度开销现象加剧，使得全球经济出现失衡。

尽管因经济及金融危机导致西方消费者削减开支，亚洲出口型国家年内的贸易盈余已大幅减少，但无需多时亚洲的消费需求将大幅回升，这足以弥补西方的消费需求下滑。而实现由消费带动的增长模式对亚洲各国至关重要，但这需要数年的时间。亚洲各国政府正在解决的是：为人民提供社会安全网络以及医疗卫生保障，这从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消费者为不时之需而过度储蓄的问题亚洲各国政府还需继续通过实施经济改革、创造就业机会以及提高整体生产效率及生产水平，此外，深化及扩大亚洲的资本市场，以为吸收当地居民的巨额储蓄资金做准备。一直以来，亚洲企业过分依赖股市融资，经常导致市场波幅过大，甚至催生资产泡沫缺乏深入而流动性强的企业债务市场也限制了企业获得长期资本的途径。

显而易见，对西方国家而言，修复金融及经济危机对国内经济造成的影响并实现可持续增长需要漫长的时间。为此，推动相对更快经济复苏之路的重任，主要落到了中国、印度、韩国、印尼及其他新兴市场大国的肩上。

新兴经济篇（9）

在刚刚结束的“科技三会”（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创新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不创新不行，创新慢了也不行。如果我们不识变、不应变、不求变，就可能陷入战略被动，错失发展机遇，甚至错过整整一个时代。”

离开科技创新，中国的实体经济将必然丧失主动权。

认识我们的危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取得巨大的发展成就，但也付出了沉重的资源与环境的代价。中国虽然成为了制造大国，都远远称不上制造强国。

这里不得不提到工业4.0。工业4.0是德国政府提出的一项科技战略，旨在提升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建立基于适应性、资源效率及人因工程学（研究人和机器、环境的相互作用，使设计的机器和环境系统适合人的生理、心理等特征，达到在生产中提高效率、安全、健康和舒坦的目的）的智慧工厂，在商业流程及价值流程中整合客户及商业伙伴。其技术基础是网络实体系统及物联网。

以西门子未来工厂为例，这家工厂24小时运转、每1秒出一个产品、合格率99.9985%、约1200名员工、5公里地下元器件运输带、磁悬浮运输带。这家工厂从建成以来，产能提高了8倍，但生产面积、员工数量都几乎没变。其生产设备和电脑可以自主处理75%的工序，只有剩余25%的工作需要人工完成。

这种生产模式效率高，成本投入低，产品质量有保障。相比之下，在我国，即使是作为智能制造领域主要行业之一的工业机器人，也只是处在以搬运和上下料机器人等中低端产品为主，那些应用于汽车制造、焊接等领域的高端工业机器人市场则主要被日本和欧美企业占据。

我们实体经济的发展主要靠成本优势、市场优势、规模优势。但随着全球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升，经济整体环境的改变，这些优势完全缺乏可持续性。对于中国实体经济来说再不搞科技创新，我们与国外先进科技的差距将产生质的鸿沟。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科技革命总是能够深刻改变世界发展格局，所以，我们要做到因势而谋。

科技创新谋转型

去年，中国人在日本疯狂消费了一阵子，这个事情影响很大，当时很多国人跑到日本去抢购电饭煲、马桶盖，当然还有各种食品、药品。其实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人都是各大购物节、购物商场抢购的主角。有这么一个故事，去年圣诞节，在中东某高级酒店的入住率中，98%都是中国人贡献的。这说明国人不缺购买力，那么缺的是什么？

今年初，总理在参加一个有关钢铁煤炭行业产能过剩的座谈会时，他举例说，中国至今不能生产模具钢，比如圆珠笔的“圆珠”都需要进口。不是总理说出来，恐怕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到中国连圆珠笔的“头”都生产不了。从此看来，我们并不缺少需求，而是缺少更高水平的供给。

科技创新的影响力，不仅仅体现在国人的舍近求远的抢购，还实实在在的影响了劳动生产率和国人的就业环境。前一段时间有则新闻，说富士康科技集团已大量引入机器人，完成重复度高的装配工作，仅在中国南部一家工厂就要裁员约6万人。单从投入产出消费比来看，此举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增加企业利润。另一个例子是福建某科技公司，其车间原来需要1100多人，在进行了智能改造后仅需使用350人。按照测算，人少了效率却提升了约48%，而根据人工投入成本来算，即原来是1100多人创造10亿元的产值，现在是350人就可以创造这10亿元产值。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近日，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为我国指出了“三步走”的创新发展目标：第一步，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第二步，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第三步，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当前我国有一批握有创新技术和影响力的企业，在通信、电子商务、高铁等领域正在充当行业“领跑者”。我国经济要想实现持续的发展，甚至实现“弯道超车”，在新兴产业、新兴领域尤为重要，在这两个领域，所有国家都处在同一起跑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相当于开辟了一个新的赛场。所以说，每一次科技创新、产业革命，都是一次世界性的机遇，抓住了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

时代的需要

当前中国发展再一次走进历史的关键时点：经济增速放缓、产能过剩、外需严重萎缩、制造业低成本优势的丧失、老龄化趋势明显、资源环境成本提高、经济结构亟待转型升级等。因此在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央反复提到改革创新，最近又一再强调科技创新，这些新举措都是在为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实体经济的未来谋出路。

在未来的15年里，中国的人口红利还在，正好可以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实现经济的突围。我们过去的高增长核心是人口，改革开放就是对人口造富能力的释放。我国人口出生率的高峰期在1966年到1973年，一共出生将近5亿人，随后因为计划生育，我国人口出现了断崖式的结构变化。这就意味着到2033年，这5亿人都会变成60岁以上的人口，再加上2亿的被抚养人，抚养比达5：9。我国人口红利也就结束了，这直接会导致用工短缺和劳动力成本的加速上涨。

新兴经济篇（10）

巴西圣保罗大学的教授Hsia在接受采访时说，巴西政府出台的政策最重要的不是对股市的干预，而是对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的干预，政府非常重视市场的流动性。

目前政府正在鼓励巴西大的银行重新开始将贷款给企业，特别是开办在农村的企业以及农户，这对于巴西农产品的出口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前中小银行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利润空间并不大，不过尚未出现银行破产的情况。企业目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企业融资。巴西金融市场透明度很低，银行出现大量惜贷现象。由于国际金融市场的未来还是个未知数，因此各家银行都在持观望态度。

但巴西实体经济的稳定对投资人来讲无疑是最好的投资信号。目前撤离巴西的只有那些投机的企业，而专注自己领域的企业依然看好巴西的投资前景。（万相辛）

印度：赤字、通胀、外资撤离威胁增长

自危机发生以来，印度政府希望通过加大对基础设施投入等扩大财政支出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但印度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赤字已经超额，更大的投资行为将导致财政赤字负担加重。而且截至今年7月，印度的CPI指数高达12.1%，持续了13年的物价上涨已让很多百姓产生不满情绪。

面对金融风暴，印度资深经济学家Subramanian Swamy告诉记者，在次贷危机中，印度的房地产市场未受冲击，因为大多数交易是现金支付的。但印度经济将在两个方面受到大影响：国外直接投资和进入印度股市的外资减少。

印度目前的问题是，原来的股市对外资不开放，但2002年之后，印度财政部长修改了“参与凭证”，外国资本大数量涌入，参与凭证现在占整个海外流入资本的55%以上，这些钱推动着资金供应。未来，粮食贸易和参与凭证的问题，仍是推高印度通货膨胀的主要动因。

Swamy认为服务业目前是印度经济的主要推动力，而软件和建筑业在其中尤其重要。软件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印度IT业很多客户来自华尔街，而金融危机对印度软件服务企业来说,意味着融资市场的紧缩。

对印度建筑商而言，通货膨胀导致印度央行不断加息，寻求外资支持又恰逢外资撤离，房地产业的资金链条将日趋紧张。（韩杨）

俄罗斯：经济增长黄金十年结束

从2008年的5月至10月，俄罗斯的股票市场蒸发了2/3的价值。造成这一轮经济震荡的原因，部分是由于世界金融危机，部分是世界油价的下跌。同时，由于金融危机的快速蔓延和俄格争端的影响，自2008年8月开始的资本外流潮，使得到10月初为止，银行系统的可自由兑换外汇储备损失了近400亿美元。而俄罗斯的工业产品输出量自五月以来就没有再增加过。

俄罗斯新经济学院教授弗拉基米尔・波波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本轮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不景气使得能源产品的价格继续下降，俄罗斯过去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或许即将结束。

波波夫说近几年，俄罗斯经济繁荣几乎完全建立在高企的能源价格基础之上。但出口能源带来的巨额利润，没有输入到俄罗斯经济发展的“短板”中去，即公共产品的供应和对非能源产业的投资，同时，教育、医疗、公共建设和法律建设等各方面都面临严重的资金不足。

波波夫认为政府的救市政策是有一定的作用，可以对防止银行系统的崩溃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无法阻止随之而来的实体经济的不景气。最终，没有竞争力的企业会被以小于它几个月前的市价低很多的价格卖掉，或者直接破产。并且必然会造成随之而来的裁员和减产。

但是，到今年10月高达5500万亿的外汇储备给俄罗斯下一步的发展和经济“软着陆”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按照当前的200亿美元/月的损耗率，俄罗斯还有多于两年的时间去恢复和调整自己的经济模式。(王晓明)

印尼：最大挑战还是通胀

IMF已经将印尼2008年的经济增长率小幅下调至6.1%，但在金融危机全球蔓延欧美经济显著放缓的形势下，这样的增速仍然令人刮目相看。

印尼科学院经济研究中心发言人Peplipi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印尼经济目前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通货膨胀。5月份时核心通货膨胀率就高达8.7%，远远高出了印尼央行对2008年4%至6%的通胀预期。而到7月底时名义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了11%，有分析预期年内会上升到12%。在这么大的通胀压力面前，印尼央行此前坚持缩紧银根，5月以来数次升息，从8%涨到了9.5%。

印尼的经济增长正遭遇着很大的挑战，印尼的前两大出口市场日本和美国都在收缩，而国内市场则正承受着通胀的巨大压力。在经济放缓的压力之前，政府需要重新评估货币和财政政策。（郑博宏）

土耳其：经济已经在衰退之中

土耳其商业银行的经济学家Alper Gurler告诉记者，在这场危机中，土耳其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因为国内外信贷市场的糟糕状况，借贷成本已经显著提高了，而内需和出口市场需求都下降了，这样土耳其的经常账户赤字进一步提高，这会成为下一段时间土耳其经济的主要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