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文化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苗族文化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苗族，是我国一个古老的民族，是远古时代“三苗”的后人，在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中位居第五位，主要分布在西南和中南的七个省市。其中云南的苗族人口数位居第三位，仅次于贵州和湖南，而云南的苗族主要分布在文山州、红河州和昭通市，屏边县就是位于红河州内的一个苗族自治县。屏边苗族使用川滇黔方言，属于白苗、青苗、花苗和绿苗。

芦笙是苗族文化的代表，是苗族文化的象征，芦笙文化在苗族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苗族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只要有苗族的地方，就有芦笙，就有芦笙文化，这一点在屏边苗族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屏边苗族芦笙文化源远流长

通过历史文献记载和苗族人民的口头传承的文化来看，芦笙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

关于屏边苗族芦笙的由来有一个传说：远古时候，两位老人仅有一个孩子，他对老人十分孝顺，父母为其取名孝子。一日老母病故，乡亲们要分享老母的肉，孝子不肯，哭声惊动了天上的王母。于是，王母送给孝子柱子一根，吩咐他制成芦笙，再宰一头牛，将牛皮制成鼓，一边吹芦笙，一边请人击鼓，乡亲们分享牛肉后，将其母抬到山上安葬。从此，苗家人学会了做芦笙。

历史文献中也有关于苗族芦笙的记载。《宋史·西南夷》中记载：“诸夷进贡方物……一人吹瓢笙……”可见，宋元时期芦笙乐器已经是“蛮夷”向朝廷进贡的贡品。《南诏野史》载：“男吹芦笙，女弹口琴，唱和相说，即为夫妇。”清田雯蒙斋《黔书》载：“每岁孟春，苗之男女相率跳月，男吹笙于前以为导，女振铃以应之，连袂把臂，宛转盘旋，各有行列。”《续云南通志》载：“婚姻不先通媒妁，每于岁正择地树芭蕉一株，集群少吹芦笙，月下婆娑歌舞，各择所配名曰‘扎山’。”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也有对芦笙的记载：“农隙时，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数人吹笙在前导之。”除此以外，在屏边苗族的婚俗、祭祀等活动中都能见到芦笙的身影。

由此可见，芦笙文化自古就与屏边苗族结下了不解之缘，它随着屏边苗族的繁衍而代代流传，已经成为屏边苗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屏边苗族芦笙文化的重要地位

哪里有芦笙哪里就有苗族，屏边苗族芦笙文化经历史的沉淀和一方水土的孕育，已经凝聚了浓厚的乡土文化底蕴，在当地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以下几点可以看出：

第一，在喜庆节日、恋爱、祭祀等活动中都离不开芦笙，离不开芦笙舞。

在苗族的重大节日中，必吹芦笙。每年的正月初二到初六是苗族的“花山节”，也称为“踩花山”，是苗族最重要的节日。节日开始身着鲜艳服装的男男女女从四面八方赶来，共同欢度节日。第一天，主办人准备一些酒放在花竿下面，芦笙师傅先吹响芦笙，围绕花竿跳三圈，主办人祈祷后，宣布节日开始。可见芦笙在民族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节日期间，一个重要的节目就是“赛芦笙”。小伙子们吹起芦笙，跳起优美的芦笙舞，博得周围姑娘们的欢心。除了在节日期间，小伙子还会到心爱的姑娘家对面吹奏芦笙来表达心意。可见，芦笙也是苗家男女的媒人。

屏边苗族在祭祀的时候对芦笙的使用最多，并且有专门的调子，而且学习和使用的时候也特别讲究，专门用于祭祀的调子不能在家学习，不能向家人学习，而需要到外面向其他的芦笙师傅学习。例如《入棺调》《指路调》等等，都是祭祀调。吹奏祭祀的调子有一个完整的套路，根据演奏时间段的不同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天黑调子（时间为天黑到晚上十点，其中包括晚饭调子）、半夜调子（凌点到凌晨两点）、鸡叫调子（凌晨三点到凌晨六点）、天亮调子（凌晨六点到早上九点，其中包括早饭调子）、中午饭调子（早上九点到中午十二点）、散调又称玩耍调（中午十二点到天黑）。在这些调子当中有一部分只能在祭祀活动的过程中演奏，为起始调，它是在吹奏整个套曲之前所吹奏的调子，为固定调子。不同的芦笙师傅吹奏，个别地方会有所不同，但是总体框架是一样的。套曲的下面配有词，内容大意是怀念死去的人，诉说死者生前的是非好坏以及家人和朋友对他的怀念。

第二，吹芦笙和跳芦笙舞是芦笙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

“吹芦笙必跳芦笙舞”，乐、舞、唱的结合使得芦笙和芦笙舞密不可分。芦笙师傅一般不仅仅会吹芦笙而且还要会跳芦笙舞、会唱芦笙套曲。“蒙施”（青苗）、“蒙卑”（花苗）、“蒙楼”（白苗）吹的曲调各异，但是内容和舞蹈动作大多一致。它的用途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1．祭礼性舞，包括《引子》《开门舞》《入棺舞》《早饭舞》《午饭舞》《晚饭舞》《指路舞》《带路舞》《出丧舞》等十余种。

2．自娱性舞蹈，包括《三步跳》《挤斗》《玩耍舞》等。《玩耍舞》无论婚、丧还是节日都跳，以15个动作为主：高桩转步、苍蝇搓脚、施转、转座、倒立、拍脚掌、蹲让、矮桩转步、滚牛皮、拿酒喝、单腿蹲、后滚翻、松笙抬脚、龚达、双人重叠。伴奏乐器是芦笙，表演者自吹自跳，反复数遍，直到耗尽力气为止。

三、屏边苗族芦笙文化的社会作用

第一，芦笙是屏边苗族人民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只要芦笙一响，屏边苗族人民从四方闻风而来，大家争相吹奏芦笙、欢跳芦笙舞来表达他们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感情。在悠扬的芦笙音乐中，每个人都会感受到它所蕴藏的民族智慧和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这就是文化艺术的精神力量，使得人们之间更加和睦，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得到加强。

第二，芦笙文化在国内外社会文化交流中充当了领军人物。在云南的艺术团体中有“三山一江”的说法，“三山”中就有屏边的大围山，所指的就是屏边歌舞团，它主要以发展和弘扬苗族文化为特色，芦笙是他们的一大特色。该团创作的作品《芦笙欢歌》荣获省级和州级多项大奖，并多次到美国、荷兰等国家演出访问，受到好评。他们将芦笙文化带到了国际舞台，宣扬了民族文化，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在世界民族的大融合中，屏边苗族芦笙文化正在以它特有的风格和魅力，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屏边苗族芦笙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漫漫历史长河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是我国民族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在滇西南民族文化沃土上，它将不断地发展和壮大，继续散发耀眼的光芒。

篇（2）

1.屏边县苗族文化的多样性

在屏边这片广阔而神秘的土地上，生活着苗、汉、彝、壮、瑶等17个民族，总人口15.3万人，其中以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64.18%，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生产性文化、生活性文化、观念性文化等多种多样文化。屏边的苗族大多居住在高山地带，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塑造出了一系列与山地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生产性文化模式，刀耕火种盛行千年不衰。围绕着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苗族早已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各自的生产性文化体系，伴随着耕种过程，一系列农耕礼仪为特征、反映民族神缘的精神文化生活也随之展开。

处于不同生存环境中的屏边苗族，为了生存，还以其特有的方式来顺应和利用客观的外部环境，在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中创造了自己特有的生活性文化，同时衍生出相应的人生礼仪。例如：“苗族鸡生”、“纺麻”、“织布”、“手工刺绣”、“蜡画”、“民歌民谣”、“花山节”、“苗族服饰”等等，时代在前进，人类在进步，这些生活性文化也常处于流变之中。受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在屏边的苗族生活中，观念性文化也有所不同，其中，就有较大差异。规范性文化与人们的行为紧密联系着，常常从人们的行为方式中表现或折射出来。道德作为一种规范性文化，是一定的民族群体所认同和接受的人际行为准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苗族人民通过相互交流、交融、其文化中所包含的伦理道德精神也不断相互渗透，从而形成了许多与中华民族一致的伦理倾向和道德品质，如讲礼仪、重情感、重承诺、疾恶如仇、尊老爱幼、以群为重等。这些规范性文化中包含着的道德传统，是苗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大厦的坚实基础和不可或缺的材料。

2.屏边苗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2.1理性地对待苗族生活性文化事象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每一个文化事象都有它产生和存在的合理性，然而，随着历史和人类社会不断进步，有的文化事象被淘汰了，有的自行消失了，有的至今还保留着。屏边的苗族也有许多至今还保留并仍起作用的民族文化事象，这需要我们去理性地分析对待，不能采取“一刀切”或“一锅煮”方式，应分清情况，分别对待处理。有的苗族文化事象无先进或落后之分，不会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相冲突，但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如苗族服饰、苗族歌舞等。对于这些文化事象，可以无须干涉，任其发展，或者略加引导，使之在经济建设、社会文化建设、丰富苗族群众的生活方面发挥作用。有的文化事象与现代生活不相适应，如重男轻女思想严重，供男子上学，不让女孩子上学；迷信，不信科学，生病不到医院就治，而要搞迷信医治；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创新意识不强等等。对这些文化事象，我们应该通过教育提高群众的认识能力，教其扬长避短加以改造，使之化害为利。有的文化事象与现代方式基本一致，如苗族人民在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讲诚信、以群为重，尊老爱幼，以重情感为基础的自由婚恋等。对这类文化事象，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让它们成为苗族进步，社会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依托。社会不断进步，屏边苗族人民的生活条件也不断地得到改善，传统的文化也在不断发展着。

2.2批评性地传承屏边苗族规范性文化

面对屏边县苗族传统的规范性文化，我们要用现代文明的精神加以检验，根据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加以取舍、改造、传承发展。民族习惯法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于民族社会中的“法律”，在现阶段，一些苗族习惯法在屏边县的苗族社会的一定范围内仍发挥着作用。对待这些民族习惯法，我们不能用“一刀切”，应加以区别对待，只要与国家法律政策不相冲突的就保留，让它们在现代化建设中继续发挥作用。同时，我们也要主动运用国家法律来指导和引导它们的演变和发展。苗族禁忌习俗中，既有长期的生产、生活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也有迷信与偏见的沉积。我们要用现代的眼光看待苗族禁忌，破除那些毫无道理的迷信的、愚昧的禁忌，保留那些有一定科学性的，有利于人们生产、生活的禁忌。各民族的传统理论道德思想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份厚重的遗产，采取“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的态度都是不对的，阻碍人和社会发展的旧的社会理论道德，我们应该摒弃，对那些属于社会公德层次的道德，我们要直接保留略加以改造，让它们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砖石。

3.小结

篇（3）

贵州苗族蜡画是古老的艺术，又是年轻的艺术，现代的艺术，它有概括简练的造型，夸张变形的纹饰特点。从贵州苗族蜡画那绚丽缤纷的纹饰造型特点中，可以惊喜地发现勤劳的苗族人民拥有丰富的形象力与超凡的创作潜能。他们将娴熟的创意技巧与民族特色的审美意象完美地融为一体，创作出一幅幅精美绝伦的蜡画纹饰作品，震惊世界，从而立足于世界艺术之林。

1 蜡画纹饰的题材丰富

纵观贵州苗族蜡画中的图腾纹饰，主要使用的图案题材有自然纹样、几何纹样与其它纹样。在表现技法与造型创意上，展示了苗族人民将写实与写意的创作技巧完美结合，打破常规，无拘无束，将“万物可相互转化”的民族理念渗透到蜡画作品中。正因苗族人所拥有的审美心理，才有那神奇幻化的创意法则：神、人、兽、植物、几何可相互结合、互通互感，没有逻辑，没有限制。贵州苗族地区属于高原喀斯特地貌，群山环绕，绿色森林植被茂盛，这里成了动植物的天堂，为苗族人创作蜡画提供了题材和内容。从人物鬼神到动物花草，民风民俗到日月星河，自然界中的任何事物通过苗女奇特的想象力，使其纹饰“源于自然，而超于自然”，产生出独具民族特色的蜡画纹饰，渗透出大山中古老质朴的神秘气息。

1.1 自然纹样

自然纹样从造型上看虽是对自然环境的写实记录，但并不拘束于自然形象中的细节。通过苗女对自然事物进行具象性归纳，并添加了夸张变形等抽象手法进行处理，使蜡画纹饰体现出写意的抽象造型，它们是大自然的馈赠，淳朴美丽。而蜡画纹饰中的复合纹样更是巧夺天工、奇特乖张，同时展现了写实与写意，具象与抽象相结合的特点。神话般的复合造型是以动物自然原型为基础创造的，这都是苗女们代代相传、奇思妙想的产物，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创作境界，显示出独特的民族韵味与神秘魅力。

1.2 几何纹样

几何纹样是人类最古老的图案之一，早在原始社会的人类祖先就已经学会在各种生活物品上使用几何纹样来进行装饰，属于人类早期的原始本能。而苗族祖先在与大自然的抗争中，融入了生命感悟与主观精神，使用单纯的、象征的纹饰符号进行记录，使之具有符号化的视觉美感，勾画了苗族先祖对自然意蕴的体味，表现出图案的象征意义。

1.3 其它纹样

其它纹样取材于苗族人生活中一种形而上的宗教意识形态。运用写实的艺术手法，不受透视的局限，将立体的宗教人物（神话人物、鬼神、祖先）用平面的方式展现出来。例如，苗族祖先的祭祀活动或者习俗活动等，画面属于无透视图案，刻画的所有人物基本上只有二维的正面与侧面。

2 蜡画纹饰的造型多样

贵州苗族蜡画纹饰的造型千变万化，风格纷呈，是一种随心所欲的夸张和异想天开的想象，不拘束于世间所有的规则。从苗族蜡画纹饰的造型中，体现了蜡画纹饰造型的特征：包容的原始审美意识、活跃的原始哲学认知、另类的原始造型观念、民俗的原始精神风貌。蜡画纹饰造型取材于自然物象，而自然物象奇幻多变、神秘莫测，苗族祖先怀着对大自然的揣测，使用描绘对象为媒介，并未受到自然光感、透视及原生态结构的限制。通过苗族人对自然物象的原始认知，采用夸张、象征、变化、寓意等抽象的艺术语言，遵循二维造型的形式法则，创造了许多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形象。

2.1 图案纹样

贵州苗族蜡画中的图案纹样是从苗族人对大自然的原始审美形态中发展起来的，是一种将思想精神用图案的方式物象化的过程。从表现方式看，图案纹样表现了平面的二维空间；从设计内涵上看，是心灵外化的精神符号，具有原始的符号感和神秘感。

（1）单独纹样：苗族蜡画中的单独纹样是一种独立存在的画面元素，是整幅蜡画中构成自由纹样、适合纹样和连续纹样的基础。蜡画纹饰造型中的人物、动物、植物、风景都属于单独纹样的形态范畴。第一，自由纹样：贵州苗族蜡画主体纹饰基本上都属于自由纹样，其作用在于对原生态蜡画的创作，仅仅是为了欣赏而作。第二，适合纹样：苗族蜡画的适合纹样，主要是为了在产品中的运用而设计，与之相对应的运用到产品的哪些地方，用什么方式表现；只有了解产品的限制条件，根据大小再进行蜡画纹饰的创作，这样的图案纹饰就属于适合纹样。

（2）连续纹样：贵州苗族蜡画纹饰中的连续纹样，其结构方式具有连续性和方向性，主要运用在花卉纹样与几何纹样上，作为整个蜡画画面的附属装饰。例如，主体纹饰四周的装饰图案，作为画面边框的装饰图案等，都可以使用连续纹样。第一，二方连续纹样：蜡画中的二方连续纹样最为常见，基本都以花卉、昆虫为原形，同时将这些单独纹样进行二次元延伸（上下或者左右，两个面），排列出以组为集合的几何纹样。第二，四方连续纹样：蜡画中四方连续纹样就是将自然纹样进行四次元的延伸（上下左右，四个面）、排列。

2.2 构图完整

贵州苗族妇女时时刻刻追求形式上的完整，即使比例失调、缺乏透视也要使造型显得完美齐全。蜡画纹饰的构图是在单独纹样的基础上发展成许多复合纹样与适合纹样，绘画性特征较强，装饰意味浓厚。苗族妇女既是生产劳动者，又是民间蜡画艺人，她们在创作中采用了绘画中的对称式构图、中心式构图、分割式构图或散落式构图等形式，将各种纹样精巧的组合在一起，形成了各种复合形以及形中有形；造型多种多样，变化多端，整个画面饱满和谐，富有想象力。其蜡画纹饰的构图不仅具备秩序性与平面性的特征，而且还具备了绘画艺术的艺术性、主题性、思想性、趣味性等特征。将装饰纹样与叙事情节巧妙地结合起来，在形式与精神之间开创出一个审美空间，把千变万化的各种形象通过心灵手巧的苗女物象化地融合到“艺术之果”当中，从而凸显出独有的民族精神内涵和返璞归真的艺术情操，将远古与当下、现实与想象完美地构成在画面中，既有绘画的主题性，又不失装饰意味的形式美和意态美。

篇（4）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3-59-62

湘西苗族的巫傩文化作为原始宗教的一种类型，也符合吕大吉先生的宗教四要素说，即宗教是由宗教观念与思想、宗教情感与体验、宗教的行为活动以及宗教组织与制度四要素［1］所组成。但湘西苗族的巫傩文化作为一种原始宗教，民间信仰，从事法事活动的都是半脱产或者不脱产的劳动农民，并没有像人为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那样有严格、规范的宗教组织与制度。本文主要从宗教观念、宗教情感和宗教行为活动三个方面论述湘西苗族巫傩文化人神关系的伦理意蕴。

一、既相信自己又相信神灵的宗教观念

随着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掌握的知识正在不断地增加。而知识的增长毕竟需要一个过程，同人类的已知领域相比较，我们会发现，未知领域占有的比重远远高于已知领域。但是我们却又无法在永远地在已知领域活动，“不越雷池一步”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过是人们的想象而已。当人们面对自己无法掌握的现实事实时，由于各个方面的限制，人们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内是无法找到正确的办法和道路的，这时求助于神灵似乎成为了一个不变的套路。这也是为什么在信仰领域中总有神灵的原因之一。湘西苗族巫傩文化的形成和长期存在也是这样。

生活在先秦时代的人，恐怕很少有完全不信鬼神的。不过，对鬼神的态度每个民族往往各有差异。孔子曾说：“周人……事鬼敬神而远之。”楚人就不同了，他们的态度是事鬼敬神而近之。他们也怕鬼神，然而更爱鬼神。楚人以为鬼神通常是知情达理的，只要人们有足够的自信，就不必事事都求教于鬼神。而且鬼神的指示未必都是正确的，人们如果觉得不妥，可以请他们重新考虑，另作指示。当然这里讲的“事事求教于鬼神”只是讲楚人求教鬼神的时候的相对较多，但是是否真的是这样呢？似乎情况并非这样。

湘西苗族的巫傩文化本身具有很强的世俗性，糅合了众多的外来神。苗族的信仰包括信仰的对象，信仰的法事活动等等都是建立在功利性的基础上的，只有对人们的现实生活产生实际影响的神灵人们才会敬奉、祭拜，而那些高高在上的神，反而很少会祭拜。在巴岱文化中，人们祭祀的主要神灵是“蚩尤”与“傩公傩母”等祖先神，认为祖先会对后代子孙有所庇护，帮助或者指示人们去解决一些现实问题。以祈福禳灾为主线，湘西苗族神灵众多，有三十六神，七十二鬼的说法。［2］同时，湘西的信仰文化具有相当的包容性，不管是什么神灵，只要对人们的现实生活有帮助人们都会去信仰或者朝拜他。在腊尔山苗区的天王庙、三大天王、三世佛、佛教诸神，以及玉皇大帝等神位，在天王庙的入口处有二郎神和土地爷看守门户。沅陵县更有宗教一条街，在一条街上同时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的寺庙或教堂，而且能和平相处，真可谓是具有相当宽容的胸襟，从中折射出人们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人们敬神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现实需要，希望通过对神灵的祭拜达到对人自身保佑的目的。

勤劳勇敢的湘西苗族人民，并非是只有神灵、不做实事的偷懒之人，他们不会因为有神灵观念的存在而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凡是自己能够解决的力所能及的事情都自己去解决。因为神不是万能的，人们只有劳作才能吃饭穿衣，仅仅天天求神、偷懒是无法过上好日子的。而且鬼神与人类并非所处同一世界。湘西苗族人们深深的认识到这一点，自己能解决的问题坚决要自己解决，自己解决不了的才会求助于神灵。他们相信，凭自己的辛勤劳动一定可以创造出美好的幸福生活。这就是湘西苗族既相信自己又相信神灵的宗教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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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7-0096-01

有关人文学科专业教学中纪录片的应用问题，笔者在前两篇论文中已经分别讨论了纪录片在民族学专业教学中的应用价值，以及在民族学专业教学中应用纪录片的方法和注意事项。本文将在此前两篇论文的理论探讨基础上，进一步以近期风靡的《相约未知地带――贵州篇》为例（以下简称《相约》），探讨民族文化纪录片在民族学专业教学中的运用。

确切而言，《相约》是法国的一档真人秀纪实节目，主持人每期带一名法国知名人士前往一个陌生的地域，记录明星们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真实场景。之前栏目组已经走过了诸如玻利维亚、秘鲁、印度等13个国家的“未知地带”，2015年栏目组第一次走进中国、走进贵州，记录了法国喜剧演员克洛维斯・科尔尼亚克在贵州某苗族村寨与苗族村民们共同生活20多天的点点滴滴。由于该纪录片真实呈现了苗族村寨的生产、生活及民俗活动，因此，它可以成为民族学专业课程教学中一个较好的纪录片播放的选择对象。但是，如何让这部纪录片的播放更好地与专业教学相结合，而不是流于跟普通观众一样娱乐休闲性的观赏节目，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堂上播放此纪录片之前，针对影片的具体内容深入思考，预先做好知识点梳理及教学方案的设计。播放前的引言中可以包含至少以下两个关键词，提醒学生在观看纪录片时有意识地留意此方面内容：

1.“文化差异与文化相对论”

在民族学的认知系统中，每一个族群基于其独特的历史、地理等环境形成了各自的道德、观念、习俗等物质、精神及社会体系，也就是各自独特的民族文化体系。而每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之间，对同一事物或现象的观念及行为存在着巨大差异，对于某一个民族而言值得欣赏和正确的事，到了另一个民族却可能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甚至是邪恶的事，例如在《相约》中，很多对于苗族群众来说习以为常的基本技能在法国喜剧演员的眼里却是非常神奇的。那么，影片能反映苗族与法国人之间所存在的哪些具体文化差异？这些具体的小细节分别对应了文化体系中的哪些层面？在对待文化差异的问题上，影片中的苗族人和法国人老科分别是怎样的态度？相应地，在民族学理论中，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如何形成的？如何看待不同文化间的文化差异？

2.“苗族文化体系”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体系都是一套完整的复杂的综合体，根据人类学泰斗泰勒所做的定义，文化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在《相约》中，真实的生活及劳动场景的记录，让观众从视觉上感受到了苗族文化的一些表象，那么在此表象之下，苗族文化的体系包含哪些内容？苗族文化体系中各部分之间如何关联？

播放结束之后，教师对《相约未知地带》再做总结和回顾介绍，此时学生已经对影片的内容有基本的了解，因此教师可以跳出影片本身涉及的内容，引导学生把视野扩大到影片背后及整个拍摄行为所涉内容的思考，诸如：

1. 苗族文化的世界传播，尤其是苗族文化在法国的传播

《相约》栏目在法国历来有较高的收视率和大量的固定观众，而在2016年4月13日播出这一期贵州篇时，当天更一举创下21.9%的收视率，引起了很大反响。法国为什么会对苗寨、对苗文化感兴趣？在这部纪录片的背后所隐含的苗族文化随着苗族向全世界的迁移而向世界传播的过程，尤其是苗族文化在法国的传播过程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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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概念解析

1、民族认同

民族认同主要指一个民族的人们对其自然及文化倾向性的认可与共识，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民族认同包含了民族关系的认同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民族关系认同是针对一个民族作为一个群体而言的，这种认同主要来自于本民族与其它民族之间的界限划分；民族文化认同指的是在一个民族发展中,一种文化体系以民族为载体,而民族以文化为聚合。

2、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是维系一国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国家认同实质上是一个民族确认自己的国族身份,将自己的民族自觉归属于国家, 形成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主体意识。

二、多民族社区民族认同的维度研究

本文主要采用美国学者phinney概括出民族认同的三个维度，来探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们的民族认同情况。

1、民族身份的认知：包括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的认知

湘西州是有着四十三个民族共同居住的多民族大家庭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尽管这里有着不同的民族群体相互杂居，但是这里的人们对于自己民族历史传统和自己的民族身份的认知度却依然十分强烈。例如湘西的土家族至今仍然保留着“所居必择高居”的居住传统；湘西苗族的民族认同更加是能够通过当地至今仍保留下来的“落洞”、“赶尸”、“种蛊”三大习俗来体现。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湘西州这个多民族社区内的人们是有着很强的民族认同的。

2、民族归属感：通过民族群体内部的团结情况和对本民族之外的群体的接纳与排斥情况来了解该民族的民族归属情况。

教授曾指出一个民族在于外界其他民族交往过程中会增强自我的族群意识和群体归属感。由于湘西州是个多民族社区，在这里居住的人们每天除了要与自己本民族的人们相处共处之外，还要与当地的其他民族交往联系，在这种情况之下，在与其他民族的人们的交往过程中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当地人们的族群自我意识会有所增加。

3、行为卷入：包括人际交往的范围和偏好、社区或民族社团参与情况等。

多民族社区里的民族主体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不仅要参与自己本民族传统节日、风俗习惯的活动，还会积极参与其他民族的文化活动，这些人们在参与其他民族的节日活动的时候，更加意识到和珍惜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可贵性。例如在湘西州境内，土家族的摆手舞不仅是当地的土家族人在跳，在举行盛大的晚会的时候，来自周内的各个民族也都会参与在其中。

三、湘西州多民族社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现状

由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一个传统型的多民族社区，那么在这样一个社区的各个民族之间就免不了相互之间的交往与接触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这样也势必会使得在这个多民族社区内的人们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会与单一的民族社区有所区别。

1.多民族社区内的民族认同较为强烈。

在上面介绍民族认同的维度的时候，我们都已经讲过了，在多民族社区内，各民族的人们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过程中，会增强对本民族的民族记忆和归属感，从而会导致各民族的民族认同有所增强。在我们所了解到的湘西州内，尽管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会增强各自民族对本民族的认同感，但是并没有出现因为这个原因而造成民族不和的结果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在湘西州内的各个民族还都是很和睦的相处在一起的。

2.多民族社区内的国家认同存在很大的对比性。

多民族社区里的民族国家认同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认同的对比性，在这个多民族社区之内，大到国家的方针政策，小到社区内部的一些政策决议必须要公平公正，否则，很容易引起社区内各个民族之间的不和谐状态。如果州内的政府只是单纯的给予土家族人民一些优惠政策，而忽视其他民族，那么这样的话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会在这些民族的心理产生对比心理，这样一来，他们的国家认同度会大打折扣。

四、余论部分——民族政策的文化隐喻问题

我们国家目前在全国各地建立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州、自治县、民族乡等，这些被国家化为民族自治的地方，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国家会给予很多政策上的照顾。可是，这些被国家化作自治的地方，一旦带上“自治”的头衔，其带来的文化隐喻就是代表着“落后”和“贫穷”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这些地方在从国家那里得到很大的资金支持的同时却又使得很多市场投资机会白白流失，因为很多市场投资者是不会在落后不发达的地方进行大规模投资的。

关于如何解决民族自治地区文化隐喻所带来的问题，在这里提供三种解决途径，希望与大家共同思考和探讨。（1）对少数民族地区取消自治称呼，而同样的享有政策上的优惠。（2）深入研究与弘扬民族文化，让民族地区文化品牌的旗帜飘得更远。（3）调整有关少数民族的文化叙述，比如说“贫穷”、“落后”这些用来形容少数民族地区的词汇，在今后的官方叙述中尽可能的少出现。

参考文献

[1]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2].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3]宁骚.民族与国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谭必友.清代湘西苗疆多民族社区的近代重构[M].民族出版社.2007.

[5]孙桂香.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民族认同的心理研究[J].西南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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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医药学术的继承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第一次民族医药工作会议(1984年内蒙会议)以后，作为政府行为把苗族医药列为卫生工作的议事日程。如湘西自治州、贵州等苗族主要居住地区，组织了较大规模的民族医药调研活动，在苗族民间广泛收集医药文化资料，如抄本、地方志书及“口碑”流传资料，为苗医学术的继承工作奠定了基础。这期间，湘西欧志安先后发表和出版了《湘西苗医初考》、[2]《湘西苗药汇编》[3]专著，贵州省陈德媛等人出版了《苗族医药学》，陆科闵出版了《苗族药物集》，包骏等人出版了《贵州苗族医药研究与开发》，湖南雷安平出版了《苗族生存哲学》等有关苗医著作。另外，有关苗族医药专题著述，如《苗医疗法》被收载于《中国传统疗法》著作中，部分苗药被收入《中国民族药志》多卷中，苗医综合著述还被收入《中国传统医药概览》、《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大系》、《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丛书――医学卷》，以及地方志卫生篇都有苗医的篇幅。在专著、专述出版的同时，20年来，湖南、贵州、云南、湖北、四川、重庆等省市的民族医药工作者在有关专业期刊杂志上发表了苗族医药学术论文近百篇，参加各级专业学术会议交流苗族医药论文300多篇。冯氏[6]从《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光盘》1982―1998年共17年间检索出苗医药文献30篇，占共检索出民族医药文献1637篇的1．83％，排名民族医药文献分布的第7位。其它数十篇有的是1982年以前发表的，有的是未进入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的，还有的刊发在有关专业报刊上。目前苗族医药文献刊发最多的刊物为《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中国民族医药杂志》，其它杂志有贵州、云南、湖南、湖北、四川、重庆、湖北等省市的地方医药杂志或院校学报。

在苗族医药学术的弘扬和继承上，自1986年在贵阳召开了黔、湘、鄂民族医药研究协作组暨苗族医药学术研讨会以来，还多次召开省内或省际间的学术会议专题研讨苗族医药。湖南省中医药学会民族医药研究会，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民族医药专业委员会从1988年以来，先后召开了10次全省民族医药学术会议，每次会议有一定数量的苗族医药学术论文参加在会交流。通过学术会议，促进了苗族医药学术的继承与发展。2002年8月下旬，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在湖北省恩施自治州召开全国土家族苗族医药学术会议，是一次全面总结和展示苗族医药科研、临床、教学与开发成果，加速苗族医药发展的会议。

2 苗药研究与开发取得可喜成果

苗族药物研究与开发工作起步较早，取得成果较多。贵州省是我国民族医药开发进入产业化最早的地区和民族医药，他们按照国家中药、新药的基本要求，“对药用历史悠久，疗效确切，基源清楚，有推广价值的苗族药，对其成方制剂从组分及依据、名称、处方、制备工艺研究、质量标准研究、稳定性考察、药理学研究、毒理学研究、临床验证研究及功能主治、用法与用量等方面进行科学的再评价，共选择收载了经再评价并载人贵州省地方标准的苗族药材165种，成方剂(仅个别其他民族药成分制剂)117种。”贵州省苗药成分剂中有片剂、胶囊剂、颗粒剂、滴丸剂、散剂、酊剂等剂型，如益肝草袋泡剂、仙灵骨葆胶囊(片)、咽立爽滴丸、乙肝散、咳嗽停糖浆、宁泌泰胶囊、伤科灵(烧烫伤喷雾剂、伤痛一喷灵等苗药制剂品种)。贵州省民族药工业产值增长比例高于全省工业发展比例和医药行业发展比例，每年以翻番的速度增长。1995年产值0．33亿元，1996年产值1．6亿，1997年产值为4．1亿元，1998年产值为7．3元，占医药行业产值的40．5％，贵州省制药企业1998年共223家，其中民族药工业72家，占32．3％。从上述资料中可以看到，贵州省民族医药工业在全省制药行业中，民族药已占主导的支柱地位[7]。据专家预测，到2005年贵州省民族医药工业总产值预计可达25―30亿元。

湖南、湖北、重庆、云南等省市的苗药开发与研究工作也取得初步成效，有的医院制剂经临床验证疗效确切。如湘西州龙山县骨伤科医院治疗骨伤疾病的“柏林接骨散”，凤凰县民族中医院龙玉山治疗乙肝苗药制剂，湖北省恩施州咸丰县中医院治疗风湿病的苗药风湿片(胶囊、酒)等，在临床上都有较好疗效，有进一步研究和临床应用价值。

3 苗医学术理论体系及评述

苗族医药作为我国医药知识财富和重要卫生资源登上了祖国传统医药大雅之堂，这是几千年苗族灿烂文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二十多年我国苗族医药科研工作者辛勤耕耘的结果。正是他们把散在民间千百年，搁于实践水平上的苗族民间医药知识发掘、收集，并经长期的研究，将苗族医药整理成具有理论体系的苗医学。苗医理论体系，按地域大致分以下几类。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唐永江将黔东北苗族医药整理总结为：一是病因学。主要强调外毒致病，如风、气、水、寒、火等毒气侵犯人体所致疾病。其次是饮食不调，意外伤寒，劳累过度，不节，情志所伤，先天禀赋不足等原因致病。三是在疾病的命名与分类上，苗医将疾病分为经类(36经症)，证类(72症)、翻类(如朱砂翻、代构翻、大能翻)等49种，胎病(12胎病)，抽病(日抽、烟抽、木抽)，丹类(10丹毒)，癀类(巴骨癀、火癀)，花类(奶花、背花等)，疔类(干疔、火疔)，疮类(火旋疮、乳疮等)，龟类(气龟、石龟、血龟等)，据不完全统计，湘西苗医、贵州苗医先后收集苗医病种约250多种。四是在诊断上，按苗医理论将一切疾病归纳为冷病与热病两大类，

在治疗上坚持“冷病热治，热病冷治”的法则。通过望、听、嗅、问、摸、弹等方法进行检查诊断。五是在治疗上，坚持“两纲”治则，采用内外兼治方法，突出具有苗医特色的外治法。如放血疗法、生姜疗法、气角疗法、熏蒸疗法、化水疗法等二十多种苗医疗法[8]。

湘西州凤凰县欧志安以腊尔山区为中心的湘西苗医理论归纳为“英养”学说(阴阳学说)，“斩茄”学说(寒热学说)，“萎雄”系说(虚实学说)，“生恩”学说(情志学说)等四大系统。根据以上学说，在病因上强调六种毒气(六)是致病的重要原因：一是外因“斩茄”致病，如寒热，二是“生恩”致病，如内伤七情，三是伤食致病，如小儿饮食不法等不内不外原因。在病变主证上，创立了三十六症、七十二疾的辨病之说，把人体的疾病大体上分为一百零八种。把三十六种内病列为“英症”，七十二种外病列“养症”，从疾病的分类上做到“英养”二者的辨证统一，还将临床疾病按门别类分为内病门、孺儿门、外病门、妇病门等四大门类。在诊断上，用摁、号、乃、冒四法，即观望、号脉、询问、触摸的苗医世代延续下来的诊断方法；治疗方法为内外兼治的综合疗法，传统的苗医外治法有理疗法(“巴附罐疗法”、“比叨巴疗法”等)、针灸法(针挑疗法、火针疗法、灸法等)，其他苗医民间疗法(刮痧疗法、补本疗法、江滚摩保法、比叨哦疗法、胯改疗法等凹余种)；在药物的分类上，早期分嘎木七(肚痛药)，嘎木呱(腰病药)，嘎木比(头痛药)，嘎木显(牙痛药)等。后来逐渐按苗药的作用分类，按药物性味分类。如苦寒药、温热药等；在药物的立方上，采用主药、从药的立方原则，在药物剂型上，分原药样剂型、粉状剂型、酊剂等三大种剂型，其他加工方法或小剂型十余种。另外，还在卫生保健上，注重环境卫生、个人卫生、饮食饮水卫生，养成良好的卫生风俗。欧氏对苗医学特点归纳为“四个一家”，即早期“医巫一家”，后来逐渐形成为“医药一家”、“医护一家”、“医武一家”为一体的苗族医药学。

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老苗医龙玉六生前将当地苗医总结为：一、事物生成由搜媚若(能量)、名薄港搜(物质基础)、玛汝务翠(结构)三大要素组成；二、在病因上，由毒、亏、伤、积、菌、虫六因致病；三、用苗族生存哲学一分为三论指导病理、诊断、治法等在临床上的应用。如病理变化的三大要素，诊断上的三考察，治疗上的三大原则，在治疗中提出16大法，49套方术，对疾病分为17病候等[10]。

其它有关苗族医药研究的专著或专题论文较多，都从不同层面较为系统地论述了苗医理论体系及学术思想。但从总体上来讲，还是欧氏、唐氏及龙氏的苗医学术思想较为系统，具有代表性，基本上勾画出苗医理论体系，为苗族医药研究做了开拓性的工作，为后来的苗族医药研究夯实了基础。因为，欧志安先生在国内苗医药界率先立项研究，首先从史学角度，纵横考证苗医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又现场调研民间苗医数百人，把发端远古，源远流长，内容广博，经验丰富的苗族药物学、诊断学、病理学、症候学、方剂学、治疗学、预防学等诸多方面进行收集整理。以《湘西苗医初考》和《湘西苗族汇编》两部著作为苗族医药学术代表作，绘出了亘古及今的苗医学蓝图。欧氏的研究成果分别公开发表或出版，并获上世纪80年代初湘西州科技成果奖。应该说是开创了近代苗医学研究的先河。尔后，贵州省的陆科闵(1987年)，陈德媛(1992年)，包骏(2000年)等人，先后出版了贵州苗族医药专著，是对苗族医药学术思想的新贡献，也是对苗医学术及理论体系研究的拓展和深入。

纵观我国苗族医药研究2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首先表现在学术的继承与提高上。经过二十多年的收集、整理与研究，苗族医药学以崭新的面貌展示在世人面前，成为我国民族医药队伍的娇娇者。二是将苗族医药研究与开发有机结合起来，取得了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为我国的民族药物开发树立了丰碑。三是加强了苗族医药学的对外交流，使苗族医药从“养在深山人未识”，走出苗山，走进城市，为广大城乡人民服务，成为实用的卫生资源，深受患者的好评。

苗族医药研究虽然取得了成绩，但作为民族先进文化重要内容的医药文化的继承工作，应该还是“万里长城”刚刚迈开了第一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要完善苗医学术理论体系，要把各地收集、整理的苗医学术思想或理论，通过学术探讨和科学研究，去伪存真，不断完善苗医科学理论体系。其次，在苗医的临床应用上，要掌握诊疗标准，实事求是地总结临床疗效，不要任意夸大临床效果。第三，苗药的开发利用，要在保护资源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利用，既要借西部开发的东风，搞好民族医药的开发，又要防止大开发(挖)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破坏，千万不要忘记还要给我们后代留下秀美的山川，良好的人文环境和生存空间。第四，在苗药的开发研制中，要遵循苗医基本理论和传统成方的疗效进行科学的配方及剂型的研制。设想今后苗药制剂，也包括其它民族药剂应该是“原汁原味”的民族药物及临床疗效，科学的加工及新剂型的外包装，要改变永固不变的“膏、丹、丸、散”的传统药物剂型。只有这样民族药才能正确的面对入世(WTO)，才能使民族药重出“江湖”，登上世界的医药殿堂。

参考文献

1 诸国本．沉着应对，以固为进，参与竞争――中国加入WTO与民族医药的发展．中国民族医药通讯．2002，1：7

2 欧志安．湘西苗医初考．中南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84，2：1-34

3 欧志安．湘西苗药汇编．长沙：岳麓书社．1990，11

4 陈德媛等．苗族医药学．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10

5 陆科闵．苗族药物集．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7，7

6 冯新元．民族医药文献的量化分析．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00，1：31

7 包骏，冉懋雄著．贵州苗族医药研究与开发．贵阳：贵州技术出版社．1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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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4）03C-0050-03

儿童社会化是儿童在特定文化和社会环境中，习得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和行为规范以及掌握相应的社会行为技能以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儿童社会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是儿童和社会文化之间互相起作用的沟通过程。从不同的研究历史和现状看，儿童社会化研究领域非常广泛。近年来，研究开始注重文化（尤其是多元文化）在儿童社会化进程中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对人的影响逐渐走向跨地域和多元共生的层次。儿童社会化研究的多元文化取向已成为研究的新方向和热点。多元文化（跨文化）教育通常指多民族国家对各民族的学生特别是少数民族学生进行的有关少数民族文化的教育，以使学生能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能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并享有应有的文化尊重。而语言文字作为文化的象征和内涵在文化这个大范畴中，对儿童的社会化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在民族儿童的社会化发展过程中，语言尤其是民族语言和主流文化中的语言（在我国为汉语）对儿童社会化影响的作用越来越大。尽管对语言及语言（双语）教学有许多研究成果，但对语言（尤其是民族双语）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基于此，本文拟从苗汉双语教学的初步研究来凸显苗汉双语教学对苗族儿童社会化发展的影响，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一、苗族语言文字运用及发展状况

语言文字是表达和记录语言、思想、情感的工具，又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苗族同胞历来拥有自己本民族的语言――苗语，苗语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苗语有三大方言――东部（湘西）、西部（川黔滇）、中部（黔东），各方言又分一些次方言或土语。另外，各个方言及次方言内部还有土语之分，各方言及次方言之间差异较大，不同地区的苗族，基本上不能用各自的苗语来进行沟通交流。

苗语运用的范围非常广泛。东部（湘西）方言包括湘西自治州、鄂西南、川东南、黔东北等地区，大约有110万苗族人使用；中部（黔东）方言包括黔东南自治州、黔南自治州东部、湖南西南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和三江侗族自治县等县，大约210万苗族使用；西部（川黔滇）方言是苗语三个方言中内部差别最为复杂、分布地域最为宽广、使用人数最多的一个，分布在贵州省除黔东以外的所有地区、川南、桂西北及云南各地，共250万人以上人使用。

学术界对苗族有无文字历来争议很大。在苗族地区流传的苗族史诗和民间传说中，苗族古代是有文字的，只是后来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失传了。近代苗族保留有一些方言文字的记载，如湘西石板塘创制的方块苗文，湘西石启贵创制的速记苗文，贵州龙绍华运用国际音标编制的苗文课本等，但这些文字未能推行下来。1956年，由政府组织语言学专家为苗族各大方言各自创制了一套苗文，即在拉丁文字母的基础上创制的拼音文字。并通过了苗语方言文字方案（草案）：中部方言改为黔东南方言，东部方言改为湘西方言，西部方言改为川黔滇方言，北部方言改为滇东北方言。创制了三种苗文：湘西苗文、黔东苗文、川黔苗文，规范了滇东苗文，因而现行苗文有4种。从此结束了苗族没有文字的历史，许多苗族区域开始使用苗汉双语文课本进行教学。

二、苗汉双语教学现状

新苗文创制后，民族文字在苗族地区得到试行和推广，双语双文教学也开始全面施行。但是受“左”的思潮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后，苗汉双语教学处于停滞状态，直至80年代才得以恢复。特别是在苗族聚居的贵州、云南以及湘西等地全面展开。

贵州省有苗族人口412万，是苗族人口最多的省份，占全国苗族人口的60%。在黔东南的苗族聚居地，基础教育已经全面实行双语教学，并在双语文教学的教材编写方面取得了成功的经验。黔东南苗族用苗文编写出版了教材、读物，并翻译民间流传的谜语、童谣、儿歌、故事等，据统计现在黔东苗文教材和工具书有12种481000册。其中《六年制苗汉双语文教学课本》l～7册，苗语《语文》l～3册，《数学》l～2册，《自然》l册，计30万册，黔东苗文扫盲课本2种，《苗文学习》l～4册，计印154000册，《苗汉词典》《汉苗词典》《苗语俗语小词典》《苗语语法》《黔东苗语基础知识》等工具书27000册。此外，各地还自编自印许多苗文乡土教材。在黔东松桃及湘西苗族地区，双语教学也是全面进行，双语教学已经形成成熟的教学模式。在笔者所在地的松桃，除县城小学以外，苗族聚居地几乎全部实行苗汉双语教学，苗族学生全部接受的是苗汉双语教学。在松桃及湘西的苗汉双语教学主要是采用“双语双文，四步转换”的双语教学模式。具体做法是，苗族儿童入学后用一年的时间学习苗文，培养苗族学生对苗文一见即呼，一呼而出，将母语口头语言转换成母语文字的能力。再从二年级上学期培养学生将直呼苗文字音的能力转换成直呼汉语拼音的能力。接着在培养学生将阅读两种拼音的能力转换成阅读汉字文章能力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将运用母语文字形成的读写能力转换成汉语文的读写能力。云南的苗族聚居地区也同样全面开展了苗汉双语教学。

苗汉双语教学的全面开展，使得苗族地区儿童的入学率和巩固率大幅度提升，教学质量明显提高，升学率普遍提高，为开发苗族儿童智力、提高苗族地区的教育教学质量、发展民族教育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苗汉双语教学对苗族儿童社会化的影响

儿童是生活于特定文化情景中的人，而人总是文化的塑造物。文化将不可避免地对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打下深深的“烙印”，特别是在苗汉双语教学的跨文化教育影响下的苗族儿童，其社会性发展更应该值得研究和关注。

（一）苗汉双语教学所独特的教育功能，加速了苗族儿童融入主流文化社会、适应现代社会的步伐。母语是一个人最早学会使用的语言。对儿童而言，学习语言、认知世界、提高社会意识是同步进行的。语言是认知和社会意识得以正常发展的重要媒介。苗族地区开展双语教学的实践及其成果研究已经很多，取得的基本共识是：双语教学推动了苗族儿童认知的发展。在以母语――苗语为主要交际工具的苗族地区，儿童在入学前大都不通汉语，甚至很少听到别人说汉语。一入学就要学习用汉语编写的教材，由于没有汉语语言基础，很难消化吸收课本知识，学生往往对学习不感兴趣，学习成绩很难提高，以至于学生放弃学习，辍学现象比较严重。双语教学开展后，通过用母语辅助教学，教会学生利用苗族文字给汉字注音释义，帮助理解，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水平，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学生就能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双语教育对民族儿童这种特殊的教育功能，不仅仅是提高了民族地区的入学率、巩固率、合格率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普及了民族地区的教育及发展民族教育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苗汉双语教育对苗族儿童认知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而认知是儿童社会化的前提，因此，儿童通过双语教学能更好地学习人类社会所共有的科学文化知识，提高民族儿童的思想和文化素质，提高作为社会人的综合素质，同时能更多地了解、接受主流文化――汉文化的思想。这对于苗族儿童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适应现代社会，求得社会生存的思想、技能和社会心态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为苗族儿童的社会化发展打下了基础。因此，对双语教学对苗族儿童社会化发展的影响进行探讨，应立足于宏观的思考，这正是双语教学对苗族儿童社会化发展的影响的核心功能。

（二）苗汉双语教学的民族文化传承功能，增强了苗族儿童的民族自豪感，培育了苗族儿童的民族意识。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工具。由此凸现双语教学具有民族文化的传承功能。在多元文化的中华大家庭里，民族团结、民族互补、民族融合已是社会发展的共同趋势，同时主流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虽然多元文化的理念已经越来越被重视，但主流文化的教育对民族文化的强大冲击仍然是现实问题。因此，在民族地区如何保护、尊重、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体现民族平等，已是经济全球化过程别关注的问题。而双语教育不仅能传承民族文化，更对促进民族间的融合与互补，促进国家、地区和民族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任何国家和民族都十分重视自己的语言，把使用自己的语言看做自尊的体现，妨碍学生对本民族语言的使用，就会剥蚀学生所属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就会影响甚至伤害儿童（学生）的民族尊严和社会尊严，严重的或许引起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或许会导致儿童的心态。因而双语教学的文化传承功能既传承了民族文化，又实现了文化的互补和协调，还对儿童正常的社会化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苗汉双语教学有助于培养苗族儿童的认知兴趣、成就动机等社会化因素。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家乌申斯基说过，本民族语言是人民性最好的表现，因此，学校教育只能应用学生的民族话来进行。本民族语言在教学和培养儿童方面有极其巨大的作用。少数民族儿童从小就生活在本民族母语的环境中，学龄前儿童碰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语言障碍。如前所述，苗族儿童入学前几乎不通汉语，入学后很不适应学校的教育，造成了学习困难，导致不少儿童对学习丧失兴趣。在苗族聚居地，苗汉双语教学的实践表明，以母语为中介，开展苗汉双语双文教学，在教学中引导学生积极进行思维活动，学生紧跟教师的教学思路，积极踊跃回答教师的提问，并能主动提出问题，形成较好的教学互动，从而培养了苗族儿童浓厚的学习兴趣。而苗族儿童的学习兴趣逐渐超越了对知识层面的诉求，随着认知的深入、认知的发展，他们对书本知识的兴趣不断地迁移到对人类文化的兴趣，延伸到对现代社会的兴趣，对主流社会的兴趣，这对苗族儿童融入现实社会的引导将有深远的意义。

同时，“母语是开启儿童智慧的最好钥匙”已经成为语言研究者的共识。苗族同胞从小生活在母语的环境中，养成了母语思维的习惯。因此苗语成为苗族儿童认识世界、开发思维的最好工具。在西南苗族聚居地，乃至周边汉族地区或较高度发展的城市随时可以听到用苗语进行的交谈，如黔东的铜仁市，黔东南的凯里市等。许多苗族同胞，表现出了对母语――苗族语言文字天然的感情。许多成长中的苗族青年和已经走出了苗族山寨的苗族同胞，都是在苗汉双语教学模式中成长、发展的。在研究调查中发现，不论是搞双语教学的教师，还是在中小学里接受苗汉双语教学的学生；不论是在民族聚居地工作生活的人，还是走出苗寨在其他地方工作和发展的人，都认为在儿童的启蒙时期，采用苗汉双语教学发挥了苗族语言“易懂、易学、易记”的优势，特别是在儿童智力发展的最佳时期，利用苗汉双语教学中的“提前读写”，不仅培养了苗族儿童的学习兴趣，而且促进了苗族儿童思维的发展，达到了开发智力的目的。陈宝国采用测试法，考察了我国西南地区缺乏双语环境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双文教学对小学生智力、非智力因素的影响，结果表明：双语双文教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学生智力水平的发展，其积极作用表现在所调查的小学四、五、六年级中；双语双文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影响学生非智力因素发展的水平，它有利于学生成就动机、认知兴趣、学习热情、学习责任心、学习毅力等非智力因素的培育，这种积极的作用在四、五年级中表现较为突出。由此可见，苗汉双语教学对苗族儿童的社会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苗汉双语教学有助于培养苗族儿童的社会交际能力。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不仅作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全体成员的思维工具，更是作为一种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本质是社会交际功能。因此，重视语言的学习和教学对儿童社会交际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地区儿童交际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苗族地区，儿童从小在母语的环境中成长，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西部大开发的进展，许多苗族儿童开始走向更广阔的现代社会，开始进入以说汉语为标志的主流社会。在现实社会中，特别是在跨文化的社会交际的冲击下，语言交际能力是适应社会、更好地融入社会的基本要求。如果不具备语言交际能力则难于生存，更不要说社会化的发展。而苗汉双语教学正是培养苗族儿童语言交际能力的基本途径。在苗汉双语教学中，学生不仅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双语教学提高语言交际能力，尤其是通过母语――苗语的引领提高汉语交际能力，从而为苗族儿童的社会化尤其是融入主流文化的现代社会化提供支柱。这也是苗汉双语教学对苗族儿童的社会化功能的具体体现。

（五）苗汉双语教学为苗族儿童学习社会生存技能奠定基础。谈民族儿童社会化的发展，也许从理论上有很多抽象的内容研究，但在关注少数民族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中，我们也许更应该从高端的理论研究回归到现实状况。社会化发展的基本思想是要个体更好地适应社会、生存于社会，这就要求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掌握基本的社会生存能力。在全球化社会化的今天，在高度开放和民族融合的中国，任何封闭都必然导致生存状态的恶化，必然导致落后，必然导致贫穷。在苗族地区，解决封闭、落后、贫穷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开展苗汉双语教学。在苗族地区开展双语教学，不仅达到了扫除语言障碍、扫除文盲、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为苗族儿童进一步学习生存知识、学习生产生活技术，掌握社会生存的基本技能奠定了基础。同时，开展双语教学，不仅体现在学校正规教育而且在民族地区的扫盲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中也发挥着对个体社会化重要的作用。这已经成为教育界的共识。

总之，苗族地区开展苗汉双语教学的实践表明，苗汉双语教学在发展民族教育，提高民族教育质量，提高苗族儿童的科学文化素质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对苗族儿童认识社会、适应社会、生存于社会的社会化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罗廷华.双语教学及苗文在苗族教育中的作用[EB/OL].中国苗族网，2005-06-03

[2]吕良环.语言与内容相融合――国外外语教学改革趋势[J].全球教育展望，2001（8）

[3]乌申斯基.教育学论文选[M].莫斯科：莫斯科国家教育出版局，1945

[4]陈宝国.双语双文教学促进小学生智力、非智力因素发展的研究[J].心理科学，2004（1）

[5]罗廷华，余岛.贵州苗族教育比较研究[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

篇（9）

黔东南苗族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少数民族，一年之中有很多的民俗节日，所以外界的人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百节之乡”。黔东南一直以来“以歌舞传承文化，以服饰记载历史，以芦笙渲染生命，以木鼓张扬豪情。”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具有独特的自然环境，丰富的民族文化和人文资源，以及和平建设时期人们的精神状态，给版画家提供了宽泛的创作选题，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

一、黔东南苗族服饰

用儿时母亲亲授的一首苗族歌曲，揭开苗族服饰的面纱，这里是用汉语翻译出的苗语的大概意思“这个帽子像朵花，头上顶了一只鸟，全身都是银光亮，脖子几大圈，手上几大圈，腰上一圈小铃铛，老少和妇女，银饰来装扮，一步响叮当，二步响叮当，响完整全身，热闹了完整个寨子，你说那个来，我说新娘来，个个穿上银饰服，欢天喜地出门迎新娘。”每到苗族的各种节日，苗族的女人们都会，穿上绚丽闪亮的银饰服装，尽情的展示自己以及家庭的，美满幸福，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凤冠，是指银饰帽子，在冒顶中间有一只大于其他装饰图形数倍的祥鸟凤凰，凤凰周围簇拥着有类似花、草、蝴蝶的具有唯美感觉的装饰图形，相互紧挨着，给人一种圆满热闹和谐的整体效果。象征着国家民族的兴旺团结。

2、胸颈饰主要是指在脖子上装饰的银饰，有的圈小，压着衣领。有的则很大像链环，长长的链环挂到脖子上可下及腰部。银胸吊，里面雕有装饰动物龙、马、鱼等与花卉等等。

3、银围腰链是用于装饰服饰，缝在一条绣花布上，用银饰打造成各种花纹装饰的圆形银片和底部吊着一排精致的铃铛、绣布的两端也有吊有铃铛。主要是用于系紧服装，因为苗族的服装整体比较宽松，系上腰带可以修身保暖，艺术的角度可达到整体协调的装饰美。关于汉代的服饰有何关联，还待考证。

二、版画

版画分为木板、石板、铜板、丝网版、胶版等，本文主要论述的是木版画。木板画分为、黑白木刻、套色木刻、水印木刻、木口木刻等。文中列举的两位画家的作品分别是蒲国昌的《节日》黑白木刻和王建山的《皓月当空》绝版木刻。

1、蒲国昌版画作品分析

1.1、蒲国昌创作的版画作品《节日》就是以黔东南苗族服饰为题材，作品个性鲜明，极富创造性。著名评论家谢啸冰评论他是说到：“面对蒲国昌的大量作品，我却突发奇想，我好事地去想从他的作品中解读出某种或可闪现的后现代的端倪”。在一个访谈中他说道：“对造型的要求特别严格，一个模特在那边，着重他的气息，他的内在。哪怕是现在我主要以变形手法创作作品，依旧很讲求作品内在意义，要求其中要具有一种深度，要有趣，要有一种感觉，不是一种纯形式的变化。哪怕你把形变得再怪，也要包含这种内在意识，它才能够抓住观者的心，才会有一种吸引力。我现在所创作的这些变形的对象，是我对写生的对象，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照片的自我再创作。我自己觉得这种变形的艺术手法在当时的艺术界算是最早的了。”

1.2、作品《节日》技法中，刀法老练、简洁、在表现技法上点、线、面结合，刀法语言简洁明了，转折有力而“随意”，像书法用笔中的高山坠石般的力量。刀与木板的矛盾生成出了独具特色的刀味和木味的版画效果。银饰项圈的表现技法，看似随意而又生动，细节和形式美感都具有独有的版画语言，表达出少数民族人民的淳朴气质。

1.3、两个人物的项圈，在表现技法上采取了，相对的阴刻和阳刻，主体人物采用了阴刻的方法，把项圈的形状直接刻掉，显出白色，在空间对比中与后面一位人物的阳刻技法明显有前后关系。

1.4、装饰性十分强烈的苗族服饰苗族图腾，在黑白木刻的版画中表现出来可能会稍有些不醒目，过于琐碎和凌乱，画家用大块的纯黑和纯白来存托出，主题人物及其服饰的细节。最终给人一种丰富而且有条理的美感。达到苗族服饰地域文化和当代版画创作中的一致性使得画面更具有艺术魅力。

2、王建山的版画作品分析

王建山是我恩师之一，在教学中他十分活跃，常常教育我们学习中要懂得“拿来主义”。作品《皓月当空》中个个盛装下的苗女就如同，一座座银灿灿的银塔山所表现出的即古朴又典雅又圣洁的美。

郑波在文章《圆形符号的艺术世界――解读王建山的版画艺术》中写道：“王建山版画有着自己的独特面貌，给人的感觉，它既是民族的，又是现代的，既有地方色彩，又有个人风格。王建山在借鉴西方近现代艺术同时，在其版画作品中融入了油画的色彩，国画的线条和渲染，工艺的构成等诸多艺术手法，极大丰富了其版画的表现力。”

2.1、构图：整体构图平稳、简洁主体人物在偏正中间的位置，上下左右都留有余地空间，人物形象大小适中，给人感觉平和大气。

2.2、语言：作品的装饰性很强，吸收了西方艺术家的元素，画面主要以圆符号对黔东南苗族服饰进行创作。从头部开始谈，苗族银饰主要是以植物、动物等形态各异的图腾，然而在王建山的作品中主要是以圆符号为艺术语言，其艺术提炼概括性非常强，用大小不同的圆形组成一个完整的画面，同时也具有苗族服饰与生俱来的美感，这就是一位艺术家的艺术综合修养的结晶。

2.3、色彩：整体运用了暖黄色调，主体人物用了鲜艳的金黄色，色彩鲜明主题明确。金黄色调中运用了对比的紫的。使画面得到了一定的调和。

三、苗族服饰在版画中的艺术魅力

苗族的民族文化魅力，吸引了更多的艺术家，不同的艺术家，运用不同的表现技法，呈现出不同的画面，产生了绘画艺术的多样性，多元性。由于不同的技法，产生出画面的异彩纷呈，给大家展现出艺术的多样性，这些就是黔东南艺术的魅力所在，是不可缺少的文化魅力之一。在作品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画家对苗族文化的热爱，在大节日中的喜悦心情，透露出苗族人民朴、实憨厚。谈到这里，我们已经认识了在中国当代比较有影响的艺术家，以及他们的艺术作品，文中仅仅谈了两种艺术样式，黔东南苗族题材在版画中呈现的艺术魅力，远远不是这简单的只言片语可以诠释清楚和完整的，大江之水只取一瓢，但愿多彩的民族艺术可以得到更多的优秀艺术家的展示和艺术欣赏者的认同。

贵州版画在平稳发展中显示了旺盛的活力和进取精神。版画家在具象和抽象之间探寻，从较高审美层次去观照对象，自觉从民族风俗的表象深入到文化层面的发掘，对既往形成的艺术语言进行突破和超越，进一步探索版画艺术语言的纯化及制作技巧。

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CX2014SP167

参考文献

篇（10）

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是绚丽多彩的区域文化。有着“山水湖南，人文湘楚”之美誉的湖南，在湖湘医学研究方面，学者们分别对湖湘医家医著、湖湘中医文化、湖湘道地药材和湖湘民族医药等内容进行了整理研究，出版和发表了相关的著作及学术论文，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现将湖湘医学研究近况概述如下。

1　湖湘医家医著的研究

1986-1989年禹新初零星整理了部分湖湘医籍，继而曾勇系统收集了自先秦迄今二千多年来湖南医学著作480种，出土医书14种，及历代正史、野史、地方志书、医史专著、人物传记、笔记杂说等数百卷中的有关内容著成《湘医源流论》。书分渊源、学术、人物、医籍四篇，研究湖南医学源流；由湖南省卫生厅组织专家组编出版了大型中医古籍丛书《湖湘名医典籍精华》，该书精选了湖南历代名医的著作100余部汇编而成，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临床指导意义，内容囊括了内经、伤寒、金匮、诊法、医案、医话、养生、杂录等各方面，涉猎内容十分广泛，堪称湖湘医学之大成。

潘远根按历史发展的进程，探讨了湖湘医学发展的脉络。先秦时期，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医书即可看到湖湘医学的兴盛。其后汉末长沙太守张仲景一部《伤寒杂病论》又为湖湘医学增色。晋唐时期，湖湘医学走入低谷，而后又起于宋元，盛于明清。易法银等收集考证了有关史志、医籍及著述，共录民国前之湖湘名医666人，编著成《湖湘名中医略传》，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取存著作者68人，分“生平简介”、“医籍简介”和“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三部分，以显示湖湘医学的繁荣；中篇按朝代之序辑与民国前湖湘名医有关之史志文献，以示湖湘名医之辈出，下篇将与湖湘中医有着密切关系的《马王堆医书》、医圣张仲景、炎帝神农氏、药王孙思邈作一概述。张璐砾收集了散落的文献，探讨了刘月恒《生草药性方谱》的学术特色。万胜等认为湖湘中医文献具有历史悠久、著述浩繁、内容丰富、收藏分散的特点，是湖湘中医学术继承与创新的基础，并对当代湖湘五大名医李聪甫、刘炳凡、夏度衡、谭日强和欧阳锜的学术思想进行总结。

在湖湘医家妇科学方面，魏飞跃等选取清代湘籍医家妇产科代表作中的实例，挖掘出医家们不仅具有在治疗上强调护胃健脾、处方时师古意而用药灵活、善于通过“随症用引”，而且其著作常以注重实用、要言不烦见长。在湖湘医学伤寒论研究方面，刘仙菊通过文献整理，提出了“湖湘仲景学说”的概念，认为湖湘大地为仲景学说的发祥之地，亦是湖湘仲景学说的起源之地，湖湘医家在注解《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时精究考据，尊重经旨，提“相体辨治”，完善体质学说。

2　湖湘医学文化的研究

何清湖从湖湘文化源流以及湖湘历代名医探索了湖湘中医文化的渊源。湖南，自古就有“人文湘楚，山水湖南”之美誉，自炎帝于姜水而徙于南，数千年来，湖湘文化之发展可谓大儒迭起，书院崛兴，承前启后。荆楚之域，历代名医更是迭起不穷。初有炎帝神农尝百草；汉·苏耽“橘井泉香”流芳百世的佳话；长沙马王堆出土古医书14种，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者毕具，可谓中国医学稀世之璧玉；唐宋以后，“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者不乏其人，汇聚成浩瀚的湖湘医学，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医圣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临床辨证论治的基础，因其做过长沙太守，故亦有称“张长沙”者，其方亦被称为“长沙方”；药王孙思邈与湖湘中医之缘结于涟源龙山，他长期居住于龙山采药、治病，其《千金要方》即撰于此。综观历代湖湘医家所著，医经、伤寒、金匮和养生等面面俱到，形成湖湘中医文化体系；何清湖还总结了医德为先、心忧天下，思变求新、敢为人先，执中致和、道法自然，兼容并举、中西汇通的湖湘中医精神特质；阐述了湖湘中医的历史地位；分析了湖湘中医的发展趋势，提出了打造现代湖湘名医、建立湖湘名医俱乐部的发展模式。

3　湖湘道地药材的研究

道地药材的研究与推广应用是湖湘中医的特色，湖南省地形地貌为东、西、南三面山地围绕，中部丘岗起伏，北部湖泊平原密布优越的地势气候蕴藏了丰富大量的药用植物，蔡光先等主编的《湖南药物志》该书收集药物近5000味，其中植物药2077种，动物药256种，矿物药51种，道地特色药材有玉竹、吴茱萸、湘莲、栀子、白芷等，基本收集了湖南境内全部植物、动物和矿物药，全面系统地整理湖南省的中药资源，总结近40年来湖南本草学的发展情况，突出湖南特色，系统地总结了湖湘名家、名方及流传于民间颇有疗效的单方、验方。葛晓舒等也对湖南中医药单验方收集整理情况进行述评。

4　湖湘民族医药的研究

湖南省是我国的少数民族大省，少数民族55个，近700万人口，湖南省民族医药资源丰富，省内四大主要世居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医学，即土家族医学、苗族医学、侗族医学、瑶族医学，是我国民族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981年至1984年湘西自治州凤凰县欧志安引先生先后在《贵州民族研究》、《中南民族学报》等杂志上发表或报道有关湘西苗族医药研究成果。欧志安研究完成的《湘西苗药汇编》，获1981年度湘西科技成果奖，拉开我国苗族医药研究的序幕。此后周卫华探索了湘西苗药治疗妇科病资源。

同时湖南土家族、瑶族、侗族医药研究不断兴起，在学术上有较高的建树。田华咏等心全面系统的介绍了土家族医药特色，医学理论基础，病因病机，诊断与治疗方法，卫生保健和常用的土家族药物，在临床证治上重点介绍了土家族医药的命名与分类，还编撰了《土家族医药研究新论》选录论文30余篇，包括“湘西土家族医药论述”、“土家族医药发展史略”、“土家医脉学简析”等。在湖南瑶族和侗族医药方面，刘育衡收集整理了湖南流传的瑶族“庞桶药浴”及药浴植物，湖南瑶族传统端午药市调查与比较研究等内容。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通过对湖南省境内侗族聚居地的实地调查，共考证侗药689种，整理医方1420首，辨考病名938种，病症453种。而诸国本则对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土家族医药和苗族医药的历史、现状做了调查，总结了对当前民族医药继承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科研、开业和职称评审等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

田华咏编纂的《湖南民族医学史》，共十章，25万字，分别介绍了湖南少数民族概况、南土家族医药发展史、湖南苗族医药发展史、湖南侗族医药发展史、湖南瑶族医药发展史、湖南民族药资源、湖南省民族医药研究成果和湖南省民族医药学术团体及学术交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