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论文篇（1）

表1分工前所需的劳动量

1单位酒1单位毛呢共计

英国120人/年100人/年220人/年

葡萄牙80人/年90年/年170人/年

两国相加200人/年(2单位酒)190人/年(2单位毛呢)390人/年

表2分工后所需的劳动量

2单位酒2单位毛呢共计

英国——200人/年200人/年

葡萄牙160人/年——160人/年

两国相加160人/年(2单位酒)200人/年(2单位毛呢)360人/年

从上表可以看出，由于按比较优势进行了国际分工，两国生产同样数量的葡萄酒和毛呢所需的劳动量由390人／年减少到360人／年，即节约了30人／年。其中英国节约了20人／年，葡萄牙节约了10人／年。这些被节约的劳动力再从事生产，其产品便成为国际贸易的收益。这无疑在原有的产品总量上有了一个增加量，使人们能消费更多的产品，从而增加了福利。

这样，李嘉图把在两国之间进行成本比较改为在国内商品之间进行成本比较，就为各国都可以参加国际贸易并能从中获得好处的自由贸易主张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比较成本说（亦译作比较优势说）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国际贸易的万古不变的理论，并一直占居主导地位，其他经济学家只是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一些补充，包括进行一些庸俗化。

马克思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成分，创立了彻底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从而为建立科学的国际贸易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说：“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而这又表现为更多的货币。”他又说：“但是，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应用，还会由于下述情况而发生更大的变化：只要生产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614页。）从这一结论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一国生产率较高的部门的劳动在国际上会被当作强度较大的劳动，因此能表现为更多的货币；如果用这些货币从国外换取本国生产率相对不高的部门所生产的产品，则无疑会节约社会劳动。而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价值又总是物化在一定的使用价值上。马克思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形成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48页。）节约社会劳动便是增加社会财富。按比较优势进行国际贸易也不是绝对的，因为一国的比较优势并不是无限的。任何一种产品，随着生产量的增加，或迟或早都要达到边际成本，当边际产品上升到一定程度以后，其产品就不再具有比较优势，也就不能再出口。所以，除资源垄断和技术垄断的行业外，在这些行业的产品没有替代品的情况下，国际分工不可能是绝对的，而只能是相对的和部分的。这一观点可以用下图表示。

附图{图}

图1成本递增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上图以澳大利亚和我国进行的羊毛贸易为例，说明成本递增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其中横轴表示产量，纵轴表示成本（价格）。在图的左半部分，澳大利亚羊毛的供给曲线为Sa，需求曲线为Da。在没有国际贸易的情况下，这两条曲线的交点决定澳大利亚羊毛的价格为O—Pa。在这一价格下，澳大利亚对羊毛的供给和需求数量都是O—C，O—Pa为均衡价格。该图右半部分的Sc是我国的羊毛供给曲线，Dc是我国的羊毛需求曲线，O—Pc为我国的羊毛价格。在这一价格下，供给与需求数量都是O—H，O—Pc为均衡价格。从图上看，澳大利亚羊毛的价格低于我国。这是由于生产羊毛需要草原，而澳大利亚草原辽阔，人均草原面积大大超过我国，所以，羊毛的生产成本低于我国。显然，如果澳大利亚出口羊毛而进口其在生产上比较不利的产品，对中澳两国都会有好处。

如果边际成本不变，那么，澳大利亚在价格为O—Pa时就能无限量地生产羊毛，而我国在价格低于O—Pa时则完全不能生产羊毛，这样，在羊毛生产上便实现了完全的国际分工。根据我国的需求曲线，在价格为O—Pa时，羊毛的需求量为O—L，这一需求量将全部从澳大利亚进口。

但是，生产的边际成本不是不变的。在生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边际成本将出现递增现象。由于有了我国的进口需求，澳大利亚必然扩大其羊毛的生产规模。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一些劣质草场也会被用来养羊，同时一些缺乏养羊技能的劳动力也会从事养羊业，一些缺乏牧场管理经验的管理人员也会来从事牧场管理，等等。因此，羊毛生产的边际成本便开始递增。这一递增一直到O—Pa与O—Pc之间的某一点时才会结束。这一点的高低取决于我国对羊毛的需求强度，这一强度又取决于我国对羊毛的需求偏好。我们假定这一点为P点，再假定市场为完全竞争的市场，这时，边际成本等于价格，即为O—P。这时，根据我国的需求曲线，我国对羊毛的需求为O—G；根据我国的供给曲线，在价格为O—P时，我国自己已能生产O—F羊毛。这是由于随着价格由O—Pa上升到O—P，我国一些优质草场及较好的牧工和管理人员已经能在此成本上生产羊毛。这时，澳大利亚由于羊毛价格由O—Pa上升到O—P，所以，澳大利亚的需求便也由O—C减少到O—A。而我国的需求由O—L减少到O—G。在我国的需求中，O—F为自己生产的，F—G为进口的。这时，澳大利亚羊毛的总产量由原来的C—L下降为O—A加F—H或AB。国际分工已经不再是完

全和绝对的了。

这一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应当认识到国际分工的“度”，不能认为我国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就绝对不能生产，而在一定条件下，我们也能生产这些产品。这是我们在制定外贸发展战略时必须考虑的。

国际分工的不完全性和相对性还由于各种关税壁垒的存在而进一步加强。关税就是在进口品的价格上附加一部分税金，使价格上涨。在一般情况下，供给和需求都是有弹性的，在这种情况下，关税有如下影响，见图2。

附图{图}

图2供给和需求均有弹性时的关税影响

在上图中，横轴O—Q表示数量，纵轴O—P表示价格。为了分析简便，我们假定该国不生产这一产品。在征税以前，当价格为O—P时，该国进口的某一商品为O—Q，即需求曲线D—D和进口供给曲线S—S的交点E所决定的量。如果对进口商品征收Pm—P’关税，则征税后价格由O—P上升到O—P’，其上涨额小于关税额（P—P’

非关税壁垒也是对国际分工的一种限制。所谓非关税壁垒是政府直接采用关税以外的手段限制进口，如配额、质量标准、海关估价、政府采购、反倾销规则、国内歧视性税收、卫生标准等等，方式很多，且不断产生新的方式。这些手段带有行政上的强制性，所以，它对国际分工的限制更直接，更有效，而且立竿见影，一经采取，立即产生限制作用。战后关贸总协定和后来的世贸组织的活动一直是在贸易自由主义理论的主导下进行的。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一直是其活动的主要内容。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以及国与国之间不同的政治经济关系和各种不同的国际经济集团之间的矛盾，围绕着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斗争一直非常尖锐而复杂。而且，这一斗争又受到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支持和指导。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也在不断地发展和丰富，如国内外生产成本均等论、输出失业论、降低工资论、保护幼稚产业论、多样化论、次优理论、贸易条件论、国家安全论等等。任何理论都是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才是正确的。贸易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完全的国际分工能增加全球的产出，从而能增加全人类的福利。但实现这一点的前提是各国之间必须是友好和善意的，否则，这种完全的国际分工便不能促进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而会产生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弱者愈弱、强者愈强的后果。战后南北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便是明证。而在国际上仍有敌对和不信任的条件下，就不能说国家安全论没有道理。在国内失业压力很大时，限制某些进口以增加国内就业也不无道理，有时就业问题还会成为国内的主要政策目标之一。贸易自由主义理论只是在抽掉很多现实状况后的一种纯经济分析。

所以，我国在确立自己的外贸理论和制定外贸政策时，首先应该考虑充分利用国际分工来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应该分别不同产业的情况，对一些幼稚产业给予不同程度的保护。这一保护应遵循以下原则：

1.被保护的产业应当是有潜在比较优势的，适当的保护能把潜在的比较优势变为现实的比较优势。一般说来，这一保护期不宜过长，否则会迟滞国民经济的发展，因为在这一保护期内，我们实际上是以放弃国际分工所可能带来的收益为代价的。

2.对有些明显没有现实和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则不应保护，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下，我们应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充分获取国际分工所带来的收益。原来投入在这些产业的生产要素则应依据市场经济的原则自发地或有指导地转移到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上来。这些产业并不会完全、彻底地消失。根据上文所说的边际成本递增原理，有些产业当其生产规模缩小到一定程度后，其成本可能会下降，能与国外产品竞争，从而保有一定的市场份额。而有些产业可能就消失了。这一结论实际是我们对上文所说成本递增对国际分工的影响的实际应用。事实上，任何国家也不可能什么产业都自己发展，因为有些劣势是无法弥补的。如俄罗斯就不可能生产茶叶，除非它投入巨额资金人工制造适于茶树生长的条件，但这样产出的茶叶不可能在市场上有竞争优势。同样，即使冰雪运动场利润再丰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热带国家也发展不起来。

3.有些产业虽然对国家的经济乃至政治安全很重要，但如果没有潜在比较利益，保护也是徒劳无益的。比如，核原料对发展核工业和核武器是至关重要的，但假如我国没有核矿藏，再保护核原料工业也发展不起来。明智的做法只能是进口核原料来发展核工业。

4.军事工业是应当受保护的。一个自己不能生产先进武器的国家便不可能有安全感，在国际关系上也难免在不同程度上受制于人。但保护不等于孤立封闭，积极进口一些与军事工业相关的产品和技术不但不会损害我国的军事工业，反而能加快其发展。当然，在进口的基础上还要创新，否则便是跟在别人后面走，谈不上生产先进武器了。

5.对不必要的垄断产业不应保护。国内有些产业是垄断的，因此，必然产生与垄断伴生的服务质量差、缺乏技术进步驱动力及垄断高价和垄断利润。这实际是要消费者为其购买的商品支付不合理的高价，不利于发展使用其产品的其他产业的生产，也不利于使用其产品的非生产性消费者提高生活水平。因此，除去确有必要保护的产业外，对其他垄断产业不宜保护，垄断是不利于发展的。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限制了完全的国际分工外，运费也是限制国际分工的一个因素。一个生产成本较高的国家，可以因为距进口国较近而战胜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不同商品承受运费的能力是不一样的。那些价值高、体积小、重量轻的商品承受运费的能力比较大，如珠宝、精密仪器等，就可以承担空运的费用，因为即使如此，运费也只占其价值的很小一部分，不会因此而削弱其竞争力。反之，价值越低，体积越大，重量越大的商品承受运费的能力越弱，如铁矿石一般只能水运或陆运，而建筑用沙土除边境地区外几乎不能出口。其他一些价值低、体积大、重量大的商品也因运费而削弱了其竞争力，从而使完全按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的想法不能实现。

我们承认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原则，因为它出自科学的经济理性，但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比较利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这种动态不是指边际成本的上升，而是指生产要素的可变性。因为无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率，还是李嘉图所说的比较优势，都是由生产要素的质和量决定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生产率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而生产力由三个要素组成：有一定劳动技能的人即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从发展的观点看，这三者都是可变的。首先，劳动者的数量由人口的数量决定，而人口数量则由出生率和平均寿命所决定。劳动者的质量由教育的普及程度和水平决定。这一切都是动态的。劳动工具小到手工工具大到成套设备，无一不是一定水平和科学技术的物化。而科学技术是随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发展的。劳动对象也是不断变化的，现有的劳动对象不断被发现有新的用途，人们也不断发现新的有经济价值的劳动对象，如发现新矿藏等，而同时，一些劳动对象也随着不断的开发利用而减少乃至枯竭。

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决定性的要素是劳动者。因为其他要素的变化都是由人决定的。所以，我们才得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发展科学技术的前提和基础又是教育这一重要结论。只要人的素质提高了，就会制造出越来越先进的生产工具，并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和越来越多的新用途，并由此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正因为生产力诸要素是动态的，世界文明的中心才会转移。在古代，中华民族就曾创造出灿烂的文明而与恒河文明、两河文明、尼罗河文明并列为四大古代文明。只是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的科技水平才超出中国越来越远。我们相信曾经创造出令人骄傲的文明的中华民族是优秀的民族，绝对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我们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它在国际贸易上有特殊的意义。正是因为生产要素是可变的，所以，比较优势也是可变的，否则我们便只能面对现实徒唤奈何了。由于生产要素的可变性，我们才有可能使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由科技含量较低向科技含量较高发展，由低技术产品向高新技术产品乃至世界领先和独创技术产品发展。这是我们改变外贸出口商品结构、制定外贸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之一。

对外贸易论文篇（2）

1绿色贸易壁垒的兴起及特点

1.1绿色贸易壁垒的兴起

绿色贸易壁垒是指进口国或地区以保护生态环境、有限资源以及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为由，以保护本国市场和贸易为根本目的，通过制定、颁布、实施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和苛刻的环境保护技术标准，以限制国外产品或服务进口的贸易保护措施。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束和WTO的成立，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使国际贸易竞争更加激烈，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开始抬头。由于传统的贸易保护措施既不合理又不合法，西方国家采用一些新的合理合法的贸易保护措施来保护本国利益。其中环保措施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和灵活性，容易受到公众和世界各国的认同，成为贸易保护最有影响力的措施。发达国家以环境保护和保障人身安全及健康为由，通过立法或制定严格的技术标准，使得外国产品无法进口或进口时受到一定限制，成为国际贸易活动中的“绿色贸易壁垒”。

1.2绿色贸易壁垒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①虚假性。绿色贸易壁垒一般都打着保护地球生态环境与人类健康的幌子，貌似合理，实则是限制进口的不合理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②不平衡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状况已呈现极大的不平衡性。西方发达国家无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以其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资金提出过高标准，把发展的不平衡导入国际贸易领域，引致更多的不平衡。③隐蔽性。种种绿色贸易壁垒借环境保护之名，隐蔽于具体的贸易法规规定、国际公约的执行过程中，成为进口国拒绝外国产品的“核武器”。④广泛性。绿色保护的内容非常广泛，不仅涉及资源与人类健康有关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而且对那些需要达到一定安全、卫生、防污等标准的制成品产生巨大的压力。这些绿色保护措施，具有不确定性和可塑性，在具体实施时容易受到发达国家的刁难和抵制。对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涉及面更大更深。⑤坚固性。绿色贸易壁垒抓住人们关注生态环境的心理，根据本国市场和消费者的情况制定超高标准，先入为主，制造进口品的消费障碍，具有坚固的限制进口的堡垒作用。

2绿色贸易壁垒的主要表现形式

绿色贸易壁垒从设置来源讲分为政府设置型和非政府设置型。政府设置型主要是指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绿色贸易技术标准，以立法和经济政策形式设置的非关税壁垒；非政府设置型是指不同国家的公众由于环保意识的差异，拒绝使用和消费对环保产生不利影响的产品，从而对进口产品造成的事实上的贸易壁垒。其中政府设置型绿色贸易壁垒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①绿色关税，即对一些污染环境或影响生态环境的进口产品课以进口附加税。②绿色技术标准，即通过立法手段制定严格的、强制性的环境保护技术标准，限制或禁止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产品进出口。③绿色环境标志，即由政府管理部门颁布的表明产品从生产、使用到回收处理整个过程符合国家环境保护要求，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无害的一种特殊标志。④绿色检疫卫生制度，即有关国家及国际组织根据乌拉圭回合通过的《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以确保人类健康免遭进口动植物携带疾病而造成的损害为由而对农副产品和食品制定的安全卫生标准和检疫措施。⑤环境贸易制裁，即一国针对另一国违反国际环境条约而采取的强制性贸易限制措施。

3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3.1对我国产品出口市场范围的影响

1995年我国主要的外贸出口市场是香港、日本、美国、欧盟、东盟、台湾、韩国等，对他们的出口份额占我国外贸出口总额的4/5。这表明我国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多数都是世界贸易组织与环境委员会的成员，环保行动起步早，成效大，公众环保意识强，环保技术位居世界前列，目前从环保立法进入环保执法阶段。如果这些国家和地区凭借自身在环保方面的优势，在世界贸易组织中极力要求将贸易与环境两者挂钩，并制定对发展中国家过于苛刻的统一环境标准，这将使得我国产品出口市场范围面临缩小的可能。

3.2对我国产品出口增长速度的影响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加快机电产品出口是今后我国扩大对外贸易，跻身世界贸易强国之列的必然选择和重要依托。但面临的困难之一就是发达国家制定的产品进口标准，例如防污标准、噪声标准、电磁辐射标准等，为我国机电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增加了难度。另外，乌拉圭回合谈判最后签署的文件不仅包含工业品贸易，而且还包括农产品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投资等方面的环境保护问题。如果发达国家在新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中肆意推进环境壁垒，以保护本国市场为目的而提高产品的环境标准，对于实现我国加快出口的战略目标将产生影响，产品出口增长速度势必减缓。

3.3对出口产品成本和企业效益的影响

环境壁垒的制定实施必然会涉及产品从生产到销售乃至报废处理的各个环节。它要求将环境科学、生态科学的原理运用到产品的生产、加工、储藏、运输和销售等过程中去，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无公害、无污染的环境管理体系。因此产品在流通过程中，制造商为了达到进口国的环境标准，不得不增加有关环境保护的检验、测试、认证和签订等手续并产生相关费用。产品的外观装潢、出口标签和商品广告也将作大幅度调整。因此，出口产品各种中间费用及附加费用的增多，将使我国目前出口产品日益上涨的生产成本进一步提高。作为出口产品生产企业的经济效益将因此受到影响。

3.4对双边或多边贸易关系的影响

近年来，发达国家以保护环境为名，经常采取单方面的贸易措施，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口，由此引发的双边或多边贸易摩擦日益增多。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这两大区域性经济组织成员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它们的环保水平和环保标准大致接近，个别成员存在的差距也在趋于协调一致。因此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区域自由贸易的形式，以低于区域环境标准为由将来自于区域以外的产品，包括中国产品排斥在巨大的区域市场之外。

4突破国际绿色贸易壁垒的对策建议

4.1加强宣传教育，顺应绿色潮流，提高环保意识

绿色贸易壁垒，大多都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树立的。但是为了全球社会的持续发展，在国际贸易中引入法规制度以约束、惩治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是必要而迫切的。我国企业要冲破绿色壁垒，首先必须顺应这股绿色潮流。必须充分认识到，低环境标准国家的资源会加速退化，环境污染加剧，并最终导致竞争力的进一步下降。而高环境标准国家将会从善待环境的技术和产品中获利，从而在环境保护产业领域占据优势地位，在国际贸易中更具竞争力。因此，我们应该全面客观地认识绿色贸易壁垒的性质，既要认识绿色贸易规范条件的积极意义，又要分清某些国家寄寓于其中的绿色贸易壁垒，在保护自身正当权益的同时，使我国的发展顺应历史潮流。

4.2积极推进环保产业的发展，并将环保纳入外贸发展战略

环保产业的发展，必然会提高企业防治污染的能力，为其产品冲破国际贸易中的绿色贸易壁垒提供硬件上的支持。此外，环保产业具有较强的关联效应，在自我发展的同时能够带动、引导许多前向、后向相关产业的发展，极具潜力。我们应根据绿色壁垒的发展趋势，加快制定和完善各类商品生产和销售中有关环境保护的标准和法律法规，促使对外贸易的环境管理与国际环保法规和惯例接轨；强化环保执法，对外贸活动中违反环保法规的行为依法严格惩处；推行“绿色环境标志”制度。另外，必须加强对各国环保法规、环境标志制度的研究和信息搜集，尽快建立外贸环境技术标准的信息系统，为出口企业和外贸部门提供及时、充分的信息咨询，促使企业按照环保标准组织生产，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和损失。

4.3加强与环境有关的认证工作

与环境有关的认证工作主要有国际环境管理体系系列标准（ISO14000）认证、绿色标志认证等。在中小企业中扩大关于绿色产品、绿色营销、清洁生产、环境标志等概念的宣传，鼓励企业自觉向ISO14000和国际相关产品环境标志的认证要求靠拢，并给予人力、物力、财力、技术和信息上的必要支持。建议采取以下主要措施：一是重视与环境有关的认证工作。ISO14000认证和绿色标志认证是本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绿色通行证”；二是积极采用国际环境标准。只有符合国际标准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才是合格产品，才可能具有国际竞争力；三是加强宣传与环境有关的认证制度。向企业与环境有关的信息，在认证程序上指导和帮助企业，不收费或低收费。

4.4充分发挥“环境外交”的营销作用

①积极参与国际环境公约和国际多边协定中环境条款的谈判。由于经济发展的差异，在国际环境公约和国际多边协定环境条款的谈判中，发达国家往往提出过高的环境标准和环保措施，发展中国家则强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重。因此，为了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我国应与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积极参与谈判，拒绝接受超越自身承受力的环境条款。②以国际规范为依据反对进口国的绿色贸易壁垒。对于进口国以环保为借口单方面设置的绿色壁垒，或进口国将其国内环保法规实施到境外，或进口国以隐蔽形式做出的各种贸易歧视，我国要通过外交途径与进口国谈判，或向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构（DSB）提出。③注重“环境外交”策略的运用。外交策略得当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1997年4月，国家商检局邀请欧盟兽医代表团对我国进行考察，确认我国具备了向其出口鲜猪肉、鲜牛肉及肉制品的条件，使得欧盟对从我国进口的鲜猪肉、鲜牛肉解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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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6)

3李周,孙若梅.中国环境问题研究[M].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4江晓娟,杨圣明.中国对外贸易理论前言[M].

对外贸易论文篇（3）

Abstract:Thisarticlecarefullyexaminetheculturalproductproductionandthetradeinthecontemporaryworldde2velopmentcondition,andconductedthecomparisonresearchtotheChineseculturetradequestion.Proposedthetransfor2mationidea,strengthenedtheunderstandingandthereformtradesystemraisedconstructionsandsoontechnicallevelbyfurtherdevelopingourcountryforeignculturetrade.

Keywords:culture;trade;industry

在经历了多年以来美国好莱坞电影对中国文化市场的狂轰滥炸之后,近几年又迎来了以“大长今”为标志的“韩流”的侵袭。这一切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自然是文化心理的洗礼和审美情趣的享受。然而对于拥有五千年文明史并有着丰富文化资源的中国,这也应该是一个不小的震撼和冲击,足以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关注。

一个有着深厚文化自省意识的民族,通常会不断反省本民族文化的普适价值内核及其传播传承的问题。文化的积累与发展通常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展现出活力与丰富性。遗憾的是,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传播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仍然处在一个比较模糊与犹豫的状态中。

我们经常在各级政府的报告中读到类似于这样的句子:“我们要努力提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我们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然而一个小小的韩国,在经历了1997年金融风暴后,只花了短短几年时间用他们创造的音乐、电影、电视等文化作品不仅席卷了东南亚,还进入了欧美市场,成为了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中的一支生力军。他们不需要抽象的口号而悄然登上了世界文化大舞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一、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在当代世界范围中的表现

在上个世纪,美、日、英、德是最大的文化商品出口国,占全球文化商品出口总额的5514%,同时它们成为了文化商品最大的进口国,占文化商品进口额的47%。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成为了文化商品的进出口大国,但遗憾的是中国出口的文化50%以上是游戏设备、文教娱乐和体育器材,这确实与中国近年来作为全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相吻合,却与中国是一个有最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国家这一地位不相宜。

中国的实物商品贸易量在全世界排名在前三位,然而文化商品与服务的进出口贸易比例约为10:1;2001年以来,中国平均每年引进和输出图书版权的比例约为10:1。1992年以来,我国购进俄罗斯版权为世界第一,而向俄罗斯输出版权几乎为零。1998年我国高达300亿元以上的图书销售中,出口才2000万元。2002年,电子出版物的进口额是出口额的14倍。在表演、电影、音像制品、会展、期刊、报纸展览等产业中,存在明显的贸易逆差。特别是无论哪种级别和内容的文化庆典活动、会展和交易活动,我们都会看到外国文化团体的参与和文化产品的引进,不仅大大挤压了中国文化的话语空间,同时也形成了更大的贸易逆差。

中国文化产品的生产与贸易一直停留在小规模、低档次、低效益的水平。当代世界的贸易发展潮流是服务贸易的比重在增加,而作为国际服务贸易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文化贸易的比重又在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大增。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是知识在全球范围的交流越来越多,知识和文化产品的服务贸易比重不断增加。如美国2005年以版权和授权费用的出口增长达到近5000亿美元,增长幅度超过了运输服务和军售。通过比较我们感受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成为了我们研究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的动力。

二、改善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建议

如何改善中国文化贸易,这要进行全方面的系统的审视,因为“文化”这个概念的宽泛性以及文化产品的多样性使得人们对于文化产品贸易在认知上要比其他商品和服务贸易困难得多。

(一)加深对文化概念和文化贸易的认知

“文化”有多种解释,大致可以分为狭义与广义。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一切物质和精神活动的过程和结果都是文化行为和文化成果。包括人化的自然、人类的物质生产成果、制度文明成果、精神产品和意识形态。狭义文化概念指的是知识和精神产品,也包括制度文明和意识形态的积淀。

在探索文化对于人类生存状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和价值时,我们希望从广义的文化视野出发,将人类文明进程中所积淀的所有的文明成果作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来看待。但是在我们研究文化贸易时,我们又需要在一个特定的狭义文化的语境中对文化的内涵进行有限的诠释,将文化看成是人类各种制度和观念的成果。只有这样,方可区别于其他物质领域的商品生产与贸易。

文化贸易属于国际贸易中的一种特殊的服务贸易,它是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贸易活动。文化产品不仅具有商品属性,同时也具有精神和意识形态属性。由于人的精神追求和心理需要比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具有更高的层次性,因此人类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对外文化贸易不仅具有经济功能,而且能够传播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文化理念。韩国电视剧“大长今”不仅版权热卖于世界各地,获得了象三星、现代公司一样巨大的经济利益,也向世界传播了韩国人坚持诚信、尊重传统、锐意改革、不畏艰难的励志精神。好莱坞电影风行全球,将美国式的民主和个人主义的道德观念向全球推广,它的影响力决不只是支撑了美国的文化产业,而是形成了全球意义的话语权力。因此,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对文化贸易的功能、意义和价值的认知还要普遍提升。这不仅仅是作为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存在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理念和精神资源的需要,同时也可以让世界人民享受中国文化成果,使我国在经济政治等多种领域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力。

(二)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加快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在经济增长中,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不太合理的状态,第三产业在总量上的比重偏低,严重制约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已达到70%以上,而我国只有34%左右。文化贸易对第三产业的贡献不仅是总量上的增加,更是内部结构的升级和完善。

全球服务部门按国际服务贸易分类标准,有八个大类142个服务项目,其中的四个大类是文化、体育及娱乐服务。文化服务贸易还包括第一大类商品服务中的F类的印刷、出版和第二大类通信服务中D类的视听服务,这是经过日内瓦WTO服务贸易理事会评审认可的分类。

目前国际上流行的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产品和项目的交流,属于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品贸易的平台是构建在文化产业发展基础上的。在建构文化交流平台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发达国家,教育产业的发展除了为数不多的公共财政支撑的公立学校外,社会力量办学和市场化经营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外汇收入,如美国的迪士尼乐园、NBA篮球运动通过向全世界的渗透为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利用全世界明星荟萃的优势,在联赛空余时间造访中国大陆、香港等进行文化贸易,既获得了很大商业利益,又传播了西班牙足球文化和理念。这些都说明文化是可以作为也是应该作为一种产业进行生产与贸易的。

要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就要建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要用市场的观念和手段去打造。这就要改变多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所习惯运用的行政思维和行政手段。我们需要政府对文化产业的规划和管理,如尽快建立一套动态有效的文化产业运行机制,制定有利于促进文化产品生产和贸易的政策法律,包括文化贸易的项目审批、外汇管理、商品结构、税收优惠政策等。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严格按照被认可的体制和法律框架办事,而不是由某一个文化管理部门简单的个人意志去掌握该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的权力。同时我们的体制设计和政策制定一定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为从事文化产品生产的企业提供一个有法可依、有政策导向、平等公正的竞争环境。教育、文化、体育、出版、会展在计划经济时代通常被认为是政府公权力管辖最直接最严格的领域,它甚至形成了某种政府对文化资源的垄断,但对于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产品的传播没有产生积极的效果。因此我们仍然要象其他产业发展模式一样,放开搞活中国的文化产业和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当市场的力量产生偏差时,政府应该有办法利用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法律手段加以调整和规范。如美国为了防止电影市场因为垄断而削弱竞争,政府严格限制国内电影产业的垄断,不允许建立从创意、制片到发行放映的垂直垄断企业。韩国前几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优先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措施,短短几年的市场化运作,文化企业象雨后春笋一般建立起来,形成了十分活跃的文化产业生产和贸易局面。我们应该充分借鉴外国文化产业发展体制和文化贸易策略,同时也应该借鉴我国二十多年来外贸体制改革的经验。

(三)整合文化产业资源,实施品牌战略,拓展国际市场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又具有从未中断过的文化积淀。众多的文化工作者和丰富的文化资源是我们发展文化产业和对外文化贸易的基础。但是中国的文化企业数量多,层次低,资本缺乏,规模太小。前些年虽然经历了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体制的变革,建立了一些大型文化企业,但集约化经营水平和产业集中度不高,不具有品牌优势。

面对国外媒体大规模兼并重组势头,中国文化产业要加快重组步伐,打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所有制之间的界限,通过联合、兼并、重组等资本运作方式建立大型跨行业集团,实现企业规模经营和资源优化配置,建立企业品牌和文化产品品牌,进军国际市场。

我们从好莱坞的大成本制作电影、著名品牌广告、国际文化活动可以看出,文化产品的制造需要大量资本,有时候为了几秒钟的效果会耗资上亿元,这对于分散作业的小规模公司是无法承受的;其次,文化产品制作过程中高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技术的开发费用很大;同时文化产品信赖的主要资源是高水平人才,他们的薪水常常是天文数字。这要求文化企业要有一定的资本和规模,即使是小成本制作的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它们的推广和传播也需要大量的金钱。当然文化产品原回报也是很丰厚的。中国虽然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大制作的电影、戏剧,但还只是简单在形式上对西方艺术的模仿,由于内容上的单薄未在世界上形成太大的影响。

对外贸易论文篇（4）

（二）政治民主化和经济改革使中国社会中利益的多样化逐步得到政府的承认和重视，并且可以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和机制进行利益表达。他们对贸易政策的影响比以前得到加强，其中中央行政机构和地方政府具有较显著的影响，体现了“主义”的作用，而国内各类企业、外国投资者、特殊利益团体以及消费者对最高决策的直接影响效力则仍然是边际性的或趋向减弱。利益团体对贸易政策的疏通和影响作用在今后的政府过程中可能会越发重要，这表明中国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简明、公正和透明度高的决策制度和机制，使更多的利益（特别是那些被忽视的集团，如消费者）能够在政策决策中被倾听，并避免“政出多门”的以及为少数特殊利益所左右。

（三）世界贸易体系和国际集体行动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接受国际通行的惯例和规则，在承担合理义务的同时享受外部市场准入的权利符合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总体目标。但这意味着中国必须面对和承受其他贸易伙伴国家的压力和要求，包括贸易摩擦和争端，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中国在加入以法规为基础的GATT/WTO多边体制框架中的谈判；中国在APEC区域贸易组织内的复边协商和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国与主要贸易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争端与解决，特别是中美贸易关系。而外国政党的对华战略、外国政府贸易政策的基本理念、利益集团乃至公众的各种要求和观念将通过这些渠道影响中国的政策决策过程。外部压力和制度约束对中国贸易政策决策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贸易改革的日程、幅度和速度必须跟上国际集体行动的步伐，另一方面，政府也希望通过参加多边或区域贸易协定来推动国内的经济改革，以“锁定”的方式保持改革政治上的可预见性和可信性，当然这种对外承诺对于中国来说必须是建立在“可接受”的公平的基础上的。

（四）中国贸易保护的特征是平均水平较高，而且在结构上易变而分散。实际征税率与名义关税率的差别较大，以配额和许可证等数量限制为核心的非关税壁垒的频数比依然较高，同时关税保护和非关税措施之间多呈现出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在贸易自由化方面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改革，使贸易的扭曲程度和结构有了显著的改善，贸易的中性刺

激增强了。实际保护率的水平和结构比名义保护率更高而离散，鼓励下游行业生产而歧视上游行业生产的倾向更明显，统计检验还表明名义的和实际的保护率在部门排序上是近乎相同的。不同贸易保护形式在工业行业之间的差别表明它们在国家的发展战略目标中具有不同的地位以及它们自身行业特征所导致的迥异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

对外贸易论文篇（5）

确实，上述说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产的产品不同把生产分为“技术含量高的”与“技术含量低的”。这种分法当然并不很严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生产同一种产品如棉布，这些不同的方法有着不同的技术含量。但是，如果考虑到企业总是在生产同种产品的不同生产技术中挑选成本最低的那种，不同种类的产品生产在技术密集的程度上就还是有着显著的区别。例如，纺纱的技术含量显然低机生产的技术含量。

19世纪以来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技术密集化道路有相当大的共同性。一国进入了开始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之后，首先具有了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一般都是纺织业，因为它需要的技术水平比较低。此后的技术密集化道路取决于一国走哪一条产业升级的路径：在发展重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如德国、日本和韩国），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依次变为钢铁、化工、造船、汽车和机器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高技术成分（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大型数据机）等等；而在发展轻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则依次变为日用消费品、服装、电子产品等等。走这样的技术密集化和产业升级道路，世界各国几乎没有例外；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越快，经济增长就越快；不能迅速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的国家，其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必定不快。最近几年陷入经济困境的东亚国家，多半都是由于没能将整个经济的支柱转向更加技术密集化的产业。例如，自80年代以来日本的优势产业就是汽车制造和家用电器产品，这种产业结构至今没有明显的改变，这就从根本上妨碍了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这是最近10年来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之一。

由此看来，对一国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来说，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有多高、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有多快，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一个国家完全可能在短期中出现对外贸易增长快、整个经济增长慢甚至经济衰退的现象，这种情况下的对外贸易增长快是该国经济出现了重大问题的表现。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更不是一个好的追求目标。任何严肃的经济分析都可以证明，对任何国家来说都存在着一个最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于这个依存度和低于这个依存度都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由于运输成本的限制，国家越大，其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就越低。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可以高达100％，而美国、日本的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不过是20％。最有意思的是，象德国这样的国家对外贸易虽然占GDP的60％，但是它的大部分对外贸易是对周围的欧共体国家进行的，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只占其GDP的20％。整个欧共体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也只占其总产出的20％。而欧共体在土地面积和人口上与美国处于一个数量级。这是一个典型的证据，说明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与国家的规模成反比。这被克鲁格曼概括成一个规律：越小的经济体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越高。

上面的国际比较表明，在当代，人口、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当的工业化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只应当在20％左右。中国的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等，人口为美国的数倍，最近几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却在40％上下。从发达国家的角度看，这是高得不正常的。形成这种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原因，是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中国生产可贸易商品的生产率相对较低而生产非贸易商品（如理发）的生产率相对较高，从而使中国国内以人民币计算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相对比价，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比价。这一方面低估了中国的总产出，另一方面又高估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有人以购买力平价方法估算，认为就实际产出来说，中国的GDP应当比现在的统计数字高4倍，相应地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就降到只有10％了。这说明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统计方法问题，是由于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进行统计的结果。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十分重要的是，在经济增长很快的国家，由于可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增长得快于非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在进一步的高速经济增长中以本国货币计算的对外贸易额增长慢于当年价格GDP的增长，就是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统计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会下降。日本和韩国都曾经出现过按现行统计数字计算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这不仅说明对外贸易依存度并非越高越好，而且说明经济高速成长到一定时期后还要求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适当下降。

总之，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必须围绕着这一点来决定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使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完全服务于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东亚国家前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不是它们实行了外向型经济，而是它们使自己的对外贸易战略、外向性经济以致整个的经济政策都为尽快的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

对于中国来说，最有效地为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的对外贸易战略肯定不会是自由贸易政策。一般说来，自由贸易政策对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会是一个最优的政策。

二、自由贸易政策有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自由贸易已经成为西方经济界不可动摇的教条。西方人的灌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舆论，以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贸易政策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之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有人还煞有介事地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算出了”中国如果接受一系列贸易自由化措施，2005年时的实际GDP会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这一类的论调，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放弃对本国产业的一切保护措施。而在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鼓吹自由贸易，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其损人利己的私货。自由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是一副毒药。

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兜售贸易自由化的药方，但是它们自己就不是靠自由贸易政策发展起来的。近200年来担当过世界经济最强国的那些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在历史上都曾经是工商业落后于别的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当它们急起直追发展自己的工商业时，它们都对自己的新兴产业实行了严格的保护，而且一般都是在自己成为世界第一（至少是第一流）的经济强国之后才转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克鲁格曼这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自己就承认，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开始它们的工业化进程的”。其实何止是这三国，第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英国就是靠保护贸易发展工商业的。英国转向自由贸易政策是在19世纪上半期，那时英国早已坐稳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宝座。在这之前，当英国的纺织业还大大落后于其它国家时（那时纺织业是最“先进”的产业），英国政府曾经用最极端的手段保护本国的纺织工业，以致于禁止本国臣民使用别国生产的纺织品。而英国正是靠从纺织业开始的“产业革命”才成了以后一个世纪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把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与南美国家、与中国比较一下，就知道自由贸易政策如何有害于经济发展了。虽然南美国家取得政治独立的时间比美国晚了40年，但是19世纪初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差别，其它的经济条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积、人种）都相差不多，当时它们在经济上都远远落后于英国。但是在整个19世纪中，美国人在不断反对英国人干涉其内政的斗争中对自己的制造业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结果是很快就发展起了最先进的工业和经济，在19世纪末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南美各国却被英国政府的“友好”姿态所迷惑，听信了英国人的甜言蜜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听任英国的工业来摧毁自己的制造业，到20世际初终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世人现在都在传说拉美国家本世纪50年代以来保护本国制造业的“进口替代战略”如何不成功，他们却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国家吃够了19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的苦头，它们才在本世纪中期转向了“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这样大肆渲染拉美国家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又闭口不提它们过去自由贸易的失败，是西方发达国家为破坏落后国家的自主发展以永远保持自己经济上的优势而搞的宣传伎俩。

中国与美国是一个更好的对比：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到20世纪初清朝灭亡前夕，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应当说是最合乎自由贸易理想的了。那时候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政府不能也不敢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仅有的关税壁垒也被国际条约限制而不得超过5％，实际上平均关税率连5％都不到。可是这样的自由贸易并没有使中国发展起来。1912年，当中国的进口关税平均还不到5％之时，美国全部进口的平均关税负担却为18.5％。须知美国当时已经是世界的第一经济强国、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却仍然以这样高的关税保护本国的产业，中国那样落后，却只有那么低的关税保护，中国的工业怎么能发展！现在的人都批评那时的洋务运动，认为它的封建主义本质注定了它发展中国工业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实，这样落后的国家，光是没有象样的关税保护这一条，就注定了中国工业不能发展。

现实和西方人信奉的鼓吹“自由贸易优越性”的经济理论形成了如此明显的对立，有些人还是如此虔诚地相信和宣传这一套学说，这是为什么？

这里只说一个理论上的根本问题：按可计算一般均衡“算出”的自由贸易好处根本就不可信。对自由贸易好处的全部论证都是以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为基础的。按照这个学说，只要两国生产同样两种物品的相对成本不一样，这两个国家就都可以出口自己生产的相对成本比较低的产品，进口自己生产相对成本比较高的产品，这种贸易可以使这两个国家都获益，因为它们都由此用自己有限的资源而得到了更多的商品。例如，如果英国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9单位酒，葡萄牙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83单位酒，那就不管它们的绝对生产成本是多少，都应该由英国向葡萄牙出口酒，而由葡萄牙向英国出口呢绒。而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贸易结构自动就会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这个要求。李嘉图自己认为国家之间在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它们在生产率上的技术差别；而以后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强调这种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不同国家在生产要素禀赋上的差别，即不同国家拥有的生产要素之间有不同的比例。可计算一般均衡不过是把这些理论化为具体的数学模型，再利用统计数据对这些模型作了估算而已。

为什么现在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作出的估算不可靠？为什么作为这个模型基础的比较成本理论成了“自由贸易优越论”的论据，而自由贸易优越论与成功的发展经验有如此大的矛盾？其根源就在于，比较成本学说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都用僵死的眼光去看待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不承认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不承认对外贸易政策可以影响生产率。如果一国生产某种产品的相对生产率高一些，它生产这种产品的相对成本自然就会低一些。但是生产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实践中的学习和锻炼。一般来说，人们干同一种工作的次数越多，工作效率就会越高；同样，一个企业生产过的同一种产品越多，生产效率就越高，其生产成本也就越低。这个道理，有工作经验的人都会感觉到。而美国人早就作过测算：一种型号的飞机的累积产量增加一倍，其生产成本就会降低20％。这种“学习效应”有两个特点：一种产品的生产率取决于它的生产历史，历史上生产过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种产品的生产历史越长，其成本降低的潜力越小。从生产第一架飞机到生产第二架飞机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产出一万架飞机之后，要再生产一万架飞机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来，生产没有生产过的产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产成本，而生产老产品则不会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如果考虑到这种学习效应，我们就可以知道比较成本学说对自由贸易政策所作的论证错在哪里：发展中国家生产过的“新产品”（现代工业产品）一定很少，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生产率一定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相对成本也一定高于发达国家。这就是人们抱怨“国产小汽车的价格高”的根本原因。出现这种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而要使现代的新产品的相对成本降下来，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要多生产这些现代的新产品。发展中国家降低现代工业产品的潜力最大，只要坚持生产这些新产品，许多产品的相对成本就会迅速下降。但是由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实行自由贸易，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就会亏本，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无法进行。但是不从事这些现代产品的生产，就永远得不到学习效应，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效率也永远不会提高。而如果以高额关税保护本国的这些新产品的生产，使生产它们的企业不至于亏损，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会发展，坚持一个时期之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其相对成本会随之下降。这样，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可能阻止了一国提高其历史上生产很少的产品的生产率，而保护关税政策则有利于提高这种生产率。用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之父、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话说，保护关税牺牲的是现在的价值，得到的却是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经济政策本身可以影响生产率的最典型例证。

以其现在的情况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根本就没法考虑政策对生产率的这种影响。它根本就不考虑“学习效应”，因而必然夸大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好处，低估它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的坏处。使用这样的模型作出的测算根本就是不可信的。

针对19世纪中期的发达国家英国扼杀后起国家德国的经济的阴谋，李斯特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贸易政策是最发达的国家扼杀其未来的竞争对手的手段。这在今日仍然是至理明言。克鲁格曼作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在其所著的《国际经济学》教材中明确承认我们前边所说的学习效应的作用，也明确承认今日的发达国家多半都是靠保护本国幼稚产业起家，但是一谈到今日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就通篇都是它们的保护本国产业的政策如何失败，给人的印象就是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该保护本国的产业。对一种理论上完全有道理、历史上又是行之有效的贸易政策，他却硬要说它不适用于今日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写法不能不让人怀疑他写作的真正动机：我们有理由怀疑他在这里并不是抱着真正的科学态度，而是为了某种利益而从某种偏见出发来说话。这种利益就是当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利益，而这种偏见就是由美国的利益而产生的对落后国家发展的敌视。

落后的国家不应忘记，自由贸易政策是破坏其经济发展的一副毒药；而许多向第三世界鼓吹“自由贸易优越论”的人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毒药。

自由贸易的信徒们还有一个颇令人信服的论据：自由贸易可以打破国内企业在本国市场上的垄断，而这种垄断是无效率的，必然会造成低产出、高价格。这是对自由贸易的“促进竞争论据”。但是这个论据有偷换概念之嫌。从逻辑上说，也可以靠允许以致鼓励本国企业进入来促进国内市场上的竞争，打破垄断并不意味着需要引入外国企业。如果考虑到企业的最优规模这种效率因素，我们可以承认，“促进竞争论据”对小国是相当有道理的。以汽车制造业为例。当今这个行业最有效率的公司规模是年产150万辆轿车。如果每个汽车厂商都达到这个规模的话，按“一户一车”即平均3个人保有一台车、每台车使用10年计，象韩国这样的小国有一个汽车厂商就足够满足本国需要了。但是一家企业独占国内汽车市场当然会造成极严重的垄断。问题在于，这个例子也恰好说明，“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即使达到“3户一车”、每台车使用15年，也要有6个年产150万辆的汽车厂才能满足中国的“稳态”需求。6个汽车企业还不足以造成足够的竞争吗？为什么只有外国企业来了才算竞争呢？实际上，中国汽车行业今日的问题仍然是厂商过多，竞争过度，而不是企业太少、竞争不足。这种举例分析的意义在于，它证明了，只要国内的经济政策得当，中国这样的大国完全可以即取得规模经济的好处，又仅靠国内企业就产生足够的竞争，完全不需要靠自由贸易让外国企业来制造竞争。“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大国。

三、中国应当采取的对外贸易战略

前边的分析告诉我们，中国既不应当采取片面追求扩大出口的对外贸易战略，更不应当为了换取出口的扩大而过度开放进口。在今日之中国，对国内市场和产业的保护必不可少，问题只是应当保护哪些产业，开放哪些产业的国内市场。

关于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分析告诉我们，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贸易政策是保护它们的现在生产率相对较低、但是提高生产率的潜力又很大的产业，这些产业可以将本国产业的技术密集程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根据这种考虑来选择贸易保护的对象时，中国有一个很好的参照系，那就是现在已有的产业结构。

在转向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为了不受美国和苏联等超级大国支配，曾经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它包括了几乎任何一种工业部门。以当时甚至现在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来衡量，这样建立起来的许多工业部门必定是产品性能和质量差、成本高从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生产要求的技术含量越高的部门情况越是如此。这在航空工业等部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转向改革和开放政策之后，这种部门的企业大都陷入了亏损的困境，成了经济上的包袱。

现在的人们大都忙于嘲笑建立这些企业时没有考虑经济上的承受能力，嘲笑这些企业是闭关自守的落后思想的产物。但是，现在真正重要的已经不再是清算过去，而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将来应当怎么办。从经济发展要求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角度看，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生产正是中国今后几十年的产业升级中应当大力发展的生产部门。一个产业的成长需要时间和经验，决不是有了资金能够买进设备就可以一下子办成的。台湾90年代初期的经济已经足够发达，但是当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时却没有任何基础可作支持。当时台湾为了发展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曾经想买下美国的麦道飞机公司，只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干预而没有成功。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一国现有的工业基础是多么重要，它本身就是国家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

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和扶植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保存并发展其技术力量，我们将会大大加快整个国家技术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为国家将来达到发达水平时的经济准备好支柱性的产业部门。如果我们听任这些现在还没有竞争能力的部门在市场竞争中消亡，国家也还是要解决这些部门的那些往往是高技术的员工的就业和生活救济问题，还是要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得失相权，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仅不放弃、反而要进一步扶植和发展这些部门的生产。而扶植这些已有的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主要方法，除了国家通过各种渠道给予补贴之外，就是在对外贸易上保护这些部门的国内市场。

经济发展上的一般规律是，一国新生产的一种产品通常都是先占领本国市场，然后才发展到对外出口。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来说，只要人均收入能够很快提高，任何高技术产品在国内都可以有极其广阔的市场。就是对客运飞机这种最高技术水平的产品，中国也已经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国之一。问题只是要以适当的贸易政策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国内市场。

从中国目前的生产和贸易模式看，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水平：中国的技术含量相当于造船和家用电器生产的部门已具有了国际竞争力，因为中国已经开始大量出口技术档次比较低一点的家用电器和船舶。在这种情况下，目前中国应当全面放弃对技术含量低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的贸易保护措施，将有限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的可能性集中用于技术含量高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那些原则上放弃保护的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部门从纺织品和服装生产部门一直到钢铁生产部门。在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中，只有个别的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品种生产需要保护。因此，限制这些部门产品进口的贸易保护措施应当集中在它们的那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品种上，如某些特殊的纺织面料、某些特殊的合金钢或钢材等等。在这些技术含量比较低的生产部门中，只有一个部门应当是例外，那就是农业部门。尽管农业部门产品生产的技术含量一般比较低，但中国还是应当对农产品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措施，以尽可能地保护本国的农业生产。这不仅是为了保证中国的农业和食品安全，更是为了保护仍然占中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的利益。

根据这样一种对外贸易战略，目前中国需要重点保护的国内工业部门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机器设备制造、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产业中的高技术组成部分的生产（如集成电路的生产和软件开发）。我们应当动用可能使用的一切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将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保护好。为此必须对目前的关税和其它各种对外贸易政策作重大调整。目前我国的关税和对外贸易政策是鼓励企业使用外国产的设备而不使用国产设备，鼓励企业使用进口飞机而不使用国产飞机，这种状况不应当再持续下去了。

目前机器设备的进口占中国进口的一个很大部分。转向重点保护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可能导致中国的进口增长以致整个对外贸易的增长放慢，甚至导致对外贸易占中国GDP的比例下降。但是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经说明，在经济进一步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只要这种下降是逐渐的而非急剧的，在对外贸易对GDP的比重下降到20％以前，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大惊小怪。

中国未来真正的经济问题在于中国的人均资源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要变成一个经济上的发达国家，就必须成为一个以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生产、包括机器设备的生产为支柱产业的国家，在国际分工的体系中侧重于生产机器设备和其它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向这一地位迈进的过程，而为了完成这一发展，中国必须在对外贸易中全力保护和发展这样的产业。如果能够完成向这种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国的进口将以资源和初级产品、特别是原油为主；向这种经济结构的转变同时就是进口结构向以原油等初级产品为主的转变。我们现在就必须准备并着手开始这一转变。为此必须对整个对外贸易战略作大调整，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须作大调整。

对外贸易战略上的最大调整，就是转向全力以赴地以关税和非关税手段保护本国的装备和机器制造业、高科技产业。这一方面会加快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国长远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将出口所得的外汇收入节约下来进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这一点的前提下，中国应当学习美国的战略，减少对本国领土上的石油资源的开采，将本国的石油资源储存起来作为应付重大国际危机的战略储备。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中国还应当尽可能加入俄罗斯和中亚的石油开发，与这些当事国达成“投资开发后换取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协议。这样可以使中国未来的原油进口来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应上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使中国能够顶住未来可能出现的西方的“禁运”和封锁。

对外贸易论文篇（6）

二、品牌竞争力的特征

1．竞争的比较性。品牌竞争力是在品牌竞争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比较能力，这种比较可以是产品质量、成本价格上的比较，也可以是占有或控制市场能力的比较，还可以是人力资本、管理和经营，以及再生产等环节上的能力比较。在比较中，同一行业品牌表现出竞争的优势或劣势。

2．目的利益性。品牌竞争最直接的目的是获得更多的顾客，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以实现再生产的高效循环。最根本的目的是利润的获取。

3．动态性。品牌竞争力的动态性表现为品牌竞争力随着市场结构和竞争行为的变化而变化，即品牌竞争的优势或劣势不是绝对持久的，优势品牌可能变为劣势品牌甚至消亡，劣势品牌可能变为优势品牌。

4．过程性。品牌竞争力的培育和建立以及竞争能力的消长是有一个过程的。

5．整合性。品牌竞争力是企业资源配置的产物，也是企业运作系统和品牌管理系统整合的产物，缺少任何一种必要的资源或系统中某一环节整合不佳，都会影响

6．品牌意识不强，管理能力较弱

目前，中国企业的品牌管理能力还较弱，企业商标保护意识薄弱。品牌竞争力的培育和建立。

三、我国对外贸易现状分析及问题

由于我国国民经济继续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企业竞争力持续增强，所以对外贸易保持了强劲增长势头。2008年世界经济贸易将保持增长趋势，虽然存在一些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但是中国将继续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配合，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处理好投资和消费、内需和外需的关系，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居民收入将不断增长，城乡消费需求将继续扩张，投资过快增长将得到一定控制，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将更加牢固。但同时也有诸多问题的产生：

（一）对外贸易高速发展与品牌竞争力不足共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得到了世界的瞩目，但与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称号不相和谐的是，我国的品牌竞争力相对落后。

（二）品牌价值较低，附加值差距较大

总体说来，中国品牌显然较多，但品牌价值与世界品牌价值相比还存在相当的差距。部分消费品市场国产品牌竞争力极弱。在这类消费品市场中，国外的一个或数个品牌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这类消费品市场，而国产品牌的市场竞争力极弱。另外我国外贸品牌的突出弱点就是品牌的附加价值低。品牌附加价值指品牌中所包含的、中肯的、被消费者欣赏的东西和产品的基本功能以外的东西，也就是通过品牌给消费者提供的信任感、满足感和荣誉感，它能通过其商品形式维持一种溢价。在国际上，商标被公认为最重要的知识产权，名牌商标更是如此。跨国公司和许多知名企业视名牌商标为国宝，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保护名牌。多年的计划经济使我国众多企业商标意识淡薄，缺乏品牌自我保护意识。不少企业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品牌。

四、提高我国对外贸易品牌竞争力的建议与对策

（一）营造有利于品牌竞争力提高的社会经济环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社会经济中的宏观管理主体，它在促进企业品牌发展中的作用是间接地构建品牌竞争力的政策支持体系，并非在政策上保护中国品牌，而是要在宏观上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从而在微观上促进企业品牌竞争力水平的提高。

（二）面向国际，制定品牌竞争战略

缺乏战略意识和战略管理是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面向全球化和网络信息化，制定品牌竞争战略是中国企业提高品牌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三）端正品牌观念，增强品牌整合管理能力

品牌必须保持与消费者的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这种关系已经超越了以产品功能为基础的利益关系，包含了以喜欢为内容的情感关系和以某种信念为核心的忠诚关系.品牌整合管理的目的就是打造消费者对品牌的某种信念和在此基础上的对品牌的忠诚。

（四）重视核心技术，保障技术的持续创新

缺乏核心能力，是中国品牌参与全球竞争的最根本弱点。核心能力的缺乏根源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在全球竞争和技术快速变化的市场，中国企业必须不断实现技术创新，以培育自身的核心能力。

鉴于中国工业化起步比较晚的现实，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在未来的5-10年还应是采取引进、模仿、自主创新与合作创新相结合的方式，但应逐渐走以自主创新为主、合作创新为辅的战略，实现从“引进利用再引进”到“引进消化吸收输出”的战略转折。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世界市场竞争的焦点已转向了多样化、系列化、优质化、国际化和名牌化的竞争。名牌竞争已成为市场营销的焦点、核心问题，也是市场营销的新亮点。因此，我们要占领国际市场，从政府到企业就必须高度重视外贸出口中品牌的建设，增强品牌的竞争力，为进一步扩大出口提供保障，从而更进一步的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

参考文献

[1]袁辉，品牌营销对外贸易新策略[J]，商场现代化，2007年11月（下旬刊）总第522期

[2]丁建军，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品牌营销对策[J]，中国经贸导刊，2005年第11期

[3]李世辉，中国企业品牌竞争中存在的问题及路径选择[J]，消费导刊，2008年第1期

[4]年小山，品牌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对外贸易论文篇（7）

【英文摘要】From1990sof20century,thereexistgreatdifferencesbetweenJapanandother

easternAsiacountriesintheeconomicgrowth.FoursmalldragonsandASEANcountries

getridoftheimpactoffinancialcrisisquickly.Chinakeepthehighlevelofeconomic

growthbeginfromthetakingofreformandopenpolicy.Underthesebackground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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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thedeclarationshowthefinishingofflyinggeesemodel?AftercomparingthemainexportcommoditiesamongJapanandothereastern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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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andChina.Wemakeaconclusionthatflyingmodelwillstillplayrole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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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tradestructure.

【关键词】日本/贸易结构/雁行模式

Japan/foreigntradestructure/flyingmodel

【正文】

中图分类号：F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91(2003)02-0119-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中国以及部分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自1991年以来，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大部分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为负值，经济结构调整步履艰难，通货紧缩未见好转，失业率屡创新高。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较快地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济发展态势依然良好。中国则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年经济增长率均在7%以上，经济结构稳步调整。在此情况下，2001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在该年度《通商白皮书》中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形态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东亚经济增长的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对于处在这一争论漩涡中的中国来说，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对于今后外贸政策和引资政策的改革意义重大。本文认为，东亚雁行模式的现状与前景都与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雁行模式对现时的式微是近20年来日本对外贸易结构调整滞缓的结果，而雁行模式的前景则取决于日本能否加快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一、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缓慢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时日本国内曾掀起过一次是否向国外转移制造业的争论，结果，由于担心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日本选择了保守的做法，结果延误了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由于国内投资仍然偏重于制造业而对高新技术的投资不足，使日本在保持现有优势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而且在发展高新技术上缺乏重点，在信息产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则自动切断了与雁阵之间的链条，使雁行模式成了无源之水。日本本身也并没有从其保守行为中得到多大的好处，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滞缓而导致的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滞缓是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在日本之前的美国也同样面临过产业空心化问题，美国也曾有学者抱怨8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在于产业空心化，但90年代美国信息产业的异军突起说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果企业投资没有集中到新产业和新产品上，比较优势也不会转移到新产业上。

二、日本外贸结构调整缓慢：雁行模式衰落的根本原因

雁行模式理论是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通过对日本棉纺织业发展轨迹的研究，赤松要认为日本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开始，棉纺织业从大量进口到国内生产到大量出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依存关系，用图形表示如三只飞翔的大雁，故命名为“雁行模式”。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解释20世纪后半期东亚地区各国经济顺次起飞的态势，即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依次实现经济追赶的区域分工和贸易模式。领头雁日本依次把本国处于成熟期的产业如纺织、钢铁、化工、机械、造船、家电等产业通过贸易、技术转让和投资依次传递给“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使这些地区的上述产业迅速成长和发展并形成了大量出口的能力。雁行模式对东亚地区的经济起飞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然而，80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的调整大大放慢了，日本不愿意再充当雁首是现时雁行模式作用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从80年代末期到整个90年代，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首要伙伴是北美，其次是欧洲地区，亚洲居后。一方面，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有严格的限制且美国进行了监督，日本对东亚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结构甚至不及欧美国家；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赶超的经验使日本深知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由于视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日本有关部门将高新尖技术当作不传之秘，在审批投资项目时总是以技术水平领先20年为标准来拉开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在整个90年代，亚洲吸收的日本投资仅占该时期日本对外投资的19%。其中，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于1995年以44.8亿美元到达顶点后开始下滑，1999年减少到只有7.5亿美元，对中国直接投资在其海外直接投资中所占份额从8.7%减少到1.1%。分产业来看，日本转移到亚洲地区的制造业占其全部制造业投资的31.9%，非制造业投资仅占全部非制造业投资的12%，比重低于除大洋洲之外所有地区。因此，亚洲是日本转移制造业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是在非制造业，特别是服务业的转移中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此外，在日本的制造业转移过程中，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业，如纺织、纤维、金属、家电等产业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机械、电气设备、运输设备等则分散在北美和欧洲地区。其中，在对中国的投资中，90年代日本企业在制造业的集中程度比80年代更加严重：1987年以前，65%的子公司集中在制造业，90年代则上升到了85%，而且为了防止技术外溢，日方经理人员所占比例也是外商投资企业中最高的。很明显，日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投资的类型主要属于成本节约型，这种投资的显著特点就是不具有技术优势，存在相当大的技术级差，日本在技术转让方面一直持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具有明显的防御性。

三、差距依然巨大：东亚国家尚未完成追赶任务

（一）东亚国家的出口产业结构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的差距

判断雁行模式未来发展的主要依据，应该是看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梯度与衔接情况，具体来说就是东亚各国和地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因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一国各类产业现时的比较优势和未来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本文拟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统计资料，选取日本、“四小龙”和“四小虎”从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危机以前的出口商品的构成，来说明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趋势。

在80年代初期，日本主要出口商品依次为：车辆、录音设备、普通机械、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船舶、测量控制工具、钢板、办公设备零部件等。到90年代中期，录音设备、普通机械、测量控制工具退出主要出口品行列，半导体元器件、汽车零部件、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内燃机车引擎等成为主要出口品。因此，尽管日本90年代后的经济并不景气，但出口商品结构仍然有所改善。

稍加注意可知，“四小龙”在80年代初期的主要出口品有一定的共性，总的来看，非毛皮类服装和鞋类（新加坡例外）、纺织品、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普通机械、办公设备零部件、玩具及运动制品等占有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4项。另外，韩国的鲜鱼、粗钢和钢板，台湾地区的塑料制品、家具和收音机，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橡胶、煤及原油，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家用电器出口也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中期，“四小龙”出口商品结构的共性加强，半导体元器件、服装和纺织品、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办公设备零部件、家用电器、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占据了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5项。另外，韩国的汽车、聚合类化工产品、钢板和鞋类，台湾地区的玩具及运动制品、塑料制品和自行车，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内衣，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收音机和录音设备仍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四小龙”出口产品的变动说明他们与日本出口商品结构的相似性增强，但“四龙小”出口增长最快的产品正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受影响最大的产品。而作为工业社会标志的汽车工业，除了韩国的水平有所提高外，在其他三个地区并没有成为支柱产业和主要出口产品，日本在汽车零部件尤其是关键的引擎方面的比较优势不断增强。这不仅说明东亚国家原来在信息工业上取得的比较优势是低层次的，而且在制造业上仍然需要更大的发展，因为信息工业的发展是以高水平的制造业为基础的。所以，“四小龙”和日本在经济发展结构上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日本因为惧怕产业空心化而延缓向“四小龙”转让技术限制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延缓了日本自己提升产业结构的时间，因为有限的资源不可能同时维护大而全的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

与“四小龙”相比，部分东盟国家80年代初期出口商品构成中仍以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产品为主，如橡胶、木材及其制品、锡和其他有色金属、电力机械开关、鲜鱼及其制品等。另外，泰国的大米、蔬菜、糖和蜜、非毛皮类服装、玉米、珠宝，马来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非毛皮类服装、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印度尼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煤气、咖啡的出口也非常重要。90年代中期，大部分东盟国家在半导体元器件、办公设备零部件、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家用电器、纺织品和服装方面的出口猛增，但是，自然资源产品的出口依然很重要，如橡胶、石油及其制品、贝类、加工木材和胶合板，还有泰国的大米、鱼制品、鞋，马来西亚的固体植物油，印度尼西亚的煤气、有色金属矿产品等。总的来看，绝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与“四小龙”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产业发展的梯度仍然存在，继续从“四小龙”和日本获得生产设备和技术仍然非常重要。

所以，无论是“四小龙”还是东盟国家，其中的任何单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在经济总量上与日本存在着差距，而且在最关键的产业结构上也没有和日本处在同一层次上。

（二）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依然巨大

至于被有些学者看好的能在未来缩小和日本差距的中国，在2020年之前还没有超过日本的实力。本来，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就在叫嚷无中生有的中国，在实力相差甚远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客观地评价自己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不能在日本官方的表态下丧失自己的立场。

首先，从经济总量来看，日本在未来最少20年内仍将是亚洲第一经济大国。

2000年日本实际GDP为4.9万亿美元，人均3.76万美元。同年中国的GDP接近1万亿美元，还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人均GDP仅为不到850美元，约相当于日本的四十四分之一，排在世界第140位。如果在未来的时间，日本经济原地不动而中国保持年均7%的增长，则2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才能追上日本，但是由于在2020年前后中国将达到人口高峰，人均GDP追上日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现在日本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劳动力素质、企业跨国经营与生产要素全球整合等方面的能力，都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中国经济增长虽快，但主要靠生产要素的投入即外延式的增长方式为主，是一个依靠吸引外国资本与技术的加工出口生产基地，现在正在大力发展的装备制造业非常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因此，短期内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中还不具备发挥主导作用的能力。

其次，从维系雁行模式的最重要的指标——科技实力来看，日本的优势依然明显。

日本虽然在计算机软件行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但在信息产业的其他方面如计算机硬件、集成电路、半导体工业中仍然具有同美国竞争的实力。同时，日本在制造业的核心技术、机器人工业和某些生物技术方面的实力甚至要高于美国。包括韩国、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短期内还无法在高科技领域同日本一较长短。更重要的是，日本科技发展的后劲即使和美国相比也并不逊色，在东亚地区更是首屈一指，见下表。

中、日、韩三国科技活动指标的比较：

指标单位中国（1998年）韩国（1998年）日本（1998年）

研究与开发经

费总值占GDP亿美元67811396

的比重%0.692.523.26

每一万人中的

研究人员数量人数3.919.949.8（1997年）

单位研究人员

的经费千美元13.787.6195.5（1997年）

批准专利数量千件3.524.6147.7

技术出口百万美元66871417924

技术进口百万美元1637525283720

科技论文总数千件46.221.5124.6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时事出版社2001,5。

中国虽然在一些重要的前沿科学技术方面居世界先进水平，但就总体而言，与日本相比仍有不少差距。教育科技投入的人均量仍很低，研究与开发支出位居世界第40位。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不仅低于日本的4.9%，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1999年以来，中国加快了建立世界装备制造业基地的步伐，但在实际上，中国发展装备制造业仍面临很多困难，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多数制造业产品的核心芯片、核心制造技术仍由日本和其他发达投资国控制着。从产业分工上讲，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仍处于最高层次，那些高技术、高档次、高附加值并能带来丰厚利润的产品或工序，仍然出自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

最后，中日两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判断一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主要应该看后者对前者的贸易、投资和货币依赖程度。在东亚国家中，日本在贸易、投资和货币方面的影响力显然比中国要大得多。

从对外贸易上看，“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对日本出口占各自国家和地区出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0%左右，而中国在“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的贸易伙伴排名中要远远落后于日本，主要是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与“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具有较大的趋同性，而需要进口的商品又是上述国家和地区无法提供的。从对外投资上看，日本是一个资本净输出国，1990年对外投资总额为505亿美元，2000年为329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总额居世界前列，是东亚国家的重要投资国。中国目前还是一个资本净输入国，200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68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为3935亿美元，自1993年起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是，中国资本刚刚开始走向世界，规模有限，绝大多数年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到10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量仅相当于引资量的5%，对外投资企业的境外营业额年均不到100亿美元，在有限的对外投资中，投入东亚国家的资本所占的比例很低。日元是可自由兑换货币，也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的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之一，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还需要一段时间，影响力有限。因此，中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四、柳暗花明：雁行模式不会终结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追赶任务以后，由于没有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而陷入长期经济萧条，但不能就此认为日本已无力再充当东亚的领头雁。从实力分析，日本在累计投资、专利申请和批准数量、科技文献、企业家精神、献身精神以及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看，日本仍具有而且能够保持竞争力。日本仍是亚洲第一经济、科技和投资大国，仍有能力在未来的至少20年内充当雁首，关键是看日本愿不愿意和怎么做。因此，东亚雁行模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的经济结构改革和对外贸易结构调整。一旦日本经济从低迷中走出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效应显现出来的时候，雁行模式

又会重新发挥作用，成熟产业向东亚邻国转移势在必行。但是，作为东亚后起的国家，尤其是作为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中国，应该从日本这次的经济萧条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渐进地进行体制改革，在发展新兴产业时要有前瞻性，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培养技术上独立自主的能力，不能消极被动地依靠雁行模式的传递效应，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源泉自主化、多元化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收稿日期：2002-11-20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2]魏燕慎.“雁行模式”式微多元分工格局初现[J].当代亚太，2002(6,7).

[3]袁锋.当前形势下的中日关系[J].复印报刊资料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2(8).

[4]刘昌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衰退及其前景展望[J].当代亚太，2002(6).

[5]［美］迈克尔·波特等著.日本还有竞争吗？[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

【原文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沈阳

【原刊期号】200302

【原刊页号】119～123

【分类号】F52

【分类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200305

【标题】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与雁行模式的前景

【英文标题】AdjustmentsofJapan''''sForeignTradeStructureandtheFutureofFlyingGeese

Model

LIUXiang-li,CHEWei-han

(CollegeofInternationalEconomics,LiaoningUniversity,Shenyang110036,China)

【作者】刘向丽/车

【作者简介】刘向丽(1971-)，女，辽宁本溪人，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车(1954-)，男，辽宁沈阳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则较快地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也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在此背景下，日本官方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雁行模式业已结束。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本文对比了日本与“四小龙”和部分东盟国家出口主导产品的差异，阐明了日本和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巨大差距之后，说明雁行模式仍有存在的必要，关键取决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摘要题】他山之石

【英文摘要】From1990sof20century,thereexistgreatdifferencesbetweenJapanandother

easternAsiacountriesintheeconomicgrowth.FoursmalldragonsandASEANcountries

getridoftheimpactoffinancialcrisisquickly.Chinakeepthehighlevelofeconomic

growthbeginfromthetakingofreformandopenpolicy.Underthesebackgrounds,

JapaneseofficialreportsdeclaredthattheflyinggeesemodelineasternAsiawas

over.Isthedeclarationshowthefinishingofflyinggeesemodel?AftercomparingthemainexportcommoditiesamongJapanandothereasternAsia

countriesandthebiggapineconomyandscienceandtechnologyexistbetween

JapanandChina.Wemakeaconclusionthatflyingmodelwillstillplayrolesinthe

future.However,thefutureofthemodeldependsontheeconomicprosperandthe

adjustmentsofJapan''''sforeigntradestructure.

【关键词】日本/贸易结构/雁行模式

Japan/foreigntradestructure/flyingmodel

【正文】

中图分类号：F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91(2003)02-0119-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中国以及部分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自1991年以来，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大部分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为负值，经济结构调整步履艰难，通货紧缩未见好转，失业率屡创新高。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较快地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济发展态势依然良好。中国则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年经济增长率均在7%以上，经济结构稳步调整。在此情况下，2001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在该年度《通商白皮书》中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形态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东亚经济增长的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对于处在这一争论漩涡中的中国来说，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对于今后外贸政策和引资政策的改革意义重大。本文认为，东亚雁行模式的现状与前景都与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雁行模式对现时的式微是近20年来日本对外贸易结构调整滞缓的结果，而雁行模式的前景则取决于日本能否加快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一、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缓慢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时日本国内曾掀起过一次是否向国外转移制造业的争论，结果，由于担心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日本选择了保守的做法，结果延误了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由于国内投资仍然偏重于制造业而对高新技术的投资不足，使日本在保持现有优势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而且在发展高新技术上缺乏重点，在信息产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则自动切断了与雁阵之间的链条，使雁行模式成了无源之水。日本本身也并没有从其保守行为中得到多大的好处，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滞缓而导致的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滞缓是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在日本之前的美国也同样面临过产业空心化问题，美国也曾有学者抱怨8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在于产业空心化，但90年代美国信息产业的异军突起说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果企业投资没有集中到新产业和新产品上，比较优势也不会转移到新产业上。

二、日本外贸结构调整缓慢：雁行模式衰落的根本原因

雁行模式理论是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通过对日本棉纺织业发展轨迹的研究，赤松要认为日本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开始，棉纺织业从大量进口到国内生产到大量出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依存关系，用图形表示如三只飞翔的大雁，故命名为“雁行模式”。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解释20世纪后半期东亚地区各国经济顺次起飞的态势，即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依次实现经济追赶的区域分工和贸易模式。领头雁日本依次把本国处于成熟期的产业如纺织、钢铁、化工、机械、造船、家电等产业通过贸易、技术转让和投资依次传递给“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使这些地区的上述产业迅速成长和发展并形成了大量出口的能力。雁行模式对东亚地区的经济起飞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然而，80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的调整大大放慢了，日本不愿意再充当雁首是现时雁行模式作用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从80年代末期到整个90年代，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首要伙伴是北美，其次是欧洲地区，亚洲居后。一方面，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有严格的限制且美国进行了监督，日本对东亚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结构甚至不及欧美国家；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赶超的经验使日本深知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由于视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日本有关部门将高新尖技术当作不传之秘，在审批投资项目时总是以技术水平领先20年为标准来拉开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在整个90年代，亚洲吸收的日本投资仅占该时期日本对外投资的19%。其中，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于1995年以44.8亿美元到达顶点后开始下滑，1999年减少到只有7.5亿美元，对中国直接投资在其海外直接投资中所占份额从8.7%减少到1.1%。分产业来看，日本转移到亚洲地区的制造业占其全部制造业投资的31.9%，非制造业投资仅占全部非制造业投资的12%，比重低于除大洋洲之外所有地区。因此，亚洲是日本转移制造业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是在非制造业，特别是服务业的转移中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此外，在日本的制造业转移过程中，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业，如纺织、纤维、金属、家电等产业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机械、电气设备、运输设备等则分散在北美和欧洲地区。其中，在对中国的投资中，90年代日本企业在制造业的集中程度比80年代更加严重：1987年以前，65%的子公司集中在制造业，90年代则上升到了85%，而且为了防止技术外溢，日方经理人员所占比例也是外商投资企业中最高的。很明显，日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投资的类型主要属于成本节约型，这种投资的显著特点就是不具有技术优势，存在相当大的技术级差，日本在技术转让方面一直持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具有明显的防御性。

三、差距依然巨大：东亚国家尚未完成追赶任务

（一）东亚国家的出口产业结构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的差距

判断雁行模式未来发展的主要依据，应该是看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梯度与衔接情况，具体来说就是东亚各国和地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因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一国各类产业现时的比较优势和未来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本文拟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统计资料，选取日本、“四小龙”和“四小虎”从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危机以前的出口商品的构成，来说明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趋势。

在80年代初期，日本主要出口商品依次为：车辆、录音设备、普通机械、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船舶、测量控制工具、钢板、办公设备零部件等。到90年代中期，录音设备、普通机械、测量控制工具退出主要出口品行列，半导体元器件、汽车零部件、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内燃机车引擎等成为主要出口品。因此，尽管日本90年代后的经济并不景气，但出口商品结构仍然有所改善。

稍加注意可知，“四小龙”在80年代初期的主要出口品有一定的共性，总的来看，非毛皮类服装和鞋类（新加坡例外）、纺织品、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普通机械、办公设备零部件、玩具及运动制品等占有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4项。另外，韩国的鲜鱼、粗钢和钢板，台湾地区的塑料制品、家具和收音机，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橡胶、煤及原油，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家用电器出口也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中期，“四小龙”出口商品结构的共性加强，半导体元器件、服装和纺织品、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办公设备零部件、家用电器、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占据了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5项。另外，韩国的汽车、聚合类化工产品、钢板和鞋类，台湾地区的玩具及运动制品、塑料制品和自行车，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内衣，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收音机和录音设备仍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四小龙”出口产品的变动说明他们与日本出口商品结构的相似性增强，但“四龙小”出口增长最快的产品正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受影响最大的产品。而作为工业社会标志的汽车工业，除了韩国的水平有所提高外，在其他三个地区并没有成为支柱产业和主要出口产品，日本在汽车零部件尤其是关键的引擎方面的比较优势不断增强。这不仅说明东亚国家原来在信息工业上取得的比较优势是低层次的，而且在制造业上仍然需要更大的发展，因为信息工业的发展是以高水平的制造业为基础的。所以，“四小龙”和日本在经济发展结构上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日本因为惧怕产业空心化而延缓向“四小龙”转让技术限制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延缓了日本自己提升产业结构的时间，因为有限的资源不可能同时维护大而全的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

与“四小龙”相比，部分东盟国家80年代初期出口商品构成中仍以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产品为主，如橡胶、木材及其制品、锡和其他有色金属、电力机械开关、鲜鱼及其制品等。另外，泰国的大米、蔬菜、糖和蜜、非毛皮类服装、玉米、珠宝，马来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非毛皮类服装、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印度尼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煤气、咖啡的出口也非常重要。90年代中期，大部分东盟国家在半导体元器件、办公设备零部件、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家用电器、纺织品和服装方面的出口猛增，但是，自然资源产品的出口依然很重要，如橡胶、石油及其制品、贝类、加工木材和胶合板，还有泰国的大米、鱼制品、鞋，马来西亚的固体植物油，印度尼西亚的煤气、有色金属矿产品等。总的来看，绝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与“四小龙”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产业发展的梯度仍然存在，继续从“四小龙”和日本获得生产设备和技术仍然非常重要。

所以，无论是“四小龙”还是东盟国家，其中的任何单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在经济总量上与日本存在着差距，而且在最关键的产业结构上也没有和日本处在同一层次上。

（二）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依然巨大

至于被有些学者看好的能在未来缩小和日本差距的中国，在2020年之前还没有超过日本的实力。本来，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就在叫嚷无中生有的中国，在实力相差甚远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客观地评价自己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不能在日本官方的表态下丧失自己的立场。

首先，从经济总量来看，日本在未来最少20年内仍将是亚洲第一经济大国。

2000年日本实际GDP为4.9万亿美元，人均3.76万美元。同年中国的GDP接近1万亿美元，还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人均GDP仅为不到850美元，约相当于日本的四十四分之一，排在世界第140位。如果在未来的时间，日本经济原地不动而中国保持年均7%的增长，则2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才能追上日本，但是由于在2020年前后中国将达到人口高峰，人均GDP追上日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现在日本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劳动力素质、企业跨国经营与生产要素全球整合等方面的能力，都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中国经济增长虽快，但主要靠生产要素的投入即外延式的增长方式为主，是一个依靠吸引外国资本与技术的加工出口生产基地，现在正在大力发展的装备制造业非常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因此，短期内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中还不具备发挥主导作用的能力。

其次，从维系雁行模式的最重要的指标——科技实力来看，日本的优势依然明显。

日本虽然在计算机软件行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但在信息产业的其他方面如计算机硬件、集成电路、半导体工业中仍然具有同美国竞争的实力。同时，日本在制造业的核心技术、机器人工业和某些生物技术方面的实力甚至要高于美国。包括韩国、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短期内还无法在高科技领域同日本一较长短。更重要的是，日本科技发展的后劲即使和美国相比也并不逊色，在东亚地区更是首屈一指，见下表。

中、日、韩三国科技活动指标的比较：

指标单位中国（1998年）韩国（1998年）日本（1998年）

研究与开发经

费总值占GDP亿美元67811396

的比重%0.692.523.26

每一万人中的

研究人员数量人数3.919.949.8（1997年）

单位研究人员

的经费千美元13.787.6195.5（1997年）

批准专利数量千件3.524.6147.7

技术出口百万美元66871417924

技术进口百万美元1637525283720

科技论文总数千件46.221.5124.6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时事出版社2001,5。

中国虽然在一些重要的前沿科学技术方面居世界先进水平，但就总体而言，与日本相比仍有不少差距。教育科技投入的人均量仍很低，研究与开发支出位居世界第40位。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不仅低于日本的4.9%，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1999年以来，中国加快了建立世界装备制造业基地的步伐，但在实际上，中国发展装备制造业仍面临很多困难，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多数制造业产品的核心芯片、核心制造技术仍由日本和其他发达投资国控制着。从产业分工上讲，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仍处于最高层次，那些高技术、高档次、高附加值并能带来丰厚利润的产品或工序，仍然出自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

最后，中日两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判断一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主要应该看后者对前者的贸易、投资和货币依赖程度。在东亚国家中，日本在贸易、投资和货币方面的影响力显然比中国要大得多。

从对外贸易上看，“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对日本出口占各自国家和地区出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0%左右，而中国在“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的贸易伙伴排名中要远远落后于日本，主要是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与“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具有较大的趋同性，而需要进口的商品又是上述国家和地区无法提供的。从对外投资上看，日本是一个资本净输出国，1990年对外投资总额为505亿美元，2000年为329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总额居世界前列，是东亚国家的重要投资国。中国目前还是一个资本净输入国，200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68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为3935亿美元，自1993年起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是，中国资本刚刚开始走向世界，规模有限，绝大多数年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到10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量仅相当于引资量的5%，对外投资企业的境外营业额年均不到100亿美元，在有限的对外投资中，投入东亚国家的资本所占的比例很低。日元是可自由兑换货币，也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的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之一，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还需要一段时间，影响力有限。因此，中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四、柳暗花明：雁行模式不会终结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追赶任务以后，由于没有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而陷入长期经济萧条，但不能就此认为日本已无力再充当东亚的领头雁。从实力分析，日本在累计投资、专利申请和批准数量、科技文献、企业家精神、献身精神以及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看，日本仍具有而且能够保持竞争力。日本仍是亚洲第一经济、科技和投资大国，仍有能力在未来的至少20年内充当雁首，关键是看日本愿不愿意和怎么做。因此，东亚雁行模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的经济结构改革和对外贸易结构调整。一旦日本经济从低迷中走出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效应显现出来的时候，雁行模式又会重新发挥作用，成熟产业向东亚邻国转移势在必行。但是，作为东亚后起的国家，尤其是作为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中国，应该从日本这次的经济萧条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渐进地进行体制改革，在发展新兴产业时要有前瞻性，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培养技术上独立自主的能力，不能消极被动地依靠雁行模式的传递效应，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源泉自主化、多元化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2]魏燕慎.“雁行模式”式

微多元分工格局初现[J].当代亚太，2002(6,7).

对外贸易论文篇（8）

1商务谈判概论

1.1商务谈判的概念理解

商务谈判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经济活动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没有商务谈判，经济活动便无法进行。小到生活中的购物还价，大到企业法人之间的合作、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技术交流，都离不开商务谈判。

那么商务谈判有哪些具体特点值得我们学习注意呢？

1.2商务谈判的个性特点

商务谈判是一项集政策性、技术性、艺术性于一体的社会经济活动，除了具有一般谈判的共性外，还有其个性特点，表现在：

（1）商务谈判以经济利益为目的。

（2）商务谈判以价格谈判为核心。

1.3商务谈判的重要性

商务谈判的重要性具体表现在：

（1）商务谈判是商业交易活动中的桥梁和纽带。

（2）商务谈判有利于企业获取市场信息，为企业的正确决策创造条件。

（3）商务谈判是企业树立形象的重要手段。

（4）商务谈判是企业实现经济目标、取得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

（5）商务谈判能够提高管理水平。

2商务谈判的语言技巧

2.1商务谈判的沟通艺术

商务谈判的语言技巧表现在谈判者之间的语言沟通，贵在信息的交流，只有双方或多方明白了对方的意思表示，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反应，有效的沟通是商务谈判成功的前提。口头语言、书面文字和行为动作都是沟通的载体，它们帮助谈判双方传递信息、交流思想、增进了解、加强认识。口头沟通是有声语言沟通方式，它主要通过信件、电子邮件、传真、备忘录、会议纪要等基本方法来完成。

2.2商务谈判中的有声语言

商务谈判中的有声语言也称自然语言，有声语言是指通过人的发声器官表达的语言，一般理解为口头语言，这种语言借助人的听觉交流思想、传递信息。它主要是通过谈判者之间的听、问、叙、辩、说服等基本方法来完成的。谈判中有声语言的要求：准确性、表述清楚、注意用词。

2.3谈判中有声语言的沟通技巧

商务谈判中的有声语言主要是通过谈判者之间的听、问、答、辩、叙、说服等基本方法来完成的，沟通有效与否取决于以上方面的综合表现。当然涉及到听、问、答、辩、叙述、说服等各方面的技巧。

2.2.1听的技巧

听的技巧表现在就是指谈判者要善于倾听，要有耐心地听对方的发言，不要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阐述自己的情况，反驳对方的不同意见。其实成功的谈判者50%以上的时间是用来听的，他们仔细倾听，获取大量的宝贵信息，增加谈判的筹码。

2.2.2问的技巧

“问”是商务谈判中谈判者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通过提问可以发现对方的需求，掌握对方的心理。在商务谈判中，“问”主要分开放式提问和封闭式提问两大类。所谓开放式提问，是指具有广泛答复的问法，通常无法采用“是”或“否”等简单的措辞作答复。通常在谈判开始时使用，引导对方多说，进而获取相关信息。所谓封闭式提问，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在特定的领域得出特定的答复。一般用“是”或“否”即可予以答复。通常在谈判的尾声，用于缩小谈判范围，进行收尾工作。

2.2.3答的技巧

如何才能做出较好的回答，最重要的还是实现记下最可能提出的那些问题。在谈判之前，先扮演一个挑剔的角色去对问题作出联想表演，准备如何回答那些难对付的问题。你考虑的时间越长，想出的回答会越完美。但是，我们无法预知对方可能提出的所有问题，更多的时候谈判的回答是一场即兴表演。在谈判中，谈判人员的每一句话都负有责任，都将被对方看作是一种承诺。回答不当易使己方陷于被动，这都要求谈判者回答问题时要有艺术性和技巧性。

2.2.4叙述的技巧

商务谈判中的叙述就是基于己方的观点、立场和方案等，通过阐述来表达关于参加本次谈判的基本观点和意见，使对方有所了解。从内容上可分为开场阐述和总结陈述两种。开场阐述是各方对己方谈判观点的第一次陈述，通过对谈判观点的介绍，说明己方参加投票的基本立场及要求。总结陈述则是在谈判的各个阶段或全部谈判结束前作的陈述。一方面它要对取得的成果进行肯定性总结，另一面还要为接下来的谈判打好基础。

2.2.5辩的技巧

在商务谈判中，由于利益、立场的差别，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观点的对立，辩论则能使这种对立得到沟通和解决。谈判中的讨价还价就集中体现在辩上。

2.2.6说服的技巧

谈判中能否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是谈判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说服是谈判过程中最艰苦、最复杂，同时也是最富有技巧性的工作。那么在谈判过程中，谈判者应当如何说服对方，顺利达成协议呢？下面我们从两个方面论述这个问题。

（1）创造说服对方的条件。

①要说服对方改变初衷，应当首先改善与对方的人际关系。

②在进行说服时，还要注意向对方将你之所以选择他为说服对象的理由，使对方重视与你交谈的机会。

③把握说服的时机。

（2）说服的一般技巧。

取得对方的信任，不要只说自己的理由。

从谈话一开始，就要创造一个说“是”的良好氛围，而不要形成一个“否”的气氛。

努力寻求双方的共同点。

强调彼此利益的一致性。

不要直接批评、责怪、抱怨对方。

要诚挚地向对方说明，如果接受了你的意见将会有什么利弊得失。

说服要耐心。

说服要由浅入深，从易到难。

不可用胁迫或欺诈的方法说服。

运用经验和事实说服对方。

2.2.7协调的技巧

成功的商务谈判都是谈判双方出色地协调的结果。对于成功的谈判，人们常常用这样一个例子来描述：某一家庭有两个男孩，有一天兄弟俩为吃一块蛋糕而争吵起来，谁都想多吃一点，而不愿平分，为此闹得不可开交。他们的父亲向他们建议：由一个孩子先来切蛋糕，他愿意怎么切就怎么切，另一个孩子则拥有优先挑选的权力。两个孩子都觉得这个建议挺公正，就接受了，结果，兄弟俩高兴的地分完蛋糕。这样，既满足了双方的需求，又维护了双方的关系，同时又不毫不费事地解决了矛盾，所以谈判的效率很高。

对外贸易论文篇（9）

 

一、SA8000标准对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SA8000标准的实施使企业推行社会责任管理的战略选择，它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要义统一于企业的战略目标、环境的应变、生产和销售各个环节之中。SA8000的严格实施必将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获得可持续发展。然而SA8000标准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因此它对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也具有两面性，即表现为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个方面：

（一）SA8000标准对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积极影响

1、在全球媒体和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劳工问题时，有效的实施SA8000标准有利于保护和提升公司品牌，避免公司品牌因劳工标准问题受到损害。企业形象和品牌是企业向消费者传递的关于商品的品质、承诺和生活方式。它向消费者展现商品的质量和等级，向消费者承诺：我的产品是值得信赖的，选择了我的产品就选择了放心，选择了我的产品就选择了自己最满意的生活方式。企业形象和品牌反映了消费者对产品的体验、信任和推崇。品牌是一种消费经验，如果人们第一次购买某品牌比较满意，就会不断地重复购买这种商品，并延伸到该品牌的其他产品。有人做过统计，人们的重复购买行为占到4/5，非重复购买行为只占到1/5。所以，企业形象和品牌是企业赢得竞争的根本保证。实施SA8000标准的企业明显地提高了企业形象，其增强的核心竞争优势是其他企业无法达到的，也是企业发展的持久动力。

2、劳工标准及其原则包含在国家法规及国际公约之中国际贸易论文，推行SA8000标准可以帮助公司及其商业伙伴更好地遵守法规，避免商业活动引起负面的法律诉讼。

3、现在，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在购买股票前都进行深入研究和筛选，避免投资那些直接或间接违反劳工标准的公司。越来越多的股东要求公司实施社会责任政策，采用独立的方法监督供应商的劳工问题，甚至要求公司撤出某些劳工问题严重的地区杂志网。有关劳工问题的负面报道使投资者抛售股票，导致股价下跌。因此，实行SA8000标准能关注股东意见，避免股价下跌。

4、由于美国和欧洲各国已经或即将建立对某些被认为普遍存在劳工问题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中国和巴拿马的贸易制裁制度，实行SA8000标准的企业可以避免受到贸易制裁。

5、有利于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社会责任所确立的是企业的核心价值，企业的核心价值是品牌的精髓，代表了品牌最中心、恒久的要素。不管产品品种、质量和广告形象如何变化，其核心价值是不变的。企业的核心价值通过增强企业的知名度、美誉度、忠诚度等，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产品卓越的品质使消费者常有超值和满足的体验，而将这种体验传递给周围的人一起分享，形成良好的口碑传播，对产品的销售和品牌形象的提升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一旦使用者对品牌形成忠诚，当这一品牌推出其他产品时，他也会相信，这些产品都是高品质的。有研究表明，成功品牌的利润有80%来自忠诚消费者。忠诚度不仅可以带来巨额利润，而且可以降低营销成本，消费者不仅自己购买，而且主动向周围的人推荐，所以，争取一个新顾客比维持一个老顾客要多花20倍的成本。

（二）SA8000标准对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消极影响

1、削弱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

目前，SA8000标准重点推行的领域是零售业、跨国制造企业的采购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供应商。据不完全统计，自1998年以来，我国沿海地区至少有1.2万家工厂接受过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审核，有的企业表现良好获得了更多的订单，有的则因为没有改善而被取消了供应商的资格，还有的认为要求较高、检查繁琐而放弃了订单。可见，企业为了保持出口产品的销路，不得不被动地采取措施改善劳工条件国际贸易论文，争取SA8000认证。SA8000认证短期内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费用，原有的竞争优势将大大削减。早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就要求美国企业在进口中必须与相关企业签订有关SA8000的合同，全球最大的零售企业沃尔玛将其全球采购总部迁至中国深圳，要求成为其供应商的中国企业必须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和美国法律，并已在深圳、东莞等地设立了专门的劳工监督小组。全球有200家跨国公司已经制定并推行了企业社会责任守则，其中家乐福、通用电气等50家公司已经在我国开展SA8000审核。这对我国许多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2、制约我国出口的扩大效应。

贸易容易产生连锁反应，即容易从一个国家扩展到另一个国家甚至全球。如果某产品在欧盟一个国家被禁止进口，很快就会被欧盟周边的国家禁止进口。事实上，我国出口到欧美国家的服装、玩具、鞋类、家具、运动器材及日用五金都遇到了SA8000的要求。2004年在“西方双节”这个玩具销售的黄金时期，占据欧洲玩具市场70%的中国玩具首次在欧洲三国连续遭到质量、知识产权、工人权益三大壁垒的重创。2004年11月俄罗斯维护消费者权益、福利联邦监督局宣布，中国塑料玩具中有毒物质含量过高，对儿童健康有害，呼吁家长谨慎购买中国塑料玩具，不要只图便宜。11月18日丹麦著名玩具积木商乐高集团宣布，将芬兰海关查获的总重10.4吨、54000件无知识产权的“假冒”中国玩具烧毁。11月22日德国各大媒体不约而同地炒作中国玩具出自“血汗工厂”杂志网。欧洲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抵制给我国出口带来了一定的损失。

3、提高了发达国家市场准入的标准。

建立蓝色贸易制度，发达国家势必在继续加强对我国的贸易摩擦、制裁措施的同时，进一步提出在我国企业实施SA8000标准，明显增加了我国贸易环境的不稳定性，如德国进口商协会制定了《社会行为准则》，规定德国进口商应对其供应商的社会行为进行审查。该准则有可能被法国和荷兰的进口商协会采用，由于这三个国家是欧盟主要纺织品进口市场，进口份额约占欧盟的50%以上，该项要求无疑将给我国出口企业带来巨大压力；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传统采购中国轻工业产品的贸易组织也正讨论一项协议，把我国纺织、服装、玩具、鞋类生产企业通过SA8000认证作为供应商选择的依据。种种迹象表明，以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为主的我国出口企业受到SA8000的压力正在增大。

二、SA8000标准给我国出口贸易带来的发展机遇

（一）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比较优势的存在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应该生产并出口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本国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发展中国家具有劳动密集和人力资本低廉的优势，而SA8000标准的本质是通过保证和改善劳工条件而使企业产品达到国际社会责任的标准。从表面来看，这样必然会引起产品成本的相应提高。实际上，产品的比较优势不仅包括生产成本优势，还有技术优势、生产规模优势、产品性能优势、市场营销手段优势等。劳工条件的改善所增加的是生产成本，然而在SA8000标准的要求下国际贸易论文，有可能使产品的其它优势凸现出来，弥补因生产成本增加而带来的利润减少，从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有利于企业更多地参与国际竞争

SA8000标准既可以被看作一种限制和壁垒，也可以被看作一张通往国际市场的通行证。积极参与SA8000认证并获得通过，无疑有利于优化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关系，维护企业的社会和品牌形象，帮助企业赢得国际市场消费者的青睐，最大限度的争取市场份额，进而在长期内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有利于出口企业改善劳资关系

尽管我国的劳动法等法律法规对劳工权益的保护有比较具体的规定，但由于管理滞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失衡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一些企业违反劳动法、侵害职工权益的行为还时有发生。一些企业非法雇佣童工、收取职工押金、侵犯工人人身权利，超时加班加点，拖欠职工工资；一些地区工伤事故不断，中毒案件屡有发生，职工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没有保障。SA8000标准是社会良知对资本权力的制约，我国企业实施SA8000标准，就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改善我国比较紧张的劳资关系。

参考文献：

[1]黎友焕．SA8000 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建设[M]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年．

[2]吴静斐．试论SA8000对中国外贸发展的影响[J]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09（2）．

对外贸易论文篇（10）

【论文关键词】绿色贸易壁垒；国际贸易 【论文摘要】绿色贸易壁垒是当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动向，是非关税壁垒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国际贸易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程度的影响。文章在探讨绿色贸易壁垒的相关概念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绿色贸易壁垒产生的原因、基本形式、特征及发展趋势，详细论述了它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上提出了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对策建议。 一、绿色贸易壁垒 （一）绿色贸易壁垒的含义 所谓绿色贸易壁垒，也称绿色壁垒，是指在国际贸易活动中，一国以保护环境为由而制定的一系列环境贸易措施，使得外国产品无法进口或进口时受到一定限制，从而达到保护本国产品和市场的目的。由于发达国家的产品科技含量和公众的环境意识普遍较高，他们对环境标准的要求非常严格，不仅要求末端产品符合环保要求，而且规定从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包装、运输、使用、循环再利用等整个过程均需符合环保要求。这无疑会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及出口带来很大的障碍。这一概念的界定基本上立足以下两点:一是绿色壁垒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各国采取的法规、政策与措施;二是绿色壁垒的性质，即以保护生态环境或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为由而采取的一种技术性贸易壁垒，是非关税壁垒的一种形式。 如果进口国是以保护生态、人身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等社会进步为动机，制定与实施相应的政策、法规及技术标准，则被可称之为善意绿色壁垒，是在贸易中应提倡和遵守的。如果进口国是以环境保护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目的在于利用其拥有的技术优势阻止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一种贸易壁垒措施，笔者认为这就是恶意绿色壁垒，是在贸易中要加以抵制和防范的。 (二) 绿色贸易壁垒的表现形式 目前绿色壁垒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①强制性技术水平标准。发达国家依赖其科技和环境水平，通过立法手段，制定严格的强制性技术标准以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拒之门外。②环境措施。由于我国出口的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受环保因素的影响较大，加之我国企业的环境意识不强，使我国越来越多的出口产品受发达地国家环保法规的影响。③认证制度。除了ISO14000系列认证外，发达国家还有各国的实验认证以及某个行业的认证，对我国出口商品的压力越来越大。④绿色包装和标签制度。 二、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 发达国家为维护其长期以来在经济和资源上的霸主地位，一方面利用自己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优越地位，设置环境壁垒措施，限制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出口，从而影响国际竞争，限制贸易自由；另一方面将被污染的废弃有害物品和污染型产业越境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造成对发展中国家生态资源的大肆掠夺和破坏，加剧全球环境恶化的同时，进一步削弱了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1、影响我国的出口市场。目前中国主要贸易伙伴有美国、日本、欧盟、韩国、东南亚以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与他们的贸易额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85％以上。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多数是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与环境委员会成员”，也是绿色贸易保护主义最为盛行的地区。由于我国长期忽视环保产业的发展，出口产品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发达国家制定的环境标准。如果发达国家凭借自身在环保方面的优势，制定对发展中国家过于苛刻的环境标准，并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将贸易与环保紧密挂钩，这将使我国的外贸出口市场面临缩小的可能，对我国的外贸出口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 2、削弱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一些发达国家对我国出口货物征收绿色关税和反补贴税，将使我国出口产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丧失竞争优势。此外，绿色贸易壁垒的制定实施必然会涉及到产品从生产到销售、使用乃至报废各个环节的监督和检测。这样，我国出口产品的各种中间费用和附加费用将大幅增加，使产品的出口成本大为增加，进而削弱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也使我国出口产品的生产企业和外贸企业的经济效益下降。 3、影响双边或多边贸易关系，引发贸易摩擦。近年来，发达国家以保护环境为名经常采取单方面的贸易措施，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由此引发双边或多边贸易摩擦日益增多。当前世界经济区域化 和集团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像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这一类区域性经济组织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他们的环保水平和环境标准大致接近，个别成员国存在的差距也在趋于协调一致。 三、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措施和建议 1、依据原则，积极抗辩。我国在面对无理的绿色贸易壁垒时，应沉着应战、据理力争。我国可根据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所确定的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提出抗辩，充分利用环境条约协议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照顾原则，通过采取双边磋商、谈判解决。 2、加强国际合作。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密切联系，在国际事务中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3、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环保意识。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要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使绿色经济意识融入每一个人的生产、生活中。建立绿色贸易制度，把绿色贸易思想作为开展国际、国内贸易的一个基本思想和基本原则，顺应世界绿色潮流。 4、大力推行环境标准制度和环境认证制度。ISO14000体系是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的关于环境管理的标准体系，该体系由国际标准化组织的专门机构—环境管理技术委员会（TC207）负责起草制定。 5、严禁国外污染产品和产业流入我国。发达国家在设置绿色贸易壁垒的同时，正将污染产品和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我国对此应提高警惕，加强对进口产业的环境监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