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金融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1-0137-04

1.引言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对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起着重要的“杠杆效应”和“中枢效应”。而金融市场量的扩张和质的改善离不开其所处环境的支持，所以，金融生态就成为金融市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就西部地区而言，金融生态的改善不仅可以优化西部金融体系的筹资用资功能、资产流动与重组功能、企业融资的风险约束功能[1]，而且可以很好地促进西部地区的资本形成，缓解西部地区发展的资金约束，改善西部产业结构，从而进一步提高西部企业在规模经济、产业结构、技术层次、内部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发展水平。

本文首先拟对金融生态水平的衡量建立评估指标体系，然后对1997～2005年西部十二省区的金融生态状况进行面板数据分析，最后对西部地区金融生态水平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2.文献回顾和研究目的

金融生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来自于金融现实的发展，随着全球范围内经济货币金融化的迅猛发展，国内外学术界对金融生态理论日益关注，在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成果。

2.1 西方学者对金融生态理论形成的贡献

金融生态是一个仿生概念,它的理论来源是生态经济学。英国生态学家A.G.Tansley于1935年生态系统学，极大地丰富了生态学的内容，为后来生态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自然科学方面的理论基础. 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科学家Mekenzie首次把首次把植物生态的概念与动物生态学的概念运用到人类群落和社会的研究，提出了经济生态学的名词，主张经济分析不能不考虑生态学过程。在此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Kenneth.Boulding在其重要论文《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中，正式提出了生态经济学的概念[2]。

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Ronal McKinnon和Edward S・Shaw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3]，其主导思想是取消政府对金融系统的一切干预和管制，让货币金融系统按照市场机制自发运行。金融深化理论纠正了传统经济理论中对货币金融因素的忽视，更加注重金融系统的内在机制运行，从而形成了金融生态学的萌芽。

20世纪末, 演化经济学获得了里程碑式的发展。演化经济学把经济系统的演化看作一个渐进的变化和发展过程, 认为选择机制是演化机制的一个关键性部分[4]。金融体系作为经济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也会经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不断优化的演进过程。不断深化的生态经济学为我们从生态角度透视金融环境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2.2 国内学者对金融生态理论的研究成果

胡章宏（1998）采用系统论的研究方法, 将金融体系视为有机系统, 提出了金融质性发展和良性发展的概念。这些观点跳出了传统经济学对金融内生发展研究的理论范式, 开始用系统学的观点审视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 并注意到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而为金融生态环境理论的提出提供了较为明确的目标指引。白钦先教授（2001）较早注意到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业发展的约束作用, 首先提出 “金融生态环境”这一概念。他当时所刻画的金融生态环境, 是特定的金融生态环境以其环境容量和 “净化”能力对经济活动会产生的约束性影响。兰州大学高新才教授（2004）针对西部落后地区如何谋求经济发展，如何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的问题，提出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的问题[5]。

2004年11月，央行行长周小川博士在经济学50 人论坛上将生态学概念系统地引申到金融领域，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考察金融发展问题，通过完善法律制度等改进金融生态环境的途径来支持和推动整个金融系统的改革和发展[6]。随后，其他学者也进行了相应的研究，苏宁（2005）研究认为, 金融生态是一个比喻, 它不是指金融业内部的运作, 而是借用生态学的概念, 来比喻金融业运部环境。韩平（2005）认为, 金融生态是指影响金融业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因素的总和。徐诺金（2005）把金融生态概括为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 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 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 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

通过比较以上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出，由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差异和所考察对象空间纬度和时间跨度的不同，其对金融生态的研究侧重点也不尽相同。总体而言，笔者认为，目前的学术界对金融生态理论的研究还有以下三点不足之处：一是缺乏对金融生态水平的评估指标的研究；二是对金融生态的定量化实证研究不足；三是对金融生态的作进一步的区域化考察较少。正是本着弥补上述不足，本文试图结合西部十二省区的面板数据，对西部地区的金融生态水平进行定量化的实证研究。

3.金融生态水平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金融生态是一个复杂而又庞大的系统，它由许多子系统构成。各个子系统均从不同方面对金融市场中的经济主体产生影响。一般而言，这些子系统包括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市场孕育水平、法制健全水平、信用体系建设水平、市场服务和监管水平等五大部分。

为了方便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我们将本着数据的可得性、易量化性和简洁性等原则来选取相关的评估指标。本文中，笔者选取金融生态系统内的五大部分共16个评估指标来衡量某一区域的金融生态水平。具体指标如下：

3.1 经济发展水平指标

①GDP增长率

②金融业投资比例＝金融业投资额／全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3.2 金融市场孕育水平指标

①经济的货币化程度＝M2／GDP

②金融业内主要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

③金融从业率＝金融业从业人数／全部就业人数

④本地金融机构资金流入与流出状况

3.3 法制健全水平指标

①金融案件结案率＝金融案件结案数量／金融案件案发数量

②金融相关法律法规出台数量

③金融交易规范化程度

3.4 信用体系建设水平指标

①金融市场交易主体诚信意识、诚信文化的文明程度

②本地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比例＝本地不良贷款额／全国不良贷款总额

③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④本地间接融资比例＝本地贷款总额／全国国内贷款总额

3.5 市场服务和监管水平指标

①金融中介总数量（包括会计和律师事务所、仲裁机构、信用担保和资信评估机构）

②政府相关部门的行政效率和监管效率

③金融机构风险控制机制和市场退出机制的完善

当然，经济体系内还有其他指标对金融生态系统起着作用，但是考虑到建立模型的需要和指标的重要程度，其他因素不予考察。尽管上述各项指标可以很好的在总体上反映某一区域的金融生态水平，但是对其中的一些难以量化但是对金融生态有着重要影响的指标，如金融交易规范化程度、政府相关部门的行政效率和监管效率等，我们在建立模型时对其进行虚拟变量的等级量化。还有一些可以量化但是数据却很难获得的指标，如金融案件结案率、金融中介总数量等，我们将其进行剔除。这不会对整个评估体系产生根本上的影响。简化后的指标体系如图1所示：

图1 修正后的金融生态评估指标体系

4.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4.1 计量经济模型的建立

我们对西部金融生态的研究使之所以选用Panel Data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因为影响金融生态的因素非常多,再加上数据的限制,我们无法将有关变量纳入到计量经济模型中来，而Panel Data可以很好的避免造成遗漏变量所导致的误差（omitted variable bias）[7]。

在模型中，我们把西部金融生态的状况作为模型的因变量，用Y表示，将其划分为三个等级：较差、一般和良好。同样，我们也把法制健全水平和市场服务监管水平两个虚拟变量指标划分为上面的三个等级。金融生态的各个评估指标：GDP增长率、金融业投资比、经济货币化程度、金融从业率法制健全水平、企业资产负债率、本地市场主体间接融资比、市场服务监管水平等分别用GDP、INVEST、MONEY、JOB、LAW、DEBT、LOAN、SERVICE来表示。从而，根据经济理论和Panel Data的分析方法，我们建立如下的初始计量经济模型：

其中，Y、LAW、SERVICE都是虚拟变量，它们的取值如下：

Y、LAW、SERVICE ＝ 1 较差2 一般3良好

4.2 模型框架的说明和数据的来源

模型(1)中μit表示随时间变化，不可观测到的因素对金融生态水平的影响，也即随即扰动项。αi 则表示在时间上恒定的条件下，不可观测到的因素对金融生态水平的影响。根据Panel Data的相关理论，αi假设的不同，初始模型(1)又可分为混合估计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三种情况。如果各个截面的αi 都相等为α0，模型(1)为混合估计模型；如果αi 与其他自变量存在相关性，即Cov(Xitj, αi )≠0，t=1,2,...T,j=1,2,...K。则模型(1)为固定效应模型；反之，如果αi 与其他自变量不存在相关性，模型则为随机效应模型。由于不同的模型具有不同的估计方法和估计值，我们首先应用统计结果作Hausman检验，来确定应该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然后，再应用相关的F统计量检验，来分析混合估计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8]。

数据来源：根据1997～2005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测算得出。部分数据根据各省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测算得出。

注：MONEY＝M2/GDP指标中的各省份的M2数据较难获得，这里用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来代替。为了保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JOB指标中的金融从业人员数量用各年末金融业从业职工数量来表示。同时为了更好地衡量各地的信用状况，DEBT指标用“三资”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来表示。

为了使模型更具一般性和代表性，也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在选取西部十二省数据的基础上，又选取了北京、上海、天津三个金融生态较好的东部地区作为样本数据。本文所选用的数据大部分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为了保证各年省级层面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和准确性，我们对相关指标数据作了变通处理，但这并不影响对评估指标的解释能力。对于模型中虚拟变量具体值的选取，我们是根据相关材料和各省份具体的经济表现而确定的。表1提供了样本中各省份的自变量平均值（mean）的时序变动情况。

4.3 估计结果和模型检验

我们对模型(1)分别进行了混合估计模型估计；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和随机效应模型估计。具体估计结果见表2.

针对上表中的三个模型的分析结果，我们首先进行Hausman检验。利用Eviews5.1可以直接进行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Hausman统计量H＝34.758364 >x20.01(8)＝20.09。所以模型存在固定效应，应该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其实在Panel data分析中，随机效应模型是针对当个体成员单位是随机地抽自一个很大的总体时来考察总体的情况而设立的，由于本文是考察全部西部十二省的金融生态状况，所以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适。再来比较混合估计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情况。我们根据F统计量的取值来分析：

F＝[(SSEr-SSEu)/(T+k-2)]/[ SSEu/(NT-T-k)] （2）

其中，SSEr，SSEu分别表示混合估计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残差平方和（Sum squared resid）。N为截面数，T为年数，K为解释变量。根据面板数据的分析结果知：SSEr＝14.0057，SSEu＝3.142874，带入（2）式可得，统计量F＝27.18983725 >F0.01(8,118)＝2.66。所以拒绝原假设，应该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我们最终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作为我们分析的依据，着重用固定效应模型来测度西部各省份的金融生态水平。

5.西部地区金融生态水平的评估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西部地区的经济水平实现了大幅度的提高，同时在资本市场的建设与完善、金融制度的创新、金融环境的改善等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西部各省区的金融生态水平到底在什么样的水平上？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西部地区金融生态建设的差距又在哪里？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可以得出西部地区未来进一步加强金融生态水平建设的着力点。本文将根据前文中论述的金融生态评估指标体系，利用西部各省区在1998～2006年的评估指标的平均值来，测度各省区的金融生态水平，然后我们再进行各省区的比较分析。

从上表可以看出，重庆、四川、陕西三省市的金融生态水平Y值介于2和3之间，说明这三个省份的金融生态状况比较良好。2007年第三届中国金融（专家）年会将西安评价为西部金融生态城市高速发展的引擎[9]。另外，2007年重庆市政府提出要用13年时间把重庆打造成西部金融中心[10]。本文的数据比较好的支持了这两种观点。甘肃、内蒙古、广西、新疆的金融生态水平Y介于1和2之间，但接近于2，说明金融生态状况正由一般向良好发展，具有很好的发展潜力。而宁夏、云南、贵州、青海、几省的金融生态指标值Y较接近于1。这些省份的金融生态状况不容乐观，必须予以重视，应大力加强金融生态水平的构建与优化。从固定效应模型的系数值和西部金融生态的差距来看，西部地区金融生态水平建设应该从以下两点加以考虑：一是要大力强化法制健全水平的建设，因为法制水平的作用在模型中表现特别突出，同时也是西部金融生态水平的软肋。二是要优化本地区的信用体系水平，加强金融市场的中介服务建设，以吸引金融人才和金融资本的大量进入。三是要着力培育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深化度，特别是要加强资本市场的建设，注意用金融的杠杆作用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谢丽霜.西部开发中的金融支持与金融发展[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2－18.

[2]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N].上海证券报,2005-10-11.

[3]张莉萍,衣长军.海峡西岸经济区金融生态环境分析[J].中国科技信息,2007，(2)：7－8.

[4]代金奎,腾春强.金融生态问题研究综述[J].济南金融,2007，(2)：11－16.

[5]张新记.构建西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理性分析[J].社科纵横,2007，(2)：4－5.

[6]周小川.完善法律制度,改进金融生态[EB/OL]. pbc.省略/detail.asp?col=5110&ID=46.

[7]Irvine.Eviews 5 User Guide、Version、Quantitative Microsoftware[M].california.USA.2004：46.

[8] Aazrul Islam.Growth Empirics:A Panel Data Approach[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 Vol.110：1127-1170.

[9]中国金融大典[EB/OL]. news.省略/zhuanti/2007032201.

[10]重庆金融宏图：13年建成西部金融中心[N].第一财经日报,2007.4.9.

［作者简介］宁文娟(1982- )，女，西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现代西方金融发展理论、西方金融结构理论。

量化金融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03-0051-03

一、研究的背景

我国虽尚无明显的金融危机发生，但作为发展中国家，且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的特殊时期，内外因素使我国金融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所以，研究金融安全问题尤其是研究如何有效测度或评价我国金融安全就显得尤为重要。

对金融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金融脆弱及金融危机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早期，Irving Fisher(1933)、Kingdleberger(1978)等从经济基本面的变化来研究金融安全问题，Diamond and Dybvig(1983)利用博弈模型对金融安全机理进行探讨的“金融挤兑论”，Mishkin(1991)提出的“不均衡信息论”等。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视角也被放到了宏观经济政策，如对外借款、过度借债、隐性担保、存款保险、贷款竞争等方面，从不同方面解释了金融安全问题。在实证计量方面，现有文献基本上是以预测为主，对金融安全测度预警的研究多以严谨的计量方法进行，如：FR概率回归模型、KLR信号监测模型、、STV横截面回归模型、DCSD预警模型等。但是，大多数研究文献认为金融脆弱性或金融危机的演化路径是线性且连续的，其研究的出发点是传统经济理论，而传统经济学是在静态均衡理论基础上以统计和线性化方法为主要手段建立起的理论体系，在现阶段无论是从自身的发展方面，还是在指导经济实践方面，都碰到了一系列悖论和难题，这一现象在金融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这让我们不得不考虑非线性科学。金融系统作为经济系统的子系统，其运行状态具有高度的动态性、明显的非线性。

因而要对金融体系安全性进行综合评价，就必须建立一个非线性综合评价模型，突变理论的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带来了新的方法。Thomas Ho and Anthony Saunders(1980)曾描述了银行系统的突变性失败，沿着这一思路，本文运用突变理论构建金融安全的综合评价模型，探讨突变理论在金融安全分析评价中的应用。[1]

二、金融安全突变模型综合评价及模型构建

(一)突变模型基本原理

突变理论主要研究动态系统在连续发展变化过程中出现的不连续突然变化现象及其与连续变化因素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临界点之间的相互转化来分析系统的过程特征。最常用的初等突变模型为：尖点突变f(x)=x4+αx2+bx；燕尾突变f(x)=x5+αx3+bx2+cx；蝴蝶突变f(x)=x6+αx4+bx3+cx2+dx。其中，f(x)表示一个系统的状态变量x的势函数，状态变量x的系数a、b、c、d表示该状态变量的控制变量。对于势函数f(x)，由f＇＇(x)=0和f＇＇(x)=0可得到由状态变量表示的反映状态变量与各控制变量间关系的分解形式的分歧方程。把突变模型的分歧集方程加以推导引申，便得出“归一公式”。这是利用突变理论进行综合分析评价的基本运算公式，将系统内部各控制变量不同的质态归一化为可比较的同一种质态，即转化为状态变量表示的质态，从而对系统进行量化递归运算，求出表征系统状态的系统总突变隶属函数值，以此作为综合评价的依据。[2]上述三种突变模型的归一公式与系统示意如图1，一般将主要控制变量写在前面，次要控制变量写在后面。

图1 常用突变模型的系统示意图

(二)金融安全综合评价的基本步骤

金融安全评价的基本步骤如下：(1)按系统的内在作用机理，将金融体系分解为若干指标组成的多层系统。(2)对各时期的底层指标进行原始数据规格化，即转化为[0，1]之间的无量纲数值，得到初始的模糊隶属函数值。(3)利用归一公式进行量化递归运算。(4)根据“互补”与“非互补”原则，求取总突变隶属函数值，即金融安全度。“互补”原则是指系统诸控制变量间存在明显的关联作用时，应取诸控制变量相应的突变级数值的均值作为金融安全性总突变隶属函数值。相反，“非互补”原则就取诸控制变量相应的突变级数值中的最小值作为金融稳定性突变总隶属函数值。(5)重复(1)到(4)的步骤，对系统不同时期的金融安全度进行跟踪评价。(6)分析评价结果：金融系统安全度越高，则脆弱度越低。安全度为0表示金融体系极其脆弱，随时会发生金融危机；安全度为1表示金融安全性最优，几乎无脆弱性，是一个理想的绝对稳定、优化的金融体系。计算出的稳定度将在0到1之间变化，越接近1表示金融体系安全度越高。

在运用指标来测度银行体系安全性状况时，科学的核心指标和综合指标的选择和设计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至今尚未达成共识。本文认为，金融脆弱的产生根源在于经济结构的失衡，这种不稳定的经济运行体系在一定因素的影响下常常会剧烈地震荡。由于金融系统是金融、经济、社会的复合系统，金融安全是金融与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均衡结果。因此，金融安全评价是对该复合系统的综合评价。

(三)金融安全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构建

构建一套金融安全性的分析指标体系，应该满足如下一些基本条件。第一，须灵敏度高，要求指标值的细微变化就能敏感地反映金融形势的变化，反过来，金融形势的细微变化也能通过这些指标及时地表现出来。这就要求指标体系的设置要以金融活动为中心，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指标数量的大量性。第二，要求所选择和确定的指标体系对金融形势的变化情况能够迅速及时反应，具有极强的时效性和预警性。第三，指标系统要具有多元性，能综合反映金融活动的主要过程和主要方面的实际情况；要逻辑性强，各个指标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相互补充，客观全面地反映金融形势的变化情况。第四，要求各个指标都能搜集到相对准确、可靠的指标值，也就是说指标要操作性强。

本文借鉴国外学者对金融脆弱性理论研究的结论，[3][4]以及国内学者的设计，[5][6]并参考实证研究时选取指标过程中的共同经验和成果，[7]结合我国现实国情，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将金融安全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造如下：

表1 多层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三、我国金融体系安全综合评价

本文选取我国1993-2005年间13组数据来综合分析金融体系的安全度。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信息网、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月报、国际金融统计等资料，并根据指标所需进行了计算得到指标数据。

(一)指标数据规格化处理

根据金融安全综合评价的基本步骤，首先将获得的各时期的底层指标进行规格化，即按

进行标准化处理为[0，1]之间的无量纲数值。其中，i=1，2，3...18为指标数，j=1，2，3...13为评价对象数。

表2 规格化处理后的指标数据

注： u13中消费指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之和；u213根据我国利率变动时间进行了加权处理，且消除了通货膨胀影响；u232用深圳股票市场的平均市盈率代替；u233用深证综指波动率代替。

(二)指标突变级数计算及金融安全度的确定

本文将XU定义金融安全度。利用上述方法得到我国1993-2005各年份的金融脆弱度Ff，如表3所示：

表3 基于突变模型的金融安全度 (1993-2005)

根据表3结果，可以得到1993、1996、1999、2001年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度较低。回顾历史可以看出，比如：1993年开始，我国进入新一轮的经济过热，国民经济秩序全面失调，金融秩序紊乱，当年信贷增长率达43.2%，投资增长达61.78%，通货膨胀率达15%以上，金融系统极度脆弱，相应的其后两年金融体系也体现了较为脆弱的一面。不过值得安慰的是，自2001年以后，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性逐年增强，金融安全度呈上升趋势，2005年已达到较稳定的状态。

四、结论

本文将突变理论初步应用于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分析及综合评价中，结果表明，此方法在金融安全研究中的应用是合理可行的，能较准确地量化金融体系的安全程度。突变理论综合评价法可以将金融系统内的各变量不同质态化为统一质态，模型中因素重要性的确定量化是根据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在归一公式中进行的，计算公式与步骤简单明了。但是，在综合评价中要对金融体系的情况进行指标体系的分解并对同层次指标的重要性排序，就难免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分解层数的多少、同层次指标相互间的重要性判断都会对最终的评价结果产生影响，这是要加以注意并值得深入研究的。

参考文献：

[1] Thomas Ho，Anthony Saunders：“A Catastrophe Model of Bank Failure”，Journal of Finance Vol. 35，No. 5 Dec.1980.

[2 姜璐，于连宇.初等突变理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2，(10).

[3] Graciela L.Kaminsky， Saul Lizondo and Carmen Reinhart “Leading Indicators of Currency Crisis”，IMF Staff Papers，Vol.45，No.1，March 1997.

[4] Demirgüc-Kunt，A. and E. Detragiache：“Monitoring Banking Sector Fragility：A Multivariate Logit Approach”，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Vol.14No.2，March 1999.

[5] 吴航.试论我国金融危机预警系统指标体系的建立[J].上海金融，2000，(1).

量化金融论文篇（3）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7－0011－04中图分类号：F830.6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China’s rural finance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lated theory from the view of methodology in order to draw a clear picture of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finance study, and give some command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preparation for further study.

Keywords: Rural Finance； Theoretical Study； Methodology

一、引言

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历程与经验表明，只有取得科学理论的支持，农村金融改革才能有实质性突破，农村金融才能获得真正意义的发展。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没有理论的政策是抽象的，理论研究对于政策供给的意义特别重要。几十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农村金融已有了巨大变化。然而农村地区自然禀赋差异，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层次不一以及农村金融改革的滞后，中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日趋突出，农村金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面临诸多难题，这使得农村金融问题的理论研究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目前，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理论研究已经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文献。本文将从方法论角度对相关文献加以梳理，旨在对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发展状况作一个透彻的了解，以期对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方法论作出恰当的评价，为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更深入研究提供方法论上的准备。

二、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传统方法

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根本上解决了原有体制下激励约束机制不足的缺陷，使得濒临崩溃边缘的农村经济摆脱了困境，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随着中国农业银行的恢复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得以重新建立，农村金融有了极大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理论研究也逐渐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围绕着农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的业务管理等问题进行研究，为农村信贷管理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政策依据。这一时期传统的金融理论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在既定的理论约束下，政策报告式的研究方法即存在问题――政策建议的逻辑思维成为主流模式，众多的研究是为政府实现特定的目标而直接投放信贷的方式干预农村金融提供政策建议。这种方法通常只追求旨在农产品增加的短期目标而忽视农村收入的可持续性增长，并且仅仅强调信贷投放而忽视储蓄动员和有效的农村金融机构建设[1]。总结这一时期的理论与实践，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传统方法的效果总体上都不好，最多是效果一般，其结论是基于如下三个标准作出的：（1）传统战略如瞄准问题和补贴在解决问题上是否成功；（2）传统方法的成本效率分析；（3）在增加收入和减少贫困方面是否成功[2]。

三、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方法转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学开始逐步与世界主流经济学接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范式逐步主导着中国经济的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在接受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开始尝试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基础上建立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流行，对中国当时进行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在客观上起到相当大的启示和引导作用，同时也为中国的学者研究中国农村金融提供了理论框架支持。自此研究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文献不囿于农村金融内部，开始在更大的视野范围来研究农村金融，大量文献集中于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关系、农村金融发展、农村金融结构与功能、农村金融制度以及农村金融体系的变革方式等方面展开探讨。

（一）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开始认识到农村金融研究目标不仅仅在于农村金融自身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以金融发展来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而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弄清中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必然联系以及内在机理。一些文献基于中国农村地区数据、运用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格兰杰回果检验等经济计量模型，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和因果方向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研究。研究指出，中国农村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的各项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东部地区也仅仅只有农村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与其相反的是，农村经济增长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则是非常明显的。根据帕特里克的两种金融发展模式“供给引导式”和“需求追随式”，一些研究也认为，原有向农村金融机构大量注资的“供给主导”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并没有发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很好作用，因此在中国今后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应该转换思路，按照“需求追随’模式，有的放矢地促进农村金融增长[3]。

也有学者从金融发展水平以及金融结构两个视角，对中国农村金融状况作出全面的分析。一是依照金融发展理论所提供的金融发展水平指标（金融相关率FIR和M2/GDP），从宏观层面来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出这两个指标绝对值在中国农村并不大，但都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不过由于这两个指标在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所具有的缺陷，对由这两个指标所获得的结论应持谨慎态度。如果以L/GDP来衡量，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并没有表现出如FIR和M2/GDP所表现出的那种极其明显的趋势。二是设计一些指标（如金融资产与纯收入之比及其行社贷款与纯收入之比）从农户层面来考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其分析的结果是，一方面农户经济生活中货币化程度增加；另一方面农户存在较强的流动性约束，不过农户可通过非正规金融渠道融得资金从而使流动性约束得到部分缓解。也有文献依据戈德斯密斯 (Godsmith 1969)金融结构的概念来分析中国农村的金融结构状况[4]。

上述研究文献基本都遵循着戈德斯密斯的经济增长金融发展的研究思路，通过一系列数量指标从金融结构上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给予衡量，利用经济计量模型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数量化分析。较之于以前的研究方法，此方法具有逻辑更为严密，路径更为深入，结论更为精确的优势。然而局限性也是明显的。该研究方法只是指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具有计量上的因果关系，但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相互影响的渠道或环节在理论上依然是不清楚的，而且农村金融结构的变化未必能够准确度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

（二）农村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

1973年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一反传统主流经济理论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偏重实物要素而忽视金融要素的研究方法，转而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样本，集中研究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而提出了全新的“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其理论政策含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政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国内一些学者沿着相同的思路对中国农村金融抑制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中国农村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现象。一些文献从农业的自然属性、农户的生存与发展特点出发来阐述需求型的金融抑制，解释了现象背后农户和农村企业信贷需求总量变化以及层次分布。也有文献是建立在对农村金融需求分析的基础上，从农户和农村企业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资金有限，融通资金渠道单一等方面来阐述供给型金融抑制。在阐述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农村资金为何供给不足的原因解释方面，指出金融制度、产业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是主要因素。供给型金融抑制的研究角度往往倾向于存量的修正，而需求型金融抑制视角则侧重于长远，注重增量的发展动态。上述研究文献禀赋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的思想，将视角投向农村金融市场，通过对中国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均衡的分析，得出中国农村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及其原因，其结论要深刻得多。这些文献的论证逻辑基本遵从现象原因这一思路，采用对大量农村地区抽样调查和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方法。当然这些研究还存在着研究层面和视角上的局限，如基于需求视角是否存在其他复杂的需求制约因素？以及连带出农村金融主体的金融需求结构与其他各项经济活动的相关性分析等方面还存在研究上的空白。就其方法论来说，有些文献缺乏研究的规范性。

从金融功能论的研究视角对中国农村金融与经济关系作出客观的描述，被一些中国学者所运用，其中较为普遍的研究采用一种叫做机构分析法，简称为机构观。具体表现为结构功能行为绩效的研究思路。以此思路，农村金融要发挥其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功能必须在现有的农村金融结构框架下进行，根据现有的农村金融结构赋予其相应的功能，并通过其行为绩效判断其功能实现的效应。正是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走上了一条“机构路径”。长期以来注重了农村金融机构的存在形态，而忽视农村经济对金融资源多层次、多元化的需求和农村金融制度整体功能的发挥。为此，另有一些学者提出，应以功能观来重新认识农村金融经济的关系，以此指导中国农村的金融体制改革，更好促进农村金融经济的协调发展。功能观是从系统的功能出发，然后探究需要何种结构来实现这些功能，它遵循的是功能、结构思维方法。其实质是从金融所处的系统环境和经济目标出发，考察金融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功能耦合关系，演绎出外部环境对金融功能的需求，在此基础上，根据成本――收益原则，选择能满足系统环境对金融功能需求的金融形态和功能实现机制，由此对系统进行结构优化，其遵循的是外部环境功能结构的思路[5]。功能观的研究范式为研究农村金融体系的变化提供了全新的解释思路，扭转了一直以来农村金融理论研究与实践忽视农村金融体系功能问题的倾向，也为重构农村金融体系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三）农村金融制度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制度经济学无疑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一方面对传统发展经济理论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另一方面也为传统发展经济理论提供了全新的分析框架。国内一些学者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采用历史演绎从制度层面上分析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演进逻辑，以及从实际经验数据来分析这种演进背后的悖论和缺陷。认为农村金融制度历史变迁的特点是，农村金融制度的每次变迁均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而非自下而上的诱发性政府行为，更不是农村经济主体自主，这种以扼杀农村经济组织自发行为为代价的外生性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农村经济发展相悖，导致了农村金融主体的缺位，农村金融容量的增长赶不上经济总量的增长[6]。这些研究文献突破了将农村金融制度视为既定不变的外生变量传统研究方式的束缚，弥补了排除制度作用和制度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分析的传统农村金融理论研究上的不足。然而这种研究方式阐明的只是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历史演变的逻辑，却无法说明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应有的逻辑。

（四）农村金融体系的变革方式

中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取向一直是中国农村金融研究所关注的，究竟是以合作制为主导还是以商业化为取向众多文献争论不一。一种观点认为应以合作制为主导；另一种观点是商业化取向，甚至放弃合作制；还有一种折中观点，认为商业化和合作金融应共同发展。各种文献的观点之所以出现差异，从理论本源来说，关键在于其研究者对中国现实农村经济判断的差异。按照“理性小农”命题(Schultz,1964;Popkin,1979)，中国的农户如能被确认为富于理性的小农，那么就没有必要单独为其设计一套农贷制度安排，而只需将服务于现代经济的金融体系直接延伸到农村经济，为农户提供金融服务即可，换句话说，商业化的金融体系同样适用于农村地区；按照“道义小农”命题(Chayanov,1925;Scott,1976)，中国的农户如能被确认为是生存取向的，不会冒险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农村地区商业化的金融安排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合作制的金融安排是恰当的。但无论从“理性经济小农”视角还是从“道义小农”视角来考察中国农村经济，得出的结论都难免简单化，中国小农经济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值得进一步讨论[7]。从研究方法论来说，持商业化取向或合作制主导观点的研究文献基本上采用理论演绎的三段论形式来得出各自的结论。理论前提承认合作制金融存在的基础是小农经济，而商业金融活动所具备的条件是农村市场经济，商业化金融不能提供高度分散小农经济化条件下的金融服务，进而从中国现实农村经济特性的描述中获得理论推理的依据。这些研究文献论证形式缜密严谨，其观点有一定的说服力。然而问题在于，缺乏对中国现实农村经济特性严格的实证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分析，没有哪一种关于中国农村金融的命题具有普适性。

（五）农村非正规金融

对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的成因；其二是农村非正规金融中的利率问题。一些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分析了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的成因：(1) 从中国小农家庭的生存经济与其资金的非生产性需求两者之间内在逻辑联系出发，通过案例研究表明非生产性资金缺口和农贷需求不能指望由正规的或商业性的金融来满足。(2)从农村非正规金融与中国城乡的特殊结构与联系相关性入手，认为是由于城镇和农村之间缺乏一个较好的金融组织。特别是在转轨经济中，作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农村非正规金融是由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安排缺陷造成的。(3)从农村金融供给的角度，认为农村贫富差距的加大使农村非正规金融形成旺盛的供给。(4)从金融政策的根源来看，由于贷款管理的落后和贷款配给的错误，扭曲了农村正规金融资源的配置，收入较低农户的信贷需求仍然要通过非正规金融得以满足。对农村非正规金融中的利率问题，不少学者以农村民间金融为例，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出发，把民间信贷利率部分地视为具有调节借贷风险组合或过滤借贷风险的功能。有文献认为，民间信用利率决定于资金供求状况、借贷者亲疏关系、期限长短、淡旺季节等因素，因而利率档期分明。 也有文献依据修正的Stiglitz-Weiss信贷配给模型来揭示出民间金融各种利率形式的机理和长期并存的原因。

从已有文献来看，对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研究视角呈现多元化，研究方法从案例分析到规范论证呈现多样性。其不足之处在于缺乏非正规金融研究的系统性理论框架，视角的多元化固然可以使问题的认识较为全面，但多种结论的差异将使得理论研究失去了实践意义，另外案例研究中样本选取的不同将会影响到结论的可信度。

四、结语

通过对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理论研究的梳理，不难发现各种理论研究在思想和方法上存在的局限。不仅如此，无论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联系识别，金融抑制理论对供给型金融抑制和需求型金融抑制的区分，合作制为主导还是以商业化为取向的争论，还是农村非正规金融成因分析只是农村金融的一个方面，各种研究思想和方法忽视了农村金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以及系统内外存在的复杂联系，这也是导致各种理论研究与实际脱节的重要缘由。可见，农村金融问题研究不能简单地依赖某个理论。综合各种理论研究的优势，将系统论的思想引入农村金融问题研究之中，通过对农村金融系统内外复杂联系的研究寻找改革途径将是未来农村金融研究的趋势。

参考文献：

[1]周霆.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创新论――基于“三农”视角的分析[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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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焦兵.东、西部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贡献的比较研究[J].统计与决策(理论版),2007,(1):70-72.

[4]姚耀军.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及其金融结构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4,(11):36-41.

量化金融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f833/8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3）05-0015-05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十八大”报告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是提高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缩小农村金融发展差距，而探究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因素乃是基本前提。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研究一般包含在区域金融差异研究之中。宋宏谋等以农村信用社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1979～2000年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问题[1]；伍艳等发现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供给的区域布局不均衡[2]；黎翠梅分析我国在农村金融相关率方面区域差异明显，且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3]；高新才等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市场化进程的区域差异以及政府行为的区域差异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4]。

瑞托斯·劳拉詹南（2001）提出了金融地理学这一新兴学科概念[5]。随着金融地理学的发展，越来越多学者尝试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研究中，如田霖（2005）将各种金融地理因素一起纳入实证分析，认为经济、科技、文化、开放、基础设施、劳动力等金融地理因素对区域金融综合竞争力有显著影响[6]；卢佳、金雪军（2007）实证表明：地理位置等新经济地理因素对区域金融发展均有显著影响[7]。但目前国内从金融地理学角度研究农村金融的文献并不多见。

本文试图将金融地理学理论创新性地运用于我国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差异研究之中。假定各金融地理因素均对农村金融产生影响，且影响程度不同，并运用模糊曲线法考察各金融地理因素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以期拓宽金融地理学在农村金融发展方面的应用领域，为国家实施惠农政策、缩小农村金融发展差异提供理论指导。

二、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考察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差异影响因素的前提是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国内关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不多，本文借鉴区域金融研究中指标构建思路[6-8]，进行一定调整和整合，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金融效率、金融环境四个方面来构建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见表1），运用因子分析法得出量化的各省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各指标数据均来源于2006～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农业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银监会网站农村金融服务图集。我国农村金融协调发展是合作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等相互依存，面向“三农”的协同过程[9]。下面选取五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的农村地区金融数据。为了使数据平稳可靠，取2006～2010年的平均值作为基础数据。

（三）研究方法

1.因子分析法。

因子分析法是考察多个变量间相关性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利用因子得分可以对样本进行分类和综合评价①。

2.模糊曲线法。

金融地理贡献因子和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关系是复杂的非线性形式，模糊曲线法不需要建立数学模型就能识别最有效的输入变量，比较适合解决金融地理因子的贡献程度问题②。

本文综合考虑特征根值大于1、累积贡献率大于85%两个标准来提取因子，由表2可以看出，前五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且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5%，即前五个因子可以解释原始变量90%左右的方差，已经包含了14个统计指标绝大部分的信息。

由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可知，公因子

f1在网点分布密度、金融从业、人均存款、人均贷款的载荷值较大，可代表农村金融资源覆盖水平；公因子f2在金融相关率、金融市场化率载荷值较大，代表农村金融结构；公因子f3在储蓄投资转化率、农村gdp、农村财政支出载荷值较大，代表农村金融环境；公因子f4在贷款增长率、存款增长率载荷值较大，代表金融增长潜力；公因子f5在存贷比、贷款产出率和储蓄动员率有较大载荷值，代表农村金融效率。综合得分f=（43.351f1+15.954f2+14.059f3+10.197f4+7.144f5）/90.706。由此，可以计算出各省的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得分排名（见表3）。（二）因子分析结果

从表3可以看到，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得分排名前10名的除了内蒙古和四川以外都是东部沿海的省份，内蒙古由于在金融资源覆盖水平和金融增长潜力方面表现突出，使得它的综合得分较高，排名第三位。四川省在农村金融环境和金融增长潜力排名较好，综合水平超出西部其他省份，排在第十位；河北、福建、海南的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平均水平，其中海南省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现象尤为突出，排在第30位；中部地区的江西、山西农村金融综合水平较低，均排在后10名；西部地区的陕西农村金融综合水平较好，排在18位。可见我国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在各省之间存在差异，且和东中西部行政区域划分不尽相同。 　四、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的金融地理因素分析

（一）金融地理因子的选取与计算

为了更好地解释各省（区/市）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差异的因素，依据金融地理学理论，引入经济、环境、设施、劳动、文化、科技、开放、聚集八大金融地理学因子作为解释性指标（见表4）。环境因子包括了自然条件、地理区位和经济区位。自然资源是社会生产原料和能量的来源，农业生产尤其依赖阳光、温度、降水等自然条件，故以基础能源资源储量、受灾面积代表自然条件。从地理区位上看，距东部海岸远近是影响东部和中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区位因素，与我国降水量分布规律大致相同，故以年均降水量代表各省农村的地理区位。而所在省份gdp占全国gdp比重能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村所在地区经济实力，能代表经济区位。

农村基础设施是指为农村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及农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各种设施的总和，它能直接间接作用于农村经济，用发电装机容量、人均拥有机械动力、公路里程数来衡量农村设施因子。劳动力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和素质高低也是农村经济发展重要影响因素，用农村就业率、农村金融从业比重、劳动力文化水平来衡量。

文化观念是包括风俗、习惯、禁忌、价值观念等在内的社会意识。和谐丰富的文化生活有助于增进农村居民间的信任关系和社会资本的积累，有利于农村互助金融的发展。选取农村文化站数量和农村文教娱乐支出比重来衡量文化因子。

科技进步已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选取农村固定投资投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科学研究数量以及各省技术成交量来衡量科技因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策略使得对外开放水平对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影响较大，国内很多学者均从实证角度证明了开放对我国地区的经济增长差异有显著影响，选取农村进出口额和农村外商投资总额来衡量开放因子。

另外，借鉴田霖（2005）博士论文中聚集力指标，将人口密度和产业密度作为聚集因子来考察人口聚集程度和产业结构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

（二）各因子的贡献程度

根据模糊曲线原理以及运用matlab编程计算③，输入各个省份的样本数据，就可以得出每个因子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见表6）。表中显示：各因子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均产生正向贡献，依其重要程度依次为科技因子、经济因子、文化因子、设施因子、开放因子、环境因子、劳动因子、聚集因子。

科技因子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为0.3863，在所有因子中贡献程度最大，说明农村科技水平成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经济因子作为农村金融发展的基础因素，其贡献程度为0.2115，排名第二位。文化因子贡献程度达到0.178，排名第三位，说明农村文化建设对农村金融发展有着重要促进作用。设施因子、开放因子和环境因子的贡献程度比较相近，均在0.16左右，说明这三个因素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重要程度相近。聚集因子的贡

程度只有0.08，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作用较小，人口密度和产业集中度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影响不大。

五、相关政策建议

缩小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差异，实现农村金融协调发展才能充分发挥金融资源扶贫功能，帮助缩小城乡经济差距，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根据金融地理因素分析结果来看，农村金融发展依靠的是各种社会经济文化的协同作用，我们不能忽视各地农村中除经济以外的科技、文化、设施、地理环境、劳动力等影响因素，要依据客观规律和各地自身情况，抓住关键金融发展因子。

1.继续贯彻“科技兴农”方针，深化农村科技体制改革。增加对农村信息、计算机和科研的资金投入，促进金融资本与科技创新的结合，提高农村金融有机构成，从而发挥科技与农村经济、金融的良性互动作用，提高农村金融的发展实力。

2.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培育良好信用环境。增设农村文化站点，丰富农民精神生活，增强农民间情感交流和沟通，增进社会信任，提高守法意识、信用意识，为农村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3.顺应产业结构调整要求，夯实农村经济基础。政府应抓好农村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交通运输条件，构建和完善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制度框架，夯实农村经济基础。

4.适当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拓宽农民创业融资渠道。政府应积极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创业培训、融资指导服务；农村金融机构应加大对农户和农村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充分发挥农村金融的杠杠效应。

注释：

①本文建立的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指标数量较多，且指标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使用因子分析法比较合适。

参考文献：

[1]宋宏谋，陈鸿泉，刘勇.中国农村金融区域发展程度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2，（8）：111-119.

[2]伍艳，余兼胜.中国农村金融的区域差异性研究[j].农村经济，2009，（1）：63-66.

[3]黎翠梅，伍蔷薇.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比较分析[j].财经论丛，2010，（11）：42-49.

[4]高才新，李阳.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与政策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08，（3）：45-48.

[5]劳拉詹南.金融地理学金融家的视角[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6]田霖.区域金融综合竞争力差异比较与模糊曲线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5，（6）：8-15.

[7]卢佳，金雪军.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地理环境与经济政策基于金融地理学视角的实证分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7，（4）：7-9.

量化金融论文篇（5）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金融自由化趋势的直接引发下，国际金融领域发生了一场以金融创新为主导的“金融服务业革命”。创新理论的奠基人、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指出：创新是指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企业家对生产要素实行新的组合。它包括产品的创新、新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新资源的开发、新市场的开辟和新的组织活动的确立等方面。整个金融业的发展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金融业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金融创新。在这场广泛而又深刻的创新浪潮中，金融创新究竟对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尤其是信用风险造成了何种影响一直是理论界讨论的重要话题。

一、文献评述

国外学者们对金融创新影响的讨论既有微观层面的分析又有宏观层面的分析。微观方面的分析认为，金融创新作用主要涉及三方面：一是金融创新增加投资人和发行人在市场进行避险、投机和套利的工具选择范围，如Van Horne（1985）、Merton（1992）认为金融创新可以分散金融风险；二是金融创新降低交易成本及增加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如Merton（1992）认为金融创新使得资本集中并跨越时间和空间创造了流动性，可以将流动性差的资产转化为流动性强的资产，从而使得整个市场的流动性得以加强；三是金融创新减少信息不对称和成本问题。在宏观层面的研究，Miller（1986）和Merton（1992）是该领域的先行者。Miller认为金融创新有利于整体金融稳定和安全，严重的金融动荡将因金融创新而平息。Merton更是认为金融创新是金融体系发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作用的“引擎”。但是，Tufano（2002）认为Miller对金融创新有利于金融稳定的判断可能过于乐观，金融创新对金融安全的宏观影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国内也有许多学者研究了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的关系。石睿（2011）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理论的分析了金融创新的影响。从微观层面看，金融创新对金融稳定起到的促进作用；从宏观层面看，金融创新有助于货币融通、金融体系稳定和金融发展安全等。而另一方面，金融创新可能带来金融脆弱性、危机传染性和系统性风险。陈子季（2000）从宏观方面在理论层面上对金融创新推动金融深化、金融创新活动中货币供求机制的变化以及金融创新与金融体系稳定性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尹龙（2005）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联系起来，他认为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规范的监管是创新的制度保障，富有生机的创新是节约监管资源、提高监管效率的重要途径。

以上学者的研究很有价值，但大部分是侧重理论分析，在金融创新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影响的研究结论方面并未完全达成一致，同时，既有研究中实证研究比较缺乏。本文拟从银行微观层面的角度，在讨论金融创新对其信用风险影响机制的基础上，选择15家上市银行2004-201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银行内部金融创新对于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

二、银行的金融创新对信用风险影响的理论分析

根据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在2007年金融创新监管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指出，中间业务收入是衡量金融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所以本文在讨论银行的金融创新时，主要指银行的中间业务创新。

总体上看，金融创新是金融深化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客观要求。总体而言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方面。

金融创新对于银行而言的积极影响比较明显。金融创新对商业银行而言意味着技术进步，金融创新过程中涌现出的大量新型金融工具，如票据发行、可转让定期存单等，不仅有助于商业银行提高效益而且有助于防范风险；经营管理理论和方法的重大突破，如“负债管理理论”、“资产负债联合管理理论”等，使商业银行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管理，使管理更加科学更加规范。

然而金融创新对于银行而言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1）金融创新扩大了银行的业务范围，出现了一些新兴的业务，而这些业务通常为表外因素，并不涉及账户的资产负债。这些业务主要依靠银行信誉，通过一定的人力、物力和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等来收取手续费和佣金。表外业务的开展减轻了银行资本需要量的压力， 改善了银行当期收益和营运成本，提高了银行的盈利水平。但随着表外业务的增加，银行的或有负债也相应的增加了。一般而言，表外业务自由度大，透明度也相对比较差，这一缺点会加大银行的经营风险。比如当银行提供各种担保、承诺以及备用信用证时，稍有疏忽就会使银行从中介人变为债务人。如果此时市场资金紧缺，这些活动它还会使银行面临流动性风险。（2）监管无力或失效所带来的银行信用风险。金融创新活动的日益增多往往会使国家放宽某些金融管制，或取消、修改一些法令法规。由于一些旧的金融管制取消，新的监管措施又没有跟上，从而在金融管理方面出现某些“真空”地带。这样，金融创新活动就极有可能因规范性不够，监管不力，引发过度竞争或无序竞争，从而加大金融营运风险。

综合考虑以上金融创新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正负面影响，从理论上无法确定哪种影响更明显，所以，金融创新给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并不确定。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金融创新给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正负影响有可能相互抵消，从而对信用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

三、银行金融创新对信用风险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学者的研究表明，金融创新主要带来的风险是系统风险。这是因为（l）金融创新助长了投机活动，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2）金融创新模糊了银行和非金融机构间的界限，使金融业竞争加剧，风险集中程度提高。所以本文选取了代表信用风险的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具体选取了15家上市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本文选取商业银行微观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对商业银行内部影响因素的检验，最终选取了代表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指标中间业务收入以及商业银行单一最大客户贷款的占比、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总资产、总贷款数作为解释变量。由于本文研究金融创新对信用风险的影响，所以将金融创新水平作为解释变量。

本文首先选取了所有上市商业银行，在对各上市银行的数据进行平稳性分析后，剔除了没有代表性以及波动较大的一些银行的数据，最终选取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华夏银行、平安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南京银行、兴业银行、宁波银行、招商银行、北京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15家银行的2004～2011年的数据，所有的数据均来自各上市银行官方网站每年提供的财务报表。

（二）回归分析

在回归分析之前，本文运用EVIEWS软件对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进行LLC和Fisher-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发现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总资产和贷款增长率都存在单位根。

将取对数的各变量再次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单位根以消除。

再消除各变量的单位根后，我们对修正后的数据进行F统计量检验，以确定各变量应该建立混合模型还是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修正后的数据进行H统计量检验，以确定各变量应该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还是个体随机效应模型。通过检验，得出应该对各变量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运用EVIEWS软件，对各变量作回归，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上述的回归分析的R2为0.82，结果可以看出：中间业务收入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虽然是负相关，但是并不显著，其T值只有1.66，并没有超过2。也就是说，我们可得出结论：银行自身的金融创新水平对于银行的信用风险作用并不明显。

四、总结与建议

本文选择银行内部的金融创新视角，讨论金融创新水平对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金融创新对于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并不明显，这可能源于金融创新对于银行的信用风险的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相互抵消。我国正在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改革，金融运行的经济环境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不仅推动了金融发展的深化和金融效率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金融创新给经济带来了积极地效应，同时也增加了新的风险。我们应该发挥金融创新的积极影响，消除或减少金融创新带来的消极作用。

本文对于消除或减少金融创新给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健全和完善风险量化管理机制，进一步优化商业银行的风险度量模型；二是金融创新的主体必须提高认识水平，明确金融创新的目标必须建立在降低分散信用风险，增强盈利能力，提高经营效率和促进金融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有所作为，进而使得金融创新活动有序而不混乱，充分发挥金融创新的正面效应；三是金融当局要强化对金融创新主体的行为监督，建立有效的业务经营约束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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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金融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08）10-0011-03

效率作为经济活动追求的目标之一，历来受到诸多经济学家的重视。其中，鉴于金融在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对金融效率的研究自然成为研究效率问题的核心。通过对前人关于金融效率理论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其研究的重点在于金融效率的起源和内涵、金融效率层次的划分、金融效率实证分析等几个方面。鉴于此，本文从这几个角度出发，对金融效率的研究理论进行文献综述。

一、金融效率的起源及其内涵

（一）金融效率理论的起源

金融效率理论是随着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而逐步深入的。金融发展理论经过短短30年的演进，出现了三个有代表性的理论：第一是1973年的麦金农――肖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一般可简称为金融深化论；第二是二十世纪90年代赫尔曼等人提出的金融约束论；第三是二十世纪90年代末由白钦先等中国学者提出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金融深化论的研究对象是金融受到抑制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其观点是必须推行金融自由化战略来打破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的恶性循环。它没有将金融效率纳入其研究视野，因此是不完全的金融发展理论。金融约束论强调政府干预经济的作用，提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自由化不一定是实现金融深化的最优政策选择，适度的金融压制是必要的。金融约束论内涵了较为成熟的金融效率观，但是对金融效率的研究不够全面，因此是不完整的金融发展理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赋予金融以资源属性，认为金融发展的关键在于金融质的提高，在于合理的开发、利用和配置金融资源，同时注重作为资源配置手段和机制的金融整体效率和功能的改善。因此，在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中，金融效率成为核心，是较完整的金融发展理论。

（二）金融效率理论的内涵

在我国，王广谦(1997)相对较早地对金融效率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他将金融效率定义为金融运作能力的大小。由于金融的特殊性，对金融效率的分析难以在一个统一的平台上进行，而应分层次考察。在此基础上，将金融效率分为金融机构效率、金融市场效率、金融的宏观效率和央行对货币的调控效率四个层次，得出金融业在经济增长中做出了1/5贡献的结论。

白钦先（2001）提出了以金融资源学说为核心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他认为金融效率是金融资源在经济系统与金融系统以及金融系统的内部子系统之间配置的协调度。这一定义有三层含义：第一，金融效率是质性发展与量性发展的协调统一；第二，从静态的角度，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仅应关注金融各子系统的协调，更应关注金融与经济这两个复杂的复合巨系统的协调；第三，从动态的角度，金融效率不仅应考察单个时点的金融经济的协调，即静态金融效率，也应考察一时段到另一时段金融经济的协调，即动态金融效率。因此，金融效率是金融量性发展与质性发展的统一，静态效率与动态效率的统一，微观效率与宏观效率的统一。

在金融资源观的前提下，王振山（2000）提出了另一种较有影响的金融效率概念。所谓金融效率，“就是指以尽可能低的成木（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将有限的金融资源（货币和货币资本）进行最优配置以实现其最有效利用。”在进一步的分析中，王振山将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用于金融效率衡量标准的确定，提出了衡量金融效率的帕累托最优标准。

孔祥毅（2003）提出了金融协调论，指出只有协调的金融运行，才有金融经济发展的高效率，才有金融可持续发展，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提供了有益的补充。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及金融协调论为金融效率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框架，正是基于协调的观点，沈军（2003）将金融效率定义为金融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度。

二、金融效率层次的研究

对金融效率层次的研究，学者们多从资金配置效率、信贷效率、金融机构效率、资本市场效率、金融监管效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金融制度效率、金融体系效率与企业融资效率等多个角度对金融效率进行探讨，其中，资本市场效率研究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为了文献综述的方便，我们将以上的分类进行整合，分为以下两个层次进行综述：

（一）微观金融效率研究综述

我们分析微观金融效率，就是从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出发，研究其内部资源配置如何达到最优状态。从这个角度出发，学者们关于资金配置效率、信贷效率、金融机构效率、企业融资效率的研究都属于微观金融效率研究的内容。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微观金融效率进行综述：

1. 证券市场效率。发达国家金融体系较完善，因此国外研究偏重于微观和证券市场效率多一些。威斯特和惕尼克（1976）将证券市场的效率分为两类，即内在效率和外在效率。内在效率是指股票市场的运作效率，即股票市场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低的交易费用为交易者完成一笔交易，反映了股票市场的组织与服务功能的效率。外在效率是指市场上股票的价格能否根据有关的信息做出及时、快速的反应，该效率反映了股票市场调节和分配资金的效率。

法玛(1965)根据股票价格所反映的信息量将股票市场分为弱式有效、半强式有效和强式有效三类市场，即效率市场假说（EMH），成为最近30年来金融理论的中心命题与研究资本市场的金科玉律。具体来讲，如果有关股票的历史资源对价格变动没有影响，则股票市场是弱式有效，反之，则股票市场没有达到弱式有效；如果股票价格已经充分、及时地反映了公开发行的信息，则股票市场达到半强式有效，反之则未达到半强式有效；如果股票价格已经充分、及时地反映了所有的公开信息和内幕消息，则股票市场达到强式有效，反之，则未达到强式有效。对于上述三类市场，可运用以计量经济学为主流的实证方法进行检验。

2. 银行效率。测度银行效率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规模效率、范围效率和X效率。规模效率是衡量银行处于最佳规模时成本减少的水平；范围效率是指银行产品多元化和地域扩张所带来的效率；X效率是除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之外的所有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总和，衡量的是控制成本和使利润最大化的银行管理能力的差异。关于X效率，前人的研究总结已经很详细，本文主要对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进行文献综述。

关于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理论分析方面，据现有文献得知，国内较早对银行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进行研究的是刘开莲、罗海燕(1990)发表于《当代经济科学》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与专业银行宏观成本管理》，他们认为银行业是介于诸如农业等规模经济不明显的行业与石油化工、冶金等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之间的具有中等规模经济的行业，且在银行业务中存在范围经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非相互分割、单独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的。赵怀勇、王越(1999)分析了银行业规模经济存在的原因及影响因素。

关于实证分析方面，于良春、鞠源(1999)，杜莉、王锋(2002)，徐传湛、郑贵廷和齐树天(2002)，刘宗华等(2003)，张清、陈宏民(2003)等学者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十几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进行了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对比。由于实证分析方法的不同和选取指标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主要争论在四大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对比方面。

（二）宏观金融效率研究综述

从宏观经济总体考察，金融效率是指社会全部可利用的金融资源实现帕累托最优配置。我国宏观金融效率主要体现在储蓄―投资转化效率、货币政策效率、金融资源配置功能等三个层面。

1. 储蓄―投资转化率。王小鲁、樊纲(2002)指出“资本形成效率的提高对增长有重要影响”，分析了资本形成和形成效率对增长的贡献。具体来讲，资本形成效率对经济效率产生直接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的聚合作用，社会经济发展是各种资源与各种技术结合的结果，在此过程中，资本作为纽带，将各种生产要素聚合到一起，是生产结合不可缺少的媒介。二是资本对经济活动内在的效率要求，资本的人格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演变成在资本运用过程中的效率要求。

2. 货币政策效率。谢平、袁沁悟(2003)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得出了我国的利率调整属于典型的滞后调整，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不显著，实际利率对名义和实际产出的预测能力明显高于其他金融变量，利率变化对居民的储蓄与消费决策存在显著影响。匡国建（2003）则从我国经济周期、经济制度、经济结构、经济开放和经济秩序的变化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指出实体经济的变化是导致货币政策效应弱化的根本原因。其他学者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King和Levine（1993）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呈正相关；Maxwell J.Fry(1997)分析得出实际利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等。

3. 金融资源配置功能。肖红叶、周国富(2000)指出，1990年代以来，我国的投资主要分布在东部，尽管这一比重在逐年下降，1997年东部投资仍占全国投资的63%以上；与东部的下降趋势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中部的投资占全国的比重呈稳步上升之势，1997年这一比重已达到25%以上；至于西部地区，则不仅在国内投资中所占的比重极低，而且其下降的速率甚至快于东部地区；然而这与我国国内投资的回报率很不成比例。从而他们得出我国金融的资源配置效率低的结论。

三、金融效率的实证分析

Beger、Humphrey(1997)与Young(1997)等人通过研究证明，X效率是决定金融机构经营绩效至关重要的因素。Rangan等(1998)运用DEA方法检验了215家美国银行的技术效率。国内研究方面，魏煜和王丽(2000)，秦宛顺和欧阳俊(2001)，张健华(2003)，刘汉涛(2004)，朱南，卓贤和董屹(2004)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运用DEA方法和其改进、Tobit回归模型对中国银行业的效率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结论。尽管研究银行效率的文献较多，但由于投入――产出变量选取的不同，采用的实证分析方法不同，使得结论不能完全一致。为此，一些文献在实证方法与投入―产出变量的选取上进行了有益的改进。在实证方法方面，平衡记分卡原理、二次相对评价与“超效率”模型以及标杆管理等原理与方法被用来弥补DEA方法本身的不足；在变量选取方面，不少文献注重把握银行与一般企业的区别。

对于宏观金融效率研究，目前还处于单指标罗列阶段。其中相关指标包括：储蓄投资转化率、私人企业获信贷与总信贷的比率、存贷利差、储备货币与存款的比例等等。

周国富(2007)对储蓄动员能力、投资转化效率、投资投向效率三大指标进行了细化。其中，储蓄动员能力用储蓄率、居民储蓄存款增加额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股票融资额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三个指标衡量；投资转化效率用储蓄投资转化率、存贷比、金融中介机构配置效率、股票市场配置效率等指标来衡量；投资投向效率用边际资本生产率、总资产贡献率、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净资产利润率等指标来衡量。

沈军(2003)尝试建立中国宏观金融效率评估的综合指标体系，具体实证分析方法选择上，沈军选取因子分析和弹性分析方法，对动态金融效率和静态金融效率进行实证分析。

四、关于金融效率研究的简要评述

前人对金融效率的研究，微观金融效率部分已经相对成熟，宏观金融效率稍显混乱，具体到金融机构的宏观效率则研究不足，主要是将金融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其自身和对经济的影响。微观金融效率，尤其是银行效率研究方面，方法已经成熟。在宏观金融效率研究方面稍显混乱，研究方法趋于罗列指标，综合评价体系不够完善。

参考文献：

[1]E.F.Fama，“The Behavior of Stock-Market Prices”，The Journal of Business ，Vol 38，No 1.(Jan ，1965)， pp， 34-105.

[2]King，Robert G，Ross Levine，“Finance，Entre-

-preneurship，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2:25-29.

量化金融论文篇（7）

一、文献综述

自银行产生以来，人们就一直在思考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King、Levine等从产业层面对经济和金融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得出结论： 健全的金融体系和发达的金融市场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帕特里克（1996）从“供给导向型”和“需求导向型”两个方面来辨析金融和经济的关系。他认为在金融水平较低的阶段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会起到支配作用，金融体系为那些急需资金的高科技企业提供了最初的资本，帮助企业启动起来，这个阶段处于“供给导向型”形式。而当经济发展逐渐成熟，由各部门对投融资的强烈需要而引起的对金融系统的需求成为金融发展的主要动力，也就是所谓的“需求导向型”模式。

我国学者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相关的研究。何风隽（ 2005）对有关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来自不同方面的观点和争论进行了客观的比较和总结。张旭军（2007）回顾了最近几年来国内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发现了其中一些有失客观和全面的观点，指出了有待改进之处。

我国关于金融发展和金融增长的研究总的来说大概有以下三种论断。

第一，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经济长期增长存在比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

第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促进关系。杨晓华（2005）通过研究证实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

第三，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如韩廷春（2001）建立了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我们应该更加重视金融体系的效率与质量，而不是一味追求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和资本市场的更大规模。

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水平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互相促进，还是单向因果，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根据经济增长理论，经济的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本增加、劳动增加和技术进步三个方面。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我国充分利用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在世界经济的产业链中占得一席之地，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而今，人口红利已经慢慢减弱，如何发挥金融体系的作用，促进我国实体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二、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M2/GDP代表我国的金融发展程度，用FD表示，通过国内生产总值GDP反映经济发展情况。样本选取1995年到2010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是世界银行。

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证实在我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为此，首先要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查。本文选择ADF单位根检验法，GDP和FD都是不平稳序列，为了消除不稳定性的影响，对GDP和FD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分别为LNGDP和LNLNFD，再次对变换后的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可见得到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

在得到平稳变量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通过格兰杰检验来验证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结果如表1所示，该结果显示了在置信度为95%的水平下，第一个假设不成立，也就是说LNLNFD是LNGDP的原因，而第二个假设成立，LNGDP不是LNLNFD的原因。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上文的实证研究证明，现阶段我国金融发展刺激了经济的增长，而经济增长并未成为驱动金融发展的重要力量。这说明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金融体系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经济体的货币化程度提高很快。金融发展通过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刺激了经济的增长。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经济增长并未促进金融的发展。这可能是由于我国仍然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经济发展还不够成熟。因此，我国要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深化的程度，争取形成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态势。

尽管金融发展在我国经济增长中体现了重要作用，我国金融发展进程中仍然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金融产品的结构不尽合理，层次不够丰富；利率市场化程度不够充分；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同步建立，存在真空地带；汇兑换自由化问题等。这些都是我国金融深化进程中比较困难的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才能实现金融的自由化。

（一）加大市场机制在金融市场的作用

政府应当减少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尤其是给与利率和汇率机制更加灵活的空间，使得外汇市场和资金市场的供求更加直观地反映出来。完善的金融体系和活跃的金融市场能够集聚社会闲散资金，为生产性活动筹资，引导资金流向高效益的部门和地区。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普通民众对理财的需求更高，而各企事业单位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更加多样化，这些都会倒逼金融体系的发展。最近比较火的互联网理财产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广大平民阶层提供了理财的途径，更重要的是大大推动了利率市场化的步伐。

（二）重视金融深化中的质量问题

麦金农和爱德华・肖的金融深化理论中比较重视金融体系量的扩张，对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关注度不够，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却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金融系统的整体质量的提高是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在我国金融深化的过程中应注意逐步确立良好的金融系统的架构，监管部门在减少行政干预的同时也不能对风险的防范掉以轻心；逐步改变以往政府兜底的局面，引入竞争，健全推出机制，全面提升金融系统运行效率，避免出现亚洲金融危机中的状况。

（三）使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程度相适应

金融发展和金融监管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分割的，忽略金融监管的金融发展就像海市蜃楼一样根基不实，无法抵御来自外部或内部的风险，而金融监管过于严格繁琐，则会束缚金融的发展，同样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因此如何协调金融发展和金融监管的关系，是确保金融健康稳定发展的重点。

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金融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催化剂，金融和经济的关系更加紧密。经济的发展深度和广度，决定着金融体系的规模和质量；金融通过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促进经济的增长，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不断彼此促进，相辅相成，这才是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保障。

参考文献：

[1]何风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证争论的述评[J].生产力研究，2005（08）.

[2]张旭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近期国内外文献综述[J].嘉兴学院学报，2007（01）.

[3]李钊，李国平，王舒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基于两部门模型中国实证研究[J].南方经济，2006（04）.

[4]杨晓华.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经济纵横，2005（07）.

量化金融论文篇（8）

当前的中国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宏观经济景观：一方面是货币过量供应，流动性泛滥，一些商业银行因为存差过大而发愁；另一方面是企业借钱难、筹资难，许多很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因为资金不足而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吴敬琏，006）。他认为问题症结在于，由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组成的金融体系发展严重滞后，使富裕的资金无法流入最有效率的产业和企业，资金流通不畅的必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综观各个发达国家，几乎毫无例外的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而且似乎经济程度与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也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究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外的诸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综述

9年，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被认为在经济理论史上第一次论述了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金融机构满足新兴企业信贷要求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所在，并强调银行的功能在于甄别出最有可能实现产品和生产过程创新的企业家，通过向其提供资金来促进技术进步。继熊彼特之后，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相关关系

对于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根据萨伊定律提出了货币中性和信用媒介论，该理论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影响产出、就业等实际的经济变量。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如K.Wicksell，虽然认识到了货币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大的、实质性的影响，但主要强调的是消除货币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Friedman认为“货币至关重要”只是就短期而言，在长期中货币供给的变化只会引起物价水平的变动，而不会影响实际产出。JoanRobinson也认为金融体系的出现和发展仅仅是对经济增长的被动反应。

新古典学派同样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如RobertLucas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分析，认为经济学家过分强调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为理性的人们往往可能会在货币供给量变化之前就已调整了自己的行为，故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会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影响，所以菲利普斯曲线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垂直的。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和互动关系

0世纪70年代，Mckinnon和Shaw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为研究对象，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这既削弱了金融体系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又使金融体系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973年，他们分别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浅化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他们分别从“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这两个不同角度，将货币金融理论与发展理论结合起来，全面论证了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资金短缺，并不是因为缺乏能用于积累的资金，而是因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资渠道堵塞和资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资金不足问题可以缓解。

对于金融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如Patrick认为，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供给主导”的作用。金融发展在动员储蓄、管理风险、便利交易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对于金融发展究竟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却存在许多争论。以Goldsmith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认为，金融发展以金融资产的形式直接增加储蓄，从而促进了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Sinai和Stokers(97)及Wallick(969)的有关文献均对这一假说提供了经验支持。

而另一方面，以Mckinnon与Shaw为代表的金融压抑主义者却认为，现金余额的实际收益率是资本形成及由此取得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决定因素。根据这一观点，经济增长基础上的金融发展绩效取决于利率的发展绩效。因此金融压抑主义者认为，实行金融自由化、放松利率管制最为重要。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综述

.国外方面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国外学者一直走在前面，Goldsmith开创了实证研究的先河。他使用金融中介体资产的价值与GNP的比率作为一国金融发展指标，通过检验35个国家在03年间(860年～963年)的数据，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般是同时发生的，经济增长迅速的时期总是伴随着金融的快速发展。但是不足的是，他并没有能够指明两者何为因果。

King和Levine针对Goldsmith研究不足，采样80个国家30年的数据，系统地控制影响增长的因素，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正相关，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反之亦然。Levine的研究也自此引发了寻找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证据的高潮。Levine和Zervos(996)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一些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扩展了和对金融中介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其研究结果是银行发展、股票市场流动性，不但都与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且都是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的很好预测指标。

Arestis等(00)使用来自5个发达国家的数据，采取时间序列研究方法，在控制股票市场易变性和银行体系效应的基础上，检验了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结果也表明尽管银行和股票市场都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但银行的效应更大。

.国内方面

国内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对不足。然而，通过借鉴学习国外既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一定的定性研究和大量定量研究。前人的这些研究，大都是基于国外既有理论成果，同时考虑了我国现实经济状况，运用了国外成熟的实证分析方法，得出符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很有价值的结论。

量化金融论文篇（9）

一、金融市场的关联性及金融风险相依研究的缘起

世界金融体系的形成和构建与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体系同步，经受过多次经济危机，业已相对成熟。改革开放后，国内金融市场在加入WTO的同时日渐融入国际金融市场，内在结构逐渐实现国际化同构，有由里到内均和国际市场融为一体的趋势和倾向。也就是说，海内外金融市场的关联性或者说相关性越来越强，研究某地域或某方面的金融现象必须有相对系统的观点来关照。

在金融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是管控各种金融风险，其重要前提是金融风险的量度和预测问题。在金融市场关联性和相关性越来越强的情况下，各种金融风险的相关性也逐渐增强，其具体的风险量度问题也应该充分考虑相关风险的系列情况，即联合风险或者说是相依风险的度量问题。

基于对风险相关即风险相依具体复杂内在情况的认识和估量不足，早期开展金融风险相依研究的主导思路是线性相关系数分析法或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方法。另外，VaR风险价值的计算方法以其较强的操作性及相对的准确度为综合风险度量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框架，被大量金融机构接受，成为后者研究综合风险或者相依风险的主导计量方法。

二、Copula理论的内涵及其对金融相依风险研究的推动维度

Copula本是数学统计范畴内的一种理念方法，其核心是利用样本数据和各种风险资产收益率的边缘分布近似确定其联合分布。Copula理论发展成熟于海外，2002年张尧庭撰文其在金融领域应用的可能性后，Copula理论随着金融市场的关联性、金融风险的相关性、证券市场风险相依等顺序和逻辑不断深入，逐渐成为风险相依研究的主流，从多方面推动了风险相依风险研究的发展。

（一）克服了传统风险度量方法的缺陷，推动了相依风险度量预算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交易活动及工具的不断增长变迁，金融市场的波动性日趋激烈，基于正态分布假设的传统风险度量方法及线性相关系数指标面对复杂的金融风险相依实务的时候本身缺陷尽显，导致出现了实务层面和研究层面的双重困境。而Copula理论以其不变性导出的系列相关性描述指标比线性相关系数更切合风险实务，Copula通过对相关结构和边缘分布分别建模的灵活性可构建出比多元正态分布假设下更合适准确的多元分布，比传统方法有明显的优势，推动了相依风险度量预算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二）推动优化VaR风险价值的计算，提升风险度量预算的准确度

VaR风险价值的计算方法虽然有操作性强且相对全面的优势，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实践实务增多其在不同模型计算结构差异及尾部损失信息反映等方面的缺陷也逐渐被人意识到。对此，马艳民、谢赤、罗付岩等部分学者探索构建基于Copula理论的VaR模型，提炼基于Copula函数的VaR与CVaR算法，通过将Copula融入VAR中优化VaR风险价值的计算，构建更为有效的风险管理模型，进而得出与实际分布更为近似的联合分布或者说相依分布。

（三）以对尾部相关性的敏感优势，推动证券相依风险研究的长足发展

对于证券市场风险而言，尾部相关性因其在市场大跌时的强烈反应对预防、管控股市重大风险非常关键，但是相对简单的线性描述不能够充分展现复杂而多变的尾部相关性，限制了其对证券风险相依研究的力度。对此，Copula以其刻画相关性的全面而灵活的优势，可充分地展现尾部相关的全部信息。基于此，Fre、马艳民、任仙玲、司继文等海内外学者陆续利用Copula的这个优势深化研究证券相依风险，并使Copula理论之成为证券相依风险研究的主导理论。

（四）以其较强的普适度，Copula理论扩大了金融风险度量的论述研究范围

在引入Copula理论之前，基于当时国内金融风险管理实务的局限及传统风险度量方法及指标的缺陷，论述范围一直比较有限，主要以相对西化的理论分析欧美成熟市场的金融现象为国内提供借鉴意义。引入Copula理论之后，论述范围有所扩大，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把视角转向沪深股市甚至以韩国、台湾为代表的东亚金融市场。

三、Copula理论应用的局限及金融相依风险研究未来走向探讨

风险相依研究引入应用Copula为确保为金融风险管理提供更切实有效地基础信息，同时研究者和实务负责人员还应该清醒地意识到Copula理论应用的局限、难点和先天不足。

首先，Copula理论本来属于数学统计范畴，其在金融领域的应用需要克服跨学科和领域的界限，不同学科和领域的某些内在实质差异会影响Copula在金融领域的应有深度和效果，即风险相依研究引入应用Copula理论要克服不同学科的异质性特点、

其次，国内风险相依研究或金融市场研究引入应用Copula理论的借鉴参照是海外的相关研究和实务开展。对此，值得注意的是，海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和关注开始于1999年前后，到2008年的时候已经比较成熟了，不过依然没有拦住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这说明海外相关研究和探索本身在整体上不能算是成功的经验，或者说Copula理论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本身存在先天性不足。

最后，从传播流程上说，风险相依研究或者说金融市场研究引入应用Copula理论属于舶来品，存在着本土化路径探索的问题。虽然着国内金融业在融入世界金融市场方面的深度不断增大，不过基于政治制度和监管体制等原因，国内金融市场有其自身的独特性，目前在转型期间的成熟度也相对不足，海外的相关经验在国内的适用度比较有限。

总之，国内风险相依研究引入运用Copula理论面临着跨学科异质性难点，其本身还要有借鉴失败探索进而本土化成功转型的难点。在这种情况下，国内风险相依研究：一应该清醒意识到这些不足和难点，避免绝对盲从和不假思索地肯定和盲从；二应该立足国内现实，强化国内实务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探索应用路径；三应该引入多种相似理论和方法进行对比博弈，扭转以Copula理论为绝对主导的局面；四应该将Copula理论量度和预测风险相依与相依风险的管控相结合，利用前者为管控风险提供方便，利用后者的效果倒逼证实风险量度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参考文献

[1]刘琼芳.基于Copula理论的金融时间序列相依性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10.

[2]吴庆晓，刘海龙.基于Copula模型的风险相关性度量方法[J].系统管理学报.2011（06）.

[3]赵晓玲，陈雪蓉，周勇.金融风暴中基于非参估计VaR和ES方法的风险度量[J].数理统计与管理.2012（03）.

量化金融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F32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4-0043-04

引言

四川省作为一个西部甚至是全国的农业大省，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于整个四川省的经济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农村经济的发展程度严重影响着四川经济的发展状况。所以必须把农业经济增长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只有农业经济发展了，其他各方面的发展才有意义。而农村金融机构又是农村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村金融的发展，然而，到底农村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究竟怎么样，有待研究。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的研究当中，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Mckin-non）和肖（Shaw）于1973年提出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深化理论，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实施金融深化过程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以Goldsmith、Levine、King等为首的一大批学者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Goldsmith（1969）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是不能确定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并且把金融相关比率（FIR，未清偿的全部金融工具之值除以国民财富）作为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主要单一特征。King and Levine，于1993选取了80个国家30年的数据分析了金融发展水平与资本形成、生产率提高以及经济长期增长之间的关系;帕加罗（Pganao，1993）运用简单的AK内生增长模型研究了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国内研究现状

同时，在国内的研究当中，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又有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主要有谈儒勇（1999）依次研究了中国金融中介的发展、股票市场的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以及金融中介发展和股票市场发展之间的实证关系；章奇、何帆、刘明兴（2003）从金融自由化、政策抑制性与金融脆弱性的角度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高水平的储蓄和投资的前提下，金融深化如果能够带来一国的金融发展，就能够部分的改变一国的金融抑制，有效地配置一国的金融资源，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陈柳钦、曾庆久等，韩廷春、夏金霞的研究表明，在1981―1991年间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明显，而在1992―2002年间中国的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林毅夫、姜烨（2006）运用中国分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经济结构的差异性决定了金融结构的差异。庞晓波、赵玉龙（2003）通过二十几年来的实测数据验证了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弱相关性的结论。

二、指标选取，数据的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指标选取

按照数据的可得性和实用性，并且借鉴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指标，我们选择了如下指标来度量四川省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

1.农村经济发展的指标

在四川省统计年鉴中，我们发现，农村人均纯收入（sr），农林渔牧增加值（nl），以及乡镇企业纯利润（lr）可以作为衡量农村经济发展的指标，并且保证了数据的可得性。

2.农村金融发展的指标

根据前人的研究，我们知道，用来度量金融发展的指标很多，但在此，我选择了存款规模（ckgm）和贷款规模（dkgm）以及农业贷款规模（nygm）和乡镇企业贷款规模（xzgm）作为本文的农村金融发展度量指标。存款规模用农村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占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的比重来表示；贷款规模用农村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来表示，农业贷款规模则是用农业贷款与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乡镇企业贷款规模用乡镇企业贷款与农业贷款余额的比重来表示。这里指的农村金融机构主要是农村合作信用社、中国农业银行等。

（二）数据来源

本文用来度量农村经济发展的指标：农村人均纯收入（sr），农林渔牧增加值（nl），以及乡镇企业纯利润（lr）均来自于四川统计年鉴，由于大样本能得出更精确的结论，本文收集的数据是1980―2009年这三十年的统计数据，其中有部分年份数据缺失，本文采用了数据的推算法得出缺失数据，不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本文用来研究农村金融发展的指标来自《四川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等统计数据。同样，对于某些缺失的数据才用推算法取得。

（三）研究方法的选取

1.单位根检验（ADF检验）

在现实经济当中经常会出现一种虚假回归（伪回归）现象，即两列时间序列数据表现出一致的变化趋势，即使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的经济关系，也会表现出很高的可决系数。而恰恰在宏观经济学中的很多变量都存在这样的现象即都是非平稳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对这些变量进行检验之前先进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也就是单位根检验。

ADF检验由下面三模型完成：

模型1：ΔXt=α2Xt-1+βΔXt-i+μt

模型2：ΔXt=α1+α2Xt-1+βΔXt-i+μt

模型3：ΔXt=α0+α1t+α2Xt-1+βΔXt-i+μt

模型3中的t是时间变量，代表了时间序列随时间变化的某种趋势（如果有的话），虚拟假设都是H0∶α1=0，即存在一个单位根，模型1和模型2的差别在于是否包含常数项和趋势项。实际检验从模型3开始，然后模型2，最后模型1，何时拒绝零假设，即元序列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序列，合适停止检验，否则，就要继续检验直到模型1为止。

2.格兰杰因果检验

为了验证四川省农村金融深化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确切关系，就必须对两者进行格兰杰检验。格兰杰检验是假定两个变量X、Y互有分布滞后影响，从因果上侦破其因果导向关系，即X是Y的原因或Y是X的原因或两者互为因果关系。因此，再对以上设置的6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之后，再对农村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变量两两做格兰杰因果检验。以便找到四川省农村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

3.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分析是通过脉冲响应函数考察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互动关系及持续性的一种定量分析方法。具体地说，它描述的是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信息冲击（Innovation）后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或者说模型中某个变量发生变化时对系统产生的动态影响。以两变量的VAR模型说明脉冲响应函数的基本思想。首先建立VAR模型:xt=α1xt-1+α2xt-2+β1yt-1+β2yt-2+ε1t

yt= c1xt-1+c2xt-2+d1yt-1+d2yt-2+ε2t（2）假定VAR模型从第0期开始，即t=0，设ε10=0，ε20=0，则x0=1，y0=0;当t=1时，x1=α1，y1=c1，继续按照这种方法算下去，则求得的结果为x0，x1，x2，…，称为由x的脉冲引起的x的响应函数，同样求得结果y0，y1，y2…称为由x的脉冲引起的y的响应函数。由于前面的Granger因果检验可以证实四川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因此本文利用Sims（1980）提出的向量自回归进行冲击效应分析，以进一步探索两者的关系。

三、实证分析及结果说明

（一）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用的是四川省1980―2009年的各年数据进行的检验。时间数列数据在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之前必须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的是ADF检验，即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图1），从以上检验结果看，ADF数值都小于不同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说明这6个指标的一阶差分形成的时间序列都是平稳的。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非平稳时间序列（含有单位根的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能构成平稳的时间序列，则称这些非平稳时间序列是协整的。协整关系反映了所研究变量之间存在着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因此，以上序列为单整序列，我们进一步检查它的是否协整。

表1 单位根检验结果

（二）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

本文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进行协整检验，该方法是基于VAR模型的，因此需要先对VAR模型选取最适滞后阶数。依据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准则（SC），可确定Johansen检验的最适滞后阶数为1。为了使结论更具稳健性，本文同时采用了迹检验（Trace Test）和最大特征值检验（Max-EigenvalueTest）。Johansen协整检验在小样本中过分倾向于认为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克服此缺点的办法是将迹统计量（LR）乘以（T-nk）/T进行调整，其中T、n、k分别为样本容量、变量个数和VAR模型滞后阶数。检验结果如下在5%的显著水平下sr、nl、lr，dkgm，ckgm，ndgm，xdgm之间存在一个协整方程，即它们之间存在某种长期均衡关系，具有共同的随机趋势。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为进一步确定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要对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因本文重点研究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关系，所以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变量分别是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的变量。检验结果（如图2）；P值表示接受零假设的概率。由表可知；sr在3%的显著性水平上是dkgm的Granger原因,同时，sr在12%的显著性水平上是ndgm的原因。nl在3%的显著性水平上是dkgm的Granger原因。ndgm在4%的显著性水平下是nl的 Granger原因，以上检验结果表明：四川省的农村经济发展对金融深化的作用较强，而农村金融深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较弱。

（四）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基于以上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四川省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经济发展促进金融深化的作用较强，而金融深化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对较弱。因此，我再次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四川省农村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的各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以下只对存在因果关系的变量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具体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1至图6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纵轴表示脉冲响应函数值。图中的实线为脉冲响应函数值随时间的变化路径，两侧虚线为响应函数值加、减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图1结果显示，dkgm的变化对sr的影响。给dkgm一个正的sr冲击后，经济逐步增长，比较稳定，而图2则说明sr一个正的dkgm冲击，金融发展稳步提高，说明四川省农村经济增长对金融深化的作用较强；图3和图4则显示，dkgm正的冲击对nl的的脉冲函数响应，表明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的一个正向作用。图5和图6显示，lr的正的冲击对dkgm的影响较小，而dkgm的正的冲击对lr的影响较大。该结果表明，四川省农村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较大。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从以上的实证研究结论可以看出，在四川省1980―2009年的农村经济发展当中，四川省的金融深化处于一种很艰难的发展境地，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四川省的农村金融深化一直是农村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或者说效果是很小的，几乎是微不足道的。这一点是完全不同于中国许多专家对全国农村相同情况的研究。具体来说，农村人均收入，农林渔牧增加值，乡镇企业利润的增加都促进了农村贷款规模的增加，也就是农村经济增长推动了农村金融深化。同时，农业贷款的增加也促进了农林渔牧增加值的变化。乡镇企业的利润增加也有利于农村金融机构发放更多的乡镇企业贷款。同时，根据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贷款规模的正向冲击对农村人均收入，农林渔牧增加值以及乡镇企业利润是有很大的正向作用的，因此，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四川省农村金融的深化将会对农村经济增长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政策建议

1.加大扶持农村金融发展，加大对农村的直接金融支持。政府应该利用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制定一整套易于推广的财政政策，以支持农村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相关部门应该开动脑筋，多方位支持农村金融的发展，例如，对一些短期收益低但可具有长远发展意义的农业贷款项目，可以采取政府立项，财政补贴的方式予以扶持。

2.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农村信金融机构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中居于主体地位。增强农村金融的实力，就应加快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造和重组进程，提高其竞争力。一是妥善消化历史包袱和政策性负担。比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剥离的办法，将不良资产交由相应的资产管理公司管理，搞好债权保全。还应根据其剥离的不良贷款现状，按一定比例，注入一定数量的长期、低息再贷款，支持其逐步消化历史包袱。二是给予农村金融机构必要的政策扶持。对农村金融机构实行一些优惠政策，例如适当降低税率，对农村金融机构种植业、养殖业贷款的收入减免营业税。

3.规范农村民间金融活动，加强金融监管。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要减少政府对农村金融干预以提高金融效率，不是放弃政府对银行和其他重要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督和检查，相反，要加强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力度，使政府由干预者转变为监督管理者。所以在适度放宽农村金融的市场准入条件，允许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合法化的同时应该制定相应的民间金融法规来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其次，建立相应的中介机构，促使民间金融交易的正规性和安全性。

4.加快支农商业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提升其支农的业务水平和效率。一要继续作好信贷服务，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信贷的需求，是商业金融服务三农的主要内容：一要提升结算业务的水平和效率，商业金融主体应完善其结算体系，利用高科技的网络技术支持为农民提供方便、快捷、高效的结算服务；二要积极稳健地推行理财服务，商业金融应向广大农民群众导入科学的理财理念，大力营销储蓄、国债、保险、基金等个人理财业务，全心全意为农民群众作好理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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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arch on Relationgship Between Rur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Rural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Based on Analysis of Statistical Data in Sichuan 1980―2009

PU Chun-h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