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经济论文篇（1）

一、引言

从18世纪的南海公司泡沫,到2000年的网络泡沫,到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资产价格泡沫的膨胀及其破灭一直是金融领域关注的主要问题。然而,资产价格泡沫通常是难以进行事前预测的,人们只有在泡沫破灭之后才认识到泡沫的存在。Kindle2berger(2000)曾对金融历史上的泡沫事件进行总结,他指出这种大众性的癫狂是不能预测的,但是两种因素会使泡沫形成的可能性增大,第一种因素是正的经济预期,第二种是放大的流动性。回顾2006年至2007年的中国股市,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给投资者带来的乐观预期成为股价上涨的动力,而经济系统的流动性过剩将股价的膨胀进一步放大。流动性过剩不仅出现在2007年的中国,研究者认为当时出现了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而且这样的流动性过剩很可能导致了美国、英国以及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市场的过热(Becker,2007;GieseandTuxen,2007)。2007年10月美国道琼斯指数创下历史最高收盘价———14164.93点;中国上证综合指数也一举突破了6000点大关。然而,在随后爆发的金融危机中,市场银根收紧、世界经济增长下滑的预期使投资者信心受到沉重打击,包括中国、美国股市在内的全球股市大幅回落。2009年,在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流动性和经济复苏预期的影响下,我国股票市场又开始走出低迷的局面。金融市场的动荡再次证明了流动性条件、经济预期与资产价格密切相关。

流动性对资产价格影响通常是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的,第一是资产组合的途径,流动性的变化意味着市场资金供需结构的变化,也意味着市场利率的变化,而利率的变化会影响资产的相对价格,引发投资者对资产组合的调整,从而影响资产价格;第二,流动性的变化通过利率、通货膨胀率等宏观经济指标对实体经济的运行产生影响,资产价格是对实体经济运行情况的反应,当实体经济发生变化时,资产价格也相应地发生变化。从投资者心理来看,经济预期是对实体经济发展前景的判断,因此经济预期对资产价格也存在密切的影响。传统的金融学、货币学理论探究了流动性条件、经济预期与资产价格之间的传导机制,能够解释当流动性过剩、经济预期高涨时资产价格合理上涨的部分,却无法解释资产价格中的泡沫成分,也就是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决定的基础价值的非理性偏离。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方法为我们认识资产价格泡沫提供了一个简单而有效的途径。

本文的研究旨在资产实验中引入“流动性”与“预期”两个因素,检验在高分红预期和低分红预期两种不同的情况下,流动性水平对资产价格泡沫的影响;以及在高流动性和低流动性两种不同的情况下,分红预期对资产价格泡沫的影响,实验设计的目的是使实验市场价格泡沫的膨胀条件与现实更具有一致性。研究的意义在于分析流动性和预期对市场泡沫形成的影响机理,由此对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例如,如果实验表明在高经济预期的条件下,流动性是否过剩对资产泡沫没有影响,那么当经济预期高涨时,通过货币政策调节流动性是无法达到控制泡沫的目的的。

本文的结构包括六部分,第二部分是对文献的简单回顾,第三部分介绍理论假设和实验设计,第四部分是实验结果及其分析,第五部分是对实验结果的行为金融学解释,最后是结论和进一步的讨论。

二、文献回顾

对资产价格泡沫问题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至今仍然方兴未艾。我们认为有关泡沫问题的理论研究大致是沿循着三个方向进行的①:第一是理性泡沫理论,理性泡沫的概念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理性预期理论之中,是在标准金融理论的框架内证明人的理也会产生泡沫。例如,Blanchard和Watson(1989),Diba和Grossman(1988)都是通过建立投资者最优投资行为模型,证明了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框架内理性泡沫存在的可能性。第二是非理性泡沫理论,非理性泡沫理论认为泡沫产生的原因是某些交易者的非理,例如,DeLong等(1990)建立的噪声交易模型中存在理性和噪声两种不同类型的交易者,解释了为什么交易者不能或者不愿意通过交易把价格回归到基础价值。近年来,非理性泡沫理论更多地从研究个体心理决策过程出发,用投资者学习过程、投资者情绪等因素来解释泡沫问题,构成了新兴的学科———行为金融学的主要内容之一。第三是泡沫产生的外部因素即市场环境理论,主要关注于市场结构、制度、文化、市场流动性、宏观经济预期等导致泡沫产生的因素。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研究者普遍认为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结构是导致价格泡沫的一个重要原因。Allen和Gorton(1993)通过构建模型指出在不允许卖空的条件下,交易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将会导致泡沫的出现。目前,更多的研究是将第二和第三方面的理论结合起来,讨论外部因素如何通过影响非理性投资者的行为从而导致市场的价格泡沫。例如,宾斯维杰(2003)指出在非理性决策的框架内,流动性或金融约束的放松对创造“可持续性泡沫经济”提供了必要条件。Shiller(2001)则以美国新经济为例,认为在“将来比过去更有前景”这样的经济预期下,非理性投资者的行为刺激了投机性泡沫的产生。

在资本市场泡沫理论不断发展的同时,如何对理论进行检验得到了持续的探索。从20世纪80年代起实验经济学方法成为检验市场泡沫理论的一种重要工具,研究者已经进行了无数次有关资产价格泡沫的实验。在这样的实验市场中实验参与人通过联网的计算机参加模拟的资产市场交易,参与人持有的资产在每个周期都可以得到分红,分红的大小是按照实验者事先给定的分布概率随机决定的,实验的目的在于检验泡沫会在什么情况下产生(例如:Sunder,1995;Sonnemansetal.,2004;Hommesetal.,2005)。在这些研究中,Caginalp等(1998,2001)对流动性与资产价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实验结果表明现金充裕的市场证券价格显著地高于现金匮乏的市场。Caginalp和Ilieva(2008)继续采用类似的实验设计方法,研究了实验中的个体行为,他们把实验参与人分成基于动量的交易者和基于基础价值的交易者,实验结果表明动量交易者现金的增加是资产泡沫膨胀的原因。在国内的研究中,高鸿桢和林嘉永(2005)利用实验方法证明了信息不对称可能引起市场操纵行为,从而导致价格泡沫的形成。金雪军和杨晓兰(2006)进行了流动性与资产价格泡沫之间关系的实验检验,结论表明代表市场资金约束状况的流动性价值与证券价格泡沫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关于经济预期与资产价格泡沫之间的关系,Ackert等(2002)设计了一组实验,包含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证券,它们的分红预期期望值相同,但分红预期的方差存在差异,方差大的证券称为式证券(有较小的概率获得较大的收益),方差小的称为标准式证券(有较大的概率获得较小的收益)。实验结果表明,即使这两种证券具有相同的基础价值,投资者愿意为式证券支付更高的价格,式证券的泡沫量和泡沫持续时间都超过标准证券。

真实资本市场历史数据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上市公司高的分红预期必然带来更高的资产价格,然而这种高分红预期会带来更大的定价偏差,导致市场更多的价格泡沫吗?在作者所了解的文献中,现有的实验研究尚没有将这种因素纳入对价格泡沫成因的考虑。有鉴于此,本文在经典的资本市场实验研究框架下,同时在市场中引入了流动性因素和分红预期因素,通过观察真实交易者的决策行为,检验这两种因素对交易者定价偏差的影响,分析价格泡沫形成的内在机理。

三、实验设计

根据标准金融理论,在信息完全对称和交易者完全理性的假设前提下,交易者能够形成一致的预期,某个资产的均衡价格即基本价值,是其未来收益流的贴现值。若rt和dt分别表示t时的实际利率和资产的收入现金流(一般是指资产的红利),那么t时基础价值的计算公式是:由于资产持有人在未来可以获得的分红往往是不确定的,因此这里的dt是指证券的期望收益。在标准金融理论的框架内,假设投资者是风险中性的,资产价格将收敛于期望红利决定的基础价值,市场流动性的高低不会影响人们对资产价格的评价。然而,在真实的市场中,资产价格会出现偏离基础价值的泡沫现象,资产价格的持续膨胀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并可能影响金融市场运行的稳定性。基于Kindleberger(2000)对金融历史上的泡沫事件进行的考察和总结,本文关注于两类导致泡沫产生的因素:流动性与分红预期,将利用实验方法对这两种因素在资产价格泡沫形成中的作用进行检验。

本文的实验设计遵循经典的资产价格泡沫实验(参加Smith等,1988)。实验市场中,我们没有考虑利率市场和实体经济,流动性的变化不会影响资产的基本价值,仅会通过影响参与人的行为和心理来作用于资产价格。每次实验都是一个独立的市场,由5人组成,市场参与人全部来自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研究生和本科生①。实验过程应用了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开发的实验经济学计算机模拟系统,实验参与人在信息完全对称的条件下通过联网的计算机发出买卖证券的报价指令,实验系统按照“双向拍卖”的原则自动撮合成交。实验开始时赋予每个参与人一定数量的初始现金和10个单位的资产,这些现金和资产都是虚拟的。每次实验持续10个交易周期,每个周期持续3分钟。每个周期结束时,资产可以获得分红。例如在实验中,我们事先告诉参与人每单位的资产在每个交易周期结束时有80%的概率获得50元虚拟货币(下文中我们直接用“元”来代表实验虚拟货币的单位)的分红,20%的概率获得10元分红,具体分红的数额由计算机按照该概率分布随机决定,并在交易周期结束时通过计算机告知每位参与人,同时将分红计入参与人的账户中。市场的贴现率为零,交易者在各期因持有资产而获得的分红累计计入最后的总资产。在第10个交易周期结束,资产获得分红之后,资产的赎回价值为零。参与人的收益来源于两方面,一是持有资产获得的分红,二是买卖资产的价差收益。实验结束后参与人在实验中获得的虚拟收益按照一定比率折算成真实的货币报酬。根据实验结果,最终平均每位参与人获得的实际货币收入是14.64元人民币,最高为38.94元人民币。大部分实验经济学家把每小时报酬的平均水平设定在超过校园每小时平均工资的50%—100%(Friedman,Sunder,1994)。浙江大学学生勤工俭学的每小时报酬是10元,学生参加一次本文的实验需要45分钟左右,本文设计的激励方案是基本有效的。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设计了四组实验设置(treatment),这四组实验的流动性水平和预期分红水平如表1所示,我们用HL和HE分别表示高流动性和高分红预期的实验条件,相应地,用LL和LE分别表示低流动性和低分红预期。为了提高实验数据的有效性,同样的环境下每组实验重复3次进行。

根据公式(1)我们可以计算出在不考虑贴现率且风险中性情况下每个交易周期资产的基础价值。在高分红预期条件下(实验1和实验2),第一周期可以获得未来10次分红,基础价值为420元((50×80%+10×20%)×10);第二周期可以获得未来的9次分红,基础价值为378元((50×80%+10×20%)×9),第十周期的基础价值为42元。同理,在低分红预期条件下(实验3和实验4),第一周期的基础价值是180元,第二周期为162元,第十周期为18元。可见,基础价值是一条随着交易周期逐步递减的折线。如果实验市场的成交结果高于按红利分布计算的基础价值,我们就认为市场中存在泡沫,而且这种泡沫不是理性泡沫,因为我们设计的是一个有期限、参与人数目有限的证券市场①。高分红预期组与低分红预期组的资产虽然拥有不同水平的红利期望值,但是红利的分布方差,也就是资产的风险程度是相同的,由此可以排除风险偏好差异对两组实验结果的影响。

在真实的经济体系中流动性过剩通常被定义为流通中的货币超过了经济交易所需要的货币,一些研究者用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差额作为衡量流动性过剩的指标。在我们的实验市场中,资产是唯一的交易对象,因而流动性被定义为参与人拥有的初始现金与市场中资产的价值之间的比较。在高流动性的实验组中,每位交易者拥有的初始现金是其拥有的初始资产价值的2倍。实验1中,每位交易者拥有初始现金8400元,其拥有的10个资产在第一周期的基础价值之和为4200元(420×10);实验3中,每位交易者拥有的初始现金为3600元,其拥有的所有资产在第一周期的基础价值为1800元(180×10),这两组实验都被定义为流动性过剩组。相应的,实验2每位交易者拥有现金2100元,实验4每位交易者拥有现金900元,这两组实验被定义为流动性不足组。

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在文献回顾部分我们对此进行了讨论。我们设计的四组实验排除了理性泡沫的存在,检验在两个外部因素———流动性和分红预期的影响下,投资者是否会出现非理,从而导致市场价格泡沫的出现。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将流动性和分红预期作为处理变量,检验由于这两个因素的变化对实验结果产生的影响。除此之外,把其他可能对市场价格泡沫产生影响的外部因素,如信息结构、交易机制等作为常数,也就是在实验过程中保持不变。由于其他市场环境是完全相同的,通过对实验数据的计量检验,我们可以将四组实验结果的差异归结为流动性和分红预期的差异。在错综复杂的真实市场中,我们往往难以将这两个因素和其他因素区别开,这就是实验研究在可控制性方面的优势。

四、实验结果

在考察结果之前,我们先引入衡量实验室资产价格泡沫程度的指标———每周期价格泡沫和累积价格泡沫。每周期价格泡沫计算方法为:

Pt指第t周期市场平均成交价格,P3t指第t周期的基础价值。

累积价格泡沫是对每周期价格泡沫的加总,衡量了市场平均价格偏离基础价值的总体规模,如果实验持续n个交易周期,那么累积价格泡沫的计算方法为:

(一)实验结果的总体描述

4组实验每组重复进行了3次,我们共获得了120个每周期价格泡沫数据和12次累积价格泡沫数据。12次实验在每个交易周期的平均价格泡沫我们用图1表示出来了,当泡沫为零时,表明成交价格等于理性预期的均衡价格,即资产的基础价值。从图中可以看到,在交易的前三个周期,资产的价格远远低于基础价值,出现了显著的负泡沫;从第四个交易周期起,资产价格泡沫开始膨胀,直至最后的交易周期,价格才收敛于理性预期的均衡价格水平。

表2列出了12个实验市场的价格泡沫情况。表2显示,虽然处于不同的流动性和分红预期条件下,每个实验市场都出现了正的价格泡沫现象,其中实验1.1和实验3.2在10个交易周期中有8个周期都出现了价格泡沫,而实验4.3仅出现了一次。由于本文关注的重点是流动性和分红预期对价格泡沫的影响,因此我们取实验中价格泡沫比较频繁的第4至第10个周期的数据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表2显示第4至10周期累积价格泡沫的最大值出现在实验1.2,最小值出现在实验4.3。从平均水平看,流动性过剩且分红预期高的第一组实验的价格泡沫远远高于流动性不足且分红预期低的第四组实验。

图2显示了在不同的流动性水平(市场人均初始现金)和期望分红条件下(每周期单位股票分红的数学期望值)市场累积泡沫(第4至10周期)的大小,表明了高市场流动性和高期望分红对价格泡沫的正向影响。我们将通过进一步的计量检验来分析这种正向影响。

(二)市场价格泡沫比较的非参数检验

在本文的实验设计中,我们引入了流动性和预期两个因素,将其对实验市场价格泡沫的影响分别称为流动性效应和预期效应。在计量分析中,我们以每次实验4—10周期的价格泡沫作为研究对象,并且将流动性高低和分红预期高低作为分组标志,用非参数检验的方法比较不同实验条件对实验结果的影响。首先,我们将12次实验按流动性过剩和流动性不足分为两组,两组市场第4—10周期的累积价格泡沫平均值分别显示在图3。利用Mann－Whitney检验,对两组市场(共12个市场)第4至第10周期价格泡沫的序列进行检验,可以得到z=-2.841,p=0.005(N1=42,N2=42)。在1%的显著水平下,流动性过剩组的资产价格泡沫显著地高于流动性不足组。

然后,我们按照分红预期的高低,所有实验市场可以分成高分红预期和低分红预期两组,两组市场第4—10周期的累积价格泡沫平均值分别显示在图4。利用Mann2Whit2ney检验,对两组市场第4至第10周期各组价格泡沫的序列进行检验,可以得z=-2.979,p=0.003(N1=42,N2=42)。在1%的显著水平下,两组市场的资产价格泡沫有显著差异。

接下来我们将对四组实验数据进行两两比较,进一步考察流动性和分红预期对价格泡沫的影响。表3列出了对四组实验市场4—10各个周期价格泡沫进行两两比较,Mann－Whitney检验的结果。表3的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流动性过剩和高分红预期是资产价格泡沫膨胀的两大重要因素。当流动性过剩和高分红预期同时作用于市场时,市场的价格泡沫非常显著,而在流动性不足和低分红预期的情况下,市场价格有一定程度的低估。更为重要的是,当市场处于流动性不足的情况下,高分红预期比低分红预期能带来更多的市场泡沫;然而当市场处于流动性过剩时,无论分红预期高还是低,市场价格泡沫程度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流动性过剩对价格泡沫的影响是独立于分红预期的,而且具有主导型作用,只要市场存在流动性过剩的情况,即使市场分红预期较低,仍然会出现价格泡沫膨胀的局面。

五、对实验结果的行为金融学解释

本文的实验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流动性过剩和高分红预期是推动资产价格泡沫膨胀的两大要素;此外,无论分红预期高还是低,流动性过剩都会带来显著的价格泡沫。在实验室资本市场中,资产的分红具有不确定性,实验参与人面临的是和真实市场类似的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选择问题。按照标准金融理论,实验参与人具有完全的理性计算能力,市场价格将与资产的基础价值保持一致。然而,实验结果却显示在流动性过剩和高分红预期的刺激作用下,出现了市场价格持续偏离基础价值的泡沫现象。这表明实验参与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在决策过程中存在锚定、过度交易、羊群行为等认知偏差,从而导致对资产价格的定价偏差,而高流动性为这种定价偏差的实现提供了条件,并在正反馈机制的作用下,进一步推动市场价格偏离基础价值①。在这个过程中,高分红预期的资产市场激发了参与人更多的乐观情绪,相应地导致市场价格偏离基础价值。具体而言,我们将实验市场中的认知偏差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锚定效应

所谓锚定效应(anchoringeffect),是指当事人过于依赖旧信息,对新信息反应不足,以至于确定一个特定的初始值进行估计和调整,并将其作为决策的依据。在真实的资产市场中,大多数泡沫具有的典型特征是在最后一个阶段到来前,价格和增值效应通常都会延续相当长时间,这使得投资者改变了预期,认为高价格是合理的。由资产定价偏差产生的锚定效应,反过来影响投资者对资产价值的判断,产生进一步的认知与行为偏差,形成一种反馈机制。在我们设计的实验市场中,由于对市场情况尚不熟悉,在交易周期的前几个阶段,市场价格显著低于基础价值。而在学习效应的作用下,参与人对资产的估值逐步收敛于基础价值,此时的市场价格成为后面几个交易周期的初始锚值,导致了价格泡沫的持续膨胀。以实验1.2为例,图5显示了每个交易周期平均成交价格的走势,市场价格在第3个交易周期已经非常接近基础价值,但是从第4个交易周期开始,市场价格并没有随基础价值的变化而充分调整,出现了持续的价格泡沫,直至最后的交易周期,价格从重新收敛到基础价值。对高成交价格的锚定成为实验室市场价格泡沫存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二)过度交易

过度交易是投资者非理的典型表现之一。在后悔厌恶的心理偏差下,投资者总是担心错过了赚钱的机会,他们希望永远持有仓位,随时都准备进场。只要有钱,就会尽量运用。在实验室资产市场中,资产是唯一可以进行交易的对象,充裕的初始现金激发了参与人更大的交易热情。如图6所示,我们统计了在四组不同的实验条件下,每次实验平均的成交量。流动性过剩的两组实验———实验1和实验3的成交量高于流动性不足的实验2和实验4。

(三)过度乐观

Kahneman和Tversky(1979)曾经通过心理学实验提出了前景理论,他们认为当人们面临不确定性问题的选择时,除了个人主观认定的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之外,决策权重通常还会受到与事件相关的其他因素以及投资者情绪的影响。因此当投资者处于乐观情绪时,很可能忽视利好的客观概率,而是对利好进行高估,从而导致定价偏差。在高分红预期的实验市场中,每单位资产在每个交易周期获得50元分红的概率是80%,获得20元分红的概率是20%。这种高分红预期很容易引发交易者的乐观情绪,使其为分红50元赋予更高的决策权重,相应地,资产的价格会偏离由客观概率决定的基础价值。

结合实验结果和行为金融学原理,我们可以将实验市场中价格泡沫的形成路径简单地用图7表示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认知偏差是参与人固有的,流动性过剩为认知偏差转化为定价偏差提供了条件,最终在正反馈机制的作用下引发了价格泡沫的持续膨胀。因此,无论分红预期高还是低,流动性过剩都容易引发价格泡沫。高分红预期很可能会激发过度乐观这样的认知偏差,若高分红预期与流动性过剩同时存在,市场价格泡沫的程度会更为显著。Kindleberger(2000)记载的人类历史上著名的金融泡沫事件大多来源于流动性过剩和正向经济预期的双重作用,实验室市场为此提供了证据。

泡沫经济论文篇（2）

什么叫泡沫经济？《辞海》（1999年版）中有一个较为准确的解释。该书写道：“泡沫经济：虚拟资本过度增长与相关交易持续膨胀日益脱离实物资本的增长和实业部门的成长，金融证券、地产价格飞涨，投机交易极为活跃的经济现象。泡沫经济寓于金融投机，造成社会经济的虚假繁荣，最后必定泡沫破灭，导致社会震荡，甚至经济崩溃。”

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泡沫经济主要是指虚拟资本过度增长而言的。所谓虚拟资本，是指以有价证券的形式存在，并能给持有者带来一定收入的资本，如企业股票或国家发行的债券等。虚拟资本有相当大的经济泡沫，虚拟资本的过度增长和相关交易持续膨胀，与实际资本脱离越来越远，形成泡沫经济，最终股票价格暴跌，导致泡沫破灭，造成社会经济震荡。

(2)地价飞涨，也是泡沫经济的一种表现。如果地价飞涨，脱离土地实际价值越来越远，便会形成泡沫经济，一旦泡沫破灭，地价暴跌，给社会经济带来巨大危害。

(3)泡沫经济寓于金融投机。正常情况下，资金的运动应当反映实体资本和实业部门的运动状况。只要金融存在，金融投机就必然存在。但如果金融投机交易过度膨胀，同实体资本和实业部门的成长脱离越来越远，便会造成社会经济的虚假繁荣，形成泡沫经济。

(4)泡沫经济与经济泡沫既有区别，又有一定联系。经济泡沫是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所谓经济泡沫是指经济成长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非实体经济因素，如金融证券、债券、地价和金融投机交易等，只要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中，对活跃市场经济有利。只有当经济泡沫过多，过度膨胀，严重脱离实体资本和实业发展需要的时候，才会演变成虚假繁荣的泡沫经济。可见，泡沫经济是个贬义词，而经济泡沫则是个中性范畴。所以，不能把经济泡沫与泡沫经济简单地划等号，既要承认经济泡沫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又要防止经济泡沫过度膨胀演变成泡沫经济。

二、经济泡沫的利与弊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泡沫之所以会长期存在，是有它的客观原因的，主要是由其作用的二重性所决定的。

一方面，经济泡沫的存在有利于资本集中，促进竞争，活跃市场，繁荣经济。

另一方面，也应清醒地看到，经济泡沫中的不实因素和投机因素，又存在着消极成分。

三、房地产业与泡沫经济的关系

在搞清了泡沫经济的涵义以及泡沫的利与弊之后，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研究房地产业与泡沫经济的关系这个主题了。研究的结果是：

1、房地产业本质上是实体经济和实业部门，其本身决不是泡沫经济。

首先从房地产的属性来看，房地产是不动产，房地产商品兼有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双重属性，是以实物形态存在的实实在在的实体产品，同金融证券（包括股票、债券）仅仅是收益权利证书相比，根本不同，它本身并不是泡沫经济。

其次，房地产业部门是实业部门。它同金融证券等虚拟资本也是根本不同的，谈不上泡沫经济。

再次，房地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属于先导性、基础性产业，处于主导产业地位，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发达国家内生产总值中，房地产增加值一般要占到10%左右。房地产业以其产业关联度强、带动系数大的特点，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事实已经证明，现阶段我国房地产业的兴旺发达，是我国经济繁荣的标志之一，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所谓虚假繁荣的“泡沫经济的第二次高潮”。

2、房地产业也含有某些经济泡沫成分，如果任其膨胀，也存在着发展成为泡沫经济的危险性。

应当承认，房地产业成长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一些经济泡沫，主要表现在：

(1)地产价格泡沫。如前所述，土地价格由于其稀缺性和市场需求无限性的拉动作用，及其土地市场投机炒作，会出现虚涨，这种虚涨的部分就属于经济泡沫。如果土地价格成倍、甚至几十倍地飞涨，就会发展成泡沫经济。如日本的地产价格暴涨就是鲜明的例证。日本六大城市的地价指数，在上世纪80年代的10年间上涨了5倍，地价市值总额高达4000万亿日元，相当于美国地价总值的4倍，土地单价为美国的100倍。1991年以后地价暴跌，泡沫破灭，至今经济尚未恢复过来。地价虚涨是不能持久的，在一定阶段便会破灭。

(2)房屋空置泡沫。在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中，商品房供给超过市场需求，超过部门的供给增长属于虚长，构成经济泡沫。按照通用的国际经验数据，商品房空置率达10%以内时，这种经济泡沫是正常的。如果超越过多，引起严重的供给过剩，形成泡沫经济，导致房价猛跌，开发商遭受巨大损失甚至破产倒闭，失业率上升，经济混乱，社会动荡。

(3)房地产投资泡沫。一般规律，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应与房地产消费增长率相适应，力求平衡供求关系。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阶段，百业待兴，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略大于消费增长率，形成供略大于求的市场局面，对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和刺激经济增长是有利的。只有当房地产投资过度膨胀，商品房严重滞销，造成还贷困难，连带引起金融危机时，才形成泡沫经济破灭。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泰国就是一例。

(4)房价虚涨泡沫。房价是与地价相联系的，房价泡沫与地价泡沫密切相关。此外，开发商对利润的期望值过高，人为抬高房价，也会形成经济泡沫。如果房价飞涨，开发商攫取暴利，购房者难以承受，由此也会形成房地产泡沫经济。

可见，房地产确有经济泡沫，存在着发展成为泡沫经济的可能性。但绝不能把房地产业等同于泡沫经济。

3、房地产经济泡沫的存在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避免出现泡沫经济，导致大起大落的波动和震荡。适度的经济泡沫，例如土地价格微幅上扬、房价稳中有升、房地产开发投资高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商品房供给略大于市场需求等等，对活跃经济，促进竞争，推动房地产发展和国民经济增长是有利的。同整个国民经济一样，没有一点泡沫房地产业是不能繁荣的。而如果泡沫过多，过于膨胀，造成虚假繁荣则是不利的。关键在于要控制这些经济泡沫过度膨胀，不致形成为泡沫经济，带来严重危害。

四、辩证地看待当前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形势

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形势究竟处于什么状态，是否已达到泡沫经济程度？这不是凭印象可以判别的，而是必须按照实际数据科学地进行评价。

衡量房地产市场形势必须树立一些基本标准。笔者认为，首先要看房地产业的发展与宏观经济状况的适应度；其次要看商品房供给与需求的均衡态；再次，要看商品房价格的波动状况及其走势。只有抓住了这些基本标准，才能进行正确判别。

以上述基本标准来衡量，当前上海房地产市场，适应全市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要求，主流是处于持续发展的繁荣阶段。其主要标志是：

(1)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基本平衡，求略大于供，呈现出供求两旺的态势。据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上海市统计局的2002年1～6月房地产市场信息数据汇总资料，已登记的商品房预售面积1230.14万平方米，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49.9%，批准的预售面积（1138.86万平方米）与实际预售面积之比为1∶1.08，实际预售面积略大于批准预售面积。已登记的商品房销售面积为119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9.5%，大大超过商品房竣工面积（468.51万平方米）。不少优质楼盘，出现少有的排队购房现象。前几年累积的空置房逐步消化，大幅减少。住宅市场旺盛的需求，拉动着上海房地产市场出现繁荣的局面。

(2)存量房交易大幅增长，向着房地产市场主体的方向发展。2002年1～6月，已登记的存量房买卖面积达到811.23万平方米，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31%。日渐接近增量房交易，部分区内存量房产交易量已超过增量房交易量。预示着上海的房地产市场逐步成熟。

(3)房地产开发投资更趋理性化，市场基础扎实。与20世纪90年代初那种不顾市场需求、盲目开发的情况不同，如今的房地产开发商普遍比较重视市场调研和目标市场定位，使房地产投资开发牢固地建立在市场需求的基础上，可以说属于市场需求拉动型投资扩张。2002年1～6月的上海房地产开发投资额达到355.36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45.3%，预计全年将超过700亿元，这对拉动投资需求，平衡供求，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是有益的。

(4)商品房价格稳中有升，基本合理。2001年上海的房价上升了8%左右，2002年上半年上涨了5.8%。从其成因来分析，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楼盘品质提高、环境改善，成本推进型上升：二是居民收入提高，消费结构转换形成的需求收入弹性促进型上升；三是商品房阶段性、暂时性供不应求的需求拉动型上升。2001年上海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长9.9%，而房价的增幅仍低于收入增长幅度。从长期发展趋势看，房价稳中有升是符合市场经济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也是合理的，它恰恰是房地产业景气的重要标志之一。

通常人们喜欢用“冷”和“热”来形容房地产市场状态，这种通俗的说法容易引起误解，是不科学的。正确的提法应当用繁荣还是衰退，即景气度来表示。当前的上海房地产市场处于正常发展的佳境状态，如果从房地产经济周期角度看，则是繁荣阶段的高峰期，笔者预测还会延续二三年时间。那种把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扣上“泡沫经济”的帽子是站不住脚的。

当然，也应当看到当前的上海房地产市场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出现了一些泡沫过多的现象。主要表现在：

(1)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幅过猛，隐含着再次出现供给过剩的危险。从现在开始就应适当控制土地供应量和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

泡沫经济论文篇（3）

二、虚拟经济模式下防范泡沫经济问题的对策

1.支持虚拟经济的适度发展

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为了更好的满足资金融通的需要，就产生了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产生之后，社会融资的问题得到了良好的解决，而且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也得到了提高，基于此，我国要适度的支持虚拟经济的发展。在发展虚拟经济的过程中，要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虚拟经济和虚拟资本进行科学的研究，进而营造出适合虚拟经济发展经济环境及政策环境；在发展金融衍生品时，首先要进行试点，以便于研究其可行性，具有极强的可行性之后在逐步的扩大规模；建立完善的制度及法律政策，为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虚拟经济的发展以实体经济为基础，不过，实体经济的规模和速度并没有虚拟经济大，如果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就会出现泡沫经济，因此，我国要强化银行的贷款风险意识，加快国企改革的步伐，并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

2.建立虚拟经济的预警指标体系

为了保证虚拟资本和实体资本之间的比例处于最佳状态，实现二者的共同发展，就需要建立完善的虚拟经济预警指标体系。通过预警指标体系，可以预测经济波动的趋势，当处于临界境界点时，在发出警报引起决策层注意时，还会提供一些措施和建议，从而有效地保证经济健康发展。

3.强化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泡沫经济风险

虚拟经济会受到实体经济的束缚，在发展的过程中，这种束缚被突破，而且效率越来越高，因而，虚拟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金融创新的过程中。在金融市场中，经济制度的不完善、经济主体行为的异化，导致金融市场经常出现泡沫，因此，为了保证金融市场的正常发展，防止泡沫经济的产生，就需要加强金融监管。首先要建立完善的金融市场运行规则，减少大炒家投机行为的发生，其次要限制资金的流动性，避免因为流动性太强引起金融市场的动荡。当前，在我国的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上，由于投机行为的过度发展，导致虚拟经济的发展过热，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必然会导致泡沫经济的发生，因此，要抑制投机行为的发展，将泡沫经济风险化解掉。

泡沫经济论文篇（4）

经济泡沫在人类经济历史上不断出现,尤其是一些大的泡沫的产生和破裂给经济带来了转折性的影响。一方面,带有泡沫的经济中实物资本的回报率较高,有助于提高人们的潜在消费能力,因此适当的泡沫对经济具有调节作用,可以化解经济的动态无效性,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当经济泡沫持续发展,越过系统承受的阈值,就可能面临破裂的危险。而经济泡沫的破裂可能传导到整个行业或者其它行业,甚至是整个国家或全世界,从而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毁灭性的冲击。近年来,经济学家围绕经济泡沫理论进行了理论拓展和经验研究,对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等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取得了一些颇有意义的研究成果。

一、含义界定

经济泡沫的界定还是一个未完成的工作,至今经济学界还没有统一定义。

Kindleberger C P(1978)曾经试图给泡沫一个经济学的定义:泡沫可以不严格地定义为一种或一系列的资产价格在一个连续的过程中的徒然上升。开始的价格上升产生进一步价格上升的预期,并且吸引新的买主。投机者一般感兴趣的是来自于资产买卖的利润,而不是它的使用或产生盈利的能力。这个价格上升之后通常伴随着导致金融危机的预期逆转和价格的突然下降。《新帕尔格雷夫与金融大辞典》(1992)年的定义:泡沫是指在一个连续的金融运作过程中,一种或一系列资产价格的突然上升,并且随着最初的价格上升,人们产生对远期价格继续上升的预期,从而吸引更多新的买者。同样,这只是一种过程的描述。国内学者也给出了相应的定义。王子明(2002)认为泡沫是一种经济失衡现象,可以定义为某种价格水平相对于经济基础条件决定的理论价格(一般均衡稳定稳态价格)的非平稳性向上偏移,这种偏移的数学期望可以作为泡沫的度量。

二、产生机制

大量的文献从金融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众多视角对经济泡沫的产生机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Keynes J M(1936)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不确定性、风险以及金融市场如何影响经济的思路,建立的不确定性模型提供了泡沫产生的理论途径。Minsky H P(1972)提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Keynes理论:如果不能维持现金流,金融体系不稳定,就会使泡沫破裂,导致金融危机Kindleberger C P(1978)将金融不稳定性假说加以具体运用,将泡沫扩张到金融危机的过程概括为:出现异常变化,资金过剩,过度发放贷款,资产交易过度和资产价格暴涨,利率上升,收回资金和贷款,资产价格暴跌。Fisher I(1933)从金融供给角度出发,解释了泡沫产生的原因:各经济主体为了自身的利益,在经济繁荣时期产生“过度负债”,容易滋生经济泡沫,当进入下一个循环时,经济不景气、债务人债务大增,引起连锁反应,导致货币紧缩,是泡沫破裂的诱因。后来的经济学家丰富和发展了Fisher的理论。

基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1)政府在资源供应和税收制定上占据支配性地位,是导致泡沫的重要原因。政府在制定土地政策以及货币政策上对泡沫产生有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地方政府热衷于制定相关政策推进房地产的发展;另一方面,货币化和货币虚拟化,加上社会游资和国际热钱的推波助澜,是加速房地产泡沫产生的助推器。Coleman IV M、LaCour-Little M、Vandell K D(2008)实证了美国20个城市从1998-2006年的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实证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不规则运作,引起了房地产市场的剧烈波动,也是日后泡沫破裂的主要诱因。(2)政策制定对股市泡沫也具有推波助澜的影响。一方面货币政策的制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流动性过剩,并没有起到有效防范泡沫的作用,甚至存在某种程度的放纵。另一方面,股票市场在融资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立法不规范问题,间接地影响了市场投资主体结构,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Sarno L、Taylor M P(2003)通过分析6个拉丁美洲新兴经济体系的股票市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巨额外资冲击以及新兴市场不完善的市场机制是造成经济泡沫的主要原因。

基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分析了理性泡沫和非理性泡沫的产生机制。Keynes J M(1936)最早给出了理性泡沫产生机制的信息经济学解释:以市场有效性为基本前提,假定个人可以利用完全信息对市场作出理性预期,通过比较泡沫资本的收益与实物资本的收益进行投资决策。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为确认现实世界中投资者的有限理性提供了大量的心理实验和解释,对信息经济学解释非理性泡沫产生的微观行为基础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基于市场无效性假说,信息是不完备的,造成投机盛行,滋生不理性泡沫。

三、存在性研究

对于泡沫的存在性问题,一直是泡沫研究的核心内容,国内外学者对泡沫的存在性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按照研究视角不同,一般从如下两方面展开:(1)按照投资者性质分成理性泡沫和非理性泡沫的存在性研究;(2)按照市场性质分成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等。

1.理性泡沫和非理性泡沫

(1)理性泡沫

迄今为止,理性泡沫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富,具体可以分为如下几类:时间型泡沫、内在型泡沫和外在型泡沫。时间型泡沫只与前一期泡沫有关,又称为马尔可夫泡沫。时间泡沫又可以细分为:确定性泡沫、近似随机游走泡沫、爆炸性泡沫。Froot K R、Maurican O(1991)提出了内在型泡沫的概念,内在泡沫仅与决定资产内在价值的基础变量有关。相对于内在泡沫,我们把由于受到外来因素影响而产生的泡沫称为外在泡沫。

理性泡沫存在多重解,但是并非每一种从理性预期方程中所得到的理性泡沫解的形式都能够描述现实中的经济现象。譬如,泡沫存在条件中货币均衡的要求较高,这种均衡一旦被打破,泡沫将不复存在(Manuel S S、Michael W,1997)。所以,为了更好地运用理论解释现实情况,需要在理性预期方程中加入一些条件,如横截条件,以剔除一部分不符合现实情况的理性泡沫形式(Michel P、Wigniolle B,2003)。

Samuelson P A(1957)最早证明了理性泡沫在理论上的可能性。Tirole J(1982)证明了一个非常一般的引理:在个人生存期限无限,市场参加者有限且为风险厌恶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泡沫。Tirole J(1985)放宽了上面的条件,证实了如果市场参与者是风险爱好者且个数无限时,那么泡沫是可能存在的。Blanchard O J、Watson M W(1982)从理性预期方程出发,在套利均衡条件下,利用重复迭代法求解具有理性预期的差分方程,得出理性泡沫解,为投机泡沫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同时,Blanchard O J、Watson M W(1982)还构建了一种新的理性泡沫模型--爆炸性泡沫模型,可以更好地描述在现实中常常出现的价格在长期上涨后突然崩溃的情形。

代际叠代模型是当前研究泡沫存在性理论的主要工具(Venditti A,2005))。许多文献利用代际叠代模型,从连续和离散角度出发,证实了理性泡沫存在的充要条件。Tirole J(1985),Weil P(1987),Michel P、Wigniolle B(2003),Cazzavillan G、Patrick A P(2005),Caballero R J、Krishnamurthy A(2006),Kunieda T(2008)研究了在连续的代际叠代系统中经济泡沫的存在路径,得到了存在经济泡沫的货币均衡路径。Grossman G、Yanagawa N(1993),Tanaka J(2004,2007)等很多学者证明在更严格的条件下使用离散的代际叠代得到理性泡沫的存在性条件。

国内学者史永东、杜两省(2001),史永东、齐鹰飞(2002),王子明(2002),郭济敏(2005)在际叠代模型框架下,分别研究了在期界有限或无限,市场参与者有限或无限的情况下持续性经济泡沫的存在性问题。

(2)非理性泡沫

随着对泡沫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展现的形态不一定对应于由理性预期模型所推导出来的泡沫形式,非理性泡沫理论是对理性泡沫理论的一个补充,用以解释那些由于非理性因素所导致的泡沫现象。Kindleberger C P(1978)、Minsky H P(1974)分别给出非理性泡沫存在的原因。

大量的数学模型模拟了非理性泡沫存在性:代表性的研究有:时尚模型(Shiller R J(1984),Fair R C、Shiller R J(1990))、噪声交易者模型(De Long B(1990))和传染模型(Lux T(1995))等等(Arellano C(2008))。

近年来,行为经济学界的研究人员独辟蹊径,从心理学实验以及神经网络学入手,得到很多数据佐证消费者决策的有限理性。行为经济学考虑到现实中人们之间的差异性如何影响个人的决策来研究非理性泡沫的存在性问题,它通过大量的心理实验,奠定了探究非理性泡沫存在性的有限理性基础。Bernheim B D、Rangel A(2004,2007,2009)通过磁共振成像、颅磁刺激以及眼睛跟踪等实验手段,结合认知神经科学和实验经济学研究经济决策的神经基础。汪丁丁、叶航、罗卫东等人(2006,2007)开创国内神经元经济学研究先河,运用现代神经科学方法研究经济行为,将经济泡沫理论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2.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

(1)房地产泡沫

大量的实证研究也探讨了在不同国家不同市场上泡沫的存在性。房地产泡沫的测度方法有大量的前期成果。Wheaton W C、Gleb N(2008)通过分析美国59个房地产市场上1998-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次级贷款是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的新兴产物,它带来的巨大风险是泡沫产生的主要原因。Coleman IV M、LaCour- Little M、Vandell K D(2008)研究了美国20个城市1998-2008年的房地产面板数据,结论是美国房地产市场在2003年不存在显著的泡沫,之后国有企业参与市场是房地产市场产生泡沫的主要原因。

国内研究主要从直接、间接以及其它方法对全国市场以及区域市场进行泡沫的测度。直接测度法一般利用房产基本价值与市场价格的偏离进行测度(韩冬梅、刘兰娟、曹坤,2008)。间接法一般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进行测度(李平,2007),还包括因子测度法(王子成、明娟,2007),West模型方法(韩德宗,2005)等。

(2)股市泡沫

当前股市的大幅震荡,将股市泡沫的测度推向了新的研究高潮。国内学者对股票市场泡沫的实证检验可以分成三大类:直接检验、间接检验和其它方法检验。直接法通过计算整个股市的P-E即市盈率,股票市价与每股收益率的比值等来衡量股票市场的泡沫程度(冯祈善、孙晓飞,2005)。间接法通过制定相应的泡沫度量指标衡量泡沫程度,譬如建立股票市场指数的收益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比来反映泡沫的增长速度(冯祈善、孙晓飞,2005)。金雪军等人给出了国内外证券市场泡沫实验研究的一个总结(金雪军、杨晓兰,2005)。

此外,很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不同国家、不同市场上也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泡沫,例如:新西兰房地产市场泡沫(Fraser P、Hoesli M、Alevey L Mc,2008),印度房地产市场泡沫(Mahalik M K、Mallick H,2009)等。尽管很多的前期结果都显示,在某些市场都检测出泡沫的存在性,但是,这些实证都是对某些指标进行的检验,Gurkaynak R S(2005)认为一旦改变参数体系,泡沫的存在性将受到质疑。

四、影响以及防范治理

经济泡沫的产生、破裂将在微观和宏观上对经济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微观上,消费者和生产厂商的财富效应将受到冲击。宏观上,将产生相关的经济动态效应、周期性效用、通货膨胀效应以及资源配置效用。为了应对经济泡沫造成的冲击,货币政策、公共政策的制定将有所进行调整,从而传导到整个宏观经济层面。

经济泡沫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学术界可以分成两种观点:反对派和中立派。前者认为泡沫不利于经济的正常运行,对国民经济产生负面的冲击。麦基尔(2002)在《漫步华尔街》一书中详细介绍了人类近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出现的经济泡沫,泡沫的出现加重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如果治理不当,泡沫的破裂将引发经济危机,因此不利于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中立派的研究显示了泡沫对经济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效用:虽然泡沫的破裂将给经济带来毁灭性的冲击,但是经济泡沫也有其积极的一面。Tirole J(1985)和Weil P(1987)证明了泡沫只可能在一个动态无效率的世代交叠经济中存在,这时候,资本积累过多,超过了黄金增长律。虽然不是帕累托最优的,但泡沫的存在使得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减少资本存量来增加消费,从而使效用增加。宾斯维杰(2003)的研究发现,泡沫可以降低资本积累,从而提高潜在的经济动态效率,使经济动态地从无效走向有效。对个人的影响表现在,经济泡沫可以提高人们的潜在消费水平,因此它是有益的。史永东、杜两省、齐鹰飞(2001,2002)的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处于动态无效时期,适当的资产泡沫对经济发展有益。

因为对经济泡沫的测度和影响还没有定论,所以对它的防范与治理也变得十分困难,是摆在各国学者、央行乃至政府面前一个非常棘手却又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分析经济泡沫历史,大量的研究对泡沫的防范治理政策主要有两方面的建议。一是应该采取内外部风险监控同时进行的防范措施(奥村洋彦、余熳宁(2000),谢经荣(2002),徐滇庆(2006))。理论上,刘静岩、韩文秀(2002)研究了房地产投资泡沫的OGY混沌控制策略。OGY控制方法能够有效控制房地产投泡沫产生的混沌效应,在理论上给出了挤出宏观经济中的泡沫成分的内外条件。二是处于不同市场、不同时期的泡沫对经济的影响是不同的,应该采取不同的防范措施(周建军、鞠芳,2008)。对房地产泡沫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完善市场信息机制,建立正确的预期,规范土地供给机制,借助税收方式抑制投机行为,实施有效风险监控(曲世军、张友祥,2008;曹映雪、张再金、廖理,2008;董琦,2008)。对于股市泡沫的政策建议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要继续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完善市场建设,谨慎对待泡沫破灭之后的治理工作(黄海燕,2007);另一方面,由于金融市场的敏感性,在确保市场作用的前提下,制定相关防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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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经济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2-0164-04

引文

中国房地产的发展自2003年进入了价格持续上扬、多项调控措施出台的阶段。2003年人民银行为促进房地产金融健康发展并防范金融风险，了有关紧缩放贷的新规定。同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两项文件实质上都是着重于如何促进中国房地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其中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调控局部地区的过热问题，严重一些就是房地产局部泡沫问题。政策的引起了业内人士的激烈争论。各方争论焦点包括了房地产泡沫存在与否以及新政策的取向和效应。本文中将对泡沫争论的不同观点、各方所提出的泡沫产生的机理以及消解泡沫的策略进行综述。

一、泡沫概念的界定

首先在文章的开始要理清什么是泡沫，什么是泡沫经济，这样房地产泡沫的含义也就迎刃而解了。那么什么是泡沫？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金德尔伯格（Charles.P.Kindleberger）在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撰写的“泡沫”辞条中写道：“在编写本辞条时，理论界尚未达成泡沫的一致同意的定义；至于它是否可能发生，也没有一致的看法。”[1] 可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严格的泡沫和泡沫经济的定义。

英国经济学者乔纳丹・泰纳鲍姆认为，世界经济的架构是倒金字塔，下面是实物资本，上层是金融衍生物及虚拟资本，泡沫是虚拟资本缺乏实物资本的保证而过度膨胀的结果。泡沫是对经济中出现的虚假繁荣现象的形象描述，它由资产价格异常膨胀，严重偏离真实价值而产生，又由于缺乏实物资本的支撑，最终以价格暴跌告终。泡沫引起连锁反应，引起金融危机。

曹振良对泡沫的定义和解释为，泡沫实质上是一种价格运动现象。对其简单的定义为：泡沫是由投机导致的资产价格脱离市场基础持续上涨。泡沫又称为价格泡沫、资产泡沫、投机泡沫或资产价格泡沫。泡沫有以下两重涵义：泡沫是资产价格脱离市场基础持续急剧上涨的过程或状态；泡沫是资产价格高于由市场基础决定的合理价格的部分[2]。

王子明认为，泡沫是一种经济失衡现象，可以定义为某种价格水平相对于经济基础条件决定的理论价格水平的非平稳性向上偏移，这种偏移的数学期望可以作为泡沫的度量。导致价格泡沫的原因是复杂的，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与预期相关联的过度投机行为、幼稚投机者的交易行为、规范失灵、诈骗行为和道德风险等都可能成为导致泡沫现象的原因。一般来说，在投机性泡沫发生时，价格往往会突然攀升，价格的攀升趋势可能会使市场产生进一步价格上升的预期，并且吸引新的买主，形成自我实现的正反馈过程。当泡沫被市场发现，就会产生和原来相反的预期，出现使市场价格回归理论价格的动力，价格可能迅速而急剧地下降，导致泡沫的破灭[3]。

包宗华认为，泡沫是一种价格远离价值的经济现象。根据泡沫产生的程度和后果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泡沫经济，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过度投机，表现是价格若干倍的狂涨，远远的离开价值，但这种高价只保持一定的时间后则破裂，每一个泡沫经济事件都会对社会经济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第二类是一般性的泡沫，可称为经济泡沫，比较普遍产生，它也会带来大幅度的涨价但上涨和下降幅度较小，不会有泡沫经济的“破裂”和“狂跌”现象，并且对调节市场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4]。

二、中国房地产泡沫是否存在

事实上，对于目前市场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状态，仍然是众说纷纭，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认为中国房地产存在泡沫，而另一种认为不存在泡沫，可能存在局部过热。

1.“泡沫论”持有者

谢国忠指出，在这次经济繁荣中，大多数的利润都来自于房地产行业，资本收益依赖于房地产需求的高增和房价的高企。在建的房地产项目总量的市场价值大约相当于GDP总额的30%。所有数据都表明，目前的市场已经处于严重的过度扩展状态[5]。当在一个泡沫破裂之前，它都会保持扩张势头。1995年，当美元见底的时候，泰国曼谷的“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下跌的房价使外国投机热钱撤离。上海与十年前的曼谷很类似，很可能步其后尘。而泡沫破裂的时间取决与外来资金 [6]。

易宪容认为，中国房地产泡沫存在与否的争论就在于把住房需要与住房需求混为一谈。无论从消费的角度还是从投资的角度，国内住房市场的热销仅是以往“存量需求”的释放，而不是潜在需求真正地转化为有效需求。有效需求不足，一味地提升房地产的价格只能使得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越吹越大[7]。

宋德林认为，房地产是最终消费品，跟资本市场有很大的不同，房地产的基本价值已到位，在炒的过程中没有形成任何新的价值，炒房就是投机。按照经济学原理，商品价格和价值背离很大叫做泡沫。上海的房价两年翻了两倍，这就是泡沫[8]。

王小广认为，中国房地产业正处在“泡沫化”自我强化的过程。房地产的繁荣是非理性的，房价的上涨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购买力水平相适应的，持续地脱离就是泡沫，就是“非理性”。衡量居民住房购买力的主要指标是房价收入比，中国的许多大城市房价收入比持续多年在10倍以上，有的高达15倍，过高的房价收入比说明目前房价严重高估，泡沫化严重，同时也说明靠房价上涨支撑的房地产需求增长不可能长期持续，购买力的瓶颈迟早会到来[9]。

尹中立认为，不能用一般的市场均衡理论去解释和分析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和现象。房地产市场具有投资品市场的特征，简单的概括投资品市场的价格波动规律就是“追涨杀跌”，按照股票市场的经典投资理论为“牛市中，股价有自我强化和复制的功能”。房地产市场繁荣阶段的特征就是价格上涨，需求增加，空置率下降，此阶段也是房地产泡沫的形成阶段，市场景气度高，人们对前景盲目乐观，但此时市场形式会随时出现逆转[10]。

2.“非泡沫论”持有者

包宗华则指出，许多文章的作者把泡沫现象包含的内容扩大化，除“价格涨的过快”，还有“房地产发展过热”、“房地产投资增长过速”、“房地产规模过大”、“住房空置率过大”、“房价收入比过高”、“房地产结构性矛盾突出”、“房地产利润过高”等等，都归结为泡沫现象。如果硬要把这些内容归入泡沫现象，必定会造成理论上、实施政策措施上的混乱。包先生结论为：第一，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时期，一般不会出现全国性房地产萧条或破裂的问题。第二，中国有日本当年相同的国民经济持续繁荣发展的条件，又有比日本年平均价格低和政府已经予以调控的不同条件，而且国民经济不仅没有萧条而且在继续繁荣发展。因此不可能出现全国性的房价破裂问题。第三，少数城市房价涨幅超过10%甚至20%，但时间都没有超过三年，即使出现了经济泡沫的苗头或经济泡沫，但没成为泡沫经济，即使外国专家抨击的上海也没有泡沫经济[11]。

顾云昌认为，全国房价是平稳、正常的上扬，不存在资产价格的虚涨。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速是房价涨幅的2倍，居民的购房能力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沪杭的泡沫大约处于中小泡沫的程度，并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和房价的平稳或稍有回落，泡沫会慢慢消融，这种现象只是局部的 [12]。

刘韬认为，日本三十多年平均每年上涨超过10%，其中超过30%有两次，这也成为其产生泡沫经济的原因。因此参考日本房地产发展历史，中国房地产的价格上涨无论从时间还是涨幅方面都不具备产生泡沫经济的条件。统观全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都会发现真实需求和实际供给的结构失衡问题，即使局部地区可能出现了房地产过热或结构性的过剩现象也不能判断房地产已经是“泡沫经济”[13]。

文林锋认为，局部地区房地产需求的旺盛与房价的上涨并不意味着就是泡沫，主要是一些原来房地产发展滞后的一线城市的房地产业的迅速崛起的表现，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供不应求的矛盾。并不能单纯以房价的涨跌来衡量房地产市场是否出现泡沫，而应该看价格和价值的相互关系。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后释放的购买能力，新建房屋品质的提高，居民改善居住水平的愿望，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新增人口和外来人口的住房需求，个人收入的增加等成为强大的市场需求支撑；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的增加，土地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和稀缺性导致土地供给量与住房需求量的矛盾加大，土地取得成本的增加，这些因素使得土地价格逐年上升；建材涨价和建筑工人工资水平的增加使成本加大；住房档次和品质的提升提高了商品房的价值。国外资本进入房地产业，刺激了投资和消费的增长。部分地区的投资过热的主体为民营企业，投资主体的性质决定了其投资的理性[14]。

三、房地产价格高涨和房地产泡沫形成机理分析

易宪容认为，政府信贷政策的误导越来越成为房地产需求扩张和膨胀的主流的原因，银行超低利率及银行资金的易获得性，使民众住房需求出现了虚假繁荣，使得北京、上海个人住房持有率大大的高于法国、德国和美国。没有把房价的变化作为宏观调控的风向标，国内投资在高位运行的状况是无法改进的[15]。

王小广认为，造成房地产日益“泡沫化”的原因相当的复杂。第一是体制方面的原因，政府存在过度投资的冲动，地方政府把房地产作为筹集公共投资资金的“聚宝盆”；另外的体制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设计出一套有效的制度来防止房地产泡沫。第二个房地产持续的过热的原因是给不动产赋予了过多的投资属性，再加上开发商对消费者的误导，引发房价过度上涨，房地产虚热。土地政策宽松和价格低廉，获得土地上获得了政府的过度刺激；房地产消费信贷风险空置意识薄弱，允许了具有投机性的政策的存在[9]。

宋德林认为，房地产泡沫是一个体制问题。房地产80%的资金来自银行，商业银行有着支持房地产发展的巨大作用，由于商业银行处于规模发展时期便会出现总行给分行的指标是超常规的，而这些指标是和职位结合的；并且银行干部为任期制，缺乏无限期责任的追究；这种情况导致银行放贷审查时，会采取一些权衡之策。银行在支持时很卖力，但调控时乏力[16]。

厉以宁认为，中国房地产的确是有问题，但主要是结构问题。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主要是由于占房地产价格40%的土地价格的上升而上升的，再加上土地批量有限。所以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不是泡沫造成的，而是供求决定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利率调整和土地批量调整同等重要，并且调控房地产市场供给的主动权掌握在政府的手中：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时多批土地，反之则少批[17]。

刘福坦把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表现为商品房价格过高；另一类表现为供求结构不对称。但产生的根源是一个，即房地产商品化、资本化过程中要素和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出现了重大失误。现行房地产流通体制与国民经济发展阶段、主要矛盾转化态势、产权结构严重背离[18]。

丰雷、朱勇、谢经荣从目前中国经济处于转轨时期这样一个特征出发，对中国房地产泡沫形成原因进行分析，认为如果仅限于从投机、预期、非理性和虚拟资本理论等角度进行，将会出现偏差。土地投机是中国房地产泡沫形成的最直接原因。政府失败是中国房地产泡沫形成的主要原因，土地供应的双轨制，政府对土地市场的过度干预和干预失灵，以及市场主体结构不合理等原因，推动了土地投机等“市场因素”在地产泡沫形成机制中直接发生作用。而权力寻租和法制不健全等因素，则在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形成中起了推动作用[19]。

四、消解房地产泡沫的方法

随着新政策的出台不同的学者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和防范、消解房地产泡沫的策略。

易宪容提出政府应该通过调整银行利率和银行信贷来调整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因为房价是通过房地产供求关系变化来调整的，只有这样的措施才能使国内房地产新政走向明确化，否则微观的调整并不能控制房地产市场的过热。如果中央银行能够逐渐让国内利率市场化，让市场的利率逐渐进入一个上升周期，那么已经形成的国内房地产泡沫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消解。

王小广认为，首先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向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财政和金融政策要减少对房地产消费的刺激。刺激住宅消费的政策要转向“适度的紧缩”，政府要把发展经济的主要精力从房地产上转向工业升级和城市竞争力的提高。其次要加强对房地产的金融和土地调控，可以适时地采取结构性升息措施，抑制泡沫的继续发展；二是采取严格的土地调控政策，优化房地产供给结构，增加中低档住宅的供给。第三是建立抑制房地产“泡沫化”的长效机制，取消预售政策，征收房地产税，新房住满一年以后才准上市，以抑制住房的过度投机行为[9、20]。

沈悦认为，中国政府选择一些政策工具的组合来调控房地产价格：通过央行控制的利率和再贴现工具；通过一些监管政策如准备金、资本要求，以及对金融机构的贷款进行管制，帮助抵御房地产相关信贷供应流动性的巨大变化带来的冲击；通过逆景气循环的财政政策，消除私人部门的超量消费或者消费不足，进而影响总产出和私人部门的消费；通过选择性的税收变化降低或提高资产交易的实际税收回报。但调控政策出台时间应十分慎重[21]。

谢百三、王巍认为，轻易捅破房地产泡沫并非明智之举，应该采取以下的措施：一是控制整顿银行信贷资金。银行信贷资金是房地产泡沫形成的一个不可或缺因素，也是影响房地产需求的重要因素。因此，合理限制信贷是优化资源配置和银行资产结构、提高资产质量、降低银行风险的关键。二是推进房地产抵押贷款证券化。三是积极推进部分地区的廉价房建设，以寻求供需平衡，让部分城市房地产价格缓慢上升，才是释放和化解风险的良策[22]。

文林锋认为，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关键是调整供求关系，增加供给，控制需求，即增加中低价位商品房的住宅供给，特别是经济适用房和廉租住房，满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抑制投机炒作行为，把扰乱市场等不合理的需求排斥在外 [2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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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林.房地产泡沫是一个体制问题[J].中国新闻周刊，2005，（4）.

[9] 王小广.抑制房地产“泡沫化”[J].中国金融，2005，（4）.

[10] 尹中立.空置率下降并不能说明房地产市场没有泡沫[J].中国房地产金融，2005，（2）.

[11] 包宗华.“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论”的“破裂”――论泡沫破裂论“破裂”后的2005年房地产形式[J].城市开发，2005，（1）.

[12] 顾云昌.中国房地产市场总体上没有多少泡沫[J].住宅科技，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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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文林锋.对当前和未来房地产形式的认识[J].房地产市场，2005，（1）.

[15] 易宪容.21世纪经济报道，2005-06-08.

[16] 林.房地产泡沫是一个体制问题[J].中国新闻周刊，2005，（4）.

[17] 厉以宁.经济泡沫不等于泡沫经济[J].当代经理人，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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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唐敏.房贷新政挤压房地产泡沫[J].金融信息参考，2005，（5）.

[21] 沈锐.对中国房地产价格走势的判断与政策建议[J].中国房地信息，2005，（7）.

[22] 谢百三，王巍.对房地产降温不可鲁莽[J].金融信息参考，2005，（5）.

泡沫经济论文篇（6）

引言

股市泡沫是指股票价格偏离基础价值的现象。这一现象是理论研究领域与实践领域长期以来关注的主题。人们一直试图回答这样两个问题:股市泡沫从何而来?股市泡沫的影响如何?事实上,泡沫来源于投资者过高的预期,而预期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过程。经济过热、信贷扩张、从众行为……都可能导致泡沫的产生。反过来,泡沫也可能进一步影响经济情况和人们的行为。当这种相互作用机制导致市场中出现极度泡沫时,随之而来的是市场崩溃,甚至是金融危机(金德尔伯格,2000)。

近几年来中国股市也出现了股价飚升、继而暴跌的现象。在中国特殊的转轨经济时期,股市泡沫的形成机理更为复杂。而这一机理产生和发挥作用均是以一定宏观经济情况为背景的。从这个角度而言,股市泡沫与宏观经济存在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在股市大起大落的同时,宏观经济情况也处在波动之中。

本文通过选取1998-2002年中国宏观经济和股市数据,构造宏观经济综合指标和泡沫指标,定量分析近年来中国宏观经济与股市泡沫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宏观经济总体情况与股市泡沫存在正向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2245;泡沫指标与提前5-9个月的宏观经济综合指标的相关系数则超过了0.5;此外,在选取12个滞后项数时,宏观经济综合指标是泡沫指标的格兰杰原因。

本文的结构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简单的文献回顾,第二部分介绍指标体系和数据的选取,第三部分是实证研究结果,第四部分是结论以及对结果的进一步讨论。

一、文献回顾

经济学和金融理论对宏观经济波动与股市波动之间的关系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论证。例如,Fisher(1933)从美国大萧条的教训出发,提出宏观经济波动始于金融市场的观点,他认为大萧条是金融市场运行失常的结果,而负债过度和通货紧缩是金融市场产生大动荡的根本原因。Minsky(1975,1986)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中存在的正反馈机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金融不稳定假说,以此对宏观经济波动进行解释。金德尔伯格(2000)则从宏观经济过热出发,探讨金融泡沫的产生。在实证领域,Friedman(1988)的研究发现,美国货币供应量和货币流通速度均可以用来解释股价的变动。

在国内的实证研究中,研究者主要是通过建立一些宏观经济指标与股票价格指标之间的数量模型,检验二者之间的关系。赵志君(2000)的研究表明我国股票市值与GNP的比值和GNP增长率严重负相关,他指出证券市场明显缺乏理性,股票价格晴雨表的作用在中国经济中根本不存在。施东晖(2001)用工业总产值、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狭义货币供应量等宏观经济指标为自变量,以上证综合指数每月底底收盘指数为应变量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股市走势只和狭义货币供应量有关,据此认为中国股市的价格上涨属于典型的“资金拉动”型。罗健梅,王晓黎(2003)的研究表明衡量利率的指标与衡量股票价格的指标之间存在一种较强的负相关关系,即利率上升时股票价格会下降;利率下降时股票价格则会上升。

可以看到,我国目前的研究往往通过选取一些宏观经济指标,如GDP、固定资产投资、利率、消费等,分析单个指标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没有考虑这些指标对股票价格进行影响的综合效应。此外,已有的研究主要关注宏观经济情况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这里的股票价格即包含了反映基础价值的合理部分,也包含了偏离基础价值的泡沫部分。本文将通过构建一个宏观经济的指标体系,用反映总体宏观经济情况的综合指数与股市泡沫指数进行计量分析,检验总体宏观经济与股市泡沫之前是否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

二、指标与数据的选取

本文的目的是检验宏观经济总体情况和股市泡沫之间的关系,因此需要选取衡量宏观经济总体情况的指标和反映股市泡沫的指标。

宏观经济总体情况是通过多个经济变量在不同的经济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为了更加准确和全面地刻画宏观经济的变化有必要建立一个综合指标体系。在这里我们借鉴了刘恒、陈述云(2003)对中国经济周期进行研究的方法和结论,通过一个综合指标体系,计算经济波动综合指数。这个综合指数由6个具体的指标组成:即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货物周转量、进出口总额。综合指数的计算步骤可以简要概括为:第一,计算各个指标增长率(),增长率按照各自的每月累计数比上年数计算而得;第二,计算各个指标的波动系数();第三,确定各个指标权重,权重的计算方法为将6个指标的波动系数加总,即;然后分别计算每个指标的波动系数占波动系数总数的比

例,即并将这个比例作为该指标的权重;第四,计算综合指数,即先计算各个指标的增长率乘以其权重CI,然后加总得到综合指数。我们用这个综合指数CI来反映

总体宏观经济发展状况,指数的轨迹代表了宏观经济的波动情况。计算指标的数据来自1998年1月到2002年4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月度“主要经济统计指标”(转引至刘恒、陈述云,2003)。

对股市泡沫进行计量一直是理论研究的一个难点。泡沫是市场价格偏离基础价值的部分,而基础价值是股票在未来产生的收益流的贴现。由于股票的未来收益流是不确定的,因此基础价值难以衡量,并进一步导致股票的泡沫难以进行精确的计量。在研究中比较通用的方法是用股票的市盈率来代表股票的泡沫。市盈率是每股价格占每股盈利的百分比,它实质上是股票的相对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股票价格对基础价值的偏离。市盈率既可以用来反映个股泡沫的含量,也可以作为对股票市场运行状态的总体描述,进而对整个股市的泡沫判断有重要的意义。由于我国深市与沪市的股价存在高度的相关性,我们选取了我国深圳交易所从1998年1月到2002年4月的月度平均市盈率作为我国股市泡沫的代表,数据来源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年鉴》(1998―2002)。平均市盈率B的计算公式是:

B(平均市盈率)=股票总市值/股票总收益

=(收市价×总股本)/(每股盈利×总股本)

我们将通过对CI和B这两个指标的分析,检验宏观经济总体情况与股市泡沫之间的关系。

三、实证分析及其结论

我们选取了1998年1月至2002年4月期间的宏观经济综合指标CI和泡沫指标B,分别有52个观测对象。下图显示了宏观经济和泡沫指标在这一期间的走势。从图中可以简单判断宏观经济综合指标提前于股市泡沫的波动,例如宏观经济综合指标出现波峰的时间普遍早于泡沫指标。这种现象似乎有悖于“股市是宏观经济晴雨表”的一般看法。下面我们将通过进一步的相关分析和ADF检验和因果检验来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检验中应用的统计软件是Eviews。

(一)相关性分析

相关系数表示了两个变量之前的联系程度。如表1所示,宏观经济综合指标CI和泡沫指标B之间的相关系数仅为0.2245。这表明同一时期的CI和B虽然存在正向相关的关系,但是联系程度较低。从图1的走势图中我们已经看到CI和B的波动存在时间上的差异,因此,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两个变量的跨期相关系数。图2是本期泡沫指标与前i个月的宏观经济指标CI的跨期相关系数图,i表示提前的月数。图中显示泡沫指标与提前5-9个月的宏观经济综合指标的相关系数都超过了0.5,最高的相关系数0.5709出现在本期泡沫指标与提前7个月的宏观经济综合指标之间。图3是本期泡沫指标与后i个月的宏观经济指标CI的跨期相关系数图,i为滞后的月数。与图2相比,图3的相关系数普遍较低,最高的相关系数0.2487出现在B与滞后2个月的CI之间。跨期相关系数分析表明泡沫指数与前期的宏观经济综合指数存在较高的相关关系,也就是说股市泡沫的变化滞后于宏观经济的变化。

(二)ADF检验

相关检验之后我们将进行因果检验,但由于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前提是各变量是否服从单位根过程,即变量序列是一阶求积过程(Integrated of one Order),记作I(1),因此我们将先进行单位根检验。常用的单位根检验方法是ADF检验(Augmented Dickey-Fuller),其回归方程式为:

其中为变量序列的一阶差分,t是时间或趋势变量,因为时间序列数据往往具有自相关性,因此加入项以消除变量自相关的影响。若检验结果δ显著为0,则说明变量是单位根过程I(1);否则,若δ显著异于0,则表明变量是一稳定过程I(0)。表2列出了我们需要研究的两个时间序列CI和B的ADF检验结果。

表2的检验结果表明,宏观经济综合指标CI与泡沫指标B的ADF值的绝对值全部都小于1%、5%和10%临界值,因此我们接受原假设,即它们都服从I(1)过程。这样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对它们进行因果关系分析。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不一定意味着存在着因果关系。为了进一步考察宏观经济综合指标和泡沫指标之间的因果导向,我们采用了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方法。

格兰杰因果检验假定有关宏观经济综合指标和泡沫指标每一变量的预测的信息全部包含在这些变量的时间序列之中。检验要求估计以下的回归:

其中干扰项,假定为互不相关。方程(2)假定当前的宏观经济综合指标CI与CI自身以及泡沫指标B的过去值相关,而方程(3)也假定当前的B与B自身以及CI的过去值相关。

我们选取了不同的滞后项个数,得到了方程(2)和(3)不同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检验结果显示,只有在选取12为滞后项数时,我们有近似95%的把握说宏观经济是泡沫的原因。在表中显示的其他情况下,宏观经济指标和泡沫指标均不存在因果关系。

四、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中国宏观经济总体情况与股市泡沫存在正向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2245;泡沫指标与提前5-9个月的宏观经济综合指标的相关系数则超过了0.5;在选取12个滞后项数时,存在宏观经济综合指标到泡沫指标的因果关系;此外,不存在股市泡沫指标到宏观经济综合指标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股市泡沫与前期的宏观经济情况有一定的相关关系,近12个月的宏观经济情况是当期股市泡沫存在的原因,而股市泡沫对宏观经济没有反馈作用。

宏观经济发展导致股市泡沫产生是以投资者的预期为传导中介的。这是因为股市泡沫产生的直接原因是投资者对股价的预期超过了股票的基础价值。宏观经济发展状况良好将使市场普遍存在乐观的情绪,使投资者对股票市场产生较高的预期,推动股票价格偏离基础价值。当这种看涨的预期在投资者之间传播时,由于从众心理或者羊群效应的存在,自我强化(self-reinforce)和自我实现(self-fulfillment)机制将使价格进一步偏离基础价值,产生股票泡沫(Thomas Lux,1995)。在我国当前经济和证券市场发展的条件下,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普遍太低,上市公司没有投资价值,投机之风盛行。这就迫使投资者更加关注于上市公司基本情况之外的信息,因此作为外部信息之一的宏观经济情况将对投资者的预期产生重大的影响。

虽然我国当前的股市泡沫还没有对实体经济产生显著的效应,但是金融市场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过度的股市泡沫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对资本市场的规范化以及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等都有较大的负面效应,防范股市泡沫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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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罗健梅,王晓黎.2003,股票价格和利率相关关系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

泡沫经济论文篇（7）

货币政策目标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稳定，即在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上，维持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类是金融稳定，即保持金融体系的健康。根据历史经验，一般物价水平的稳定有助于经济稳定和增长，但是不能确保金融稳定。近20多年来，物价稳定而资产价格频繁波动是许多国家遇到的一个新问题。资产价格泡沫在许多国家均有发生，但是在泡沫产生－膨胀－破裂的过程中，货币政策是否应该对其进行干预这一问题成为理论界的研究热点写作论文。

资产价格泡沫中的货币政策干预问题分析

关于货币政策是否应该对资产价格泡沫进行干预的问题，近年来在学术界产生了持久性的争论。到目前为止，有一点已经达成共识，那就是，运用货币政策进行干预或者不干预的关键并不在于判断资产价格是否合理估值，而是取决于资产价格所包含的信息内涵，即价格中是否含有货币政策最终目标(通货膨胀或者产出)的信息。换句话来讲，就是要看资产价格是否能够作为经济预测的领先指标。如果资产价格中包含了未来通货膨胀或者产出的信息，那么货币政策就应当对泡沫进行干预。

目前争论的焦点问题在于，如果资产价格不包含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信息，那么货币政策是否仍旧应该对泡沫进行干预？对于这一问题，存在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即使资产价格没有信息内涵，即不包含诸如通货膨胀或者产出等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信息，货币政策仍然应当积极对泡沫进行干预，我们称之为“有为论”。相反，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资产价格没有信息内涵，那么央行应当忽略泡沫的影响，不对其进行干预，我们将其简称为“无为论”。

（一）无为论

Bernanke，Mishkin，Filardo以及Goodfriend等都是“无为论”的支持者。他们认为，除非资产价格泡沫影响到通货膨胀预期，否则货币政策不应该对泡沫进行干预。

BernankeandGertler(1999)的研究颇具代表性。他们对BGG模型进行扩展，加入泡沫因素。通过对四种不同的货币政策在泡沫从膨胀到破裂的全过程进行模拟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认为：采用的一种货币政策，即仅对通货膨胀反应的货币政策虽然不直接对泡沫做出反应，但是仍然能够取得最小的通货膨胀波动和产出波动，是四种候选货币政策中最好的一种。一些中央银行家也持有“无为论”的观点，如美联储前任主席Greenspan。Greenspan(1999)在众议员战略委员会提供证词时，对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如下论述：“尽管财产价值对经济至关重要，美联储必须对此认真监督和审查，但是其本身并不是货币政策的目标。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美国经济的最大可持续性增长，而不是资产具体的价格水平。”

（二）有为论

Cecchetti，Genberg以及Wadhwani(2000)等学者明确主张中央银行应该直接干预资产价格泡沫。他们认为，从理论上来讲，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即经济稳定)以及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而资产价格泡沫与金融稳定有着密切的关系。泡沫崩溃往往会给实体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所以，中央银行应该通过调控利率等手段，对泡沫进行干预。

持有为论的学者和中央银行家为数也不少，如Smets(1997)、KentandLowe(1997)以及GoodhartandHofmann(2000)等。他们并不是建议将资产价格纳入货币政策的损失函数，而是将资产价格作为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中的一项，即采取形如第四种情况的货币反应函数。也就是说，有为论并不是要求改变货币政策的损失函数，有为论与无为论之间的主要争论也在于对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的不同看法。

货币政策直接干预资产价格泡沫的局限性

尽管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其在应对资产价格泡沫中也存在许多局限性。如果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直接对泡沫进行干预，存在如下的问题：首先，央行必须准确判定资产价格泡沫是否存在以及合理评估泡沫程度大小。但是，要识别正在逐渐发展的泡沫是非常困难的。这是因为资产的基础价值本身是无法观测的，而且难以对其进行准确估算。实际上，相于私人部门而言，中央银行并不拥有信息优势以及更强的泡沫预测能力。Greenspan(1998)曾经说：“想通过市场干预来戳破股市泡沫，有个根本性的问题尚未解决，那就是你必须比市场本身更了解市场。”事实证明政府并不比市场知道更多信息。如果中央银行在不具备信息优势的情况下错误地对是否存在泡沫做出判断，那么就会导致错误的货币政策。

其次，货币政策对于资产价格泡沫仅具有有限调节能力，许多实证研究结论表明，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固定的模式，这表明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控制资产价格的手段和能力是有限的。而且，运用货币政策对泡沫进行调控一般需要较长的时间，使用时有一定的政策时滞。

第三，货币政策的成本也需要引起关注。运用货币政策抑制泡沫的同时也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影响，紧缩的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可能比泡沫带来的危害更大。如果央行采取激进的措施，比如大幅度提高利率，即使有可能会成功地抑制泡沫，但是其后果是经济出现下滑，甚至陷入衰退。所以，即使可以识别泡沫，货币政策仍然很难在刺破泡沫的同时不损害实体经济。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BernankeandGertler(1999)提出了基于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下干预方法：即使在资产价格泡沫对预期通货膨胀率产生影响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也不应当直接对泡沫本身进行干预，而是应当对被影响的通货膨胀率进行干预。但是，这种方法需要预测泡沫对预期通货膨胀率的影响，而这在操作上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无论如何，货币政策无法从根本上抑制泡沫的产生。货币政策只能通过信贷的扩张与收缩，间接影响资产价格泡沫的变动。防治泡沫需要有良好的制度设计、完善的会计制度、执行有效的法律体系，高效的监管构架以及投资者理性投资理念的建立。货币政策对于金融稳定的作用也只能是治标，最后贷款人功能的发挥局限于事后的“救火”以及防止危机的扩散。

泡沫经济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4-0003-03

泡沫经济是一种常见的经济现象，例如历史上著名的16世纪荷兰郁金香泡沫、17世纪英国的南海泡沫、1929年美股泡沫、20世纪末的日本泡沫以及美国最近发生的次贷危机，都是典型的泡沫经济现象。以日本为例，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繁荣被称为“泡沫经济”时代，随后进入“失去十年”的经济停滞期，尽管日本多次采取超常规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经济并没有真正走出泡沫破裂的阴影。

一、西方经济学视野中泡沫经济生产的机理

西方经济学从理性和非理性两个角度分别探讨了泡沫及泡沫经济。理解泡沫经济的核心是要理解泡沫本身的内在含义，金德尔伯格认为，泡沫可以不严格地定义为一种或一系列资产价格在一个连续过程中的陡然上升。开始的价格上升产生进一步价格预期，并且吸引新的买主――投机者一般感兴趣的是来自资产买卖的利润，而不是它的使用或产生盈利的能力。这个价格上升通常跟随着导致金融危机的预期逆转和价格的陡然下降。

根据金德尔伯格的泡沫定义，可以看出界定泡沫主要有三种特质：一是强调资产价格连续陡然上升并随之突然下降的过程;二是强调导致价格发生巨大变化是因为投机者对资产预期发生变化而不是基于该资产的使用价值或者它具有盈利能力;三是根据其他学者的描述，泡沫还具有自我生成和自我确信的特性。也就是说，泡沫具备一个具有生成、扩张以及破灭的自动机制。

西方经济学针对泡沫的解释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经济学理性的角度来解释泡沫，一种解释则通过非理性角度来解释泡沫。就理性角度来解释泡沫而言，这种解释是以“有效市场”假设为前提，提出了理性泡沫（the theory of rational bubbles）说，这种解释认为理和理性预期是前提，金融价格除了包含基础价值外，还包含偏离基础价值的理性泡沫的成分，这些理性泡沫并非资产错误定价，而是反映了未来的收益。

理性泡沫的产生机制有内生和外生两种：一种是投资者对泡沫进行投资而非对基础价值进行投资，原因是泡沫也可以带来收益，所以能够吸引一大批投资者介入;另一种是内在因素，例如投资者对股利未来收益的预期也会吸引投资者介入从而产生泡沫。虽然这种理性泡沫可以解释一些资产价格短期偏离现象，但由于条件苛刻，例如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投资者的认知能力问题，投资者的预期可能存在很大的偏差，这就不是理性能够解释的范围。

但人类社会往往需要解释那些难以解释的现象，管理不可管理的事件。另一种解释看到了人类的理性限制，认为人类不仅具有理性的一面，还具有非理性的一面。凯恩斯较早发现人具有非理性的一面，他称之为“动物精神”，即人的投资冲动依赖于自然本能，后来这种动物精神被不断拓展，发现这种“动物精神”具有躁动性和恐慌性的特性。DeLong等人认为，受到噪音或者伪信号的干扰会导致投资者的非理。同时，投资者过度依赖历史价格的变化、公开信息以及过度自信都会导致投资者采取非理性的行为。当代著名的金融学家罗伯特・席勒的解释是投资者的从众行为会导致市场的“非理性繁荣”：价格上涨导和财富效应诱使新的投资者和资金不断投入，新投入的资金又推动价格上涨，但这种正反馈是有限度的，最终导致负反馈循环，价格突然下跌，泡沫就此破裂。

总之，泡沫的生成机理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可以通过理解释的泡沫：一定的泡沫也能给投资者带来收益往往会引导投资者介入，投资者对资产的未来收益投资也会吸引投资者成为泡沫的推动者;另一种解释是投资者由于受到认知水平、心理情绪等驱动，产生盲动行为，导致泡沫产生。当这些泡沫扩展到整个资产市场，就会产生资产泡沫，但资产有泡沫不一定会产生泡沫经济，当资产泡沫影响到整个经济领域才会产生泡沫经济，也就说，随着投机预期的继续强化，某种资产泡沫继续扩张，超过了整个经济系统所能承受的压力，便产生了泡沫经济。

二、资本逻辑与泡沫经济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泡沫产生的根源，在马克思看来，有价证券产价格上涨或下跌只是有价证券索取权证书的价格变动，实质是重新分割剩余价值，而不是创造剩余价值。

无论是泡沫内生论还是外生论，都是基于对泡沫经济直接原因进行剖析，马克思对泡沫经济批判可谓入木三分，“人们把虚拟资本的形成叫做资本化”，在这个过程中，有价证券的增值是幻想的。以股票为例，马克思认为：“这个资本不能有双重存在：一次是作为所有权证书即股票的资本价值，另一次是作为在这些企业中实际已经投入或将要投入的资本。它只存在于后一种形式，股票只是对这个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相应部分的所有权证书。”它的市场价值取决于索取权大小、可靠程度以及预期决定的，这种“市场价值”只是一种幻想，一旦货币市场紧张，利息率提高，大量的证券投入获取货币，就会出现价格跌落，但在危机中贬值的证券又变成货币集中的一个强有力的手段。“随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一切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因为有各种方式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不同的人手里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这种价值增倍的想法被马克思看成是“纯粹幻想的怪物”。资产价格不断上涨导致这种“幻想的怪物”不断被强化，似乎资本不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环节就能自动增值，而且金融资本家还积极推动这种自动增值的怪物不断推进，最终扩散到整个经济体系内，直到经济体系不能再承受，经济泡沫破裂，经济危机爆发。

马克思反复强调有价证券只是现实资本的复制本，它只是代表一种所有权的证书，同时也是对未来剩余价值的索取权益。也就是说，虚拟资本只是对剩余价值的一种分割权，它本身并不创造价值，但它却是参与剩余价值的分割。这种所有权证书跌落而造成的盈亏，具有集聚功能，“越来越成为的结果”，“已经取代劳动，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本来的方法，并且也取代了直接的暴力。”这类人的资本积累可以不按照现实的资本积累方式进行积累，而且从现实中攫取了很大的一部分价值，从而实现资本的超常规积累。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的逻辑总结起来有三点：一是最大化的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无论是绝对剩余价值还是相对剩余价值，当然，由于参与资本运动主体很多，如何在不同的职能资本之间分割剩余价值，也会存在激烈竞争;二是最大化的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当资本所有者获得了剩余价值，资本家要有韦伯意义上“禁欲”精神，将剩余价值投入到再生产循环，而不是用来消费，从而增加资本积累和扩张。这两种都是单个资本的积累，而第三种逻辑可以通过兼并以及信用杠杆的方式进行快速扩张，虚拟资本的扩张就是这种逻辑，这种逻辑带有性质，但它却采取了隐蔽的手段。实质上，随着公众对有价证券的投资，这种隐蔽的掠夺不仅仅是资本家之间的剩余价值分割，还掠夺了工资、租金等收入，使得社会财富不断向大资本集聚，从而加速资本的集中和积累。正是由于虚拟资本自我增值的幻想，导致资本主义社会每隔一定时间就会爆发一次危机，这些危机的功能不仅是使得幻想的泡沫被挤掉，而且通过索取权的变更导致资本的集中，增加了大资本的心理和操纵市场的能力，从而加速这种爆发周期。

三、泡沫经济生成机制及其危害

泡沫经济产生的深刻根源是虚拟资本不断重新分割剩余价值以及其它收入，它采取资本自动增值的幻想形式重新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以加速资本的集中和积累。资本目的是获得自身的增值，它所依附的资产或者说标的物多种多样，表现为该资产的资本化的过程。

泡沫经济产生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两种情形：在人的行为是理性的条件下，泡沫也会给投资者带来收益以及它会带来预期的利息收入;在人的行为并非理性的条件下，也会导致泡沫的产生，即投资者可能受到信号干扰、认知能力有限、或过度依赖历史价格和公开的信息以及过于自信。

泡沫生成的机制是一种正反馈与负反馈互相循环的过程，即资产价格变高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更多的投资者和资金介入继续推高资产价格，直到无法一直持续下，价格下跌。无法继续进行正反馈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的资金是有限的，历史条件也是一定的，一些聪明的投资者可能会提前嗅到泡沫破裂的危险从而跳出这种正反馈循环。

泡沫经济是这种资产泡沫不断扩大，财富效应不断显现，诱使大量的投资者介入，最终扩散到整个经济领域，生成了泡沫经济，而社会大众的盲从跟风，使得整体经济承受不了沉重压力，从而导致整个经济泡沫的破裂。

尽管一定的泡沫会对经济有一定促进作用，泡沫意味着资本对未来乐观情绪和扩张倾向，但泡沫经济无论是生成过程还是破裂的危害也非常巨大。

一是它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平衡，大量资金配置到无效的市场中去，而不是配置到最需要的产业中去，它带来的国民经济增长是一种虚假的繁荣，一旦破裂则会导致大量企业倒闭、经济萧条。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有价证券只是代表所有权证书的索取权，它的价格涨跌并不产生实际的价值，尽管虚拟资本是“虚拟”，但却会导致现实资本配置无效率，也成为一些人攫取现实资本的杠杆，从而导致经济结构失衡。泡沫经济破裂往往会导致所谓经济奇迹的终结，也往往会结束一个霸主统治时代，例如元朝末年纸币超发导致整个元朝政权覆灭;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裂使得日本陷入了“失去的十年”时代;最近美国的次贷危机导致克林顿政府倡导的“美国梦”幻灭，甚至有可能结束美国在全球各个领域的霸权统治。

二是泡沫经济具有财富分配效应，扩大贫富两极分化。假设泡沫不破裂，会导致没有参与者失去财富增值的机会，从而增加了二者的财富分化程度，例如房价上涨导致那些没有买房者与买房者财富差距很大;泡沫经济破裂更会导致财富的集中，一部分投资者成为资本巨头，另一部分投资者变成穷光蛋，这种集中会扩大居民的财富分化程度。

三是金融市场赚钱比实业赚钱快，被称之为“快钱”，这种赚钱模式会增加国民赌性而厌恶劳动。这种替代了劳动，增加了人们的赌性，从而导致真实价值创造减少，并在社会上形成一种“不劳而获”的风气，从而制约整个经济的发展。

四是社会可能因为泡沫经济的破裂而变得不可控，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泡沫经济破裂会产生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会增加失业，增加财政负担，从而导致社会不安定因素不断增加，处理不好则很有可能造成社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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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经济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5-0132-03

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们再次认识到金融监管的重要性，但是，金融危机往往更大程度上是资产价格非理性波动引发的，而并非金融机构违规操作所引起。然而，传统金融监管的重点是金融机构行业准入、持续经营和行业退出的合规性监管，防范的是金融市场交易一方金融机构的违规操作，即目标是平衡金融市场交易双方的力量以达到均势和公平。但诸如金融资产价格泡沫是金融交易双方的非理易结果，需要的是对市场交易双方非理易行为的矫正。金融危机往往源于金融资产价格泡沫，传统资产价格泡沫研究所提出的对策往往寄希望于宏观调控政策、货币政策，然而我们认为，通过金融监管和微观调控措施更能节约调控成本。因而，我们有必要结合金融资产价格理论和金融监管理论重新审视金融监管的目标体系和监管内容、监管方式。

传统监管理论主要强调对金融机构行为的监管，出于金融市场交易双方由于信息不对称、垄断等所形成的市场不公平交易及不能反映真实交易信息的价格，没有系统提出对市场非理易价格的监管，即实际应是对交易双方的监管，对非违规行为的监管，或对个体和集体非理易行为的监管，也没有系统提出针对这种情形监管者能够采取的适当策略选择集。而我们认为，金融市场交易价格的判断基于预期，即便在充分信息条件下，交易的主观性也很高，主观判断受到太多客观因素的影响以及情绪的影响，很难做到理想的理性承担，因而金融市场的过度预期（包括过度乐观、过度悲观预期）条件下的非理易行为是导致金融市场波动的重要原因，也往往会因此通过传导效应导致实体经济受到影响和更大范围的经济秩序不稳。这种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在没有交易者违规条件下并不是传统金融监管和调控的对象，但是其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威胁是现实的，并且通过具有时质性的宏观调控措施予以较高的成本。因此，我们认为，应使金融资产价格监管成为金融监管机构新的重要监管内容，并研究相应的具体监管方式，通过微观调控措施减少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降低调控成本。

一、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金融危机与市场失灵

从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到2007年起始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从17世纪荷兰郁金香事件到最近的次贷危机，每次的金融、经济危机都存在资产价格波动和价格泡沫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信用经济条件下，资产价格泡沫与资产抵押信用相结合，从而使资产价格泡沫与信用和金融体系联系在一起。因而，资产价格泡沫问题也成为众多金融学者、经济学者关注的焦点。对于金融资产价格及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金融资产价格产生机理，一般认为资产价格泡沫是金融市场的一种常态。最初的研究认为资产价格泡沫产生于投资者的理性预期与投机行为（Diba & Grossman，1988；De Long，1990）。比如，当部分资产供给弹性有限时，其供给将有可能在特定时期出现短缺，在理性预期驱使下其价格可能出现泡沫性上涨，甚至高于其替代资产价格（Blanchard & Fisher，1998）；理性预期相关的资产价格泡沫也可以用市场投资者的数量和投资者生命预期进行解释，如具有无限市场投资者和有限投资者生命预期条件下，资产价格存在理性泡沫的可能性（Tirole，1985；Weil，1989）。但是，我们发现理性泡沫的概念更多地是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因为其对许多现象缺乏解释且实践中较难检验基础价格与价格泡沫的差异。非理性资产价格泡沫理论则从新的视角考察资产价格泡沫产生的机理。非理性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可能源于投资者对于社会热点投资预期收益的过度乐观情绪及其相互影响、激励（Summers，1986；Shiller，1990）；也可能源于噪声交易者对投资收益预期的过高估计（De Long & Shleifer，1991）；或者源于投资交易者“买涨不买跌、卖跌不卖涨”的资本市场价格正向反应交易特征（De Long J.B.，Shleifer A.，Summers L.H. & Waldmann R.J.，1990；Jones S.，Lee D. & Weis E.，1999）；或者源于“从众”交易决策所导致的价格波动（Topol，1991；Lux，1995）；或者源于投资者对于收益预期过度乐观的传递作用（Scheinkman & Xiong，2003）。从信息经济学以及博弈论的角度也可以对金融资产价格波动或泡沫的产生做出解释（Allen & Gorton，1993；Hong & Stein，2003）。另外，20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系统论、非线性科学与复杂性科学为金融资产价格波动问题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许多学者开始从协同论、突变论等角度分析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Frankel & Froot，1986；Brock & Hommes，1998；Carl Chiarella，Roberto Dieci & Laura Gardini，2006）。

通过上述关于金融资产价格波动或泡沫问题研究的认识，我们发现，尽管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产生机理的解释存在差异，但上述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理论均认为在金融市场运行过程中，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是一种常态，在不违反现有交易规则的前提下仍然会产生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即现有交易规则并不能有效防范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尽管自20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以来针对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不曾间断，但是金融危机仍然呈现周期性的现实。只要资产价格泡沫产生与消失的演化过程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之内，就不会引起金融、经济大范围的波动；但是，一旦资产价格泡沫得到较长时期和较大程度的积累被大幅度地放大，并且不能或没有得到有序释放，而是通过短时期、突发性的方式破灭，则会引起较大范围和较大程度的波动。而且由于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与破灭无论源于理论或是非理性因素，都是金融市场自身运行的结果。因此，我们认为在没有交易者违规条件下金融市场交易过程中产生的金融资产价格泡沫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市场在控制泡沫产生过程中存在市场失灵，而市场失灵恰恰是金融监管介入的原因。

许多研究也提出了应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的措施，但是，目前所提出的这些应对措施多倾向于运用货币政策手段进行治理，尚未见到明确、系统通过金融监管方式应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的相关研究文献。

二、金融监管与金融资产价格监管

金融监管和通过货币政策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在金融市场领域发挥干预职能的主要方式。传统上对于金融监管的理论与实践认识侧重于对金融机构市场行为的监督管制。对于金融监管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和监管方式，最早涉及金融监管领域的概念是“最后贷款人”（Thomton Herry，1802），强调通过中央银行等政府机构的干预以避免挤兑和金融机构链式危机的发生而给经济造成大的影响。金融监管的基本理论支撑为公共选择和市场失灵。经济周期会引发信用危机，从而暴露出金融的脆弱性特征（H. Minsky，1985；Kindleberger，1985）；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中介职能也是其脆弱性的根源（Friedman & Schwartz，1986；Diamond & Rajian，2001）；另外，危机还有在金融中介机构之间传递的特点（Cagan，1965；Kaufman，1996）。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标，有必要通过金融监管以弥补市场失灵（Fisher，1933；Stiglitz，1981；Varian，1996）。并且金融监管的介入在实践上发挥了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Anna Schwartz，1988；Zenta Nakajima & Hiroo Taguchi，1995）。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观点同样应用到了金融监管的理论分析领域，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成为需要进行金融监管的主要原因，从而能够维护公平的市场交易，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Diamond & Dybvigr，1983；Stigliztz & Weniss，1981；Walsh，1995）。基于信息与博弈理论的分析强调需要通过信息披露监管以提高信息对称性，但是，正如我们在上一部分内容当中所分析的那样，许多情况下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和泡沫的出现并不是由于在信息方面的金融机构或投资者违规行为。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针对金融资产价格波动或泡沫的金融监管将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金融监管，而是将会具有更加广泛的职能。

尽管目前的许多研究在分析了金融监管介入金融交易过程的必要性之后赋予金融监管一些具体的职能，但是，这些监管措施均针对在信息披露、市场准入、流动性管理、风险管理、交易准则、交易范围和交易规模等方面违规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违规的交易行为，尚未见到明确提出通过金融监管直接应对理性和非理性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及价格泡沫问题的相关研究文献。

我们认为，传统金融监管关注违规监管，而完全非违规的理性与非理性价格泡沫属于市场交易行为的结果，尽管存在市场失灵，但涉及监管机构对市场交易和市场价格的干预。这种监管没有较为明确地列入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范围，然而其危害是非常明显的，也是历次金融危机和现代经济安全最大的威胁。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表现出金融市场交易活动中的金融资产价格泡沫是金融乃至实体经济在内整体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扩展原有金融监管的主要职能，实施针对金融资产价格的金融监管应成为金融监管变革的一个方向，并应明确列入金融监管范围、详细具体措施。

三、经济调控成本与微观经济调控机制

除了金融监管以外，通过货币政策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在金融市场领域发挥干预职能的主要方式，在应对金融资产价格波动领域里，传统理论与实践都倾向于通过货币政策调控的方式进行。但是，我们认为，货币政策在应对资产价格波动风险方面缺乏针对性和及时性，从而会贻误调控时机、增加调控的负面效应、提高调控成本；而通过金融监管的形式应对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对金融、经济安全带来的影响会更加及时、有针对性和减少调控成本，因而有必要赋予金融监管以新的、更强的金融资产价格监管职责。

根据传统意义上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认识，只有资产价格大幅度和大范围偏离价格基础才能被认为存在资产价格泡沫。金融资产价格泡沫传统治理模式往往在资产价格泡沫已经形成或其形成的趋势已经非常明确时采取相应措施，并且主要依赖货币政策调控，采取提高利率、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债券等具体措施减少流动性。但是，货币政策措施在治理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方面却缺乏及时性和针对性。一方面，实施货币政策的时机往往已经有较为明显的泡沫显现，错过了初期治理的时机，并且货币政策效果的显现也存在时滞，这都将会提高现实经济损失和治理成本；另一方面，应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不仅影响资产价格，其覆盖面将远远超出政策目标范围，使得产业资金需求、创新资金需求都受到相应影响，波及较大范围正常运行的资金链，产生较大的治理政策副作用，增加了宏观经济的治理难度。根据我们的分析，在治理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方面赋予金融监管机构更大的职能责任，以金融监管的模式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进行微观调控则可以降低治理成本，具有及时性和针对性的优势；通过建立对于股票、基金、债券、房地产等核心和主要金融、融资抵押物、金融相关资产价格监管体系，形成资产价格泡沫预警系统，及时预测资产价格泡沫的发生，根据泡沫发生程度、范围和趋势、发展速度做出分级预警（比如以绿、黄、橙、红等颜色由低至高进行程度预警），并采取不同的市场干预措施（比如风险提示、市场价格警示、交易限制措施、交易参与、价格限制措施等价格干预和影响）及时化解资产价格泡沫威胁。

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对宏观经济形成威胁。如果在宏观经济层面进行调控和治理，一方面，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不能在泡沫产生初期发挥效力；另一方面，在泡沫演化成为宏观经济失衡时，则已经贻误早期防范的时机，增加了经济损失和治理成本。因此，我们认为，通过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资产价格的监管和相应的微观调控机制，能够及早防范这一对宏观经济的潜在威胁，降低经济调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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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经济论文篇（10）

二、跨时迭代模型、黄金律和动态无效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考虑一个代表性消费者的有限期界跨时迭代(OLG,overlappinggen-eration)模型(Samuelson,1958等;),其结果如下:1•家庭假设每个人生存两期,第一期年轻时,工作挣得工资,用于消费和储蓄;第二期年老时,退休靠第一期的储蓄生活。这样,在每一时期,经济中都有两代人组成:年轻人和老年人。假设t期出生的个人在t期的消费为C1t,在t+1期的消费为C2t+1,其效用函数为u(c),并且效用函数是时间可分的,则t期出生的个人所获得的效用的贴现和为:u(c1t)+(1+θ)-1u(c2t+1),u′(•)>0,u″(•)<0.其中θ>0为主观贴现率。设t期出生的个人无弹性地提供1单位的劳动,得到实际工资wt,消费掉c1t后,剩下的用于储蓄st,供年老时消费,t期出生的年轻人的储蓄用于形成资本的存量,与t+1期的年轻人提供的劳动相结合,得到t+1期的产出。假设t期出生并在t期工作的人数为Nt,其增长率为n,即,Nt+1=Nt(1+n),则t期出生的一个有代表性的消费者所面临的最大化问题是:maxu(c1t)+(1+θ)-1u(c2t+1)(1)满足下列约束条件:wt=c1t+st(2)c2t+1=(1+rt+1)st其中rt+1是t+1期的利率,0<θ<1为主观贴现率,它是外生给定的参数,每个人都把wt和rt+1视为给定,在(2)式的约束条件下,选择c1t和st来最大化(1)式。从而由优化理论(龚六堂,2000;Ka-mienandSchwartz,1991)得一阶条件为:u′(c1t)-(1+θ)-1(1+rt+1)u′(c2t+1)=0(3)2•企业假设企业是完全竞争的,生产函数是具有技术进步的新古典生产函数:Yt=F(Kt,N^t)(4)其中N^t=AtNt是有效劳动投入,技术进步At是劳动增长(labor-augmenting)型的,且At的增长率为常数μ,即,At+1=At(1+μ),为简单起见,把初始化的技术进步水平A0正规化为1,从而(4)式变为:y^t=f(^kt),f′(•)>0,f″(•)<0(5)其中,y^t=Y/N^t为每个工人的有效产出;^kt=K/N^t为每个工人的有效资本存量;f(y^)=F(y^,1),f(•)满足Inada条件,即f(0)=0,f′(0)=∞,f′(∞)=0。竞争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使得边际产品与要素价格相等,即:YtNt=[f(y^t)-y^tf′(y^t)]At=wtYtKt=f′(y^t)=rt+δ其中δ为折旧率。(6)3•均衡在封闭经济中,家庭的资产等于资本的存量,即总投资等于总收入减去总消费:Kt+1-Kt=wtNt+rtKt-c1tNt-c2tNt-1(7)其中,Nt-1是t-1期出生的人口数;c2t是t-1期出生的年轻人,在t期年老时的消费。将(6)式代入(7)式得:Kt+1-Kt=AtNtf(y^t)-Ct-δKt(8)其中Ct=c1tNt+c2tNt-1为总消费,c1tNt为年轻人的消费,c2tNt-1为老年人的消费。将(2)式代入(7)并解差分方程得Kt+1=stNt,即:^kt+1=(1+n)-1(1+μ)-1stA-1t(9)即年轻人的储蓄等于下一期的资本存量。4•黄金律与动态无效将(8)式两边同时除以AtNt得:(1+n)(1+μ)^kt+1-^kt=f(^kt)-^ct-δ^kt其中^ct=Ct/N^t为每个工人的有效消费。在稳态的情况下,^kt+1=^kt=^k*,于是稳态的每个工人的有效消费c*为:c*=f(^k*)-(n+μ+nμ+δ)^k*(10)要使c*最大化,则^k*必须满足下式:f′(^k*g)=n+μ+nμ+δ(11)称(11)为资本积累的黄金律(goldenrule)(Phelps,1961)。该式表明在经济永远持续(没有最后一代)的情况下,当^k*=^k*g时,每个当期和后代的成员都最大化了消费,即达到了Pareto最优。但是,在经济中,如果^k>^k*g,即在资本的存量超过了黄金律水平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减少资本存量而增加消费,从而使效用增加,这样,经济中的资源配置就不再是Pareto最优了,这种过度积累的经济称为动态无效。很容易证明,在这个模型中,若取对数效用函数μ(c)=lnc和Cobb-Douglas生产函数f(k)=αkβ(0<β<1)时,黄金律的资本存量为:^kg=αβn+μ+nμ+δ11-β从而动态无效条件为:1-β(1+n)(2+θ)>βn+μ+nμ+δ于是,若时间偏好率θ和人口增长率n很小,折旧率δ和技术进步增长率μ很大,而且资本份额β很小的话,资本过度积累就可能发生,从而经济会出现动态无效。

三、具有泡沫的跨时迭代模型

以上我们仅仅考虑了投资于实质资本(realcapital)的情况。下面我们假设一个代表性的消费者除了可以把储蓄投资于实质资本之外,还可以投资于泡沫资本(如股票泡沫),投资于实质资本的收益率为1+f′(^kt+1)。假设泡沫资本的供给M是固定的,从而有Bt=ptM,这里,βt为泡沫的总价值,pt为泡沫的价格,这意味着泡沫大小的变化完全归因于价格的变化,故投资于泡沫资本的收益为pt+1/pt,于是每个工人的泡沫水平为bt=Bt/Nt=ptM/Nt。由此得在跨时迭代模型中,年轻人在时期t满足的预算约束条件(2)变为:wt=c1t+it+btc2t+1=it[1+f′(^kt+1)]+bt+1(1+n)(12)其中it为投资于实质资本的储蓄。代表性消费者在预算约束(12)的条件下,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u′(c1t)-(1+θ)-1[1+f′(^kt+1)]u′(c2t+1)=0u′(c1t)-(1+θ)-1(1+n)bt+1u′(c2t+1)/bt=0(13)由(13)中的两式得:1+f′(^kt+1)=(1+n)bt+1bt=pt+1pt(14)该式为两种资产之间的套利方程,它意味着投资于两种资产具有相同的收益。如果f′(^kt+1)>n,按人均项泡沫将增长。布兰查德和费希尔(BlanchardandFisher,1989)针对没有技术进步的跨时迭代模型,详细论证了确定性泡沫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如果经济是动态有效的,泡沫不可能存在;如果经济是动态无效的,则可以存在具有正值的泡沫稳态,这时利率等于人口增长率,而泡沫将按人口增长率增长且与经济增长率相同,从而泡沫消除了经济的动态无效。对于含有技术进步的跨时迭代模型,具有相似的结论。在现实经济中,泡沫通常并非都是确定性的。现在我们假设泡沫是随机的,不妨设遵循下列过程———突发爆裂的泡沫:bt+1=(απ)1bt+εt+1(具有概率π)=εt+1(具有概率1-π)(15)其中εt+1是一个随机扰动,且E(εt+1)=0。这个过程中泡沫在每一期以1-π的概率爆裂,以π的概率继续存在。此时满足约束条件(12)的情况下,消费者预期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Et{u′(c1t)-(1+θ)-1[1+f′(^kt+1)]u′(c2t+1)}=0Et{u′(c1t)-(1+θ)-1(1+n)bt+1u′(c2t+1)/bt]=0(16)其中Et表示时期t获得信息集的条件期望。如果泡沫在时期t已经存在,即bt>0,则上述一阶条件为:u′(c1t)-(1+θ)-1[1+f′(^kt+1)][πu′(ce2t+1)+(1-π)u′(cn2t+1)]=0u′(c1t)-(1+θ)-1π(1+n)bt+1u′(ce2t+1)/bt=0(17)其中,ce2t+1=it[1+f′(^kt+1)]+(1+n)bt+1,cn2t+1=it[1+f′(^kt+1)]。由(17)得:π(1+n)bt+1bt=[1+f′(^kt+1)][π+(1-π)u′(cn2t+1)u′(ce2t+1)](18)上式的经济含义为:个人持有泡沫资本需要一定的风险补偿(riskpremium),而且个人的风险厌恶程度越高,持有泡沫资本所要求的补偿也越大,因为;u′(cn2t+1)/u′(ce2t+1)通常随着风险厌恶的增加而增加,所以风险厌恶程度越高,(18)式右边最后一项也越大。如果个人是风险中性的,从而有u′(cn2t+1)/u′(ce2t+1)=1,于是有:1+f′(^kt+1)=π(1+n)bt+1bt(19)(19)式可以看作(14)式中随机扰动εt+1=0时的套利条件。对于风险中性的个人来说,持有泡沫资本相对于持有实质资本来说也存在风险补偿,因为泡沫具有1-π的爆裂概率,因此个人对于承担泡沫爆裂的风险需要获得补偿。在具有泡沫的跨时迭代模型的市场均衡中,类似于无泡沫均衡的(7)式和(9)式,我们有:Kt+1-Kt=wtNt+rtKt-Bt-c1tNt-c2tNt-1即^kt+1=(1+n)-1(1+μ)-1(st-bt)A-1t(20)比较(9)式和(20)式知,无泡沫的跨时迭代经济中的^kt+1要大于具有泡沫的跨时迭代经济中的^kt+1,因此,具有泡沫的跨时迭代经济中的实质资本收益率会更高(因为实质资本的边际产品递减),从而其对应的消费比无泡沫的跨时迭代经济中的消费大。即^kBt+1<^kDt+1f′(^kBt+1)>f′(^kDt+1)CBt>CDt(21)其中,c为个人总寿命期的有效消费,下标D和B分别表示无泡沫的跨时迭代经济和有泡沫的跨时迭代经济。由(21)式知,如果经济是动态无效的,那么泡沫会提高经济效率,使资配置达到Pareto最优。那么我们不禁会问,在什么条件下,随机性泡沫在跨时迭代经济中持续存在。在第二节中我们已经提到,布兰查德和费希尔(BlanchardandFisher,1989)证明了泡沫只有在一个动态无效的经济中(即f′(^k)<n+δ或f′(^k)<n+μ+nμ+δ)才可能持续存在。事实上,在一个动态有效的跨时迭代经济中,经济增长率低于实质资本收益率。如果动态有效经济中的个人有可能投资泡沫的话,这将导致资本存量水平下降,从而进一步增加实质资本的收益率。因此,个人越是投资于泡沫资本,实质资本收益率就越高,因而泡沫增长得越快。但是,这种泡沫的增长在长期是不能够持续的,因为它的不断增长将最终大于年轻人的收入,即超过工资w,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从而动态有效的跨时迭代经济中不可能存在泡沫。但是,动态无效并不是跨时迭代经济存在稳态泡沫的充分条件,为此,Weil(1987)给出了一个随机稳态泡沫存在所满足的充分条件(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π(1+n)≥1+f′(^kBt+1)(22)如果考虑到技术进步,则(22)变为:π(1+n)(1+μ)≥1+f′(^kBt+1)(23)该条件表明,一个随机稳态泡沫的预期收益必须不小于实质资本的收益,而且如果个人是风险厌恶的,前者则更要大。由(21)和(23)得:π(1+n)(1+μ)>1+f′(^kDt+1)(24)这是一个比动态无效更加严格的条件。

四、具有随机实质资本收益率的跨时迭代模型

在上文中我们始终假设t期所有个人都知道实质资本收益率1+f′(^kt+1),因而投资于实质资本是无风险的。然而,现实中投资于实质资本的收益也是不确定的。我们假设f′t+1(^kt+1)遵循以下过程:f′t+1(^kt+1)=f′t(^kt+1)+βt+1(具有概率p)=f′t(^kt+1)(具有概率1-p)(25)其中f′t(^kt+1)+pβt+1为正①,f′t(^kt+1)表示有效资本^kt+1在t期的边际产量,而f′t+1(^kt+1)是有效资本^kt+1在t+1期的实际边际产量。假设βt+1是服从白噪声的随机变量,从而在没有任何信息的情况下,βt+1的预期值为0。我们假设投资者可以收到关于影响t+1期实质资本收益基本面消息Ω的一个噪声信号σ∈{βt+1,0},该信号满足:Pr(σ=β,Ω=β)=p,Pr{σ=β,Ω=0}=1-p(26)概率p揭示了t+1期实质资本收益率变化βt+1的可能性,当然βt+1可取正值也可取负值。如果βt+1>0,则表示个人是乐观的,预期实质资本收益率将增加,反之,表示个人是悲观的,预期实质资本收益率将减少。由(25)式知,在t期f′t+1(^kt+1)的期望值为Et[f′t+1(^kt+1)]=f′t(^kt+1)+pβt+1,从而实质资本的预期收益率是高于还是低于确定的实质资本收益率,完全取决于βt+1是正还是负。在(12)式的约束条件下,一个代表消费者预期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u′(c1t)-(1+θ)-1[1+f′t(^kt+1)+βt+1][πpu′(cee2t+1)+1-π)pu′(cne2t+1)]-(1+θ)-1[1+f′t(^kt+1)+βt+1][π(1-p)u′(cen2t+1)+(1-π)(1-p)u′(cnn2t+1)]=0(27)u′(c1t)-(1+θ)-1(1+n)bt+1/bt[πpu′(cee2t+1)+π(1-p)u′(cen2t+1)]=0(28)其中cee2t+1=it[1+f′t(^kt+1)+βt+1]+(1+n)bt+1,cen2t+1=it[1+f′t(^kt+1)]+(1+n)bt+1,cne2t+1=it[1+f′t(^kt+1)+βt+1],cnn2t+1=it[1+f′t(^kt+1)]。对于风险中性的个人来说,(27)式和(28)式变为:1+f′t(^kt+1)+pβt+1=π(1+n)bt+1bt(29)当实质资本的收益率不确定时,与(14)式相比,股市泡沫的收益率增加还是减少,取决于(29)式中的实质资本的预期收益率比(14)式中的实质资本的收益率是高还是低。对于具有随机实质资本收益率的跨时迭代模型来说,均衡条件(20)式仍然成立。与(24)式类似,稳态随机泡沫存在的条件为:π(1+n)(1+μ)>1+f′(^kDt+1)+pβA-1t(30)

五、现实经济是动态无效的吗

跨时迭代模型表明:在动态有效的经济中,不可能存在泡沫;在动态无效的经济中,如果存在资产定价泡沫,则适当的资产定价泡沫对经济有利,会提高经济效率,使资源配置达到Pareto最优,消除经济中的动态无效。那么,实际经济确实会过度积累吗?发达国家和中国经济会是动态无效的吗?①在经验研究实际经济的动态效率时,由于所采用的检验方法和标准不同,因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方法之一是判断经济中的资本存量是否超过了黄金律水平,即是否超过了利率等于经济增长率所确定的资本存量水平。Ibbotson(1987)和Cohen等(Cohen,HassetandKennedy,1995)人采用该方法,分别利用1926—1986和1980—1994年的美国数据,针对不同的基准利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前者认为美国经济是动态无效的,而后者却得出美国经济是有效的结论。究其原因,在利用该方法时存在一个问题:应当选择什么样的利率?是企业利润率股票收益率,还是短期国债的无风险利率?在战后的美国,平均增长率一直高于平均无风险利率,但明显低于利润率(BlanchardandFish-er,1989)。方法之二是AMSZ准则。1989年,Abel等(Abel,Mankiw,SummersandZeckhauser,1989)人将不确定性引入了跨时迭代模型,提出了一种判断经济是否动态有效的标准,即动态有效的条件为资本净收益大于总投资。他们发现自1929年以来,美国和其他6个工业化国家②的资本净收益大于总投资,从而说明这些国家的经济是动态有效的。实际上,在确定性的均衡经济中,这两种检验方法是一致的,此时,资本净收益等于真实利率与资本存量和乘积,投资是经济增长率与资本存量的乘积。而在不确定性的均衡经济中,二者是不同的,AMSZ准则是前者的推广,在实际中更为适用。下面将该准则应用于我国经济,来判断我国转轨时期经济的动态效率。

1•AMSZ准则

设Vt是t时期除息后股票市场组合的总市值(或经济中有形资产的总市值),Dt是t时期股票组合的股息(或经济中资本的净收益,即总收益减去总投资)。如果对于所有的时期t和所有的状态,有Dt/Vt≥ε>0成立,则均衡经济是动态有效的;如果对于所有的时期t和所有的状态,有Dt/Vt≤ε<0成立,则均衡经济是动态无效的(Abel,Mankiw,SummersandZeckhauser,1989)。该准则表明:如果一个国家商品从公司到投资者是净流出,那么均衡经济是动态有效的;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商品从公司到投资者是净流入,那么均衡经济就是动态无效的。这个准则是1961年Phelps的黄金律的推广,将它应用于实际经济判断其动态效率也非常简单,由于每个时期的Vt通常都是正的,所以只需比较一个国家经济生产部门的现金流是净流入还是净流出即可。

2•我国经济动态效率的实证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