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思维论文篇（1）

教师需要在大学生改变旧的文学写作思维习惯模式遇到挫折、失败的时候，引导学生正视并承认改变写作思维习惯模式的艰难，支持学生通过强化新的应用文写作思维习惯模式产生的新能力带来的新形象的改变中不断自我推动，明确自我身份发展的方向，在新身份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中完成从旧的写作习惯模式向新的写作习惯模式的扩展。第二步、教师要用丰富多样的教学模式引导帮助大学生主动学习，养成应用文写作思维习惯模式。习惯就是一种在特定的时间、状态下，人们会做的选择，然后就会不加思索的去做，并且一再重复。它是大脑自动遵循的行为模式，也就是当人们看到暗示，就会做出惯常行为，目的是得到奖赏。在文学写作思维习惯模式控制下的大学生上课的习惯是：习惯暗示（应用文写作课晦涩难懂，很无聊）惯常行为（上课玩手机、发呆）奖赏（没有逃课，心理安慰）。

写作思维论文篇（2）

从本质上来讲，写作是作者针对话题进行思维的过程，思维活动在观察、思考、分析、理论等环节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写作又能够提升思维活动的能力。可以这样说，写作与思维活动互益共生，充分认识思维活动的特点有助于写作能力的培养。应用文写作是写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用性极强，具有特定的思维特征，因此，对于应用文写作思维特征的把握对提高应用文写作能力而言意义重大。

一、应用文的特定及思维过程

（一）应用文的特点

依据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应用文可以这样定义：应用文是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人民群众在日常工作、生产和生活中办理公务以及个人事务时，交流情况、沟通信息，具有直接实用价值和惯用格式的一种书面交际工具。根据应用文的本质特征，应用文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主题明确、结构条理性强、表达方式以概括叙述为主、语言平实。

（二）应用文的思维过程

应用文的思维过程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形象思维过程、逻辑思维过程、表现思维过程。

形象思维过程是写作主体确定写作对象、形成写作动机的思维过程，在进行应用文写作时，写作主体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受命行文，在接受写作任务后，写作主体要对相关问题具有一定程度的认识，进而明确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个过程是从表象深入到本质的过程，形象思维起着主导作用。

逻辑思维过程是写作主体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实现对写作对象认识上的质的飞跃过程。在这个思维过程中，写作主体常使用联想、抽象、推导等思维方式对写作对象进行深刻的认识。对应用文写作而言，写作主体应该本着真实、客观的原则对写作对象加以认识，探索其内在的逻辑联系，揭示本质规律、寻找应对措施，写出符合实际工作需求的文章。

表现思维过程进是将思维转译为物质形态的过程，鉴于应用文写作的特点，在这个思维过程中，写作主体根据写作对象的特点进行表现，具体的做法是明确应用文主题、建构文章结构、规范使用语言。

二、应用文写作的思维特征

与一般意义上的写作不同，应用文写作具有自身的思维特征，准确把握应用文写作的特征是写好应用文的必备条件。应用文写作的思维特征具体如下：

（一）对象化思维特征

对象化思维是指写作主体围绕写作对象所涉及的性质、状态、规律等进行写作，这是由应用文写作实用性、政策性强所决定的。在进行应用文写作时，写作主体要有意识地将自我转化到对写作对象的关注上。从政策高度层面来讲，写作主体应该密切关注时事，把握好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路线；从日常工作方面来看，写作主体应该对上级精神、本单位情况有所了解。只有这样，在进行应用文写作时，写作主体才能够做到紧密围绕写作对象进行思考，准确把握写作对象的实质。

对象化思维特征还体现在应用文的语言使用上，应用文的语言应该严谨规范，符合写作对象的特点。例如，在使用“澳门”一词时，进行文学写作时可以直接写作“澳门”，进行应用文写作时应该称其为“澳门特别行政区”。

（二）模式化思维特征

模式化思维特征是指写作主体遵循文体规范，按照文体的特定模式进行构思。与文学写作的虚拟化思维模式不同，应用文写作应该进行模式化思维。例如，写作主体要一则通知，虽然不同的写作主体有不同的行文习惯，但他们一般都会沿着这样的思维路线展开，先说明通知的原由，再提出具体的要求。

从内容层面来讲，写作主体在进行应用文写作时要在限定的范围内进行思维活动，要由工作或委托人的需要决定思维的内容，不能够进行个体思维内容的表达。每个应用领域的写作思维活动，都必须服从该领域的特殊规定。如公文写作应该符合行政机关的规定，科技文书的写作应该符合科技专业的规定，社交文体应该符合社交规定。

从写作程序、格式层面来讲，模式化思维就是指写作主体掌握各种文体的写作程序、格式和语言，并且把这些内化成一种思维模式，养成一种思维习惯。因为应用文是社会活动的产物，出于传播交流的目的，每个国家对应用文写作的程序、格式等有明确的规定，甚至是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以公文写作为例，按照程序规范的要求行文就要循着由表及里的思维过程，先请示，后汇报；公文的格式也有着严格的规范可遵循，如公文由眉首、主体、版记三部分组成，而每一部分又有着相应的格式。

需要注意的是，模式化思维不等同于思维定势。思维定势是指人们采用相同的思维方法去思考、解决问题，这样做容易导致思维僵化，在写作方面的表现就是总是使用相同的套路。而应用文写作的模式化思维特征是一种内在的尺度，它制约着写作主体的思维方向，进行应用文写作时，写作主体必须接受各种文体的规范制约。

（三）实用性思维特征

应用文是政府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处理日常事务、传递信息、交流情况、总结经验、记载活动的重要工具，可见，应用文的使用性极强，这个特点决定了应用文写作思维的一切过程都要体现实用性，整个思维过程要简洁，直接揭示内容，达到通俗明了的效果。

（四）换位思维特征

应用文写作的换位思维特征是指写作主体以被代言人的立场进行思考，这就要求应用文写作主体必须充分领会被代言人的意图，站在被代言人的立场思考。在进行换位思考时，要秉着客观、全面、准确的原则，不能用写作主体自己的想法去臆断被代言人的意图。

三、把握思维特征，提高应用文写作能力

（一）培养思维的深刻性

提高思维深刻性能够使写作主体充分认识到问题的本质，掌握写作对象的特征。进行理性思维是培养思维的深刻性的重要途径，因此，写作主体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时，都应该所占有的材料进行抽象加工，使认识由感性上升到理性。比如，在收看、阅读新闻时，不仅要关注具体的新闻事件，写作主体还应该透过表面把握问题的实质，将其与国家大政方针、社会生活热点联系起来，将形象思维转化成抽象思维，深刻认识事件的本质。

（二）增强思维的发散性

发散思维是对问题进行不同角度进行的探索、分析，从正反个方面进行比较，因而视野开阔，思维活跃，它是创造性思维活动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培养思维灵活性要使写作主体对问题作多角度、多方面的思考，获得多方面的认知，实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在写作应用文时，能够灵活地处理材料，全面、细致地思考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三）培养思维的批判性

思维的批判性是指思维主体对自己思维过程的一种自我反思、自我调节、自我修正的品质，它能够促使思维主体全面分析思维材，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要培养大学生应用写作思维的批判性，可以从自我意识的培养入手，引导学生全面地分析自己的思维过程，寻找问题，随时修正自己的错误。

（四）培养思维的独立性

思维独立性的培养可以从培养大学生的问题意识着手，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使他们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提出问题；同时，要注意激发学生的兴趣，避免出现思维定式。应用写作的思维模式是运用判断推理的逻辑思维和实用性较强的表现思维，因此，可以将文学写作与应用写作结合起来，对同一个问题，运用文学写作和应用写作两种方式进行描述，这样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他们的思维。

综上所述，了解应用文写作的思维特征对于培养大学生的应用写作能力而言意义重大，教师在进行应用文写作教学时，讲授各种应用文章的写作特点和写作方法的同时，还应该培养大学生应用文写作的思维能力，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应用写作思维习惯。

参考文献

[1] 孟建伟.应用文写作教学中例文解读的技术视角[J].写作，2004（11）.

[2] 倪文锦.关于写作教学有效性的思考[J].课程・教材・教法，2009（03）.

写作思维论文篇（3）

小学数学思维论文参考文献：

[1]吴球.小学数学教学中对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探究[J].学周刊，2012，(23).

[2]盛保和.浅议初中数学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J].教育教学论坛，2013，(6).

[3]谭劲.小学特色科技教育体系探索与创新[J].创新人才教育，2015，(4).

[4]李满仓.浅论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小学数学教学生活化[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0，(2).

[5]赖文学.浅谈小学生数学自学能力的培养[J].现代阅读(教育版)，2013，(03).

[6]苏会生.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数据分析意识的策略[J].现代阅读(教育版)，2013，(03).

小学数学思维论文参考文献：

[1]杨波.浅析小学数学思维能力的培养［J］.新课程，2011（8）.

[2]王廷奏.小学生数学创新思维能力培养研究［J］.校长阅刊，2015（2）.

[3]聂霞.浅议小学数学教学中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J］.读写算（教育教学研究），2014（51）.

[4]娄秋丽.浅议小学数学教学中学生思维能力培养的问题与对策［J］.关爱明天，2014（10）.

[5]冯凤兰.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学生思维能力培养的问题与对策［J］.新课程（小学），2014（8）.

小学数学思维论文参考文献：

[1]王锋；；关于构建小学数学活动化教学体系研究方案[A]；探索创新发展[C]；2000年

[2]李江利；；人教版二年级小学数学上册100页《猜一猜》(简单推理)[A]；河北省教师教育学会第一届教学设计创新论坛论文集[C]；2011年

[3]李鹏；；浅谈小学数学教学中如何开发学生的智力[A]；全国第二届智慧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C]；2004年

[4]张义萍；；小学数学直观教学浅谈[A]；教研撷华——青海师大附中建校45周年论文集[C]；1999年

[5]钱元香；；如何创造小学数学的开放性课堂教学模式[A]；中国当代教育理论文献——第四届中国教育家大会成果汇编（上）[C]；2007年

[6]陈瑞丹；；谈珠心算与小学数学的联系[A]；珠心算教学与训练[C]；2010年

[7]窦全莲；；谈小学数学的复习教学[A]；萃英集——青海省教育委员会、青海省教育学会优秀教育论文集[C]；2000年

写作思维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I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关于文学“史”的观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之时在对西方知识体系的认知基础上形成的。从那之后,一种理性的科学认知思维方式在文学的知识传播过程中占据着支配性作用。而在此之前,文学是作为一种情感或是经验被审美地把握。当情感或是经验转化为理性的概念时,对文学的把握就成为一门学问进入科学研究的视野。于是,“从文学观念的转变,文类位置的偏倚,到教育体制的改革,课程设置的更新,‘文学史’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兼及教育与研究的着述形式,‘文学史’在20世纪的中国,产量之高,传播之广,蔚为奇观。”[1]

    在20世纪初,文学史是作为传播文学知识的辅助课程出现的。到了50年代,出于国家、民族叙事的需要,中国现代文学不仅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其地位明显地高于其他文学科目,而当代文学更因其与当下语境的紧密关联而在现代文学之上。然而到了80年代,一切都颠倒过来,现当代文学失去了曾经的辉煌。当文学疏离了借以展开叙事的政治之后,文学史的自救行为就是多元文学史观的出现:启蒙的、文化的、思想的、现代性的、人道主义的等等,丰富了人们对文学“史”的认识。当然,伴随着文学束缚解除的欣喜,是对文学史写作的争论。最近几年,这种争论逐渐转化为一种焦虑意识,那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历史性与合法性问题。重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合法性,文本研究的缺失,20世纪文学的命名,文学的边缘化,解构思潮的冲击,文化研究的越界,甚至还有学科课时的压缩等等,都成了,20世纪文学研究危机的表征。一个具有元历史叙事性质的命题就这样处于一种“历史的合谋”的场域。那么,在这种状况下,20世纪文学史——尤其是距离我们时间更近的当代文学史该如何应对呢?

    一、本质主义、科学主义与文学史写作

    不断被重写的当代文学史除少数能取得人们的认可之外,大多是千人一面——所运用的史料基本相同,结构基本相同,甚至思维方式也基本相同。并且,那少数写得较为成功的当代文学史也仅是被认可,而非认同。看来文学史的写作确实是吃力不讨好。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还是文学史写作中的本质主义思维所致。本质主义不是一件坏事,但对于文学来说,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文学史是历史,但它又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特殊之处就在于,作为言说对象的文学是作家心灵的产物。勃兰兑斯曾将文学史作为人的灵魂史来描绘:“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2]勃兰兑斯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就是他个人品性与理论品性相结合的产物,其中有些观点也许不为人所赞同,但却是着者与历史上的文学心灵契合的结果。而按照本质主义的方式对文学“史”加以处理,就会和历史上各种精神主体心灵里流出的精神之河相抵触。正因如此,海德格尔认为:“向历史要求精确,就会与精神科学的特殊严格性观念相抵触。”[3],所以,“纵观我国解放后出版的一系列文学史着作,很难说有几部是生机灵动、构思独特的”[4],这是对研究对象缺乏心灵感悟所造成的冷漠所致。一部精神的历史,如果没有着者心灵的投入,很难说它是成功的。当前,本质主义正在成为文学史书写的障碍,即以影响比较大的洪子诚的文学史而言,“也许更令洪子诚们感到难以适应的是,宏大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因追求文学研究所谓的‘科学性’,再次更改了先前重审美、重情愫、重人文的研究理路,而表现出一种把文学的同质性、整一性看作是内在的本质景观的本质主义倾向。”[5]

    当有限的文学史资料在文学史写作中越来越硬化的时候,“回到历史场景”作为一种方法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尊重和尝试。所以近几年来的期刊研究、文学体制研究、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大有方兴未艾之势,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研究领域,并在某些方面取得进展。但是,由于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仍受到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牵引,试图在研究对象的背后去挖掘出那种制衡文学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所以近几年来较少有有价值的文学史着作出现。近来不断有学者发文对“当代文学”概念进行讨论,表明了“当代文学”作为整体概念的内在逻辑断裂。伴随着“当代文学”概念的破裂,“当代文学史”的整体性、本质性叙事也应该受到质疑。

    与本质主义相随的,是科学主义。当一切学问冠以科学的名义,似乎就获得了通向真理的坦途。科学之光带给人们的不仅是知识和真理,更是一种信心和信念。在文学史的写作中,如果不按照体系、逻辑来结构篇章,就会失去科学根据,充其量只能是稗史、野史而非信史,难入大雅之堂。但是,疑问也随之而来:“历史是否必然会产生某种‘规律’?历史的不同阶段之间是否必须具有某种连续性?”[6]尤其是相对于精神现象的文学史来说,科学——哪怕前面冠以“人文”的字样——是否将文学史乃至文学批评引入一种作茧自缚的状态呢?

    科学按照“必然”展开自己的逻辑论述,这样,它就势必将“偶然”因素剔除出去或者压抑下去,以保证科学话语的自足和完备。但是,文学的发展毕竟不像科学论述的那样链条清晰、层次分明,它充满了断裂、偶然和悖论。恩格斯说过,“偶然性如果不在历史中起作用的话,历史就会变得很奇怪了。”可是,我们的文学史偏偏将这些偶然遗忘了,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对丰富的文学现象分门别类,然后为我所用,而不管文学的真实存在状态。比如,当代好多作家对评论家将自己划为某个流派并不满意,可又有哪个评论家尊重过作家的这种说法呢?文学史依旧是在“寻根文学”下划一批、“先锋文学”下划一批、“新写实主义”下划一批。这样一来,批评家完成了对文学史的跑马圈地、“殖民”划分,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显得秩序井然、有条不紊。而那些无法归类的作家作品就被人为地谋杀,从此在文学史中沉寂下来。比如路遥,除了陈思和的“教程”给以一节的内容,其他的文学史要么一笔带过,要么连提都不提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要文学“史”呢,还是要作家作品呢?

    退一步来讲,即使文学史有着某种“科学”的东西在里面,可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这种科学意识能否始终贯穿下去呢?现在有论者认为,“文革”期间“地下写作”发出的是一种真实的声音,由此,“地下文学”进入文学史视野。可问题在于,那些公开发表的声音就是虚假的吗?曹禺说:“我走到哪里都带着一本《毛主席语录》”,这句话是真实还是虚假呢?可以说这是曹禺急于向主流意识形态表态,可谁又能证明这方面的真实呢?就凭曹禺不断改写自己的作品吗?这种做法是具有普遍性还是迫于形势?如果具有普遍性,为什么孙犁就没有转变呢?如果是迫于形势,何其芳、冯至的转变又该怎样解释呢?变与不变的背后有没有必然规律呢?个人的性格、气质是不是在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呢?那些从理论上看来具有必然性的东西其实在当时看来是不是具有偶然性呢?比如周扬、胡风等人的个人恩怨对文学的发展是否也起到一种潜在的影响呢?还有,“文革”之后就没有“地下文学”了吗?为何它们就进入不了文学史呢?是因为话语的不真实吗?如果真实,那就应该得到和“文革地下文学”一样的待遇。如果不真实,那么,判断这种不真实的主体是哪些人呢?他们怎样保证他们的标准是客观的呢?再有,科学主义培养了一种贵族意识、精英意识。比如,当代通俗小说尽管拥有大量的接受群体,但却进不了文学史范畴。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文学史到底是谁的文学史?在这里,科学只是注意到了“净化”,而忽视了“愉悦”也是人的情感之一。其实,“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小说和词曲(包括戏曲)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就因为是消遣的,不严肃。不严肃也就是不正经;小说通常称作‘闲书’,不是正经书……鸳鸯蝴蝶派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的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中国小说一向以‘志怪’、‘传奇’为主……这个‘奇’正是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的。”[7]今天的批评者将文学的地位抬得很高,从某个方面来说,这是对话语霸权掌控的一种策略和实践方式。如果从宽泛意义上说,文学是带给人精神愉悦的东西,那么,通俗文学做得更好。即使退一步来说,文学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或精神层次的东西,那么,这样的文学只能属于少数人独有。在此意义上,文学史面对的就不再是人们的共同的精神现象,而成为少数人的专有。

    因此,科学主义能否成为以心灵、精神展开的文学史写作的标准尺度大可怀疑。[8]就好像李昌集先生批评的:“我们不断地在提倡培养自己的‘问题意识’,可当‘问题意识’被强行由规范组合成了一个必然性脉络的标识,并被严格组合进了学科类别时,历史的动态感就会不断地被这架可怕的机器所绞碎、粘贴,再按照深层结构或必然规律的内在要求排列、归类,最后抽缩成一串串干瘪的历史教条。”[9]

写作思维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I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关于文学“史”的观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之时在对西方知识体系的认知基础上形成的。从那之后，一种理性的科学认知思维方式在文学的知识传播过程中占据着支配性作用。而在此之前，文学是作为一种情感或是经验被审美地把握。当情感或是经验转化为理性的概念时，对文学的把握就成为一门学问进入科学研究的视野。于是，“从文学观念的转变，文类位置的偏倚，到教育体制的改革，课程设置的更新，‘文学史’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兼及教育与研究的著述形式，‘文学史’在20世纪的中国，产量之高，传播之广，蔚为奇观。”[1]

在20世纪初，文学史是作为传播文学知识的辅助课程出现的。到了50年代，出于国家、民族叙事的需要，中国现代文学不仅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其地位明显地高于其他文学科目，而当代文学更因其与当下语境的紧密关联而在现代文学之上。然而到了80年代，一切都颠倒过来，现当代文学失去了曾经的辉煌。当文学疏离了借以展开叙事的政治之后，文学史的自救行为就是多元文学史观的出现：启蒙的、文化的、思想的、现代性的、人道主义的等等，丰富了人们对文学“史”的认识。当然，伴随着文学束缚解除的欣喜，是对文学史写作的争论。最近几年，这种争论逐渐转化为一种焦虑意识，那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历史性与合法性问题。重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合法性，文本研究的缺失，20世纪文学的命名，文学的边缘化，解构思潮的冲击，文化研究的越界，甚至还有学科课时的压缩等等，都成了，20世纪文学研究危机的表征。一个具有元历史叙事性质的命题就这样处于一种“历史的合谋”的场域。那么，在这种状况下，20世纪文学史——尤其是距离我们时间更近的当代文学史该如何应对呢？

一、本质主义、科学主义与文学史写作

不断被重写的当代文学史除少数能取得人们的认可之外，大多是千人一面——所运用的史料基本相同，结构基本相同，甚至思维方式也基本相同。并且，那少数写得较为成功的当代文学史也仅是被认可，而非认同。看来文学史的写作确实是吃力不讨好。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还是文学史写作中的本质主义思维所致。本质主义不是一件坏事，但对于文学来说，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文学史是历史，但它又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特殊之处就在于，作为言说对象的文学是作家心灵的产物。勃兰兑斯曾将文学史作为人的灵魂史来描绘：“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2]勃兰兑斯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就是他个人品性与理论品性相结合的产物，其中有些观点也许不为人所赞同，但却是著者与历史上的文学心灵契合的结果。而按照本质主义的方式对文学“史”加以处理，就会和历史上各种精神主体心灵里流出的精神之河相抵触。正因如此，海德格尔认为：“向历史要求精确，就会与精神科学的特殊严格性观念相抵触。”[3]，所以，“纵观我国解放后出版的一系列文学史著作，很难说有几部是生机灵动、构思独特的”[4]，这是对研究对象缺乏心灵感悟所造成的冷漠所致。一部精神的历史，如果没有著者心灵的投入，很难说它是成功的。当前，本质主义正在成为文学史书写的障碍，即以影响比较大的洪子诚的文学史而言，“也许更令洪子诚们感到难以适应的是，宏大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因追求文学研究所谓的‘科学性’，再次更改了先前重审美、重情愫、重人文的研究理路，而表现出一种把文学的同质性、整一性看作是内在的本质景观的本质主义倾向。”[5]

当有限的文学史资料在文学史写作中越来越硬化的时候，“回到历史场景”作为一种方法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尊重和尝试。所以近几年来的期刊研究、文学体制研究、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大有方兴未艾之势，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研究领域，并在某些方面取得进展。但是，由于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仍受到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牵引，试图在研究对象的背后去挖掘出那种制衡文学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所以近几年来较少有有价值的文学史著作出现。近来不断有学者发文对“当代文学”概念进行讨论，表明了“当代文学”作为整体概念的内在逻辑断裂。伴随着“当代文学”概念的破裂，“当代文学史”的整体性、本质性叙事也应该受到质疑。

与本质主义相随的，是科学主义。当一切学问冠以科学的名义，似乎就获得了通向真理的坦途。科学之光带给人们的不仅是知识和真理，更是一种信心和信念。在文学史的写作中，如果不按照体系、逻辑来结构篇章，就会失去科学根据，充其量只能是稗史、野史而非信史，难入大雅之堂。但是，疑问也随之而来：“历史是否必然会产生某种‘规律’？历史的不同阶段之间是否必须具有某种连续性？”[6]尤其是相对于精神现象的文学史来说，科学——哪怕前面冠以“人文”的字样——是否将文学史乃至文学批评引入一种作茧自缚的状态呢？

科学按照“必然”展开自己的逻辑论述，这样，它就势必将“偶然”因素剔除出去或者压抑下去，以保证科学话语的自足和完备。但是，文学的发展毕竟不像科学论述的那样链条清晰、层次分明，它充满了断裂、偶然和悖论。恩格斯说过，“偶然性如果不在历史中起作用的话，历史就会变得很奇怪了。”可是，我们的文学史偏偏将这些偶然遗忘了，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对丰富的文学现象分门别类，然后为我所用，而不管文学的真实存在状态。比如，当代好多作家对评论家将自己划为某个流派并不满意，可又有哪个评论家尊重过作家的这种说法呢？文学史依旧是在“寻根文学”下划一批、“先锋文学”下划一批、“新写实主义”下划一批。这样一来，批评家完成了对文学史的跑马圈地、“殖民”划分，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显得秩序井然、有条不紊。而那些无法归类的作家作品就被人为地谋杀，从此在文学史中沉寂下来。比如路遥，除了陈思和的“教程”给以一节的内容，其他的文学史要么一笔带过，要么连提都不提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要文学“史”呢，还是要作家作品呢？

退一步来讲，即使文学史有着某种“科学”的东西在里面，可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这种科学意识能否始终贯穿下去呢？现在有论者认为，“”期间“地下写作”发出的是一种真实的声音，由此，“地下文学”进入文学史视野。可问题在于，那些公开发表的声音就是虚假的吗？曹禺说：“我走到哪里都带着一本《语录》”，这句话是真实还是虚假呢？可以说这是曹禺急于向主流意识形态表态，可谁又能证明这方面的真实呢？就凭曹禺不断改写自己的作品吗？这种做法是具有普遍性还是迫于形势？如果具有普遍性，为什么孙犁就没有转变呢？如果是迫于形势，何其芳、冯至的转变又该怎样解释呢？变与不变的背后有没有必然规律呢？个人的性格、气质是不是在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呢？那些从理论上看来具有必然性的东西其实在当时看来是不是具有偶然性呢？比如周扬、胡风等人的个人恩怨对文学的发展是否也起到一种潜在的影响呢？还有，“”之后就没有“地下文学”了吗？为何它们就进入不了文学史呢？是因为话语的不真实吗？如果真实，那就应该得到和“地下文学”一样的待遇。如果不真实，那么，判断这种不真实的主体是哪些人呢？他们怎样保证他们的标准是客观的呢？再有，科学主义培养了一种贵族意识、精英意识。比如，当代通俗小说尽管拥有大量的接受群体，但却进不了文学史范畴。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文学史到底是谁的文学史？在这里，科学只是注意到了“净化”，而忽视了“愉悦”也是人的情感之一。其实，“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小说和词曲（包括戏曲）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就因为是消遣的，不严肃。不严肃也就是不正经；小说通常称作‘闲书’，不是正经书……鸳鸯蝴蝶派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的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中国小说一向以‘志怪’、‘传奇’为主……这个‘奇’正是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的。”[7]今天的批评者将文学的地位抬得很高，从某个方面来说，这是对话语霸权掌控的一种策略和实践方式。如果从宽泛意义上说，文学是带给人精神愉悦的东西，那么，通俗文学做得更好。即使退一步来说，文学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或精神层次的东西，那么，这样的文学只能属于少数人独有。在此意义上，文学史面对的就不再是人们的共同的精神现象，而成为少数人的专有。

因此，科学主义能否成为以心灵、精神展开的文学史写作的标准尺度大可怀疑。[8]就好像李昌集先生批评的：“我们不断地在提倡培养自己的‘问题意识’，可当‘问题意识’被强行由规范组合成了一个必然性脉络的标识，并被严格组合进了学科类别时，历史的动态感就会不断地被这架可怕的机器所绞碎、粘贴，再按照深层结构或必然规律的内在要求排列、归类，最后抽缩成一串串干瘪的历史教条。”[9]

二、“历史中间物”与“回到历史场景”

按照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历史都是话语建构，具有极大的阐释性。同时，它也承认事实历史的存在。所以，历史就是文本历史与事实历史尽可能地视域重合。在这种前提下，适当的错位在所难免，并且也是应该允许的。毕竟我们面对的并不是单纯的历史材料，这些材料因携带着历史文化的因素，其自身就在进行一种朝向史家的言说，具有很复杂的广阔的阐释空间。

理论是对经验、事实的提纯。当以某种理论去规范实际时，就是对那些各不相同的事物进行规约，这种做法就会必然地舍弃不符合该理论的其他方面的意义，难免会挂一漏万、顾此失彼。这却几乎是史家的宿命，费尽心血建构的历史殿堂其实是坐落在松散的基石上。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为文学史的不断解构与建构提供了依据。文学史的不断写作就是不停地对历史本身的追问和反思，以当下的状况对历史重构。作为文学历史活动的一个环节，文学史书写都是“历史中间物”。面对过去的历史和将来的历史，不可能取得一劳永逸的结果，所得出的结论都只是暂时性的，也将为后来的文学史改写——也许不可越过，但可能超过。今天的我们发现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文学史写作存在着不足，后来者也会在我们今天的文学史写作中发现许多问题。我们今天对文学史的写作是真诚的、严肃的，可谁又能说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文学史作者态度就是虚假的、轻浮的？他们也和今天的人们一样，有一种真理在握的感觉，可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所谓的真理只是文学史在意识形态重压之下的变形。

当然，这并不是放弃文学史的写作。我们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处于今天的环境中，对历史做出符合当下需求的描述，写出我们心目中的文学史。有成就也是今天的成就，局限也是今天的局限。后来者会在前人的基础上建构他们的文学史，对历史展开他们的理论描述。这就牵涉到从哪些角度进入历史的问题。

从操作层面及表现形态上来看，当代文学史可以从不同角度展开，可以是文学创作史、文学接受史、文学发展史、文学文化史、文学艺术史、文学生态史、文学思想史、文学精神史等等。并且，当代文学史也是“大历史”和“小历史”的综合。所谓的大历史，指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视野中的当代文学史。小历史指单个作家的创作史，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的发展史。这样看来，想以某一种文学史而希图取得共识的做法并不能尽如人意，也不太可能。并且，当代文学中有些问题是当前不能解决或无法解决的，只有靠时间去裁决。但当代文学批评者充满了一种使命感、责任感，在一种神圣、严肃的心态下去践行自己对于时代的承诺。在一个与批评对象尚不能拉开一定距离的时代，有时候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徒劳的冒险。像“重返八十年代”、“新世纪文学”、“底层文学”等对问题或现象的提法反映的只是命名的焦虑而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性所在，但这丝毫影响不了研究者的热情和热度。文学史向来都是一种后设叙事，是在理性的照观下对文学现象的概括和提炼。如此一来，文学史在时间中的延宕是有必要的。正因此，王晓明先生提出，可以写“一部没有结论的文学史，一部以问号贯穿始终，甚至以矛盾贯穿始终的文学史。”[10]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轻视理论的作用，只是反对理论的一切适用性。只能说，理论是必要的，但理论不能越界。一旦越界，便会指导人们得出错误的结论。[11]因此，有学者指出：“受西方主流史学影响的历史研究者对‘深层结构’的长时段观察和对必然性的强调，其基点仍是建立在对‘驯服偶然’的现代逻辑的绝对服从上的，代价是‘偶然’的丰富性被‘必然’的暴力逻辑所取代，目的是让‘必然’戴上炫目的光环，并且具有更多的规划预测未来的霸权能力。其危险是历史被裁减成了十分单一乏味的某种既定逻辑的重复表演。更加危险的是，当我们日益习惯运用现代社会理论构筑的‘规范’去培育出我们的‘问题意识’时，对历史丰富性的呈现能力却在同时高速度地消褪。”[12]

历史是丰富多彩的，在历史的细节中隐藏着历史、社会、人类的密码。对历史中曾经存在的具体、微小事件的探究和散落事件的钩沉、打磨，也许会呈现出另外一种当代文学的面貌。也许，那些被抛弃或忽略的历史细节如果能够再在历史序列中找到位置和意义的话，可能会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而这些细节性的东西在本质主义看来，似乎可忽略不计，它们并不具有决定、改变历史命运的力量。应该说，这不是全面的文学史研究，因为真正的文学史研究，“首先考察的是历史的文学运动，应当努力追求展示文学历史运动的全社会图景，而不能将平面的、单线条的历史局部替代立体的、多元化的丰富历史。”[9]“相对于公开发表的言论、主张，生活交往的日常状态对历史人物而言可能具有更大的真实性。”[9]

“回到历史场景”是当前研究界努力的方向，也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优势，因为我们就处在这个场景之中。但这种优势并未彰显。研究者被一种宏大叙事所蛊惑，换来的却是文学史的干枯和僵化。当代文学史是一种取消了文学主体性的文学史。理论话语自说自道，而与作家作品失去了沟通的可能，甚至是，拒绝了文学或将文学作为一种理论的证明。文学批评更多的具有了一种解释学的意味，文学成为文学批评变现自己理念的“象征物”。有人批评文学研究是只有研究而没有文学，那么文学史写作也是只有“史”而无文学。这一命运似乎在大学教育中就已经注定了的。在当前的大学课程制定中，汉语言文学系或是中国语言文学系基本上变成了文学研究系，文学成为研究的附庸，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只是训练了学生的理性分析能力，而文学感悟力始终处于一种引而未发的状态。“文学史是大学中文系的基础课，其功能除了培养‘思想’，还应当有‘审美’，有文学的感觉与眼光。”[13]当然，文学史的写作并非是对文学作品进行“新批评”式的字斟句酌的解读，但也并非逸出文学的边界而自成一体。

“回到历史场景”有三方面的倾向需要警惕，一是理论过剩问题，这会遮蔽某些文学现象，或仅仅是简单化的提纲挈领。比如，即使是文艺论争，除了理论的互相驳难之外，还有着理论之外的因素在制约着论争的趋向，而这些地方是更应该加以注意的。二是文学研究与文学史写作的脱节。后者容易导致文学史的“错位”及“滞后”。[5]第三个就是过度倾向于文学的外部因素，比如，文学体制、社会环境、时代精神等对文学转型、文学走向、文学选择的制约，而忽略了文学本身的特质，也就是文学性的失落，比如，审美方式、语言嬗变、结构等因素不应该仅仅是文学史的修辞或点缀。

三、个性化写作、相对主义与多元文学史

当代文学史的集体写作模式在其开始出现时还情有可原，毕竟在一个匆促的时代需要这样的东西。但当文学史已经解决或者说是满足了教学需要之后，集体写作模式就显出了它的局促：粗糙、滞后、说教意味浓厚。事实上，今天的文学史大多都是作为教科书的形式出现的，这样合作出来的文学史总是以客观、公允的面目出现，沿袭至今，那些曾经存活在历史中的鲜活生命和精神气质被过滤得一干二净，只是剩下几条干枯的定理供学生考试时用。这样的文学史的后果是不仅遮蔽或放大了局部历史，更影响了当代文学学科建设，限制了文学史写作的视野，无法在学科体制之外对文学史进行整合。因此，吴秀明等对集体写作模式提出了批评：“从根本上说，它是与个性化的文学史相抵牾的，使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很难作为个人的研究成果来表达。”[5]

“个人的研究成果”必然是一种个性化的表达方式。个性化不同于个人化。个人化也有可能写出那种四平八稳的论调，而个性化写作发出的却是独特声音。它可以随俗，但不流俗。用昌切先生的话来说，“当代文学是我理解的当代文学。我就是我，不与他人完全重合，我讲的当代文学自然就不应是他人的当代文学。”[14]个人化的文学史写作就是要写出“我”心目中的文学史。一味地纠缠于概念，就会省略掉文学中大量丰富的细节。文学史是由大量的细节构成的，而对这些细节的取舍则反映了写作者对文学的个人化理解。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对历史丰富性的还原。以前我们过于重视宏观建构，结果历史在我们的手中因架空而变得苍白。近几年对当代文学史料的重视也反映了对这一趋向的反思。李陀先生说：“这两年，我曾经和好几位文学刊物的老编辑建议，他们应该多说话，对80年代的往事发表意见，甚至专门编写《八十年代文学编辑史》（我觉得这就是文学史写作，写出来，一定比现在那些干巴巴的高校教材好看多了，也实在得多了），可惜至今还没有人动手。”[15]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书籍出版，比如，刘锡诚的《在文坛的边缘上》、汤伏祥的《恩怨沧桑——现代文坛恩怨一瞥》等书。看了这样的资料，我们会感到文学史的发展既有自身的构建力量，也受到某些文学之外的、偶然性的力量的牵引。这样的资料除了亲历者，是难以为人知晓的。如果不知道这些“内幕”，还情有可原，但知道之后仍然就文学自身寻求规律，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当然，个性化并非随意化、简单化。而是要尽可能地回到历史现场，在历史与现实的对照中去阐发感悟。在这里，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给人以很大的启迪。在这本书中，作者采取的是描述与阐释相结合的方式，不轻易下结论、找规律，由此可见作者的态度谨慎。他在描述文学史的发展时，不是去寻找单一的历史动力——这是治史者常用的方法，似乎这样以来就揭示了历史的奥秘，其实，这是一种偷懒的做法——而是从文学内外去描述一种“历史的合力”。正是这种“历史的合力”构成了文学发展、演化的动力。这是洪子诚先生在方法论上的策略和带给我们的启示。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本是破除规范的，结果成了另一种规范。

个性化写作可能有违正统、规范、体系，可能会被认为对历史不负责任。但不可否认，以相对主义作为哲学基础的个性化写作应该成为贴近历史的方式之一，甚至对于文学来说，成为一种主要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相对主义是一个带有贬义色彩的词，含有妥协、中庸的味道。但在“我们的时代常被称为相对主义的时代”[16]，与追求本质性存在的绝对主义相比，相对主义就显出了它的宽容性、开放性和真实性，“如果说有什么客观真理的话，那就是相对主义较之绝对主义更为真实。”[17]如果说绝对主义暗含有某种理想气质的话，相对主义也不会走向消沉颓废。相对主义不会轻易下结论，不会盛气凌人、唯我独尊。它从来不会以公正的面目出现去做历史的裁决者，这体现了它对历史的尊重和评说时的严肃。也许相对主义和辩证法本就是一对连体兄弟，只不过一个高尚，一个低俗，名声不同而已。

如果说绝对主义抽取的是历史的骨髓，那么相对主义则保留了历史的面貌和躯干，这就是多元化历史的存在。多元化的视角让我们看历史时有一种“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感觉，从而避免了对历史的单面化、绝对化认识。相对主义是多元化存在的前提，而“多元化实际就蕴含着相对主义。多元化意味着权威话语的消失，不再存有什么绝对的本质和至高无上的绝对真理，一切都处于过程中，一切都随时间而改变，因个体而不同。相对主义本质是个体主义、流变主义。”[18]因此，面对由个体的、情感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思想的、制度的等诸多合力形成的文学历史，相对主义提供了一个多元化文学史的展示平台。它既可以体现在不同文本之间，也可以体现在某个文本内部。它以宽容的态度将文学的碎片联缀起来，这可能会造成文学史叙事的矛盾、抵触、断裂，但这不是相对主义的错，而是因为文学史本身就处于一种浑沌状态。规律的产生是人类把握时间、空间、社会的方式和工具。历史只会提供一堆杂乱无章的现象，不会产生规律。当我们建构文学史时，也是重构自我的心灵史，是对浑沌历史的一次心灵感悟。对此，王晓明甚至直言：“我们没有必要把自己的生命价值全拴在那所谓学术的木桩上……既然历史已经铸就了你那种抒情的批评个性，为什么还要硬给它套一件思辨的外衣？”[19]

个性化写作的目的是要建构一种福柯称之为“总体历史”的历史。相对于传统的“全面历史”，“总体历史展开的却是某一扩散的空间。”[20]这个空间里没有可供阐释或起到凝聚作用的内核，也不会提供起源的本质和意义。那些历史事件悬浮于空间而不是排列在同一个意义平面上，并没有关联绝对性。这似乎有悖于惯常的历史方法，因为“好像在人们对溯本求源，无限追寻先源线，恢复传统，追踪发展曲线，设想各种目的论和不断借用生命的隐喻等做法习以为常之外，对于思考差异，描写偏差和扩散，分解令人满意的同一性的形式深恶痛绝。”[20]但情感上的喜好和理性主义的先天优越性，并不能取消这样一种断裂和差异的历史的存在。“一切事务背后都有着‘完全不同的东西’：不是什么无日期的、本质性的秘密，而是事物没有本质，或其本质是用完全不同的形象一点点制造出来的这一秘密。”[21]多元化的历史就是给历史以多维度而不是本质性的描述和解释。

也许，当我们放下对待文学的神圣感和焦虑感，以一种“余裕”的心态去面对，可能会更好地处理文学的历史问题。文学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产生于日常生活，又回到日常生活。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文学的价值才会真正产生出来。也许，程光炜先生的一句话会让我们对文学乃至文学史有一种重新的认识：“小说的真正的历史位置其实就是‘末技’，以平实的笔调叙说人生之变化多端，以玩赏的心态注目大千世界的光怪陆离，小说不过是放在枕边供人消遣的一件艺术品而已，而这种见解不过是小说在中国自出现一千多年来的一个普通道理。”[22]

参考文献：

[1]陈平原.“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M]//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

[2]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M].张道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2.

[3]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存在哲学[M].孙周兴等，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61.

[4]温潘亚.寻找大树生长的年轮——文学史观论[J].学术交流，2001，（6）.

[5]吴秀明，陈林侠.文学史体制的现代生成[J].学术研究，2004，（2）.

[6]张桃洲.当代诗歌的微观历史[J].读书，2007，（6）.

[7]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3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139.

[8]2004年11月27日至11月30日，“科学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研讨会在历史文化名城开封举行，会议由河南省普通高校人文重点学科开放研究中心、河南大学文学院、《文学评论》杂志社和《外国文学》编辑部共同主办，来自美国、法国、新西兰和国内各地的数十名学者参加了会议，就科学主义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的介入、文学史写作的经验教训以及当前文学史写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等进行了热烈而富有成果的讨论。

[9]李昌集.文学史中的主流、非主流与“文学史”建构——兼论“书写文学史”与“事实文学史”的对应[J].文学遗产，2005，（2）.

[10]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255.

[11]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理论的自我演绎造成的后果是“文学终结论”。 其实，当文学研究界在制造出文学终结论这种话语的同时，又成为拯救这种话语的中坚力量。但这种论调并没有在文学作者中产生焦虑，倒是在文学研究界——尤其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引起恐慌，这倒又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12]杨念群.中国史学需要一种“感觉主义”[J].读书，2007，（4）.

[13]温儒敏.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空洞化”现象[J].文艺研究，2004，（3）.

[14]昌切.授体 当代文学 受体[J].武汉大学学报，1997，（6）

[15]李陀.另一个八十年代[J].读书，2006，（10）.

[16]L·J·宾克莱.理想的冲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6.

[17]汪民安.福柯的界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67.

[18]李文阁，王金宝.生命冲动——重读伯格森[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40.

[19]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107.

写作思维论文篇（6）

一、本质主义、科学主义与文学史写作

不断被重写的当代文学史除少数能取得人们的认可之外,大多是千人一面——所运用的史料基本相同,结构基本相同,甚至思维方式也基本相同。并且,那少数写得较为成功的当代文学史也仅是被认可,而非认同。看来文学史的写作确实是吃力不讨好。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还是文学史写作中的本质主义思维所致。本质主义不是一件坏事,但对于文学来说,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文学史是历史,但它又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特殊之处就在于,作为言说对象的文学是作家心灵的产物。勃兰兑斯曾将文学史作为人的灵魂史来描绘:“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2]勃兰兑斯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就是他个人品性与理论品性相结合的产物,其中有些观点也许不为人所赞同,但却是着者与历史上的文学心灵契合的结果。而按照本质主义的方式对文学“史”加以处理,就会和历史上各种精神主体心灵里流出的精神之河相抵触。正因如此,海德格尔认为:“向历史要求精确,就会与精神科学的特殊严格性观念相抵触。”[3],所以,“纵观我国解放后出版的一系列文学史着作,很难说有几部是生机灵动、构思独特的”[4],这是对研究对象缺乏心灵感悟所造成的冷漠所致。一部精神的历史,如果没有着者心灵的投入,很难说它是成功的。当前,本质主义正在成为文学史书写的障碍,即以影响比较大的洪子诚的文学史而言,“也许更令洪子诚们感到难以适应的是,宏大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因追求文学研究所谓的‘科学性’,再次更改了先前重审美、重情愫、重人文的研究理路,而表现出一种把文学的同质性、整一性看作是内在的本质景观的本质主义倾向。”[5]

当有限的文学史资料在文学史写作中越来越硬化的时候,“回到历史场景”作为一种方法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尊重和尝试。所以近几年来的期刊研究、文学体制研究、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大有方兴未艾之势,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研究领域,并在某些方面取得进展。但是,由于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仍受到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牵引,试图在研究对象的背后去挖掘出那种制衡文学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所以近几年来较少有有价值的文学史着作出现。近来不断有学者发文对“当代文学”概念进行讨论,表明了“当代文学”作为整体概念的内在逻辑断裂。伴随着“当代文学”概念的破裂,“当代文学史”的整体性、本质性叙事也应该受到质疑。

与本质主义相随的,是科学主义。当一切学问冠以科学的名义,似乎就获得了通向真理的坦途。科学之光带给人们的不仅是知识和真理,更是一种信心和信念。在文学史的写作中,如果不按照体系、逻辑来结构篇章,就会失去科学根据,充其量只能是稗史、野史而非信史,难入大雅之堂。但是,疑问也随之而来:“历史是否必然会产生某种‘规律’?历史的不同阶段之间是否必须具有某/！/种连续性?”[6]尤其是相对于精神现象的文学史来说,科学——哪怕前面冠以“人文”的字样——是否将文学史乃至文学批评引入一种作茧自缚的状态呢?

科学按照“必然”展开自己的逻辑论述,这样,它就势必将“偶然”因素剔除出去或者压抑下去,以保证科学话语的自足和完备。但是,文学的发展毕竟不像科学论述的那样链条清晰、层次分明,它充满了断裂、偶然和悖论。恩格斯说过,“偶然性如果不在历史中起作用的话,历史就会变得很奇怪了。”可是,我们的文学史偏偏将这些偶然遗忘了,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对丰富的文学现象分门别类,然后为我所用,而不管文学的真实存在状态。比如,当代好多作家对评论家将自己划为某个流派并不满意,可又有哪个评论家尊重过作家的这种说法呢?文学史依旧是在“寻根文学”下划一批、“先锋文学”下划一批、“新写实主义”下划一批。这样一来,批评家完成了对文学史的跑马圈地、“殖民”划分,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显得秩序井然、有条不紊。而那些无法归类的作家作品就被人为地谋杀,从此在文学史中沉寂下来。比如路遥,除了陈思和的“教程”给以一节的内容,其他的文学史要么一笔带过,要么连提都不提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要文学“史”呢,还是要作家作品呢? 退一步来讲,即使文学史有着某种“科学”的东西在里面,可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这种科学意识能否始终贯穿下去呢?现在有论者认为,“”期间“地下写作”发出的是一种真实的声音,由此,“地下文学”进入文学史视野。可问题在于,那些公开发表的声音就是虚假的吗?曹禺说:“我走到哪里都带着一本《语录》”,这句话是真实还是虚假呢?可以说这是曹禺急于向主流意识形态表态,可谁又能证明这方面的真实呢?就凭曹禺不断改写自己的作品吗?这种做法是具有普遍性还是迫于形势?如果具有普遍性,为什么孙犁就没有转变呢?如果是迫于形势,何其芳、冯至的转变又该怎样解释呢?变与不变的背后有没有必然规律呢?个人的性格、气质是不是在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呢?那些从理论上看来具有必然性的东西其实在当时看来是不是具有偶然性呢?比如周扬、胡风等人的个人恩怨对文学的发展是否也起到一种潜在的影响呢?还有,“”之后就没有“地下文学”了吗?为何它们就进入不了文学史呢?是因为话语的不真实吗?如果真实,那就应该得到和“地下文学”一样的待遇。如果不真实,那么,判断这种不真实的主体是哪些人呢?他们怎样保证他们的标准是客观的呢?再有,科学主义培养了一种贵族意识、精英意识。比如,当代通俗小说尽管拥有大量的接受群体,但却进

不了文学史范畴。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文学史到底是谁的文学史?在这里,科学只是注意到了“净化”,而忽视了“愉悦”也是人的情感之一。其实,“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小说和词曲(包括戏曲)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就因为是消遣的,不严肃。不严肃也就是不正经;小说通常称作‘闲书’,不是正经书……鸳鸯蝴蝶派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的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中国小说一向以‘志怪’、‘传奇’为主……这个‘奇’正是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的。”[7]今天的批评者将文学的地位抬得很高,从某个方面来说,这是对话语霸权掌控的一种策略和实践方式。如果从宽泛意义上说,文学是带给人精神愉悦的东西,那么,通俗文学做得更好。即使退一步来说,文学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或精神层次的东西,那么,这样的文学只能属于少数人独有。在此意义上,文学史面对的就不再是人们的共同的精神现象,而成为少数人的专有。 因此,科学主义能否成为以心灵、精神展开的文学史写作的标准尺度大可怀疑。[8]就好像李昌集先生批评的:“我们不断地在提倡培养自己的‘问题意识’,可当‘问题意识’被强行由规范组合成了一个必然性脉络的标识,并被严格组合进了学科类别时,历史的动态感就会不断地被这架可怕的机器所绞碎、粘贴,再按照深层结构或必然规律的内在要求排列、归类,最后抽缩成一串串干瘪的历史教条。”[9]

二、“历史中间物”与“回到历史场景”

按照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历史都是话语建构,具有极大的阐释性。同时,它也承认事实历史的存在。所以,历史就是文本历史与事实历史尽可能地视域重合。在这种前提下,适当的错位在所难免,并且也是应该允许的。毕竟我们面对的并不是单纯的历史材料,这些材料因携带着历史文化的因素,其自身就在进行一种朝向史家的言说,具有很复杂的广阔的阐释空间。

理论是对经验、事实的提纯。当以某种理论去规范实际时,就是对那些各不相同的事物进行规约,这种做法就会必然地舍弃不符合该理论的其他方面的意义,难免会挂一漏万、顾此失彼。这却几乎是史家的宿命,费尽心血建构的历史殿堂其实是坐落在松散的基石上。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为文学史的不断解构与建构提供了依据。文学史的不断写作就是不停地对历史本身的追问和反思,以当下的状况对历史重构。作为文学历史活动的一个环节,文学史书写都是“历史中间物”。面对过去的历史和将来的历史,不可能取得一劳永逸的结果,所得出的结论都只是暂时性的,也将为后来的文学史改写——也许不可越过,但可能超过。今天的我们发现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文学史写作存在着不足,后来者也会在我们今天的文学史写作中发现许多问题。我们今天对文学史的写作是真诚的、严肃的,可谁又能说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文学史作者态度就是虚假的、轻浮的?他们也和今天的人们一样,有一种真理在握的感觉,可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所谓的真理只是文学史在意识形态重压之下的变形。

当然,这并不是放弃文学史的写作。我们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处于今天的环境中,对历史做出符合当下需求的描述,写出我们心目中的文学史。有成就也是今天的成就,局限也是今天的局限。后来者会在前人的基础上建构他们的文学史,对历史展开他们的理论描述。这就牵涉到从哪些角度进入历史的问题。

从操作层面及表现形态上来看,当代文学史可以从不同角度展开,可以是文学创作史、文学接受史、文学发展史、文学文化史、文学艺术史、文学生态史、文学思想史、文学精神史等等。并且,当代文学史也是“大历史”和“小历史”的综合。所谓的大历史,指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视野中的当代文学史。小历史指单个作家的创作史,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的发展史。这样看来,想以某一种文学史而希图取得共识的做法并不能尽如人意,也不太可能。并且,当代文学中有些问题是当前不能解决或无法解决的,只有靠时间去裁决。但当代文学批评者充满了一种使命感、责任感,在一种神圣、严肃的心态下去践行自己对于时代的承诺。在一个与批评对象尚不能拉开一定距离的时代,有时候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徒劳的冒险。像“重返八十年代”、“新世纪文学”、“底层文学”等对问题或现象的提法反映的只是命名的焦虑而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性所在,但这丝毫影响不了研究者的热情和热度。文学史向来都是一种后设叙事,是在理性的照观下对文学现象的概括和提炼。如此一来,文学史在时间中的延宕是有必要的。正因此,王晓明先生提出,可以写“一部没有结论的文学史,一部以问号贯穿始终,甚至以矛盾贯穿始终的文学史。”[10]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轻视理论的作用,只是反对理论的一切适用性。只能说,理论是必要的,但理论不能越界。一旦越界,便会指导人们得出错误的结论。[11]因此,有学者指出:“受西方主流史学影响的历史研究者对‘深层结构’的长时段观察和对必然性的强调,其基点仍是建立在对‘驯服偶然’的现代逻辑的绝对服从上的,代价是‘偶然’的丰富性被‘必然’的暴力逻辑所取代,目的是让‘必然’戴上炫目的光环,并且具有更多的规划预测未来的霸权能力。其危险是历史被裁减成了十分单一乏味的某种既定逻辑的重复表演。更加危险的是,当我们日益习惯运用现代社会理论构筑的‘规范’去培育出我们的‘问题意识’时,对历史丰富性的呈现能力却在同时高速度地消褪。”[12] 历史是丰富多彩的,在历史的细节中隐藏着历史、社会、人类的密码。对历史中曾经存在的具体、微小事件的探究和散落事件的钩沉、打磨,也许会呈现出另外一种当代文学的面貌。也许,那些被抛弃或忽略的历史细节如果能够再在历史序列中找到位置和意义的话,可能会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而这些细节性的东西在本质主义看来,似乎可忽略不计,它们并不具有决定、改变历史命运的力量。应该说,这不是全面的文学史研究,因为真正的文学史研究,“首先考察的是历史的文学运动,应当努力追求展示文学历史运动的全社会图景,而不能将平面的、单线条的历史局部替代立体的、多元化的丰富历史。”[9]“相对于公开发表的言论、主张,生活交往的日常状态对历史人物而言可能具有更大的真实性。”[9]

“回到历史场景”是当前研究界努力的方向,也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优势,因为我们就处在这个场景之中。但这种优势并未彰显。研究者被一种宏大叙事所蛊惑,换来的却是文学史的干枯和僵化。当代文学史是一种取消了文学主体性的文学史。理论话语自说自道,而与作家作品失去了沟通的可能,甚至是,拒绝了文学或将文学作为一种理论的证明。文学批评更多的具有了一种解释学的意味,文学成为文学批评变现自己理念的“象征物”。有人批评文学研究是只有研究而没有文学,那么文学史写作也是只有“史”而无文学。这一命运似乎在大学教育中就已经注定了的。在当前的大学课程制定中,汉语言文学系或是中国语言文学系基本上变成了文学研究系,文学成为研究的附庸,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只是训练了学生的理性分析能力,而文学感悟力始终处于一种引而未发的状态。“文学史是大学中文系的基础课,其功能除了培养‘思想’,还应当有‘审美’,有文学的感觉与眼光。”[13]当然,文学史的写作并非是对文学作品进行“新批评”式的字斟句酌的解读,但也并非逸出文学的边界而自成一体。

“回到历史场景”有三方面的倾向需要警惕,一是理论过剩问题,这会遮蔽某些文学现象,或仅仅是简单化的提纲挈领。比如,即使是文艺论争,除了理论的互相驳难之外,

还有着理论之外的因素在制约着论争的趋向,而这些地方是更应该加以注意的。二是文学研究与文学史写作的脱节。后者容易导致文学史的“错位”及“滞后”。[5]第三个就是过度倾向于文学的外部因素,比如,文学体制、社会环境、时代精神等对文学转型、文学走向、文学选择的制约,而忽略了文学本身的特质,也就是文学性的失落,比如,审美方式、语言嬗变、结构等因素不应该仅仅是文学史的修辞或点缀。 三、个性化写作、相对主义与多元文学史

当代文学史的集体写作模式在其开始出现时还情有可原,毕竟在一个匆促的时代需要这样的东西。但当文学史已经解决或者说是满足了教学需要之后,集体写作模式就显出了它的局促:粗糙、滞后、说教意味浓厚。事实上,今天的文学史大多都是作为教科书的形式出现的,这样合作出来的文学史总是以客观、公允的面目出现,沿袭至今,那些曾经存活在历史中的鲜活生命和精神气质被过滤得一干二净,只是剩下几条干枯的定理供学生考试时用。这样的文学史的后果是不仅遮蔽或放大了局部历史,更影响了当代文学学科建设,限制了文学史写作的视野,无法在学科体制之外对文学史进行整合。因此,吴秀明等对集体写作模式提出了批评:“从根本上说,它是与个性化的文学史相抵牾的,使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很难作为个人的研究成果来表达。”[5]

“个人的研究成果”必然是一种个性化的表达方式。个性化不同于个人化。个人化也有可能写出那种四平八稳的论调,而个性化写作发出的却是独特声音。它可以随俗,但不流俗。用昌切先生的话来说,“当代文学是我理解的当代文学。我就是我,不与他人完全重合,我讲的当代文学自然就不应是他人的当代文学。”[14]个人化的文学史写作就是要写出“我”心目中的文学史。一味地纠缠于概念,就会省略掉文学中大量丰富的细节。文学史是由大量的细节构成的,而对这些细节的取舍则反映了写作者对文学的个人化理解。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对历史丰富性的还原。以前我们过于重视宏观建构,结果历史在我们的手中因架空而变得苍白。近几年对当代文学史料的重视也反映了对这一趋向的反思。李陀先生说:“这两年,我曾经和好几位文学刊物的老编辑建议,他们应该多说话,对80年代的往事发表意见,甚至专门编写《八十年代文学编辑史》(我觉得这就是文学史写作,写出来,一定比现在那些干巴巴的高校教材好看多了,也实在得多了),可惜至今还没有人动手。”[15]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书籍出版,比如,刘锡诚的《在文坛的边缘上》、汤伏祥的《恩怨沧桑——现代文坛恩怨一瞥》等书。看了这样的资料,我们会感到文学史的发展既有自身的构建力量,也受到某些文学之外的、偶然性的力量的牵引。这样的资料除了亲历者,是难以为人知晓的。如果不知道这些“内幕”,还情有可原,但知道之后仍然就文学自身寻求规律,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写作思维论文篇（7）

论文是衡量英语专业硕士生语言水平、语言技能和和专业知识的标准 ，写作不仅是学生学习的重要环节 ，而且也是学习者将来进一步学习或进行科学研究的必不可少的基础。根据英语专业《教学大纲》的新精神 ，毕业论文表现出“见解独到”和 “意识创新”是两个重要的参照标准。然而 ，由于学生论文写作正确的态度和认识的缺乏，也因为他们自身语言基础知识和科研能力的有限，以致英语专业硕士生毕业论文整体水平达不到教学大纲的标准。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西方国家，批判性思维研究在许多领域展开，尤其是在教育界。一般关于CT（critical thinking）的研究讨论了其可接受的定义，也讨论了CT的各种技能。Facione（2006）对CT提出的不同评价，为教授CT提供框架和指导。CT教学也采用了不同的辅助方法例如计算机辅助教学（Kurubacak，2006）。许多研究者对探索CT和写作能力之间的关系感兴趣，他们认为写作能力能整体反应一个人的观察能力，记忆能力，想象能力，语言使用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许多国外学者强调了中国学生的思维模式和写作能力之间的关系（Mohan，1985；arndx，1987；泰勒，1991）。Condon & Kelly-Riley （2004） 建构了一个批判性思维的程序来探索写作和批判性思维两者是否有着或根本没有必然联系。结果是令人惊讶的，因为写作和批判性思维呈负相关。这意味着写的越好，批判性思维的分数越低。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写作是批判性思维的载体，但写作本身不是批判性思维。他们写作评估组的评估者评判到写作考试倾向于展示良好的写作能力，但不会展示出批判性思维。即使展示出来，也是肤浅的。（Condon & Kelly-Riley， 2004）根据检查一所著名的加拿大大学里的15名工程专业的学生的写作过程和概念，探索了学生CT与写作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与写作的参与者思维能力是相关的。Gonzalez （2001） 从语言学，语用学，心里语言学角度分析了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写作模式。从而得出中国学生的语篇组织文化的思维方式反映了他们的认知发展过程。Stapleton （2001） 日本北海道大学的一个教师，从45个日本大学生的写作中提出了一个模型探讨二语学习者的CT 并且尝试找出是否熟悉的内容会影响学生的CT。结果表明，熟悉的话题会产生更好的质量的CT。国外对批判性思维的研究较早，研究领域也颇为广泛。最早将二语写作与批判性思维相结合来研究的思想也是源于西方。有很多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思想值得我们借鉴。 

相比西方国家研究的CT，中国对CT的研究比较少。在中国研究的评价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尚未系统化、科学化，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没有评估工具，有的只是简要介绍CT或部分回顾了文献对CT的研究。然而，近年来，CT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例如，一些学者已试图开发一个适合的仪器测试的中国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罗石（2002）还提供了理论背景的CT和评估工具。一些学者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付诸于实验研究（文秋芳，1999；高秋萍，1999）。纵观国内在批判性思维和英语写作方面的研究，虽然对英语写作的批判性思维研究从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的研究，但针对于英语专业硕士论文的批判性思维研究少之又少，此领域有待于深入研究。 

三、批判性思维自我培养策略 

写作思维论文篇（8）

一、学习逻辑知识，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逻辑作为一门学科，有着完整的知识体系，花大量时间进行讲授当然没有必要。但是，如果挤出一点时间，介绍一些逻辑学的基本知识，既不会占用教学时间，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可以使表达更加准确、严密、合理。

学习有用的逻辑知识，要结合语言运用和写作进行。语言表达中的词语推敲、句式选择、段落调整、观点阐述、材料取舍、论证展开，无处不体现着一个人的逻辑思维能力的高低。针对学生作文中存在的逻辑混乱等问题，可以有意识地引入逻辑知识来进行分析，并加以解决，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以议论文阅读教学之石，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提高之玉

高中教材所选的议论文，论证严密、说理透彻、逻辑推理合乎情理，特别适合作为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范本。一方面，我们可以以此为范本，了解作家在观点论证、行文推理等方面的布局，体会作家思维的逻辑性，进而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比如苏洵的《六国论》，在论证的严密性、逻辑性上就特别值得借鉴。全文论点鲜明，论证严密，中心突出。在分论点的设置，行文的推理，例证法、引证法和对比论证法的运用等方面，都有很多可供学习之处。教学时，我们要以此类文章为典型个例，充分引导学生学习作家是如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进而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另一方面，可借助典型议论文范文的教学，对学生进行概括与归纳、比较与分类、推理与演绎等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

概括，是把事物的共同点归纳在一起；而归纳，是由一系列具体的事实概括出一般的原理，是一种推理方法。针对议论文教学，概括就是抓住文章的中心论点或者分论点；而归纳是对所学的零散、杂乱无章的议论文知识进行总结，并根据自己的判断，分门别类纳入自己的知识体系。比如，学习了《寡人之于国也》《劝学》之后，针对孟子、荀子均擅长比喻论证，就可以指导学生对比喻论证进行归纳总结，概括出比喻论证的一般特点与作用，并引导其写作时学会运用。

比较与归类，是逻辑思维训练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与概括归纳密切关联。通过比较，辨别两种或两种以上同类事物异同或高下；归类是在比较的基础上，了解事物间的不同点和共同点，并以此进行分门别类。在议论文教学中，既可利用典型议论文中所运用的对比手法的分析来训练，还可以将同类作品不同篇目进行比较。比如《师说》一文通过“古之圣人从师而问”与“今之众人耻学于师”、“今之众人择师教子而自己不从师”、“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三组对比，从后果、行为、心理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多角度多层次反复论证，批判当时社会上不重师道德的风气。比较是学生逻辑思维训练上不可或缺的一种手段，学会运用比较，掌握归类，逻辑思维的能力自然就会上升。

演绎推理，就是从一般性的前提出发，通过推导即“演绎”，得出具体陈述或个别结论的过程。教学中，老师可以指导学生通过画文章的思维导图的方式，以三段式推演、图表等形式，学习作家是如何从一般性的材料中，推出结论的。

三、在议论文写作指导中，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在表达与交流部分明确指出，“书面表达要观点鲜明，内容充实，感情真实健康；思路清晰连贯，能围绕中心选取材料，合理安排结构。在表达实践中发展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发展创造性思维。”“能调动自己的语言积累，推敲、锤炼语言，表达力求准确、鲜明、生动。”

《课标》中的这几条，其实就对学生的逻辑思维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围绕中心，选取材料，合理安排结构”，恰恰是现在许多学生最薄弱的。为此，在议论文写作教学指导中，老师首先必须在写作的各个环节尤其是审题、选材、谋篇布局等环节的指导中，着力加强学生的逻辑思维训练；然后引导学生，运用逻辑的知识，提高语言的表达逻辑性。

审题、立论是写作首先碰到的问题。学生存在的问题往往是跑题、表达不清或表达自相矛盾等。这时可以运用概念知识来加以分析，让学生明白，同一个词语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可以表达几种不同的概念，写作时，一定要注意区分同一个词语中不同的概念；词语运用的贴切与否直接影响着概念表达的是否明确。

立论则与判断紧密相关。判断要恰当，就要注意句子成分间的搭配要得当，所用词语不能前后自相矛盾，句式不能杂糅等。

写作思维论文篇（9）

很多人听到论文写作时都会连连摇头，掌握不了论文的写作技巧，无法写出自己满意的论文。这是一位内论文的写作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提升写作经验的，不仅要搜集相关资料、选定题目，还需要完成开题报告的写作和提纲的拟定。今天小编就和大家聊一聊提高创造性思维对论文选题创新的影响，以供大家参考。 科学研究归根结底是一项创造性活动，而人类一切复杂的创造活动的进行，都要以创造性思维为心理过程的核心，科学研究的任何一个阶段都离不开创造性思维。 进行创造性思维，要求研究者具有敏锐的感知力。发现问题、感知外界信息，是创造性思维活动的发端，也是引发灵感的契机。一个人的感知力强，感觉灵敏，才能对外界信息的刺激迅速作出反应，才能以最快的速度接通信息点。这是取得创造性思维成果的必要条件。 集中精力、潜心思索，是进行创造性思维的必由之路。思维成果的取得要以紧张的思维活动为前题，即便是以灵感状态出现的思维成果的取得，也是如此。科学创造需要灵感，而突如其来的灵感，正是研究者潜心思索的结果。 以上简单介绍了提高创造性思维对论文选题创新的影响，大家想要完成论文的写作还需要了解论文各个部分写作要点和注意事项。大家在进行论文写作的时候，要多写多练。只有多多锻炼才能提高论文提高的写作水平。掌握论文写作技巧能够帮助大家理清思路，有助于作者从全局出发，论文主次分明，结构清晰。祝大家顺利的通过答辩！  

写作思维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G522.42 【文章标识码】B 【文章编号】1326-3587（2014）02-0034-02

理性思维是人体大脑思维的成熟模式，与人们的生活、学习、工作紧密相连，在人们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理性思维是一个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关键。高中阶段是一个重要的学习阶段，在这一时期，学生的心智、性格、情感、意志力等各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学生的学习韧性加大，领悟能力加强，选择在这个时间来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是十分有利的。语文作为基础学科之一，是学生接触最早、最为熟悉的课程。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就相当于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在高中阶段的语文课程设计中安排了很多的议论性和说明性文章，有利于学生在阅读感知的基础上，获得感性认识，进而做出分析综合、概括归纳、推理判断等一系列的逻辑思维加工，从整体上把握文章的内在联系和本质意义，实现向理性认知飞跃。下面就如何在议论文写作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谈一点看法：

一、中学语文教师指导学生进行议论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

当今的高考作文虽不要求一定要写议论文，但是议论文无疑是高考语文作文的一部重头戏，议论文也是高中阶段学生语文作文的常用体裁。如今的语文课本中只是简单地给出一些作文材料和话题，几乎没有相关的作文理论指导，所以应当在语文教材中适当增加写作理论的份量，以改变作文教学中缺少系统理论指导的奇怪现象。也有不少老师在指导学生进行写作的时候，重读不重写，在课文阅读分析上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而很少顾及对学生进行写作的基本训练。中学生作文能力的提高，固然离不开对范文的阅读和借鉴，但也离不开写作理论的必要指导。只有感性认识而没有理性认识，只能使学生的写作陷入盲目状态。

教师在指导学生作文时通常就是给出一个材料，让学生进行自主立意，然后作文。很多学生读不懂材料，有的学生直接从材料中抽出一句话然后立意写作，导致对给定材料的把握不全，写出的作文的水平不高，这是典型的“断章取义”的做法。有的学生实在理解不了材料，也不懂得如何下笔来写作，在教师催交作文的时候匆匆写作，为完成作文而写作，作文质量难以保证。教师批改完作文后就开始作如下的评讲：首先分析材料，得出问题所在，然后就拿一些好作文进行朗读，再针对不好的作文进行一些小段落的修改，警醒学生。但学生对如何写好议论文还是一头雾水，无从着手。按照这样的培养学生的议论文写作方式，学生的写作能力从何提高？

二、改变学生害怕写议论文的方法

如今有很多学生谈议论文写作色变，这种情况使人担忧。那如何改变这种情况呢？

（1）首先要明确议论 其实议论对于每一个人都不陌生，当人们在针对一个问题表明自己的立场后，并且为了这个立场而跟别人辩论，有时甚至会争论到面红耳赤的程度，这就是在议论。进而明确什么是议论文？议论文实际上就是将生活当中的“议论”的书面化，是将口语的讨论、辩论书面化。议论文就好比两个或者多个人在争论一个问题时，双方或者多方在申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后，用各种事实和道理为自己的立场而辩论，证明观点的可行性，并且用语言文字有条理地组织成文，这就是“议论文”。因此，教师指导好学生写议论文就能培养学生思维的条理性、逻辑性，从而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

（2）明确如何进行议论文 ①针对一段材料，指导学生对材料进行准确的分析和把握，这就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对所获得的感性材料经过思考、分析、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整理并总结得出材料的主要观点，主要问题。由这些观点和问题提出作文的中心论点，最好能以这个中心论点作为作文的题目。②好的题目是议论文的最大亮点。要教给学生有关立议论文标题的技巧：如给定的材料中讲的是一段呼吁做一个有人性的人。可以这样确立题目：A确定论文的讨论范围，是一般的题目。如：论人性等。B用中心论点直接作为论文的标题，是好的题目。如：我们要做一个有人性的人。C既用中心论点作为标题，同时运用修辞手法的题目，是很好的题目。如：我们的生活需要“人性”这缕阳光。③“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文章的开头部分往往决定全文的基调，非常重要。议论文通常采用“开门见山”式的写法。“开门见山”式的写法，往往表现为落笔入题，说明写作缘由，或者开宗明义，直接揭示文章的主题。那如何做到“开门见山”呢？大致说来，应该紧扣给定材料的内容或者相关的话题，简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交代清楚为什么持用这样的观点，然后直接揭示文章的中心论点。④整体上，议论文的写作思路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议论文的本论部分仍使用这种思路，但需要针对文章的中心论点作几个方面的论述。总之，我们既要注意突出全文的中心论点，也要注意突出各个层次的论点。比如针对“我们要做一个有人性的人”这个中心论点，可以在本论部分作这三个方面的论述：A学习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礼仪。B了解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做一名知法守法公民。C在学校教育体制中应当注意培养学生的道德观，培养学生成为有人性的人。然后对各个分论点进行分析、推断、得出结论。本论部分的论证引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有关名人名言等。⑤议论文的结尾部分采用画龙点睛，即“卒章显志”的写法，结论部分的写作要求：应简要总结全文，呼应标题，进一步强调中心论点。这时候，全文就形成了“总”（序论）——“分”（本论）——“总”（结论）这样的一种结构模式。

（3）如何提高学生议论文写作的能力 除了上述的议论文写作的理论知识之外，教师应当指导好学生养成自己修改或者同学之间互相修改作文的习惯，指出作文中问题所在，然后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这种方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议论文作文能力。有句话说“好的作文是修改出来的，而不能靠一味地写”，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在修改作文的过程中，学生就能发现在自己文章里存在的问题，然后设法去修正这些问题。比如：指导学生修改作文可以分为这样的几个步骤：第一遍修改作文里存在的错别字、用错的标点符号，要求书写工整、美观。第二遍修改作文中的语病，使用词恰当，句子通顺。第三遍则修改作文中哪些段落衔接不好，文不对题，然后删除或者添补一些内容进去等等。修改的过程在于换一下作文当中的“零件”，使文章读起来更顺口，更富于说服力。针对一些大部分学生都会常犯的错误则由教师在作文讲解课上指出，引起学生的重视，引导他们去改正。实际上引导学生进行自主修改作文的过程也是锻炼学生理性思考的过程，使学生能更好地发现自己在作文当中的错误、缺陷，然后想好对策进行修改。这样一个由“否定自己-肯定自己”的过程能锤炼学生坚韧的意志和理性的构思。

（4）在议论文写作教学中采用讨论式的教学方式 在课堂上针对一些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各抒已见，但要求必须有理有据。这种教学法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思考一些问题，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和把握给定材料中的主要问题，进而筛选出议论文的主要观点。学生互相讨论，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也锻炼了学生思考问题的敏捷性和多角度地发现问题的能力。而将思考结果通过语言表达出来也能培养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这些对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是十分有利的。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社会需要有理性思维的人才，而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语文作为基础教育科目之一，对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的作用是很大的，而高中阶段对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尤为重要。所以应当在高中语文的议论文写作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