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想篇（1）

“诚信”是中华民族古老的道德准则，“诚”表示真实无妄，表里如一；“信”则表示忠于承诺，诚实无欺。即“言必信、行必果”。诚实守信是中国传统美德，是古代先哲们倡导的立言立德立功三大人生目标之一，我国传统文化历来对诚信道德教养很重视，“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民无信不立”，诚信被看作人的立身处事之本，是做人的基本道德要素。我们党历来对思想道德建设十分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先后提出：建设“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等等。

1、诚信建设是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道德需求。众所周知，近些年来社会上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不讲信用、欺骗欺诈已成为社会公害。总理在今年两会上指出，依法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广告、商业欺诈、传销和变相传销、偷逃骗税、走私贩私等违法活动。食品和药品的安全问题也已威胁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这些现象严重地扰乱了当前市场经济秩序。完善的市场经济，必须以诚信道德基础上的个人信用和社会信用作行为规范，建立以道德约束为支撑，以法律法规为保障的社会信用体系，使市场经济秩序呈现良好态势，才能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诚信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总要求，即“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诚实守信，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国民素质事关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诚信建设是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社会的基础工程，解决诚信问题，推动和谐文化建设，正是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打牢思想道德根基。科学发展观要求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必须协调发展，如果发展不协调，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就会动摇社会基础，造成诸多社会矛盾，影响全社会的和谐与安定，最终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

3、诚信建设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和谐文化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追求全社会的共同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党的十六大提出“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取得空前进步，中国的成就和国际地位举世瞩目，诚信问题如果解决不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就无法建立，就会影响国民素质的提高，这与我国的国际地位是不相符合的。据有关研究部门对“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抽样调查和网上调查结果，“信”被认为是当前最需要加以弘扬的传统美德，排在所有品德之首。做诚实守信的公民，建立诚信的社会，是当前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

4、诚信建设是改进机关作风、树立良好形象的有效途径。人民群众历来对政治生活和社会风气中不诚实守信的现象深恶痛绝，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讲假话不讲真话，报喜不报忧，掩盖矛盾和问题。这些不诚信的表现和言行不一的作风，严重妨碍政务诚信、商业企业诚信和社会诚信建设。总书记指出：“建设诚信政府，就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就要以诚为本，严格规范自身行为。”古人曾说：“匹夫行忠信，可以保一身，君主行忠信，可以保一国。”党和政府的求真务实、清政廉洁的作风，事关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事关人民政府的威望、事关政权的生死存亡。诚信建设是改进思想工作作风的切入点，是树立党政机关勤政、务实、廉洁、高效良好形象，增强社会公信力，为社会诚信建设起模范带头作用的有效途径。

二、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把诚信建设落在实处

造成社会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的原因有多种多样，有历史原因，有管理机制原因，也有主客观原因，但其中建立全社会的诚信环境氛围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社会成员整体素质的高低、社会诚信环境氛围是否良好，直接影响群众的道德取向，影响整个社会风气的导向。完善的信用体系，健全的信用制度，需要全社会高素质的民众来推进和建立，有了好的制度和体系，还需要全社会民众来共同遵守和执行，这些都离不开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加强诚信建设，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推进和谐文化建设，是宣传思想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意义重大，任务艰巨。我们要努力在全社会营造诚信的浓厚氛围和文明道德环境，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1、加强诚实守信宣传教育，不断增强诚信意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诚信建设的基本要求和首要前提。要牢牢把握思想道德、和谐文化建设的方向，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在科学理论武装指导下，积极推动在全社会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深入持久地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活动，自觉践行“八荣八耻”道德规范。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加强法制宣传教育，进一步增强诚信意识，提高公务员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通过政务诚信建设，真正做到取信于民，带动全社会提高诚信道德水准。积极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大众传媒在诚信建设方面的舆论引导作用，宣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信用体系建设，及时准确地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假冒伪劣问题进行批评曝光。积极推广与诚信有关的主题教育活动，协调推动有关部门在社会广泛开展“共铸诚信”、“百城万店无假货”等活动，增强诚信责任意识。

2、积极践行基本道德规范，形成浓厚的社会诚信氛围。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优秀革命道德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集中体现了当代社会条件下全体人民共同遵循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是诚信道德建设的主线，也是衡量检验道德建设的重要尺度。要认真践行“八荣八耻”基本道德规范，通过各种形式，大力宣传诚实守信的道德风尚，使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推动全社会形成扬荣弃耻、共促和谐的良好风气。作为党政领导机关我们要带头遵守基本道德规范，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广泛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道德要求。积极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和实践活动，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诚信教育从小抓起。宣传诚信建设的先进个人、企业和单位，运用“时代先锋”和“劳动者之歌”等专题专栏宣传先进典型事迹，让大家学有榜样，做有标杆，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积极倡导并自觉遵守符合时代精神的道德行为文明规范，知荣辱、讲正气，促进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

社会思想篇（2）

客观的讲，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巨大差距，社会还存在的诸多问题，很多人对社会主义心存怀疑。社会主义能成功吗？回顾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的社会发展，分析、比较各种社会发展模式，有助于我们获得科学的答案。一、马克思对新社会的设想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针对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提出的，通过分析当时的社会问题，探讨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概括起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的理论。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激烈的阶级对抗，看到了劳动人民悲惨的命运，但是共产主义并非从感情出发得出来的结论，而是建立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基本规律上。恩格斯认为，消灭剥削必需建立在生产力的一定阶段上，他说：“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下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欢迎这种生产方式。”这一点，我们从私营企业招工时的热闹场面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人们关注的是工资的多少，而不是受剥削的程度。当资本主义还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无法人为地消灭，但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出现了，对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破坏。而生产力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决定力量，在马克思看来，你可以压迫劳动人民，但不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否则，掌握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和国家就可以消灭你。由此，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马克思认为，消灭经济危机的根本办法就是在全社会范围内搞计划经济，对社会各种资源进行统一调配。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计划经济有两个前提，一是全社会范围内实行公有制，只要生产资料由私人所有，这种社会计划就是不可能的；二是计划能力，没有有效的计划能力，对生产力的发展没有一个科学的把握，就只能是盲目计划，不但不能节约生产要素，反而会造成巨大浪费，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计划能力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针对资本主义激烈的阶级矛盾，马恩提出了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按劳分配，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非常丰富的情况下，实行按需分配。按劳分配有两个基本模式，一是按劳动的投入分配，一是按劳动的效果分配。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应以按效分配为主，必竟与劳动劳动相比，劳动成果更为重要，劳动投入越少，劳动成果越大越好，生产力水平就越高。按劳分配还是从个人利益的角度，通过把个人利益和劳动的成果挂起钩来调动个人的劳动积极性，从某种角度看，这是个人主义的表现，是无剥削的个人主义，在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达的阶段必需如此。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相比是一大进步，它从根本上消灭了剥削，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是劳动者而不是资本家。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思想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个人主义，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为了满足个人利益不惜损害他人利益，表现为道德的败坏。在马恩看来，与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相适应，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必须转变成集体主义，强调人们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性主动性，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矛盾情况下，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是以多党制与三权分立制度为形式的金钱政治。当时金钱政治的特征非常明显，如，个人财富达不到一定水平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英国19世纪初只有5%的成年人拥有选举权，选举中大量的权钱交易。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度是资产阶级内部互相竞争、倾轧的结果，相互扯皮，相互制约降低了决策效率。针对以金钱政治为特点的资本主义民主，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一是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民主就是把选举权和罢免权掌握在人民手中，以避免人民代表侵占人民的权利，无产阶级的演变成少数人的独裁；无产阶级要求国家对一切破坏劳动人民利益的势力和行为进行打击；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也就没有无产阶级的。针对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度，马克思提出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和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以民主选举为前提，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实现集中。这种制度的前提是真正的共产党人领导和大家利益的一致和团结。由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基本一致的，大家是团结的，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因而能够采取一党制和一院制，建立在人民利益一致、团结协作基础上的民主集中制与三权分立相比更科学、更民主、更有效。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建设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之上。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建立在感情上，而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在落后的国家由于没有发达的生产力做支撑，很难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但是，社会的发展并没有象马、恩设想的那样，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成向社会主义的飞跃，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变化曲曲折折。在列宁领导下，在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俄国建立的社会主义，1928年后形成了斯大林模式；在的领导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二十世纪最后十年，苏联东欧解体；十一届三中会会以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与之相对应，在经济危机和阶级反抗的双重压力下，资本主义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变革，罗斯夫新政对资本主义进行了重大调整，二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以此为基础进行了重大变革。二、列宁的社会主义实践及其演变胜利后，列宁在着手建立苏维埃政权，在经济上没收资本家和封建贵族的财产，实行公有制，在战时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实行配给制和余粮收集制。这种制度的弊端很快暴露出来，1921年春，列宁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1923年时，新经济政策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于是，列宁将新经济政策加以总结，对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形成了与十月革命之初完全不同的全新的构想。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有，第一，在农业政策上实行粮食税，允许农民在交纳规定数量的实物税后，自己处置自己手中的余粮，开放自由市场，允许自由贸易；第二，实行租让制，搞对外开放。把一部分国营的工矿企业、一部分土地森林等资源出租给外国资本家经营和开发，搞合资企业，引进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第三，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扩大地方流转，把发展商业视为搞活经济的中心环节；第四，发展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经济形式，包括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租让经济、租赁经济、合资经济、合作社经济、国营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在政治，列宁上力图贯彻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的原则，但由于不符合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出现了许多困难和问题。简单概括起来讲就是两个方面，一是阶级斗争的残酷现实迫使共产党集中权力。那些代表资产阶级和富农利益的政党表面上承认苏维埃政权，并同布尔什维克达成合作协议，而骨子里却想的是夺权复辟。他们多次策划反革命阴谋，发动反苏维埃政权的叛乱，暗杀共产党人和苏维埃国家领导人，气焰十分嚣张。列宁本人就是被社会革命党人刺伤的，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乌里茨基也死于社会革命党人之手。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不得不取缔这些坚持反动立场的政党，逐步由多党制走向了一党制，由苏维埃代表制走上了政党代表制。内战爆发后，严酷的战争条件也要求建立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二是俄国劳动群众文化水平的落后成了民主管理中的严重障碍。在191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上，列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用政党代表制取代人民管理制的必要性。他指出：“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1919年3月，《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后来，在同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的论战中，列宁更为明确的指出：“难道每个工人都知道如何管理国家吗？有实际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神话。”（《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共党团会议上的报告》，1921年1月，《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页）。“无产阶级不直接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0页）。这样，列宁关于实行人民自治的、直接民主制的实践，很快被实行间接民主制的政治体制所代替。与人民管理制向政党代表制相适应，国家权力重心逐渐由苏维埃转到了党的手里，从苏维埃高于各政党到将权力集中到无产阶级政党手里，并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以随机作出各种重大决策。1919年俄共提出，党应在“苏维埃中取得政治上绝对统治地位，并对苏维埃的全部工作进行实际的监督”。（《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三世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71页）在企业管理上，也从工人直接监督管理企业转向国家管理企业，企业的管理权完全交给了国家机关，包括企业领导直接由上级指派，由一长制取代过去的工厂委员会。苏维埃的选举制和罢免制转向党的委任制。同时，作为最高工人监督机关的全俄工人监督委员会的独立监督权和罢免权丧失了。这些转变表明，在俄国这样一个小农占优势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照搬马恩直接过渡的道路根本行不通，必须采取间接的、迂回的办法。这些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形成的东西形成以后，尽管在新经济改革过程中有所变化，但没有根本性的变革，到斯大林时期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发展起高度集中的个人集权制。三、斯大林模式及其扭曲斯大林当政后，建立了斯大林模式。一是全面建立公有制，在城市建立了企业公有制和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二是全面建立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三是实行按劳分配的模式。四是全面灌输集体主义思想，对思想进行严格的控制，思想上的是非，往往由党组织或党的领导人定论。五是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和个人。我国建国之初社会主义模式与此基本相似。在现实的扭曲下，这种模式与马恩设想的理想状态具有很大差别。斯大林模式的产生有复杂的外部原因。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曾寄希望于世界革命大面积爆发，由此使社会主义在一国先胜尔后引起多国革命胜利，世界革命将在短时期内完成。十月革命胜利后，革命风暴也确实席卷了欧洲一些国家。然而，欧洲革命很快便被资产阶级镇压下去。到1923年德国工人起义被镇压下去时，形势已十分明朗了，苏联已经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之中，社会主义的俄国已成为孤岛。在此情况下，斯大林及联共（布）中央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是随时准备应付外来侵略，巩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1925年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对国际形势作了比较准确的估计，指出：“国际形势已经开始起根本的变化”、“战争的前提日益成熟”、“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为此，“必须准备应付一切”（《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3—15页）。1927年英苏断交和苏联驻波兰大使被刺，以及20年代末3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引起了局部战争的爆发，更使联共（布）认识到“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日益逼近了”，“我们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保障我们的国家以防止突然的事变”（《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68页）。战争危险的日益迫切，使苏维埃国家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要求苏联放弃常规的经济发展战略，而采用一种超常规的、在短时期见效快的、重速度的备战方针。可以说，斯大林模式形成以后，苏联取得了重大成就，1927到1937年，苏联工业每年以20%速度发展，1937年比1913年增长了7倍，同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工业产值比1913年每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3%。苏联通过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工业总产值从居于欧洲第四位，一跃成为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1953年与1913年比，苏联的国民收入增加了12.67倍，而美国只增加了2.03倍，英国只增加了0.71倍，法国只增加了0.54倍。但是这种制度的基础并不牢固，由于生产落后，物质匮乏，人们对物质利益的竞争依然激烈，很多人在实际行动中依然采取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你要求集体主义，我就喊集体主义搞个人主义，你实行公有制，我就在公有制下谋取个人利益。无论采取什么方式，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个人主义的产生发展。集体主义很难全面普及，个人主义不断的变换自己的形式，很多人打着集体利益的幌子搞个体利益的最大化。这不禁让我想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成功后，农民起义的领导人很快变成了新的地主，而没有成为农民的利益代表。社会很难逃脱生产力水平下的个人主义，仍然带有极深的农民起义的影子。苏联和我国都脱胎于比较落后的国家，都有比较长的封建传统，政治因而具有明显的个人专制的特点，斯大林和都具有明显的帝王色彩，个人喜好可以决定很多人的生死存亡。在和平时期，没有革命战争时期生死对党员干部的考验，又没有民主对党员干部的选择和淘汰，过分依靠干部的自觉性，效果很不理想。在个人主义横行的情况下，很多干部抱着个人主义的内心功利，对待权力、地位，不求名利变成了骗人鬼话，苏联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就形成了官僚阶层。公有制也随之逐渐演变成官僚所有制，“吃喝嫖毒全报销”就是这一现象的明显写照。随着公有制演变成官僚所有制，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也逐渐演变成了按权分配。看看前苏联的腐败，看一看我们国内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现实。“权钱交易”、“我管的就是我的”，一系列思想都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要求的内容，却都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误导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建立在计划能力基础上，有多大计划能力你就计划多少，没有计划的干脆就别计划，别不懂装懂，盲目计划。但是许多干部为了维护个人利益，个人尊严，自己没有能力计划也不允许别人计划，也不允许市场调控。这些领导干部计划的不是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最大程度的发展生产力，而是在计划中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的计划经济早已脱离了社会主义计划的两个前提：集体主义和计划能力。四、俄罗斯的西方化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全盘接受西方国家推荐的药方，采取“休克疗法”，全面推行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俄罗斯政府给每个公民发放了面值10000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在商品严重短缺和生产急剧萎缩的情况下开放了价格。随后，俄罗斯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当年的通货膨胀率达2500%，到1995年，物价增长近一万倍，普通老百姓手中的凭证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堆废纸，而原来的管理者们则因为掌握大量实际资产，财富激增，完成了由原来官僚所有制到个人所有制的转变，全国一半以上的财富控制在别列佐夫斯基、波塔宁、古辛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阿文、弗里德曼和斯摩棱斯基七个经济寡头所操纵的六大财团手中。俄罗斯整个九十年代的政策说穿了就是制造混乱，使高级干部迅速凝聚个人资产的政策，据统计，俄罗斯70%的富翁都是前苏联的高级干部。与此相对应，官僚所有制下的按权分配演变成了按资分配。

计划经济在一夜之间演变成了市场经济。在集体主义外衣下的个人主义可以公开亮相了，不用掩饰什么了。多党制建立了，三权分立建立了，金钱政治回来了。叶利钦时期，经济寡头们经常对俄罗斯的内政外交指手画脚，甚至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到政府的各个部门。莫斯科曾流传着这样一个政治笑话：“别列佐夫斯基在俄罗斯政府和总统办公厅开了个职业介绍所，谁要想进入俄罗斯政府当副总理、部长或到总统府当官，必须经过别列佐夫斯基的职业介绍所同意才行。”美国《福布斯》杂志称别列佐夫斯基是“克里姆林宫的教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力迅速下降，1990年至1998年，俄罗斯的经济下降百分之五十左右。苏联解体前的苏联GDP约为17652亿美元，俄罗斯占其中的10150亿美元，同期的美国约58033亿美元，到了1998年，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500亿美元，1999年更下降为1700亿美元，经过几年的恢复，2003年俄罗斯GDP也只有4652亿美元，而同期的美国达到108572亿美元，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如美国的军费多，不如韩国多，不如墨西哥多，成了经济上的二流国家。由原来与美国相对抗的超级大国变成了一个二流国家，真是可悲可叹。五、认识到了个人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威胁。在他看来，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实行了“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所有制模式后，思想上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思想（他对按劳分配采取比较排斥的态度，认为这是个人主义的重要表现）。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从个人利益角度出发，而不是从集体利益出发来处理问题，生产没有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一些领导干部（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从这个现实出发，提出了一系承认个人物质利益，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市场适当存在发展的政策，对此，痛心疾首，逐步形成了的观点：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政府、军队、文化领域，相当多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黑暗面，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认为，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狠批私字一闪念，斗资批修，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多种解决方式，可以树立起人民群众的大公无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能充分发挥公有制的优势，更大的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抓革命、促生产”；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能保证政权的人民民主的性质。没有认识到，个人主义是现实生产力的必然产物，不能强行消灭，在他看来，思想政治工作无所不能，能改变人们在现实生产力基础上的选择。设想的时期的社会模式大致如下：在所有制上实行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所有制模式。在社会资源配置上采取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在分配模式上采取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在思想上采取集体主义，为了保证集体主义，提出了狠批私字一闪念的方式。在政治上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搞群众运动式的社会主义民主。受到的扭曲的主要包括：在个人崇拜前提下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方面个人神化、个人、领导终身制、任命制等带有明显封建色彩的制度占统治地位；思想上多数人仍然没有摆脱个人主义，劳动者的积极性没能充分调动；平均分配也受到了按权分配的影响，但不很严重；计划经济由于没有计划能力的支撑，很大程度上属于盲目计划，反而造成人力、设备、资源的大量浪费；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所有制模式在个人主义的影响下变成了都管都不管的所有制，无人代表的公有制还不如私有制更能调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性。社会主义制度在现实的扭曲下已经不成样子。由于没有尊重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背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最终变成了政治闹剧，演出了一出出人间悲剧，加上从58年开始的一次左倾运动，共耽误了中国二十多年的发展。六、中国的改革开放十一届三中会会以后，我国进入了全面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我们党决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决定改变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新的模式在建设过程中又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制约和扭曲。在所有制上，我们逐渐抛弃了那种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模式，逐渐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模式，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强调的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充分发挥非公经济的作用，同时大力进行公有企业改革，激发公有企业活力；在社会资源配置模式上，逐渐放弃盲目计划，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把自己管不了管不好的放出来，同时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在分配模式上，强调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模式并存，权力在分配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按权分配广泛存在，形势比较严峻（吃喝风盛行，公款旅游盛行，等等）；在思想上，承认物质利益在调动积极性上的重要作用，强调个人、集体、国家利益相互协调，在集体主义外衣下，个人主义广泛存在，在各个层次占有重要地位；中的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被取消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被禁止了，个人崇拜被禁止了，领导职务终身制基本消除了，在农村等基层单位，直选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人民群众对干部的选举权、罢免权仍然非常有限，干部命运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的现象普遍存在，人大的选举罢免仍然是形式上的，家长制作风依然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与私有制并存的公有制受到了来自于权力和个人主义的扭曲，仍然带有明显的官僚所有制的特点。据报道仅机关的车费、招待费和出国培训考察费，全国已分别达到3000亿、2000亿和2500亿元，其中主要是被各级领导干部消费了。由此可见，我们离真正的社会主义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很多东西都是形具而实不至，还仅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脱离实际的假大空反而使很多人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虽然问题很多，但是，成绩仍然是主要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我们正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迅速前行。1978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GDP总值是3624亿元，2004年达到136515亿元，进出口总额1978年为206亿美元，2004年达到11547亿美元。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此发展下去，我们可能在30到50年的时间内在GDP总额上超过美国，再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整体经济水平和人均生活水平上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将在100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历程。这些数据充分说明我国当前的制度从整体上从方向上是正确的，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我们的问题还很多，但是，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基本制度，不能改变我们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不能改变四个基本原则，我们无法改变非公经济与现阶段生产力的相适应，无法改变按资分配对调动人们积极性的重要作用，无法消灭当前生产力条件下的个人主义，更不能改变我们的工作中心。我们可以反对官僚的腐败，可以反对个人主义，反对按权分配，反对官僚所有制，反对盲目计划，反对纯粹的市场调节，反对家长制作风，但绝不能破坏已经形成的社会稳定发展的机制，不能破坏稳定发展的势头，否则，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任何阻碍我国民族复兴的行动都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七、当代美欧的社会发展模式1929年，欧美各国暴发了经济危机，危机持续了四年之久，造成的损失约2500亿美元，比一战的总损失还要多800多亿美元，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水平下降40%，倒退了30年，其中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55.6%，德国下降了40.6%，法国下降了36.2%，日本下降了32.9%，英国下降了23.8%。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失业工人超过3000万人，其中美国失业1320万人，占劳动人数的1/4，德国失业700多万人，接近全国工人的半数。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贸易总额只有242亿美元，比1929年下降2/3。很多商品，特别是农产品，价格猛跌，商品大量积压，人民却无力购买，而垄断资本主义家为了保持商品价格，维持他们的利润，不惜大量销毁商品。经济危机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危机，失业工人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在职工人开展罢工，反对资本家，反对政府，要防效苏联，发动革命。空前深刻和空前剧烈的经济危机，使人们认识到必需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资本主义模式，资产阶级政府如坐针毡，竭力寻找出路。在这种背景下，罗斯福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的改造。罗斯福新政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原有的社会发展模式做出的重大调整，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一是运用国家机器干预社会生产，缓解经济危机造成的破坏，如：建立国家银行，发展公共事业，一定程度的实行国家计划；二是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缓和阶级矛盾，征收高额的所得税、遗产税，建立社会福利保障体制。这些政策，在恩格斯所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已经指明，二战以后，西方各国普遍借鉴了美国经验，多数地方大同小异。从所有制上看，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从国家计划的角度出发，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和国家控制的企业，在西欧国家，在经过几次国有化浪潮后的70年代，国家投资达到社会总投资额的30%左右，国有企业总产值约占国民生产总值10%左右，经过80年代后的私有化，国有企业的投资和产值的比重又有明显下降。从社会资源的配置上看，从原来的绝对市场调节，演变为国家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在维护私有制的前提下，克服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从分配体制上看，原来单纯的按资分配，演变成了以按资分配为主体，二次分配(所得税、遗产税和社会福利保障体制)和三次分配(社会捐款)为补充的分配体制。从思想观念上看，由原来裸的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逐渐演变成带有公益色彩的个人主义，强调“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强调不损害他人利益，出现了大量的公益组织和公益思想。在政治上来看，金钱政治特征有所淡化，财富多少对选举人和被选举人资格的限制废除，性别歧视废除，民族歧视也逐渐弱化。

社会思想篇（3）

  社会属性是人的二重性的一个方面，正因为如此，在人类政治思想中任何人的政治观点或政治主张都不可能回避集体主义的存在。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生命力强大之所在。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种集体主义思想，在西方可以上述到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的《理想国》，在中国可以上述到《礼记·礼运》。对社会主义思想最明确的描述在中国是《礼记·礼运》，在西方是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的《乌托邦》。不过中国的“大同思想”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而是纯集体主义思想的一种社会构思。我们现在通常所讲的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对立物的社会主义，它从工业革命开始，是西方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的一种集体主义的政治思想。这种社会主义是从托马斯·莫尔开始，经过法国的圣西门（1760-1825年）、傅立叶（1772-1837年）、英国的欧文（1771-1858年）等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区分的各种社会主义都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流派。如果说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的《礼记·礼运》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最高社会道德理想，那么，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一个最大特点是它是作为资本主义初期剥削、压迫、贫困、不平等现象的对立物对未来社会的最高道德构想。

  所有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集体主义思想的衍生，是集体主义思想的不同形式、不同时期的反映。社会主义思想在农业社会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只是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物的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才具有浓厚的夺取权力的政治色彩。思想是时代的反映。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初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批判，它反映实行社会改造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弊端的愿望。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家都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痛苦以及作为这种生产方式基础的不受限制的自由竞争。它们设想将来民众会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方式从资本家手中夺得支配生产资料和管理政府的权力。托马斯·莫尔、意大利的康帕内拉（1568-1639年）、法国的梅叶（1664-1729年）、法国的摩莱里（1720-1780年）、马布利（1709-1785年）等等与农业社会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大都希望社会温情脉脉，保持农业社会，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与工业文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仍然主张社会温情脉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

  作为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可以表述为：社会主义思想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派生物，是人类共同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在人和社会的关系上，它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从属于社会集体。作为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的学说中表述得最为充分和全面。马克思讲的人是抽象的人，群体的人，而非具体的个人。马克思是从社会关系来论证人的本质、人性，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基础。

  社会主义思想只是集体主义思想的一种流派，我们没有理由把社会主义思想等同于集体主义思想。我们同样没有理由否认集体主义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属性。与集体主义思想对立的是个人主义思想，而不是资本主义思想，与个人主义思想对立的是集体主义思想，而不是社会主义思想。

社会思想篇（4）

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开始重新关注曾在中国占有显学地位的儒家思想与学说。儒家学说代表人物众多，内容纷繁芜杂，很难用较为简短的语言概括其全部内容及精神。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昭示着儒学有着其他学说难以企及的巨大弹性，因此今人对其的评价亦可有广阔的操作空间。

儒学包含丰富的社会思想，大陆学界对儒学的认识中，亦有从构建中国学术谱系的企划出发，将儒学中某些因素，作为西方社会科学中某些学科的中国样本这一趋势。例如，将儒学中的统治技术和国家治理思想视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学，将儒学中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视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学(彭立荣，2003)，等等。此中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东西方不同发展路径条件下知识与学说的形成与性质。

一、关于社会学发生学意义的不同认识

社会学作为关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专门知识的理论体系出现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种种社会问题促使社会思想家和哲学家进行深入思考：同时，社会学的出现更是人类对社会及其本质的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在其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它的许多思想观点一直被包含在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学说、理论之中，以社会哲学的形式存在(贾春增，2000)。

在西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的社会学经历了从社会哲学到社会学的漫长转变过程。古希腊哲学中的社会思想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哲学思想，对社会学的逐渐形成起到了重要的理论积淀作用。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社会学的产生同样起到重要作用，自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前提，其成果反映在哲学思想(从思辨的层次)上，通过哲学思想又直接影响到社会科学。因此社会学得以产生和发展，乃是长期存在的各种社会哲学思想演化的结果。

一些学者认为上述解释固然合理，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种文化体系均有各自不同的知识与学科发展路径。人类对自身群体进行的研究早已有之，并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就中国情况而言，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包含着对人类社会和人际关系等内容的研究；这一类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与学说，不可否认其具有社会学性质。因此，儒家学说(或称儒文化)就是一种以文化的形态出现，以规范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为根本特征和对社会进行整合、治理为根本任务的关于社会的理论与学说，即为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持有上述观点的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无社会、社会学之名，且对社会事实的研究与讨论亦不可能上升到近代细致分工的学科之水平，因此不能企望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及其继承者使用今天的学术概念，更无法企望其思想与学说完全符合近代学术规范i今人对此类历史上的思想、学说与理论的审视与界定，不应仅从其具有的概念与范畴出发，更重要的是需注重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检讨其理论体系是否形成并成熟，其理论深度与社会功能处于何等程度。因此对儒家学说而言，审视其蕴含的具体内容，是对其进行定位与“正名”先决条件。

二、儒家学说的两大主题

在上述观点的支持下，不妨从儒家思想的主题入手，梳理其中蕴含的社会学意义。儒家学说的核心为两大主题，即“礼”与“仁”，以此为核心儒家学说首先具有突出的伦理社会学性质与功能，同时兼具政治社会学意义。

作为一种规范系统，礼的形成适应了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孔子认为礼对维护传统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故对其极为重视(苗润田，2002)。《广雅》；“祉，髓也”，礼具有使人彼此结为一体的功能(王处辉，2002)，成为维系社会的纽带。与此相关，儒家学说对家庭的关注亦是由于对礼的维护，体现了其在家庭社会学范畴的理论已处于高度系统化程度，这种角色要求实际上同样是一种具有强大约束力的社会规范。

推而广之，家国同构。治家与治国被联系到一起，孔子引用《尚书》“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认为在家庭伦理问题上持正确态度才具有参与政治的资格，主张从政者首先应当是全民道德方面的表率(彭立荣，2003)：因此儒家政治思想对统治类型的期望和韦伯的“个人魅力统治”有着惊人相似。这种统治的基础是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其才能可表现在伦理、英雄行为或宗教方面(L.A.科瑟，1990)，在统治者所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与才能中，伦理道德标准是关键因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篇)。

在阐发“礼”主题的同时孔子提出“仁”主题，为礼画龙点睛。“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篇)。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内心，礼是仁的表达形式；仁是内心的深情厚意，由此而求表达，于是有礼乐(王处辉，2002)。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敬的交往伦理；同时，仁应当成为为人处世的准则，是“君子”必须具备的品质，“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篇)

推及政治领域，孔子的“仁”被发展为孟子的“仁政”，涉及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先秦诸子学说中，儒家最关注政治合法性问题，“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篇)。冯友兰指出：“盖王、霸，乃孟子政治理想中二种不同的政治。中国后来之政治哲学，皆将政治分为此二种。王者之一切制作设施，均系为民，故民皆悦而从之：霸者则惟以武力征服人强使从己。”(冯友兰，2000)王道政治就是仁政。所以孟子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篇)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的两大主题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思想，其中所阐发的一系列分析与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接近近代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路径。

三、儒学社会思想、儒学社会学思想，古代中国社会学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孔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社会思想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因此在社会学教学的主干课程——中国社会思想史中，这一部分会被着重讨论。儒家思想存在着近代社会学中某些分支的研究内容与理论假设，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认为，儒家学说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呢?笔者个人认为在西方学术规范主导的当代学术领域，我们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近代科学起源于西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科学，在其漫长的学科发展历程中已形成了一套完整严谨的规范体系，这与东方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注重形象思维、具有高度抽象性的治学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二者存在着体系的差异，因此用西方近代学术体系中的语言概括、界定古代中国的思想与学说，未尝不具枘凿之嫌。

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汲取中国古代社会思想中的因素并赋予其社会学意义，是当代社会学工作者必须面对的课题；同时，在梳理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时，采取科学、严谨的态度更不容忽视。正如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有哲学思想而无哲学；我们或可认为，儒家学说中包含的社会思想，有些已具备近代学科意义上社会学思想的雏形，但我们不能武断地承认儒家学说中的社会思想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参考文献

[1]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彭立荣《儒文化社会学》，人民出版社，2003

[3]苗润田，《解构与传承一一孔子、儒学及其现代价值研究》，齐鲁书社，2002

[4]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社会思想篇（5）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尤其是儒家思想中有丰富的“和谐”思想，因此，对儒家和谐思想加以新的诠释和发掘，从中吸取思想精华，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儒家“和”思想的内容丰富多彩，笔者以为这一思想主要体现于“天人合一”、“守中尚中”、“有容乃大”之中。本文拟就儒家“和”思想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构建作一探究，以期匡正。

一、“天人合一”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关于“天人合一”的认识体现了人与宇宙自然的整体性关系，所谓的天地人“三才”、天人之际、天人合德，说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与平衡有序。儒家“天人合一”，体现了“和”的基本精神。

第一，“和谐”精神是儒家“天人合一”的基本特征。孔子的学生有子提出“和为贵”的命题，就是认为和谐是天底下最珍贵的价值，是人世间最美好的状态，含有价值判断的意义。对“和”的思想有较为系统阐述的是子思，他在《中庸》中阐述了“诚”是贯通天、人的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源，是天、人合一的桥梁和纽带，认为天的意志和命令就是天赋予人的本性，而“诚明”是修养方法，“至诚”是“神”、“人”合一的境界。他在坚持“心性”与“天命合一”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和”的范畴，对“中”、“节”、“和”的范畴进行阐释，形成完整的“中和”思想。子思认为，喜怒哀乐之情尚未彰显之时，称之为“中”，它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如果喜怒哀乐之情得以彰显，很“中节”即有一定的“度”，就是“和”；“节”是两个极端之间的一种最佳配合方案，增之一分太长，减之一分太短，不偏向任何一个极端而又同时包含两者，称之为“和”。“和”的基本含义就是和谐、平衡、恰倒好处、过犹不及，“和”是天下的普遍原则。儒家认为，一个国家的稳定，不取决于财富的多少，而取决于分配是否公平；不取决于人口的多少，而取决于“人心”是否安定，这就是所谓的“和”。正如孟子所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人心的向背，只要组织内部和谐，上下齐心合力，就能无往而不胜。在“天――地――人”中，“人”具有最高的地位；同样，在“时――利――和”中，“和”具有最高的价值。在这里，儒家“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得到充分的展现，其和谐精神在当代集中体现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等方面上。可见，儒家的和谐精神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二，儒家之“和谐”理蕴表现于三方面。一是自在的“和”，自然而然的和谐状态。《郭店楚墓竹简》说：“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以德为核心阐述了德善相互不离，人道与天道会通合一的“和谐”思想。《中庸》以“中和”精神表现了自然而然的“和谐”境界。二是相融的“和”，互相融合、吸纳的“和境”。主要表现在阴阳互动关系上，以及孟子提倡的政治“人和”上。三是相生的“和”，和则生物，产生新事物。《周易・乾》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意思是说天道变化，万物各端正其性命，各事物的性命差异便成冲突，有冲突，需要保合太和，合是冲突的两性和合，是心性的合一。《周易・系辞下》又指出“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提出从阴阳刚柔的和合体认中把握天地万物的原则和属性。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则反映了产生新事物的条件，即存在差异性才能产生新事物。事物的差异性是事物的个体显相和具体表征，而统一性则是事物的和谐、圆融之共性。宇宙世界是和谐圆融的整体性表征，也是个体差异的和合有序、和谐统一的展显，即在事物的动态张弛之间表现出一种平衡与和谐有序的自然状态。儒家这种和谐精神对于社会秩序的构建具有积极意义。世界是具有规律性和规范性的世界，社会也是有规范性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要遵循人伦道德、社会秩序。社会的完美境界，就在于和谐有序、圆融一体。因此，儒家的“和”思想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三，从国家政治的角度上看，儒家的这种“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对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日本东京大学著名的比较哲学专家中村元教授指出：“全体人类的世界哲学的形成，须在世界和平与世界共同体的出现，并且在完全平等基础上各民族哲学相互承认，相互理解的条件下才能逐步实现”。而世界和平说到底就是世界人民之间的一种和谐、融洽的关系。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提倡“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对于重新唤起人们对和谐社会和社会伦理意义的注意，推进世界民族的和谐相处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建立理想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二、“守中尚中”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

“守中尚中”是“中和”思想的集中展现，是一种中庸之道的方法，具有认识论的意蕴。从《中庸》对“中和”的论述来看，儒家是崇尚中道的，注重事物的平衡有序。《中庸》认为只要符合道德规范、平顺和谐，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万物就会自由的发展和繁荣。这一思想，一方面包含一种“中道”的辩证法观点，另一方面也蕴涵着自然、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基本精神。这对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立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有现实意义。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意思是说中庸作为道德境界而言，是美德，是至高无上的，老百姓缺少这种道德已经很久了。这里，孔子把“中庸”视为道德层面的至上境界，并认为只有君子才具有“中庸”特质，“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中庸》），具有价值判断标准的意思。实质上，孔子的“中庸”思想既包含着道德内容，也包含方法内容，但是孔子对此未作多的阐述，而真正发扬孔子“中庸”观点是子思。子思对“中庸”观加以继承和发挥，系统地阐述了中庸之道的重要性以及它的内涵、内容和实现途径，并提出了“诚”的范畴，把“中庸”这种方法论原则提高到了世界观的高度，“中和”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哲学认识论，并对孟子和宋明理学产生了影响。“中庸”提倡君子尊崇天赋的性理，同时讲求学问而致知，使德性和学问臻于博大精微的境界，而又遵循平常的中庸之道，由此形成的“中庸”思维，成为了中国古代士大夫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和安身立命之道。人们以“中庸”为原则，重视自我心性修养，实现精神境界的飞跃。

可见，“中庸”思想把人（社会）和自然界看作是一个整体，主张其和谐统一，避免了极端个人中心主义；把伦理学和认识论紧密相结合，主张其辩证统一，使其和合有序。因而，具有不偏不倚的科学观念，可以避免认识上的一向性，人与人相处关系的过激性，人与自然的对立性。中庸之道的认识方法、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可以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一种“中和”的视角，提供“中庸”（所谓不偏颇不倚求其中的态度）的评判事物的标尺，从而避免厚此薄彼，只顾“一手抓”而忽视“两手抓”的现象，这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一定参照意义。

三、“有容乃大”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

儒家“和”还表现在“有容乃大”上，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说的是宽容的胸怀，德才能变得强大起来，才会有真正的发展。因为，“有容才有异，有异才有比较，有比较才有选择，有选择才有进步”。儒家的“和”思想具有的“有容”精神，要求人们要有宽容、理解、博爱的胸怀。在中国哲人思想世界中，整个宇宙世界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并表现出“有容”的“整体的和谐性”、“有序的对称性”、“和合的协同性”特质，从而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世界，这是儒家之“和”蕴涵和谐社会的基本思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发扬“有容乃大”的精神。

第一，“有容乃大”精神是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力量和思想动力。构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实现其目标难度较大。人们如果没有博怀，是难以以实际行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因此，树立“有容乃大”精神，注重心性修养，心系国家、社会和天下的安危，“先天下之忧而忧虑，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实际行动去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真正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第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作好“五个统筹”的工作内力和外力的统一。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搞好“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发展。因为，“五个统筹”内容，涉及到方方面面，反映了人、社会、自然之间的五大方面的矛盾问题，如果没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和决心，不能打破国家、地区等区域的限制和行业领域差别，就难以化解工作中的存在矛盾问题，就难以真正实现“五个统筹”。从内力而言，以学习者的“心”不断学习和内化，“海纳百川”地吸取一切文明成果，加强修养，提高驾御各种工作的能力；就外力而言，就是要有宽广视野，以开放的“心”来加强交流与协作，打破国家、地区、等区域的限制和行业领域差别，有效开展工作，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三，“有容乃大”精神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自然界是一切生命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自然就是造福人类。“人与自然的和谐”要求人类在推动发展的社会实践中充分考虑自然的承载能力和承受能力，坚决禁止过度性放牧、掠夺性采矿、毁灭性砍伐等掠夺自然、破坏自然的做法，而要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第四，“有容乃大”的精神，有利于加强和谐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精神与人生道德修养是紧密相联系的，并直接影响人生道德的修养。儒家十分重视通过心性的修养，实现身心的和谐，而达到“善”的境界。“有容”是良好的道德情操和思想修养，它是儒家伦理道德的表现，所谓宽容，“己所不欲，勿施与于人”（《论语・颜渊》），实质在于塑造“有容”精神。“有容乃大”的和谐精神，为认识社会，认识人本身，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对认识当代社会发展、人与生态环境和谐的关系，以及推进家庭和睦与社会和谐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总之，集中体现于“天人合一”、“守中尚中”、“有容乃大”的儒家“和”思想，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时代价值。儒家“和”思想彰显着人们关注宇宙与人、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共生、共存，展现着世界和谐相处的平衡状态，体现人们追求和睦、和平的圆融景象。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时期，对儒家的和谐思想，加以新的诠释和发掘，努力地把握儒家“和”精神――“天人合一”精神、“守中尚中”精神、“有容乃大”精神的内在意蕴和时代精神，从中吸取精华，从理论上客观认识“和谐”世界，正确处理“和谐”关系，在实践积极地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①焦树安．比较哲学的历史、现状和方法论问题．中国哲学第九辑．上海：三联书店．1982出版。

社会思想篇（6）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奋斗目标，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十六届六中全会对此作出了全面部署。六中全会还提出到2020年构建和谐社会的九大目标和任务，其中一条便是：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这表明我们党清楚地认识到，党的方针、政策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都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深深植入人们心中，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顺利实现现代化的生命线。

世界各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针对本国出现的思想道德问题，往往都非常重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明显效果；也有过因忽视思想政治教育而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而延缓现代化进程的教训，可以作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借鉴。

一、世界各国的现代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现代化肇始于200多年前的英国工业革命，随后向全欧和北美扩散，再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大。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将时间限定在20世纪以来，主要涉及美、英、法、德、日、“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的实践。

现代化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迁，不仅改变社会物质生产的面貌，也改变人们的社会关系和整个社会的结构，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这一切变化也带来严重的思想道德问题，带来普遍的忧虑和困惑。正如心理学家弗洛姆所说：“二十世纪尽管拥有物质的繁荣，政治与经济的自由，可是在精神上二十世纪比十九世纪病得更严重”。①面对社会发展变化带来的大量思想、道德问题，发达的科技和经济往往无能为力，各国都认识到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来说，20世纪是最具变化的年代，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1．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20世纪初，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基本完成，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古典”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对生产力的发展显示出巨大适应力；但是，现代经济生活的自由放任带来日益严重的社会失控，市场上显示的生产过剩危机与发展中贫富差距增大，形成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结构性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殖民地掠夺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加之军国主义兴起与经济军事化，终于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经济大萧条的爆发；随之而来的是法西斯主义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反动而猖獗一时。这些新因素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

美国在20世纪初期，出现了后来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社会转型时期也遇到的种种问题，即贫富分化加剧，社会风气败坏，贿赂风行，假货、商业欺诈比比皆是，金钱至上、拜金主义盛行。在欧洲，激烈的社会矛盾促使人们对工业文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英国和法国综合国力较之以前有所下降，国内矛盾激烈。他们对文明与进步的信念发生了极大动摇。人们开始对传统的宗教价值观进行反省，不再相信有普遍的、共同的价值信仰，不再相信传统的国家主义说教，反对各种各种各样的束缚和规制，蔑视权威，尊重个体的自由选择，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成为人们思想、道德的主流。

无论是欧洲或是美国，教育改革家们对历史上长期沿袭下来的传统的道德教育，特别是其所采取的强制的、灌输式的教育方法提出了质疑。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理论家杜威认为，社会上不存在一种绝对的道德真理，任何道德都必须服从于不断变化的道德需要。在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根据当时人们思想道德的实际情况，更加注重思想政治教育。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各种矛盾激化的形势下，掀起了一场“公民教育运动”。1934年，英国“公民教育协会”在其成立宣言中声明，它要给予青年以“为民主主义社会公民所必需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训练”，这种道德品质的基本内容是一种社会责任感，一种为了公共利益而消泯个人利益及全力为社会工作的意志。提倡合作、忠诚、诚实、节制、礼貌等美德。法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公民道德教育的方针、内容做了精心调整。学校里“公民道德”课受到特殊的重视，有关法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与结构的知识被放在了优先讲授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西欧各国都进行了大量的直接为战争服务的宣传教育工作。

2．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50年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欧疮痍满目，衰败状况更胜于一战以后；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唯独美国享受这次战争的胜利果实，一跃而居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顶峰。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越出一国范围成为一个世界体系，形成资本主义西方以外的另一个吸引中心。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呈现出更大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美国的扩张遇到了苏联的挑战。美苏出于各自不同的需要、不同的国家利益、不同的意识形态而爆发了相互对抗，即冷战。由于双方军备竞赛的加剧，导致冷战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发展成了东西方两种意识形态的全面对抗。

面对战后满目疮痍和一片废墟，西方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经济，启动满足国家和人民生活的工业生产，思想政治教育似乎不再重要。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发射，震动了整个西方世界，在一些美国人的脑子里第一次产生“美国毕竟是脆弱的”想法。②许多人认为，“国家如果想在经济和军事的前沿与苏联展开有力的竞争，学校就应该在像道德教育这样的‘软’领域中少花些时间，而在学术性主题上多花些时间。民主更多地是依靠国家产品的多少和核弹头的数量，而不是个人的道德自律。”③1958年美国政府制定了《国防教育法》，把数学、外语、科学放在学校教育首位；把教育改革的重点放在“教育内容的现代化”上，甚至把现代化知识作为教育的核心，大大压缩了传播政治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公民教育、历史、地理等课程，使伦理道德、情操教养等内容从教育领域淡出，技术至上主义、学历主义等在教育中居于支配地位。这种重智育轻德育的做法，达到了与苏联抗衡的目的，却产生了严重的思想道德问题。发展至六、七十年代，酿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一度阻滞了经济的发展。

3．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在这一阶段，世界现代化进程出现了若干引人注目的趋势：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特别是日本和德国工业发展速度之快，堪称“经济奇迹”；“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是，由于“技术至上主义”的影响，加之50年代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忽视，社会一片混乱。

20世纪60年代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抗议越南战争，要求公民权利，反对种族歧视，少数民族叛乱等，使西方发达国家很快陷入极端混乱之中。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失业、贫困和犯罪率的上升，更使社会风气日益败坏，性观念、、甚至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激烈的变化。60年代吸毒在年轻人中甚至成为一种时尚。在生活伦理方面的冲击尤甚：婚前同居、高离婚率、少女妈妈等现象大量出现，人们普遍对传统家庭观念淡漠。尤其是60年代席卷欧美大陆的学生风潮，使国家领导人、学校和家长普遍感到震惊，它不仅表现出对一切传统价值观念的蔑视，而且认为“暴力乃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手段”。④许多批评家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的繁荣和根深蒂固的道德沦丧极不相称，社会责任心和正义感远比技术上的高明更为重要。

政治风潮和教育界的涣散引起了各国政府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重视。美国专门研究如何实施公民教育的学科——“政治社会化理论”逐渐形成，并得到迅速发展。英国思想界和教育界提出了“由道德教育解决道德问题”口号，特别是在60年代青年反抗运动的冲击下，统治阶级及其学者更加感到加强“世俗的”道德教育的迫切性，相继在一些大学成立了专门性的道德教育研究机构，如牛津大学的“法明顿信托研究单位”和“道德课程发展课题组”，莱斯特大学的“社会道德教育中心”等。这些大多得到官方资助的机构不仅研究有关道德和道德教育的重大理论问题，还为学校和社会编制道德教育的计划、教材以及进行师资培训。

在亚洲，思想政治教育同样受到了高度重视。60年代是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到了70年代中期，日本基本实现了自明治维新以来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理想。然而，个人主义、自私自利观念大为盛行，青少年犯罪率上升，出现了“暴走族”等青少年反文化团体。因此，日本1977、1978年进行的课程改革中，一方面强调要培养人性丰富的学生，另一方面又强调“特别要养成尊重社会规范的态度”，要求更加重视“纪律和责任、爱国心与国际理解”等，“尤其要进一步培养敬畏超人力量的观念”。⑤新加坡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国，属于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国家。为了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新加坡在建国初期实行“英才教育”，即重视培养职业技术人员，而对道德标准只做了软性规定，结果造成了大量社会问题。政府逐步认识到，西方腐朽和颓废的价值观，将会使国家的工业化成果毁于一旦；在工业化的同时，必须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守住新加坡的“根”——“东方价值观”。以李光耀为首的新加坡领导人开始倡导“精神文明”，倡导诚实、节俭，对长辈和权威的尊敬、孝道，以及社会和国家至上等。

4．20世纪80年代起到现在。这一时期，现代化浪潮已成为一种全球趋势，整个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信息化时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广大亚非拉国家也奋起直追，不甘落后。处于改革开放旋涡中的中国现代化洪流，更是波涛涌起，大势磅礴。同时，这一阶段世界格局也出现了巨大变化。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两德的统一，宣告冷战结束。

这一时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总的来说是“向传统回归”，以保证完成经济政治上的振兴目标，面向21世纪，迎接新的挑战。美国“国家教育优异委员会”于1983年4月发表了《国家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其中“加强道德教育，整顿校风校纪”成为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9.11”事件后，美国更为重视思想政治教育，2002年3月的“美国联邦教育部2002——2007年工作要点”重申，要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新时期负责任的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高素质公民。英国1988年颁布的《国家课程》，把培养“有德行、智慧、礼仪和学问”的绅士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在政府规定8条基本目标中有4条是规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⑥90年代末，英国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进一步调整，认为21世纪的竞争对于德育既是压力又是挑战。法国在统一的教育计划中规定思想品德教育始终是学校一项“不能回避”和“义不容辞”的任务，在学校开设了“共和国公民的伦理与道德课程”。德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通过政治养成教育和宗教教育开展，联邦政府以及各州政府均设有政治养成教育中心机构，此外还有大量从事此类工作的社会团体和公共机构。

日本自80年代以来，鉴于本国青少年思想道德水平下降、犯罪日益增多等事实，各界纷纷呼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日本在其规划的《21世纪教育目标》中认为：“只有重视思想素质的培养，才能保证人才的健康成长”，同时将二战后教育实现目标的“智、德、体”顺序改为“德、智、体”，并呼吁学校思想品德教育应与其他学科有相同的地位，设置为必修课。日本的教育改革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德育改革。日本政府正是通过包括学校道德教育在内的全民思想政治教育，把国民的爱国心和忠诚意识具体化为经济生活中的工作意识，集中了全体国民的智慧与精力，以超常的速度完成经济政治崛起的任务。

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加坡开始纠正教育领域重实用、轻人文的倾向。针对学生人文素质下降、社会道德水平明显滑坡的状况，从80年代开始纠偏，实施全面道德教育。1991年，经新加坡人民反复讨论并经国会批准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得以公布发表，制定了为各民族不同信仰的民众均能接受的国家意识：（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由于比较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因此新加坡在经济高度西方化的同时，保持了作为东方国家的文化和精神的菁华。

对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进行综合比较，我们会发现大都经历了一个“经济发展—道德滑坡—道德回归—经济再发展”的过程。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在兴致勃勃发展经济的同时，遇到了由于忽视思想政治教育而引发的种种困难和挑战，以至经济停滞不前。于是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自我改革和调整，其中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建设则是重中之重。这无疑对我国目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二、各国思想政治教育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现代化的历史表明，在体制变革和经济腾飞的进程中，传统的思想文化必然会遭到猛烈的冲击，而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又不可能很快地发育成熟，在这种状况下，社会的某些领域和群体中会出现所谓“精神失序状态”。这在发达国家往往引起深刻的文化和精神危机，在欠发达国家则易引起严重的文化“倾斜”与崇洋心理。若不能够及时关注这些不和谐因素，必然影响现代化的整体推进。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都不能藐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把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到战略地位，并且看到了它所拥有的巨大潜能。各国的事实对我国现代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提供了如下启示：

1．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的关键阶段，这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时期。国际经验表明：很多国家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可能会出现贫富悬殊、失业激增、分配两极化、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当前我国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社会结构变革加快，我们正面临并将长期面对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些必须认真把握的新趋势新特点。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大力促进社会和谐，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前提。

和谐社会的构建正是应对新形势新问题提出的重大措施。从价值和心态层面来讲，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通过相互了解、沟通、交流建立社会认同机制。人类社会和谐，就必须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和行为规范，并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去维护和遵守，要求人们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一个国家的目标、信仰、价值观等都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从而为现代化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因此，我们说，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命线。

2．思想政治教育要适应和谐社会的要求，主动进行改革。西方各国为了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先后都对本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改革。在培养目标方面，由培养古典绅士到塑造好公民；教育内容方面，出现了世俗化趋势，更加贴近现实生活；教育的方法、途径更加个性化、多样化。此外，发达国家都加强了国际化教育，培养国民的国际意识和参与国际活动的能力，以适应21世纪更加广泛和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上已经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系统。但在实践中却存在一些偏差。主要表现为把思想政治教育窄化为政治教育，割裂内容的关联性；片面强调最高理想教育，忽视内容的层次性；片面强调社会化教育，排斥内容的个体价值取向性。存在着一定程度超现实的理想主义色彩，重集体、轻个人的倾向以及由此尔造成的意识形态中的浪漫主义情愫。在新的世纪，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应积极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主动进行改革。总书记曾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必然要求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关注社会和个人的发展，关注生活，和实践密切结合。

3．政治教育要立足本国，放眼世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与其他许多欠发达国家一样打开了国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人们的精神与心灵也经历着强烈震撼与冲击，西方文化价值理念迅速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以往恪守和坚持的价值、理想、信仰等受到严峻的考验，社会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道德困惑、理想迷失、信仰危机现象。有学者尖刻地指出：“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需要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的支撑，需要在变动不定的世界里寻求到一个安定的精神家园。”⑦所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始终与反传统的道德批判交织在一起，但始终没有真正解决道德的继承性与发展性的问题。当代世界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已更为密切，不仅世界的经济、科技不断得到交流与发展，而且教育、文化、价值观念也不断发生碰撞和融合。不同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多可以吸收的好的理念和成果，这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在大力倡导和谐社会构建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应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探索优良传统的新发展，拓展服务保证的新领域，形成政策制度的新体系，运用科学先进的新手段，为和谐社会的构建、现代化的顺利实现提供可靠的政治保证。

4．多方动员，齐抓共管。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和运行是个系统工程，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合力。政府要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行强有力的干预，并承担主要责任。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只要政府对思想政治教育放任自流，社会就会动乱，青少年犯罪率就会升高，国家的经济、政治目标就难以实现。我国在这方面也有过深刻教训。邓小平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训时指出，“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方面，是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同时，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都非常注意动员社会力量的投入，开发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资源。1990年美国国会还通过了《国家、社区服务信托法》，法国、德国等国还有“国家服务体系”中的民事服务部分。世界各国在齐抓共管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很值得我国借鉴。

①②③④Irichfrom.Thesomesociety.NewYork.1955。

②③戚万学：《冲突与整和——20世纪西方道德教育理论》[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83页、89页。

④黄海洋：《美国品质教育的复归及其启示》，《思想.理论.教育》，2002年第7期。

社会思想篇（7）

二、先秦社会思想具有丰富性

“丰富”是相对于以后社会思想的相对僵化而言的。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统治秩序的解体，礼乐制度的崩溃，使得原来依靠氏族贵族联盟体系建立起来的天子——诸侯——大夫建立起来的周礼统治秩序彻底崩溃。周天子形同虚设，诸侯各自为政的政治局面一方面造就了多元化的政治环境和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即：既没有中央集权、帝王专制的大一统政治体制，也没有某种国家哲学一家独大的思想专制局面。各国诸侯也没有以行政命令形式推行某种思想，压制不同学说。思想与权力的分离造就了思想者，他们可以独立地思考深入的问题，从而造成了文化、思想、观念、价值观等方面的多元化趋向，各家各派的学说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则是奴隶制的挽歌与封建制的颂歌交相辉映；法先王和法后王的唇枪舌战震人心弦；天人相与与天人相分的交锋迂回激荡：……各种思潮和各种学派都得到充分的表现，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辉煌局面。诸子百家，争起并出，各树一帜，各成一说。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势》所说：“全盛时代，以战国为主，而发端实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作于广野；如火山炸裂，热石竟飞于天外。壮哉，壮哉!非特我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史之伟绩也!”

然而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逐渐发展成为结构稳定的封建社会。封建大一统也对一元化的意识形态提出了要求。为了维护一元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君主不惜动用一切力量将社会各种力量统一于权力中心单一的轨道之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是这种思想的产物。

思想领域的专制原则。使得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学说失去了生存空间，新的思想学说难以产生。而官方支持的学说又因缺乏不同思想的批评辩论而失去活力。如在儒学被定为官方学说之后，朝廷以经学取士，以利禄之道提倡儒学，即使是新思想，也要纳入经学的形式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新的思想的发展。另外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由于其超强的稳定性，也成为限制思想发展的主要因素。总之，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使得中国社会思想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呈现出一种因袭多而创新少的局面。

三、先秦社会思想具有范式意义

范式是指“包括规律、理论、标准、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信念，是某一学科领域的世界观，它决定着某一时期的科学家观察世界、研究世界的方式”。显然，“范式”具有中心化、定型化的含义。借用该定义，本文所说的范式是指先秦诸子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思维方式，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大传统，塑造了我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为整个文化提供了规范性的要素和价值内核。如“天人关系”是人类社会生活与社会进化中的永恒主题，早在西周时期，人们就开始探讨天人关系，认为人与天、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是一种统一和谐的关系。“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这就是说，天地、万物以及礼仪行为规范的人群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天则是这个统一体的主宰、本源。《中庸》讲“天人合一”，不过“天”的含义有所不同，“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里的“天道”即是“诚”，“人道”就是追求“诚”，人只要能扩展天道德性，就会达到天道、人性、物性和整个自然界、整个社会的合一。道家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及“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等都说明了天与万物的和谐统一。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的语境里，“天”的含义有所不同。有时指“天命”、“天意”。有时指具有人格意义的神，有时指自然界。不管“天”的意义如何变化，天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始终是他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正是在“天人关系”的讨论中，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开始真正找到了整合社会的契机。西汉董仲舒发展了先秦以来的“天人合一”观念，明确提出了“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命题，使得“天人合一”观念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天与人虽然是相分的，但由于人“类于天也”，同类相通，因此统一成一个整体，即天与人“合而为一”。宋明理学家把“天人合一”观又向前推进一步，他们不再停留在直观地讲“天”，而是把“理”(天理)或“吾心”(良知)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在哲理的高度上加以表述。认为天、人没有分别，他们本来就是一体的，从而得出了“万物一体”的结论。总之，“天人合一”观念说明了“天”与“人”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作为一个基本的价值观，虽然后人对“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有所发展，但是始终脱离不了先秦士人关于“天人关系”的窠臼。同样先秦有关“人性论”的思想、“德治”观念以及“民本思想”等等已经内化为文化传统的基质。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基本轨迹，对中国社会思想的形塑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历程。

四、先秦社会思想具有普示性

所谓普示性，是指先秦社会思想具有普遍性、指导性的作用，这些思想笼罩了中国后来的两千多年。这种普示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时间维度上来理解，即它们不仅属于过去，对过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积累，对今人甚至对于未来同样具有启迪作用。如关于国家的治理、贫困问题的解决、人际关系的处理等等。百家中提供了思路。儒家的修身、慎独以及道家少私寡欲、心斋、坐忘的归隐方式为人们提供了精神的慰藉与解脱；阴阳家、兵家与农家的社会思想里所包含的实际生活领域需要的技艺。为人们提供了预测未来、救治疾病的方法。中庸、安贫乐道、重亲情、重礼义等信念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人们。总之，诸子百家的思想文化渗透到了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中，世代相传，生生不息，以至于直到近代西方思想传入中国之前，各家各派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宗于这一思想体系，成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大宗师：二是从空间维度上来理解，即它们不仅属于中华民族，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而且也是人类社会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外国学者也要从中国古代的思想中汲取精华，美国著名的行为科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曾说：他的思想理论是受到老子的“无为”学说的启发而形成的。可以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

五、先秦社会思想具有普释性

尽管不同的时代会面对不同的问题，然而先秦诸子在结合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吸纳上古社会的文明而提出的社会思想有巨大的社会解释与指导意义。如荀子在摈弃法家鼓吹的民贫国富的思想基础上而提出的在富民的基础上富国，富国必须开源，开源必须裕民，裕民必须轻征，轻征必须节流的赋税思想，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同样先秦社会思想家重视士、农、工、商等普通人社会地位的改善和提高的人本思潮：强调民为治国之本，甚至提到“民贵君轻”高度的民本思想；重视对人的美好心灵的发掘，重视人生哲学诸命题的探索；强调对贫者、弱者、老者、鳏寡孤独者以及残疾者的同情与帮助的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思想以及关于为人处世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等方面的观点与看法有巨大的社会解释与指导意义。当然这种普释性还表现在他们关于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社会问题、社会治理和社会模式等问题的设定上。时至今日，尽管人们关于，社会思想的定义很多，但是大抵还是围绕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社会问题、社会治理和社会模式等范畴进行讨论。而这些范畴早在先秦时期就为中国的思想家们所普遍关注。

六、先秦社会思想具有超越性

“先秦时期，思想同权力和技术的分离，致使思想可以脱离实用，可以超越制度和技术的支持与羁绊。自己酝酿多彩的内容”，从而表现出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步性。(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超越性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可以天马行空。由于思想是现实的反映，所以他们的思想肯定具有经世致用的现实意义。)兴起于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大变革时期的先秦士人，由于摆脱了封建身份的羁绊，常常与统治者分庭抗礼。并且由于其心灵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所以他们无需围绕着政治与军事进行阐释，而是进入了一个自由思考的天地。正是这种人身的自由造就了先秦社会思想的超越性的特点。叔孙豹的“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思想、儒家“兼济”与“独善”的统一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救世情怀以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道家“物我两忘”的真人境界、墨家的“兼爱”、“为天下利”以及法家追求的现实功利思想等等，都反映了先秦士人把建构和实现理想社会当作自己终生追求的事业，强调了个体生命的生存意义，充分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理性的自觉与主体意识的增强。他们能超越他们各自的利害冲突，发展出对整个社会和人类前途的深厚关怀。

七、先秦社会思想具有超时空的一面

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与文化中，有关人与人、我与我、心与心、人与群体、人与自然等方面的思想确有‘先见性’和‘超前性’”。如孔子所讲的仁义具有时代性的同时，也具有超时代的意义。相亲相爱是仁，遵纪守法是义。没有仁。人类将不能存在和发展；没有义，社会就会很难发展。因此仁与义在任何时代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达到“仁”，孔子强调修己时应文质兼修，修已是自律和他律的结合，修己的程序是下学上达，修己时要知行并重。把道德阐述得如此完整，在欧洲是很晚才达到的。同样在阐述理想社会的模式时，老子针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提出了返回“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状态。“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使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而在两千多年后的欧洲，让·雅克·卢梭(JcanJacquesRoussoau1712—1778)提出的“自然状态”与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卢梭认为，人类处于原始社会的“自然状态”是，原是平等和自由的，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社会产生了私有制，就摧毁了平等和自由。他宣传人民专制政体，建立由少数聪明人领导的民主共和国。因为“文明”向前进一步，到了专制暴君统治之下，不平等就发展到极端。到达顶点。虽然卢梭“自然状态”更多的是倡导顺应自然天性而生活的人生观，而“小国寡民”则是恢复原始社会的古朴之风，具有明显的复古主义倾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生状态和人类梦想的精神家园，两者却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以看出先秦社会思想的超前性还表现在“与西方社会思想发展的历程进行比较而得出，它表明中国的社会思想早于西方而以其独特的风貌和理论体系呈现于人类社会。它率先勾勒出一个东方的社会生活模式。反映了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文化素质、心理结构和社会价值取向。”

先秦时期丰富的社会思想是思想家对所处的社会环境深思熟虑的结果，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政治、科技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对解决社会问题、张扬社会理性具有重要意义，所谓“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它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思想成果。正如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所认为的那样：周秦时期的文明与古希腊文明和印度文明几乎为同一时期，东西方文明在相互之间少有交流的情况下进入了各自的‘‘轴心时期”。而自人类历史的这一时期以后，“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日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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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7)[M]，北京：中华书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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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早熟轨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社会思想篇（8）

前言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决定，提出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重大命题，形成了我党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这一理论不仅拓宽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建设、怎样建设、建设什么等问题的认识视野，而且也对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等各方面的工作提出了新的理念、思路和要求。

实现社会和谐，既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可靠的政治保障，也需要有力的精神支撑、良好的文化条件。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思想政治工作作为“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其任务更为繁重。树立适应时展要求的新理念、正确对待利益调整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适应国际化要求提升公民文化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丰富群众精神生活推进和谐文化建设等都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一、从构建和谐社会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出发，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加大创新的力度

（一）构建和谐社会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经济富强”、“政治民主”、“文化文明”、“社会和谐”反映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和总体布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这就从新的视域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首先，科学发展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条主线，因此必须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来认识和实践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要求。科学发展观以“以人为本”为核心，坚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我们深刻把握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着眼点，为我们深刻把握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围绕科学发展观这条主线，思想政治工作要大力宣传倡导科学发展的理念、思路、措施和办法，增强全党全国人民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切实保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要坚持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前提、以人为动力、以人为目标，科学处理尊重人、教育人、服务人的关系。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思想政治工作，彰显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既是构建和谐社会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的要求，也是思想政治工作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真正发挥作用和优势之所在。

其次，深入开展民主法治教育，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和重大挑战。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改革发展的新阶段，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出了更高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要通过创新和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教育，形成全体公民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氛围，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另一方面要在理顺、协调关系，推进依法办事，改进工作作风，建立诚信体系，加强沟通与监督等方面，积极探索新办法，发挥更大的作用。

再次，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全球化、国际化深入发展，提升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迫切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发挥更有效的作用。“文明”、“文化”不仅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国际竞争力，而且反映其发展水平以至发展后劲。在我国改革发展的新形势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要充分发挥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增强凝聚力和创造力。同时要注意大力宣传普及基本礼仪知识，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树立中华民族的良好形象，促进和谐世界发展。

最后，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和关键时期，要保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付诸实施、变成现实，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直面并切实解决各种社会矛盾，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强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思想政治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要积极探索新路子，引导人民群众正确认识、分析和对待形势、大局和困难，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起来，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要注意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及心理疏导工作，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导向、说服、劝解等功能，积极营造健康和谐的思想舆论氛围。

（二）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优势是人民群众的新期待

思想政治工作作为“经济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我党的重要政治优势，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人民群众对思想政治工作有着新的期待。

首先，期待思想政治工作在增进全社会团结和睦、激发广大人民创造活力、参与建设和共享和谐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需要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分享。思想政治工作要不断创新，最大

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增强人们的爱国意识、团结意识和发展意识，要保护和鼓励创新，倡导和支持创业，营造和共建共享和睦和谐。

其次，期待思想政治工作在协调各方利益、维护群众利益上发挥更突出的作用。在当前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各种利益主体并存的社会格局中，经济和社会领域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逐步显现，人民群众反应强烈，这也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新情况和新挑战。人民群众迫切需要思想政治工作能够主动拓宽、积极创新，比如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完善联系群众制度、搭建快捷有效的沟通平台、建立快速反应和及时调处反馈的工作制度等等，更多地研究和运用民主的方法，采取综合手段来协调各方利益，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在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利益观的同时，要更加重视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并最终保护和激发人民群众共建和共享和谐社会的积极性。

再次，期待思想政治工作在丰富文化生活、推动先进的和谐文化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迅猛增长，求知、求乐、求美、求健康的愿望更加强烈，追求个性化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愿望也更加强烈，而我们能够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目前都不能完全满足人们深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需要，这种情况在社会基层尤其突出。思想政治工作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及时了解人民群众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加大服务和扶持的力度，支持和谐文化和健康有益文化的发展，不断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三）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是自身适应学科和形势发展、与时俱进的需要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作为“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之所以能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如此巨大的作用，就是因为思想政治工作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结果。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思想政治工作的环境、任务、内容、渠道和对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思想政治工作在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必须不断进行创新。

首先，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时展的要求和工作对象的变化，不断拓宽新的内容，探索新的方式方法。比如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需要我们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关注热点的转移以及一些新问题的出现，需要突出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的和谐文化建设；人们个性化、多样化、差异化的发展状况，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区别情况，有的放矢，既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又解决工作和生活实际问题。

其次，思想政治工作要跟上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的普及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发展，从而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时效性和影响力。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学科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互联网和手机）的广泛运用，为人们的交往、交流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渠道和手段，对人们的思想、学习、生产和生活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研究新情况、运用新手段、创新内容和方式方法，以适应这种新的变化，牢牢占领主阵地、掌握主动权，保证其优势的发挥。

二、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对思想政治工作创新需要把握若干关系的理性思考

（一）科学把握和谐社会规律与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关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离不开对当代中国国情的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当代中国国情的科学判断。基于这一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前进方向，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文明进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另一方面，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不能只看到社会主义“应该怎么样”，而忽视了初级阶段“只能怎么样”，必须坚持以当前的实际来科学统筹社会经济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着力点是加强民主法治、维护公平正义、倡行诚信友爱、激发社会活力、促进安定秩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一种社会理想，又是一种社会实践。而无论从理想目标来说还是从实践过程来说，都离不开人这个主体因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其本质上说，就是一种人的主体价值得到充分尊重，人的主体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人人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主线，为我们深刻把握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同时也给思想政治工作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创新，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发挥更大作用，思想政治工作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思想政治工作作用的发挥和创新是在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进行的，不能脱离或违背其规律和主旨。

基于以上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以及思想政治工作创新与其关系的分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首先必须进行理念的更新，并将新的理念贯彻于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和实践的方方面面。

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首先要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为本”，是相对于“以神为本”和“以物为本”而言的，强调把人的价值放在首位，“以人为本”的“本”，是指“根本”，强调与神、与物相比，人更重要、更根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人为本”，不仅主张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而且主张人是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的根本动力，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二者构成“以人为本”的完整内容。另外，

我们所讲的以人为本，是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本，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人，也不是某个人、某些人。

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规定，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是贯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各个方面的一条主线，也体现在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和实践之中。思想政治工作是人对人的工作，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根本原则，才能更准确地把握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要求，同时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规定和需要。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把人作为手段，强调对人的塑造、制约和改变，忽视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往往把思想政治工作理解为对对象的“管理”或“管住”对象，这种理念严重限制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范围和工作效果，甚至违背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

坚持以人为本，必须破除旧的观念和不符合社会和谐的观念，要通过改革实践和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断促进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成为自由、自主、自觉的人，推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发展。在实践中，要克服只在社会发展中某些方面坚持以人为本或只在社会发展某些时期坚持以人为本，只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枝节问题、表面问题、局部问题上坚持以人为本的片面的人本观；克服只把人作为手段，只是以客体的或直接的形式来看待人和理解人，使人消极地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工具性的人本观；克服无限放大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无节制地掠夺自然资源、无视其他物种生存、本位主义、物欲至上、漠视或淡化法制等极端的人本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就是要以谋求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的，它把人本身当作成就，把发掘人的潜力潜能，使人变得更有价值、更接近于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作为至高无上的目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形成促进和谐社会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其次，要强化“科学发展”和“和谐共建与共享”的意识。坚持科学发展，坚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内容，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确立的新理念。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科学发展”的理念主要落实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要体现全面发展的要求，既要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又要促进教育对象的全面发展；二是在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上要加强研究和实践，在继承行之有效的传统方式方法的同时，要大胆借鉴其他学科研究的新成果和积极吸收国内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形成的科学方法，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三是要注重建立和形成思想政治工作的合力体制机制，形成齐抓共管、协调配合、良性互动的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四是要积极构建思想政治工作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制度，包括队伍、资金、评估和组织措施等。建设和谐文化，不仅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也是其重要的支撑力量。而和谐理念是和谐文化的内在本质，是创新、享有和谐的思想基础、前提和动力。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包括社会制度的和谐以及人与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要达到这种和谐，必然要求人们的思想观点和谐、行为方式和谐。思想政治工作要注意用“和谐”的思想方法认识矛盾、化解矛盾，要充分尊重、支持和肯定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活动，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发挥各行各业以及全体社会成员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主体意识和积极作用。

（二）科学把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与继承的关系

创新与继承，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两个对立统一的方面。这两个方面，相互依存，相互贯通，各自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继承，是保留事物延续其存在的肯定性因素，继承的同时，也包含着放弃，即放弃促使事物走向灭亡的否定性因素。当继承下来的肯定性因素不足以促进事物的发展壮大的时候，创新便是必须开掘的不竭动力了。创新是从继承的遗产中没有的“无”中，通过发明，生出“有”来，或者，是从继承的遗产中的“有”中，通过创造，使之“优”化。创新的前提是继承，没有继承，就无所谓创新。任何创新，都是在既有的历史基础之上进行的。创新是一个有限与无限相统一的过程，某一个特定的即有限的创新之后，紧接着的，是在这个特定的、有限的创新基础之上的创新之创新。继承本身不是创新，但是如果没有继承，就不可能创新。创新，是在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趋势上，对于前人或者今人已经经历过的一些过程的跳跃。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创新要以全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目标，以经济、社会与环境相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为前提。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以及理论上的不断总结和提炼，形成了系统而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思想政治工作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人心，既保证了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又通过提高人的素质、促进社会稳定和和谐，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如前所述，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思想政治工作的环境、任务、内容、渠道、对象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在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机制等方面进行创新。

在处理思想政治工作创新与继承的关系问题上，首先要充分研究和认识我党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优良传统和理论原则，大力传承和弘扬那些科学的、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和方法等。比如在思想政治工作内容方面，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继承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倡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和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等；在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和手段方面，必要的理论灌输和正面宣传引导、深入群众做过细的思想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关心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等等。其次要针对新情况新要求，积极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在探索和实践中把工作做得更好。要不断拓展和丰富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充分体现时代性要求和实践性特征。从构建和谐社会角度看，思想政治工作要将和谐的身心与人格、和谐共生的新型人际观、和谐的生态自然观、和谐的文化和社会价值观纳入视野。加强心理健

康教育，增强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培养开放创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激发人们内在的精神动力和个体责任感；要体现和宣传平等、尊重、协作和友爱的精神理念，引导人们形成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和谐共生的新型人际关系观，保持和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协调；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自然观，通过对和谐的生态自然观、生态环境伦理道德等的宣传和强化，引导人民群众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实践中扩大社会认同、形成思想共识，树立科学的环境友好观念和生态平衡观念，树立人与自然环境、自然生态协调发展和开发自然、利用自然与保护自然相统一的理念，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的协调发展。

要大胆实践新模式，在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上不断创新以求实效。要改变长期以来过分强调灌输的单向运行机制和做法，淡化思想政治工作主客体界限，克服对思想政治工作对象被动性、服从性和落后性的预设，建立起主客体平等、双向互动的多途径沟通交流机制。要加强实践体验的方法和途径，通过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志愿服务、公益活动、国情民情体验等具体活动，解决人们的态度和信念问题。主题教育活动是近年来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实践中备受青睐、成效卓著的重要载体和平台，精心策划和组织好主题教育活动，不仅能扩大思想宣传工作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而且能更好地吸引广大群众的参与，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主客体互动，有效地激发群众的主体性、创造力和社会责任意识，切实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创设主题教育活动，要注意内容与形式、任务与过程的统一，既要有鲜明的主题和明确的任务，又要注意贴近群众，善于采用群众喜闻乐见，同时又能抓住受众心理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形式；要及时为主题教育活动做好舆论宣传工作，努力营造主题教育活动的浓郁氛围，激发群众对活动的心理期待；要结合地方或行业特色，依托群众组织的影响和优势，最大程度地调动起主题教育活动之受动者的积极性，真正实现主客体双方的互动，最终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之目标。

（三）科学把握思想政治工作自主创新与学习借鉴的关系

主动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国外的先进文化、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是一个民族进步的重要途径。在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今日，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之中，研究和学习借鉴国外的文化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对启迪我们的工作、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并非是共产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所特有的，事实上，当今西方各国都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一些国家纷纷将德育改革提高到关系国家命运的高度来认识，并大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和实践，不少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美国多管齐下的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可以说是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旋律，在这个以“自由”为核心观念的国度里，爱国主义无疑是凝聚人心、稳定社会的一面旗帜，因此，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面对国旗的宣誓、对有益于国家利益的杰出人物的彰显和纪念等日常无时不在的渗透，孕育了国民强烈的爱国热情。

发挥所有课程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作用。比如美国学校里任何一门专业课程的学习都要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思考并做出回答：这个领域的历史和传统是什么？它们涉及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是什么？要面对哪些伦理和道德问题？在大学中，关于价值观教育的举措也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

渗透性的教育和工作方法，运用灵活、效果颇佳。社会和教育者隐蔽教育目的和意图，通过间接、暗示、迂回、熏陶等方法，使受教育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和影响。比如特别重视文化的熏陶，通过博物馆、纪念馆、庆典活动等再现其价值观；强调德育环境对受教育者的影响，通过一系列的规范来优化教育和社会环境；注重技术层面的工作，比如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分解，用“公民权利和义务教育”、“国民精神教育”、“历史教育”等来代替。这种将无意识教育与有意识教育的巧妙结合的方法，真正使受教育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影响，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效果。

学习借鉴是一个不断学习和实践的过程，具有开放性，要结合我国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需要，坚持自主学习，即以谦虚、开放的精神和态度，科学、能动、批判地分析和吸收国外的东西，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学习借鉴是为了促进我们的工作，因此学习借鉴的同时，要有自主创新意识，注重对外来先进做法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注重实践和应用，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好地适应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戴木才，霍季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课题[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7，(2).[2]欧阳坚.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思想道德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7，(4).

[3]韩斌.以人为本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

社会思想篇（9）

一、问题的提出

欧文作为19世纪欧洲工人运动的主要人物，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其较高的评价。“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少数勇敢的‘手’独立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评估价，都是不会过分的。……在英国，合作制的种子是由罗伯特·欧文播下的；大陆上工人进行的试验，实质上是从那些并非由谁发明，而是在1848年大声宣布的理论中得出的实际结论。”恩格斯也指出：“当时（指19世纪上半叶，作者注）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成就，都是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列宁也认为是“真正的文化英雄”。但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符号使欧文全部思想和实践蒙上了一层虚幻的色彩，欧文的“整个学说是一种空想。好像是一面用真理和虚玄的线织成的网。”

实际上空想社会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包括了从15世纪到19世纪、从托马斯·莫尔一直到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这些以财产公有为特征的未来社会的预言家们。总体说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是资本主义制度弊端和内部矛盾的最早揭露者，也是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制度的最早探索者，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揭露和探索只是以理性、道德和情感为基础和尺度。而不是以资本主义的矛盾揭示为根据，所以是空想的。即“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所以）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乌托邦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二、欧文思想的“空想性”质疑

空想，来源于英文Utopia，它由“u”和“topia”两部分组成的，“u”来自希腊文“ou”，表示普遍否定，“topia”来自希腊文的“topos”，意思是地方或地区，两部分合起来意指：不存在的地方，相当于英文里的“No-where”、“No-place”。同时，“u”也可以和希腊文中的“eu”联系起来，“eu”有好、完美的意思，于是“Utopia”也可以理解为“Eutopia”—完美的地方、理想国。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空想也有两层含义：一是凭空设想；二是不切实际的想法。“空想”在国人眼中就是一种缺乏客观根据的随心所欲的设想，是海市蜃楼。空想在一定意义上还与“实干”相对立，不仅是无法实现的，而且是停留口头上的空谈。

首先，我们看到，欧文以当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认为工厂主的利润来自于工人劳动，并且又成为进一步剥削工人的手段。这一结论，是很明确的。对当时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理解，尤其是李嘉图思想的认同，构成了欧文的社会改革思想的基本思想前提。“必须对整个政治经济学有深刻的研究。一知半解的知识最能贻误实际的政治家。世界之所以治理得如此不良，主要原因也许就在于此；因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指导人们怎样最好地运用自己的全部才能，而直到现在这些才能结合起来主要只是妨害社会的改进。”欧文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般原则：“人类劳动或人类所运用的体力与脑力的结合是自然的价值标准。”这种劳动是类似于马力的平均劳动，它不仅生产劳动者自己的生活资料，还生产“剩余产品”，“一切财富都来自劳动和知识。对于劳动和知识，一般是按照所耗费的时间给酬的。因此，我们建议用时间作为价值标准或价值尺度。”尽管“财富目前是从低级阶层的劳动中获得的。”然而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却被少数人所掌握，而且财富的标准采取了人为的形式即货币的形式。“但是蒸汽机和纺纱机以及它们所引起的无数机械发明也给社会带来了祸害，现在这些祸害已经大大超过了从它们身上所获得的好处。它们产生了大量财富，并把财富交给少数人掌握。少数人利用这些财富继续吞没多数人的劳动所产生的财富。”所以社会改造的基本方法之一就是将这种人为的标准改变为自然的价值标准，财富的价值应该由劳动时间来衡量。欧文的“国民公平劳动交换所”实际上就是其劳动价值思想实践的结果。欧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比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们的批判也要深刻的多。

这一观点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思想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制度的本质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应该说，欧文的这一思想，迄今为止，也没有过时。

其次，《共产党宣言》中认为空想主义思想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他们没有看出无产阶级特有方面的任何历史首创作用，没有看出无产阶级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因此，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拒绝一切革命行动。”但恩格斯又谈到：“如果欧文对这个问题（是指工人阶级的代言人）的观点前进了一步，哪只是因为他生活在另外一种环境中，即生活在产业革命和阶级对立尖锐化的时期。”这实际上说明欧文所处的时代环境资本与劳动矛盾的对立已经尖锐化，与圣西门和傅立叶所处环境是有所区别的，同时也明确了欧文的经济思想是近代工人阶级思想意识的代表，这恰恰表明欧文并不是没有找到改变社会的主要力量。而马克思进一步谈到：“本世纪头十年刚刚结束，罗伯特·欧文就不仅在理论上鼓吹限制工作日的必要性，而且在实际上在新拉纳克他自己的工厂内实行了十小时工作日。这种主张正同他的“生产劳动与儿童教育相结合一样”，同他创办的工人合作企业一样，被讥笑为共产主义的空想。现在，第一个空想成了工厂法，第二个空想成了一切“工厂法”中的正式用语，第三个空想甚至成为了进行反动欺骗的外衣。”欧文致力于工人权益的斗争，尽管它没有利用暴力的、游行示威的手段，但这毫无疑问也是一种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当途径的一种政治性活动。

最后，任何思想体系都是个人理想与社会矛盾的产物，都不可能是“纯粹的”和“客观的”。社会的改革也不是社会自动的变化，而是千千万万有着自身理想的人们，通过个体实践汇聚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我们把理想认作是空想，那么，人类所有伟大的思想体系都是“空想”的产物。以劳动者为主体，实现社会方式的变革，是在资本文化占主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产生的，而要达到目的，没有理想的基础，意识的导引，这一工作是无法开展的。欧文自身的合作公社的失败，并不能证明合作制本身不能实现，世界合作运动近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就是证明。欧文社会改革思想的空想性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当时欧文提倡和平变革社会、反对暴力革命的思想而提出的，历史已经跨越了一个多世纪，欧文思想的光辉照耀了早期的合作实践，同样也指引着当代世界合作运动的发展。

欧文是近代以来合作制的第一个系统论说者，是世界合作运动思想的先驱，其思想也是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国际合作运动基本准则的理论基础。以欧文合作经济思想为理念的世界合作经济运动构成了当今世界劳动社会主义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相对于马克思的理论，欧文经济思想的体系性还是比较松散的。无论是对基本概念的规定，还是整个理论体系的构建，其思想形式的粗陋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作为一种理论模式和实践形式，假说是理论形成的前导，只有经过理论的自我完善和实践的检验，假说才能成为一种指导现实的理论，并在现实的发展中得以发展。欧文对自己理论的实践检验失败了，但如何在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中寻求劳动者权利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这一历史任务依然须由后人完成。从历史的脉络看，这一任务分别由威廉·金和马克思承担，前者完成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和平发展合作经济的理论命题；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合作经济的基本理论体系。合作经济的理论体系在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践检验中，逐步变成了现实，而现实的发展又成为理论体系生命力的验证。

参考文献：

社会思想篇（10）

一、生平与背景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今县）人，明代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少时“颖敏绝伦”，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考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隆庆元年（1567年）穆宗即位，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政事，神宗即位后，代高拱为首辅，掌实权达十年之久，为一代“权相”。张居正在位期间推行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死后受人诘毁，削爵夺谥，籍没家产。至崇祯时才得以，著有《张文忠公全集》，又《张太岳集》。要论及张居正的社会思想，必须要有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意识，张居正的思想脉络和特点与明王朝的社会现实不可分隔，明王朝的社会出现的种种弊病是他改革思想的动力，也是改革思想的内容。张居正在明穆宗时因其才华受到重用，参与政事，到明神宗时成为内阁首辅，名声显赫。这一时期正是明朝的中期，财政危机逐渐加重。到隆庆元年，明王朝的财政拮据到了可怕的地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拥有实权的张居正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解决时弊的改革，他的社会思想都蕴含在其改革之中，以往对于张居正的研究都是从政治学的视角研究比较多，但是本文从社会学的视角对其略论，当然他的社会思想也蕴含在其政治、经济等改革措施之中，不可割裂二者。

二、论社会变迁

张居正的社会变迁思想为其推行各种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或者寻求合法性的支持。他的社会变迁思想可以用“反虚谈，尚实效”概括。在社会变迁上遵循的是荀子的“法后王”逻辑，反对取法上古，用以前的法则和规律适用于当今之世。他认为王朝的发展是一个变迁的过程，由开国之初转至王朝中兴继而出现兴衰颓势。这个过程是任何朝代所经历的历史规律，开国之初的社会具有务实性，具有大刀阔斧的改革特点，人情素朴，风气良正，不浮夸，不浮虚。经由这样的开世太平达到王朝的中兴，安居乐业，民国安稳，而真是这样的风气或者说居安思危意识的缺乏，统治阶级的歌舞升平，终日沉浸在“制礼作乐，铺张繁盛之事”，在应对各种社会危机的取措之中，为了安稳现状，维持统治阶级的稳定，不涉及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及矛盾，小修小补使规章制度及各种法令越来越多，繁文缛节，形式泛滥，这其实是王朝衰退的征兆。而张居正认识到明王朝正陷入到这种的历史的规律之中，立国两百年，且摇摇欲坠。他主张有选择性的变革，不可盲目变革，要“审机度势．更化宜民。”为了让明王朝回到以前那种开世太平的轨道，他开启了改革之举。

三、论社会问题及解决方法

明朝中期，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国家赋税沉重，当政者贪污腐化，明争暗斗，政治极为腐败。国内起义不断，边防废弛，内外交困，明王朝政府正陷落于通知的危机之中。在对待社会危机上，张居正面对财政危机和民情疾苦双重态势提出了相应的措施：（1）体民情，减赋税。明代的赋税严重，尤以“带征钱粮”为重，累积的赋税与同年并交。张居正说：“安民之道，在查其疾苦而已。”曾多次上书安民，为民除疾苦，他认为带征之法虽是完久欠，实则“减新收”，今年欠的累积到明年，这样农民负担越来越重。他提出对于当年的拖欠的给予免除来缓解民众负担。（2）抑豪右，宽民力。他认为明朝当下正是由于豪强争相土地兼并而造成人民流离失所，人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就会陷入贫困，而豪强的赋税轻而造成国用空虚，这是重要的一方面。例外，又与官府勾结，贿赂官员，用官员之法欺压百姓，而法纪对他们却无效，造成民众苦不堪言。张居正针对这些提出了清丈全国土地方针，查勘豪强隐没的土地来减轻民众的痛苦，增加国家税收。还规定了出功臣的赐地以外，其余田地均与民众一体办纳粮差。

综上所述，张居正的社会思想主要表现他的社会变迁论、社会控制论与社会问题及解决方法上。社会变迁思想为其大刀阔斧的改革奠定合法性思想基础，用发展的观点看待王朝变化，不取法上古，以实际情况为准则。总之，他提出的“尊主庇民”的思想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与主流，是封建社会制度下的产物，与同时代的激进自由思想家李贽不同，他的意识形态浓重，与朱元璋强化集权策略的治国之术并无二致，这样说来。除了他的有益贡献之外，他的进步思想甚少，固守着封建制度下的统治阶级意志。

参 考 文 献

[1]《张太岳集・答河道吴自湖》

[2]《张太岳集・杂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