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界论文汇总十篇
金融界论文篇（1）
美国在2008年由于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了严重影响，信贷危机由美国扩展到了全球很多国家。当时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华盛顿互惠银行倒闭、美林银行被贱卖等等，从而向我们证实了金融危机的危害性。随后美国的次贷危机对世界上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加大了世界经济的衰退。由于美国很多银行濒临倒闭，在经济一体化的现状下，国际贸易的结算也不能够独善其身。美国经济地位的变化严重影响到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金融界论文篇（2）
战后历史的若干个阶段
将二战后时期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和一个中间阶段对我们的分析工作是很有用的。第一个时期是战后重建和发展时期（1945～1963）。从1964年至1966年是一个过渡阶段，其间在西方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经济社会政策转变。从1967年至今是第三阶段，这是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不断劣化并最终导致今日严峻危机的30年。
1、战后重建和繁荣发展的时期（1945～1963）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对健康的、实物性的经济增长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这包括：战后欧洲（特别是欧共体的西德、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经济重建和复兴；美、苏两国强劲的工业和技术进步；许多所谓“第三世界”国家，如中国、印度和部分南美国家，有了真正的经济发展。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两大经济集团都以人均实物产出的增长为目标，而达至这个目标的途径也都是对工业、农业和基础设施等资本密集型项目进行大规模投资。
这段时期，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和其他相关安排的保证下，货币相对稳定。这些安排包括：相对固定的货币平价，金本位支持下的美元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以及相对严格的货币银行管制。贸易协议准许政府通过合理的关税、补贴、价格支持、支持性信贷和税收政策等多种手段保护和扶持本国生产者，在食品和关键工业部门尤其如此。一般而言，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政府不鼓励投机，而是鼓励在基础设施、工业和农业领域进行公私投资。它们的政策强调高技术资本品的生产和人口科学素质的提高。金融利润主要产生于实物的制造和贸易。结果就是整个金融体系有真实的实物经济作强大后盾。
然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去世使美国带着种种问题进入了战后世界。罗斯福的战后政策是消除英、荷、法的殖民体系，与苏联、中国及其他国家一起开创一个世界范围的工业发展时期。1945年4月罗斯福的突然去世之后，继任者杜鲁门的经济政策没能利用美国在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高水平的工业去帮助战后世界的发展，反而带来了1948～1949年的经济衰退，这是战后一系列经济衰退中的第一次。1954年，艾森豪威尔试图以信贷扩张的手段带动新一轮的经济复苏。在短期繁荣之后，这项政策从1957年起引发了另一次严重的金融衰退。
当时还是一名工业咨询人员的林顿。拉鲁什对美国、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发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特别注意到1957年的衰退作为战后经济“转折点”的重大意义并得出结论说，除非改变当时流行的经济政策取向，否则西方经济就会向一系列国际货币危机发展。他预言这种危机将在60年代末爆发。
拉鲁什评论说，艾森豪威尔的信贷扩张已导致了不健康的消费信贷“泡沫”——特别在汽车销售方面——而没有刺激对作为工业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之基础的资本品的投资。在美国工业发展处于阶段性停滞的条件下，凯恩斯学派用大规模信贷扩张刺激经济的方法加剧了浪费性的消费品和服务的增长，以及行政和销售人员的不必要的增加，从而加速了对短期利润的追求。这增加了经济中每单位实物产出的整体成本，而以工业技术进步为前提的生产率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因此，信贷的扩张伴随着美国经济实质效率的下降。在西欧各国工业制造能力迅速扩大的同时，美联储的政策导致了美元对西欧货币的快速贬值。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危机。拉鲁什警告说，不改变导致1957～1959年经济衰退的根本性政策错误，西方政府将以一种极其错误的方式处理即将到来的货币危机，并引起灾难性的后果。事实证明他的预言完全正确。
然而，在危机间歇期内美国经济在肯尼迪政府（1961～1963年）领导下曾有一次相当正确的政策转向。肯尼迪实施的税收政策鼓励工业企业投资于新技术，从而提高了生产率。这与肯尼迪的载人空间计划（最终将人类送上了月球）和高科技军事计划是紧密联系的。这些计划都是通过政府投资来推动技术发展和扩大、改进科学和工程人员教育。这些政策与阿登那、戴高乐时代西欧持续的、资本密集型工业和技术发展一道，保证了大多数西方国家相对较快的现代化和技术创新。
2、过渡阶段（1964～1966）
不幸的是，肯尼迪于1963年11月22日被杀。在继任者林登。约翰逊和英国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的领导下，以前的资本密集型工业发展政策被抛弃了。鼓励投资于生产性部门和新技术的各项政策被一步步废除。新的政策取向是创造消费品和非生产的巨大膨胀，从而在中短期内取得较高的倾向回报率。尽管肯尼迪政策的某些正面因素持续到1967年，他的遇刺标志了一个具有决定性经济后果的政治转折点。理解这次政策转变的根本性内涵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美国。直至60年代初期，人们仍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繁荣、财富和力量的源泉在于其工业、农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传统的“美国体制”总是倾向于让国家鼓励对科学和技术进步进行长期生产性投资，支持大规模基本建设，扶持新兴工业部门并以“保护主义”政策培植国内生产。即使进入60年代之后，美国人仍普遍认为如果准许所谓“市场力量”遵循货币收益最大化原则，不受政府干涉和调节地统治整个经济过程，那么任何工业经济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为了保持一个现代化的，以科学和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工业经济，政府必须起积极的作用：它必须经常介入以保持长期投资的生产性导向，控制投机和浪费，限制“市场力量”的以长远公共利益为代价的短期利润取向。相似的国
民经济原则在其他西方国家的工业发展中也被采用，成为这些国家战后重建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之下，使于约翰逊政府并为其后历届美国政府所继承的经济政策转向，其实质是对于传统的工业经济的“美国体制”的彻底抛弃。这个根本性的政策转向反映在开始流行于60年代中期的“消费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等概念上，这种驱使从英美逐渐传播到其他西方工业国家。
许多人认为既然美国有全球最大最有力的经济，又是军事超级大国，那么它一定应该对近几十年来世界经济中出现的每一个错误负主要责任。不过，尽管“金融癌症”的传播与美国近30年的经济金融政策息息相关，但上述说法至少忽略了以下两个重要因素。
首先，传统的美国工业体制本身就是近30年“金融癌症”的最大受害者。同在美国海外广泛流传的神话相反，比之于60脑袋，现在美国经济的生产基础要弱得多，美国大部分人口的物质生活水准和教育文化水准也要低得多。1997年，已有超过100万个美国家庭宣布破产。所谓“信息社会”带来的经济繁荣的表象将我们的注意力从以下事实引开了，即美国经济事实上已不能在实物层次上满足自身的需要，它必须依赖于工业设备和消费品的大量净进口。美国1997年的实物贸易逆差大于1980亿美元。
其次，对于更广泛历史背景的详细研究毫无疑问地证明：最终导致“金融癌症”的那些政策并不起源于美国。这些政策要古老的多。它们起源于英帝国，后来被那些英裔美国金融寡头通过所谓“亲英的东海岸权势集团”进口到——或更准确地说，几乎是像殖民地一样强加于——美国的。这些英裔美国金融寡头总是与传统的“美国体制”作对，而且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同英国王权及英国情报部门有联系。一部美国史就是亲英的、寡头的倾向与传统的共和倾向斗争的历史。在本世纪初，代表传统“美国体制”的麦金利总统被暗杀，亲英的西奥多。罗斯福上台，这意味着英裔美国寡头集团事实上已经接管了美国。然而，“美国体制”集团的影响一直保持到50年代，甚至更久。原因之一就是英裔美国权势集团出于军事和其它因素的考虑，认为仍有必要保持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可是，在著名的英国贵族伯兰特。罗素所主张的战略教条的影响下，这种情况开始改变了。
罗素认为科学和技术的无限进步造成了对于人类生存的威胁，其表现形式就是核武器。只要国家能自由地发展其科学研究和工业能力，他们总能造出核武器。因此，罗素及其追随者认为能使世界保持安全的途径是：①消除国家以有利于建立一个“世界政府”的专制权力；②停止工业化的扩散，限制获取工业技术；③消除科学和技术进步本身，至少将其置于严格控制之下。
罗素政策的第一个突破是1958～1959年美苏在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领导下所达成的协议。尽管这些协议对西方经济政策的深刻影响只是在几十年后才充分显露出来，它们当时就已极大地推动了放弃广泛的科学和工业发展政策，而开始采取所谓“后工业社会政策”。
至60年代中期，局势已很明朗，英裔美国权势集团已完全接受了罗素的政策并开始转向“后工业社会”。从那时起，寡头集团已或多或少地控制了美国经济、金融和外交政策达30年之久。
世界金融体系30年的癌症（1967～1997）
过渡阶段结束于1967年，当时一系列爆炸性的金融危机正如林顿。拉鲁什所预言的那样开始。后来的历史表明60年代末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危机决非暂时或周期性现象。从战后初期卓有成效的“美国体制”政策所作的根本性转向，为世界经济种下了致病的癌变基因。
在这30年历史进程中，金融体系的疾病经历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以各国政府和组织不得不面对和应付的危机为标志。历史表明，在每一个关键转折点上，所采取的决策总是使问题更为恶化，并为下阶段更严重的危机准备了条件。这些决策的共同重点在于：对由不数据增长的债务“泡沫”和投机性金融资产引起的问题，它们总是试图通过牺牲越来越多的实质经济来“喂饱”泡沫的方式加以解决，与此同时它们还成功地为这些泡沫的增长清除各种壁垒。
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和主要组织的这种非理性、自我毁灭式的行为，构成了过去30年经济史最重要的特征。很明显，世界金融体系的问题及其之所以被容忍了这么久的原因在于一些植根于国家政府和组织的思维习惯深处的错误。
在本文余下的部分中，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到世界经济的“金融癌症”发展的几个关键点上。我们将特别关注在不同的阶段各国政府所采取的行动及其影响。
转折点一：1967~1971年货币危机和经济政策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转向
我已描述了1964~1966年的根本性政策转变是如何与越战引起的通货膨胀及其它因素一起，为始于1967年英镑危机的一系列货币危机准备好条件的。不幸的是，对1967~1971年货币危机的反应没能使经济政策转回到健康的工业发展上来，而后者本来是能够稳定美元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在助理财政部长保罗。沃克尔、乔治。舒尔茨、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其他人的建议之下，先是约翰逊在1968年3月，后来是尼克松在1971年都发出了让金融体系与真实经济“脱钩”的信号。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决定停止以黄金支持美元的地位。这给战后布雷顿体系下的货币稳定划上了句号。它为洪水般的金融和商品投机打开了闸门，为通向“浮动汇率制”铺平了道路，削弱了良性的长期计划，增加了国际性长期投资与贸易的风险。
与金本位和固定货币平价的废除相伴，美国的政策使美元加速流向“离岸市场”，在那里没有对利息的限制，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限制。相当大的一部分外流美元涌入了英联邦国家，这是以伦敦为中心的所谓“欧洲美元”市场的开始。
到1979年，已有超过1/3的美元在海外流通。这些钱成了离岸欧洲美元银行根据“凯恩斯乘数”进行信贷创造的基础。由于美国国内银行的潜力仍被美联储的政策所限制，不断增长的欧洲美元信贷开始通过加拿大等离岸中心市场流入美国银行体系。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欧洲美元信贷泡沫”的增长成为美国和其他国家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美国金融政策越来越成为海外美元市场的“囚徒”。
转折点之二：1973~1975年的石油冲击
西方的政策不仅没有设法使“美元泡沫”，包括以伦敦为基地的欧洲美元市场受到控制，反而以不断增加的流入量使这个泡沫越鼓越大。在70年代中期石油冲击的帮助下，泡沫以世界经济的发展为代价迅速膨胀了起来。毫无疑问，油价的大幅上涨是英美权势集团掌握的大银行和石油公司以人为的方式策划和哄炒起来的。油价陡涨四倍制造了新泡沫，即第三世界债务泡沫，同时也是英美银行和石油卡特尔对世界工业经济的掠夺。
这些虚假的债务没有被冻结或一笔勾销。达到高利贷水平的“浮动利率”和不断发出新贷款用于还旧贷款（即所谓的“滚动还债”）还使这些债务泡沫迅速扩大。这种政策同IMF从80年代开始强制推行的管制政策一起，将大多数发展中经济推进破产的深渊，而且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国家高技术资本品的出口。
70年代后半期，金融癌症已到了性命攸关的地步。林顿。拉鲁什和他的合作者提出了一项可行的替代政策方案，并在各国政府和组织中广泛传播。拉鲁什关于成立“国际发展银行”的建议目的在于重建新的金本位制，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这个建议于1976年被提交联合国大会。
稍后，法德两国对卡特政策的破坏性经济政策和“浮动汇率”政策的抵制在1978年达到高峰，在这一年它们决定建立欧洲货币体系（EMS）和欧洲货币基金（EMF）。后来，拉鲁什又呼吁把EMS和EMF建设在为以最初的“国际发展银行”所体现的原则为基础的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核心部分之一。当然，他希望能将美国等国尽可能早地纳入这个新体系中。不幸的是，这些创议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其中包括对几位主要欧洲工业家和政治家的暗杀，这些人都热心于第三世界的工业的发展。到80年代初，欧洲的亲工业潮流已被严惩削弱了。后果之一是如今的欧洲金融聪明和共同货币计划同一种货币学派的、反发展的政策联系到了一起，而后者同1976~1978年的亲工业倾向是截然相反的。
转折点三：1979年的“利率冲击”
不可避免地，华尔街泡沫、欧洲美元泡沫和第三世界债务泡沫的进一步增长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新当选的英国撒切尔政府和不久后保罗。沃克尔领导下的美联储不公没有着手解决潜在的真正问题，反而推行了极端的货币主义“休克疗法”，将利率提高到美国内战以来最高的水平。这种政策加上沃克尔和卡特政府强制施行的信贷控制等手段，给了美国经济的工农业基础以沉重一击，仅仅几年之内，数十万的农场主和中型工业企业被毁掉。在许多工业部门，美国经济的实物产出在3年内下降了30%至40%.直至今日，美国工业和农业仍未从1979~1981年的“休克疗法”中恢复过来。
这种毁灭性的高利率政策的后果当然不局限于英美两国。欧洲美元贷款的利率从1978年初的7%上升至1980年初的20%.世界贸易也经受了自1958年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但更主要的是，利率上升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可怕的打击：他们用欧洲美元贷款支付他们的石油进口，而欧洲美元的利率通过伦敦银行间拆借利率已翻了一番。一夜之间，这些国家不得不支付两倍于他们借钱时所预计的债务利息。
这次“休克疗法”的反对工业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的性质，在1970年末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CFR）的一系列研究报告中得到充分体现。成立于一战后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旁系衍生物，是英裔美国权势集团最重要的政策机构。在以“80年代计划”为名出版的一系列书籍中，外交关系委员会公开地主张推行一种在一定程度上使世界经济在控制下解体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摧毁有利于第三世界工业发展的力量。通过对民族国家经济实施决定性的打击，一条通向“全球化”的道路将被开辟出来，而民族国家的经济将在“全球化”中被取消。
转折点四：1982~1983年的拉美债务危机
利率的急剧提高和1979年的第二次“石油冲击”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了无法忍受的境地，并直接导致了拉美的债务危机。从1978到1982年的四年间，拉美国家（包括墨西哥）的官方债务从1565亿美元增至3228亿美元。与此同时，超过780亿美元的流动资本离开了拉丁美洲。而所有这些都没有大量流入的投资作为补偿。
对这种掠夺行为的最强烈的抵抗来自墨西哥总统洛佩兹。波蒂略。1982年5月，波蒂略与拉鲁什商讨了拯救墨西哥经济的措施。过后不久，拉鲁什起草了一份拉美国家经济政策。这项名为“洛雷斯行动”的方案核心在于：拉美国家应建立起“债务者卡特尔”和一个共同市场，目的是争取公平地重组债务并开创一个大陆范围的以实物经济原则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局面。
1982年8月初，当“洛雷斯行动”计划公布的时候，墨西哥事实上已停止了支付外债。资本在恐慌中纷纷逃往国外，整个金融体系开始解体。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波蒂略开始实施拉鲁什方案中的关键部分。为了恢复对经济的控制，实行了严格的货币管制，宣布暂时性的外债停付以及银行系统的国有化。除了这些紧急措施以外，波蒂略还努力寻求其他拉美国家，特别是阿根廷和巴西的支持，力图建立起一个面对外国债权人的统一政策。
不幸的是，由于一些拉美国家的动摇和胆怯，由于外部的强大压力，全面实施“洛雷斯行动”计划的历史机遇被错过了。拉美国家政府一个接一个地接受了债权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
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波蒂略向联合国发表演讲前夜，就在一次讲话中强调了把IMF变为强迫第三世界还债的“世界警察”的建议。这个政策体现在IMF的“管制政策”（Conditionalites）和“结构调整方案”中。债务国将被强迫进行货币贬值；消除对生产部门及食品等基本商品的国家补贴；对公共开支进行大幅度削减。不论怎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的结果都是大多数人民生活水准的下降，搁置对经济的生产性基础的投资，通过贬值大量增加债务负担。
金融界论文篇（3）
一、引言
始于2007年4月的美国次贷危机，目前已经演化为席卷美国、影响全世界的金融危机。中国作为一个正在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国家，自然也无法置身度外。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各行各业的经济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那么，如何才能消除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这就需要我国自身采取措施，积极主动地解决由金融危机带来的各种问题。作为宏观调控主要手段之一的财政政策自然得加入到这场经济战争中，为我国安全度过危机提供保障。
二、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宏观经济现状分析，即金融危机对我国各行各业的影响。
从整体层面上分析一下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我们可以看一些数字，首先看出口问题，从去年11月份进口开始出现负增长，去年10月份下降了2.2%，（PPT放映）这是2001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12月份下降了11%，今年1月份下降了29%，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再看看财政收入，从10月份开始，全国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11月份也是下降的，12月份有所增长，但是到今年前三个月依然是负增长。再看一下经济增长速度，如果中国经济没有遇到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原来预定的目标也是要控制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过热，也是在有意识的加强宏观调控，实际上从2007年的三季度开始GDP增速就开始下调，2008年第四季度的调整是非常猛烈的，到去年第四季度GDP的增长速度下滑到6.8%，因为去年第三季度还是9%，从9%下滑到6.8%，这中间差了2.2个百分点，这对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来讲这种下滑是非常迅猛的。今年一季度的数字今天刚刚公布，GDP增收继续下滑到6.1%，去年四季度是6.8%，今年一季度是6.1%，这个6.1%是不是今年的底，现在很难说，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保八”，我们希望这个6.1%是底了，如果二月份仍然是6.1%的话，那问题可能就比较大了，那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加大调控力度，这是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下面分别从我国三大产业看金融危机的影响
1、金融危机对我国第一产业的影响。金融危机对农业、农村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
一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
二是农民工就业困难。
三是优势农产品出口受阻。
四是乡镇企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困难加大。
总得来说，金融危机对“三农”的影响有四个特点，第一这次金融危机对农民增收的影响要比农产品生产的影响要大，第二对外出农民工的影响要比在家务农的影响比较大，第三对出口加工度比较高的农产品比出口加工度低的农产品影响大，第四是对沿海地区的影响要大于对内地的影响。
2、金融危机对我国第二产业的影响
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工业的影响逐渐显著并且加重。工业增速大幅度地回落。从去年6月份16％一路下滑，到去年11月降到5.4％，12月降到了5.8％。今年1、2月份已经公布，合起来是3.8％，扣除日历天数的影响，大体在5.2％，仍然没有走出低谷。
3、金融危机对我国第三产业的影响
第三产业大多是服务业，包括旅游、酒店、通信、银行业等等。行业的复杂性导致金融危机对它们的影响也不同，单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形势不太好，失业的人多，找不到工作的人也多，人们收入减少，能在家里解决吃饭问题就尽量在家里解决，减少去酒店，餐厅等地方消费。
三、金融危机发生后暴露我国经济制度的缺陷，主要分析财政政策应对机制的局限性。
1、财政政策对经济的作用机制。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它对我国经济的调控作用非常有效并且有用。
⑴财政政策的概述
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总需求，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反之则压抑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税收对国民收入是一种收缩性力量，因此，增加政府税收，可以抑制总需求从而减少国民收入，反之，则刺激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财政政策是国家整个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
⑵财政政策的种类
①扩张性财政政策（又称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的总需求；增加国债、支出大于收入，出现财政赤字来实现：
②紧缩性财政政策（又称稳健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减少和抑制总需求；
③中性财政政策是指财政的分配活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保持中性。
⑶我国财政政策的基本手段
①国家预算。主要通过预算收支规模及平衡状态的确定、收支结构的安排和调整来实现财政政策目标。
A、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
B、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
C、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
②税收。主要通过税种、税率来确定和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调节社会经济的分配关系，以满足国家履行政治经济职能的财力需要,促进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和社会的公平分配。
③财政投资。通过国家预算拨款和引导预算外资金的流向、流量，以实现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调节产业结构的目的。
④财政补贴。它是国家根据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和一定时期的政策需要，通过财政转移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对农民、企业、职工和城镇居民实行财政补助，以达到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和社会安定的目的。
⑤公债政策。作为一种财政信用形式，公债最初是用来弥补财政赤字的。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公债已成为调节货币供求、协调财政与金融关系的重要财政手段。
⑥财政立法和执法。是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对财政政策予以法律认定，并对各种违反财政法规的行为（如违反税法的偷税抗税行为等），诉诸司法机关按照法律条文的规定予以审理和制裁，以保证财政政策目标的实现。
⑦财政监察。是实现财政政策目标的重要行政手段。即国家通过财政部门对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团体及其工作人员执行财政政策和财政纪律的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
2、我国现行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的局限性。
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以社会上存在着一定数量的闲置资源为前提。也就是说，这部分闲置资源依靠市场力量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运用国债的形式，才能得以有效的利用。但是经济资源的总量究竟是有限的，伴随着经济不断扩张，资源的瓶颈约束迟早是会到来的。假如累计的财政赤字和累积的发债规模已经很大，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受惯性影响又收缩不下来，财政从金融市场筹集过量资金，就有可能导致经济过热，引发通货膨胀。因此，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积极财政政策不可能长期实行下去，换句话说，从长期看，我们仍然必须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况且，从理论上说，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积极财政政策本来的定位是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短期性的总量失衡进行反周期调节，调控的对象主要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
四、应对措施
1、我国财政政策决策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
财政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在政策决策时，应具备国际视野，又要立足我国实际，兼顾近期与中长期的不同需要，充分发挥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各项调控目标。简言之，此轮积极财政政策决策至少需要考虑以下四个方面问题。
1、积极财政政策要有长远打算。
1998年2月，针对亚洲金融危机蔓延之势，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直持续到2004年，我国经济才开始进入新一轮的上升周期。7年间，除减税、收入分配等政策调控以外，中央财政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安排国债项目资金8643亿元，拉动银行贷款和各方面配套资金等逾2万亿元，主要投向农林水利和生态建设、交通通信、城市、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农网改造，以及教育、文化、卫生、旅游等基础设施建设，较好地兼顾了城乡、区域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比较妥当地处理了近期困难化解与中长期发展之间的关系：当前，我们面临的考验比上一轮金融危机有过之而无不及，出口、消费与企业投资都受到明显削弱，除房地产和汽车市场之外的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培育与发展也不是短期可以做到的。此轮积极财政政策究竟要实行多久，恐怕不是两三年的事，我们要有长期“作战”准备与长远打算。
2、我国财政的压力承载能力有多大?
当前，全社会都在热议“四万亿投资”之事，除此之外还有扩大消费与促进出口等一系列措施要实施，所有政策的核心无非是减收增支。处处要钱，钱从何来?财政收入毕竟是有限的，而且首先要保吃饭与稳定，其次才是建设与发展。从名义上看，我们仍具备一定的发债空间，财政风险也处于可控状态之中，但从现实进一步深入考察，业已存在的基层财政困难、多种变相的地方政府债务以及其他隐『生的资金缺口等因素，缩小了我国财政的压力承载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出路到底在哪里?我们必须跳出常规思维，求变图新方能成功应对。要点在于：一是中央发行建设性国债的期限要在十年之上，而且要避开上一轮积极财政政策所发国债的偿债高峰；二是谨慎对待地方政府发债问题，绝对不能一哄而上；三是大力挖掘潜在财源，壮大财政基础；四是将现有的财力用在刀刃上，务求取得实效；五是千方百计地撬动社会资本，“众人拾柴火焰高”；六是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与制度，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3、全面准确地理解财政政策的内涵。
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财政就是“收收支支”，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财政观。实际上，财政是治国理政的基础，“‘收收支支”只是外在表现。各级政府各部门的决策都包含着财政要素，其行为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最终的财政绩效。因此，我们应该树立大理财观，即政府财政管理每个机构与个人都有责任，而且要借助法律与制度予以贯彻和落实，并基于此实现业务管理创新与财政良眭循环。如果不具备这一视野或理念，很可能带来不可估量的困难或损失。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考虑，此轮积极财政决策受制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与国内经济形势的改善，我们应有长期准备与长远打算，对于由此给财政带来的压力需要通过多种渠道予以化解，让政府有效发挥作用，让各部门各单位有效发挥作用，让市场有效发挥作用，是此轮积极财政政策的核心之所在。
2、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的财政政策选择
当前，经济增长下滑的威胁正一步步逼近我国。这一局面的形成，既有周期性原因，也有结构性原因；既有国际影响，也有国内因素。是综合因素叠加的结果。通过主动的政策选择，从需求、供给、制度改革等多个角度入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协调配合其他调控政策，在稳固外部需求的同时更加注重扩大内需，我们一定可以成功应对当前复杂局面的考验。．
(1)近期可以采取的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举措。
①找准政府投资的切入点，对冲经济“发动机”的减速。美国早期的发展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②把增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与改善投资环境结合起来，为撬动社会资本投资与激发市场活力创造条件。
③实施促进产业升级、自主创新与延长产业链条的财税政策，培育与壮大民族工业和关键技术行业。
④树立科学的消费观，正确引导与促进国内消费。
(2)在有效稳定外部需求的基础上积极有序地转换出口结构及外向型发展战略。
在外贸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国际市场需求是客观存在的，是一个国家不容忽略且不可放弃的发展动力源之一。从市场微观层面看，只要出口有利可图，企业就具有扩大出口的动力，这是出口企业生存发展的现实基础。当然，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在对待外部需求问题上必须正确处理外需规模与结构两大问题，尤其是结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反而会殃及国内经济社会发展。
当前，我国面临着外部需求下滑的不利局面，此问题的根源与国际金融危机有关，更与我们的出口结构亟待调整有密切关系。出口结构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自然选择所形成结果的具体体现，它的优化调整势必也将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而且不是政府单方面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的，需要坚持以企业和市场为出口结构调整的主体，政府可借助“市场倒逼”机制，给企业和市场适当加以引导，使政策引力和市场压力形成合力。在出口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出现群体性经营困难与大面积失业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危及社会稳定和长期的经济发展，政府有责任予以干预与救助。
(3)中长期可供选择的财政政策选择。
①坚持公共资源公益化，反对泛市场化。资源、地产和垄断性的公共服务都是一国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对其征收租金和资源税，是一个国家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也是能否解决民生问题所需资金的重要选择。在我国，房地产的物业税尚未开征，不少资源以市场化的形式运营管理，没有被市场化的资源行业的社会分红比重有待提高，垄断性的公共服务所固有的潜在财政性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流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削弱了国家财政的实力，也使得民怨难止，社会不和谐因素累加。比如，一些城市的出租车司机对上缴出租车公司的“份钱”数额意见很大，意味着出租车管理体制需要作出妥当的改革。总之，我们应坚持公共资源公益化，大力挖掘潜在财源，为解决民生问题提供物质基础，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公益化。
②高度重视与有效发挥粮食、石油等重要物资的储备功能，积极应对国际博弈。美国之所以能在全世界建立霸权，主要依赖于四大支柱：军事与科技实力；美元本位制；对全球资源的控制；农业和粮食战略。近现代以来，围绕着石油、粮食等重要战略物资的生产与储备，国家之间上演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博弈。我国应在财政政策的支持下，不断增强重要战略物资的生产能力，掌控相关商品定价权，以防受制于人；③应深入研究国际博弈背后的客观规律，为我所用，并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起伏开展不同类型的交易，稳定与增加粮食等重要物资的战略储备，严控进口型通货膨胀的输入，为改善政府宏观调控奠定良好的基础。
③在财政领域实现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的有机融合，以公正、均富为导向建立利民强国的财政体制。历史一再告诉我们，财与势不能号令一切。若要发挥出财与势的最大效应，关键在于建立一种公正、均宫的体制，由此酿成的民众心态必然是和谐、平稳的，在富贵面前不骄纵奢侈而能自享其乐，在贫苦面前不怨天尤人而能泰然处之，这种“同心同德”所具有的威力是难以用经济数据来衡量的，尤其是在危机到来时，能够保持经济和社会基本面的稳定，而不致被冲垮。④事实上，这种美德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可以与市场经济并行不悖，既实现经济兴盛，又实现文化繁荣；既会生产，又懂生活，还可以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参考文献：
经济研究参考2009第7期
经济师2009第2期
金融界论文篇（4）
在2010年出版的《金融与增长》的世界银行报告中：消除贫困和经济增长取决于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有效运行。金融体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点，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金融市场建设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市场规模每年都在增长，截止到2013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5万亿美元，再度创出历史新高。目前，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主要是面临监管体制的转型、市场机制的健全、金融风险的防范、金融工具的市场化、投资者权益的保护等问题。正确的处理好这些问题直接决定着我国金融业日后的发展，关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资源的有效配置。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现在面临的金融改革实践问题已经对金融学研究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金融学研究要把国际学术惯例和中国现阶段的国情结合起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设的现代金融学理论和学科。
我国金融学在金融学学科及理论建设方面主要面临下面三方面问题：
一、 学术界对于金融学内涵界定仍需进一步明确
首先，这个概念的界定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华尔街日报在其新开的公司金融的固定版面中将“公司”金融定义为：为业务提供融资的业务，这一定义基本上代表了金融实业界的普遍看法。而且用学科术语来定义该学科对这个学科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Webster字典中，将“To Finance”定义为“（To Raise Or Provide Funds Or Capital For）筹集或提供资本”。代表学界对金融学较有权威的解释可参照“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的Finance相关词条。由斯蒂芬罗斯撰写的“Finance”词条称金融以其不同的中心点和方法论而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其中心点是资本市场的运营、资本资产的供给和定价。
其次，在国内学界，对于金融一词的界定却存在比较大的分歧。纵观十多年来国内出版和发表的各类财经专业方面的相关材料，金融这一词的解释，主要是财政、融资、财政等解释。这三种解释是对特定对象的。但是金融这个涵义确实值得继续推敲的。从金融这个概念的理论内涵来看，这个是国内在转轨经济背景下的一个典型特征。传统金融研究主要包括信用、货币、银行、货币政策、汇率、货币供求等等专题，金融被定义为是货币流通和通讯活动以及他们之间相互联系的经济活动的总称。在国内学界对金融学的理解，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有代表性的方向：第一类是以货币银行学为代表的；第二类是国际金融为代表的。分为这两大科目为主线，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政府为主导的银行之间的相互融资，这种方式在实际当中占主流，而证券和资本则被视为非主流。这样就使得以对银行体系的货币金融研究作为金融学研究的重点。其二是由于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导致对外贸易的加强，所以相应的以“国际贸易”为核心的内容在高内高校中开展起来。
最后，上面国内两大学科对金融学的界定，还不能够把金融学的核心内容概括出来。外国学者对金融学有两种解释，一个是公司金融，包括公司融资、公司财务、公司治理等，以这些为核心。另一个是投资学，也就说把金融学的核心内容归结为资产定价。但国内的有的学者把这个理解为公司理财或者是公司财务，这样的理解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研究对象是会计事项，在以后的研究当中应当纠正这样的误解。
二、 金融学理论和学科建设较实践滞后
正是上文所论文的第一个方面的问题，直接导致金融学学科和理论建设的滞后，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下面六个方面。一是金融学教材和我国实际需要不符，出现脱节的现象。从我们所能见到的教材来看，都是引进外国学者或者外国权威人士的论著，这些外国论著与我们中国的实际生活有不符合之处，所以出现与原本英文教材脱节的现象。我们可以学习外国的现代金融学理论，但是还要研究我们本国市场和企业，撰写出适合本国的金融学教材。二在培养学生方面过于封闭。这在本科教学方面表现还比较好，但是在研究生和博士生方面，所表现出的教育方式就和国外存在差异，表现出过于封闭的特征。我国博士招考实行的更多的是单一导师制度，这种制度对学生综合能力培养还是不够完善，可以让研究性大学博士生以自己的博士项目为自己的学习重心，让导师组来进行指导，这样更加利于他们综合能力的培养。三是在学术研究期刊方面仍然需要增加，我国在部分金融期刊方面做了诸多努力，但是专门的金融学学术期刊还需增加。四是学科布局要更加细化。我国金融学科大都还未从原始的经济学院体制下分离开来，这样影响更深层次的学术研究，也会导致学术分工不明确。其实可以在金融学的宏观领域设立经济系，而在公司金融和投资学微观设立管理学院。五是金融学教师资源方面的匮乏。目前高校金融学方面的师资还是不容乐观的，在公司和投资微观领域的才人更是少之又少，所以要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六理论研究更新速度慢。我国市场规范化步伐越来越快，这就对我国金融学课程设置提出了新的要求，更加的倾向于间接的融资领域。一些前沿领域的理论还没广泛研究，例如行为金融学、金融工程学等。
三、 我国金融学研究要更好的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指导
由于上面论文的两个问题，理论和学科建设有待完善，我国金融学方面的研究还没能够充分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理论指导功能的发挥力度还不够。这个问题在证券市场改革中体现的最为明显，例如国有股持减问题上、证券监管理念问题上、证券立法等方面，金融学界都要在严谨细致的基础之上提供给相关部门可以借鉴的建议，不人云亦云，严肃对待，实事求是的提供具有理论和实证支持的论著。（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Jensen，M.C.，Capital Markets：Theory and Evidence，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1972，pp.357-398.
[2]Hart，Oliver，and John Moore，1990，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1119-1158.
[3]张新，5中国资本成本的估算6，南开大学工作论文，。
金融界论文篇（5）
目前，对于金融生态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理论框架，但这一创造性概念的提出，具有一定的理论渊源。(1)金融发展理论是金融生态理论的根基。1966年1月，帕特里克(T．Patrick)发表了《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提出了金融发展的原因及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成为金融发展理论的最初论述。其后，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1969)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中提出了金融结构理论作为对金融发展理论最初论述的补充。但之前理论侧重于研究发达国家的金融状态，对发展中国家涉足不多。1973年，麦金农(RonaldI．Mckinnon)和肖(Shaw．E)对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地区)的金融发展提出了精辟见解，他们提出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在经济学界引起强烈反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金融深化理论发展完善的同时，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E．Stiglitz)和阿瑟·威斯(ArthurWiess)以发达的金融市场为对象、不完全信息为基础，提出了信贷配给理论，较好地结合了内生增长理论等主流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对金融在经济体系中的效能作了技术性的探讨和诠释。(2)生态经济学为金融生态理论提供了研究方法。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在《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一书中正式提出“生态经济学”的概念。其后，便陆续出现了一批生态经济学的著作，包括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英国学者爱德华·哥尔德史密斯的《生存的蓝图》、法国研究者朱利安·西蒙的《最后的资源》以及莱斯特·R·布朗的《生态经济》等等，都深入地阐述了生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相关问题。生态经济学的研究鼓励经济学与生态学等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倡导用新的方法分析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为金融生态理论的研究方法提供借鉴。(3)自组织系统理论为金融生态系统提供了研究范式。哈耶克(Hayek)认为，“自组织”、“自组织系统”(Self－organizingSystems)或者“自我生成系统”(Self－generatingSystem)之类的概念来自于控制论，意谓系统内部力量的互动创造出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SpontaneousOrder)，或译“自发秩序”。这种自发秩序仅出现在复杂程度很高的系统中，这种系统包含大量元素，且各元素之间具有非刚性的随机特性关系，自组织是靠变革系统元素间旧的联系，建立系统元素间新的联系来实现的。可以说，金融生态系统就是这样一种自发秩序，依靠变革内生性因素(金融生态主体和金融生态环境)间旧的联系并建立新的联系的螺旋上升的过程来实现自身的不断改善。
1.2金融生态系统的观点分类
对于金融生态的理解，目前国内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金融生态环境观，一类是金融生态系统观。(1)金融生态环境观从群体生态学角度，强调“生物群落赖以生存的物理环境”或“非生物成分”。代表性学者有:白钦先、周小川、唐旭、曾康霖等。他们认为金融生态等同于金融生态环境。白钦先认为，金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社会经济扩大资源基数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组成，而金融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和效率状态则构成一国经济的金融生态环境。曾康霖认为，从金融本身产生、发展和消亡来看，金融生态实质是金融环境，且金融生态不能等同于金融管理。周小川认为，金融生态是一个比喻，它指的主要不是金融机构的内部动作，而是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也就是金融运行的一些基础条件。其中法律制度环境是金融生态的主要构成要素。徐诺金虽然是金融生态系统观的代表性学者，但也曾专门撰文探讨过金融生态环境，并且与周小川一样，认为建设一个符合市场经济的金融法律制度才是解决我国金融生态环境缺陷的关键。唐旭也将金融生态中的法律问题作为金融领域的关注焦点。当然，金融生态环境并非特指金融法律制度。具体构成要素将在后面详细描述。(2)金融生态系统观侧重“生物群落”或“生物成分”，从而构成具有相对独立秩序结构和要素逻辑条理等特性的、互动式动态平衡金融生态系统。代表性学者有徐诺金、林永军、李扬、位、谢太峰等。他们认为金融生态是一种开放复杂巨系统，包括金融生态主体和金融生态环境。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将金融生态系统定义为由金融主体及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共同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张志元等将城市金融生态系统定义为由金融体系模块和生态环境模块共同组成的综合性动态平衡系统;曾建等探究频频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我国一系列金融风险的本质原因，得出所有的金融风险产生原因都可以归结于金融生态系统的失衡，也就是由金融交易主体系统与环境系统的不协调发展所致。另一些学者为金融生态加入了金融生态调节这一构成要素。如徐诺金就认为金融生态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金融生态主体(金融机构)、金融生态环境及金融生态调节(即金融监管)。
2金融生态主体与金融生态环境
由于研究视角、理解深度与研究目的不同，学者们对于金融生态主体与金融生态环境的范畴界定有所差异。
2.1金融生态主体
同为立足于金融产品与服务的生产者角度，学者们对金融生态主体的范畴界定也不同。一部分并且是较大一部分学者将金融生态主体局限于金融机构。徐诺金在论文中直接使用金融组织代替金融生态主体;林永军虽没有直接说明，但从其字里行间辨析，对金融主体的阐述也基本上以金融机构为立足点;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课题组对金融生态主体有过定义式的描述，认为金融生态主体是指具有自身生存动机和利益追求的、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断地调整自身以适应环境和根据自身需要去作用环境的行为主体或组织单位，如银行、证券、保险、民间借贷等金融机构和组织。另外一些学者则对金融产品与服务的生产者范围进行了扩充。如李扬认为金融生态主体既包括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这些直接提供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主体，也包括那些以制定政策、确定规范、进行调控和实施监管为职能，从而直接影响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运行，同时也直接影响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供应之种类、规模、价格、质量、范围等的金融决策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立足于金融产品与服务买卖双方的角度，位认为金融主体意谓金融活动者，绝非仅限金融机构，而指金融产品交易的买卖双方。因为尽管金融机构或金融组织是金融活动的专业主体，在金融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但如果没有众多的金融活动兼职主体，金融活动专业主体的“独脚戏”也拉不开序幕。易宪容等［10］除认为金融主体应包括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外，还应该包括保证金融交易得以顺利进行的第三方，不仅涵盖金融决策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也包括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和金融咨询评估机构等。
2.2金融生态环境
在“经济学50人论坛”上所作的演讲中，第一次将影响我国银行业80%的不良资产形成的外部原因统称为金融生态环境，他认为金融生态环境指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包括法律、社会信用体系、会计与审计准则、市场体系、中介服务体系、企业改革进展及银企关系等多方面的外部环境;徐诺金认为金融生态的外部环境包括法律制度、诚信环境、企业制度和行政体制等方面;苏宁将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的基本内涵界定为五部分:稳定的经济环境、完善的法制环境、良好的信用环境、协调的市场环境和规范的制度环境。这些学者都是从定性的角度对金融生态环境进行描述，另一些则进行了详细的定量分析。其中比较全面的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的调查报告《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该报告以城市为基本分析对象，选取9个指标对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进行评价，按重要性排序依次是:法制环境、经济基础、金融部门独立性、企业诚信、地方金融发展、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社会诚信、中介服务和社会保障。该报告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DEA)，以城市金融资产质量状况(由测评指标测度生成)为产出，以城市金融生态的9个构成维度(由分析性指标体系生成)为投入，构建了一个刻画“金融生态环境边界”的超曲面，进而得出了描述城市金融生态环境的综合指标(政府对经济的主导、经济运行的质量、地区金融发展及金融信用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建设)，并运用这些指标对中国50个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了评分和排名，与周小川、徐诺金和苏宁不同的是，李扬界定的金融生态环境的范围除了金融主体在其中生成、运行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外，还包括由居民、企业、政府和国外等部门构成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消费群体。另辟蹊径，以山东省3个城市为例，建立了对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的指标体系，他的指标体系分为3个层次，包含经济资本回报率、银行部门贷款平均收益率、加权风险度和法律信用环境等变量，即徐小林所探讨的金融生态环境其实仅限于银行生态。
2.3文献述评
对于金融生态主体范畴的界定，本文认为应该突出重点与核心，立足于金融产品与服务的生产者这一专业主体，消费者、监管者等众多金融活动的兼职主体都处于与专业主体互动的外部范畴，可一并归入金融生态环境之中。此外，一方面金融市场亦履行着直接提供金融产品与服务的职责，另一方面，从指标选取的角度，作为金融机构的活动平台，金融市场的规模是反映金融生态主体状况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对于金融生态主体内涵与范畴的界定，本文认为:金融生态主体是指具有自身生存动机和利益追求的、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断地调整自身以适应环境和根据自身需要去作用环境的行为主体或组织单位，包括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两部分。对于金融生态环境范畴的界定，本文认为金融生态环境指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即金融运行的一些基础条件。除了学者们广泛探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态环境，还包括由居民、企业、政府和国外等部门构成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消费群体，以及金融决策和监管部门，它们是金融生态环境问题的专属。
金融界论文篇（6）
文章编号：1003-4625(2012)02-0097-05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志码：A
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国内金融机构众多，金融市场规模很大，相应地，美国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美国的金融监管堪称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监管体系，其监管机构众多，监管法律纷繁复杂。美国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宣告美国实行混业经营，但美国的金融监管组织架构却没有太大的调整，美国进入了混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时期。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后，美国最终于2009年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除了出台一些限制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条例之外，还设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增加了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沟通，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美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局面。那么，2000年以来，美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如何?金融监管质量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下文通过总结既有理论提出一种衡量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新的方法――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方法，并基于这种方法对美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进行总体的衡量和判断，最后给出了政策建议。
一、研究背景
本文的研究有两个背景。研究背景之一来自于目前世界各国正在进行的金融监管改革。针对2007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世界各国都正在或即将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但现有理论对金融监管体制的比较多采用定性的分析框架，其基本思路是通过不同监管体制之间的优缺点比较来做出评价。但定性比较很难做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且很难对金融监管改革的效果进行评价，而且定性分析缺乏前瞻性，使得各国金融监管往往滞后于金融业的发展，从而使金融监管改革呈现“危机导向型”的特征。本文想通过构建金融监管指数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定量研究，进而为金融监管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并对各国的金融监管改革起到引导作用。另外，本文还希望通过金融监管指数的构建动态监测各国的金融监管质量，并希望在金融监管水平大幅下降的时候提出预警，进而使得金融监管改革更具有前瞻性。本文的研究背景之二来自于对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进行评价的需要。2000年至2007年，美国金融监管方面没有做出很大调整，进而引致了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2009年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是否起到了大家所期待的效果，目前还没有一个有效的定量评价方法。因此，对美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进行评价，进而为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提供依据和参考，也是非常迫切的需要。
鉴于以上两点背景，本文依据各国金融监管的目标构建了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框架，并利用这一分析框架对2000－2009年美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进行衡量与评价，最后对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金融监管有效性及其衡量问题的理论综述
所谓有效，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就是“能实现预期目的”，以此，我们可以将金融监管的有效定义为：“能实现预期的金融监管目的。”关于金融监管有效性及其衡量主要包括两个问题：第一是金融监管是否有效；第二是金融监管有效性如何衡量。
关于监管是否有效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监管有效说和监管失灵论。监管有效说以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为代表，监管失灵论以监管俘获说为代表。
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Stigler，1971；Becker和Stigler，1974)建立在政府拥有充分信息、为社会整体福利服务以及具有完全信用三个假设基础上，认为金融业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决定其脆弱性，且由于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不完全竞争和搭便车行为等，私人不可能去监管那些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只有通过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才能够克服市场失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改善金融机构的治理水平，从而提高金融运行的效率，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金融监管公共利益理论的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积极鼓励政府参与银行的经营和管理，实现对金融的直接控制；另一方面通过增强政府金融监管的权力，发挥政府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可以弥补市场失灵所带来的问题。
监管俘获说(Beeker，1983；TuNock，1967；陆磊，2000)认为监管与公共利益无关，监管机构不过是被监管者俘获的猎物或俘虏而已。这派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政府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独立利益的特殊市场主体，它并不能最大化社会的福利。一方面，政府的金融监管政策往往会被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所左右，因为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有积极性采取各种手段影响政府的金融监管政策，这样，金融监管机构最后常常被俘获(capture)；另一方面，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过多管制行为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中寻租的机会，破坏了市场的正常竞争秩序，这不利于金融的长期发展。因此，要充分发挥竞争和开放机制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对金融发展的抑制。
虽然在理论上存在着监管有效说和监管失灵论，但从实践上来看，目前各国对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基本达成了共识，且各国基本都建立起了金融监管机构。根据统计，世界共有192个国家建立了金融监管机构。
既然金融监管是必要的，那么金融监管的效果如何呢?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问题。目前理论界较为常用的衡量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模型主要有两个：金融监管成本－收益模型和成本有效性分析模型。
金融监管成本－收益模型(秦宛顺、靳云汇、刘明志，1999)的主要思想是：金融监管都存在着一个有效边界的问题，如果金融监管位于有效边界上或附近的一个区域内，那么它就可以产生正的综合效应；如果金融监管超过了有效边界或区域，或者离边界很远，那么金融监管就很有可能会产生负的综合效应。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寻找能够有效分析金融监管效率，界定金融监管有效边界的量化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法是目前理论界研究这一问题运用得最多的方法。金融监管的成本－收益分析其结果实际上就是一个金融监管的效率问题，即用最低成本实现监管收益的最大化。但它存在的较大的问题是：在现实中要计算监管的收益和由于没有实施监管而造成的损失是徒劳的，因为这种收益和损失是假想中的，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而难以量化。同时，各国的金融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无法全部由监管的成本和收益来反映。成本－收益分析只是在
理论上论证了如何寻找优化本国的金融监管，在实际操作中缺乏执行性。
鉴于成本－收益模型的缺陷性，成本有效性分析模型(刘宇飞，l999)随即替代产生了。这种方法的基本想法就是在无法确定监管项目的具体收益大小时，可以用目标的完成程度取而代之，并计算出该收益与付出的成本之间的比例。如果能够同样有效地实现目标，成本较小的方案要优于成本较高的方案。因此，可以用有效程度与成本之比的最大化替代原有的成本－收益分析下收益与成本的最大化目标。在这种分析方法下，虽然金融监管的收益仍难以量化，但由于其运用目标完成的程度(即监管的有效程度)替代了金融监管的收益，因此较为巧妙地避免了金融监管收益难以确定的难点，从而在总体上能运用其来判断金融监管是否有效。但它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国家金融监管目标往往是多重的，目标的完成程度的测度较为困难，目前还没有较为成熟的量化分析方法。
鉴于以上两种方法的固有缺陷，本文在发展成本有效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金融监管有效性衡量的新方法：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方法。
三、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框架的构造及建立
从监管目标来看，世界三大监管组织都制定了各自领域的监管规则，具体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银行监管过程较为强调安全性和公平性，证券监管强调安全性、效率性和稳定性；保险监管强调安全性和公平性。之所以银行监管和保险监管不加入效率性指标，主要因为效率性和安全性存在矛盾，特别是对于银行业来说，由于存在系统性风险的传染主要载体，所以各国一般较为避讳提金融效率问题。但由于发展经济是各国的首要目标，而一个有效率的金融体系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所以，总结起来，金融监管的目标总体应该包含三个：稳定性、效率性和公平性(蒂米奇・威塔斯，2000)。安全性是指金融监管要确保金融系统的安全，避免金融风险的集聚、扩散和蔓延；效率性是指金融监管要确保金融系统的效率，促进金融系统的发展；公平性是指金融监管过程中要强调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确保公平对待金融消费者，它主要针对金融市场不完备性的三个方面，如表2所示：
虽然金融监管主要有三个目标，但本文认为，公平性目标从属于安全性目标和效率性目标，因为公平性目标涵盖于安全性和效率性目标之内，假如一国金融业未实现公平性，则从长期来看，该国金融业的安全性和效率性都会受到损害。
根据金融监管的这两个目标，我们构建了一套金融监管的指标体系，具体如表3所示：
一般来说，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将直接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所以本文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中引入了代表宏观经济稳定的三个指标：通货膨胀率、CPI、银行不良资产比率来代表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性。而金融业效率主要包括银行的效率和股票市场的效率，所以，本文引入了四个金融效率指标：银行存贷比、银行一般管理成本、银行收入成本比和股票市场交易额占GDP比重来代表金融业效率。
由于安全性目标和效率性目标存在替代关系，且这两方面的因素受各个经济或金融指标的影响，而这些指标由于单位和性质的不同，无法直接进行横向比较，所以我们需要将这些不同质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Analysis)挑选出对金融监管指数影响最大的几个主要因素，并确定这些因素在金融监管指数中所占的权重，计算出金融监管指数。最后通过比较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来进行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
四、美国金融监管指数的建立及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2000-2009年)
为了计算金融监管指数，必须对其所包含指标的基本数据进行收集和整理。我们选取了美国2000-2009年的金融业安全性和效率性指标相关数据，各数据计算方法及来源如表4、表5所示。
由于主成分分析需要各指标之间同向，所以给通货膨胀率、CPI、银行不良资产率、银行一般管理成本、成本收入比加上负号，并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如表6所示。
运用SPS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方差解释程度表和成分矩阵，如表7、表8所示。
根据前一部分对金融监管指数各影响因素的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影响因素的权重。通过方差解释程度表(表7)我们可以看到，前2个因子对于总方差解释程度达到87.401％，根据累计方差大于75％的原则，故选取前2个因子代替所有7个因子进行估计。以前两个因子反映金融监管的总体情况，用Y1、Y2表示，每个主成分变量都是7个标准化变量的线性组合，其表达式为：
Y1=(-0.689)*Z’1+0.662*Z’2+0.989*Z’3+0.564*Z’4+0.916*Z’5+0.915*Z’6+(-0.874)*Z’7
Y2=0.419*Z’1+0.732*Z’2+(-0.039)*Z’3+(-0.766)*Z’4+0.065*Z’5+0.377*Z’6+0.149*Z’7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提取方法：主成分。
a.已提取了2个成分。
然后将标准化的原始数据矩阵与贡献程度向量相乘得到各主成分得分，最后将各主成分得分按照其方差贡献率加权平均得到综合得分(即金融监管指数)。如表9所示：
则美国2000－2009年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如图1所示，2000-2009年，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中2000-2006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区间震荡格局，2006年以后，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大幅下降趋势。2001-2002年，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较低，主要是受到2001年网络股泡沫破灭，加之后来的安然公司财务造假、世界通信公司财务欺诈、施乐公司财务虚报案件，极大地打击了美国投资者的信心，影响了美国的金融监管质量。2002年美国通过的《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并强化了美国证监会的监管职能，使得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有所提高。2007年，由于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不断下滑，说明美国的金融监管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其金融业的发展要求，于是2009年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希望能够加强和改善美国的金融监管，但从目前的数据来看，还没有见到明显的效果。
综合本文得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结合当前的形势和美国金融监管的现状，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美国应该密切关注其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在金融监管指数出现拐点并呈现下降趋势时，应该立即采取措施，加强其金融监管力度，确保金融业的稳定，防范金融危机
2001-2002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下降趋势，美国立即出台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使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止跌回稳，并逐步呈现上升趋势。但2005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出现拐点，并逐步呈现下降趋势的时候，美国政府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且并未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其金融监管，最终导致了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虽然美国于2009年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希望加强并改善其金融监管，但为时已晚。
(二)金融监管要与金融业发展相适应，在金融业经营体制发生变化的时候，金融监管也要做出相应调整，否则将会制约金融业的长远发展
金融界论文篇（7）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以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形成，其中以央行为领导核心的金融市场和以证券行业协会为领导核心的证券市场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毫无疑问的是，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不仅得益于以商品市场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发展，更得益于金融投资中数量和结构两方面的不断优化。因此，本文首先介绍了与证券市场效用相关的现代金融理论并对金融投资概念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上分析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为促进我国证券市场进一步发展提供建议。
二、现代金融理论与金融投资的界定
（一）现代金融理论
伴随第三次产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以货币市场理论和证券市场理论为主的现代金融理论同样日益丰富。分析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至少涉及以下现代金融理论：第一，金融投资理论。金融投资归根到底是理性经济人效用最大化或者成本最小化的过程，因此经济个体（包括自然人）在金融投资时首先要考虑不同证券资产的组合收益以及不同投资期限的收益率，代表性的理论包括动量交易理论等。第二，金融市场理论。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存在效用的前提为货币市场与证券市场是相互关联的，即金融投资是商品经济的概念，代表性的理论包括机会成本理论等。第三，金融工具创新。随着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和数学在现代金融学中的不断应用，金融投资的形式――金融工具得到了绝无仅有的创新。然而，金融工具创新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够促进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提高了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风险，不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
（二）金融投资的界定
根据现代金融理论以及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实践，本文将金融投资界定为一种证券市场的微观行为，理性经济人购买、流通与销售证券市场中股票、期货、债券等无形资产的个体行为。股票投资的主要市场为上交所和深交所，期货投资的主要市场包括各行业（农业、科技产业等）、各地区且不同形式的期货市场，而债券投资品种包括政府债券以及企业债券等。也就是说，金融投资影响我国证券市场的方方面面，即影响我国证券市场是否能够有效运行的关键因素。
三、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分析
（一）提高证券市场深度
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涉及金融投资理论、金融市场理论以及金融工具创新等理论，因此本文在合理界定金融投资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首先，金融投资能够提高证券市场深度。证券市场深度主要是指证券市场交易主体数量的多少，是衡量证券市场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由于大量货币资本和非货币资本不断进入证券市场，在理性预期的框架下理性经济人根据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必然会涌入证券市场中去，从而增加了证券市场交易主体数量，提高了证券市场深度。此外，由于我国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证券市场的规模和效率得到了质的提高，为提高证券市场深度提供了必要基础。加之日益完善成熟的证券市场机制，金融投资在证券市场中发挥作用的同时也能够规避风险，最大程度的促进证券市场的繁荣发展。
（二）拓展证券市场广度
金融投资不仅能够提高证券市场深度，根据金融市场理论，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还包括拓展证券市场广度。证券市场广度是与证券市场深度相对应的概念，证券市场深度是指证券市场交易主体数量的多少，即总量意义，而证券市场广度是指证券市场交易主体类型的多样，是反映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指标。如果证券市场中交易主体类型较少或者实际参与交易的主体较为单一，那么证券市场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暗箱操作”或者“操纵市场”的概率就会提高，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发展。相反，金融投资的增加不仅能够从总量上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而且能够从结构上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具体而言，在金融投资增加的初期，证券市场的资金总量与交易主体不断增加。在金融投资增加的中期，其结构逐渐体现，市场交易主体的类型伴随市场竞争程度与开放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从而有利于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
（三）提升证券市场效率
提高证券市场深度为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前期效用，拓展证券市场广度为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中期效用，而后期效用则为提升证券市场效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证券市场的深度、广度与效率并非孤立存在的，在分析证券市场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加以考虑，否则会出现金融投资偏误的问题。同时，传统意义的效率是指投入――产出的关系，而证券市场效率是指证券部门对于金融发展或者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是判断证券市场是否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指标，具体评价方法包括DEA法等等。上文已经分析了金融投资增加初期和中期的效用，而在金融投资增加的后期，随着金融投资总量的增加以及结构性的改善，证券市场对于实体经济的贡献将会大大增加。毫无疑问的是，证券市场结构性的改善对于其效率提升的作用更为重要，能够缩小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隔阂，为解决企业融资问题、规避风险提供良好的市场。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现代金融理论关于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进行了很好的归纳。然而在我国证券市场实际运行过程中不能完全照搬已有理论，需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界定金融投资的概念，并分析金融投资与证券市场的关联。同时，本文认为至少可以从证券市场深度、证券市场广度以及证券市场效率三个方面分析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从而真正发挥金融投资应有的作用。最为根本的是，金融投资的主要效用为维护证券市场稳定健康发展，避免证券市场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为促进实体经济或商品市场的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郑军，林钟高，彭琳.产权性质、治理环境与内部控制的治理效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4（02）
金融界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3-0087-04
全球金融危机后金融环境持续动荡，发达经济体系纷纷陷入衰退境地而难以自拔。危机后人们开始对审慎监管理论进行全面反思，这种全面反思和彻底自省亟须我们运用科学的理论体系，追问制度设计的理念建构和价值选择的基本定位，甚至需要对监管的范式作出有力的回应。
一、范式：金融监管变革的深层理念
“范式”（paradigm）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用语，最早于1959年由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他的《必要的张力》一书中首次提出来，在其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大量使用，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范式是一个特定的学科领域，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所共享的一种思维模式、一系列成型的价值评判标准和一套话语体系。在一个特定的学科领域中，它具有普遍的认同性和合法性；它不表现为具体的理论本身，而是不同理论所组成的理论群内在共性的抽象。也就是说，任何人都要在一定的范式制约下认识世界，要在过去承继下来的知识背景和学术传统的限制下进行创造。
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思维框架，体现这种思维传统的就是范式。范式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单个事实通常不能证实或一种范式。只有当出现更好的范式替代它，并成为某一学科所具有的共同信念时，才会出现新旧范式替换的局面。范式通过对科学中关键性、全局性的问题的解决，重新描述关于世界整体的图式。所以，范式的变革不是个别概念或定律的转换，而是世界观的变化。整个社会就是在这种不断地自我否定中推进和发展的。
科学革命实质上就是范式的转化和更替。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列举了科学史上的三次重要的范式转换：一次是文艺复兴时期天文学中哥白尼的日心说取代托勒密体系，一次是18世纪下半叶化学领域中拉瓦锡的氧化学说取代燃素说，一次是20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进一步发展了牛顿力学。
库恩的范式理论，不但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发展规律有重要的指导价值，而且对说明经济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特征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启发意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范式”条目中就确认了经济学也是一种范式。范式概念的引入在研究对象、研究方向、研究手段和评价标准等方面对经济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金融监管理论与实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性质而论，金融监管范式同其他实验科学领域的范式并无任何不同。在监管活动中，必然也要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一种总的观点或框架去统摄、解释客观而零乱的风险面相，并采取相应的监管手段和方法。正是由于运用了现有范式所包含的理论信念及其衍生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才使得监管者得以精细深入地研究金融风险的各个部分。实际上，由于监管理念的形成、选择和最终被共同接受的过程都涉及大量的人文、社会等因素，因此，在金融监管的发展形态中运用范式概念甚至要比在其他学科中运用更为契合。
需要注意的是，有人往往会滥用“范式”这个概念。范式不是方法，而是构成理论的方法之方法。如果对监管活动本身的逻辑结构和内涵缺乏认识，则往往不能在恰当的逻辑层次上合理地运用这个范畴。范式不同于模式，不是对所有的理论问题的回答，而是对一种知识体系的思想逻辑的回答，尤其是对作为一门学科的逻辑基石的价值论的思考。任何学科思想体系在历史过程中的形成和发展，总是首先在价值理论的逻辑层次形成主流的判断或规范，然后再在一般理论、分析方法中构成变革和发展。一旦某种价值理论问题的公理性基础假设得以确立，它就会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支配学科思想的常规发展。所以，凡是不能够深入到价值论逻辑层次的思想，都不应被视作范式问题。
二、世界金融业发展的新趋势呼唤监管范式的转换
引起范式转变的最切近的基础是实践的发展。在当代经济金融社会生活的巨大发展中，无论是金融现象还是作为其理论表现的金融学在内容、题材、方式和性质等方面都发生了诸多变化。在这种形势下，监管方式、应对政策甚至监管范式也都要相应改变。
1.对金融监管范式的视阈拓宽根植于对现代金融的深刻理解和对金融理论模式宏观背景的考察。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大特点是，它完全放弃对社会经济关系的研究，不去探讨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不去研究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不同所有制的质的区别，千方百计去分析具体经济现象，甚至把经济问题归结为烦琐的数学公式。根据马克思的认识，社会财富增加的唯一途径就是产业资本的扩大和效率的提高。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只有在促进产业资本扩大和效率提高的时候，才有正面的作用。而当金融资本过度挤占了生产资本的利润率和生存空间的时候，其自身的存在基础自然会受到动摇。一旦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则会引发过度投机和金融泡沫，从而对整个金融体系稳定和实体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2.现有金融监管范式不能解决现代社会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本矛盾。此次金融危机后，国内外学者纷纷对危机产生的原因提出解释，如金融创新过度、资本家的贪婪本性、金融监管不力等等。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所爆发的历次金融或经济危机，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经济危机都采取了金融危机的形式，此次金融危机无疑再一次暴露了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诸多弊端。如果人们只是把矛头对准金融体系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而不是针对金融体系本身，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只有自觉地反思、检讨当代整个文化、价值系统存在的病症，才有可能准确地理解危机的本质并找出相应的、有效的对策。否则，人们关于危机谈论得越多，离开危机的真相和本质就越远。
3.对金融发展的目的和目标的重新界定呼唤新的范式引导以重构金融价值体系。在过去三十年，金融业的自我发展逐渐背离了其真实本质。在许多时候，我们是为了发展金融而发展金融，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把形式当成了内容。过度金融化使得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向金融部门转移，金融资产的增速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脱离了实际需求。另外，以自由主义为导向的市场行为与金融监管目标也往往是矛盾的。现有的金融监管方式和技术手段只能把“内在的统一性”理解为“抽象的同一性”，无法把事物存在的多种多样的形式和外部表现正确地归结为事物本质自身中的内在矛盾，因而难以达到对本质的真正理解和把握。这样一种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根本不可能真正揭示出社会经济运动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
4.对实在论的反思要在范式层面上对金融研究方法进行总体性把握。目前我们的监管方法主要还是科学主义的，而科学主义的实质就是实在论，其主要表现为还原论、二元论、独断论等形式。当代金融学走向了一个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演化发展路径，以至大多数金融学家都致力于把自己的研究和著述用数学语言来表述和构建，似乎一旦没有了这种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证明形式，就不足以使人信服。但现实世界往往要比这些“完美”的模型复杂得多。金融危机是经济学主客二分和数理崇拜的代价，而所有这些弯路正是由于人们追求所谓“通天塔”的确定知识所造成的。
总之，要达到对当代金融的批判性理解，停留在西方金融理论的水平上是不行的。对我们来讲，转变金融监管范式是从理论理性走向实践理性的历史实践和逻辑演进的真实反映。只有诉诸对既有学科范式的批判性改造，建立起新的理论范式，才能实现真正的监管目标。
三、金融监管新范式转换的时机已经成熟
监管范式是通过思想、观念的力量来影响和控制监管活动的。正确的金融监管范式能够推动金融发展，为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和方法论支撑。同样，落后的监管范式也会给金融监管带来消极和保守的影响。
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型是对现代主义赖以成立的哲学基础进行重新认识和批判，以建立一种回归现实世界的、更具开放性和生动性的新的意识形态。显然，这种转型不仅是一种停留于过去范式下的修修补补，而是它呈现出了一种根本性、整体性批判和反思的理论态度，并标志着一种人类全新的价值取向和致思模式的确立。
现有的各种监管模式（如自由主义和管制主义等）表面上针锋相对，但它们讨论的却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因为它们所支持或反对的所谓监管方法都是一系列具有共同特征的制度化要素。而我们这里讲的监管范式的转变是对各种现有监管模式的层次上的超越，以达成更高的视野和境界。
传统的监管方式可以称之为结构主义方式。这种方式预设了一种理想状态，通过监管行为来使监管效果不断接近这一目标，这就难免简单化、机械化。结构主义方式强调技术与效率，忽视社会结构与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互动对实践效果的影响，忽视金融现象背后所隐含的社会特征。而新的监管方式应当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融合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的范畴体系。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归根结底，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的批判。他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构建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人的存在方式截然不同的新的存在方式。我们也必须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当代范式转变的伟大意义。只要社会制度不改变，人们还将不得不继续生活在这个金融资本的逻辑中，现有的生活方式就不会有根本上的改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金融学研究发生了一定变化。为了修正长期以来经济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设带来的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偏差，金融学家尝试引入新的研究变量来解释金融现实。在行为经济学方法中，从个体到群体的选择，既包含着个体由于有限理性认知能力的界定，又包含着群体的社会网络复杂性，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演化中的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对人类行为选择的限定。行为主义认为金融行为是通过主体的理解而社会地建构的。该方法修正了机械简单的决定论，有助于人们重新思考行为的社会性，加深了人们对金融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认识。随着新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诞生，又出现了一些研究复杂系统或体系的方法，把系统与环境、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内生化，着重研究系统的无序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非线性特征。
中国金融业的发展需要监管范式的转型，而范式转型也符合新时期中国构建和谐金融的客观需要。当前，中国正面临金融转型与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需要深刻反思监管范式的问题，推动监管思路和范式的转变。
诚然，中国的金融监管在标准化、精细化、信息化、国际化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但西方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领域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我们一方面要学习借鉴其先进方面，同时也要注意其根本性缺陷。基于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和金融成长，国际金融监管界已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转向中国，以全面丰富金融监管的理论体系，同时也使东西方监管文化更好地兼容。世界金融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中国提供新的借鉴，也只有中国才有能力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提供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有意义的东西。中国的金融监管必须从此前的“引进”、“复制”、“与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范式转型”的新阶段，即“引领创新”的阶段。显然，这种范式转变是中国金融监管自主性的必要要求，它在根本上要求中国金融监管必须从西方思想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主动介入全球化时代话语权的竞争，进而推动中国金融监管走向世界并与之进行实质性对话。
然而，要真正实现范式转型，我们必须重新发现中国金融业，加强对中国本身的深度理论探究。当然，这个“重新发现”绝不是要否定既有的一切监管措施，而是主张我们要有新的时代担当、问题意识和理论洞见，进一步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发掘中国的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进而构建一个有待我们去认识和建构的关系体。为了重新发现这个具有深厚传统并置身于“世界结构”中的历史性的中国金融业，我们必须在相关论题上作出我们的努力。
四、当前中国金融监管新范式转换的路径选择
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变比基本制度框架和运行机制的确定更深层更重要。新的金融监管范式必须有效推动市场运行，并尽可能利用市场机制来实施监管政策和保护措施。无论从国际经济金融背景，还是从金融自身演变趋势和中国金融改革开放与发展角度看，监管范式的转换都具有战略意义。
监管新范式的确立应坚持三个标准：一是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和分析金融现象，全面认识金融活动的价值和意义。二是坚持实事求是，用辩证发展的眼光把握时代脉搏，主动应对新形势、新发展。三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提倡经世致用的态度，推动监管工作有效提升。为此，我们需要在以下五个方面转变思维方式并认真加以研究：
1.对金融本质和监管行为进行深刻反思，树立科学的监管理念。转换监管范式只有真正落实到转变监管理念上才能使监管发挥其应有作用。范式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批判、继承和创新的演进过程。我们要在坚持“制度―社会结构―历史”的分析框架和多元化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实现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变。在采用多元的方法论的时候，一方面要广泛借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提倡多学科交叉与融合；另一方面要在充分吸收借鉴发达国家监管成果的基础上体现出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价值目标。金融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不变的状态。因此，金融监管必须是动态监管。新的金融监管范式不再是全球普遍适用的监管模版，而是针对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的有针对性的监管模式，即便是在一个国家内，也可能根据其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结构而进行相应调整。
2.加强对人和人性的理解和关怀，加深对监管方式的行为主义理解。金融监管是调节生存状态的艺术和科学，带有特定的社会属性和价值使命。新的监管范式应以社会相关成员的共同实践为准则，只有当它成为共同接受的价值信仰，才能真正发挥其革命性的作用。监管应努力追求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特别是对投资者权益的“适度保护”。监管者必须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意识。所以要在监管者的目标中更加凸显精神目标的价值，防止市场逻辑支配整个生活方式和破坏人的生存环境。要重构监管者与企业之间的治理关系，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酿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监管者队伍要加强自身建设和监管文化建设，强化监管者的责任和伦理，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团队。
3.加快金融体制和其他配套制度改革，从整体上构筑持久的安全应对体系。中国金融改革的深化绝不仅仅是顶层设计和加强监管的问题，而是一个牵涉到市场效率、法律环境、监管模式等全方位的改革。良好的监管政策的实施取决于宏观经济结构和市场基础设施等外部前提条件。没有良好的金融生态，几乎不可能有良好金融机构的存在。除了金融部门自身完善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控制和健全风险管理制度等之外，未来来自更广泛的各类非金融环境，如法治意识、行政干预、政策性安排以及社会信用环境、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等等，都可能对金融风险的形成和发展带来各种影响。因此，应当从政策引导的角度去研究金融的发展定位问题，如何实行业态功能管理和统合监管模式，如何发展多层次的金融体系、提高金融配置效率和增强金融活力。
金融界论文篇（9）
Abstract：The definition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s divided into theoretical circles as“function view”which emphasize macro aspects of the quality and“structure view”which emphasize micro aspects of the quantity. The“financial resource hypothesis”which contains the two above，discusses both the func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The quantization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depends on a series of index systems. The relationship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linked: on one hand，economic development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financial development by making a lot of requests to financial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financial development do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improving itself.
Key Words：financial development，index systems，function view，structure view，financial resource hypothesis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2）08-0011-08
一、金融发展的理论界定
对于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他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把金融结构定义为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而在此基础上的金融发展就被定义为金融结构的变化。这一系列定义方法，对之后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麦金农（Mackinon，1973）和肖（Shaw，1973）提出了金融深化论和金融抑制论。
对于金融发展的界定，目前的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莫顿和博迪（Merton和Bodie，1995）为代表的金融功能观，另一类则是以莱文（Levine，1997、2004）为代表的金融服务观。以此为基础，从金融系统功能的角度出发，根据对金融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相对稳定性的不同认识，产生了对于金融发展的不同认识。国内学者白钦先（2005、2006）在总结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金融功能论，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金融资源论。
（一）金融发展的功能观
根据莫顿和博迪的描述，金融系统的根本功能是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对经济中稀缺资源进行跨空间和时间的有效配置，并以此为基础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莫顿和博迪认为金融系统的功能相对金融机构更加稳定，功能随时间和国界变动较少。金融机构的形式以功能为主导，机构之间的创新和竞争最终将导致金融体系的功能更加完善。现存的机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尽管功能观中机构是重要的，但机构不是分析问题的基准，金融系统的功能是分析的基准，是分析金融系统演化的出发点，这形成了金融系统演化过程的功能观的核心思想。功能观将金融机构提供的经济功能视为固定，试图寻找更好的机构结构以更好地发挥固定的功能。从另一个角度看，金融系统的功能细分实际上就是金融系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不同途径。莫顿和博迪将金融系统的根本功能细分为六项：跨期转移资源、管理风险、清算支付和结算支付、归集资源并细分股份、提供信息、设法解决激励问题。
莫顿和博迪从金融系统演化的角度区分金融系统基本功能的恒常性和金融结构的最优应变能力或者适应性，金融系统的演化体现为最适合的金融结构以及这种结构的最佳适应能力，金融发展的内涵就被界定为金融机构为了更好地实现其相对稳定的功能而追求的自身结构的变化。
金融界论文篇（10）
The Choice Of Currency Assets Financing Tactics In The Risk-neutral World
——the Appliance In Chinese Economy
Abstract
Currency assets are the assets which are deposited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during the course of management. And the quality of currency assets management can influence company’s profitability and anti-risk ability directly.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currency assets financing tactics in the Currency Assets Financing Theory. They are the rash advance type currency assets financing tactic, conservative type currency assets financing tactic and medium-sized type currency assets financing tactic. These three kinds of tactics use different percentage of long term or short term capital to catch the best way of currency assets financing. In these three kinds, rash advance type currency assets financing tactic is full of risk, but it is also most profitable. And the conservative type currency assets financing tactic is oppose to it, and medium-sized type currency assets financing tactic is in the middle of them. After making the definition of entire risk-neutral world, we can exclude the influence of the risk to the choice of current assets financing tactics. And then we can get the best model of currency assets financing tactics in the environment without risk. It seems that the rash advance type currency assets financing tactic is best. But this model can not represent the real world, so we change the definition, and make the definition of finite risk-neutral world. In this world, risk starts to make influence to the choice. The advantage of rash advance type currency assets financing tactic starts to become narrow. At last, the hypothesis of the risk-neutral will be canceled. Biding the current china economic circumstances, we will get the tactics fit current china economic. The conservative type currency assets financing tactic is best.
Keyword: current assets financing tactics, risk-neutral world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1
第二章 理论回顾···················································1
(一) 流动资产概念与特性···································1
(二) 传统流动资产融资理论——三种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分类······2
(三) 风险中性世界概念发展回顾······························4
(四) 风险中性概念定义······································5
第三章 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的对于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新认识·········5
(一) 完全风险中性世界的假设································5
(二) 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流动资产融资策略选择的影响·········6
1、 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分析··························6
2、 保守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分析··························7
3、 适中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分析··························7
(三) 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理性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选择·········8
第四章 在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的对于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新认识········8
(一) 有限风险中性世界的假设·······························9
(二) 在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流动资产融资策略选择的影响········9
1、 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分析·························9
2、 保守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分析························10
3、 适中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分析························10
(三) 有限风险中性世 界中理性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选择·········10
第五章 在目前中国经济环境下策略的选择·····························11
第六章 总结及局限性分析···········································12
参考文献··························································13
第一章 绪论
融资,即资金的融通。本文所涉及的融资是狭义上的融资,即资金的融入。融资管理是整个财务管理三项核心内容之一,另外两项分别是投资管理和分配管理。在这三项核心内容中,融资是整个企业的资金运作的起点,并且通过融资获取所需的资金是整个企业能够正常开展生产活动和经营活动的前提。因此,融资策略的选择对于一家企业的经营业绩,甚至是生死存亡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公司的资金主要来源有通过公司内部积累资金、以股本方式融资和以债务方式融资等,捐赠收入等项目来源并不稳定,本文不将其作为主要来源之一。从另一角度上看,资金融通可分为长期融资和短期融资。长期融资包括普通股融资、优先股融资和长期负债融资、融资租赁方式等;短期融资主要有商业信用、商业票据、短期融资券和短期借款等。本文以第二种方式,即以长、短期融资来将其划分。
流动资产是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短期置存的资产,是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流动资产有着周转速度快、变现能力强、形态多样化等特点。流动资产的管理水平高低会直接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如何采用合适的融资方式来对流动资产进行融资也是公司一项必须要解决好的课题。
在目前中国的经济环境下,寻找到一种合适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重要性更是愈发凸显。我国目前大中型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在流动资产的管理能力存在不足。造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多样的,既有传统体制固有的问题,也是由于一定程度上对于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研究不发达的缘故。
本文将采用风险中性的假设来逐步推导,试图寻求一种适合风险中性世界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并逐步延伸,寻求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流动资产融资方式。
综上所述,本文将结合中国国情和风险中性理论,来深入研究流动资产融资理论,以寻找出合适的资产融资策略。
本文将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上述引言部分是对本文研究的内容、目的、意义的介绍;其次是理论的回顾,这部分将对国内外传统理论研究进行介绍——三种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分类,此外,也将对在金融衍生产品定价中得到广泛运用的风险中性假设的理论进行介绍;第三部分是进行完全风险中性世界假设,进而推导出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的对于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新认识;第四是放开假设条件,进而假设出一个介于完全风险中性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有限风险中性世界;第五部分是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来寻求合适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最后是对本文所得出的结论作出概括性的总结和对本文的局限性进行解释。
第二章 理论回顾
流动资产概念与特性
流动资产是指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短期置存的资产。这些资产可以在一年或一个营业周期内循环一次,即可以在一年或一个营业周期内变现或者耗用的资产。流动资产包括现金和各种存款、存货、应收及预付款项、短期投资等等。
流动资产的定义和所包括的项目,便使得流动资产拥有以下几点主要特性。
其一,是周转速度较快。在定义中就可以看出流动资产一般可以在一年或一个营业周期内变现或者耗用。其二,是变现能力较强。这在流动资产的诸项内容的构成中可以看到,现金项目自不必多谈,存货等项目可以通过销售变现。其三,形态多变。流动资产往往从货币形态开始逐步通过供应、生产、销售等环节,经由多种形态如实物形态、债权形态等最终回到货币形态。
这三项特性,其源头还是在于流动资产的“高流动性”上。流动资产顾名思义,其流动性在所有的资产中最高,这点在会计报表中也可以轻易看出,资产负债表中将各项资产按其流动性从高至低排列,而流动资产囊括了其上方的诸项资产。但是,强劲的流动性固然为企业的财务安全提供了保证,但是根据财务学中“流动性往往与盈利能力呈负相关”的原理,流动资产也是所有资产中盈利能力较薄弱的。持有过度的流动资产,将会使得公司盈利能力不足,而过度持有固定资产则会使公司财务风险激增。现代流动资产理论真正研究的重心在于在抗财务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两者之间权衡。
(二) 传统流动资产融资理论——三种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分类
在斯蒂芬·A·罗斯所着作的《公司理财》一书中,对传统的流动资产融资的策略做了总结。在传统流动资产融资理论中,斯蒂芬·A·罗斯认为流动资产可分为永久性流动资产和临时性流动资产。永久性流动资产是指公司的营运循环跌至谷地时,公司依旧持有的流动资产,投入其中的资金是长期的。而与之相对,临时性流动资产是指会随着营运循环中季节性和循环性波动而变化的流动资产。
在现实的经济环境中,由于销售水平的长期上升趋势,因而往往对于总资产的需求从整体上也不断上升。因此推演出对于一家成长中的企业,其总资产需求量随着时间而表现出有长期上升趋势、并且围绕着这种趋势有季节性变动和不可预测的逐日逐月波动。
可以将之形象的刻画成下图:
如图2-1
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总资产需求曲线呈波动向上,并且这种波动趋势无任何规律可寻。在总资产需求曲线的波动向上的过程中,有一条向上的波动区间,在这一区间的下限以上部分,就是临时性流动资产,在这一下限以下部分,就是由永久性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构成的永久性资产。在图2-1中,永久性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被严格区分为上下两部分,事实上这两部分都是永久存在的,并无明显界限的,只是固定资产在短期内不会上升,而永久性流动资产会随着经营业绩的上升而逐步上升。
在如何解决流动资产融入资金的问题的实质是资本收益与财务风险之间的权衡,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就产生了三种不同的融资策略——保守型融资策略、进取型融资策略和适中型融资策略。
保守型融资策略采用了温和的策略,认为公司的稳健重于盈利,因而不仅以长期性资金(如股本、长期负债等长期融资)融入固定资产和永久性流动资产,更是以永久性资金融入临时性流动资金。只有部分的临时流动资产通过临时性资金(如短期借款、短期有价证券等短期融资)融入。
如图2-2。
进取型融资策略则是走到了保守型融资策略的对立面,只采用部分长期资金来融入固定资产和永久性流动资产,剩余的固定资产和永久性流动资产以及全部的临时型流动资产都采用短期资金来融入。该种经营者往往将公司的利润置于第一位。
如图2-3
适中型是以上两种方法的折衷,以短期资金来融通临时性流动资产,而用长期资金来融通永久性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
如图2-4
这三种不同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体现了三种不同的经营者价值观,很直白的体现了三种融资方式。但是其间的高下,并无法直接通过以上直观的表述得出,要结合确实的环境来得出。
以下,我将引入风险中性概念来进一步进行解释。
(三) 风险中性世界概念发展回顾
风险中性定义始见于金融领域,主要用于对期权、期货的定价。风险中性假设和风险中性概率在赫尔的《期权、期货和其它衍生证券》等关于金融衍生产品的书籍中常有出现,风险中性概率在Darrell Duffie的“Dynamic Asset Pricing Theory”中有所描述,风险中性和风险中性概率在宋逢明着的“金融工程原理—无套利均衡分析”中也对进行了一定的分析。风险中性最初是在Black-Scholes 微分方程[注1]中出现。
Black-Scholes 微分方程是用于为期权或与期权相似的拥有选择权的投资项目的定价或估值公式而被广泛应用。在Black-Scholes 微分方程中没有任何与投资风险偏好相关的变量,在该方程中出现了以下变量:股票的当前价格、股票价格方差、期权规定的执行价格、执行时间和无风险利率,这些变量都独立于风险偏好,这是因为与投资者风险偏好密切相关的股票预期收益率这一关键变量已经在方程的推导过程中消除。从而在对期权进行定价时,任何一种风险偏好都对期权的估值不产生影响了。
[注1] Black-Scholes方程的公式为;
其中Ct为t时刻看涨期权的价格;St为股票t时刻价值;X为股票的执行价格;
N(d2)为风险中性世界中期权的执行可能性,X·N(d2)为执行价格乘以支付执行价格概率;St·N(d1)·表示以下变量:风险中性世界中当执行时股价高于执行价时,该变量等于股价,其他情况下都为0。为股票价格波动的标准差;
rf为无风险利率,T为执行时间。
,。
约翰·赫尔:《期权、期货和其他衍生产品》第11章,第216页,(华夏出版社)
在此以后,该方程还额外提出了一个假设:所有的投资者都是风险中性的,这个世界就是风险中性世界。在风险中性的世界中,我们就可以用任意的收益率来代替预期收益率,进一步我们可以用无风险利率来替代证券的预期收益率。此后,有学者证明把在风险中性世界中求出的Black-Scholes微分方程解放到风险厌恶世界中时也是有效的。在风险中性的世界中,投资者的预期收益率为无风险利率,投资世界的风险中性假设便是指世界是风险中性的,世界是风险中性的便蕴涵着:投资者的预期收益率为不要求风险补偿的无风险利率。
以上是风险中性在衍生证券定价领域的基本理论框架。此后,Hull从实用角度(1993),Wilmott、Howison和Dewynne从微分角度(1995)对衍生证券定价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述。使得风险中性的应用领域进一步扩大,但其使用范围依旧被局限于金融产品及其衍生产品的定价领域。
(四) 风险中性概念定义
风险中性在之前的Black-Scholes 微分方程在期权等衍生证券的应用的介绍中已经基本给出了基本描述:
风险中性是指投资者对于任何投资项目不考虑这一项目所包含的风险,不要求风险溢价,只要求无风险回报率的情况。
所有投资者都是风险中性的世界被称为风险中性世界。
风险中性世界是与现实的经济环境不同,现实的经济经济环境被认为是风险厌恶世界。在现实的风险厌恶世界中,投资者并不会无视风险。对于风险厌恶者往往会规避高风险的项目;而风险偏好者也不会只要求无风险回报率,他们会根据不同的投资项目中所包含的风险程度,要求不同的风险溢价,以寻求风险补偿。
本文所采用的风险中性定义与在衍生产品定价中采用的定义并不完全相同。并且在此后的论述中,将不再涉及金融衍生产品的定价问题,仅仅借用风险中性及风险中性世界的定义进行进一步分析。
第三章 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的对于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新认识
在对原有传统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分类和风险中性世界进行介绍后,本文将通过一系列假设来进行进一步分析。
(一) 完全风险中性世界的假设
在对风险中性世界的概念进行介绍后,我在此处定义一个更为具体的“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以方便此后的分析,并且区分下文我将定义的“有限风险中性世界”。
对于“完全风险中性世界”,本文作出以下假设:
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所有投资者没有风险溢价,对于任何一种投资都要求相同的投资回报率,而无论其风险高低。
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没有风险厌恶或偏好的行为,即投资者不仅不会因为风险的上升而要求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并且对任何的项目都会进行相同的投资,而不会选择拒绝进行投资。
市场是无摩擦的,资金的融通没有交易成本,即融资的唯一成本是对于资金供给者的投资回报,即股利和利息。
资金的融入没有时间间隔,即无论长期融资还是短期融资都可以在作出融资决策后,将立即获得所需资金。
发行股票或债券没有准入门槛。
不存在政府,即没有政府的市场干预与任何税收问题。
在此处,对于“完全风险中性世界”的假设非常苛刻,与现实经济环境有着巨大的差别,但是对于简化讨论过程有着重大的帮助。
在对完全风险中性世界进行了假设之后,实施上排除了以下几点因素:第一,风险对于企业的影响。第二,不符合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的因素。在进行了如此的假设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一项投资项目的价值的影响仅仅被限制在了流动性方面,这样就有利于我们简化对于问题的讨论。
(二) 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流动资产融资策略选择的影响
在对“完全风险中性世界”进行了定义之后,本文将对市场对于公司采用的对于流动资产的融资策略的选择的反应进行分析与论述。
1、 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分析
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本文首先对于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进行分析。在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中,如2.2节所述,企业往往通过冒险的手段,不仅以临时性资金融入临时流动资产,更是以临时性资金融入固定资产和永久性流动资产,只有部分的通过永久性资金融入。
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里,通过4.1节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在这样一个风险中性世界中,融资成本只只取决于流动性,即长期资金的融资成本高于短期的融资成本。这样的话,如果其他条件不发生改变,则尽量采用临时性资金会貌似会更有利。
但是,采用临时性资金短期融资是否会对其他因素产生影响呢?从目前主流的财务学中来看,将会对公司的价值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划分为偿债能力和获利能力以及营运能力、发展能力等等。流动资产的融资策略一般不会对企业的营运能力和发展能力产生重大影响,因而真正受到影响的因素是偿债能力和获利能力。以下将从这两方面开展分析。
偿债能力分为长期偿债能力和短期偿债能力之分。考察长期偿债能力的指标主要有资产负债率、产权比率、权益乘数和已获利息保证倍数等;考察短期偿债能力主要有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现金比率等。长期偿债能力主要与企业的长期经营有关,而对于短期负债和刚性债务的偿还多与短期偿债能力相关,因此本文所指的偿债能力为短期偿债能力。
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由于本文对其的假设条件1:所有投资者没有风险溢价,对于任何一种投资都要求相同的投资回报率,而无论其风险高低;和假设条件2:没有风险厌恶或偏好的行为,即投资者不仅不会因为风险而提高要求的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并且对任何的项目都会进行相同的投资,而不会选择拒绝进行投资。因而,企业的破产风险被大大的降低了。当企业面临财务困境时,由于假设4:资金的融入没有时间间隔,即无论长期融资还是短期融资都可以在作出融资决策后,立即获得所需资金;和假设5:发行股票或债券没有准入门槛。公司即便风险已经很大,依然能够从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上融通足够量的资金。特别是假设2,由于在这个完全风险中性世界里,投资者不会因为一家企业的风险而选择规避。这就保证了企业无论面临何种财务困境,都能够轻松融到资金而度过难关。在这样的一个完全风险中性世界里,任何的一家公司无论其规模大小或经营业绩和蕴涵着的风险,都没有因偿债能力被逼至极限而破产的可能。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完全风险中性 世界中,所有的企业的偿债能力都趋向于无穷。
从获利能力角度分析,当公司所需求的临时性流动资产量一定时,在进取型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下,流动资产的融资成本就可划分为用来融入部分固定资产和部分永久性流动资产的长期资金,和用来融入全部的临时型流动资产和剩余的固定资产和永久性流动资产的短期资金。设融资总成本为A;用来融入部分固定资产和部分永久性流动资产的长期资金的成本为A长1,用来融入剩余的固定资产和永久性流动资产的短期资金的成本为A短1,用来融入全部的临时型流动资产的短期资金的成本为A短2。于是就有 A=A长1+ A短1 +A短2。在这三项中,由于流动性越强,其盈利能力越弱,因而对于投资者来说,给出的临时性流动资金的使用价格低于长期资金的使用价格。因此,在资金的来源无限的情况下,更多的使用临时性资金的确使得资金总成本更低。此外,使用临时性资金还有另一项优势,那就是灵活性。从图2-1中我们可以看到,临时性流动资产的需求并不稳定,拥有临时性的资金可以迅速根据临时性流动资产的需求的变化而变化,从而省去了由于持有过量的流动资金而产生的融资成本。
2、 保守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分析
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对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进行分析后,本文将通过对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和与其相反的保守型融资策略进行比照。
在保守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中,如2.2节所述,企业不愿冒着资金短缺的危险,因而不仅是固定资产和永久性流动资产以永久性资金融入,临时性流动资金也有一部分是以永久性资金融入,只有部分的临时流动资产是通过临时性资金融入。
从偿债能力上来看,由于公司的一部分流动资产是以长期资金的方式融通,因而在一般状况下较进取型流动资产拥有更高的安全系数。但是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如前文所述,资金在这样的一个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是几近无限的,因而同样是抗风险能力是无限,因而事实上保守型和进取型在这个世界中的偿债能力是相同的。
再从获利能力角度进行分析,保守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采用了更多的长期资金来达到融通流动资产的目的。设融资总成本为B;用于融入固定资产和永久性流动资产的长期资金成本为B长1,用于融入临时性流动资金的长期性资金的成本为B长2,用于融入剩余临时流动资产的临时性资金的成本为B短1。于是有B= B长1+ B长2+ B短1。在这三项中,很明显,B的构成中,短期资金的比重远远低于A,(B短1< A短2
适中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介于保守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和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之间,以短期资金来融通临时性流动资产,以长期资金来融通永久性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
在偿债能力方面,适中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与以上两种策略相同,抗风险能力都是趋于无限。
在盈利能力方面,适中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融资成本介于两者之间,设融资总成本为C,设用以融通临时性流动资产的短期资金的成本为C短,用以融通永久性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的长期资金的成本为C长。在适中型中的短期资金比例介于进取型和保守之间,(B短1< C短 = A短2< A短1 +A短2)。此外,由于适中型采用短期资金融通临时型流动资产,因而不存在因为资金闲置而产生的无谓损失。因此,适中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盈利能力介于进取型和保守型之间。
(三) 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理性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选择
在通过上文的分析之后,可以看到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里,由于企业可以通过不受任何限制地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获取资金,因而无论采用何种流动资产融资策略,都没有因为财务拮据而发生财务拮据成本甚至是破产的可能性,换句话说也就是其偿债能力都趋于无穷。因此,在这样的一种完全风险中性世界里,采用何种融资策略都不影响其偿债能力。
再从获利能力上看,我们采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来分析,即RWACC,本文所定义的这种RWACC,不是以债务或股权来区分其资本结构,而是以长短期资金来划分其资本结构。设以L代表长期资金,S代表短期资金,RL代表长期资金成本,RS代表短期资金成本。因此,RWACC可以改写成:
从这个公式中可以看出,由于RL>RS,因此使得S的比重增加,有利于使RWACC下降。在三种流动资产融资策略中,前文已论述指出:
B短1< C短 = A短2< A短1 +A短2。因而,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选取了最多的短期资金作为其资金来源。其盈利能力最强。适中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短期资金比重其次,因此其盈利能力居中。保守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短期资金比重最低,因此其盈利能力最差。
我们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可以进行进一步推论:应当在资本结构中完全采用短期资金进行融通。
从公式,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令L=0,S=L+S,则公式变为 ,其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达到最低,等于短期资金成本。
所以,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理性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是采用极端进取的理念,将全部资产——而不仅仅是部分的流动资产,都以短期资金融通。
第四章 在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的对于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新认识
在对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进行了分析后,我们发现,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可以无限制地融通资金事实上就意味着市场上的资金是无限量。这一假设与经济学中的资源稀缺假设向左,因此,这样的一个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
因此,我们就需要更改假设,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一) 有限风险中性世界的假设
在对之前的完全风险中性进行了假设与分析后,本文将更改假设,使其有更大的适用范围。
对于“有限风险中性世界”,本文作出以下假设:
在“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所有投资者没有风险溢价,对于任何一种投资都要求相同的投资回报率,而无论其风险高低。
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有风险规避行为,投资者虽然不会因为风险的集聚而要求更高的投资回报率,但是会选择拒绝进行投资。
市场是无摩擦的,资金的融通没有交易成本,即融资的唯一成本是对于资金供给者的投资回报,即股利和利息。
资金的融入没有时间间隔,即无论长期融资还是短期融资都可以在作出融资决策后,立即获得所需资金。
发行股票或债券没有准入门槛。
不存在政府,即没有政府的市场干预与任何税收问题。
这个“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与“完全风险中性世界”的最大区别就是:投资者不再是对于风险完全漠然了,虽然市场上依旧不存在风险溢价行为,但是投资者已经是风险厌恶的了,他们会规避高风险的项目。
(二) 在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流动资产融资策略选择的影响
在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对于不同风险的项目,投资者已经不再是毫无顾忌的进行同等投资了,因而在市场中不存在无限资金的情况了。因此,要对三种流动资产融资策略进行重新分析。
1、 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分析
在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由于原先“完全风险中性市场”的第二条假设被打破,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分析已经改变。因此,本文将在这两方面重新进行分析。
从偿债能力上看,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上对于不同风险的公司依旧不产生溢价,但是当公司的风险上升后,其能够在市场上通过信用或股权融到的资金总额会下降。也就是,之前完全风险中性市场中的无限偿债能力在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不存在了。公司因无法偿还到期资金而将发生财务拮据成本,更为严重的会导致公司的破产。采用了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由于其短期资金的总额超过了临时型流动资产的总额,当短期资金到期需要偿还时,发生流动资金不足以补偿债务的可能性很高,此外有相当一部分临时资金用以融通永久型流动资产或固定资产,这些永久型流动资产往往是由存货、应收及预付款项等构成,这些永久型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的变现能力往往较差,即便成功变现也往往会产生较大的折价,公司的财务风险极大。
从盈利能力上看,采用进取型的融资 策略的融资成本中支付给投资者的部分,较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没有发生很大变化。但是,由于财务拮据而产生的财务拮据成本的发生可能性大大增加。在拮据成本中,不仅有包括上文所提到的由于永久型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的强行变现而导致的折价损失,还有因为公司由于财务状况不稳而导致经营者无心经营,员工对于工作产生懈怠和对公司的信任度下降等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司原有的生产经营活动必然会受到影响。此外,对于生产经营需要有必要的流动资产,当被迫变卖流动资产以偿还欠款时,就会由于如原材料等资产的不足而无法充分的发挥生产潜能,造成机会成本。此外,财务危机的发生,也对各利益相关者对于公司的信心产生打击。
因此,事实上采用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融资总成本为:长期资金的融资成本+短期资金的融资成本+财务拮据成本。其中,长期资金的融资成本与短期资金的融资成本之和与短期资金占所有资金的比例成反向关系,而财务拮据成本与短期资金占所有资金的比例成正向关系。因此,在在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融资成本不再简单地与短期资金占所有资金的比例成反比。
2、 保守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分析
相对于进取型在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缺点的逐渐显露,保守型在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却逐渐展现出其优势。
从偿债能力角度看,保守型融资策略,由于其短期资金量少于临时型流动资产量,因而其安全性较高。由于长期资金往往会转换为存货等不易变现的资产,而短期资金会以现金和短期投资的有价证券形式出现,因此速动比率和支付能力系数会较进取型高,因此其可能面临的财务风险远远小于进取型。
在盈利能力方面,采用保守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在长期资金的融资成本与短期资金的融资成本之和上,依旧高于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但是,在因财务风险而产生的财务拮据成本上却小于进取型。财务拮据成本是由于公司的不合理借债和过度借债产生,采用保守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其债务结构优于进取型,其长期资金比重高于短期资金。并且,如前文所述,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进取型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会极端地完全采用短期借款进行融资,而保守型策略的选择者,在长期资金的筹集中,相当一部分会采用股本这一永久资金形式筹集,这就更进一步降低了风险。因此财务拮据成本小于进取型。
3、 适中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分析
适中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分析与,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相似,其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依旧是介于保守型策略和进取型策略之间。
因此,本文在此就不再作更多的赘述。
(三) 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理性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选择
在对三种融资策略进行了逐项分析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与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不同,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风险对于投资者开始产生影响,偿债能力三种选择策略不再相同,进取型的风险上升至三者中的最高,而保守型为三者中的最低。
此外在盈利能力上,也无法简单地用RWACC进行完全衡量,除了在作出融资决策时可明确预知的长短期融资成本外,还要加上由于财务风险而产生的财务拮据成本。
正是由于“风险”这一变量的介入,使得原先在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作出的采用极端进取型融资决策在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已经不再适用了。并且,何种策略最佳在有限风险中性世界中已经无法简单作出。
因为,融资总成本=长期资金的融资成本+短期资金的融资成本+财务拮据成本。流动资金所占的比重已经不再是完全风险中性世界中那样永远地与融资成本成反比,它与财务拮据成本呈正比。因此,无法简单地得出结论。
何种流动资产融资策略最为合适,要结合经营管理者对于可能产生的财务拮据成本的预期与其自身的风险厌恶程度,方能得出。
第五章 在目前中国经济环境下策略的选择
在对完全和有限风险中性世界的融资策略进行分析后,本文将回到现实的经济环境中进行分析。在此,针对完全风险中性世界和有限风险中性世界的定义,本文对其现实世界进行分析:
在“真实世界”中,投资者有风险溢价,对于蕴含着不同的风险的投资项目,要求不同的投资回报率。
在“真实世界”中,有风险规避行为,投资者不仅会因为风险的集聚而要求更高的投资回报率,还会选择拒绝进行投资。
市场是有摩擦的,资金的融通有交易成本,即融资的成本包括对于资金供给者的投资回报,即股利和利息外,还有交易费用、税收等。
资金的融入是有时间间隔,长期融资和短期融资在作出融资决策后,无法立即获得所需资金,要通过一定交易时间间隔,如谈判时间等。
发行股票或债券有准入门槛。
存在政府,即有政府的市场干预和税收问题。
现实经济环境并不符合任何的一条完全风险中性或有限风险中性的假设,风险中性假设的理想世界的彻底被打破引入了更多的将会影响决策的变量,其中发生了最为重要的改变就是风险溢价的被引入。
风险溢价使得原先在分析盈利能力时,对于投资者不会因为风险增长而造成要求更高的回报率的假设被打破。当采用进取型流动资产融资策略时,其所蕴涵着的风险上升会导致资金提供者要求更高的风险回报率。债权人会提高借款利率,而股东会要求更高的分红比例,以求抵补他们可能遭受的公司因无力偿还债务而破产时,会带来的损失。因此,公司由于大量地采用了短期资金进行融通而产生的较低的融资成本,会被资金提供者所要求的更高的回报率所缩小,甚至是抵消。因此,原先进取型融资策略在融资成本——也就是盈利能力上的优势被进一步缩小。而其所可能遭到的财务风险并没有因为融资成本的上升而下降,反而因对于利息或股利欲求的膨胀而雪上加霜。
与进取型策略不同,保守型策略所遭到的风险溢价将会较小,因为其可能产生的财务风险远比进取型来得小。同时,保守型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在抵抗财务风险方面的优势并没有丧失反而增大。
最后,结合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现实情况,即社会诚信度较低、流动资产管理能力不足等客观因素,保守型流动资产管理策略的优势得到进一步体现。
由于中国目前公司的诚信度较低,因而理性的公司应当采用相对较紧的信用政策,以求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因而在中国如果采用短期资金融资,就有可能要面临更短的还款时限,和更多次数的进行借款。这对于一个有摩擦的市场是不利的,因为每次签订借款合同并不能及时履行,并且交易成本的介入会加大其财务成本。
在另一方面,中国的流动资产管理能力往往较为薄弱,这也就意味着发生超出公司原先预期的情况时有发生。一旦出现超出原先预期,当短期资金到期,而流动资产中的非现金项目又无法按照原计划转换成货币形式时,财务危机就发生了。因此,比照发达国家的流动资产管理体系,中国薄弱的流动资产管理能力又加剧了风险。
结合以上两点,对于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式和流动资产管理现状,本文作出以下结论:在中国,现在经济状况下,应采用保守型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
第六章 总结及局限性分析
本文采用了两种风险中性假设来逐步分析流动资产融资策略。
完全风险中性的假设,其适用范围最为有限,但是在这样的世界中得出的结论却最为明确而又直接:采用极端的进取型融资策略,即完全采用短期资金融通所有资产,可以使得融资成本最低。这是由于在完全风险中性的世界中,公司的偿债能力是无限的。
有限风险中性的假设,将之前的完全风险中性的假设条件放宽成后,风险开始产生影响,进取型的融资成本优势就被由于风险而造成的财务拮据成本而减小。
最终,所有条件放开后,在目前中国的经济环境下,由于社会诚信度较低、流动资产管理能力不足等现实情况,风险因素进一步加强。因此,采用保守型的流动资产融资策略更为有利。
在本文的分析过程中采用了大量假设进行分析,这也就使得本文的结论有很大的局限性。本文主要针对于风险对于流动资产融资策略的影响,而其他方面的因素被弱化了,可能导致本文结论的失真。另一方面,由于本文倾向于定性分析,而缺乏数据的支撑,使得本文结论与现实情况可能并不一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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