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篇（1）

一直以来，文化的发展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语言则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并反映出该民族文化的特征，体现出该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语言表达则更能体现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髓及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国与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在地理、历史、气候、经济发展等诸多因素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因而在文化上有明显的差异。这种文化差异体现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尤其是在两个民族的日常口语表达中。

一、常用称呼

我国是一个有着较长封建历史的国家，这就使得家族观念非常浓厚，人们很重视血缘亲属关系与辈分长幼关系，在称呼中也清晰地表现出这种关系，如：大舅、二叔、三婶、四姨等。在西方国家，家族与亲属观念却不是那么浓厚，因而亲属间的称呼也比较笼统，如aunt 同时可指伯母、婶母、姑母、姨母、舅母、阿姨等。尽管可以用maternal uncle 与paternal uncle 区分舅舅与叔叔，用maternal aunt 与paternal aunt 区分姨母与姑母，用elder brother 与younger brother 区分兄与弟，但在实际称呼中，通常都直呼其名。

20世纪中叶，在我们国家，熟人之间通常在姓氏前加“老””或“小”来称呼对方，以示亲切，如：老赵、小李等。但是在说英语的国家，就不可以在姓名前加old 或young，因为人们普遍恐惧年老。比方说，old age 被看作是无能力和不愉快生活的时期，而年轻则含有无经验、不成熟之意。在中文里，我们可以用厂长、经理、局长、书记、老师等词在其前加姓氏作为称呼语，而在英语中却不可以，而应当用Mr. 、Mrs. 、Ms. Madam 等与姓氏连用。这一点也在我们的教学中体现出来，譬如有些学生会叫某老师为Teacher Wang ， 实际上我们一般是不可以用在地道的英语中的。

二、日常交际

由于我国古代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人民生活贫苦且不能得到保障。这就使得人们在见面时，出于关心，彼此总是问对方是否吃过饭。这样，就形成了最常用的寒暄用语“吃饭了吗？”。目前，这种寒暄语仍在我国多数地区使用。如果该寒暄语直接被译成“Have you had your meal ？”就会引起误解，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就会误以为问话者欲请他吃饭。如果问话者没有了下文，听者就会感到茫然。毕竟，在英语国家，这种用语被认为是真正关心对方是否吃过饭，含有想请对方吃饭之意。另外，根据中国文化传统，人们在见面时也经常会问“你到哪里去？”，如果译成Where are you going ？则会引起反感，会被认为是对人家的私人事情感兴趣。因此，如果不是很好或是很熟的关系，那就尽量不要用这种寒暄方式。如果一定要用的话，尽量用在比较熟悉的人之间，这样交流起来就不会存在问题了。

中国人在日常话题中也经常会谈到彼此的身体状况，如“你最近胖了”或“你最近瘦了”等。特别是在女性之间，这个话题更是常见，但是英语民族的人通常也把这看作个人事务而避免此类话题。

三、委婉表达语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历史，造就了众多委婉语，可以涉及到死亡、大小便等多个方面。人们用去世、解手等词汇表达这些意思，在日常口语的表达中去世就可以翻译为rest in peace或是pass away，而解手可以说成wash one’s hands。

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委婉语用得越来越多，几乎遍布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某些职业领域和对某些社会群体，为了防止在称呼中被认为有轻视之意，人们普遍使用委婉语，如： 用elderly people指老年人，用domestic assistant 指保姆，用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指秘书，用automobile engineer 代指修理人员等。

四、词语涵义差异

中英文化上的不同，也会表现在某些词语涵义的差异上。我们在日常的口语表达中，可以体会到一些常用词汇或是传统词汇的涵义是有差别的。

Peasant 一词在英语中带有贬义，指粗鲁、无教养、不文明的农民，因而该词在英语国家只用于称呼英语国家之外的农民。在我国，“农民”通常被译成peasant。而farmer 一词指“农夫、农场主、农场经营者”，这种表达方式是较好的。

在我国，由于历史上某些时期人民生活贫困，生活缺乏油水，肥肉是食品中的上品，因而“肥肉”一~也就意指令人向往的东西。如：那份差事对他来说是块肥肉。如果把该句译成That job is a piece of fat meat to him，则会令英语国家的人不解其意。肥肉对于他们而言并无亲切之感，人们通常也不吃肥肉。该句说成是That job is what he longs for. 则能正确表达汉语的含义。

由于我国地理位置的原因，我国的东面与南面是海洋，因而东风与南风给我国带来的是温暖湿润的气候，东风与南风自然也就是人们向往的东西，成为美好的象征。而西风和北风是寒冷干燥的，成为令人不愉快事物的象征。如：新政策就象东南风一样滋润了农民的心田。The new policy moistens peasants’ heart is like a south - east wind.英国的南面隔英吉利海峡面对欧洲大陆，西面与北面是大西洋，东面是北海，没有特别寒冷的风，一年四季主要刮温暖湿润的西风，因而西风成为美好的象征。英国诗人雪莱的《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 就对西风进行了赞美，把它看作是扫除旧势力，将自由与幸福撒向人间的力量象征。中国人对别人说起自己的配偶时，会用“爱人”来称呼。如果译为“lover”，则不符合汉语内涵，因为汉语中的“爱人”指丈夫或妻子，而英语的“lover”指情人，这样就要求在日常口语表达中要慎用此词。

在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中，醋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而在日常语言中也就经常出现与之有关的语言，如，酸楚、酸刻、辛酸、酸溜溜等。当表达对异性嫉妒而心中不是滋味时，就会联想到醋，用“吃醋”表达这种心情。而英语民族的人并无此说法，因此“吃醋”也不会直接说成“drink vinegar”。如：“她丈夫有个漂亮女秘书，她很吃醋。”可说成“Her husband has a pretty girl sectary， whom she is rather jealous of .”。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的变化也在某些语言中体现出来，如“万元户”等词语。这些词语在英语中没有直接对应词。“万元户”可译成a household that has ten thousand yuan。随着社会的发展，体现新文明、新文化的语言还在不断产生，如“大款”、“大腕”等。“大款”在英语中也没有直接对应词，但有近义或类似表达，如magnate可以指工商界有权威的或有影响力的巨头富豪；而“大腕”指在文艺界中造诣极高，能在整个演出中起主导作用的人士的称呼，可译为a distinguished personage in literature and art。

“个人主义”在汉语中是个贬义词，认为个人的利益高于国家或集体利益的信念。英语中的individualism 也含有此意义，但另外也指认为个人是最重要的，认为靠自己和个人独立是最重要的美德。

当然，中英民族作为共同的人类，在文化上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面也有很多相同或类似的地方。如我们中国人表示某人不高兴、愁眉苦脸，说他“拉着长脸”，英语是put on/ wear a long face；“笨手笨脚”英语是all thumbs；“杀鸡取卵”的英语是kill the goose that lays the golden egg；“充耳不闻”，英语是turn a deaf ear to；“嗤之以鼻”的英语是turn one’s nose at；“全心全意”的英语是with all one’s heart；“令人心碎”的英文表达为break one’s heart；“花钱如流水、挥金如土”可说成是spend money like water；“顺应潮流、随波逐流”可说成是go with the stream；“违反时势、反潮流”的英语是go against the flood；“引狼入室”的表达是set the wolf to keep the sheep；“翻开人生新的一页、改过自新”的英文表达是turn over a new leaf。

总之，通过Ρ瘸S贸坪簟⑷粘＝患省⑽婉表达语、词语涵义差异等发面，能看出中英文化在日常口语表达中的差别是很明显的。这对我们了解中英文化历史的差异也有了一定的帮助，在今后的日常口语表达中要尽量做到准确到位，尽量避免出现某些不必要的错误从而引发误会，让交流的双方都能领会，从而能保证日常口语交流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于跨文化传播研究而言，诠释学并非源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社会交往与互动所进行的策划或设计的向往，也并非是为了缓和因文化差异所引发的诸如误读、矛盾与冲突而采取的某种方法，它始于对传播这种现象本身以及传播过程中意义的关注。在诠释学看来，人们日常生活究其本质是一个无休止的传播过程，此过程不仅关涉两种或多种思维间单个或多个意义的交换，更意味着其中充满了创造力与不确定性的语义起源。换言之，传播虽然包含预先设立的观点、意图和意义的交换，但这种交换活动只是传播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意即“传播过程本身生成了新的观点、意图与意义”，[1]199进而赋予传播富有创造力的不可预见性，也就是融合的产生。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概念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有研究者受其启发，提出了文化融合理论（cultural fusion theory），这一理论对基于差异文化个体在日常交往层面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贡献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一、基于个体日常交往的跨文化传播

个体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是个体生活以及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日常交往是“不同个体主体以个人的名义或角色身份，借助物、语言符号、操作行为等中介在日常生活领域的相互作用和活动”。[2]73它是一种重复性实践，通常围绕日常协作、精神交流（情感和生活经验层面）、日常闲聊、日常游戏等类型展开。在具有日常性特征的交往活动中，个体依凭代际沿袭传承或先在地赋予的习俗、经验、风尚等文化知识自发地进行交往实践。在赫勒看来，“这种活动方式属于人的‘自在的’类本质的对象化领域”。[3]126有学者在探究日常交往的深层内在机理时指出，自发性的交往规范以及天然情感是制约和调控日常交往活动的两大主导因素。前者是“道德和宗教所体现的传统、习俗、给定的经验、常识、自在的活动规则、礼仪、道德规范，这些因素通过家庭和环境的熏陶而内化于人们的日常交往活动中，成为日常交往活动图式的重要组成要素”。后者是“建构在血缘关系或自然基础上的天然情感，这些带有本能和非理性色彩的因素在人们选择日常交往对象和进行日常交往活动时常常十分顽强有力，有时甚至成为人们根本无法克服和超越的无条件因素”。[4]139由于受到两大主导因素影响，个体的日常交往往成为实际左右家庭、团体、群体或社会交往关系的现实力量；个体在日常交往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也被引入更大范围的社会交往活动中，甚至自在的个体日常交往原则也会向社会交往领域渗透和支配。

从跨文化传播角度，所谓个体指不同文化背景或文化差异下社会组织的基本构成单位。不同文化个体在日常交往中对彼此差异的感知，促成跨文化传播中意义的生成和表达。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会对其身处世界做出富有意义的感知与诠释，并据此在相互交往中做出差异化的表达。而此种建基于差异的文化观念和表征体系的人们所进行的相互交流便促成了跨文化传播。齐美尔在分析群体间的冲突时发现，群体权威的高度集中和群体成员间的团结程度，很大程度上与群体间的冲突和隔阂正相关。正因如此，社会的整体宽容度和置身其中的个体的生存状态就令人担忧。基于此，对社会个体间关系的关照和思考就成为理解群体间差异和冲突的最佳视角。因为，差异文化个体在一段时间的日常交往中会固化并显现出特质性的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又反作用于差异文化个体之间的交往实践。因此，有必要立足于个体日常交往视角，来洞察差异文化个体在物质生活和人际情感层面的日常交往实践与互动状态，探讨相互理解的文化主体之间以及差异文化个体之间相互包容的文化关系的可能性，进而形成从个体日常交往推延至家庭、团体、社会、国家和国际层面的社会与公共交往等共同联动的跨文化传播实践。

然而，在现实交往中，由于不同的文化个体总是立足于自身视角，透过自身文化棱镜去审视他者文化；当审视和认知与现实情境出现了偏差，误读现象便在所难免。依诠释学看来，文化误读的产生源自差异文化个体的“视域”。

二、文化误读：“我之视角”与“他者文化”

跨文化研究的核心是“跨”，这一动态的方法意在强调越过某种局限去扩大视域”。[5]所谓“视域”（horizon），即从一个特定的有利位置向外所能看到的一切事物组成的视野范围。视域的形成有赖于历史性地赋予理解者和诠释者的“前理解”。依照海德格尔，“前理解”决定着一切理解和诠释行为。“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被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的”。[6]8伽达默尔认为，无论是理解者还是解释者，二者的“视域”并不是锁闭和单立的存在，相反是理解在历时中得以交互的场域，二者的任务就是扩大自己的视域，使它与其他视域相交融。 [6]8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置身其中的社会文化系统常常出现差异化的角色分配：将同质性个人或群体当做“我们”，而把异质性的角色视为“他者”。分配的过程自然也是被所属文化和传统赋予视域的过程。当我们立于自身视域理解或解释他者文化时，因缺乏了解和认知，难免会陷入偏狭视角而将他者文化囿于“我之视角”的投射和荫蔽中，误读现象的产生便成为可能。尤其当两种文化在面对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存有较大差异时，所谓文化优越者常将自身文化系统视作普泛性的标准去规范“他者”，便可能产生“排他性误读”， [7]这是一种标榜自身文化极具普适性，从而包含世间最合理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的“文化中心主义”意识形态。这种误读常常立足于自身视角或维度，人为地建构一套区别于“我”与“他者”的知识或话语体系，通过贬低或污名化“他者”来确认“我”的优越以维系交往边界和文化秩序；它严重损害了差异文化个体之间的正常交往。

所谓“误读”，最初指读者在通过文本对作者本意把握时所产生的偏差。由于作者和读者在时间上存在距离，文本的意义很难被即刻理解，这显示出理解和解释的复杂性，因此其核心问题便是如何规避“误读”。现代诠释学把误读现象视为“偏见”，而“偏见”始自诠释者的“前理解”。海德格尔将“前理解”分为三层：[8]190一为前有，即人对身处世界的诠释与认知源于先在的文化传统所赋予其的规范；二为前见，意即人们从其所属的特定文化中获得关于自我及周遭的认知视域，并以此视域作为理解实践的标准；三为前知，即“具有一定知识和经验的人在理解之前必然形成了某种先行观念和假定”。 [9]于跨文化传播而言，不同文化个体所秉持的“前理解”必然导致或决定各自在日常交往中的偏见。需要说明的是，偏见并非意味着缺乏合理性与正当性，“实际上，我存在的历时性产生偏见，偏见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我们全部体验能力的最初直接性”。 [6]238在日常生活中，文化个体总是通过意义生产系统去建构文化和世界，而这种建构一旦用符号建立了属于它的边界，就成为一种定型化的排他实践，并且通过不同的表征实践（学术、展览、文学、绘画）生产出一种有关他者的形式，并深深卷入权力的运作。 [10]353无论是具有偏向的意义，还是定型化的排他实践，都可能导致文化的误读。 [11]在诠释学看来，误读并非偶然产生，而是自发地出现并成为诠释学实践的组成要素，因此，误读在一定意义上不可避免。彼得斯不那么乐观地认为，交流似乎是一场毫无保障的冒险行为，“凭借符号去建立联系的任何尝试，都是一场，无论发生的规模是大还是小。我们怎么判断我们已经做到了真正的交流呢？这个问题没有终极的答案”[12]259这表明，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同文化个体间的意指并不能绝对直线或等量地促成有效的交往效果，文化误读客观存在却无法规避。

差异文化个体虽受其所属文化和传统赋予的视域影响，在日常交往中存有不同程度误读，但这些误读只组成了现在特定阶段的视域，而且这一特定阶段也因个体不断地对自身所持偏见进行检验或反思而处于变化之中。正是在不断地检验或反思中，或者在新旧视域相遇或融合过程中，不同文化个体之间基于理解和宽容的文化关系才逐渐得以发展。 [1]199

三、视域融合：差异文化个体日常交往的最佳取向

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传播学系教授艾瑞克・克莱默博士受伽达默尔“视域融合”概念启发而提出的文化融合理论强调，意义建构（sense-making）以及整合新信息需要视域与偏见。所谓整合（integration），并非以同化为目标并朝向终极综合（synthesis）的不断前进，而是包含了差异之间的动态沟通，从而使意义不断丰富。 [13]162差异是跨文化传播得以存在的重要前提，不同文化个体在日常交往与互动过程中凭借彼此差异的存在和感知促成意义的生成与表达，也获得意义的理解与共享。差异对于意义生产和文化形构，以及社会身份和主体性的自我主观感觉作用非同小可；“但同时，它令人害怕，是危险的场所，是各种消极情感、分裂、对他者的敌意和侵犯的场所”。[10]353于差异文化个体而言，对差异的感知持积极抑或是消极认知，取决于我和他、传者与受者、言说与聆听等交互主体之间所处的平等状态和互动程度。

虽然带有偏见的预先认同和差异的普遍存在导致不同文化个体在日常交往中误读时有发生，但根据文化融合理论，差异应该得到承认而非被剔除，因为差异是认知和传播的必要条件。 [14]差异在跨文化传播中得到凸显，并于个体日常交往与互动中以融合的方式衍生出介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居中文化现象；在此现象的作用下，差异文化个体的日常交往非但不会以线性方式导向同一目标，反而在协调差异并庆祝差异存在的过程中，使得个体之间达到一种理想的平衡互换模式，而且这种平衡不会只指向同一个最终目标。

因此，若想调整我之视角与他者文化理解的关系，跨出“我”与“他者”通过差异对比所形成的张力，哲学诠释学“视域融合”概念和跨文化传播“文化融合”理论，无疑为差异文化个体在日常交往中所产生的误读提供了超越紧张而努力寻求融合性的更大的新视域。当然，此处所言之融合并非摒弃原有视域，而是要时刻考虑不断地融合他者视域。也有研究者在视域融合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加复杂的“互动性视域”设想。该设想将跨文化传播视为“自我”与“他者”间的互动过程：即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相观照到视域融合，再反观二者，这样反复地、交互地看待便形成一种复杂的交互解释。[15]并认为，交互参照和反观越频繁，所具备的跨文化特性就越强。可以断言，在诠释学取径看来，基于差异文化个体日常交往的跨文化传播，并非是要取消“我”与“他者”通过差异对比所形成的张力，而是努力在这对张力中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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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04―0082―06

随着全球国际旅游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亚太地区国际旅游业的飞速发展，文化对旅游行为的影响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们开始将文化因素作为影响旅游者偏好和行为的关键变量纳入旅游行为研究之中。有的学者呼吁：无论学术界还是业界都必须理解和容纳国际旅游者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金(Kim，1998)总结了跨文化研究得到重视的几个原因：国际范围内的社会、政治、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文化和种族多样性得到认同；社会科学领域内出现更广泛的哲学和方法论的趋向，如后现代主义、现象学。但他同时指出了旅游领域中的跨文化研究仍没得到足够的重视。关于旅游行为跨文化研究的文献散布于多种国际性旅游和接待业管理期刊中，本文搜索的相关文献来自12种主要的国际性旅游、接待业管理和消费者研究期刊，其中最主要的期刊是《Tourism Management》、《Journal 0f Travel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Hospitality Management》和《Annals of TourismResearch》。收集到的相关文献共50多篇，具有较高的代表性，能反映目前国际范围内旅游行为跨文化研究的总体状况。通过对这些文章内容的分析，本文希望能较全面地展示目前国际上旅游行为跨文化研究的主要领域、依据的理论基础、研究的主要结论和存在的主要争议等，并对未来研究方向作一些有益的探讨。

1　跨文化旅游态度和行为研究中文化含义的界定

对文化下定义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克鲁伯和克拉克洪(Kroeber&Kluckhohn，1985)曾总结有160多种关于文化的定义。一些学者尝试对文化的定义进行归纳分类，如瑞卡德森等(Richardson et al，1988)将文化的定义分为两类：行为模式和知识、信念系统。他们认为这两种类型的定义对旅游研究都是有意义的。马斯特和普瑞迪克斯(Master&Prideaux，2000)认为可以从两个视角看待文化，一个是将文化仅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中潜在的、支配行为的信念、规范、价值观和习俗；另一个视角是将文化看作是意识形态和物质形态的综合体。苏斯曼和拉西克斯科(Sussmann＆Rashcovsky，1997)认为文化包括可观察的因素，如行为特征、物化的艺术和不可观察的因素，如信念、态度和价值观。文化一般被认为有三层结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旅游行为跨文化研究中，物质文化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大多文化的定义强调的是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层面，强调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文化被一个社会成员所共享，不同文化的人群有不同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赫夫斯蒂德(Hofstede)形象地把文化比喻为人的心理程序，决定着特定群体的感知、态度和行为。可见文化的定义更多地是从心理学角度论及文化的。

2　跨文化旅游态度和行为研究的理论框架

被跨文化研究者引用最多的文化理论是赫夫斯蒂德(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该理论将国家文化分为4个维度：权力距离、个体主义一集体主义、男性气质一女性气质、不确定性规避。后来又加了一个维度：长期导向一短期导向。权力距离(powerdistance)被定义为处于低权力地位的个体期望和接受权力不公平分配的程度。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被定义为社会中个体间联系的松散程度，个体只需照顾自己及小家庭成员。男性气质(masculinity)被定义为社会中性别角色差异的程度，男性被认为是果断、粗犷、关注物质上的成功，女性被认为是谦虚、温柔和关心生活质量。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avoidance)被定义为某一文化的成员对不确定和未知情境的恐惧程度。长期导向(long-term orientation)指一个社会体现实用的、未来导向的观点的程度。赫夫斯蒂德(Hofstede)计算了66个国家在以上5个维度上的得分，成为比较国家文化差异的重要依据。

1983年，霍尔提出了区分文化差异的4个维度：语境(高语境一低语境)、空间、时间、信息流。低语境文化中，个体间的交流更多使用直接的言语，而在高语境文化中，人们更多使用非直接的、含蓄的交流方式。大多亚洲国家属于高语境文化，西方社会大多属于低语境文化。克拉克洪和斯特罗贝克(Kluchhohn＆Strodtbeck)在1961年根据对5种关系的价值观取向提出5个文化维度：人的取向、自然取向、活动取向、时间取向和人际关系取向。1969年，印克勒斯和利维森(Inkeles&Levinson)在回顾了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文献后，总结了国家性格的3个维度：和权威的关系、自我概念(特别是个体和社会的关系、个体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概念)和处理冲突的方式。和赫夫斯蒂德(Hofstede)文化理论相比，旅游行为跨文化研究较少以这几个文化维度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

3　旅游态度和行为跨文化研究的主要领域

通过对旅游跨文化研究内容的分析，本文将旅游跨文化研究分为旅游动机、旅游信息搜集、旅游形象、旅游决策、旅游活动和行为、满意度及旅游服务等几个领域。

3.1 文化与旅游动机

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可能存在很大差异，但大多数旅游动机研究基于西方个体主义文化背景，很少考虑文化的差异。金(Kim，1998)分析了北美流行的几个动机理论(期望理论、成就需要理论和需要层次论)，认为这些理论都是建立在美国文化基础上，很难解释其他文化背景下的行为。但旅游动机的测量量表却被证明可以进行跨文化使用。姜和帕克(Jeong&Park，1997)在检验李和克伦普顿(Lee&Crompton)提出的猎奇动机量表时，发现基于美国居民和长期假日情境下提出的猎奇量表被用于韩国的一个主题公园的研究情境时，结果和原作者的结果非常相似，从而证明原量表在韩国文化背景下同样可信和有效。施奈德和巴克曼(Schneider&Backman，1996)的研究也说明在北美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节事动机量表可以用于阿拉伯国家。

李(Lee，2000)比较韩国Kyongju世界文化博览 会参观者的动机，发现亚洲客人(日本和韩国)与高加索客人(欧、美)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金和李(Kim&Lee，2000)分析了美国和日本游客个体主义一集体主义文化态度、旅游动机及两者的关系，发现两组游客在文化态度和旅游动机上均存在差异。尤(You，2000)等从跨文化的角度比较了英国游客与日本游客的推拉动机的差异，金和普瑞迪克斯(Kim＆Prideaux，2005)研究了来自5个国家或地区(美、澳、日、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韩国入境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克扎克(Kozak，2002)研究了英国和德国旅游者去摩洛哥和土耳其的“推”和“拉”旅游动机，方克和柏润(Funk＆Bruun，2007)比较了体育旅游动机的跨文化差异。以上这些跨文化研究提供了较充分的证据说明旅游动机存在文化差异，来自不同国家的旅游者有着不同的旅游动机，同一国家的旅游者在不同的目的地旅游时的动机也不同。

3.2文化与旅游信息搜集

文化是影响旅游者信息搜集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相关的研究却不多，只有少数学者致力于此方面研究，且主要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研究。尤斯尔等(Uysal et al，1990)研究了去美国旅游的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旅游者的信息搜集行为，发现各个市场最主要的信息源分别是旅行社、家庭和朋友及书籍和图书馆资料。古斯奥依和陈(Gursoy&Chen，2000)考察了美国的德、法、英入境旅游者的信息搜集行为，根据旅行目的和信息搜集行为将旅游者划为4个细分市场，每个细分市场依赖的主要信息渠道存在差异。陈(Chen，2000)研究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去美国旅游的旅游者信息搜集行为，得到了同样的结论。陈和古斯奥依(Chen＆Gursoy，2000)比较了美国的英、法、德首次和重复入境旅游者的外部信息搜集行为，发现旅行社是使用最多的信息源，并指出国家文化和旅游经历都会影响信息搜集行为。马里和克罗特斯(Money&Crotts，2003)考察了不确定性规避对美国的日、德入境旅游者的信息搜集行为的影响，发现高不确定性规避的消费者较多使用旅游中介，较少使用个人的、目的地营销导向的和大众媒体等信息源。古斯奥依和乌马伯瑞(Gursoy&Umbrei，2004)研究了欧盟15国居民的外部信息搜集行为，发现国家文化影响旅游者的信息搜集行为。

3.3 文化与旅游目的地形象

较早考察文化对目的地形象影响的学者是瑞查德森和克伦普顿(Richardson&Crompton，1988)，他们选择说英语和说法语的加拿大人作为两个文化组，并确定了10个旅游目的地属性，结果发现10个属性中的6个存在显著差异。柯(Kau，1993)对新加坡一个新建的主题公园唐城(Tang Dynasty Village)的吸引力进行了跨文化研究，发现欧美游客与亚洲游客在心理特性的8个项目上有4个存在显著差异，在主题公园提供的9个吸引物和活动项目上有6个项目上存在显著差异。

陈和克斯泰特(Chen＆Kerstetter，1999)研究了美国国际学生对宾州乡村地区的感知形象，发现来自东南亚的学生对旅游基础设施的评价高于来自东亚和欧洲的学生，中南亚留学生对乡村氛围的评价高于加拿大、东亚和欧洲留学生；东亚留学生对舒适宜人的自然评价低于拉美、中南亚和东南亚留学生。马克埃和费森马依尔(Mackay&Fesenmaier，2000)使用加拿大亚伯达的9张风景图片和多维尺度分析技术考察了美国和台湾研究生的目的地形象评估。结果发现两个文化群体在形象评估的维度和对维度的解释上均存在差异。台湾学生出现3个形象维度(水、适度风险、山)，美国学生出现2个形象维度(复杂、粗犷、与自己国家不相似；自然、无名、有水)。

3.4旅游决策和目的地选择

在旅游决策和目的地选择领域的跨文化研究相对缺乏，只有少数几个研究涉及决策时间差异和影响目的地选择的政治不稳定因素的感知差异。爱弗森(Iverson，1997)对日本和韩国旅游者的决策时间进行了比较，卡方检验发现两国旅游者的决策时间存在显著差异，韩国旅游者的决策时间比日本旅游者短，这可能因为两国在赫夫斯蒂德(Hofstede)的不确定性规避维度上存在差异。作者还同时考察了性别、婚否、旅行经历、年龄和收入对决策时间的影响，发现年龄和婚否对决策时间存在显著影响。但和国籍相比，这些变量的影响相对较小。政治不稳定很显然会对目的地旅游业发展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但不同的客源国对目的地政治不稳定水平的感知及对这种不稳定的敏感度是否存在差异呢?斯第吉等(seddighi et al，2001)考察了6个欧洲客源国的旅行对各种类型政治不稳定因素的重要性的感知及对8个地中海目的地国家政治稳定性的感知。研究发现：各种类型的政治不稳定对旅游业影响的感知是不一样的；文化背景决定以上感知的差异；文化背景对地中海目的地政治稳定性水平的感知差异也产生重要影响。

3.5 文化与旅行行为、旅游活动

旅行行为和旅游活动的跨文化研究得到相对较多的关注，研究方法包括直接方法和间接方法、定量和定性方法，研究对象包括入境旅游者、一国内部的不同人群以及移民。皮扎姆和苏斯曼(Pizam&Sussmann，1995)用间接的方法考察了伦敦市导游对日本、法国、意大利和美国游客的感知，发现导游感知的不同国家旅游者的行为存在明显差异。皮扎姆和姜(Pizam＆Jeong，1996)用同样的测量工具和方法考察了韩国导游对日本、美国和韩国人旅游行为的感知，研究得到了类似的结论。米克莱顿(Mykletun，2001)等在研究波罗的海旅游非优区岛屿目的地的市场定位时，用多元对数回归方法考察了国籍作为市场细分变量的有效性，罗森鲍姆和斯皮尔(Rosenbaum&Spears，1999)考察了夏威夷国际游客的消费行为差异，发现美国、日本、加拿大、中国、韩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6组游客计划在购物和其他各种活动上的消费存在差异。

跨文化研究中，国际学生市场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菲尔德(Field，2004)比较了美国克莱姆森(clemson)大学国际学生和本国学生的旅行态度和行为差异，金等(Kim et al，2003)比较了美国大湖区3所大学中来自亚洲的国际大学生和美国本国大学生的旅游活动偏好，施奥汉姆等(Shoham et al，2004)比较了美国、南非和以色列3国学生的旅游偏好，皮扎姆等(Pizam，2004)通过对11个国家接待业和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调查，分析了冒险和追求感觉的个性倾向特征对旅游行为和旅游活动选择的影响，这些研究证明不同国家的大学生在旅行特征和旅游活动上存在文化差异。跨文化研究中建构理论 模型的研究较少，赖辛格和马夫昂多(Reisinger&Mavondo，2004)对美国和澳大利亚学生心理特征的模型建构和比较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跨文化研究多采用定量研究方法，但也有一些研究使用定性方法。马奇(March，1997)使用定性方法(访谈)对5个亚洲国家的出境旅游产业及旅游者行为进行了比较，发现在如“说英语的能力和欲望”、“饮食习惯”、“独立冒险精神”、“海外旅行的期望和需求”等项目上存在国家间的差异。另外一个使用定性方法的跨文化研究是桑普森和卡特勒(Thompson&Cutler，1997)对西非冈比亚旅游工艺品的考察。研究发现斯堪的纳维亚旅游者喜欢真实性的、高质量的工艺品，德国旅游者喜欢代表非洲的、抽象的、小型化的工艺品，英国旅游者喜欢实用的、小型的、便宜的工艺品。

3.6文化与服务质量感知、满意度

1988年，帕拉苏拉曼等(Parasuraman，PZB)设计了服务质量测量量表(servqual)，认为服务质量可通过对服务质量的期望与对服务质量的感知的差值来测量，即0=P―E。但有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如克罗宁和泰勒(Cronin&Taylor，1992)提出仅“服务质量感知”这一个测量就可以解释整体服务质量绝大多数的方差。PZB的量表被接待业研究者用于旅游企业的服务质量研究，产生了Lodgserv(住宿业服务质量量表)、Dineserv(餐饮业服务质量量表)等。和在一般的服务质量研究领域存在的争议相似，在接待业服务质量研究中也存在关于测量方法和测量工具是否可以用于所有情境的争议。阿姆斯壮等(Armstrong et al，1997)考察了文化价值观对服务质量期望的影响，以及跨文化情境中服务质量的测量是否与服务期望有关，金和普瑞迪克斯(Kim&Prideaux，2003)考察了韩国航空服务员对4个国家(日本、韩国、中国和美国)乘客的服务期望感知差异，马斯特和普瑞迪克斯(Master＆Prideaux，2000)根据旅游研究中缺乏对物质文化和旅游关系的研究这一情况，考察了物质文化与度假满意度的关系，克扎克(Kozak，2001)比较了到土耳其和马约卡岛旅游的英国和德国游客的满意度，余和古尔顿(Yu＆Goulden，2006)比较了蒙古国的入境国际旅游者的满意度，以上研究都证明了服务质量感知和满意度存在文化差异。雷特文等(Litvin，2003)以新加坡的国际游客为例，研究发现自我形象和目的地形象有较高同一性的游客对目的地的满意度较高。

跨文化研究面临一些方法论的挑战，常等(Cheung，et al，2004)以美国和中国香港学生对提供全套服务的餐馆的服务期望为例，探讨了跨文化比较研究中的结构无差异和因子无差异，认为跨文化差异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被比较文化群体在题项得分上的差异，二是被比较文化群体赋予“题项一结构”联系强度上的差异。研究表明在服务适应性、职业技能、卫生和产品知识4个维度上，美国人的期望值均高于中国香港人。

3.7主客文化差异和主客交往

在国际旅游情境中，旅游者和东道主之间往往存在文化差异。魏等(Wei et al，1989)分析了300名1985年一1987年在中国参加科技交流项目的美国访问者的总结报告。内容分析的结果发现了4种类型的文化冲突：文化中心主义、交流问题、服务质量差和生活方式的差异。赖辛格和特纳(Reisinger&Tuner，2002)分析了印度尼西亚旅游者和澳大利亚东道主之间在8个方面的文化差异，他们随后将澳大利亚的亚洲市场按所使用的语言分为5个部分(印尼语、日语、韩语、汉语普通话和泰国语)，考察了亚洲市场旅游者和澳大利亚东道主在文化价值观、社交准则、服务感知、主客交往方式和主客交往满意度几个维度上的差异。皮扎姆等(Pizam et al，2000)以在以色列境内的工作型旅游者为例，以社会心理学的“交往模型”为依据，考察了主客社会交往的强度及其对满意度和态度改变的影响。泰伊尼等(Thyneet al，2006)用结合分析的方法研究了新西兰居民对不同类别旅游者的偏好。早在1976年，人类学家伊万斯(Evans)就从人类学视角考察了旅游过程中的跨文化交流。他以墨西哥西部的一个港口城市为例，从时间、空间、交流和文化因素几个方面分析了旅游者的类型(大众旅游者、探索者、漂泊者和居民型旅游者)和文化经纪人对主客交往的影响。艾默(Amir，1969、1976)和库克(Cook，1970)曾提出种族间交往要产生积极效果，参与双方必须满足一些条件：地位平等；互相合作，达到共同目标；有较亲密的交往；有支持交往的社会气氛等。但在旅游者和东道主的交往中，这些条件却很难被满足，以致这种交往对旅游者对东道国文化态度的改变的影响也是较小的。

4　总结与讨论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篇（4）

当今社会是一个高度信息化的社会,每天众多报纸携带着的各种信息,借助于多种传播方式,充斥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其中,新闻评论在指导读者、引导舆论、解读社会、满足受众信息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对媒体自身发展的影响也很大,办好新闻评论已成为办好报纸的有效途径之一。当然,不同报纸,其评论在很多方面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特别在选题来源、评论主题、评论对象、文本结构、标题制作等特征信息方面,其差异性更为显著。为深入研究这种差异性,做好报纸新闻评论,本文选择人民日报、南方日报和燕赵都市报三份报纸作为分析对象,对2009年9月上旬这三份报纸十天内的评论文章进行统计和特征分析,并就文章选题、评论对象、文本结构和标题制作等方面做出了比较。

一、三种报纸的基本信息统计及分析

本文选择的人民日报、南方日报和燕赵都市报三份报纸分属党委机关报与都市类报纸两种类型,分布在不同的地区,总体上分属不同的阅读群,在功能和定位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在新闻评论方面也会有所反映,基本统计信息如表1所示。

从表1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党委机关报较都市报都重视评论,除公休日外,三份报纸都未间断评论,并且前者的评论文章数量和规模要大于后者。党委机关报着重于从思想上提高人们的认识,通过评论,把社会中的一些现象提升到理论和政策的高度加以阐述。因此,社论是各级党委机关报新闻评论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还开发有形式多样的评论样式,比如人民日报的人民论坛、国际论坛、人民时评、来论、今日谈等,南方日报的笔谈、南方论坛、网友说话等各种形式。

都市报作为大众化的报纸,评论数量相对要少一些,在篇幅上、板块分布上也比党委机关报要明显要少。但也应该看到,都市报同样重视新闻评论,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新闻媒体发展的要求。社会生活复杂化和社会分工精细化使人们对社会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加,因此,“人们对那些刚刚或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不仅希望获知‘是什么’,也希望获知‘为什么’ 和‘怎么样’,需要媒介提供更全面、更深入、更权威、更专业的解读。”

二、报纸评论的选题来源与类型分析比较

选题来源是新闻评论重要的特征信息之一。在选题来源和类型方面,党委机关报和都市报评论的差异性也在上述报纸中得到了反映。具体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党委机关报评论的内容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因而,其选题来源多种多样,比如上级指示和工作部署、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或者某一时期社会形势。当然也包括大家普遍关注的社会现象,如当今经济危机的影响以及人们对经济发展走向的考虑,如文章《推动经济长远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09年9月1日3版国际论坛栏)。

都市类报纸新闻评论的选题来源与党委机关报有较大差别。以燕赵都市报为例,新闻评论选题多是来源于具体的新闻事件或者是其他报纸刚刚报道过的一件事情或一种社会动态,比如《积极赔偿该不该影响对孙伟铭的量刑》(燕赵都市报9月7日时评版)。这类评论以一定的新闻报道为背景,阐述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并由此深化,扩大思考社会上的若干行为。与党委机关报调查评论相比,都市报评论往往是选择各地的报纸内容,综合起来,用夹叙夹议的方式对事件进行解读和评价。

三、报纸评论选题主题、性质分析比较

在评论主题的选择方面,如表3所示,显示了明显的广泛性。

至于新闻评论选题的性质,通常是指评论的视角,一般分为三类:赞扬鼓励、批评警示和一般性客观分析。就本文所选择的三家报纸而言,基本情况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党委机关报评论作用在于宣传和指导,所以选题以赞扬鼓励类和中性的居多,但也有数量很多的批评警示类评论。如南方日报9月4日的来论《酒后代驾乱象源于行业监督缺失》,就是根据一个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深化到行业制度层面的评论。值得注意的是,在评论的写法上逐渐向贴近性、群众性靠拢,比如《上班“偷菜”不如回家卖红薯》(南方日报2009年9月9日)。都市报侧重于信息和服务功能,在为大众提供信息服务的同时,帮助受众进行相关问题的思考。因此,它的评论多是批评警示,或是单纯地针对具体的事件发表意见。

四、新闻评论标题制作及比较

标题制作评论写作和研究的重点之一,也是体现报纸差异的重要指标之一。社论类评论标题,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总是比较正统,一般不会用到比喻的修辞等表达方法,比如《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不动摇》,这样的句式比较长,而且官方语言浓重。机关报评论标题的制作,有时候会用很形象的词语表达很生动的意思,跟文章中内容也有很好的结合,通过标题,能大致判断出新闻评论的选题领域和题材情况,如人民日报的9月4日第4版《紧紧扣住“第一链接”》 (人民论坛),就很形象地把乡镇干部比喻成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第一链接”或称“第一道关口”。

都市报的评论在标题制作上,常常用一些简单的标点符号加强语气。以燕赵都市报为例,9月9日的评论标题《“五百强”中何时能有世界级消费品牌?》就是运用了问句的形式,但本文所选样本看来,评论中加标点符号的不属于多数。都市报评论在标题设计上也多用拟人、比喻、借代等修辞方法,并常常借用网络中发人深省的新词,如“拼爹”(见9月3日燕赵都市报的《不“拼爹”,做堂堂正正的中国公民》)。都市报的评论在贴近受众方面做得似乎技高一筹,语言风格更加大众化。有些评论题目比较模糊化,从标题中看不出来具体的选题题材和领域,但是其特有的语言风格和标题制作可以吸引读者的兴趣,使读者有兴趣继续往下读。这说明,评论标题制作的特点与报纸的定位和受众群构成有直接的关系,都市报面向大众发行,结合大众文化,要照顾到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员,所以其评论标题更加通俗易懂。

五、报纸评论的文本结构与语言特征探讨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篇（5）

【关键词】

小学语文 差异教学 问题 对策

随着新课标教学课程的改革，学生的个性发展、学生的潜质开发，在学校教育中受到了越老越多的重视。同时，每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自己的鲜明个性，所以在具体的教学中也应该区别对待，进行差异化教学。

语文作为小学生必修的学科，在其中进行差异教学，对学生今后的学习习惯和性格的养成都有积极作用。但是根据笔者的教学经验，目前的差异教学中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将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相关策略，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广大同仁的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一、小学语文差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教师对差异教学的理解存在局限性

从目前的小学语文教学现状来看，师资力量明显不足，很多教师在日常教学中虽然注意到学生的差异性，但是往往采取的是忽略的态度，仍旧利用大众普遍的教学方法，致使一些学生无法适应，渐渐在学习上落后于其他学生。在小学语文教师的调查中发现，教师在差异教学的理论知识掌握和实践应用中都存在一定的缺陷，教师不能真正理解差异教学的内涵，在课堂上的教学也相对死板固定，不能在差异理论的教学指导下科学分析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使得学生的学习困难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差异教学。

2.学生人数过多，教师的精力有限

在目前小学语文的差异教学中另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由于学生的数量过多，而教师的精力有限，不能在每一个学生上都下相同的功夫，从而加重了差异教学推动阻力。语文教师在平时的备课和日常的课堂讲解中已经付出了很大的精力，因此，教师就无法对每一个学生都进行深入了解，只能在学生日常的测验中大体了解学生的学习能力，这对差异教学的实施是极为不利的。这是因为教师如果不能有效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就无法制定出有效的策略来进行指导教学，或者制定出的教学方法完全不能适应学生的实际学习状况，反而让学生的学习难度加大。

二、小学语文差异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1.鼓励教师拓宽教学思路，提高差异教学能力

小学语文教师在进行差异教学时，首先要对差异教学的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和学习，对差异教学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然后在其他教师的实践教学中学习经验，再根据本班学生的实际情况适当的调整创新，最终研究出一套适合本班的差异教学方案。学校也要鼓励教师进行再教育学习，让教师去相关的专业培训机构进行理论进修，加强对差异教学的认识，从基础上整合出小学语文教师的理论框架。与此同时，学校还要加强与其他学习的合作交流，安排语文教师去其他学校进行听课和交流，学习对方优秀教师的成功经验，进而不断提高教师的差异教学能力。

2.收集学生信息，多样化设计教学模式

差异性教学的方法就在于教无定法，教师针对学生的差异性进行多元化教学，从而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学习的方法。在小学语文差异教学中，教师要保证自己的课堂教学能够促进学生的实际学习，日常性的指导能够帮助学生真正解决学习上的困难，学生在自己独特的学习方法中也能获得相应的学习效果。教师要多收集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信息，通过对学生日常学习习惯的研究，进行多元化教学模式的设计与创新。例如一些学生对音乐比较敏感，教师要指导学生进行听力练习；一些学生对视图比较敏感，教师可以在课堂上进行一些图文展示，从而刺激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和学习，等等。

三、结 语

小学生的性格正处在开始发展的阶段，因此在外界的影响下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学习习惯。作为小学语文教师，不仅担当着给学生灌输知识的任务，也要注重对学生性格的培养，教师要因材施教，让学生了解自己、认识自己最终超越自己，最大限度的发挥出差异教学的优势，提升学生的语文能力，为学生今后的学习生活打下基础，并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篇（6）

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教学，以图片、flash、影视片段等方式对比呈现中西文化差异，增强学生英语学习兴趣，营造教材中主题的文化背景。例如，教师可以先以Birthday Party为主题进行导入，利用互联网资源，事先准备一些关于中、西生日聚会的影视片段，让学生对比观看。通过让学生观看这些影视片段中生日聚会时的场景，使他们直观地、身临其境地对比、体验中西文化差异，并为接下来的单元教学做好铺垫。

二、分组讨论中发现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的“发现学习”理论，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使学生的智力获得最好的发展。因此，教师的任务不仅仅是将学科结构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探究问题的精神。所以，在导入阶段后，教师应该设置一个分组讨论阶段，让学生自主发现、顿悟其中的中西文化差异，帮助他们克服跨文化焦虑。分组时注意要以“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原则进行，以保证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并在小组中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实现自身应有的价值。在观看完中西生日聚会影视对比资料后，可以以“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birthday party in the videos？”为话题进行分组讨论，自主发现。讨论时间3分钟，结果以书面形式呈现讨论结果交给老师，由教师一一宣读。经全班学生辩论、审议是否为文化差异后，判定发现不同点最多的小组获胜。如此，将中西生日派对的差异一一找出，如歌曲不同、有无蛋糕、场景布置差异、是否吹蜡烛及燃放鞭炮等，从而通过对比在学生脑海中形成强烈的文化差异印记。

三、具体举例中讲解

该单元的教学目标为，使学生了解发出、接受或拒绝邀请方面中西文化的差异，并学会用恰当的英语表达发出、接受或拒绝邀请。如果只靠教师去讲解两者其中的文化差异势必会抽象、乏味，学生很难理解和接受。因此，教师可以自己编造给出一些中西发出、接受或拒绝邀请的例子，使学生一目了然。例如：

（中式邀请）

小张：老李，你看你帮了这么大的忙，我晚上请你吃饭！

老李：不用，不用，你太客气了！

小张：真的啊，这不应该的吗！赏个脸吧，地方我都定好了，在XX饭店晚上六点。

老李：那恭敬不如从命了。让你破费了，晚上见吧。

（西式邀请）

Jim： Hi， Jack. Can you come to my party on Saturday afternoon？

Jack： I’d love to. Thank you！

Jim： What about you？ Ellen.

Ellen： Oh， sorry. I have to go to the doctor then. But thank you all the same.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篇（7）

一、文化与语言的关系

人的语言行为是文化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探索到许多文化奥秘，不同的文化对相同的问题可能产生不同的看法和评价。外语教学实际上是一种跨文化的语言教学，所以就应该立足于理解所学语言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行为和观点，学习语言与了解语言所反映的文化是分不开的，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是外语学习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中日两国同处亚洲，又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历史上日本曾狂热地吸收过中国文化，从文字、音乐、建筑到制度、法律、宗教等，只要有用的，差不多都被当时高度推崇中国文化的“遣唐使”移植到了日本。尽管如此，两国文化仍有许多差异，如中日两国在使用筷子上就有差别，日本筷子较中国筷子短且轻便，尤其是前端很细，也许是因为日本地处岛国，鱼类丰富，吃鱼时为了剔刺方便吧。这点滴差异就从不同的文化体现在语言上。

二、中日文化的差异

中日文化的差异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中国人见面聊天时会毫不拘束地询问对方的年龄、收入、家庭成员等，而日本人则认为这些是别人不该过问的事，他们见面时常谈论天气、兴趣、旅游等。中国人的表述方式比较直截了当，而日本人则比较含蓄、委婉，尤其在拒绝对方时，往往避免说“不”字。如当你无心去参加一个聚会时，中国人在表达时常常说出“不能去”的结论，然后再说出理由，而日本人则会先说出若干个“不能去”的理由，让对方得出“不能去”的结论。

不同的语言文化还表现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崇拜强者，追随强者，肯于学习强者，是日本人对外来文化的总体态度。吸收、选择、改造是日本人学习外来文化的基本手段，即为我所需则移植照搬，不为我所需就拒之国门外，不符合国情民意的就加以改造。通过日本对儒家文化的引进、吸收，可以看到日本是如何改造外来文化的。中国儒家认为，为仁者须常备五德，即“仁、义、礼、智、信”，此为五常。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传到日本后，日本人改造成以“礼”为核心的日本儒家文化。“仁”强调道德主体对他人的爱戴、尊敬和宽容， 提倡“仁者爱人”，爱自己以外的所有人。“礼”则强调道德主体维护自己的名分，尊从社会制度和习俗，注重人伦规范，包括人与人交际中的仪式。中国人孝顺长辈、爱护亲友，乐于助人，有人情味。而日本人很注重礼貌，说话谦和，彬彬有礼，但有些表面化，缺乏深度，人情冷淡。日本人从小就教育孩子要抱团，要有集体意识，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有统一的制服，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低年级要服从高年级，而到了社会上更要严格遵守规则，即使自己不愿意，也要按照上级的指示做，上下级间使用严格的敬语。团体精神体现在上级对下级的绝对权威，以及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即使失去个人利益也要保护集体利益。

三、在教学过程中深入进行文化教育

语言和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了解文化就不能真正地了解语言。语言教学不仅仅依赖于语言学，而更多地依赖于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教师要让学生掌握语言在社会交往中的正确运用，特别是在词语方面、语言习惯和行为方面，以及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较深层次方面的理解和运用。在日语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初级阶段应主要介绍日常生活交往方面与汉主流文化的差异，以及在语言形式和运用中的具体表现，使学生掌握日常生活中日语表达方式，具备一定的语言交际能力，了解两国在日常交往中如相互称呼、问候、聊天及应答等方面的差异，增强学生对汉日语言差异、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了解两种文化的区别，了解其行为规范，理解其价值观念。

2.中级阶段接触了大量的词语和表达法，这个阶段学生很快就会发现日语课本和课堂上的语言规则与他们从日本人口中所听到的日语有很大的差别。丰富多彩的生活语言及其所涵盖的大量的文化信息是传统的、书面化的、具有典型性的，且具有局限性的日语教材所无法企及的。所以这就要求教师要把文化知识的传授贯穿到听、说、读、写的每一堂课中，使语言与文化在课堂上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可以在词汇、表述方式、修辞结构和价值观念三个层次上，通过电影、电视节目、报刊杂志和文学作品等手段，利用课堂讨论、实际演练及专题讨论等方式积累日本的文化知识，使学生认识并熟悉由于文化差异引起的日汉词语、成语、惯用语的意义在运用方面的差异，并深入理解日语表达法所涉及的文化内涵。

3.高级阶段要从深层次的思维方式入手，介绍汉、日两种语言在句法修辞和篇章结构上的主要差别，培养学生在国外进行专业学习时的理解和交际能力，提高学生对日本原作的理解和综合表达能力。在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克服把两种语言进行机械地一一对应的学习方式，引导他们学会根据目的语的特殊表达方式和文化因素进行表达，让学习者努力适应用日语进行思维。

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现象，目的是通过学习和交流，量减少因文化因素所产生的误解，以更好地交流与沟通。学习日本文化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运用日语交流时要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道德观念及行为方式。文化不存在对与错、道德与不道德的价值判断问题，但在某些方面存在优劣之分，所以在教学中应该让学生抱着理解、宽容和鉴别的态度。

参考文献：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篇（8）

关键词：文化差异；食物；节日；日常谈话；语言

有一则趣谈：一所国际公寓闹火灾，里面住有犹太人，法国人，美国人和中国人。犹太人急急忙忙先搬出的是他的保箱，法国人先拖出的是他的情人，美国人则先抱出他的妻子，而中国人则先背出的是他的老母。这一趣谈反映了一个事实：不同的民族有着自己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殊的文化心理素质，思维方式，价值尺度，道德规范和情感趣向。

文化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和相应的创造才能的总和。文化包括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是指文化中看得见，摸得着的那部分，因此也称之为硬文化。相对来说，精神文化就是软文化，而软文化则是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西方硬文化的差异一目了然，但处于深层结构的软文化的差异则须进一步辩证分析。中西方软文化的不同决定硬文化的差异，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也正在于此――即作为文化的深层结构的软文化的差异。中西文化的差异是多方面的，很复杂的。

结合笔者多年与留学生交流的经验，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中外文化差异：

一、语言中的中外文化差异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并对文化起着重要作用。有些社会学家认为，语言是文化的基石――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从另一个方面看，语言又受文化的影响，反映文化。可以说，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它不仅包含着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蕴藏着该民族对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语言与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理解文化必须了解语言。

在英语与汉语的文化上，语言上很多文化差异的例子。比如cat猫，中国人喜欢猫，用“馋猫”比喻人贪嘴，且带有亲昵的成分，而在西方语言文化中，cat用来比喻坏心眼的女人。与cat有关的成语有：like a cat on a hot tin roof （坐立不安）；It rains cats and do～（倾盆大雨）；fight like cat anddog（吵吵闹闹）。hare野兔，但有时变成了“野鸡”。而汉语中的“野鸡”又与“野妓”谐音，结果成了俗语中的“娼妓”。在《罗米欧与朱丽叶》（莎士比亚戏剧）中，Mercufio讥讽老乳母为娼妓时的对话：Romeo：What have you found？ Mercufio：No hare，sir.罗：你发现了什么？墨：倒不是野鸡，先生。John Can be relied on.He eat no fish and play the game如译为约翰不但可靠，不吃鱼，还玩游戏是误译。其文化内涵是：英国历史上宗教斗争激烈。旧教斋Et（星期五）只许吃鱼，新教则这天拒绝吃鱼，表示忠于新教，“不吃鱼”就成为了“忠诚”之意，“玩游戏”变成了“遵守规则”。Hame duck跛鸭，文化含义为：将卸任而未重新当选的官员或破产的证券投机者，残废无能的人，说这些人失败后，垂头丧气，一瘸一拐地走出来，活像一只“跛鸭子”。owl猫头鹰，英语中有“聪明”的象征，如as wise as a owl、A wise old owl lived in an oak；但在汉语中，猫头鹰表示不吉利，常与死人有联系。

二、食物上的中外文化差异

“民以食为天”，从一个国家的饮食习惯，可以反映出不同的文化，了解饮食文化的差别，可以看到许多文化差异。当今世界上有三大饮食体系：中国饮食体系、法国饮食体系和意大利饮食体系。从中国的饮食体系来看，特别注重形式，所以中国人讲究“色、香、味”，在中国的烹饪上，各类菜系千变万化，食材多种多样，方式丰富精彩，但都讲究形式，这是一个本质特色，也反映出中国文化种形式。而就法国体系和意大利体系为代表的欧洲美食体系来讲，并没有过多注重形式，注重的是质量。跟中国的饮食相比，欧洲饮食没有那么多千变万化的花样，但特别注重的是饮食的质量，比如营养的搭配、保留等。这点区别也是中国的饮食和西方的饮食的最根本的区别。

另外从用餐的工具来看，中国的饮食和西方的饮食也有很多的区别。中国人用的是筷子，西方人用的是刀叉，筷子和刀叉的使用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筷子是大家一起坐在一起共同进餐，食物是装在碗盘里共通分享的，并没有分配食物属于谁，从而形成了一种集体文化，所以在中国流行集体主义。而西方的刀叉制度，必然导致食物是必须先进行分配的，每个人都吃自己盘子里已经分配好的食物，所以西方流行的是分配以后形成的个体主义的个人主义，强调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清晰的产权关系，强调独立性。

三、节日上的中外文化差异

中国与西方在节日上也有很多的文化差异，中国与西方都有大量自己特色的节日和假日。但从根本上来说，二者有一个根本区别。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农业大国，所以在中国的节日中，有了鲜明的农业文化的特征。由于自古以来，中国的农业都是靠天吃饭，所以气候又跟农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的节日跟农业、气候有了密切联系。比如中国的清明节、端午节、春节等都是气候、农业的重要标志。

四、日常谈话中的文化差异

在日常谈话中，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也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文化强调集体文化，希望大家都好，于是会关心对方的生活，没有隐私的概念，所以打招呼习惯说“你吃了吗？”“去哪里？”，跟人聊天很容易问“什么时候结婚？”“一个月赚多少？”而这些问题在西方文化完全是忌讳的。西方强调的是个体的独立性，强调隐私权，打招呼简单的“Hi”“Hello”“How are you doing？” 就可以了，都不带实质性的问题。（作者单位：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参考文献：

[1] 沈立文.试析中西文化差异与翻译障碍[J].广州师院学报.1998（10）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篇（9）

随着3G时代的到来，电信运营商纷纷将经营的重点从传统的语音固话业务转向3G数据业务，作为中国电信八大业务基地之一的天翼空间应用商店，定位于中国电信的3G应用门户，肩负着支撑大网数据业务进行流量经营的重任。为用户提供各类手机应用、数字内容发现、下载、购买的一站式服务。所提供的应用软件涵盖影音娱乐、新闻资讯、游戏、理财、实用工具、书籍、旅行、社交网络等类别。

本文将从天翼空间的定位开始，沿着“行业现状”、“战略制定”、“实施方案”，的路径，通过外部环境、竞争对手及自身的分析，为中国电信天翼空间应用商店制定市场营销战略，本研究不仅对于中国电信天翼空间业务具有应用基础，对国内正在兴起的3G数据业务发展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研究设计方案、预期结果：

1. 运用PEST工具对天翼空间应用商店进行宏观环境分析，得出其战略定位

2. 进行三角形模型分析，设计出天翼空间差异化市场营销战略

3. 从产品、价格、渠道、促销四个维度制定差异化市场营销战略的实施方案

所需条件和完成时间(附细化到三级目录的论文纲要)：

时间 完成任务 特别条件

3月10日 开题报告

6月10日 中期检查表

8月30日 论文初稿

9-10月 资格审查

10月 论文正稿

10月下旬 论文评审

11月中旬 论文答辩

(附：三级目录)

1. 绪论

1.1选题背景

1.2研究内容

1.3研究思路

2. 天翼空间战略定位

2.1政策环境分析

2.2经济环境分析

2.3社会环境分析

2.4技术环境分析

2.5天翼空间战略定位

3. 天翼空间现状

3.1天翼空间产品现状

3.1.1产品平台组合现状

3.1.2商店提供应用及内容现状

3.2天翼空间推广现状

3.2.1天翼空间渠道现状

3.2.2天翼空间价格及促销现状

3.2.3天翼空间用户发展量现状

4. 制定差异化市场营销战略

4.1三角形分析模型

4.1.1竞争环境分析

4.1.2竞争对手分析

4.1.3企业自身分析

4.2制定差异化市场营销战略

5.差异化市场营销战略的实施

5.1产品差异化战略的实施

5.1.1平台差异化

5.1.2商品差异化

5.2价格差异化战略的实施

5.3渠道差异化战略的实施

5.4促销差异化战略的实施

中日文化差异论文篇（10）

如果根据卡尔·曼海姆的定义，“把所有超越环境的思想都看作是乌托邦”??[5]?，那么，这种同时具备的批判性与参与性就意味着一种置身其中而又超然物外的乌托邦精神，文化研究正是以运用伯明翰精神捍卫日常生活为方法，以运用法兰克福精神批判日常生活和常识为目的，批判那些已经渗透进日常生活的、已经固化到人们思维方式中的文学观念与常识，这是对现有文学研究环境与研究范式的乌托邦式超越。

一、消除差异的文化生产与制造差异的文化再生产

f·詹明信曾说过：“一种更为妥贴的文化研究概念不应让人觉得要在‘雅’和‘俗’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比如，研究经典作品了，就不能碰电视、流行音乐之类。在我看来，两者是一个整体领域中的辩证的组成部分。”??[6]14?大众文化擅长运用当代话语或者借用历史话语来完成文本的叙事过程，玄幻小说借古讽今，电视剧《武林外传》解构“经典”、“拼贴”故事，易中天、于丹为传统经典的当代“转喻”做出了努力，当年明月、袁腾飞则力图描绘出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面。大众文化如此千方百计地与历史、与经典“互文”无非是要警醒世人反思常识、观照现时人生，极力说服人们：大众文化及生活和艺术、学术是没有界限的，文化生产的过程就是一种消弭差异的过程。

现代科技也为大众文化的风起云涌提供了种种手段，过去技术的掌握和艺术的定义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如今计算机制图（cg）、数码摄影与摄像（dc、dv）、互联网技术（博客）、无线通讯（微博客）的广泛应用已经改变了传统的技艺甚至艺术的概念：在蒙娜利莎的嘴巴上加两撮胡子，用photoshop合成几幅世界名画，用dv甚至手机拍摄艺术影像，用互联网络创作读者参与式的小说——这些同样是对艺术的欣赏和再创作，艺术不再是产生于某个高高在上或者难以捉摸的特定时空当中，艺术可以出现在活生生的日常生活里。

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决定消费，鲍德里亚则认为消费决定着生产。文化研究关注当代消费文化、流行文化、影视文化、传媒文化甚至互联网文化??[7]?，这种自下而上的视角关注的是文化的生产、消费、再生产的全部过程。再生产是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当代大众文化的再生产已经无法离开消费者的接受、认可以及广泛参与，消费文化、媒介文化、影视文化不仅传播了文学，甚至变成了文学最终的栖身之所，读者变成了消费者，观众和听众的参与度、卷入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文学和文化的未来走势。

戴卫·哈维说过：“资本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件东西。它是通过商品生产而再生产社会生活的一个过程。”??[8]425?当代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无外乎追逐精神上的愉悦与物质上的丰裕，那种“限制商品交换以生产稳定的等级体系社会”显然已经被“商品世界时常变换的可交换性社会”??[9]34?所代替，让某种物品专属于某个阶层去享受，显然有悖于启蒙的精神和现代化的目标。因此，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这种“可交换性社会”成了乌托邦精神产生的物质基础：商品（包括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实际上是对于未来生活向往的符号期待与符号的持续占有过程，无论是精英人群还是普罗大众，都会继续追逐自己的理想以期改变现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于是，“要么款式令人垂诞的新商品持续不断地出现，要么低阶层的群体僭用了现在的标志上层社会的商品，由此产生出一种犬兔追逐的效应，那些居于上层的群体不得不投入到新的（信息）产品中去，以重新建立原有的社会距离”??[9]30?。这种一方为了保持社会距离（差异）而另一方为了缩短社会距离（差异）的、殊途同归的“犬兔追逐”便形成了文化研究乌托邦精神得以萌芽的社会土壤。

二、批判的乌托邦：彼岸和此岸之间的距离

日常生活本身饱含着批判的乌托邦精神，列斐伏尔称之为“理性的终结与激情的造反”??[10]?。而对日常生活进行批判的目的是“要实现文化的转型和人自身的现代化……使人超越传统日常生活结构和图式对人的创造活动的束缚”??[11]?，可远离普通民众和日常生活的现代主义精英式审美的“批判和颠覆的作用充其量不过是小圈子里想象的游戏而已”??[12]?。所以，从日常生活着手批判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大众文化并不缺少反思和批判精神，精英文化也未必一定具备乌托邦精神，霍尔发现大众文化会进行抵抗式的解读，而犬儒式的精英更是不知批判为何物。可见，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并非对立关系，而将纯艺术甚至精英文化、高雅艺术当作审美享受的唯一来源，无非只是一种意识形态霸权的表现，文化研究对大众文化充满期许的强调正是要反抗这种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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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是希望而不仅仅是希望之光。哈贝马斯说过：“决不能把乌托邦与幻想等同起来。幻想是建立在无根据的想象之上的，是永远无法实现的，而乌托邦则蕴含着希望，体现了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的向往，为开辟未来提供了精神动力。”同时，这位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旗手的思想家也乐观地论证道：“许多曾经被认为是乌托邦的东西，通过人们的努力，或迟或早是会实现的，这已经被历史所证实。”??[13]?由于欧洲大陆的思想者多是犹太人，其犹太教信仰让他们对复国救主弥赛亚的降临充满着永不懈怠的盼望，故而乌托邦对于哈贝马斯来说并不是幻想，而是一种终究能够实现的蓝图，已经“被证实”和坚信终究“将被证实”的乌托邦在此与强调实践和效果的实用主义得以结合，这是重实践、重参与的文化研究具备乌托邦批判特质的源头。

乌托邦不是空想，它不仅是对未来彼岸的奇幻设想，也包括对此岸现实的冷峻批判。马丁·杰伊这样评价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他们的乌托邦幻想不是提供行动的计划，而是与当代现实的引力保持距离的批判的源泉。”??[14]?哈贝马斯也说过：“乌托邦的核心精神是批判，批判现实中不合理、反理性的东西，并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13]?文化研究同样包含着对日常生活的欣赏与批判。陆扬曾指出，日常生活“永远在期待超凡脱俗”，这种“不断消失、不断重又燃起的希望”，即“一种渗透到日常生活最卑微细节中的不满足感”??[15]?，正体现了乌托邦精神对于美好未来想象的积极品质，文化研究对日常生活的欣赏是为了重新审视“艺术”的定义，对它的批判则为改变现状，如果说实用主义是对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辩证，乌托邦批判是对现世和未来的辩证，那么，文化研究就是在追求审美价值和消费价值的合流、思辨哲学和日常生活的辩证。

乌托邦式批判是一种保持距离式的批判，但保持距离不等于远离本体与客体，保持距离是为了维持差异性，差异才是乌托邦的源泉。“乌托邦必须与现实保持适当的距离，只有这样才能既不陷入对现实的无动于衷，又不因与现实联系过于紧密而被它的烈焰所吞没。”??[16]?文化研究着力强调的不是与日常生活保持距离，而是要和传统文学、精英文化的既有观念保持距离。

乌托邦本身并非某种所有物或者最终归属（所指），它归根到底是一种可能（能指），是建立在差异基础上的关系模型，是要同其他现存的、将来可能出现的东西保持差异性的希望与设想。拉康认为能指之间的关系由差异所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建立，差异便是一种距离。伊格尔顿曾提出：“平等地对待两个人意味着不是给予他们完全相同的对待，而是同样地满足他们不同的需求。不是说他们是平等的个人，而是说他们平等的都是个人。在这个范围内，一种平等性的合理概念已经意味着差异的概念。”??[17]?可见，乌托邦本质上是针对个体差异的政治，不会是现时状态下的完美或者完整，它要从细节、从小写的历史和现实当中发现被原有的“真理”所否定甚至忽视的具备差异性的东西。

三、追逐差异的乌托邦

f·詹明信认为：“关于未来的乌托邦憧憬……本质上是政治性的。”??[6]32?日常生活也是政治性的，政治不是权术和诡辩，更不是强力的专制，“政治首先是、最终考虑的是如何界定和组织一个生活世界，如何为这个生活世界作出制度上的安排和价值论上的辩护”??[18]代序17?。大众文化、文化工业、媒介文化固然是经济的，但经济最终指向政治，精英文化表面上仇视商业化、鄙视通俗，可它实际上恰恰是要利用现有的政治地位来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文化研究触角的边缘性也恰恰体现了自身旨归的中心性——政治??[19]?。

首先，文化研究关注日常生活是为了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反思自己，这体现了一种政治启蒙意识；其次，日常生活中一定隐藏着意识形态，关注日常生活可以让人更清醒，这是知识分子与知识启蒙的责任；最后，研究日常生活一定会是跨学科的，同时也是反学科的，这体现了学术上的政治，从关注新兴事物和边缘事物开始，重构学术政治格局。

文化研究关注的“大众”不是多数人的暴政，不是多数人的权力力比多释放，而是去关注那些被“主流”边缘化了的个体的自我清醒与提高。可以认为，文化研究不是权力争夺，而是权利争取。文化研究中的乌托邦精神也显然是对启蒙理性的再肯定：依托于计算机、互联网、无线通信、影视技术等现代技术的支撑，乌托邦通过广泛的草根文化，通过广泛的政治参与彰显了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价值，因此，反对大众文化实质上是对抽象人性而不是对具体人性的张扬。

所谓的精英文化则是要通过否定大众文化来否定个体进步甚至个体对进步的差异化要求，“精英们”希望为所有大众提供本质雷同的“使用价值”，提供福特式的通用型文化产品——这种忽视不同个体之间独特需求的强迫逻辑本身就是反启蒙的，是对人性启蒙的“叶公好龙”：启蒙精神要求解放自我，但通用型文化产品的结果必然是消解差异、压抑需求。应当允许每个人实现自己所认可的改变与差异化价值，而不是强迫所有人都成为哲学意义上的“精英”，尤其是精英们定义的“精英”，启蒙的最终目的决不是让所有单数的“人”成为平均的、类似的甚至同一的复数“人们”。因此，当大众利用既有的且仅有的政治、经济资源，通过心灵上的“符号消费”实现了哪怕一丁点的精神提升，却被精英歧视为庸俗、低俗，这实在是一种虚伪的启蒙。

根据拉康的理论，主体心理结构可分为三个层次：想象界、象征界、真实界（或译实在界）。其中，想象界充满着欲望、想象、幻想，理想或由此而生；象征界也被称为符号界，与语言、他者、符号相联系；真实界则是一个难以名状的、外在于认识的彼岸世界。拉康认为人的欲望本身是由不计其数但却没有所指的能指构成，只有通过语言规则、符号化或者他者的介入才能建构起“能指—所指”的意义链，因此，人的欲望作为不断滑动、飘浮甚至混乱不堪的能指（想象界），本身是无法被满足的，只能通过不断的、差异化的符号或者他者（象征界）介入才能实现转移。由是观之，文学研究作为文学所指的一种能指也是经历了若干次的意义链重构，即研究范式的若干次转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仅仅是能指滑动表象之下的人类欲望转移而已。转贴于论文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