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的符号化与数字化
文化即人化,同时也是指人类认识和改造的结果。广义的文化包括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联系十分密切。物质文化是人们生产实践的产物,也是人们精神文化的体现;精神文化既具有形而上的层面,也具有形而下的指向。物质是精神的载体,同时也体现出精神文化的内涵。
在传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层面,它们之间的界限是很明确的,物质文化基本上等同于器物文化。精神文化依赖于物质基础才得以传播与发展,但物质之于精神成果的作用仅在于承载与续传,至于物质本身对于精神的作用并不被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没有一种物质具有最大范围内承载和传播精神文化的特质。例如纸张,它在一定程度上使精神文化的传播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物质本身的实存性对这种传播具有约束,精神文化的传播并不能随心所欲。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只不过是人类文化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它们本质上应该是一体的;但是从传统物质与精神层面之间的关系来看,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并未能融为一体,它们之间的界限仍然很明显,且易于区别。
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这种界限不利于文化整体性传播,要使文化整体性传播必须需要另一种方式的出现,这种方式能使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其界限最小化。但是,在传统的技术范围内要找到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的方式只能是一个梦想,这一梦想在上个世纪}o年代才开始出现现实的内容。信息技术成为时代的一种带有主导性的技术取向,文化也因此呈现出新的形态。“特别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社会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都显露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特质,新型的社会文化形态—信息文化正在形成。”信息技术带来的符号化与数字化使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这一愿望成为可能。其中,符号化主要是针对器物而言,数字化则主要是针对符号的转化而言。
如果说信息化在技术层面使符号化与数字化具有技术的可行性,那么随着信息化技术兴起的一系列文化认知方面的变化则为人们整体化审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奠定了人文基础。阿诺德认为一个民族最为重要的东西不在于纯粹对物质财富的追逐,而在于文化与文明的调和,即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和谐共存。斯图亚特·霍尔把文化的研究与人类学、历史主义联系在一起,从而把文化的概念集中在日常生活的层面,“抽象的价值和具体的规范,物质的和精神产品,都被纳人了文化研究的视野”。这种“文化主义”的观念带来的文化认识是:文化的意义在于集体而不是个人。同时也带来了另外一种最为深刻的心理暗示:必须从整体的观念来看待文化的意义,这种整体最主要的层面是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同样的暗示也来自于f·r.利维斯对“大众文明”的担心,他对于现代技术,特别是传播媒体在精神文化方面弱化的批判,昭示出他对物质与精神、技术与文化失衡的担忧。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认为对文化的理解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但作为文化本身而言,则是由具体的人的意义与实践构成。文化在他那里不仅具有物质的基础属性,而且在物质的基础上体现出其价值与意义。由此可见,无论斯图亚特·霍尔、利维斯和威廉斯对文化的理解有多大的不同,但都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即对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考虑的诉求。他们的这种暗示式的诉求,以及哈贝马斯、利奥塔等人的理论,在客观上都让人们意识到了:在信息技术成为现代主流技术的背景下,人们应从整体的角度审视文化本身,这就为在信息化基础上整体化考虑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奠定了人文基础。
当代文化观念的认识把人们的视线转移到物质与精神、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之中,而信息化技术,特别是信息化中的数字化技术则从方式上确定了上述关系整体化考虑的途径,即符号化与数字化。符号化是一种具有传统意味的方式,而数字化则是信息化时代中的一种新的符号化的方式。符号与器物比较起来,它们都可以承载文化的内容。但是它们也有显著的区别,器物是具体的东西,有着实体的存在。而符号则不同,它可以承载实体的意义,但是对于物质本身并不替代,它的存在基础在于人们对物质实体的了解。因而符号化带来一个显著的变化,即人们有可能从这些符号化了的对象中进行交流与分析。器物基本上不具备大范围内的交流,但符号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就具体的器物而言,器物的符号化,可以有效地传播其文化内涵。但与此同时,对于器物本身的物理特征却无法传达。因此,不难发现,传统的符号化虽然带来了一系列认识事物方式的变革,对于文化传播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其缺点也十分明显,这就从客观上需要一种新的技术的出现。这个新的技术一定要满足符号化的传播优势与器物本身实体特征的要求,而数字化技术的出现,正是符合了这个要求。
人们对数字化的认识多种多样,但是最基本的一条是,人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把事物或器物变成相应的信息,并最终把这些信息以符号化的方式展示出来。数字化的一个巨大优势在于,它可以存储海量的信息,并把这些信息以符号的方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就可以使器物或者现实中的物体能够实现最为全面的符号展示。在没有数字化之前,人们可以把事物的影像呈现于前,但那是平面的。数字化出现以后,人们可以在虚拟的符号世界里从立体的角度观察与实物基本一致的状态。通过超链接,与之相关的熟悉与不熟悉的事物,以及关于事物本身的其他非物质信息都得以体现。这种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必然带来新的认识与观念,它把人从现实时空的实践发展为虚拟时空的实践,虚拟的实践方式成为人们一种新的实践方式。而当这种建立在虚拟基础上的实践方式成为人们的一种常识时,当代关于文化观念认识中的焦虑就会得到释放。阿诺德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可以在数字化中得到合理的共存,斯图亚特·霍尔的整体文化观念可以得到实现,利维斯对于现代技术的垢病能够得以改变,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也许可以用虚拟或数字“文化唯物主义”来重新加以阐述。他们对于文化暗示的诉求,在信息技术和传播方式符号化与数字化的趋势下,可以真正成为一种现实。
综上不难发现,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有三个阶段是很明确的:一是一种基于物质或器物基础上的文化传播;二是一种基于符号基础上的文化传播;三是一种基于数字基础上的符号文化传播,即数字化文化传播。符号化是文化传播的趋势,不论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符号化,还是建立在数字基础上的符号化,符号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内涵的转变,从与物质、符号的对应关系转化为符号与意义的对应关系,实现了从一般意义上的符号向数字化意义的符号转化。与之相应的变化是,物质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被弱化,立体、深人的意义与形体因素得以强化。文化传播的这一方式的擅变所形成一个结果就是,物质本身与文化的关系从来没有如此的紧密,通过符号化与数字化,特别是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物质与文化内涵紧密、完美地实现结合,文化的符号化与数字化是实现整体文化传播的必要途径。
二、文化数字化的局限与感知
数字化基础上的物质与文化内涵的完美结合并不能代表文化数字化的全部,同时数字化本身也具有局限性。最主要的局限在于数字化隶属于信息化,而信息化对社会文化具有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在迈克尔·默林的《信息技术革命:益处与危害》中得到较为全面的总结。迈克尔·默林总结了10种信息技术对社会文化的危害,它们分为对人的意识的危害、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危害、对生活品质的危害等三个部分。毫无疑问,从社会角度来看,迈克尔·默林的这种担忧以及他对这些危害的认识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符号化的转化方式来看,这些局限并不是主要问题。因此,我们讨论的主要问题在于符号化与数字化方式与方法上的局限,而具体层面则是物质符号化与数字化以及精神层面文化的符号化与数字化。
除此之外,在符号化与数字化的方式与方法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局限。最主要的局限在于“人文精神的悖论”,齐鹏在《当代文化的感性革命》一书中深刻地揭示出了这种悖论的存在。他认为数字化会导致人依赖于技术,成为技术的奴隶,最终形成新的人性的异化。这种“人文精神的悖论”,存在先天性的因素,“悖论是事物发展的本质”,同时也有技术本身的因素,“数字化平台的单一性”,还有符号化与数字化中介中时空关系对人文精神影响的原因。齐鹏认为,要解决这种“人文精神的悖论”,必然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科技人文化”,二是“艺术手段与审美功能”。不可否认,上述两种解决方式从学理上是有效的,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很难完全实现,尤其是在技术领域,其实现的难度更大。
除了信息化技术本身给数字化带来的危害,以及在符号化与数字化过程中所遭遇的“人文精神的悖论”外,在具体的符号化与物质化的转化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其他问题。其最现实的间题是,物质及其所代表的只是文化的一部分,其他大部分文化虽然借助了物质载体,但却是以精神层面的状态存在。这种层面的文化相对于以物质为主体的文化而言,其范围与内容更广,甚至可以说是文化的主体部分。并且一旦数字化以后,对于这一部分的文化了解与传统方式在本质上并没有巨大的改变,而真正引起巨大变化的,还是物质文化的那一部分。
数字化的过程是一个精细信息化的过程,信息精细的程度直接决定物质数字化的程度。数字化虽然带来了物质全方位的展示,但是并不一定带来精细化,这是文化数字化所面临的主要的局限之一。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使人们有可能全方位展示某个物质存在,但在具体实践中却很难做到完全展示。尽管人们精细信息化的程度会越来越深,但也无法达到完全精细的程度,因此,这个局限只是大小的问题,而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显然,如何消解这样一个最主要的局限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的事情。在可以预知的技术发展的所有趋势中,现代技术无法实现这一目的,也无法找到最终的结果。既然从数字化技术的角度无法得至昧最终的结果,从别的角度寻求解决途径就成为必然。
数字化:景观文化传播的一种必然选择
数字化处理就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把图形、线条、声音等对象信息转化为计算机代码,然后通过计算机及互联网将其展示出来的过程。这种方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交流性和认识的普及化,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数字化开始越来越多地进人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数字化城市、数字化博物馆、数字化战争、数字化景区等越来越多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其全面、深人、综合、普泛、快速、便捷的特点正在成为传播的最为系统和综合的方式,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现代社会数字化的程度正在日益深化和普及化。
数字化一个最大的优势在干其重新界定了人的感性与理性、人文与科技、现实与虚拟之间的关系。感性与理性的关系经历了感性为主、理性与感性对立,以及在数字化时期感性与理性的融合这样三个阶段。从传统的观念来看,人文与科技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感性与理性的代表,由于彼此对于美与真的追求不同,在传统的范围内很难得到融合。数字化技术的崛起赋予感性与理性一个进人彼此,并相互借用的可能,这种可能就是以虚拟与现实之间关系的突破为标志的。在传统的观点看来,虚拟与现实的关系是对立的,但是在数字化成功塑造出一个虚拟的世界后,虚拟世界从本质上讲已经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成为现实世界的一个真实存在。也即是人们常说的,虚拟与现实关系的改变形成了一种新感性(或新的感性与理性的关系),“新感性的虚拟特征确实超越了传统的感觉方式、感觉对象、感觉内容、感觉性质与感觉经验,超越了传统框架的真与假的概念’,。基于这种现实与虚拟之间关系的转变,数字化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虚拟世界成为现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数字化成为重塑世界的方式。各种事物,无论是人文的还是物质的,都可以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得到很好的展示。对于以文化为主的景观来说,数字化因能大量地展示文化的相关信息而备受青睐。
也正因为此,就文化景观而言,各种景观也逐渐数字化。在2007年,全国就有24个部级风景名胜区试行风景区数字化建设,时至今日,更多的风景区已经部分实现了数字化。即便是部分进行了数字化的景观,也因虚拟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改变给人们带来了非同凡响的体验,进人它的数字世界,不仅如同身临其境,而且还带来了强烈的视觉美感和对景观文化的总体把握。数字化景观虽然成绩斐然,但总体来说,还不是尽善尽美。
以庐山景区的数字化为例,2007年起步了数字化的管理,具体体现为人们可以预先从网上知道有关庐山的游客情况以及门票的管理。2008年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召开了《庐山数字化景区建设总体规划》评审会,对于庐山景区的数字化工作进行了明确的定位,庐山景区的数字化开始提上日程。这个规划是以数字化展示景区为目的,以风景区数字化为最主要的目标。问题也因此产生,如同大多数的景观数字化一样,这种仅仅出自于风景或风景区的数字化并未能真正体现出数字化所带来的感性与理性的实质诉求。庐山真正引人注目的不仅仅在于其风景,真正吸引人的是其具有丰富内蕴的文化。
就庐山与其他风景名胜区的比较而言,文化是庐山景区的底蕴。庐山不同于其他风景名胜区的最主要的地方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庐山是古代文学描写的主要名山之一,有大量关于庐山的文学作品与游记存世;二是庐山文化具有浑厚的学术历史,如白鹿洞书院文化;三是庐山文化具有复杂、深刻的政治内容,尤其是现、当代。集历史、文学、学术、政治于一体的庐山在风景名胜区中是独特的。这些文化因素不仅使庐山名显于世,而且也正符合数字化的优势:可以最大程度上综合处理这些文化信息。很显然,庐山景区数字化的中心必然是文化,而非单纯的景区管理。
不难发现,《庐山数字化景区建设总体规划》因为只是一个纲领性的规划,所以对于如何具体展示并传播庐山文化并无更多的深人。从理论上讲,庐山景区数字化不同于庐山文化的数字化,后者包含了前者以及数字化的传播。从实践上讲,两者具有本质的区别,数字化景区建设的核心并不在文化上,而是在数字化的管理上。庐山景区的数字化只是全国风景名胜区数字化的一个缩影,它与其他风景名胜区一样,数字化主要集中于数字化管理,其核心是监管信息系统。这套系统主要是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以风景名胜的总体规划为依据,对景区内的工程建设、资源保护以及资源利用进行监管。因此,就现状而言,无论是从全国风景名胜区的数字化还是单纯从庐山风景区的数字化而言,它们都不是以文化为主体的,它们只是一个数字化风景,一种数字化奇观,而不是一种数字化的文化,更不是数字化的文化景观。风景区的数字化建设的主要目的在于管理的数字化,而不是景区文化的数字化,庐山风景区的数字化建设也未能例外,要真正运用现代数字技术实现庐山文化的传播,文化数字化是其不二的选择。
数字景观:景观文化的另一种面貌
感性与理性在虚拟的数字世界得到融合,信息技术为繁杂、海量的文化数字化提供了保证。同时文化是庐山景观的内核,因此,庐山文化的数字化处理才显得异常重要,它可以有效地表现庐山文化的特质。数字化的方式与手段让综合化处理庐山文化成为现实.以文化为数字化中心,可以为庐山景区数字化提供一条不同于其他景区数字化的地方,同时也体现出庐山文化的特别之处。数字化的综合性可以让庐山文化得到全面细致的展示,在展示自然风景形式的同时,全面体现出庐山的文化内容。数字化的普泛性,互联网的超链接,可以使庐山文化从形式到内容得到全方位的立体传播。
因此,直视在数字化影响下形成的人的感性与理性之间关系的新特点是实现庐山文化数字化奇观的基础。全面分析《庐山数字化景区建设总体规划》的内容,认真探讨其提出的时代背景及其所取得的成效,特别是在数字化建设具体过程中的实践成果,以及具体体现,比较分析景区数字化过后与数字化之前的不同,从而找出数字化对于庐山景区发展的推动及其成效,是实现庐山文化数字景观的不可避免的出发点。认真清理文化在庐山景区建设中的地位,以及如何使庐山文化在数字化的过程中体现出来,是庐山数字化景观实现的过程。在实现这个过程中,有两个要点是无法回避的:一是,现有景区数字化主要是监管的数字化,如何实现监管数字化向文化数字化未来的转变,监管数字化本身是否可以作为现代庐山文化的体现之一,如何在保持有效监管的同时,在形式上加强文化数字化的内容;二是,庐山文化数字化立体传播形式是庐山文化数字化过程中必然要实现的目标,传播形式如何实现立体化,文化传播通过数字化的方式与其他传统传播方式比较起来所具有的优势。
如果庐山文化是庐山景区内涵的核心。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文化的重点应该体现为五个主要部分:封建时代的庐山文化;殖民化趋势下的庐山文化;国共斗争时代的庐山文化;新中国成立后的庐山文化;成为世界遗产后的庐山文化。其他方面的文化如宗教文化、白鹿洞文化以及庐山周边地区文化都可以融人这几个历史分期之中进行探讨。这几个分期的文化如何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展示出来,如何把文化数字化与景区数字化统一在一起,同时又以文化作为数字化的中心,以自然风景的数字化为辅,必然是问题所在。
[5]贾桂林.加强互联网的新闻宣传[J].群众,2000(7).
[6]李志民,万猛.网络时代的科技论文快速分享与多维表达研究[J].中国科技论文在线,2006(5).
1999年1月号的《ComPuterworld))刊登了微软毕业论文董事长比尔.盖茨访问记,使用的标题便是《未来走向纯数字化》。比尔.盖茨预言:“随着硬件、软件的进步,一切的一切都将数字化。我相信,今后10年图书、音乐和照片都将走向纯数字化,从作者到读者都将采用数字化方式。”数字技术在信息处理和传送方面的巨大优势使得它和新闻传播的结合变得顺理成章。传统媒体的数字化和新型网络媒体的出现,完全改变了传统的新闻传播模式,对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尽管尼葛洛庞帝将“比特”褒扬得近乎无所不能的观点受到一些人的批评,尽管“数字化将决定我们生存”的论断也受到广泛质疑,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无法回避眼前的事实:数字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新闻传播领域。因此,探讨数字技术对新闻传播的影响非常必要。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这方面的研究进行得比较早,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便有社会学家和技术专家开始研究这一问题,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主要有: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未来的冲击》、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等。这些著作对数字技术的应用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并给未来的信息社会勾勒了一个大致的轮廓。由于当时数字技术毕业论文的发展还处在初期阶段,这些著作对数字技术在新闻传播中的运用问题,涉及甚少。直到1994年,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才明确地提出了“媒体世界改头换面”的说法,并且在书中提到了数字电视、多媒体、虚拟现实等概念。
20世纪末,日本、英国、美国等数字技术发展较快的国家,开始出现了一批研究新兴网络媒体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桑野幸德的《数字革命新时代》、冈特利特的《网络研究:数字化时代媒介研究的重新定向》和泰普斯科特的《数字化成长:网络世代的崛起》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的相关研究进展缓慢。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数字化进程的逐步推进,以及国外相关学术著作陆续翻译出版(如上文提到过的《数字化生存》、《第三次浪潮》和((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等),国内一些学者开始涉足这一研究领域,并取得了较大的研究成绩。这主要表现在:1、相关著作和论文不断涌现。张咏华曾对((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和《新闻大学》上1996年至20世纪末刊载的论文内容进行分析,发现涉及传媒技术分析的文章总体呈增长趋势,均是从以往的个位数百分比增长到2570以上。在由新浪网、浙江在线和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创办的网络平台《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上,刊登了大量与此相关的研究文章。2、我国新闻传播学界举行的大型学术会议宣读的论文中,有关新闻传播新技术研究的论文比重大幅度上升。2007年12月15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举办了主题为“数字化背景下的媒介变革”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研讨的毕业论文中心问题就是数字技术对媒体的影响,与会专家研讨了数字媒介的最新发展趋势、人们使用新媒介的行为和特征,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问题。3、国家社科基金对此领域也非常关注。1996年以来几乎每年都有相关课题立项,如1996年项目《多媒体技术与新闻传播》、1998项目《网络传播新发展及其对策(研究报告)》、《新闻传播手段的数字化:现状透析与发展预测》,2000年设立的8个项目(包括《互联网对信息传播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影响研究》等)。
国内相关研究中,较有影响的著作有:孟群的《电视数字制作技术》、张丽和孟群合著的《电视新闻编辑与数字制作》、吴廷俊的《科技发展与传播革命》、阂大洪的《传播科技纵横》和《数字传媒概要》等。另有学术论文如:王忠岩的《数字时代的影像叙事空间》、张慧的《数字技术对电影的影响及其反思》、刘梅的《数字技术与知识类电视节目》等。
“知识”是一个不断被言说的概念,柏拉图、孔德、利奥塔、波兰尼、卡斯特都为之做出过广为人知的表述。但究其实,可归为两种经典表述:一是以哲学家柏拉图为代表,认为“知识”是被看作正确的,是被验证过的,是被大家使用和相信的一种陈述;二是以传播学家曼纽尔・卡斯特为代表,认为“知识并不是一个所谓的生产物质对象,它是一系列的网络和信息的流动”,知识并不是由个人产生的,是人和人之间交互的过程产生的。知识概念经过了精英性界定向社会性界定、从单向性传播向互动性传播、从先验性向经验性的转变。我们认为,不同时空条件下对“知识”概念的界定,依然可以被我们当下所兼收并蓄,因为这两种“知识”概念依然存在其深厚而富有创新活力的社会基础和产业支持。事实上,对知识理解的差异已经造成了当下中国知识传播模式和知识创新模式的分野。一种是基于对知识“单向性传播”的理解,以传统出版业为产业内核,形成了精英阶层学术生产、传播与创新模式,即核心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创新模式。知识分享、精准化、互动与创新,是数字时代核心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新趋势。一种是基于对知识“互动性传播”的理解,以自媒体为产业内核,形成了用户生产内容、多元互动的知识生产、传播、创新模式,也被称为“活”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创新模式。自媒体的诞生和迅猛发展,使得民众生产知识、传播知识、分享知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喷涌而出,蔚为大观。知识在个体的转发、评论、修改中,不断被创新,成为不断流动不断完善的“活”的知识。尽管在数字媒介环境中,两类产业呈现出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但二者对知识理解的差异、主导型生产与传播模式的差异却是客观存在的,并且,这种区分也有助于我们深入分析数字知识传播生态的多样性和创新模式的丰富性。
二、中国要抓住成为世界核心知识生产、传播和创新强国的机遇
数千年的世界历史证明,技术革命既会改变知识传播的形态,也会重新勾勒世界核心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版图。知识与创新不仅是文化人的个体创造,也是一种国家战略资源。一个国家要想获得世界领先地位,必须把知识生产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把知识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并在此理念指导下成长为世界的经济中心、知识传播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在数字时代,善于抓住这一技术驱动知识创新趋势的国家,往往也会成为世界知识传播的中心、经济中心和创新中心。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论文产量也从过去的第二十五位上升为世界第二,但是在世界知识传播的版图中,每年市场价值390亿美元的核心知识生产与传播,我们却只占0.1%。如何让中国核心知识的生产、传播与中国的经济实力相匹配,抓住因技术变革提供给我们的建设世界知识生产和传播中心的历史机遇,进而重新勾画世界知识版图,是有关国家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重要课题,也是实现中国梦不可忽视的重要途径。
三、数字知识传播新范式呼唤管理制度的重新构建
如何构建公正的利益平衡的数字知识传播管理规则,是数字知识传播能够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关键性制度要求。目前,在数字知识的生产、传播与消费领域,网络开放与网络封闭的矛盾,软件付费还是开源的纷争,网络结构中心化还是去中心化的思考,Copyright(版权)还是Copyleft(非盈利版权)的争论,都无疑在表明:固有的管理体系和规则面临新的挑战。有能力构建利益平衡的知识管理新秩序的国家,将最终有可能培育出强大而富有活力的数字知识传播业。我们认为,数字知识作为社会公共财产,本身也是重要的社会资源,以智慧的方式合理使用数字知识,可以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维持社会群体并创造新的身份认同,是创立、管理网络社会资源共享的新准则,是未来联合社会、企业和个人的新经济模式之基础。
四、基于数字知识传播的“开放式创新”将成为创新的主要模式
全球主要发达国家都在探索创造包容开放的知识社会(Knowledge Societies)的未来经济发展方式。在21世纪,权力和利润的取得将日益取决于知识水平,知识在许多领域业已成为最宝贵的资源,中国也正在探讨建设国家知识资源服务中心。从技术上讲,语义网和数据开放为知识再利用奠定了基础,开放知识服务实现了公共机构、私营企业与个人协作创新和“双赢”模式,鼓励年轻人主导创新管理和开发过程,鼓励投资方、创新者、社会组织等找到自己的利益点,共同参与创新服务,对数字知识(这一潜在的公共财产)实现再利用,共同投资、分享利益。开放式创新管理全面打开了研究、投资、经营和社会公共服务的界限,合作、共享与创新是数字知识传播的核心群。通过越来越精准的数据分析和计算,达成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共处,也理应成为数字知识传播与创新的最终目标。
五、数字知识传播新生态期待研究方法的创新
《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在演讲中这样描述了数字知识传播的未来:“我们正处在两大科学的交会之中:人文和计算,马上要出现一个海啸了。一边是生物学家掀起的巨浪,开始真正了解身体;一边是计算科学掀起的巨浪,也就是达尔文遇见图灵。”今天,知识创新越来越表现为艺术家、科学家、人文学者、业界人士的一个社会协作过程,因此,我们特别呼吁在对数字知识生产、传播与创新模式的研究中,重视人文研究方法与数据科学研究方法的结合。数据科学的兴起并不意味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跟新兴研究方法的断裂。相反,能够将人文社会学科的历史积淀、理论建构甚至传统方法很好地跟数据科学方法有效地结合甚至整合,将更能催生具有生命力和启发性的研究。从这一意义上讲,媒体技术的发展和数据的快速膨胀呼唤团队合作和超学科研究。传播学者只有提出具有理论深度和人文关怀的问题,才能在一个传播和数据融合的时代做出本学科应有的贡献。社交媒体以及社会传播的普及让数据的内涵和意义也在发生改变:从数字就是数据,到文本就是数据,再到图像就是数据。传播研究需要打通不同类型的数据,让不同来源、不同性质的数据进行对话。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 A
一、数字内容产业与媒体
所谓的数字内容产业指的是什么?英国数字内容产业业界组织Digital Content Forum(DCF)的主席Anthony Lilley认为,数字内容即是媒体的另一种面貌,强调将科技与创意的结合。他认为数字内容与传统媒体内容主要不同,着重在“互动性”应用之上[1]。另外,根据台湾地区工业策进会的数字教育研究所定义成:“将图像、字符、影像、语音等数据加以数字化并整合运用之技术、产品或服务”。并将有关于数字内容产业范畴订定为下列六类,依序为:一、各类游戏软件;二、2D/3D动画影片;三、各类数字内容制作与多媒体应用软件;四、各类行动应用服务;五、各类网络多媒体应用服务:透过网络传输各类数字化的电视/电影/音乐/广播/互动节目等多媒体内容;六、数字学习、电子出版、数字典藏等[2]。数字内容的相关名称尚有许多,例如:“数字媒体”、“多媒体”、 “新媒体”以及“计算机多媒体”等名称。
数字化产业发展完全脱离不了媒体平台,数字内容产业大声疾呼我们来开拓新的视野,在各类媒体去边界化、多元延伸下,社会未来需要更多更专精于数字产业的媒体专业人才。立足于此,笔者认为在广大的中国社会,数字内容产业将会成为未来中国的核心产业之一,也将是新闻传播教育的重点走向,对于中国来说,怎样整合运用本土资源,而后创造全球经济视野是现今教育发展思考最重要之处。笔者不将焦点集中在争论高校教育的基本精神在理论或实务孰重孰轻的问题,而是希望透过数字时代产业发展的趋势启发,刺激传播教育的未来思考,制定出新的多元化传播专业人才培育方针。
数字内容产业现在已经被认定是21世纪经济发展之明星产业,究竟数字内容产业产值有多大,足以颠覆传统教育走向,且让美、加、欧、日、韩等国积极促进其发展?以台湾地区为例,台湾数字内容产业2002年的总产值为357亿人民币,2003年为418亿人民币,成长约17%,2004年更提升至511亿人民币,成长约22%。据行政单位预测,台湾数字内容产业未来几年每年应可以以高于20%的幅度成长[3];可惜的是,资本力量来自市场规模,台湾人口数目大约只有两千三百万人,这样的市场规模注定只能养出一千多万上网人口,也决定每家网络公司规模、电子商务公司规模,及数字内容厂商规模,可以创造出的数字产业市场规模有限[4],但大陆就不同,不论文化资源或是市场规模均十分雄厚,朝数字产业发展行进,未来市场的经济规模必定不容小觑,单就数字游戏市场举例来说:中国地区2005年在线游戏市场的收益大约为6亿8300万美元,研究机构In-Stat也预告了这块市场的强劲成长,其预估中国的玩家数目将在五年后翻一番之多,从2005年的2500万人,增长到2010年的6000万人,这是非常惊人的成长数目[5]。且当全球中文热兴起并成为全球主流时,大陆理所当然地成为最有潜力最重要的发展地区,由此数字内容相关的人力需求培将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三、大陆地区传播教育现况与思考
大陆高等教育发展,现出以下几个共同趋势:第一,高等教育教学制度及院校类型趋于多样化;第二,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等学校具有不同的培养目标、模式与特色;第三,各类学校之间呈现互补关系,彼此不可替代[6],在大陆,高等教育扮演国家精英人才培育的重要教育阶段[7],据统计,2007年大陆已经有高校一千多家,其中普通本科高校就有742所之多,另外,成人高校也多达415所[8]。
在许多学者的眼中,虽说加速提升教育水平与知识环境,对于提高国内人民的知识水平、生活素质等都有相当帮助,进而还能够加速社会发展、经济进步,但许多大陆学者都认为国内新闻教育网点的迅速增加,出现了过急过快倾向,教学设备跟不上,一些学科设置不合理,课程开设不齐全,基础课程、专业课程不能形成层次,同时规模的扩大也造成教师总量偏紧、师生比例失调等问题[9],在师资、环境、资源、规划都还未跟得上时代潮流变化速度的状态下,开花似地拓展新闻传播高等教育值得再商榷,而2007年的今天,在官方尚未公布相关统计数字前,推测大陆现在已拥有超过770个新闻传播专业点。
根据笔者针对大陆教育系所的调查,大陆地区除了既有的新闻传播类专业点外,也有许多与传播相关之系所归类在各大学院校的艺术类学科中,这与台湾是很相似的,例如:戏剧影视文学、戏剧影视艺术设计、摄影、录音艺术、动画、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等与媒体相关的系所发展十分专业化,规划也较为细致。在硕士、博士的教育方面,笔者藉由教育部相关网站,可以经由点选而看到各所学校研究所的研究方向与指导老师,这对于大陆在传播方面的研究走向就更加清楚、深入[10]。
观察后发现,新闻传播相关专业点大多仍旧维持在传统媒体研究上,历史脉络式、内容式研究较多,新理论开拓、实务性案例研究讨论偏少,而多媒体、数字内容、网络等相关研究,稍早以前较着重叙述、比较、描绘式的研究取,而现在中国网络及网民势力不容小觑,研究讨论也越来越多,由于大陆地广若要做一个真正属于大众式的调查,研究门槛较高。在系所名称中,艺术类与传播相关系所显示朝向关数字、多媒体、动画、视觉传达设计、游戏娱乐、以及新媒体等技术性、设计性、结构性的操作取向,客观而言,艺术类学科中的相关研究,除了设计、美术专业外,似乎更加贴近数字内容的“技术”需求,除了描绘状态外,还强调了一定的数字技术性质在其中,在此笔者强调,新闻传播学有别于艺术、设计、技术,我们所培育的人才,除了要具备“技术创新”的接受学习能力外,拥有其他专业没有的“文化创意”传播精神,这将会是数字时代人力需求最重要的核心竞争条件,我们在坚定既有的人文创意精神与传播理论基础专业的前提下,还要紧盯住技术的发展、重视它的实用价值。
以数字内容产业的相关发展资源条件来说,大陆无可替代的优势就是各地独特的历史文化这笔无形资产,笔者认为大陆各地的文化都是一个特色品牌,由于现阶段一些地区的科技环境铺设建构和科技使用环境尚未成熟,故首先必须重视地区性特色产品的知识产权以及品牌特色的保护规划,为今后数字经济的发展、腾飞提供保障。从台湾、香港经验来看,科技发展努力就可达到可观的经济规模,他们的经验对于大陆地区来说,有很大的激励作用,这也让世界各国得以预见未来大陆数字内容产业的发展潜力。
当跳脱以往的思考框架,以数字内容产业人力需求为导向来思考传播教育问题,笔者认为把握本地化教育是现在大陆传播教育应该考虑的未来走向,追求量的增加,不如先追求质的提升,
在传统媒体争工作,不如多培育多媒体专业人才,建议首要应当在政策面上做调整,政策调整之后,再进行教育内容上的充实工作,这才是最扎实的做法。
1、积极推动地区高校资源整合与产业合作。地区高校合作方面,各地区高校与其单单把握眼前的教育市场,倒不如与地方数字内容产业一同合作并创造差异性的传播教育,携手合作、资源整合,促成本地化的传播教育走向,创造就业人才。
2、放宽传播相关科系专业自主设置条件。由于传播相关学科具备社会环境带动的特殊性,若适当放宽本科专业自主设置的条件,可让各校传播专业更加差异化,系所名称特色化,学生容易从专业名称中分辨每家学校、科系的专业方向,教育环境也可朝向高校本地化、高校精致化、各校皆名校等教育路线前进,更甚者,在中文热兴起的数字时代,改革后的大陆教育体制,亦将吸引更多的海外学子来大陆高校进修学习,海外学生不会只希望留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其他城市学校也将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国际交流与活动。
3、平衡实务、理论教师质量。在国外,传播相关科系的教师,大多具备媒体经验,媒体工作的实践性过于强烈,没有亲身经验者,很难从事教育工作,故笔者建议,加强专业杰出人士担任教师的制度建设,让从事专业技术工作者,经一定的规范审查,给予在高校教学资格,或让其获得开设系列讲座资格,并制定配套措施,鼓励学校聘任具备实务经验的从业者,平衡师资在理论与实务上的质量,不迷信学历、让经验丰富的人配合从事实务方面的教育。
4、减缓新闻传播专业点的增加速度。笔者建议近些年应暂缓新闻传播专业点的增加,尚未成熟的教育单位应提升技术环境、师资水平,依照各校资源调整招生数目,而非囫囵吞枣似地收学生、搞噱头,然后造成抢老师、缺资源的窘境。
四、台湾数字化环境与传播教育
1、媒体数字平台与人力需求。
在台湾,2002年起至2008年文化创意产业以及数字内容产业成为经济重点发展方向,台湾数字内容产业2006年已达人民币360亿元,而文化创意产业规模于2001年的产值为1023亿人民币,保守估计至2008年时,产值将可达到2698亿人民币,这都是数字化带来的惊人经济规模[11]。
台湾地区数字化产业前景普遍看好,数字产业相关发展迅猛,与此同时,传统媒体平台的竞争依旧激烈,传统电视产业就呈现出爆炸性的状态,举例来说:2007年10月,台湾有无线广播电台178家,无线电视台5家,卫星广播电视节目供应者77家共155个频道,有线电视经营业者62家[12],有线电视的普及率已经达到八成以上,再加上平面媒体以及电子报等的竞争压力,台湾的媒体市场正处于爆炸的竞争状态,在这样市场竞争压力下,数字化系统、内容多元化结合已经成为各媒体不得不为的新传播模式。
为了竞争、速度,数字化技术已经迅速占领每家电视台,台湾的电视新闻数字化方面的发展,自1993年公视筹委会引进第一套着重文稿处理的新闻自动化系统(BASYS)起,各电视台新闻部即努力追求进一步产制数字化的目标,其中,民视于2003年采用国际通用的AVID 系统,可以说是全盘移植国外经验;年代新闻台同年开始测试源自大陆地区盛行的大洋系统、衍生而成的上洋新闻自动化及数字片库系统,可谓台湾各家电视台采用数字化系统中最具代表性的;而大爱电视台则以美国ENPS为骨架,配合自行研发的数字化流程,不但一举获得2005年电视金钟奖的研究发展奖项,并尝试走出属于另一种模式的自有风格[13]。
为了迎接数字化时代的来临,数字人力教育训练势必愈加重要,对于传播媒体来说,在商业经营管理、技术运用、创意、科技发展等种种的考虑下,不论是工作环境或是人力的需求都必须随之改变,在此环境下,没有一个产业可以离开传播媒体的平台,不止传播教育变得更加重要,怎样让它更加专业化的同时又兼备技术性是提高竞争力的重要关键[14]。
2、台湾高校教育特色。
台湾教育环境除了立大外,其他自由市场竞争状态,故私校林立,2007年台湾所有高校共有163所,主要以大学、技职两个体制为主体,在两个主体中各有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教育单位在一定的规范下还是期待私校可以依自然竞争而淘汰、生存,将不被学生青睐的学校自动淘汰,如今许多学校,已在教育上积极地思考应对之道、充实教育内容并提供奖学金、实习与工作机会等,以免遭到社会淘汰。
近年来台湾各大专院校承受学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许多大学已经推出“就业保证班”,并强化对学生在就业方面的辅导。台湾教育单位也在2003年六月初首度发文,要求各所大学针对毕业生进行就业意向调查,并研拟以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作为教育单位补助经费的评鉴标准,即便是台湾学术龙头的台湾大学,也不敢轻视这样的压力。台大为提高就业率,近两年校园征才的活动已经改成开放式,全校不分年级都可以参与,除此之外,更针对求职不易的“文学院”、“理学院”、“社会科学院”三院所,举办座谈会,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就业率,这样的改变大大淡化了以往主张大学教育与职业教育必须分割的观念[15]。
在求职不易的状况下,在台湾攻读硕士已经成为普遍趋势。由于台湾大学入学率将近100%,再加上近年来失业率骤增到近5%,想要在学历上高人一等,学生只能继续进修,研究所除了做学术研究以外,有许多学校研究所是与国际学校或产业合作,是未来找工作的垫脚石,也正因为如此,在高校林立的台湾,学校更重视自己的品牌认证、教育风格以及资源整合与产业合作,从而替代了过去追求学校排名的传统价值观。
3、传播教育的数字化延伸。
在新闻传播相关系所成长方面,自1954年第一个传播相关科系建立开始,至2000年为止,系所成长状态以1995与1997年每年新增8个系所为最多,而1991年至2000年是台湾媒体发展相当蓬勃的十年,这十年共有49个系所成立,占1954年以来系所成立总数的七成以上[16]。
在2001到2003短短的两年中,传播相关系所的成长率十分迅速,大学科系的成长率几乎达到100%之多,而研究所的成长率也将近40%,且传播相关系所的数目仍旧在持续大量扩张中[17]。而为应对未来媒体环境朝着数字化、分工化方向的发展,新设立的传播相关系所的教学内容、研究方向,以及专业名称都有所转变,逐渐分化走向多媒体与信息科技等更专业的传播与技术层面发展。
由于台湾的网络使用发展较早,网络铺设较为完备,故计算机成为当代台湾民众的基本生活智能与信息来源。据最新估算,截至2007年3月底,台湾经常上网人口为990万人,因特网联网应用普及率为43%[18],网路使用人口64%,尤其是光纤网络的铺设十分迅速,近两年已经有26万用户使用光纤网络,由此可知,数字化已经成为一种传播平台,更是台湾主要传播媒介之一。因而,早在多年以前,许多与数字化相关的传播系所与科技结合成立,以往纯粹的新闻、广告、电视、公关、出版专业为主要分类,渐渐延伸出较广泛的媒体相关专业,例如:传播、多媒体、信息传
播、甚至艺术相关的视觉传播(达)、动画、数字媒体艺术、游戏娱乐、广播电视编导等等[19]。
由于台湾本科专业学科在名称上并无条文规范,有别于大陆高校本科专业的规则,台湾高校以“系”、“所”为专业分类,或在系下通过另外分组的方式进行选课教育,例如:台湾世新大学新闻系下又分“编辑采访组”、“国际传播组”[20],而各学院为了更贴切各院系的教学方向,新兴系所的名称近来也更多采用数字、多媒体等科技化取向,例如:在2004年才开设的南台科技大学“多媒体与游戏发展科学系”[21]、以及环球技术学院开设的“公关事务设计系”等,就是为了满足数字时代媒体数字内容相关服务发展需求而生的,学校会依据自己既有的师资以及专业特长来考虑可以成立的系所。
根据笔者最新的调查显示,在台湾大学体系与技职体系中共144家大学院校,有66所大学院校与78所技职院校,约56所院校已经拥有传播相关科系,超过100个传播相关科系,以及将近50个传播相关研究所及2个传播相关博士班。传播相关系所分布的学院除了既有的新闻传播学院外,人文暨社会学院、人文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商业管理学院、信息学院、民生学院、理学院等均有传播相关系所的存在,特别的是,近几年新成立的传播相关系所,在没有设立传播学院的院校中,许多已经被纳入信息学院、数字设计学院、商业管理学院中,科技意味已经相当浓厚,新闻传播学科延伸与科技发展的连结力量不可忽视。除了系所名称多样转变之外,教育内容上也有不少的转变。例如:扩大具备有业界丰富工作经验的师资,以及开展国际相关系所合作与交流,与名校成立姊妹学校等。
台湾媒体市场的乱象有目共睹,传播人的教育以及基本素质如今显得更为重要,除了应重视新科技数字内容为传播所带来的研究新契机,更重要的是,在台湾由于媒体发达且影响力大,学者在追求学术广度与深度外,笔者认为台湾新闻传播学应在大专院校中加强各系所学生对于媒介识读能力的培养,将新闻传播学推向大众,让受众能在接受信息的过程中思考、理解、并产生平衡反馈,这样亦能强化学科在大学校园的正当性与重要性。
其次,台湾这两年的传播教育表现已经过分朝向操作技术、设计等分化发展,着重强调数字化、技术化训练,似乎忽视了有关专业核心的人文精神概念与基础知识,文字内容的深度与文化视野的教育广度相较于技术走向却比以往狭隘得多。这些数字化的新兴传播科系具备了传播学科的部份血脉,同时身上又带有新科技的基因,倘若过分偏重技术教育,只会让未来的人才培养变成四不像,讲专业缺乏核心通识知识,讲创意又因为缺乏专业内涵与人文精神而更显不足。故有学者建议,传播相关各系应考虑兼顾“人文教育”、“传播共同知识”以及“专精”,其中“人文教育”课程由大学负责开设,“传播共同知识”由传播学院负责教导,“专精”则由各系分别传授[22], 只有这样台湾数字时代的传播教育才能得以健全。
五、结论
本文属于调查性研究,由于近年来两岸交流日渐频繁,许多教育观念以及社会环境等已产生紧密联系,而港、澳、台近些年掀起了就读大陆地区各大学、研究所的风潮。在传播领域方面两岸虽然交流频繁,但在教育信息上,相关的讨论以及概况调查在台湾并不多,就学管道与信息对流情况也不甚平衡,台湾学生只能倚赖民间团体基金会,或是与大陆访问学者共同研讨、分享,当通过网上信息搜寻来了解大陆地区的教育环境与状态时,会因为信息来源过多而产生对信息无法确实之疑义;另一方面,大陆地区传播教育点以及数字化发展日趋蓬勃,科技发展无论硬件或软件规划都快速前进,急欲进入传播科系就读的莘莘学子必须正视并了解未来大中华的传播环境,处于新闻传播学科的我们也更应该看清未来社会的实务发展方向,故本文以两岸传播教育现况调查为主轴,介绍并探讨两岸数字时代的传播教育问题。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参见Anthony Lilley:《UK Digital Content: a way forward》, 2002数字内容产业国际研讨会讲 义:数字内容新应用与发展趋势分析,2002年8月28日,台湾经济管理部门工业单位编。
我们环顾身边,从移动终端的高清流媒体播放到实时监控的电子穿戴设备,数字媒体触手可及,几乎无处不在。当我们习惯于、沉浸于它们所提供的技术性便捷时,几乎很难再自觉地去审视、反思它们究竟带来了什么、改变了什么。显然数字媒体为我们带来的远远不止于便捷的生活,更有深刻的颠覆性变革。
整体而言,数字媒体最为核心的特征为:互动性、无限性与全域性。“互动性”强调了数字媒体在传播方式上颠覆了传统上一对一、一对多的传播模式,实现了多对多的网状传播结构。无论一对一,还是一对多,都具有明确的传播方向。而数字媒体的网状传播结构决定了传播者与接收者的角色分野变得模糊,信息传递方向呈现出多维特征。在数字媒体的网状传播结构中,每个个体都是其中的一个节点,既接受信息,同时生产信息、传递信息,实现了互动。数字媒体以“比特”为单位承载信息,体积小效率髙,“无限性”强调了数字媒体信息的海量呈现。在数字媒体的网状传播结构上,每个节点即每个社会个体都成为了信息的生产者,信息总量的几何级数的增长速度是惊人的。“全域性”意味着数字媒体的传播范围不再局限于某个区域,而是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理论上,信息的传递不再有屏障与区隔,可以顺畅地送达全球的每个角落。总体而言,数字媒体时代的信息生产与传播呈现出如下图景:在海量信息的背景下,无限的社会个体参与其中,以平等的角色定位保持着互动与反馈,信息在不同文化间形成了新的内容或者超级文本。
数字媒体在与社会的互动共生中,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生态系统。当下的社会呈现出知识化的权力结构与网络化的深层结构,整体而言已经数字媒体化了。传播学者哈罗德?伊尼斯认为,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在数字媒体的文化浸淫下,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全域化传播导致了对于信息整体性与结构性的诉求,并以多对多的网状结构进行传播。这些特性无形中增大了数字媒体所面对的伦理道德风险。一般而言,伦理道德风险因素存在于每个传播节点上,多对多的网状结构带来的传播节点呈几何倍数的增长,相应的需要承担的伦理道德风险大幅提升。与传统媒体相比,数字媒体的传播结构决定了其各个方面与环节都渗透着伦理道德风险因素。
例如数字媒体推动了媒体内容生产方式的革命,“用户生产内容’’(UGC)的方式发展迅猛,已经展现出未来挑战传统方式的架势。一方面,主流媒体中由普通百姓提供的内容巳经占据了相当的比例,诸如新闻爆料、手机拍摄的现场视频等;另一方面,在网络媒体中已经出现了定位于“用户生产内容”的专业网站,例如YouTube、优酷等。从伦理道德的层面出发,“用户生产内容”的方式本身包含着巨大的风险。按照媒体内容的传统生产方式,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员按照标准的流程生产媒体内容,经过传播渠道上的“把关人”的筛选与规范才能最终与广大受众见面。而“用户生产内容”的方式下,每个社会个体都能参与其中,他们受教育的程度参差不齐,专业化的程度更是无从谈起,在内容生产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加入了大量的个人的价值判断、情感因素等,在传播过程中以多对多的网状结构实现了对传统“把关人’’的僭越,实现了立体式的传播。对比前后两种方式,显然“用户生产内容”所包含的伦理道德风险要高很多。
2014年8月9日发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县弗格森市的迈克尔?布朗枪击案,美国主流媒体片面引述了社交媒体上所谓目击者的见闻,导致了事态的紧张甚至不断升级,最终引发了当地的大规模抗议行动,军警、装甲车、催泪瓦斯、橡皮子弹统统使用以平息暴乱。回顾事件的整个发展过程,数字媒体是难逃其咎的。吉布林说今年的早些时候,美国司法部提出了一份报告称,所有声称自己看到了迈克尔?布朗向警察投降的目击者不仅撒了谎,甚至他们当时都不在能够目击该事件的区域。事实上,这起枪击案根本没有可靠的目击者。只有警察达伦?威尔逊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声称布朗袭击了他。上个月,《华盛顿邮报》承认他们过多地依靠社交媒体去报道弗格森事件,结果导致他们的报道不准确,很有可能误导了大部分的美国民众。换言之,媒体在努力通过推特(Twitter)和脸谱网(Facebook)等社交媒体保持与全世界实时新闻的关联时,正在以这样的方式而结束:放弃从17世纪新闻业诞生便出现的核心原则--在出版之前确认报道的准确性。”
二、数字媒体社会化:放大伦理道德风险
数字媒体的社会化意味着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进人了更深的层次,将直接导致人的数字媒体化与社会关系的数字媒体化。社会个体之间、社会个体与外在世界之间的认识与关系将完全依赖于数字媒体的呈现与建构。你看到与认识的世界不再是现实世界本身在你主体意识中的投射,数字媒体成为了你与现实世界间的中介。在数字媒体的社会化过程中,伦理道德风险被逐渐放大。
人的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化过程有赖于家庭、学校、同辈、环境和媒体,并且家庭占据着最为重要的位置。在人们早期的认知发展阶段,家庭便开始培养信念、价值观和理想等内容。随着媒体的发展,上述的情况逐渐发生着变化。当下数字媒体已经跃升为人们社会化的首要影响因素。数字媒体以处处易见、处处可得的特征无孔不人地进人了每个人的生活中,从婴儿、孩童,到少年、青年,直至中年、老年。并且随着技术的发展,这样的趋势还将加剧。移动互联技术和穿戴类电子产品的发明与普及,数字媒体将进一步地蚕食每个人的个人空间,成为人们与社会交往的主要途径。以往人们所熟悉的邻里间的相处、学校的课堂教育、同辈间的交往、与环境间的对话,统统被数字媒体重塑。换言之,人们逐渐习得与认识到的是数字媒体化的社会乃至整个世界。
局部的、个体的伦理道德风险在数字媒体的作用下变得扩大化、普遍化,甚至是政治化和社会化。数字媒体对于整个世界碎片化的呈现形成了扭曲的社会化,形成了孤立的、偏激的、区域性的、有失平等与平衡性的社会化。以电视媒体与数字媒体之间的区别和变化为例,这样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传统的电视媒体在内容和传播范围上是明确的和可控的,譬如美国电视媒体的“有线”与“广播”之分。“有线”电视需要付费订购才可观看,因此在节目内容上的尺度会更大,受众对象是有针对性的,传播范围是局部性的。“广播”电视则面向更广泛的受众对象,节目内容尺度很谨慎甚至趋向保守,传播范围相对更广。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有线”电视还是“广播”电视,传播范围只是相对而言局部与广泛,本质上都无法与数字媒体传播全域性相提并论。数字媒体真正实现了全域性传播,信息内容可以被送达世界的任何地方。加之数字媒体的互动特性(跟帖、评论等),进一步增加了其中的伦理道德风险因素。于是在局部传播被全域性传播彻底打破后,信息内容在不同区域间、不同国界间、不同文化间流动时,潜在的矛盾与冲突便凸显了出来。数字媒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放大风险、转嫁风险甚至制造风险。
再以美国的总统大选为例,奥巴马的竞选之路显示了数字媒体的价值和力量。董庆文、肯尼斯?D?戴和拉曼?多尔说奥巴马的竞选团队使用新媒体技术和互联网引导了一次有效的竞选活动并从中得利。团队开发了一个吸引人的、大信息量的、有说服力的网站,将人们吸引到奥巴马的竞选上。完成注册后,每个选举人会马上收到一封来自竞选团队的邮件,其中的信息是关于奥巴马、竞选的结果、捐赠的请求……”[2]2016年又是美国大选年,希拉里?克林顿已经明确表示将竞逐总统。与以往的宣传造势的方式不同,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团队最先将目光投向了数字媒体。一则《开始了》(GettingStarted)的竞选短片出现在了视频网站上,经由社交媒体的链接与分享,该片以病毒传播般迅速红极美国网络,甚至已经跨越国界成为了中国的网络热词。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团队的后续动作,想必与数字媒体也定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见,数字媒体已经深刻地介人到社会的整个结构和运行中了,其面临的伦理道德风险被放大了。
三、文化价值多元与伦理道德标准单一:无法回避的现实
由于地域、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差异,当下地球上呈现出了文化多样性的世界。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和谐共生的理性因素,同时也存在着难以弥合甚至激烈冲突的对抗性因素。正因于此,整个世界呈现出了当下全域性稳定与区域性对抗并存的整体特征。不同的区域文化,对应着相异的伦理道德标准、社会架构和体系。数字媒体消弭了传统媒体间的区隔、地理区域间、国家间、文化间的边界,使得信息真正实现了全域性传播。理想的状态是多元文化打破了主流与区域、区域与区域间的隔阂,在碰撞与融合中逐渐实现不同地域、民族、国家的和谐共生,身处其中的每个社会个体能够自由地接触到任何一种文化与思想。但是现实的情景是上述边界、区隔等的突然消失意味着既有传播秩序的颠覆,有可能导致多元文化间的传播由理性交锋变为盲目对峙。也许这样的冲突与对抗是实现最终和谐状态必须经历的阶段。
“查理周刊事件”源于刊载了有关于伊斯兰宗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引发了宗教极端组织和人士的威胁、暴力行为。若从文化价值的多元与伦理道德标准单一的矛盾维度切人,穆罕默德乃是世界多元文化中伊斯兰宗教文化的地位崇高者,而《查理周刊》刊载的漫画的价值判断是从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出发的,其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在数字媒体时代,一方面议题在全球层次上呈现统一化,传统上的区域性的问题成为了“全球议题”;另一方面社会个体仍然在国家、文化、意识形态层面呈现出碎裂化,无法实现统一。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的价值判断去看待伊斯兰宗教文化,必然迥异于伊斯兰文化世界自身的价值定位,甚至会被认为存在严重的歧视与侮辱。当然“查理周刊事件”是上述矛盾非常极端化的表现,并且不排除宗教极端势力的蛊惑与煽动,但是对于上述矛盾的尖锐性需要有足够的、理性的认识。
四、保持交流的“对话”姿态:一种务实审慎的态度
数字媒体由于自身的传播特点带来了结构性伦理风险,并经由媒体社会化的过程使得伦理风险增大,形成了文化价值多元与伦理道德标准单一的矛盾现实。“查理周刊事件”再一次以惨痛的事实提出了这一不容回避的现实命题:在数字媒体时代,如何面对媒介伦理的现实困境?
乌尔里希?贝克的“世界主义理论”也许能够提供启示,但是需要以批判继承的姿态从两个层面切人。其一,将“世界主义”置于历史的维度,谨防“世界主义”的“欧洲中心主义”趋势。由于文明发源因素的差异性,长期以来欧洲具有世界主义理论的传统。在早期的希腊罗马时代,世界主义是以希腊罗马文化优越感为基础的,其本质是区域性文化的放大。直至大航海时代,世界开始逐步进人欧洲化的进程,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大力推动了世界主义理论的发展。当下面对数字媒体时代的伦理困境,“世界主义”的确能够提供有益的视野与维度,但是要谨防“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保证世界多元文化之间的平等。其二,“世界主义”的理性精神乃是对未来世界乌托邦式的描述。世界主义的目标是在保护区域性文化与价值的同时,寻求具有普遍性的统一标准。如何从理想逻辑落实于现实境遇,未来的路程很漫长。可以说世界主义理论更多的是提供了一种结构性的视角,而并非具体社会行为的操守。文化多元与文化共识,需要突破二者表层的矛盾与悖离,寻找深层的和谐与统一。在伦理道德的十字路口,多元文化间要互相尊重对方的价值,求同存异,和谐共生。用文化相对主义来取代民族中心主义,文化偏见与刻板印象都会相应地减少。文化相对主义认为不存在普世意义的是非对错的标准,它只能是一种给定文化文本下的判断。董庆文《跨文化交流意愿、自尊与民族中心主义》一文已经开始以量化研究的方式在现实中寻找转变民族中心主义的路径。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则更为微观,可以成为破解数字媒体时代伦理道德困境的行为原则。对话理论以承认世界的多元现实为基础,认为对话乃是人类生存的本质。对话要求主体间具有一种平等的姿态,但这并不意味着相同,而是充分尊重彼此间的差异与争论。在数字媒体的现实语境下,很多区域性问题逐渐世界议题化,媒体的表达需要谨慎地以对话的姿态展开,尊重文化、价值、意识形态等的多元化,在持续的对话过程中逐渐达成共识。继而,约翰?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的概念给出了可供借鉴的策略。面对现实世界的议题,数字媒体应该自觉地将其置于剥离了所有社会角色与文化差异的“真空”环境中。唯此,媒体可以抛下既有的文化、价值、意识形态判断标准,才有可能消除偏见与歧视,维护社会的公正原则。
一、数字媒体艺术
数字媒体艺术是基于数字科技和现代传媒,集成人类理性思维和艺术性思维,在表现形式上、创作过程部分或全部依靠数字科技手段的新艺术形式,称为计算机生成艺术或计算机图形艺术,简称为CG(Computer Genarated Arts或Computer Graphic Arts)艺术。数字媒体艺术受控于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与工业设计和信息设计在表现形式、表达内容和传播形态上密切相关。随着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的成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多媒体技术和数字媒体技术开始走进艺术领域,促进了艺术发展,更新了艺术的表现形式。数字媒体作为新兴的艺术形式在数字化时代得以普及和繁荣,以其数学化技术特征和交互性传播特征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具有可实现信息更加高效、便捷、人性化和艺术性的沟通的优点,已全方面渗透至包括摄影、摄像、电影、电视、报纸、书刊、动画和网络等各种媒体和包括传统绘画、平面设计、展览展示、建筑和工业设计、旅游业、咨询业、计算机游戏及远程教育等信息服务行业甚至整个社会的公共媒介系统。作为与传统艺术不同的新兴艺术形式,归属于视觉艺术和视听艺术,具有独立的艺术形式和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具有创作工具数字化、作品展示交互性、作品呈现多样性、表现题材广泛性和艺术传播大众化的特点。
二、旅游文化传播
旅游是指旅游者离开定居地,为体验不同文化和经历,本着对另一个地方的向往,选择去这个地方旅游,以实现认识这个地方的目的。旅游过程中,除了对旅游地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色、人文特色和历史遗迹等观光外,对旅游地文化的认识和传播逐渐成为旅游者的新追求。正是这种新需求,有利于推动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这也是旅游业发展的终极目标和理想境界。深挖旅游地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是旅游业发展的有效途径。旅游文化与旅游活动同步产生,但被得到关注和重视仅有20多年的历史。旅游文化被晏亚仙先生在《旅游文化管见》中被完整定义:是基于区域规划和建设思路,以山水景等自然景观和文化传统为框架,以历史文化、革命文化、民族文化等精神文明为内容,以文学、艺术、展览和科研等多种途径为手段,为国内外广大旅游者服务的综合性活动。如果说旅游的灵魂是文化,那保证旅游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关键就是传播。旅游文化的传播贯穿于整个旅游过程,传播的内容主要包括山岳景观文化、水景观文化、生物景观文化和特异景观文化等自然景观文化传播,人文景观文化传播,包括宗教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等社会景观文化传播及企业文化传播等。
旅游文化的传播者可以是旅游者、旅游地居民等旅游主体,也可以是旅游社和旅游地职能部门等旅游中介。其中旅游者既是旅游文化的传播者,向旅游地居民和来自其他旅游居住地旅游者传播自己居住地的文化,也是旅游文化的接受者,可以接受旅游地的文化和其他游客的文化传播。随着数字化信息社会的发展,基于数字技术的数字媒体业已为旅游业中重要的信息传播媒体,旅游文化呈现出视觉化传播和媒介化传播时代特征。一方面,可以为旅游者提供丰富多元、生动形象的视觉化旅游文化信息内容,提高旅游地的吸引力,且以旅游者角度出发,提供符合旅游者的需求和接受方式的信息,提供个性化的旅游文化信息服务,充分发挥媒体的传播作用,实现有效的旅游文化传播。
三、数字媒体艺术对旅游文化传播的影响
旅游文化的传播是不同地域间景观、人文、社会和民族文化等文化信息的流动,数字媒体艺术的兴起和发展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文化旅游者及传播效果等方面均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影响,渗透至旅游文化传播的各个角落,在传授关系、传播形式、传播媒体、传播效果和传播意义等方面产生了下列的影响:
(一)传授关系
依托于电视媒介和平面印刷媒介的传统旅游文化信息基本上属于被动型媒体,信息和旅游者形成的是给予与被给予的单一关系,旅游者仅可以被动接受信息。基于主动化传播是传播的重要属性这一思想,数字媒体艺术介入下的旅游文化传播以其强大接受力和传达效果实现了旅游文化的多元化和个性化主动传播。旅游者可根据个人情况和实际需求选择旅游文化信息,从灌输式传输的消极接受过程到互动双选的主动参与过程,通过双向沟通、合作、互动和反馈过程,旅游者从传统的旅游文化接受者角色主动转变为旅游文化的传播大使。基于数字技术数字化和高容量的特点,数字媒体艺术增强了旅游文化传播的时效性和丰富性,打破了旅游文化传播的时空性。旅游文化的传播作品的制作过程中,从前期拍摄和后期制作中均采用数字化形式和数字设备完成,利用计算机将实拍素材和图像合成实现非线性自由编辑,经数字保存、压缩和传输技术完成高质量影像作品至旅游网站、旅游电子地图、旅游电子杂志、网路虚拟旅游等数字终端设备上,均以数字化的形式打破了旅游文化传播的时空性。
(二)传播形式
无形的旅游文化经数字媒体艺术视觉听觉综合处理后,具有多感官体验的综合表现,有利于实现旅游文化信息传播的最好传播。基于数字技术和创意设计,数字媒体艺术可以增强旅游文化的视觉感知,加之文字、声音、图片和影响等新型形式组合的巧妙使用,不仅有助于增强旅游者对文化信息和内涵的视听感官效果,而且会以全面化和立体化,具感染力和影响力的效果,吸引旅游者以主人翁身份参与旅游文化传播活动,开阔旅游文化传播新视野和高效互动性。新数字媒体介入下的旅游文化传播中,艺术创造过程中采用的非线性数字技术及多层面性、大发散性思维模式,集自然、社会和环境等各种因素综合考量,依赖于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实现平面、三维、静态和动态的数字制作,追求更逼真的图像、图形、影响、文本和音频等多种组成的表现形式,开阔想象力和创意思维,带来更具表现力和传播力的作品,维性的创意设计语言集中聚焦旅游者的注意力,对传播内容产生浓厚的兴趣,加强对传播内容的印象、识别度和记忆度。
(三)在传播媒体上,实现了多媒体的整合传播和新旧媒体的延续与共融
基于计算机虚拟完成平台和资源的整合,打破传统媒体各自为政的格局。在结构上,通过调研各媒体的优劣,优化组合,借助统一的数字形式整合众多单一的传统媒体为一个多元媒体组成的扩媒体传播平台,即数字传播媒体。在功能上,数字媒体集成了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信息传播的途径,构建了高效、高容、多元的传播方式,彻底打破时空限制,方便旅游者自主选择。新媒体的出现并不会完全取代旧媒体,旧媒体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反而会在新的数字环境下继续适应和演进。一方面,考虑到年龄较大的群体对新媒体的尚未充分适应,另一个方面,在数字媒体的帮助下,传统媒体也实施了相应改革,在内容制作和传播方面全面实现数字化。
(四)传播效果
随着信息的发展,有价值的不是信息,而是注意力,数字媒体艺术这种生动有趣的形式引起了旅游者的注意。数字媒体艺术多元化的设计帮助旅游者选择性理解,充分挖掘和彰显了人文景观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以通俗易懂方式帮助旅游者顺利读懂人文景观文化。数字媒体艺术通过多种手段加深旅游者选择性记忆,帮助旅游者多记住有意义的旅游文化信息,同时忽略或抑制不友好的旅游文化信息。新数字媒体介入下的旅游文化传播中,艺术创造过程中采用的非线性数字技术及多层面性、大发散性思维模式,综合考量自然、社会和环境等各种因素,依赖于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实现平面、三维、静态和动态的数字制作,追求更逼真的图像、图形、影像、本文和音频等多种组成的表现形式,开阔想象力和创意思维,带来更具表现力和传播力的作品,聚焦旅游者的注意力,对传播内容产生浓厚的兴趣,加强对传播内容的印象、识别度和记忆度。
(五)传播意义
近年来,国内外的一些摄影理论工作者已注意到,数字技术“入侵”引发的多元化摄影格局;数字技术引发的摄影物质文化的嬗变及摄影精神文化的解构,并开始探讨摄影文化结构体系和价值体系的重构;研究由摄影历史性变革引发的大众话语时代的发展态势。“后摄影时代”不是一个纯理论的假说,它正悄然来到我们身边,成为对摄影时展态势的一种概说。是什么在催生这个时代的到来呢?是数字化的摄影和数字化的影像传媒导致了摄影物质形态、文化形态和艺术形态的剧烈嬗变,摧生了“后摄影时代”,是日臻完善的新媒体顺应了这个时代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数字技术密锣急鼓地开始入侵摄影,至90年代,数码摄影技术已日臻成熟。数字化摄影技术表现为摄影成像工具的数字化、摄影图像及图像处理的数字化、摄影存储载体及传输载体的数字化。银盐成像系统和数字成像系统形成了摄影成像体系的多元化结构。“银盐摄影”用胶片、相纸等感光材料记录影像,图形是由黑色金属银微粒结构而成,银微粒在片基上的疏密分布便幻化出种种视觉影像。数字摄影用CCD或CMOS传感器成像,图形由数字点阵结构而成,数字的变化显示出形形色色的视觉影像。数字摄影通过计算机数字处理,解构视觉元素,重构摄影图像的时空,或幻真成假,摄现实为纪实的再现图像;或幻假成真,用“数字”物化心灵意象为虚拟的创造图像。数字摄影图像通过存储载体与传输载体传播,传播时空范围和速度快慢也发生了变化。
数码相机、手机相机等新媒体迅速进入到千家万户,骤然普及,迅速渗透进大众的生活,逐渐拉开了摄影大众化的序幕。摄影人的大众化,鉴赏人的大众化,让大众成为了摄影文化的主体。大众化摄影为摄影大众的诉求,一是提供了属于自己的话语空间,让他们有机会、有时间、有能力表现自己的平凡生活、关注自己的生存环境;用摄影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人性欲望、幸福追求和人生理想。二是让摄影大众拥有了平等交流的话语权。他们通过数字传输,与他人分享自己创造的影像。通过反馈的获取、参与评述、互动交流,共享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体验。三是让摄影大众真正获得了自主“说话”的自由,无论是纪实的数字影像,或是虚拟创造的数字影像,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动手去创造影像,摄影大众真正体验到了直观自身本质力量的愉悦。
应当看到,单纯的技术发展和摄影人数的增多并不等于后摄影时代的到来,摄影图像的数字化与数字式的信息载体形态、数字式的传播形态的共生共存,才真正导致了摄影文化的嬗变和摄影时代的演变。正是应运而生的新媒体对数字摄影图片及数字图像信息传播的顺应,让摄影大众能够自主、自由、自觉地“说话”,让他们的话语能够传递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同时, 新媒体又反过来刺激着摄影文化的嬗变和重构。
数字摄影图像即拍即得,在拍摄的即刻就能观赏到捕捉的画面。与P2P网络技术的联袂,即可实时传输、远程传播与互动传播。数字摄影图像展示方式也日趋多元化,拥有了多样化的话语空间:摄影大众可通过自助餐厅式的网络服务传播自己的摄影图像;可通过图像的超链接实现信息的细化和深化;可通过点击网络实时获取摄影图像;“网络摄影展”“手机摄影展”“电视摄影展”突破了展览厅的局限时空,完全改变了传统摄影展览的时空概念。如此种种新媒介极大地丰富了后摄影影像的展示方式、传播方式与传播空间。大众摄影要发挥自己的社会话语功能,必须依托新媒体的运用。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传播观念是人们对传输活动的总认识和态度,也是一种对已有的传输形式和方式的固有概念。它来自于客观现实的实践,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概念存在,与现实实践相比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数字出版系统不等于电子书出版,也不仅仅只是指网络出版。数字出版环境下,传播观念在现实的传播活动发生较大变化时也相应地发生了变革。
一、数字出版环境下的传播观念
(一)全球出版观
传统出版走向数字出版是大势所趋,而融入全球化出版又是数字出版发展的必然要求。“一个国家的出版业,是一个国家集体表达的重要形态和存在方式。一个国家出版业的成熟程度,是一个国家集体表达的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其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话语权程度的标志。”随着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日益提升,数字出版需要成为全球性企业,在世界话语舞台上传播中国的声音。虽说传统出版环境下全球化也是大势所趋,但是无论从传播的手段或者方式,传统出版都难与数字出版相较,其面临的国际化压力和竞争也难与数字出版相比。
同时,随着我国融入世界的深度不断加剧,出版业正面临着国际资本和国际出版业的“融入”与挑战。国际出版巨头具有的雄厚资本和技术优势,丰富的市场营销和管理经验,不管他们采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进入中国出版领域,都将对我国的出版业带来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如果说传统的出版环境下,我们还可以依仗特殊体制的存在自足一隅,那么数字化时代全球出版就是元法回避的必然趋势。
(二)立体传播观
数字出版的立体传播主要体现在传播符号、报道手段和出版网络的综合运用。传统出版依靠受众自身的知识经验,靠沉思默想的方式对信息进行解读、重组获得客观事物的形象;而数字出版以文字、音频、视频和数字特技,根据受众需要进行立体形象的客观再现而无需动脑费神,它能穷尽你能想象的一切事物或信息,它可以真实再现人物或事件的原貌形象,可以让你目睹他的长相、衣着、动作手势以及在整个事件中的一举一动。同时,数字新闻出版还是集所有报道方式为一体的立体报道网络,消息、通讯、评论等只是这个立体报道系统的组成部分。在数字传播中,网络也不再只是某一类型网站的传播,而是集合多种数字传播渠道的立体网络传播平台,通过纵横交错的立体通讯网络实现“点对点”传播,将新闻报道推向“个性化”的发展,呈现立体化报道形态。
(三)双向传播观
双向互动是数字传播的主要特点。数字传播利用高度发达的网络技术,将现实的信息转换成以二进制数字式存储机制在各种介质之间进行自由转换,彼此流通;高度发达的网络技术使得传授两端的信息能够以极快的速度进行交流互动,融合媒体的网络平台最终会给受众以更多的自由表达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人既可以是信息的接受者,同时也可以成为信息的者。
(四)融合传播观
数字出版的融合主要体现在全时、全方位、全媒体的传播过程中。传统出版业受时限制约无法做到全时传播。全时传播也不仅仅只指全天候传播,它还包括全历史、全过程传播。全历史传播,要求数字出版必须有完整的历史向度,满足受众知晓事件背景和明确事件“前景”的欲望;全过程传播,则要求对特定事件的后续进程保持恒久的兴趣,全程跟踪某些重点事件,做到对后续消息无所遗漏、即时。数字出版利用网络平台和数字技术,融合多种传播渠道、传播手段和方式,实现对信息的深入报道,广泛加工,精准整合,多角度解析,实现信息的多形态、多手段、多方式的立体报道状态,最终达到对事件的全方位解析。
二、传播观念的改变对受众接受行为和习惯的影响
(一)接受方式和接受习惯的变化
数字出版条件下,所有信息传输都以机械的二进制技术为核心进行不同媒体形式间的自由转换,传播不再以实物的方式呈现,而是以抽象的数字形式存在于各网络中间。这种全新的传播方式在接受手段上呈现出多样性、便捷性和直接性特征,包括手机、互联网、数字图书馆、手持阅读器等多种工具。数字出版时代的人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任何方式获取所需内容。由此可见,二进制的数字技术改变了过去的文本传播,带来受众阅读方式的改变。这些变化,又直接影响到受众的阅读体验、阅读习惯、阅读速度、阅读质量和阅读效果。
(二)信息消费的随意性、自由度增强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新型阅读终端推陈出新,使得数字传播的接受更加随意和自由,受众无论在静止状态或者在运动过程中都可以实现阅读活动。数字出版阅读设备打破了传统出版物集中、连续的阅读习惯,实现随时、间断的阅读活动。随意性和自由性是数字出版环境下受众信息消费的基本特征。
(三)阅读的浅表化、实用化趋势
传统出版物的阅读强调通过对文字的推理联想进行信息的获取,这种阅读利于人们抽象思维的发展。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快餐文化迅速发展,人们的阅读越来越倾向于浅表化、实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