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是相对应的，凝聚在劳动力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具有经济价值的一种资本。
经济学家们对人力资本理论促进经济增长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但现代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研究发端于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Schultz的人力资本投资报告，他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第一次系统阐述了人力资本理论，并认为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大于比物质资本投资。[1]Romer（1986）构建了知识溢出模型，认为知识生产是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而知识投入又是受到私人决策行为支配的，知识具有一定的外部性，即知识在使用中几乎没有成本，但在研发中却投入巨大的成本，因此只有建立合理有效的私人知R投入机制，才能够最终促进经济增长。[2]Lucas（1988）建立了人力资本溢出模型，提出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在研究经济增长的模型中，必须要考虑人力资本要素，并利用动态规划理论研究最优人力资本投资和最优经济增长问题。[3]Mankiw、Romer和Weil（1992）在Solow（1956）的基础上引入人力资本，用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人口增长率3个变量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包含人力资本投资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能解释不同国家间每个工人平均产量的差别将近80%。[4]该模型简称MRW模型，在人力资本实证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后的学者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大多是对MRW模型进行扩展。例如，Park和Brat（1996）通过加入R&D投资扩展MRW模型，发现R&D投资也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5]Nonneman和Vanhoudt（1996）同样加入R&D投资扩展MRW模型，研究发现包含R&D投资的MRW模型对OECD国家之间收入水平差异的解释能力高达73.2%。[6]
目前，我国越来越多的内生经济理论的研究学者也在尝试扩展 MRW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杨建芳等（2006）在MRW模型中增加了健康人力资本投资与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发现与物质资本积累相比，人力资本积累对增长的影响力更大，人力资本投资（包含健康人力资本投资与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比物质资本投资更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7]孙淑军（2012）在对我国1978～2008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力资本投资量进行测算的基础上，利用拓展的MRW模型及相关数据考察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投入对我国人均实际产出及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对我国人均实际产出及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8]
从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经济学家对促进经济增长源泉的探索促进了人力资本理论的深入研究。总的来说，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中，人力资本逐渐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投入要素或是技术内生化的一种方式。人力资本逐渐成为促进各地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人力资本的发展状况。本文的目的是将人力资本理论运用于京津冀区域的经济增长之中，探讨人力资本发展对京津冀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
二、京津冀经济增长差异
京津冀地域相接，地缘一体。根据各地区和国家统计局《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2015年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合计69312.9亿元，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24%，其中北京、天津、河北分别为22968.6亿元、16538.2亿元和29806.1亿元，分别增长6.9%、9.3%和6.8%，京津冀三地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河北省经济增长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2010～2014年五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9.6%，比全国年均增长率8.6%的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尽管如此，河北省与北京、天津的经济增长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呈现进一步扩大的态势。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从经济增量上看，2000～2014年京津冀三地均快速增长。相比于北京、天津直辖市，作为一个省的行政区域，河北省的人口众多、土地广阔，因而河北省的经济总量始终大于北京、天津，但是这种优势正在逐年淡化。与北京相比，河北省经济总量相对于北京的倍数由2000年的1.60倍减少到2014年的1.38倍；与天津相比，河北省经济总量相对于天津的倍数由2000年的2.96倍减少到2014年的1.87倍。
能够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状况的更好的指标是人均GDP。2000～2014年，河北省的人均GDP与北京、天津相比并没有改善。与北京相比，河北省人均GDP相当于北京的比例由2000年的31.47%增长到2014年的39.99%，15年间增长了8.52个百分点；与天津相比，河北省人均GDP相当于天津的比例由2000年的43.75%减少到2014年的38.00%，15年间减少了5.75个百分点。
三、京津冀人力资本发展差异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地区差异不仅是科技、制度、区位的因素造成的，人力资本的差异也是经济发展出现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京津冀地区人力资本在质和量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主要是高校毕业生人数、外来人数、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
（一）高校毕业生人数
高校毕业生人数是衡量一个地区人才质量的重要指标，是经济增长的生力军。京津冀地区高校数量较多，毕业生人数也逐年增长，随着毕业人员年轻化、个性化的发展，回原籍的观念逐渐淡薄，因此，高校毕业生人数能够较好地反映人力资本发展状况。京津冀的高速发展及政策扶持，使更多的高校毕业生有意愿留在京津冀地区就业和发展。
由京津冀三地高校毕业生人数及其比较可以看出，在绝对人数上，河北省高校毕业生人数以较大的优势高于京津两地，并且在北京人口承载能力受限和治理大城市病的背景下，河北高校毕业生的发展速度快于北京、天津。但是，京津冀三地共有普通高校262所，其中北京89所，天津55所，河北118所。在这些高校中，北京有211工程大学26所，985工程大学8所，天津有“211工程”大学三所，985工程大学2所，河北仅有211工程大学1所。专任教师数河北地区与北京相当，但就生师比而言，河北大大高于北京和天津。因而虽然从总体规模而言河北地区高校数量占据优势，但毕业生质量远远低于北京、天津。在校生数、招生数、毕业生数均显示，大量的本科人才集中于京津两市，专科人才则主要集中于河北省。
进一步，虽然毕业生总数河北省最多，但是河北省的总人口数倍高于京津两市。虽然河北每万人中高校毕业生人数快速增加，但是仍然显著低于北京和天津。也就是说，高校毕业生人数所占比重北京和天津高于河北。由此可知，劳动者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劳动熟练程度，河北劣于京津地区，高素质、高技术人才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贡献有待提高。
（二）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
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更准确地度量了人力资本发展状况，是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多少直接决定了人力资本的质量。京津冀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全国。其中北京受教育年限最高，其次天津，河北最低。这与北京市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以及北京作为全国高等学校最集中、教育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高等教育也实现了大众化，是北京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最重要的是北京利用它的地理优势、经济优势以及高福利水平吸引了一大批高素质人才，为北京的生产力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从2000到2014年京津冀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逐年增加，其中北京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由2000年的9.9827年增长到2014年的11.8542年，天津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00年的8.9748年增长到2014年的10.5044年，河北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00年的7.6820年增长到2014年的8.8676年。
2000年河北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相当于北京的76.95%，相当于天津的85.60%；2014年河北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相当于北京的75.06%，相当于天津的84.42%。表明北京、天津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不仅大幅度高于河北，而且其发展速度也不低于河北，表明河北的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与北京、天津的差距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京津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明显高于河北，意味着京津的教育发展水平高于河北，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同样高于河北。由此可知，河北需加强对教育的投资，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充分发挥知识对经济发展进步的带动作用。
（三）外来人口数
京津冀地区的地理优势以及北京、天津的飞速发展和资源优势，吸引了大量人才的聚集，京津相对过剩的人才资源和周边地区相对匮乏的人才资源形成了鲜明对比。表5是北京、天津统计年鉴公布的近年来北京与天津人口迁入迁出量的数据。
从净迁入人口数量来看，2000～2014年北京净迁入人口每年在10万左右，而天津的净迁入人口则从2005年的114万增长到2014年的476万人。作为全国的首都，北京从来就不缺乏其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由于其人口密度的限度，北京不断提高外来人口进入的门槛，以治理其不断强化的大城市病。天津则在保证人口质量的前提下敞开怀抱，大力吸收高素质的外来人口，由此促进了经济的强劲增长。近年来其经济增长速度不仅成为全国各地区的领头雁，也远高于北京的经济增长速度。
《河北经济年鉴》没有公布人口迁入迁出的变化数据。从河北省的实际情况来看，河北人既不愿意外出寻找更好的就业创业机会，也极度排斥外来人口进入河北寻找就业创业机会。因此，除了受自然增长率的影响，河北省的人口变化很少受人口迁入迁出尤其是外来人口的影响。
四、推动京津冀人力资本协调发展
推进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必须推进京津冀人力资本协同发展。协同发展京津冀地区高等教育，大力吸引外来外来高素质人才，实现京津冀地区人力资本共享。
一是协同发展京津冀高等教育。在推进京津冀高校协同发展中，三地间虽建立一些联盟、签订了若干协议，采取了一系列的合作，但受制度机制约束，政府层面行政推进较少，缺乏约束力和执行力，协同发展的成效不够显著。根据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关于2013年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京津冀三地普通高等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天津增长率为5.37%，北京增长率为 0.01%，而河北为-21.19%；普通高等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费用天津增长率14.11%，北京1.65%，河北-33.72%。因此，不论是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还是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均反映了京津冀三地教育经费政府投入水平差别很大的格局。所以中央应该尽量合理配置京津冀的教育资源，加大对河北省的教育投入，合理的分配资力量，使三地的教育公平化。
二是大力吸引外来高素质人才。贯彻落实总书记“三个努力建成”的重要指示，建立健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完善对于外来人才的优惠政策，相关部门要在政策咨询、信息交流、资金融通等方面尽心竭力地做好外来人才的服务工作，进一步营造出有利于人才发展的优良环境。牢牢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这一关键战略机遇期，大量引进外来优秀企业、加快提升本土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服务业，不断提供更多更好的工作岗位，以机遇吸引人才，以人才促进发展，以发展创造机遇，形成良性循环的人才发展模式。资源配套是人才引进的有力保障。承接产业转移，加快人才聚集，离不开城市的资源配套。努力优化交通运输、居住环境、医疗和教育资源，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改善生活环境，从而提升城市承载能力，使不断涌入的大量人才无后顾之忧。
三是推动京津冀人力资本协同发展。河北必须要下大力气做好科技人才这门课，把京津在技术、智力上的绝对优势转化为促进自我发展的强大动力，把京津丰厚的人才资源转变为产业力量。利用协调发展这一契机加大三地的人才协同发展，才能更好地促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为此，需要中央加大对河北的教育投入，加大对科技事业的投入等方面的投入，并且注重学习和借鉴外地的先进理念和做法。同时，还需要完善三地人力资源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为一体化发展提供有力保障。通过建立以政策导引、共享共赢、完善市场为内容，服务于京津冀区域发展的保障机制，使京津冀区域内形成一个相互协调、竞争有序、定位准确的人力资源生态系统，以提升京津冀区域的发展活力和竞争力。
参考文献
[1]Schultz，T.W.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1（51）：l-17.
[2]Romer P.M.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94（5）：1002-1037.
[3]Lucas，R.E.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1）：3-42.
[4]Mankiw，G.N.，Romer，D.& Weil，D.N.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2，107（2）：407-437.
[5]Park，W・G・，Brat，D.Cross-Country R&D and Growth：Variations on A Theme of Mankiw-Romer-Weil.Eastern Economic Journal，1996（22）：345-354.
[6]Nonnemen，W.& Vanhoudt，P.A Further Augmentation of the Solow Model and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s for OECD Countrie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6，111：943-953.
[7]杨建芳、龚六堂、张庆华：人力资本的形成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管理世界，2006（5）：10-17.
北京高校雄踞全国领先地位，天津高校也有相当的地位，而河北省高校在全国的地位较低，影响力也较弱；不论从数量上看，还是质量上看，三地高校严重分布不均衡。京津冀三地高校协调发展的基本路径是：国家和三地政府出台相应政策，推进北京高校优质资源向河北转移或传递，推动京津冀三地高校的合作办学和合并办学。
一、目前京津冀三地高校的比较分析
（一）数量比较
从高校数量与人口总数相比较看，京津冀三地每百万人拥有大学数量分别是：5.22，4.18，1.47。也就是说，在北京，每一百万人就有5所大学，即差不多20万人就拥有1所大学；在天津，每一百万人有4所大学，即25万人就拥有1 所大学；在河北，每一百万人只有1.5所大学，即近70万人才拥有1所大学。
从高校数量与地域面积相比较看，京津冀三地每万平方公里拥有大学数量分别是：64.29，52.21，5.70.也就是说，在北京和天津，每万平方公里拥有大学数量是河北的11倍和9倍。
可见，从数量看，河北高校数量与北京、天津高校数量有很大差距。但同时也反映出北京、天津的高校发展从空间和生源看存在相对弱小趋势。从长远看，北京、天津的高校可能会存在地域空间狭小和生源不足的问题。
（二）质量比较
大学质量比较涉及大学评价，不同的大学评价体系可能有不同结论。但总体看，还有时一些相似结论。我们这里可从武书连的大学评价来粗略了解京津冀三地高校办学质量差异情况是十分明显的：全国排名前100的高校，北京15所，天津、河北各有2所；全国排名前200的高校，北京26所，河北、天津各6所。
河北工业大学属于河北省管辖，但办学地点在天津市区，实际上河北地面上一所211学校都没有。当然，河北也没有985高校。985高校和211高校不仅在办学上具有国家直接支持的优势，而且在招生、就业等方面也越来越具有政策优势和社会认可优势。由于国家实施211、985、部属等大学办学措施，推进了我国高校的分类办学，但也给非211、非985、非部属高校办学实际上造成了不公平待遇，不论是经费、招生、就业，还是管理、福利等诸多方面，都处于不同地位。从一个角度看，非985高校和非211高校已经被政策排斥到我国高等教育非中心地位或核心地位。而现在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只有有关大学，言必称211、985。211、985已经成为我国高校办学一个基本门槛，这样态势还会持续下去。
河北有4所部属院校，分别属于司法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公安部、中国地震局，但没有1所是教育部所属院校。教育所属院校在经费、科研、学科建设、招生等多个方面具有办学优势和发展先势。
河北开办有17所独立学院，其中中国地质大学长城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学院、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是北京高校在河北开办的独立学院。天津的独立学院有10所，而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是北京高校在天津开办的独立学院。北京的独立学院只有5所。这说明，北京高校开办独立学院还有潜力。
天津天狮学院是天津唯一的民办普通高校，也是本科高校。北京城市学院、北京吉利学院是北京的民办本科普通高校。
总体看，北京高校雄踞全国领先地位，天津高校也有相当的地位，而河北省高校在全国地位较低和影响力弱小；不论从数量上看，还是质量上看，三地高校严重分布不均衡。
二、京津冀三地高校如何协调发展
（一）北京高校优质资源向河北转移或传递
在国家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等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京津冀三地应该制定相关优惠政策，推进北京高校优质资源向河北转移或传递：是鼓励一些高校到河北办学，可以建立分校、设立学院、开办校区、合办校区、合办研究生院或研究院、建立办学共同体。
据有关报道，北京化工大学将在北戴河新区建立北京化工大学秦皇岛校区，预计于2017年开始招生。另外北京、天津的一些高校在河北以前就设置有校区或培训基地，例如北京理工大学在北戴河就有校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等在北戴河也有培训基地等，尽管占地面积不大，但可以作为立脚点加以拓展。
据了解，河北省秦皇岛设立了北戴河新区，以及唐山曹妃甸新区，都以极大的优惠政策接纳高校到这些地区办学。这些地区的地理、气候、自然环境优越，土地面积大、成本低廉，非常适合高校扩张办学和优质办学资源转移。据估计，在北京所属市县开办校区的成本是在北戴河等地开办校区的4到5倍。而随着高铁开通，北京、天津到北戴河的交通时间在1小时左右。北戴河机场也即将开通。这都有利于学校的师生的往来。
在秦皇岛开设校区一个成功例子是，东北大学在秦皇岛开设的分校，办学10多年来，在校学生已经达1万人，全部是1本招生，而且录取分数线与东北大学校本地（沈阳）已经差不多。
随着交通便利进一步提高，北京高校到北京周边的河北地市办学，具有越来越大的优越性。北京高校在河北地市设立校区后，可以将本科生教育教学或研究生教育教学整体转移到这些校区，实现北京校区与河北校区的功能分工。这有利于北京高校进一步转型升级，促进跻身全国一流或世界一流大学、著名大学之列。
（二）推动京津冀三地高校的合作办学和合并办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校的合并办学，尽快有不同议论，但在总体看是成功的。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吉林大学等一大批高校通过合并，进一步提升了办学规模、办学定位和学术影响力。京津冀三地高校由于历史、地理、文化等诸多原因，可以考虑一些高校合并办学。
一是强弱联合办学。北京的211、985高校可以合并河北、天津的高校成为一个办学实地，河北高校成为一个校区或分校。河北的一些高校有这样的愿望。例如，作者所在的燕山大学。1958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型机械系及相关专业成建制迁至工业重镇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组建了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型机械学院。1960年独立办学，定名为东北重型机械学院。1978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高等院校。1985年至1997年学校整体南迁秦皇岛市。1997年1月经原国家教委批准，更名为燕山大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燕山大学在河北高校排名前列，具有5个国家重点学科和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1个博士后流动站、11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占地4000多亩、学生4万人、教职工3000多人，但苦于未能进入211序列，再向前发展举步维艰，一直在寻求与985高校合并办学，把燕山大学合并为一个985高校的校区或分校。如果能与北京、天津的985高校（例如天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不仅燕山大学将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且合并后主校也会有迎来新的发展，这对京津冀的高等教育都将产生积极作用。
二是弱弱联合办学。京津冀三地的职业教育高校，可以考虑合并组建应用型大学――本科办学层次的职业大学，这不仅由于京津冀三地的高等职业教育实现规模发展、转型发展，而且也十分符合目前国家大力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和十分迎合社会、企业对高等职业教育人才需求。京津冀三地一般非211、985本科院校也可以考虑合并组建为新型应用型大学，以职业教育和专业教育（如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为主体，推进京津冀三地职业成为全国的领头羊，为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高层职业技术人才提供保障。
三是京津高校帮扶河北高校办学。建立京津冀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协调工作机制，推动京津冀三地不同层次高校之间建立联系，实行对口帮扶，还可以让北京、天津的211、985重点高校在河北的某些院校设立分院（例如研究生分院），或者把某些系、科、专业设在河北院校，扩大高等教育的发展空间和辐射能力。
（三）河北省应该京津冀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承担主动性
京津冀三地经济发展水平依次递减，优势互补，京津两地高等教育发展成熟，河北省相对弱势，应该积极主动地出台相关政策、做出制度安排，引导河北省高校主动出击，寻求发展。
同时，目前国家层面或者京津冀三地还没有建立顺畅的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协调与激励机制：一方面，河北一些高校寻求合作办学、合并办学的愿望十分突出、积极主动，北京、天津的一些高校可能“高大上”的思想和眼光还很突出，看不起河北的高校，不愿意与河北高校合作，这一对矛盾客观存在；另一方面，京津冀三地高校的办学主体也比较复杂，有些高校属于各省市、有些高校属于教育部或其它部委所属，办学主体有10多个，要实现合并办学和合作办学，还需要跨越各省市、各部委管辖各高校的体制。
在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中可能出现政府和高校的不协调、不同步的情况――政府呼声很高，高校积极性不大，或者高校主动出击，政府不予支持。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河北省政府有必要率先启动京津冀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推进计划，力求尽快在京津冀三地政府签署的一体化合作章程，明确合作理念、组织机构、经费投入、合作规划与合作方式、合作实施方案、监督与评价等内容，特别要规定各方政府必须每年从财政预算中拨出专门项目经费成立共同基金支持高校开展合作，并使之制度化，设立不同合作项目，例如科研与研究生教育合作、教师学生互派互访、资源数据网上共享等等，鼓励高校在一定框架下开展多元合作。
参考文献：
高等教育合作是高等教育统筹、均衡与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自高等教育产生以来就有了合作，其共同的特征是“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主要由行业或部门按照全国六大区域分设院校，地方所属高等院校比重较小，那时高等教育合作主要存在于行业或部门所属院校之间，跨行业或部门、行业与地方之间的合作则相对较少。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后，我国高校按照“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方针，进行了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大规模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绝大部分行业或部门所属院校划归地方管理，走向了以省级政府统筹管理为主的发展模式，高等教育的合作模式也由原来的行业或部门院校合作开始转变，以区域合作为主的形式成为了高等教育合作的新亮点以及高等教育统筹、均衡与协调发展的新方向。
高等教育区域合作的理论基础、合作机制与合作内容
高等教育区域合作主要包括高等教育区域化、高等教育协调发展、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等要素，有研究者把高等教育规律、教育经济学和人力资本论作为高等教育区域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以教育学、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相关理论为视角展开研究。
由于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与资源配置的不匀衡，不同区域非均衡化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内经济一体化发展成为高等教育区域合作的主要动因。因此，高等教育统筹、均衡和协调发展成为高等教育区域合作首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合作机制就是基于“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学科交叉，共同提高”的理念，以政府或高校为主导，在教学、科研方面开展设施共享、学生交流、教师培训等多方面的合作。
通常情况下，高等教育区域合作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校际合作，包括同城的合作共同体或教学共同体和同城或跨城的高校“一对一”校际合作；二是政府合作，主要指本区域内政府间的合作。政府是区域合作的政策制定者和协调者，而高校则是区域合作政策的实施者。从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合作的实践来看，其合作的主要内容是教学合作，其中以跨校选课与学分互认、辅修专业与学位、互聘教师和教师培养、图书馆际互借等为主，还包括实验设备共享、科研合作、合作培养研究生、名师讲座或学术讲座、体育场馆共享等，这在同城校际合作中表现最为突出，而跨城校际间合作则是以学生交流、学分互认、科研合作、教师培训为主；跨省的区域合作则主要是科研和研究生教育合作，教师、学生互派互访和信息资源共享等形式。
京津冀高等教育区域合作的基础
京津冀是环渤海地区最为活跃的区域，著名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滨海新区和曹妃甸工业区都位于本区域，而数量众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则为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和强大的智力支持。如表1所示，京津冀三地共有普通高校217所，占全国普通高校总数的11.04％，是我国高等教育机构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
在京津冀三地中，北京的高等教育资源禀赋和发展程度不仅位列三地之首，而且位列全国之首，位于北京的教育部直属高校、“211工程”院校、“985工程”院校、均超过全国总数的20％，整体实力在全国领先。截至“十五”末，北京不仅在全国率先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而且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3％，率先实现了区域高等教育普及化。天津的高等教育发展程度居于我国4个直辖市的第三位，在京津冀三地中虽然在高校总数上不及河北，但高等教育资源禀赋和发展程度远高于河北。河北作为京津两翼，为京津两地的生产生活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发展空间，但高等教育资源禀赋却很不匀衡，在33所高校中有14所为新建院校，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建设任务较重，而京津两地仅有5所新建院校，且为部属院校和民办院校，地方政府负担非常小。正是由于京津冀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均衡为高等教育区域合作提供了客观的现实基础。
2008年由国家发改委主持完成的“京津冀都市圈规划”，标志着京津冀—体化走向规范化、科学化发展之路。从20世纪末开始受到关注的京津冀—体化，跨行政区的产业转移、区域经济的梯度发展、交通设施建设的一体化和区域贸易的日趋紧密，特别是交通的快速发展为高等教育区域合作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在未来，处于京津冀都市圈中的8个城市间高等教育区域合作因便利的交通路网、科学合理的城市功能定位和良好的社会经济基础将得到更好的发展。
京津冀高等教育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如河北廊坊东方大学城的建设，学院路地区教学共同体，中关村地区高校教学联合体和东方大学城教学共同体(东部教学共同体)，北京市北三环——学院路地区高校图书馆联合体。学院路共同体在2009年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组织的教改项目鉴定中被认为是“加强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办学模式，体现了我国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体现了‘开放共享、整合提高、创新发展’的办学理念，积累了宝贵的办学经验……对全国高校具有积极的辐射和示范作用”。
基金项目：2015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模式下金融人才培养路径研究，编号：2015030226。
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的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加速重点领域一体化的进程，包括经济圈一体化、交通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市场一体化、人才体系一体化等。其中，金融一体化是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首要环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金融业的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对金融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高素质创新型金融人才不仅可以提升金融业的综合竞争力，而且是推动京津冀三地金融业协同发展的关键因素。
一、京津冀金融一体化对金融人才的需求分析
1、对金融人才数量需求的趋势分析
随着我国金融业劳动力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目前，我国金融从业人员总数约为762.7万人，占全国就业人数的1%，而金融业增加值约占GDP的5.5%，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12.4%，金融从业人员在经济增长中做出了较高的贡献。2015年4月30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正式通过，在此之前，三地已经在不断推进区域金融合作，2012年京冀围绕要素市场、科技金融创新、信用体系建设、金融后台服务基地、金融风险防范等九个方面开展合作，签署区域金融合作协议；2013年，津冀、京冀先后签署《天津市河北省深化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框架协议》和《北京市河北省2013～2015年合作框架协议》，京津冀三地从政府层面提出了加强区域金融合作的相关措施。在此种机遇之下，大量的金融机构将会整合业务资源，以更优质的金融服务争夺市场和客户，中小银行营业网点、信用担保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创司、基金公司将会迅速布局和扩张，对金融人才的需求量将会急剧增加。
2、对金融人才质量的需求分析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对京津冀三地金融发展的功能做出了明确的定位。北京是全国的金融决策管理中心和信息中心。天津作为港口城市，利用其发达的物流业进行金融创新，着力发展产业金融和贸易金融等特色金融服务业，实现集聚化、产业化、体系化发展，定位为北方金融创新运营中心。河北省产业资源丰富，金融业的后续发展空间非常广阔，定位在建设中国北方金融后台服务基地和重点金融街区，建设多家金融后台服务、数据备份中心和培训等机构，形成集聚发展优势。虽然三地在金融一体化的进程中有各自的比较优势，但是随着金融业竞争的不断加剧，三地对于人才培养的诉求都是一致的，传统的一般性、操作性、单一性的金融人才已经不适应京津冀金融一体化的需要，在京津冀金融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所需要的是高层次的金融人才。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模式下对金融人才需求的特征
1、创新型金融人才
京津冀金融一体化，必然加速金融业的竞争，而金融业的竞争，归根结底就是人才的竞争。在金融业日益走向国际化的大背景下，传统的金融人才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无法满足金融行业的飞速发展。由于金融行业自身具备一些不同于其他行业的特点，这决定了金融行业更需要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所谓创新型金融人才，是指在金融业中具有深厚的金融理论功底、较强的金融创新能力，在学习和工作中能够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破旧立新，用于开拓和探索，不断创建对社会具有独特价值，并为金融改革、建设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不管是全国还是京津冀三地，在金融队伍中都存在一般性人才多，高层次人才少，操作性人才多，创新性人才少的突出问题。因此，京津冀要想加速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必然要培养大量的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
2、复合型金融人才
京津冀金融一体化步伐在加快，区域间多种合作在加强，因此培养复合型人才是当务之急。随着互联网金融和普惠金融的不断发展，这对金融行业的从业人员提出了挑战，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如互联网金融经过不断发展与完善，在2015年形成了相对成熟、稳定的服务体系，众多跨领域复合型人才积极加入。据金融英才网数据显示，互联网金融人才需求在3年内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良好态势，2013-2015年同比增幅分别为55%，48%，35.6%。在“2015博鳌亚洲论坛”的分论坛上，探索农村金融改革新模式的“普惠金融”受到业内各界的关注。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金融机构必须跳出传统金融运作模式的框架，力争提供更精准、更细致的金融服务，这就需要有一批既懂金融，又了解相关领域问题的人才加入金融机构，以推动金融行业进一步的发展。金融业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中枢地位决定了其对从业人员素质有更高的要求，即“知识+能力”的复合型金融人才，所谓“知识”是以金融学为专业，精通相应金融领域专业理论知识，具备较强的应用实践技能，同时熟悉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经济法学等与其具体工作相关的专业知识与业务技能的金融人才。除此之外，还需要能力上的复合，即具备较高的专业能力外还需具备管理能力、沟通能力、创新能力等。
3、国际型金融人才
培养具有国际化和国际视野的高端金融人才是京津冀金融一体化适应金融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北京的金融决策管理中心和信息中心的地位，决定了其国际化和国际视野的人才培养方向。现阶段，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下，各类跨国投资企业、跨国银行和政府监管部门（银监会、证监会、发改委商务部）必然会急需高层次的国际型金融人才。这就要求金融从业人员要具有广阔的国际文化视野、较高的中英文沟通能力、合理的知识结构、精深的专业知识，以适应日益激烈的岗位竞争。但是，目前在国际会议等场合能够用流利英文表达观点高管人员有限，拓展银行海外业务的银行高管缺乏，具有国际并购和管理经验的企业高管不足，掌握和运用国际金融复杂工具和产品的专业人士稀缺，具有复合型、全能型的金融创新人才稀少。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模式下金融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1、政府要在京津冀地区加强人才流动的法制和法规建设
随着京津冀金融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与人才流动相适应的政策法规制度也应该与之相匹配。京津冀三地应消除条块分割、“各自为战”的态势，加强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进一步健全包括人才流动、人事关系、社会保险、劳动保护、争议仲裁等内容的政策法规体系，使人才流动有法可依，以便保障各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同时要建立完善的人才市场，建立强有力的人才市场监管机制，建立行业诚信体系，从而促使人才合理、有序的流动。
2、高等院校要创新高层次金融人才培养模式
从京津冀三地金融改革与发展对人才和人力资源的需求结构来看，京津冀三地在金融一体化过程中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出不同的诉求，既需要创新型金融人才、国际型卓越人才、高级管理人才，也需要大批适应第一线实际工作的、具有一定理论基础的应用型骨干人才。高等院校是金融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金融院校必须结合金融理论专业的发展及其对人才的需求，积极推进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目前，高校在教学方面过分侧重专业知识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而忽视了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即人才培养的“广度”，以及理论性与应用性的融合。在教学方法上，要使用现代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推行案例教学和实践模式，着重培养学生分析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优化金融人才培养的外部环境
创新不仅需要高校的努力，也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需要把政府、企业、媒体三方协同起来。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是最了解市场对人才需求的导向，媒体能够让人才的创新有用武之地，所以三者的协同，必然能够优化创新人才培养的外部环境。创新的最终目的是将所学到的专业知识进行实际应用，从而创新需要实践的检验和认证，而高校往往不能提供这样的环境，政府、企业就需要联合起来，利用各自独特的资源，不仅让在校学生有了更多更好的实战经验，还能让学生在使用这些资源时树立为金融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努力的意识，为企业输送更优秀的高素质创新人才。与媒体联合，让从业者的创新有用武之地，有鼓励，就会有更大的动力。总之，外部环境对于金融行业的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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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64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17-0051-04
随着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构建区域共同市场，实现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与深层次整合成为必然要求。2015年5月31日，京津冀卫生职业教育发展联盟成立，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作为理事长单位，邀请来自京津冀地区的17所职业院校和21所医院、企业参与了联盟建设。联盟以“协同发展、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为原则，全面整合卫生职业教育和行业优质资源，形成规模优势，在专业建设、教育教学、校院合作、社会服务和科研等方面加强交流合作，促进卫生职业教育与健康服务业对接，为京津冀健康服务业人才培养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撑。
通过建立京津冀卫生职业教育资源共享机制，整合京津冀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能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智力保障[1]。京津冀在发展过程中，无论是经济水平还是科技发展等诸多方面，都存在不均衡，在l生职业教育领域不可避免地存在资源配置不平衡。因此，突破区域格局，实现京津冀地区卫生职业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可以有效提升京津冀城市群教育资源集群与规模效应，实现区域性的卫生职业教育资源优势互补。
一、京津冀卫生职业教育一体化产生的背景
京津冀区域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国家区域化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其重要地位与作用不断凸显。2013年，该区域晋升为国家主体功能区，承担起我国经济增长第三极的重任，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2014年，京津冀区域的一体化发展迎来了新的重大历史机遇，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使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步入实质性发展阶段。京津冀区域拥有我国最强的高等教育与医疗资源，教育、医疗协同发展既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内容，又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保障和手段。然而其发展也存在诸多挑战，如区域内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差距悬殊，区域教育、医疗发展结构有待优化，区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等等。在新的历史形势下，京津冀区域内教育、医疗如何充分认识自身发展的优势与挑战，准确识别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协同发展的需求，在经济社会发展与自身发展之间构建更高的契合度，实现提高区域内教育质量和医疗水平，是摆在京津冀面前亟需破解的重大课题。
京津冀区域教育、医疗合作与协同发展起步较早，但成效甚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行政壁垒的阻碍、要素资源流动积极性低的掣肘、协同效益显现周期较长的顾虑等。新时期，应不断加深对协同发展的认识，积极探索协同发展的有效方式。
二、京津冀卫生职业教育教学资源现状
选取6所京津冀卫生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联盟成员单位为研究对象，对其教学资源现状进行分析。其中，天津1所，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北京1所，北京卫生职业学院；河北4所，分别是承德护理职业学院、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廊坊卫生职业学院、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一）京津冀卫生职业院校专业结构现状
2015年，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开设护理、药学、检验、影像、中药、康疗6个专业。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开设包括临床医学、护理学、药学、医学技术、卫生管理、财政金融、制药技术、食品药品、机电设备等类别的19个专业。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涵盖高职医药卫生大类7个专业类别，分别为临床医学类3个、护理类2个、药学类2个、医学技术类4个、健康管理与促进类3个、康复治疗类1个、食品药品管理类1个。廊坊卫生职业学院紧贴区域产业布局和人才供求关系，设置护理、医学营养、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在内的13个专业。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开设临床医学类、护理类、药学类、医学技术类、卫生管理类、机电设备类、市场营销类和公共服务类等8类17个专科专业。承德护理职业学院临床医学类、护理类、药学类、医学技术类、康复治疗类、卫生管理类和健康管理与促进类等7个类别12个专业。
（二）京津冀卫生职业院校师资结构现状
师资力量是推动卫生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决定了卫生职业教育的力量，通过生师比、高级职称教师比例可以衡量学校的师资力量[2]。各院校为提升院校办学水平，实现快速可持续发展，都在积极引进卫生人才队伍，2015年北京卫生职业学校生师比为15.471，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为12.071，廊坊卫生职业学院为9.101，如图1所示。几所卫生职业院校专业教师具有高级职称者超过35%，其中，天津医专为45%、邢台医专为38%、廊坊卫生职业学院达50%。天津医专拥有硕士及以上学位者为32%，廊坊卫生职业学院为29%、邢台医专达68%。
近年来，各职业院校为提升学生培养质量，促进教师专业技能发展，广泛开展“双师型”专任教师建设，“双师型”专任教师均达到了30%，天津医专高达83%。同时，坚持校院、校企合作办学，合作育人，采取专任教师到企业实践和企业人员到学校任教的方式来提升教学质量，见图1。
（三）京津冀卫生职业院校课程建设现状
各卫生职业院校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作用，积极探索和构建构信息化环境下的教育教学新模式，积极进行精品课程和部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目前，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建成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9门，包括成人护理、护理学基本技术、临床检验技术、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母婴护理、实用药物学基础、药事管理实务、药物检测分析技术、正常人体结构等课程，省级精品课程10门；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建有医学类教指委精品课程1门、省级精品课程4门；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建成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2门，分别是基础护理技术和临床物理诊断基本技术，省级精品课9门。
三、京津冀卫生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存在的问题
（一）缺少相应的组织机构和有针对性的管理体制
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对校际数字化教学资源共建共享的重视程度不足，尚未建立统一的组织机构和有效的管理体制，使共建共享缺乏全局性的引导与协调。教学资源共建共享建设涉及多个院校之间的分工与合作，是一项跨区域、跨院校的系统工程。如果缺乏必要的组织机构进行自上而下的指挥和协调，并通过有效的管理w制平衡各方面的关系，许多问题就难以得到解决。
（二）校际间教学资源难以共享
联盟内的各院校教学资源丰富，且各有特色，但出于知识产权保护和共享平台建设缺乏，难于实现资源共享，使得资源重复建设、使用率不高，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同时，由于缺乏相关保障制度，各校对于共同开发建设教学资源缺乏积极性。
（三）资源开发主体及类型单一
教学资源开发多数以学校为主体，企业参与度不够，不能实现校企共建，且在资源的分布上存在不均衡，在数量上，优势专业资源丰富，小专业及新开办专业资源较为匮乏；在类型上，文本类资源相对较多，媒体类资源相对较少，如动画、微课、幕课等在线课程。
（四）课程建设技术标准不统一
缺乏统一的建设标准和技术标准，也是导致校际间教学资源成果难以实现共享的重要原因。在制作方法和技术手段、开发行为规范、制作内容要求、管理平台功能、对资源数据标准支持等方面没有供各院校共同参照的标准。这就导致各院校的教育技术人员、教师在资源建设中没有统一的构建理念与开发思路，更不可能站在校际共建共享的角度去进行教学媒体资源和资源管理平台的建设，使得同一教学资源重复建设，且造成了不必要的人力、物力的浪费，对于资源的后续维护也相对缺乏，造成资源的使用率不高，成效不明显。
四、京津冀卫生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共享机制的构建策略
京津冀地区的卫生职业教育发展并不均衡，构建本区域内的教学资源共享机制，实现教学资源的优势共享与优势互补，不仅可以高效率、高质量地建设满足卫生类高职教育需要，并能有效促进区域卫生类教育均衡协调发展的教学资源，同时对推动其他领域内的高职教育进行区域性优质教学资源的整合共享和优化配置、提升整体应用效益，同样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一）教学资源共享机制的构建前提
成立专门的组织管理机构，并建立相应的运行机制，是构建教学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并使之能长期稳定运行的前提。实现京津冀卫生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共享的目的，是要在不断增强教学资源建设的优质性与先进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扩大优质教学资源的受益面，同时避免教学资源盲目性与重复性建设，为进一步实现联盟内教育教学的互联、互通、共管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在进行共享教学资源建设之前，应该首先对京津冀区域内的卫生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建设现状进行充分调研、统一规划，并建立统一的教学资源建设标准、监控机制和评估标准。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通过成立责任明确的组织机构来实现。因此，由联盟内各院校推荐教学资源建设方面的专家作为委员，成立隶属于京津冀卫生职业教育发展联盟的教学资源联盟工作委员会（下简称委员会）是非常必要的。在资源建设的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委员会所制定的资源建设标准，并在经委员会评估通过后方可在联盟平台上进行、共享。
（二）教学资源共享机制的构建原则
1.优势共享原则
京津冀卫生高职院校，因服务环境与服务方向的侧重不同，各具优势和特色。对于那些在学科或专业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或特色的院校，应成为此类资源建设开发的主体，其他院校也可以进行补充，起到辅助作用。经委员会评估合格后上传至联盟平台，从而实现各院校优势教学资源的共享。
2.协作互补原则
对于不具明显优势的相同学科或专业而言，联盟院校所拥有的教学资源各有所长。对于此类教学资源则可以进行联合开发建设，从而达到优势互补的效果。在此过程中，委员会则应充分做好协调工作。
3.权责共担原则
为了保障联盟院校及院校教师的知识产权、经济等利益，充分调动院校及教师参与的积极性，平台经审核后上传的所有独立知识产权资源都进行唯一性编码，并根据劳动附加值赋予相应价值，联盟内院校教师对资源的使用可以根据约定采取免费、互换、付费等原则，同时产权单位或个人承担资源原创的责任。
（三）教学资源共享机制的基本内容
构建区域教学资源的共享机制，在相应的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保障下，其实质的内涵建设核心即是建立教学资源共享平台。
1.网络课程及资源共享建设
网络课程是传统课堂教学的辅助和延伸，在构建网络课程时需要集中优势资源，使之成为课堂教学的有效补充[3]。京津冀一些卫生类高职院校已经开设了国家和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拥有自己的课程资源共享平台。借助网络技术，可以将各院校的课程资源共享平台对接到统一建设的联盟教学资源共建共享平台，分享优质教育资源。同时，利用教学资源共建共享平台，进一步联合开发建设在线优质课程及课程资源。打破传统授课地点和时间限制，供广大师生自由学习，实现学校之间的共享课程及资源的建设[4]。
京津冀各卫生职业院校可根据自身专业与课程实际情况，将各院校优势资源充分整合，通过视频讲授、线上讨论、答疑、作业批改、学生互评、考试等形式让教师、师生、生生之间进行交流互动。可以依托现有的大学网络资源平台建立京津冀卫生职业院校共享课程模块，再以建课单位为依托，建立班级管理，建课院校学生以实际班级为单位进行线上线下学习，其他院校学生通过网络选课方式，进行自主学习，可以通过访问量与使用量给予建课单位相应补贴。
2.人力资源共享建设
京津冀卫生职业院校的生师比有所差异，针对这一现状可以建立合理的师资流动模式，改变教师分布不均，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并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和保障措施。可以设立联合教授，使专业带头人和学科紧缺教师成为京津冀卫生职业教育领域的共同教师，根据预先安排好的授课计划在区域学校之间流动授课，缓解优质教师资源不足的现状[5]。推动院校之间优质人力资源共享，鼓励各所院校之间进行合作教学。在师资共享方面，应当转变传统的人才观念和管理观念，破除传统的人才单位所有制，积极推进京津冀卫生职业院校教师资源共享网的建立。
3.课程认证共享建设
在京津冀卫生职业院校推行课程认证和课程学分互认，相同专业联合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认证管理办法》，以“课程标准”为依据，以达到“教学目标”为准则，打破教学时间、教学场所、教学形式、教学内容的刚性要求。由委员会专家依据《课程认证管理办法》评估认证课程。
各卫生职业院校之间以课程为基础试行学分互任和转换，不同高校课程选修经过认证的并通过考试所得学分能够得到京津冀联盟高校的认可。学生学习网络共享课程并达到一定要求，通过本校认定后，也可转换为本校相应的课程学分。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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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旭，张凝宁，郝晶晶.京津冀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现状及评价体系研究[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16（3）：133-136.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20-0001-02
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重点是将教学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态度和价值观三方面实现三维目标的整合，从培养目标、培养过程、培养质量、效果评估等方面构建京津冀农经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平台，建立和完善联培监督、评价和调控机制，能显著提升京津冀地区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促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
一、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的重要性
联合培养不仅可以让硕士研究生享受更多更好的教学资源，开阔视野，也能同时获得企业实战的锻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能够实现教育资源互补。由于京津冀所拥有的教育资源和教育发展水平存在差距。有学者用高等教育规模（高等学校在校生或毕业生数）与经济规模（GDP）之比反映高等教育发展是否与经济发展同步，结果发现京津冀区域都低于全国水平，说明京津冀高等教育规模落后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随着首都行政功能和经济功能的外移，这一矛盾将在北京得到逐步改善。相对而言，天津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与当地经济发展比较同步。京津冀三地间的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协调，区域内的分布也不均衡。教育资源呈单向流动，北京和天津的区域“双中心”吸引了河北省大量的优秀教育资源，限制了河北省的教育发展。受制度机制约束，京津冀区域教育合作机制缺乏，合作缺乏对接点，合作交流水平较低，区域内院校的办学定位模糊，专业设置重复，造成有限教育资源的浪费。构建京津冀农经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平台是实现京津冀教育资源互补的基本要求。
2.能提升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推进现代农业协同发展框架协议》在京津冀三方推动下的签署，提出共同探索都市农业的多种实现形式，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业“走出去”等方面大背景下，亟需大批优秀的硕士研究生人才。京津冀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平台的建立，既注重科学前沿，又面向国家需求，将教学实践与科研实践相结合，能提高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突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及时效性，能够解决硕士研究生培养与社会、企业需求脱节的矛盾。
3.有利于加快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目前，京津冀区域内总人口已超过1亿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创新驱动，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是面向未来打造新型首都经济圈、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尤其是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对于全国教育系统稳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示范意义。构建京津冀农经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平台有助于推进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是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目标和框架
1.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目标。加强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是高等教育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有效提高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是各级政府和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更是高校自身改革与发展的历史使命。基于京津冀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构建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要坚持京津冀高校为区域经济建设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的培养方向，以“科教兴国”方针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按照“以人为本”、“共建共享、互惠互利”的基本原则，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以及硕士研究生教育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逐步提高硕士研究生的学习能力和创新意识，从而推动京津冀协调发展。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平台的培养目标是遵循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律，通过培养模式与运行机制的创新，形成一个以高等院校为主体、以企业为依托、以研究生为中心，参与主体多元化、多元主体协同化、合作形式多样化的研究生联合培养平台，旨在凝聚各方雄厚的人才、产业和科研优势，加强资源共享，为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实行全方位、深层次的产学研结合，形成知识创新、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的新结构，探索出一条培养高层次创新应用型人才的新道路。
2.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框架。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是由政府搭台，财政出资、引资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高等院校和企业共同参与的，其组成部分主要包括：①高等院校在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中起着非常的重要地位，要充分发挥高等院校在联合培养平台构建中的主导作用。②企业在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过程中具有在资金、设备、创新机制、实践场地等方面的优势，要充分调动企业在联合培养平台构建中的积极性。③高等院校导师要认真思考硕士研究生在联合培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断交流教学经验，引导研究生深入思考，真正明确需要把握哪些内容，如何处理问题，真正让他们听懂、看懂、做懂，培养创新精神，提高创业意识，提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④硕士研究生要注重实践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根据社会多样性需求确定研究内容，多参与创新项目的决策、选择和监测评价过程，构建研究生在联合培养中的主体地位。
三、构建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的运行机制
京津冀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建设是一项突破性的改革，也是一项综合性的工程。要使平台建设合作各方协调配合良好，富有成效，就必须制定完整规范的平台运行机制，共同遵守并维护。京津冀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要率先成立京津冀硕士研究生“联培管理”办公室，不断强化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过程，积极推行“多元”导师制，“两段式”教学以及实行学分互认制度。
1.“联培管理”办公室是京津冀硕士研究生培养的联合机构。北京、天津和河北三方政府牵头，成立由教育局、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多部门组成的京津冀农经硕士研究生“联培管理”办公室，负责平台运行的有关工作，具体制定研究生联合培养的培养计划和培养目标，监管培养过程，决策研究项目，考核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等。更重要的是，管理办公室要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总结“联培”的阶段性成果。
2.联合培养过程的实施是京津冀硕士研究生质量保证的基础。京津冀农经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要充分认识到培养过程的重要性，“联培方”要协调配合，确立共同的合作原则，并共同遵守共同维护。联合培养的整个过程，要以农经硕士研究生为本的原则，从培养计划的制定到实施，科研项目的参与和深化，再到毕业融入社会，“联培平台”都需要为学生各方面能力的提高创造广阔舞台。不仅加强其科研学术能力及实践能力，还要培养其责任感和职业道德，提升个人素质；建立联合培养平台，要充分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根据农业院校不同学科、特点，提出切合实际的要求和作法，并根据实际情况的改变而随时调整。
3.“多元导师”制的推行是京津冀硕士研究生素质提高的保障。京津冀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一律实行“多元导师”制，高等院校、农业企业和科研院所为每个农经硕士研究生各指派一名导师。企业导师一般应是长期从事与农业相关的管理工作，熟悉掌握市场需要，高校和科研院所导师应具有教授以上职称并承担一定级别和层次科研项目的专业人员。所有导师不仅要有培养学生所需的经费，还要有足够的时间指导研究生进行学业学习和毕业论文的研究。因采取“多元导师”制，硕士研究生能够领略到各位导师的不同风格，并把三者的优势结合起来，不仅掌握了扎实的理论知识，并在实践上得到了锤炼。
4.“两段式”教学的落实为京津冀硕士研究生提供了制度保障。硕士研究生培养年限一般采取3年制，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的主要过程综合来说可以是采用“两段式”的培养形式，即把整个培养阶段分为课程学习和在平台研究两个阶段。第一学年主要是在各自高校进行课程学习，后两年主要利用平台进行课题研究并完成论文写作。用第一年的时间学习课程，可为以后的学习研究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更符合具体操作，避免了学生又要做科研又要去学校上课的困境。后两年利用联合培养广泛的教育资源，充分实现自我的升华，既科学前沿，又参与到课题研究，全方面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
四、结论
发挥各方优势联合培养研究生，是迅速提升硕士研究生创新水平和实践能力，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有效途径。京津冀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是以促进京津冀教育与科技、经济紧密结合为出发点，以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为主体，联合具有优质资源的大型企业集团或科研院所，建立以培养研究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为核心，以企业与科研院所中具有研究前景的工程项目或技术创新为支撑，以培养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应用复合型人才为重点，多学科相互融合的研究生培养平台，是京津冀硕士研究生进行专业实践的主要场所，是京津冀地区产学结合的重要载体。京津冀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平台的构建是京津冀高校主动适应社会需求，实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战略，进行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平台的构建将有助于优化京津冀的教育结构，实现京津冀丰富教学资源的互补，加快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步伐，逐步提高京津冀硕士研究生的人才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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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将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上升至重大国家战略高度。2015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总体方案》，方案中京津冀地区承担起创新改革试验区和先行先试的重任。这也意味着“京津冀一体化”进入实质提速阶段。京津冀一体化有利于改善地区环境污染严重、减轻城市拥挤、实现产业转移升级等问题，为实现地区健康、快速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与条件。京津冀城市群作为我国重要的城市群之一，目前正在积极打造成为世界级城市群。然而京津冀城市群在一体化进程中面临着财政资金不均衡、财政协调困难、财政体制不完善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一体化发展。因此建立京津冀地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科学评价地区财政支出效率，找到其制约影响因素，提高地区财政支出效率是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热点，也是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二、文献综述
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一般针对的是当地基础设施、教育、公共文化服务和医疗卫生等领域。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地方财政支出在促进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上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随着财政支出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的不断提高，这种作用更加明显。财政效率是效率在财政领域的特殊体现，从理论上来讲，财政效率应包含财政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两个方面[1]。地方财政效率的高低直接体现了地方公共服务质量和行政效率的高低。
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利用DEA的方法对财政支出的整体效率进行研究。如Borger和Kerstens运用DEA和FDH在内的五种方法对比利时自治市的财政效率进行了测算，得出地方税率和教育水平对财政效率有积极作用，而收人水平产生相反的作用[2]。Afonso和Fernandes采用DEA方法对葡萄牙各个自治市的财政效率进行了测算和实证检验，指出大部分地区财政效率还有较大改进空间，其中，人均购买力和受教育水平与财政效率呈正相关的关系[]。Boetti、Piacenza和Turati采用随机前沿(SFA)方法对意大利的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财政支出效率进行了研究[]。
国内对财政支出效率的研究多是针对省级地方政府。陈诗一和张军利用DEA非参数技术和受限Tobit模型，核算了财政分权改革后我国省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相对效率，得出了我国大部分省级政府的财政支出都不是很有效率的结论，并且跟西部地区相比较，东中部地区的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具有高且差距小的特点[]。唐滔在运用非参数核回归方法的基础上，对我国省级地方政府支出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唐齐鸣和王彪采用随机前沿方法对我国26个省的财政支出效率进行了测算，发现中部地区财政支出效率最高，人均GDP、人均预算内财政收人和财政自主性与财政效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人口密度对地方政府财政效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7]。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专门针对财政支出的一个方面进行了效率研究。如杨伯坚对中国财政农业支出效率进行了分析。王宝顺、梁淑美、杨林、朱浩等均采用DEA和Tobit的方法，以公共卫生、财政科技、公共文化服务和环境保护财政支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测度。
通过以上文献综述可以发现:衡量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指标体系的建立相对比较成熟;财政效率测度方面，DEA-Tobit和SFA方法是运用比较广泛的一种方法;评估层面多是省级地方政府，而针对某个特定区域的研究相对较少。
借鉴前人研究的经验，本文首先利用超效率分析方法对京津冀城市群10个城市的财政支出效率进行评价，其次采用Tobit分析方法从社会、经济等方面研究其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本文试图找出影响京津冀城市群财政支出效率的主要因素，并提出提高京津冀城市群财政支出效率的有效对策。
三、京津冀城市群财政支出效率的测度
(一)模型和方法
1.数据包络分析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是由Charnes等1978年首次提出的一种以相对概念为基础，以凸分析和线性规划为格局的一种评价方法，该方法是根据多投入、多产出指标对相同类型决策单元DMU的相对有效性进行测度的一种非参数统计方法[13]。根据规模报酬是否可变的假设，DEA模型可以分为固定规模报酬的(CCR)模型和基于可变规模报酬的(BCC)模型，BCC在CCR的基础上对模型的使用范围和观念上进行修正，解决了实际决策单元规模报酬可能处于递增或递减的情形。从效率衡量角度，DEA可以被分为投入导向和产出导向。投入导向是指在不改变产出变量的情况下，如何减少投入要素，使投入最小;产出导向是指在不改变投入要素的情况下使产出最大化。
超效率DEA模型是在DEA模型的基础上，针对有效决策单元效率值的比较问题提出来的。解决了传统DEA模型在评价决策单元的效率时，出现多个评价单元都处于生产前沿面而无法进一步进行评价的问题。超效率DEA模型有助于了解连续时间段内决策单元动态效率变化情况和导致效率变化的因素。
(二)研究指标和数据选取
京津冀城市群主要包含了以下城市: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秦皇岛、保定、张家口、承德、沧州和廊坊。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京津冀城市群的财政支出效率，故本文将城市群所包含的10个城市的地方财政支出系统作为10个决策单元。由于2003年之前的财政支出指标数据比较零散，所以本文选择2003—2013年作为研究时期。
估计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函数前首先要确定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陈诗一和张军、唐齐鸣和王彪、代娟和甘金龙等认为我国财政支出体系包括中央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支出，两者提供的公共服务侧重点不同[5’6’14]。中央政府负责外部性较大的国防、外交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领域地方政府承担的力度比较大。因此，研究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效率将主要考察地方政府对本地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和社会管理这六类公共品的财政支出效率。“十二五”期间，我国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任务①。公共文化服务是一项重要的公共服务，它与文化产品及文化服务息息相关。随着我国民生建设的不断深入，公共文化服务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作用也得到了政府越来越多的重视。因此，本文在建立指标体系时，把公共文化服务考虑在内，作为财政支出效率的产出指标。
本文的投入变量为各城市2003—2013年的人均一般预算支出和一般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本文产出变量主要包括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文化服务、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和社会管理这七大类，并且对每一类指标都选取了几项子指标，子指标通常以“人均”、“每万人”和“比例”等形式给出，以避免因城市人口规模的不一致而影响到测算结果，从而试图做到科学、全面地评价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效率。
其中，在基础设施类指标中：邮电业务量说明的是一定时期内地方邮电通信业务发展的成果和发达程度;居民人均生活用电量说明的是地方能源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铺装道路面积和公共汽电车拥有量说明的是交通和运输等基础设施的发达程度;绿地面积说明的是人们居住环境基础设施的改善程度。在教育类指标中:在校大学生数说明的是地方财政对高等教育的付出和重视程度;高等学校生师比是衡量高校办学水平是否合格的重要指标;普通中学专任教师数占总人口比例和小学专任教师数占总人口比例反映了地方义务教育资源的水平。在医疗卫生类指标中：医生数，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和医院、卫生院数均反映了地方医疗卫生资源水平。在公共文化服务类指标中: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和剧场、影剧院数衡量的是地方对公共文化服务和娱乐设施的建设水平。在社会保障类指标中: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人数衡量的是地方社会保障的水平。在环境保护类指标中: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污水处理率和森林覆盖率反映的是地方生态环境建设水平。社会管理类指标中:火灾发生率、人口出生率和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比例反映的是地方行政管理支出绩效水平。
四、京津冀城市群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设定和指标选取
上面已经通过超效DEA方法获得各个城市的财政支出效率值，但是哪些因素影响财政支出效率仍然值得进一步讨论。
本文参考已有的文献和财政支出的差异性，主要考虑这几个影响因素。
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人)用gdP表示，该指标用以衡量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L0ikkanen和Susilu〇to提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政府的部门和人员会不断扩张，政府开支转向粗放型增长，从而失去进一步控制成本的动力，导致财政支出效率的恶化[2°]。Afonso和Fermandes的研究则表明，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居民能督促地方政府以高效率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因此发达地区的财政支出效率相对会更高[3]。
2.人均预算内财政收入(元/人)用rev表示。该指标可衡量地区的税收收入水平，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论，财富水平较高居民的需求层次会发生变化，自然会对政府的公共服务有着更高的要求。如Davis和Hayes研究得出的结论: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往往面临比较严格的监督，较高的预算内财政收入会增强纳税人监督意识，从而可以促进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的提高[1]。但Borger和Ker-stens认为政府的税收收入与财政支出效率是呈负相关关系的，因为当税收收入较高时，缺乏有效利用这些税收资源的激励[2]。
3.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万美元)用fdi表示。该指标代表各市政府招商引资的努力程度、利用外资的效率和城市的开放度。陈诗一和张军研究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支出效率的影响是负的，但是不怎么显著，因此他们认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努力在改善地方政府效率中所起的作用还不能
确定[]。
4.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用pop表示。根据统计年鉴上的指标解释，人口密度指的是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这可以反映出一个地区的人口统计特征。Athanassopoulos和Triantis等通过研究认为人口密度越小的地区政府财政支出的效率越高[18]。Philip等却提出，地方政府的管理和监督成本与地区的人口密度是呈负相关关系的，即人口密度越高的地区，政府支出的规模效应越显著，越有利于提高政府财政支出的效率，规模经济效应越容易出现。
5.中小学在校生占总人口比例(人/万人)用edu表示。该指标反映了地区人口的义务教育水平。Borger等的经验研究都先后证实，政府支出效率与居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2]。Hayes等的研究也提出，当地居民给政府施加的压力越大，地方政府的支出效率就越高，而受教育水平高的居民才能有这种给政府施加压力的能力[1]。教育的外部性，其中一个潜在的正外部性就是增加受教育者的政治行动力。因此他们认为，教育能够更好地促进居民选择能干的官员以及增强对官员腐败的监督。
(二)实证分析
首先，可以看出模型的rho值为0.121，rho值代表了个体效应的方差占总方差的比例，说明个体效应变化不是引起公共文化服务支出效率变化的主要原因。其次，从各变量的系数显著性来看，除了人均gdp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并不显著，其他的变量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人均gdp系数为负，说明随着地区的收入水平提高，反而造成了财政支出效率的下降。这与唐齐鸣、王彪结论相同[7]。人均预算内财政收入对政府支出效率的影响为正，说明正规的预算内收支可以增进财政资金配置的效率。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反映了一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京津冀城市群地理位置优越，经济较为发达，凭借独特的政治地位，容易吸收外资资本，但是外商直接投资系数为负，说明京津冀城市群的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提高财政的支出效率，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财政支出效率反而降低0.2%。人口密度的系数为正，说明地区的人口密度越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余越集中，支出规模经济效益越明显，越有利于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受教育变量的系数为正，说明受教育的人数越多，对政府财政支出施加的监督压力也就越大，从而越有利于财政支出效率提高。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采用京津冀城市群的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DEA方法对10个城市的财政支出效率进行了评价，并运用Malmquist指数对财政支出效率进行了动态分析，再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Tobit回归分析，得出了以下的结论与启示。
1.京津冀城市群的财政支出存在着技术无效率现象，技术进步衰退成为影响财政支出效率提高的关键因素，虽然近年来财政支出效率有上升的趋势，但总体仍然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因此，首先，政府要根据新的《预算法》规定，严格控制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预算和规模;其次，政府需要建立和完善财政支出效率考核体系和监督约束机制，将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和方向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确保每一笔财政支出都是将效率放在第一位来考虑。
基金项目：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编号：ZD201418）；秦皇岛市社科联委托课题（编号：2014WT006）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7月20日
职业教育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良性互动关系，是推动社会发展、经济繁荣的根本动力，也是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关键所在。职业教育服务均等化不仅关系到国家公民的整体素质，还影响着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2015年4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预示着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将步入历史新阶段。在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方面，尽管2014年8月京津冀三地部分政府机构以及行业、企业、职业教育机构等决定建立人力资源需求信息共用共享、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现代服务业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师资与学生交流交换以及现代服务业区域性研究等五大合作平台，但仍未解决三地职业教育服务均等化问题。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化发展战略的实施，本文在阐释京津冀区域职业教育服务均等化的内涵和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三地职业教育服务现状，并提出了相应措施建议。
一、京津冀职业教育服务均等化的内涵
区域职业教育服务均等化体现了以人为本理念，是指在促进职业教育服务公正公平的前提下，保障区域受教育者的基本权利，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学校、同一学校的不同群体提供大致均等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条件的过程。均等化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均等化，也不是职业教育资源的平均化，不排斥区域内服务质量和服务效果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而是保证受教育者具有相对公平的教育机会与权利，是兼顾供求均衡效率差异的均等化。
京津冀区域职业教育服务均等化是指三地民众具有平等的接受职业教育机会，均等的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平等的教育机会主要体现在京津冀区域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方面，通常以生均教育投入、生均教育支出、净入学率、升学率等指标表征；均等的教育过程主要体现在受教育者享有相对均等的职业教育过程服务，主要通过三地各级各类职业教育资源的互通有无、优势互补来实现，通常以生师比、教学时间、学校基础设施状况等表征；均等的教育结果主要体现在三地学生通过接受职业教育所掌握的知识与技能水平相对均等，是区域职业教育服务均等化追求的最终目标，通常以教育成就、持有职业资格证书人员等表征。
二、京津冀职业教育服务均等化的理论基础
第一，福利经济学理论。20世纪20年代，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提出了福利经济学理论。认为国民收入总量越大，社会经济福利就越大；国民收入分配越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也就越大。凡能增加国民收入总量而不减少穷人的绝对份额，或者增加穷人的绝对份额而不影响国民收入的总量，都意味着社会福利的增进。
职业教育服务主要由政府提供，地区GDP的增长对强化职业教育服务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依据福利经济学理论，将富余地区的资源向贫困地区转移，可实现区域社会福利的增加。京津冀三地社会经济发展存在一定差距，协同发展可促使职业教育资源富余地区转向相对贫瘠的地区，进而缩小区域职业教育服务差距，实现区域职业教育服务的均衡发展。
第二，公平正义理论。1971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提出了著名的正义原则。既强调“平等自由原则”，也强调“差别原则”和“机会公平原则”。罗尔斯认为，追求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是在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中，为处境不利者提供机会或利益补偿。
根据公平正义理论，政府在分配职业教育资源时需要向弱势地区、弱势学校和弱势人群倾斜，对弱势群体实行“优先扶持”，保障其职业教育条件具备国家教育政策和法律所规定的基本条件，使民众能够享受到符合基本标准的职业教育。京津职业教育服务较发达，河北则较为落后。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国家应对河北省职业教育发展予以优先扶持，促进京津两地富余职业教育资源流向河北省洼地，使三地职业教育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均衡发展。
三、京津冀三地职业教育服务的现实差距
第一，总体服务差距。北京市总人口2，115万人，城镇化率为86.30%，人均GDP为9.22万元；天津市总人口1，007万人，城镇化率为81.55%，人均GDP为10.17万元；河北省总人口为7，287万人，城镇化率为48.12%，人均GDP仅为3.87万元。京津两地城镇人口所占比例分别为河北省的1.79倍、1.69倍，人均GDP分别为河北省的2.39倍、2.63倍。职业教育服务与地区经济发展呈正相关，三地社会经济发展差距直接决定了职业教育服务的不均等现象。
第二，教育经费差距。在中职教育方面，2011年北京市中职教育生均经费为2.55万元，天津市为1.73万元，而河北省仅为0.51万元。京津两地中职学校生均经费分别为河北省的5倍、3.39倍。在高职教育方面，2011年北京市高职学校生均教育经费为3.74万元，天津市为0.91万元，而河北省仅为0.59万元。京津两地高职学校生均教育经费分别为河北省的6.23倍、1.53倍。可见，从职业教育服务资金投入看，京津冀三地职业教育生均教育经费存在严重的不均等问题。
第三，教师配置差距。中职教育方面，2012年京津冀三地中职教育生师比分别为25.99∶1、14.29∶1和20.44∶1，北京市生师比最高、河北省次之、天津市最低。根据教育部要求，到2015年中职学校生师比要降到20∶1以下，只有天津市达到了要求；高职教育方面，2012年京津冀三地平均每万人拥有高职教师分别为4.83人、5.16人和1.37人，京津两地分别为河北省的3.53倍、3.77倍。可见，京津冀三地职业教育师资配置也明显存在严重的不均等现象。
第四，资源配置差距。以中职学校教学仪器设备资产总值为例，2012年京津冀三地人均拥有中职教育教学仪器设备资产值分别为69.41元、44.16元和29.72元，京津两地分别是河北省的2.34倍、1.49倍。尽管三地高职学校教学仪器设备资产总值无具体数据可查，但三地职业教育教学仪器设备资产明显存在严重的不均等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
四、京津冀职业教育服务均等化措施建议
第一，树立整体发展观念。京津两地城市化水平和人均GDP远远高于河北省，这也是三地职业教育服务不均等的根本原因。在京津冀区域内，京津两市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周围城市群发展相互脱节，区域空间联系不够紧密，直接导致了京津冀区域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也直接影响了区域职业教育服务均等化的实现。为此，京津冀各级政府应着力于协同发展大局，树立区域整体观念，破除现有“一亩三分地”思维，加强三地相关政策与规制的协调，逐步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等妨碍区域职业教育合作的思想障碍和体制障碍，通过区域协同发展使各级各类职业教育资源跨区域流动，并产生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促进京津冀职业教育服务的均等化。
第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京津冀职业教育发展财力状况差异显著，单一的纵向财政转移支付加剧了区域之间职业教育财政支付的差距，导致了职业教育服务不均等。尤其是河北省，职业教育经费尚不能满足自身发展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建立以职业教育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河北省职业教育发展所需经费给予适当倾斜，保障河北省有充足的财政能力提供优质的职业教育服务，为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供人力资源支撑。进一步明确京津冀各级政府提供职业教育服务的责任，依照事权决定财权的原则，建立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特别是要高度重视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加快京津冀较为贫困地区的职业教育服务工作。在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方面，京津两地对河北省人才具有吸附作用，应对河北省进行横向财政转移支付，促进区域职业教育服务的均等化。
第三，积极整合现有资源。京津两地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及教育教学设备设施配备明显优于河北省，三地应遵循“因地制宜、互惠互利”的原则，在多个方面实施职业教育资源整合，实现三地现有职业教育资源的共享共用。通过建立区域职业教育校际教学资源共享机制，开展人才培养合作，搭建校际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共享平台，提高职业教育资源利用效率；通过实现校际课程资源的共享，实现区域内课程互选、师资互聘、学分互认等，提升区域职业教育合作整体水平；通过实施学科专业共建，开展联合办学等方式，规避技术技能型人才市场风险。加强创新合作，整合学校、企业、科研院所的优质职业教育资源，通过产学研合作，提高区域职业教育水平。
第四，完善法律规制体系。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促进三地职业教育服务均等化，需要在国家《职业教育法》及区域合作相关法律的基础上，尽快制定适合京津冀职业教育服务均等化的区域合作法律规制，将促进区域职业教育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方针、政策、规章制度等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保障三地各级政府、各类组织机构在职业教育服务均等化实施过程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纵向上制定国家、省市相关职业教育服务均等化的法律、实施条例与地方性法规，自上而下构建完善的京津冀职业教育服务均等化法律规制体系；横向上要确保京津冀三地制定的职业教育法律法规相互统一、彼此认同，强化各方面的协调。重点完善三地城乡职业教育服务均等化法律法规，加强职业教育服务的规范性、统一性。特别要重视农村职业教育发展问题，保证城乡职业教育服务实现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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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基础教育协同发展与其他领域的协同发展同样面临着体制问题、制度问题和落实问题三大制约因素。基础教育协同发展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地位［1］。长期以来由于河北省在基础教育方面与北京和天津处于非均等化地位，在教育经费投入和师资数量和质量方面均处于劣势。三地的协同发展也呈现出以河北省较为积极主动，其他两市相对消极的局面。但是随着国家宏观政策的出台，为基础教育协同发展指明了方向，各方均迎来了协同发展的内在动力。
一、京津冀基础教育协同发展的现状
(一)初步建立了基础教育一体化协同发展机制
三地充分把握住将教育领域作为非首都功能疏解这一政策导线，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合作，共同探索建立分校、合作办学等机制。例如，2017年京津冀三地联合在河北廊坊召开教育协同发展工作推进会，在会上也了《“十三五”时期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专项工作计划》，同时签署北京市通州区、天津市武清区、河北省廊坊市《关于开展教育协同发展的合作协议》，重点推进三地基础教育协同发展等。这一些列计划和协议的签署，也标志着顶层设计的初步建立，为今后基础教育一体化协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初步形成了京冀、津冀等多种形式的教育联盟
河北省各地先后出现了北京、天津优质中小学与河北中小学开展的跨区域合作办学。例如，北京市西城区与河北省保定市，北京市海淀区与河北省张家口市政府签署教育合作协议。此外采取教育集团、学校联盟、结对帮扶、委托管理、开办分校等方式，京津冀基础教育协同发展也在稳步推进。例如，北京市大兴区、天津市北辰区与河北省廊坊市政府联合成立三区市教育联盟。发展较为迅速的是幼儿教育领域，北京、天津等地的特色幼儿园相继在河北省各地开办了分园或合办了实验幼儿园等，极大促进了河北省幼儿教育的发展，这可能与学前教育的民间资本较多，相对于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政策相对优惠有关。
(三)进一步完善了基础教育数字化优质资源共享平台
初步建立了三地中小学教师学生共享合作机制，通过线上课程，三地学生和老师分享了各种独具特色的优质课件。例如，北京数字学校还将重点对河北21个贫困县免费提供不同学段、不同学科的一万节优质课，加快基础教育学校图书资源、电子信息资源等共享。逐步实现京津冀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这些数字化优质资源从客观上弥补了师资不足、优质课程不足的情况。例如，天津某校的“魔方课”通过共享平台，打破了校际限制走进了北京和河北的课堂;河北某校的“陶瓷课”也充分利用了自身资源在平台上供北京天津的学生学习。在“互联网+”时代，网络资源和网络信息共享应该是三地协同发展的重点和先导。
二、京津冀基础教育协同发展问题分析
(一)教育协同管理的体系不够完善
基础教育不同于高等教育或职业教育，更多是由地方政府主导和管理，民间资本的引入和运用毕竟是有限的。北京、天津和河北三地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虽然已经为协同发展制定了相应的规划，并在相关领域签署了合作文件，但毕竟三地教育协同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顶层设计的再好，也无法充分保障制度的真正落实，尤其是涉及到具体的教育管理方面更是没有前车之鉴，只能逐步摸索前行。现阶段表现出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教育协同管理的体系不够完善，制约了三地基础教育的进一步合作和发展。三地各自为战，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与其他两地进行共享，还没有打破原有的教育管理方式，更缺乏协同管理的相应制度和规则。尤其是在落实层面，由于没有相应的制度约束和考核评价目标，三地在形式上开展的合作和协同较多，在实质上开展的交流和合作较少。
(二)优质资源稀缺易发保护性壁垒
当前，京津冀三地基础教育在资源配置、教师队伍等多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推进京津冀基础教育协同发展，需要克服观念、期望、体制等不利因素。有研究显示，京津地区的教育行业已经达到了专业化程度，但是服务周边的能力不足。河北的问题表现为各阶段学校的师资力量不足，优势资源向京津地区单向流动。目前业已形成的初步教育联盟、合作办学等形式往往带有区域性的排他性。诸如北京某中学在河北某地只有且仅有一所分校，其他学校无法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等现象，无法实现教育资源公平的初衷，形成了新的保护性壁垒。
(三)基础教育信息整合尚未完全形成
经过前期的发展，京津冀三地在信息整合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是尚未形成能够统一联动、适时调配地网络信息环境。众所周知，在“互联网+教育”的当下，信息的互联互通对于促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缺乏对于各地教师资源的信息共享和动态监控，造成了优质教师的单向流动，师范毕业生就业也缺乏必要的引导，从而导致京津冀基础教育资源发展不均衡的情况无法得到彻底的改变。教育信息整合的现状反映出当前三地教育部门“各自为战”的尴尬境地。在初步解决了京津冀基础教育协同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外部推力的情况下，促进基础教育协同发展向纵深发展仍需要打破行政区划的魄力。
三、推进京津冀基础教育协同发展对策建议
(一)构建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管理体制
在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模式上，集中模式考虑的是全局性和整体性的问题，涉及到资源分配必须依靠政府来行政主导和顶层设计;契约式和自主式是对集中式的有益补充［4］。在三地协同发展的初期，加强统一组织领导，形成可持续的京津冀教协同发展中长期规划制度非常必要。建立健全京津冀教育发展协同发展管理体制。构建一个权属明确、责任清晰、合作高效并且集合了政府、学校、社会机构和公民共同参与的京津冀区域教育治理机制，并以此为着眼点和关键展开区域教育发展的协同合作。探索建立跨行政区划、跨主管部门的教育资源协调配置机制，统筹推进京津冀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推动教育政策、优质课程、教学成果、名师资源等互联互通、共建共享，鼓励京津两市加大对河北省生态涵养区教育公共服务补偿力度。
(二)整体布局提升整个区域教育竞争能力
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形成“公共教育服务随人走、职业教育随产业走、高等教育随创新变”的互动格局。以京津主在河北省形成借力发展带，带动提高整个区域的教育竞争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多个教育中心城市，打破区域教育资源壁垒和新建教育联盟的界限。在充分发挥北京、天津优质教育资源优势的基础上，挖掘河北在土地、人口、资源方面的优势［5］。完善周边医疗、教育、文化和交通基础设施，为学生和教职工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奠定良好的基础，促进地区之间的人员、物资、经费流动。发挥京津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带动作用，优化区域内基础教育学校布局。深入推进校际交流合作，促进优质基础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加大对河北省特别是环京津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扶持力度，缩小区域、城乡间教育发展差距，推动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
(三)实施基础教育资源和质量的动态监控
进一步鼓励多种形式的京津冀基础教育协同发展，增加教育发展公共体的数量，提高三地教育联盟的建设的速度。通过推进基础教育优质数字化资源共享，可以打破地域、学生数量、教师数量等方面的限制;通过建立教学教研培训网上联盟，可以让各地各校的教师实现资源互通、交流合作;通过统筹使用校内外教育资源，可以使优质的教育以最广泛的形式得以共享等。对京津冀地区基础教育实施教育资源的动态监控。建立区域基础教育质量监测机制，这有利于政府推动区域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
【参考文献】
［1］曹浩文，李政．京津冀基础教育协同发展:定位、现状与对策．上海教育科研［J］．2017，5:13－17．
［2］肖庆顺，张武升．京津冀基础教育协同发展的政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17(2):5－14．
［3］高兵，唐一鹏．区域科学视角下的基础教育协同发展．上海教育科研［J］．2015，1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