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科学论文篇（1）

作者简介：王雪梅(1976-)，女，重庆永川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科学计量学、GIS与文献计量学集成研究.

资源与环境科学以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地球系统特别是地球表层系统的特征和变化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涉及地球科学及其分支学科，以及生命科学、化学、工程与材料科学、信息科学及管理科学的诸多分支学科领域。经济快速发展对资源环境科学提出了巨大需求，中国科学院围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及其相关的资源环境与地球科学问题，在资源环境和地球科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1～3］。利用WebofKnowledge平台SCI-E数据库，对2009—2014年中国科学院SCI论文及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进行统计，并与全球及中国论文产出相比较，了解中国科学院在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科学领域的研究产出及其发展状况。

1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从WebofScience的251个学科分类中遴选出与地球科学、环境/生态学相关的学科，根据学科分类在ScienceCitationIndexExpanded(SCI-E)数据库检索资源环境科学领域的相关论文，应用美国汤森路透公司的ThomsonDataAnalyzer文本挖掘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制图，对全球和中国的资源环境科学领域产出进行统计分析。

地球科学(Geosicence)领域包括：能源与燃料(Energy&Fuels)、地质工程(Engineering，Geological)、石油工程(Engineering，Petroleum)、地球化学与地球物理学(Geochemistry&Geophysics)、地理学(Geography)、地质学(Geology)、地球科学多学科(Geosciences，Multidisciplinary)、湖泊学(Limnology)、气象与大气科学(Meteorology&AtmosphericSciences)、矿物学(Mineralogy)、矿产与矿物加工(Mining&MineralProcessing)、海洋学(Oceanography)、古生物学(Paleontology)、遥感(RemoteSensing)、水资源(WaterResources)；环境/生态学(Environment/Ecology)领域包括：土壤科学(SoilScience)、生态学(Ecology)、海洋工程(Engineering，Marine)、环境科学(EnvironmentalSciences)。

2015年2~3月在SCI-E数据库对全球、中国、中国科学院的SCI论文产出进行检索和统计，中国科学院检索范围包括署名中有“中国科学院”的论文，包括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及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不包括未署名“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科技大学论文。

2中国科学院论文产出总体态势

2009—2014年期间，SCI-E共收录论文955.6万篇，其中署名中国的论文有113万篇，署名中国科学院的论文有15万篇。图1反映了全球、中国、中国科学院2009—2014年年度论文产出量变化。全球、中国、中国科学院的SCI论文分别以年均2%，14%和10%的速度增长。2014年与2009年相比，全球SCI论文增长近11%，中国增长约为93%，而中国科学院增长了62%，由图2可见中国SCI论文增长速度远高于全球论文增长速度。

图3统计了中国SCI论文占全球百分比和中国科学院SCI论文占中国百分比，表明中国论文占全球的份额持续上升，而中国科学院论文占中国的份额则逐步有所下降，但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发表的SCI论文数量占中国科学院的份额稳中有升。从图2也可见，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2014年与2009年相比，SCI论文增长了约92%，与中国SCI论文的增速很接近，高于中国科学院整体的论文增长速度。

将2009—2014年环境/生态学和地球科学领域各年论文按照被引频次高低统计TOP1%，TOP10%，TOP20%和TOP50%论文的数量，以及中国和中国科学院相应级次TOP论文的数量，并统计中国占全球的比例和中国科学院占中国的比例(图4)。

根据论文全部著者统计的结果表明，中国在全球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基本为15%~20%，中国地球科学领域TOP论文数占全球的比例高于环境生态学领域，并且地球科学领域TOP1%的高水平论文比例很高。中国科学院在中国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为26%~32%，中国科学院环境/生态学领域TOP论文数占中国的比例高于地球科学领域。

3资源环境科学领域的重点研究方向

基于SCI学科分类，分别对2009—2014年全球SCI论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的论文数占全球SCI论文总数的比例、中国SCI论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的论文数占中国SCI论文总数的比例，以及中国科学院SCI论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的论文数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全球各学科领域中，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发文最多，发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主要侧重于医学和生命科学等，相比之下，中国产出偏重于材料科学以及化学、物理等相关学科领域，中国科学院在环境科学方面论文产出数量比例较高。

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占全球自然科学领域论文产出的8%左右，中国该领域论文产出占中国SCI论文比例接近10%，中国科学院该领域论文产出占中国科学院SCI论文比例约为20%(图5)。

2009—2014年，中国SCI论文占全球比例约为12%，而资源环境科学领域中国SCI论文占全球份额超过14%。其中，环境科学是全球、中国和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的最主要的领域。此外，中国在能源与燃料、遥感、地质学等方面论文产出占全球比例相对较高，而在生态学、古生物学等方面所占比例较低。中国科学院关于古生物学方面的SCI论文在中国资源环境领域论文中的比例最高，达到54%；此外，在土壤科学、地理学、湖泊学、生态学、气象与大气科学等方面的论文占中国的比例也较高，但在石油工程、海洋工程等方面所占比例较低，不足10%(图6)。

图7中，气泡的大小表征资源环境各子领域占全球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份额的大小，即点越大，该子领域论文数在全球资源环境领域中的比例越高；X轴表示资源环境子领域中国占全球论文的百分比，值越高表明该子领域中国占全球的比例越高；Y轴表示资源环境子领域中国科学院占中国论文的百分比，值越高表明该子领域中国科学院占中国的比例越高。气泡大的那些子领域(如环境科学等)是全球资源环境科学研究比较多的热点方向；右下角的那些子领域(如能源与燃料等)是中国资源环境科学相对比较有优势的研究方向；左上角那些子领域(如古生物学等)是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相对比较有优势的研究方向。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2009—2014年发表的SCI论文主要涉及的学科领域包括：环境科学、生态学、地质学、工程学、气象与大气科学、农学、地球化学与地球物理学、化学、水资源、科学与技术、海洋与淡水生物学、地理学、植物学、海洋学等。

4主要研究机构的科学贡献

中国科学院几乎所有的研究机构都在SCI资源环境科学领域期刊发表过论文，2009—2014年根据全部著者统计超过100篇的研究所有50多个，在资源环境科学领域发表SCI论文较多的前10个研究所见表1，这些较多的研究所都属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机构。

2009—2014年中国科学院27个资源环境类研究所以第一著者发表的SCI论文共有22032篇，其中，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海洋研究所、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大气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南海海洋研究所、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等较多，第一著者的SCI论文数都在1000篇以上(表2)。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论文的篇均被引次数为6.03次/篇，表2中的“表现不俗的论文篇数”统计的是这些研究所高于基准值的论文篇数，即当前总被引次数除以从年至2014年的累积年得到的年均被引6次及以上的论文［4］。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的表现不俗论文都在150~200篇。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被引频次位于前10%的论文篇数，即研究所2009—2014年被引16次及以上的论文篇数，也是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最多，都在260篇以上。

参考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科学前沿分析中心设计科学贡献指数［5］，定义：

式中：Ci为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第i个研究所科学贡献指数，P10%i为第i个研究所被引前10%论文数量，Citedi为第i个研究所论文被引总频次，n为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的数量。结果显示，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海洋研究所、大气物理研究所、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科学贡献指数较高，都在0.1以上。

5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1)2009—2014年，中国科学院SCI论文增长了62%，高于全球11%的增长率，低于中国93%的增长率，但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的SCI论文增长了约92%，与中国论文增速相接近。

(2)中国在全球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基本为15%~20%，中国科学院在中国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为26%~32%，中国科学院环境/生态学领域TOP论文数占中国的比例高于地球科学领域。

地球科学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g8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09(2010)06-00-02

篮球运动的蓬勃发展和篮球项目在竞技运动中地位的不断提高,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篮球工作者和科研人员对篮球运动科学研究的热情和兴趣。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国篮球运动理论的科研成果从观念的变更、新理论的形成、技战术的创新、训练手段的改进、教学方法的改革、器材的更新、选材的科学化、多学科的渗透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开拓,为我国、乃至世界篮球运动理论的发展奉献了许多经典之作。

对我国篮球运动科研论文的生产规律和分布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评估、预测篮球运动的研究水平和发展动向,确定研究重点和调控研究方向,促进我国篮球科研理论建设的全面、深入发展;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国篮球运动研究队伍的基本状况,为发现、培养和造就一批中坚研究队伍、扶植青年学者,组织和协调这支队伍进行重大课题研究等提供事实依据。

1 研究对象

1999-2008年间《

3.4.3 教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定量研究及交叉学科的综合性运用增多

篮球教学研究是篮球科研工作的难点。此类研究通过教学理论在篮球教学中的作用,探索篮球教学中的特殊规律,寻找符合现代教育发展规律的新方法、新理论,以求达到最优的教学效果。过去的十年里,篮球教学的科研文献较以往增多了定量研究与交叉学科间的渗透研究,更具说服力。其内容也涉及教学计划和制定、教材教法设计、考核方法和标准、教学设备仪器研制及学生能力培养等诸多方面。

3.4.4 职业化、市场化研究:更加注重其现实意义

我国篮球运动职业化不过十余年左右,其研究领域也因为要涉足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进行综合分析,一直以来是篮球科研领域的薄弱点,研究成果较少。1998年后伴随着我国篮球运动职业化的深入,广大的篮球科研人员开始紧密结合相关的国家法规政策、体育市场、社会环境,针对这一领域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所著文献也从实际出发,着力于解决篮球职业化、市场化中出现的关键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3.4.5 篮球文化研究:百花齐放、欣欣向荣

篮球运动的文化属性已被学界认可。[2]从文化学的视角研究篮球运动、认识篮球运动,可以拓展研究思路和研究领域,可以促进我国篮球运动的快速全面发展,这一趋势已逐步达成共识。目前,从有关篮球文化研究文章的数量来看,呈逐年递增趋势,说明当前篮球文化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其研究内容除论证篮球运动的文化性,还涉及到篮球文化的概念与篮球文化的结构等。特别是部分学者借鉴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领域的知识,以新的思维、新的视角对篮球运动的文化内涵、结构、特征进行梳理和重构,产生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著作。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十年来我国篮球科研论文刊发量呈波浪形发展态势,存在一定的自发性和变化的无序性;篮球科研的方法有一定创新,但还是以传统方法为主。

2)我国篮球科研工作队伍已经形成,但高产活跃作者群的相对薄弱,核心著者群仍处于形成阶段;作者以高校教师发文量居多,且以副高级、中级职称为主体。

3)现阶段,我国篮球科研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篮球技战术、训练竞赛、教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职业化、市场化、篮球文化等领域,但有关场地、器材、规则方面的研究论文有所欠缺。

4.2 建议

1) 加强篮球科研队伍的建设,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进一步提高论文质量;培育核心作者,增加核心作者和提高其论文平均产出率。

2) 篮球科研必须从篮球运动实践的发展需要出发,拓宽视野,端正动机,防止急功近利地拼凑和重复研究;注重运用交叉学科的基础知识,加强与篮球运动一线的运动员、教练员等的合作,使科学研究与实践相结合,才有利于科研成果的转化。

3)各级决策部门要有目的地进行篮球科研立项,加大对篮球科研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产;建立制约和激励机制,鼓励更多正高级科研人员积极投身科研,多出成果、出好成果,避免人才资源的浪费。

地球科学论文篇（3）

1.2不同研究领域方法运用的独特性体现得越来越明显足球运动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对足球教学、训练、比赛和实际管理工作以及足球运动发展和变革过程中的问题进行研究自然离不开对相关社会影响因素的调查.因此,除文献法外,足球教学训练研究论文运用频次最高的就是调查法(表1),说明研究人员充分认识到只有多途径、多视角地研究该领域的问题,才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该领域论文研究方法运用频数较高的还有统计法、观察法、逻辑法等.比赛分析研究论文主要通过观察法来实现研究资料收集,文献法也是该领域论文研究资料收集的主要方法.由于该领域的研究需要准确地用数量这一客观证据来描述和分析足球比赛的特征和规律,统计法的运用频数是四个研究领域中最高的,大量运用了推断和多元统计方法,极大地提高了比赛分析的客观性和可靠性.人体科学应用研究论文的研究方法运用频数依次为统计法、文献法、调查法、实验法、测量法等,说明其研究方法运用秉承了运动人体科学的研究传统,即/以实验为基础,以客观量化的统计数据为依据0[6].由于是运动人体科学理论和方法在足球领域的应用研究,研究有时需要对具体的研究对象或有关专家进行调查,调查法也是该领域研究使用频数较高的方法之一.

人文社会学研究论文的研究方法运用频数依次为文献法、调查法、统计法、逻辑法等,其方法运用具有明显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烙印.研究的实证资料主要通过调查方法来收集,研究的理论资料主要通过文献法来收集.以定性分析为主的研究,如足球文化、球迷现象、道德伦理、足球运动发展的历史、足球运动与社会体育关系研究等,主要通过具体的逻辑方法,如比较与类比、抽象与概括、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等辩证地揭示足球社会现象,探索足球社会发展规律.任何具体研究方法都有其方法学的理论基础和具体要求[5],由表1可知,除文献法在各个研究领域的论文中都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外,随着我国足球科学的发展,不同研究领域的研究对象逐渐明确,研究内容不断明晰,科研人员能按照不同方法的适用范围和优缺点,根据研究课题的性质、内容等实际需要而灵活运用[7],不同研究领域论文方法运用的独特性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如除文献法外,足球教学训练和人文社会学这2个研究领域的论文主要常用研究方法是调查法和统计法,但是,在它们各自的具体研究领域,也反映出方法的独特性,如足球教学、运动训练问题的研究方法与足球运动市场经济、俱乐部经营管理问题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区别;比赛分析研究论文主要通过观察法来实现研究资料收集,同时,其统计法的运用频数是四个研究领域中最高的;人体科学应用研究主要采用统计法,实验法的运用频数是四个研究领域中最高的.

1.3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能力明显增强马樟生等的研究提出/足球科研方法的综合运用有待进一步加强0[8],为了了解论文科研方法综合运用的状况,对其运用的研究方法数量进行了统计.由表2可知,论文使用的研究方法数量统计结果相比较于李仪的研究结果(1种方法占74.10%、2种方法占21.26%、3种及以上方法占4.64%)[9],运用1种研究方法的论文比例明显减少,运用3种及以上研究方法的论文比例明显增加(占58.8%),并且远远超过运用单一或2种研究方法的论文,足球论文研究方法综合运用能力明显加强.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当代的足球科学研究正向高度综合性发展[10],需要探讨和研究的因素不断增加,因此需要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并发挥研究的综合作用,以增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能力;此外,随着整个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供选择的科学方法明显增多[5],为足球科学综合运用研究方法创造了方法学条件.

1.4重视定性与定量方法结合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之间虽有歧异却并不排斥和矛盾[11],如果能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使用,不仅能克服单一运用某种方法带来的缺陷,而且,必然在方法的使用上表现出更为全面的优势.调查发现,四个研究领域的论文在逻辑思辨的基础上,较好地结合了统计方法(足球教学训练研究为66篇,占48.2%、比赛分析研究为55篇,占74.3%、人体科学应用研究为27篇,占64.3%、人文社会学研究为48篇,占37.5%),利用统计方法对大量调查、观察、实验和测量获得的数据进行处理,有效地将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较准确地用数量来揭示影响所研究问题的内部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较精确地描述了研究结果的本质与规律,从而对问题做出了客观的阐释和理解,提升了研究的科学化水平.

1.5统计学方法运用水平明显提高统计发现,有196篇,占51.4%的论文运用了统计学方法对大量数据资料进行处理.研究人员大量运用了假设检验、非参数检验、多重比较、相关分析、因子分析、回归分析、差异性分析、聚类分析等复杂的推断性统计方法,远远超出了/大部分论文所运用的数学方法还停留在百分比、平均数的水平0[4],统计学方法运用水平明显提高,如论文对多元统计分析方法的运用,使复杂的、多变量的研究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较准确地用数量来揭示了影响所研究问题的内部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提高了研究的科学性和说服力,提升了研究成果的理论深度.

1.6实证主义倾向表现明显统计发现,除比赛分析论文外,其他三个研究领域的足球论文大量运用了多种类型的调查法(表3),特别是对问卷调查法的使用,问卷调查法由于具有实证性质,有助于获得定量化事实材料,能帮助我们收集系统的数量化资料、经验理论假设[12],体现了足球科学注重采取定量的手段,依据客观的验证来分析和研究具体足球问题的研究特征.此外,人体科学应用研究有38.1%的16篇足球论文运用了可靠性、科学性。较强,能更深刻地认识事物的本质、规律并具有实证性质的实验法.由此可见,足球论文的研究中重视/借助于调查、实验等实证方法,获得更多的支撑论据,通过加强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到有理有据,得出可靠的结论0[11],说明足球论文的研究中比较重视对研究对象的测量与客观分析,强调客观事实,实证主义倾向表现明显.

1.7参考的文献资料类型全面由表4可知,论文的参考文献种类较全面,涉及图书、期刊、论文集、学位论文、标准、报纸、汇编、报告、电子文献和未定义类型文件(该类型文件只做一种统计)等10种类型的参考文献,这表明论文获取文献信息的途径进一步拓宽,参考文献的分布正在逐步扩散.期刊、图书长期以来都是我国足球科研人员主要和习惯参阅的文献类型,参阅频数排在前两位;值得一提的是电子文献,由于其知识覆盖面广,时效高并且随着网络的普及获得更加快捷、轻松,正日益受到我国足球科研人员的关注,参阅频数排在第三位,将来有可能成为我国足球科研的主要参考文献类型.硕、博士学位论文的参阅频数也较高,说明我国足球方向的硕、博士研究生教育与科研水平正在提高,最能代表其科研水平的学位论文正日益受到我国足球科研人员的关注;其他类型的文献资料虽然参阅频数不高,但它们正日益丰富、充实着我国足球科学的文献资料库,使我国足球科研的文献资料更加全面.

1.8资料收集、加工手段日趋科学化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可供足球科学研究使用的先进科学技术日益增加,这些技术的运用为足球科学研究提供了研究条件与应用保障,促进了足球科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发展.调查发现,大部分足球科研人员都掌握了较为扎实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能利用计算机联机检索系统和各种机构或专业网站进行文献资料的收集,实现了文献资料的计算机检索,文献资料收集手段日益现代化,从而保证了文献资料的全面性、时效性.此外,科研人员大部分都能利用各种统计软件如SPSS、Excel对资料进行数理统计和分析,部分科研人员还把Poiar遥测心率手表、奥林巴斯27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新型身体机能测试系统、QualisysMCU500GC红外光点运动捕捉系统和SIMIOmotion7.3三维运动图像解析系统等现代科学的高新技术运用到具体的研究项目中,从而保证了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和先进性,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科学化水平.由此可见,我国足球科研人员对先进科学技术的利用正在逐步加强,研究资料收集、加工手段日趋科学化.

地球科学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2)Ol-0043-49

全球学是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从根本上反思解决全球问题的必然结果。全球学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而发展。因此，全球学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着其内涵。全球学产生过程的本身就是一个由模糊到清晰、由无学科范畴体系到确立本学科范畴体系的发展过程。全球化的深入催生着全球学的诞生。

一、全球学必经三个发展阶段

任何学科的建立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要经历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过程。根据学术发展规律，“全球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问题意义的全球学(GlobalProblems)、研究意义的全球学(Global Studies)和学科意义的全球学(Globalology)三个发展过程。

问题意义上的全球学(Global Problems)应当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1968年4月来自世界各国的几十位科学家、教育家和经济学家聚首罗马，成立了一个研究世界未来学的非正式国际协会，即罗马俱乐部。罗马俱乐部递交的第一分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就已经展示了新的增长世界观，从而昭示着全球学时代的到来。这个报告指出，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增长趋势继续下去，这个星球上增长的极限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这个世界的未来注定是要增长，然后崩溃为凄凉的和枯竭的生活吗?只要我们所作的最初的假定，即我们现在做事情的方式不变，情况就是如此。”人类以往的增长观注定要造成人类思想的混乱。

有的学者认为，“把全球学称作科学、哲学及文化学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是正确的。”还有学者发现，国家在处理全球问题和冲突的能力在减弱，“这并不意味着必须立即推行一个世界政府”，在全球化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类活动不仅需要国家干预，还需要更多的非政府国际组织和跨国行为体来共同管理人类的共同事务。

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全球学流行但并不广泛。有学者考察道，“虽然全球学这一概念尚未得到十分广泛的传播，但是它不仅在专家们中间而且在日常交往中，在大众传播媒介和各种出版物中，得到频繁的、完全正当的使用。”更有甚者，上世纪80年代末，前苏联还把全球学当作是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资产阶级的全球学。在我国，那时还没有全球学的概念。然而，在西方学界的主流中，对全球学的研究形成了全球学的正统。20世纪80年代不仅形成了西方全球学，而且产生了不同流派。如“法国全球学家绝大多数著作都认为减缓人口增长速度是解决整个人类问题系统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法国全球学家还对生态问题和资源问题给予了突出关注。”美国全球学家对裁军和防止战争问题最感兴趣。北美组织“为和平所困扰的哲学家”特别引人注目，该组织每年都举行科学会议，讨论上述问题。

不过，作为独立学科的全球学至今还没能完全形成。在能否构建独立学科全球学的问题上，学界还有很大争议。前苏联学者阿・恩・丘马科夫认为，全球学是否科学，首先要对“科学”予以精确化。他提出，全球学有别于具体科学。首先，并非所有科学都从事全球性问题研究，研究这些问题的只是科学的一部分。其次，全球学既没有统一的语言，也没有统一的范畴体系，而且由于其研究对象的极端复杂和多侧面，也不可能在那个时代形成统一的语言与范畴体系，因此它不能被称作具体科学。

然而，全球化日新月异的发展，推动了全球学的飞速发展。在全球学还停留在提出问题和研究问题的发展阶段，阿・恩・丘马科夫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上述看法，而且是成立的。可是，全球学一旦走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时代，阿・恩・丘马科夫的看法就已成为历史。成熟的全球学必须有自己独特的理论范畴体系。当全球学发展时代从上世纪90年代推进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学界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相对集中的范畴群，如全球问题、全球意识、全球利益、全球伦理、全球治理、全球价值等一系列范畴。全球学经历了从没有自己学科范畴到产生了一系列全球学范畴，全球学已呼之欲出。

随着全球化进程近二十年的加速发展，全球问题越来越严重。这越来越清晰地告诉人们，不仅许多超越传统民族国家(Nation-State)概念和边际的难题不断浮出水面，而且诸如恐怖主义、文明冲突、环境与健康、非政府组织、与走私、互联网等全球问题的层出不穷正不断地拓展着哲学、国际关系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领域。这些问题实际上远远超出了传统学科的固有内涵和边界。这些传统学科已经不能应对新的问题挑战。因此，有学者认为，国际学术界在这个时代兴起了被称为“全球学”(Global Studies)的学术研究领域。

2000年7月6日，国际学术界第一个“全球学学会”(GSA-Global Studies Association)在英国曼彻斯特城市大学举行的“全球化、文化与日常生活”(Globalization，Culture andEveryday Life)国际会议上宣告成立。2002年、2005年，分别成立了“全球学学会北美分会”和“亚洲全球学学会”。2008年，第一届国际全球学大会在美国芝加哥举行，标志着全球学研究正式登上舞台，形成为全球性的学术研究领域。

构建科学性的全球学，需要把议题全球学提升为具有自己逻辑范畴体系的全球学。不难看出，在进一步提升全球学过程中，有两大问题需要明确：第一，全球学需要从全球研究(Global Studies)提升为全球学(Globalology)。作为独立学科的全球学不是复数形式的“Global Studies”，而是具有整体性的单数形式“Globalology”。全球学由“Global Studies”的复数发展形态发展为“Globalology”单数发展形态，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第二，有人还在犹豫不决，认为全球学是否应该构建一套自己的学科概念或话语体系，诸如全球主义、全球公民、全球伦理、全球正义等问题。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与解决，更有待于国内学者积极参与进去，以免未来西方学者发展了西方全球学样本时，中国的学者只能被动地去接受―种新的话语体系。这种犹豫，与其说是来自于对新的话语体系的担忧与害怕，不如说是

构建独立学科的全球学能力不足的表现。

仅仅把全球学的内涵聚焦为“全球研究”(Global Studies)，还不能从根本上满足全球问题研究的客观需要。全球学发展需要从“全球研究”提升为一门具有独特价值的独立全球学，其实质是要从议题全球学(广义全球学)提升为学科全球学(狭义全球学)。因此，提升全球学的研究深度是时代的发展需要。时至今日，作为独立学科的全球学的诞生，如果用的话说就是，“它是站在海岸遥望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阿・恩・丘马科夫昔日对全球学的看法已经过时，而开启建构独立学科的全球学时代已经到来了。

我们正面临着把议题全球学提升到学科全球学发展的时代路口上。我们有责任构建而不是杜撰出一门不仅旨在为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的一门课程，而更应有志于为解决全球现实问题而提出一套系列全球学范畴，以及拿出较好的解决全球问题的系列方案。

二、全球学的学科性质

全球学的“学科”性质是随着全球学内涵的发展而发展的。首先，当全球学停留在研究意义上的全球学(Global Studies)时代，全球学的性质必然具有跨学科、交叉学科的性质。或者准确地说，在这种意义上的全球学时代，不同相关社会科学对全球现象展开研究的时候，一方面站在自己学科立场上对全球现象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不同相关学科也不断地吸取其他学科对全球研究的营养成分，这已经成为全球研究的事实。于是，在这种意义上的全球学必然具有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的性质。有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全球学的这种学科性质，提出“全球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跨学科性是其最明显的特征之一。”

这个时代的全球学明显具有诸多缺陷。从存在形态上看，这是全球学发展的初级发展阶段。从研究内容的深度看，这种研究水平是肤浅的。这种肤浅性是由于全球研究还散落在不同相关学科中，必然带着各自为政的不足，从而具有很大的狭隘性和局限性。

因此，全球学发展在交叉学科的时代必然具有边缘学科的缺陷。边缘学科的最大不足就是“边缘性”。从逻辑上讲，作为独立学科的全球学显然不是“边缘学科”，而是独立学科。作为独立学科的全球学不能站在不同学科的边缘上而依靠“交叉”来生存，一定要站在自己的独到的研究对象上独立生存和发展。我们没有理由因此认定任何存在形态的全球学都具有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性质，只能运用动态发展的历史方法认定，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性质只是在研究意义上的全球学(Global Studies)时代的学科属性。一旦全球学的发展超越了这个时代，全球学的学科性质就应随之发生变化。

其次，当不同相关学科对全球现象研究有了长足进展之后，需要对散落在各相关学科对全球现象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这时全球学就必然具有综合性。它不仅具有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性质，而且具有了综合性的学科属性，这显然是一种研究深度和研究水平的巨大进步。

然而，如果这种综合仅仅是一种把散落在不同学科中关于全球现象的研究成果的集大成，那么这种学科无疑有重大的学术缺陷。这种缺陷导致学术研究没有自己的学术内涵，只是对别的学科研究成果采取拿来主义的做法，充其量只是一个简单的拼盘或拼凑。其实，这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重要的是缺乏对全球学研究对象的深入研究。

有人已经这样做了。如孙国强把全球学的相关概念体系合拢起来，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全球学》，其体系结构包括全球化问题、全球化辨析、全球化科技、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治理、全球化价值和全球化榜样等九章。不难看出，这个初步构想显然还停留在全球研究的层次上。但该书的不足之处有：首先，未形成成熟的范畴，其九章的内容都是围绕“全球化”展开的，如果抽掉“全球化”的概念，这个体系什么都不是；其次，这个体系是个拼盘，缺乏创造性，只是把全球化与科技、经济、文化、政治、治理、价值等范畴对接起来；再次，这个体系并没有建立起全球学独特的范畴体系，浓缩并概括出属于全球学的范畴体系，只是全球问题、全球经济、全球文化、全球政治、全球治理、全球价值等，并不构成为严谨的全球学逻辑体系；第四，这个体系根本没有形成具有内在联系的严谨的逻辑范畴体系，主要是缺乏全球学的基本问题、逻辑起点。作为全球学的基本问题应当贯穿于全球学范畴体系的始终。总之，鉴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这个全球学体系充其量是“全球研究”的拼盘，还很难成为学科意义上的全球学。

日本学者星野昭吉所著《全球政治学》，也是全球学的一种尝试。星野昭吉的体系包括国际关系理论与世界社会体系的变动、全球化与世界秩序、全球体系中国家的变化、全球化的安全概念的变化、全球经济与全球体系、全球文化与全球化体系、民主与全球化、全球体系中的冲突与和平、全球化与全球治理。这个体系虽然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的拼盘，已有所深化，但也同样不足以作为狭义的全球学学科独立出来。其根本不足有三点。其一，这个“全球政治学”充其量是往日的“国际关系学”的升级版，即把全球现象扩充到国际关系学里；其二，不仅缺乏创新性，重要的是并没有建立起狭义全球学的特殊范畴体系；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全球政治学和全球学不是同一门学科，而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学科。

全球学的发展不会止步于从跨学科、交叉学科发展为综合性学科，它必然要沿着其本来的内在逻辑，提升为独立学科的全球学或狭义全球学。狭义全球学的学科属性不是跨学科，也不是交叉学科，更不是综合学科，而是整体性的学科。从全球学发展的历史全景视角看问题，全球学的学科性质必然要经历从跨学科、交叉学科(性质)走向综合性学科(性质)，再走向整体性学科(性质)的发展过程。

此外，反思狭义全球学的学科性质，还有必要把全球学与相关的学科区分开来：

第一，全球学是不是哲学?答案是否定的，全球学并不是哲学或哲学的一个分支。全球学和哲学的根本性分别在于，全球学是实证性很强的学科，而哲学不是实证性学科。所有的哲学命题，都是普遍性问题，所有普遍性问题都不能用实证性来证实或证伪。全球学是一门科学，科学与哲学的根本区别就是实证。

第二，全球学是不是国际关系的新版本或升级版?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国际关系学的升级版是包括研究全球现象的学科，但不是单纯研究全球问题的学问。国际关系学既研究非国家行为体，也研究而且主要研究国家行为体及其行为规范。全球学虽然也必须研究国家行为体及其行为规范，但却是从全球性的角度来研究国家行为体及其行为规范。全球学主要考量的利益主体不是国家利益，而是全球利益。

第三，全球学是不是全球经济学、全球政治学、全球伦理学，或者是三者的拼凑?答案同样是否定的。由于全球问题的出现，往日的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必须把全球问题包容进去，或把这三门学科提升为全球政治学、全球经济学和全球伦理学的升级版。与其说全球学是全球政治学、全球经济学和全球伦理学的总和或拼凑，倒不如说是全球学与全球政治学、

全球经济学、全球伦理学是在不同层次上的学科。这四者分别是不同性质的四门学科。

总之，全球学不是单纯的跨学科、综合学科的学问，而是从整体性上来着手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学科。“整体性”是全球学命脉或核心问题。

三、全球学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建构全球学的根本

任何学科的成立与否，都必须有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而其研究对象又必须通过自己特殊的学科范畴体系表现出来。那么，全球学特有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能够表现全球学特有的范畴体系又是什么呢?解决这一问题，只有用“整体性”的方法论来完成。

早在学者组建罗马俱乐部时代，就已经提出了把人类发展观从无差异增长发展到有机增长，从简单的发展观提升为可持续发展观，其中的关键就是看到，现代人类必须从整体上解决问题。“孤立地解决任何一种危机的企图已经证明不仅是短命的，而且会损害其他方面：为了减缓能源或原来的短缺而采用破坏环境的手段，实际上等于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真正解决问题的各种措施之间显然是互为依赖的；所有各种危机集合起来似乎构成了一种世界发展的全球危机症。”因为在现代，“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已经变得多么紧密。某一地区的某一个官僚机构的决定，也许只是一个人的决定……引起了世界其他某个地区的家庭主妇出来抗议食品价格飞涨……难道各个地区或者国家还可孤立地作出决定，完全无视这些决定对世界系统其他部分的影响吗?”

如果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思维来思考全球问题，那么就不难发现，现代人类的诸多根本性问题大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需要从整体上解决而不能孤立解决这些问题。然而，对于全球问题，“迄今还没有找到真正有效的、可以付诸实践的解决办法，还没有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极端需要的共同行动。各种努力，有时还是由个别的或某些国家所作的重大努力，并不总能获得预期的结果，至多只是使那些成为人类共同灾难的问题得到缓和，而不是真正解决。”

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来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学，那么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学必须由“统一”为核心词，形成了统一的全球意识、统一的方法论、统一的方法论原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全球学的基础。上个世纪80年代末，前苏联曾经把全球学视为非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是多么荒堂可笑。之后，俄罗斯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全球学应被看作某种完整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理论，但它可以在各种不同的、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的方向上表现出来。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哲学方法论方向问题。

在构建全球学时，需要借用系统哲学家、广义进化论和全球问题专家欧文・拉兹洛的“整体性”方法论。他提出，古典科学在它的各门学科中，不管是化学、生物学、生理学，还是社会科学，总是企图把观察对象的种种元素(如化合物和酶、细胞、初级感觉、自由竞争的个体等等)孤立起来，然后希望通过概念或实验把它们重新放在一起以产生整体或系统。现在我们懂得，对于理解整体或系统来说，我们需要的不仅是理解其元素，还需要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需要根据它们自身的方法和特点来对我们的观察对象进行考察。这就需要“一般系统论”的方法。一般系统论的任务是科学地探究“整体”和“整体性”。“整体”和“整体性”，在以前还被认为是超越于科学范围的形而上学的概念。全球问题的出现，需要把“整体”和“整体性”从形而上学的不可证实的概念降落为形而下的可实证性的概念。这种试图阐述“一般系统论”原则和模型的努力提供了一条通向科学一体化的可能途径。

运用整体性方法论来研究全球学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肢解有生命力的现象，而必须还原生命力本来的属性。这是全球学与其他学科最重要的分别或根本性的分界线。全球学的对象是整体性的。因此，全球学的整体性研究方法须用全球整体生命力的视野研究全球问题。

我们还可以借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观点来解决全球学的难题。亚里士多德提出一个著名的思想，“在任何状态中或在某一个状态中的一只手不能总算是人的一个部分，只有那只活着的能工作的手才算是一个部分；假如是一只死手，那就不算是人的一个部分。”全球学的任何研究都必须把“手”(全球学的任何一个具体范畴如全球治理等)“放置”在活人(全球整体)的身上，才会具有整体。研究全球学也必须用具有整体l生的“局部”(如全球学的某一具体范畴全球治理)去阐释其本来的意义(全球治理不能单独治理某些方面，必须是全球性的治理方法)。可以说，整体性是全球学的生命线。

全球学整体性理念的关键在于不能孤立地以人为中心，而要以全球生态为中心，把人类伦理提升到全球伦理的高度。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林恩・百特发表《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认为，西方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犹太教――基督教的观念，产生了有害的“人类中心论”，认为人类应该“统治”自然，把自然视为异己。美国植物学家墨迪也认识到，不要简单把人看成是价值的源泉，更不能排除自然界的事物有内在价值的信念。法国哲学家阿尔伯特-施韦兹提出“生物中心论”伦理学。他在1923年发表的《文明与伦理》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把价值领域扩大到所有生命的理念。施韦兹把这一立场称为“敬畏生命”。莱昂波特在创建“大地伦理”时意识到，“所有伦理学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前提之上：个体是一个与其余部分相互依赖的共同体的一个成员。”为此他提出了生态中心论伦理学的原则：“当一件事情有益于保护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时，它是正确的；当它趋向于相反结果时，它就是错误的。”

与此相应，全球学的所有范畴都必须是具有整体性的概念。凡是具有整体性的范畴才能成为全球学的范畴，如全球化、全球问题、全球政治、全球经济、全球法律(世界法)、全球文化、全球意识、全球伦理、全球价值、全球治理、全球体系、全球社会、全球公民、全球秩序和全球进程等。凡是不具有全球整体性的范畴都不能成为全球学的概念，如地区化、民族化、国家公民(而不是全球公民)、地方主义等。

地球科学论文篇（5）

一、《地球科学概论》的教学内容

 

根据《工程教育认证标准(2015版)》，该标准由通用标准和专业补充标准组成;通用标准是各工程教育专业应达到的基本要求，专业补充标准是在通用标准基础之上根据本专业特点提出的具体要求。在测绘工程的专业补充标准中，课程设置分为四类，即：数学与自然科学类课程、工程基础类课程、专业基础类课程、专业类课程。《地球科学概论》属于数学与自然科学类课程中的自然科学课程。

 

地球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地球的各圈层在不断地演化与相互作用，人类对地球的认识在不断地深化。通常，《地球科学概论》的教育教学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地球的形成和组成，包括宇宙中的地球、行星地球简史、地球的物质组成三个部分;(2)地球的外部圈层，包括大气圈、生物圈、水圈，以及地球表部圈层的相互作用四个部分;(3)地球的内部圈层，包括地球的内部圈层的划分和性质、岩石圈内部物质的转化、岩石圈的变形与变位、重力地磁与核幔作用四个部分;(4)人对地球的认识和人与地球关系，包括地球系统科学、人与资源、维护我们的生存环境三个部分。

 

二、《地球科学概论》知识点的涵盖

 

在2013年版测绘工程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设置了《地球科学概论》课程，该课程可以很好地涵盖教学内容的所有知识点。但在之前版本的测绘工程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没有设置《地球科学概论》课程，对于2011级、2012级同学来说，该课程的知识点需要由其他课程的教学内容来涵盖;具体设置的相关课程有：第3学期《环境科学概论》、第4学期《煤矿地质学》、第5学期《采煤概论》以及第7学期的《开采沉陷与变形监测》、《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

 

《环境科学概论》的知识点，通常包括：大气环境、水体环境、土壤环境、固体废物与环境、物理环境、生物环境、环境管理、环境科学技术与方法、全球环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等。

 

通常，可以涵盖《地球科学概论》第四方面内容(人对地球的认识和人与地球关系)，同时大气环境、水体环境、土壤环境、固体废物与环境、物理环境、生物环境，可以部分地涵盖《地球科学概论》第二方面内容(地球的外部圈层)。

 

《煤矿地质学》的知识点，通常包括：基础地质理论部分，地球概况、地质作用、矿物岩石、古生物地史、地质构造、煤与煤系等，应用地质工程技术部分，影响煤矿生产的主要地质因素、矿井水文地质与防治水、煤矿环境地质、地质勘探、主要地质图件、储量管理、地质编录、地质报告与说明书、煤矿地质信息技术等;可以涵盖《地球科学概论》第一方面内容(地球的形成和组成)，同时，可以较多地涵盖《地球科学概论》第三方面内容(地球的内部圈层)，以及部分涵盖《地球科学概论》第二方面内容(地球的外部圈层)。《采煤概论》的内容主要是煤矿生产建设的基础知识，知识点通常包括：煤矿地质、煤田开发、井田开拓、采煤方法、井巷掘进与支护、矿井通风与安全、矿井生产系统等;可以较多地涵盖《地球科学概论》第三方面内容(地球的内部圈层)，以及部分涵盖《地球科学概论》第二方面内容(地球的外部圈层)。

 

《开采沉陷与变形监测》主要内容是：地下开采引起的岩层与地表移动、地表及岩层移动的观测工作、地表沉陷的一般规律、地表移动与变形预计、开采损害及其防护措施、露天矿边坡的稳定性监测、下沉与变形监测新技术;可以较多地涵盖《地球科学概论》第三方面内容(地球的内部圈层)，以及部分涵盖《地球科学概论》第二方面内容(地球的外部圈层)。《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主要内容是：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的概念、内涵与发展历史，采矿对土地与环境的影响，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的技术，矿区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中的测量工作;可以较多地涵盖《地球科学概论》第四方面内容(人对地球的认识和人与地球关系)，以及可以部分涵盖《地球科学概论》第三方面内容(地球的内部圈层)。

 

所以，虽然在之前版本的测绘工程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没有设置《地球科学概论》课程，但《地球科学概论》的知识点，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涵盖。

 

三、《地球科学概论》的教学特点

 

通常认为，《地球科学概论》不同于《普通地质学》。《普通地质学》是地质类专业学生的一门入门性的课程，解决的是专业入门教育问题，以今后从事地质工作为培养目标，在后续课程中将深入学习《普通地质学》中每一章的内容，是相对较纯的地质学的研究内容。而《地球科学概论》是由原来的《普通地质学》拓宽、发展而来的，课程的内容更加广泛，涉及的学科更多，体系更加庞大，不仅包括自然科学中比较成熟的地学知识，而且要面对当代技术发展和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它的主要对象是非地质类专业但与地学相关专业的学生，它不以今后从事地质工作为培养目标，没有相应的后续课程，主要任务是为刚进入大学校门的学生传授地球科学的基本知识，进行地质思维的教育，使学生建立起正确的地球观，具有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科学素质，培养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的兴趣。

 

通常来说，《地球科学概论》具有内容多、课时少、程度浅的特点。内容多体现在：地球科学是六大自然科学之一，地球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具有空间跨度大、时间跨度长、地质过程复杂的特征，不仅要介绍地球的形成和组成，而且要介绍地球的外部圈层、内部圈层，阐述地球系统的整体作用和不同圈层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基础上，还要介绍人类对全球变化、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和灾害防治等当今热点问题的认识和态度。

 

课时少体现在：通常该课程仅仅为32学时或40学时，相对于庞大的教学内容而言，课时显得十分的有限。程度浅体现在：《地球科学概论》是有关地球科学基础知识的一门通识性课程，不以从事地质工作为培养目标，在讲授时应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将复杂的地质现象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加以解释。以上的这些特点，也就决定了，要上好这门课，不能照本宣科，必须十分熟悉教学内容，必须对教学内容进行高度的凝练，教学过程中在具有很强的知识性、理论性的同时，还要具有很强的趣味性、思想性。

 

四、《地球科学概论》教学对专业认证的支撑

 

自2006年起，由教育部牵头，我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在机械、化工等行业开展了试点工作;随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有序推进。我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的全面展开，对引入先进的教育理念与质量保障文化、引导工程教育专业建设与教学改革、全面提高工程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意义重大。测绘地理信息类专业认证从2012年开始，由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和中国测绘学会进行认证工作。根据《工程教育认证标准(2015版)》，在毕业要求方面应覆盖12方面的内容：1.工程知识;2.问题分析;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4.研究;5.使用现代工具;6.工程与社会;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8.职业规范;9.个人和团队;10.沟通;11.项目管理;12.终身学习。

 

《地球科学概论》教学对测绘工程专业认证的贡献，首先是课程设置的需要，《地球科学概论》属于数学与自然科学类课程中的自然科学课程。其次是教学内容为测绘工程专业的后续学习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如地球形状的知识是投影带划分的基础，大气圈的物质组成和分层的知识是航空摄影测量的基础，地球重力场和地磁场的知识是地球物理大地测量的基础等。最后是对专业认证毕业要求的12个方面中的几个方面有一定的支撑;在“6.工程与社会”方面：例如，滑坡是一种地质灾害，具有突发性的特点，通过观测整体的微小变形量，构造统计分析模型，能够及时有效地预测变形体的变化趋势，为防治灾害提供基础。这不仅是一个工程技术问题，而且是涉及到人身财产安全的社会问题。

 

地球科学论文篇（6）

当代人文地理学家对于全球化的定义，包含三种不同的态度-超全球化论、怀疑论和转型论。超全球化论者认为，全球化是不可抑制的巨大力量，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全球化消费观念的扩散使得信息、资本和创新的"流"达到最大的状态。最大化的自由的 "流"建了一个生产、贸易和金融的跨国网络，这使得世界经济成为 "无边界的"状态。怀疑论者质疑了已经存在的全球化，认为全球化是过于夸大的思想和分析的概念。他们认为全球化不是决定性的，而是被决定的。区域主义被认为是反全球化的有力的证据。怀疑论者认为国家政府在全球化经济的构建和管理行为者中仍占有中心性的地位。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人文地理学者从不同维度开展了全球化研究：既包括了以问题为导向的社会经济分析要素流动、经济增长、区域发展、世界城市等，也涵盖了对政治与制度的解构（制度变革、国家转型、城市治理等）；既涉及对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扬弃，也注重跨学科的交叉与综合。值得注意的是，人文地理学者尤为重视对尺度与空间的理论重构，反对全球化意味着"地理终结"的论调，指出全球化不仅代表着跨国联系的强化，同时还推动着代表异质性的地方力量崛起和国家力量变革。

随着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社会生活的转换由物质-政治-文化的转化程度不断加深。在当代全球化阶段，国家已经无法维持持续的社会繁荣和经济的增长，个体开始突破国家尺度的管理，最值得关注的是全球文化的"普遍化 "显示文化的全球化和渗透性，突出了全球化文化的重要意义，认为全球化历史主要体现在全球化文化的扩散和渗透，全球化文化由表层面的物质文化，中层面的制度文化，和深层面的精神文化的不断加深。从全球化的动力机制来看，是文化结构要素的自身出现的发展危机导致了全球化阶段变化。Murray 的全球化波动历史理论的核心思想强调了结构性危机是每一次波动产生的动力。欧洲的贸易殖民导致了工业变革和资本主义的加强，这种文化的改变对经济和政治产生了深入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后殖民主义文化"培育了全球化的政治制度。在现代化阶段国家发展主义大力推进跨国公司是资本主义文化扩散的主要动力；1970年的石油危机则导致了全球 "新自由主义"文化兴起，国家的力量受到全球制度和市民社会的挑战。其核心是致力于缩短资本循环周期的资本主义文化的扩散，其导致的空间结果是通过技术的革新带来的 "时空的压缩"。独立于领土空间的力量的存在使得全球化空间力量的结构表现越来越复杂，同时处于不断的变化中。他认为：一是全球化并不是像地毯一样均匀的铺展开来的。二是全球化也不是什么新的现象，但不同的全球化波动阶段存在一些明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差异。

总体来看，当代西方人文地理学有影响力的理论方法论包括计量地理学、后结构主义地理学、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女性地理学、制度主义地理学和关系的地理学，它们在全球化的研究主题、态度、分析的框架上各有特色，同时也存在交叉。分析庞杂的 '全球化'的概念，可以发现当代人文地理学的全球化态度的演化经历了 "超全球化论-怀疑论-转型论"的演化。对 "空间 "概念的理解经历了 "绝对空间-相对空间-比喻空间"演化；空间辩论走向了 "真实的空间（地方空间）和比喻空间 （流的空间）共存"。总之全球化和地方化相互作用的观点成为当代人文地理学关于全球化空间辩论的主导方向。对于空间规模的理解，全球的 、国家的 、区域的和地方的多种规模空间权利存在，关于制度 （权力）空间结构的理解经历了 "分离的层级性-协调共存的层级性-网络的交织"的演化。从全球化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上，对全球化的动力机制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理论方法和后结构主义的方法得到较多的体现。

长期以来，我国人文地理学一直将 "空间"研究作为研究的核心。即人文地理学关注解决 "what"和 "where"的问题，而其他学科则解决"why"和"how"的问题。这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和学科地位的提升。当代西方人文地理学发展的方向性显示，"空间"开始由 "研究的对象"转向了"研究手段 （way）"，研究的对象则转向解决"why"和"how"的问题。面对复杂的全球变化，我国的人文地理学家也需要认真的思考和讨论学科的发展方向问题。关于全球化的研究，目前我国的人文地理学主要是关注经济层面的全球变化对区域产生的影响，相关的文献主要集中FDI 和产业集群的研究。就实质上看，就是思考如何被动"响应"全球化，而不是如何积极的"牵制"全球化。全球化是一种复杂的过程，仅仅从单方面，单层面入手是无法发现问题的症结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因此，多尺度的空间规模，多元化的行为者以及相互作用的网络关系的研究需要在全球化的研究中得到更多的体现。而这些问题的研究也需要其他更多相关学科理论的融入，如社会学，管理学等。

参考文献：

1、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重塑21世纪的全球性经济地图》

2、徐海英 -- 《人文地理》

3、贺灿飞、毛熙彦 -- 《地理科学进展》

地球科学论文篇（7）

【正文】

盖亚假说（gaia hypothesis）是由英国大气学家拉伍洛克（james e.lovelock）在 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的。后来经过他和美国生物学家马古利斯（ lynn margulis）共同推进，逐渐受到西方科学界的重视，并对人们的地球观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同时盖亚假说也成为西方环境保护运动和绿党行动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本文将对盖亚假说的提出和发展、盖亚假说的科学内涵及其争论、由盖亚假说所导致的新的地球系统观和盖亚假说给人们的启示等方面进行阐述和讨论。

一、盖亚假说的提出和发展

60年代初，正在美国国家喷气动力实验室工作的拉伍洛克接受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关于火星上是否存在生命的研究课题。他提出了一种直接分析火星上的大气构成，而不用把航天器降落到火星表面来定点寻找生命是否存在的想法。他认为如果一个行星存在生命，必定要求其大气既作为生命有机体的一种原料资源，又作为生命有机体的一种废物排放之地。行星大气对生命有机体的这两种用途将改变大气构成，使其远离化学平衡态。如果观测到的一个行星的大气构成远离化学平衡态，则可能存在生命。带着这种想法，他开始考察当时已知其大气构成的火星和金星，发现这两颗行星的大气构成都接近化学平衡态。大气的主要成分是一般不进行化学反应的二氧化碳。因此，两者都不应该存在生命。为了肯定这一预言，他开始考虑有生命存在的地球大气的构成，发现其远离化学平衡态，如大气中高达21％的活性气体氧气和1.7ppm（百万分率）沼气能共存（由于在阳光下沼气和氧气会起化学反应，形成二氧化碳和水，要维持沼气1.7ppm的比率，每年需要5 亿吨沼气由能产生沼气的生物体排出），而二氧化碳只有万分之几。

正是在这个时候，即1965年秋的一天，盖亚想法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即地球大气的这种独特的和不稳定的气体混合比率为什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能维持不变呢？是否地球上的生物不仅生成了大气，而且调节大气，使其保持一种稳定的气体构成，从而有利于生物体的存在呢？

当时他对这种控制系统的性质还没有任何想法，只是认为地球表面的有机体必定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并且气体的构成可能是被调节的因素之一。后来，他从天体物理学家那里得知，恒星随着年龄的成熟，发热能力会增大；自从36亿年前地球上有生命以来，太阳的发热能力已经增强了25％。然而地球却保持了有利于生命存在的温度。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地球的气候是否会被有效地调节呢？此时，一种涉及整个行星和行星上生命的控制系统概念在他的大脑里牢固地建立起来。

但这时他没能继续推进他的这种观点，而是推进他的更小的目标，说服喷气动力实验室研究生命科学的同事们接受大气分析是探测其它行星上是否存在生命的有效方法。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如果他们接受他的观点就意味着承认火星上几乎不可能存在生命。这可能导致取消去火星上直接探测生命是否存在的海盗号飞船计划。

尽管这样，nasa对他的这种危险的观点还是很宽容的，并允许他在这方面继续工作。他的一个天文学同事赛甘（carl sagan）是icarus（航程无限的洲际宇宙火箭）杂志的主编，虽然不同意他的通过大气分析来探测行星上是否存在生命的观点，但同意在其杂志上发表他的有关论文。而他把地球作为一个自调节系统的文章是在1968年美国航空学会会议上首次发表的。但把地球作为一个超级有机体并用盖亚（gaia）来命名则是1972年的事。他接受了在英国家乡的邻居、小说家勾尔丁（wil-liam golding）的建议，用盖亚这个古希腊地球女神的名字来命名。随后他与杰出的生物学家马古利斯合作来发展他的盖亚假说。

但拉伍洛克和马古利斯关于盖亚假说研究论文的发表遇到了阻力。《科学》和《自然》等重要科学刊物虽然对他们的论文很感兴趣，但不能通过同行评审。在这些评审者看来他们的观点是危险的。尽管他们的论文没能在这些重要的刊物上发表。但拉伍洛克常常被邀请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并以会议文集的形式发表他们有关盖亚假说的研究论文。1989年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选择盖亚作为学术会议的主题，几百名科学家和学者参加了会议，并于1993年出版了《科学家论盖亚》（scientistson gaia）大型文集。从此尽管科学界对盖亚假说有不同的观点，但以此为主题进行研究的科学家越来越多，特别是近年来nasa在全球生态学、生物圈学和地球系统科学的名义下支持此类研究，使得其影响也越来越大。一些科学哲学家、环境保护主义者和政治家等也从各自的角度关注和讨论盖亚假说，有关的论文和书籍也越来越多。

二、盖亚假说的科学内涵及其争论

现代科学把地球作为一个超级有机体的思想并不是拉伍洛克最先提出的。早在1785年被称为地质学之父的哈顿（james hutton）就指出：“我认为地球是一个超级有机体并且应该用生理学的方式对它进行恰当的研究”〔1〕。 他利用血液循环和氧与生命之间的联系等生理学的发现来看待地球的水循环和营养元素的运动。然而，到了19世纪哈顿的这种把地球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的观点被抛弃了。地球科学和生命科学分离了。地质学家认为，地球环境的变化只不过由化学的和物理的过程所决定；而生物学家则认为不管地球环境如何变化，对有机体来说，只是个适应的问题。甚至达尔文也没有认识到，我们呼吸的空气、海洋和岩石或者是生命有机体的直接产物，或者被生命有机体大大地改变了。

直到1945年，被称为现代生物地球化学之父的俄国科学家沃纳德斯基（vladimir vernadsky）才认识到生命和物质环境是相互作用的，大气中的氧气和沼气是生物的产物，并建立了一种生命和物质环境两者共同进化的理论。但这种共同进化论很象精神上的朋友关系，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保持朋友关系，但不是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共同进化论不包括由地球上的生物和其物质环境所构成的系统主动地调节地球的化学构成和气候；更重要的是，它没有把地球看作一个活着的有机体，更没有把它看作一个生理的系统。

盖亚假说把共同进化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它认为地球上的生命和其物质环境，包括大气、海洋和地表岩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系统进化。它把地球看作一个生理的系统，拉伍洛克甚至直接把盖亚假说称为地球生理学。正象生理学用整体性的观点看待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等生命有机体一样、地球生理学是把地球作为一个活的系统的整体性科学。拉伍洛克认为这种地球生理学是一种硬的和严格的科学。它主要研究诸如大气和温度调节系统的性质。它也是行星医学（planetary medicine）这个实际经验领域的基础。它不能打破现代科学思想和实验的诚实传统。它是哈顿和沃纳德斯基有关思想和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作为一个科学假说，盖亚假说不仅是要描述世界的真实图景，更重要的是它能刺激人们有效地提出问题和预测，随后的研究或者证实其预测，或者拓宽有意义的研究领域。这样，盖亚假说就有效地推动了研究的进展。盖亚假说的预测有些已经得到证实，有些还在研究之中有待证实。例如，1968年根据盖亚假说预测火星上没有生命，1977年海盗号飞船予以证实；1971年预测有机体产生的化合物能把一些基本元素从海洋转移到大陆表面上来，1973年二甲基硫和甲基碘被发现；1981年预测通过生物地增强岩石的风化，二氧化碳可以控制调节气候，1989年发现微生物大大加速了岩石的风化；1987年预测气候调节通过云密度的控制与海藻硫气体的释放相联，1990年发现海洋云层的覆盖与海藻的分布在地理上是相配的，此预测还需要进一步的证实；1973年预测在过去的2 亿年里大气里的氧气保持在21±5％的水平，这一预测在证实中；1988 年预测，太古代的大气化学由沼气主导着，此预测在证实中；等等。总之，盖亚假说在预测和证实的意义上完全遵循现代科学产生以来的传统，并大大拓展了研究的视野。

盖亚假说也引起了科学界的激烈争论。第一类争论是由对概念的理解不同引起的。盖亚假说的核心思想是认为地球是一个生命有机体。但对生命是什么，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定义。物理学家把生命定义为一个系统通过吸收外界自由能和排除低能废物，而使内熵减少的一种特殊状态。新达尔文主义生物学家把生命定义为一个有机体能够繁殖后代并通过在其后代中的自然选择来修正繁殖错误。生物化学家把生命定义为一个有机体在遗传信息的指导下，利用阳光或食品等自由能而生长。而盖亚假说或地球生理学家把生命定义为一个有边界的系统、通过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外界条件变化的情况下，能保持内部条件的稳定性。

盖亚假说对生命的定义在物理学家和生物化学家各自对生命定义的范围内，因此，他们从概念上往往不反对盖亚假说。而新达尔文主义生物学家则反对和嘲笑盖亚假说。他们说，地球不能繁殖，不能在与其它行星的竞争中进化，怎么能说地球是生命有机体呢。而拉伍洛克争辩说，新达尔文主义生物学家对生命的定义太狭窄。他指出生命大体有繁殖、新陈代谢、进化、热稳态、化学稳态和自我康复（医治）等特性，但不是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完全具有这些特性。正象微生物和树木没有热稳态特性，人们仍把它们作为生命有机体一样，地球没有繁殖特性，同样也可以作为生命有机体。

1985年拉伍洛克接受美国物理学家罗瑟斯坦（jerome rothstein）的建议，把盖亚形象地比作美国西海岸的红杉树。一颗红杉树97％以上的部分是死的，只有树皮下和木质之间的形成层和树叶、花和籽是活的。同样，地球绝大部分是死的，只有散布着各种生命有机体的地表的“形成层”才是活的。另外，树皮和大气也分别起着相似的作用。

第二类争论是由对盖亚假说所包含的不同层次的含义的理解不同引起的。盖亚假说至少包含5 个层次的含义：一是认为地球上的各种生物有效地调节着大气的温度和化学构成；二是地球上的各种生物体影响生物环境，而环境又反过来影响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过程，两者共同进化；三是各种生物与自然界之间主要由负反馈环连接，从而保持地球生态的稳定状态；四是认为大气能保持在稳定状态不仅取决于生物圈，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为了生物圈；五是认为各种生物调节其物质环境，以便创造各类生物优化的生存条件。对于前两层含义（常常被称为弱盖亚假说）一般没有争论；而对于后三层含义（常常被称为强盖亚假说）就有很大的争论。其争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如果把盖亚作为一个负反馈调节系统，那么怎样理解该系统的目标，是某种意义的设计呢，还是系统本身的自发状态呢？拉伍洛克认为这个系统本身有一种稳定状态。但盖亚假说的批评者认为，盖亚假说没有独立的目标定义，即大气服务于不管大气如何行为的目标。

第二，如何理解盖亚的自动平衡态。盖亚假说的批评者指出，地球产生以来，大气中的氧气、二氧化碳和沼气的含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怎么能保持自动平衡呢？而拉伍洛克则解释说，盖亚作为一个活的系统，其稳定态不是永远不变的，而是一种动态的稳定。在外界条件变化很大的情况下，这个系统通过自动调节，只产生微小的变化，从而保持有利于生命存在和进化的条件。

第三，如何理解模型的功能。尽管拉伍洛克及其合作者和支持者根据盖亚假说，能得到一些预测，并且有些预测已经得到了证实，但把盖亚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研究，只能建立计算机模型和进行模拟实验。拉伍洛克及其合作者为盖亚假说研制了名为雏菊世界（daisy world ）的模型并进行了大量的模拟实验，来研究和说明地球生态系统的结构、行为和运动机制。盖亚的批评者则认为模型只是研究的一个工具，不能代替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实际研究。如果盖亚假说主要是通过模型研究而不是通过实际研究，那么就很难说它是“科学的”。

应该看到，盖亚假说作为一个具有科学革命意义的学说，在科学界引起激烈的争论是一种正常现象。正是这种争论已经并将继续推动其向前发展。

三、一种新的地球系统观

盖亚假说不仅具有上述科学意义，而且具有很大的精神意义。拉伍洛克用盖亚来为其学说命名本身就表明这个假说的精神价值。在古希腊神话中，盖亚是宇宙浑沌的女儿，是地球母亲，其他许多神都是她的后代。很显然，地球母亲的思想，作为一种世界观在古希腊时期就出现了。到了中世纪，地球母亲的世界观有时被象征性地或隐喻性地来理解，上帝通过她创造地球上的各种生命形式。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地球母亲的观念变为一种浪漫的和富有诗意的传统，而离开了自然科学。但作为现代地球科学、大气科学、生态学和微生物学等领域交叉最新成果的盖亚假说，又复活了地球母亲的观念，并赋予其现代意义，这是一种新的地球系统观。

盖亚假说认为，地球不仅容纳了千百万种生命有机体，而且它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生命有机体。岩石、空气、海洋和所有的生命构成一个不可分离的系统。正是这个系统的整体功能使得地球成为生命存在之地，也就是说，生命要依靠整个地球的规模才能生存。地球上物种的进化与其物理和化学环境的进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单一的和不可分割的进化过程。

盖亚假说的提出与拉伍洛克“从上到下”的系统思维方式密切相关。作为要探讨其它行星上是否存在生命的大气学家、拉伍洛克没有采用“从下到上”的传统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即没有采用从最小的生命形式开始，逐渐扩展到大的生命系统的方式，而是站在地球之外，把整个地球作为一个系统，并把地球系统与火星系统和金星系统相比较，从而提出盖亚假说的。拉伍洛克指出：“当我们从外层空间向地球运动的时候，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包围着盖亚的大气；然后看到的是诸如森林生态系统的边界；然后，看到的灵活着的动物和植物的皮；进一步是细胞膜；最后是细胞核和dna。 如果生命被定义为能够主动地维持低熵特性的自组织系统，那么，从每一个层次的边界之外来看，这些不同层次的系统都是活着的。”〔2〕正因为拉伍洛克把地球作为一个整体， 并采用“从上到下”的系统的思维方式，才能提出盖亚假说。这也表示盖亚假说是一种新的地球系统观。

盖亚假说作为一种新的地球系统观的意义在于，它能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回答当今人类所面临的生态问题和世界观问题。首先，全球生态环境恶化是人类当今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盖亚假说启示人们，环境问题是涉及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用系统的或整体的观点和方法来认识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对生态环境影响，而且需要人类共同行动。同时，盖亚假说也从道义上启示人们，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都是地球母亲的后代，人类既不是地球的主人，也不是地球的管理者，只是地球母亲的后代之一。因此，人类应该热爱和保护地球母亲，并与其他生物和睦相处。

第二，盖亚假说对于回答生命的目的问题给人们新的启示。生命的存在依赖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它是一个能进行自我调节的负反馈系统，其目标就是体内平衡的状态，即各种生物及其环境和睦的平衡状态，从而使生命在全球范围内健康成长。人类只有与盖亚和睦相处，致力于她的健康，欣赏她的美丽和报答她的恩惠，才能发现生命的意义。

第三，盖亚假说对于回答所谓宇宙设计问题给人们新的启示。盖亚假说认为，地球本身有一定的次序和结构，从而形成一种体内自动平衡态。这只是事物进化的一种方式，而不需要有意的设计。同样，宇宙本身也有一定的次序和结构，而不必需要有意的设计。

四、盖亚假说的启示

盖亚假说的发展及其影响能给人们许多启示，下述三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盖亚假说作为一个具有科学革命意义的假说提出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现存的科学建制不能接受，通过提出者百折不挠的努力，才逐渐被科学界接受。拉伍洛克自从60年代中期产生盖亚思想以来，30多年来孜孜不倦地为推进其假说而奔走、呼吁和开展研究，才使其假说在科学界影响越来越大。在其论文不能在《科学》和《自然》等重要科学刊物上发表的情况下，没有泄气，而是寻找其它途径宣传其假说。例如，利用各种学术会议，宣传盖亚假说。拉伍洛克知道，这些会议的组织者让他到会讲盖亚假说，主要是为了调节一下会议沉闷的气氛。但即使这样，他也去讲，这毕竟是传播盖亚假说的一种途径。

第二，盖亚假说作为一个跨学科性的新假说提出后，要得到发展，需要与相关专业的科学家合作。拉伍洛克提出盖亚假说后，找到生物学家马古利斯，并长期合作，共同推动盖亚假说的研究与发展。这种不同学科、志同道合的研究者长期合作，对盖亚假说的发展也是极为重要的。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的这种合作研究是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得不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和其它基金资助的情况下进行的（当然，这一情况也说明，现存的以学科为基础的科学基金资助体系，不利于资助跨学科的研究）。

第三，盖亚假说作为一个具有重大科学意义的假说的提出和发展，必然引起人们观念的变革，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指导人们的行动；但盖亚假说本身并不是判断人们的行为正确与否的最终的道德标准。盖亚假说本身体现了一种新的地球系统观，西方一些生态环境保护组织和绿党也纷纷把它作为环境保护运动或生态抵抗运动的理论基础或精神动力。这的确在一定意义上支持和促进了生态环境运动。但盖亚假说本身并不能解决人们应该如何对待生态环境的最终的道德判断问题。事实上，在一些生态环境保护主义者利用盖亚假说来说明其行动的合理性的同时，一些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家也利用盖亚假说来为其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的行为辩解。他们说，既然地球是一个具有自动调节能力的巨大系统，那么，多利用一些资源或多排放一些污染，地球会利用其自我调节能力，使其保持平衡态。

针对这种辩解，一些盖亚假说研究者，包括拉伍洛克本人也对地球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进行计算机模拟研究，但这种模拟研究很难得到公认的结果，更不要说地球生态系统自我调节的真实能力究竟有多大了。但即使得到真实调节能力的数据，也不能说服这些企业家。他们会说，如果污染超过地球系统的调节能力，这个系统又会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使这个系统恢复自我调节能力，等等。

由此可见，盖亚假说与其它重大的科学假说或理论一样，尽管能使人们对自然界有新的理解，也能为人们行为的合理性提供一定意义的支持，但其本身并不是人们行为的最终的道德标准。要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还必须考虑人文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因素。

【参考文献】

〔1〕　stephen h. schneider and penelop j. boston, edit. ,scientists on gai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1993, page 3.

〔2〕　james lovelock, the ages of gaia: a　biography　of our living earth, new york: bantan books, 1990, page 27.

地球科学论文篇（8）

为了培养出具有很强的地球化学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实际动手能力的地球化学专业人员，地球化学专业应将科研动手能力的培养渗透到了本科教学的各个阶段。地球化学专业本科的培养目标和定位如下：地球化学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具有坚实基础理论知识，扎实掌握实用技能的地球化学专门人才。学生完成学业后，具有从事地球化学专业的理论和实际工作能力，并有较广的知识面，具备进一步学习深造的基础，能适应21世纪社会对地球化学人才多方面的需要，既可从事理论研究，也能胜任应用领域的工作。可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国家机关以及国土、资源、环境、石油、海洋、农业、城建等部门从事科研、生产或管理工作。

地球化学专业本科动手能力培养存在的问题

为了提高本科生的动手和科研能力，学校也出台了一些举措，比如大学生创新性实验的开展，本科课程中增加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等，但是这是远远不够的。

随着大型仪器的使用和测试精度、分析技术水平的提高，送检样品的代表性、送检状态就显得格外重要，如水样在采样后要进行加酸，加酸的目的和加酸的具体要求等，都需要掌握。土壤中硝态氮和铵态氮的分析要求送检鲜样等，同时也带来采样代表性和样品处理标准化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对于地球化学专业的学生而言，样品的采集、前处理等过程非常重要，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锻炼和认知的过程。但是目前大学生创新性实验的开展周期较短，一般为一年时间。这对于像大地构造等以野外和室内观察为主的专业学生而言，时间也许充裕；但是对于地球化学这种依靠测试分析数据来支撑的专业学生而言，时间是不够的。

因为在资料调研的基础上，野外踏勘和实地取样后，样品的分析测试周期往往很长，一年之内数据难以获得。为了按时完成科技立项工作，有时指导教师会提供现有的数据给学生，让他们去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这样学生就缺失了野外锻炼的实践机会。当然也有学生利用寒暑假的时间提前采集了研究所需样品，但是又由于昂贵的分析费用和样品长时间排队等问题导致无法按期完成创新实验。

在本科生的课程设置方面，坚持课堂教学和学生动手能力相结合，增加了实验课的课时和内容。但是在本科生毕业论文进行的阶段，大部分学生的论文是依托指导教师的科研项目进行的，而科研项目的样品基本以送样为主，因此毕业论文阶段本科生也很容易缺失地球化学样品分析的重要实践环节。

目前，我们已经建立多个“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实践教学基地，使地球化学专业成为培养理论研究与应用实践紧密结合的人才培养基地，为国同类办学提供示范经验。但是，如何让“产学研”基地在本科生科研动手能力培养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使更多的学生有机会到这些基地去实践？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地球化学专业动手能力提高的应对措施

1.延长创新实验周期

延长地球化学专业学生的创新实验周期，提供给他（她）们充裕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处理和存放样品），来进行前期资料的调研，野外采样和样品前处理等工作，加强其野外实践环节的锻炼，提到野外认知和动手能力。

2.加强实验室的开放力度，满足学生们的实验需求

加强实验室的开放力度，将学生的实验需求放在第一位，无论在创新性实验还是毕业论文进行期间，如本科生有实验需求，在保证实验教学的前提下，允许其在学校下属的任何教学或者科研用途的实验室开展室内样品的分析工作，当然要配有专门的实验老师进行指导，允许学生上机测试，这样就加强了地球化学样品分析的实践环节，锻炼了学生的实验室动手能力。

3.增加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

增加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的比重，重视学生课堂上动手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培养。在课堂教学尽量根据实验室现有实验能力和学生掌握的知识水平，结合本科培养方案中开设的相关课程，通过习题或者实验课的形式，提供给地球化学专业的本科生到地球化学实验室、流体包裹体实验室、流体动力学实验室、地球化学有机分析实验室去实践的机会。比如：“环境地球化学”课程中“水样的采集和河水pH值的测定”，就采取了让学生实地踏勘取样的方式，教师结合实例讲解不同水体的采样会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存在取样的位置、深度的差异，并强调了取样时的注意事项和要点。这样同学们在野外具体认知的基础之上，通过亲自动手取样，并结合样品的室内分析和地球化学理论的讲解，取得了良好的课堂效果，同时也增强了学生对野外实地取样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课堂理论知识的理解。

4.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有机融合

教师在指导地球化学专业本科生的生产实习和毕业论文环节中，普遍以科研项目为支撑。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科研项目在本科生培养过程的作用，创造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融合的机会，有目的地系统提供给学生一体化的从资料调研、野外取样、室内分析到论文撰写的专业指导，这样就增强学生动手、动脑与教师辅导的力度，帮助其建立理论知识和野外实践相结合的意识和提高其科研动手能力。

地球科学论文篇（9）

作者：崔跃峰 单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还有一种理解方式是从狭义的科学的对象和功用出发，由于科学的精神、方法、规律具有普遍性、普适性，因而使科学成为世界性、全球性的文化。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物理学家卡洛•鲁比亚(CarloRubbia)教授的话“科学知识一旦被获致，或迟或早，直接或间接地就会变成全人类的财富”，［3］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前两种理解方式仅能说明产生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的科学具有世界性、全球性的一面，却不能说明产生于任何一种民族文化土壤之中的科学就是全球性文化。就第三种理解方式而言，产生于任何一个民族的科学都可以被视为世界性、全球性文化。

任先生所提出的“科学”，显然并非狭义上的科学，他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过程来看待，是一种广义上的科学，而广义上的科学是既有世界性、全球性的一面，又有民族性、区域性的特点，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就科学理论、科学方法、科学的物化成果而言，它是一种全球性的文化，具有世界性、全球性的一面;但就科学发展过程本身来看，各民族的传统科学在指导科学研究的世界观、本体论、科学思维等方面，各有自己的特色，因而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任先生所理解的科学的世界性、全球性是就科学的精神、方法、规律具有普遍性、普适性而言的，但就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方法论、科学思维本身而论，它体现的是西方的科学传统。哥白尼的科学思维就来源于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并不能称之为全球性的文化，而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它具有世界性、全球性的成分。以下将从全球性文化的内容及特点来具体分析。首先，从内容上来看，任先生的全球性的选取标准和选取内容存在矛盾。既然任先生的世界性、全球性是以普遍性、普适性为标准的，那么，任何民族产生的科学文化只要符合这个标准，都可以被称之为全球性的文化。具有西方传统的亚里世多德的二重逻辑具有普遍性、普适性，可以称之为全球性的文化;佛教传统的四重逻辑和耆那教的七重逻辑也具有普遍性、普适性，也应该被称之为全球性的文化。但长期以来的客观事实却是，西方传统一直凸显，南亚传统一直埋没。西医学的理论和方法具有普遍性、普适性，被视为全球性的文化;同样，中医学的理论和方法也具有普遍性、普适性，也应被视为全球性的文化，但任先生在文中却把西医学视为全球性的文化，而把中医学认同为“中国当时的社会文化”，排除在全球性之外了。这种选取上的矛盾使作者的全球性文化之说很难成立。由于择取标准和择取内容上的矛盾，因而使作者所选取的全球性文化具有单一性、简单性、独占性的特点。简单地把产生于欧洲文化土壤之中的形态完整的科学认同为全球性文化，客观上就容易造成以西方文化模式为样板去评判、择取其他民族的传统科学文化，从而形成以西方科学传统为指导的科学文化独占全球性文化的局面，对其他民族传统的逻辑思维一直忽视。直到近来，当人们认识到二重逻辑在发展科学的有限性时，才把眼光又转向四重逻辑和七重逻辑所提供的广泛的可能性。以普遍性、普适性为标准，把产生于欧洲文化土壤之中的科学认同为全球性文化，而把中国的传统文化认同为民族文化，这种认识是不合理的。承认西医具有普遍性、普适性，难道中医就没有普遍性、普适性的吗?承认西方建立在观察、实证、逻辑和数学的科学方法以及分析和还原的思维方式基础之上的实证主义方法具有普遍性、普适性，是全球性文化，那么中国传统的科学的有机整体方法就不具有普遍性、普适性，就不是全球性文化吗?真正世界性的、全球性的科学文化绝不仅仅以普遍性、普适性为择取标准，它更应该具有多样性、互补性、复杂性的特点。就方法论而言，机械分析的方法是近代科学发展的最有影响的方面，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机械分析的方法发展的更为完善、更加系统，长时间地支配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西方人认识和研究世界，包括认识和研究人类本身及自然界的最普遍的指导方法。它注重定量和实证精神，注重研究事物之间的区别，却忽视了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它有利于人们深入、具体把握研究对象，有利于把研究工作不断地推向更深入的层次，是科学研究中最基本的方法。但是，它易于将研究对象隔离孤立起来，不自觉地隔断客观事物本来就存在的丰富多样的联系，不利于人们从整体上把握客观事物，因而带有深深的机械论的印记。在物质运动日益深入发展，其辨证性、系统性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尤其是到了21世纪，现代科学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高度综合，向着两极化的方向快速推进，试图揭示自然界更深、更广、更久远、更复杂的层次和各种极限状态下的运动规律的时候，经验科学时代盛行的机械分析的方法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要想全面、客观地认识和把握客观事物，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必须以一种新的综合方法来指导科学研究。这就是，坚持机械分析的方法和有机整体方法的结合，实现西方科学传统和中国科学传统的结合。诺贝尔奖获得者普里戈金指出:“我们对自然的看法正经历着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转向多重性、暂时性和复杂性。”“我们相信，我们正朝着一种新的综合前进，朝着一种新的自然主义前进。也许我们最终能够把西方的传统(带着它对实验和定量表述的强调)和中国的传统(带着它那自发的、自组织的世界观)结合起来。”［4］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任先生的疏漏之处在于:既然把科学作为社会文化的过程来看待，就不应该把科学理解为狭义的文化，而应该从广义上来理解科学，认识到它既有世界性、全球性的一面(从对象和功用上而言)，也有民族性的一面(从科学思维方法本身而论);既然以普遍性、普适性作为全球性的标准，就不应该把其他科学传统中的合理成分排斥在全球性之外。这在客观上把西方科学文化预设为唯一的全球性文化，并以此为范式，对其他民族的传统科学文化进行认识和择取，它实际上就是以形态较为完整、较为先进的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尽管它吸收了其他民族传统科学文化的一些成分，但这种吸收是不充分、不完全的)为全球性文化的样板，而将其他民族的传统科学文化(如中医学)摒弃在全球性文化之外，这样的全球性本身就是不充分、不成熟的，将其称之为全球性文化就有失妥当。

笔者认为，作为文化现象的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就其方法论而言，仍带有浓厚的西方传统特色，因而称其为西方文化没有什么不妥。当然，就科学发展的形态和层次而论，西方科学文化总体上来说较为完整、先进(同时在其形成的过程中也吸收过其他民族传统科学文化的有益成分，因而在人类科学事业的发展中独领)，但作为文化的科学要在真正意义上成为全球性的文化，就不仅应该从科学精神、方法、规律的普遍性、普适性出发，更要以科学思维、科学方法的多样性、兼容性、互补性为着眼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比较深入地认识作为文化的科学现象，才能更好地理清中国近现代科学的社会文化轨迹，也才能更科学地对待我们的科学传统和其他民族的科学传统，从而创造出一个真正的、丰富多样的全球性的科学文化。

地球科学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2)01-0023-30

人类进入21世纪刚十年，似乎就已经历太多重要的历史性事件：“9・11”、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SARS、联合国改革、金融危机、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北非中东“阿拉伯之春”、世界人口闯过七十亿大关等等。如今，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又已开始，全球化的发展及其后果正在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冲击着我们这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由此产生的各种问题和危机也在爆炸式地增长，而人类为此采取的应对和治理措施的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面对这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该如何认识和思考?该采取何种治理措施来应对?甚至从更根本上说，我们人类究竟需要用什么样的知识、理念和方法来重新反思甚或重构日益失效的知识体系和理论解释?

一、全球治理面临的危机与挑战

全球治理作为处理全球公共事务的协调与合作活动并非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新鲜事。早在19世纪后期，国际政治中就出现了国家间就环境、卫生、通信和人道救助等领域的合作机制与实践。不过，当时国际事务的治理还主要体现在有限的几个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发展，全球治理无论在治理主体方面还是在领域范围上都得到了急剧的扩展。冷战结束以来，被纳入全球治理议程的议题领域更是极为广泛：从人类所处的环境生态危机到贫困与发展议题；从传统军事安全议题到能源和粮食危机等非传统安全议题；从跨国投资、贸易到全球金融体系监管；从人权人道主义等政治性议题到禁毒和防治艾滋病等社会问题。全球治理议程的范围在急剧地扩大。同时，全球治理的行为主体也日益纷繁复杂，从过去单一的国家行为体已经扩展到包括政府间组织、次国家行为体、地区组织、公民社会团体、社会运动、跨国行动网络以及跨国公司和地方非正式组织等等，几乎所有的治理议题的利益相关者都参与到了治理议程中来。尽管人类的全球治理实践有了全面的发展，但好像仍然没能有效地遏制全球化发展所带来的全球性危机和风险日益加剧的步伐，全球生态与环境问题(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危机和生态系统损失等)、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以及全球竞赛规则(核不扩散、知识产权保护、贸易规则等)等等，都已变得更加日趋紧迫和严峻。国际社会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全球治理的呼声与日俱增。自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更使得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全球性风险急剧加大，现有全球治理的模式和机制也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危机和挑战。概括言之，这些危机和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社会面临的全球风险和治理难度空前加大，全球治理面临着一系列新挑战

南开大学吴志成教授等人认为，这些挑战主要表现在：1、全球经济发展进程越来越不平衡，全球贸易不平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国际规则制定和秩序中国家间的悬殊地位等更容易诱发其它全球性风险的发生和加剧，并严重地抑制了国际社会的应对能力。2、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并转向隐蔽化，如2008年11月到2009年12月间，世界各国共采取了297项“以邻为壑”的措施，而从2009年12月到2010年11月，世界各国共采取了395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3、货币纷争成为主要大国共同的纠结，特别是美国的不负责任的“量化宽松”政策以及G20会议上难以达成有约束力的稳定汇率方案，都极大地加剧了全球经济风险。4、国际金融市场整体性监管体系的缺乏以及国内金融体系与全球金融体系之间的高关联性，使得全球金融市场安全问题日益凸显。5、全球气候环境治理谈判在关于设立强制减排指标以及给予发展中国家资金、技术援助问题上，陷于相互推卸责任和对抗的恶劣局面。6、国际贫困与社会不平等问题依旧突出。7、世界粮食与能源短缺的压力增大。8、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呈现扩散趋势。9、跨国流动，如资本、技术、信息的快速流动以及全球人口流动的便利等，给各国的经济、金融、信息、科技、政治安全等带来越来越多的隐患，也容易引发世界的高风险。10、经济全球化中不断显现的超国家因素对民族国家及其的行使带来了空前的政治压力，国家独立应对和处理全球化压力的能力日益弱化。因此，加强全球合作治理便成为当今世界全球化发展的客观必然。

其次、当今世界的全球治理机制正陷入深度的危机之中，难以应对空前扩展的全球治理任务

北京师范大学张胜军教授指出，这种危机主要有：应对全球治理新挑战的各种传统治理机制和新生机制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能力严重不足；大国治理世界的意愿下降；更为关键的是，“当前各种全球治理机制之职能和权限大都限制在之间和之外的国际公共领域，属于外部或替代治理机制，而能够深入到国家内部监管的深度治理制度却几乎空白。然而，当今世界治理体系面临的挑战大多数却来自于内部”。因此，只有对当今世界的全球治理机制进行有效的制度改革和创新，才能够适应日益增加的跨国和全球挑战。

第三、全球治理本身存在的一些根本性困境和缺陷

当今全球治理机制实质上是为应对全球公共危机而采取的一种多元行为体合作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集体行动机制。从集体行动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利益相关方必须有合作意愿并且能有参与进来的渠道，集体行动才有可能实现；另一方面，集体行动机制必须能够解决“搭便车”的行为，才能够实现公共物品的充分供给。据此，中国政法大学蔡拓教授等人认为，如果以上述两个标准来衡量当今全球治理所存在的问题，其根本性困境就是“参与的赤字和责任的赤字”。就参与赤字来说，现有的治理结构未能充分表达许多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意见和愿望，许多行为体没有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去的渠道；就责任赤字来说，许多行为体往往采取免费搭车而不是寻求持久的集体解决的行为。究其原因在于当今世界的全球治理行为体依然抱有“国家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主导下，“孤立式的应对行为”和“趋利避害式的应对行为”成为全球治理行为体对待全球治理责任的主要行为方式，由此导致当今世界全球治理陷于困境。

总之，在当今全球化深入发展和世界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全球治理机制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在挑战，也面临着内在机制上的深刻危机，而国际社会要有效地应对全球性风险和治理任务，就必须考虑和着手推进全球治理的深度变革。

二、全球治理的深度变革

关于全球治理变革的探讨，应该不是学界的一个新话题，在过去的研究文献和成果中，

关于变革途径和指向的探讨主要围绕国际社会合作机制与理念、民主赤字的弥补等方面。在本次研讨会上，众多学者就此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宏观的治理变革大思路，这可以说是当前我国国内学界思考全球治理变革问题的系统性成果，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球深度治理

所谓“深度”治理不仅是指深化现有治理机制的功能，更应是指全球治理的范围和议题所“切入”的深度。北京师范大学张胜军教授在其论文中指出，“协调内政”，即“国家在制定政策方面的网络化协调”，是“全球深度治理”的核心所在。目前，这种协调内政的跨国合作机制有三种：1、一体化的国家内政协调网络机制，如欧盟；2、具体议题领域的国家内政协调网络机制，如北美自由贸易区；3、区域性的协调，如亚太经合组织。张胜军教授指出，成熟的跨国管理机制，除了跨国公民社会机制和G20等政治组织外，还需要建立具有权威的跨国监督机构，并且与前二者建立起相互衔接的机制。其中权威监管机构“将根据跨国公民社会提出的通盘计划提出建议，经民族国家政府同意并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全天候或定期就各国政府的政策和效果进行评估、监督。”这种全球治理监管机制的设想有理想化的成分，但显然也正击中了当前全球治理机制缺陷的要害。全球治理机制中权威监管机构的缺位，可能是导致当今世界全球治理难以有“深度”的最核心的原因之一。

(二)全球法治／法制

法治之于国际事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国际法学界可说是无需论辩，但是对于我们探讨全球治理的深度变革来说，这却应该是一个必须辨明的问题。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如果缺乏全球法治的约束和保障，全球治理能否结出“善治”之果就会是一个疑问；反之，全球治理在范围上的扩展也催生和提升了全球“法网”的密度及其价值诉求的层次，从而进一步约束和保障了全球治理“善治”目标的实现。对于全球法治与全球治理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和促进的关系，厦门大学刘志云教授从二者之间互动的角度给予了深入地剖析和论证：在人权和人道主义、外交制度、武力侵略、恐怖主义、禁毒和防治艾滋病等全球性问题的治理领域，国际强行法规则确保了全球治理的价值方向和治理成果。全球法治／法制有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约束搭便车行为，对全球治理的价值和方向具有示范、导引和塑造作用。全球法治／法制为全球治理提供了“透明度”、“责任性”、“有效性”、“参与性”和“回应性”的制度内核，促使了全球治理往“善治”靠拢。全球治理通过国际标准和国际惯例的普及化、国际多边和双边协议及区域机制、跨国公民社会和跨国公司等创建新的规章和规范的“私政府立法”模式等，扩展了全球法治，法制的规模。总之，全球治理与全球法治，法制的互动和相互导引，共同塑造了超越“国家中心主义”局限的价值，推动了“良法”与“善治”局面的呈现。

(三)全球行政

关于全球行政或者说世界行政的概念在此之前已经被德国著名的思想家哈贝马斯提出，他希望人类在应对和解决全球化给民族国家带来的挑战时能够建立一种“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内政(weltinnerpolitik)”，“这样的机制能够补偿民族国家所失去的功能，同时又不偏离民主的合法程序。”的确，当今时代以跨政府规制的方式来应对全球化所产生的后果的管理范围和形式在急剧地扩张：各种非传统安全、对发展中国家发展和金融援助的条件、环境保护、银行业和金融规制、法律实施、电信、货物与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劳工标准以及包括难民在内的跨境人口流动等等。人类在应对这些问题时，分散的国内规制和管理措施已越来越难以凑效。因此，复旦大学苏长和教授认为当今时代全球化发展所产生的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需要通过全球行政的途径来解决，全球行政实施的主体和机制主要包括：政府间国家组织、非正式组织的合作网络、私人机构、公司合作机构、从中央到地方的跨国合作网络等。事实上，在当今时代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政府间合作网络的建立，已使得许多原属国家内部的行政规制决策从国内层面转移到全球层面。据此，我们可以将全球行政的规制和实践概括为这样几种方式类型：各种跨国家或超国家机构及国际组织实施的规制和治理；国家或次国家行为体(国内部门或地方政府)基于跨国和超国家合作安排或规制所实施的共同行政；国家或次国家行为体(国内部门或地方政府)依据各种条约、国际承诺及其他合作机制的约定所实施的分散行政；非政府部门依据授权职能所采取的国际协调行动等。

(四)世界政府

关于建立世界政府的主张要比世界行政的思想更源远流长，早在西方中世纪之前但丁就专门论述过世界帝国的思想，近代的思想家如康德曾提出“世界联邦”的思想，现代的国际政治理论家温特也提出过建立世界政府的思想，但这些思想主要是针对如何克服无政府状态，实现世界和平的目的而设计的。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后果的世界政府思想包括，如戴维・赫尔德等人提出的世界主义民主思想等，但并不如历史上的思想家们那么雄心勃勃。倒是冷战结束以后，为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及探索联合国的改革问题，国际社会中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世界政府思想。其中1992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世界发展报告就曾提出过当时令人吃惊的“建立一个世界政府”的主张，这份报告认为，类似七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各地区的开发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组织等等已经为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提供了基础。显然，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建立世界政府的时候还远远没有到来。不过，中国人民大学庞中英教授认为，当下建立一个这样的世界政府的条件已经具备：全球化的经济打破了国际国内的界限；民主化的趋势要求突破民主国家的界限，扩展为全球民主；现有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治理实际上已经具有了一定的世界政府功能；在实践层面上，欧盟已经建立起了地区层次上的“世界政府”；在全球层面上，联合国改革的进程已经启动，目前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其关键是要落实、再生联合国创始时的伟大理想，以及按照世界政府模式改革联合国。由此出发，庞中英教授提出了一种关于全球民主政府的设计主张：1、联合国安理会、G20合并组成全球政府的执行机构，取消任何大国特权，民主管理多元、多极、复杂的世界体系；2、联合国大会成为世界议会，转化目前的国际法为全球法，并制定新的全球法；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合并，组成独立的全球货币组织(WMO)，管理多元世界货币体系，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平等问题；4、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完善，去除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条款，以“自由贸易”和“公正(公平)贸易”的相互结合为原则，管理全球贸易；5、解散目前的北约，以联合国的维和部门为框架，建立全球安全理事会(不同于旧的联合国安理会)和全球维和部队，维持世界秩序。庞中英教授特别强调，全球治理的根本前途在于超越“改革”，“另起炉灶”，建设、塑造世界民主政府，即把“政府”和“治理”通过全球民主结合起来，才是全球危机的根本解决方案。

(五)全球公民社会

全球公民社会参与全球治理应该说表现了全球治理概念中的基本意思，但是在一般的研

究中，人们往往看到的是全球公民社会的作用都集中在倡导议题、专家技术、监督公约的执行等方面，依然只是在为政府拾遗补漏。而现有的关于全球治理的研究重点也大都集中在跨国机制、超国家治理机制和组织机构及规制等层面，这总不免让人感觉到国家政府的身影隐藏在里面：跨国家治理总是显现为一种国家间进程或是由国家政府主导，超国家的东西也总是要由国家政府建立并由国家政府授权。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不论转多少弯、换多少张脸谱，里面真正的“李逵”好像还是国家政府。中国政法大学刘贞晔教授关于全球公民社会的论文则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不同于前述的画面：其一是全球公民社会的治理绝不仅仅是为国家政府拾遗补缺，而是具有一种“抵制国家”和“治理国家”的意蕴。全球反核议题的治理运动、全球反酷刑治理运动以及关于全球人道主义治理议题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运动等等，都反映了一种“抵制国家”和“治理国家”的全球治理内涵。其二是全球公民社会的治理不从属于国家治理，而是一种社会治理。全球治理在通常被视为一种跨国家或超国家的政策协调与合作，最终被落实为一种国家政策或行为。而全球公民社会的治理则更多的是深入到社会内部，落实为一种社会的治理与变革。如在人道救助、灾后重建、公民社会培训、脱贫与发展等领域的全球公民社会治理活动就体现为社会自我治理的内涵。其三是全球公民社会的治理相较于国家、跨国家和超国家治理具有特定的治理优势。例如在全球人权与人道主义议题领域，国家政府自身就可能是一个治理的问题源，一方面国家的治理往往体现为消极意愿甚至是问题制造者，另一方面国家间或超国家治理进程又往往被阻隔在干涉的争议之中。而全球公民社会的非治理则极大地减少了这种麻烦。这是因为，在全球层面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国家政府与全球公民社会之间管辖的对应性断裂了，国家面对全球公民社会运动及其力量并没有管辖权，全球层面的公民社会运动也不服从任何权威；但是反过来，它们则在国际政治领域不断地推动新的国际规范和价值理念的产生，进而国家不断地受到越来越稠密的规则约束，从而更有力地推动了治理进程取得进展。因此，全球治理的深度变革有赖于一个更强大的全球公民社会的成长、成熟。

总之，人类社会为应对全球化与相互依赖的发展及其后果，就必须在全球治理的机制和模式上实现深度变革。而要实现这种变革，我们就必须跳出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和国家间政治的学科理念，从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上进行更加深刻的理论反思和学科反思，并构建出一整套适应全球化时代、全球治理变革需要的新学科――全球学的学科范式。

三、全球治理变革时代呼唤新的学科――全球学的构建

任何一个学科的产生都是时代的产物。全球学这个学科的产生同样是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时代呼唤的结果。一方面，全球化所造成的后果及全球治理所出现的困境，亟待我们寻找解决的出路；另一方面，我们的即有知识体系已不能有效地回答全球化时代提出的新问题，由是，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解释范式乃至创立新的学科便提上了人类知识发展的日程。构建全球学学科知识探索任务的提出正是反映了上述两个方面的时代需要。

(一)全球学知识体系建构的方法论基础

人类现有知识体系在解释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提出的新问题时面临着种种困境，究其根源要到方法论层面寻找其症结。北京师范大学张胜军教授认为这种症结就在于方法论国家主义的神话。方法论国家主义将民族国家看作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基本单位，将人类依自然分布组成民族国家并与其他国家分别开来看作是天然既定的人类知识构建的出发点。然而，全球化及其后果前所未有地冲击了立基于此的现有知识体系。因此，我们就有必要打破方法论国家主义的神话，代之以一种新的方法论来重构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时代的人类知识体系。

打破方法论国家主义的神话，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解答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变革时代人类所面对的一系列新问题。方法论国家主义强调国家的绝对性和国家利益的至上性，并以此为坐标来寻找应对全球化后果的治理之策，结果导致人类寻求解决全球问题治理的目的与国家中心主义的方法论南辕北辙。人类要真正探寻到解决全球问题的途径就必须摆脱这种方法论上的困境，确立一种全球主义或者“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要求我们在承认人类社会存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超越民族／领土国家的局限，以全球的视野和全人类利益的立场去认识和探寻解答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所提出的新问题。这种方法论的确立，使得全球化与全球治理问题具有了本体论意义，超越民族，领土国家的人类共同体和人类共同利益成为了我们探寻解决全球化与全球治理问题的理论元点。

当然，以全球主义的方法论来代替方法论国家主义，并不是要完全否定民族／领土国家的存在意义。客观上来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民族国家仍然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支点，任何急于全面超越国家主义的观点和行为都是违背现实的”。但是，在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时代下，民族／领土国家必然会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约束，并必定出现一系列新的变化。如民族国家的自主性、自和自足性都被弱化，因而也变得更具有弹性。因此，我们只有打破方法论国家主义的神话，以全球主义为参照，重新思考、解读和重构现有的知识体系，才能够从根本上探寻解决全球化与全球治理问题的途径。这就必然要求我们以全球人类整体和人类共同利益为人类知识体系建构的元点，建构起一门新的知识学科――全球学学科。

(二)全球学建构的路径

作为拟议中建构的一门新学科，如何建构该门学科的知识体系，还需要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并且这一过程肯定会存在巨大的难度。但令人高兴的是，全球学学科建构的日程一提出，学者们就提出了众多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上的建构路径。择其要者，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多学科―跨学科的路径。全球学学科研究对象主要是全球化、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等一系列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新现象、新问题和新挑战，问题领域广泛，因而也常常被人们视为全球问题学。其所涉及的学科众多，“成为政治学、法律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传播学、管理学等学科关注的对象和研究的分支领域”，而这其中任何一个学科的问题单独拿出来都“尚不足以体现全球学的学科本质与内核”。即使所有学科的问题加在一起也难以整合出一个单一的学科内核范畴体系。因此，全球学的建构只能采取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路径。

2　整体性的学科路径。整体性的学科建设路径可以说是扎根于方法论全球主义的哲学根基――全球整体和人类共同利益这一理论元点之上。中国政法大学曹兴教授就认为，全球学的学科构建一定是要朝着“GIobalology”而非“Global Studies”的方向发展。为此，全球学学科建构必须解决如下几个根本性的问题：必须有能够贯穿于全球学整个体系的研究方法；必须确立或找到全球学的核心范畴和逻辑起点；必须综合并提升组成全球学范畴体系或全球学范畴群。如果这些根本性问题得不到解决，全球学学科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应该说，由于全球化与全球问题存在的广泛性及其生成的复杂性，要从众多的高度分散的研究问题中概

括出高度统一的学科核心范畴，全球学建构的整体性路径还有极为长远的路要走。

3　多范式的路径。该路径更强调全球学的学科群建构路径。全球学作为一门学科，其研究对象主要指向现实中的全球化现象及其所造成的各种全球性问题与危机。从实质上来说，这些危机性问题与任何其他社会学科一样，是一种涉及到人类资源和价值的分配问题。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人类资源与价值的分配主要有三种途径――市场配置(平等交易的分配)、权威性配置(政府再分配)和伦理考量的配置(爱的情感分配)。由此，产生了三大类学科：经济学、政治学与道德哲学。而全球学所关涉的全球问题如果作为分配的学问，那至少也必然会产生这样三类全球学学科知识体系：作为经济学的全球学(全球经济学或全球政治经济学、全球能源经济等)、作为政治学的全球学(全球政治学、全球环境政治等)和作为道德哲学的全球学(全球伦理学、核伦理学等)。这种学科建构路径的优点在于，该学科群中的每一个子学科的学科核心范畴都相对清晰明确，各子学科的学科范畴体系的科学性强，学科建构的难度低。其缺点在于，每一个子学科同时也是其他学科的子学科，我们怎样建构出一门全球学总学科的单一学科体系，将同时也分属于其他学科的各子学科统一到一个整体的学科范畴体系之中呢?显然，这一问题会继续困扰着今后的全球学学科建构进程。

4　全球关系研究的路径。全球关系研究议程及全球关系的学科建构路径是复旦大学陈玉刚教授提出来的。陈玉刚教授将全球关系界定为是“指所有那些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物质和思想的占有和分布状态”，而全球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研究这些构成要素的占有和分布状态及其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构建一个更为合理、公正的全球关系。由于全球关系涉及到政治、经济、人文伦理等多种不同性的关系，因此，以研究全球关系为核心内核的全球学应该也是具有多学科性质的。但是陈玉刚教授认为全球关系相对应的是国家间的国际关系或者国内的各种关系，由此，全球关系也要以国家作为自己的参照系来确立自身的学科性质。由于将国家政府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主要是政治学学科，以国家为参照系的全球关系学自然也就不能不是政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以此路径建构的全球学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全球关系学或者全球政治学，其优点是学科核心范畴清晰，但是全球关系所涵盖的众多复杂的层面是否都能被涵盖进政治学学科之中，就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考察。

(三)探索中的全球学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