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论文篇（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同志《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的发表,对教育工作,尤其是教师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师劳动是通过教育和训练活动来实现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劳动。教师是教育劳动的主体。如何合理确定教师的工作量和工资待遇,怎样才能充分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和智慧才华,怎样才能提高教育效率,这是教育管理工作者和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合理确定教师的工作定额是提高教育效率的关键

教师劳动定额是一名教师在一定物质技术条件和一定时间内所必须完成的劳动量,体现教师为完成一定限额的工作量所需要的时间和付出的精力,即教学工作中的平均社会必要劳动。制定合理、科学的劳动定额,是科学地组织教师劳动、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的需要,也是对教师进行考核及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需要,是进行教育经济核算、平衡教师的工作负担、合理聘用教师、顺利地完成教育劳动、提高教育效率的重要内容。

教师的劳动是一种实现多种教学任务的非常复杂的脑力劳动,需要付出高度的智慧和技巧,受教师主观能动性发挥得如何影响很大。因此,在确定教师劳动定额时,应当以教师教学工作的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尺度,充分考虑影响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劳动者素质、劳动条件变化及所处地域状况等诸多因素。具体来说,应遵循下列原则:

(一)从实际出发,因时因地制宜原则

我国地域辽阔,经济、文化发展程度极不平衡,城乡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差异很大。在确定教师劳动定额时,必须充分考虑当地师资水平、教学设备、工作条件、教师健康状况等多方面因素,从当地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当地经济、文化传统、教育事业发展状况、发挥教师潜能的条件等,制定切实可行的劳动定额。

(二)劳动定额的标准适度原则

适度就是要使劳动定额既具有激励作用,又不是高不可攀,是大多数教师经过努力可以达到、部分教师可以超过的目标。若标准过高,大部分教师不能达到,让教师感到可望而不可及,就会影响教师的积极性;若标准定的太低,教师不用努力就能达到,则不能充分发挥教师的潜力,导致劳动效率下降,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如以中、小学教师的工作量为例,在美国为每周30多个学时。与之相比,我国教师工作量明显偏低,城市中、小学教师的工作量平均只有12.85学时/周,县城中、小学教师的工作量平均为16.6学时/周,教学负担最重的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作量平均也只有21.97学时/周。在高校也同样存在学校规模小和师生比偏低的问题。因此在改善教师学习、工作和生活条件、提高教师政治业务水平的同时,应合理适度地确定教师劳动定额,充分发挥教师的潜能,实现最大的教育投资效益。

(三)便于操作和有一定弹性的原则

规定劳动定额是为了使教师在工作中有目标,有约束,使学校管理者在检查监督和考核评估教师工作有所依据,以达到激励教师全面贯彻我国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提高教育投资效益的目的。所以,劳动定额的规定应简便易行,便于教师理解、掌握和执行,便于管理人员检查监督、考核评估,提高定额规定的实用性。同时又要留有余地,定额应具有一定弹性,以适应多种复杂情况的要求。

二、扩大办学规模,发挥教师潜能,是提高教育效率的重要途径

学校的合理规模是构成人、财、物等教育资源的合理结构、充分发挥教育资源效率的重要前提条件。办学规模合理就可以相应减少教育资源的占有和消耗,降低学生培养成本,提高教育效率。学校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充分发挥教师和管理人员等人力资源的潜能,有利于提高学校校舍和基地的占有率,有利于提高图书资料及仪器设备的利用率,有利于物质、技术、装备和人员的协作共用,有利于高校增设新的边缘学科和专业,促进学校内外的联合协作。适度的学校规模不仅可以调节教师的工作负担,而且有利于提高教师的使用率,进而提高教育效率。学校规模大时,教师平均任课的科目就少,有利于教师专心钻研学用一致的本专业课程,发挥出教师的专长,提高教学质量。反之,学校规模太小时,教师数量少,每个教师平均任课科目比较多,就容易产生所教非所学现象。在我国许多农村中、小学和担任音乐、美术等课程的教师中普遍存在这样的现象。这不仅使教师负担加重,而且严重影响教学质量,出现学校超员、教师短缺的奇怪现象,教育效率无从谈起。

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中、小学校规模达到24轨时,音乐、美术等课程教师的课时最适宜,教师的利用率最高,这是理想的情况。实际上,我们能达到6轨、8轨就不错了,规模效益可想而知。高等院校也同样存在着提高规模效益的问题,学校规模小、布点多且重复建设、投资效益低的不合理现象还普遍存在,影响着教育效率的提高,制约着教育的发展。为此,要扩大学校规模,搞好学校布局,使之更趋合理,借以提高教育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

(一)做好学校布局调整,扩大学校办学规模,提高学校办学效益。通过布局调整,解决学校规模小、布局不合理、学校重复建设的问题,使学校规模适当,结构合理,以达到合理教师劳动负担,提高教育效益的目的。

(二)兴办寄宿制学校。对生源分散地方的中、小学,政府要采取特殊措施和优惠政策,支持和帮助这些地方兴办寄宿制中、小学校。这样,既可以扩大学校规模,充分发挥教师、校舍、教学仪器设备的利用率,又能稳定教师队伍,解决教师的工作、学习、生活等许多方面的具体问题,一举两得。

(三)加快学校后勤社会化进程。后勤是目前制约学校发展规模的问题,无论是高校,还是中、小学都是如此。只有学校后勤社会化,引入市场机制,才能使学生生活环境在竞争中进一步改善,使学校有限的资金发挥出最大效益。

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是合理教师劳动负担、提高教育效率的必由之路和主要手段

在我国现有条件下学校规模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标准,尤其是中、小学更是如此。盲目地扩大学校规模,也会适得其反。因此要考虑提高教师利用率来弥补学校规模之不足,这需要进行学校人事制度改革。

(一)进行定编定员,实行校长负责制、教师聘任制

在按合理的编制标准及在校生数核定编制的基础上,实行校长负责制,加大校长的办学自限,使其成为真正的法人,更有效地管理学校。同时,确定合理的教师结构比例,引入竞争机制,实行教师聘任制,合理教师负担。一方面激励教师上进,增强教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提高教师本身素质,达到充分挖掘教师的最大潜力、发挥每一位教师的作用的目的。另一方面减少冗员和非教学人员,从而提高一线教师在教职工中的比例,进而提高教育效率。

(二)改革现行的教师管理办法,允许教师跨校兼课

要制定政策法规,打破条块分割和学校之间的界限,鼓励教师,尤其是中、小学校的教师和高校中的公共课教师跨校兼课,从而使教师所学所用一致,专业对口,达到充分发挥教师的专长、减轻教师负担的目的。使教师在学校规模一定的情况下,承担标准工作量,实现教师负担公平合理,减少人力资源浪费,使师资得到充分利用。

劳动教育论文篇（2）

体育教师从事的是学校体育工作，学校体育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他们的劳动价值，只有正确认识学校体育工作的特点和体育教师劳动的特殊性，才能正确评价体育教师的劳动价值。

一、学校体育的地位和作用

学校体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合格人才的重要途径。我国学校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有协调的发展，学校体育在其中承担着重要的教育责任。青少年正处在长身体、长知识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个性品质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们或长或短都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的学校生活，在这阶段，学生的身心状况不仅直接关系到他们能否以充沛、旺盛的精力从事文化学习，以健康的心态进行各种交往，还影响着学生今后能否很好地面对社会迎接各种挑战，适应紧张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论文百事通体育教育能实现这一功能，它不仅能增强学生体质，而且能培养学生勇敢顽强、团结互助、热爱集体等优良品质，形成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另外，科学实践证明，体育锻炼能增强大脑的功能，培养敏锐的反应能力，灵活的思维能力和想象能力，以及良好的注意力和记忆力，使人变得更加聪明，有利于学习和运用科学文化知识。

学校体育是促进群众体育发展和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战略措施。体育分为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群众体育是民族强弱的标志，竞技体育是国力盛衰的体现，而学校体育是二者的基础。学生身体的生长发育水平和体质水平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体育锻炼是影响他们最积极最重要的因素。青少年学生在我国人口总数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学校体育本身就是普及我国群众体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学生在学校不仅能通过体育运动增强体质，还能了解体育运动知识，掌握运动技能，并养成“终身体育”的态度和习惯，成为终生热爱体育运动的一员。另外，系国魂于民心的竞技运动始终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喜爱，而竞技运动的基础也在于学校体育。许多优秀运动员都是经过学校体育打下的基础，最后才攀登上竞技运动的高峰。所以说，学校体育工作的好坏，也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竞技水平的高低。

二、体育教学的特点和体育教师劳动的特殊性

劳动教育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F064.1文献标记码：A

Estimatingtheprivatereturntoschooling:Aoverviewoftheeconometricmethods

Abstract：Theordinaryleast-squaresestimationcouldnotprovideanaccurateestimateofthereturnstoschoolingbecausetheeducationonearningscan’tprovecausalityaswellasthereportingerrorinestimatingtheyearsofschooling.Thispaperoverviewthekeyeconometricapproachtotacklethisproblem,whichincludescontrollingtheabilitydirectly,usingInstrumentalVariableestimationandtakingtwindatatoeliminatetheunobservableability.Theauthoralsoevaluatestheproandconofthesemethodsandinterprettheresults.

Keywords：PrivateReturntoEducation,MincerModelEstimation,AbilityBias,MeasurementError，InstrumentalVariableEstimation

一、引言

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劳动经济学领域发展形成了一支重要的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认为，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行为，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为劳动者带来更高的收入（Becker,1964）。60年代后，发达国家微观层面数据的大量出现，以及计量经济-方法的发展，为检验人力资本理论提供了便利。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教育确实能够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当前学者研究的重点是精确测度教育回报率的大小（Card,1999）。

这一实证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教育收益率涉及教育对经济的贡献、个体教育投资决策行为、不同性别和种族教育程度的教育收益差异、教育资源分配等诸多问题，几乎与劳动、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各个方面都有密切联系（邢志杰,2004）。因此，对于教育收益率的计算也是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定量研究。另外，教育收益率的讨论对于转轨国家还具有特殊意义，众多研究考察了教育收益率的时间趋势特征(李实和丁赛，2000；Zhanget.al,2005)，并将教育回报率的变化作为判断劳动力市场建设和经济转型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赖德胜，2001;孙志军，2004)。

教育回报率包含教育个人和社会回报率，虽然一些政策报告如（Psacharopoulo，1994）也考虑教育社会回报率，但主流文献更多讨论的是教育个人回报率的问题，因此，本文也研究重点定为教育个人收益率的内容。本领域已经有一些优秀的综述文献，国外如（Card,1999），国内如（孙志军，2004）。本文的特色是从计量研究方法的角度总结研究脉络，总结并讨论国内外学者为克服普通OLS回归估计可能产生“能力偏误”和“测量偏差”两种计量缺陷，采取的直接衡量能力法、利用各种情境下的工具变量法、运用双胞胎数据分离能力三类计量调整方法。最后，作者对于这些精确估计的方法和结论做出了评价。

二、明瑟模型的设定和基本结论

学者通常依赖明瑟回归模型(Mincer,1974)估计教育回报率。该模型在控制个体工作年限、性别、种族、所在区域及行业的影响基础上，估计教育水平对于收入的贡献程度。教育水平通常包含连续变量在校年限和最高学历哑变量两种度量方法。运用在校年限进行估计，回归结果的含义是劳动者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的平均收入增幅。该回归结果简单且直观，但其缺陷是，在教育投资回报呈现边际递增或递减趋势时，无法了解到不同教育年限对于收入边际的贡献。因此，一些研究采用劳动者的最高学历作为教育哑变量进行估计，计量结果的含义是，劳动者达到某一学历水平的额外收入增幅。这种方法的缺陷是，不同劳动者达到某一学历的教育年限可能存在差异，从而计量估计容易引起偏误。两种度量方法的估计结果具有不同的意义，多数研究会同时考虑两种模型设定形式。

利用基本的明瑟模型，（Psacharopoulo，1994）对于全世界70多个国家的教育回报率进行了估计，带给读者对于教育回报率估计值的直观认识：（1）用在校年限衡量教育程度。世界各国教育回报率的平均水平为10.1%，亚洲地区非OECD国家为9.6%；按国家的收入水平进行划分，中高及高收入国家的教育回报率较低，分别只有7.8%和6.6%，而中低和低收入国家的教育回报率达到11.7%和11.2%。而利用我国80至90年代数据，绝大部分研究显示教育回报率在6%以下（孙志军，2004），这大大低于亚洲地区以及同收入档次国家水平；（2）用最高学历的哑变量衡量教育程度。世界各国的平均初、中和高等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分别为29.1%、18.1%和20.3%。亚洲区域内非OECD国家的初、中和高等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分别为39%、18.9%和19.9%，初等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按国家的收入水平进行划分，收入较低的国家，初、中、高等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较高，横向比较来看，各国教育投资总体上呈现边际递减倾向(Psacharopoulos,1994)。将这些数据与针对我国80至90年代的研究结果比较，初等和中等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大大低于亚洲地区以及同收入档次国家水平（Li，2003)，而高等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却较高，如(Liet.al,2005)估计发现高等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为61.2%，另外，与在其他国家发现的情况正相反，我国教育投资总体呈现边际递增趋势（孙志军，2004；Liet.al,2005）。

三、模型估计中的常见问题

从Becker（1964)开始，学者们就注意到明瑟模型估计存在着“能力偏误”（abilitybias）问题：教育程度并不是一个外生的客观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人们选择的结果，显而易见能力较高的个人学习更轻松，可以理解为他们接受教育的边际成本较低，因此更容易选择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另一方面，能力较高的个体也会因为工作能力强而得到较高的收入。教育程度是可以观测到的，个体的能力是很难衡量和观测到的，造成明瑟模型中衡量能力的变量的缺省。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能力较高而带来的较高收入，就会因为能力变量的缺省和能力与教育水平的正相关，而转嫁为教育对收入的作用，也就是说，教育水平较高的个体获得的高收入并不能完全归功于教育的作用，明瑟模型教育收益率比实际上的要高估了。(Spence,1973)著名的教育分离均衡模型，则具有讽刺意味的揭示了，即使教育无法贡献于生产力，仅仅是雇主筛选高质量人才的信号时，我们同样可以观测到教育程度与收入之间的相关关系。这些模型均是在内生考虑教育程度选择下，发现明瑟教育收益估计存在偏误。(Card,1995a)在(Becker,1967)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之上，构建了内生教育投资模型，本质上也是服务于更好精确的测度“能力偏误”。从教育投资回报的早期文献开始，“能力偏误”一直是该领域中备受关注的研究重点，学者们开发出各种手段解决该问题，权威综述可见(Card,1999;2002)。

明瑟教育模型估计中另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被称为“测量偏差”（measurementerror）问题。测度偏差的来源包含以下几种情况：一些研究用劳动者的最高学历来推测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由于同样是高中学历的劳动者实际受教育年限可能不同，这就造成了测度偏差。一些研究用劳动者的年龄和工作年数来反推受教育年限，由于劳动者入学时间的差异以及失业等因素，教育年限的测量结果与实际情况也会产生偏差。另外，问卷中直接询问劳动者受教育年限，调查所得的数据难免与实际数据存在出入（Ashenfelter&Krueger，1994)。从计量经济学理论不难得知，“能力偏误”问题会引起估计结果产生正的偏误，而“测量偏差”问题将引起估计结果产生负的偏误Griliches(1977)。学者们当前研究的重点是解决各种计量偏误问题，从而精确测度教育回报率的大小（Card,1999）。

四、克服偏误问题的主要方法

1．直接衡量能力

解决能力偏误问题的一个思路是寻找衡量劳动者能力的变量，如(Griliches,1977;Griliches&Mason,1972)用IQ和其他测试成绩作为度量变量。这种方法的最大弱点，是很难找到一个不与教育程度相关的能力测试指标，当控制变量与教育程度存在正相关时，估计结果同样会存在偏误。因此，近期文献很少直接采用该种处理方法。

2．寻找工具变量解决能力偏误

明瑟模型中的能力偏误问题，通常的解决办法是寻找工具变量，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具体到明瑟模型估计，问题的难点是，如何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该变量必须与劳动者的个体收入无关，而与个体的教育程度相关。

2.1利用劳动者家庭成员的教育程度作为工具变量

早期的一些研究使用家庭背景变量（通常是父母或者兄弟姐妹的教育程度）作为工具变量，这种处理方法背后的假设是，父母或兄弟姐妹的教育程度与本人教育程度相关，但与其收入无关。但父母教育水平是否与子女的收入无关，到目前仍然缺乏令人信服的结论，因此，运用家庭背景情况作为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难以保证（Boundet.al,1996）。从逻辑上来看，家庭背景情况确实具有潜在影响劳动者收入水平的可能性。因此，将反映家庭背景情况的变量作为收入回归控制变量是比较合适的。

2.2利用教育制度造成在校年限的差异作为工具变量

为了解决能力内生性问题，学者们思考利用外生性制度变迁的“自然实验”方法寻找工具变量。(Angrist&Kruger,1991)利用教育制度造成的不同月份出生人口的在校年限作为工具变量。两位学者注意到，在美国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教育政策，其一是学校入学政策，它法定的入学时间为每年的1月1日，而孩童必须要在入学时达到六岁，其二是强制教育法案，它要求学生在年满16或17岁才能够离校成为劳动力。结合两项政策，对于期望离开学校从工的学生，其中年初出生的学生在较大的年龄入学（比如一月份出生的孩童只能等到下一年1月1日入学，其时她已经达到了6.9岁，但因为离校的年龄又相同，因此被迫在学校逗留的时间就短一些，受教育的时间也就短一点。作者利用1930-1959年出生的男性人口数据，发现出生在第一季度的人口相比出生在其他季度的人口，受教育的时间确实稍短一些。如果出生年月与人口的能力是不相关的话，出生季度就可以作为一个教育年限的工具变量。作者在控制了种族、出生地区等因素后，分别估计了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出生的男性的教育回报率，IV估计结果基本与OLS估计比较接近，表明OLS估计中的能力偏误问题并不严重。该研究由于方法新颖而备受关注，学者们沿此思路开展了大量工作。

(Harmon&Walker,1995)利用法定最低离校年龄变化的教育制度变更事件，造成的不同时间段出生人口的在校年限差异构建工具变量。英国1947年出台的教育法案，将最低离校年龄从14岁提升到15岁，1973年，该法案又将最低离校年龄提升到16岁。这就意味着，在英国，1934年前出生的人口，面临14岁的法定最低离校年龄，而1934年到1957年出生的人口，面临15岁的法定最低离校年龄，1957年后出生的人口，面临16岁的法定最低离校年龄。作者利用英国男性数据，利用1934年前出生、1934年到1957年出生、1958年后出生人口哑变量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IV估计的教育回报率超过15%，远远高于OLS估计的6%。

(Meghir&Palme,1999)同样利用教育制度变革中法定最低离校年龄的变化，而由于发生在瑞典教育制度的变革是渐进的，同一时间内地区之间的改革进程是不同的，学生法定最低离校年龄存在差异，这样，就可以在相似的经济环境背景下，运用自治区是否参与教育改革构建工具变量，得以更加精确地估计教育回报率，瑞典在1949年开始启动教育体制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目标，是将最低离校年龄从7或8岁提高到9岁，该改革直到1961年才在全国各个自治市推广开来。作者就关注1945年到1955年出生的男性人口，利用人口是否参与到教育改革的哑变量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在控制出生年份、父亲教育变量后，得到的IV估计约为3.6%，而OLS估计约为2.8%。

(DuFlo,2001)考察了印度尼西亚1973年到1978年初等教育建设计划的教育制度变革事件。印度尼西亚初等教育建设计划的目标是在281个区中建立指定数量的初等学校。以计划新建学校数与适龄初等教育学生的比值作为初等教育建设计划实施强度的衡量标准，Duflo发现，在实施强度较高的地区即新建学校-学生比例较高的地区，劳动力平均教育水平及收入水平增长比较快。作者用1950年到1972年出生的男性人口数据，利用出生年份与各区初等教育建设计划强度的交叉项工具变量，得到教育回报率OLS估计值为7.8%，意味着在校年限每增长一年，工资平均增长7.8%，而IV估计值为6.4%。

2.3利用人口地理分布造成的在校年限的差异作为工具变量

(Card,1995)利用美国青年人口数据，将个人成长地是否相邻于大学作为工具变量。其背后的逻辑是，若学生成长地与大学并不相邻，学生就读大学无法在家中居住，特别是对于比较穷困的家庭，就会潜在提高了教育投资的边际成本从而减少教育投资缩短教育年限。Card利用数据证明了，相邻于大学的个人教育年限确实较高，而且地理因素对于贫困家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影响更大，因此，Card引入是否毗邻大学的哑变量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OLS估计结果为7.3%，而IV估计结果为9-19%。值得说明的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学生在教育投资上具有主动权，教育年限体现了学生选择的意愿，因此教育投资的成本会直接影响到投资的决定，而不似教育资源比较缺乏的发展中国家，比如我国，基本是学校设置门槛选择学生，首先学生需要入学成绩足够高被大学录取后，才会有大学投入的成本-收益决策来决定是否去上大学。

利用类似的研究方法，(Maluccio,1997)在发展中国家的背景下，运用菲律宾农村家庭调查数据，考虑了1950年到1974年的出生人口，将个人成长地是否相邻于高中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他们将个人与最近的高中的距离以及在当地是否存在一个高中的哑变量交叉项作为工具变量，OLS估计结果为5.7%，而IV估计结果为6.4%。

2.4利用特殊事件造成在校年限的差异作为工具变量

(Angrist&Kruger,1992)利用美越战争的特殊事件，巧妙的寻找到了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1967年到1973年的美越战争中，大多数美国青年并非自愿参战，除1967年外，每年非自愿参战人员从年满20岁的青年中根据抽签选取。每个青年会随机获得一个抽签号码，几个月之后，在某个号码以下的人就会被征召服役，因此抽签号码数字较低的人群就会有较大的概率被征召服役。然而也有办法延迟逃避服役，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入学。抽签号码较低的人群因为预计到被征召服役的可能性较大就会在获得号码的几个月内尽快去注册入学，这样就造成了抽签号码的大小导致教育年限不同，而抽签号码与后来的收入水平则不存在关系，因此抽签号码可以作为适龄人口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Angrist&Krueger获得教育年限回报率的OLS估计值为5.9%,而IV估计值为6.5%。

(Ichino&Winter-Ebmer,1998)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殊事件对于适龄人口教育水平的影响，寻找到了工具变量。利用奥地利和德国两国男性人口的数据，作者发现两国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0年到1935年出生）人口的教育程度受到了显著影响。这样，使用1930年到1935年出生的人口作为哑变量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后，针对奥地利的IV估计为9.5%，高于OLS估计的5.2%，针对德国的IV估计为5.9%，高于OLS估计的2.9%。

(Lemieux&Card，1998)也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事件寻找到了工具变量。他们考虑了战争对于加拿大英语地区和法语地区退伍军人的不同影响，他们注意到，世界大战后，法语地区退伍军人很少能够就读魁北克法语学校，而英语学校却允许那些甚至没有完成高中的英语地区退伍兵人就读大学。因此，战后法语地区退伍兵人基本没有享受到教育福利，而英语地区加拿大人享受到很大的教育福利。本文用是否属于英语地区人口与1924年到1927年出生人口的交叉项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运用198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OLS估计为6.2%，而IV估计为7.6%。

2.5利用家庭性别结构对于教育行为的影响作为工具变量

(Kristion.F.Butcher&AnneCase,1994)利用美国家庭性别结构对于女性教育行为的影响，构建了针对女性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作者注意到，美国家庭似乎比较重视“独生女”的教育，如果一个女性在家庭中拥有一个或多个姐妹，其教育程度就会显著的降低。而对于男性从数据上就没有表现出这种特征。作者利用1920年到1965年出生的女性人口数据进行估计，当运用家庭中是否有姐妹的哑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在控制家庭规模影响的基础上进行估计时，OLS估计为9.1%，而工具变量估计为18.4%。

3．利用双胞胎数据分离能力因素

劳动者不可观测的能力或家庭背景因素会影响收入，然而，对于能力和家庭背景相近的双胞胎来说，他们之间收入的差异就不会受到能力或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利用双胞胎数据差分明瑟模型能够分离能力因素，从而解决能力偏误问题，这通常被称为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model）处理方法。沿着这种思路，早期研究如(Groseline,1932)采用姐妹数据分离能力因素，之后学者便采用效果更佳的双胞胎数据，主要工作包括(Behrman&Taubman,1976；Taubman,1976；Behrman,1977)等，早期研究的共同缺陷，是由于搜集方面的难度造成样本数量较少，估计结果的稳健性难以保证。随着数据搜集能力的提升，近期研究均采用了较大的双胞胎样本量以提高估计的精确性。

（Ashenfelter&Krueger,1994)带来的计量方法创新，使得利用双胞胎数据的估计得以更加精确。两位学者从理论上证明了，利用传统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虽然能够解决“能力偏误”，但“测量偏差”的问题却更加严重了。(Ashenfelter&Krueger,1994)巧妙地设计的调查问卷，增加了让每个双胞胎报告互报教育年限的一项。一种考虑是，由于互报报告的数据与真实数据相关，而与自己报告的数据偏误不相关，我们可以用互报教育年限的差作为自报教育年限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但这种修正方法仅在互报教育年限相比自报教育年限误更小时，才能够改进估计的精确度。另一种考虑是，如果某人自报和报告他人教育年限在误差上存在正相关时，可以利用这个特性改进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受到测量误差的影响应当较小。两位学者通过数据研究发现，双胞胎自报和报告别人教育年限的相关性很高，故采用后一种修正模型比较合理。(Ashenfelter&Krueger,1994)运用OLS估计结果为8.7%，传统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教育回报率为11.2%，而固定效应修正模型估计结果为13.2%。之后的双胞胎数据研究均将修正的固定效应模型视为理想的估计方法。(Card,1999)在总结几篇利用双胞胎数据解决能力偏误问题的文献后，总结出普通OLS估计一般会高估10-20%。

五、针对我国教育回报率的精确估计研究

(Li&Luo，2004)利用中国家庭重男轻女的特殊社会背景，巧妙地寻找到工具变量。作者认为，在中国社会中，男子承担照顾父母的重任，而女儿终归是别人家的人，儿子女儿实际上对于家庭的贡献相差很大。所以，儿子的存在会造成对于女儿教育的歧视。作者将是否存在亲兄弟的哑变量作为女性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对于女性教育回报率的OLS估计为9.8%，而利用工具变量的GMM估计结果为16.9%。

（Meng&Gregory,2007)和(Gile,Park&Wang,2007)均运用的事件，找到适当的工具变量。（Meng&Gregory,2007)发现，发生在1966年到1977年的，在其不同阶段对于不同适龄教育程度的学生入学和教育都产生了明显影响，但总的来说，1966年到1977年的适龄教育人口的教育程度显著得降低了。作者据此找到了两种工具变量，其一是如(Ichino&Winter-Ebmer,1998)的做法，把1946年到1962年出生的人口的哑变量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而1942年至1946年和1962年至1966年出生的人口作为控制变量。这种方法的问题是，由于各时间段人口的教育环境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不考虑这些差异估计结果就会引起偏误。另一种做法，由于主要对城市人口的教育水平产生了影响，可以利用农村人口教育水平的时间变化趋势，排除时间趋势对于第一种做法中工具有效性的影响。但这种方法的主要问题是，农村与城市劳动力市场可能会存在系统化差异，而且由于农村劳动力市场中高等教育学历的人口较少，数据方面只允许研究高等教育学历以下人口的教育回报率特征。因此，作者主要采用第一种思路设计工具变量，作者运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1995，1999和2002年的调查数据（IDS）和中国城调队城市人口收入和支出普查（UHIES）数据，工具变量估计的教育回报率为7.6-7.8%，而OLS估计结果为5.4-5.9%。

(Gile,Park&Wang,2007)从另外的角度，他们发现，在期间，子女能否获得教育与父母是否拥有管理职位有很大关系，而与父母的教育程度相关性变低（Deng&Treiman,1997），因此，期间，教育对于政治上存在问题的学生是壁垒。作者首先从数据上验证了这种说法，并以此事件作为工具变量，运用2001年5个城市的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CULS），发现工具变量估计的教育回报率为7.5-7.7%，而OLS估计为8.3-9.6%。

（Liet.al，2005)进行了运用双胞胎数据分离能力方法展开了的研究。他们运用OLS估计得到的教育回报率为8.4%，运用双胞胎组合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教育回报率下降到2.7%，而运用修正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为3.6-3.8%，但仍与OLS估计有很大差距。这与利用其他国家数据发现的调整能力偏误后，估计值略微下降的结果颇为不符。另外，OLS方法进行估计，高中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为7-10.5%，大学毕业生的额外收入增幅为61.1-61.3%，职业学校毕业生的额外收入增幅为32.4-34.4%，在工具变量估计中，高中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为3.1%，大学毕业生的额外收入增幅为40%，职业学校毕业生的额外收入增幅为22%，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高等教育回报较高而高中教育较低。李宏彬等人将此现象归咎于中国考试导向的教育体系：在中国，由于大量的人口准备进入限额的大学，高等教育入学的竞争非常激烈。中国采取的方式是统一入学考试。只有很少的很聪明的学生能够进入大学。这样，能力偏误问题非常严重。另外，为了准备大学资格考试，中国的高中教育是考试导向型的，包括学校、教师的激励都是入学考试成绩导向的，并不能增加知识和工作能力，而学习内容根据大纲而定，学科固定，因此该教育体制只是选择了更有能力的学生，而不是提供知识和实际工作能力，最终造成高中教育回报率很低，而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回报率较高。

六、精确估计的基本结论及评价

如前所述，由于直接衡量能力的方法难以奏效，学者们克服偏误问题的主要方法是双胞胎分离能力法和工具变量法。

从利用双胞胎分离能力的处理方法来看，虽然(Ashenfelter&Krueger,1994)的计量方法创新，大大提升了利用双胞胎数据进行估计的精确度。但无论计量估计手段多么高明，双胞胎样本占人口比例过低的事实，使得双胞胎样本估计的教育回报率难以具有普遍意义，此方法的先天性缺陷是学者们难以逾越的。

工具变量法似乎是一个有前途的工作方向。但目前的研究难以得到精确的估计结果。(Card,1999)在总结了数篇利用工具变量法估计教育回报率研究后，发现工具变量估计通常比OLS估计高出20%到30%。如果工具变量法主要解决的是能力与教育程度相关性的问题，工具估计应当比OLS估计偏低，那么实际估计结果偏高就比较出乎意料了。总结来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包括：

（1）工具变量本身并不有效。如(Angrist&Kruger,1992)研究的一个重要缺陷是，由于下一次招收参军人员的数量未知，即使编号较高也面临被抽中的威胁，因此，事实上大部分适龄人口都采用接受教育来逃避战争，由此造成编号与受教育程度之间的相关性很差，这时候利用数量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就难以准确，理论计量研究也表明，非有效的工具变量可能会比OLS估计将引起更大的偏误（Bound&Solon,1999;Neumark,1999）。另外，如(Harmon&Walker,1995)运用教育系统变更的事件，用特定时间段的哑变量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由于各时间段间还存在其他影响教育环境的事件，因此各时间段人口的教育环境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不考虑这些事件影响的估计就会引起偏误。

（2）计量方法不够考究。(Card,2001)总结了工具变量法在计量方法的上的几种潜在问题。其一是测量偏差问题。(Griliches,1977)和(Angrist&Krueger,1991)认为，虽然工具变量法解决了能力偏误问题，但如果测量偏差问题的问题非常严重，非有效的工具变量可能会放大测量偏差的问题而使得估计结果反而偏小。第二种是模型设定问题。(Ashenfelter,Harmon&Oosterbeek,1999)发现，在工具变量法估计的模型设定中，学者们通常选择给出教育回报率最高t检验的模型形式。如果这种模型设定的调整对于工具变量估计的精确性影响不大，但对于估计区间产生了很大影响，那么工具变量估计的结果就缺乏有效性。第三种是估计样本选择性偏误问题。(Card,1995)强调教育回报率在个体间异质性所引发的估计偏误。根据教育系统变更事件而开发的工具变量，比如建立在强制就学或学生地理位置的工具变量研究，通常对于低教育人群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如果这些人群选择较低的教育程度是因为就学的边际成本较高，而不是边际收益较低，那么，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就会高于实际平均边际教育收益率。

另外，运用工具变量法来进行精确估计，遇到的另一个困境是方法和结论难以推广。上述工具变量计量研究通常也被称为“自然实验”（naturalexperiment）方法，经济学家根据特定的经济背景环境特征，利用外生性制度变迁绞尽脑汁找到的工具变量，一般难以推广到其他国家运用。比如，由于中国教育制度背景与美国迥异，无论是(Angrist&Kruger,1991)利用在校年限的差异作为工具变量，还是(Card,1995)将个人成长地是否相邻于大学作为工具变量，均不适用于中国。然而，中国利用独特如等环境背景，也可以找到很好的工具变量，但也难以推广到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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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论文篇（4）

官文化与集权官僚体制是我国文化意识与政治体制的继承，是几千年来一直延续至今的文化和政治传统。官文化是一种专制文化，是以官僚体制、官僚政治为骨架，以官僚意识、官僚价值观念，以及民对官的认可等构成的一种社会文化形式[2]。

官文化的影响很是深远，在古代，官文化的出现曾经促进过中国历史的发展，但是在近现代却成为了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官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官员腐败的深层原因，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以归纳为：1.官文化下的官场文化如同“酱缸文化”；2.官本位文化导致社会对官员的定位出现极大偏差；3.官文化带来的寻租问题十分严重。近代，中国官文化和官僚集权体制可以表现为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对社会经济的统治，也是近代中国人民要推翻的“三座大山”之一；新中国建国以来，官僚资本一度被消灭但又在新的环境中产生成长，而且在现阶段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表现为了公有制经济与官僚资本的矛盾。

这些原因中又可以归纳为政治体制缺陷的原因，但更重要的也是更为根本的是思想意识和哲学方面的原因，故有学者认为批判消除官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和必要。这些问题中除两千年历史继承下来的官文化传统不易改变的原因外，还应该着重注意一度作为主要指导思想的，前苏联影响下的“物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官文化和官僚集权体制的支持作用。而本文接下来就是要首先说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历史上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初衷，其“物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哲学的继承，其存在与发展就是磨灭了劳动者的自我意识，而且在这点上它已经与中国传统官文化结合；其次再论证要打破这种官文化的统治，就是要首先建立新的人本主义的哲学经济学观念，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理论最初的出发点，从人的本质和劳动的价值出发。故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首先推广劳动价值教育，然广大劳动群众明确自己的主体性，真正意识到自己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享受劳动创造价值的过程，享受自由自觉地劳动。

二、从“巴黎手稿”到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批判

“异化劳动”的理论是马克思早年的代表理论，这是对人追求自由的劳动本质的回归，也是马克思试图用从扬弃私有财产的基础上解决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表现。马克思在早年“第一手稿”中不断进行着对“异化劳动”的追问，既然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劳动，那么劳动为什么会异化？而且在“第一手稿”中马克思还提道“我们还打算解决两个任务”，第一个是“从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规定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二是“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劳动的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

20世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国际认为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是苏联的解体却让人们对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产生了怀疑。苏联解体之后，国际国内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苏联的一夜之间垮台的巨变已经有了非常多的解释，例如刘永佶认为第二国际以及苏联的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失败，理论上的原因就是它忽略、歪曲，甚至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念、方法并改变了主题和主义，进而形成了有严重缺陷的主题，提出了错误的主张。这种错误主张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唯物主义哲学的演进，与商品拜物教有着异曲同工的思想，它用物的关系掩盖了人的关系，“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劳动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杨耕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人与物的逻辑关系颠倒，没有从人的实践出发而是从所谓的“物质”出发去理解人和自然，淡化了人的主体性。

总之，综合上文的说明以及纵观国内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研究，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物化和异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其原因就在于苏联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背离了人本。而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学习和模仿苏联，同时也吸收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理论，用这些理论进行经济建设，忽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这种物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中国固有的官本位思想，劳动者为寻求自身价值并追随社会思想潮流，认为“做官好，只有做官才能成就一番事业，才能致富”。就这样等待社会精英们涌入官场后却发现现实并非如此，辛苦的投资得不到应有的回报的时候，思想开始动摇，堕落和贪污腐败也就不难想象了。

三、劳动者主体意识与自我价值的重新确立

劳动教育论文篇（5）

二、幼儿养成教育的培养方法

1.从幼儿入园时抓起，提高幼儿动手的能力和爱劳动的意识。新入园的幼儿年龄小，生活不能自理，教师必须从一点一滴抓起，努力做好幼儿良好习惯的培养工作。如，让幼儿饭前、便后自己洗手，学会自己吃饭，上完厕所自己把裤子提好等。同时，教师还可利用比赛、讲故事、鼓励等来培养幼儿的良好行为习惯。在幼儿园里，大多数幼儿对力所能及的劳动都有浓厚的兴趣和参与的愿望，特别是在教师的鼓励下，幼儿更愿意参加劳动。因此，幼儿每做一件小事，哪怕做得不好，教师都要充分肯定幼儿的劳动成果，再加以适当的引导，这样就能充分调动幼儿参与劳动的积极性。

劳动教育论文篇（6）

近几年来，我国青少年的劳动“答卷”一直令人担忧。各种传媒不断报道有关当代青少年劳动意识淡薄，劳动能力差的现象。如近些年上海某著名大学录取的新生中，有60％以上的人不会自己挂帐子，许多大学生在入学前没有亲手洗过一件衣服。

某县妇联对该县一所重点中学初一年级的学生作过一次调查测试，结果表明，从没有洗过一件衬衫的占79％，不能煮好一锅白米饭的占84％，不会和不敢使用电饭锅、液化汽炉的占67％。

据北京市家教会对某小学一个班的调查，该班44名学生中，家长每天给整理书包的占39％，家长给洗手绢的占66％，家长给洗脚的占52.3％；家长给穿衣服的占59％。

看了三份大、中、小学生的劳动“答卷”，使我们不得不忧虑，劳动这种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素质，中华民族最为优良的品质正遭到某些因素的削弱与侵蚀。结果，许多青少年即使跨入成年人的行列，依然连最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也比较欠缺。从种种调查报告和现实分析研究中可以看到，青少年的劳动观念正日趋淡薄，对青少年的教育已陷入一些误区。问题出在孩子身上，责任应在家长身上。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家庭教育，是由于家长思想上的偏差，忽视了劳动教育而产生的严重后果。

可悲的是，忽视劳动教育，致使孩子与劳动人民的感情上发生扭曲，不尊重劳动人民，甚至形成看不起体力劳动者的坏思想。某小学校的一个孩子课间不慎将眼镜掉入便坑中，急得没办法。一位工友用手从便坑中帮她掏出来，还给了她。没想到她转身就走了，连个谢字也没有。同学问她，你怎么不好好谢谢人家？她居然说：“谢什么，她就是干这个的。”

没有经历过劳动磨炼的孩子，往往不懂得劳动成果来之不易，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幸福生活，是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他们不爱惜劳动成果，不知道这些劳动成果凝聚着劳动人民的血汗。目前，有不少孩子花钱大手大脚，不爱护东西，浪费现象相当严重。

分析今天在丰盈的物质生活氛围中成长的一代，许多不良的道德、心理品质，大抵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从缺少劳动教育中找到根源。因此，加强青少年的劳动教育，不是一家一户的问题，它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决不可掉以轻心。

二、劳动在青少年成长中的作用

劳动有助于孩子形成良好的思想和道德品质。实践证明，人的许多优秀品质是在劳动中形成的。只有在劳动实践中，才能培养孩子爱人民、珍惜劳动成果，养成勤俭、艰苦朴素的好作风。劳动能锻炼孩子吃苦耐劳、克服困难的坚强意志，有助于培养孩子良好的社会适应力，促进身心健康。劳动能培养孩子勤快、主动的工作态度，有利于形成对集体、对国家的义务感和责任心。劳动能培养孩子自立、自理、自强的独立生活能力和进取精神。

劳动能促进孩子的智力发展。有些家长不让孩子干家务活，不愿让孩子参加学校组织的劳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怕影响孩子的学习。其实学习并不能排除孩子参加劳动。因为劳动可以改善呼吸、血液循环，促进生理的新陈代谢过程，调节大脑疲劳，有利于大脑发育。在劳动中，孩子双手的活动有益于左右脑的开发，促进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发展，有助于提高学习能力。劳动还可以培养孩子的观察、分析、判断、创造能力和动手能力。中国自古就有心灵手巧的说法，手巧会促进心灵，心灵又带动手巧。

如湖南省湘潭清联小学的许卫东和张永义，在他们十一、二岁时早晨起来要帮家里烧饭，但又想利用烧饭的时间看书，有时读书入了迷，忘了熄火，饭就烧糊了。为了解决看书和烧饭两不误这个难题，这两个孩子一起研制了一个饭熟报讯器。它是利用杠杆原理制成的，一头是装了米和水的锅，一头是相当重量的沙罐。当饭熟时气体蒸发，重量减轻，沙罐下垂接通电源，电铃便自动报警。如果人在外面，听不到电铃的声音，报讯器还可以自动将炉门关闭。这项成果，在湖南省举办的青少年科学创造发明比赛中获得一等奖。这是劳动能激发孩子学科学用科学的兴趣的生动一例。

劳动可使孩子学会生活，形成健康的人格。学会劳动，养成劳动习惯是孩子学会生活，形成健康人格的重要保证。劳动可以培养孩子自己动手创造整洁的学习生活环境，使他们明白劳动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源泉，有助于孩子的心灵美。在日常生活中，每个家庭成员都自觉主动地承担家务劳动，可以增进家庭的团结、安定，使家庭气氛和谐。每一位有远见的父母，都应该培养孩子从小学会做合格的家庭成员，这不仅是为了减轻做父母的劳动强度，而且也是为了孩子的一生的幸福。通过劳动，让孩子学会关心他人，即在外关心同学、老师，在家关心父母、长辈，长大成家后才能关心妻子、丈夫。这对现在的独生子女更为重要。

三、学习发达国家家教经验，走出家庭劳动教育误区，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劳动之美德

据有关方面对各国小学生每日劳动时间的统计，美国为72分钟，韩国为42分钟，法国为36分钟，英国为30分钟，中国只有12分钟。德国的法律规定：孩子必须帮助父母做家务。6—10岁的孩子要帮助父母洗餐具，给全家人擦皮鞋；14—16岁要擦汽车和菜园里翻地；16—18岁要完成每周一次的房间大扫除。另据报载，美国和加拿大有17个城市每年举办“铁孩子运动会”参赛者是7至14岁的少儿，比赛内容是连续进行长距离游泳、骑车、越野和长跑。每年均有成千上万的父母带着孩子前往报名参赛，角逐“铁孩子”的桂冠。无独有偶，日本中学普遍设有一门锻炼课程，即在严冬组织学生身着短裤进行户外长跑，旨地培养孩子钢铁般的意志。

这些生活富裕的国家，竟有如此苛刻的教子法，令人大开眼界。相比之下，我们身边的孩子未免被娇宠得过了头。然而，眼下这些蜜罐里泡大的孩子，大多过于娇嫩，吃不得苦耐不了劳，经受不了困难和挫折的考验。这实在怨不得他人，从72分钟比12分钟的数字里，就不难得出，责任主要在父母身上。该是父母警醒的时候了，做父母的应充分认识到，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要培养孩子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品格和勇于克服困难、迎接挑战的素质，从小就应给其创造磨炼的机会。

劳动教育论文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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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论文篇（8）

楼世洲，1957年生，教授，教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副校长、非洲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史硕士点负责人，山东师范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全国教育史学会理事，北京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院、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浙江省公共管理协会副理事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教育研究》、《Intern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IER）》等通讯评审。其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史、非洲教育、职业教育、教育政策分析。近几年先后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尼日利亚拉格斯大学、美国杨百翰大学、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访学。担任教育史学与文献、中国职业教育史、教育科研方法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主编教材3部，获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主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部级一般项目1项，教育部重点项目3项；出版《尼日利亚高等教育研究》《职业教育与工业化――近代工业化进程中的江浙沪职业教育考察》《区域教育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等专著5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贫困、教育与发展》译著1部，近五年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教育政策、非洲教育等学术论文30余篇。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高校科研成果三等奖1项。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教育（尤其是劳动者教育）逐渐从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过程，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关系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状态：它们既作为两个过程相互独立，又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1]可以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教育和现代劳动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是改造社会的最有力手段之一，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是增加社会生产的一个方法，并且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类的唯一方法”，把它作为未来共产主义教育的萌芽。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实践和发展，并把这一原理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方针。

一、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探索与实验

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教育思想中，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中心思想之一，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被认为是实现教育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基本保证。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被认为是确保新中国教育社会主义性质与方向的基础。曾经多次就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发表过指导性意见，陆定一1958年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也是由亲自审定的。

首先，教育思想中的教劳结合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进行了更为全面的阐述，并把它上升到教育方针的高度。早在1934年苏维埃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论及“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在什么地方”的问题时，认为“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2]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指导根据地文化教育的基本方针被同志首先提出。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指示，中共中央在1958年9月的《关于教育工作指示》中，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定为党的教育方针，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其次，在实践层面上发展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思想，进一步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方式和途径。195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专门就“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发表了讲话。1958年8月13日，在天津大学视察时指示：“以后要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老师也要参加劳动，不能光动嘴，不动手。”“高等学校应该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对各级各类学校如何贯彻教劳相结合提出了具体建议。1961年7月，在《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中，赞扬“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江西共大“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1965年在《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的谈话》中提出“理工科学生不仅要有书本知识，还要会做工”，“文科学生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1965年《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提出了“大学教育应当改造”，要彻底改变“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的状况。

第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教育思想。1950年《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就如何体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针问题，提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刘少奇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理论和思想，大力提倡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因此“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批判，是我党教育方针的核心，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正确体现。

从认识层面看，中国共产党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提高到了教育方针的高度。从实践角度来看，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许多有利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途径和形式，对于改造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旧教育，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教育，对于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有关教劳结合的实践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根据《共同纲领》有关“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的要求，实施工农干部和人民的教育；推行工人、农民的业余补习教育；推行识字教育，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扫除文盲；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全国各级学校向工农及其子女开门。[3]

二是调整学制，改革学校课程，加强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1950年同志《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和教育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都强调教学中既要防止教条主义，又要克服经验主义，强调要“加强教学与实际结合”，要求“有计划地组织学生的实习和参观，并将这种实习和参观，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4]1953年政务院下发《关于加强高等学校与中等技术学校学生生产实习工作的决定》，对高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学生参加生产实习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三是全面实施劳动教育和勤工俭学。新中国成立后各项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尤其是基础教育发展很快，到1957年，一方面是大批的中小学毕业生不能获得升学的机会，必须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另一方面中学出现了片面追求升学忽视生产劳动的现象。面对这种形势，中央对加强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问题做出了专门的指示。刘少奇同志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提倡在学校开展勤工俭学和开展课余劳动。1958年陆定一总结教育事业取得的成绩时说，学校“在教师和学生中进行了思想改造；进行了院校调整和教学改革；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小学的在校学生都增加了几倍；扫盲运动和业余的文化技术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学校中开始普遍地实行了勤工俭学”。“党中央曾经提出过在学校里增设生产劳动的课程问题……直到现在，党的主张才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5]

四是全面推行学校办工厂（农场）、企业（公社）办学校、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建立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同志在1958年《工作方法（草案）》中非常具体地谈到了各类学校如何开展劳动，实现教育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比如，他要求“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试办工厂或者农场，进行生产，做到自给或者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6]刘少奇同志在1957年发表关于毕业生参加劳动问题的讲话和文章以后，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他又发表《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1958）、《半工半读，亦工亦农》（1964）等文章，着重探讨了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等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对于普及教育和培养新人的作用。

这一时期有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认识和实践，尽管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受到“左倾”错误思想的干扰，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得到了新的发展，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成为党的教育方针，并纳入国家的宪法中。在实际工作中，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经济建设为中心，探索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发挥教劳结合的思想教育功能和在生产实践中的促进作用。正如后来同志所总结的那样，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直实行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尽管在贯彻执行中出现过一些问题，但“方向是对头的”，“总的是成功的”，“对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很有好处”。[7]

二、“”十年：经验和教训

教育史学界一般都以“十年浩劫”来概括对教育事业的破坏。“”十年，[8]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认识与实践都发生了很大的偏差，给我们的教育事业带来了沉重打击，教训是惨痛的，概括下来，至少有以下两点：

一是在教劳结合的目的上，过于强调生产劳动在改造人们政治思想上的作用，把教劳结合主要作为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的工具，忽视了教劳结合对于提高劳动者劳动素质，对于提高社会生产方面的作用。“红”与“专”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各个阶段都有讨论，但“”之前和改革开放后，和邓小平都强调要“又红又专”、两者兼顾；唯有在“”一段时间里，强调政治思想上的“红”胜过了理论知识业务能力上的“专”，用俗话说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二是在生产劳动与理论知识学习的关系上，过于强调劳动，用生产劳动代替理论知识的学习，让教育完全融入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去，事实上是取消了现代社会教劳结合的前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而且，把生产劳动狭隘地理解为体力劳动，认为劳动形式越原始，劳动条件越艰苦，劳动强度越大，对于改造思想、净化灵魂的作用越大。这种理解偏离了马克思论述教劳结合时所指的主要是以现代科学知识为基础的、以机器为工具的现代劳动。“”中，用“三机一泵”替代中学物理，用所谓的“农业”和“工业”课程替代数理化课程，用参加生产劳动替代知识学习，导致基础教育质量全面下滑。在高等教育领域，先是停课闹革命，随后停办所有高等院校，代之在全国大办“职工大学”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此后虽然恢复了大学招生制度，但在教育内容、体系和形式上仍然以生产劳动为主体。

认识上过分强调教劳结合的政治思想教育功能，把知识与生产、理论与实践相对立。实践中完全用生产劳动取代知识教育，结果导致整整十年的人才断层，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期间教劳结合的实践，也提供了一些思考和借鉴：

第一，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坚持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获得“完全知识”的唯一途径。实践证明，在教育过程中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将知识传授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有利于丰富人们的实践经验，有利于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也有利于实践能力的培养。

“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螺旋上升，“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继承和发扬。指出理性认识来自于感性知识，理性认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阶段，只有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谬误，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不仅如此，他还把认识论的原则用来指导教劳结合的具体实践，提倡学习理论知识要以直接经验为基础，掌握理论以后要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1968年，他在《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编者按”清样中加写的一段话里，明确提出：“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些思想和做法，如果剔除“左倾”思想的消极影响，对于我们今天教劳结合的实践，依然具有启迪作用。

第三，大中学校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成为新时期教劳结合的重要形式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1987），提出要“积极引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90年代后，学生通过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中了解国情，了解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际的作用不断显现，使得社会实践活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也成为新时期教劳结合实践的重要形式。

第四，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具有了新的表现形式。高等院校的教学、科研和生产的“三结合”是高等教育教劳结合的重要实践形式之一，早在1959年4月3日的《人民日报》《把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结合起来》的社论中就提出了“高等学校在贯彻执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时，必须把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密切结合起来”。改革开放以前，“三结合”曾经取得了累累硕果。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教育体制改革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产学研”三结合无论在深度、广度和规模上都是空前的。

第五，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领域，教劳结合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蓬勃开展。学校微观层面上，教学改革层出不穷，比如专业调整、课程设置改革、课程内容更新、教学方法变革、教育组织形式创新、教学管理改革、实践教学体系构建、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等等，都力求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以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求。从一定程度上讲，所有这些力求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教育改革，都是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切实举措。

回顾60多年来我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我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逐步形成的过程，同时也是对马克思有关教劳结合思想继承、创新和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对教劳结合的理论认识，还是对教劳结合的具体实践，都有过成功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教育之所以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乃是因为劳动，尤其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劳动，总是处在不断的创新和发展之中，而教育面对生产劳动的发展变化，往往处于被动滞后的境地。因此，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今天，我们既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更要根据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和新情况，不断探索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意义和途径。■

注释：

[1]成有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新探索[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78

[2]孙喜亭.试论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的特定含义[J].江西教育科研，1996（6）：1

劳动教育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 D412.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7.02.011

劳动是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作为精神生产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以及价值引导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形式。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即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承担者、发动者和实施者，是确保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顺利进行的主导力量。当前，均质化的社会结构逐渐转变为层级化、异质化；各种相对统一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也日趋多元化和分散化，思想政治教育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理论回应现实的问题上愈感乏力，社会上甚至滋生了一些“思想政治教育无用论”“思想政治教育形式论”等消极的态度看法。科学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性质、特点和价值，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素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价值的确证诉求和理论创新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内涵界域

“主体”这一概念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有三种解释：“事物的主要部分；法律上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法人或国家；哲学上是指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主体是与客体相对应的存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概念是从哲学认识论引申而来，指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一直以来都是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围绕“主客体的划分是否否定客体的主观能动性及其地位的平等性”这一争论，大体来看，理论界出现了单一主体说和双主体说的观点。从施教过程来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承担者、发动者和实施者，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指依据一定的社会和阶级要求，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品德和精神生产的个体或群体，是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主导和中坚力量。就这一理论意义来说，思想政治教育者就是对一定的客体（教育对象）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体。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依据相关划分准则，可以分为不同类型。按年龄来分，可分为老、中、青三个年龄段的教育主体；按性别结构来分，可分为男性教育主体和女性教育主体；按行业来分，可分为学校、企业、军队、党政机关的教育主体等；按级别来分，可分为高级政工干部、中级政工干部、初级政工干部。不同类型的教育主体，由于其生理、心理和行为方式的不同，会表现出各种差异性。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展现出目的性、计划性、主动性、选择性、实践性、创造性和超前性等特征，发挥着传递、教育、管理和协调四种职能。

教育主体劳动价值的现实诉求：异化的批判与消解

“异化”（alienation）一词源自拉丁文，有转让、疏远、脱离等意思。“异化”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被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从而进一步扩展和加深了它的含义：黑格尔在阐释主体与客体的分裂和对立时提出了人的异化；马克思把异化现象阐释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

劳动异化有四个本质特征：（1）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的产品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异己存在物同劳动对立；（2）劳动者和劳动活动本身相异化，表现为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相反为被迫的强制劳动，是否定自身的一种活动，马克思曾说过：“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一切强制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3）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表现为人的类本质变成维持个人生存的手段，成为人异己的本质；（4）人与人相异化，这是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活动和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精神生产者，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占主导地位。思想政治教育者通过运用各类方法、手段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这一特殊的劳动，取得特殊的劳动成就，即受教育者的思想观念在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影响下达到一定的思想状态及高度。在当前社会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异化。不管是在主渠道还是在主阵地中，主体发挥的功效都不太明显，甚至出现其主体地位被轻视的现象。结合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异化主要表现在与其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过程的异化和对劳动成果的评价相异化。

首先，教育主体同其劳动产品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是劳动的对象化，然而现在劳动的对象化却表现为劳动者同其劳动产品的异化。”同样，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中，受教育者的思想状态及精神产出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对象化。正是由于劳动对象化具有主体意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产品也随之显得更为复杂。不管是在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还是主阵地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效果都不太明显。受教育者对待各类显性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态度多为抗拒、厌烦和无奈，这使得教育主体的劳动产品产生对劳动过程和劳动主体的否定，从而和“劳动相对立”。

其次，教育主体劳动过程的异化。马克思在异化劳动理论中指出，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并不感到幸福，并只是将劳动视为维持自身生计的一种强制性的对象性活动。同样，思想政治教育劳动过程的异化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教育价值和教育客体的消极影响下，关心自己的科研成果、学生的就业情况等硬性指标胜过受教育者本身的学习和思想生活状况。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双向互动的关系：学生认为老师讲空话、说大话，枯燥无味；教育者认为很难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素质。二者的关系随之发生异化，以至于并未达到预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再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价值的评估异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价值的评估对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主w劳动评估的异化，主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劳动本身相异化。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认为自己的劳动不受肯定，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教育主体的劳动产品，即受教育者的思想素质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提高；二是即便一部分受教育者的思想素质有所提高，但随着环境的变化也会出现腐朽、堕落的思想。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本身和社会对劳动主体价值的判断或多或少造成教育主体与其劳动本身相异化，从而使教育主体否定自己的劳动。

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异化表现来看，其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阶级和群体对主体劳动价值的误解、歪曲和否定。全面科学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实质，实现其劳动的本质回归有助于提高教育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实现教育者本身和社会的价值双赢。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本质的应然与实然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是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的根本，只有具有劳动能力的人类才具有创造世界的能力，并为人类生存环境的不断变化提供动力支持。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通过劳动创造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因此，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行为和劳动价值的认知不应因时代的发展速度及价值取向的变化而改变，而应始终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本质持积极肯定的态度。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性质。劳动是指用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的消耗与支出输出劳动价值的人类运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同手通过不同的行为实现头中的想法一样，劳动过程将脑力和体力劳动结合为一个整体。”由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其劳动被赋予脑体兼有的以脑力为主的奉献性的劳动性质。

第一，以脑力为主的复杂性劳动。马克思将劳动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简单劳动指不需要经过专门训练且无任何特长的普通人所能从事的普遍性劳动。复杂劳动指具有一定技术专长和知识的劳动者从事的特殊性劳动。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劳动是一项以脑力为主、体力为辅的复杂劳动。首先，教育对象的思想问题具有复杂性和层次性。当前，社会结构由同质化向异化和层次化转变，各种文化思想相互激荡，受教育者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多样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思想问题日益复杂，教育主体需要耗费更多的脑力来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其次，教育对象的思想转化过程日趋复杂。教育对象的思想转化一般经过内化、外化和反馈调节三个阶段。在当今自媒体时代，教育对象获取信息的内容丰富、渠道宽泛、速度快捷，如何在海量的信息中甄别、吸收和传递有效信息并在思想上进行知、情、意、信、行的转化，对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教育主体不断调研受教育者的新需求，更新自身观念，培养创新的思维和工作方式，科学地处理大量信息，用创造性的脑力劳动帮助受教育者进行思想的转化。

第二，奉献性劳动。从性质上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劳动既不具有商品性质，也不具有索取性质，而是一项育人、塑人的高尚、伟大且具有奉献精神的复杂性劳动。首先，教育主体的工作性质需要奉献精神。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由执政阶级挑选、培养和锻炼，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思想素质的队伍，承担着为执政阶级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责任，应具有奉献精神。其次，教育主体的榜样示范作用要求其具有奉献精神。教育主体应具备丰富的业务知识和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其榜样示范才会让教育对象耳濡目染，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润物细无声”的功能。再次，教育客体的思想特征要求主体具有奉献精神。教育主体的工作对象是人，是有思想、有个性的现实的人，是具有主体性的客体。思想的多变性和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潜在性要求教育主体要进行多次耐心的教育。提高教育对象的思想素质、道德水平，是一个长期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者在保证自身身体健康和维护自身正当利益的前提下甘于奉献、乐于奉献。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特点。第一，潜在性和周期性。潜在性是指教育对象在接受教育活动后形成的正确思想，在未外化为行为之前存在于教育对象头脑内的属性。它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内隐性特征。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外化为行为需要一定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教育对象是否需要或接受主体的教育。其次，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外化为行为的因素很多，包括自身的认知水平、实践活动的难易程度、教育主体的指导、职业道德、专业水平等。因此，客体的思想外化为行为需要反复性的思考。

周期性是指教育主体的工作具有经过较长时间才能在教育客体身上逐渐产生效果的属性。首先，要有效掌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阶段的周期性，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包括施教过程和受教过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需要一个周期。其次，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形成必须经历知、情、意、信、行的转化周期。每一个阶段都十分复杂，依赖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发挥。

第二，综合性和间接性。综合性是指教育主体的劳动具有由众多因素构成的属性，包括劳动性质、劳动方式和劳动成果的综合性。首先，劳动性质的综合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是以脑力劳动为主、体力劳动为辅的劳动结合。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培养符合社会要求的公民的主力军，他们除了承担着理论课程的教授和课外实践活动的指导外，还有繁重的科研任务，每一项任务的完成都需要耗费大量的脑力和体力。其次，劳动成果的综合性主要是指精神形态的劳动成果和物质形态的劳动成果的综合。前者具体表现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者的思想素质和道德水平得到提高；后者主要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间接地调动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成物质效益。

间接性是指教育主体的劳动成果需要通过中间环节来实现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成果需要受教育者接受并认同主体传输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并将其内化为思想，外化为行为，再通过受教育者的学习、工作、生活的具体行为来反映劳动成果的成效。

第三，塑造性和奉献性。塑造性，是指教育主体在帮助受教育者接受科学理论和新的思想观念，不断提高其精神境界的过程中具有的创新属性。教育主体根据社会和阶级的要求以及个人特点，塑造出各种类型的人才。

奉献性是指教育主体在对教育对象进行思想和人格塑造的过程中具有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不是商业性质的劳动，而是奉献性质的劳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伟大、高尚的劳动和付出是引领人们达到一定思想状态和精神生产的高层次的复杂劳动。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头脑中把它建成了。”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特殊性决定其劳动价值的独特性。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价值的理解存在某种曲解，教育对象认为教育主体讲大道理、说空话，脱离现实，枯燥乏味，以至于“思想政治教育无用论”日益猖獗，科学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成果价值的特殊性和劳动价值的评价具有重大F实意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分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创造价值。推进社会主义精神和道德文明建设，提高一代人的思想素质和道德水平要依靠伟大精神劳动者的劳动。因此，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所创造的价值是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是非凡的。从表现形态来看，既包括精神形态的价值，也涵盖物质形态的价值；从劳动的效能来看，既包括看得见的现实价值，也囊括短期无法显现的潜在性价值。

首先，精神形态的价值和物质形态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建构一种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引导正确价值观的形成，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实现正是达成这一重要目标的主要途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相对特殊的劳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价值并不具有一般工作的直接可显性与可感性，而是表现为一定精神形态价值的产出。精神形态的价值，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运用相关途径或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从而激发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升华其世界观及人生价值观并达到符合社会要求的思想品德的高度。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价值不能同经济工作和其他物质成果一样用确切数据显示量化，而只能用相对趋势来衡量。从“实践出真知”这个层面来讲，精神形态的价值更加珍贵，因为它是前人及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实践经验的总结归纳和突破创新的整合，并且反过来在理论思想上有针对性和目的性地指导各种思想政治实践活动，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有效性。物质形态的价值作为精神形态价值的有效产物，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思想观念及思想觉悟的转变提高了人们生产和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了物质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并同时强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健康发展。

其次，现实价值和潜在价值。现实价值是具有直接明显性的能被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立即感知到的价值和成效。当下，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现，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现实社会产生困惑。思想政治主体如果能及时帮助教育对象明辨是非，透过现象看本质，解决受教育者的思想困惑，那么教育主体就发挥了其劳动的现实价值。然而，在其现实价值中也包含着潜在价值。潜在价值是一种不易立即被人们察觉到的工作成果。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传达等都是思想政治教育潜在价值的体现。人们虽无法在这些过程中立刻感知思想政治教育的明显作用和意义，但其却具有强大的、无穷的潜在力量和影响。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性质、特点和其价值的特殊性是致使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形象和劳动性质被曲解、其劳动成果被不当评估以及其社会主导地位被忽略的主要因素，这无疑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强烈打击。因此，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出现严重职业懈怠，有的甚至质疑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和价值性。要想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劳动价值做出合理的评价，消解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异化，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本质回归，应做到两方面改善：一是改善思想政治教育劳动的宏观和微观环境。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看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同时，社会和学校的党政领导更要充分认识并确保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充分尊重和肯定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劳动的价值和意义，从而保证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二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本身的劳动素质，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率的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劳动过程中既应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素质，还应根据受教育者的特点、需求和接受方式，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创造更多的劳动价值，为国家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本文系2016年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重庆市普通高等学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及重庆师范大学校级基金项目“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专项”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分别为：16SKSZ017、15SZZ05）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19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李凯林，1996，《马克思劳动主体性思想研究》，北京出版社。

劳动教育论文篇（10）

随着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村现代化的加速进程．在农业人口有9亿之众的中国农村．目前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现有耕地人均不足2亩，并且每年还在继续以几百万亩的速度锐减，致使农民生产和生活空间十分狭小．同时也造成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因此，大规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已不仅仅是人口学的问题，同时属于经济学的范畴．它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的诸多制约因素中，劳动力素质低下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重视和加强对转移劳动力的再教育和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成为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重中之重的基础工作，也是农村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一般来说，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市场竞争意识越强，他们能够多渠道收集社会信息，了解职业岗位的需求。自觉地接受各种职业岗前培训和专业技术教育，具有较强的就业竞争能力。而我国农村农民平均接受教育水平偏低，这使得他们转移后无法参与高收入岗位的竞争。因此．这就需要政府、社会、企业等方面共同肩负起教育培训的重任，通过建立多元化的教育培训模式，改善办学条件，实行大规模的各种职业技能培训，从而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素质。

一、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理论

最早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研究的阿瑟?刘易斯，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为以城市为主的现代工业部门和以农村为主的传统部门两部分。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要远低于工业部门的。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的关键在于资本家的投资。只有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二元经济转向一元经济，城乡达到同一，才能实现农村的工业化和农业的现代化。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刘易斯理论”。

在“拉尼斯一费景汉理论”中．也提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先决条件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及农业技术的进步。这同样对教育培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要求。

另一种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是“托达罗理论”。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不仅取决于城乡经济结构的差异，也取决于转移者对转移成本和效益的权衡。如果流入城市的预期收入高于农业收入，即使城市存在失业的可能，人口也会不断流向城市。

以上第一种理论可以理解为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表现为一种“拉力”；二是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对农村劳动力的排斥，表现为一种“推力”；三是经济发展使劳动者产生的一种转移的心理动机，即为主观能动性。这当中主观性的显现表现出对个体素质提出了较高要求，个人素质是影响劳动力转移心理的重要因素。具有较高的教育文化素质才能客观估价自己。并有可能得到较高的预期收入和社会地位；相反，教育文化素质低的人则由于较少的就业机会或较低的收入而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因而不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前期教育和培训工作，盲目地、轻率地强迫转移，则不会实现有效的劳动力转移。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据相关资料统计，1999年我国农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是在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文盲或半文盲占896％，小学文化程度占3．65％，初中文化程度占6．05％．高中文化程度占9．38％，中专占1．57％，大专占0．4％。农村住户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66年．冈0刚超过小学毕业的水平。即便是目前，不少地区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也只能在9年左右。在职业技能教育方面，德国通过“双元制”教育．农业劳动力中有54％的人至少受过3年的职业培训．而我国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很少有机会经过岗前培训而获得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据国家农调总队调查．2001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为4，82亿人．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比重约为70％，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高达87，8％，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占13，6％。而美、德、法、日等国家不足全国人口10％的农业劳动者中，受过中等职业技术培训的超过90％。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低下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更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就业层次的提高和就业的稳定性。

实践证明，美国、韩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能顺利完成产业结构转换的根本条件之一就是注重教育的发展．有效地提高了全国就业人口的平均文化素质水平。对于发展中大国的中国而言。提高城镇化水平，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是大势所趋。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其素质的关系

新经济时代劳动力市场需求正由单纯的体力型向智力型、技能型转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对其转移具有显著影响。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择业范围和空间越广、收入越高、稳定性越强、社会问题也越少。

(一)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择业范围越宽。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容易接受新事物，容易适应新的环境．他们有较强的自信、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他们不甘农村生活的寂寞，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越小，面向第二三产业就业的比例则越大，更易于实现转移。不仅如此，转移后，他们会很快适应城市生活，与城市原居民能够较好地相处．减少了城市管理成本及一些社会问题。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实证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力转移越容易．择业的范围越宽。

(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择业空间越广。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影响着其转移距离，统计表明，向发达地区转移的劳动力文化水平高于向落后地区转移的劳动力。因为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所以对收入的期望低，也不敢轻易远距离转移．而且他们思想意识保守，难以对城市产生认同感，故土难离，更愿意留在故乡，而不是转移到城市。他们的择业空间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三)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高。劳动力的教育文化程度与劳动生产率有较强的正相关性。教育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对生产率的提高起促进作用，他们为企业创造了较高收益，相对的，企业也会付给他们高的收入作为报酬。

(四)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问题越少。劳动力转移的事实表明，劳动力素质对社会问题影响不小。素质低的劳动力进入城市后，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只有靠出卖苦力谋生，由此引发城市相关治安问题。甚至这些现象突出．低素质的劳动力会产生厌世心理，做出一些违规、违法的行为，造成社会动荡。所以为避免劳动力转移后的社会问题。应做好转移前及过程中的教育培训工作。

四、农村劳动力转移教育培训存在的问题

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教育培训工作已经得到了重视，在全国范围内诸如“阳光工程”、“春风行动”、“两后双百培训工程”等活动的开展，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远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不能满足农村劳动力就业增长的需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教育培训工作还存在着以下问题：

第一，认识不统一，部门协调不得力。尽管国家至上而下成立了劳动力转移教育培训的领导部门和管理机构．但从现行的运行过程来看，教育培训管理分属不同的行政部门，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现象突出，政府统筹协调乏力。主要表现在各行业主管部门为了完成自己的务，为了各自的利益着想，开展自己的培训，条块分割，各自为政。使专职培训部门的工作举步为艰。这就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更重要的是受教育培训的需求远得不到满足，很多教育培训流于形式，学不能致用，打击了学员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为了经济利益，很多地方的教育培训工作没在真正地开展起来。

第二，用工法规不落实，用人单位对用工人员素质要求不高。由于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企业用工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不少企业为了应付生产发展，招聘工人“饥不择食”，不求高素质的生产操作人员，有时甚至只要有人想应聘，就能得到一个工作岗位．从而造成了不少企业使用的都是无证上岗人员这就使劳动力转移的教育培训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

第三，基础条件差．教育培训质量不高。由于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性，领导的重视程度以及各地的教育培训情况极不平衡，由于部门所有、条块分割、财力分散，用于培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严重不足。不少地方出现了有牌子、无设施、无经费、无师资、无活动的现象，所谓的培训是以会代训、标语宣传、发“明白纸”．搞形式主义，其培训效果可想而知。

五、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教育培训的对策与建议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教育培训工作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要解决好教育培训的问题，关键是思想上要引起高度的重视，政府要肩负起这一重任，在制度保障和资金设施上给予保障。在此基础上实现教育培训观念的创新、教育培训保障体制的创新和教育培训制度的创新。

首先是教育培训观念上的创新。劳动力转移的教育培训与其它教育有着一定的区别．我们要抛除传统的教育培训观念，以建设学习型社会，树立终身教育的理念．树立学历教育与技能教育并举，以及农村教育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为农民脱贫致富服务的观念。通过开展各种教育培训活动，为农村劳动力增长知识、技能，增强创业致富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