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管效率论文汇总十篇
征管效率论文篇（1）
一、引言
经济因素对税收的增长有着十分直接的影响，它包括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动两方面因素。加强征管也是税收增长的直接原因。但是，我国理论界对税收征管效率的问题研究较少，实践中也很少将征管效率作为税务机关业绩考核的重要指标，长期以来主要以税收收入作为衡量税务部门工作的主要指标，这样就造成了我国税收征管效率较低的局面。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新疆税收收入（除1999年）快速增长，从1994年28.7亿元上升到2007年的200.65亿元。理论上的问题是，在税收增长过程中，税收征管效率提高了多少？征管效率的提高对税收增收的贡献率是多少？庄亚珍、陈洪（2004）对影响税收征管效率的因素进行了初步分析。臧秀清、许楠（2005）初步分析了税收征管效率的综合评价体系。在已有的关于“加强征管促进税收增长”的研究中，对管理因素的分析还停留在定性分析或粗略的数据分析的层面上。原因在于，难以在实际中剥离管理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很难作出精确的数量分析（贾康，2002）。有鉴于此，本文借鉴“索洛余值法”对新疆1994-2007年间的税收征管效率进行定量测算。
二、solow余值法简介
1.测算基本思路
solow余值法最早由solow于1957年提出，普遍用于测定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其基本思想是在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分离劳动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其剩余部分作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杨得前(2008)利用solow余值法首次定量测算了上海市税收征管效率，并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结论。本文也用solow余值法测算新疆的税收征管效率。
在影响税收收入的因素中，最基本的因素有三个：一是税源数量（以g表示），二是税源的质量（以p表示），三是征管效率
假定税收函数（y）为： ，其中 表示综合征管效率水平。
对税收函数两边取自然对数，然后进行全微分，可得：
(1)
上式左端第一项式税源的增长使税收增收的部分， 表示税源的税收产出弹性 。第三项c表示由于征管效率的提高使税收增收的部分，可以将其称之为征管效率提高率。这里的征管效率包括管理水平和从业人员努力的提高等诸多方面。更进一步的说无论有无税源数量的增加，质量的改善，征管效率提高均有可能发生。
将(1)式各项用年增长率 代替得：
上式左端第一项表示税源数量的增加对税收增长的贡献率，第二项表示税源质量的改善对税收增长的贡献率，第三项表示税收征管效率提高对税收增长的贡献率。
利用上式，我们可以测算出税收征收效率对税收增长的贡献率。
2.指标选取
本文采用崔兴芳(2006)在税收征管效率提高测算及对税收增长的影响和杨得前(2008)在上海市税收征管效率提高的定量测算与分析中选取的指标作为本文的指标。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和占gdp的比重。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增长可以理解为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一般而言，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会从第一产业占优势比重向第二、第三产业占优势比重的方向演进。由于税源绝大部分集中在第二、第三产业，并且考虑到取消农业税后，第一产业基本不提供税收，因而本文用第二、第三产业之和来表示税源数量。
三、征管效率对税收增长的贡献率的测算
假定税收函数 ，假定税收函数规模报酬不变，即 。对税收函数两边取自然对数，化简得：
令
则税收函数变换为：
(2)
在做方程(2) 的回归之前，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本文首先运用eviews5.0软件对lnm、lnn进行单位根检验。
(2)进行回归，得到的回归方程及系数的t统计量如下：
(3)
（-9.74）（12.52）（27.21）
由于拟合优度 ，该模型整体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各个系数的概率p=0.0，说明各个系数也都显著不为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通过对方程进行回归后的残差进行检验可以看出，残差是一个平稳序列，所以三个序列具有协整关系。
根据方程(3)我们得到税收函数为：
即（4）
从回归方程可以看出，期间税收征管效率平均每年提高8.6%，第二、三产业每增加1%，税收收入增加0.99%，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税收收入增加0.01%
“索洛余值法”的要素平均增长率是几何平均增长率，若期初水平为x0，期末水平为xn，则平均增长率为：
税收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
征管效率提高对税收增长的贡献率cr为：
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1994～2007年间新疆的征管效率平均每年提高8.6%，征管效率提高对税收增收的贡献率为55.35%左右。
四、政策建议
虽然新疆的税收征管效率水平不断提高，但是新疆的税收征管效率仍徘徊于较低水平，税收征管改革仍比较迟滞。对此，建议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改革以提高征管效率，增加税收。
1.提高税源监控质量，加强部门之间的协作
现如今，我国的公共支出效率地下，缺乏监督，纳税人、纳税单位对税款怎样使用、用在何处，都处于不知情的状态，且公共支出也没有完全体现纳税人、纳税单位的意愿。只有让纳税人充分享受其权利，才能自觉履行其义务。
欠、偷、抗税现象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信息不对称，纳税人掌握的信息明显多于税务机关。为了尽量缩小征纳双方之间的信息量差异，税务机关应积极与社会各部门配合建立协作机制，改善征管的外部环境。建立一个统一的网络系统，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以便更好地进行税收征管。
2.提高信息化水平，开展财税库银横向联网系统（tips）
税收征管实践表明，科学有效的征管协作机制和监控手段是税收征管效率的实体保障，也是税收征管资源优化配置的外在条件。各级税务部门要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根据当地经济的发展走势和纳税人的素质情况，简化纳税申缴手续，强化纳税申报方式的改革力度，提高基层税收管理人员操作水平，从而节省税收征管的人力资源。
已在全国23个省市推广使用的财税库银横向联网系统（tips）实现了税收申报缴库无纸化和业务处理一体化，实现了税款资金实时划拨和部门间信息共享，在加强政府财务管理、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效率、方便群众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所以，新疆应该尽快开展横向联网系统，并扩大办理费税收入直接缴库的业务范围，以便有利于财政、国库部门实时掌握税款入库情况，为财政预算执行分析及预测提供准确依据。
参考文献:
征管效率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8-000-01
前言
提升税收征管效率有助于降低征税成本，促进税收向公共服务的转化。对税收征管效率的评估和对影响税收征管效率因素的考察是实现税收目标的基础性工作。基于以上，本文简要分析了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问题。
一、测算方法及效率测算
1.测算方法
从本质上来讲，征税是一个投入产出的过程，投入的是国家税务机关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税基，产出的则是税收收入。从这个角度来看，税收的投入和产出明确，因此，可以根据投入产出思想，采用非参数和参数方法来进行税收征管效率的测算[1]。相较于参数法来说，非参数法对国税机关征管效率的测算不需要生产函数结构形式，使用更加方便，研究结果更加稳健和准确。因此，本文选用BBC模型DEA法（基于规模报酬可变）、FDH法（自由处置壳）及CCR模型DEA法（基于规模报酬不变）等多种非参数方法来评估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具体评估方式为产出导向效率评估。
设地方国税机关数量为n，投入种类为j，产出种类为k，用xi和yi分别代表第i个国税机关的投入列向量和产出列向量，用X代表（j×n）和（k×n）阶投入矩阵，用Y代表（j×n）和（k×n）阶产出矩阵，则可以分别得出CCR模型、BCC模型及FDH模型的线性规划公式。
其中，代表满足≥1的向量，即国家税务机关决策单元技术效率，如果>1，则代表技术效率低，如果=1，则代表效率高。为（n×1）阶的常数向量，为计算低技术效率位置的权重，代表n维单位向量，相较于CCR模式来说，BBC模式引入了=1，其为凸性限制，代表的是可变规模报酬，而FDH模型中则引入了，等于0或者1的时候，放弃凸性假设，坚持规模报酬可变。
2.效率测算与评估
在评估各地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的过程中，以税种类别为基础，将税收收入作为产出变量，而投入变量则包括四个，分别是国税机构人员数量、城镇单位就业劳动者报酬、企业营业盈余额及批发零售业增加值。利用上述非参数测算方法进行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计算，得出测算结果图[2]。
二、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1.实证模型
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的影响因素众多，其中经济社会环境因素、税制因素、税务人员因素及征管技术因素是最主要的四个方面。本文主要从财政方面、社会环境方面及经济方面探讨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的影响因素，计量模型如下：
Taxeffit=c+β1W×effit+β2taxdecit+β3lpopstaffit+β4employit+β5cityit+β6lprgdpit+β7prosdit+β8openit+β9colit+εit
其中i代表省、直辖市及自治区等地区，t代表年份，各个地区国税机关征管效率核算得分为因变量，采用上文中得到的国税机关征管效率评估结果作为被解释变量。用W×eff表示征管效率的空间加权变量，以此来反映相邻地区国税机关征管效率之间的关系。设空间权重矩阵为W，用代表i省份与j省份的空间相互关系，空间权重矩阵为：
本文共选取了30个地区，因此，空间权重矩阵为30×30，首先进行W的标准化处理，保证所有行元素的和为1，之后与被加权的税收征管效率做乘积，以此来计算加权变量。本文以2003-2015年中国三十个地区数据为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税务年鉴》[3]。
2.结果分析
上文中DEA评估的税收征管效率值在0到1之间，OLS估计结果并不一致，因此以极大似然法为基础，采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通过回归分析结果可知：
（1）因变量在税收征管效率值模型中，空间加权变量滞后一期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一个地区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会随着相邻地区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的提升而提升。分析原因：税收征管技术和知识有着同质性的特点，相关知识和经验能够在相邻地区国税机关之间传递和流动，尤其在垂直管理制度下，这种税收征管经验和技术的推广十分有效，因此，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呈现出空间互动的特点和溢出效应。
（2）税收分权变量在效率模型中显著为负，说明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会随着税收分权的提升而下降。分析原因：国税和地税两大税收系统负责国税征收，对于税务机关来说，其税收征管过程中投入的机构、设备为固定成本，征管范围的扩大会导致边际成本降低，呈现出规模经济性，税收分权代表地税系统征税增加，国税系统征税减少，不再具备规模性，从而导致税收征管效率的降低。而将国税系统和税务系统合并则有利于提升税收征管效率[4]。
三、结论
我国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水平较低，总体比较稳定，提升空间大，提升就业比、促进城镇化发展等有利于提升征税效率，促进税收向公共服务转化。
参考文献：
[1]李建军.我国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及其影响因素[J].财经论丛，2012，04：41-46.
[2]李建军.税收征管效率与实际税率关系的实证研究――兼论我国“税收痛苦指数”降低的有效途径[J]. 当代财经，2013，04：37-47.
[3]李建军.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理论与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13，02：109-119.
征管效率论文篇（3）
一、相关成本概念及分析
通过文献综述我们发现,大多数学者认为税收运行中的成本应包括税收管理成本(强制成本)、税收遵从成本(纳税成本)和税收社会成本(社会福利成本)。
1.税收管理成本(强制成本)。即是我们所说税收运行中的征管成本,是以税务机关为主体,为保证税法的实施所发生的与征收税款和税收管理有关的成本。它具体应包括税务人员的工资、奖金、福利、住所以及教育培训等支出,还包括税务机关的办公场所、配套设施及办公经费,纳税宣传的支出也应列入其中。税收征管成本是税收征管效率的集中体现,因此,控制和节约税收征管成本是提高税收征管效率的要求,是优化税制的前提。
2.税收遵从成本(纳税成本)。是指纳税人为履行纳税义务而发生的全部费用和支出。税收遵从成本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几种:(1)时间成本:如收集、保存必要资料和数据,填写纳税申报表等活动所花费的时间价值;(2)货币成本:支付给会计人员的工资、福利以及设置账薄、进行会计核算、聘请税务顾问、进行纳税申报、缴纳税款等过程中发生的用货币计量的支出;(3)资产成本:为顺利进行纳税申报、缴纳税款而购置的资产,如计算机、打印机等设备;(4)机会成本:因逃避纳税而引发的成本;(5)心理成本:对税法所产生的不公平感或者心理上的疑虑等。遵从成本是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必然存在的成本,其中时间成本和心理成本对纳税人的行为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
3.税收社会成本。是指不能归入管理成本或遵从成本中,但与税收运行直接相关的,由征纳主体之外的其他部门或社会成员所负担的成本。如司法机关为惩治偷税的成本等。社会成本中最应注意的是由征税而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超额负担),即征税活动对经济行为产生的扭曲的负效应,在经典的理论中称为“哈伯格三角”。
二、税收征管成本与税收征管效率
税收征管的根本目标是取得税收收入和保证税法的实施。在实际的税收征管中,应收税款与实际征收税款总存在一定差距,这是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的。但高效的税收征管却可以缩小这一差距,使之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并且,税法的成功实施更是离不开税收征管这套实施机制。因此,税收征管的效率决定了整个税收制度的效率。
税收征管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其效率应该如何度量呢?由于税收征管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简单地以收入和成本的对比来度量肯定是不准确的。税收征管效率不仅包括征管机制严密程度所影响的纳税人遵从程度,而且还包括征税机构运行效率和人员素质。因此,单纯以征税成本的高低来衡量征管效率是不可取的。例如,A国征税成本率为0.5%,但其偷税率达到30%,税法遵从度较低;B国征税成本率较高,为1%,但其偷税率仅为5%,税法遵从度较高。通过比较不难看出,征税成本率较低的A国征管效率低于征税成本率较高的B国。
税收征管效率受到税收制度是否严密的制约,但严密性是无法准确量化的,只能使用偷税率等相关指标进行替代,而这些指标又受到了税收征管的影响。因此,在探讨税收征管成本时,我们假定制度是既定的,是外生变量。显然,税收征管效率受到来自于人员素质、技术手段、组织机构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而在这些因素中,税收征管成本无疑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在这些影响效率的变量中,我们先假定成本之外的人员、技术、组织是既定的,这也符合上述变量在实际运行中变换缓慢的事实。那么,通过降低征管成本就可以达到有效地提高税收征管效率的目的。
三、影响税收征管成本的因素
1.经济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对税收征管成本产生影响。一般情况下,在税收制度既定时,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决定了税源多少。在税收征管成本的绝对量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以我国为例,1978年GDP为3624.10亿元,同期税收收入为519.28亿元,税务人员为17万人;1988年GDP为14928.30亿元,税收收入为2390.47亿元,税务人员为50万人;1998年GDP为79395.70亿元,税收收入为9262.80亿元,税务人员为99万人。在人均征税量上,1978年为30.5万元,1988年为47.8万元,1998年为87.29万元,呈一种上升趋势。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导致了税收征管成本的地区不均,沿海发达地区与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差距明显。
2.财政因素。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政策导向对税收征管成本有着重要的影响。税收收入的取得是为了满足政府职能的需要。如果政府对税收收入的需求增加,势必会影响税收征管成本,税务机关往往会投入更多的成本去取得增量收入。税务经费支出也是按照税收收入的一定比例来安排的,在财政状况较好的地方相对充裕,反之则经费缺乏,这无疑也会造成征税成本的损耗。
3.税收制度因素。总体上看,简单而严密的税收制度,能使税收征管成本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在具体的实践中,主体税种选择尤其是流转税和所得税的选择对税收征管成本的高低有着显着的影响。流转税是以商品或劳务的流转额征税,较所得税的征管难度要小,因此,以流转税为主体税的征管成本小于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选择。就是在流转税内部,增值税和营业税也由于其运行机制的不同而使征管成本处于不同的水平上。另外,一个稳定、公平的税收制度也是保持征管低成本的关键所在。这是因为频繁变动的税制带来了巨大的“适应性”成本,而不公平的税收制度将对纳税人的行为选择产生消极影响,使行纳税人利用各种机会来逃避纳税,这明显会加大税收征管成本。
4.组织机构效率和人员素质影响征管成本。不可否认,高效机构带来的必然是低成本耗费。而人员素质是人力资本的价值体现,高素质的人员也是降低征管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
5.社会因素。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制度是由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三部分组成。正式规则指的是成文的税法及相关法规、规章,实施机制则是税收征管活动。在这三部分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是非正式规则,它是正式规则形成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实施机制能否有效发挥作用的保障。社会因素就可以概括为非正式规则的集中体现,它包括在思想、文化、传统、道德、意识形态中,是在人类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潜规则”,如守法、诚实、守信等。这些“潜规则”具体到税收活动中则表现为公民的纳税意识、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以及社会各阶层对税收活动的理解等。“潜规则”从意识上影响着纳税人的遵从程度,进而影响着税收征管的成本。
四、发达国家降低税收征管成本的有益经验
1.经济思想对税收征管成本的影响是明显的。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体现在税收征管上是通过国家强制力,加强对纳税人的控制,严厉打击偷税者。在这种理念下,税务检查所耗费成本较高。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涌现,新公共管理理论以理性人为假设,希望通过“看不见的手”来实现个人利益和公众利益的统一。
经济理念的改变体现在税收征管上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摒弃传统的对纳税人的偷逃税行为严查重罚的做法,而代之以更加“人性化”的做法。它们更加注重对征税行为的成本—效益分析,通过提供高质量的服务降低税收征管成本,提高纳税遵从度。例如一贯以严厉着称的美国联邦税务局进行了业务重组,把“通过帮助纳税人了解和实现他们的纳税义务并通过使税法公平适用于所有纳税人,以此为美国纳税人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作为工作信条,并把为每位纳税人提供一流的办税服务、为所有纳税人提供旨在确保税法得到公平实施的服务和创造高质量的工作环境作为三个战略性目标。
2.企业管理思想的融入。新公共管理思想主张将企业家精神引入政府管理之中,运用企业经营管理中较为成熟的技术、手段和经验为纳税人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这样,纳税人的地位从被监管的对象转变为商业性客户,而征税机关则成为商业企业,其内部管理也从行政管理中解放出来,向企业化管理转变。
众所周知,行政管理一贯以低效、腐败着称,而企业化管理则能够充分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虽然税务机关不可能以“利润最大化”为工作信条,但企业管理中可借鉴的部分可以有效降低税收征管的成本,因为不论是企业还是政府,低成本都是有效率的表现之一。因此,引入企业管理思想可以对征管成本的降低产生积极的影响。
美国联邦税务局对所设计的未来组织模式进行了更加专业化的分工,不再按照行政职能进行划分,而是以面向客户(纳税人)的要求进行组织架构,直接为纳税人提供服务,减少了中间的成本耗费。税务机关的内部管理按照委托—理论制定了有效的激励机制,诱导人去实现委托人的目标,使其符合委托人的利益。美国联邦税务局的做法是针对组织效率实行“扁平化”管理,减少中间层耗费,同时对战略管理层、操作层和一线员工层,依据工作业绩进行评估考核,作为晋升和奖励的标准。这样,减少了税务官员的寻租动机,减少了不必要的征管成本浪费。
3.公共选择理论的引入。公共选择理论模型中,通过对官僚的“经济人”假设推导出了官僚制度运转效率低下,政府也会失灵的结论。该理论认为要消除低效、失灵现象,关键在于消除公共垄断,在公共部门恢复竞争,引入市场和准市场机制,促使公共部门管理的社会化。在西方发达国家,充分利用中介组织和社会团体为纳税人提供大量纳税服务,这些措施大大降低了税收征管成本。
征管效率论文篇（4）
一、税收征管资源非均衡配置的内涵和表象
（1）税收征管资源非均衡配置的内涵
1.税收征管资源。税收征管资源是指税收征管过程中的各种要素投入，既包括各种“自然资源”如税收征管机构等，也包括一系列“社会经济资源”和“智力资源”如税收征管权等。税收征管资源的形成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各级政府的投入。二是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建立或授予的，如税收制度。三是税务部门在税收征管过程中获得的，主要包括各类征管信息和数据。
2.均衡与非均衡配置。税收征管资源均衡配置，是指各项征管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资源配置与征管活动需求完全匹配并且相对稳定，在资源总量固定的条件下，税收征管的产出和相关效益达到最大，或是税收征管的收益一定的情况下，投入的资源成本最小。
（2）税收征管资源非均衡配置表象的总体检讨
1.空间配置的非均衡性。一是纵向配置非均衡。我国税务机构庞大，截止2009年末税务人员达85.6万人，税务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实行“复制”，从总局到基层税务分局（所）共5个层次。二是横向配置非均衡。在现行征管模式下，征收、管理、稽查三分离，政务部门与业务部门协调配合，存在机构（部门）增多、协调成本较大等问题。三是“内外”配置非均衡。国、地税两套税务机构的设置大幅度增加了征管资源。
2.时间配置的非均衡性。
3.非均衡配置的后果。用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4E”取向来评判，一是不够经济。国家为实现税收征管目标，投入的人、财、物一直居高不下。二是效率较低。无论从征管投入产出还是税务人员人均征税额等指标看，我国税收征管效率都远低于先进国家。三是效能不显著。从税收征收率、纳税人遵从度等指标看，征管资源配置并未能显著改变征管现状。四是公平性较差。税务机关内部，不同地区、不同层级间的征管资源分配不公平，甚至差距逐步增大。
二、税收征管资源非均衡配置的形成机理分析
（1）宏观因素
1.税制因素。现行税制对税收征管资源配置的影响体现在：①税制复杂多变。②部分税收政策不尽合理。③税收自由裁量权、执法责任追究制等管理制度尚不完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税收征管效率。
2.政治因素。我国于1994年进行了分税制改革，分设国、地税两套税务机构分税种开展税收征管，虽然对确保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收入有较好的效果，但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征管资源增加了一倍。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税务工作的行政干预也会影响征管资源的配置。
（2）微观因素
1.内部管理因素。一是信息不对称。税务系统内部之间存在着种种信息不对称矛盾。二是资源配置与职能要求不相适应。部分岗位职能不明晰，调整频繁，人权、事权、财权不同程度地存在越位、错位、缺位的问题。
2.人员因素。一是人员结构不合理。税务人员知识结构参差不齐，高素质人才偏少。二是积极性不高。由于领导职数有限，干部发现晋升无望，过了一定年纪就不太愿意干事。三是人员流动不合理。
三、优化配置税收征管资源的路径选择
（1）制度创新——改革和完善现行税制
1.建立健全税收征管法律体系。税收征管法体系是由不同层次的税收征管规范性文件组成的。应当研究制定税收基本法，完善税收征管法，注意法律的可操作性，提高立法质量。
2.优化税制安排。遵循“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思路，积极深化税制改革。包括：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逐步实现分类与综合所得税制，适度降低边际税率和减少累进税率级次等。
（2）管理创新——努力提升资源管理效能
1.构建科学的税收征管体制。—是精简税务机构。在兼顾区域经济发展和征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设置征管机构，有效均衡地分配征管力量。二是实施税源差别管理。引进风险管理理念，把资源优先配置到风险高、税款流失可能性较大的地方，最具效率地运用有限的征管资源以提高纳税遵从度。三是推进省、市局一体化建设。构建省局、市（州）局一体化运行新格局，打破层级，缩短流程，一体化运行。
2.着力优化税务人力资源。一是完善人才进出机制。推行竞聘上岗，畅通出口，对不适应工作需要的坚决予以辞退，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局面。二是健全税务人员激励机制。完善绩效考核机制，健全岗责体系，切实改善部门之间、人员之间工作量苦乐不均的现象。三是积极探索税务系统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管理办法，推行公务员分类管理，加大干部交流力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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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市场经济和国外的市场经济并不相同，因此国家的发展以及对企业所得税的征管情况不能够完全借鉴与国外的先进经验，只能够根据我国的具体市场情况进行不断的分析测试和调整。我国自2002年开始，在2002年、2006年、2008年、2009年和2015年进行了五次修改和调整。2008年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调整与改革，对于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征收效率有明显的提升。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比较特殊的，在进行税法改进和调整的过程中，既需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还需要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创新，对于我国企业所得税进行征管效率测度的分析，能够得出我国企业所得税征管的具体情况，并进行相应的调整。
一、我国企业所得税五次调整情况
企业所得税是目前世界各国非常普遍使用的税种，对于企业所得税进行征管的时候，需要有高校的征管措施和方法，以此提升管理的公平性和有效性。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企业所得税本身税制设计并不是十分的完整，需要根据社会及经济的发展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我国国税在1995年对企业所得税进行了界定，主要界定为国税的征管范围为中央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铁道部统缴所得税、海洋石油企业所得税、金融保险企业的所得税（所有）。在2002年、2006年、2008年、2009年和2015年进行了五次修改和调整，通过逐一的调整，提高了对我国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的效率，并提高了测度的深度。在2006年进行调整的时候，对第四条有关新版企业的概念和认定条件进行了废止，对老条件也进行了废止，改变了新的标准。另外如果同时满足认可为新版企业，其企业所得税由国税负责征管。我国每次进行调整，都会针对企业的特点和国家社会发展的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以此提高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征管效率。
二、企业所得税征管所面R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1. 面临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在进行征管的时候，面临很多问题，首先出现的问题就是征管力量配备不足，而且我国目前的企业所得税信息应用水平相对落后。再加上日常监管力度不够，导致我国的国税、地税征管权限划分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我国目前的企业所得税征管由于各种问题的影响，导致我国的反避税工作面临更多挑战，想要提高我国企业所得税征管的效率，就需要全面的解决这些问题。
2. 解决办法
由于我国目前的企业所得税征管中面临很多问题，想要真正的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首先合理的配备征管力量，提高管理人员素质。通过对管理人员素质的提升，真正提升我国税收征管的水平，另外还需要努力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并逐渐完善各项措施，抓好日常管理。最终落实征管权限，完善现行征管体制。
三、方法论及效率测度
1. 方法论
在对我国企业所得税征管进行效率分析的时候，需要从人均征税额和实际征收率等简单的税收征管测度指标进行分析，不过这种方法对于税征管的效率表现情况并不明显，很多指标结果之间存在冲突性。而且很多相应的指标本身需要考虑样本和税基以及税源的差异，在进行不同条件下分析的时候，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不同的方法中所蕴含的研究标准不同，需要使用多种方法进行细致的效率测度检验和研究。只有使用多种非参数方法对企业所得税征管效率进行评估，所得的企业所得税征管效率测度分析才是比较准确的。
在本次研究中，主要使用的是基于规模报酬不变的CCR模型DEA法、基于规模报酬可变的BCC模型DEA法和自由处置壳法。通过这三种方法，从投入角度和产出角度进行全面的效率衡量和分析。利用评估得出相同产出使用多种比例进行投入的对比，得出投入的最小方法。另外可以通过不同的角度进行全打么核算和分析，得出税收征管导向效率的评估。
2. 效率测度
在进行企业所得税征管效率的测算中，需要根据我国企业所得税和征管制度的特点，进行数据的综合性分析，并得出数据的可行性。笔者主要是对各国的地税局和国税局的企业的所得税收进行变量控制，并得出各地企业营业盈余和税务机关人员两个指标的投入变量分析。利用基于规模报酬不变的CCR模型DEA法、基于规模报酬可变的BCC模型DEA法和自由处置壳法三种方法进行效率测度分析。但是由于数据本身的获得比较困难，在进行税收征管的时候，需要对财力和物力的投入以及税务人员的数量进行高度的相关性分析。通过对我国企业所得税征管效率的分析得知，三种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基本上差异较小，而且我国自2001年开始，每年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不过一直上升到2008年，2009有所降低，自2010年开始又开始逐渐上升。通过对三种效率的测算方法分析，企业所得税征管效率中还有30%～50%的提升空间。
四、企业所得税征管效率影响因素
1. 模型设置与变量说明
对于税务部门来说，影响税收征管效率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税制因素、经济社会环境和税务人员因素等。通过对相应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研究得知，需要对相应的影响因素进行全面的综合性模型设置，并分析得出相应的变量情况。在进行模型设置的时候，需要从税收的根本公式进行分析，并获得相应的准确参数。然后利用参数对我国的国税局所负责的范围和征管税收的情况进行分析和研究，并据此得出相应的变量，由于篇幅有限在此不再做详细的论述和研究。
2. 回归结果
在进行结果分析的时候，一般所进行的就是基于CCR，BBC和FDH 效率值为因变量的Tobit模型回归结果，通过这种回归性结果分析，可以得出三个回归模型之间的联系，并得出现相应的结果。通过对结果分析得知，三个回归模型中的数值都是负值，所以国税局负责征管的企业所得税比例的提高和范围的扩大，会导致企业所得税效率的不断提升。
五、结论
从整体上来说，税收管理效率是提升税收效率的重要方法，高效的税收征管需要以良好的税收制度为基础，以此提高税收的改革成功率。通过对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征管情况分析得知，我国的企业税收征管发展主要表现为波浪式的上升情况，但是从整体上来说效率水平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我国的国税企业的所得税需要进行相应的提高，促进我国企业所得税效率的提升。想要切实的提高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征管效率，需要以优化税收征管提高征管效率为核心，对我国的所得税征管效率不断的提高。另外还需要实现的对企业所得税的征管管理，由国税局一个税务系统负责企业所得税征管，减少税收征管机构的行政级次，改变按行政区设置税栈构的方式、根据税收征管属性按经济区设置税收征管机构，把税务机关的人力、物力资源集中于一线征管上，发挥企业所得税征管的规模经济效应，优化税收征管资源配置。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提高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征管效率，病提高对经济税收的调整，减少低名义的税收，减少差别性的措施，实现对税收制度的统一管理。
参考文献：
[1]李建军.我国国税机关税收征管效率及其影响因素[J].财经论丛，2015（04）.
[2]广东省地方税收研究会课题组，鲁兰桂，王永民，龚学泉，李殿相，钟文锋.论科学组织税收收入的关系[J].广东经济，2015（01）.
[3]李建军.税收征管效率评估分析 [J].中国经济问题，2015（03）.
[4]李亚民.提高税收征管效率的思考[J].中国税务，2015（05）.
[5]张炜，吴杰.企业所得税征管基本问题分析[J].税务研究，2015（12）.
[6]崔兴芳，樊勇，吕冰洋.税收征管效率提高测算及对税收增长的影响[J].税务研究，2015（04）.
[7]郑文敏.税收计划与依法治税的关系[J].税务研究，2015（05）.
征管效率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59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6）11-0021-04
1 概 述
自我国加入WTO十多年以来，国际大型酒店旅游类企业长驱直入，其先进的管理理念和雄厚的软实力使我国传统的酒店企业一时难以招架；在此情形下，国家在十二五规划中进一步把转变经济发展结构、大力促进服务旅游产业发展提高到战略发展的层面，鼓励服务产业走出去。面对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的未来趋势，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环境，我国酒店旅游类企业如何提高自身优势、如何软硬实力并举、为企业争取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是所有酒店旅游类企业管理层共同思考的问题。
衡量一家企业竞争实力如何，主要从三方面入手：一是技术，二是制度，三是文化。可见，市场的竞争不仅仅是“硬件”条件的比拼，更是“软件”实力的竞争。公司治理特征是公司制度的一种外在体现，其中股权结构是公司的“先天体现”，董事会特征、监事会特征、高管薪酬、职工参与治理和组织效率均是各种规章制度作用的效果。
在公司治理的盈余质量之衡量方面，由OECD所公布的公司治理原则可得知：公司治理不应只注重到短期的获利力，稳健、长期的利润才是企业永续经营的条件。
因此，本文通过构建盈余质量修正系数模型来修正公司账面盈余质量（EPS），之后以修正后的公司盈余质量和公司治理特征构建回归模型，通过统计研究，分析会计盈余质量和治理特征之间的相关性关系。
2 文献综述
2.1 公司治理概念及其特征
公司治理的定义各有不同，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但迄今没有形成一致性的认识。如Mayer Colin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认为公司治理是“公司赖以代表和服务于它的投资者利益的一种制度安排。它包括从公司董事会到执行人员激励计划的一切东西――公司治理的需求随市场经济中现代股份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而产生。”又如我国学者吴敬琏从管理学的角度认为：所谓公司治理，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经理人员三者组成的一系列的制衡关系。通过这一结构，所有者将自己的资产交由公司董事会托管。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拥有对高级经理人员的聘用、奖惩以及解雇权；高级经理人员受雇于董事会，组成在董事会领导下的执行机构，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经营企业。
公司治理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①责权分明，各司其职。公司治理结构的领导体制由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组成。各个机构相互配合，促使公司有效运行；
②委托―，纵向授权。公司中，各层级之间是由一组委托一关系连接起来的；
③激励和约束机制并存。在公司委托一关系中，公司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是通过对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行为的激励约束过程来实现的。由于人可能发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这两种情况下，委托人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失。为了尽可能避免损失，委托人有必要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
2.2 企业盈余质量定义及其度量指标
企业盈余质量主要表现在盈利能力、资产运营水平、偿债能力与后续发展能力等企业内部效益方面以及社会效益。不仅是企业经营状况的静态描述，而且是涵盖持续发展等理念的动态表征。也不仅仅表现为企业对于自身经济利益（经济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还表现在为对社会效益的贡献。
公司盈余的衡量指标主要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公司的账面绩效，比如每股净资产、净资产收益率等；
另一类是公司的市场绩效，即公司的股票收益、托宾Q值。
但是，至今都没有定论说哪一种方法更为合适。从股东的角度来看，用股票收益来衡量比账面价值更为合适，因为这种方法比较直观而且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最为相关。
然而我国资本市场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股票价格的波动并不能真正反映市场的真实情况，信息不对称问题较为突出。3 实证分析
3.1 样本选取
本文所选定的行业是酒店旅游行业的上市公司，笔者通过CCER数据库的行业分类，发现餐饮、旅馆和旅游类的上市公司共有43家， 为了确保回归分析结果的准确性，笔者剔除了2012～2014年中，被ST或者ST*的企业，最终得到38家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见表1。
3.2 指标、变量选取
在修正系数模型中，本文引用（杨琼，2009）根据主成分分析法运用SPSS 软件输入了26 个从理论上分析将对会计盈余质量产生直接影响的变量，筛选出五个相对差距较大且从理论上对会计盈余未来持续增长能力有较强解释力的因子指标，分别是营业利润/利润总额（衡量盈余持续性），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营业利润（衡量盈余现金保障性），销售增长率（衡量企业成长性），自有资金比率（衡量收益安全性），总资产周转率（企业综合运营效率）。
在公司治理特征与盈余质量相关性研究的回归模型中，具体变量，见表2。
3.3 假设的建立
CR5指数，是指当公司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其比例较高，就表明其大股东越能够影响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决议，从而对于公司的经营决策、人员安排和利润分配方案等重大事件可以及时作出决策安排。
故，提出假设1：
前5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盈余质量正相关。
在股权构成理论中，股票分为流通股票和非流通股票。怀心强（2007）年在对我国民营企业治理特征与相关性研究分析中，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流通股比例占总股本比例越小，公司盈余质量越好。
故，本文提出假设2：
流通股比例与盈余质量负相关。
董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所处核心地位，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就取决于董事会的治理。董事会规模对董事会运作效率有很大的影响。董事会规模过大，董事会成员间会产生“搭便车”的动机，尤其在董事会成员们所持有股份较少的情况下更为明显。
故本文提出假设3：
董事会规模与盈余质量负相关。
酒店旅游业企业发展初期，企业创始人往往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不存在两权分离。随着经营管理活动日益复杂，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渐渐出现两权分离的现象。聘请企业外部具有专业经营管理能力的经理人员参与企业高层管理，在理论上有利于公司盈余质量的改进。
故，本文提出假设4：
董事长及总经理二职合一与盈余质量负相关。
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最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建立一套健全的激励约束机制。不管是理论上分析还是经验分析结果都表明，公司的业绩水平与公司经理人员努力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而大多数情况下，经理人员的努力程度又与其收入水平是正相关的。本文选择了高管前三名薪酬总额（GGXC）作为衡量指标。指标越高说明激励强度越大，高管就越努力工作。
故本文提出假设5：
高管薪酬与盈余质量显著正相关。
根据“理性经济人理论”，员工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与其获取的报酬成正比。因此，本文选择员工平均工资作为衡量职工参与公司治理的特征变量。
故，本文提出假设6：
员工人均工资与盈余质量正相关。
职能部门协调效率在财务报告体系中并无具体指标来衡量，在本文中，采用管理费用率（GLFL），也就是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率来代替。管理费用，指企业为组织和管理企业生产经营所发生的管理费用，包括企业的董事会和行政管理部门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发生的，或者应当由企业统一负担的公司经费。一个企业收入管理费用的高低必然与企业的组织效率相关。
故，本文提出假设7：
职能部门的协调效率越高，就越好。
3.4 模型建立
3.4.1 盈余质量修正模型的建立
本文对盈余质量修正模型的建立，引用（杨琼，2009）根据主成分分析法运用SPSS软件输入了26个从理论上分析将对会计盈余质量产生直接影响的变量，筛选出五个相对差距较大且从理论上对会计盈余未来持续增长能力有较强解释力的因子指标。见表3。
对于表3中所示的权重数值，通过以下步骤予以确认：
第一步，根据选取的数据计算出每年各单项指标平均数XK的数值。
第二步，以年限为类别，用算数平均法分别计算每年各指标标准差SK。
第三步，计算各指标的标准差系数，它反映各指标的相对变异程度：
VK= SK/XK（k=1，2，3，4，5）
第四步，对标准差系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各指标权数：
WK= VK/∑VK
第五步，对每年计算出来的权数进行平均处理，以此作为各基本评价指标的权重值WK。
笔者稍微调整了最终权数并得出各指标比重，见表4。
将各指标权重指数代入，见表5。
其中：单项指标得分=比重+（实际比率-标准比率）/每分的比率差。
综合得分=∑单项指标得分
λ=综合得分/100
最后：CEPS==EPS×λ
3.4.2 公司治理特征和盈余质量相关性模型的建立
在公司治理特征和盈余质量相关关系的模型中，本文笔者引入修正的每股盈余（CEPS）作为被解释变量，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CR5）、流通股比例（ELI）、董事会规模（DS）、两职兼任状况（T）、高管薪酬（GGXC）、职工参与治理特征（RJSR）、职能部门协调效率（XTXL）作为解释变量，资产规模（SIZE）作为控制变量，建立回归模型：
CEPS=a+β1CR5+β2ELI+β3DS+β4T+β5GGXC+β6RJSR+ β7XTXL+β8SIZE
根据假设，与CR5、GGXC、RJSR和XTXL显著正相关，所以 β1、β5、β6、β7系数应该为正；并且，与ELI、DS、T显著负相关，因此β2、β3、β4系数应该为负。
3.5 描述性分析
通过盈余质量修正模型所确定的修正系数计算出修正的每股盈余，计算公式为CEPS=EPS*γ，然后使用统计软件SPSS17.0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统计结果，见表6。
从表6可以看出，修正后的每股盈余最小值为0.49，最大值为3.9701，表明餐饮行业上市公司中，两级分化较为严重。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CR5中，最大值为85.59%，最小值为10.37%，且平均值为49.50%，表明在餐饮行业，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股权较为集中。对于高管薪酬（GGXC），最大值为5854900，最小值为316000，表明餐饮行业中，高管薪酬差距较大，这或许与公司盈余相关的缘故。
而对于职能部门协调效率这一特征变量，最大值为15.1 351，表明每发生一元的管理费用能创造15.1 351元销售收入，而最小值为1.4 834远远低于平均水平9.4 161。
3.6 回归分析
本文通过运用SPSS.17统计软件，建立餐饮行业公司治理特征和会计盈余质量相关性模型，并将各变量代如模型中，得出回归分析结果，见表7。
EPS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残差分布直方图，如图1所示。
通过对多元回归模型方程的系列分析可见：
①模型方程的拟和优度一般。复相关系数R值较小，R2=0.200完成了回归方程的建立。F=13.301（sig=0.000）显著。
②Dubin-Waston=1.902≈2可以认为不存在自相关。
③表6中利用方差膨胀因子（VIF）进行检验多重共线性，方差膨胀因子均不超过10时，该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在容许界限之内，因此可以认为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④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残差分析图可知，残差基本服从均值为零的正态分布。
由以上分析可最终确定的回归方程为：
CEPS=0.131CR5-0.453ELI-0.047DS-0.572T+0.274GGXC +0.037RJSR+0.031XTXL+0.01SIZ-0.217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管前三名薪酬、员工参与治理特征、职能部门协调效率与CEPS呈现正相关关系；流通股比例、董事会规模、两职兼任情况与CEPS呈现负相关关系。
至此，假设1――假设7成立。
4 研究结论和不足之处
本文通过构建盈余质量修正模型，确定了修正系数的数值，同时通过公式CEPS=EPS*γ确定了各样本中的CEPS。之后将CEPS作为被解释变量，前五大股东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CR5）、流通股比例（ELI）、董事会规模（DS）两职兼任状况（T）、高管薪酬（GGXC）、职工参与治理特征（RJSR）、职能部门协调效率（XTXL）作为解释变量，资产规模（SIZE）作为控制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得出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管前三名薪酬、员工参与治理特征、职能部门协调效率与CEPS呈现正相关关系；流通股比例、董事会规模、两职兼任情况与CEPS呈现负相关关系的结论。
4.1 本文的不足之处
在回归分析中，虽然回归分析结果与假设基本一致，但是本文依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①员工参与治理特征变量和职能部门协调效率与CEPS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只在10%内通过显著性检验，与理论逻辑的推理相差较大。可能原因是现阶段，我国酒店餐饮企业在员工参与度和职能部门协调效率上还存在一定的漏洞，比如员工的参与度没有在工资薪酬上予以“体现”。
②虽然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流通比例、董事会规模与CEPS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是本文没有考虑到两者之间曲线关系，应该将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构建一元二次函数，讨论其曲线关系。
4.2 提高我国酒店行业治理情况的对策
通过对持股比例、流通股比例、董事会规模、两职兼任状况、高管薪酬、职工参与治理特征、职能部门协调效率与盈余质量的回归分析，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提高我国酒店行业治理情况。
4.2.1 完善薪资考核体系
由上文可知，员工参与治理与盈余质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显著性不强。笔者通过与有关企业管理层了解沟通后，现阶段公司对员工的考核体系未将参与公司治理情况纳入，影响员工参与公司治理积极性。
4.2.2 建立职能部门沟通机制
在回归分析中，职能部门协调效率与盈余质量显著正相关，说明公司职能部门的有效、及时沟通能提供公司整体治理效率、效果。完善的沟通机制能避免各职能部门因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决策不及时性，压缩决策时间。
4.2.3 提高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
股东持股比例影响股权结构，分散的股权结构不仅不利于公司面对市场环境变化及时作出正确决策，同时还有可能成为“资本巨鳄”狙击的对象，不利于公司股价的稳定。
参考文献：
[1] Mayer.Colin. Corporate Governance Market and Transition Economics[J].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Corporate Governance， Shanghai， October.
[2] Bhagat.S， Black.B.The Uncertain Relationship Between Board Composi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J].Business Lawyer，1999，（54）.
[3] 李斌，闫丽荣，郜亮亮.董事会特征与研究――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经 验分析[J].财贸经济，2005，（12）.
[4] 盖凯程，李俊丽.现代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及其效率探析[J].科学・经济・社会，2005，（4）.
征管效率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3）04-0095-05
伴随着我国税收收入规模总量逐年迅猛增长，税收征管成本也一直居高不下，税收征管效率低下，引起了理论界和税务部门的重视。在税收征管实践中，人员的投入和配置对税收征管的效率产出影响越来越大，因此有必要从税收征管的效率角度考虑税务部门人力资源及其配置情况。
我国对税务部门人员素质与配置效率的研究文献较少，多从某一切入点入手提及税务部门人员配置状况。王德祥利用SFA方法对我国税收征管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适度减少税务部门人员数量可以提高税收征管效率[1]。福建省国家税务局课题组从专业能力、提升与鼓励、报酬、福利、人际关系、外部影响等6因素分析了税务部门的行政执行力，研究表明我国税务部门的机构设置、人员素质和制度建设等方面与税务工作现实要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2]。潘雷驰总结出现阶段税务人员的行为目标并针对税务人员心理需求和征管环境不和谐之处对税收管理提出改进建议[3]。苏强借鉴国外纳税评估经验，提出“人机结合”的评估模式，建议注重评估人员的素质培养和考核[4]。李林根认为“金税”三期建设忽视了人的因素，包括纳税人及征管人员的服务与管理，应重塑纳税服务，提升征管效率，把人和事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5]。
上述研究对我国税务部门提升人员素质、优化队伍结构配置、降低税收征管成本、提高征管效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现有研究也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多数研究都从提高税收征管效率的对策加以阐述，仅仅从加强培训、建立绩效考评机制、重组税务人员和机构配置等角度泛泛论述，专门研究税务部门人员素质和结构配置效率的文献较少，缺少对税务人员状况的系统分析；二是较少研究税务部门的机构配置及其效率问题，通过对比发达国家的机构设置状况得出效率结论的研究就更少。本文将针对上述两方面问题对中国税务部门的人力资源状况进行分析。
一、人员投入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国在税收征管上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越来越大，特别是税收征管人员的投入，构成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征管队伍。过快的人员增长使税务部门臃肿，税收征管效率降低。1996—2010年中国税务系统正式在职人员数量的增减变化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全国税务系统各部门人员快速增长。1993年税务部门全系统共57.9万人，而到1996年增至77.7万人。2004年政府部门的精简改革，使税务部门人数有一定程度的减少，但随着各地非正式编制人员的转入，到2006年税务系统的人员总数又增至85.37万，之后一直保持在80万人以上，这还不包括一些事业编制和无编制人员。臃肿的税务系统人员状况，使得我国的税收征管成本逐年上升，而税务系统人均征税水平却一直没有大幅度增长，税收征管效率水平较低。
相比于世界其他国家，我国的税务人员数量庞大，为美国的8倍，日本的15倍，德、法等国的7～8倍（见表1）。
我国税务部门人员数量的膨胀，带来一些突出问题：首先是过多的人员造成税务系统的工资支出较多，税收征管成本绝对数额大幅度增加；二是工作中难以合理做出人事安排，人浮于事、推诿扯皮的现象时有发生；三是税收收入的绝对数虽逐年增长，但作为税收征管效率判别指标之一的人均税收贡献率却因税务人员过多而增长缓慢；四是各地人员配置的平均化，并没有按照经济税源的分布确定税务人员数量，造成一定程度的人力资源浪费；五是纳税人需要应对多个税务管理人员的审批、核准，不可避免地增加其纳税成本，使社会整体税收效率降低。
征管效率论文篇（8）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税收收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态势，2008年我国税收收入达5.42万亿元。1994～2008年税收收入年均增长16.5％，这一增长比率远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率。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在这一过程中税收征管效率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如何对各地税收征管的相对效率进行科学的评价?这些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相关税收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税收征管效率是考核税收征管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征税过程本身的效率。它要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税务机关以尽可能低的投入，取得尽可能多的产出。在实践中，人们常用征管成本率、人均征收额、税收计划完成程度、税收收入增长率等指标来评价征管效率的高低。但是由于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仅仅依靠这些指标来评价征管效率无疑具有极大的不合理成分。近年来，研究者围绕征管效率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分析征管效率提高对税收收入增长的贡献
研究者所使用的方法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采用参数方法对税收征管效率进行测算。王德祥、李建军(2009)以随机前沿函数为基础的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是税收收入增长速度快于gdp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杨得前(2008)基于1994～2005年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税收征管效率进行了定量测算，结果表明，在此期间税收征管效率对税收增收的贡献率为28.11％。这类方法基于生产函数理论，通过数据拟合求得模型中各参数，从而计算效率值。主要局限有：其一，设定的生产函数与实际的生产函数可能大相径庭，从而使最终得到的结果与实际存在较大差距；其二，数据拟合的结果或许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从而使得参数方法无法使用。二是采用非参数方法对税收征管效率进行测算。非参数法是当前国际上效率测度研究领域的新方法，其优越性在于无需对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进行设定。孙静(2008)基于传统dea方法对湖北省若干市的税收征管效率进行了测算。但在其研究中没有考虑税源质量这一重要因素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二)对影响税收征管效率因素的探讨
庄亚珍、陈洪(2004)、卢欢(2008)、嵇成刚、李小芳(2008)认为影响税收征管效率的因素主要有税制因素、经济社会环境、税务人员因素、征管技术水平等。
本文则引入dea模型对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7年税收征管的相对效率进行评价。
二、dea模型及指标选取
(一)dea模型
dea方法又称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它是由著名运筹学家charnes和coopel等以相对效率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效率评价方法。因其具有客观性、不用考虑量纲、分析结果具有明确的经济意义等优点，其应用领域不断扩大(吴育华等，2008)。
传统的dea方法主要有假定规模收益不变的c2r模型和假定规模收益可变的bcc模型，其基本思想如下：(二)指标选取
征税过程的实质就是一个投入—产出过程，其投入主要包括税源数量、税源质量、税务机关投入的人力资本的数量、质量、物力及财力，其产出主要有税收收入、提供的纳税服务及税收宣传等。在本文中选取的投入指标有：
1.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gdp指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从宏观角度来看，gdp是最大的税源，税收的实质是对gdp的部分分割。因此，gdp是代表广义税源的一个合适指标。但考虑到取消农业税后，第一产业基本不提供税收，因而在本文中用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来表示税源数量。
2.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税收收入的多少不仅和税源数量有关系，而且还受税源质量的影响。例如两个企业生产同样的产品，销售收入都是800万元，但这两个企业最终应缴的税金总额却不一样。营业盈余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常住单位创造的增加值扣除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固定资产折旧后的余额。它相当于企业的营业利润加上生产补贴，但要扣除从利润中开支的工资和福利等。因此，营业盈余占cdp的比重可以较好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效益水平。在本文中用其作为税源质量的变量，该比重越高，表示税源质量越好。
3.税务人员数量。实施税法时由公共部门支付的行政费用，如税务机关在征税过程中投入的人力、支付的工资及福利、建造办公场所的费用及办公经费等，通常将这些成本称为管理成本。各地税务机关投入的人员数量直接影响到管理成本的高低，在本文中将税务人员的数量作为一个投入指标。
4.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员的比重。征税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其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征管效率的高低，在同样的办税条件下，高素质的人员具有较高的办事效率。在本文中，用各地税务人员中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员所占比重作为人员素质的替代变量。
考虑到各地税务机关的办公经费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在本研究中没有将其列为投入指标。此外，税务机关的产出具有多个维度，他们要完成税收计划，要依法征税，应收尽收，要为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要进行税收宣传，应设法减少纳税人的遵从成本等等。但是税收收入以外的其他产出指标，在度量上存在极大的困难，因而在本文中仅将税收收入作为税务机关的产出指标。
三、数据与实证
本文使用2007年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数据对其税收征管效率进行测算，其中税务部门征收的税收收入，税务机构人员数、教育程度数据源自《
以表1的数据为基础，用deap2.1软件测算这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税收征管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其中，综合效率反映被评价对象的产出水平保持不变时，如以处于效率前沿的考察单元为标准与实际所需要的投入比例；技术效率反映在给定投入的情况下被评价对象获取最大产出的能力；而规模效率则反映被评价对象是否在最合适的规模下进行经营。综合效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结果如表2、表3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从整体上讲，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税收征管效率仍处于一个较低水平，除 上海市的综合效率为1外，其他地区的综合效率均小于1，全国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为0.386，技术效率的平均值为0.827，税收征管效率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从表3可以看出，由于税收征管效率处在一个较低水平，相当一部分潜在的税源没有转化为现实的税收，其具体表现是在技术效率非有效的地区，均存在相当程度的第二、三产业增加值投入冗余。
四、结论
(一)经济发展水平对税收征管效率有重要影响
经济决定税收，经济不仅决定了税源的数量与质量，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税收征管效率的高低。综合效率较高的省份均为经济上较为发达省份，如上海、北京、广东、江苏，而综合效率低的省份多为经济欠发达省份。这是因为经济上发达的地区，税源数量较充足，税源质量较好，纳税能力较强，税务机关的人均征收额自然也较高；不仅如此，经济上较发达省份的税务机关有较多的资金用于信息化建设，这些都将极大地促进征管效率的提高。
(二)现有技术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1994年以后，税务机关高度重视税收信息化建设，以金税工程为代表的税收信息管理系统显著提高了税务机关的信息化水平。然而在本文测算的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只有7个省份的税收征管处于效率前沿面，其他省份的技术效率均小于1，平均的技术效率为o.827。这说明现有技术的潜能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相当一部分地方的税务机关过于片面地强调税收信息化的作用，而忽视了税务干部主观能动性与积极性的发挥，未能实现“人”与“机”的有效结合。因而要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必须在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同时，不断强化管理手段，做到专业化与信息化的有机结合。
此外，税务人员数量过于庞大是造成征管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目前约有80万名税务干部，而经济总量庞大得多的美国在同一时期仅有10万人从事税收征管工作(irs，2008)。表3显示，在本文研究的30个省份中平均冗员为3 945人，这又一次有力地说明建立一个精简、高效的税务机构是实现税收征管效率进一步提高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基础。
[参考文献]
[1]王德祥，李建军.我国税收征管效率及其影响因素一基于随机前沿分析(sfa)技术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4)：152-160.
[2]杨得前，严广乐，李红.上下级税务机关间的交易成本与契约选择[j].税务与经济，2006，(3)：79-84.
[3]庄亚珍，陈洪.税收征管效率影响因素评析[j].税务研究，2004，(11)：73-74.
[4]卢欢.税制对税收征管效率的影响评析[j].财经界，2008，(2)：108-109.
征管效率论文篇（9）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税收收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态势，2008年我国税收收入达5.42万亿元。1994～2008年税收收入年均增长16.5％，这一增长比率远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率。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在这一过程中税收征管效率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如何对各地税收征管的相对效率进行科学的评价?这些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相关税收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税收征管效率是考核税收征管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征税过程本身的效率。它要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税务机关以尽可能低的投入，取得尽可能多的产出。在实践中，人们常用征管成本率、人均征收额、税收计划完成程度、税收收入增长率等指标来评价征管效率的高低。但是由于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仅仅依靠这些指标来评价征管效率无疑具有极大的不合理成分。近年来，研究者围绕征管效率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分析征管效率提高对税收收入增长的贡献
研究者所使用的方法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采用参数方法对税收征管效率进行测算。王德祥、李建军(2009)以随机前沿函数为基础的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是税收收入增长速度快于gdp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杨得前(2008)基于1994～2005年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税收征管效率进行了定量测算，结果表明，在此期间税收征管效率对税收增收的贡献率为28.11％。这类方法基于生产函数理论，通过数据拟合求得模型中各参数，从而计算效率值。主要局限有：其一，设定的生产函数与实际的生产函数可能大相径庭，从而使最终得到的结果与实际存在较大差距；其二，数据拟合的结果或许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从而使得参数方法无法使用。二是采用非参数方法对税收征管效率进行测算。非参数法是当前国际上效率测度研究领域的新方法，其优越性在于无需对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进行设定。孙静(2008)基于传统dea方法对湖北省若干市的税收征管效率进行了测算。但在其研究中没有考虑税源质量这一重要因素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二)对影响税收征管效率因素的探讨
庄亚珍、陈洪(2004)、卢欢(2008)、嵇成刚、李小芳(2008)认为影响税收征管效率的因素主要有税制因素、经济社会环境、税务人员因素、征管技术水平等。
本文则引入dea模型对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7年税收征管的相对效率进行评价。
二、dea模型及指标选取
(一)dea模型
dea方法又称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它是由著名运筹学家charnes和coopel等以相对效率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效率评价方法。因其具有客观性、不用考虑量纲、分析结果具有明确的经济意义等优点，其应用领域不断扩大(吴育华等，2008)。
传统的dea方法主要有假定规模收益不变的c2r模型和假定规模收益可变的bcc模型，其基本思想如下：
(二)指标选取
征税过程的实质就是一个投入—产出过程，其投入主要包括税源数量、税源质量、税务机关投入的人力资本的数量、质量、物力及财力，其产出主要有税收收入、提供的纳税服务及税收宣传等。在本文中选取的投入指标有：
1.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gdp指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从宏观角度来看，gdp是最大的税源，税收的实质是对gdp的部分分割。因此，gdp是代表广义税源的一个合适指标。但考虑到取消农业税后，第一产业基本不提供税收，因而在本文中用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来表示税源数量。
2.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税收收入的多少不仅和税源数量有关系，而且还受税源质量的影响。例如两个企业生产同样的产品，销售收入都是800万元，但这两个企业最终应缴的税金总额却不一样。营业盈余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常住单位创造的增加值扣除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固定资产折旧后的余额。它相当于企业的营业利润加上生产补贴，但要扣除从利润中开支的工资和福利等。因此，营业盈余占cdp的比重可以较好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效益水平。在本文中用其作为税源质量的变量，该比重越高，表示税源质量越好。
3.税务人员数量。实施税法时由公共部门支付的行政费用，如税务机关在征税过程中投入的人力、支付的工资及福利、建造办公场所的费用及办公经费等，通常将这些成本称为管理成本。各地税务机关投入的人员数量直接影响到管理成本的高低，在本文中将税务人员的数量作为一个投入指标。
4.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员的比重。征税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其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征管效率的高低，在同样的办税条件下，高素质的人员具有较高的办事效率。在本文中，用各地税务人员中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员所占比重作为人员素质的替代变量。
考虑到各地税务机关的办公经费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在本研究中没有将其列为投入指标。此外，税务机关的产出具有多个维度，他们要完成税收计划，要依法征税，应收尽收，要为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要进行税收宣传，应设法减少纳税人的遵从成本等等。但是税收收入以外的其他产出指标，在度量上存在极大的困难，因而在本文中仅将税收收入作为税务机关的产出指标。
三、数据与实证
本文使用2007年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数据对其税收征管效率进行测算，其中税务部门征收的税收收入，税务机构人员数、教育程度数据源自《
从表2可以看出，从整体上讲，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税收征管效率仍处于一个较低水平，除 上海市的综合效率为1外，其他地区的综合效率均小于1，全国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为0.386，技术效率的平均值为0.827，税收征管效率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从表3可以看出，由于税收征管效率处在一个较低水平，相当一部分潜在的税源没有转化为现实的税收，其具体表现是在技术效率非有效的地区，均存在相当程度的第二、三产业增加值投入冗余。
四、结论
(一)经济发展水平对税收征管效率有重要影响
经济决定税收，经济不仅决定了税源的数量与质量，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税收征管效率的高低。综合效率较高的省份均为经济上较为发达省份，如上海、北京、广东、江苏，而综合效率低的省份多为经济欠发达省份。这是因为经济上发达的地区，税源数量较充足，税源质量较好，纳税能力较强，税务机关的人均征收额自然也较高；不仅如此，经济上较发达省份的税务机关有较多的资金用于信息化建设，这些都将极大地促进征管效率的提高。
(二)现有技术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1994年以后，税务机关高度重视税收信息化建设，以金税工程为代表的税收信息管理系统显著提高了税务机关的信息化水平。然而在本文测算的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只有7个省份的税收征管处于效率前沿面，其他省份的技术效率均小于1，平均的技术效率为o.827。这说明现有技术的潜能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相当一部分地方的税务机关过于片面地强调税收信息化的作用，而忽视了税务干部主观能动性与积极性的发挥，未能实现“人”与“机”的有效结合。因而要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必须在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同时，不断强化管理手段，做到专业化与信息化的有机结合。
此外，税务人员数量过于庞大是造成征管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目前约有80万名税务干部，而经济总量庞大得多的美国在同一时期仅有10万人从事税收征管工作(irs，2008)。表3显示，在本文研究的30个省份中平均冗员为3 945人，这又一次有力地说明建立一个精简、高效的税务机构是实现税收征管效率进一步提高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基础。
[参考文献]
[1]王德祥，李建军.我国税收征管效率及其影响因素一基于随机前沿分析(sfa)技术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4)：152-160.
[2]杨得前，严广乐，李红.上下级税务机关间的交易成本与契约选择[j].税务与经济，2006，(3)：79-84.
[3]庄亚珍，陈洪.税收征管效率影响因素评析[j].税务研究，2004，(11)：73-74.
[4]卢欢.税制对税收征管效率的影响评析[j].财经界，2008，(2)：108-109.
征管效率论文篇（10）
新一轮税制改革已经启动并且取得相应进展.从2004年出口退税制度的改革,到200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统一各类企业的所得税改革,我国的税制改革可谓是轰轰烈烈
与税制改革相比,税收征管改革却显得相对滞后.从以往的实践来看,我国在1983-1984年、1994年进行两次重大税制改革时,都没有推出整体税收征管改革方案与之协调.大多数专家学者在研究税制改革时,都忽略了税收征管存在的问题.然而,正如维托.坦齐所说“税收是强调可行性的学问.一种不可管理的税制是没有多少价值的.理论上最完美的税制如果所表示的意图在实践中被歪曲,就可能变成蹩脚的税制“.因此,在进行税制改革和税制优化时,必须把税收征管纳入其研究范围,充分考虑税收征管能力,选择可操作的“有效税制“,使税制改革和税收征管均衡发展
一、税制改革和优化有利于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优化税制理论的精髓是,既然扭曲性税收所带来的效率损失是不可避免且可能很大,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尽量使这些损失达到最小.在最简化的优化税制模式中,将效率损失降低到最小就是唯一的目标.而在较为复杂的优化税制模式中,则应在效率损失最小化与税收公平、社会福利的社会分配等方面寻求一个权衡点.优化的税制是理论上的一种理想模式,是各国税制改革追求的目标.通过不断的税制改革与完善逐渐向最优化的税制结构靠拢,在这一改革过程中效率损失逐渐降低,税收公平逐步实现,社会福利分配更加公平,使得纳税人的遵从意识不断增强,减轻纳税人的抵触情绪.这样既有利于征集到适度规模的税收收入,又能降低税收征管成本;同时,有利于纳税人对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督,有利于纳税人之间的相互监督.这一切无疑会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与效率（编世界税制改革的实践表明,许多国家以复杂的税制去服务于众多的政策目标,结果实际执行的税制往往不同于税法意义的名义税制,实际效果也大大偏离了政策初衷.这种情况在我国也很突出.因此,试图利用税收工具实现过多的社会经济目标是不现实的.税收作为政策工具有其局限性,并不是万能的.如果赋予它过多的额外的目标,本身也不符合优化税制的思想,反而会使税制变得极其复杂.如过多的税种、过高的税率、过多地对纳税人的区别对待和繁杂的税收优惠的形式和数量等.都是直接造成税制复杂的因素.对过窄的税基征收高税率不仅违背了有效和公平课税的要求,而且也鼓励了逃税,启动了过多的税收优惠待遇降低了纳税人的奉行.所有这些因素都增加了税收征管的难度,降低了税收征管效率.反之,扩大税基、降低税率、减少繁杂的税收优惠形式和数量,则会降低征管的难度,提高征管的质量和效率;同时,也有利于税制优化,实现经济社会目标
一般而言,税制本身包含的区别对待特征越少,税率越低,税收优惠越简单,税收征管中的漏洞和随意性就越小,可操作性就越强,税收成本就越低,就更有助于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韩国和墨西哥就是采取了更宽和更加简单限定税基,加上更加统一的税率结构的税制改革和优化的措施,促进了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为此,世界银行把通过简化税基的确定加强税收征管作为税制改革的目标之一
二、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提高有助于税制改革与优化的发展
税收征管是整个税收理论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能够使税务部门高效率地贯彻和执行税法,使税收职能真正发挥出效能与作用.也就是说,如果仅有税率、征税对象、征税依据等税制要素是不足以使税收发挥其功能与作用的,还必须有税务部门的征管行为,才能够真正发挥税收的各种职能作用。税收征管对税制改革与优化具有约束作用.税收制度是通过税收征管作用于税收分配的,税收征管充当了税收制度与税收分配之间的中介.严密而有效的征管,有利于税制的贯彻执行,并能及时发现税制规定中的不完善之处.相反,超前或滞后的征管会成为税制正确实施的绊脚石,阻碍税制改革与税制优化的过程.如世界银行2006年11月发表的《全球纳税情况总图》指出,许多国家税务征管要求过于苛刻,遵从征管已成为企业的重负.如规定公司年平均报送35页的纳税申报表,每家公司处理税务事务平均耗时约322小时.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差异较大,巴西的企业填报年申报表要花2600小时,而瑞典的企业平均只需花68小时.复杂的税收征管体制效率低下,势必导致税收收入下滑,无法体现其真实税负,不能实现税制改革和优化的目标。
虽然税制改革与优化会受到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的制约,但是政府的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技术进步、法制的健全、税务人员素质的提高以及管理制度更加科学规范,政府的征管质量和效率会逐渐提高.而政府税收征管质量与效率的逐步提高则会给税制改革与优化的选择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有助于税制结构更加合理、更加完善、更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
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课税采用分类所得税模式,实行源泉扣缴的方式.它不能就个人各项所得的高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率,难于体现公平税负,也不利于对个人总收入水平的调节.所以很多学者主张我国采取综合所得税制模式.然而,在税收征管上,综合所得课税模式比分类所得课税模式要求更高.国际税收发展的实践表明,综合所得课税模式要求建立纳税人编码制度;准确掌握纳税人各项收入;推行非货币化个人收入结算制度;建立电脑管理资讯网路,实现与银行、工商、公安、海关等部门的联网.而我国目前尚不具备这些条件,这就造成了部分不透明、不公开、不规范的“灰色“或“黑色“个人收入的存在,妨碍了税务部门对个人所得税税源的确定和稽核管理,而且大量现金交易也使许多个人收入游离于控管之外.随着我国税收征管改革以及相关配套改革的完成,征管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的课税模式会逐渐向综合所得税模式过渡,这样,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在调解收入、促进公平方面将充分发挥作用,从而使整个税制结构更加完善,进而促进税制改革和优化的实现税收收入是理论税制、税收政策导向及税收征管水平等因素的函数.在其他因素既定的条件下,税收征管的水平对税收收入显得尤为重要.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税法规定与实际课税结果都存在差异.如果理想的税制超越了现存的征管水平,漏征率比重很大,税收收入大大低于应征税款,则税制的目标就难以充分实现.随着我国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税收的综合征收率已经由1994年的50%上下提升至2003年的70%以上,10年间提升了20个百分点.具体到作为第一大税种的增值税,其征收率则已由1994年的57.45%提升到了2004年的85.73%,11年间提升了28.28个百分点.这是我国近年来税收收入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之一.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使得实征税款与应征税款的差距逐渐缩小,当初税制设计的目标逐渐显现。
三、税制改革、优化与税收征管均衡发展的对策
综上所述,税制改革、优化与税收征管存在两个层面的关系.一方面,完善科学的税制可以为税收征管创造良好的实施基础;另一方面,有效的税收征管是实现税收制度政策目标的必要手段和保证.无论从哪一个层面看,客观上都要求税收制度与税收征管相互协调,均衡发展.也正是因为税收在帮助促进政府政策目标的实现方面虽然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但同时要受到税收征管能力的限制并存在一定的代价,决定了税制在确定其政策目标和繁简程度时,应当以已经或可能达到的税收征管能力为前提.明确二者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税收征管对于税制改革和优化的重要性,它对于我们实事求是地研究制定税制改革和优化方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无论是在税制改革和优化时,还是在优化征管、提高征管质量和效率时,都应该综合考虑二者之间的关系,使税制改革和优化与税收征管均衡发展,更好地实现税收政策的经济社会目标。
(一)应对税制进行改革与优化
税制改革与优化应遵循法制化、简化税制、便利征纳的原则.首先,要尽快完成税收基本法的立法工作.税收基本法应包括各级政府开征新税种、调整已有税种的程序、纳税人的权利等内容,逐步健全税收实体法,将所有税种完成立法手续.以维护税收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完善税收程序法,使税收执法程序法制化.其次,简化税制,以便于征收管理.一项法律要得到恰当地执行就必须既适应环境又便于执行.如果将太多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目标融入税法,就会造成税制的复杂,既不便于纳税人也不便于税务机关掌握.纳税人如果发现他们难以正确确定其纳税义务,就不会自觉遵守税法进行税收的自我评估.同样,如果税基设计不合理,或者规定了许多减免和扣除等,就会使执行碰到困难.在健全税收实体法过程中应尽量使税制简化.简化税制不等于实行简单的税制,更不是说税种越少越好,而是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税收的本质、特点及作用,科学、合理地设置税种.我们应注意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作为具体体现税制主要形式的税法,必须全面、系统、协调、简明、清楚,易于理解,易于执行.在不同税种和同一税种的税法规定中,既不要含糊不清,模棱两可,也不要拖泥带水,冗长繁杂,更不能存在自相矛盾或重叠等问题.以免出现年年补充解释、层层补充解释和“打补丁“的现象.二是税种和税基、税目、税率以及计算征收制度等的选择与确定应具体,符合客观实际.只有这样,才能增加税法的透明度、易懂性,便于社会监督,严格执行,减少税收漏洞,降低征管成本,以充分发挥税收的双重作用
(二)优化税收征管,为税制改革与优化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1、改变整个社会征纳税环境.影响税收征管的除了税收制度之外,还有文化因素,主要包括:惩治腐败的制度化程度、公共道德的标准以及对达官贵人遵守法律的态度.尽管这些因素并非一成不变.而且它们对纳税人依法纳税的影响绝不是显而易见的,但纳税人的遵从行为很大程度上与这些重要的但又看不见摸不着的因素有关.通过改善这些因素可以使纳税人更好地遵从税法.具体途径有:对纳税人进行教育,使其相信税收是支付给社会的公共费用;彻底改变政府形象,使纳税人相信政府征税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而不是增加人民负担;政府对税款的使用应该公开、透明,并接受社会的有效监督,使腐败减少到最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