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消费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6）04-0065-05

乡村社会的消费变迁正在缓慢发生。从住房样式与布局的革新到电视机、冰箱、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普及，村民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与价值导向也正在发生改变。对此，既有研究侧重描述，大致勾勒出农村日常生活变迁的外在特征。但这些研究多侧重描述，少有日常生活消费变迁逻辑的讨论。为数不多的学理讨论中，较具代表性的解释是文化主导权视角下的消费主义发展。陈昕从消费文化主义主导权视角出发，将华北地区农村的住房消费竞赛、耐用消费品普及为代表的消费变迁，理解为村民认同城市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合理性之后，在实践上的模仿所致。

笔者曾提出一种需求层级分析框架下的后发展景观，即以“生存一享受的消费需求”分析框架解析吉林河村村民的日常生活消费变迁，将村民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之上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解为：内化已有地方性知识的村民在面对现代消费文化的过程中创新地方性知识、表达自我的过程。

就乡村社会正在发生的消费变迁而言，消费文化视角下的这两种解释，前者侧重村民对城市消费主义扩散的积极主动回应，笔者更强调消费者主体表达过程中的创新性实践。华北地区与东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差异，以及消费变迁发生的时间差，使得观察者看到不同的消费变迁逻辑。时下，现代意义上的消费浪潮农村，乡村消费变迁仍在继续，不同的经济文化发展区域内，地方性知识、村民的消费认知与消费参照标准等方面均具有差异性。这就为不同区域的乡村社会消费变迁研究提供了可能与必要性。鉴于此，笔者以辽宁省大连市J村村民的日常生活消费实践为例，探索农村日常生活消费变迁的新的可能。

一、“生存与生活”：炫耀导向的自我呈现

J村隶属辽宁省大连市，为临海渔村。村人口总数为4275人，耕地面积2910亩。2000年以来，J村经济发展迅速，2015年，村民人均年收入约为1.5万元，村民的日常生活消费已经超越生存需求阶段。消费研究中，消费者的需求层级常常是讨论中心，构成消费变迁的测量变量。笔者曾在综述国内外个体需求层级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生存一生活”的需求分类，并以其作为研究工具探索东北农村的精神文化消费。在此，仍以需要层级作为分析框架来讨论J村村民的日常生活消费。

消费者在生存型需要满足后，在边际效益递减效应的驱使下，会将持续追加的消费投入到享受型消费。村民在满足基本生存消费需求的基础上，有两种可能的消费实践，其一，继续在基本生存需求的维度上提升消费品的质量，其二，侧重在日常消费实践中进行社会消费、表达型消费和精神文化消费。这两种可能的消费实践又与村民对地方性知识和现代消费文化的认知有关。笔者发现，J村村民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之后，进行着第二种类型的消费实践。

春节消费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5）05-0026-07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春节、五一和十一等节假日已经成为我国特有的需求高峰时期，由此形成的假日经济现象曾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和研究。早期的研究对其促进消费的效果有过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假日经济能拉动我国内需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张旭昆和徐俊，2001；陈海达等，2006；孙文凯和陈济冬，2009）[1-3]，另一种观点认为假日经济带来的是消费在时空上的转移而不是消费总量的增加（傅晓霞和吴利学，2003；栾惠德，2007；徐维军和胡茂林，2008）[4-6]。观点虽有不同，但都是基于宏观经济视角进行分析的，均缺少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事实上，从微观经济视角看，由于节假日期间季节性商品需求的明显增加，节假日成为研究需求高峰冲击下微观个体行为变化的一个很好的自然实验（Levy等，2010）[7]。

国外学者很早就注意到节假日期间消费现象的不同特点，并基于微观数据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以价格变化为切入点，他们发现节假日期间食品的需求明显增加但价格却下降（Warner和Barsky，1995；MacDonald，2000）[8-9]，其解释是消费者的价格弹性在节假日期间显著变大，从而使降低价格成为商家应对这一变化的均衡策略。此后，消费者价格弹性是否变化以及如何变化成为节假日消费者行为研究的一个主要争论点。Chevalier等（2003）[10]通过门店层面加总数据的实证研究后发现，需求的价格弹性并没有变大，相反部分商品有显著下降，而需求高峰时期部分

商品价格的下降是由用于广告目的的吸引商品所引起的。Nevo和Hatzitaskos（2006）[11]使用相同的数据却否定了Chevalier 等（2003）[10]的结论，他们发现节假日期间消费者的产品偏好发生变化，尤其以金枪鱼为例，大斋节期间消费者更偏好价格便宜的产品，从而导致价格弹性在需求高峰时期显著变大。①

以上研究都是针对感恩节、圣诞节等西方节假日作出的，与之相比我国以春节为代表的节假日有着明显的文化差异，在我国特有的节假日背景下研究消费者的节假日行为也就显得尤为必要。尤其是基于微观经济数据的实证研究，一方面可以加深我们对我国节假日消费者行为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企业制定有针对性的市场竞争策略。但由于研究所需的微观数据长期以来难以获取，这一问题的研究一直非常匮乏。然而，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这一数据瓶颈已经得以突破（冯芷艳等，2013）[12]。近年来已经有学者开始使用基于会员卡购买记录的扫描数据（scanner data）对节假日消费行为进行微观实证研究。肖俊极等（2012）[13]采用会员卡零售扫描数据，以女性时尚消费品为例，研究五一、十一黄金周时期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变化，发现价格弹性在黄金周显著变小而在店庆促销时显著变大；李国栋（2013，2014）[14-15]同样采用会员卡零售扫描数据，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假日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节假日期间消费者对季节性商品折扣的敏感度有所变大，而对非季节性商品的购买决策则出现异质性变化。这些研究关注的重点是消费者价格弹性在节假日期间的变化，均从价格敏感度变化的角度探讨消费者行为的假日效应。而根据Nevo 和Hatzitaskos（2006）[11]的发现，节假日期间消费者还可能出现产品选择行为的变化，但已有文献并未从这一角度进行探讨。此外，Nevo 和Hatzitaskos（2006）[11]的结论，即消费者在节假日期间更偏好价格低的产品（品牌），是否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一致也有待验证。因此，研究我国节假日对消费者产品选择行为的影响将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重要拓展。

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在中国背景下讨论节假日对消费者产品选择的影响，相比已有文献，方法上从品类分析和产品分析进一步推进到消费者个体分析，结论上得出与已有文献不同的实证结果并给出了相应的解释；第二，区别于绝大多数采用宏观经济数据研究我国假日经济的文献，本文采用了基于会员卡购买记录的零售扫描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为我国消费者行为假日效应的微观实证研究再添砖加瓦。

二、研究设计及数据

（一）研究设计

Nevo和Hatzitaskos（2006）[11]质疑Chevalier等（2003）[10]的一个主要论点是，人们所观察到的商品平均价格下降是由消费者的产品偏好变化导致的。而事实上，由于他们使用的是门店层面的加总扫描数据而不是消费者个体层面的扫描数据，因此并不足以区分商品平均价格的下降是由消费者偏好变化还是收入效应造成的。本文将采用消费者个体层面的零售扫描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首先参考已有文献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品类（category）和产品（product）分析，然后进一步推进到消费者个体（individual）层面分析以确认消费者的偏好在节假日期间是否发生改变。具体而言，研究设计如下：

（1）品类分析。选取一组季节性商品的消费者购买记录，同时选取一组非季节性商品的消费者购买记录用于比较。预期季节性商品将在节假日期间出现需求高峰，而非季节性商品则无明显高峰。把这些购买记录先加总为产品层面的数据，然后在产品层面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总为品类层面的数据。判断节假日是否为两组商品的需求高峰，并分析品类价格在需求高峰的变化。

（2）产品分析。通过估计产品的需求函数验证产品价格弹性是否发生变化。用表示产品的销量，对每一品类下的产品进行如下计量模型的回归：

lnQit=α+β・lnPit+∑■■δk・holidaykt・lnPit+∑■■φj・otherjt・lnPit+∑■■λi・producti+γ・weekt+η・weeksqt+uit

（1）

其中，i代表产品，t代表时间，Pit代表产品i在第t周的价格，因此β是产品的价格弹性。我们关注产品的价格弹性在节假日需求高峰中是否有所变化，因此方程中加入节假日虚拟变量holidaykt与lnPit价格的交互项。如果价格弹性在节假日期间有所上升（下降），则意味着消费者的产品偏好可能发生改变，从而选择价格更低（高）的产品。考虑到价格弹性在其他因素的影响下也可能发生变化，模型加入其他因素otherjt与lnPit价格的交互项。此外，方程中还放入表示不同产品的虚拟变量producti。最后，加入控制时间变化趋势的一次项week和weeksq二次项。

（3）消费者个体分析。相比门店层面扫描数据，消费者个体层面扫描数据的优势是我们可以根据会员卡卡号识别出消费者的身份，因此可以观察到同一消费者在非节假日与节假日的产品选择。如果消费者的产品偏好确实发生改变，则预期得到的结果是，在非节假日购买了价格较低（高）的产品的消费者，在节假日期间将购买价格较高（低）的产品。

（二）数据选取及处理

1. 数据选取

本文数据来源于大连市某大型购物中心，该购物中心实行会员积分制，会员消费者使用会员卡购物时，其购买记录都以扫描数据的形式得以保存。数据为2005年1月到2006年4月的会员购买记录，样本涵盖了两个春节、五一黄金周、十一黄金周等多个重大节假日。根据本文研究设计，我们从中选取季节性与非季节性两组商品的购买记录。食品是典型的季节性商品，重大节假日往往是其需求高峰期。② 根据数据可得性及完备性，选取啤酒和瓜子作为季节性商品的代表。日化用品则没有明显的季节性，选取洗发水、沐浴露作为非季节性商品的代表。选择这四种商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的重量或容积的信息在购买记录中有完整的呈现。由于在数据统计中需要根据商品重量或体积对价格等重要变量作标准化处理，因此这些信息是否完整成为选取商品的一个重要条件。四种商品购买记录的初步统计见表1。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数据的时间看似略早，但其实并不影响其作为经验证据的有效性。首先，相比数据的时效性，数据的准确性是消费者行为实证研究中更为重要的问题。因为实证研究的关键在于使用真实反映消费者购买行为的数据来推断消费者的偏好及需求函数，而扫描数据相对问卷调查数据在准确性方面无疑具有更大的优势，是消费者显示性偏好的真实呈现。其次，即使从时效性的角度看，本文数据也具有良好的代表性。我国假日经济从1999年至今仅运行14年，而本文数据始于2005年1月并且长达16个月，因此仍然具有良好的代表性。国外相关文献如Chevalier等（2003）[10]以及Nevo和Hatzitaskos（2006）[11]所使用的数据时间也较早，样本期为1989至1994年。该数据名为Dominick's Database，是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与Dominick's Finer Food连锁超市合作收集的扫描数据。③ 更重要的是，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学者使用该数据开展市场营销和经济学的研究，并且成果相继发表于市场营销及经济学的顶尖期刊上。④

2. 数据处理

首先对本文所选取数据的品类和产品加以说明：品类是指商品的类别，本文数据一共有4个品类，包括啤酒、瓜子、洗发水和沐浴露；产品则是指每一个品类下具体的商品，这里的产品不等同于品牌，因为同一品牌下很可能包括几种有差异的商品。在对四种商品作品类和产品的统计分析时，考虑到由于包装的原因，不同商品的重量或容积很可能不相同，因此需要对购买记录中商品的重量或容积作标准化处理。啤酒以1 000毫升作为1个单位的标准化容积，瓜子以250克作为1个单位的标准化重量，洗发水和沐浴露均以200毫升作为1个单位的标准化容积。在此基础上得到每一条购买记录中商品的标准化价格。

得到标准化价格后首先可以计算出每种产品每周的平均价格，等于产品在第周的总收益除以总销量。会员积分促销是该购物中心一项重要的非价格策略，数据显示一般情况下1元可积累0.1分，即积分比例为0.1。而该购物中心会不定期通过提高积分比例进行促销。因此积分比例作为一个影响销售量的变量被纳入本文分析。描述性统计表明，产品的销量及价格标准差较大，说明销量在不同产品以及时间内存在较大波动。产品价格的分布也比较分散，如果以价格作为产品品质的信号，说明存在一系列品质不等的商品。而积分比例最高均可达0.5，说明存在明显的非价格促销。

（三）变量定义

根据样本期所涵盖的时间，本文一共定义五个节假日虚拟变量，依时间顺序先后为第一个春节、五一黄金周、十一黄金周、圣诞元旦和第二个春节。⑤ 我们以“周”作为数据的时间刻度，为避免把周末及其前后的销售高峰期分成两部分，根据已有文献对数据的处理方法把“周”定义为星期四到下一周的星期三，因此这些节假日均覆盖两周的时间。考虑到春节是中国最重大的节日，传统上农历除夕至正月十五元宵节均被认为是“过年”的时间，加上消费者往往在春节前就开始采购，因此两个春节虚拟变量的定义在原来两周的基础上提前两周并延后一周共扩大为五周。

此外，回归分析中需要控制可能引起商品销量变化的几个因素，包括炎热天气、店庆促销以及积分促销等。预期炎热天气会增加啤酒销量，同时预期炎热可能也会增加洗发水和沐浴露的销售。根据该购物中心所在城市的气候，把“炎热”变量定义为从6月下旬至9月初共12周的时间。该购物中心曾进行一次店庆促销活动，定义虚拟变量“促销”，共覆盖两周。此外，该购物中心对会员消费者采取不定期提高积分比的促销方式，本文使用变量“积分”反映其会员积分策略。

三、实证结果与解释

（一）品类分析

首先通过品类数据观察四种商品需求的季节性变化。图1和图2反映了啤酒和瓜子的需求均在春节出现大幅上升，其中第一个春节为4～8周，第二个春节为54～58周。春节以外，五一、十一以及元旦圣诞等节假日也均成为啤酒和瓜子的需求高峰，尽管需求上升的幅度相比春节要小很多。图3和图4反映的是洗发水和沐浴露的需求变化，发现两者的需求并没有随着节假日的到来而明显增加，但均在37～38周的店庆促销中出现显著上升。此外，洗发水的需求在50周以后似乎出现系统性的增加，沐浴露的需求在48周的促销中也出现显著上升。⑥

（二）产品分析

下面根据式（1）对产品的需求函数进行估计，其中，节假日虚拟变量holiday包括五个，分别为春节一、五一、十一、圣诞、元旦和春节二，其他因素other包括促销、积分及炎热季节。

由于每一品类都包含了数种产品，为克服潜在的异方差及自相关问题，我们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估计，并与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作对比，结果见表2。

估计结果表明，所有产品的价格弹性均显著为负，与经济理论相符。下面重点关注四种商品的价格弹性节假日期间的变化。先看季节性商品组。前面品类分析发现春节、五一、十一及圣诞元旦是啤酒喝瓜子的需求高峰。这里的产品分析则表明，啤酒和瓜子的价格弹性绝对值在这些节假日期间几乎均发生显著下降，其中以春节期间的下降幅度最大。价格弹性变小意味着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度下降，说明消费者在春节期间对商品的选择可能更偏向于价格高的产品。如果价格是产品品质的信号，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消费者在春节等节假日期间更偏好价高质好的产品。这一发现与Nevo和Hatzitaskos（2006）[11]相反，他们的结论是在需求高峰时期消费者对季节性商品的价格弹性显著变大，从而认为消费者在需求高峰更偏向于购买价格低的产品。进一步观察非季节性商品组的回归结果，发现洗发水和沐浴露的价格弹性在所有节假日期间均无显著变化，非季节性商品组呈现出与季节性商品组截然不同的特点。

（三）消费者个体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上文结论，下面基于消费者的购买记录对消费者个体的产品选择行为进行统计分析。由于我们可以根据会员卡卡号识别出消费者的身份，因此验证的思路是比较同一组消费者在非节假日与节假日的产品选择。如果上文结论成立，那么预期得到的结果是，在非节假日购买了价格较低的产品的消费者，在节假日期间将购买价格较高的产品。具体验证方法如下。

首先根据产品价格的高低把同一品类下的所有产品分为三组：把产品依据价格由低至高进行排列，前1/3为价格低的产品，称为L组产品；中间1/3为价格中等的产品，称为M组产品；后1/3产品为价格高的产品，称为H组产品。接着根据购买时间把每一组购买记录分为非节假日与节假日两部分。然后找出在非节假日期间曾经购买过L组产品的消费者，称为L组消费者，根据身份信息找出他们分别在非节假日和节假日的购买记录。需要注意的是，L组消费者是指在非节假日曾经购买过L组产品的消费者，并不意味着L组消费者在非节假日仅购买L组产品。事实上，数据表明L组消费者在非节假日也购买过M或者H组产品，但我们预期L组消费者在非节假日所购买的产品中L组产品占比较高。类似地找出M组和H组消费者及其在非节假日和节假日的购买记录。

根据上文结论，如果消费者在节假日更偏好价高质好的产品，那我们可以观察到：在非节假日购买了低级组产品的消费者（如L组消费者），在节假日将转向购买M组或H组的产品。本文的统计分析印证了这一现象的存在，结果见表3。第一行关于啤酒有三个数据：81.06、12.17和6.77。它们的含义是： L组消费者在非节假日期间的购买记录中，购买L组产品、M组产品以及H组产品的比例分别是81.06%、12.17%以及6.77%。这里的百分比是以购买记录的数目计算的，即分母是L组消费者在非节假日期间购买瓜子的所有记录的数目，分子则是这些购买记录中所购买产品属于某一组的记录的数目。再看相应第二行的数据：69.03、19.47和11.50。它们的含义是：L组消费者在节假日期间的所有购买记录中，购买L组产品的比例是69.03%，购买M组产品的比例是19.47%，以及购买H组产品的比例是11.50%。对比上下两行数字，可以发现L组消费者在节假日期间再次购买L组产品的比例有明显下降，相应购买M组或H组产品的比例则有所上升。可见，L组消费者在节假日期间更偏好价高质好的产品。把同样的分析方法应用于瓜子，我们发现消费者产品选择行为也存在同样的特点，其变化方向非常一致。类似地，我们观察两种商品M组和H组消费者的产品选择，发现存在同样的变化趋势：在节假日期间购买更高级别产品的比例均明显上升，购买更低级别产品的比例则下降。至此，我们的结论是消费者在节假日需求高峰时期对啤酒和瓜子这两种季节性商品将更偏好于选择价高质好的产品。

表4是非季节性商品洗发水和沐浴露相应的结果。可以发现，相比非节假日，L组消费者在节假日期间购买M组或H组产品的比例也有所上升；但不同于表4的是，M组消费者在节假日期间购买L组或H组产品的比例均有上升，H组消费者在节假日购买L组或M组产品的比例也都上升。说明三组消费者在节假日期间的产品选择行为并不存在一致的变化，而当我们把L、M和H三组消费者的选择进行加总后，很可能发现全体消费者在节假日期间的产品选择行为没有明显的变化。这也解释了为何上文产品分析中发现节假日期间消费者对季节性商品的价格弹性显著变小，而对非季节性商品的价格弹性则无显著变化。至此，我们的结论是在节假日需求高峰时期消费者将更偏好于选择价高质好的季节性商品，而对非季节性商品的偏好则无明显变化。

如何解释以上结论？根据经济学理论，一般认为收入效应可能是引起消费者产品选择变化的一个原因，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者对劣等品的需求下降而对正常品的需求增加。但我们认为，收入效应不能解释本文的发现。如果节假日的收入效应存在，那么理应观察到消费者在节假日对季节性商品和非季节性商品的选择都显示出价高质好产品的偏好，但上述实证分析并未印证这一点，消费者对产品选择的变化仅出现在季节性商品。对此本文给出两点可能的解释。首先，季节性商品在其需求高峰中将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必需品属性，这一变化导致消费者价格弹性的下降。其次，季节性商品在节假日中往往具有社会性消费（social consumption）的属性，出于节假日社会交往的需要消费者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购买更好的商品，这种消费的社会性促使消费者在节假日偏好价高质好产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Müller等，2006；Otnes等，1993）[16-17]。

四、结论及展望

到目前为止，已有文献对我国假日经济的讨论主要在宏观经济的视角下展开，而基于微观经济视角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本文基于会员消费者购买记录的零售扫描数据，对我国节假日需求高峰对消费者产品选择行为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通过选取啤酒、瓜子作为季节性商品的代表，洗发水、沐浴露作为非季节性商品的代表，本文先后进行了品类、产品以及消费者个体三个层面的分析。品类分析发现春节等节假日是两种季节性商品显著的需求高峰。产品分析表明季节性商品的价格弹性在其需求高峰期均显著下降，价格敏感程度的下降也表明消费者在节假日可能倾向于选择价高质好的产品。最后，基于购买记录进行消费者个体分析。通过把消费者分组并比较每一组消费者在不同时期的产品选择，发现在需求高峰期不同组别的消费者对季节性商品的选择确实表现出对价高质好产品的明显偏好。

以上发现与国外文献针对西方节假日所得到的结论并不相同，本文给出了两点可能的解释：一是季节性商品在其节假日需求高峰时期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必需品属性，从而导致消费者对其价格敏感度的下降；二是季节性商品在其节假日需求高峰时期往往具有社会性消费的属性，节假日社会交往的需要促使消费者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以购买更好的产品。以上结论为我国节假日消费者行为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也为厂商节假日竞争策略的制定提供参考。由于节假日期间消费者产品偏好的改变主要发生在季节性商品而不包括非季节性商品，因此厂商营销策略的调整应主要针对季节性商品。节假日期间消费者更偏好品质好的商品而导致价格弹性有所下降，意味着厂商对季节性商品的节假日营销策略要更关注质量竞争，在提高产品品质的同时可以适当提高产品价格，既满足消费者需求又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

由于受到数据完备性的限制，本文仅选取四个品类的商品作为代表进行实证分析，结论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目前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淘宝、京东、一号店等电商企业均积累了海量的消费者购买记录，将来这些数据若能用于研究，可对节假日期间消费者产品选择行为作更深入的研究。

[注 释]

① 金枪鱼是一种普通的食物，但在大斋节（Lent）期间需求会出现明显上升。大斋节是基督教的一个宗教节日。根据基督教的规定，从圣灰礼拜三至复活节之间的40天，教徒不能食用肉类食物，这段时间被叫做大斋节（Lent）。由于大斋节期间并不禁止食用鱼类，所以很多教徒会转而食用金枪鱼等鱼类。因此，在欧美国家大斋节是金枪鱼的需求高峰期。

② 已有文献Chevalier等（2003）[10]以及Nevo和Hatzitaskos（2006）[11]也主要选取食品作为季节性商品的代表，选取的商品包括金枪鱼、啤酒、奶酪、饼干、燕麦片等等。

③ 数据介绍可参见：http：//research.chicagobooth.edu/kilts/marketing-databases/dominicks。

④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根据的年份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排列，目前最新的于2014年，见http：//research.chicagobooth.edu/kilts/marketing-databases/dominicks/papers。

⑤ 五一劳动节在本文样本期内仍然是为期七天的黄金周假期；传统节日如清明节、端午节以及中秋节在本文样本期内尚未规定为法定假日。

⑥ 以上结论可以进一步通过商品销量对节假日虚拟变量以及促销、积分以及炎热季节的回归分析得出，但出于篇幅考虑本文并未报告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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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消费论文篇（3）

一、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零售业发展迅猛而且在产业链中担当着愈来愈重要的地位；电子商务的发展进一步增加了零售业的多样性。同样，零售业在推进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季节性商品是零售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季节性商品是指在生产、收购和销售上有显著季节性特点的商品，季节性商品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不同季节的服装、蔬菜、水果、中秋节的月饼、春节的春联、端午节的粽子等等。这类商品有的季节生产、季节收购、常年销售；有的常年生产、常年收购、季节销售；还有的季节生产、季节收购、季节销售。为了保证市场应季商品的正常供应，企业对季节性商品一般是根据生产和销售特点，提前收购，提前储备，做好商品上市前货源准备工作。在中国，季节性商品的收购和储存的任务主要由一、二级批发企业负担。

季节性商品的特点决定了其价格形成的独特性与复杂性。季节性商品的价格、销售量的不确定性是区别于其他商品的主要特征之一。比如，春联只在春节期间使用，属于季节生产、季节收购、季节销售的季节性产品。为了探讨季节性商品的市场交易行为，我们在2012年的春节之前参与了春联的市场零售，亲历了春联市场交易的全过程，因此本文将以春联交易为例，从价格形成、价格歧视、行为经济学、博弈论等不同的经济学视角来探讨季节性商品的市场交易行为。

二、价格形成

按传统的价格形成机制，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决定价格，并且可以随供需的变化来及时调整价格。但是季节性商品不能完全依照边际成本或者平均成本加成进行统一定价。其原因在于季节性商品的需求具有规律性的巨大波动；但是有些季节性商品又具有不可储存性，不能依据存货进行供求调节，而只能即产即销。因此，如果按照边际成本或者平均成本统一定价，那么可能在高峰时期，商品可能是供不应求；反之，在低谷时期可能是供过于求。所以，季节性商品的定价必须根据市场需求的规律性波动制定相应的多重价格。同时，相距不远的零售商的价格必然趋于一个近似相同的价格，原因如下：假设一个零售商的价格高于附近的另一个零售商，而他们的商品又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对于消费者来说，在不另加成本的前提下必然会选择较为便宜的商品，这样定价较高的零售商因缺少客源，不足以弥补他的成本，那么他就会自然的降低价格，直到相似商品的价格一致。

具体考察价格时，我以春联为例，对附近进行春联交易的零售商的价格进行了调查。虽然一开始就已经知道这是一个暴利行业，但是调查的结果还是令我大吃一惊。通常，批发成本之上的平均五倍左右是销售价格，不同类别有不同的利润倍数，其中，一般情况下小对联利润可达到十倍而福字、窗花等只有两倍左右。商贩从批发商处进货，产生商品成本同时运费、摊位费等都包括在成本之内。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每个企业追求的目标，这一点与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存在矛盾。从消费者的角度看，春联交易中商贩占有绝对的优势，谋取暴利；另一方面，商贩要承担季节性商品压货的风险和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也就是说他们的机会成本很高。所以综合各方面的考虑，季节性商品较其他商品的高利润率是合理的。

三、价格歧视

同样的货品，同样的成本，以不同价格出售，叫做价格歧视（Price Discrimination），这是经济学上的一个热门话题。同样，它可以应用于春联的交易过程中。一个摊位通常要有二、三个人卖春联，以防顾客过多而损失交易量，要想在同时同地以不同的价格将春联出售，一个摊位的商贩要独立作战，尽量将顾客分开，同时要是每位顾客相信自己所付的是“特价”，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顾客，同时“羊群效应”发挥作用，获取更多的利润。[1]

就零售商来说，一般情况下，越是接近除夕，春联的价格越贵。然而，消费者会想时间越接近除夕，商贩的竞争会越大、压货的压力越大，自然价格就会下降，但是他们忽略了商贩之间的共同抬价行为，等到消费者不得不买的时候就是商贩获得最大利润的时候。同时，不同消费者会面临不同的售价，一般来说，对男性的售价要高于女性，对年轻人的售价高于老年人的售价，对开车联的消费者售价高于其他方式的消费者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他们的依据为是否存在潜在的高消费能力。经济学中，实行价格歧视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市场的消费者具有不同的偏好，且这些不同的偏好可以被区分。偏好不同，消费者的需求价格弹性就不同——同样数量的商品出现了不同的保留价格，如此厂商才能差别定价。第二，不同消费者群体或不同的销售市场是相互隔离的[2]。而经济学者都一致认为在同时同地将顾客分开是不可能的。这个观点显然是错了。价格的信息费用相当高，而这信息卖者要比买者知道得多。只要买者相信自己议订的价格够便宜，他就不会再费时费力的去查询，也没有意图去公布自己的买价。[3]

四、行为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行为经济学是心理学与经济分析相结合的产物。行为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在于：经济现象来自当事人的行为；当事人进行理性决策，但理性是有限的；在有限理性的约束下，当事人的决策不仅体现在目的上，而且体现在过程上；在决策过程当中，决策程序、决策情景都可以和当事人的心理产生互动，从而影响到决策的结果；个体决策结果的变化导致总量结果的变化，对经济总量的理解来自对个体行为的理解；有限理性和学习过程会导致决策的偏差以及结果演变路径的随机性，从而产生异常行为，这种异常行为增添了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同时加剧了有限理性的约束。简单来说，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主观心理因素，对发生的行为的影响。

这些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可以完全的应用到消费者身上。最明显的是消费者的理性是有限的，并且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同时还会有一种攀比心理作祟，效仿性强。Sigue建立模型测试促销对销售渠道、生产商和销售商的影响，发现零售商应该对零售环节进行促销，而生产商的策略应该不对最终消费者进行促销[4]。营销策略可以在消费者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在春联买卖中，一些消费者感觉价格合适就会向亲友询问是否需要帮其买回去，以此增加购买量来获得更大的折扣价。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摊位红红火火，而相距很近的一些摊位却冷冷清清，这也是消费者主观心理影响行为的一种表现，他们会认为人多的摊位物美价廉，产生从众行为，体现出消费者的理性是有限的。

五、消费者和零售商间的博弈

博弈论考虑游戏中的个体的预测行为和实际行为，并研究它们的优化策略。表面上不同的相互作用可能表现出相似的激励结构。具有竞争或对抗性质的行为成为博弈行为。在这类行为中，参加斗争或竞争的各方各自具有不同的目标或利益。为了达到各自的目标和利益，各方必须考虑对手的各种可能的行动方案，并力图选取对自己最为有利或最为合理的方案。比如日常生活中的下棋，打牌等。

博弈的分类根据不同的基准也有不同的分类。一般认为，博弈主要可以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的区别在于相互发生作用的当事人之间有没有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如果有，就是合作博弈，如果没有，就是非合作博弈。从行为的时间序列性，博弈论进一步分为静态博弈、动态博弈两类：静态博弈是指在博弈中，参与人同时选择或虽非同时选择但后行动者并不知道先行动者采取了什么具体行动；动态博弈是指在博弈中，参与人的行动有先后顺序，且后行动者能够观察到先行动者所选择的行动。通俗的理解：类游戏等决策或行动有先后次序的，属于动态博弈。按照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的了解程度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完全博弈是指在博弈过程中，每一位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的特征、策略空间及收益函数有准确的信息。不完全信息博弈是指如果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的特征、策略空间及收益函数信息了解的不够准确、或者不是对所有参与人的特征、策略空间及收益函数都有准确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博弈就是不完全信息博弈。

在春联交易中，消费者与零售商的讨价还价就是一种博弈，并且属于非合作的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春联交易中，消费者根据商贩提供的价格和所需商品的质量来决定是否购买，并且会提出一个他满意的价格方案供商贩参考，这时商贩会强调他的商品较其他的物美价廉，稍微抬高点价格，看消费者是否愿意购买……交谈的最后结果以下四种，如图所示：一是双方有一个共同满意的方案，商贩以高价卖出，消费者以高价买入，由于信息不对称，消费者认为价格合适，双方的效用达到最大化，效用值分别为10和5；二是由于一方对价格不满意而没有完成交易，双方的效用均为零；三是商贩已经提出低价而消费者认为是高价而选择不买，此时商贩的效用值为-10，消费者的效用为零；四是商贩已经提出低价且消费者选择购买，商贩的效用值为5，消费者的效用值为10。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第一种和第四种可以完成交易，双方达到效用最大化。这两种策略组合是纳什均衡，即在该策略组合上，消费者和商贩单独改变策略选择都不会得到好处。

六、结语

经济行为与经济现象无时无刻的发生在我们真实生活中，季节性商品零售业如此繁荣必然存在一定的道理，作为消费者无需抱怨它的高额利润，因为它存在不确定的风险成本；作为销售者无需抱怨消费者的讨价还价，因为他们追求低成本带来的高效用。凡事多加思考便会有不同的角度，运用经济学思维更好的理解生活中处处的现象，来发现生活的奇妙。

参考文献：

[1]张五常.卖桔者言[M].中信出版社.

春节消费论文篇（4）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07.033

一 、视觉镜像中的家国变迁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它的存在是维系民族情感、体现家国认同的重要纽带。三十年来，春晚已成为国人欢度春节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如若不加特别说明，“春晚”就是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特指，这足以表明它在人们心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春晚对于整个民族而言，不再是一种普通的联欢晚会，它是过年不可或缺的一道年夜饭，是一种仪式，一种情结，一种新的民俗文化，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化符码。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三十年的风雨兼程，春晚承载了越来越多的文化元素和时代使命。它用视觉影像记录着我们国家各个方面的历史演变，映射着人们思想和价值情感的转变轨迹，塑造着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和文化情怀。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物质相对贫乏，电视还未大范围普及，人们刚刚从“”的“伤痕”历史中回返过来，长期禁锢的思想牢笼被打开，人们朝气风发，充满了昂扬向上的淳朴激情。1983年，央视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了帷幕。在导演黄一鹤的一再坚持和观众的热情电话点播下，李谷一那首被视为靡靡之音的《乡恋》才得以上演，这段插曲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性解放的标志性事件，一时传为佳话。尽管，当时物质条件有限，舞台不大，节目不多，主持人服装不那么光彩耀人，但春晚却给千家万户带来了节日的欢乐，成为一代人难忘的美好回忆。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业资本的入侵，在极大丰富了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春晚开始步入青少年时期，少了几分童年的乖张，多了几许少年的叛逆与嚣张。春晚开始以华丽宏大的舞台和人数众多的演唱来吸引观众眼球，商业元素介入，观众开始对春晚感到陌生。而驶入新千年以来，人类进入了一个知识爆炸的新时代，网络等高科技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且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判断。在时代的巨变面前，春晚仍然按部就班地迈着小脚前进，难免让人产生审美疲劳。主持人、演员总是那些老面孔，舞台、节目也总是没有多少新意。于是，很多人改变了原来过节的传统习惯――春晚成了可有可无的存在（尤其对于当下的年轻人）。

近两年，随着中国GDP总量的持续攀升，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化，围着电视看春晚的人不多，坐在电脑面前“围观春晚”者却大有人在。大家通过微博、论坛纷纷谈论着，似乎春晚已成了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围观。在网友们看来，80年代的“孔雀公主”杨丽萍今天跳的孔雀舞是专给高雅人看的“原生态”；当年的“小虎队”重聚首，被网友戏称为穿着东北二人转衣服的“老虎卖萌”；天后王菲的失常发挥更是引起不少人调侃……毋庸置疑，春晚的路将会越来越艰难。

很明显，从1983年开始至今春晚已经走过了长长的30年。中国人常说“三十而立”，三十岁是一个人成年的标志。同样地，在亿万观众的陪伴中，春晚也渐渐从幼稚走向成熟。所谓“众口难调”，随着社会的开放，选择的丰富，价值追求的多元化，春晚将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在商业、政治、文艺、消费的权力博弈中，春晚依然在摸索中前进着。

二、消费逻辑下的怀旧情结

“如果说80年代文化着力于展现嘎然有声的历史阶段的划定与历史断裂的描述，那么90年代文化则更多地是以‘临渊回眸’或怅然回首的姿态书写历史的绵延，或者说是在个人与命运的故事中书写生命之流。”[1]那么，当时间之轴指向21世纪的消费坐标以后，“怀旧”成为一种文化需要应运而生。

一般来说，“怀旧”情结贯穿于整个人类文明史，具体到当下这个欲望横流、竞争激烈的社会，“怀旧”俨然已是消费社会逻辑下现代人感性泛滥的一种文化表征。现代社会距离感的产生，使每个人都渴望获得一个独立自由的空间，但这种“距离感”的产生，愈发使得个体害怕与他者进行接触，诱发所谓个体身心的“畏触感”。[2]而“怀旧”为人们建构了一方暂时逃避外界纷扰的心灵庇护空间，于是越来越多的怀旧小说、怀旧音乐、怀旧建筑、怀旧影视充斥着我们的生活。

与此同时，随着传统时间观念的打破，现代社会中的个体被迫进入一种碎片化的、流动不息的空间之中，个体生命充满了孤独与不安，对自身价值和身份确认的渴望更加强烈，这就是马斯洛文化心理学所说的“归属感的需要”。归属感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每个个体都希望自身归属于某一个群体或者共同体，同时在这个归属集体中得到相互的关爱和支持，获得生命存在的价值与认同。因此，现代人急需一种集体怀旧的仪式，来化解我们既渴望自由，又极力寻找归属的矛盾心理。每年一度的春节晚会无疑是中国人化解这种心理矛盾的最好方式之一。春晚自身的娱乐属性很容易使个体得到放松，而且，作为一个公共的文化场域，春晚以前不变的“怀旧”姿态，很容易让观众产生一种凝聚力和亲切感。于是，在这种共同的文化记忆中，个体很容易获得一种归属感。

有人说，“记忆是一种相生相克的东西，它既是一种囚禁，对流离在外的人是一种精神的压力，严重的时候，可以使人彷徨、迷失到精神错乱；但记忆也是一种持护生存意义的力量，发挥到极致时，还可以成为一种解放。”[3]作为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民族，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转型就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断裂与隔绝，意味着某些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的丧失。当前，在消费主义的话语体系中，一切都是为了消费而存在。于是，历史记忆成为消费的游戏，未来也变得虚无缥缈，能抓住的只有当下，只有此时此刻，这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逐渐演变成一种挫败感，并导致一种得过且过的享乐主义和怀疑一切的犬儒主义的流行。

在大众传媒与消费主义合谋之下，春晚所极力营造的个体归属与家国认同成了碎片化的记忆。没有了文化记忆，没有了审美价值，没有了思想深度，怀旧成为时尚流行的商业元素。此时，在温情脉脉的“怀旧”面纱之下，“掩盖着一种集体迷恋的巫术”。[4]这正是消费文化的吊诡逻辑。

三、文化记忆的审美符码编织

戴锦华说，“历史是一种权力的书写……而记忆则似乎是个人化的，或者用福柯的说法，是人民在某种意义上对抗历史的场域，或者说记忆是历史所不能吞没、规范的场域”。[5] 无论消费文化的逻辑如何强权，作为精神本质的文化记忆是不会被磨灭的。跨入而立之年的龙年春晚已尝试着用全新的形象来阐释“联欢会”的艺术本质，复归民族国家的文化记忆。

2012年的央视春晚去除了商业广告植入，改变了政治说教传统，选用新生代演员节目，打造了敞开式舞台背景，显得更温馨、更亲民、更有时代特色。特别是“致敬春晚三十年”这一“怀旧”板块，用美轮美奂的视觉影像让人们重新拾起了记忆的贝壳，获得了心理和情感上的共鸣。费翔、张明敏、李谷一、韦唯等相继亮相，《冬天里的一把火》、《故乡的云》、《我的中国心》《前门情思大碗茶》、《爱的奉献》等经典老歌再度响起，勾起了无数人心中存留的美好记忆。当张明敏再度唱起当年那首红遍全国的《我的中国心》时，整个舞台瞬间成为蜿蜒盘旋的立体式长城，舞台依旧，歌曲依旧，演员依旧，不同的是时间变了，舞台前面的LED屏幕上前后相差近30年的画面轮回交错。在蒙太奇般的转换中，观众可以清晰地对比出岁月流逝的痕迹。此情此景，怎能让人不动容？歌曲唱罢，三位男主持系着和舞蹈演员一样的红围巾，吟唱了几句歌，还配合默契地把围巾向后一甩，并附上一个字“帅”，这种欢娱又亲切的表现深受广大网友好评。总起来说，龙年春晚置换了消费、政治、资本等的权力争夺，留下了那些“接地气”的真实记忆，尽管还存在很多缺陷，但“能绕回来，终究是好”。[6]

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认为，个体的记忆其实是一种关于文化的记忆。文化记忆的实质已经超越了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范围，关涉到人类社会和思想的历史延续性问题。因为，在文化记忆中，“通过群体成员一起参加纪念性的集会，我们就能在想象中通过重演过去来再现集体思想，否则，过去就会在时间的迷雾中慢慢地飘散。”[7]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一部分，春晚已走过辉煌，进入了最为争议的时期，但是，它依然有着自身不可抹杀的意义和魅力。春晚的未来发展，必须把握住自身独特的属性和功能。换言之，春晚的节目不能简单满足消费娱乐的需要，还应该增加其文化内蕴，使春晚重新担负起个体身份认同和民族身份建构、弥补现代人心理和情感需求的历史使命。因此，我们应该以批评的眼光重新建构起春晚文化记忆的审美蓝图。

注释

[1].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页。

[2].西美尔《门与桥》，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231页。

[3].叶维廉《双重的错位：台湾五六十年代的诗思》，《创世纪》，140-141期合刊，第62-63页。

[4].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1页。

[5].戴锦华：《再现：历史与记忆――电影中的历史书写与呈现》，《中华读书报》，2012年2月8日第17版。

[6].曾宪皓：《春晚减法的成功》，《南方都市报》，2012年1月24日。

春节消费论文篇（5）

但是,在探寻春节之所以过得不“绿色”的缘由时,作者的“雷达”扫描却没有到位。在他看来,“年俗”引发的种种弊端,主要是商家和消费者造成的,因此他提议：“商家在设计年货、人们在选购年货的时候,能否从环保和实用的角度出发,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同时也减少大量的污染?”应当说,作者提议的出发点是好的,反映了他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而且,这种提示对于人们改正某些不良习惯或多或少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问题在于,单靠商家和普通百姓的自觉意识,有可能使春节过得更“绿色”吗?

先看商家。商家以营利为目的,追求的是利润的最大化。经济学中有所谓的外部性理论,其意是说某一经济体的生产活动使另一部分人(或外部环境)受损,而又无法予以补偿,由此形成了负外部性。环境污染就是负外部性的具体表现。对于商家而言,过度包装等行为显然有利于它获得市场竞争的优势,而它在制造这些“垃圾”时,又毋需付出成本,不受任何制约――市场不但不能制约它制造“垃圾”,反而放大了它因此获得的种种好处,商家何乐而不为?因此,指望商家在设计年货时“从环保和实用的角度出发”,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和污染,显然是徒劳无益的。

再看消费者。虽然消费者被尊为“上帝”,拥有极大的选择空间,但是归根到底,他的选择还是要受商家的制约和引导。消费者可以在商家提供的产品中作出选择,却无从选择商家不提供的产品。在这方面,消费者是被动的,也是无奈的。因此,当商家不提供或很少提供环保、实用的节日产品时,却要求消费者作出这样的选择,似乎不近情理。再者,“年俗”是一种文化,无论其中精华与糟粕的成分有多少,它已经作为一种传统习俗延续至今。因此将“年俗”向环保、实用的方向转变,不经过全民上下移风易俗的“大革命”,而仅仅指望普通百姓的个人自觉,也是不现实的。

既然在商家带来的负外部性影响面前,市场调节已经失灵,而消费者又只能跟着商家走,难以发挥主导作用,要想改变不“绿色”的状况,就必须由政府出面调控,通过设定标准或通过行政、法律手段制约商家的行为,以减少浪费,减轻污染。也就是说,“绿色”是需要条件的,只有当政府为百姓创造了“绿色”的条件,春节乃至日常生活中人们才能过得更加“绿色”。许多事例证明,在环境污染的治理中,凡有政府介入,实际效果就会好一些。例如国家颁布《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之后这方面的变化。2007年12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下发了《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袋的通知》。它表明,政府已经下定决心,从源头上采取措施,大力整治“白色污染”问题。既然如此,这方面的变化也就为期不远了。

总之,“春节,我们‘绿色’了吗”?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不但商家、消费者要思考,政府方面更要思考,因为政府才是根本解决“绿色”问题的关键所在。

（作者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附原文：

春节,我们“绿色”了吗

汪晓东

春节7天长假转眼就过去了。这个春节,因为一场雪灾而变得非同寻常。

这场不期而至的暴雪,除了给了我们刻骨铭心的记忆之外,是否还改变了一些什么?

节后第一天,看到这样一些报道:上海春节7天垃圾天天超万吨创历史之最;南京春节期间被鞭炮炸伤者多于去年……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我们早已习以为常、几乎不能称其为新闻的“年俗”,比如:吃一半、扔一半的饕餮之宴;过度包装、中看不中用的各种礼包和年货,等等。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过年的方式也呈现出很多新景观。

只是,这些新景观也隐含一个老话题:能否使春节过得更环保、更节能?换言之,能否过个“绿色”的春节?

比如,春节里燃放烟花爆竹,这是因袭千年的传统,不过,由此产生的烟尘、噪声和纸屑造成的污染也不容小觑。尽管,这一传统很难在一夜之间禁绝,但可以提倡用更“绿色”和文明的方式来取代烟花爆竹。此前,不少城市对燃放烟花爆竹的态度由“禁”转“限”,这体现了对传统习俗的尊重,如果我们大家能够把营造喜庆气氛与保护环境结合起来,适可而止,这样,既体现出一种公民意识,也为环保作了贡献。

再如,大部分家庭的春节餐桌琳琅满目,远比过去要丰盛。但是,造成的浪费也不是个小数目。而且,各种野味也常常是节日餐桌上的点睛之物。记得2003年非典过后,人们对暴殄天物之害有了痛彻心腑的理解,意识到口腹之欲也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甚至连随地吐痰的“痼疾”一时间也少了很多。不过,时日一长,一些人似乎又忘了这茬儿。正因为如此,有人疾呼“让野生动物平平安安过个年”。

还有,春节也是大家交换年货的时节。春节一过,家家户户多了很多塑料袋装和纸盒装的食品物品。走亲访友,一般不会空着手,细细盘点一下来往的年货会发现,不仅那些好看而无用的精美包装要白白丢弃,连一些食品类年货也因吃不完进了垃圾桶。与其这样,商家在设计年货、人们在选购年货的时候,能否从环保和实用的角度出发,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同时也减少大量的污染?

春节消费论文篇（6）

事实上，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几乎所有的重要传统节日都面临着很大危机。传统节日作为文化的一部分，都打上了太多全球化时代的商业烙印。很多欧洲国家上世纪开始就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化时代的消费文化的渗透伤透脑筋，并试图以弘扬本土文化价值来加以抵御，但结果却收效不多。

现在我们整天过情人节，圣诞节，等等等等的西方节日。西方节日在中国的盛行的确有很大的“文化自我殖民”的嫌疑。一个黄皮肤讲汉语的中国人在没有任何宗教原由的情况下热衷于过圣诞节的确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但是，对于大多数漠视本土节日而推崇洋节的年轻人来说，圣诞节也和诸如好莱坞大片、LV和NBA等一样，只是一件来自西方的时髦的消费品。西方文化符号本身所具有的特定意义，也已经被消费主义吞噬。

我们变得越来越不知道为什么要过节了。我们知道并期待的可能只是一次睡懒觉的机会或让人放松的假期，只是一次疯狂购物或消费的好理由，只是一次唱k或去酒吧装疯的机会或者甚至只是一种用来表明自己时尚态度的符号。当然不用说，节日更是一次商业促销的良机或一个拉动内需的杠杆。。。。。。所有这些，已经使我们节日的文化气息变得非常稀薄。

春节消费论文篇（7）

自1999年国务院调整休假时间，通过上移下借的方法，形成“五一”、“十一”、“春节”三个7天长假，从而形成节日大规模集中消费的“黄金周”经济。如果加上全年公休日(共计114天)，再加上其他无假期的流行节日(约15}天左右)，就形成了约150天的假日经济。假期内，各地商业及休闲场所，旅游胜地人潮汹涌，全国旅游业、餐饮业、零售业和交通运输业销售额盛况空前。若算上我国即将浮出水面的带薪年假制度，假日经济的影响势必扩大。有远见的商家应当及时研究这种带有趋势性的经济现象，研究人们享受休闲的消费方式、消费领域，并以满足顾客消费需求做好售前、售中、售后服务，就能从这种突发的、冲动的、大规模的假日消费中发掘出无限商机。

假日经济的契机

春节作为重要的传统节日，是名副其实的“消费黄金月”，在春节前后的一个月内消费额大约能占全年消费额的30%。2005年春节期间，通过对北京各大零售商进行的“2005年春节年货市场”即主要对大型百货商场、专卖店、超市、餐馆、药品商店等进行的抽样调查发现，北京2005年春节黄金周消费市场总体消费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0%左右，其中连锁超市、便利店销售增长9%;百货商场销售增长9%品牌专卖店同比上升8%餐饮业营业收入同比上升27%可见，对商家特别是零售业来说春节黄金周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商机。而且由于原来充当采购员角色的政府部门纷纷从台前走向幕后，不具体参与微观的产销只是从宏观上监控调节市场。目前我国多种商业经济成分并存，各种新型商业业态涌现，市场经济日趋完善和成熟，初步形成了多元化竞争的商业格局。因此，能否率先掌握这一假日营销的契机，并有效运用现代营错理念指导创新战略的实施，成为决定零售业商家能否占领假日市场制高点的重要因素。

尽管入世后我国的零售业在与外商竞争相比缺乏先进的物流、商流、信息流技术，缺少现代的营销方式和策略，但是我国零售业具有许多外资零售商所不具备的资源禀赋和优势，面临一些外国零售商无法享有的机遇。在引入外资零售业的同时，我国零售业可以学习他们带来的上百年几代人在商业经营管理中的经验结晶，并与我国的比较优势相结合，加快我国零售业的发展。

假日文化营销战略

调查发现，2006年春节消费市场的特点之一就是年货市场文化味特浓。一些超市独具匠心地将庙会引进店内，推出多种商品一条街等;还有的特意将春联、灯笼、年画、剪纸、爆竹等民俗年货纳为年货街，不再小规模销售;还有的在店堂布置上下足功夫:一串串红灯笼，各式的金鸡造型饰品，形形色色的“福”字，大大小小的中国结，身着唐装的收银员和热闹的迎春锣鼓，增添了浓浓的年味。这些具有鲜明传统文化色彩的营销措施，一方面是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另一方面帮助商家巧妙地把握好商机，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创新经营方式为重点，将企业文化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差异化商品，注重消费者需求，整合文化促销手段，从而在假日经济中同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这其实就是文化营销战略的体现。 文化营销，即充分运用文化的力量实现战略目标的市场营销活动，是经营者体现在营销活动中的价值标准、行为规范、道德观念、经营艺术和作风的总称。它指零售商在市场调研、环境预测、选择目标市场、市场定位、产品开发、定价、渠道选择、促销策略、销售服务等营销活动中均主动地进行文化渗透，提高文化含量，以文化作媒介与顾客和社会构建全新的利益共同体关系，向社会广泛传播商业文化，并沟通社会各类文化的交流，是一种讲科学、用策略、重信誉的行为文化。

零售商要想积极推出具有时代性的文化营销新策略、新方式，关键在于根据市场文化竞争的发展趋势把握好四个重要环钱

定位文化特色。零售商在市场营销活动中按照自己的优势条件，针对市场的客观实际来确定自身的经营风格和经营特色，不随波逐流。正确的市场经营定位有助于企业树立良好并富有个性的企业形象，赢得更多的消费市场。

春节消费论文篇（8）

2011年，一部小清新的台湾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红遍，并捧红了柯震东、陈妍希等主演。虽然由于网络原因，《那些年》的内地票房不佳，但持续的关注度和高居不下的网络点击率，却让不少人看到了青春片在大陆的巨大市场。影片《匆匆那年》片名中的“那年”，是近些年来中国电影市场中一个时常被使用的语式，明确地将影片的类型―“青春怀旧”刻入片名，在已经培育出的观众中唤起感应与认同。[1]这两部具有怀旧情调的青春题材电影，即使有类似的套式情节发展，却依然能受到观众的热捧，成为票房新宠。在市场收益的驱动下，业内人士都在思考一个问题，青春片如何拍才会票房“飘红”？面对大陆电影“青春怀旧热”的现象，我们需要审视一下其中的吸引力来源。

一、何为“青春’，何为“怀旧”

追根溯源，青春电影是从美国的校园电影开始发端的，20世纪60年代传入日本，70年代末“青春片”的概念由日本影评家首次提出[2]。青春是电影艺术在任何时期都要呈现的永恒主题，也是在众多类型电影中能满足年轻人观影期待的一类电影，主要是以青年人为主体和表现对象，描述其生活和心理状态。然而青春也有许多形式文本的展示，近年来怀旧题材的青春题材电影文本较其他类型大受观众欢迎，一个重要原因离不开导演对怀旧风格的营造。

怀旧（也称为怀乡、乡愁等），英文的对应词是nostalgia。从西文词源角度考察，nostalgia源于希腊语的nostos和algia。Noostos是“返回家园”之意，algia即痛苦的状态，连起来便是指渴望回家之痛苦；后发展为病理学用语，又指“相思病”，包括沮丧、抑郁，甚至倾向自毁情绪等情绪的疾病；及至近代，“怀旧”的含义已经逐渐远离医学等应用范畴，指向个人的意识和社会文化趋势，被当做“某种人类疏离（estrangement）的基本状况”来谈论。[2]现实生活的缺失和快节奏的历史变迁和发展也是怀旧产生的重要因素。在面对惊慌失措和未知的未来面前，人们往往选择对已经逝去的岁月时光进行怀想而得取心理安慰，获得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

“怀旧给人们带来的并不仅仅是故事性，通过对那些过往的、色彩斑斓的、表象的重现，它营造出种种近乎真实的历史幻象，把观众带入到自己对过去的个体经验中去。这个过程中无疑会有作者的痕迹，但这里要强调的是读者的参与性。这个“参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作者意图的“机械式”接纳，而是一种掺合了读者的个体经验的主观接受与共鸣”。[3]

二、热衷怀旧消费的时代背景

在全球化思潮的影响下，消费主义借助市场化进程正在改变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和价值取向。[4]以中国的现状而言，文化消费者本身是多层次的，大众的流行文化可能并不高雅但大众也有自己的精神需求，娱乐和休闲方式。人除了政治的，社会的属性外，还有私人的，自身生理心理方面的属性，当人变得越来越自由，越来越丰富后，人的自主性，自律性也会相应提高。[5]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中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发生着巨大改变，社会构造，社会形态，生活方式以及消费方式。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消费者，当人们的怀旧心理转化到消费活动当中，“怀旧消费”也就应运而生。[6]现代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变得快节奏，多变动，高竞争，过度紧张。人们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生活，心理压力增大，精神生活相对匮乏，因而对情感的需要日趋强烈，在消费领域中直接表现为消费者的感性消费趋向。这种趋向表现在商品上，要求借助商品实现其寄托情感、展示个性、交流沟通等感性消费的需要。[7]在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消费领域，怀旧消费体现在消费群体对某一年代产品的追忆，比如“80后”的“梅花牌运动服、海鸥相机、回力胶鞋、蜂花洗发精等等在淘宝上也掀起一场复古风。在电视剧、电影、音乐等视听文化领域，蓝精灵、变形金刚、奥特曼、水冰月这些卡通是80后童年的符号。央视春晚小虎队再次相聚重出江湖演唱熟悉歌曲，让那个年代的观众们飙泪感动。无论是《80后》、《致青春》《同桌的你》还是刚上映的《匆匆那年》，能够获得观众飙泪捧场，究其原因之一是一种特定时期情感的祭奠消费。这几部影片将青春与90年代末至新世纪的中国历史连在一起，成为一个时代的乡愁，一个建立在种种流行消费符号基础上的轻盈的时代，这是80后青春怀旧片盛行的根本秘密。[8]

三、唤起观众“匆匆那年”的集体记忆

集体无意识理论是荣格提出的，他认为人的心理是由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构成的。他指出集体无意识是指人类存在以来，甚至可以说是有机体存在以来，亿万次人的社会活动的一种心理沉淀，它经由种族遗传的方式传达给个体。它将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分为许多种，有对罪恶的集体失语，有对不良现象的集体麻木，有对消费的集体从众参与。集体无意识包括情感认同和原型建构两个部分，我们拥有相同的成长经历，比如青春的阶段，因此会因为他人的青春经历而移情到自己的情感体验，进而达到情感认同的效果。情感共鸣和认同是吸引观众观看电影文本的一个重要吸引点，根据数据调查，50%的观众认为这些青春怀旧电影吸引他们的地方是“那一段青春”，就如《同桌的你》的宣传语“同哭、同笑、同青春。”网络上流行的80后怀旧话语，主要表现为各种暴露年龄的流行文化符号集锦―童年游戏、玩具、电视剧、动画片、语文课本、英文课本、流行歌曲、明星、零食等等，引发同龄网友的集体记忆狂欢。

认同的焦虑和认同的危机在每一代人中都始终存在，每一代的青年人可能都会感觉到自己处在一个转型期，如我国学者所说：“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当前这样，人对于自身如此地困惑不解”。[9]从《致青春》到《匆匆那年》，80后无疑是最大的观影主力。影片中那些有关校园的回忆，成为已过或将过而立之年的他们，最美好而温暖的回忆。成长与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型期，毕业后面临巨大的压力，生存危机带来的焦虑如影随形，80后门走出校园的经历并非都那么美好。无论是青春岁月那青涩而美好的初恋，还是步入社会后的悲凉无奈的选择，青春怀旧电影用最敏感的的记忆触碰着他们的过往曾经和人生阅历。他们的生命充满挣扎和失落：学业、工作的竞争，婚姻家庭等各方面的沉重压力，让他们慢慢无奈的输给现实，放弃梦想，没有浪漫的生活情调，也没有时间浪漫。

（一）叙事主题：现实照进青春，变为记忆

《致青春》、《同桌的你》以及《匆匆那年》都有着相似的开始及结局。唯美的校园爱情，烂漫放荡不羁的青春开场，滑稽幽默的打笑噱头，男女主角虐心的情感纠葛发展，毕业成熟后的遗憾错过。《致青春》为这类电影精彩开场，虽然《同桌的你》、《匆匆那年》有着与《致青春》一样的剧情发展模式，却依然获得观众认可，综其缘由是触动观众的永恒主题：青春与爱情。

《致青春》中郑薇在晚会上那首《红日》的激情告白，《同桌的你》林一与周小栀在婚宴上的深情坦白，《匆匆那年》中，陈寻对方茴的声声呼唤，都成为影片的经典之处，让观众情绪达到起伏高潮，泪流满面。让观众记忆起自己的那段逝去的青春，一去不复返的的“匆匆那年”，以及不曾忘记的“同桌的你”。

（二）电影语言：怀旧青春的奇观化呈现

大多怀旧的盛行都离不开形式媒介，视觉形式化是现代怀旧形式化的主要表现。[10]《致青春》被媒体称为“内地十年来最好的青春片”，电影粗减版被北京电影学院评为99分，创该校导演系硕士生毕业作品历史最高分。真实唯美的怀旧情调的“电影化”呈现，承载着观众们怀旧情绪的消费。“美是客观现实带给人类意识的一种主观经验。”作为个体情感体验的怀旧之美，强调将回忆作为审美心理基础，将感伤之美与彼岸之美作为审美心理指向，[11]怀旧审美的特质也同样影响受众的日常生活。电影理论家贝尔・巴拉兹认为“从审美心理生成的角度将电影与观众的关系解释为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人对电影影像的感受，除了消极地依靠视像残留原来的生理作用外，还存在着积极主动的思维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观看者是制片者的一个合作者”，“电影不存在于银幕，只存在于观众的头脑里。”[12]不论是《致青春》、《同桌的你》还是《匆匆那年》都在道具与画面处理上体现那个年代的印记，将怀旧情调体现的淋漓尽致。例如《致青春》中，主创团队为了契合时代背景，精心挑选了独属于当时的特定物件向那个时代致敬，为此由赵薇带领工作人员在南京的大街小巷摆起收购90年代物件的地摊儿，拍摄一部真正属于中国大陆式青春的追忆影像。上下铺的宿舍，随处可见的当年几乎人人都有的回力帆布鞋、梅花牌运动裤、牛仔背带裤和时髦的中分发型，红白游戏机和BP机，这些那个年代的道具随意的流露着幽默的情趣。

剪辑控制着影片的整体节奏，声音同样决定着影片的节奏。在《致青春》中，音响体现着影片的真实感，音乐则承载着时代气息。绿皮车行驶的声音，新生入学时广播里的声音，女生宿舍楼里的吵闹声，宿管大叔煮鸡蛋的声音，电视机里传出的《新白娘子传奇》的对白声，让观众仿佛置身于自己曾经的生活中，真实而鲜活。在女神阮莞第一次出现在荧屏，走在大学校园里，山羊皮乐队演唱的《So Yang》作为背景音乐伴随着男生的口哨声响起，与快节奏的跟镜头完美结合，让人内心震撼。山羊皮乐队是青春的代表，代表着70、80后一代人已经逝去的青春，也呐喊着这一代人对美丽青春的怀念与向往，向往那种无所畏惧的潇洒人生。

四、新时代消费群体的“致青春”

（一）青春消费主体―“80、90后”

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发展，中国青春电影也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特别是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在“全媒体”时代语境下，青春电影更加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新一代的电影人正痴迷于更加自我的青春叙述，展现残酷或无聊的青春经验和成长的精神历程，因为影片受众群的接受需求与兴趣的不断变化，也使得青春电影业在渐渐地产生变化。随着中国电影市场容量的不断扩大，中国电影不但票房在稳步的增长，同时电影观影的人次也在逐渐的增多，在当前的观众群体构成中，年轻的80后与90后群体已经成为了电影消费的主体，从近年来众多的现象级电影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轻的电影消费者正在用他们手中的电影票改变中国电影的格局和走向。正是因为电影市场中有一大块属于年轻人的市场空间，所以主打青春题材的电影就成了迎合这部分观众的最佳选择。根据艺恩咨询年度报告，19―30岁年龄段在2013年、2014年正是中国观众的核心观影人群，可见低龄化观众是青春电影的消费主力。和以第六代导演个人特色鲜明的青春电影相比，近年来国内出现的青春电影逐渐淡化个人色彩和时代特色，开始更加追求受众的群体体验。

（二）消费青春主体的核心―女性市场

观众群体定位上找准目标，那就是专攻女性市场。数据显示，如今女性对票房的贡献比已超出50%，七夕档、三八档更是女性表现最佳。今年上海电影节上，主办方组织的论坛《如何让电影征服“她”》，直接阐明女性观众是如今电影消费市场主力军。从《致青春》到《同桌的你》再到《匆匆那年》，这些青春片无不吸引了大量女性观众，《致青春》票房达7亿，《中国合伙人》票房达5亿，《同桌的你》票房也达4亿。此现象出现的重要背景是中国女性目前已构成电影消费的主力人群。特别以年轻女性为目标观众的电影，具有相当可观的市场潜力。增强最近的《匆匆那年》也是针对女性观众的代表性影片，这几乎成了研发青春片的一条最佳出路。

五、多元化的营销策略

电影营销在市场竞争越发激烈的今天也越为重要。在电影市场最前沿的实践环节，电影的营销理念也在日新月异的发生着改变。病毒营销、视频营销、新媒体营销、大数据营销等新鲜词汇相继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也为电影市场的崛起带来了巨大的贡献。

（一）明星效应

华语乐坛天后级人物王菲献唱主题曲，为电影迅速预热；赵薇借助好友黄晓明制造话题，呼应“青春”主题。导演赵薇，曾经的“小燕子”本身就是对青春的记忆。这些都为《致青春》做了有利的前期宣传。不仅《致青春》这样，《同桌的你》在高晓松高校行的活动中对该影片进行宣传，将自己的歌曲与这部电影串联在一起进行宣传，影响力极大。《匆匆那年》王菲主唱主题曲则也成为该电影的宣传亮点，勾起观众的回忆。因此观众在看影片前会发出“致那年的小燕子”、“匆匆那年的天后”的声音，赵薇和王菲也代表着80、90后这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二）新媒体宣传平台

电影作为一件商品，跟其他商品一样需要系统的营销方式及营销平台。媒体营销是电影营销中很重要的一种，包括广播、杂志、电视、网络等。新媒体兴起后，网络很快成为电影营销的重要手段。它传播信息速度快、信息量大。这些优点是其他媒体无法比拟的。从新媒体方面的传播来看，社会化、本地化、移动化所形成的即时化传播，可以通过互动、分享等行为获得来自受众的反馈。

微博是一个新兴的、重要的新媒体。电影的微博营销信源一般有三种：电影的官方微博，名人微博，专门的营销账号。电影官方微博及时动态并且做好互动，官方微博在花絮和海报的内容和形式上也非常注重开放性和话题的吸引性。通过微博大量剧照，以及电影筹拍、开机等全过程引起大家注意。电影词、剧照、精彩片段预先推向网络，还有对“青春”概念大规模的媒体营销，使全民参与到电影的宣传当中。

《致青春》开机之前建立官方微博，在一年多的运营时间里发了2000多条微博，几乎记录了电影筹拍、开机、制作、上线的全过程，积累了不少粉丝。《同桌的你》也发起新媒体营销话题即“人人找同桌”。将“425一起去看同桌的你”这一热门话题进入校园巡回，跟随主创人员进入多所高校进行话题宣传。同时借助新媒体平台的时效性，还了大量的视频资料，成为同档期物料数量最密集的电影，而点对点的直接传播极易引起网友共鸣。《匆匆那年》导演张一白在接受采访时说：“很多电影都只做一个话题，但我们是用《匆匆那年》不断做话题，“匆匆那年老同学”、“匆匆那年你在哪里”等等，每一款物料都会配合一个话题。我们把微博不仅当成一个自媒体，而是一个公众平台来做，这是一个我觉得比物料海量还要重要的一次宣传营销的尝试。”这样接连诞生的电影市场现象，让我们不得不把目光聚焦到电影营销上，关注电影营销对于产业发展的重大意义。

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能够直观的更好诠释一个时代的主题。青春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成长过程，这其中包含生活、爱情、梦想等等。中国青春电影的发展过程是曲折而又漫长的，也经历了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同时也见证了中国历史的变迁。从电影发展初期的英雄故事书写，到记载时期中国社会的动荡，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展现80后独特的青春记忆。近几年以来，国产青春片在市场摸索中已经逐渐形成一套较为程式化的情节定式。中国的青春电影将会伴随着时展的脚步继续前行。

参考文献：

[1]唐宏峰.怀旧的双重时间―《匆匆那年》与80后青春怀旧片[J].当代电影，2015（2）.

[2]阎景翰.写作艺术大辞典[M].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3]姜申著.电影怀旧与消费社会们[J].电影艺术，2008（6）.

[4]金丹元.影响审美与文化阐释[M].复旦大学出版社，p135-136.

[5]金丹元.影响审美与文化阐释[M].复旦大学出版社，p176.

[6][7]http：///link？url=sRHNO0U8cui62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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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唐宏峰.怀旧的双重时间―《匆匆那年》与80后青春怀旧片[J].当代电影，2015（02）.

[9][德]马克斯・舍勒.李伯杰，译.人在宇宙中的地位[M].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P2.

春节消费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430072；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长沙410012

2012年1月，一年一度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下文简称春晚)落下了华丽的帷幕。这一年的春晚继上一年度之后进一步发生着变化。比如，作为央视第三十届春晚重归茶座形式，它是完全取消了植入广告的晚会，它甚至还是自1990年以来第一次没有赵本山的晚会……当前，春晚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话题。对90年代末的春晚研究深刻地洞察到它强烈的国家意识形态导向，对近年春晚的批判则聚焦于它对市场的垄断以及由此获得的丰厚利润。其实，在这台晚会三十年的历史中，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之间、行政控制和市场诱导之间从未停止过交锋。春晚就是一个最佳的媒体范本，它浓缩了中国传播领域中两大控制力量在不同时代此消彼长的复杂关系。本文没有选择文化学者、社会学者惯常的话语分析，而是从媒介经营这一中观层面来剖析春晚舞台内外这两大力量的博弈，从而在一个更开阔的空间展现中国传媒领域当前的变化与未来走向。

一、权力与市场的局部冲突与应对

20世纪，消费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大行其道引发了诸多深层次的社会矛盾，而大众媒介对消费主义的践行，进一步使对物欲和的弘扬效力被数倍放大。对此，鲍德里亚感慨道，“消费既不是一种物质实践，也不是一种富裕现象学，它既不是依据我们的食物、服饰及驾驶的汽车来界定的，也不是依据形象与信息的视觉与声音实体来界定的，而是通过把所有这些东西组成意义实体来界定的。消费是在具有某种程度连贯性的话语中所呈现的所有物品和信息的真实总体性。因此，有意义的消费乃是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为。”“消费是个神话。也就是说它是当代社会关于自身的一种言说，是我们进行自我表达的方式。”

在中国，同样的情形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姗姗来迟。2000年以后，央视的正式启动了部级媒体向着媒体品牌化和栏目品牌化经营方向的重大变革。2001年，时任台长的赵化勇提出了“频道专业化，栏目个性化，节目精品化”的经营战略。2003年，除了保留新闻频道，央视其他频道逐步向商业经营的专业频道转型，采取市场核算。同年，《同一首歌》等10档栏目被交由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实行公司化运作……这场变革使“市场”、“经营”的观念成为媒体实践的指导，广告收入和收视率成为衡量节目去留的主要指标。然而，在中国广电媒介业务结构单一的局面中，这种过度强调广告收入，甚至以广告经营代替整个媒介经营的做法误导了包括央视在内的所有广播电视媒体，为之后的重重矛盾埋下了伏笔。

在整个媒体职能转型的背景之下，2005年至2010年，央视借春晚疯狂逐利的行为膨胀到了最高点。2010虎年春晚创造了历史上最可观的收入，广告收入达6.5亿，其中仅植入广告一项就达1亿元。当年晚会总导演金越的态度颇能代表央视对此举的认可：“广告是社会经济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也是一个正常的经济活动，是春晚精彩演出的有力支持”。高昂利润背后是并不相称的节目质量，“式”的植入引起大部分观众的不满，央视深陷“广告门”的信誉危机。面对质疑，总导演金越给出了强硬的辩解，“春晚里，网友会比较细心地观察会不会植入一些广告，如果要这么看的话，实际就忽略了节目内容州。”同时，他强调当年春晚的植入广告并不多，在此之前他已经拒绝了很多不适合春晚的广告。在如潮水般涌来的批评面前，这样的回应显然是站不住脚的。随后进行的收视调查(不论是央视索福瑞还是新浪等网媒)显示，危机已经从口碑层面转移到了收视行为当中。

春节消费论文篇（10）

活动时间：20____年1月23日—29日

活动主题：兰质妆春节high翻天，惊喜大放送

活动方案：

对于春节美容院促销活动方案，最好是以实用价值高的方案为主，给顾客最大的优惠，让顾客能够感受到美容院的真诚。毕竟在年末，不论是家庭还是工作都非常的繁忙，那些“花里胡哨”的活动方案，项目套餐反而不容易让消费者心动。

一、折扣促销。

折扣促销是美容院中最最常见的促销活动，而在春节期间，生活开销会突然增多，美容院的大户主们都是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如果促销活动以折扣促销为主，反而更能够打动到消费者们。因此在春节到来之际，美容院可以采取一个护理项目8.5折、两个护理项目7折以及特价项目促销方案。

二、礼品促销。

春节是我国最大、最受重视的节假日，出门在外的人们都回到了家里团圆。如果美容院是开在小区内，那么美容院可以在小区内进行礼品促销。消费达到多少钱，就能够获得美容院曾送的春节大礼包。礼包的包装一定要精美、高端大气上档次，这样单单冲着礼品，也一定会有很多人前来光顾。

三、免费体验促销。

趁着春节前夕，向周边的消费者提供真情回馈的活动，让周围的顾客能够有时间到美容院内进行免费促销或殴打你那个。到美容院内亲身感受到美容院最真挚，最体贴的服务。特别是在春节前夕，家中为了迎接新年，太太们里里外外忙得头晕脑胀，这时美容院的免费体验简直可以说是太太们的福音。如果效果不错，自然会回头，美容院的管理者不妨试一试。

四、开卡促销。

既然是春节促销活动，那么为了新一年美容院的生意。在这个重要促销时刻，难免不会有各种形形的卡都可以搬出来，稳定新年的客源。比如说美容院绝对不会少的月卡，季卡，年卡，金卡，银卡，友情卡，积分卡，贵宾卡，VIP等等，春节开卡，预存100送200，让消费者在年前就成为美容院的主要客户，为来年打下夯实的基础。

【____励志语录】

1、要无条件自信，即使在做错的时候；

2、不要想太多，定时消除消极思想；

3、学会忘记痛苦，为阳光记忆腾出空间；

4、敢于尝试，敢于丢脸；

5、每天都是新的，烦恼痛苦不过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