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篇（1）

1.2文化差异影响东西方数学教学与学习为深入了解东亚数学教育理论、其特点及潜在的文化价值，他对东西方数学教育作全面比较．他发现东亚数学教育的理论基础是儒家文化，东西方数学教育特征各不相同［6］：（1）东亚重视学习内容，西方重视学习过程（2）东亚认为理解和记忆同等重要，西方认为记忆是机械学习，提倡有意义学习（3）东亚提倡努力学习，西方提倡快乐学习（4）东亚各国认为考试等外部动机利于促进学生学习，而西方认为只有激发学生内在动机才利于学生学习（5）东亚重视社会导向，提倡大班化教学，而西方重视个人导向，提倡个性化学习（6）东亚教师是知识丰富的学者，而西方教师重视教学方法运用．教学上，东亚普遍教师主导课堂，强调概念和技能教学，课堂容量大，教师按照一定程序教学［7］．课堂上学生积极参与，保证了有意义教学的实施．他认为课堂以教师为中心和学生为中心可以实现互补，不能简单认为东亚数学教学就是机械的．学习上，家长和老师的期望、考试竞争压力成为学生学习的外在动机，学生相信个人努力的信念，永不满足的学习欲望，成为学习的内在动机，使得东亚学生数学学习普遍比较刻苦［8］．学生认为学习是一项艰苦的劳动，并不轻松，不认可“享受学习过程”［9］，把学习当作实现自我价值的手段．他将西方提倡的“愉快学习”与东亚提倡的“刻苦学习”进行比较，认为东西方教育者对于学习本身的理解不同．两种文化对促进在学习中产生快乐的理解、快乐的时机、快乐和满足的层次不同．西方教育学者认为学生应该在学习过程中体验快乐，学习应该是愉快学习，而东方教育学者认为学习应该与艰苦劳动相伴，只有艰苦劳动有结果才有真正快乐和满足［6］．西方愉快学习是以学生为中心，而东方以教师和知识为中心，要考虑到文化价值差异．他后来提出“延后快乐”的主张，强调“愉快学习”应建立于刻苦学习获得成果后，而不是单纯上课开心．东西方数学教学和学习都受潜在文化影响，文化差异是数学教育差异的重要因素，这为东西方数学教育相互借鉴学习提供了参考依据．任何教学和学习模式差异都以文化和长期建立的显性或隐性教育范式为基础．接受外来模式要看其潜在价值是否与本民族文化兼容，应该借鉴其优点和长处，还要保留自己的优势．东亚数学教学和学习模式不能“全盘西化”，西方也不能照抄东方模式．

1.3文化差异影响数学教学、课程、教师教育改革对香港的数学教学改革，2005年他根据研究结果发现，香港数学教学内容远比其他国家深，课堂教学比较连贯且通过推理和论证得到数学结果，与其他国家学生相比学习更加投入．因此虽然华人数学教育饱受批评但学生成绩优异，改革要继承优点并克服不足，而不是盲目追赶世界教育改革潮流，改革要符合自己的文化传统，还要使自己的优点发扬光大．2012年他在比较德国和香港数学课程时发现，文化背景以复杂和间接的方式影响课程实施．他后来指出，美国部分州觉得新加坡数学教育很好，便直接引进新加坡数学教科书，但是结果并不好，他曾经说过“我和很多美国学者讲他们这样是没用的，因为你可以进口新加坡教科书，但你不可以进口新加坡文化”，新加坡教科书之所以有用，是因为根植于新加坡文化．他指出西方数学教育理念的确有先进之处，但必须谨慎引入，并批评以前的教改没有分析自身传统文化优势．他在比较中国、日本、韩国、英国、美国数学教科书时指出，东方教科书按照知识逻辑传授内容，西方重视学生个性和学习情境．东方教科书内容选择注重满足社会发展需要，西方内容选择在于发展学生个性．数学教科书反映出东西方文化差异，以及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的不同．他提出数学教科书改革中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对于数学教师教育，他尤其注重专家教师培养．他提出儒学影响下的专家教师应具有很深的数学、教学、学生知识，很强的教学能力、鲜明的个性、终身学习的能力，还要具有勤奋工作和充满责任心等优良品质．专家教师能胜任教育研究、教师培养、学者、考试专家、学生和教师表率多种角色．他指出东亚尤其是中国，根据教师实际需要，利用观察榜样教师课堂教学等方法直接有效，这说明专家教师的定义和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他还指出专家教师培养放在一个体系中，而不是仅仅注重知识、技巧、技能，受教师个人因素、环境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影响，是个长期过程．在教育全球化背景下，数学教育改革理论和实践飞速发展，政策制定者们尤其需要选择适合国情的数学教育改革模式．梁贯成提出用文化差异观点看待数学教育改革，为改革政策制定提供了依据．任何数学教育改革要考虑到它们存在的文化基础和历史背景，立足本国实际，甄别吸收他国数学教学改革、课程改革、教师教育改革经验，制定适合国情改革政策，促进数学教育改革健康发展．

2文化差异下数学教育比较的意义

梁贯成教授提出用文化差异的观点进行东西方数学教育比较，并实施了10多年相关研究．其理论和研究计划有深度、新颖、可持续性，影响到对东西方数学教学、课程、教师教育等差异的认识，促进了东西方数学教育交流，适应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数学教育发展需要．（1）经济全球化使各国传统教育思想受到一定冲击，但是各国文化、宗教价值观、社会历史背景、未来发展目标，都决定着数学教育各自特征．文化差异下数学教育比较研究，促使改革政策制定者重视这种差异，正确认识这些传统但有效的数学教育体系．（2）各国要提高数学教育质量，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学习别人长处，如美国引进新加坡数学教科书，而亚洲很多国家正在模仿美国数学教材的形式，形成很多研究课题．但是这些学习与借鉴并没有显示出哪种方法更适合本国．文化差异下数学教育比较研究，帮助人们全面了解不同文化传统下数学教学和学习，及数学教学、课程、教师教育特征，对不同文化传统下数学教育体系优点进行深入研究．（3）文化差异下数学教育比较研究，帮助人们了解不同文化传统下的信仰和价值观、历史、社会结构、社会需求，理解这些因素如何影响数学教学和学习模式、数学课程和评价体系．理解不同文化传统下教师信念和价值观如何在实践中体现，学生信念如何影响数学学习．利于发展全球教育合作．（4）20世纪末，东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引擎．欧美历来把发展教育作为提高其全球竞争力的重要策略，东亚学生在TIMSS中的优异成绩引起他们极大兴趣，为此加大对东西方数学教育比较研究投入，以深入理解东亚数学学习，重塑本国数学教育．文化差异下数学教育比较研究，适应了政治发展需要．文化差异下数学教育比较研究，对数学教学、学习、提高数学教育质量有现实意义．可以帮助人们深入理解数学教学和学习各层面．对传统数学教学和学习方式进行反思，用新眼光看待日常数学教学实践，更好理解各自传统．还可共享数学教育科研成果，促进实现提高数学教育质量的共同目标．

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篇（2）

国际贸易就是国际间的商品和劳务的交换。由于人的购买行为是由需求决定的，而需求受文化背景制约，人们总是依照本民族的文化习惯、文化标准和风俗来审视和评价外来文化，在国际贸易这种跨文化的经济活动中，任何细节都无时不受到不同文化的冲击。所以说在国际贸易中，适应特定文化环境的企业就能抓住消费者的需求，取得巨大的成功，不能很好把握文化环境的特点和消费者的需求，其国际贸易活动就难以展开，可见能否适应不同国家的文化氛围是国际贸易成败的关键。在现代东西方国际贸易中影响国家间跨文化交际的文化差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东西文化反映在价值观上的差异

价值观是人们对好与坏、美与丑、值与不值、干净与肮脏、正确与错误、善良与残酷、公正与不公正、得体与不得体所进行判断的标准。价值观寓于人的思想之中，是控制行为选择的心理活动，是人们对周围的世界进行思考并使自己与之适应的活动。

东方文化注重“和为贵”，以“和”体现其最核心的宗旨。而在西方人的意识中，全局的观念比较淡薄，个人的利益是至上的。西方人在道义上没有东方人的背负，他们只知道为生存而奋斗;为利益而争斗;为欲望而决斗。获取个人利益是其社会行为的指南，也是其事业成功的支柱。

西方人尊重个人权力，向往自由，崇尚平等，他们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是一个任何人，无论出身贵贱，都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从头开始的社会，这一“平等”观念体现在行为模式中常表现为对陌生人甚至是家人的过份客气和礼貌，如对任何服务都要说声“谢谢”，作完报告也要说声“谢谢”，对待家庭成员甚至是晚辈也是“谢谢”挂在嘴边，连打个喷嚏也要说声“对不起”。

二、东西文化反映在思维逻辑上的差异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上，一般用辩证思维来描述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用逻辑思维或者分析思维来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欧美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变化论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则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者街年在着适度的合理性。对中国人来说，“中庸之道”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甚至内化成了自己的性格特征。与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不同，西方人的思维是一种逻辑思维。这种思维强调世界的同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同一胜认为事物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一个事物永远是它自己;非矛盾性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排中性强调一个事物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叫分析思维，他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像中国人那样追求折衷与和谐，而是喜欢从一个整体中把事物分离出来，对事物的本质特性进行逻辑分析。正是因为思维方式取向的不同，在不少情况下，东方人和西方人在对人的行为归因上往往正好相反:美国人强调个人的作用，而中国人强调环境和他人的作用。东方人信仰理想主义，重视主观看法。西方人则信奉现实主义，重视客观事实，一切以数据和事实为依据。

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篇（3）

[作者简介]闫爱静（1974- ），女，吉林四平人，吉林师范大学大学外语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二语习得、应用语言学。（吉林 四平 136000）

[课题项目]本文系吉林省教育厅“十一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西文化差异与大学英语自主学习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批准号：吉教科文合字[2010]第436号）和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西方高等教育公平性之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011B339）的结题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24-0106-02

20世纪80年代自主学习理论在西方得以系统地提出和实践，该理论强调学习者对自己的学习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意识的参与、控制并加以负责。自主学习理论对于提高学习者主体意识，突出学生主体地位，使教学过程由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有效地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以及步入社会后的终身学习能力，是目前西方世界非常重视的重要教育改革方法和措施。但是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根植于西方的自主学习理论所强调的独立性、自主性、主体意识、自我计划、决策和反思能力等因素在我国大学生身上普遍表现薄弱，于是自主学习理论是否适合我国国情，正引发着不小争议。本文将就此问题展开论述，并提出自主学习理论如何在我国传统文化背景下进行本土化融合。

一、自主学习理论概述

1.自主学习概念的提出。自主学习理论最早由法国的Henri Holec经过近十年的研究于1979年正式提出，即学习者自主（learner autonomy），“自己负责自己的学习的能力”；Little（1991）指出，自主学习是“一种独立的、进行客观的批评性的思考，作出决策并采取独立行动的能力”。其他语言学家和研究者根据不同视角有着其他的提法，如independent learning， self-directed learning， self-access learning 等，但这些概念的本质都体现了相同的自主性内涵：强调学习者对于自身学习的责任态度和能力。学习者要对整个学习过程，包括学习内容的选择、学习目标的确立、学习计划的制订，学习过程中方法和技巧的选用，学习结果的反思和评定等，无论客观环境如何，都要体现出高度自觉性、责任感以及相应的自主态度及能力。

2.自主学习的理论来源。自主学习理论来源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认知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 由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Piaget）于20世纪60 年代提出， 后来在维果茨基（Vygotsky）、奥苏贝尔（Ausubel）、布鲁纳（Bruner）等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的努力下得到丰富和发展，并逐渐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学生是认知的主体， 是知识的主动建构者，新的知识体系的建成是学习者与原有的知识体系、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不断发现和探索从而形成新的论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不是直接向学生灌输知识，而是对学生的知识建构起帮助和促进作用。建构主义理论找到了人类认知周围世界并进行知识积累和内化的客观规律，自主学习理论则是这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人类将因此进一步获得关于自身和周围世界更大的自由，是人本主义的进一步升华。

二、自主学习理论的东西方文化对比分析

自主学习理论在语言教学方面的研究与应用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在欧美已经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指导原则，许多国家和地区，如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都在教学大纲和课程设置上体现了对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和训练的普遍的教育目标，并取得了外语教学的满意效果。然而当自主学习理论被推广到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时，其文化的普遍适应性受到质疑，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自主学习理论产生的土壤为典型的西方独立、民主、自由的文化背景，崇尚自我、满足自我需求、追求独立自主的个性主义（individualism）价值观几乎在所有人心中扎下了根，因而教育过程的独立、自主对于每个人接受起来也是自然和水到渠成的。学习者会自觉地选择学习内容、确立学习目标、制订学习计划，有意识地自觉选用学习方法和技巧，同时对学习结果进行自我反思和评定。

中国自古以来的漫长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剥夺了人们大量自我决定权，一切听命于上级，即君权、父权、夫权。人们总是在自我熟悉的定位上重复着听从、服从、执行的行为，使得人们自我决断的意识渐渐淡化和模糊。虽然新中国的建立，从制度上打破了这种权力压制，赋予人们主人翁的地位，以民主的形式来参与管理国家事务，但人们潜意识里仍然无法摆脱依赖和听从的思维定式。而且中华民族很多优秀的传统如“师道尊严”“孝敬父母”的“敬”“听”“从”思想一直作为中国传统美德的一部分不断延续和发展。教育过程中学生视老师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权威，对其言听计从，这必然与自主学习的基本要求产生巨大冲突，或者说对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来说是个巨大的阻力。于是国内的有些研究者认为，盲目复制这种舶来品并不明智，国外的理智的语言学家也警告把这种学习理论不加以考虑地强加于东方文化，容易犯“教学法上的霸权主义”。很显然，如果找不到该理论在我国特有的文化背景下的契合点，那么自主学习理论要么被拒之门外，要么束之高阁，要么将面临照抄照搬、盲目移植所产生的必然失败的后果。

三、对自主学习概念及其与东方文化关系的再认识

20世纪80年代初由Henri Holec和其他语言学家提出的“学习者自主”的概念单纯强调了学习者在理想的状态下对整个学习过程的理想自控状态，是一种狭义的概念理解，按照这一标准及目标，我国一些研究者曾经在中国学生身上做的所有研究几乎都显示出我国学生极低的自主学习能力。这一结果必然导致自主学习理论在我国英语教育领域应用的挫败和悲观感，要想科学客观有效地采纳和利用该理论，我们必须对学习者自主概念的范围、程度进一步扩展，使其更具包容性，同时挖掘出我国传统文化与该理论的契合点，使其文化适用性更加广泛和具有灵活性。

著名语言学家Littlewood在考虑到自主学习概念的文化适宜性的时候曾指出三点东方特殊的文化传统，它们将影响东方学生的自主学习的模式及方法：（1）亚洲社会的集体主义导向，即以集体利益和荣誉而不是个人利益为奋斗目标，带着更强的动机与责任感进行学习活动。如为家庭、家族甚至是国家的荣誉和发展而学习，光宗耀祖、振兴国家，一直是我国很多学成者的巨大动力与鞭策。虽然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但从出于集体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产生的强烈学习动机来看，与自主学习理论所强调的积极主动地学习来说并不相悖；（2）基于权力与权威的教与学关系，即师道尊严。中国自古以师者为传道、授业、解惑的主体，从而实现知识与思想的传播，因而师者的地位和权威一直受到重视与尊重。但是由于我国历史等级思想的局限导致学生畏惧权威、依从权威，缺乏独立思考与创新精神则需要从改变整个社会对于科学、教育及人类自身的科学再认识而实现，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3）对于勤奋的坚定信念，东方文化认为通过勤奋，跟借助天赋相比，同样甚至会获得更大的成功，如勤能补拙、天道酬勤等。鉴于此，我国传统的东方文化传统将使得我国学生产生不同于西方学生的自主学习态度、信念和模式。

除以上Littlewood指出的东方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外，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还有很多在学习动机、学习态度、与他人的学习关系、学习意志力、学习技巧、治学原则等方面广为流传的积极经验及教诲，如“天生我才必有用”“熟能生巧”“铁杵磨针”“三人行，必有我师”“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这些经验及教诲非常有效地激励我国学生汲取知识，完善自我，不断进步，对自主学习理论在我国的应用和实践将起到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因此，在我国优势的传统文化背景下，运用现代科学的课程设计及管理模式，培养和加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必将成为我国大学英语改革的主要方向和内容。

四、适合我国国情的自主学习新模式

我国经济等综合能力相比西方还有很大距离，学生学习英语的环境并不理想，加之老师与学生的比例严重失衡，大班教学带来的弊端不断呈现，因此，加强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不仅仅是符合人类认知规律的体现，也是迅速有效提高大学生英语学习质量，解决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瓶颈问题，更是加快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步伐切实可行的途径。2007 年7月我国教育部新制定并颁布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明确提出要“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 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结合我国的特殊文化特点和国情，确立有我国特色的自主学习理论框架和实践模式，要做到两个转变和两个结合：

1.两个转变。第一，教师角色意识和能力的转变。自主学习理论对传统教学方式最大的颠覆形式之一就是教师和学生角色的彻底转变，教师由原来课堂教学的主角、主宰和权威的地位退下来成为辅助者、协助者、设计者。这种转变要求教师从意识和能力上同时转变，而角色意识的转变则是前提和基础，这一点对于数千年来一直作为教学权威和主宰的高高在上的教师角色来说并不容易，很多教师感觉无所适从。所以通过专门的学习和培训使教师转变意识是前提，同时还要对新增加的角色责任和能力进行有效的培训和提高，从而进一步保证学生角色的转变以及教学新模式和方法的设计及实施，这对于自主学习理论的实践起着成败攸关的关键作用。

第二，学生自主意识及学习行为的转变。学生作为自主学习模式的主体进行角色转变是大学英语改革的目标和关键。我国的学生由于历史原因，习惯于听从、执行，并且学习行为多局限于记录、模仿、记忆和复述，让他们改变自己的角色成为课堂教学的主体，积极、主动地参与、展开课堂活动，并进行必要的思考、抉择和评判是十分困难的。而且面对我国传统文化里“面子负效应”的问题，以及“重群克己，重他轻己”的思想，学生同样很难主动地把自己展示或暴露于众目的审视之下，所以要想让学生角色发生根本性改变，教师首先要善于观察和预测学生的心理变化，并在角色意识上要对学生进行深入的指导和培训，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学习动机和责任意识，同时营造宽松和谐的氛围，把学生的焦虑感降到最低，而且有效地指导和培养学生的主动参与、思考和抉择的技巧和能力。俗话说“艺高人胆大”，在能力和成绩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学生的学习动力和主动性会呈现正增长。

2.两个结合。第一，任务型与合作教学相结合的课堂教学方法。鉴于我国的文化历史背景，我国的学生不适合充当完全自主学习者，我国老师相对于西方教师必须有较多的介入和引导任务，做到不专制和不垄断的同时，又不放任，使学生成为不完全自主学习者。但是这种介入和指导绝对不同于以前的角色代替似的讲解和灌输。与当前众多的教学方法相比较分析，任务型教学方法一方面能实现教师的宏观指导和掌控，同时最能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和锻炼学生复杂的思考和应用能力。而我国长期以来特有的重群克己的集体主义观念又使学生很难总是作为个体出来承担某种活动角色；相反，小组（集体）合作完成任务可以让同学们感觉更轻松自然、减轻焦虑，同时营造更多交流和互动的机会。所以任务型和合作型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可以说是较为理想的实现学生自主学习和锻炼的有效方法。

第二，课堂教学与课后自主学习相结合模式。课堂上任务型与合作型教学方法的结合能有效培养和锻炼学生自主思考、判断和抉择的意识和能力，为课后相对完全的自主学习活动做了有效的训练和准备，使得学生更快地向完全自主学习者转变。而课后的自主学习是课堂教学的有序延伸，也是实现自主学习实践、培养自主学能、实现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最终目标的必要而有力的保障。

当然，课后自主学习需要有强大和物质和技术支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教育投入的不断提高，很多学校已经建立功能较为完备的自主学习中心，但是规模和人机比例远远无法与西方相比，所以结合我国国情，有效利用现有的设备支持，设计和布置要求学生独立选择、完成、评判和反思的学习任务，并加以监督和指导，做好自主学习的课堂和课后的有效衔接，将大大加快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进程。

自主学习理论无论对于学生个体发展，还是对于整体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前景，然而切实与我国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相结合，进行教学大纲的调整、课程设置、教学模式、方法的创新开发才能保证其在我国大学英语教学领域的有效实施并获得成功。这种结合应该体现在大学英语教学的各个宏观及微观环节，其影响力甚至有一天将波及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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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笃勤.大学英语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J].外语界，2002（5）.

[6]张建伟，陈琦.从认知主义到建构主义[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4）.

[7]Hedge T.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M].Oxford：OUP，2000.

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篇（4）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上：学者们常常用辩证思维来描述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用逻辑思维或者分析思维来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欧美人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看来，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变化论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则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对中国人来说，“中庸之道”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甚至内化成了自己的性格特征。

    与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不同，西方人的思维是一种逻辑思维。这种思维强调世界的同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同一性认为事物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一个事物永远是它自己；非矛盾性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排中性强调一个事物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叫分析思维，他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像中国人那样追求折衷与和谐，而是喜欢从一个整体中把事物分离出来，对事物的本质特性进行逻辑分析。

正是因为思维方式取向的不同，在不少情况下，东方人和西方人在对人的行为归因上往往正好相反：美国人强调个人的作用，而中国人强调环境和他人的作用。比如心理学家彭凯平等人研究了美国人和中国人对两起谋杀事件的归因，就发现中国人倾向于把事件归于周围的环境，而美国人则认为是凶手本人的特征造成的结果。

可喜的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上述关于东西方思维差异的分析。通过对五百多名中国人思维方式评定结果的因素分析，发现他们的思维方式可以从五个维度来衡量：①变化性：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没有静止不动的东西；②矛盾性：世界并不是精确和清晰的，而是充满着矛盾的统一体；③折衷性：中国人喜欢中庸之道，不喜欢做极端的事情；5联系性：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脱离其他事物而独立存在；⑤和谐性：客观事物只有与其它事物放在一起的时候才有意义。至于西方人思维方式的维度，我们和国外的合作者正在进行探索性的研究，不过有许多实证研究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西方人的思维特征符合上述的分析。

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

东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的差异，其根源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可以借鉴美国著名文化心理学家尼斯比特的观点。他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发展有着各自的轨迹：西方文明建立在古希腊的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分析思维为特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则建立在深受儒教和道教影响的东方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辩证和整体思维为主要特征。尼斯比特从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入手，系统地阐述了东西方思维的产生渊源和特性。

首先，从社会背景上讲，古希腊社会强调个人特性和自由，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主的社会；而古代中国社会却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以集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这种不同的强调重点决定了相应的哲学信念，并导致对科学和哲学问题的不同回答。这些问题包括：连续与非连续性；场与客体；关系和相似性到分类与规则；辩证与逻辑等。

其次，从社会认知系统上讲，东西方不同的哲学和认识论在社会历史背景中建构了不同的心理学理论。中国人生活中复杂的社会关系使得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注意力用来关注外部世界，所以中国人的自我结构是依赖性的；相反，西方人生活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所以他们更有可能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客体和自身的目标之上。在这个社会认知系统中，社会组织对认知过程有着直接的影响，辩证和逻辑思维就是这种认知过程的特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特性一直保持下来，对生活在现在的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人的认知以情境为中心，西方人则以个人为中心；中国人以被动的态度看待世界，西方人以主动的态度征服世界。

最后，从生态背景上讲，中国文化基于农业社会，这种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等级社会，强调等级与和谐；而希腊文明则不完全依赖于农业，由于生态环境的原因，他们对狩猎和捕鱼的依赖较大，这些产业对个人特征的要求更高，所以与这种生态环境相适应，西方人的思维取向是个人式的，与中国人人际式的取向不同。这两种思维系统的维持和社会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二者是一种互相促进的关系：思维系统引领社会实践，同时社会实践也强化着思维系统。这一观点在尼斯比特的“思维地缘学”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体现，尼斯比特认为人类的认知并不是处处相同的，亚洲人的思维特性和西方人的思维特性截然不同。

尼斯比特的“思维地缘学”为我们认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提供了一个选择，但是这种理解只是一种宏观上的认识，他所提出的观点也只是近代地理学派关于文化差异的翻版。我们认为，要想更全面地理解上述差异，还必须对这两种文化系统做更深入的分析。这种分析应该考虑到历史、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韧性等诸多因素。

理解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意义

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篇（5）

摘 要：因各自处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发展历程，东西方文化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一直是国内体操教学的重点研究内容.本文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入手，重点分析了如何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角度看待体操教学国内文化，并对这种差异性给文化体操教学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东西方；文化；差异；国内文化；体操教学

中图分类号：G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2-0161-03

1 引言

随着体操教学的普及，运动健身需求的增加，体操教学的需求率呈大幅度的增加.无论从城市郊区，还是乡镇农村的需求率日益加强.众所周知，由于国内体操业普及在国内相对较晚，并且，以城市体操教学作为基点.从时间来看，时间可以归结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为主，蒙东地区的体操教学的大幅度增加，也大体上在这一时间段.从体操传递的角度来看，广播体操教学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获得身心健康的重要手段.由于体操教学与体操资源化的发展，给体操教学提供了丰富了后台资源.给个体学习者带来体操服务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的经济效益.尤其是在近几年来，体操教学的出现，通过社会化服务提供更为快捷的通道.将现场教学，转化为电脑联合传输，从而，形成了与国际体操远程教学的通道.然而，体操教学涉及健身群体的个体利益，部分体操教学不能良好的执行，体操教学所对应的健康质量必然出现问题，使体操教学的接受者受到严重的损害.因此，对体操教学的日常维系与管理成为关系个体切身利益.国内文化与国内体操教学的相生相伴的，国内文化是将西方文化较为艺术性的展现出来，而国内体操教学则是经由国内文化这一方式进行分析和审视了西方文化、体育与生活.因此，二者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不可分离.

2 东西方的文化差异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不断加强，中华文化与欧美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也越来越频繁，二者之间的文化差异性则成为训练者所重点关注的对象.

第一，结构和内容的一致性，但其中心和重点则又各不相同.这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表现形式，这是由二者精神文化的不同所决定的，是最为明显的差异之一.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注重的是人文传统以及对人的思考，而欧美文化则强调的是科学精神，是理性的思想.

第二，身体语言则成为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形式.因二者身体语言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导致东西方人们日常思维模式也存在着较大的不同，这是由于人们的思想和语言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思维方式不能独立在语言之外，而语言则受思维的制约和影响.在中华文化中，最基本的身体语言是难美类体育项目，诸如武术，其有着一定的意向美，需要通过人们的思维来感受其内在意义.而体操作为西方身体语言，则表现的更为严谨、直接，因此体操无法真正解读武术中丰富的情感和高超的思想境界，缺少一定的感情色彩和韵味，与武术有着巨大差异.

第三，东西方文化中蕴含的艺术特点不同.众所周知，东方文化强调的是艺术的整体和谐统一，写意特色较为强烈，在这种富有中国特色的写意手法也表达了训练者的主体思想，展现了独特的风格和特色，从而形成了一种意境美，这也是东方艺术家们所追求的最高的创作境界.而写实性和科学性则是西方身体艺术的表现形式，因此在身体表现的过程中，形式成为艺术家们所追求的东西.总之，东方文化强调的是写意，而西方文化强调的则是写实.体操与武术则正是两者的诠释.

第四，学习内容差异明显.体操教学实际上可以说是艺术的体操教学、文化的体操教学，因此，文化也成为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主要表现形式.大家都知道，东西方文化之间表现出来的差异不仅仅在风格特色上，其精神内涵也不尽相同，并在其各自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不同的发展趋势.在东方传统文化中，抒情占据着核心地位，是训练者主观思想的具体表达，是其情感的自然流露；而在西方文化中，反映客观事实则占有重要地位，是教训练者对社会对自我状态的反思，表现更多的则是对生活中真善美以及假恶丑的认知.这种差异在古典诗歌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在我国，大部分古典诗歌都是以抒情为主，叙事只占有极少一部分，而在西方古典文化中，则绝大部分以叙事为主，抒情比例较小.因此，对身体语言的理解上也有所差异.

3 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角度体操教学国内反思

事实上，种种大学生的畸形健身心理诉求体操教学心理归咎于大学生本身也不尽合理，我们必须要同时考虑时代及社会方面的深层次问题.但从社会体操教学“速成”心理学范畴来看，这种畸形健身心理诉求观的产生有其一定的原因可以归咎大学生本身.大学生是准成年人，他们的健身心理诉求需求具有合理性.但因为他们对社会直接接触的机会并不多，认识、理解事物理论成份偏多，导致他们会僵化地运用书本知识来理解成人社会，所以，健身心理诉求时，他们的非理性成份会更多一些.而成人社会中的种种不确定性也一直在诱导、左右着大学生们的健身心理诉求行为，这就会导致他们进行健身心理诉求时，呈现某种程度上的畸形健身心理诉求倾向.正确的体育健身观，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帮助他们自身价值的实现，减轻其个人及家庭经济负担，而倡导一种正确的健身心理诉求观念同样也会对社会的正面发展具有主导性作用.

原因在于，这部分学生近乎疯狂的健身心理诉求行为已至其非正常健身心理诉求体操教学心理展露无遗，呈现出一种畸形健身心理诉求现象，比如攀比健身心理诉求、从众健身心理诉求、透支健身心理诉求、品质健身心理诉求、无原则的情感健身心理诉求等，究其根本原因，可能来源于多方面，而其后果则可能更严重.因为，上述种种畸形健身心理诉求体操教学心理已超出了大学生健身心理诉求能力与健身心理诉求需求，更多时候会体现出其盲目性、无意义性，而且更重要的是会为这部分学生自身背上沉重的损伤，在校园内外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久而久之，必然给大学生本人、家庭、社会造成有形或无形负担，因为，有能力进行速成式健身心理诉求、超前健身心理诉求的学生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跟风现象都已严重超过其本人及家庭、社会的承载能力，显然，这不利于学生成长，不利于家庭和谐，不利于社会发展.这些非理性或者说畸形健身心理诉求现象正致使部分大学生沦陷于健身心理诉求泥淖无法自拔，以至道德滑坡、人格堕落、精神颓废、漠视法治.

掌握不同的文化理论是进行体操教学的前提和基础，运用不同的文化理论可以更好的发现文化发展规律，加大对体育文化创作的指导力度，更深刻的了解和感受教学的思想内容和训练者的情感体验，从而能够引起强烈共鸣.托马斯和杨威是国内外体操的代表人物，下面我们就以这个人训练为例，感受东西方文化差异对国内体操教学带来的影响.

在西方文化中，托马斯地位卓越，给人们留下了许多优秀的动作，分手跳、全旋等都是其代表动作.在他的动作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对个体性格动作的经典表现，同时还可以感受到训练者丰富的思想内涵.西方文化体操教学家之所以给了托马斯这么高的评价，是因为在他的动作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丰富的精神内涵，即人类对精神家园的美好憧憬、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对人类体操教学心理的深度剖析.托马斯的动作注重更多的内容，而非文化艺术.比较之下，中国文化体操教学家们也分析了其动作的主题思想，他们则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认为托马斯的教案内容具有荒诞性，但是艺术形式却很新颖，表述内容虽然具有严肃性但表现手法却极具特色.在托马斯的动作中，训练者展现了当时真实的社会现实，探析了生存的哲理，并对现实世界作了深刻的剖析.然而从东西方训练者对同一动作的截然不同的体操教学评价中可以看出，两者不论是在体操教学角度还是体操教学内容上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懂法重在写意，对其内在的艺术表现手法更为关心，西方则重在写实，强调的是对动作自身哲理性的分析.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硬汉训练者杨威，在西方训练者眼中，杨威的动作更多的强调了对英雄式的硬汉人物的崇拜，充分表达了训练者个人的一种思想寄托，这在他的代表动作“空翻”中有着完美的体现.然而在现实中，杨威则是通过这类硬汉的形象来表达一种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冲突，是对社会现实活动的一种体现手法.而在东方训练者眼中，杨威的动作不仅塑造了一系列硬汉形象，他们看到更多的则是硬汉身上那种正直勇敢、坚韧不拔的生活态度，展现了一个时代与一个民族的生存哲学观.相同的人物形象，却在东西方训练者眼中形成了不同意义的解读.东方称之为隐喻哲学，更加注重对人自身的思考，而西方则将其看作理想化的展现，追求的是事物的真实性.

4 东西文化差异对各自文化体操教学理念的导向作用

评论体系的态度是东西方文化对各自文化体操教学的导向作用中的最大差异.在中国历来的文化体操教学评论中，大部分是对单一动作自身的研究，这主要表现在对动作思想及艺术手法的探讨，对人生态度和社会问题的剖析，他们更注重的是将动作中的精神内涵进行升华之后再做体操教学，这一点也同样被作用于国内文化的体操教学评论中.而反观西方文化的体操教学评论，西方人更喜欢用务实的态度去体操教学和比较不同文化动作之间的差异，并最终形成独特的文化评论体系，这也是西方文化动作流派丰富，且都具有代表性理论的重要原因.此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西方已经形成了一个“分析手法多样、分类细致、思辨性强”的文化评论体系，这也是东方文化评论体系中所欠缺和亟待建立的.在广大体操教学心理健康学生及教学员的共同努力下，我国体操教学心理健康运动已取得较大成效.十年的发展体操教学心理健康历程中，涌现了张力为、尚清赫、毛志雄等一批批名声显赫的体操教学心理健康方面的专家.

同时，在进行体操教学与教学编制过程中，要注意做到新时期大学生《体操教学心理健康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课程教育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工程，是维护大学生身心健康的基础性工程，因此其课程教育途径要与时俱进，要与新时期大学生特点结合起来，在做好一般性的工作后还需要考虑新时期大学生的成长成才环境、时展背景和民族发展政策等因素.不能用一刀切的思维来考虑问题，具体体现在教学途径上，在教学要求上要与新时期学生实际相统一，创新教学方式，变单一理论教学为多元化的生动教学，加大财政支持倾斜力度，对师资流动进行宏观调控，克服师资困难.

并且，对于引入其他学科方法，可以弥补国内体操教学心理研究上的缺失，来促进整个学科体系的跃进式发展.客观上来说，学科研究方法是研究核心，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通过系统训练法、强度训练法与核心力量三大方法的剖析，给主观与客观上的材料以新的调整与规范.通过三大方法与应用的介绍，可以给学生以历时性与共时性观点的构建，也是当前国内体操教学心理实验“文化自觉”的一种表现，对“他者”方法的审视与借鉴，则形成带有本土性的实验性关照.高校体操教学心理课程教学，在很大程度上，在这方面是有所不足的，这一点是无法回避的.

从国家与政府层面上来讲，体育教学方法的改革无疑是生产力的革命性的促进，对于大多数个体来说，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其推动效应不是单一的横向问题，而是带动其行业发展纵向性实现问题.从方法的引导，则可以改善或改变整个科研实践的角度与内容.从发展的角度上来看，国外体育教学方法论的引入，也带有强烈的积极意义.诚然，方法论是人类共有的经验，只是发现者在相对固定的领域内所获得，对其应用必然有利于学科的发展，有利于人类共同经验的获得.

5 结语

总而言之，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对国内体操教学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影响深远.尽管经济发展、社会文化、体操教训练者自身的艺术修养等都对国内体操教学产生重要影响，但是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发现，东西方文化差异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可以说在进行国内体操教学过程中起着支配性的作用.因此我们要加大对文化差异的关注力度，仔细研究其具体的差异性，只有这样才能做好国内体操教学工作.

同时，体操教学心理学从产生到发展，至今已经走过一百多年的历程了，纵观体操教学心理学的发展，不可否认，体操教学心理学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重要的改变，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其中通过体操教学心理实验法研究人的体操教学心理现象，就已经取得了硕果累累.我们知道实验方法的最大意义在于通过研究现象指导人类行为，任何方法的最终目的都是指导、服务实践的.在体操教学心理学中，不同的学派对不同的体操教学心理现象采用不同的实验方法，而我们长提的体操教学心理实验三大法：实验内省法、实验行为分析法和实验生理描记法，它们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有其必然性的.它们的产生对人类社会也产生了不可抹去的重大意义和价值.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它们所存在的一些明显的局限性.

参考文献：

〔1〕黄建华.东西方文化差异与国内体操教学[J].芒种，2012(2).

〔2〕缪胤.浅析文化差异对国内文化动作评论的影响[J].作家，2013(6).

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篇（6）

东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的差异，其根源是什么呢？美国著名文化心理学家尼斯比特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发展有着各自的轨迹：西方文明建立在古希腊的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分析思维为特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则建立在深受儒教和道教影响的东方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辩证和整体思维为主要特征。尼斯比特从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入手，系统地阐述了东西方思维的产生渊源和特性。

首先，从社会背景上讲，古希腊社会强调个人特性和自由，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主的社会；而古代中国社会却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以集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这种不同的强调重点决定了相应的哲学信念，并导致对科学和哲学问题的不同回答。这些问题包括：连续与非连续性；场与客体；关系和相似性到分类与规则；辩证与逻辑等。

其次，从社会认知系统上讲，中国人生活中复杂的社会关系使得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注意力用来关注外部世界，所以中国人的自我结构是依赖性的；相反，西方人生活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所以他们更有可能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客体和自身的目标之上。这种特性一直保持下来，对生活在现在的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人的认知以情境为中心，西方人则以个人为中心；中国人以被动的态度看待世界，西方人以主动的态度征服世界。

最后，从生态背景上讲，中国文化基于农业社会，这种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等级社会，强调等级与和谐；而希腊文明则不完全依赖于农业，由于生态环境的原因，他们对狩猎和捕鱼的依赖较大，这些产业对个人特征的要求更高，西方人的思维取向是个人式的。由此可见，亚洲人的思维特性和西方人的思维特性截然不同。

2. 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表现

2.1东方人好曲线，西方人好直线

西方人直线思维，喜欢开门见山；中国人曲线思维，习惯迂回。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寻求世界的对立，非此即彼的推理判断是西方理论家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由此引发的线性推理便成为了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探寻世界的统一性是中国哲学思维的本色，如“天人合一”、“亦此亦彼”就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维习惯。如果说西方的思维方式可以用直线来譬喻的话，那么中国以“辨证”为主的思维途径，使用螺旋或波浪式的曲线较能反映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我们中国人的“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一传统思维导致的做事风格或处事方式，至今未尝有根本改变。

2.2西方人重解析，东方人看整体

生活在不同变化下的人们由于对外界的认识模式存在着差别。季羡林认为：“一言而蔽之，东方文化体系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而西方则是分析的”。东方和西方的思维方式从总体上看具有不同的特征，如东方人偏重人文，注重伦理、道德，西方人偏重自然，注重科学、技术；东方人重悟性、直觉、意象，西方人重理性、逻辑、实证。这样看来，东方人思维方式属于整体、直觉、具象思维，西方人思维方式属于分析、逻辑抽象思维。举一个例子：德国人做菜放多少盐是需要用天平来称的，而中国是用勺子舀的。这两种思维方式各有所长，我们应该在注重整体性的优势上，多训练解析性或分析性思维方式，在知识经济社会中，将会占有双重优势。

2.3东方人喜中庸 ，西方人喜偏激

中庸来自中国几千年传统的儒家思想，处理事情要不偏不倚，后来引申为平庸、妥协、保守。中庸内容十分广泛，它是人们观察问题、认识问题的基本方法。中庸思想体现了事物的自身内在规律，反映在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上，对现代人的身心发展、协调人际关系起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因此东方人处事总是不温不火，不急不慢。西方人好偏激性思维，对于一种观点总是先全盘否定前人的，然后提出自己全新的、一鸣惊人的观点，在争论中再逐渐纠正自己的偏激之处，最后被人们接受，成为新的理论、新的观点。比如存在主义、行为主义、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派等。他们在创立理论的初期，往往好走极端且有意言过其实，尤其喜好只击一点不及其余。西方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凡事都要弄个是非曲直，绝不含糊。在国际关系中，经常使用偏激语言或偏激行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可视为典型事例。如何解决中庸与偏激的关系？打个比方：一棵大树，根虽偏，却从大地吸取营养与水分。树梢虽偏，却能不断生长。中庸之干，可抗风雨。中与偏紧密配合，保证大树屹立天地而不倒。我们不仅要做到为人处世的中庸，也要保持激进的思想，中庸与偏激运用得宜，这样的思想，是不是光比中庸要进步呢？而这也是建立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基本思维方式。

2.4东方人重义轻利或义利兼顾，西方人重利轻义

中国人十分重视人伦亲情，中国实际上是个人情的社会。中国人一向把情义摆在利益之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成为了中国妇孺皆知、代代相传的道德信条。古时的关羽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义气英豪。在中国，每逢节庆，亲友之间总要走动走动，相互致意问候，如果遇到天灾人祸，亲友之间也常常相互支持和周济。同样，“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也是必然的了。相对而言，西方人办事、交际都讲究功利和实际效益。个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追求自身的利益，决不认为是不道德的，而对别人侵害自己利益的行为也绝不姑息。西方人在多数时候为了利益可以牺牲自己的义。

3. 理解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意义

对东西方思维方式的研究可以使我们从更深层次理解两种文化对人的影响。从理论上讲，思维方式研究可以回答一些我们以前难以回答的问题。英国科学史学家约瑟夫？尼德汉姆就注意到，中国人在很久以前就认识到了“场”、“远程作用力”等概念，他们对此的认识要比西方人早1500年。但为什么现代电磁学和量子力学却由西方学者提出？很显然，如果考虑到东西方人的思维特性，这种矛盾并不难理解：西方人强调个体性的作用，在处理客体时，他们会把一个客体从它所处的背景中分离出来，而忽略它所处的环境的作用。现代电磁学和量子力学的建立都需要对作用力的分解。西方人善于分解和分析，所以他们做到了这一点。

东西方思维差异的理论也为文化多元性的理论提供了支持。任何一种文化都来自于某种传统，文化可以互相影响，时代在进步，文化也在发展，但一种文化永远不可能代替另一种文化。从文化对比中可以认识到自身文化的优点与缺点，为继承和创造良好的具有生命力的文化服务。相信随着心理学和其它诸多学科对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关注，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必将为世界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

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篇（7）

1.1文化负载词汇

文学语言用词极为考究，被认为是诗性的语言，比喻的语言。而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文化差异，尤其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往往导致人们对同一事物或同一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相处交流变得困难。因此，在理解翻译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东西方文化附着在词汇上所体现出来的差异。例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红”是快乐、幸福和喜庆的象征，红日（redsun）、红星（redstar）有光明、进步和向上的寓意。但是在西方文化中，红色除了象征喜庆幸福之外，还象征着“流血、危险和暴力”。汉语中的“红人”指得宠显贵或事业顺风顺水的人，英语可译为“afair-hairedperson”，若直接译为“redperson”，恐怕英美读者会摸不着头脑。同样，汉民族似乎很喜欢“蓝色”，“蔚蓝的天空”、“蔚蓝的大海”都给人以无限的遐想。而英美文化中表示蓝色的“blue”却有“沮丧、忧郁”之意，星期一被很多英美人称为“blueMonday”，因为新的一周开始，又要忙碌了，想起来让人感到有点沮丧。歌曲“LoveIsBlue”被很多中国人理解为“爱情是蓝色的”，就是因为忽视了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

1.2生存环境或地域不同

春秋时齐国人晏婴说过：“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果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地异也。”不同民族由于地理位置不同或生存环境不同，对自然的认识和比喻也不尽相同。比如：中国地处东半球，位于北温带和亚热带，属季风气候。中国人特别喜欢东风，因为“东风”即“春天的风”，它给中华大地送来温暖、使万物复苏，是希望与力量的象征。“西风”在汉语中则表示秋风，让人联想到凄凉、萧条，我国元曲作家马致远在《天净沙》中所写的“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就展现了秋之凄凉的景象。英国地处西半球，位于北温带，属海洋性气候。英国人喜欢西风，因为报告春天消息的是西风，他们常用西风来描写美好的事物，比如诗人雪莱写的著名的《西风颂》。这一差异正是生存环境或地域不同造成的。

1.3传统文化观念不同

不同的文化观念会给不同语言词汇赋予褒贬、好恶等感彩。同一事物在东西方文化中的象征意义不同，语用意义也不同。在西方神话传说中，dragon(龙)是一只巨大的晰蜴，长着翅膀，身上有鳞，拖着一条长长的蛇尾，能够从嘴中喷火。《圣经》故事中，dragon是魔鬼的化身，罪恶的象征，通常用作贬义。而在中国，龙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意义，通常用作褒义，龙是吉祥的象征，表示神圣、至尊、吉祥、非凡，等等。龙可以呼风唤雨，龙是帝王的象征，中国人把自己称作“龙的传人”。在文学翻译中，如果把“望子成龙”译成“tohopeone’ssonwillbecomeadragon”,则会让西方读者误解为“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邪恶的人”。因此，在翻译时要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背景，译成“tohopethatone’ssonwillbecomesomebody”便容易被西方读者接受。

1.4不同

是民族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受佛教和道教影响很深，而西方文化深受古希腊、古罗马以及《圣经》文化影响。在文学翻译中，要充分考虑不同宗教文化造成的目的语读者理解上的差异。上帝在西方人的精神世界里起着重要作用，中国的成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天”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若译为“Manproposes,Goddisposes”，用God来表示天，比译为“Manpro-poses,Heavendisposes”更易于让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人接受。当然，把“天”译作中国人信仰的“Heav-en”，则有利于保留原来的文化氛围，各有所长。当然，除了上述的文化差异外，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生活习性等文化差异在文学翻译过程中都应该引起重视。

2文学翻译中处理文化差异的策略

2.1采取异化和归化相结合的策略

异化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一种翻译理论，在英语中可称作alienation或foreignization。美国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Venuti)是异化理论的代表，他提出了“反翻译”的原则，即强调译作在形式和风格上应完全保留源语特点。异化理论指导下的翻译，其翻译目的是推崇文化交流，让目的语读者理解和接受源语文化。因此，译者无需为使目的语读者看懂译文而改变原文的文化意象，相反，译者应将源语文化“移植”于目的语文化中，以让译文读者直接理解和接受源语的文化。归化则与异化理论相反，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理论，在英语中称作adaptation或domesti-cation。尤金•A•奈达是归化理论的代表。奈达认为：“翻译作品应是动态对等的，不仅表达形式而且文化都应符合目的语规范。”[1]归化理论指导下的翻译，应消除语言和文化两方面的障碍，让目的语读者接受译作。因此，只追求词汇上的对等是不够的，翻译最终的目的还应是通过将深层结构转换成表层结构或翻译“文章内涵”来获得“文化”对等[2]。在翻译过程中，异化和归化是互为补充的二元对立，不能将二者截然分开。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会给读者造成理解上的障碍。一味趋同译入语文化，会造成源语文化的丧失；如果以源语文化为归宿，进行文化移植，有时会影响交流，翻译时可能顾此失彼。因此，译者应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和读者群体来衡量，结合使用异化和归化策略来处理文化间的差异，尽量忠实、传神地再现原文。如果不能使用异化和归化的策略，可以借助文化调解，其缺陷为容易造成文化丧失。如：“休妻”在英语里的对应词是“divorce”(离婚)，表层意思表达出来了，但是“divorce”体现了男女平等的概念，因而丧失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的文化内涵。

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篇（8）

新闻传播中的文化差异是一个影响传播效果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它从某种程度上左右了信息传播的效果。这是新闻传播学在进行效果考察及策略优化时必须考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广西对东盟的传播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有目的的跨文化传播现象，是以广西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向东盟文化进行“扩张”，并进行影响力塑造和美誉度包装的过程。为此，了解这个过程中的文化差异元素以及优化信息传播效果的认同度，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广西的地域文化与东盟文化的差异与认同作为具体的视角，分析了广西对东盟传播的策略。

文化差异与认同的学理阐释

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认为，对于一个民族、国家和地区构建起历史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集体的（或主体间的）文化变迁的过程，他通过对成员及外来者的表征来创造一个民族，这种表征则是通过撰写虚构的故事或历史，创作风景画和静物画，设计节庆和庆典来完成的”。同时，“这种历史在再现的过程中，致力于通过确定使其成为一个共同体的事物来建立集体的存在：抽绎出民族的性格，确定关键的历史时刻或重点地点。”①

文化差异与认同的基本界定。所谓的差异，是一个哲学上的概念。它是一个个体与另外一个个体矛盾的主要方面存在的个性特征，是一个体区别于另一个体的决定性因素。在本文中，文化差异重点是指信息传播的主体和客体由于所属的地理、人文环境及历史传承等因素不同所导致的文化层面的差异。文化的差异则表现在文化层面，可以为人感知的诸如风俗习惯、理念信仰、衣食住行等层面的差异，它具有历史传承性、相对稳定性和外在的感知性。在跨文化传播层面，则重点指的是那些带有审美价值、信息实用价值和娱乐功能的可以为人直接体验、获取并感知的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大文化的概念。

跨文化传播所追求的至高境界是传播的客体对主体的认同，即一种理念经过包括大众媒介、公关活动等在内的途径传播出去后所催生的客体对传播主体产生的倾向性态度、观念和行为上的强化或改变。在广西对东盟的文化传播中，它所可能细化出的标准是广西对东盟的经济投资环境、人文发展环境、历史文化继承、民族发展理念等整体的一个积极的评价，并在这个积极评价的基础上，触发东盟国家到广西旅游或者投资。

跨文化传播中的维模原理。“文化的维模功能是社会文化的基本功能之一。由于文化的这种功能的存在，在文化传播中，维模功能使文化圈对外来文化起到了一种选择作用和自我保护作用。外来文化有利于维护本土文化模式，便容易被接受，并被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营养补充到本土文化机体中去。”②文化的维模原理具有两重基本的含义：一是文化流动过程中文化圈对外来文化具有借鉴、吸收和认同的功能，这种功能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文化圈通过吸收外来文化的养分实现自我的提升和发展；二是文化圈对外来文化中的不利因素具有抵制、排斥和过滤的作用，它体现的是一个“文化警察”的角色。这两个基本的层面，都体现的是文化圈对外来文化的一种主动性和自觉性。

议程建构与文化移情原理。作为“议程设置”理论修正的“议程建构理论”认为：媒介发挥的角色更明确地说应该是一种“议程建构者”的角色，其过程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媒介强调某些事件，通过不同种类和数量的报道以有效地引起民众的注意，媒介这种初步的强调，会影响民众思想和言谈的内容；第二阶段，这些被引起注意的事件经过加工整理后，贴上“标签”，尽可能地与某些现实议程或民众关心的“热点”相连接；第三阶段，媒介将事件或议题与次象征符号相连接，使之变成与特定利益集团“挂钩”的鲜明的议题。③建构议程是通过巧妙的策划，将某些特定的信息嵌入到新闻事件的传播过程中，赋予某些新闻事件以特定的符号信息。

所谓的“文化移情是跨文化交际中主体和客体相互适应和情感沟通的重要方法。文化移情是既立足本土文化又超越本土文化基础之上的跨文化对话和交往，旨在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之间建立双向协调、双向互馈和双向建构的机制”。④文化移情原理告诉我们，在对外传播时，不可能仅仅将那些受众感兴趣的信息进行传播，而是需要通过专业的策划，使一些让受者不觉得很重要，但对传者很重要的信息嵌入到传播的议程中，进而扩大媒体报道所承载的信息内容。同时，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受众的反馈意见极为重要，互联网媒体的互动优势已经为受众的反馈铺平了道路。

广西文化特征的解构性分析

每个地区都有每个地区的历史与自然，这是决定该地与另外一个地区不同的最为重要的表现方式。对于一个地区而言，文化的差异是民族特色差异的前提，这也是对外传播的信息能够吸引观众注意的特殊卖点，也是提升美誉度和知名度的根本之所在。经过前文的理论分析，我们有必要首先对广西的基本文化特点、文化构成进行解构分析，在此基础上便于有针对性地运用文化差异的基本原理，去探索传播路径，改进传播策略，最终达到预定的传播效果。

广西对东盟文化传播的过程解构。文化的产生与一个群体、部落、甚至是城市的历史等因素有着较大的关系，每个地区因其地理环境、自然因素的差异，也会导致其文化层面的差异。同样，文化作为反映一个群体、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国家的一面镜子，也是其地理层面差异的表现，为此我们可以根据下图所示的广西对东盟文化传播的过程及文化认同进行分析。

根据上图所示，在广西对东盟的传播中，广西地域性文化是以整个中国民族文化为基础的文化内容，通过大众媒体手段传播到以东盟区域文化为背景的东盟受众中，这些受众获取文化后会产生一种批判性的吸收，甚至是文化的认同。在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过程有两个：一是东盟区域文化与广西文化产生了一种接近性，尽可能让广西在对外传播时了解受众的文化观念，便于媒体制定有效的传播策略；二是在信息传播后，如何达到强势的传播效果，让受众获得文化上的认同。

广西对东盟传播的文化内容解构。广西对东盟的文化传播，必然包含的意思有两类：一是广西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分子所具有的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精神特质，这是中华民族在团结一致、自强不息的数千年历史中积淀出来的与其他的国家和民族不相同的地方；二是广西地区所特有的文化特质，这是由广西地区所具有的特殊的人文、地理、历史等因素构成的，它主要包含广西的文化地理学层面的特质，自然生态景观层面的特质，多民族融合共处的特质，以及广西的人民所具有的风俗、习惯、礼仪、饮食、服饰等层面的特质。

广西对东盟传播的文化优势分析。广西所拥有的文化特点是我国其他省市地区所不具备的，它虽然不是我国历来的文化中心或者任何商业、政治中心，但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却形成了自己不可多得的文化景观。广西的这种驳杂、交错的文化派系相互融合，使广西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交流中心，而这正是广西对东盟进行传播的优势，它海纳百川却又不失其本色。

广西与东盟文化差异的表现

经济水平决定的文化差异表现。经济水平是从根本上影响一个国家文化特点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就越开放，越容易吸收和借鉴未来的异质性文化，而国家经济越不发达则对同质的文化有着更明显的倾向。新加坡是世界转口贸易、商业和金融发达的国家，对中国的国学、饮食，甚至是中医都有非常浓厚的兴趣；而与此相反，越南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它更容易接受广西的某些与越南有共性的文化内容，比如教育和科技。

地理环境决定的文化差异表现。虽然地理环境对文化不具有决定性，但却是一个影响文化特点和风貌的极为关键的因素。广西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影响了它文化的多样性，包括与湖南、广东、云南等地的影响而产生的湘楚文化、岭南文化、云南文化等多种文化的共融局面。此外广西沿海、沿边、沿疆又与东盟各国家有着复杂的海陆和内陆的经济、贸易往来，东盟各国与广西的文化又互相渗透，相互影响，因此广西的文化特质又包含了东盟各国文化的渗透性。

历史传承决定的文化差异表现。广西在历史上开发得较晚，历朝历代都被刻上了蛮荒的印记，因此在历史上，广西历来都是政治风云人物的流放之地，是带有顽强性格的部落群体逃难之所。这里汇集过柳宗元、苏轼等中原文化的先进典型，并将中原的纯正文化带入广西，培育了广西文化坚韧、顽强、激昂和深沉的文化特质。而东盟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虽然也受到了中国儒、道等文化的影响，但并没有如广西那般深刻。广西文化所具备的这些特质对于开发今天的广西依然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广西对东盟进行传播的优秀内容。

广西对东盟的文化传播现状

东盟在地理位置上或与中国接壤，或与中国隔海相望，具有天然的地域接近性，我国与东盟所有的成员国都建立了外交关系。对于中国广西对东盟的传播而言，具有地理上的接近性和认同性。

广西对东盟的文化交流。目前，广西电视台已经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等东盟国家落地，而2010年广西电视台国际频道正式开播，成为广西第一个电视国际频道，面向东盟各国进行定向传播，成为向东盟推介中国文化、商贸、经济、科技等信息的重要平台。同时，广西电视台也积极开展与东盟各国重要城市的合作，在推介广西的同时也向广西的受众推介东盟的文化，起到了传播的双向性和利益的双赢性。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对广西与东盟的文化交流较为重视，通过财政和政策的支持，鼓励开展诸如歌舞团出访东盟的“广西文化舟”活动，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广西旅游局持续举办东盟赴广西旅游等都对东盟游客推广广西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此外，诸如广西电视台所举办的“寻找金花”等通过电视的形式进行文化的渗透，绕开政治上的传播障碍因素，搭建了广西和东盟各国进行互动交流的平台。

广西对东盟的商贸交流。商贸交流也是广西对东盟进行文化传播的方式之一，近年来，广西各部门将商业活动提升到国家战略，上升到外宣的高度，站在国际化的平台上利用北部湾建设等机会，落实国家“三基地一中心”的工作都起到了助推广西与东盟合作的效果，诸如泛北部湾经济论坛等高端活动的举办，也为东盟的商业人士了解广西起到了搭建桥梁的作用。

自2002年11月4日我国与东盟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后，中国广西与东盟的商贸交流就不断地扩大，从2004年中国与东盟的“早期收获计划”到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建立，都是广西和东盟加强商贸合作与交流的巨大进步，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广西对东盟进行传播所起到的积极效果。

广西对东盟的新闻交流。广西对东盟的传播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式是举办新闻类的专题活动，一方面这个活动将东盟的媒体界及宣传界的领导和精英召集一堂，通过论坛、研讨、会议、交流的方式了解东盟媒体和东盟受众对广西的期待，同时，此类活动又通过这些高端的与会者扮演起舆论领袖的角色，例如已经成功举办过四届的“中国东盟新闻部长会议”就是加强与东盟在传媒领域合作交流的重要途径，为在今后推进广西对东盟的传播起到了很好的助推作用。根据笔者的调查发现，“中国东盟新闻部长会议”所探讨的议题已经涵盖了新媒体发展、社会文化、经济科技等若干领域，这既是一个议题深刻的研讨会，又是一个东盟和中国广西媒体加强合作与交流，熟悉对方媒体运行原则的平台与机会。

以上是笔者在调研中发现的广西对东盟传播过程中做出的一些积极的努力，从近年来日益增加的东盟到广西旅游的游客来看，这些努力的确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广西对东盟的传播面临着不少的问题或者困难，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广西和东盟的新闻媒体之间的交流还没有很好的形成，而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新闻体制不同，在新闻价值的选择上经常会发生错位；与此同时，目前广西的经济实力和在东盟国家受众群体中的核心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广西对东盟的文化传播策略

广西对东盟传播所起到的积极效果包含了政府和各部门的努力，而在整个传播过程中，扮演着最为重要角色的当数中国-东盟博览会，对于广西而言，理所应当地利用这一平台借势造势，对传播的效果进行强化，但与此同时，对东盟的传播不能仅靠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举办，更需要文化、外宣、媒体等各个相关部门分别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优化传播路径，改进传播策略，最终实现广西对东盟传播更上一个台阶。

利用广西与东盟的文化渊源，寻找传播的共性。学界专家也在研究中指出：“在文化联系上，广西与东盟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人文渊源，尤其是泰国的泰族与广西的壮族，在血缘、语言、文化方面都有相通之处。在生活习性和文化传统上，东盟国家和广西有很多相似之处，容易引起东盟国家对广西文化的认同与共鸣，有利于加强相互间的文化交流。”⑤可见，广西对东盟的传播已经具备了天然的优势，而且根据东盟在广西高校读书的一些留学生的调查也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比如有留华大学生积极报名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志愿者等）。因此，当前我们通过对东盟的文化传播可以通过传播路径的优化和传播策略的改进来强化其效果，其一方面寻找东盟和广西文化的接近性，使传播的信息更容易被东盟的受众所接受；另一方面又利用广西文化和东盟文化的差异性来塑造吸引力。

运用广西文化的吸引力，助推广西文化的扩散。广西对东盟的报道必须考虑以下几个基本内容：首先是中国广西的文化特点哪些能够对东盟地区的受众产生兴趣，并融入东盟的文化，可以通过维模原理中的“文化吸引”功能顺利地让东盟的受众接受并认同广西乃至中国的整个民族文化。其次，在中国广西对东盟的传播中，需遵循求同存异的原则，除了那些具有兴趣共同点的文化色彩外，将中国的特色文化，特别是那些尚未被东盟受众群体所认知的文化进行推广，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

通过中国广西对东盟的传播，将广西甚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精心地嵌入到媒体的报道中，使媒体在传递中国-东盟博览会相关信息的时候，附带大量对中国有利的文化元素。比如中国儒学、养生理念、中华民族的和谐观等，都从中国的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出发，嵌入了和平、友谊、团结、以人为本、和谐共处的文化理念。

整合对东盟的传播方式，扩大核心影响力。笔者认为，对于中国广西而言，需要整合媒体资源优势，发挥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事件效应，将中国广西的文化特点和经济、科技、教育的成果传播出去，为提升中国广西在东盟地区的区域影响力作出应有的贡献。在这一跨文化传播的操作中，笔者认为，强化传播效果要重点发挥东盟十国中来广西旅游的游客（舆论领袖）、博览会参展商、东盟媒体记者的二级传播效应。同时，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各大媒介形态中，广播媒体和互联网媒体具有跨地域和跨文化传播的优势，除了开设中国-东盟博览会官方网站的外文版外，更应该发挥媒体的舆论优势，建立受众面更为广泛的对东盟传播的专门平台，通过发挥网络受众信息获取的主动性和受众的主动参与性，使信息的传播更为精准，同时，利用网络媒体的互动优势，可以将SNS、Web2.0等的互联网技术手段运用到网络信息的传播及反馈上。同时，除了网络平台的运用外，广播媒体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传播渠道，它具有信息传播速度快、投资小、覆盖面广的特点，因此，笔者建议有必要整合广西的广播媒体资源优势，根据中国广西地区的文化资源特点，对东盟各个国家展开有效的信息传播，从而拓展传播平台，整合资源优势，强化传播效果。

修正媒体报道偏颇，促使东盟受众态度改变及强化。国外的媒体、受众由于受不同的文化背景、新闻价值观的影响，可能会在报道或者获取信息的时候产生一定的偏颇。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三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向国外媒体提供关于中国-东盟博览会、广西文化、中国的民族文化的相关介绍，采用背景资料的方式对国外媒体的从业人员进行广西文化的“培养”；二是广泛利用互联网、广播媒体、海外广告等方式采用多种语言形式对普通大众进行广西文化的宣传和普及，以消除因为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对广西文化的误解；三是需要我们通过各种途径尽可能地去培育国外记者的兴趣观念，可以组织东盟国家的专家、学者、媒体等话语精英到广西旅游、参观、举办论坛，引导他们对中国的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通过他们的话语优势，引导更多的受众对中国广西的文化产生兴趣。

结语

广西对东盟的传播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尝试，并且已经在逐步的操作中建立起了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重点平台的对外传播途径，而广西电视台和广西的文化部门也逐渐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对东盟传播的方式。为此，笔者结合文化学和新闻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对广西的文化特点和外宣优势做了细致的分析，认为广西对东盟的传播工作必须站在国际传播的高度，以文化中的共性寻找效果的认同，以文化中的差异性寻求传播的吸引力，发挥媒体、政府的积极助推作用，整合多种媒体手段，实现广西对东盟的有效传播。

注 释：

①阿雷恩・鲍尔德温[英]：《文化研究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163页。

②张国良：《传播学原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223页。

③高永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移情的适度原则》，《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8）。

④林娜：《论文化与传播的相互影响》，《河南社会科学》，2008(4)。

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篇（9）

关键词:国际贫易　文化差异

    国际贸易就是国际间的商品和劳务的交换。由于人的购买行为是由需求决定的，而需求受文化背景制约，人们总是依照本民族的文化习惯、文化标准和风俗来审视和评价外来文化，在国际贸易这种跨文化的经济活动中，任何细节都无时不受到不同文化的冲击。所以说在国际贸易中，适应特定文化环境的企业就能抓住消费者的需求，取得巨大的成功，不能很好把握文化环境的特点和消费者的需求，其国际贸易活动就难以展开，可见能否适应不同国家的文化氛围是国际贸易成败的关键。在现代东西方国际贸易中影响国家间跨文化交际的文化差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东西文化反映在价值观上的差异

    价值观是人们对好与坏、美与丑、值与不值、干净与肮脏、正确与错误、善良与残酷、公正与不公正、得体与不得体所进行判断的标准。价值观寓于人的思想之中，是控制行为选择的心理活动，是人们对周围的世界进行思考并使自己与之适应的活动。 

   东方文化注重“和为贵”，以“和”体现其最核心的宗旨。而在西方人的意识中，全局的观念比较淡薄，个人的利益是至上的。西方人在道义上没有东方人的背负，他们只知道为生存而奋斗;为利益而争斗;为欲望而决斗。获取个人利益是其社会行为的指南，也是其事业成功的支柱。

    西方人尊重个人权力，向往自由，崇尚平等，他们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是一个任何人，无论出身贵贱，都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从头开始的社会，这一“平等”观念体现在行为模式中常表现为对陌生人甚至是家人的过份客气和礼貌，如对任何服务都要说声“谢谢”，作完报告也要说声“谢谢”，对待家庭成员甚至是晚辈也是“谢谢”挂在嘴边，连打个喷嚏也要说声“对不起”。

    二、东西文化反映在思维逻辑上的差异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上，一般用辩证思维来描述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用逻辑思维或者分析思维来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欧美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变化论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则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者街年在着适度的合理性。对中国人来说，“中庸之道”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甚至内化成了自己的性格特征。与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不同，西方人的思维是一种逻辑思维。这种思维强调世界的同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同一胜认为事物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一个事物永远是它自己;非矛盾性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排中性强调一个事物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叫分析思维，他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像中国人那样追求折衷与和谐，而是喜欢从一个整体中把事物分离出来，对事物的本质特性进行逻辑分析。正是因为思维方式取向的不同，在不少情况下，东方人和西方人在对人的行为归因上往往正好相反:美国人强调个人的作用，而中国人强调环境和他人的作用。东方人信仰理想主义，重视主观看法。西方人则信奉现实主义，重视客观事实，一切以数据和事实为依据。

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6—076—02

管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是管理行为和方法，关注管理活动中的人。人类处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受不同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氛围，其管理理念及管理活动自然不同。当前，在我们努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管理效率之时，对中国近代管理思想和西方管理理论进行再学习和借鉴是很有必要的。

一、东西方管理的边界界定

东方管理的研究作为较新的课题，其研究边界是在东、西方管理的比较以及互动过程中界定的。如果说西方管理学是以西方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下所出现的管理现象为研究对象，那么东方管理学则是以东方社会文化和东方当地经济发展条件下出现的管理现象为研究对象。然而，东方文化所指的东方是什么“含义”？东方区域究竟包括哪些地方？东方与西方如何区隔？东方管理与西方管理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东方管理如何进行自我的定位？这都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关于“东方”这一概念，有着多种理解的视角。它首先应该是一个表示方位的地理概念，人们常把太阳升起的地方称为东方，而将太阳落下的地方称为西方。这种方位概念视角的东方与观察的立足点息息相关，例如中国人所指的东方与美国人所指的东方就截然不同。“东方”的第二个方面的含义是从历史文化的视角来理解的。季羡林认为，世界存在四大文化圈：古希腊、罗马一直到近代欧美的文化圈；从古希伯莱起一直到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中国文化圈。第一个文化圈构成了西方大文化体系，第二、三、四文化圈构成了东方文化体系。这样，东方文化区域就包括亚洲以及非洲的中部和东北部地区。东方管理也就是要研究这些文化区域所产生的管理现象和规律。由于中国文化圈的资料保存最为翔实丰富，中国文化是东方管理文化的集大成者，不仅包容着独特的道家、儒家、法家和兵家管理文化，而且同时吸收了释家、伊斯兰教管理文化中的合理成分，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我们主要以中国文化圈作为着眼点来研究。中国文化圈不仅包括中国，而且包括了那些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等。一旦“东方”的概念内涵确定冻方管理学、西方管理学的边界也就可以确定。

二、东西方管理的差异

1.文化起源与发展。西方从古代早期的管理思想发展到古典管理组织理论，再从古典理论发展到现代管理理论。其发展道路是承上启下，循序渐进，由零碎走向整体的。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首创公认是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接着是由法国人法约尔创立的古典组织理论和由德国人韦伯创立的行政组织理论。从西方资本主义进入到现代，其管理理论更是蓬勃发展，日新月异，单是行为科学理论就不下十种，另外还有系统学派、决策学派、经验学派和权变学派等等，五花八门、琳琅满目。

在西方的历史传统中，国家和教会是两个各自具有不同势力范围的独立机构，它们分别发挥着不同的社会管理功能。在漫长的中世纪，教会是西方文化和“人与上帝关系”的主要管理者，它垄断了人们的全部精神生活，政府无权过问人们的精神生活。这种政教分离的二元化社会组织传统，对西方管理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教会垄断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管理就被看作是与思想信仰无关的活动，16世纪的马基雅维利，就明确提出了管理与道德互不相干的观点。工业革命以后，随着机器大生产和现代企业的出现，人越来越被只当作劳动力来使用，从而逐渐形成了将人作为社会精神存在物和生产者分割开来的观点，即认为企业只是工作的场所，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只应该在工作场所之外。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直到今天也还是西方企业管理中仍然存在问题的根源之一。

东方的管理思想在古代表现的比较充分，主要以中国为代表，日本、韩国则都是借鉴中国的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如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以及老子的“无善无不善说”以及“人性可塑说”等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对人性加以激励和教化的种种主张，继而产生了管子的功利主义激励观和孙子、孙膑的奖励观。但中国近代和现代的管理思想则没有多大发展，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日本、韩国虽然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充分运用了中国的儒家思想，形成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但却没有形成西方那样完整的、系统的理论。

与西方不同，传统中国是一种一元化的社会组织结构。先秦之时，诸侯林立，百家争鸣，思想文化灿烂繁荣。然而，并未出现西方早期文明中那种重自然与重人事的分离，亦即科学探究与人文追寻的对立。中国早期的哲人们，其思想的翅膀主要在人文王国的天地翱翔，这使得中国文化一开始就缺少科学精神支配下的对自然的理性探寻。如果说先秦之际的文化可以不受国家的控制而自由绽放的话，那么，秦朝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由之花就开始萎缩和凋零了。秦统一中国后，把军、政、财、文大权全部集中到朝廷或皇帝手中，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体。随着封建统治的日益完善，不但人们的经济、文化活动被统进了政治之中，最后就连人们的伦理道德、情感心性也被同政治统治紧密结合在一起。至宋代时，经过儒学家们的努力，终于构起了自然、社会、人性一体化的系统思维模式。这一思维模式不但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导，而且也直接强化了政治一经济一文化一元化的社会组织结构。中国社会长达2000多年的这种一元化的社会组织形式，也使得传统的管理思想和行为不单同经济和政治，而且同文化活动与道德伦理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对中国现代的企业管理有着直接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企业管理普遍带有浓厚的政治性和强烈的伦理色彩，企业不但是工作的场所，而且也是政治宣传和道德教育的场所。与西方企业中严格的法制、冰冷的理性不同，中国企业中发挥作用的是无章的人治、温和的人情。因此，“以厂为家”的观念对西方企业是格格不入，而在东方企业看来则是顺理成章。诸如此类的东西方管理中的差异，正是由各自不同的所谓方式和历史传统所致。

2.东西方管理的思维方式。企业管理的差异，一定程度上源于文化基础的不同，而“东西方文化基础的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总的来说，东方思维方式的最大特点是综合，而西方思维方式的显著特征是分析，用哲学语言来说就是东方是合二为一，西方是一分为二。

在对世界的认识上，东方思维方式从综合出发，认为万物归一。正如老子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也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元气，它是一个混沌的整体，充塞宇宙，视之不可见，搏之不可得。然而它的作用却是实在的，与天地万物相融合。同中国传统哲学所讲的元气论不同，西方古代哲学讲的则是原子论，认为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是一种最小的、不可再分的物质微粒，其根本属性就是“实在性”。如果说西方思维容易导致的结果是“见林不见木”，东方文化则倾向于关注个体和局部。就拿“国家”这个名词来说，中国原来就这么一个词，其含义笼统而丰富。而西方则分得比较具体，有几种说法：一是STATE，对应的是国家机关；一是COUNRY，对应的是疆域；一是NATION，对应的是民族。再拿医学来说，中医治病是望、闻、问、切，全面考虑，一付汤药，多方照顾，而西医则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东西方综合与分析的思维特点，由此可见一斑。

在思维方式上，东西方都讲辩证法，东方的老子和西方的赫拉克利特都是辩证法的大家，但东西方的辩证思维又是有所不同的。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比较注重对立的统一，认为和谐、对立双方的统一是最重要的；而西方则强调对立面的斗争。老子特别强调和谐，孔子亦讲“叩其两端”，讲和谐与统一的“中庸之道”。而赫拉克利特则特别强调斗争，强调双方的对立。这说明虽然东西方古代都有辩证思维，但其思维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东方重合，西方重分。

一般而言，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有四点：一是中国人讲究人情、义气；西方人重利轻义，体现在外交上，有时为了实现其商业利益，突出实用主义原则，常常置两国关系的大局于不顾，为了眼前经济利益而损害国家的关系，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某些国家重利轻义的特性。二是西方人重个体、个人，中国人重整体、集体。比如说，中国传统中药治疗讲究把人视作一系统、一世界、一宇宙，用药讲究辨证施治，通过对整个身体系统功能的恢复以达到对局部器官的治疗，而西药治疗建立在精确的解剖和药理学基础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症下药；此外，在文字、建筑、艺术等方面也能发现中西方这种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三是中国强调求同，西方人强调求异，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造成不同民族之间沟通上的困难。四是中西方人在感情表达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突出表现在中国人感情表达细腻、含蓄，西方人则直观、外露。电影《梁祝》叙述了一段中国人的美好爱情故事，其优美的音乐，感人的情节，精湛的技艺迷倒一大批中国观众，但西方人观之，却大呼“太累”，认为该片情节晦涩难懂，男女主人公情感表达有悖常人。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也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的民族问的差异，这种差异固然与一个民族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社会发展的阶段息相关，但从深层次上讲源于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的差异。

3.东西方管理的研究层次。西方管理学对于研究层次的认识主要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源于美国的企业管理在二战期间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西方管理学研究范畴中，管理指的就是“企业管理”。东方管理不能认同西方管理学将管理等同于“企业管理”的看法，而是主张将管理分成自我管理、家庭管理、企业管理和国家管理四个层面来探索。东方管理对管理范畴的这种认识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推演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