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虽然我国茶文化理论也实现了系统化发展，但是应该看到我国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与西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更多局限在整个训练活动中，更多将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精力放在了抽象的内容讲解之上，而未能将具体的训练需要与整个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系统化结合，其不仅影响了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开展的实效性，同时也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影响力推广产生了相应影响。
1茶理论的具体内涵和价值作用分析
随着当前茶文化理论体系传播的深度不断增加，其对茶文化理论的具体内涵也有着较高要求。因此，正是该茶文化理论的具体特点，决定了整个茶文化理论在开展过程中，往往具有以下训练特点：首先，在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项目开展过程中，其充分注重技能训练的有效开展，无论是整个运动的特点，还是其发展趋势，都对该项目的难点有着相应要求，如何完美的呈现出其复杂的内容，就值得在整个教学活动开展过程中，予以创新完善。其次，在整个茶文化理念创新开展过程中，呈现出多样元素的系统化融合和具体统一，也就是说，除了丰富体系化的物质元素外，还充分注重培养学生掌握必要的体能训练，使其逐渐形成良好的身体素质。对于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来说，其交流直接影响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理想效果和优美性，其更是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员在具体传播过程中，所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因此，想要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理想效果，就需要将文化艺术与实际应用之间等一系列内容相结合，从而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效果的理想呈现。最后，我们必须充分认知到整个茶文化理论内涵实际上是动态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必须在对整个茶文化理论的具体状况和各个阶段，以及具体要素进行系统化认知的基础上，逐步构建完善的传播思路。茶文化理论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同时其在今天仍然极具传播价值和意义。
2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分析
尽管我国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已经实现了实质性突破，无论是运动理念，还是其比赛的完善度，都实现了重大发展和进步，但是在开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相应问题和不足。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首先，从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我国的具体开展状况来看，其更多是一种体育茶文化理论的内涵融入度，无论是推广过程中的具体参与人数，还是具体的社会关注都较差。这就使得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无论是人们的具体参与状况，还是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发展过程中，所具备的支撑要素，都存在匮乏现象。因此，创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开展形式，就极为必要。当然，对于茶文化理论开展活动来说，由于其未能全面认知传统文化的价值作用，从而也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和不足。其次，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具体开展过程中，其更多将着重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力和具体关注度放在了体育课堂教学之上，忽视了课外活动和体育文化元素的有效融入。通过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开展的具体状况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精准度，还是内涵的完善度，都存在较大差距和不足，如果仅仅依靠体育课堂教学，是很难实现理想效果的。因此，想要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最佳效果，就必须充分注重延展教学时间，将课堂教学与课下实践教学活动相结合。通过有效融入，从而使其能够实现最佳训练效果。最后，当前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开展过程中，其缺乏对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有效创新，尤其是其整体教学理念认知较为片面，未能认识到融入其他教学资源和形式对整个教学活动进行创新。想要实现整个体育运动有效开展，就需要在充分结合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项目的训练特点认知基础上，通过有效探究和系统化融入，对整个课上教学活动进行系统化延续和整体补充，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最佳效果。而构建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全面机制，实际上就是对传统体育文化艺术交流的教学方式进行系统化补充，通过将课堂学习与课下锻炼、校内学习与校外参赛等一系列教学形式相结合，来实现最佳教学训练效果。这实际上也是茶文化理论训练创新开展的基本要求。
3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具体价值分析
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系统化开展，实际上是基于茶文化理论发展趋势所提出的具体思路模式，其不仅是对教学活动创新，更是对教学理念的有效丰富，因此，具体而言，系统化应用这一模式，主要有以下具体价值：首先，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应用该模式，其能够充分提升学生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体系中各个元素的理解能力和具体认知度。所以这也是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最佳传播效果提升的必然要求。通过对当前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具体开展状况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多数学生在整个过程中，都存在一定的瓶颈问题，需要突破，而如果只是使用课堂来开展传统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那么其很难对所有教学内容形成扎实的掌握基础。因此，创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具体价值，能够在有效延展教学训练内容的同时，实现整个体育活动的最佳效果。其次，对于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来说，感知中所具备的文化艺术内涵，其能够实现整个体育活动实施的系统化优化和整体性提升。对于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来说，想要实现理想的训练效果和内涵，不仅能要充分注重体育文化艺术交流内容和方法的合理选择，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合理完善的组织活动，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最佳效果。无论是体育文化艺术交流的基础知识传播阶段，还是全面提升阶段，都需要在充分了解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特点的基础上，实现整体创新发展。而应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也使得整个运动训练的组织范围进一步广泛，同时也便于先进的训练经验融入其中，从而推动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成熟发展。最后，对于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来说，融入文化艺术内涵，其能够为该训练活动开展寻找到更全面、更符合运动训练特点的元素，通过系统化融入，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满足其发展趋势。实施体育文化艺术经验与具体文化内涵理念相结合，就是说将各种适合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元素融入其中，比如将传统体育茶文化理念内容与整个体育文化艺术活动相结合，通过设置相关模拟场景，从而提升学生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具体学习效果。当然，也可以通过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各种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进而增进学员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具体理念认知。
4茶理论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中的具体运用思路
在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实施茶理论体系的有效融入，其具体需要：首先，要注重将整个茶理论体系中的各项元素系统化融入到整个艺术交流活动中，通过具体理念的借鉴和有效融入，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创新发展。而想要实现创新发展这一目标，就需要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界定。当然，在茶理论体系的有效融入过程中，无论是教学，还是训练都应该系统化融合，尤其是要确保两者实现内涵上的一致性和标准上的统一，从而为茶理论体系的有效融入开展奠定相应基础。此外，有效融入茶理论体系开展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时，必须充分注重将文化艺术交流与教学活动进行系统化结合。实际上，影响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效果的主要因素中，不仅包含了具体的传播活动，同时也与整个教学活动的开展状况之间有着重要关联。因此，在充分借助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基础上，通过有效创新，结合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所需要的具体元素，从而实现理想传播效果。比如可以在课堂下，积极组织学员参与各种相关体育比赛活动，通过实施以赛促学的方式，从而提升训练效果。最后，应用茶理论体系，将为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取得理想效果提供实质性帮助，而想要实现理想的训练效果，必须将该运动的具体发展趋势与项目的具体特点相融合，通过有效创新，从而实现理想的应用效果。当然，在茶理论体系传承时，必须对茶理论体系中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通过有效嫁接和系统化融入，从而实现理想的传承效果。
5结语
茶理论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中的具体运用，实际上就是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方式进行系统化补充，通过将学习与传播等一系列具体形式相结合，从而实现最佳传播效果。而这实际上也是茶文化理论训练创新开展的基本要求。当然，想要实现最佳应用效果，必须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具体训练特点进行有效分析，通过系统化融入当前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发展趋势，从而实现最佳传播效果。茶理论作为整个茶文化体系的核心，将其与整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相融合，必然能够实现最佳传承效果。
参考文献
[1]胡雪梅.基于学术交流理论的体育科技社团历史演变及当代趋势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2013(4):151-153.
[2]刘明生.大学体育人文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4(3):161-165.
[3]谭金明.文化谱系中的艺术与体育比较研究[J];广西科学院学报,2015(6):73-75.
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l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少学者对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持乐观和自信的态度，但更多的学者是对文艺理论的问题和危机的反思，对其发展充满忧患意识。的确，如何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如何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如何在注意文艺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学科内涵的同时，重视文艺学学科创新扩容、多元互动的发展趋势?以上种种问题，我们觉得，更新文学观念，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树立问题意识、问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生活在急剧变化。电子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阅读习惯。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马克思主义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文学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
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从主客关系而是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来规定存在，认为世界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自我一样的主体。从这一理论出发，来探讨文学的主体间性，可以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文学的主体间性表明，文艺活动不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创作活动乃是艺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或者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往活动。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作家与生活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间相互作用和交流对话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客观地观察和认识生活，而是把事物也看作有生命的主体，与其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对话交流关系，“我听过我的身体进入到那些事物中间去[3_，它们也像肉体化的主体一样与我共同存在”。“在一片森林里，有好几次我觉得不是我在注视森林。有那么几天，我觉得是那些树木在看着我，在对我说话。”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也曾多次描绘过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亲相融、和谐统一的密切关系。显然，在艺术家眼里，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人来源于自然，在本质上同于自然，因而人和自然之间是天然地可以相通的，是一种真正的相互作用和对话交流的关系。事实上，作家在创作中所描绘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自己与事物之间所建立起的这种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关系，这是与以往我们对于艺术活动总是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统一来加以解释是完全不同的。
文学作为主体间性活动，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进入了真实的存在。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形象“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与我无关，而是与我息息相通的另一个自我。文学活动是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间的对话、交流，在这种对话交流中，自我主体以最大的诚挚和最深切的同情对待文学形象，倾听文学形象的述说；同时自我主体也向文学形象敞开了心扉，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在这里，文学形象与自我主体是同等地位的主体存在，主体之间始终贯彻着平等的对话、交往精神。
艺术接受也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读者不仅要和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的世界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建立起精神上的对话交往关系。文学不是孤立的个体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产物。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它饱含着作者的情感，蕴含着作者的倾向，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自然而然地会发生某种情绪上的反应，或欣喜、或愤怒、或悲哀、或惊骇、或振奋……读者与作者作为两个主体，以作品为中介在进行着文学经验的交流、沟通，从而形成了某种共识。因为，文学经验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社会的，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如果我们理解了文学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文学活动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对话活动。
三共生意识
文艺学学科不可能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真理，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文艺学学科自身的建设，文艺学学科与其它学科的关系，都应当凸现出一种交往对话、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生共荣的思维。
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曾被当作一元的、绝对的真理，其他的文艺理论流派都一一遭到批判、排斥。这一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定式，就会成为教条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认为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完全是一种只讲对抗不讲互动、只讲斗争不讲融合的思维模式。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文论就是从西方古典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对话交锋中得到确立并超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性、指导性，体系性是毋容置疑的，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可能代替全部文艺理论。文艺理论中还有许许多多问题，被古人和今人讨论着，而当下文学艺术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更是他们不可能涉足，也难以预见的。我们发现，20世纪8o年代以来传人我国的各种外国的文论学派有许多新的主张与独特的见解，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所看不到的。这些理论的引入，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学科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理论语言，文艺理论也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从对立走向了互动。
文艺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是一种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交往、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中，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文艺学学科不可能孤立地就文学谈文学，文艺学学科总是与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艺术学甚至自然科学相联系。如产生于2o世纪中期以后的当代文化批评，其思想资源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包括2o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近些年来兴起的生态批评也是跨学科的。宣扬美学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特别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借鉴阐释模型。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说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
四发展意识
文艺学的生命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性、开放性、多元性，从根本上说，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发展意识。西方文论在发展。2o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一世纪，西方文论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这种发展态势表现为：一是流派繁多，数十个文论学派此起彼伏，异常活跃，远远超过了l9世纪西方文论的流派数量；二是批评新潮不断迭起，交替的频率越来越快。一般说来，当代西方文论一个流派从创立到衰落不过二三十年，繁荣时期的周期更短，以至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文论流派“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景象；三是多个流派之间既有尖锐的冲突交锋，又相互交叉、渗透和吸收，呈现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少文论家同时成为两个甚至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流派中也可能同时吸纳几个流派的文论家。正因为这些，2o世纪西方文论才得以繁荣，才得以快速发展。
中国文论也在发展。二三十年代传人我国的马列文论，近十多年来吸引我国不少学者注意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叙述学、文学本体论、原型批评、文学接受理论等等，它们既使我国传统文艺理论得到了更新、发展，又拓宽了文艺理论研究的道路，文艺理论出现了交往对话、开放多元的新局面。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受到新观念、新方法的激活而使其深邃的内涵得到多方面的发展。
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l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少学者对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持乐观和自信的态度，但更多的学者是对文艺理论的问题和危机的反思，对其发展充满忧患意识。的确，如何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如何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如何在注意文艺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学科内涵的同时，重视文艺学学科创新扩容、多元互动的发展趋势?以上种种问题，我们觉得，更新文学观念，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树立问题意识、问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生活在急剧变化。电子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阅读习惯。wwW.133229.cOM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马克思主义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文学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
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从主客关系而是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来规定存在，认为世界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自我一样的主体。从这一理论出发，来探讨文学的主体间性，可以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文学的主体间性表明，文艺活动不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创作活动乃是艺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或者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往活动。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作家与生活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间相互作用和交流对话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客观地观察和认识生活，而是把事物也看作有生命的主体，与其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对话交流关系，“我听过我的身体进入到那些事物中间去[3_，它们也像肉体化的主体一样与我共同存在”。“在一片森林里，有好几次我觉得不是我在注视森林。有那么几天，我觉得是那些树木在看着我，在对我说话。”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也曾多次描绘过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亲相融、和谐统一的密切关系。显然，在艺术家眼里，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人来源于自然，在本质上同于自然，因而人和自然之间是天然地可以相通的，是一种真正的相互作用和对话交流的关系。事实上，作家在创作中所描绘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自己与事物之间所建立起的这种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关系，这是与以往我们对于艺术活动总是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统一来加以解释是完全不同的。
文学作为主体间性活动，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进入了真实的存在。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形象“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与我无关，而是与我息息相通的另一个自我。文学活动是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间的对话、交流，在这种对话交流中，自我主体以最大的诚挚和最深切的同情对待文学形象，倾听文学形象的述说；同时自我主体也向文学形象敞开了心扉，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在这里，文学形象与自我主体是同等地位的主体存在，主体之间始终贯彻着平等的对话、交往精神。
艺术接受也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读者不仅要和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的世界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建立起精神上的对话交往关系。文学不是孤立的个体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产物。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它饱含着作者的情感，蕴含着作者的倾向，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自然而然地会发生某种情绪上的反应，或欣喜、或愤怒、或悲哀、或惊骇、或振奋……读者与作者作为两个主体，以作品为中介在进行着文学经验的交流、沟通，从而形成了某种共识。因为，文学经验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社会的，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如果我们理解了文学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文学活动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对话活动。
三共生意识
文艺学学科不可能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真理，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文艺学学科自身的建设，文艺学学科与其它学科的关系，都应当凸现出一种交往对话、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生共荣的思维。
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曾被当作一元的、绝对的真理，其他的文艺理论流派都一一遭到批判、排斥。这一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定式，就会成为教条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认为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完全是一种只讲对抗不讲互动、只讲斗争不讲融合的思维模式。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文论就是从西方古典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对话交锋中得到确立并超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性、指导性，体系性是毋容置疑的，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可能代替全部文艺理论。文艺理论中还有许许多多问题，被古人和今人讨论着，而当下文学艺术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更是他们不可能涉足，也难以预见的。我们发现，20世纪8o年代以来传人我国的各种外国的文论学派有许多新的主张与独特的见解，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所看不到的。这些理论的引入，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学科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理论语言，文艺理论也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从对立走向了互动。
文艺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是一种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交往、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中，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文艺学学科不可能孤立地就文学谈文学，文艺学学科总是与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艺术学甚至自然科学相联系。如产生于2o世纪中期以后的当代文化批评，其思想资源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包括2o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近些年来兴起的生态批评也是跨学科的。宣扬美学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特别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借鉴阐释模型。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说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
四发展意识
文艺学的生命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性、开放性、多元性，从根本上说，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发展意识。西方文论在发展。2o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一世纪，西方文论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这种发展态势表现为：一是流派繁多，数十个文论学派此起彼伏，异常活跃，远远超过了l9世纪西方文论的流派数量；二是批评新潮不断迭起，交替的频率越来越快。一般说来，当代西方文论一个流派从创立到衰落不过二三十年，繁荣时期的周期更短，以至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文论流派“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景象；三是多个流派之间既有尖锐的冲突交锋，又相互交叉、渗透和吸收，呈现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少文论家同时成为两个甚至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流派中也可能同时吸纳几个流派的文论家。正因为这些，2o世纪西方文论才得以繁荣，才得以快速发展。
中国文论也在发展。二三十年代传人我国的马列文论，近十多年来吸引我国不少学者注意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叙述学、文学本体论、原型批评、文学接受理论等等，它们既使我国传统文艺理论得到了更新、发展，又拓宽了文艺理论研究的道路，文艺理论出现了交往对话、开放多元的新局面。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受到新观念、新方法的激活而使其深邃的内涵得到多方面的发展。
第一，学科专业归属不明晰。艺术管理是艺术学与管理学的交叉学科。艺术学与管理学学科特点不同，研究对象也不同，因此在学科专业定位上应注艺术管理专业的伦理性与价值性，随着我国经济文化建设的不断进步以及高等教育事业的不断改革，国内高校相继开设了艺术管理专业，但是各学校艺术管理专业在涉及艺术管理专业学科定位的问题上，观点和论证存在着较大分歧。例如，有的高校把艺术管理专业划为管理学院的一个分支，隶属于管理系，而有的将其作为艺术学院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对艺术管理的专业学科定位不同，各学校学者在对专业理论知识内涵与外延的把握上，以及在理论体系建构等方面的研究，也都是大相径庭的。这种情况表明，艺术管理的专业学科定位还有待进一步地分析和厘定。艺术管理专业发展方向模糊，专业学科定位不明，缺乏可论证性和可操作性，这些都不利于该专业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第二，课程专业设计较为散乱。艺术管理专业，从本质上讲，培养的是艺术管理专业人才。这种人才既需要具有对艺术的高度理解和鉴赏能力，又需要对各级各类的文化组织及其运行管理有一定了解和掌握H，除此之外，还强调对市场营销和金融贸易等领域的专业知识及管理技能具有一定程度的涉猎和掌握。具体地说，首先，在课程设置当中如何把握理论基础课程和实践课程之间的比例，应该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而在现实实践中，很多院校在专业设计和论证的过程当中，仅仅用一句“艺术与管理并重”就草草了事，这在理论上是可能是讲得通，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却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其次，从艺术管理专业的专业课程设计来看，艺术管理需要将管理学、艺术学、文化政策学、文化社会学和文化经济学等专业和课程相结合，这在现实中对于各学校、各学院以及各专业学科之间的协同创新能力，提出了很高的挑战。最后，在进行具体课程的设计和论证时，必须尊重艺术的内在规律性和特殊性。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深刻地认识到艺术管理所具有的比较严格的外部约束性。在任何社会中，艺术管理的实践都不能忽视外部合目的性的规范，都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为创造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成果而努力奋斗，这也是由艺术管理的艺术属性决定的。
第三，理论与实践结合不够紧密。艺术管理专业是理论与实践结合非常紧密的一门专业和学科。近年来，随着国家GDP总量的不断攀升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我国的经济文化建设、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等都得到了迅猛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一定意义和一定层面上都推动了高校艺术管理专业的迅速崛起。但是，相对于繁荣发展的艺术管理实践，国内艺术管理理论的研究还相对滞后。由于对艺术管理的某些相关理论还存在分歧，缺乏统一的认识，各级各类学校在设置艺术管理专业时的专业重心、学科建设、运行模式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高校艺术管理专业的建设和发展。另外，在艺术管理专业具体的教学实践当中，各教育主体对于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之间的比例的掌握也存在一定的偏差和不足。艺术管理发展的根本动力是艺术管理主体通过各种手段、方式和途径对艺术组织实施管理，以达到促进艺术组织发展，最终实现对艺术价值的追求的目的。艺术管理是连接艺术家与受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艺术管理专业的核心研究对象是艺术家、艺术成果和艺术市场，管理学的各种理论和手段是帮助实现其研究目的重要工具。总之，对于艺术管理专业理论与实践联系的亲疏程度，仍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思考和改革。各学校需要结合本校优势资源，办出特色，以培养出更多的复合型专门艺术管理人才。
二、高校艺术管理专业发展问题的量性分析
前面阐释了高校艺术管理专业发展问题中有关质的维度的分析与研究，以下将对高校艺术管理专业在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量的维度的有关问题进行分析。
第一，师资投入数量不足。师资力量投入不足问题是目前各大高校在开设艺术管理专业中所面临的严重的发展瓶颈。根据调查，目前我国各大高校艺术管理专业的教师配备明显不足，个别大学的艺术管理专业教师仅仅只有两名。更有甚者些高校艺术管理专业的教师是在学校创办该专业后，通过自学，临时顶替作为该专业的授课教师的。由此可见我国高校艺术管理专业的教师资源十分缺少，师资力量十分有限。虽然这个新兴专业目前在我国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但是真正专心于该专业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师资人才确实是“凤毛麟角”。我国高校应该“不拘一格用人才”吸纳那些在艺术管理专业领域有作为的专业人才，特别是年轻学者，设立重点扶持项目，加以重点培养。另外，各高校对于艺术管理专业的资金和基础教学设施的投入和改善也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因为目前大部分高等院校在师资配备和教学软、硬件设施等方面明显滞后于招生工作，尤其缺乏既熟练掌握艺术学和管理学的相关理论知识，又具有艺术管理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和教师。
第二，人才培养数量缺乏。在艺术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面，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和不足：一是高校艺术管理专业师资人才和素质能力的培养、提升问题；二是高校艺术管理专业生源数量和质量以及对学生理论和实践素养的培养、教育问题。我国最早的艺术管理人才培养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由上海戏曲学校举办的“艺术管理专修班”，被普遍认为是艺术管理专业最早开展的人才培养实践。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各大艺术院校以干部培训、成人教育为主要培养形式，培养出一批当时国家急需的文化管理人才。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注意到艺术管理专业相关学科的建设，全国一些高等艺术院校相继开设了艺术管理专业，并且以本科教育为主，开始系统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艺术管理人才。2005年，中国艺术管理教育学会(CAAEA）成立，为全国高等院校艺术管理专业建设提供了一个更加广泛、有效和实用的研究交流、信息沟通平台。近几年，艺术管理专业发展迅速，不仅各艺术类大专院校纷纷建立起艺术管理系，而且国内各大综合类大学也分别以学科交叉的形式开办艺术管理类专业。尽管如此“艺术管理”在我国仍属新兴专业，目前尚未形成完整而规范的专业建设体系，因此在人才培养数量方面，更是存在很大的缺口。如何保证艺术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数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促进我国高校艺术管理专业建设与发展的重要问题。
第三，内外交流数量不多。在我国高校艺术管理专业发展的经验交流方面，主要存在两方面的不足：—是国内交流不足；二是国际交流不足。一方面，国内艺术管理专业发展经验交流数量不多的问题，主要指的是随着目前我国创办艺术管理专业的院校越来越多，该专业的教育资源、师资力量也显露出了供不应求的苗头，因此，如何整合我国高校艺术管理专业发展的现有的教育资源以扩大有效供给，以及如何促进我国综合类高校在管理学专业方面和艺术类高校在艺术学专业方面的优势资源的融合与交流，进而更有效地促进我国高校艺术管理专业的健康长远发展，将成为一个意义深远、影响深刻的重大课题和研究问题。另一方面，我国高校艺术管理专业发展在国际交流层面也明显存在着数量不足之欠缺。这主要表现在，目前我国国内只有少数较早开设艺术管理专业的高校正在筹划与国外尤其是美国的一些著名高校建立并保持良好的学术交流和联系。除此之外，我国国内其他的普通高校及艺术院校都很少，甚至是几乎没有与国外艺术管理专业进行交流合作、协同创新的经验和经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难以保证我国高校艺术管理专业在起步阶段就能与国际接轨，是不利于吸收、借鉴国外高校艺术管理专业发展的先进经验的。
三、高校艺术管理专业发展问题解决的质量策略
党和国家都十分注重创新，作为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同志也不断强调了创新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实现创新。党和国家制定的近两个五年规划都强调发展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想要促进我国文化事业及文化产业的发展，其中一项关键任务就是必须要为文化经济社会培养出一大批既有艺术素养和眼光，又有管理、决策能力和创新思维的艺术管理人才，因此，我国高校艺术管理专业必须从质和量两个方面采取更加积极稳妥的发展策略，以促进其自身的健康持续发展。
首先，必须加强理论研究创新，明确专业学科属性。想要促进我国高校艺术管理专业的健康长远发展，就必须加强对艺术管理专业理论的研究与创新，倡导对艺术管理专业知识的学习与探索。社会对于艺术管理类人才的需求，是我国目前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必然。艺术管理专业在国外已经开设了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在我国也开办了十余年左右。目前，我国开设该专业或方向的高校已经超过百所，其中不仅有综合性大学，也有艺术类院校和财经类大学。但是，纵观这些高校已经开设的艺术管理专业，有的是按照普通类方式招生，有的则是按艺术类招生，招生方式的不同导致了生源水平的参差不齐，也导致了相关政府教育部门没有给艺术管理专业指定统一的培养目标与方案，这些因素毫无疑问地都是不利于我国高校艺术管理专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如果我国高校能够在艺术管理专业的学科归属问题上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这对于该专业的建设与发展将是具有关键性作用的。众所周知，艺术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方向主要趋向于艺术学学科，其旨在培养适应于我国当今经济文化建设领域，可以从事艺术创意与策划、艺术经纪活动、艺术传播以及艺术营销等方面的专业创意人才。艺术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具有突出的学科交叉性的特点，然而将其设置在艺术学院更为合适。艺术管理专业建设的基本方针应以艺术学为基础，以管理学为指导。基于艺术管理活动的复杂性特点，只有在充分遵循经济规律和管理规律的同时，又谨慎地遵循艺术活动的特殊规律，才能取得艺术管理效果的最优化。因此，只有坚持以艺术为基础，以管理为指导的基本方针，才能促进我国高校艺术管理专业的进一步繁荣发展。
第八届中国上海・日本昭和友好交流联合美术展在沪举办
由上海美协与日本昭和美术会主办的第八届中国上海・日本昭和友好交流联合美术展日前在上海美协创作中心东外滩艺术空间举办，展览共展出86件作品，日本昭和美术会和上海美协各组织43件作品参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充分体现出两地美术家在多元化文化语境下，对艺术的不断追求探索。在沪期间，昭和美术代表团一行21人还前往江苏同里、南京等地写生采风，并为上海美协主席施大畏颁发了日本昭和美术会名誉理事聘书。早在1984年，日本昭和美术会和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确立了联展互访的友好伙伴关系，形成长期友好交流展示机制，进一步增进了中日的文化交流。此后的20多年里，两地的美术家频频进行友好互访，多次举办了联合画展。
“海上・活力”首届上海青年摄影艺术大展圆满闭幕
由上海市摄协主办、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协办的《“海上・活力”首届上海青年摄影艺术大展》近日在上海图书馆圆满闭幕。本届青年大展是上海市摄协倾力打造的又一品牌项目，旨在发掘和培养上海摄影人才。本届青年大展参展对象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出“青年”定义年龄的14―34岁，并且是在沪居住和工作的、沪籍的在外工作和生活的具有中国国籍的专业和业余青年摄影人。展出的纪录类和非纪录类41组作品是从投稿者千余幅作品中遴选而出的。展览的优秀作品，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上海当今青年摄影的水准，体现了上海摄影后续人才的可塑性。为探索新的运作模式和市场机制，本届青年大展在开展过程中相继推出了为扶持青年摄影后续人才的导师模式与探索新的运作机制的策展人制，取得了良好的实效。另外，市摄协还积极与沪上著名画廊机构战略合作，在运作将青年大展的优秀作品进入艺术品市场。
2011“纸PAPERCUT”中德当代艺术作品交流展开幕
艺术学科体系由关于人类艺术实践的全部知识构成的。正如马采先生所说:“艺术学就是研究关于艺术的本质、创造、欣赏、美的效果、起源、发展、作用和种类的原理和规律的科学。这是艺术学的目的,同时也是艺术学的意义。”②整个学科体系基本内涵包括艺术史论和艺术创作实践与应用两大体系。
1.艺术史论体系
如果把艺术学科比作一幢大厦,那么艺术史论体系则是整幢大厦的基石。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实践活动,艺术属于社会历史范畴。它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变化与消亡。人类艺术史与人类社会史相伴相生。考古学的发现证明,数万年前的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了早期的艺术实践活动,直到今天,艺术实践在人类社会任何一个发展时期从未间断过,而且正在继续,并将一直继续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人类艺术史就是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超越万年的艺术史为人类社会留下了无比丰厚的艺术遗产,积累了极其宝贵的艺术实践经验,这些都为今天和以后的艺术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营养和思想资源,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因此,艺术史是整个艺术学科体系中的第一块基石。具体说来,中国艺术学科体系中艺术史部分主要包括带有一定普遍性的人类艺术通史,如中国艺术史、外国艺术史等;以及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门类艺术史,如中外音乐史、中国书画史、西方美术史、中外雕塑史、中外建筑史、中外戏剧史、中外舞蹈史、中外电影史等。艺术理论是在梳理和总结人类艺术史和艺术实践的基础上,对人类艺术实践活动的起源、本质、特征、功能等基本原理和规律的归纳、概括和抽象。艺术学理论体系主要研究艺术的本质、艺术的起源、艺术的分类、艺术欣赏与艺术批评等内容,具体学科包括艺术学原理、艺术美学、艺术哲学、艺术批评学、艺术类型学等。艺术史论体系奠定了艺术学科体系的基础,是整个艺术学科体系的血脉和灵魂。没有艺术史论体系,艺术学科体系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艺术创作实践与应用体系
艺术史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在梳理和总结人类艺术实践规律的基础上为艺术创作与实践提供理论借鉴和指导,进一步推动人类艺术实践的创新、发展和繁荣,进而创造出更多、更高质量的艺术作品,让人们在获得审美愉悦和艺术享受的同时,心灵得到净化,性情得以陶冶,人格更加完善。艺术史论研究最终要回到艺术创作实践中,没有对艺术创作实践与应用的关注,艺术史论研究就成了纸上谈兵、空中楼阁。如果说艺术史论体系是艺术学科体系建设的基础和逻辑起点,那么艺术创作实践与应用体系则是艺术学科体系建设的目的和旨归。具体而言,艺术创作实践与应用体系包括对音乐、舞蹈、美术、书法、设计艺术、戏剧戏曲、电影、广播电视艺术等各门类艺术创作规律、创作技法、创作方式的研究。
作为一个整体,艺术学科体系内涵包括艺术史论和艺术创作实践与应用两大体系。具体到每一个门类艺术学科,其内涵也主要由这两个部分组成。如美术学科体系里既包括中外美术史、文物鉴定与修复、民间美术研究等史论研究内容,也包括中国画、油画、版画、壁画、雕塑等美术应用研究与实践等部分相关学科。戏剧戏曲学科包含戏剧戏曲发展史论的教学与科研,以及为戏剧戏曲编导、表演舞台实践的教学与科研。前者是戏剧戏曲学的主导、核心部分,侧重于学习、研究中外戏剧史、戏剧理论、戏剧批评、比较研究,兼及剧场建设、舞台设计、戏剧管理,着眼于从案头艺术、舞台艺术、综合艺术等不同角度,对中西戏剧戏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后者是前者的衍生与辅助环节,包括剧本编辑理论与实践、戏剧导演理论与实践、舞台设计、灯光技术、化妆技术等具体内容。
艺术设计学科包括艺术设计史论和艺术设计创作及制作系统的教学、实践与研究。前者主要研究艺术设计历史脉络、艺术发展规律、美学流派表现、理论方法呈现等内容。后者主要包括艺术设计思维训练、三大构成规律的学习、设计素描、色彩课程的学习、专业方向课程的学习、设计实践类课程的学习等内容。电影学科包括电影历史及理论与电影创作及制作系统的教学、实践与研究。电影历史及理论系统,主要研究电影艺术历史、发展演变规律、美学思潮、理论方法等内容。电影创作及制作系统,主要包含电影艺术创作规律的探索和电影艺术制作技巧的提升两大范畴,涵盖了编剧、导演、摄影、美术、录音、剪辑、动画、管理等全部的电影制作部门。此外,音乐学、舞蹈学、书法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等其他门类艺术学学科体系内涵也同样主要由史论体系和创作实践与应用体系两大部分构成。
二、四大部类:中国艺术学科体系外延
艺术管理专业准确的学科属性定位是设立人才培养目标的前提和基础。作为一个新兴学科的艺术管理，只有给予它准确的学科属性定位，才能明确艺术管理学科的地位、特性和研究方向，才能够形成清晰的人才培养目标。艺术管理的学科定位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认识：
第一，从学科名称来看，艺术管理赖以形成的两个基础性学科是艺术学和管理学。而它赖以形成的两个学科都是交叉性学科，艺术学是哲学、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交叉，管理学与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有密切关系，同时管理又是由这两门学科交叉形成的，可见艺术管理是一个典型的交叉性学科。艺术管理既是管理学的分支学科，也是艺术学的分支学科；艺术管理既是社会科学，也是人文科学。其交叉性是艺术管理与其他管理学科最明显的区别之处。
第二，从学科研究内容来看，艺术管理研究的范围不在行政领域、不在金融领域、也不在司法领域，而在艺术领域内。然而，艺术管理不研究艺术创作过程，也不研究艺术中的审美规律，它侧重研究艺术中具体的艺术活动的计划、组织、协调和实施的动态过程，既有对非赢利性艺术团体开展的艺术展演的研究，也有对赢利性艺术机构艺术活动运营模式的研究。由此可见，艺术管理是一门具有较强应用性的学科。
综上所述，艺术管理是一门应中国艺术市场发展需要，在多学科交叉基础上形成的较强应用性的新兴学科，艺术学和管理学是其学科基础。
2 艺术管理人才应具备的综合素质
艺术管理是一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交叉性、应用型的新兴学科，特殊的学科定位决定了艺术管理人才不能只是某一领域的专才，而应具有全面的综合素质。艺术管理专业人才，首先，应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素养。由于艺术管理属于交叉性学科，学生不仅需要学习管理学理论，还要学习经济学、统计学、法学和计算机等相关学科知识；其次，由于艺术管理与其他管理学科在管理对象上的区别，艺术管理人才更应具有独特的艺术鉴赏能力；再次，艺术管理是以管理学为依托的应用型学科。它需要将管理理论、经验服务于实践，于是艺术管理人才更应具有全面的实际操作能力。因此，人们一般认为：“艺术管理者应有艺术创意者、创作者、策划者等职能，既应具有宽广的视野，又应具有细腻的、微观的创造能力；既应富有研究素质，又具有批评内涵；既应有理论修养，也应拥有管理运作的较高水平”。[1]
2.1 扎实的理论素质
任何专业的人才都需要具有完善的基础理论知识，扎实的理论素养是管理工作开展的前提和基础。从艺术管理专业的学科特点来看，艺术管理人才的理论素养，既应具有继承性和创新性，也应体现专业性和广博性的特点。首先，从继承性和广博性的特点来看，每一个学科的形成都不可能割断同过去的联系，相关的学科理论是过去、未来和现代的相互交织，每一个学科的当展都必须以前人的理论作为自己的基础，艺术管理人才需要从中国古代典籍和西方经典中汲取理论资源。同时，艺术管理又是在当代市场经济背景下出现的新兴学科，其研究对象具有时代性，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也应具有创新性，艺术管理人才应关注本学科的前沿动态，保持自己的学术敏锐度；其次，从专业性和广博性的特点来看，艺术管理管理学科的基础理论是管理学相关理论，艺术管理人才的理论素养需以管理学为核心。同时，艺术管理学又是一门交叉性的综合学科，在掌握管理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艺术管理人才更应广泛地掌握其他相邻学科的基础理论，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可以让艺术管理人才懂得艺术经济与市场的基本规律和运营方式；艺术学的基础理论，培养艺术管理人才的人文历史素养；法学的相关理论，使艺术管理人才能够充分理解和把握国家的相关文艺政策，遵守文化艺术的法律法规等，使艺术管理人才形成完备的理论知识体系。
2.2 独特的艺术鉴赏素质
艺术管理人才从事的策划、组织、经营等管理活动主要集中在艺术领域，艺术管理人才应具有独特的艺术鉴赏素质。艺术管理人才既需要掌握艺术发展史，也需要能欣赏具体的艺术作品；艺术管理人才既需要能欣赏传统的经典艺术，也需要能尊重新晋艺术家的创意；艺术管理人才既需要能发掘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也需要能予以其准确的市场定位。同时，艺术管理人才还需要能在掌握不同地区人们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推广相应的艺术作品。
2.3 全面的实践能力
从艺术管理的学科定位来看，它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战略性新兴艺术学科，具有跨学科性质，以艺术学为根基，以管理学为指导，在现有的经济与政策环境下，对艺术品与艺术机构进行操控，达到体现艺术内涵及功能价值与满足人们文化艺术需求有机融合的目标。[2]在学科定位基础上形成的艺术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既懂艺术，又懂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同时，由于基础理论知识和艺术鉴赏素养最终都体现在艺术项目的具体组织和实施过程中，所以艺术管理人才还应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包括对艺术项目的策划能力、项目组织和实施的能力、艺术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人际沟通能力，甚至还应具备初步的艺术创作能力。
3 艺术管理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
清晰准确的学科属性定位，指明了艺术管理人才应具备的综合素质，因而艺术管理人才的培养，也因围绕构建人才的全面素质展开，在夯实专业理论素养的基础上，围绕管理对象的特殊性，提升人才的艺术鉴赏力，培养出实践能力较强的复合型人才。围绕这一目标，具体的人才培养措施可从以下三方面展开：
3.1 夯实基础理论知识
艺术管理人才的理论素养是其综合素养形成的基础，艺术管理专业应把基础理论教学放在首要地位，以管理学作为主干课程。同时，开设经济学、法学、统计学等相关学科课程，尤其在本科低年级阶段更应多开设理论课程，夯实学生理论基础，为高年级时进行实践能力的培养奠定基础。另外，专任教师在课堂上结合案例讲授本学科理论知识，有助于人才形成系统的、逻辑性强的理论体系。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大学新生在入学之初，由于未对艺术管理专业形成完备认识，面对开设的多门不同学科的课程，会陷入专业定位不明的误区。这一方面，需要各院校在新生入学教育中对艺术管理专业的特色准确介绍；另一方面，更需要在课程设置中体现主次关系，以管理学课程为主干，在不同学年开设不同的管理类课程，如云南艺术学院艺术文化学院，在大一学年上学期开设的《管理学基础》，之后的各学期中再分别开设《行政管理学》《文化产业人力资源管理》《公共管理学》等管理类课程。在管理类主干课程基础上，再适当地进行其他相关学科基础理论课程的安排，如《文化产业概论》《民族文化学》《艺术法学》和《人力资源管理》等课程。
3.2 提升艺术鉴赏能力
艺术管理人才需要具有独特的鉴赏力，鉴赏力的提升涉及多个方面，尤其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美育在提高艺术鉴赏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美育属于美学研究领域，指通过培养和提高人才的感知力、想象力和理解力，使人才形成全面的审美心理结构。在学校内开设美育课程不但有助于提高鉴赏个体的艺术修养，而且能提高全校的艺术鉴赏水平。
（2）艺术鉴赏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历史、文化知识。只是看几部电影、欣赏几次画展、观赏几部话剧，是不可能从根源上提升人才鉴赏力的，如达?芬奇的绘画同他渊博的科学知识有密切关系；美国舞蹈家邓肯的舞蹈深受西方古典文化熏陶；台湾现代舞团“云门舞集”的舞蹈“水月”、“行草”和“竹梦”等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宁静、优美传递出来，对这些艺术的欣赏都需要有渊博、深厚的文化修养。因此，广泛的历史文化知识对艺术鉴赏力的提升有重要影响。由此可见，在艺术管理专业中开设中西文化导读、艺术鉴赏类课程的必要性。当然，文化知识的积淀也不是只靠死记硬背一堆艺术理论就可以获得的，真正文化修养的培养，应是学校通过教学活动的开展，使学生对重要名家、名作的艺术价值和独特意境都有一个全面和清晰的了解，不能只局限于本国的作品，如云南艺术学院地处西南，拥有丰富的民族艺术资源，我院在设置课程时更注重民族文化艺术类课程的开设，并且组织学生前往西双版纳等地，进行民族艺术的实地调研。
（3）艺术鉴赏力的提高，离不开对艺术基本知识和规律的掌握。艺术修养既包括对一般艺术理论和艺术史的初步了解，也包括对各个艺术门类和体裁的美学特征的熟悉，所以《艺术概论》和《艺术美学》类课程一般都是艺术管理专业的专业基础课。
（4）艺术鉴赏力的培养，也离不开大量鉴赏优秀艺术作品的实践。艺术鉴赏的实践经验很重要，如多听音乐可以培养乐感；多欣赏绘画可训练视觉美感；多阅读文学作品便逐渐具有了鉴别能力。然而，艺术院校在提供艺术鉴赏机会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每个学期校园内都有丰富的艺术展演活动，如云南艺术学院有的展演活动已经初步具有品牌效应，艺术管理人才在大量、经常地欣赏作品过程中，可直接提高鉴赏能力。
（5）艺术鉴赏能力的提高，更离不开生活阅历的。生活经验越丰富的个人，对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感受越深刻，艺术管理人才的生活阅历，更需要在大量的社会实践中积累。
3.3 多渠道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基础理论素养的培养、艺术鉴赏能力的提升，最终都要在艺术项目管理实践中体现。因此，艺术管理人才培养应在教学活动中把实践环节放在核心地位，将校内实践活动和校外的社会实践结合起来。
从校内实践活动来看，可将教学活动和学生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多层面、多方式地开展实践活动。在艺术管理专业的教学活动中，一方面，可以在课堂内适当加入实践环节，如专任教师可结合课堂的教学内容，调动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专任教师可以以团队形式设置课前的十分钟发言，发言内容与课堂教学内容直接相关；这既可以锻炼艺术管理人才的团队组织能力，也可以提高人才的语言表达能力，良好的自我表达是人际沟通的前提。同时，专任教师也可以开展课堂辩论赛、课堂法庭辩论、课堂艺术品竞拍等活动，这些实践教学可交由艺术管理人才全程策划、组织，并安排相关学生参与，既增加了教学活动的生动性，也锻炼了人才的策划能力和组织能力。另一方面，教学活动中更多的实践活动，需要在课堂外开展。为了加强艺术管理人才的实践能力，国内相关院校都进行了校内实践基地的建设，如“山东艺术文化学院于2010年建成‘艺术创意与策划实验平台’，侧重对文化创意、文化营销、文化会展、艺术市场、文化经纪等方面模拟训练以及实践锻炼……新疆艺术学院文化艺术管理系于2011年9月建成艺术项目策划与营销实验室；广西艺术学院的广播站、策划创意协会、戏剧社及人文学院‘梦飞扬’创意工作室等成为文化艺术管理系学生的校内实习基地。” [3]同时，云南艺术学院艺术文化学院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室一间，更在院内新设三个实训工作室――“ing”演出演艺工作室、“Ace”展览策划工作室和心理研究工作室，这三个工作室由相关专任教师负责，学生自愿报名加入，现已在老师的带领下参加了多个艺术展演项目的工作，尤其是在“ing”演出演艺工作室的负责教师杨洋自编、自导、自演的庭院话剧《问心》中，从主要演员到工作人员，都由“ing”工作室的学生全程参与完成。另外，“Ace”工作室的学生也负责完成了院内多个画展的策展、布展工作，这些实践活动在具体活动中提升了人才的专业实践能力，也在活动中发现了存在的问题，为艺术管理人才未来走向市场奠定基础。云南艺术学院艺术文化学院除设置了实践工作室外，还在每个学期安排了教学实践周活动。教学实践周一般分为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准备和操作阶段。艺术管理人才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创意策划案，然后根据策划案在校园内开展活动，如“创意市集”等；第二阶段，为展示阶段。艺术文化学院将对各团队的策划案进行评比，艺术管理人才将自己实践过程和成果以生动形式展示出来，最终获胜团队，将有机会代表艺术文化学院参加每年全国性的创意大赛。教学实践周的创意大赛是对学生实践能力的一次全面展现与考察，从中发现的问题也有助于对教学活动、教学内容的调整和修改。
王文章院长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保护文化多样性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受到了中法两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因为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文化遗产的认知，对于文化价值观的相互尊重，以及对于葆有人类精神、情感的丰富性和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阿尔诺・多德里夫秘书长在答谢辞中说，举办“中法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高层论坛”这种形式的文化合作能够加深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在尊重双方文化的不同和多样性的时候，应该学会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对方。希望通过邀请专家、艺术创作人员的方式和利用报告会、研讨会、进修和展览的机会来融合两国艺术人才，共同丰富我们的文化，发挥各自的文化艺术遗产价值，这些对于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开幕式上，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黄格胜和桂林市领导分别发表讲话，对论坛的举行表示热烈祝贺。开幕式后，中方专家代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著名画家范曾，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著名美术理论家邵大箴，以及法兰西学院艺术院阿尔诺・多德里夫秘书长和伊夫・米勒冈执行主席先后做了主旨发言。之后中法双方代表分别从各自学科和专业出发，就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中国艺术研究院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抢救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新世纪以来，在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中国艺术研究院又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包括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功申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在国内外举办大型展览和演出，研究、撰写和出版重要学术著作等，受到社会各界和国际舆论的充分肯定。2007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在法国巴黎成功地举办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节”，受到了法国各界和公众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
丝绸之路是世界最早开通的连接亚、欧、非3大洲的交通大动脉，也是一条最古老、最辉煌的人类“文化大运河”。但正式命名其为“丝绸之路”则是在19世纪70年代，由德国历史地理学家RICH-THOFENFVR［1］首次提出，他将古代中国从长安经西域到希腊、罗马的陆上交通网络称为“丝绸之路”(即德语“dieSeidenstrasse”)，其著作被译成英文版本后，“丝绸之路”(TheSilkRoad)这一代称被广泛使用。“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最早由国学大师饶宗颐［2］提及。
在汉语中，“丝绸”一词是“由含蚕丝纤维织成的纺织品的总称”，而英文中的“silk”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囊括了“蚕丝纤维”“丝线”“丝绸面料”及最后的“蚕丝面料制成品”。作为商品或者流通货币的“silk”(丝绸纺织品)，在经由海、陆丝绸之路的运输、交换、行销之后，大多会被进一步加工处理，最终成为穿在人身上的服饰，是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人们从物质流通到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广义的“服饰”意指装扮身体所用具体可见物品的总称，包含穿衣服、佩戴饰品、美容化妆等。丝路沿线各国的服饰艺术交流，不仅是简单的物质交换和艺术借鉴，其背后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动因，体现出一定区域族群内的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集中了科技、文化、艺术、经济、政治等诸多因素。将中国服饰文化的发展史置于丝绸之路视域下进行观察，可以清晰发现:正是由于丝路沿线各国在历史上频繁密切的服饰文化交流互动，促使中国服饰文化在传承、发展、演化的过程中能够不断地吸收大量优秀的异质文化因子，使中国服饰在形制、款式、面料、纹样等方面都呈现了不同以往的新面貌。因此，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丝绸之路服饰艺术交流”是丝路研究和中国服装史论研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课题。
由于以往诸多条件的限制，中国服装史多注重对本土服装的断代研究、民族区域性研究和个案分析，普遍缺乏国际化的视野和跨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体系。自“TheSilkRoad”的概念提出以来，世界范围内关于“丝绸之路”的综合研究已成显学，国内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更是方兴未艾。尤其自2013年“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等建设战略构想提出以来，国内外社会对于丝绸之路的关注度直线攀升，学界也迎来了丝路文化艺术研究的新机遇与新热潮。
笔者检索了中国知网有关论文篇目(截至2018年9月10日):共有丝绸之路各类综合研究成果论文信息24781条(1972—2018);丝绸之路文化研究成果2107条(1985—2018);丝绸之路交流研究成果518条;丝绸之路艺术研究成果193条(1981—2018，1981年前未见);丝绸之路纺织研究成果81条(1997—2018);丝绸之路艺术交流研究成果10条(1997—2018);而丝绸之路服饰艺术相关研究成果仅有5条(2011—2018)。尽管以上统计存在一定误差，但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目前关于丝绸之路的各类研究成果虽多，而针对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专门研究尚未引起国内专家学者的广泛重视。
2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相关文献综述
通过梳理丝绸之路相关研究成果中提及“服饰”和“文化艺术交流”的内容可知，自20世纪以来中外学界有关丝绸之路服饰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个两个阶段。1)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研究的铺垫阶段，其又可细分为两个时期:①20世纪60年代以前，这一时期主要是完成对丝绸之路概论性、整体性的研究，其特点是较为全面但深度有限，而以服饰为视角的研究成果鲜有发表;②20世纪60—80年代，这一时期的丝路研究向着纵深方向拓展，出现了更多断代史类研究和专题、案例研究成果，以服饰为视角的研究成果发表量开始持续上升，服饰的国际化交流研究开始被学界注意，比较性研究类的成果开始陆续出现。2)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研究的崛起阶段，其时间为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近30年，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相关基础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迎来了全新的学术契机，研究成果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2．1早期丝路历史研究成果中有关服饰和对外交流的部分
100多年以来，中国、德国、法国、瑞典、日本、俄国、英国、美国、印度等国家的专家学者陆续对丝绸之路进行研究，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切入，共同拓展着丝路研究的国际视野。早期有关丝绸之路或者中外文化交流、文化比较的研究论著中，一些学者对丝绸之路的服饰给予了篇幅不等的关注，为研究丝绸之路中外服饰文化交流进行了铺垫。
自1877年RICHTHOFENFV提出“丝绸之路”以后，西方掀起了一股发掘中亚腹地地理历史的探险热。RICHTHOFENFV的学生、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先对“丝绸之路”沿途诸国，特别是对中国新疆、西藏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并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著作《丝绸之路》。英国籍匈牙利探险家、地理历史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自19世纪末开始，先后在印度、克什米尔、伊朗、叙利亚、阿富汗及中国新疆、甘肃等进行了4次考古探险考察，重点研究了丝绸之路葱岭古道一线，出版的《古代和田》《西域考古图记》等详细记述了他的探险考察研究成果，其中《西域考古图记》［3］第22章翻译了斯坦因发现藏经洞绘画、刺绣、织物等的详细记录;第24章记录了千佛洞的织物。法国的东方学家保罗·伯希和，于1906年开始前往新疆喀什、图木舒克、阿库尔、克孜尔等地对佛寺和石窟进行考古发掘，其间发现了大批健陀罗艺术品及古梵文、龟兹文写本;1908年掠走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珍贵绘画3000多卷，还有大量纺织刺绣艺术品，拍摄了数千卷文献照片。保罗·伯希和一生著作等身，所出版的《马可·波罗行记注》《伯希和考古文献》等，即便是对当下学者开展古丝绸之路服饰文化交流研究仍具有极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1975年，日本学者加藤九祚和前岛信次联合编写了《丝绸之路事典》，是亚洲学术史上较早的丝路研究著作。此后的中国学界也陆续出版了多部丝绸之路古代资料汇编类文献，例如张星烺［4］集中梳理了17世纪中叶(明末)以前中外史籍中涉及中国与欧洲、非洲、亚洲西部、中亚、印度半岛等地往来互动的珍贵文献史料，并对其中部分地名和史实加以详述考释，书里汇集了诸多介绍域外国度服饰风土人情的史料。此外，吴丰培编纂的《丝绸之路资料汇钞》、牟实库主编的《丝绸之路文献叙录》等，均收录了与服饰相关的资料。
早期“丝绸之路与对外交流”的专题研究成果中，也有很多对研究丝路服饰文化交流具有极大参考价值的信息。向达［5］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概述中国与欧洲各国的交通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等［6］编辑出版的图集有详细的文物介绍，图版质量较好;冯作民［7］对罗马与东方进行纺织服饰贸易交流的详情进行了介绍;日本学者书上诚之助［8］对日本古典服用狩狮纹的丝路源流展开详述考证;沈光耀［9］在著作中介绍了丝绸之路海上与陆地贸易线路的形成及变迁，分析了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贸易国的经贸关系，对于了解丝路贸易历史背景有重要意义;常任侠［10］介绍了香料和装饰艺术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史。此外，周一良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编委会编写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缪良云的《中国历代丝绸纹样》等，均有论述中外服饰交流背景、轨迹及艺术表现的内容。另外，还有许多零星发表的学术论文，如日本学者高桥健自的《古代遗物所见大陆文化的输入》、陈竺同的《汉魏以来异域色料输入考》、李均祥的《中日羽衣传说之比较》等，对体现丝路服饰文化交流的案例进行了论证分析。
1987年以前有关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陆上丝绸之路范畴。1987年为了强调中西相遇时所产生的复杂文化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对“丝绸之路”进行国际性的全面研究，启动了“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整体性研究”项目，激发了全世界对丝绸之路的兴趣，也标志着丝路研究进入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新阶段。国内随即出版了一大批相关研究成果，如彭德清［11］、庄为玑等［12］、姜培玉［13］、吴家诗［14］及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15］、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6］等学者和单位出版的专著，对古代丝绸之路中外服饰交流的海上传播路径及情况展开概述性、整体性的研究。
2．2近30年来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相关研究成果
中国服饰文化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其所体现的文化对外交流、设计创新等都与中国本土文化软实力建设发展有着密切联系。近30年来，以服饰为视角的丝绸之路文化交融研究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特点。
2．2．1通论性研究。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建设推动了中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且无论从内涵还是从外延上都远超其本意。近30年来，学界有许多关于丝绸之路的通论性研究，其中有一些涉及到服饰文化的部分。
《中国丝绸之路交通史》梳理了丝绸之路公路交通网道的历史文献记述，以及各个时期交通与经济的因果、主从关系的变化情况，对研究服饰文化交流的地理路径提供参考［17］。李明伟［18］从丝路贸易史的角度展示了先秦、两汉至明清时期中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向和多向交流的相关史实，为研究丝绸之路的纺织服饰商贸活动以及由参与这些活动的外国商人所带来的异域服饰文明提供了直观素材。
还有一些中外学者在其专著中介绍了部分丝路沿线服饰史料的相关历史记载情况。例如:杨蕤［19］以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为研究对象，统计了中外历史文献所载中国五代、宋、辽时期诸蕃的朝贡情况和朝廷的回赐情况，对唐、五代、宋时期丝路所贡物品及外来物种进行统计及对照分析，其中涉及大量服饰品;薛爱华［20］引据古代汉文典籍，列举了唐代舶来服装及纺织材料、用以制作服饰品的宝石和金属、丝绸染料和化妆颜彩。服饰艺术交流的研究不同于概念假设和逻辑推演的纯理论研究，它是以具体服饰品对象为物质依托，建立在多方、多样、多层次交互的外延之上，从研究方法到学术视域都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学科交叉性与综合性。对此，刘瑜［21］指出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研究宜分作3个层次进行推进:①从服饰的物质性角度出发，考察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及地区具体的服饰款式、造型、设计、工艺等特点;②研究人与服饰共同构成的服饰穿着体系，包括人穿戴、搭配服饰的方式，以及服饰对人体的表现和规训等;③从服饰的社会性角度出发，着重研究各种体现服饰艺术交融的服饰现象与政治、经济、宗教、环境、生产力、艺术审美等社会因素的相关性。
这些通论性的研究成果，向人们展示出丝路沿线的异质服饰文化之间具有相互理解、吸纳、互鉴、衍生及创造发展的可能性。开展丝路服饰文化交流的系统性研究，旨在探求丝绸之路视域下，服饰装扮这一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行为方式，如何通过这条古代世界东西方之间最为重要的贸易和文化交流通道，在不同的地域、民族、宗教等条件下相互交流和影响;及“服饰”这一具体艺术形式在丝绸之路所涉的民族、国家、地域之间的异同和关联。
2．2．2专题性研究。丝绸之路服饰艺术的交流融合具有多向性和流动性。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服饰交流通过款式互仿、纹样互鉴、工艺互促、文化互融，互通有无，生成了一系列缤纷且独特的艺术表达形式。一些学者对体现在服饰上的综合艺术表达形式进行了专题性研究。
丝绸之路敦煌服饰艺术一直是学界持续关注的研究热点，是世界范围内敦煌学研究的分支。笔者在中国知网中检索“敦煌服饰”，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多达405条。西北边陲的敦煌莫高窟，地处中原王朝与西域少数民族政权的中间地带，自古就是丝路上重要的商品贸易和文化集散地，历史上此地居民和往来人员的国别及民族成分十分复杂，敦煌本地服饰艺术与外来文化的交融十分明显。
敦煌莫高窟拥有从北朝至宋元时期的壁画、文书、帛画等文化珍宝，其中包含着丰富而珍贵的服饰图像和文字史料。卢秀文等［22-23］对敦煌壁画中体现文化交流的服饰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郑炳林等［24］从少数民族服饰角度对敦煌地区的少数民族、统治过敦煌的少数民族和在敦煌营建过石窟的少数民族的服饰形象进行了专题研究，所整理的服饰图像及资料主要涉及匈奴、吐蕃、回鹘、鲜卑、党项、蒙古6个少数民族。2016年敦煌研究院出版了总计26卷的《敦煌石窟艺术全集》，其中第23卷“服饰画卷”按照供养人服饰、世俗人服饰、佛国人物服饰3大类，对敦煌石窟的服饰图像进行了整理和研究［25］;同类书籍还有敦煌研究院的樊锦诗、谭禅雪编著的《中世纪服饰》。
7—14世纪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帝国之一。唐朝与海外有官方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70余个，与宋元帝国有交往的国家和地区有140多个，针对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中外服饰文化交融的专题研究热点较多。7—8世纪，是中国唐代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最为兴盛的时期，异域风潮推动了中原服饰审美及款式结构等的变革，引领了当时的服饰风潮。针对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文献主要有:王若诗［26］从《全唐诗》的角度切入，通过研读唐诗中对当时服饰的描述，分析了唐代在丝绸之路影响下发生的诸如胡服盛行、时世装对胡服元素的吸收、异域舞蹈服饰的流行及民间服饰潮流变迁、新服装材料的引入等服饰新变。马勒JG［27］在其著作中较为充分地利用了世界各地发现的具有所谓西方人(胡人)特征的唐代塑像，并结合绘画以及文献记载，对塑像的类型、特征、年代、族属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其中涵盖了大量胡人服饰信息，对于研究唐时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及当时胡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服饰形象有较高参考价值。
10—14世纪，宋元服饰对胡服元素进一步加以改造，建立起中原服饰体系的新样式。张飚雪［28］认为胡服元素在宋代已经逐渐融入了宋人汉族服饰文化之中，部分胡服元素还成为朝廷官服的组成部分或者融入官服服饰设计之中;宋代服饰之中的上领、靴鞋、幞头、銙带均为经过宋人吸收创新之后形成的汉化胡服。李咏［29］针对民族文化交流对宋代服饰演变产生的影响及相关的知识内容进行了分析研究。13—14世纪朝鲜半岛高丽时期与蒙元王朝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金文淑［30］论述了高丽时期服装中的蒙元元素，讨论了这些服装在款式和称谓上对当今韩国常服的影响。位于伏尔加、顿河流域北高加索地区的游牧贵族墓葬中出土了一批13—14世纪中叶的服饰和丝织品，兹维思达纳·道蒂［31］对这一地区出土的服饰品、纺织品进行了组织结构分析，发现所出土的织物运用了中国传统的丝织工艺，认为其代表了蒙古时期较高级的丝织工艺水平。
当某种服饰符号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时，其会逐渐升级成一种社会服饰现象，而每一种服饰现象又可以被分解为具体实物、行为表现。学界对丝路沿线所出现的服饰现象也有很多专题性研究成果，如对希腊化时期丝路服饰流行“希腊风”现象的专题研究。几个世纪以来，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不断受到希腊风格东传的深刻影响，形成了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独特希腊风艺术，并在纺织服饰品、壁画和造像雕像方面都有体现。艺术史家称公元前323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去世到公元前30年罗马征服托勒密王朝为“希腊化时期”，也是马其顿希腊文明的“东方化”时期。这一时期希腊艺术文明沿着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在北非和西亚广泛传播。李京泽［32］指出，“亚历山大的东征开启了‘希腊化’时代，为古波斯与古希腊百年来的缠斗划上句号，但却是东西方文明下一轮更强烈的碰撞与交流的开始”。王蕴锦［33］对阿富汗希伯尔罕“黄金之丘”(Tillyayepe)出土的一系列服饰配件进行了研究，认为其属于希腊化晚期，所出土的日月星辰金垂饰、龙形飞翼双马神守护国王金垂饰、格里芬混合中国狮虎造型的金扣饰等黄金饰品体现了中国、波斯、西亚、中亚草原等的多元艺术要素，显示了当时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技术手段和审美，并反映出深层次的传统民族文化信仰之间的交流。
被希腊化的西亚人给印度西北部一小块边界地区带来了希腊式佛教艺术，在犍陀罗地区许多服饰都留存有模仿希腊罗马式样的痕迹。希腊文化随犍陀罗艺术继续向东传播，最远一直传播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城邦诸国，且在同时期的中国佛教壁画、雕塑中也有体现。早在19世纪末，西方探险家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城就发现了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希腊风格壁画和艺术品。陈晓露［34］、赵艳［35］、满盈盈［36］等对“丝绸之路佛教服饰的希腊化”这一专题展开较为详细的分析论证。
17—18世纪欧洲服饰流行“中国风”的现象，当时的欧洲服饰艺术表达呈现出对于中国文化极大的好奇和向往。修·昂纳［37］针对这一现象考察了从中世纪至18世纪西方艺术家和工匠对东方的认识以及他们的表达方式。王洪斌［38］从全球史视角出发，以东方奢侈品为代表的物质文化“西进”现象为切入点，对东方文明在英国文明转型发展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行了分析。王洪斌认为来自东方的丝绸等奢侈品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运输进入英国市场，逐渐为英国人所接受，改变了英国人的服饰观念，由此掀起的“中国热”对英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在纺织和服装制造等行业。IMPEYO［39］认为“中国风产生于欧洲人对东方的幻想，对相关物品的收藏始于好奇心，后来才逐渐转变为对美的关注”。迈克尔·苏利文［40］指出:“对18世纪欧洲艺术品味的研究已经表明，当时欧洲人受到中国艺术的影响比他们自己意识到的要深刻得多。”袁宣萍［41］对这一服饰现象以及体现当时中国风与巴洛克、洛可可服饰纹样设计相融合的典型实例进行了分析，指出欧洲人利用中国元素进行服饰表面装饰以追求异国情调的表达，但缺乏对这些元素的深层研究。
透过对这些专题研究成果的深入考察，能够深切感受到丝路服饰艺术互联互通、和而不同的文化共生精神。
2．2．3案例性研究。除了上述专题性的研究成果外，还有一些研究是从服饰品的物质性角度切入，结合文献记载与新的考古发现，考察并分析某一具体服饰品上所体现的丝路文化互动。
韩香［42］以波斯锦与锁子甲为例，指出这两样物品均产自西亚波斯一带，是随着中西交通丝绸之路的展开，传播并且影响到内地的服饰文化。陈习刚［43］以唐代胡腾舞者“葡萄长带”的服饰装扮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葡萄长带”的丝路源流及与宗教间的关系等。赵胤宰［44］通过高句丽的“鸟羽冠”捕捉其与丝绸之路的交流信息。古代朝鲜半岛国家的冠饰材料在沿着丝绸之路的古代遗迹中多有发现，赵胤宰认为高句丽的“鸟羽冠”为研究服饰史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线索，“鸟羽冠”作为证明当时朝鲜半岛和丝绸之路之间联系的证据，透过它可以了解到丝绸之路沿线各地区和古代朝鲜半岛之间的交流情况。茅惠伟等［45］针对丝路沿线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多次出现的百衲织物进行研究，采用文献结合实物的方法，从形制与类别、材质与技艺、起源与蕴意、流变与兼容4个方面，对丝路沿线考古出土、民间使用、文献记载和博物馆收藏的各种百衲织物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百衲织物很可能是在东西方各自独立的文化体系下产生的，但随着丝绸之路的延伸和文化交流的深入，丝路沿线各文明有了复杂联系，各自独立的百纳织物共同朝着形式美的方向发展，最终成为丝路织物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阿米·海勒［46］通过对拉萨大昭寺藏银瓶上的人物服饰、纹样以及工艺进行探讨，认为其是吐蕃王朝时期(但在松赞干布统治期之后)藏族艺术家融合西亚、中亚及唐朝的多种艺术风格而制作的杰出作品。
这些服饰品案例看似细小琐碎、零星四散、相互独立，但若将其置于丝绸之路文化视域下进行考察，就能够发现其产生、流行与演变都有着内在的关联。这些已发表的案例性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实验性探索，提供了多种可以借鉴的研究路径和论证体例，为进一步研究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打开了新的视野。
3以往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从国内外已发表的服装史论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对于“丝绸之路”上“silk”的关注更多集中在“蚕丝原材料”和“丝绸纺织品”上，而对“丝绸服饰品”的关注度则相对较弱，基础研究呈现出“重纺织、轻服饰”的现象;同时，较之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于陆上丝路服饰艺术交流的研究成果远超海上丝绸之路，系统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与服饰文化交流”的学术成果鲜见，基础研究总体上呈现出“重陆丝、轻海丝”的现象。
如文中第2节所述，目前国内外学界以“服饰”为视角的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研究成果多以论文的形式散点出现，或者穿插在其他学科研究论著的间隙被提及、带过。这些成果为开展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深度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学术基础和理论支持，但迄今为止，尚缺少图文并茂、逻辑严谨、学理性强的丝绸之路服装史论综合研究体例，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这一研究领域中比较系统化的服装史专著暂付阙如。丝路沿线许多国家可以用于服饰研究的出土和传世的服饰实物、雕塑、典籍、古代绘画等珍贵资料还没有被充分的挖掘和利用，许多独具丝路特色的服饰文化交流路径和交融历程等尚且眉目不清，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梳理和完善。
近年来，丝绸之路艺术研究已经上升为中国社科类新一轮的学术研究热点，这一领域未来或将形成新型交叉学科———“丝绸之路艺术学”。而中国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起始和途经国和现代世界范围内“一带一路”框架体系建设的发起国，有望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并开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艺术学研究新领域。
立足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未来学界对以服饰为视角的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研究有往更纵深方向拓展的趋势。例如以图文互鉴的方式重新发现历史信息间的有机联系并对其进行服装学学理阐释，开展以图像、图解和图示的方式补充国内外现有文字和实物资料的图志研究等。通过广泛搜集国内外相关图、文及实物资料，发掘体现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服饰艺术相互交流与相互影响的各类服饰品与服饰现象并对其进行系统整理及剖析，加强国际间相关的学术交流，逐步建立起丝绸之路服饰艺术研究资料数据库，逐步开展按照服饰艺术门类进行的系统化比较研究，逐步勾画出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历史图志。
中国传统艺术具有丰富的抽象形态，但如何把中国的文化问题导入到当代的视觉审美之中，这是一个问题。从国际视野审视，抽象艺术已不再作为一种艺术问题，说明这一艺术形态已成为一种成熟的艺术门类。但在中国当下，抽象艺术尚有许多值得重新认识的理由，因为，我们的当代艺术发展过程没有与世界同步，在认识方式，思维方法以及艺术呈现方面，需要更广泛的交流。西方的现当代艺术的发展，是与西方哲学思想和科技的发展轨迹相吻合的，是与抽象思维相联系的，这一点可以在众多的西方现当代艺术流派中清楚地看到，其艺术方式是建立在形而上的抽象逻辑中的。也就是说西方的思想史与艺术呈现是相互交叉或彼此影响的。这一点使得西方的艺术家们，在艺术语言的探索方面得以极大的空间。而我们却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没有行进在国际现当代艺术的进程中。因为中国的美术教育是不太重视这一点的，这与教学方向有关。所以，当改革开放大开国门时，我们面对西方文化时，只能是被动地经历了排斥、接受、模仿、跟风这样一种被动、没有根基的过程。当然，经过艺术家长期的努力探索，当下的中国呈现出了一些具有中国语素、文化指向与语言创新的艺术佳作，但从整体审视，出现了后劲不足的状况。我国的艺术教育很少将抽象艺术作为一门课程，也较少地对抽象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分析，较为缺乏对这一问题的理性认识和客观态度，还存在着对抽象艺术一定程度的模糊认识。这些状况，是促成《雕塑》杂志为什么要再次追问“抽象”这一问题的原因。鉴于此，《雕塑》杂志从2011年就开始举办“全国抽象雕塑高级研修班”，至今已连续举办了5届，相应的抽象雕塑展也已经举办了3次。这是一个全国范围的，连续性的学术活动，是一个具有学术使命的坚持、坚守。从中可以体会到当下艺术家，对于抽象艺术思维方法如何把握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其实，举办研修班的目的，不仅仅是对于抽象艺术有一个系统的把握，更重要的一点是从形而上对抽象思维和方法做一种认识。因为抽象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而不仅仅是方法论问题。
对于抽象艺术，长期以来始终被认为是外国的艺术方式，这是一种误读，因为无论是中国的哲学还是文学艺术，均充溢着高妙的抽象思维。抽象思维，自古有之，我们应以客观的态度来认识这一问题，用科学的方法论来重新建构中国的抽象艺术。《雕塑》杂志的所为，是对于抽象艺术，更深一层的道理是对于认识论问题，方法论问题，所进行的具有反思意义的探索！
二、对“诗性・介域”的阐释
抽象的思维过程，是主观意识活动的过程，这种艺术是一种脱离于自然对象外观的艺术表现形式。为什么将此次当代抽象雕塑展命名为“诗性・介域”呢？因为抽象艺术所呈现出的形态具有引发受众自由想象的审美空间，这种想象是富有诗性语素的。而诗性是艺术创作的源泉，抽象思维的训练正是为了更好地培养艺术思维。这一点也便是将此次抽象展冠以“诗性”的缘由。
交叉是我们当代艺术和当代科学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灵感源泉，一种学科一旦踏入另外一个领域必然会产生交叉，产生新的逻辑关系，出现新的学科。抽象是舍弃事物非本质特征、抽离事物本质特征的一个综合过程，所以，它具备了跨领域、跨学科的可能性。因此，与“诗性”相联结的“介域”便是引导我们的思想介入到一种新的认识领域，去进行新的创造。所以，本次抽象雕塑展览以“诗性・介域”为主题。这个命题是对抽象艺术特质和艺术创新问题的追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