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史论文篇（1）

水利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水利是现代农业建设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是生态环境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统，水利事业的规划和发展，不仅事关农业农村发展，而且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仅关系到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而且关系到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①清至民国水利碑刻是了解曲靖地区水利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物质载体，记录了这一时期曲靖水利设施的概况，水利纠纷的处理原则，用水的规则。水利碑刻提供的信息为今天曲靖水利建设和改革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鉴。这是本研究的现实意义。研究清至民国时期曲靖水利碑刻文献，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尽管水利史，特别是水利社会史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但是，以往水利史研究往往局限在水利发达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抑或是华北和江南地区，对西南地区，特别云南地区，水利史研究较为薄弱，因此，通过水利碑刻资料，对曲靖地区水利史的研究，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水利与曲靖地区的社会变迁，进而扩展到云南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同时，可以为反思中国“治水社会”和“水利共同体”理论，提供现实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本研究可以丰富中国水利社会史的研究。

2 清至民国曲靖水利碑刻文献收集与整理研究的现状

水利碑刻既是水利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又是水利史的研究内容。国内学界对水利碑刻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水利碑刻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水利碑刻见于新中国成立前的旧方志，如，《新纂云南通志》、《续云南通志长编》、建国后各级政府编纂的地方志和水利志中，如马宁主编的《中国水利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6）、云南省水利厅《云南水利志》、《昆明水利志》，专门的碑刻资料有《河东水利石刻》、《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云南名碑名塔》、《楚雄历代碑刻》、《宜良碑刻》等，具体到曲靖地区有《曲靖地区水利志》、《陆良水利志》、《师宗县水利志》、《曲靖文物志》等。另一方面是借助水利碑刻资料进行水利史，特别是水利社会史的研究。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行龙主编《环境史视野下的近代山西社会》（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田东奎著《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董晓萍、（法）蓝克利著《不灌而治：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献与民俗》（北京：中华书局，2003），代表性的论文有胡英泽“凿池而饮：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民生用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2辑）、赵世瑜“分水之争：公共资源与乡土社会的权利和象征――以明清山西汾水流域的若干案例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张俊峰“明清以来晋水流域之水案与乡村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行龙“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读书》2005年第8期）、钞晓鸿：“灌溉、环境与水利共同体-基于清代关中中部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等，涉及曲靖水利研究的有《民国年间云南曲靖恭家坝水利纠纷》、《元明清云贵高原水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变迁》，上述研究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条件。

国外学者关于水利碑刻的研究，除了进行资料收集，如由白尔恒、蓝克利、魏丕信主编的《陕山地区水资源与民间社会调查资料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更多是以水利碑刻为载体进行水利史的研究，美国学者卡尔?魏特夫提出的“治水社会”观点（《东方专制主义―对于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以此观点为基础形成了很多成果。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学者在继承和批判魏特夫治水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水利共同体”理论，并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出现了一系列论文，相关成果见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亚纪书房， 1974 年）。

上述国内外研究成果为本课题的开展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其不足之处在于，研究的区域局限于黄河流域的华北、长江流域的江南，而对地区西南的曲靖鲜有问及，同时，其侧重于常态研究，多集中在水利工程、水利建设等传统水利史的研究上，对于非常态下“水利社会史”的研究，尤其是水利纠纷的研究提及较少，这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3 清至民国曲靖水利碑刻文献收集与整理研究的内容

本研究循序渐进地探明以下三个问题：

①“有什么”的问题，即清代至民国时期曲靖水利碑刻资料的概况；

②“是什么”的问题，即通过分析清代至民国曲靖水利碑刻资料，了解曲靖水利建设和发展情况，进而分析曲靖社会变迁；

③“有什么用”的问题，即清代至民国时期曲靖水利碑刻的当代价值。

本研究的研究内容包括：

①清代至民国时期，曲靖地区（主要范围包括富源、沾益、麒麟区、陆良、马龙、会泽、宣威、师宗和罗平）水利碑刻的分布情况；

②水利碑刻的内容特点；

③清代至民国时期曲靖水利社会史研究；

④清至民国曲靖水利开发和建设的当代价值。本研究通过运用新材料，即通过收集到的碑刻资料分析曲靖水利建设，并采用新方法，即利用实地调查和文献查阅相结合的方法，较为客观准确地反映曲靖水利建设情况。

本研究试图得到的主要观点是：

①清至民国曲靖的水利，特别是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②水利建设不仅重视经济效益，还关注社会效益；

水利史论文篇（2）

① 本篇“兼论今本《史记·河渠书》的真伪”。

一、两种截然相反的记载

传世文献中关于漳水十二渠最早的记载，见于《吕氏春秋·乐成篇》：

民不可与虑化举始，而可以乐成功。……魏襄王与群臣饮酒酣，王为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史起兴而对曰：“群臣或贤或不肖，贤者得志则可，不肖者得志则不可。”王曰：“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史起对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门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与不忠不可效也。”魏王无以应之。明日召史起而问焉。曰：“漳水犹可以灌邺田乎?”史起对曰：“可。”王曰：“子何不为寡人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为也。”王曰：“子诚能为寡人为之，寡人尽听子矣。”史起敬诺，言之于王曰：“臣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虽死藉，愿王之使人遂之也。”王曰：“诺。”使之为邺令，史起因往为之。邺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与歌之曰：“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

这是说漳水十二渠为史起所创，时间是在魏襄王执政时期，亦即公元前318年至公元前296年之间。东汉初班固编纂《汉书》，在《沟洫志》中承袭了《吕氏春秋》的说法。稍后崔寔在东汉桓帝初年著《政论》，再一次提到了这种说法。①以上几种记述可以作为“史起说”的代表。

《吕氏春秋》载史起指斥西门豹“漳水在其旁”而“弗知用”，可是今本《史记·河渠书》的记载却与此截然相反，谓“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西汉元、成二帝之间褚少孙补《史记·滑稽列传》，记西门豹以“滑稽”之举而惩治巫俗，又兼及其引渠溉田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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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平御览》卷七五地部引佚文，三五一页，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宋本。

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豹往到邺，会长老，问之民所疾苦。长老曰：“苦为河伯娶妇，以故贫。”豹问其故，对曰：“邺三老、廷掾常岁赋敛百姓，收取其钱得数百万，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与祝巫共分其余钱持归。当其时，巫行视小家女好者，云是当为河伯妇……张缇绛帷……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数十里乃没。……民人俗语曰‘即不为河伯娶妇，水来漂没，溺其人民’云。”西门豹曰：“至为河伯娶妇时，愿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来告语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诺。”

至其时，西门豹往会之河上。……曰：“呼河伯妇来，视其好丑。”……豹视之……曰：“是女子不好，烦大巫妪为入报河伯，得更求好女，后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妪投之河中。……邺吏民大惊恐，从是以后，不敢复言为河伯娶妇。

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当其时，民治渠少烦苦，皆不欲也。豹曰：“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给足富。十二渠经绝驰道，到汉之立，而长吏以为十二渠桥绝驰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驰道合三渠为一桥。邺民人父老不肯听长吏，以为西门君所为也，贤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长吏终听置之。故西门豹为邺令，名闻天下，泽流后世，无绝已时。

魏文侯是魏襄王的曾祖父，西门豹被任用为邺令是在魏文侯二十五年，亦即公元前421年，①比史起出任邺令要早一百年左右。褚少孙又把灌渠的水源记为“河水”，与《河渠书》的漳水不同。东汉人王充，约略与班固同时，其所撰《论衡·率性篇》述此事云：“魏之行田百亩，邺独二百，西门豹灌以漳水，成为膏腴，则亩收一钟。”对于邺地田顷的评价与《吕氏春秋》完全一样，但开渠人却由史起换成了西门豹。《后汉书·安帝纪》记载元初二年(公元115年)“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仍然是把西门豹视为漳水十二渠的始创者。以上几种记述可以作为“西门说”的代表。

上述两种记载本互不相容，因为《吕氏春秋》不仅把漳水十二渠的始创者记为史起，而且还直接指斥西门豹未能浚引漳水灌溉农田。可是西晋左思著《魏都赋》，铺叙邺城景物，在描述漳水十二渠时，却曲为折中，谓“西门溉其前，史起灌其后”②，硬是把两种截然相反的记载，调和成前后相继的两件事情。汉晋人作赋，以大量叠垒排比事项为能事，对于历史事实本不必过分拘泥，不能要求他一定要考稽出西门豹、史起二说孰是孰非。对于这样令人费解的旧事，左思如此折中弥和，完全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自此以后，凡论及漳水十二渠史事者，却几乎无不踵袭其说，把左思作赋所采用的权宜性处理办法，视作固有的历史事实，这是左思所始料不及的事情。在这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记述，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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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四四《魏世家》，一八三九页，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 《文选》卷六，一一页，中华书局影印清胡克家覆刻宋本。

昔魏文侯以西门豹为邺令也，引漳以溉邺，民赖其用。至魏襄王以史起为邺令，又堰漳水以灌邺田，咸成沃壤，百姓歌之。①

其后直至清人梁玉绳著《史记志疑》，仍旧固持此说。②现今水利史学界和历史学界一般也都是沿用这种调和的说法，普遍认为漳水十二渠为西门豹所首开。在水利史学界，如王涌泉、林观海等人合著《黄河水利史述要》(1984年出版)、姚汉源著《中国水利史纲要》(1987年出版)等，都持这一观点。在历史学界，如杨宽著《战国史》、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等，都是同样处理这一问题．水利史专家姚汉源先生虽然撰有专文，试图探讨这一问题的真相，可是他明知两说不可调和，却未能判断孰是孰非，结果仍旧含糊其辞，两说并存。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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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水经·浊漳水注》，《四部备要》本，卷一，六页。案《水经注》下文紧接着就引及左思《魏都赋》述漳水十二渠“墱流十二，同源异口”之句，显然直接受到了《魏都赋》的影响。

② 见《史记志疑》卷一六，八二二页，中华书局排印《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奉。

③ 姚汉源《西门豹引漳灌溉》，载水利电力科学院《科学研究论文集》，第12辑，第1版，水利史专辑，73～85页，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2。

二、论“史起说”之不可动摇

“史起说”根本排斥所谓西门豹引渠之说，因此，只要能确认史起首开漳渠一说，就可以得到开凿漳水十二渠的真相。我想从如下三个方面来说明这一问题。

第一，一般来说，文献记载越接近于历史事件所发生的年代，其可信程度越高。因此，如果没有其他明确、有力的证据，在两说歧出的情况下，人们只能择取先出的说法，这是治史的基本原则。吕不韦招徕门客编纂《吕氏春秋》，成书于秦始皇初年，上距史起修渠的魏襄王时期，不过六十年上下时间，差不多可以说是当代人记当代事，何以会凭空杜撰?吕不韦门下有食客三千，来自九州列国，其中自然也不乏魏国旧民，这些人自应更为熟悉本国旧事。《吕氏春秋》赖“其客人人著所闻”而成书，①像漳水十二渠这样的魏国故事，即应得自魏人所见所闻，因此所记更为可信。

姚汉源先生虽然说史起、西门豹两说之是非不易遽断，但他事实上偏倾于西门豹一说，故谓《吕氏春秋·乐成篇》所记开凿漳水灌渠事，系因兴修郑国渠遇有阻抑，“有为而发”，所以，“不能排除有意歪曲附益的可能”。今案《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吕氏春秋》书成之后，吕不韦将其“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又岂能肆意无中生有，指是为非，编造满纸胡话?难道包括来自魏国故地的“诸侯游士宾客”全都蒙昧可欺?姚氏的猜想看来有悖于情理。

清人梁玉绳也否认史起开渠说，其理由是《后汉书·安帝纪》和《水经注》的记述都与《史记·河渠书》相同，谓西门豹首开漳渠。案今本《史记》之“西门说”诚然有后世的记述相印证，但前文所举班固《汉书·沟洫志》和崔蹇《政论》的记述，又何尝不能印证《吕氏春秋》的记载?因此这样不加分析甄辨地引述后世的记述，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更不足以否定《吕氏春秋》的记载。

第二，《吕氏春秋》记述史起首开漳渠，起因于魏襄王令群臣效法西门豹的为人，而史起则直接指斥西门豹守邺时不知利用漳水来灌溉当地的“恶田”，结果弄得魏襄王哑口无言。西门豹为魏国名臣，其事迹战国时人韩非即屡有称道，②魏襄王既然令群臣效法其为人，自然不会不了解他的政绩，若漳水十二渠确为西门氏所开，襄王焉能一无所知?史起又何以敢公然欺诳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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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二五一页，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 见《韩非子》之《难言》、《观行》、《外储悦上》诸篇，一一二页，一一四五页，一一五一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书局刊《二十二子》本。

第三，《史记》、《论衡》等记西门豹开渠史事，具体情节多与《吕氏春秋》所记史起修渠事契合。如渠道的数目均为十二；再如渠道初开时均受到百姓抱怨，渠成获利后又都相与庆贺，即所谓“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又如均谓开渠之前魏人行田百亩，邺以田恶独为二百亩，开渠后使之成为膏腴之地(按：《史记》今无行田数额，但《论衡》有之)。这说明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后人“歪曲附益”的可能。西门豹是一代名臣，除前举《韩非子》、《史记》、《论衡》诸书之外，《战国策》、《淮南子》、《说苑》等书也记有他的事迹，①确实如褚少孙补《滑稽列传》所云，是“名闻天下，泽流后世”。而史起的行止则仅见于开挖漳水十二渠一事，并且除了《吕氏春秋》之外，也绝不见载于东汉以前的其他史籍，与西门豹相比，可谓无名小卒。后人附益往古史事，一般只会把无名小卒的行事附益到人所共知的名人伟士身上，而绝不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如果说二者相互附益，那么只能是把史起的事迹附益成西门豹的功绩，而绝不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

根据如上三点，我认为史起开渠说根本无法动摇，而确认了这一事实，也就不能不排除西门豹开渠的可能。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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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战国策》魏策一，七七八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淮南子·人间训》，一二九一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书局刊《二十二子》本；《说苑·政理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诸子百家丛书》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抄本，五十五页。按：清人马国翰辑《玉函山房辑佚书》，谓《国策》、《淮南子》及《说苑》诸书所记西门豹事迹，即出自《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下的“《魏文侯》六篇”之中。

② 清人钱大昕《廿二史考弄》卷三即持此说，《丛书集成》本，48页。

三、论“西门说”之不足信据

“西门说”最早出自今本《史记》，后人之所以固持此说而不敢置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分崇信《史记》的权威性。其实《史记》的记载本身就极为矛盾，《滑稽列传》和《河渠书》所记内容的真实程度也大可推敲。

首先，十二渠的水源，《滑稽列传》记为河水，《河渠书》则记为漳水，二者迥不相同。在唐宋以前，“河水”或“河”一直是特指黄河，史籍中绝无例外；而《滑稽列传》中所提到的“河伯”，则是专司黄河的水神，屈原《九歌》“河伯”一章，吟咏的就是这尊河神。如《九歌》等文献中所见，河伯的游处之地是“九河”、“河之渚”，或是河源“昆仑”，总之都在古时称作“河”或“河水”的黄河干流之中，并非随意到处游荡的散仙。所以《滑稽列传》所记“河水”只能是特指黄河，不可能是漳水的别称或讹误。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下游干流曾流经邺县东侧，所以当地会有因“河水”泛滥而为河伯娶妇的习俗。今本《史记》如此矛盾的记载，说明所谓西门豹开渠之说，在产生之初本十分混乱；而如此混乱的说法，则可以说明它很可能缺乏真实的依据，更像是出自后人附益。

那么，是否有可能西门豹确曾开凿过引黄河灌溉渠道呢?就文献记载本身来说，如果用《吕氏春秋》的记载来否定了《史记·河渠书》的西门豹引漳说后，确实并不能排除西门豹有开渠引河的可能，但是从地理形势上来考察，却可以完全排除这种假设。因为黄河下游水势汹涌，泥沙含量极高，直接浚引干流，不仅极为容易壅塞，在汛期也根本无法控制住其进水量，必将引起河流溃决改道，所以即使是在后代也决不敢贸然在下游干流上引渠灌溉(运渠因有下行水道，情况不同；另外后代的引黄淤田和放淤固堤也都与农田灌溉性质不同)，战国时大型水利灌溉工程还刚刚兴起，如《滑稽列传》所云，邺县以东的黄河干流时常泛滥成灾，西门豹又怎么能在黄河上引渠?况且《滑稽列传》云秦汉驰道经过西门豹引河十二渠，秦汉驰道在黄河西岸，这里地势西高东低，根本不可能引黄河水西行。

推寻其缘由，西门豹引河之说的产生，当是后人既然把开凿漳水十二渠的功绩附益到西门豹身上，而西门豹又恰恰有在黄河岸边惩治河伯娶妇陋习的事迹，传说当中便把两件事情连缀到了一起，于是“漳水十二渠”也讹变成了“河水十二渠”。

《史记·滑稽列传》所载西门豹史事出于褚少孙所补，此点殆无疑义。褚少孙在补述《滑稽列传》时首先交代说：

臣幸得以经术为郎，而好读外家传语，窃不逊让，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编之于左。可以览观扬意，以示后世好事者读之，以游心骇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释所谓“外家传语”云：“东方朔亦多博观外家之语，则外家非正经，即史传杂说之书也。”今余嘉锡先生撰《太史公书亡篇考》，承袭此说，并进一步发挥说：“外者对内言之，古人重其所学，则谓之内。褚先生通《鲁诗》，又以治《春秋》高第为郎，故以经术为内，以诸子传记为外也。此外家传语，即谓太史公列传耳。”①然而《汉书·艺文志》列《太史公书》等史传于《春秋》类中，说明秦汉人是把史传视同六艺“经术”，不应将其贬抑为“外家杂说”。

“外家”一语尚别见于褚少孙补《滑稽列传》之东方朔传下：

东方生名朔，以好古传书，爱经术，多所博观外家之语。

东方朔“依隐玩世”，以好为“奇言怪语”而著称。②褚少孙述东方朔行事，云其“多所博观外家之语”；他自己虽补续《史记》多篇，而独于《滑稽列传》中称“好读外家传语”，并云因此而续补“滑稽之语”，以令后世“游心骇耳”；这说明所谓“外家传语”必与奇闻逸事相关联，其词语或可耸人听闻，其事项却未必尽属史实。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下收录有诸子十家，而谓“其可观者九家而已”，近人姚明煇撰《汉书艺文志注解》，云所谓“可观者九家”，是在十家之中除去最末一家“小说家”，所说甚是。③因为班固在删取刘歆《七略》而编纂的《汉书·艺文志》中，谓小说家者流乃“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故“君子弗为”。所谓“外家传语”，应即此等“街谈巷语”，故往往歪曲附益，以讹传讹，不尽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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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9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1月。按：据本文自序，《太史公书亡篇考》一文写成于1941年。

② 《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二八七四页，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③ 见姚明煇《汉书艺文志注解》卷三，一四一页，上海，上海大中书局民国二十二年第15版。

褚少孙补《滑稽列传》，记有“王先生”助北海太守奏对一事，系于武帝时期。而这实际上是宣帝朝所发生的事情，《汉书·循吏传》中有远为清楚的记载，不容置疑。褚少孙所记，显然失实，梁玉绳《史记志疑》早已有所指摘。①余嘉锡先生著《太史公书亡篇考》，虽然竭力辩白人们对褚先生所补《史记》的责难，但是对于这一点也无所置喙。“王先生”与褚少孙几乎是同时人，褚少孙所记尚且如此谬误，足见其所依据的“外家传语”绝非信史，只能是流传于街头巷尾的齐东野语。

桓子《新论》谓小说家乃“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②《荀子·正论篇》谓宋子自云“率其群徒，辨其谈说，明其譬称”，故有《宋子》之作，③而《汉书·艺文志》正把《宋子》收录在小说家下；可见尽管小说家也不乏可观之辞、可采之言，但往往只是摭取道听途说来设为譬喻，用以耸动听闻。这与褚少孙、东方朔所涉览的“外家传语”，何其相似!

《汉书·艺文志》谓除小说家之外的诸子九家，皆为“六经之支与流裔”，可与“六艺之术”齐观，说明独有小说一家，与经术相乖违。《汉书·艺文志》又谓小说家之外的诸子九家，皆出自宫师，故“犹逾于野”。唐颜师古释“野”为“外野”。小说家虽然也有出自“稗官”之说，但如余嘉锡先生所释，此“稗官”实指“天子之士”，职在“采传言于市而问谤誉于路”，所以小说家才会是取自“街谈巷语、道听途说”。④这与官师传承有绪的其他九家治政之术相比，自然应属“外野”之言，也完全可以称之为“外家传语”。

既然褚少孙续补《滑稽列传》，所依据的资料本来就是野老传言，不尽可信，那么《滑稽列传》中与《吕氏春秋》等记载相背戾的西门豹开挖引河十二渠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难于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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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志疑》卷三五，一四五六页，北京，中华书局排印《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本。

② 《文选》卷三一江文通拟李都尉《从军》诗李善注引，中华书局影印清胡克家覆刻宋本，四四四页。

③ 《荀子·正论篇》，三三三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书局刊《二十二子》本。

④ 见《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265～279页，《小说家出于稗官说》。

至于《史记·河渠书》所记载的西门豹开渠之说，来源比较曲折，需要从今本《史记·河渠书》的真伪谈起。

近人崔适在清末所著《史记探源》中认为，司马迁所撰《河渠书》等八书原文早已亡佚，今所见“八书皆赝鼎”，其中自《律书》以下包括《河渠书》在内的六书，“皆后人取《汉书》诸志补之也”。余嘉锡先生不赞同崔适的看法，但仅断然贬斥之为“非常异义可怪之论”，①未做具体的辩驳。余嘉锡先生固然为一代硕学鸿儒，见识往往过人，但学术之事需要平心静气地加以探究，轻率地嗤笑讥讽并不能解决问题。崔适《史记探源》诚然颇有不经之谈，但是起码就《史记》八书的来源这一问题来说，他的看法却并非毫无道理。因此后人并不都像余嘉锡先生一样看待崔适的见解。1954年，曲颖生先生在《大陆杂志》上发表《史记八书存亡真伪疏辨》一文，②重又补充、发挥了崔适的观点，论证《史记》八书都出自后人补作，其中《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等则是直接录自《汉书》相应各志。限于本文的主题，这里仅就今本《史记·河渠书》与《汉书·沟洫志》的关系，略事说明如下。

《河渠书》与《沟洫志》前一半文字基本雷同，所以二者之间必然有所因袭，这是人所共见。由于司马迁《史记》纂修在前，班固《汉书》成书在后，所以一般人都认为自然是《汉书》因袭《史记》。然而仔细斟酌今本《史记》，其文句有绝不可通者，又有绝然谬误者，假若不是妄人抄录《汉志》以续《史记》佚篇，这些情况都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崔适仅断定《河渠书》乃“录《汉书·沟洫志》而去其‘自郑国渠’以下”，未做具体说明。曲颖生先生则是通过比照两书的歧异之处，就其优劣来判断其因袭关系。唯曲氏所论尚有未至肯綮之处，而且如果假定《汉书·沟洫志》成书在后，那么它对于《史记·河渠书》的旧文也理应有所订正，所以仅仅从逻辑上来讲，《河渠书》之劣于《沟洫志》之处，未必就一定是改窜《沟洫志》所致。只有认定其文字之悖谬断非出自司马公之手笔，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对比《史书》、《汉志》，可见凡二书有重大歧异之处，均属此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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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2页，《太史公书亡篇考》。

② 台湾《大陆杂志》第9卷，第12期。

(甲)《汉志》：

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川、云梦之际，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淄济之间。于蜀，则蜀守李冰凿离[上“崔”下“十”]，避沫水之 害，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百姓飨其利。至于它，往往引其水，用溉田，沟渠甚多，然莫足数也。

《史书》：

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浪，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

这一段内《史书》“通鸿沟江淮之间”，《汉志》作“通沟江淮之间”。鸿沟在河淮之间，未达于江，《史记》作“鸿沟”显然有误。但如梁玉绳《史记志疑》所见，此“鸿”字很可能是因上文有“鸿沟”而误衍，不一定出自后人改窜，故可置而不论。其他若《汉志》“沟渠甚多”，《史书》作“以万亿计”，也于文义无碍，无需深究。唯《汉志》“至于它”，本是承上启下之语，即谓在汉代以前，除前述以航运为主而兼作灌溉之用的渠道之外，其他专为灌溉农田而开挖的渠道为数甚多，但不值得一一列举，故下文仅举述漳水十二渠和郑国渠，以反映其一时盛况。今《史书》作“至于所过”，则下文所云引水溉田之渠就成了前文自鸿沟至成都二江诸渠，而这些运渠之兼用于溉田，前文既已言之凿凿，何须如此重复?况且前文已一一列举当时所开航运渠道，何以得云“莫足数也”?这样扦格不通的文字，断然不得诬为司马公手笔，必定是后人妄录《汉志》以补《史记》，因不明文义而妄加改窜所致。其牵率所及，又不能不把《汉志》下文“往往引其水用溉田”(指引川水开渠溉田)，妄改为“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指引运渠水人灌溉渠道，增益灌溉渠道的水量)，以通畅其说，结果欲盖弥彰，更显出其绝然背戾上下文义。

(乙)《汉志》：

汉兴三十有九年，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于是东郡大兴卒塞之。其后三十六岁，孝武元光中，河决于瓠子，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泗。上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

《史书》相应部分除“其后三十六岁”作“其后四十有余年”之外，其余大致相同。汉兴三十九年为文帝十二年，亦即公元前168年，《汉书》本纪谓是年“河决东郡”。酸枣为陈留郡属县，与东郡毗邻。颜师古注《汉书》，谓酸枣河决时所溃“金堤”，“在东郡白马界”，说明这次河决的地点是在陈留、东郡二郡之间，可能决口不止一处。《汉书·文帝纪》的记载，可以印证“汉兴三十有九年”河决酸枣一事准确无误。由此下延“三十六岁”，为汉武帝元光三年，亦即公元前132年。《汉书》本纪谓是年春“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人渤海”，夏“河水决濮阳，泛郡十六，发卒十万救决河，起龙渊宫”。瓠子在顿丘、濮阳两个县治之间，所以顿丘、濮阳之间的这次决徙，与《沟洫志》所记瓠子河决当同为一事，足证《汉志》所记信而有据，《史书》“四十有余年”之说则为谬误。河决瓠子，事在司马迁出生之后，而且是汉武帝一朝中的大事，后来汉武帝亲赴现场指挥，才堵塞决口，并在龙口上修筑宣房宫作为纪念。这一事件也是《史记·河渠书》记述的重点所在，故《太史公自序》云“维禹浚川，九州攸宁；爰及宣房，决渎通沟。作《河渠书》第七”，他又怎能如此含混而又错误地记述其发生时间，却对文帝时河决酸枣一事有准确的记载?必定是妄人取《汉志》以补《史记》时故为造作，才会出现如此明显的讹误。

(丙)《汉志》：

于是卒塞瓠子，筑宫其上，名曰宣防……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灵轵、成国、沸渠引诸川，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胜言也。

《史书》除多出《汉志》列在下文的六辅渠(别称辅渠)并比《汉志》少列成国渠和湋渠，作“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诸川)”之外，其余文字与《汉志》基本相同，只是在末尾多出了“然其著者在宣房”一句话。塞瓠子、筑宣房宫是除水害，而不是兴水利，所谓“用事者争言水利”，讲的都是“穿渠溉田”或“陂山通道”之事，与筑堤障水无涉，何以突如其来地冒出“然其著者在宣房”这样不明不白、没头没脑的话来?太史公何以昏聩至此?这显然是后人在妄自截断《汉志》时，为照应《太史公自序》中“爰及宣房”一语，故施障蔽，岂知反而露出了马脚。

至于今本《河渠书》篇末“太史公曰”一段议论，乃是改窜《太史公自序》而成，曲颖生先生已有论述。①其中如“禹疏九江”等语，全然出于妄人向壁虚造，与前述《河渠书》本文之种种荒唐文字正如出一辙。

凡此种种，足以证明今本《史记·河渠书》绝非出自太史公手笔。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凡《史记·河渠书》与《汉书·沟洫志》有重大差异之处，都是《汉志》正确而《史书》非妄。退一步讲，即使不存在《史书》袭取么汉志》的问题，假定今本《史记·河渠书》仍为司马公旧文，也完全有理由相信，班固对《史记》的修正，似应据有充分的根据。由此可以推断，《史书》、《汉志》记载截然相反的漳水十二渠史事，《汉志》的记载应更为可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补续《史记》者同样可以妄作“太史公曰”之议论，如前人论定班固时即已亡佚的《礼书》、《乐书》等篇，今本不仅——具存，而且也都附有此等议论，可见不足以借此论次《史记》诸篇之真伪。

前文已经叙述，《汉书·沟洫志》记载漳水十二渠事，完全承袭了《吕氏春秋》的说法，其中提到魏国本行田百亩，邺地因地恶而独为二百亩的情况；《史记·河渠书》则仅简略地记为“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一句话，根本没有提及行田百亩或二百亩的问题。可是刘宋裴驷撰《史记集解》，却引述行年稍早于他的徐广著《史记音义》云：

徐广曰：《沟洫志》行田二百亩，分赋田与一夫二百亩，以田恶，故更岁耕之。

此语显然是针对魏国行田数额而发，然而今本《史记·河渠书》却根本没有与之相应的本文。《史记集解》单刻八十卷原本早巳佚失不存，今所见者皆散附于《史记》当中，已非本来面目。由于《集解》这段话无所附丽，所以就被放在了今本《河渠书》末尾“太史公曰”云云之后(“太史公曰”更未谈及行田数额)，这显然是不得已的办法。日人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谓《集解》此语当为郑国渠灌区“收皆亩一钟”的注解，但《河渠书》此节同样没有谈及行田数额问题，亩收一钟是高额产量，与行田二百亩更没有任何联系，故泷川氏此言亦不足为训。

徐广作《音义》，自然不会脱离《史记》本文而无的放矢，所以他和裴驷据以作注的《史记》，至少《河渠书》中这一部分内容与今本是大不相同的，其中必然如《汉书·沟洫志》所记，载有史起论魏国行田亩数的议论。只是行文或略有出入，可能未明言邺地行田二百亩，而记为“魏地行田百亩，邺独倍之”之类的话，所以徐广作《音义》要引述《汉书·沟洫志》“行田二百亩”的话来印证这一说法。由此看来，徐广所见旧本《史记·河渠书》不仅没有西门豹开凿漳水十二渠之说，而且它也同《汉书·沟洫志》一样，记有史起开渠的详细经过。

那么徐广、裴驷等所见《史记·河渠书》是否为太史公原文呢?我认为并非如此。因为今本《史记·河渠书》多附有裴駰《集解》，并且不止一处引用过徐广《音义》，特别是篇尾的“太史公曰”之下，也列有一条针对会稽“太湟”的《集解》，内容是引述徐广《音义》所列异文。如前所述，今所见《史记·河渠书》全篇皆录自《汉书·沟洫志》，其“太史公曰”云云是后人妄自点窜增饰《太史公自序》而来，而徐广《音义》对此“太史公曰”之语已有注释，说明徐广等所见已是后人妄补的内容。只是最初依据《汉书·沟洫志》补缀而成的《史记·河渠书》，仍一如《汉志》旧文，记有史起开渠的具体经过，却根本没有提及西门豹也曾有过开渠之举。由此再进一步推论，把《河渠书》史起开渠史事改窜为西门豹所为，自当出自徐广、裴驷之后。

在徐广、裴驷之后，之所以还会有好事者来窜改漳水十二渠史事，当是由于褚少孙所补《滑稽列传》，初即附人《太史公书》本文，①其中既然已有西门豹开渠之事，固然与据《汉志》补缀而成的《河渠书》相抵牾，于是便有好事者妄自削足适履，去其扦格。初不知褚少孙所补《滑稽列传》，本不足为信，其所言河水，又与漳水绝然不容相混淆，可惜枉费许多心思，仍旧与《滑稽列传》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至于东汉王充《论衡》和安帝诏书中所述西门豹开渠一事，则应与褚少孙一样得自“外家传语”，不会有什么可信的依据。至少与《吕氏春秋》和《汉书》的记载相比，在关于漳水十二渠这一问题上，它并不具有任何说服力。

水利史论文篇（3）

20世纪以来，科学的发展使人类的认识进一步向宏观领域和微观领域发展。就水利事业而言，主要依靠工程技术治水，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水利与社会，水利与经济、水利与环境的密切关系愈来愈强调灾害研究要扩展自己的视野。研究领域的扩展呼唤新的研究方法。为此，科学家纷纷深入传统学科的交叉地带，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成为当代科学发展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其中水利科学与历史科学的交叉和融合进一步显现了科学研究的活力，拓展了研究领域，提出了带有普遍意义的宏观论证方法，即“历史模型”的理论方法。

（一）物理和数学模型的优势与局限

最古老的科学方法之一是观察。它是在天然条件下对认识对象的直接研究，即所谓“仰观于天文，俯察于地理”。但是，观察常受条件限制。当生产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逐渐掌握了通过仪器和设备，在人为设定的条件下获取科学认识的方法。其中模型实验提供了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手段。它既可以简化、激化或延缓客观过程，又可以重复再现和模拟客观过程，从而得到在天然条件下难以获得的科学认识。从原型出发，简化和抽象出模型；反过来，研究模型可以提供对原型的解释。水利科学常用的模型实验主要是物理模型和数学模型。

模型实验能够近似地从本质上表现原型的结构、功能和种种内在和外部联系。因而，可以比较有效地得到对对象本质的理解。但是，模型实验在建模过程中，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不得不忽略一些次要的因素，而着重强调某几项主要边界条件的作用。而那些被忽略的因素对总体效果的影响程度，有许多是我们迄今无法确切掌握的。因此，某些复杂问题的定量研究，有时也只能得出定性的结论。尤其是对中尺度的地学问题和宏观的灾害问题的研究，由于影响因素扩展到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以往的模型难以准确反映原型。

（二）“历史模型”方法的提出

重视整体性和广泛联系是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传统。197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比利时物理、化学家普里高津指出：现代科学的新趋势“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归纳”，他呼吁将“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整合研究自在系统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高度评价了中国古代科学思维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从灾害研究来看，不仅与灾害直接相关的自然科学各分支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而且，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对它的影响也密不可分。因此，学科间的交叉渗透不仅在自然科学各分支内部进行，而且也在社会科学和水利科学之间进行。因此如果我们把历史水灾及防洪实践（包括相关的自然地理变化）看作是在千百年来的历史原型上的实验，即几何比尺和时间比尺都是1:1 的模型实验，如果我们的研究能在考证、鉴别的基础上将水灾和治水史实构成一种抽象的思想模型，由此分析推演，无疑将能够对今人关心的有关问题给出解答。因此，我们将服务于当代水利和灾害研究的历史研究方法形象地称之为水利的“历史模型”。可见，“历史模型”开辟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新途径，从而增强了我们研究和解决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有密切关系的某些宏观问题的能力。

利用历史文献解决现实问题的作法古已有之。早在2000年前，我国古代科学家已经根据日蚀、月蚀等天象记录来制定历法；利用历史物候资料来确定节气；依据历史灾害的统计规律来制定国家物资储备政策等卓越的科学实践。竺可桢利用历史文献对古代气候演变规律的研究在国际上获得高度评价。

如业内人士所知，长江1870年的洪峰流量10.5万m3／s 和黄河1843年洪峰流量3.6万m3／s及其重现期的研究结论，已实际成为三峡和小浪底水利枢纽的设计依据。那么，它是物理模型研究的成果，抑或是数学模型研究成果？都不是，它是历史模型的成果，即通过对历史洪痕和文献记载来分析和建立模型，再通过水文水力学计算进行“实验”来确认。古代记载和现代技术的结合使原来只有100多年的水文实测资料，被延长了大约10倍。我国由于有大量的水文现象的历史记录，内容之丰富为各国所羡慕，直接应用本流域的水文历史记录，进行历史水文的复原和定量研究，它的经济效益是难以估量的。可以认为：它是实际降水和实际河道的1∶1历史模型实验的结果。当然，它是在“历史模型”提出之前的成果，开历史模型应用之先河。

二、“历史模型”的应用及其优势

“历史模型”研究方法提出于1985年，此后，应用这一方法取得了多项公认的成果。“历史模型”的研究方法所擅长的领域大致可以分作两个方面。一类是历史自然规律的研究（包括基本不受人类活动影响的自然演变，例如天文、气象、潮汐、地震等；也包括受人类社会干预的自然变迁，如环境、水灾等）；一类是历史治理经验的探讨。

（一）自然历史现象和规律的研究

如下是三个研究实例：

1. 近2000年三峡大型岩崩滑坡的研究

三峡水库库区是岩崩滑坡的多发地区，由于地质现象的成因和发生机制目前仍难以清晰判断，历史模型研究在长江三峡大型岩崩和滑坡的研究中，显示了不可替代的优越性。研究者系统查阅了有关的历史文献；对宜昌至云阳区间的岩崩和滑坡地带进行了三次实地踏勘；并参考了有关地质资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历史论证报告。报告阐述了此前2000年间三峡地区大型岩崩滑坡的基本情况，对本区今后可能出现的类似地质灾害，在地理分布、发生诱因、可能的规模和频率等方面，提供了一个实在的参考，成为预测它们对工程施工、今后的运行以及城镇和航运安全影响的依据。“历史模型”取得了地质理论分析所难以做出的成果。

这项研究发挥了如下作用：第一，当1985年新滩大滑坡见诸报端，总理和部长办公室先后要国家防办迅速提出背景情况。主管长江防汛的总工程师依据本报告做出明确答复；第二，本报告的结论为地质专家重视，并被长江三峡论证专家组收入《地质地震专题论证文集》；第三，地方主管部门根据本报告补充了地质钻探资料，并修改了秭归县城的搬迁位置（原规划新址在1368年楚王城滑坡体平台上）

2. 岷江流域洪水风险分析

岷江流域有时序较长洪水灾害记载，尤其是18世纪以来的水灾史料更为翔实。我们首先筛选和鉴定资料，将文字资料转化为数据，然后建立量化模型，在计算机上实现了水文学常用的频率分析法进行水灾频率分析，最终提出了岷江流域的洪水风险评估。这一历史模型与水文模型相结合的水灾风险分析方法避开了从研究洪水到研究水灾的迂回，直接切入水灾风险研究，对于流域范围的区域防洪规划和致灾因素复杂情况下的洪水风险评估是适用的，结论客观和可信度较高，研究成本也很低廉。

本成果作为风险图绘制的主要方法已被收入国家防办编制的《洪水风险图绘制纲要》。

3. 荆江河床淤积研究

’98长江洪水量级小于1954年，尤其是在同一流量下，1998年比1954年各站水位分别提升0.5-1.5m的现象引人注目。那么，是否由于河道淤积导致水位升高呢？一种是否定的回答：据长期观测资料，长江干流的河槽没有淤高；一种是肯定的答复：根据来自沉淀在古建筑物上的、古文献中的、以至河相沉积层中的历史信息，显示近千年来荆江河床是有淤积的。举证如下：

第一，荆江大堤建成后，堤内滩面淤积基本停止，而堤外滩面仍在不断落淤，清初以来的350年左右，（堤外滩面）一般淤涨3～8m；

第二，荆江河漫滩上年代愈老的垸子，相对高程愈低，漫滩相的粘土、亚粘土愈薄；反之，年代愈新的垸子，高程愈高，粘土与亚粘土愈厚；

第三，对古墓葬、古建筑等的考察，认为近5000年来荆江洪水位上升达13.6m，其中荆江大堤建成后的800年间上升速率最快；

第四，荆州万寿塔400多年来被堤防填埋8m多。

历史研究计算了14-19世纪的600年间，荆江淤积速率约为每年0.7cm。虽然历史研究的定量计算精度不高，但所依据的资料却是坚实的。综合比较以上4项数据，可以看出，计算所得江道淤积速率相近，年代越近淤积速率也越大。

水文测验和历史考证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我们无法怀疑水文测验的结果，但为使直接影响防洪规划的河床淤积问题的论证颠扑不破，，至少还应回答为什么古代有淤积，而当代没有淤积的问题。

以上研究实例说明，由于自然界和人类活动对自然的改变都处在运动之中，事物发展的阶段性表现为随时间推移矛盾激化、缓和、调整和再出现。在这里时间是关键要素，是用以阐发事物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坐标。因此研究事物的全过程，通过长时序历史资料的统计分析，有助于认识规律性和预见未来。

（二）治水思想和水利法规的历史研究

古代水利技术已经过时，但是治水方略、水利规划思想的科学光芒没有消失；此外，灾害研究也需要通过历史考察，分析社会 水利 社会 水利的互动作用下的规律和演变趋势，并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现举出以下两例为证：

1. 自然灾害的双重属性与防洪方略的历史研究

防洪方略的确定，首先要基于对洪水灾害实质的科学界定。直到目前，世界各国都把洪水灾害定义为自然灾害。由此出现一个矛盾的现象：防洪工程能力提高了，水灾频率及其损失反而加大了。我们从历史研究得到的认识是，灾害具有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洪水是致灾因子，社会是承灾体（其负面影响也会成为另一种致灾因素）。只有过大的洪水如果没有侵犯生命和财产，并不足以构成灾害，因此，要减轻灾害损失，必须既针对灾害的自然属性，通过工程手段防止灾害发生，又要调整人类社会的发展去适应自然，才能有效达到减轻灾害目的。由此可见，将近几十年和前几十年相比较，既然洪水量级和发生概率相差不多，那么水灾损失大幅度提高的主要原因，当然不是自然条件的改变，而是社会因素的变迁。历史的研究表明，减灾的努力至少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提高工程防洪能力；二是调整社会以适应洪水。中外水灾史的对比研究有助于我们将洪水灾害放在更为广阔的时间和空间来认识，并扩展了我们防范和减轻灾害的思路，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由此而得到了国家防办的重视，并合作完成“21世纪中国防洪减灾方略的初步研究”。

2. 完善“防洪法”的建议

由于洪水灾害影响巨大，牵涉不同行政区划和自然地理区划的安全和利益，它们之间有时在防洪调度上存在矛盾。因此，尤其需要以法来统一协调各方权益和维护整体利益的大局。在减灾社会化的推行中，要依法办事。《防洪法》于1998年颁行，当年即在长江和松花江防洪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在修订时加以完善。例如，总则第七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蓄滞洪区予以扶持；蓄滞洪后，应当依照国家规定予以补偿或者救助。”但是，目前所划定的将近100个蓄滞洪区本来就是经常发生洪涝灾害和经济落后地区，开辟为蓄滞洪区，就是从整体防洪需要出发，在防洪规划中以牺牲局部不发达地区而保障更大范围的发达地区的措施。因此，为保障蓄滞洪区的有效利用，必须对蓄滞洪区内的经济开发和人口生育实施控制，这是需要首先明确的。至于蓄滞洪区内现有居民如何脱贫致富，那是需要解决但又应以别种方法加以解决的问题，而不能违背蓄滞洪区的根本任务，舍大而就小。以在1954年大水中成功实现防洪调度，在保障江汉平原和武汉市安全中发挥重大作用的荆江分洪区来说，由于此后忽视规范蓄滞区的建设和保护，区内安全建设缓慢，致使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背离了蓄滞洪区的基本要求。1954年区内人口仅17万，到1998年区内人口已增加到51万，现有社会固定资产已增加到50亿元。再发生大洪水时，由于区内外发展差别不大，使得荆江分洪区的应用变得十分困难，形成投鼠（分洪）忌器（启用蓄滞洪区）的局面。

又如《防洪法》第9条规定，“防洪规划应当服从所在流域、区域的综合规划”，当然，防洪是为保障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应当服从区域综合规划，但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时是否也应照顾到防洪的需要呢？未见说明。否则，制订防洪规划可以服从综合规划，但洪水是否就当然地随之服从区域发展规划了呢？近些年大水的事实证明了这一条的缺陷。当然，制订规划时一定提出了保障规划实行的条件，其中关键性的条件恐怕是通过兴建工程提高防洪保证率。如前所述，利用工程手段防洪是可以达到减少灾害和灾害损失的目标，但要抑制灾害损失的增长，还必须通过调整社会以适应自然来达到。这是古今中外防洪减灾实践已经证明的事实。

由以上实例可以看出：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暴露出本来似乎不相干的多种事物之间的深层次联系。研究对象与其影响因素往往构成一个大系统，因此，难于通过实验或计算直接求解。然而，历史上的水利和水灾既包括相关的地理演变等自然因素在内，还直接受到政治、经济、法律等条件的影响，显现出多种制约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通过历史模型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领域的问题，有着独到的优势。 三、“历史模型”的特点和应用前景

以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而著称的英国哲学家培根说：“历史使人明智，诗歌使人灵秀。”历史思维是人们进行创造性活动重要的思维训练。这种智慧的培育对于科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历史模型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发展的综合的思维方式。可以比较有效地避免学科单一的局限和依赖纯经验的判断。

“历史模型”和“物理模型”、“数学模型”都是科学研究的手段，都是根据已知的边界条件，把握其中主要的、本质的影响因素，模拟和预测事物发展的未来，都可以取得定性和某种定量的结论，这是它们的共同点。但是它们之间也有区别：①“历史模型”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宏观问题，例如环境变迁、历史水灾、治水思想、管理体制、水利规划等；而“数学模型”和“物理模型”则是微观研究的手段。它们分别在各自的领域里表现出自己的优势；②“历史模型”擅长复原以往千百年时间里的历史状况，便于揭露在长时序中所显现出来的事物运动的规律和特点；③在软科学领域，诸如减灾科学、环境科学等领域，由于历史是实际发生过的，并且所展现的是有多种自然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下的整体效果，因而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和生动的说服力；④一般来说，“历史模型”的研究成本低廉。以历史水文研究为例，取得的前数百年的洪水极值资料，与当前为取得每一年的水文资料投入的经费相比，只是九牛一毛。

可见，和“数学模型”、“物理模型”一样，“历史模型”既有自己独到的优势，同时也有着自己的局限性。正确认识它们各自的特点，对于选择和使用这些方法是重要的。

中国有详细文字记载的历史长达两千多年。尤其是明清以来多达 8 000多部的地方志，还有完整的政书、国家档案，提供了地域上几乎遍及全国，时间超过500年的资料系统。这些优越的条件为运用“历史模型”解决多因素复杂问题创造了条件，而某些成果精度也不会低于理论计算值。这是我们对灾害研究为什么需要“历史模型”研究方法的基本认识。

今天，虽然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是古代不能企及的，但人们对现实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却远远没有完结，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科学每前进一步，再回过头来看历史，也总会有新的发现和新的理解。可以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古老的历史学科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它又为历史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比过去先进的方法和手段。换句话说，科学的发展非但不应该排斥历史，相反地，把历史的经验和信息科学化，正是科学所要完成的重要课题。历史发展没有止境，人们为丰富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而进行的历史研究也没有止境。

主要参考资料

1、竺可桢，“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人民日报》，1954年8 月 27日。

2 、沈怡编著《黄河问题讨论集》，1971，台湾商务印书馆，34页。书中选载曾受聘两度来华考察的美国专家费礼门教授于1926年致沈怡的信：“昔人有言：失败者，成功之母也。……愈是有识之士，曾于有千余年历史之中国治河问题下过一番研究功夫者，必将愈为迟疑，不敢随意作批评。盖中国历史中有许多事实必须首先熟悉也。”

3、佐藤俊朗∶“我平素认为搞科学就得首先研究历史，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这种想法也许有一点可笑。但是，我们所搞的学科是在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其中存在着历史的重要性。……象我们这样从事以大自然为对象的科学领域里，还不可能科学地分析一切自然界所特有的条件。也就是说，经过实践与没有经过实践会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认为必须以历史为基础进行研究。近代科学的某些方面不能脱离历史。换言之，把历史与经验科学化，正是科学所要研究的内容。”引自《黄河の治水と利水》，载（日）水利科学，26(1)， 1982。

4、高桥裕，关于水利史研究的通信，载《黄河史志资料》，1989年1 期第32页。

水利史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TU-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07)08-0033-03

济南自1986年被国务院批准公布为第二批部级历史文化名城，历近20年，我们一直在探索着一条适合泉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的道路来。随着济南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步伐加快，出现了诸如有传统特色的城市文化与特色风貌在逐步消失；历史文化遗产及周围环境遭到建设性破坏；基础配套设施严重不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缺乏等问题。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的今天，如何处理好社会和经济发展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已迫在眉睫。

1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济南社会、经济发展关系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我们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就是促进城市全面发展。王景慧先生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弘扬》中非常精辟阐明：“城市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有上千上万人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城市的经济要发展，设施要改善，生活水平要提高，要实现现代化，不能把历史文化名城当成博物馆使之凝固起来。所以要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既要使城市的文化遗产得以保护，又要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改善居民的工作生活环境”。

我们既然承认城市是一个“有机整体”，那么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揭示了“适者生存”的道理，任何有机生物必须适应生存环境向前进化，而且有机生物进化不可能抛弃原有基础，而是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而逐步进化，有机生物的进化既要适应环境、也不可能超越环境，城市作为有机整体，其发展如同有机生物进化一样，既不抛弃原有城市社会、经济、文化基础，进行有机的新陈代谢，又得适宜地持续发展。而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文化的载体。

济南的发展既应该是对历史有机的继承和延续，更应该是适应现代趋势对旧城市的更新和完善，一句话既要继承和延续济南历史的文脉，又要按现代化的要求适宜持续发展。因此可以肯定说“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隔裂历史的突变对历史是一种伤害，对未来也是一种损失”。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国内外的经验已经表明，越是现代化的城市越重视保护其历史文脉，越是历史文脉深的城市越有魅力，因此，保护好济南历史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好现代济南人的生活质量，就是保护好促进城市发展的一种特殊资源。

济南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从开始只是简单的维护不利用或者只是按原使用功能利用，比如千佛山的兴国禅寺、洪楼教堂等；而后是将部分历史文物改变其使用功能，比如建立李清照纪念馆、山东大学西校区内的近代建筑用于教学设施等；再后是将历史文化遗产作为旅游资源，为济南创造效益；现在济南的历史文化遗产应该有新的用途一“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城市历史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作为城市建设的‘文化名片’。……以吸引外来投资”。济南要持续发展，历史文化遗产也要逐步发扬光大，利用好历史文化遗产这一特殊资源，使其成为体现城市特色的重要途径，将会促进济南的社会、经济发展。

2　济南的历史文化遗产现状，保护中的主要问题

济南虽然有独具特色的城市风貌，但因地处交通要塞，上世纪50年代以前受战争影响，历史文化遗产遭破坏严重，又经“”摧残，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建设性”的破坏就更加严重；近几年来，济南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从专家学者到领导、市民都从不同角度对济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问题进行了诸多探讨，取得了一些共识，在实际做法上也有一些新的举措和慎重的行动。但是目前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仍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2．1传统特色文化与城市特色风貌逐步消失

几十年来，代表济南特色的传统文化逐步消失；“中华老字号”称号的商家，至少有三成已经消亡，最具特色的城市风貌诸如：“齐烟九点”、“佛山倒影”、“鹊华烟雨”等也在遭到破坏，“九点”中有的被当地“靠山吃山”开垦的面目全非，视线走廊也被一座座高楼遮挡；而“一城山色半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也基本见不到“四面荷花”了。

2．2历史文化遗产及周围环境遭到建设性破坏

全市现有的历史及传统建筑、街巷、近现代代表性建筑等的总量，随着大规模城市建设的损毁和使用单位的不合理使用等，已有较大幅度的减少；旧城改造密度过高，开敞空间缺乏，绿地减少，个别新建建筑高度、容量及功能与周围古城环境缺乏有机协调。部分传统特色建筑和院落被拆掉，对古城格局的保护造成了破坏性影响。已失去以后可能保护、利用的机会。

2．3历史文化街区、地段内人口稠密、房屋破旧，基础配套设施严重不足

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内，尤其是在古城区内的历史文化街区、地段中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口稠密、民居破旧不堪，同时基础配套设施严重不足，这在全国也是普遍现象，因此制约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2．4历史文化保护区产业及用地结构不合理：历史文化遗产长期被其他单位占用

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内以民居最多，且缺少必要的生活配套设施，像停车场、配电设备等，商业网点也十分缺乏，街头绿地更是少的可怜。一批价值较高的文物保护单位多年被使用单位占用，而使用单位长期不履行法定职责，致使这些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失修严重。部分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因使用单位、使用人乱拆乱建，已破坏了其原有的格局及风貌。

2．5泉水渗漏区、泉脉得不到良好保护和利用

做为重点的泉水直接补给区的南部山区和玉符河地区，因当地过度开发建设和过度的开垦荒地，造成水土流失时有发生、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地面硬率提高，从而水源涵养与补给能力减小：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也不同程度对地下泉脉造成破坏，同时市区内还存在对地下泉水的过度开采，以上现象都严重影响对泉水、泉脉的保护。

3　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3．1国内外保护与发展的理论概念

可持续发展理论：谓可持续发展，是～种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既把握今天又着眼于未来。可持续发展主要是从自然资源的保护角度立论的，但持续发展不仅关系

到自然资源的保护问题，还有更为重要的人力、科技、文化、教育以及行政管理等社会资源的开发变革与保护问题。

在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阮仪三先生提出的保护原则应遵循“原真性、整体性、可读性和可持续性”，这一理论是总结了国内外理论与实践的结晶。

3．2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实践

3．2．1法国保护文物的实践

法国在历史文物保护方面是有相当好的经验可以借鉴的，首先成立了管理负责建筑保护的国家建筑师团；其次是政府与各级地方管理部门分工明确：第三是对全国文物进行调查并建立相应的分级档案；第四是文物业主承担义务，即便对文物进行维修也必须报国家建筑师团同意；第五是政府给予资金支持，一般文物保护费用政府承担50％，而且对业主的文物保护投资免于征税。

3．2．2前联邦德国保护历史街区的实践

在上世纪70年代初，前联邦德国在解决居民的基本住房后，为了适应城市经济发展的要求，将二战保留下来的有着百年历史街区进行改造，把改善提升旧城区基础设施和提高其环境质量作为旧城改造的中心内容。该国旧城改造的方式有以下特点

(1)改善交通状况，将旧城区主要道路改变为步行街，把小汽车“挤”出旧城区，积极发展公共交通。

(2)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水平，例如把分散供热改为集中供热、将现代化的污水处理设施引入旧城区内等。

(3)调整用地、产业结构，提高旧城区环境质量。将有污染源的工厂、企业搬迁至郊区，开辟绿化空间，为居民提供休憩、游玩的场所。

3．2．3巴黎、苏州保护城市空间历史格局的实践

城市空间格局的保护，首先是在城市规划中确定战略发展方向，在这一点上法国巴黎和我国苏州就是做的非常好的例子，巴黎的做法是新城围绕老城发展，在老城区内严格控制新建建筑，即使允许建设的新建筑，其高度、外型等必须与周围环境协调。苏州在城市空间发展中，很早就确定了在古城东、西两侧建设新城，较好地保护了典型的江南水乡空间格局。

3．2．4潍坊保护城市传统文化的实践

由冰雕想到哈尔滨、由泼水节想到西双版纳的景洪、由牡丹想到河南的洛阳等等，这些传统文化不仅是城市的象征，同时也是城市的特殊资源，比如山东潍坊市每年的风筝节都有来自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参赛，05年第22届潍坊国际风筝会，不仅提高城市知名度，也为城市带来了社会经济发展增长点，在会期间签约40个项目，总投资达113.8亿元。

3．2．5德国柏林历史文化保护资金多元化、多渠道

德国柏林市政府在筹集历史文化保护资金措施有以下几方面作法，首先是政府的投人，从联邦政府到市政府每年都有一定比例资金投入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其次是政府各级职能部门的专项资金投入；第三是私人捐赠；第四是企业投资，凡是企业投入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项目，均可享受免税待遇。

根据上述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描述，对济南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启示一：一是建立行之有效的文物保护机制；二是政府分工明确；三是文物业主承担保护义务；四是政府应给予文物保护单位、个人政策和税收上的优惠。

启示二：一是调整历史街区内用地、产业结构；二是改善古城区周边交通状况，街区内以步行为主；三是提升历史街区的市政基础设施，改善街区环境。

启示三：一是另辟新区、建设新城：二是控制建筑强度、密度、高度；三是新建建筑必须与环境协调。

启示四：一是根据城市传统特色，塑造城市意象；二是创建有影响的文化项目：三是将传统历史文化转化为城市发展资源；

启示五：一是政府及其各职能部门有一定比例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二是广开保护资金渠道，接受企业、个人捐赠；三是给予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企业、个人予以税收上的优惠。

4　古城区历史文化遗产及泉城特色的保护与发扬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要兼顾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的发展，既要保护城市历史传统特色风貌，又要建设现代化的文明城市。必须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采取有力措施，降低旧城中的人口密度，改善城市的市政设施条件，控制建筑容量，优化城市环境。同时要依靠科技进步产生的观念、思想和方法手段，引导和促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名城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是个多学科交叉渗透领域，需要政府职能机构、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密切合作，通力参与。

4．1探讨济南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措施

根据济南的现状，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坚持保护与合理利用结合的原则，形成和谐的人文与自然相依存的整体，建议按以下措施执行：

4．1．1提高保护意识，加强保护与合理利用知识教育，让广大市民热爱泉城的历史文化；

4．1．2政府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成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监督机构(可以是松散机构或委员会)，形成对历史文化遗产动态保护；

4．1．3在新形式下不断健全、完善法律、法规，形成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相适应的政策、法律保护体系；

4．1．4转变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方法，按“原真性”、“完整性”、“可读性”和“可持续性”等原则，对保护与合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须在专家指导下进行：

4．1．5形成广泛群众参与机制和广泛开展群众监督制度，对破坏历史文化遗产行为给予严惩：

4．1．6积极广泛筹措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适当减免保护与合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单位和个人部分税费；

4．1．7借鉴国内外经验建立科学的历史文化遗产经营策略，比如整治历史街区、地段可与新城区用地进行捆绑进行市场化运作；

4．1．8深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规划；

4．1．9认真研究泉城特色的传统城市风貌和文化，打造城市特色“文化名片”，发展文化产业，为城市的社会、发展服务；

4．2要防止新的现象

4．2．1防止新的“建设性”破坏、“旅游性”破坏，重点是拆真建假；

4．2．2防止历史文化遗产利用的过度商业化；

4．2．3防止历史文化遗产利用的贵族化；

4．3济南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实践探讨

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合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合理利用也是一种保护方法。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应坚持利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原来的功能使用优先的原则、使其更加富有生命力原则、在严格的保护规划和法规指导下实施有效合理利用的原则。

以曲水亭――芙蓉街为例探讨具有泉城特色的历史街区保护与合理利用

曲水亭――芙蓉街历史街区包括：曲水亭、府学文庙、百花洲、后宰门、珍珠泉、王府池子、芙蓉街等街区，是济南传统民居、泉池园林等特色精华所在，这里泉水穿流于街巷与民居之间，最能体现“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地方特色，因此对该历史街区需要进行整体保护与整治，而不是大拆大建，合理利用该历史街区特色打造泉城特色名片。

水利史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G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7-063-01

一、普遍知识

档案工作人员要熟练运用掌握档案专业知识，计算机知识，文史知识，法律知识等所有档案管理人员普遍应该具备的知识。

（一）档案专业知识

档案工作作为一项专业技术型很强的工作，在多年不断的实践中，已经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理论原则和技术方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既拥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又包含一定的业务知识。档案学包括两大部分，一个是理论档案学，具体包括档案学概论，比较档案学，档案事业史，档案法规学等，二是应用档案学，包括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管理学，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缩微复制技术，档案保护技术学院，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管理等。水利工作人员应该熟悉档案专业的理论以及技术，并能熟练的运用到各种实际工作中，在实践中不断的总结积累和研究发展档案专业的理论和技术，这样才能将历史留给我们的目前还在源源不断形成的科技档案利用好。

（二）计算机知识

知识经济时代，各种各样的信息已成为比资本和能源更为重要，对生产力和社会进步起决定性作用的一种战略资源。社会需要专门的信息部门能以较高的存储，处理和控制信息的能力，高质量、高速度地为社会提供各种信息服务。特别的，以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通信技术为主的信息革命正在以迅猛之势推动着整个信息业的变革与发展，信息资源的共享成为社会发展迫切的需要。档案部门应积极采取与之应对的措施，向信息行业靠拢。数据库电子存储等技术及相应的办公自动化设备等应更多地用于水利档案的管理工作。从传统的手工模式向现代化模式的迈进，如记录水利档案的载体，记录方式的现代化使水利工作者能够从网上直接查询历史记录，这就使传统的利用方式受到冲击，这需要水利档案工作者了解和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知识，网络技术等。这样才能更好的管理好手中的档案，实现水利档案的现代化。以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主题的水利系统计算机局域网已经在我们水利战线上得到充分应用，水利档案工作者应该使它与科技档案的管理形成完美的结合，使档案成为水利工作的助手，利用起来更为便利。这就需要我们档案工作者努力学习先进的现代化知识，与时俱进。

（三）文史知识

文史知识也是档案工作者的不断提高工作效率的又一重要条件。科技档案是在科技活动中形成的历史记录，古代中国在黄帝时期的大禹治水实际上就是对兴修水利的历史反映。从古到今，从长江三峡到黄河哪一个又不是历史的见证。我们水利档案工作者了解所管理档案涉及的历史知识，有益无害。就永定河流域，在我所管理的档案中有记载的古文物和牵涉事故举不胜举，只有熟悉和了解了档案的历史，才能掌握档案产生的背景和历史作用，才能更好的判断档案的价值，才能更好的做好档案各环节的工作。

（四）法律知识

水利档案工作者在管理技术档案的同时一定会遇到很多法律文件，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名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档案法是水利档案工作者必须熟悉的法律，要有强烈的法律意识也在于一定要懂得法律，无论是在水利方面还是在档案方面都要求水利档案工作者是一个具有法律责任的懂法的工作人员。

二、水利知识

水利档案工作者作为水利工作者，不单单应只具备档案方面的知识，更应具备的知识结构式水利知识。

在基层工作实践中作为技术档案共工作者我直接接触到的往往是第一手材料，对永定河拦河闸及小清河分洪闸及大宁水库的三项位移和绝对沉降观测，在测量工作中都要做最精确的记录，这些资料保存起来，成为科技档案在水利工作者的日常应用也极为重要，一定要做到准确的收集。永定河河道上大大小小正在施工与施工完毕的工程，从设计到竣工，都需要我们水利档案工作者及时的收集资料，以便归档，如果做为水利档案工作者不了解水利知识，不了解所在单位的水利工程项目，工作将变得非常被动。永定河看似是一条常年干枯的河流，但是防汛工作是永定河的重中之重。在防汛工作中无论是作为一个水利工作者对档案知识的了解，还是一个档案工作者对水利知识的学习都是如此重要，在晓月湖的日常管理工作中，都要提供档案参考资料，对下泄流量、闸门开启情况，闸前水位、流量、流速都要做一一记录，这些记录经过整理，立卷归档形成珍贵的历史资料。有档案人员的参与，能督促水利工作者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注意档案原始记录的要求，是档案作为原始记录的原始性可靠性加强。

在档案整理这项环节工作中，档案工作者也需要具备水利专业知识，结合本单位的性质和特点，把档案进行分门别类。编纂水利档案的资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料，它的数字科学准确，我从事的技术档案工作过程中，参与了永定河卢沟桥分洪枢纽工程观测资料整编，它是水利知识与科技档案事实结合运用的有利说明，熟悉水利学科的理论与应用技术发展现状的趋势，为读者提供一个最新研究动态报告，也要求档案工作者具备水利知识。

水利史论文篇（6）

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给我们留下了丰

厚的文化积淀，浩如烟海的史籍又使这种文化得以传承，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电视新闻作为电视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也有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其中不乏从传统史学中汲取的养分。中国传统史家在评述历史事件和人物时，形成了一些我们值得继承的笔法，其中最为突出的“史论”笔法和“寓论断于序事”笔法。

《焦点访谈》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新闻评论栏目，也是在全国非常有影响的精品栏目，它的出现和成功一时在中国电视界掀起了一股“焦点访谈”热，从多方面分析其成功的原因对中国电视新闻的发展是有益的。本文以《焦点访谈》为分析文本，审视和剖析史家笔法在电视新闻报道中的运用方式。

一、《焦点访谈》中“史论”笔法的运用

《左传》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完备的编年体史书，相传为春秋战国时期左丘明所作，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从历史编撰角度来看，《左传》在叙述历史活动时有概述，有直述，对于主要的历史事件必叙述其前因后果，给人以完整清晰的印象。在记述事件的同时，书中又重视记述人物的言行，反映出社会的各种情状。更为重要的是，《左传》创造了“君子曰”等多种史评形式。在《左传》中，冠有“君子曰”、“君子以为”、“君子谓”等语者，约80条。此外还有直接发表议论，直接引用他人言论及论证、预言等形式。《左传》通过以上形式，表述了对历史的看法，从而开创了中国“史论”之先河。

汉代司马迁作《史记》时继承了《左传》作者直接评史的方法，在正文的篇前有序，篇后有“赞”，或加之以“太史公曰”，这些都是作者紧扣史实发表议论的著名文字。有些篇章的序文，则有对某一历史时期的特点或对某一社会问题加以经验总结性质的论述，它比之《左传》的史论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使《史记》既成一部“信史”，同时又是具有深刻思想性的历史巨著。

这种紧扣事实由作者直接发表评论，阐明观点、意见及看法的“史论”笔法，在《焦点访谈》中有着普通的运用，从位置的安排上看，有篇前、篇中和篇后三种方式。

2001年6月3日播出的《信封里的真相》中，针对存在的“药品回扣”现象，在讲述发生在浙江省宁波市的“药品回扣”事件时，节目就首先由主持人发表评论：“收受药品回扣，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加重国家和患者的负担，而且还会严重破坏医德医风。”

2002年1月17日播出的《兑付不了的假国债》，反映的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假国债事件。在叙述了佳木斯市郊区财政局出售假国债，造成住房公积金流失的事实后，篇中记者直接出面评论：“……而更为严重的是，出售假国债这种行为不同于一般的破坏金融秩序，它破坏的是在百姓中认可程度极高的国债的信誉。”

2002年3月22日播出的《法律不是儿戏》中，对于江西省彭泽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办案人员乱执法的问题，在节目的最后紧扣事实直接用评论来阐发观点：“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是公安局经侦大队的重要工作，而严格执法，依法办案，则不仅仅是执法工作的根本要求，也是代表和维护群众利益的根本体现。所以，我们的执法人员只有时时刻刻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提高自己的执法办案水平，才能维护法律的公正，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这些位于篇前、篇中和篇后的评论，借鉴了“史论”笔法，精练而准确，鲜明地表述了传播者的意图。

二、《焦点访谈》中“寓论断于序事”笔法的运用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寓论断于序事”，这确实是太史公书的特点。司马迁不用专门说一些议论的话，就可以在史实的叙述中把自己的论点表达出来，这是他表达历史论点的特殊形式。这种笔法为他以后的历代史家所尊崇。

在《焦点访谈》中，对于“寓论断于序事”笔法的运用有以下几种最基本的形式：

1.借用他人的话语

司马迁结合具体的史事，吸收当时人的评论或反映，不用作者出头露面，就给一个历史人物作了论断。更妙的是，他吸收的这些评论反映的都是记述历史事实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们本身也反映了历史事实。这样写来，落墨不多但又生动、深刻。作者并没有勉强人家接受他的论点，但他的论点却通过这样的表达形式给人以有力的感染。

《焦点访谈》在2002年3月21日播出的《名鳖之争》中，也采用了这种笔法。《名鳖之争》反映是杭州市养鳖协会乱评所谓名牌鳖的事件，对此问题，《焦点访谈》就借用了国家工商总局广告监管司监督处处长的话来作出论断，表达观点：“……它不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形成，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同时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2001年11月30日播出的《当孩子落水的时候》中，也借用了村民的话来表明对漠视生命的在场干部的看法：“孩子淹死得冤枉！说老实话，是别人养的娃，心不疼！我说八个车十六人，下去两个都捞上来了，甭说都下去。就是没有人管！我车走我的，死了她活该！死了不是我的娃！我是这么看的。哎呀，我说都是咱们当领导的人，不是一般人啊！”

2.两两对照

司马迁善于用两两对照的方法来突出历史问题，以显其意。《史记》中有不少篇章是用两两相对的写法，两篇对看而意旨更明。《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张释之冯唐列传》和《万石张叔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和《汲郑列传》，都是可以对照着看的名篇。

同样，《焦点访谈》栏目作为一个整体，不同时间播出的节目也是有联系的，也可以两两对照着看，从对照中感受观点、意见、看法。《焦点访谈》在2001年11月30日播出《当孩子落水的时候》，反映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的某些干部面对一个十三岁孩子落水而不施救的事情。播出后不到一个月，在同年的12月28日播出了另一个也是有关落水的事件——《乡亲落水之后》，讲述的是2001年11月30日，安徽省毫州市吴老家渡口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共有四十多名乘客落水。事故发生后，当地许多村民不顾生命危险，主动救助落水群众，被人们传为佳话。两两对照，使受众强烈地感受到了对冷漠无情的谴责，对高尚品德的赞颂。

水利史论文篇（7）

汉代司马迁作《史记》时继承了《左传》作者直接评史的方法，在正文的篇前有序，篇后有“赞”，或加之以“太史公曰”，这些都是作者紧扣史实发表议论的著名文字。有些篇章的序文，则有对某一历史时期的特点或对某一社会问题加以经验总结性质的论述，它比之《左传》的史论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使《史记》既成一部“信史”，同时又是具有深刻思想性的历史巨著。

这种紧扣事实由作者直接发表评论，阐明观点、意见及看法的“史论”笔法，在《焦点访谈》中有着普通的运用，从位置的安排上看，有篇前、篇中和篇后三种方式。

2001年6月3日播出的《信封里的真相》中，针对存在的“药品回扣”现象，在讲述发生在浙江省宁波市的“药品回扣”事件时，节目就首先由主持人发表评论：“收受药品回扣，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加重国家和患者的负担，而且还会严重破坏医德医风。”

2002年1月17日播出的《兑付不了的假国债》，反映的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假国债事件。在叙述了佳木斯市郊区财政局出售假国债，造成住房公积金流失的事实后，篇中记者直接出面评论：“……而更为严重的是，出售假国债这种行为不同于一般的破坏金融秩序，它破坏的是在百姓中认可程度极高的国债的信誉。”

2002年3月22日播出的《法律不是儿戏》中，对于江西省彭泽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办案人员乱执法的问题，在节目的最后紧扣事实直接用评论来阐发观点：“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是公安局经侦大队的重要工作，而严格执法，依法办案，则不仅仅是执法工作的根本要求，也是代表和维护群众利益的根本体现。所以，我们的执法人员只有时时刻刻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提高自己的执法办案水平，才能维护法律的公正，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这些位于篇前、篇中和篇后的评论，借鉴了“史论”笔法，精练而准确，鲜明地表述了传播者的意图。

二、《焦点访谈》中“寓论断于序事”笔法的运用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寓论断于序事”，这确实是太史公书的特点。司马迁不用专门说一些议论的话，就可以在史实的叙述中把自己的论点表达出来，这是他表达历史论点的特殊形式。这种笔法为他以后的历代史家所尊崇。

在《焦点访谈》中，对于“寓论断于序事”笔法的运用有以下几种最基本的形式：

1.借用他人的话语

司马迁结合具体的史事，吸收当时人的评论或反映，不用作者出头露面，就给一个历史人物作了论断。更妙的是，他吸收的这些评论反映的都是记述历史事实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们本身也反映了历史事实。这样写来，落墨不多但又生动、深刻。作者并没有勉强人家接受他的论点，但他的论点却通过这样的表达形式给人以有力的感染。

《焦点访谈》在2002年3月21日播出的《名鳖之争》中，也采用了这种笔法。《名鳖之争》反映是杭州市养鳖协会乱评所谓名牌鳖的事件，对此问题，《焦点访谈》就借用了国家工商总局广告监管司监督处处长的话来作出论断，表达观点：“……它不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形成，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同时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2001年11月30日播出的《当孩子落水的时候》中，也借用了村民的话来表明对漠视生命的在场干部的看法：“孩子淹死得冤枉！说老实话，是别人养的娃，心不疼！我说八个车十六人，下去两个都捞上来了，甭说都下去。就是没有人管！我车走我的，死了她活该！死了不是我的娃！我是这么看的。哎呀，我说都是咱们当领导的人，不是一般人啊！”

2.两两对照

司马迁善于用两两对照的方法来突出历史问题，以显其意。《史记》中有不少篇章是用两两相对的写法，两篇对看而意旨更明。《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张释之冯唐列传》和《万石张叔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和《汲郑列传》，都是可以对照着看的名篇。

同样，《焦点访谈》栏目作为一个整体，不同时间播出的节目也是有联系的，也可以两两对照着看，从对照中感受观点、意见、看法。《焦点访谈》在2001年11月30日播出《当孩子落水的时候》，反映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的某些干部面对一个十三岁孩子落水而不施救的事情。播出后不到一个月，在同年的12月28日播出了另一个也是有关落水的事件——《乡亲落水之后》，讲述的是2001年11月30日，安徽省毫州市吴老家渡口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共有四十多名乘客落水。事故发生后，当地许多村民不顾生命危险，主动救助落水群众，被人们传为佳话。两两对照，使受众强烈地感受到了对冷漠无情的谴责，对高尚品德的赞颂。

3.细节的描写

司马迁非常注重对历史人物细节的描写，有时似是不经意的捎带的叙述，但却表达了对历史人物的品评和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司马迁善于用细节的描写从侧面去反映一定时期的政治风气、政治问题，同时也就在其中表达了作者的褒贬。

《焦点访谈》中也存在着同样的笔法。上文所提到的《当孩子落水的时候》这一期节目中，就有许多的细节描写。对于小王萍的落水，“当时是下午三点多，村里的人都去干活了，只有刘庄村六十四岁的徐老汉和一个妇女目睹了这一切。

”而当时目睹孩子落水的宁夏吴忠市干部考察车队，“一行共有三十五人”、“都是男的”、“年轻都年轻”、“同车的另两个人都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细节的描述说明了这些干部是有能力抢救小王萍的，但就是没有一个人下水去施救。不用直接发评论，观点就不言而喻了。在这期节目的最后，还描写了这样一段细节：“在新堡中学初一（1）班的教室里，这个位子突然地空了下来。在渴望求知的眼睛里再也不会有王萍的目光，在琅琅读书声中，再也不会有王萍的声音。我们在老师那里见到了王萍那天考试的试卷，作文题目是《我的妈妈》，王萍这次考试得了九十八分。谁会想到，这竟是这个十三岁女孩的遗作了。”这一段描写，就是对那些漠视一个花季生命的人的谴责。在这一整期节目中，《焦点访谈》没有一句批评之语，但细节描绘却使褒贬自明。

参考文献

[1]李炳泉,邸富生.中国史学史纲.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

水利史论文篇（8）

作者杜靖，青岛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邮编266071。

如同“村落研究”是一个独立的思路或范式一样，“区域社会研究”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认知汉人社会的路径。从已有的学术实践看，“区域社会”的经验研究主要是外国学者、台湾学者和大陆社会史学者所推动的，而大陆人类学界则乏善可陈。估计其中的原因，大概是由于“村落研究”已经构成了一个很深的传统和优势，特别是长期以来的汉人社会研究训练一直强调“村落”对于了解中国的优越性和便于操作性，导致了大陆人类学界对“村落研究”产生偏好。作为一种学术惯习，村落知识观不仅影响了本土学人对研究对象的选择，更可能限制了他们的眼界。因此，适时总结和回顾“区域社会研究”，对本土学人开拓学术视野有着重要助益。

此前有关区域社会研究回顾的成果学界已有所积累。王铭铭在《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中对市场层级理论和祭祀圈理论分别辟有专章予以介绍和分析；庄英章《人类学与台湾区域发展史研究》一文也介绍了市场层级理论和祭祀圈理论并初步揭示了二者间的关联；张海洋在《中国民族学史》(下卷)第十章“台湾民族学研究的转折”中重点分析了祭祀圈理论；张俊峰《类型学视野下的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就区域水利社会研究类型作了全面回顾。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在相关著述中就区域社会研究模式作过零星介绍，比如王崧兴《台湾汉人社会研究反思》、邓大才《超越村庄的四种范式――以施坚雅、黄宗智、弗里德曼、杜赞奇为例》等，这里不再一一列出。总起来说，这些文章有助于了解诸模式的学术旨趣和分析思路，但未系统将它们之间的关联性揭示出来，其评述的深度也有待进一步拓展。为此，有必要对汉人区域社会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概括，找出存在的问题，以便更好地开展相关的民族志田野工作。

一、区域社会研究的缘起

“区域社会研究”是超越于村落之上的更大地理范围的人类学研究。就人类学家的区域人类学研究来说，是在不满意微观村落研究模式的情形下所发展出的一系列分析框架。以往功能论的研究思路把村落处理成一个自足而封闭的孤立实体，将村落跟它周围的世界割裂开来，坚信村落可以做到自我定义。这种微观的研究路径忽略了村庄是更大世界中的一部分的事实。村落固然需要内在属性加以自我界定，但同样需要场景(context)赋予存在的意义。

拙作《作为概念的村庄与村庄的概念――汉人村庄研究述评》已介绍了以吴文藻为首的燕京大学社会人类学推动村庄研究的情况。其实，这种推动与当时国际上人类学名家的倡导是分不开的。从1935年10月起，拉德克利夫一布朗(Radcliffe-Brown)大约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在燕京大学开设“比较社会学”课程，并主持“中国乡村社会学调查”研讨班。当时修习这两门课程的学生达百余名。其间，布朗撰写了《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一文。这篇文章贯穿了功能主义理论，强调在中国研究最适宜于开始的单位是乡村，因为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住在乡村里；“而且乡村是够小的社区，可供给一两个调查员在一、二年之内完成一种精密研究的机会”。雷蒙德・弗思(W.Raymond Firth)在《社会学界》上也发表了《中国农村社会团结性研究：一个方法论的建议》。在这篇提出“人类学的伦敦学派”的文章中，弗思使用了“微观社会学”概念，以此概括人类学家对中国乡村研究的贡献。1944年，弗思再次强调“社会人类学的最有价值的贡献也许仍旧停留在微观社会学的田野研究上”。

村落分析模式相信，通过研究一个个不同的微观村落社区，便可以理解整个中国社会。1962年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对这种逻辑预设进行了深入批判。他认为，中国人类学家应该走出村庄社区，在较大空间范围内和较广时间深度里探索中国社会运转问题。正如王铭铭所说：“一言以概之，弗里德曼认为，小地方的描述难以反映大社会，功能的整体分析不足以把握有长远历史的文明大国的特点，社区不是社会的缩影。”

其实，早在1940年代末期，施坚雅(Willam Skinner)就对村庄研究范式产生了怀疑。他认为，认知中国社会的症结不在村庄而在集市，必须研究集市网络内的交换关系，才能达成对中国社会结构的了解，农民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在村庄的狭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晚期的城市》序言说：“我在四川所看到的，大型村庄很少，大都是由集市联系在一起的小村落。我于是放弃了调查一个百来户的村庄的预定计划，转而重点考察一个包括2500户既分散又有联系的从属于集市的经济区域。这项研究拓展了我的视野，使我超越孤立地研究个体村庄的局限，而注重于探索一个范围更大的地域内部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当然，他还有两个学术目的：第一，反思以往人们习惯于从行政区划角度来研究中国地域社会的观念；第二，此前的中国社会研究，历史学家认为士绅居住在城市里，而人类学家认为农民生活在乡村里，“两个兜不起来”，而比村落更大的集市，农民与士绅会在此碰头，所以他认为集市是研究中国社会最适当的场所，可以避免顾此失彼的困境。

最近三十年来，在面对传统的宏大英雄叙事历史的情形下，中国社会史学家纷纷离开书斋走进田野，开始转向地方的、平民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1990年代以来出现的社会史学家的区域历史人类学研究，实际上是在不满意以往精英叙事历史的情形下发展出的一套历史人类学分析路径，当然也有适度告别整体社会史研究思路的倾向，是对传统中国史学的一次突破。中国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与国际上社会史研究思潮和学术实践密切联系在一起，与大陆社会史学界和台湾人类学界的双向互动亦有关联。

总之，人类学的区域社会研究与社会史的区域社会研究在缘起上是不太一样的，但社会史的区域研究又与人类学的区域研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市场层级社会与祭祀圈/信仰圈社会

中国经验研究中较为成熟的人类学区域社会研究大约有三个模式：一是弗里德曼的“上位宗族”(high-order Lineage)概念和钱杭的“联宗”分析范式，一是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一是祭祀圈与信仰圈理论。关于第一类，此前笔者有过详细介绍，故不再重复。

(一)市场层级社会

施坚雅首先设计了一个核心概念――“中心地”(central places)，所谓“中心地”是指具备中心功能的城市、市镇和其他核心定居点，它内在于特定的空间体系里，并处于具有“连锁”整个社会结构或空间的关键位置(position in interlocking spatial systems)，能使经济功能

呈现层级性。“中心地”包括“标准集市”(standard market)、“中间市场”(intermediate market)、“中心市场"(central market)三个基本类型。标准集市(又叫“标准市镇”)能满足农户正常的生产消费需求(出售多余的农产品，购买自己不能生产的东西)，进行所覆盖或依赖区域内的货物交易。它既是农产品和手工艺品进入上一级市场的起点，又是农民所需要物资从上面市场向下到达的终点。中心市场位于对于全局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地点，它处在交通网络连接点上，具备大批量出售物资的功能：一方面，它能吞收外来的大量商品，并向它所依靠的地区分发；另一面，它能收集当地的产品，并向外部其他中心市场或更高一级的城市中心出口。而中间市场介于标准集市和中心市场之间，又叫“中间市镇”。作为基本单元的标准集市由6个村庄组成，呈六边形蜂巢状构造。而若干标准集市联结聚绕在一个中间市镇周围，并与中间市镇形成一个共同体。同样的逻辑，若干中间市镇最后发育为一个中心市镇结构，若干中心市镇结构围绕一个地方城市，若干地方城市围绕着较大城市，若干较大城市围绕着地区城市，若干地区城市围绕着地区都会，而若干地区都会最终型构成“帝国”的几个中心都会。施坚雅从四条标准②出发将偌大中国划分为岭南、东南沿海、长江上游、长江下游、西南、华北、东北、云贵和西部边陲九个地理大区。中国各层次人群(士绅和平民)都在这个体系中出现，参与不同层次的市场活动，解决生产生活、婚配以及行会权利诸问题。

1970年代初，施坚雅的学生克瑞斯曼(Lowrence Crissman)到台湾彰化山地检验他的理论。克瑞斯曼发现，由于族群认同原因，土著、客家、彰州籍、泉州藉不同人群间存在隔阂与冲突，当地人赴墟或赶街往往喜欢在同一族群内进行，而不是就近赶集上店，这造成了舍近求远的现象。这就是著名的“文化崎区”现象和“磁吸理论”(cravitation theory)。克瑞斯曼研究表明，“崎区现象”不是地理现象而是文化现象。这敦促台北。“中央”研究院的人类学家们另辟蹊径来思考台湾汉人社会的运作问题。“这些实事揭示出市场体系模式把人假定成经济、理性造物的局限，也促使台湾学者重新审视祭祀圈概念。”

(二)祭祀圈/信仰圈社会

台湾人类学界于1970年代开始反思村落模式是否能真正认识中国社会的有效性问题。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自1972年开始设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组，1986年又新设区域组，旨在通过考察台湾与华南、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的密切关联来扩大研究范围。

1970年，张光直从美国返台就任台北“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推动“浊大计划”具体说来，“浊大计划”是对浊水溪/大肚溪流域人与自然关系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研究，以团队形式分工开展。王崧兴率陈祥水、庄英章等去花坛乡、九如乡、竹山镇承担小规模台湾农村社会发展计划；文崇一率许嘉明、瞿海源、徐正光、许木柱、萧新煌等去万华、关渡、大溪、龟山四个社区实施台湾北部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计划。其意图是以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和多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相结合的方式，研究“浊大”流域的人群如何适应当地的生物、生态和地理环境，目的在于突破村落范围和学科界限；探究乡镇乃至更大空间范围内的文化作用和互动机制，重建区域文化史。

弗里德曼的问题意识影响了“浊大计划”中的中国家族与亲属制度及祖先崇拜研究倾向，这构成了先期工作的重点，而后则直接诱发了有关祭祀圈/信仰圈理论的思考。

最早使用祭祀圈概念来观察中国社会的是日本学者冈田谦，他于1930年代末期考察了台湾北部的一些村落，将祭祀圈定义为共同奉祀一个主神的民众所居住之地域。刘枝万于1960年代研究了“台湾的瘟神庙”，发展出祭祀圈内部还可以再分成核心圈、次要地区和圈三层次的观念。嗣后，“浊大计划”行动中的许嘉明和施振民重新思考了祭祀圈概念。许嘉明的研究对象是彰化平原福佬客的地域组织，该组织跟祭祀圈有关，其要素有三，即移民历史、共同聚居地域范围、共同祖籍。施振民利用“浊大计划”所积累的彰化平原上的宗教活动与村庄组织的田野资料，建构了自己的祭祀圈理论。施振民的祭祀圈概念，除了继承前人的地域范围内涵外，还增加了宗教活动与组织内容。他还赋予祭祀圈理论以共时性和历史性研究的双重意义：既共时考察地域组织和宗族组织，又历时考察聚落的形成与发展。@庄英章在林圮埔的研究中也使用了祭祀圈概念来分析竹山镇的宗教活动和地域组织，他主要侧重于从自然流域、水利系统、交通要冲这些地缘因素来使用祭祀圈概念。1978年许嘉明进一步在概念和理论上提升了祭祀圈的分析水平：“祭祀圈是指一个以主祭神为中心，共同举行祭祀的信徒所属的地域单位。其成员则以主祭神名义下之财产所属的地域范围内之住民为限。”该定义与冈田谦相比，多了一项“财产”指标。他指出祭祀圈的具体研究对象应该是村庙，较为适应于乡镇范围内的分析，更为关键的是，他还指出了祭祀圈内社会成员与主祭神之间存在四种权利义务关系：出钱有份、头家炉主、巡境、请神。1980年代，林美容借用了许嘉明祭祀圈概念的部分变量研究草屯镇的土地公庙与聚落的对应关系，指出了以往祭祀圈研究只重视村庙而忽略还有更小范围的聚落庙的事实。同时，她开始怀疑祭祀圈学说究竟是一个描述架构还是一个理论架构问题。林美容对许嘉明祭祀圈理论模型中的“社会成员与主祭神之间四种权利义务关系”做了增补和排序：其一建庙或修庙居民共同出资，其二收丁钱或募捐，其三设有头家炉主，其四演公戏，其五巡境，其六进行其他共同的祭祀活动。2003年林美容重新厘定了祭祀圈概念：“为了共神信仰而共同举行祭祀的居民所属的地域单位。”它里面包含共神信仰、地域单位、共同祭祀活动、共同祭祀组织、共同祭祀经费等几项变量；范围大小有部落性、村落性、超村落性与全镇性等不同层次，与村庄组织和联庄组织有密切关系。

林美容还把信仰圈从祭祀圈中独立出来。所谓信仰圈，“是以某一神明或(和)其分身之信仰为中心，其信徒所形成的志愿性宗教组织，信徒的分布有一定的范围，通常必须超越地方社区的范围，才有信仰圈可言。内含一神信仰，信仰范围、信徒组织和集体性宗教活动几个亚指标”。信仰圈为一神信仰，成员资格是志愿性的，具有区域性和非节目性的特点；祭祀圈为祭祀多神，成员资格是义务性强迫性的，具有地方性和节日性的特点。祭祀圈和信仰圈均显示出汉人移民台湾以宗教的形式进行社会联接(social solidarity)，是移民扎根于台湾的一个文化策略。这同台湾社会的宗族组织一样，均反映出中国文化的一个独特的地域化或在地化过程。

“浊大计划”思考汉人社会在拓垦台湾过程中发生的文化适应与变迁。祭祀圈与信仰圈区域性研究已涉及移民台湾前的原有文化和历史。因而，这项区域性研究强调文献史料的重要性，促成了大传统的汉学、史学和以田野工作关注小传统的人类学之结合，也给日后大陆社会史学界和国外人类学家开展区域性研究带来了启发。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华南社会史学者率先“进村找庙”，开展了东南社会里的民间信仰与地域关系研究，发表了大量学术作品。《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一书的“导言”明确指出，“本书定名为‘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也就是力图把民间信仰作为理解乡村社会结构、地域支配关系和普通百姓生活的一种途径，特别是通过这种研究加深对民间信仰所表达的‘社会空间’之所以存在的历史过程的了解，揭示在这些过程中所蕴含和积淀的社会文化内涵”，“通过乡村庙宇的研究说明村落内部结构和社区整合机制以及村落之间的关系，是民间宗教研究中被最多研究者重视的视角”陈春声关于“樟林三山国王”的大量研究当是这份声明的一个最好注脚。

总起来说，祭祀圈/信仰圈理论模型的学术意义在于揭示了地域社会的形成是建立在区域神灵信仰基础上的，对于行动者而言，文化意义上的存在远比功利意义上的生存更重要。区域信仰跟市场圈之间存在纵横交错的内在关联，究竟祭祀圈/信仰圈与市场体系谁先谁后，即谁定义谁的问题，各说各的道理，仍有赖新的田野民族志加以检验。

三、某一“核心价值”较突显的区域社会

有些学者会选中某个具有中心地位或核心价值的社会事实(faits sociaux totaux)或文化机制来理解区域社会的过程。这种具备中心地位或核心价值的社会事实或文化机制并非只有一个就可以把整个区域社会勾连起来(一个只能组织或运转一个村庄)，而是由无数个，它们就像宇宙里的星团构造一样分布在区域社会里面。它们具有文化复制的功能。在研究策略上，需要考察若干个这类标本，如果仅仅考察一个标本，那仍旧是单一村落研究模式，即便声称通过单个村落考察来洞察整个区域社会。借助中心地位或核心价值的社会事实或文化机制考察区域社会的研究不是微观的研究，而是地域性的。当然，它们也不像市场层级社会、祭祀圈与信仰圈社会的研究，因为市场层级社会、祭祀圈与信仰圈社会往往借助一个架构即可统领、协调全区域之运转，无需多个。

黄宗智在华北社会和长江三角洲的研究中突出了“经济”因素，修正性地参用了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农业内卷化(或过密化)”概念。黄宗智发现，有限的土地资源、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和农业劳动力不失业发展模式，导致了中国农业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通俗讲，有限的、以家庭为生计(生产和消费)单位的小型农场，为了不让出生的人口饿死和失业，只能在单位面积内进行集约型农业，增加劳力投入和精耕细作来扩大粮食产量，但是增加的产量却被增长的人口给消耗掉了，因而不能积聚起足够的剩余资本来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工业，从而使得中国农业社会始终处于小农经济发展水平，尽管内部在近现代化过程中也有所分化和“演进”。在黄宗智看来，这种生计方式和内卷化特征普遍内在于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每个村子，它不仅组织了无数家庭的运转，也组织了每个村落的运转。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认为，“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存在于华北区域社会的每个村庄内部，是村庄得以运转的根本支撑。所谓“权力”，是指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它弥散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系之中。具体说来，权力的文化网络包括不断相互交错影响的等级组织，诸如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等；也包括非正式的互联网络，如，庇护与被庇护、亲朋好友问的互动关联等，它们构成权力和权威施展的基础。而“文化”根植于这些组织中，为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与规范。显然，“权力的文化网络”是一个试图综合各种因素的分析模式，其中每一项因素都可以看作本文所讲的社会事实或文化机制，但在一个更高层次上来说，从整体上把握，它仍然是一个社会事实或文化机制，一个包含了若干次级社会事实或文化机制的更加综合的更高范围的社会事实或文化机制，并特别突出了权力和文化的核心价值与意义。这表明后来的学术研究涵盖程度越来越凝练，理论综合能力更强，整合程度更高。

科大卫(David Faure)珠江流域的宗族制度研究也属于此类。弗里德曼把宗族当成东南农业社会的主要秩序，提出一个功能论的解释路径。科大卫想把弗里德曼的看法通过历史人类学的考察，具体落实到区域社会的历史脉络中，因为毕竟当年弗里德曼忽略了“时间”问题。科大卫在先期研究香港新界宗族时认识到，16到18世纪期间，当官方意识形态进入基层时，宗族才作为一种制度扎根新界。

新界的研究使科大卫为中国宗族研究贡献了“入住权”概念(即指在一定疆域内享用公共资源的权利，包括开发尚未属于任何人的土地权、在荒野上造房子的权利、在山脚砍柴的权利、在河流或海边捕捞少量鱼类及贝类来改善营养的权利、进入集市的权利、死后埋葬于村落附近的土地中的权利)。“入住权”概念深化了弗里德曼的合作控财团体(corporation)概念。在这个基础上，他选择整个珠江三角洲为研究对象，继续把宗族作为理解区域社会的关键机制，思考新界的经验能否被推广。科大卫在珠江三角洲领域发现，当地的宗族是地方社会与国家整合的一种历史产物。明初，在岭南基层社会实行的制度一开始是里甲，而后来地方宗族通过礼仪来继承里甲制度，成为一个合作共财团体，并从此成为整个珠江流域里具有核心价值的东西。

科大卫为我们展现的宗族既有村落宗族，也有上位宗族，呈现出多层次性。它们活跃于珠江流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开垦并经营土地，修建围田，治理洪水，参与并最终继承里甲，控制地方社会的管理(一般是宗族通过士绅来实现)，兴建文化事业，进行地方自卫，参与商业经营，等等。其中“桑园围”故事最精彩，为我们呈现了国家、宗族、士绅等各方积极参与的区域社会运转的真实历史图像。

虽然弗里德曼认识到宗族架构对于理解中国东南社会的价值，但他的兴趣主要是在世系学方面。相比较来说，科大卫却把宗族架构定位于理解整个区域社会过程及运转层面。这是二人的一个很大不同。“宗族一区域社会”研究虽然强调宗族在特定区域内普遍存在的事实，但特定区域内并非每个村子都采取宗族运作模式，其中还镶嵌了别的运作制度。这些非宗族村落使得“宗族一区域社会”模型所呈现的区域社会内部具有很多筛眼，区域社会并非铁板一块。因而，这一模式有待加强逻辑提炼上的严密性。

四、水利社会

区域水利社会研究，也是寻求某种具有中心地位或核心价值的社会事实或文化机制来理解区域社会的过程。不过，其特点是：通过一个独立的具有中心地位或核心价值的社会事实或文化机制就能把整个区域的人、事统统笼罩在里面。这一点与市场层级社会、祭祀圈与信仰圈社会，在机制上是一样的，而不同于某一“核心价值”较突显的区域社会。考虑到水利社会研究的异军突起和未来的学术潜力，故单独作一类型处理。

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把干旱作为中国农业社会的根本条件，认为治水事业是中国中央集权官僚国家产生的基础。日本学术界长期以来坚持用“水利共同体，，概念来研究中国水利社会。此外，还有冀朝鼎和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等人的研究。在此基础

上，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自1990年代末期以来转向地域水利社会研究，基本上确立了以水为中心，以水所勾连起来的土地、森林、植被、气候等自然要素和被水塑造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作为具体考察对象的一条解释山西区域社会发展变迁历程的学术路径，以此回应和挑战魏特夫“东方治水专制主义”理论。几乎同时，1998-2002年法国远东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联合开展了“华北水资源与社会组织”的专题研究。而后沈爱娣(Henrietta Harrison)、赵世瑜、张小军、王铭铭、张亚辉等积极参与。由此引发了社会史、民俗学和人类学等跨学科的许多争论，使得区域水利社会研究成为当下中国经验研究中一个非常显眼的国际性话题，并呈现出新知识点增长的无限学术潜力。

何为“水利社会”?王铭铭从社会人类学角度给出的定义是。水利社会就是以水利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区域性社会关系体系。行龙则明确地突出了“水”的意义：水利条件较好的地区，往往是一个地方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区域，大型集市、庙会和各种物资交流活动较其他地区频繁，是一个地方的聚落中心，发挥着极强的辐射作用。他具体从四个方面尝试把握“水利社会”：第一，对水资源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变化进行全面分析’并作为水利社会类型划分和时段划分的基本依据；第二，对以水为中心形成的经济产业进行研究；第三，以水案为中心，对区域社会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社会组织结构及其运作。制度环境及其功能等问题展开系统研究；第四，对以水为中心形成的地域色彩浓厚的传说、信仰、风俗文化等社会日常生活进行研究。钱杭在论及水利社会史时指出，它以一个特定区域内，围绕水利问题形成的一部分特殊的人类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尤其集中地关注于某一特定区域独有的制度、组织、规则、象征、传说、人物、家族、利益结构和集团意识形态。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他们对“水利社会”有两点共识：第一，有一定的区域性}第二，水利社会是一种社会关系。

就水利社会史研究而言，从区域社会运转角度出发，比较成型的理论模型主要有四个。第一个是董晓萍和蓝克利等调查的“四社五村”模型。这一类型特点是：由于水资源严重匮乏而不能发展灌溉农业的地区，为了合理分配水资源而成立相关社区(这里的“社区”概念已超越了单一村落范围)组织；水利管理成为当地支配性的制度因素，直接影响了当地的社会关系。这一解释模型又可以叫做“不灌而治”型，与行龙的36村“晋水流域”和张俊峰的“泉域社会”等“有灌而治”型并存于山西社会内部，似可构成一光谱序列分析模式的两极，第二个类型是张俊峰提炼出的“泉域社会”模型，其基本内涵是：有一股流量较大的泉源；有着较悠久的水利开发史，并孕育出水利型经济；具有一个为整个地区高度信仰的神灵；历史上频繁发生水争夺(即水案)；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具有大体相同的水利传说。围绕着这样的泉源形成一个个少则数村、多则数十个村庄的微型社会，并星罗棋布于山西社会内部。第三个是钱杭的“库域社会”模型。“库域社会”，指以人工水库为核心的地域社会，这种地域范围与水库灌溉系统所辐射的范围一致，“水利”更是将这种地域社会组织在一起的稳定而持久的要素。钱杭批评了日本学界的“水利共同体”概念，因为它排除了一定区域内与水利无关的人。只有“水利社会”这个概念才能包含一个特定区域内所有已获水利者、未充分获水利者、未获水利者及直接获水害者、间接获水害者等各类人群。第四个模型是鲁西奇提出的长江流域中的“围垸”型水利社会。雨量的偏大常导致江汉平原爆发洪水灾涝，为了防洪排涝，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江汉百姓发明了垸堤。一个垸可以包括十数个乃至数十个自然村落，方圆可达数十里。“围垸”塑造了江汉平原上的底层社会。在长期的实践中，它逐步由一种水利设施演变为一个国家的赋役征收单位及社会空间。

当前水利社会研究，有三处争论的热点：第一，对于“水案”的解释，介入的学者有沈爱娣、张俊峰、赵世瑜、张小军等人；第二，水利共同体之争；第三，“水”的属性之争。张亚辉把水视作“文化之水”：“水首先要作为一种象征，然后才能够成为一种资源。”以此表达对水利社会史学界视“水”为纯粹生态因素或过于功利主义考虑的批评。

总起来说，区域水利社会研究模式的人类学最大价值在于，提出了以“水”为中心的“水利社会”概念，开拓了长期以来单纯围绕着土地概念建立起来的系列分析框架之外的学术视野。从水利社会史的许多著述来看，比如《晋水流域36村水利祭祀系统个案研究》等，这些“水利社会”同样也是一个“市场层级”社会和“祭祀圈/信仰圈”。究竟是先有水利社会，还是先有“市场层级”社会，抑或“祭祀圈/信仰圈”?今后区域水利社会研究不可回避这些问题。

五、区域社会的界定

如何定义区域社会?市场层级理论、祭祀圈/信仰圈理论、水利社会理论、某一“核心价值”较突显的区域社会理论均从特定的研究对象出发，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就更为一般的定义而言，近年来许多学者也做出了尝试。行龙主张“以社会及其发展的相近性为标准”来把握；常建华把区域社会和地域社会两个概念分开来讲；科大卫认为“区域”不过是从研究主题引申出来的由研究对象自我认同界定出来的空间，强调“华南”不是固定的区域，而是历史建构过程。而潘英海则把区域看成是一个人群互动和文化建构一合成的关系网络。这些学者均把区域社会看成是规模上相对而有变动的单位，承认区域社会的相对性与变动性，这种共同反对按照行政区划或自然地理来研究区域社会的策略是值得肯定的。

水利史论文篇（9）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生态环境史也逐渐地走进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不仅翻译介绍了一批西方生态环境史论著，[1]而且从宏观 [2]和微观 [3]两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问题，并推出了一大批学术成果。本文拟对此进行回顾与梳理。特别申明的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生态环境史的研究成果极多，在有限的篇幅内作全面介绍是不可能的事。就个人能力所及，在尽力照顾各方面的同时，有所选择地加以述评，挂一漏万，势所难免。如有不妥，尚祈专家和学者批评指正。

一、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关系，它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无论是宏观理论的探讨，还是微观问题的考察，都取得了一些颇有份量的学术成果。毛曦认为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关于人地关系的最新理论，他撰文指出，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理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主体的人，在于人性的善良与高素质的人的存在。以此为指导，研究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演变，要注意4个问题，即自然因素与人为活动的综合影响；人为活动的积极作用及对自然环境影响的限度；人对自然的正常开发与破坏之间的度的界限与量的区分；引入量化方法与现代地理学的科学方法，总之，应将历史地理研究对现实的借鉴作用与意义落在实处。[1]

曹世雄从整体上考察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认为人类同自然环境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演递过程，自从地球上有了人类以后，出现了4次生态危机，文章还分析了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原因。[2]有两部专著值得一读，一是黄鼎成等的《人与自然关系导论》，该书把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系统作为整体，通过综合性、系统性的研究，认为要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必须结合相应的社会发展背景，进行结构性变革和转换人与自然相互适应模式，著者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观、人与自然协同共进的基本原则、行动框架和主要对策。[3]另一是王维的《人·自然·可持续发展》，作者回顾了人类与自然关系史，并通过对正反实例的分析及理论的论证，以期唤起世人对生态问题的关注，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4]美国学者赵冈以生态学的基本观点为视角，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对中国历史时期人口增长、人口迁移、各种类型的垦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作者认为北宋以后，中国人口出现明显的长期上升趋势，人口压力导致农垦与山林垦伐的加剧，特别是到了清中叶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已有超过自然资源承载力的迹象。作者还认为人口迁移与生态环境互为因果关系。[5]

随着西部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不少学者探讨了生态环境与西部文明盛衰的关系。王乃昂等根据大量的文献资料，通过多学科的交叉研究，认为清代中叶是近2000年来我国西部土地覆盖变化的关键阶段，森林覆盖率由原始状况30％左右下降为目前的8．68％，人口猛增和大规模土地开发是生态环境恶化的主导因素。[6]有学者在大量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对罗布地区的人类活动和环境变迁进行分析研究，韩春鲜等认为历史时期罗布地区的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可分为魏晋以前河湖水量充沛、魏晋以后至元代河湖水量减少、清初至道光以前河湖水量充沛、清道光以后河湖水量减少4个阶段；[7]夏雷鸣通过对罗布地区古楼兰人的墓葬麻黄现象的探讨，分析了距今3 800年罗布地区的生态环境、古楼兰人的社会经济生活及饮食结构。[8]内蒙古岱海地区是个自然生态环境变化最敏感之地，田广金通过对该地区一套考古文化剖面以及一套在年代上与之对应的自然地层剖面的比较研究，发现距今7000—2000年间这个地区的人地关系有着丰富的表现形态与比较频繁的变率。[9]位于内蒙古毛乌素沙地南缘的统万城建成于419年，废毁于994年，邓辉利用大比例尺航空遥感影像判读、历史文献分析和实地考察等多种手段，探讨了统万城从修建到废毁期间人类活动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过程。[10]王建革以人口负载量的变迁为线索，分析了黄土高原农业发展与人口负载量以及生态负载量的关系，并重点阐释了生态条件的恶化对人口负载和农业发展的影响，及其对文明进步的抑制。[11]

远古时期江准地区的人地关系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问题之一。张明华利用孢粉资料和考古发现，阐述了新石器时代太湖地区的人与环境之关系，认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曾经孕育了灿烂的太湖古文化。[12]丁金龙、黄渭金分别撰文阐释了马家浜文化时期、河姆渡文化时期的人地关系，进而说明了这样的道理：人与环境是对立的统一体，人既是环境的产物，又作用于环境。[13]郑龙亭在野外调查和考古发掘的基础上，通过对早更新世陕西蓝田公王岭动物群、湖北郧县猿人动物群、重庆巫山龙骨坡动物群和安徽繁昌人字洞动物群的研究，认为“淮河过渡区”是揭开早期人类起源面纱的关键地区。[14]

明清时期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生态环境渐趋恶化，引发了流民等社会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但他们在探究明代中后期人口大量逃亡的原因时，多强调赋役繁重及地主对土地的大量兼并，李心纯则从人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生态系统角度分析了明代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山西、河北流民现象的原因。[15]蔡苏龙在明代自然灾害统计资料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流民给生态环境造成的种种恶性干预事实的考察，指出流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造成明代中后期农业生产衰变的一个主要原因。[16]王建革研究了明代华北平原人、马、地之间的关系变化，指出明初，华北平原宽松的人地关系推动了军马养殖的迅速发展，到了成化年间，人口压力开始抑制养马的发展，明中后期，人口进一步增长，养马数量大幅度下降。[17]薛平拴、谭作刚撰文对明清时期陕西境内移民、农业垦殖与自然环境的动态变化关系进行考察。[18]卞利、谢宏维利用徽州方志、家谱、档案、碑刻和文书等材料，对徽州棚民问题进行研究。指出棚民进入徽州山区后，给徽州山区生态环境及社会经济所造成的影响与破坏，针对这一问题，徽州本土官民采取了种种应对措施，并取得了预期效果。[19]

还有学者撰文探讨了自然环境与王朝政权盛衰之关系。张敏认为，东汉末年以来自然环境变迁是西晋灭亡和十六国割据局面形成的重要原因，由于全球性寒冷干燥期的出现，我国北方沙漠面积不断扩展，各游牧民族原有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于是纷纷南迁，趁西晋集团内乱之际，先后建立了自己的政权。[20]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西夏时期，气候寒冷干燥，地表多荒漠，且境内四周山脉环绕，宛如天然屏障，这种地理环境对西夏经济、政治、立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李学江撰文对此进行探讨，值得一读。[21]

[1] 在翻译介绍西方环境史论著方面，候文蕙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她翻译的论著有：《征服的挽歌——美国环境意识的变迁》(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沙乡年鉴》(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美]唐纳德·沃斯特著，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美]唐纳德·沃斯特著，三联书店，2003年版期。此外还有吕瑞兰，李长生译的《寂静的春天》([美]蕾切尔·卡逊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王毅，张学广译：《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英]克莱夫·庞廷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何鉴译：《环境论——人类最终的选择》([日]岸根卓郎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包茂宏还著文介绍美国环境史学的研究情况，他的《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见《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一文，介绍了美国当代著名的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对世界环境史研究作出的突出贡献。

[2] 从宏观上研究中国生态环境史，国内应推王玉德、张全明成就最大。他们合著的《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堪称国内系统研究生态环境史的开山之作。该书确立了相对系统的生态环境史的理论框架，共分上、下2编，上编根据历史的发展线索，分别介绍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时期的生态文化，下编分历代气候与生态文化、土壤与生态文化、生物资源与生态文化、治水与生态文化、矿产与生态文化、灾害与生态文化、古代生态旅游文化和古代生态思想等8个专题论阐述了五千年生态文化，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较强的示范功效。包茂宏也著文予以探讨，他的《环境史：历史、理论与方法》(见《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一文，从全球视野对环境史的兴起、发展，环境史的理论、方法及其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认为中国的环境史应采用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构建中国自己环境史的理论体系。此外，惠富平也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他认为生态环境史研究属于交叉性学科，其中既涉及到社会历史问题，也牵涉到生态、环境等科学问题，必然形成一些自己特有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基于此点认识，应从生态环境史研究的有关概念和理论；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历史时期生态环境的变迁过程、表现和人为因素等各方面构筑该学科的理论体系。(详见惠富平：《生态环境史讲义(未刊稿)》)

[3] 这里所说的从微观上研究中国生态环境史，是笔者根据接触到的资料进行的理解和归纳，主要包括：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古代都城与生态环境；水、气候与生态环境；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区域生态环境史；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等方面。这些问题也是笔者着重探讨的问题。

二、气候、水与生态环境

中国历史上近5000年来的气候变迁，对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该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满志敏利用文献物候资料研究了历史时期气候冷暖变化的基本规律，提出了均一性原理、限制因子原理、气候影响的同步性原理、人类影响的差异性原理和模式、生物响应气候冷暖变化的不对称原理等基本理论，有极高的学术价值。[22]历史时期，我国北方地区农业经济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变化过程，倪根金认为其变化原因，除了社会因素外，气候变化和生态平衡破坏是非常重要的原因。[23]王晖利用古代土壤学的新研究成果和先秦古文献与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对商末黄河中下游的气候环境进行考察，认为商后期干旱的气候和饥荒是周武王克商的直接导火线，导致商周之际的改朝换代。[24]秦冬梅以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气候异常期，具体表现为冷暖变化、干湿变化的异常及各种自然灾害数量的增多，这种异常的气候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粮食歉收，从而间接地影响社会安定程度。[25]王开发通过对上海地区大量孢粉样品的研究。

发现沪杭地区全新世以来气候变化具有多次的波动，表现出5个凉期和4个暖期。[26]

中国是个水灾频仍的国度，水与生态环境问题必然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樊自立和方英楷撰文对塔里木河水资源问题进行探讨。樊文指出，在气候极端干旱的塔里木盆地，人类开发利用水资源，使水资源消耗由以自然生态为主转向以人工绿洲生态为主，从而使生态环境发生变化，其变化规律是：沙漠化与绿洲化并存，互有消长，“人进沙退”和“沙进人退”皆有，但以沙进人退为主；上游灌区引水增加，人工绿洲由原先多分布在河流下游三角洲向山前平原推进，面积不断扩大，使这里生态环境改善；河流中下游由于水量减少，古代绿洲消亡，天然植被退化，沙漠化扩大，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而处于沙漠和绿洲之间由林地、草地和自然水域构成的过渡带不断缩水，防护功能不断减弱，形成了沙漠危逼绿洲的严峻形势。[27]方文则总结了历史上塔里木河下游5次改道，引起下游地区生态环境剧变、绿色走廊衰退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保护塔里木下游绿色走廊的18条措施。[28]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炎黄子孙的灾难河。学者们对黄河及其引发的生态问题格外关注。王星光撰文对历史时期的“黄河清”现象进行研讨，他指出，黄河清是一种自然现象，却又不可能出现在正常条件下，只有当流域内大范围出现持续干旱少雨、冬季过于寒冷、地震等异常情况时，才会出现该现象。黄河清是干旱和黄河断流的前兆，同时，还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活交织在一起，成为奇异的文化与社会现象。[29]王尚义就黄河下游水患及中游河口至龙门间土地利用方式的环境后果提出了新观点：东汉水患频率高于西汉，灾情也更为严重；东汉时期河口镇至龙门间的农耕人口减少了九成以上，该区与整个黄河中游一样，迁入了大量游牧民族，原始的游牧对天然植被破坏极大，是造成东汉黄河下游水患频繁的主要原因。[30]还有论者著文探讨了黄土高原人为水土流失的历史根源与防治对策，有较强的现实意文。[31]张健民利用汉中、兴安2府所存碑石资料，考察了清代后期陕南地区堰渠水利发生的种种变化及其原因，并分析了清代后期该地区以水患为主的自然灾害的基本特征及其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关系。[32]

王建革对清代大清河的治理进行研讨，太行山一带森林和植被的破坏加剧，引起水土流失加重，使得永定河、子牙河的泥沙量上升，是大清河决口泛滥的关键原因。清政府为了减轻水患，将治水重点放在永定河、子牙河堤坝系统的修筑，使清浊分流，其治水过程突出反映了专制王朝由紧到松的治水特点。[33]郭声波探讨了历史上四川(含重庆)农业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情况、水土流失情形及农地垦殖与水土流失的关系，认为水土流失与耕作方式有关，水土流失程度与农地垦殖面积、垦殖指数之间存在函数变量关系。[34]张芳撰文论述了清代南方山区水土流失的人为原因及其防治措施，并提出要“以史为鉴”，山区开发应走生态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协调持续发展的道路。[35]许怀林还分析了近代以来江西的水旱灾害及其与生态环境相关的问题。[36]

三、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

(一)森林资源与生态环境

森林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自然资源，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森林与生态系统的关系问题是学术界讨论较多的话题。凌大燮梳理了我国森林资源变迁大势，古代数千年中，我国森林资源约减少一半，由太古时代的47600万公顷，减少到清初2913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由49％下降到26％；从1700年到1949年200余年间，森林资源的损失大大超过古代5000年，到抗战前夕，森林面积减少到9143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下降到8．19％。[37]陈植具体分析了近代森林破坏的主要原因，即为中外反动统治阶级的掠夺、历年战争的破坏以及滥垦山林等3个方面。[38]

随着森林的不断减少和生态问题的日渐显现，人们对森林保护环境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和发展。倪根金认为，此认识过程共分先秦、汉至元、明清和近代4个阶段。[39]岳耕具体分析了先秦时期的林业，当时采取许多措施，保护森林资源，提倡植树造林，发展林业生产，从而为传统林业科技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40]王子今考察了秦汉时期的护林造林育林制度；[41]郭文佳研讨了宋代林业发展情况和保护林业资源的政策措施；[42]倪根金则利用护林碑和古文献资料，对明清时期护林碑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43]樊宝敏指出，清前期对林业的认识基本局限于保护农田、为农服务的层面上，但森林生态思想已初步形成。[44]

倪根金利用汉简资料，探讨了汉代西北垦区的林业状况，垦区不仅植树而且十分重视保护，曾拥有一定规模的森林资源；同时，过度砍伐导致生态平衡破坏是居延垦区衰落的根本原因。[45]关传友依据文献资料对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与西北地区竹林分布的关系进行探讨。[46]张春生利用《五藏山经》的记载考察了黄河中游的森林情况，林业资源以陕北、渭河南岸最为丰富，豫西、晋西南次之；森林资源破坏最严重的，当推汾水流域和晋北，其次为泾水流域。[47]黄正林撰文探讨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岭边区政府辖区内的森林分布，边区对森林的过渡砍伐所引起的自然灾害，以及边区政府保护森林的政策法规等问题。[48]

马强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蜀道地带的森林历史变迁进行考察，并指出人类经济开发活动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改善生存环境和满足日益增长的日活需要，但同时也对自然资源造成破坏乃至洗劫。[49]蓝勇用文献和实地考察资料，分析了三峡历史时期森林分布变迁的规律：明清时期是三峡森林分布大起大落时期，清中叶以来三峡地区森林遭到历史时期最为严重的一次耗损，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则遭到史无前例的摧残。[50]张浩良对历史时期通江县的森林问题进行全面研讨。他先考察了该县近百年内森林资源的变迁过程，指出人口增长的负面效应，政府决策失误，森林的过度采伐，生产生活用材的压力，森林火灾，林政管理短期行为是导致森林生态变化的直接原因。关于该县对森林资源的保护，指出从保护机制上分析历史上主要以乡规民约的形式出现或以禁碑的形式对森林或生物进行保护。近百年时间内，其形式多样，保护措施主要是以执法惩戒、乡规民约、封育山林、工程造林、园区建设、水土流失治理等。[51]邓绍辉还著文考析了四川省政府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52]

徐海亮探讨了历史时期河南天然森林的变迁规律及变化特征，认为出现了战国至两汉、唐宋、18～19世纪3个开发高潮，天然林自北向南、自东向西缩减，气候转冷和人类破坏是天然林消减乃至消亡的重要原因。[53]周宏伟从宏观角度考察了长江流域森林变迁的历史过程，指出农业开发、矿冶烧煮等人类活动和自然灾异在该地区森林破坏过程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54]卞利根据在徽州调查和收集到27通明清徽州森林保护碑刻资料，结合徽州历史文书和文献，对徽州森林保护碑刻的时空分布、类型划分、基本内容和形式进行分析，指出：明清徽州森保护碑刻在严禁乱砍滥伐森林、维护当地居民生产与生活以及生态平衡方面，在保护和发展以林业为支柱性产业的徽州经济方面，具有其它质地特别是纸质文书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55]肖文评依据《湖寮田山记》，对明末清初粤东大浦山区的山林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进行了考察。[56]冯祖祥、刘德隅分别撰文对湖北、云南森林变迁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57]

(二)其它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

文焕然对历史时期孔雀的地理分布进行考察，指出中国孔雀分布地区的历史变迁，大体可分为长江流域(包括滇东北、四川盆地及长江中游一带)、岭南(粤东、粤中、云开大山及其附近、桂西南、桂东南)、滇西南3个区，且分布范围很快缩小，数量迅速减少。这种变迁是“人与生物圈”变化的反映，其中人类的活动，特别是对孔雀的大量捕杀是变迁中最主要的原因。[58]对学术界认为明清时期中国野生犀牛仅分布在北纬25度以南的滇南、岭南地区之说，蓝勇作了进一步探索，认为元明清时期中国野生犀牛的分布北界应更靠北一些，清初以前在川黔交界的北纬28度～29度之间的贵州绥阳和四川酉阳间仍有生存。[59]动物是中国古代园林体系的组成要素之一，郭风平认为，中国园林动物历经了先秦起源期、秦汉魏晋唐宋繁荣期、元明清衰落期三个大的历史变迁阶段。中国园林自身发展轨迹和森林生态环境变化是中国园林动物变迁的主导因素。[60]

秦岭是中国大陆两大区系古北界和东洋界的分界线，动物种属成份具有明显的过渡性、混杂性和复杂性。李健超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的资料研究表明，在春秋战国以前，秦岭曾经是两大界许多珍稀兽类和凶猛兽类的栖息繁衍的乐园；由于生态环境变化，主要是气候变化以及人类活动，使一些热带动物如犀牛、象等逐渐在秦岭周边地带灭绝；然而自秦汉直到清代中叶，由于秦岭仍保持较好的生态环境，许多珍稀动物如大熊猫、金丝猴、鹿以及熊、虎、野猪等仍大量生存；18世纪中叶起，数十万计的移民进入秦岭腹地，使百兽丧失栖息的环境，再加以滥捕滥猎，致使秦岭众多珍稀动物和一些猛兽的分布稀疏，数量减少，以至物种灭绝。[61]王利华对3世纪至9世纪华北地区的鹿类种群及分布情况进行了考察，此一时期，该地区仍分布有数量众多的梅花鹿、麝、和獐，并尚有少量的麝栖息，与春秋时代以前的情况相比，鹿类的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明显减缩，特别是麝的减少最为显著；但与晚近时代相比，仍称可观。作者认为，鹿类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的变化，是当地生态环境及其变迁情况的综合反映，与人口密度、生产类型和经济活动强度密切相关。[62]刘正刚依据有关方志资料对自山东起，历经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的惨烈虎患进行考察，作者指出虎患的发生，与当时人口压力的增长、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人们对山地无节制开发而最终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有关，明清虎患反映了当时过分开发土地的无序性。[63]

马强从森林植被的变迁、重要野生动物减少灭绝等方面论述了汉中盆地全新世以来生态资源的重大变迁，认为唐代以来的“畲田”农业开发、频繁的伐木修栈，尤其是明清时期移民进入汉水上游大规模的垦殖活动以及极度缺乏植被的恢复和保护措施是造成汉中盆地生态环境恶化、生态资源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64]张全明撰文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宋代在生物资源保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当时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或在局部地区继续恶化的现象，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65]萧家仪就江苏扬州西部一泥炭剖面采样进行孢粉分析，探讨了扬州西部距今约4500年以来的生态演递与古文化兴衰的关系。[66]林汀水还探析了明清时期，福建省人口激增，植被遭到破坏，进而出现水土流失的恶性现象，其教训值得深思。[67]

转贴于 四、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

(一)农业与生态环境

王建革从生态学的视角，撰写了一组论文对传统农业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在《人口、生态与我国刀耕火种区的演变》中，作者考察了在人口压力和生态演变的条件下，刀耕火种区在史前、原始农业、传统农业3个时期的演变过程。[68]在《小农与环境——以生态系统的观点透视传统农业生产的历史过程》中，作者系统分析了农业生态系统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结合我国农业生产的历史实际，探讨了小农在自然生态系统以及社会系统之间所处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过程，并进一步揭示了我国传统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生态学背景。[69]在《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中，作者从人口和生态两方面分析了历史上特别是清末、民国时期封建地租类型和分布特点。[70]

王思明从历史传统的视角，对中美生态农业实践进行比较。作者认为，生态农业实践在美国开展早却步履维艰，而中国起步晚却进展迅速。究其原因，是双方在目标侧重及实施办法上的差异。通过比较，作者进一步指出，中国生态农业是运用生态学原理和系统科学的方法，将现代科技成果与传统农业技术精华相结合而建立起来的具有生态合理性、功能良性循环的一种现代农业体系。[71]

农业的起源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心的重大问题。陶利辉根据晚近考古资料及我国西南原始民族的农业发展情况，认为农业起源于山地，因为山地不仅是人类早期的理想居地，同时也是动物生存和植物生长的最佳环境。[72]张佩琪还具体探究了水稻起源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73]申友良依据长江中下游全新世时期的环境、洞庭湖地区全新时期地貌、彭头山遗址孢粉分析材料，认为彭头山遗址的稻谷遗存是我国八千年以前即已存在稻作农业的标志。[74]萧家仪在参阅国内外资料的基础上，结合考古遗址的发掘，用植物蛋白石分析法探讨了新石器时代，江苏张家港市东山村遗址古代先民的稻作活动。[75]

历史时期农业开发经营与生态问题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朱宏斌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应切实注意其历史性、区域性以及产生原因的多元性，否则即会夸大或延伸历史时期的生态问题，不仅背离历史研究的本质，而且亦无助于对当前严峻生态问题的正确认识和真正解决。[76]吴滔分析了明清农业生态变化与灾荒发生的恶性循环的关系，并指出，在经济开发中，必须协调好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生态环境才能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农业灾荒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77]桂慕文用历史唯物主义眼光回顾当代大农业的辉煌业绩，同时又用生态经济学观点分析当前的困境和对策。[78]

谢丽以古楼兰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为背景，对战争胁迫下楼兰古国和塔里木河中、上游地区西汉至唐朝绿洲农业的开发，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建立了“绿洲废弃周期”的理论模型。[79]李令福以关中地区为例分析了历史时期的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的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还特别强调今后学术界要深入研究、决策部门应该充分考虑在区域开发过程中自然地理环境的反作用。[80]姚兆余从农业开发的技术路径着手，讨论了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开发技术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农业开发对生态环境之所以造成巨大的破坏作用，与农业开发的技术路径息息相关；大规模移民造成了人地关系的恶化；水资源过量开发，导致水资源减少；生产技术原始落后，只好通过扩大垦殖规模来增加粮食产量，而滥垦土地又造成地表生态系统的失调。[81]萧正洪指出，清代西部地区的特殊环境条件使粗放型的农业技术得到广用。在生产实践中一些人对森林植被的重要性开始有所认识，但自然环境条件的恶化仍然未能避免。[82]孟晋撰文探讨了清代陕西地区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破坏恶性循环之关系。[83]蓝勇用文献和实地考察资料，分析了清代康乾嘉时期四川人口膨胀和不合理的垦殖对清后期四川农业生态和社会生活的影响。[84]王建革通过对华北平原农业生态系统的分析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农业生态系统的组成中，家畜饲养业由于人口压力加剧而萎缩；传统农业生态系统常处于氮约束和水约束状态；经济实力不同的农户在人力和畜力投入是不同的。同时作者不认同黄宗智“过密化”的理论。[85]

朱士光对历史时期江汉平原农业区的形成与农业环境的变迁进行考察，有较高的学术价值。[86]吴小平从农业遗存、农业生产工具、以农业为基础的动物饲养、陶器制作和永久性定居村落5个方面对洞庭湖区不同史前考古学文化时期的农业经济概况进行了探讨，寻求出湖区史前农业非持续性的发展轨迹，指明这一现象的出现与不同时期环境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87]吴璞以明代以来吴江县农业种植结构因生态环境变化而转变为例，说明“农业时代，农业为其经济核心，经济结构的转变以农业生产结构的转变为前提，农业生产结构的转变又是农业生态环境变迁的结果”。[88]张芳根据太湖地区古代圩田的开发速度和规模与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好坏程度，把太湖圩田的开发过程分为春秋战国至唐前期圩田缓慢发展期、唐中后期至五代圩田迅速发展期、宋代圩田体制转型及膨涨发展期、元明清局部地区圩田发展期4个阶段，并指出圩田的修建对太湖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变影响很大。[89]李若文以台湾嘉义地区为例，考察了清代汉人拓垦过程中的环境变迁，指出环境变迁是人力与自然力交叉作用的结果。[90]

(二)畜牧业与生态环境

陶炎对历史时期草原的变迁与牧业的兴衰进行了探讨，历代王朝重农轻牧，并向草原地带大量地移民和屯田，使大片草原转化为农田或遭破坏，而草原畜牧业则由于得不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始终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作者指出，只有对草原加强管理，保持畜草平衡，才能使草原畜牧业协调稳定地发展。[91]王利华对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变动进行分析，发现畜牧业经济比重曾有明显上升，畜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变动与人口密度的升降和游牧民族的内徙直接相关，是农耕和畜牧两种具有不同生态适应性和能量生产效率的经济生产方式不断竞争消长的结果，与所谓“胡化”和“汉化”过程互为表理。[92]王建革依据1940年和1941年，日本张家口经济调查所关于察哈尔和锡林郭勒地区的2份调查报告，对传统草原生态的状况作大致的描述。并通过与1990年草原状况的对比，分析了草原生态的变迁。[93]

吕卓民通过梳理有关资料，认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西北地区固有的农牧业生产布局曾经发生过很大变化，即在人为因素的影响下，向以经营畜牧业为主的西北地区，一直不断发生着向农业生产经营区的演变与发展。这一历史发展与演变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先秦至隋唐以畜牧业生产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宋金形成农牧兼重格局的时期；明清则成为农业生产跃居主导地位的时期。[94]学术界有两篇论文对呼伦贝尔草原的生态环境进行探讨。景爱根据考古资料和有关文献记载，认为古代呼伦贝尔草原气候要比现在湿润一些，沙地的覆盖面积也远没有现在这样大，在河流的沿岸有大片的森林与繁盛的牧草。但由于人为因素，自汉代以后，呼伦贝尔草原的生态环境就不断遭到破坏。终于导致了呼伦贝尔草原地理环境的变迁。[95]王建革以20世纪30年代的日文调查资料为主，考察了呼伦贝尔草原冬营地时期的人、畜和草原的关系，并着重分析其游牧生态。[96]

衣保中研讨了清代以来东北草原的开发与生态环境问题。指出清代以来，随着蒙地的开放和草原的开发，草原植被遭到破坏，草原退化、荒漠化和盐渍化日趋严重，付出了极其惨重的生态环境代价，不仅危害了东北地区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97]

(三)其它农业与生态环境

王利华根据文献记载，对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的水环境和渔业生产情况进行考察。作者指出，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总体水环境相当优越，河流汛期长，水流量较大。鱼类水产资源相当丰富，渔业生产较为发达，在当地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98]

蓝勇分析了历史时期三峡农副业和林副业的开发历程，认为汉晋南北朝时期农副业地位相对较高，唐宋以来林副业开发日益重要，明清时期农副业和林副业开发都有较大发展，但由于农垦经济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山区交通的不畅，并没有因此改变三峡经济状况。作者还指出了发展三峡林副业的新思路。[99]

许怀林和黄志繁分别撰文考察了江西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许对上起新石器晚期，下迄20世纪前期的江西经济与环境关系进行梳理，指出江西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互动变化，是在全国大生态环境变动的推动下演进的，同时有江西的省情区域特征。[100]黄通过生态和生计制约赣南山区商品经济发展的例子说明，山区商品生产无法发展的原因不能用落后封建势力的压制来解释，人口、土地及土地利用方式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才是山区商品生产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101]戴一峰也著文从环境与发展互动关系的角度，对20世纪前半期福建西部农村社会经济进行探讨。[102]

五、区域生态环境史

当前我国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形势严峻，已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学者们也非常重视研究历史时期的生态问题。朱士光认为历史上该地区生态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特征是：生态环境变化主要反映在干旱化、沙漠化与水土流失不断加剧；生态环境发生变化的原因既有气候干旱化的影响，也与人为活动关系密切；生态环境变化在历史时期以秦汉、唐、明清时期最为显著，新中国建立后更为剧烈；生态环境变化影响广泛深远，不仅制约着本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还威胁着周边地区，尤其是其东部华北平原与京津地区之生态安全。[103]成崇德从地理环境、人口迁移等方面对清代前期开发西部边疆的得失进行综合研究，为当今中国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提供历史借鉴。[104]

徐日辉通过对距今5000—8000年以前新石器时期渭水上游地区环境的研究，揭示出该地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渐变过程，为我们今天加强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借鉴。[105]杜海斌以汉、唐宋、近代为基点，回顾了居延地区2000年间的生态环境演变，认为人类的过度开发是造成居延绿洲和文明逐渐消失、衰败的根本原因。以历史的实证，敲响保护生态环境的警钟。[106]

梁中效考察了历史时期秦巴山区自然环境变迁过程，认为该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可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和机器时代4个阶段，唐代以前对环境破坏是局部的，宋代以后对环境破坏是全局性的，晚清以来的机器时代环境更加恶化；秦巴山区是关陇、成渝、江汉平原和中原大地四个经济核心区之间最大的绿色宝库和最重要的生态屏障，一旦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将会给这四大经济区造成巨大影响。[107]王广智以考古资料为主，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对晋陕蒙接壤区生态环境进行探讨，并提出防治生态环境变劣的对策。[108]

黄土高原地区是我国当前生态环境最为恶劣的一个区域，学术界也对历史上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研讨。朱士光强调要加强人类历史时期生态环境变化历程与规律的研究，而且要紧密结合人为活动之影响开展综合性研究。作者还考察了这一地区人类历史时期生态环境变迁历程及演化特点，并提出了具体的推进这一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对策。[109]肖兴媛通过对黄土高原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现况及存在问题的分析，从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方面分析了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并针对生态环境重建及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了生态重建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还就生态环境重建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总结。[110]王乃昂也撰文对历史时期甘肃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进行研究。[111]

甘肃省生态问题突出，主要表现为沙漠化威胁有增无减、水土流失严重、水资源和水生态环境形势严峻、森林和草原植被破坏有禁不止、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频繁。李并成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对于在西部大开发中甘肃省生态环境重建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关战略问题，提出了11个方面的思路和建议。[112]宁夏平原是我国黄土高原上游的著名古老灌区，当今地球上半荒漠地带的一块成功的灌溉绿洲。汪一鸣考察了宁夏平原由原始的草原生态系统改造为农业生态系统的历史过程，分析宁夏引黄灌区开发成功的历史经验，探讨丁宁夏平原生态环境的主要问题以及改善途径。[113]钞晓鸿利用新近出版的《陕西金石文献汇集》，对清代至民国时期陕西南部的环境保护及其前因后果进行探讨。[114]张浩良采用参与式的调查方法，对四川通江县的生态环境变迁及保护等问题进行了考察。[115]张同乐就20世纪60—70年代河北省的环境保护问题进行梳理和探讨。[116]

杭嘉湖平原是浙江省最大的平原，徐建春对距今11万年至良渚文化后期该平原生态演递与古文化兴衰的关系进行讨论，作者指出，在该地区生态环境中的生物群落处于顶极时期，人类文化发展则处于鼎盛时期，否则，则相反。[117]

综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可喜成绩。我们在面对这些成就时，也应该看到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存在的诸多不足，如生态环境史研究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历程，但至今尚未建立起与该学科发展相适应的、科学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大有见树不见林之感，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生态环境史研究向纵深方向的发展；又如，生态环境史研究方法还较单一。我们知道，生态环境史，就其性质来说，“应属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131]这就决定了生态环境史研究既需要社会科学的方法，又需要自然科学的手段。而在目前的研究中，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则偏重于利用气候学、地理学、生物学、水文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生态环境史；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往往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理论与方法，研究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问题。这不能不说是生态环境史研究中的一大缺陷。值得欣喜的是，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上述问题，并从各个侧面提出了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相信，伴随着社会的进步，新问题的出现，新史料的发掘，新方法的运用，生态环境史的研究会不断地走向深入，大批新的成果也会不断出现。转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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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史论文篇（10）

二、“开放性”主观题的类型

纵观近几年来全国各地的文科综合试卷中的“开放性”主观题，大致可以归为以下三种类型：

1.开放某一组试题的某一问

此类试题一般从历史学习的态度、对问题的理解、所获得的启示、建议等方面进行设问，要求考生总结规律、提出对策、得出结论、分析得失，主要立意是考察历史的借鉴教育功能。命题者往往只提供问题，并不提供标准答案，要求学生从所提供的客观历史事实进行分析，并创造性地得出历史的结论。作答此类试题的宽松度较大，考生得分相对容易。

例如：（2006·北京文综卷·37（4））青少年应当成为文明的继承者和创造者，最近拟举办“18世纪以来文明的对话”主题展览，邀请中学生参与展览的筹备与宣传回答：

（4）展览四：当代文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以下是展览的结束语：联合国千年报告指出，建设一个更安全、更公平的21世纪，需要每个国家和每个人的努力。联合国秘书长在2004年新年致辞中呼吁，国际社会不仅要关注局部战争冲突问题，也要致力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贫穷、病症、环境恶化等问题。

请根据结束语和所学历史知识，就解决当代文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提一条建议。（4分）

【方法点拨】此类试题没有标准答案，评卷要求是“言之有理，即可得分”。解答此类试题有三个关键步骤。第一是“审设问”，明确设问的范围。即求答项：一条建议；中心项：文明发展面临的问题（要求回答哪方面的建议）；限定项：当代（时空）；提示项：根据结束语和所学历史知识（答题的依据）。第二是“读材料”，读懂背景材料的中心意思，明确材料反映的历史现象或问题：局部战争冲突、贫穷、病症、环境恶化。这就为回答好“建议”打下了基础。第三是“提建议”，根据前面所找出的问题，提出应该怎样做，努力的方向是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避免什么，这是解答好“建议”的落脚点。

2.观点型“开放性”试题

观点型“开放性”试题又称之为“小论文”的形式。此类试题考察的范围广，具有较大的深度与难度；主观性强，给学生以更大的自我展示空间；答案要点包容性大，甚至只有答案要求而无具体答案。

例如：（2012·上海单科卷·39）妇女与教育（12分）

材料二1914年，教育总长汤化龙发表他对当时女子教育的看法：“民国以来，颇有一派人士宣导一种新说，主张开放女子之界限，其结果致使幽娴女子提倡种种议论，或主张男女同权，或宣导女子参政。……盖谓该校在今日，不但毫无利益，而反有巨害。”

问题：基于上述材料，谈谈你对民国初年社会的认识。

【方法点拨】解答此类试题有四个关键步骤。首先，明确问题及要求，即“基于上述材料，谈谈你对民国初年社会的认识”。其次，阅读材料，提炼材料的主要意思和主旨。材料一中北京、上海出现了女子学校，妇女获得了工作和参政的权力。材料二中教育总长汤化龙对女子教育持反对意见，认为这样有百害无一利。第三步，明确观点，联系知识，罗列证据，安排结构。材料一与材料二是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体现出的是民国初年新旧思想的激烈冲突，这也说明民国初年时期的近代中国正处于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其证据有：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妇女得以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享有公民权利的社会成员（材料一）；另一方面，社会上对新式女子教育出现了异议（材料二）。第四步，形成文字，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史中有论。

【参考答案】答案l：能在材料一与材料二之间建立关联，并能从中看到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因素。

民国初年处于近代中国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妇女权利的变化正是这一时期社会变迁的缩影。辛亥革命创立了中华民国，肯定了人的基本权利，倡导男女平等。妇女得以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享有公民权利的社会成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纷纷兴办了女子学校，不但教授她们适应社会的各类知识、技能，而且还以培养妇女参政为宗旨。但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守旧势力依然强大，社会上对新式女子教育出现了异议，尤其是在袁世凯执政时期，教育总长汤化龙的言论即为一例。这体现了当时新旧观念的冲突。

答案2：能在材料一与材料二之间建立关联，但仅能描述历史现象。

辛亥革命以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移风易俗的政令，促成了社会习俗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倡导女权就是重要的一方面。北京、上海等地女子学校的兴办正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这些学校致力于提高妇女的知识答案和参政意识，提高了妇女的地位。对于这一新事物，也出现了异议，教育总长汤化龙的言论即为一例。这体现了当时新旧教育理念的冲突。

答案3：只能就材料一与材料二分别展开讨论

答案4：没有基于材料回答问题

3. 开放的组答方式和答案标准等“开放性”试题

此类试题的主要特点是以教材的历史观点为依托，以组答方式和答案标准的开放为特征。它不要求考生独立阐释自己的观点，而是考查考生对历史规律的认知深度和掌握程度，在对史料鉴别、提炼、组合中凝练出自身思想的精华。

例：（2012·北京文综卷·37（4））

（4）阅读上表，从“水与人类文明进步”的某个侧面，选出3个关键词，提炼一个主题；再补充一个符合该主题的关键词。运用这4个关键词对该主题进行简要的阐释。（10分）

要求：主题立意明确；关键词选择准确；文字说明逻辑清晰；史论结合。

【方法点拨】解答本题首先抓住“水与人类文明进步”这一中心问题，然后，立足于“水利建设、生产工具的改进、新式海军、殖民扩张”等组织在一起的新的情景，进行发散性思维，从多角度分析归纳。例如，从“罗盘针、新航路开辟、海上马车夫”总结出“水与世界市场”，从“新航路开辟、海上马车夫、海上丝绸之路”总结出“水与交通运输的发展”……第三，依据主题，对材料进行分类、补充，并对材料进行阐释。

【参考答案】示例：

主题：水与社会生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