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1）

当前的国家竞争本质上是制度竞争。[1]制度背后凝结着这个国家的文化元素。一般认为，文化包含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器物文化。观念形态的文化是文化要素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其中价值观念更是文化的核心要素。价值观念是人们判断是非、明确善恶，指引行为方向和目标的标准。面对世界各国思想文化交流融与对抗冲突并存的状态，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思想文化多元多样的现状，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时代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提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从而凸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文化上的深厚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需要透过理论分析、历史考量与现实依据这几个维度来理解。

一、理论维度

（一）价值系统

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理解方式决定了我们的生活式样，比如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活着？怎么样活着才是有意义？认知理解方式可以分为三个系统。知识系统、审美系统与价值系统。知识是认识对于事物本质的反映，作为知识，这样的认识是被实践检验过的、正确的并且被人们相信的。审美是人类理解、感知与评判世界的一种特殊形式，这种形式既有每一个审美主体主观的情感与知识结构，也基于世界与对象的客观存在，表现为一种无功利的、形象的和情感的关系状态。对价值的理解不能把主客体割裂，即单方面考虑客体属性或者主体需求，价值应当是对主客体相互關系的一种主体性描述，它代表着客体主体化过程的性质和程度，即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合乎规律的变化与主体尺度相一致、相符合或相接近的性质和程度。[2]基于这样的理解，价值系统在人类的认知系统中，起着指引作用，如果没有价值观念的正确引领，战争贩子掌握的科学知识会成为战争武器，犯罪分子掌握的科学技术会成为犯罪手段。在二者的关系中，价值观对处于基础作用的科学知识、技术手段等作出判断，从而引领正确的行为方向。同样，如果没有价值观念的积极引导，审美就会变成简单的对于感官的刺激和满足，而缺乏内涵与深度。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首先，二者是不同的概念范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本质所体现出的价值目标与价值追求的根本观点和看法，包括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念范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在面临多元化多样性的思想文化潮流冲击下，由指导理论价值、共同理想价值、精神价值与道德价值等方面所构成的多层次的价值体系，以最大限度地达成价值共识。其次，二者相互联系。在时间上前后承继、内容上紧密联系、目标上高度一致、功能上相互促进。[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中首次提出这个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党的十八大时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完善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作出了理论上的准备。二者都是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反映，都属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范畴，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价值诉求的呈现。其目的都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价值支撑，为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作出价值引领。

二、历史维度

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如果没有体现自身属性与符合时展潮流的核心价值观将面临真正的社会危机！

（一）核心价值观是立国之本

1.苏联解体——抛弃了核心价值观

苏联解体是多方面因素共同结果，分析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需要从民族的文化内核与基本思维中去寻求。正如雷日科夫在《大国的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中提到，“我们的悲剧在于我们失去了苏维埃价值”“我们的国家缺少一种起核心作用的思想，有的只是起瓦解作用的、外来的思想和价值”。所以，苏联解体的诸多原因中，指导思想多元化所造成的混乱，核心价值观被抛弃，导致一系列历史信仰的丧失等是其根本原因。

2.美国称霸——核心价值观

美国称霸靠经济与军事实力，同时美国依靠核心价值观输出所达到的价值渗透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称霸手段。美苏争霸时，美国就意识到意识形态的渗透对苏联的打击是致命的，正如尼克松1988年出版的《1999不战而胜》写到的那样，“开展意识形态竞争”。先是通过养成一种消费方式，再形成文化认同，逐步实现美利坚精神的灌输，最终实现价值渗透，以达到意识形态阵地的占领。

3.纳粹德国——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之所以能在德国兴起，有着深厚的历史与社会根源，同时也基于当时德国的经济形势、政治特性与军事力量等客观条件。《我的奋斗》这本书是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纳粹党所主张的法西斯主义理论的集中体现，书中充满了民族主义狂热和对马克思主义、民主制度及对犹太人的仇恨，系统地阐述了希特勒的“理想”“创建第三帝国和征服欧洲”。可见，法西斯主义所强调的民族侵略主义的价值追求是反人类的，最终被世界人民所主张的“和平与发展”主流价值所抛弃，全世界掀起反法西斯的浪潮，纳粹德国的灭亡成为世界历史的必然。

4.非州的混乱——核心价值观的分裂

价值观的简单移植，不融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血脉，同样是没有生命力的。非洲原本的价值规范和殖民者输入的强制性价值规范之间形成了持续的分裂，这也是导致非洲社会混乱的原因之一。非洲土生的价值观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这种社会以大家庭、宗族和部族为管理结构，缺乏国家控制。欧洲殖民者输入的价值观包括个人主义、人权、法规制度等，这些价值观念虽然在一些市场交易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但在多数人生活的乡村，原来的不成文规范和习惯准则等在生产生活领域仍占主导地位。所以独立后的非州国家期望形成新的价值观，以助推非州民族国家的崛起。正如习近平同志讲到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而核心价值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的要素，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凝结着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价值追求。春秋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孔子主张“仁”的思想、道家代表人物老子主张“自然无為”的思想等，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提出的“兼爱”“非攻”等思想，还是历史传承下来的关于信念、劝学、立德、廉政、正风、笃行的修身治国思想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历史来源。如“修己安人”“仁爱兼爱”的修身文化；“克己奉公”“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奉献的责任感、使命感；“吾日三省吾身”的自律意识；“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立足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价值追求，借鉴了国外先进文化中的合理价值因素，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高尚价值追求与价值目标，表现出其科学性与先进性。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滋生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结合时展，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践，才形成了最有生命力的价值文化。

三、现实维度

作为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用价值系统的评判标准来衡量当代中国，就必须要正视在价值领域存在的困惑。

（一）道德选择的茫然

现实中存在一些道德滑坡的现象，比如因追逐利益、以营利为目等容易导致经济领域的道德失范；因理想信念丧失、信念动摇等容易导致政治领域的道德失范；因是非观念被颠覆等容易导致文化领域的道德失范等。同时还面临一些道德两难问题，无论如何选择，都有可能是道德的，也有可能是不道德的，都有利有弊，都无法尽善尽美，都有可能承担一定的风险。因此，在进行道德选择时，如果没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往往是茫然的，甚至是漠然的。

（二）生命意义的追寻

人生是一段旅程，在这个过程中，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存在即有意义吗？那么评定生命意义的标准又是什么？每个人基于不同的出发点，不同的视角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在追寻生命意义的过程中，基于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会有不同的生活态式。有些人想的是碌碌无为、平平庸庸的活着，有些人是希望大展宏图、有所作为，有些人是在为实现人类共同的利益而进行的事业中奋斗。

（三）自我定位上的尴尬

有时候我们有远大的理想，有高尚的追求，志存高远；但有时候我们又觉得非常无助，孤立无援。这实质上是在检验我们的内心是否真正地强大。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内心强大的人？海明威在《老人与海》里所表达的观点，一个内心真正强大的人，不是遇不到困难，而是纵然遇到困难，依旧可以不被打败。因此，人们基于核心价值观的引导，能正视各种困难与挫折，成为真正的强者。

（四）人际关系的脆弱

鲁迅曾说过，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你眼中的世界，有时并不是你想的那样。很多事，你能看的其实只是冰山一角，你无法感同身受，是因为不曾经历过，你所谓的真相也只不过是你以为。简单来说，人际关系的脆弱实质上是来源于同理心的缺失，你没有设身处地的站在对方的立场，而是习惯以自我想法去猜测事物本身。因此，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才能更友善地对待他人，融入这个社会。

社会主义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我对中国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几点认识论文

【摘要】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民族的文明进步，国家的发展壮大，靠的是经济总量、科技力量等硬实力的提高，而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的提升更是不可或缺。在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发展过程中，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逐渐形成，它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根基和灵魂。但是随着西方文化的融入和传播，我国民族文化自信受到一定的威胁，要坚定民族文化自信，就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保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文化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本体渊源

所谓的本体渊源，指的就是为何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树立自信的根本原因，通过从哲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进而解答这个问题。在国外的哲学概念里，本体指的是存在一定的可能性，即研究问题背后的机理，它不存在于问题表面，而是隐藏在其中的本质。在我国的哲学概念里，认为本体指的是问题能够存在并继而发展，一定有一个根本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本体。因此可以说，不论是一件事物，还是我们人类自身，甚至是整个社会，都不得不面对、解决本体问题。

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在这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里，我国不断进行探索，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要想经久不衰，不断强大与进步，都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国家的精神支柱。有了文化，人类才能够受到熏陶，进而发展为高素质的人才。不论是国家领导人还是人民群众，都处在一定的文化体系中，受到文化体系的约束与影响，在文化体系的熏陶下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能适应当代社会发展趋势的人。换句话说，人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拥有文化基础和价值理念。文化的缺失将导致个人、国家和社会处在混乱的动态中，进而缺乏系统的发展理念，最终导致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受阻，国家和社会出现落后甚至衰亡。

不难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定是属于且适合中国的，其是在中华民族长期发展中形成的，文化内涵已经渗透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在构建祖国文化的过程中，倘若一味地照搬国外文化，国家文化将失去自己的特色，缺乏独特的文化标识，成为他国文化的复制者。失去灵魂的人就是一个空壳，无法得到进一步发展，失去灵魂的民族，更不会处在时代的前端，甚至还会被时代所抛弃，而不论个人还是民族，其灵魂所在都是文化。具有反映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质的社会主义文化，是真正属于中国人民自己的思想文化。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面临的挑战

首先是外来文化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冲击。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不少国家都实施了相应的文化改革，文化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因此对于一些新兴国家来说，西方文化仍然拥有更强的竞争力。在最近几年，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传播本国的文化，削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不惜采取各种恶劣手段，表面上宣传和平、民主的思想，暗地里宣扬本国文化的优势，“文化侵略”手段更加隐蔽。

其次是西方文化产业的对我们的渗透与扩张。当今西方国家不仅借助文化教育来实施文化传播，还发展出众多产业进行文化传播，例如影视产业。从我国整体情况来看，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更加崇尚外来文化，追韩剧已成为一种潮流。在娱乐圈方面，众多国人追捧韩国男团女团，这些都给中国文化自信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西方国家不断进行产业扩张，侧面提升了外来文化的竞争力，进而给中国文化造成威胁。

其三是市场机制引发传统道德文明的失范。市场机制追求市场效益，这是市场得以发展的要求。但众所周知，市場的功利色彩往往比较严重，这对长期处于贫困境况的国人来说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很多人为了个人利益而忽略了道德的规范与要求，各种道德缺失现象屡见不鲜，例如扶老人被诬陷、食品安全等各种问题。我们将这种过于追求物质而丢失道德素养的现象称为“物化效应”，该效应使中国文化不再具备权威性，中国文化自信出现危机。

三、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对策

篇（2）

脱离本国国情来看待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从而导致理论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偏差,可以说是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的实践走向困境的一个根本原因。

一、脱离东方国家国情的唯心主义狂奔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之科学设想,社会主义理应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或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必然结论,但在实践中,遗憾的是,历史的进程却没有“合乎逻辑”的发展,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不仅不是数个国家,而且还是当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最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苏联”在当时是属于资本主义最薄弱环节。

“二战”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除少数国家是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建立在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摆到了社会主义者面前,这就是如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此问题,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者,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晚年曾经以俄国、印度及中国为例作过理论上的探讨,这些研究和探讨,后人称之为“东方社会理论”,其主要内容就是研究和探索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即资本主义社会而走上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但在这些探讨中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明确的答案,而是实事求是的提出了几种建议或设想:一是东方落后国家(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尚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有可能和西方“先进”国家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251。二是东方落后国家在西方胜利了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三是即使东方国家有了革命的机会,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跨越了“卡夫丁峡谷”,也必须先建立要“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然后再过渡到建立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然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最初之实践,却未能对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给予足够的重视。列宁成功的领导了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使俄罗斯(1922年成为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列宁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依据实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成果集中的体现在列宁晚年所提出的“新经济政策”。

斯大林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却是一个不合格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说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斯大林是严格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描绘的未来社会主义的特征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如对公有制的坚持,对无产阶级的坚持,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无不体现出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精神。说斯大林是一个不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斯大林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不仅忽略了当时苏联国内的经济文化状况,而且还过早地放弃了列宁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益探索的成果“新经济政策”,并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速度越来越快,以日当月,以月当年,以“加速度”的方式前进。

虽然很早就发现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不足,但客观上由于国外敌对环境的迫使,使得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时,亦走上了与斯大林殊途同归的道路:“”“公社化”与斯大林的快速工业化集体化的错误根源是一样的,都是严重的脱离了本国实际,都是试图通过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来决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二、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

传统社会主义与其脱离国情的社会主义实践相伴随的是在制度、特征层面上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突出的表现为,斯大林的“模式论”,以及的“文化革命论”。

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建设最大之功劳在于,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和提供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后人称之为“斯大林模式”。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把斯大林模式放到一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来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即在一定的条件、范围内“斯大林模式”是正确的。但这并不等于其是绝对的正确,超出一定的条件范围,其必然走向“反动”,这既有斯大林自身的原因,也有后人之原因。从理论上来看,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

斯大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特征的认识,以及认识的方法都是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方法。但其错误并不在于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在于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性与当时苏联的现实状况结合起来。犯了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在实践中就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盲目照搬,而在理论上的表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个别结论形而上学的坚持和发展。

首先,从方法上来看,虽然斯大林与马克思恩格斯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基本一致,即相对于资本主义来看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角度来界定社会主义的特征。但斯大林与马恩在此问题上还是有所区别的:马克思恩格斯是相对于资本主义来描述未来社会特征的,但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种代替关系,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是生产方式这个人类社会本质矛盾运动的不同阶段上的必然体现,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二者是阶梯式的矛盾转化关系。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角度论述社会主义是以社会的深层本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为基础的。而斯大林,在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角度来论述社会主义特征时,则是脱离了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基础。不是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看成是代替关系、阶梯式的矛盾转化关系,而是看成绝对对立,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关系。这样势必导致割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从而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联系,在将社会主义社会纯粹化的同时也将社会主义孤立化,导致形而上学的看待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水火不溶的关系,坚决反对与资本主义的一切往来,坚持“闭门造车”式的建设社会主义。

其次,由于时代的局限,使得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得不将注意力或重心放在具体的制度和体制的制定上,这必将促使斯大林着重从制度和体制层面上来认识社会主义,如把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制度(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建立视为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志,把加强无产阶级视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1936年11月25日,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斯大林向全世界正式宣告,苏联社会已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斯大林把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建立视为社会主义建成的标志,本身就犯了一个错误,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作为制度是属于形式的东西,从形式上来界定社会主义,这势必导致形式主义的形而上学错误。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虽然与斯大林有一定的区别,但二人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从特征、制度层面上来看社会主义,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实现形式或某些方面来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斯大林模式是从生产关系角度,而不仅从生产关系而且在晚年还从上层建筑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层面上进行了了尝试。但无论是斯大林的生产关系决定论,还是晚年的政治“文化”决定论,都具有同样的理论缺陷,不仅割裂了非本质关系与本质关系的联系,还割裂了本质关系自身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对象)‘到不接触地出现在意识面前’—这就是反辩证法的实质”[2]245。即割裂了生产关系与历史前提生产力的关系,割裂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割裂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导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片面性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不能形成有机的系统,经济、政治、文化不能统一协调发展。

篇（3）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工作报告提出了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和基本道路。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还进一步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二条主要原则。

1992年1月，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揭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按逻辑顺序概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九项主要内容，揭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辩证地分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四个方面逻辑关系：新的思想观点与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中国特性与国际社会主义共性的关系；集体智慧与邓小平重大贡献的关系；不断完善、发展与封闭、凝固的关系。

1997年10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基本政策，强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和基础工程。

从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至今的十八年中，已初步形成了包括理论基础、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基本内容在内的科学体系，并成功地指导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二、有中国特色会计的提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会计界带来了生机。葛家滴的《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一文打响了会计学术拨乱反正的第一炮。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确立，会计理论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1980年正月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提出“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式的会计方法体系，是会计理论研究中急待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1981年和1982年专题学术讨论会提出了建立与我国国情相符合、具有我国特点的会计学科体系，建立中国式的责任会计和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企业内部会计管理的理论方法体系及形成我国自己的审计理论和方法体系。副会长谢明在1983年年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希望，经过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和讨论，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务会计理论方法体系。”

关于中国会计学会何时明确提出“有中国特色会计”目标尚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在1983年5月提出的（杨纪琉，《会计研究》1987年第5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在1980年1月提出的（陈信元、金楠，《新中国会计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笔者考证，应该是前一种观点，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公开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后的1983年，才明确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

据初步查考，第一次在会计论文中使用“中国特色”一词，是娄尔行、石成岳在1981年发表的“建立我国的会计理论体系”（《上海会计》1981年第正期）；第一次使用“中国特色会计”一词为标题的论文，是彭玉书1985年发表的绅国特色会计方程式的理论探讨”《上海会休切35部第9期》。

三、有中国特色会计的探索

从1983年中国会计学会年会明确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务会计理论方法体系”之后，理论界一对有中国特色会计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

1．中国会计有没有中国特色。

赞成中国会计言中国特色的学者主要从我国的社会环境出发来论证。如：谢明在1990年年会上总结说：有中国特色的目标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需要，能够回答理论和实践对会计所提出的问题。杨纪瑰则从国外的情况出发，认为西方各国虽然经济、政治制度大体相同，但法律体系。传统习惯及各国宏观经济管理方式不同，形成各具特色的会计模式，以此来论证不能照搬外国的理论与方法。张佑才在中国会计学会四届二次常务理事会会议上强调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体系已迫在眉睫，这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葛家简则从会计理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从国际会计准则的统一与协调的辩证关系中，分析各国会计理论的特性与各国准则的差异，并指出“极少国家是照抄照搬别国的”，各国会计理论都具有特色。吴水澎是以会计的本质既有科学技术属性，又有社会科学属性作为理论依据，提出有中国特色会计理论这一命题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入学习和思考，而不是简单套用，追求时髦。

也有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观点。有人主张摘掉这顶帽子，有人对这种提法是否适当表示怀疑，有人则提出强调中国特色仍然是“左”的思想，应当摒弃。刘玉廷整理了持怀疑者的四个观点：会计是国际通用商业语言、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核心准则制定后大为减少了不同国家会计处理差异、过分强调特色会阻碍国际协调、中国会计改革只要照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模式。有的学者把不同观点归结于在理论上、实务上并没有真正解决中国会计特色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似有似无，若明若暗，口头上多数人认为有，实务上又感到很难捕捉。

2．中国特色会计的三种提法。

在1983年年会暨专题学术讨论会上，谢明副会长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务会计理论方法体系”，这是第一种提法。1987年修改中国会计学会章程时，还是这种提法。

以后在总结、回顾这段历史时，都认为1983年年会提出“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以讲求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杨纪碗回顾这段历史时透露了消息，“后来大家同意谢明同志的建议，加上“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这也是贯彻党的十二大，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实际体现。1992年修改的中国会计学会章程依此作了修改。实际上，1983年年会的纪要所确定的会计理论研究的总目标是：“创立具有中国特点的以讲求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加上了以讲求经济效益为中心，却未把“中国特点”上升为“中国特色”。这是第二种提法。

1996年中国会计学会第五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决议提出，在二十世纪末“基本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这次大会审议了“九五”科研规划，其说明中对这一改动作了解释：原提法仅仅定位于盈利组织，为了容纳对所有会计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而作了改动。这一改动应该说是与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相关联的。中国会计学会章程也在这次大会上相应作了修改。这是第三种提法。

中国特色会计提法的三次变动，实际上是我国社会环境变化的缩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环境影响会计的集中体现，是会计界学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积极反映。

3.中国特色会计的涵义。

（1）将“特色”公认的解释引申到会计，就是中国会计所表现的独特的色彩和风格。会计的这种独特色彩和风格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会计所呈现的特色。几乎所有的论文都提到这一点。曲晓辉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是由邓小平同志创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推演而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点就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因此，认识我国会计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也应该以我国国情为出发点”。刘玉廷认为应站在宏观的社会整体而不是站在微观的具体方法层次上考察，特色主要在于一国会计整体框架、会计运行机制或者重大方面的差别。张俊民提出，会计的中国特色就在于是否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否有一套达到共同富裕要求的会计理论和方法。陈建文认为，现在中国会计体系最大的特色是政府的角色无所不在。这些看法统称为一涵义观。

（2）二涵义观。余秉坚提出两重涵义：从长远的理论研究的奋斗方向和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研究会计理论。陆德明和王鹏提出：外国没有只有中国有和符合中国国情能够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杨雄胜提出，中国特色会计应满足内（与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会计理论与实务标准体系）外（我国会计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所接受并便于他们理解我国会计信息）两种基本需要。

（3）三涵义观。杨纪琼在1985年年会上指出中国特色“包括三重意思：第一，对中国会计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上升为中国创立的会计理论；第二，结合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传统会计理论方法体系进行改造，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发展需要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第三，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吸收当代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并对国外的普遍原理进行分析、鉴别，结合中国的国情加以吸收、消化”。谢明则把这三重意思作为实现途径，而把重视宏观利益、重视民主管理、重视数据的真实科学和讲求经济效益作为中国特色会计的四个基本点。

而杨纪碗在一则谈话中提出的三个涵义是：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联系、与提高经济效益平行、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借鉴国外会计理论方法。吴水澎概括为当代的（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要求）、中国化的（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立论基础，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服务并应同中华民族的特点相结合，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和马克思主义的（会计理论应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所体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罗飞认为：外国没有的、能解决中国经济实际问题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

（4）四涵义观。张柱中归纳为四个特点：反映社会主义经济本质、适合中国现阶段的特点、反映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和适合现代化管理的需要。杨纪碗简要列举了四条特色：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以真实的会计核算和严格的会计监督为基本职能、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民主理财为一项重要手段。

对中国特色会计的一涵义到四涵义的理解，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特色进行了概括和分析。

4．中国特色会计的表现。

吴水澎提出，应从我国的国情出发，重新构建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体系：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列在最高层次，会计基本理论与会计应用理论并列，以会计准则基本概念为中介。许亚湖认为，中国特色的会计基础理论体系包括会计研究方法理论，会计本质。职能、作用和地位理论，会计对象理论，会计目标理论，会计人员理论，会计方法理论和会计行为准则理论。阎达五设想的四个方面是：会计与会计管理的本质，会计学的理论，会计管理的内容和方法，会计的发展。杨雄胜认为会计的国家特色等深层次问题的解决，首先取决于会计本质等基本理论研究的突破。薛祖云等认为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体现在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方法论基础和综合运用各种基础方法的研究方法；研究起点和由一般规律开始的研究路径的研究风格；研究方法、基本理论与规范理论三位一体的研究内容。

会计的中国特色会在会计基本理论中体现出来，这是众多学者的共同认识。

刘玉廷把中国特色的具体表现概括为七个方面：财政部门主管的会计工作管理体制，会计制度的制定权限在财政部门，三位一体的会计监督体系，统一规划和分级管理的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会计从业和任职资格管理，总结我国管理会计的丰富经验，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会计研究方法。郑泽祖归纳为六个方面：会计法规制度体系，会计人员管理体制，国有企业会计监督，会计信息的需求者和提供者，会计规范的制定和形式，管理会计模式。谢明认为中国特色体现于所探讨的九个问题：基础会计理论的突破，以《会计法》为中心的法制体系，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相结合的会计管理体制，事前事中事后结合的经营管理型会计实务，责任成本等新的成本核算模式，会计现代化管理，符合中国国情的涉外会计核算办法，会计教育改革，会计发展历史规律的研究。

葛家澎概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会计核算规范体系、成本管理等26个新学科、新领域的前沿课题的研究。从1983年以来的论文中，从中国特色角度来论述的分学科较多的有：管理会计、责任会计、会计准则和会计法规体系。其次是：成本核算与管理体系、企业财务理论与方法体系、审计准则、会计管理学、管理活动论、财务会计概念结构、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总会计师设置、会计监督与对国有企业的监督、物价变动会计、会计事务管理。还提到比较具体的合并报表、绿色会计、会计行为学、验资、注册会计师理论体系、铁路运输财会管理、邯钢的会计经验等。

总之，中国会计特色的表现应该是全方位、多方面的。

5．中国会计特色的成因——会计环境。

在研究中国会计特色中要研究会计环境问题是在中国会计学会“八五”时期科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的，但仅列了中外会计之比较的课题。中国会计学会“九五”科研规划把“关于会计与社会发展、经济环境等关系问题的研究列为第一项研究内容，并作为研究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首先需要明确并取得共识的重大问题。

中国会计学会1994年提出的重点科研课题，从对各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经济管理体制、文化道德素养、价值观念及生产力水平等的研究来把握中国特色问题，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会计环境的五要素。

关于会计环境问题，许多学者已经进行了专题研讨。如：郭道扬的《会计环境论》和中国会计学会的许多重点课题，对会计环境有了多角度的分析。进入2000年，集中论述会计环境与中国特色会计关系的论文明显增多，重点突出，主题明确。刘玉廷提出了四要素：政治经济环境、法律制度环境、教育发展水平和文化环境。曲晓辉论证了三要素：政治和法律环境、经济环境、教育和文化环境。郑泽祖提出了：民主与集中的政治环境，改革和发展中的经济环境，逐步完善的法律环境和潜移默化的文化环境等共同决定着现阶段中国会计的特色。

对于会计环境的研究，就有学者是直接运用政治经济学范畴来分析的。肯连碧就将环境与特色相联系，提出会计环境特色的三个方面：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与前面的划分实质上相同，只是不同的归类而已。

中国的会计环境形成了中国会计的特色，但是对会计环境要素的剖析和表述尚有多种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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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强文化和价值观自信，需要从传统优秀文化中吸取精华

在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价值观曾经有其历史的进步意义，它是随着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而不断形成的。作为反对封建社会的思想武器，它所倡导的平等、自由、博爱的核心价值观，是对严格的封建等级制价值观的超越。同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批判地继承人类社会以往所形成的一切价值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超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越性，一方面，体现在它是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就使得它的实现不再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而是有了根本的制度保障。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来看，我们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是因为这种社会理念以没有剥削、没有两极分化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根本特征，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所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民主、自由、公平、人权等价值观念，已经不再是一些抽象的概念，而是有了切实可以实现的制度根基和保障。另一方面，任何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鲜明的民族性，任何一种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民族性的基础，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民族文化、民族需要的基础上的。所以，作为一种新型的先进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越性，也体现在它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是建立在中华民族辉煌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的。正如指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增强核心价值观自信，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独特的精神命脉和文化基因。今天，我们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要立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民族的“根”和“魂”。我们的价值观的自信，一方面来自于我们坚持的中国道路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也来自于我们的价值观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从未间断，它所创造的深厚的文化传统，一方面造就了辉煌的古代文明，另一方面也为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理论来源。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强大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体现了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价值观自信来自于文化自信，今天我们提高文化软实力，坚持价值观自信，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正如前面所言，中华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为世界贡献了许多具有当代意义的价值观。今天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一定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可以引领世界主流趋势，融入整个世界的传统价值观。比如，“和谐”的价值理念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对人类社会在价值观领域做出的独特贡献。“和谐”不仅为中华民族所追求和向往，在当代，对世界其他国家也是具有普遍示范意义的一种价值理念。西方社会讲人权，但在西方的话语语境中，人权更多的是从个人的角度去理解，所以在维护个人人权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社会的相互冲突甚至是战争。“‘和谐’则是一个能够超越西方‘人权’概念的更加上位的价值理念。”[2]80和谐的社会理念尊重个人人权，但也规范人们的权利诉求，从而可以避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冲突。“和谐”的传统价值观，今天还可以运用到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之中，可以成为我们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的有力的思想武器。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国际舆论的总体格局仍然是西强我弱，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不断地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立足当代，提高文化软实力，坚持价值观自信，我们一定能够做到增强对外话语的公信力，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染力。

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需要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

当今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各种社会思潮和矛盾接踵而来。为了应对文化多元化的挑战，党的十报告提出，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同时，我们也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社会思潮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在思想领域的集中反映。随着我国改革事业的不断推进，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现。应该说，目前我国社会思潮的主流是好的，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一些反动的社会思潮也传入中国。这些错误的思潮，虽然在形式和思想内容上不尽相同，但都是以反马克思主义、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目的。所以，如何正确引领多样化的思潮，尤其是如何有效反对错误的反动的思潮，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评价各种社会思潮的根本标准。但是，如何才能有效地发挥它的价值方向引领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一方面，要立足当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批判力，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分析各种社会思潮；另一方面，也要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内容，大力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现在是历史的延续，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态度坚决地反对的倾向。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面对文化观念上的西强我弱的现实，中国一定要维护自己的文化独立和文化安全。历史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成功抵制西方社会的和平演变，最终走向了解体。今天，吸取苏联的教训，我们一定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保持自身的民族特色，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价值观。面对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我们要发扬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和而不同”的精神，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但是，对于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把西方的各种价值观念特别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比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看作是永恒的“普世价值”，则是我们应该根本反对的[3]。“普世价值”论的本质是当代西方话语霸权及其价值渗透方式的表达，其真正目的是改变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破坏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观。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一种价值观可以说是“普世”的，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永恒的价值观。所以，划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的界限，化解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的消极影响，需要我们大力弘扬民族传统文化。

篇（5）

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从静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程中取得的全部成果；从动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化发展的具体过程。它是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三个组成部分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政治意识文明是政治文明之“魂”，是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精神指导；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之“绳”，是政治意识的规则化和政治行为的具体规范。政治行为文明是政治文明之“形”，是政治意识和政治制度作用于环境的活动，也是政治意识和政治制度的具体体现。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的一个崭新阶段，包括社会主义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等内容，它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代表着人类社会进步的发展方向，具有较高的自觉性、广泛的人民性和前途的光明性等特点，其核心和精髓就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保证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目标得以实现。“文明”作为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有机部分。其中，物质文明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而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对政治文明有着重大的促进作用。它们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论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时就指出：“物质生活的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不是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所制约的对象简单地划分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是划分为并列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三个方面。与此相适应，文明应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事实上，人类文明的发展总是表现为三个文明的协同发展。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最初表征，不仅表现为劳动产品的剩余和文字的产生，而且还表现为阶级或等级的分野和政治权力的产生。古希腊留下的文明遗产，不仅包括一度发展的商品经济、自由探索的精神、各种形式的文学艺术和哲学思想，而且包括对个人自由和责任的强调、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近代资产阶级创造的文明成果，既包括发达的市场经济和民主、自由、人权的基本理念，还包括民主的政治体制和规范的政治运作程序。不仅如此，政治文明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或影响着其它两个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从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看：1.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正确的政治方向。因为物质文明本身是无所谓价值目标的，但是作为人类意识的活动——政治文明建设则是有着明确的价值目标的。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所进行的物质文明建设都是围绕着一定的利益关系而展开的。2.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建设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古往今来，凡是物质文明蓬勃发展的时代，必定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时代；反之，凡是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的时代，必定是物质文明衰落或倒退的时代。凡是有远见的政治家都十分重视安定团结的国内政治局面的维持与和平共处的国际环境的营造。正因为如此，所以，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看：1.政治文明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凡是精神文明发展程度高的时代，精神文明都是作为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伴生物而出现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古希腊之所以能在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数学、天文学、建筑学、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归根到底在于当时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和城邦民主制的建立。欧洲文艺复兴之所以从意大利兴起，是因为意大利最早出现了近代欧洲政治精神，统治者最早打破了封建传统，实行了新型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方法。可见，政治文明建设是带根本性、全局性的文明建设，没有政治文明创造的前提条件，就不可能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2.政治文明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基本的政治方向和必要的政治保障。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都离不开政治权力的扶持和帮助。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经济的腾飞和文化的进步，尤其需要政治文明的牵动。没有政治文明发展所提供的前提条件和政治保障，精神文明建设的奋斗目标就是一句空话。总之，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与政治文明建设是密不可分的。脱离政治文明建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仅不会成功，反而会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迷失方向和失去保障条件。

政治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主要在于：1.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的核心与主体。它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其它部分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2.社会主义社会与其它社会形态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从根本上否定了生产资料与政治权力少数人的占有，实现了生产资料占有的社会化和政治权力的民主化。如果一个社会在政治上不是多数人当家作主，正像在经济上不是多数人占有生产资料一样，这个社会就绝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提出政治文明建设的任务，强调坚持“三个文明”一起抓，正如十六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了与“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相统一，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目标要求和实践活动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任务的提出，是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

十六大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从而阐明了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根本原则：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三大支点：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主体结构。这是我们党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标志着我国的政治发展正在由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转移到通过政治文明建设促进的轨道上来。

综观人类政治文明史，大凡成功的政治改革，都是以政治建设的成果而载于史册的。如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功绩主要不在于打破了欧洲的旧制度，而在于建立了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新制度。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魏国的李悝变法，注重建设，著有《法经》，变法有序进行，终获成功。而楚国的吴起变法和秦国的商鞅变法，虽然变法成果很多，但由于忽视政治稳定和道德建设，使得社会震动过于剧烈，改革难以为继，吴起和商鞅也分别被守旧派处死。同样，北宋王安石变法，虽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坚强决心，并得到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但由于没有把握好兴与革的关系，过分沉溺于变法的操作技巧、运作程序和实施步骤上，忽略了政治结构和政治心理等方面的根本创新，试图用集中权力的方式去解决君权过分集中所引发的一系列政治和社会问题，使人们看不到改革的建设成就，结果改革最终失败。历史反复昭示：凡是以建设为目标的改革，尽管改革看似并不彻底，但由于有建设的成果作保证，改革往往能够获得成功；反之，凡是以改革为目的的改革，尽管改革的成果可能十分显著，但由于没有建设的成果作保证，改革的动力一旦耗尽，就难免陷于失败。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如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和改善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健全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一国两制”的构想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等等。但也必须承认，我们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成果存在明显的反差，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论”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反思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理论上是明确的、经得住时间检验的。如在改革的性质上，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即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改革的是那些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群众要求的具体制度和体制，而不是要改掉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这是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不同点，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在改革的规模、改革的力度、改革的攻防点上有所不同的地方。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上，十三大报告就指出：“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的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十五大报告强调：我们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5.31”讲话指出：“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巩固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终极追求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因此，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其说是破除旧体制的革命，倒不如说是建立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匹配的新体制的政治文明创新工程。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我们原定的一些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并没有实现?这除了当时所设定的具体目标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或过于理想化，一时难以达到；或过于空洞，难以操作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与改革相配套的制度建设未跟上。如改革之初我们确定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各种特权现象等问题。20多年来，我们解决得比较好的是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原因在于我们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干部任期制和退休制；而、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和特权现象等问题至今尚未令人满意，原因在于我们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权力制约机制和权利保障机制，从而使上述问题的存在成为不可避免。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992年，他再次强调：清除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可见，对于政治体制中的种种弊端，单纯采取动手术式的“摘除”方法往往难以奏效，而如果是自己给自己开刀，更会因难以下手而放弃治疗。而放弃治疗，体制的弊端又会愈演愈烈，进而危及基本制度。出路只有一条，这就是：重新确定推进政治发展的途径。即将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创新结合起来，从原来以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政治发展的轨道转到通过政治体制创新带动政治体制改革进而推进政治发展的轨道上来。

党的十六大明确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提出来，告诉我们在未来的政治发展中，我们要形成什么样的政治关系，完善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开展什么样的政治活动，确立什么样的政治文化，也就是要建设什么样的政治文明。由此可见，我们党通过总结以往的经验，已经清醒认识到必须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目标，来促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标志着我们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有了更加清醒和理性地认识与把握，我国政治发展的重心已实现了重大战略转移。

三、提出“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

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具有各自的特质。物质文明的核心特质在于先进生产力，精神文明的核心特质在于先进文化，政治文明的核心特质则在于先进的制度，特别是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政治文明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随人类社会实践而积淀形成的，反映了特定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一方面，政治文明建立在一定程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水平之上；另一方面，政治文明为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民主和法治的制度保障，使之更加健康、稳定、持续地向前发展。因此，从一般意义上说，政治文明的本质在于制度文明。十六大报告指出：“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成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为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

1.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这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精髓所在。民主如果缺乏具体的制度化内容，就难有保障，因为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同志曾精辟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制度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和关键，只有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来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特别是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并通过加强党内监督、法制监督和群众监督，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才能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2.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它呼唤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依法治国”的主体首先是人民；其次是由人民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的人大(国家权力机关)；再次是人大选举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的其它国家机关。其中，人民是最高层次的主体，“依法治国”所依之“法”，是规范化了的人民意志。“依法治国”中的“国”，首先指的是国家机器、国家权力。“依法治国”的实质是规范国家机器，治理或约束国家权力，维护人民的主人翁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利的实现。要充分体现这一点，就必须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切实的制度保障，有严格的规范约束，有公正、公平、公开、完备的程序。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现代社会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模式和政治法律制度类型，有明确的标准：一是法制完备，建立一个门类齐全、结构严谨、内部和谐、体例科学、协调发展的法律体系。二是在民，把“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具体化、规范化、程序化，建立民选、民决、民管、民监国家机器的机制。三是保障人权，公民的人身、人格权、政治权利与自由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要得到保障。四是权力制衡，对国家权力既要合理配置，又要依法进行制约。五是法律平等，其中包括分配平等和秩序平等。六是法律至上，党、政、军、民、学都要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七是依法行政，一切行政行为都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和法定的程序进行。八是司法独立。九是程序正当。十是党要守法。这些内容，无处不渗透着规范化、法制化、程序化的精髓。

3.党内民主在民主政治建设中起关键作用。社会民主是不是得到充分实现，是政治文明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尺。而现在政治的发展最主要表现为政党政治，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力。执政党事实上掌握着很大的公共权力，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所以，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具有很大的示范和推动作用。我们党的地位，决定了我国的民主化、法制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自身的民主化，党内民主在民主政治建设中起着关键作用。这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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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12-0026-03

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在中央文件中的相继提出，理论界掀起了研究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新一轮热潮，大量成果纷纷涌现，新提法、新论断陆续进入读者视野。在诸多新观点中，社会主义文明体系（或文明系统）是其中之一。在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类型日益增多的基础上，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了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概念并作出初步探索。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提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为科学社会主义增添了新鲜内容。

一、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文明体系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从改革开放初期“两个文明”的提出到党的十七大“生态文明”的提出，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经历了一个与时俱进的历史演进过程。

1.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初步形成。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十二大是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初步形成的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理论上的创新如同其它各方面的创新一样拉开了序幕。在实践的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两个文明的概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1979年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这是我们党的文献第一次使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概念，它开创了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历史篇章。1980年，邓小平在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2]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要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高度的精神文明。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再次阐发两个文明的观点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了全面的论述。两个文明的提出，标志着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已具雏形。

2.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发展。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到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是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大发展时期。党的十二大以全面揭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载入史册，十二大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面铺开，全方位的改革如荼如火地进行。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过程中，社会主义文明体系也取得大发展。这一时期，尽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高频词，两个文明的观点日益深入人心并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但是诸多文明形态的提出，尤其是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政治文明使得两个文明的观点开始动摇。

之所以说这20多年是文明体系的大发展时期，具体表现在：一是政治文明的提出。政治文明最初被看成是精神文明的范畴，然而理论界对此一直持有异议。早在起草十二大报告时，有专家学者就不赞成把民主政治方面的内容划归在精神文明之中。1983年，王正萍教授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必须和当前我国的现实紧密结合》的论文中，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但这一提法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理论界的重视。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又有学者陆续提出政治文明这一概念。总的来看，2001年之前，理论界对于政治文明的探讨比较冷清，成果较少。2001年，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3]这是我们党第一次使用“政治文明”这个概念。2002年他又在“5.31”讲话和党的十六大报告上进一步提出政治文明。党的十六大通过决议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第一次载入修订的新。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在党的文献中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建构的重大发展。二是生态文明的提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问题引起全球高度重视，1983年11月，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该委员会发表了纲领性文件《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90年代，世界环发大会的召开、《里约热内卢宣言》的发表、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国策在全球范围的迅速普及，等等，真正拉开了生态文明时代的序幕。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理论界对生态文明的研究陆续出现，纵观整个90年代，关于生态文明方面的理论成果，不论是质量上还是数量上成绩都比较突出，其中不乏精品力作。三是其它文明形态的陆续提出。除上述两种文明形态外，制度文明、法制文明、商业文明、社会文明、生育文明、人口文明等的提法也进入读者视野，极大地充实了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内容。

3.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成熟。从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到十七大是社会主义文明体系走向成熟阶段。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新命题，自那以来，和谐社会、社会建设成为理论界研究的新领域和热点问题，在此基础上，一些眼光敏锐的专家学者提出了社会文明（这里的社会文明指的是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对应的、狭义上的概念）这一新命题。学者们认为社会文明也是人类文明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目标之一和题中应有之义。《贵州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刊发肖君和《一种非常重要的文明——关于“社会文明”的思考》一文，该文可能是理论界最早提出社会文明的论文。2007年于建荣出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研究》这一专著。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提出使得人类社会的四个基本形态齐备，标志着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相对成熟。

4.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党的十七大以来，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文明体系进一步发展：一是在党的十七大上，我们党顺应历史潮流，把生态文明首次载入中央正式文献中。十七大以来，理论界掀起了一轮研究生态文明的新热潮。二是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研究走向深入。近年来，学者们见仁见智，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和侧面，就社会主义社会文明中“社会”一词的涵义，社会文明的概念界定和内涵阐释，社会文明提出的理论依据，社会文明与其它文明形态的关系，社会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社会文明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社会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主体、历史进程、障碍因素、终极目标以及路径选择等诸多方面进行探讨，取得了不少成就。

二、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基本形态

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包括哪些形态，目前理论界各抒己见，分歧很大，有“三系说”、“四系说”、“五系说”甚至“六系说”。其中比较流行的观点有以下三个：

1.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四系说”（Ⅰ）。[4]有学者指出，人类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状态的有机统一体，人类文明也是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有机构成的统一体。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等四大文明子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组成社会整体文明系统。[5]有研究者甚至作了形象的比喻：还果用一棵生长正常、万古长青的树来比喻人类文明的话，那么物质文明是它强劲的树根，政治文明是它的粗壮遒劲的树枝，精神文明是它繁荣茂盛、充满活力和朝气的绿叶，社会文明是人类文明这棵参天巨树的硕大强壮的树干。[6]

2.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四系说”（Ⅱ）。有专家学者提出，生态文明应该是人类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论者指出，生态文明的提出完善了社会主义文明体系，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道撑起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大厦。从“两个文明”建设到“四个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文明观逐渐完善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过程。至此，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更完整、全面，达到一个更高的层面。[7]

3.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五系说”。“五系说”是综合上述两种观点的结果。有学者指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组成社会整体文明系统。[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有机系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大文明”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形成了内在的互动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这“五大文明”而构成的文明体系。[9]

关于文明的划分问题，经典作家并没有给我们明确的答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尽管屡屡提及文明一词，但是文明只是作为一个笼统的概念出现的，马、恩并没有对文明作进一步的细化，也没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等说法，更没有文明体系的提法。当前，文明形态除了上述五种以外，还有法制文明、环境文明、商业文明、生育文明，素质文明，等等。照此下去，还会有更多的提法。因此，很有必要对人类社会文明系统作一归纳。

笔者以为，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诸要素可以分为三大类：基本形态、具体形态和特殊形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构成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基本形态，法制文明、商业文明，生育文明等一系列文明形态为具体形态。具体形态是对基本形态的细化，按照其属性可分别纳入基本形态之中。严格来说，社会主义文明体系是由基本形态、具体形态和特殊形态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统一整体，把文明体系理解为仅仅由几个文明形态构成的整体的看法是片面的。

为什么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基本形态仅有四个呢？这就需要联系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这样一段经典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于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0] 总的来看，这段话采用层层递进的手法，突出了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分开理解有这么几层意思：①生产力起最终决定作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最终决定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式。②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必须适应经济基础。③人类社会是由经济结构（生产关系的总和）、政治结构（政治法律等方面）和观念结构（社会意识形式）组成的动态的统一体。其中，经济结构是基础，决定着政治结构和观念结构，一定的经济结构需要一定的政治结构与观念结构与之相适应。④人类社会的生活是由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构成的。这段经典表述体现了马克思社会结构“三分法”和人类社会生活“四分法”的思想。从马、恩早期著作到他们的晚年著作，在阐述社会结构这一问题上是前后一贯的，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科学概念。我们党自从成立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三分法”的理解也一直是一致的，如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经济和新政治，而且有新文化。”[11]663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11]709后来，他在《论联合政府》等文中，多次阐发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思想。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定为富强民主文明；党的十五大报告按照“三分法”提出了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党的十六大报告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指出：“这次大会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13]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种文明形态是确凿无疑的，目前理论界对此也没有异议。然而，马克思又把人类社会的生活分为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这种四分法值得深思。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人类社会变迁时，以资本主义社会为样本，从社会基本结构和两对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运动出发，揭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革命导师把注意力集中到社会形态的更替、阶级斗争等方面，对较为隐性的、相对次要的社会生活无暇顾及。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广泛性日益明显，公民教育、医疗卫生、体育保健、劳动就业、居民住房、食品安全、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安全生产、计划生育、环境保护、社会结构、社会管理、社会治安等经典作家来不及详加思考的问题一一摆在人们面前。实践越来越证明，社会生活是一个独立的、特殊的领域，有着非常广泛的内容，把社会生活的内容分散或附属于其它文明之中都不妥当。按照马克思人类社会生活的“四分法”，结合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人类社会文明系统的基本形态细划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更具体、更科学。党的十六大以后，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不再坚持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2004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扩展到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2006年中央文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由“富强民主文明”拓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生活“四大生活”原则。

人们对社会文明形态的认识将继续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无论认识怎样深化，文明形态怎样变化，社会文明的基本形态还是相对稳定地区分为上述四个方面。

三、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特殊形态

当前，理论界有学者自觉不自觉地把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有的加上社会文明）相提并论，认为生态文明是与它们相对应的、同一层次的概念，这种观点有待商榷。生态文明的概念在中央文件中正式提出后，理论界对它提出的理论依据进行了探讨，有少数研究者提出要对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进行新的解读。他们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包括三对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而不是两对矛盾。他们着眼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指出社会存在还包括自然环境和人口因素，因而与之相适应也有生态文明和社会文明。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告诉我们，与五大要素（生产方式、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环境和人口因素）相对应的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大文明，社会整体文明应该是这五大文明的有机统一。[13]笔者以为这种这种理解是站不住脚的，是对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夸大理解，犯了实用主义的错误。诚然，马克思说过，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句话只是进一步突出说明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没有任何其它意思。对于这句话，是这样理解的：“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11]664 还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提出“四大生活”对应的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如有论者指出，按照四分法理论，现代人类文明主要包括物质、政治、精神和生态四大文明，每个文明既相对立，又相互贯通、相互渗透。[14]把社会生活与生态文明相对应而不是和社会文明相对应，此种说法笔者不敢苟同。还有研究者引用党的十七大关于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分别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作为五个文明并列的依据。的确，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这在党的中央文件中尚属首次，然而，生态文明的提出是时代的要求，彰显了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能就此认为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等基本形态相对应的一个概念。

笔者以为，生态文明不宜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相提并论。其一，生态文明属于一种特殊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不是人类自身范畴的文明，而是反映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文明，它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开化程度与进步状态，是人们协调和改善与自然关系的成果，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经验的结晶，这就是生态文明不同于其它文明形态的特殊点。社会主义文明体系中的其它形态，不论基本形态还是具体形态，都是人类自身范畴的文明。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考察，生态文明对应的概念应该是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它们三者构成一个逻辑序列，揭示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社会文明对应的概念才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它们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四大领域，揭示了人类社会在不同领域取得的进步和成就。其二，生态文明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文明，代表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生态文明的提出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文明形态的一次新的发展和飞跃。从时间上看，生态文明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出现的，显然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文明。就是与文明的基本形态和具体形态相比，生态文明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文明。首先，生态文明是社会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而其它两类文明形态在人类诞生之后就出现的，换言之，人类从人猿揖别开始就创造着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等。其次，生态文明这种新的文明形态对人类的生存方式、发展方式、思维方式、消费方式等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生态文明时代，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将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文明体系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体系。开放性是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实质上就是一个向丰富多彩的实践开放、向日新月异的生活开放、向深刻变化的世界开放的动态过程。在开放过程中，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内容不断展开、观点不断深化、体系不断完善。从未来发展来看，这个体系还将在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丰富、完善和拓展。在文明母体之中孕育着的各种文明因子，会不断找到其发展的机遇和空间，并在条件成熟之际发育成新的文明形态。可以预见，随着实践的发展，新的文明形态将进一步充实社会主义文明体系。

参考文献：

[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34.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67.

[3]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00.

[4]方立.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8）.

[5]赵昌智，徐腾.构建和谐社会与建设社会文明[J].扬州大学学报（人社版）， 2008，（1）.

[6]萧君和.一种非常重要的文明——关于“社会文明”的思考[J].贵州社会科学，2004，（6）.

[7]龚剑飞，甘庆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明观及其当代演进[J].江西社会科学，2010，（2）.

[8]方世南.坚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整体文明观[J].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7，（3）.

[9]董宁.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思考[J].山东社会科学，2009，（S1）.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33.

[11]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篇（7）

一是中华传统文化，同西方民主、科学精神的交融时期。自十九世纪后半叶之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根基，受到西洋文化和科技的挑战，在战败和屈辱中，传统文化被打开了桎酷。这次文化意义上的交锋与结合，对于近代史上大批仁人志士和知识分子而言，是一次世界观的革命。

二是为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的信念同中国具体历史文化的融合。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当时全国仅有50多名党员。经过短短28年，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和国情很完整地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产生出伟大的文化动力，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当时的信念，当时的文化，当时的时代精神，得到社会支持和接受，并飞速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

三是中国社会全面建设发展时期的社会主义信念文化。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指导思想，提出了“与时俱进”，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开创具有现代气息、时代特征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先进文化”等一系列的新概念、新理论，这对当前的文化理论研究来说，意义重大。

本文着重谈谈作者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体会，并对文化理论探索的有关概念和问题，进行一些很初步的学习、研讨，以此请教于专家学者。

一、信念与文化的深刻联系

1、信念的概念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人类认识可以分为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人类对已知世界的知识，称为理性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科学知识等等；而对于未知世界或未知领域，人类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同样积累了大量有关这一领域的观念性知识，这就是所谓的信念和信仰。

信念，是社会的人对与现实相关联的未知领域的一种思想预期和美好憧憬。信念，作为人类知识体系的一种重要的意识现象和一种最普遍的思维观念，它是指人类当时具体的认识能力范围与未知世界、彼岸世界的分界线上的知识形态，这就是认识论意义上信念的定义。简而言之，信念就是界于已知世界与未知世界的分界线上的知识体系。

信念既受到已知世界的影响和制约，又是通向未知的精神王国、彼岸世界的一道桥梁。信念与信仰的区别是，信念随着人类历史的进程，随着人类思维水平和实践能力的提升，而有可能实现，但信仰基本上完全没有可实现性。

信念既能制约在它后面的科学，又能兼顾在它前面的信仰。研究信念观，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硬道理，那就是，信念有可能统一，信仰则无法统一。

2、中国传统文化以信念观为主干

笔者认为，中华文化两大学术成就——儒家和道家人文学说，都是以信念观为主干的。

儒家文化，“克己”、“礼让”、“中庸”、“学而知之”等等文化观念，都可以纳入信念的范畴。在信仰观上，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似乎没有重视、甚至是不屑于去考究“终极信仰”的问题。孔子的信仰观，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就是一种信念观。他的儒家学说，对中国人的信念意识、信念观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老子、庄子等道家的思想先驱，则描绘了一个对社会、对未来美好憧憬的信念境界，即，道德至上的信念社会。这些信念意识都是通过教育和主体精神的能动发挥，而有可能实现的文化信条。

东方人“无事不求神”，西方人“上帝与我同在”、“上帝是万神之神”。从信念和信仰的表现形式来看，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信念意识，明显区别于西方人对“宇宙本体” 、“绝对理念”或“客观精神”的终极信仰的倾向。

除了儒、道两大学术体系之外，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其它有影响力的学说。但总体而言，从学术研究的对象特征来看，中国文化重人文、轻数理，在文化形成的鼎盛时期，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受科学观的影响少，受基于“客观精神”的信仰观的影响弱，所以，比较早地形成了分化信仰和信念，文化与信念合流的趋势。

我们古老而伟大祖国，长江、黄河流域幅员辽阔的地理优势，人民群众的勤劳、智慧、勇敢和善良，为中华文化的起源时期，提供了非常优越的环境条件，并且很快形成了泱泱大国、儒雅大气的文化信念风范。

二、信念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

1、历史的回顾

信念文化和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基督教信仰文化一样，都是先进的文化形式，都对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精神文明做出过积极贡献。

笔者认为，中国文化具有鲜明的“信念文化”特征。一个具有中国文化信念的人，无论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信念，还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文化信念，同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相比，在人权上，是完全平等的；在人格魅力和灵魂境界方面，则是同样高尚和崇高的。信念和信仰一样，都是人类智慧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柱。

封建时期的中国，从统治者，到士大夫，再到广大民众，普遍拥有着非常强大的文化信念基础。“忠”、“孝”、“仁”、“义”、“礼”、“修身”、“齐家”等等，代表了这一历史环境中主流的文化信念。例如“修身”、“齐家”， 是指锤炼个人的品德修为，维持家庭关系的和睦，承担养家糊口的义务和担负起兴家、兴业的重任。“修身”、“齐家”是由儒家文化推出的教条，也是信念。人们之所以恪守、深信、坚信这一教条，就是因为它是文化，没有别的更深刻的原因。这一文化信条是经过努力有可能实现的一种美好的、预期的境界。

中国文化中的很多人文信念，其实质，都是文化与信念高度融合的精神追求，是一种可能实现的完美境界。文化与信念高度融合，就是文化信念；这种深层的、完美的融汇，更加放射出智慧的光华，照亮中国历史。

中国文化，在古老的年代，就呈现了许多辉煌的创举。例如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古老的“丝绸之路”商业文明，以及“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等等。当美国宇航员登上月亮时，他仍然能用肉眼看得见我们的万里长城。任何人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都不得不赞美中华文化的伟大。在2000多年前，人类许多民族还过着茹毛饮血、饥寒交迫的日子里，我们的先辈们，就能够举全民族之力量，创建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长城，这背后需要多么伟大的文化动力和信念的力量来支撑。

中国历史，所呈现出的信念文化，造就了一大批信念文化的楷模和英雄人物。例如蜀汉丞相诸葛亮；再例如唐太宗、魏征；再例如康熙、乾隆、成吉思汗等等；再例如孔、孟、老、庄，屈原、李白、杜甫、朱熹等等；再如关羽、岳飞、文天祥等等；女英雄花木兰、穆桂英等等，医学家华佗、李时珍等等，近代的孙中山、鲁迅、李大钊等等，以及彭德怀、方志敏、叶挺、雷锋等等，等等。这些信念文化社会中的古圣先贤，他们可歌可泣的信念操守和信念风范，同西方信仰社会的历史伟人相比，没有丝毫的逊色。

2、新文化运动与共产主义信念的融合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们推广白话文，引进西方的民主信念、法制信念和科学精神，对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就是近代史一场具有空前伟大意义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使得中国文化摆脱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轻装上阵，为中国传统的文化信念同西方正统的哲学理念的全面接轨，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性。

二十世纪，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借新文化运动的东风，及时地引入人类的文化导师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信念学说，开创了一个以共产主义文化信念作为精神追求目标的伟大时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非常完美地演绎了信念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它是中、西方文化在信念文化领域的一次成功的交流和实践，是文化信念“与时俱进”的光辉典范。

中华民族在经历100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民族噩梦之后，告别了那段科技落后、被动挨打的屈辱历史，开始驶入文化发展的快车道。古老的中国，开始了伟大的复兴。

共产主义信念，是一个对全人类社会的美好而理论化的预期，它既是社会学、更是文化学的现象和理论。

3、西方社会的信仰文化特征

从起源上看，基督教的信仰文化，在古老的冲突中诞生。2000年前，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在耶路撒冷，到处是烽火狼烟。在那里，是一片信仰的战场。信仰文化观已经发展了2000多年，但古老的冲突并没有因为2000多年来文化观的发展、变革，而有所消解的迹象。至今，在那个地区，仍然弥漫着的恐怖主义行径，与这种信仰文化在文化学起源之初的冲突，有着很深层的联系。如果没有起源时的信仰文化冲突，自杀性的恐怖攻击是不可想象发生的。而令人欣慰的是，咱们中国的信念文化，是在一种相对比较富庶、宽松的古代文明的社会环境里诞生。

在欧洲近代史上，从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社会进入了信仰文化和哲学理念并驾齐驱的历史时期。但是，就社会公众的信仰意识来说，仍然是深深地打下了追求“至高理念”的信仰文化的历史烙印。

应该充分肯定，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所取得的成就，是依托于一种先进的文化基础的。就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而言，它非常伟大的一面，是迅速提高了人类社会的科技、经济能力，发展了人的实践创造力，造就一个史无前例的物质文明时代。如果分析这种文化的消极的一面，主要表现为，环境污染、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冲突扩大化，文化扩张引起的同其它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尖锐化。

以美国文化为例，它表现出极强的占有资源，占有物质财富、最大化的满足社会物质生活欲望的特征。本文姑且称之为“物欲文化”，也被描述为“雄性文化”。从文化渊源来解释，这种追求物欲满足的极大化，同信仰文化具有的信仰观念上追求极大化(无限化、极端化)的倾向，是一脉相承的。信念文化则不同，在人们的信念世界中，只是将个人的信念目标定位为追求有限的（有可能实现的）预期值。从学理上来说，西方发达社会的高度物质文明，既不是哲学造就的，也不是文化学造就的，而是人文精神偏重于发展科技、发展经济文化和发展制度文化所造就的。

文化观不仅仅是信仰观或信念观，但是如果离开了信仰观、信念观来思考文化现象，很难想象文化将会被带向何方。信仰和文化互为依托，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现实社会理性与信仰和信念的结合，就是文化。

信念文化的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文化可以充当信念，从而建构起一个以信念为主体的信念文化时代；然而，在信仰文化方面，可以建构起一个以信仰为主体的信仰文化时代，但是文化本身不能够充当信仰。

也许，21世纪的我们，是处在一个文化形态对话与交流的特定历史时段；说得夸张严重一点，是所谓文化征服的时代。那么中国，作者认为，应该是属于一个信念文化的东方大国。转贴于

三、社会主义信念文化的内涵

经过了以上讨论，本文再回到信念文化与时代精神的主题上来。

从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特色的信念文化，是历史与逻辑的内在统一，它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文化发展的一种先进形态和一种必然结果。

上个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社会开始步入社会主义时代。这是一个正在进程中的伟大时代，同时也必将孕育出一种新的无愧于时代的“先进文化”。由于文化现象和理论的复杂性、重要性，加之本文作者学识肤浅，对这一论题的研究也是非常肤浅和有限的。现提出一些思考性的观点，思想的火花，其中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望能得到各位领导，前辈学者，以及读者朋友们的批评指正。

1、信念文化符合中国国情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山东曹州府的德国天主教堂与义和团发生冲突，当地群众将两名德国传教士打死，这便是近代史上的“曹州教案”。随后，义和团运动同西洋教会的冲突愈演愈烈。1900年，义和团民杀死德国公使，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清朝政府被迫签定了《辛丑条约》，向侵略者赔款4.5亿两白银。

回首历史，可以发现，八国联军在100年前上演的那一段血淋淋的历史，其直接的、重要的起因，是中国信念文化与西方信仰文化相冲突。

历史记录着，在上个世纪初的中国，信仰文化的一方，作为征服者，最后的“谢幕表演”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其行径不象是教徒所为，而更象是强盗所作。

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国土上两股伟大的文化信念潮流，是“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最终，共产主义信念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预示着中国将进入了一个信念文化复兴的伟大时代。

在中国，共产主义信念的成功，是历史使然。为什么中国会历史而必然地选择了共产主义信念呢？这其中一定有着深刻的缘由。

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只用三年时间，就战胜了远比自己强大的国民党军队。作者认为，这种战争奇迹的发生，其实是受到信念文化的原理决定或制约的。从红军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在连队以上建制设立党支部，这就为军队奠定了坚实的信念文化基础。国民党军队则没有这样一个信念指标体系。由此可见，决定解放战争胜利的最根本的优势之一，是共产党人所拥有的牢固的、坚实的信念基础。

二十世纪后半叶，从社会文化发展的脉络来考察，中国社会，主流的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信念文化，以及台湾、香港、澳门的中国式现代信念文化。台、港、澳文化，概括起来说，是资本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物。其核心，仍然是信念文化，而不属于西方的信仰文化体系。

近代颇有影响的“新儒家”思潮的兴起，说明当今社会的时代精神，仍然无法割断与中国历史长河中主导地位的信念文化的深刻渊源。中国文化既需要与时俱进，又需要回归历史、传承历史。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光辉历史，所积淀的信念文化，底蕴深厚。尽管经历了那一场血与火的战争，西方信仰文化、基督教文化对二十世纪中国国情和主流社会文化的影响，都是很有限的。

以上是作者对上个世纪中国信念思潮发展轨迹的一个简单观察。

2、社会主义信念文化的逻辑基础和基本内涵

社会主义信念文化是一个“大文化”，“大社会主义的”概念与范畴。

十三亿人口的伟大祖国，其庞大的超社会结构，空前规模的社会生产力，以及改革开放后我们所面对的国际、国内环境，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法预见得到的。

现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建国后党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走自己的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的论断，为当今和未来中国的文化之路，指明了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

上个世纪末，当代共产主义信念的教师爷——苏联，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如果从文化与信仰的角度，来看待东欧巨变，作者感觉到，整个东欧、俄罗斯，又必然地回归了历史，复归到了欧洲传统的信仰和文化体系之中。

人类伟大的文化导师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曾经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共产主义是人的本性的一种“全面的”复归；共产主义是向着“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复归。作者认为，马克思关于作为文化现象的共产主义，其本质内容的“复归论断”，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学研究来说，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考察近现代社会的文化现象，并结合我们中国的具体情况，大致可以将文化的层次划分为下列几个时期。当然，这种划分，是非常粗线条的。

（1）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工业社会前期，文化巨匠马克思和恩格斯，怀着一股强烈的文化正义感，对资本主义早期剥削制度作了无情的鞭打和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用他们崇高的友谊和毕生心血，创立共产主义信念学说，书写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不朽的篇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的时候，共产主义信念，只是一种文化的预言和理论形式。随后轰轰烈烈的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将这种信念文化载入了史册。共产主义，作为信念观和文化观，是人类文明史上永恒的精神瑰宝。

（2）毛泽东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化，以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信念文化为主体。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时期，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结合农民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初期的中国国情，书写了建党、建军、建国的一段光辉历史，并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光辉著作留给了后人。

（3）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时代：时代在前进，文化也在发展和前进。当代中国，是一个发展了的社会主义时代，也将是一个创新的、更加先进的社会主义信念文化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这个正在进行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将跨过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信息化社会等等重要的社会形态，同时也呼唤着创新的、伟大的时代精神潮流，呼唤着一种前沿性的“社会主义信念文化”。

党的十六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中央集体领导的智慧结晶。

“三个代表”思想，博大精深，涵盖了经济学、文化学和社会学领域的方方面面，需要我们不断学习，深刻领会，勤勉探索，创新发挥。作者认为，从文化学的角度，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指导“社会主义信念文化”的理论思考与研究，有着很积极的现实意义。

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信念文化的“逻辑基础”或“逻辑出发点”，就是“爱社会”。这个“爱社会”，实质是，爱社会主义的现实的中国。这是一种“信念之爱”，也是“文化之爱”。爱社会主义，不仅包括爱社会主义的制度，而且包括爱社会主义的文化。

所谓文化关怀，就是中国人民信念文化的共识，就是本文所说的“文化之爱”。

爱现实的社会主义中国，作为信念文化的逻辑基础，所需要的爱，是我们五十六个民族的中国，是我们十三亿公民的社会，是我们生存、安定、统一、团结和繁荣发展的逻辑前提；这既是一种理性形态的爱，又是一种信念形态和文化形态的爱。

社会主义信念文化的内涵，属于 “大文化”、“大社会主义”的探索思路和探索方向，是一个庞大的学术性、理论性课题。本文作者联系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此略谈一二，不对之处难免，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信念，这个重要信念，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文化信念理论相结合的必然要求。

——“仁爱社会”的信念。中国特色的信念文化，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的仁爱社会。在儒家文化中，深深蕴涵着我们炎黄子孙的思想智慧、道德风范和精神宿求。社会主义与儒家信念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是相互包容的。社会主义的理论魅力，正将体现出一种强大的文化包容性。作为民族智慧精髓的儒文化，主要包括经典思想家儒家学说，汉代儒家学说，以及近现代新儒家学说。世界上其他许多开放民族、先进社会和先进文化，都在积极对儒家思想进行学习、研究。我们社会主义的大文化，完全有优势、有机遇，将中华本原的儒文化发扬光大。当然，孔孟之道也存在着些许糟粕，责任不在孔孟，而主要在封建的帝王将相统治者。毛泽东同志曾经教导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也是社会主义信念文化的包容性，需要遵循的原理。

——“小康社会”、“共同富裕”的信念。发展物质文明，为中国社会全面、和谐发展，为建设“先进文化”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以人为本”、“发展科技”、“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信念。科技为人所用，造福人类。既要发展经济，又要控制环境污染。在环保领域，中华信念文化完全有能力为人类文化和人类文明做出表率。

本文通过以上的论述，试图推演和得出如下论题：

篇（8）

一、信念的哲学定义

从中国哲学源流上看，对信念观的重视和研究可以追溯到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夫子。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语见《论语·八佾》），“敬鬼神而远之” （《论语·雍也》）。孔子对神明信仰观的怀疑和淡化处理，用一个“如”字表白得淋漓尽致。本文认为，孔子的信仰观，实质上就是一种信念观。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文化信念学说，对中国人信念观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信念和信仰是并驾齐驱的，信念和信仰同样是人类信仰观学说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理性哲学的宗师康德曾经给人的认识能力划界，为信仰留下地盘。根据康德的理论，那些属于人类对未知世界、对人类不可知世界的精神描绘、主观推断、主观追求和人类情感寄托的知识范畴，就是哲学意义上的信仰。

信念观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认识论的角度，信念属于信仰的范畴。给人的认识能力划界，界限之内的，称为理性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科学知识；而界限之外的，是未知世界或不可知世界的领域。人类在长期社会生活中，积累了大量有关这一精神领域的观念性知识，这就是信念和信仰。信念与信仰的区别是，信念随着人类历史的进程，随着思维和实践能力的提升，而有可能实现，但信仰完全没有可实现性。

信念，是社会的人对与现实相关联的未知领域的一种预期和美好憧憬。信念是人类认识能力范围与未知世界、不可知世界的分界线上的知识和观念。信念既受到已知世界的影响和制约，又是通向未知的精神王国的桥梁。

信念是可以实现的信仰。信念既能制约在它后面的科学，又能兼顾在它前面的信仰。研究信念，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硬道理，那就是，信念有可能统一，信仰无法统一。

二、共产主义信念的“三个文明”解释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中国社会进入政党政治的时代。在此之前，在秦始皇之后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始终是一个文化信念的国度，文化信念照耀中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历代统治阶级而言，他们所信奉、所推崇的都是这样一些中国优秀的文化信念观，其中包括儒家、道家思想等等；宗教思想及其影响，只在严格的律法管制下发挥有限的作用。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两种信念，代表了20世纪中国社会两股文化思想潮流。这两种信念观的交锋而引发的政治运动，席卷整个中华大地，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和现实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十世纪初，以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一大批仁人志士，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在探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艰难岁月里，及时地引入了伟大导师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信念学说，开创了一个以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追求目标的伟大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告别了那段科技落后、被动挨打的屈辱历史，中国社会开始驶入文化发展的快车道。古老的中国，开始了伟大的复兴。

如果以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历史为背景，认真比较和鉴别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两种信念观，作者认为，共产主义信念为广大中国社会所接受是必然的。首先，共产主义有马列主义的一整套思想体系，其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的基础深厚。第二，马列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比较完美的同中华优秀的信念文化结合在一起。第三，共产主义将这一崇高信念建立在党、军队和人民群众的有机整体上，这一崇高信念在党、军队和人民群众中依次激发、放大，形成巨大的“信念合力”。第四，在地缘政治上有前苏联提供支持的优势。三民主义的缺陷在于，第一，其理论体系性不强；第二，在当时风雨飘摇的旧中国，民族矛盾复杂，民生、民权方面更是举步维艰；第三，将信念观仅仅定义在“民”的基础上，无法在党、政府、军队和民众中形成合力，甚至可能是相互掣肘、混乱不堪。

十九世纪中叶，关于共产主义信念，马克思、恩格斯是从经济学和人学两个方面加以阐述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从人学的角度描述过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和目标。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3页）。

二十世纪的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共产主义信念主要表现为推翻“三座大山”压迫的旧社会，建立新中国的一种崇高革命理想，表现为消灭剥削、消除不平等、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并过上幸福生活的理想追求。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面对东欧巨变、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处于低谷的严峻现实，作者认为，应该及时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观学说，应该积极推动共产主义信念观的与时俱进。

本文认为，可以从“三个文明”的角度，解释共产主义信念观。共产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相当长历史时期的理想信念，从物质文明的角度解释，就是共同富裕；从精神文明解释，就是“共人类精神文明的产”；从政治文明来看，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以“三个文明”这一当代中国社会的文明观为基础，来解释共产主义信念，其意义在于：

1、它站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的基础上解释共产主义信念。

2、它符合马克思、恩格斯从多角度、多方面解释共产主义的原则。

3、可以简化问题，并有利于同世界先进文化、世界文明的发展潮流沟通和交流。

三、世界文化浪潮中的中华文化信念

理性和信念、信仰的结合就是文化。

离开了信仰和信念，可别奢谈什么文化。在当今文化定输赢，文化的重要性被提升到无以复加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科技文化、哲学理念和基督教信仰文化的混合物；而我们中国文化，是文化信念主体推进的先进文化体系。

音乐可以反映出文化的本质内涵。本文认为，中国音乐已经在世界音乐中有开始领先的趋势。在巴黎，在美国，中国音乐会、文化节的巨大成功，是我们的文化信念先进性的一个信号。

那么什么是文化信念呢？文化信念是中华文化的典型特征，它是指将文化整体和文化中的一些精辟的观点和论断直接充当社会的人对生活和事业的崇高追求和信念。中国文化中的很多人文信条，其实质，都是文化与信念高度融合的精神追求，是一种可能实现的美好境界。文化与信念的高度融合，就是文化信念；这种深层的、完美的融合而成的文化信念，更加放射出智慧的光华，照亮中国历史。

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新中国的诞生以及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中国的文化结构、文化底气稳如泰山是分不开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当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一片混乱并发生巨变之时，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局势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我们的文化底气和文化信念。对于一个缺乏文化底气、文化信念的社会结构，也许拿一把扇子扇它两下，它都可能会风雨飘摇。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就。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世界具有个性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其中，毛泽东思想是党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执政初期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长期执政、执好政的指导思想。

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十分重视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信念结合在一起。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等等，都直接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先进的文化信念的精华。因此，毛泽东思想既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又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华先进的文化信念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加重视将新时期党的理论与实践，同中国先进的文化信念相结合。邓小平同志所开创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领导全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充分体现出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先进的文化相结合。因此，从文化学的观点来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中国先进的文化信念体系的一种当代表现形式。

美国的文化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的地方。然而美国社会文化也有弱点，绝不能照搬照套。例如：文化模式单调，同性恋、家庭价值观遭到冲击，高科技对宗教、信仰文化的僭越，恐怖主义，等等。美国的文化观甚至已经和欧洲的主流文化发生了不和谐。

四、社会主义文化信念的主要内涵

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成功预见的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社会主义信念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两大信念学说之一。

本文认为，社会主义文化信念既是一种现实信念，同时又是一种崇高信念。作为新时期的进步青年学生，应该正确认识当代中国，认清中国现代文化继往开来的前进潮流，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社会主义现实信念和社会主义崇高信念。青年一代，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战略机遇，特别有责任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文明中国服务。

作为一个将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观和信念观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文化信念体系，作者认为，需要积极研究，开拓创新。

社会主义文化信念的核心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1、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2、在指导思想上牢固确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理论体系指导地位。

3、坚决打击腐败。

4、国家资源社会所有，市场资源市场化。

5、树立科学发展观，保护生态环境。

6、以人为本，共同富裕。

7、文化立国，充分发掘儒家文化等中华先进文化信念的精华，向世界传播内容丰富的、先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信念。

社会主义文化信念，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就是用我们全部的先进文化来做信念。

篇（9）

一、信念的哲学定义

从中国哲学源流上看，对信念观的重视和研究可以追溯到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夫子。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语见《论语·八佾》），“敬鬼神而远之” （《论语·雍也》）。孔子对神明信仰观的怀疑和淡化处理，用一个“如”字表白得淋漓尽致。本文认为，孔子的信仰观，实质上就是一种信念观。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文化信念学说，对中国人信念观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信念和信仰是并驾齐驱的，信念和信仰同样是人类信仰观学说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理性哲学的宗师康德曾经给人的认识能力划界，为信仰留下地盘。根据康德的理论，那些属于人类对未知世界、对人类不可知世界的精神描绘、主观推断、主观追求和人类情感寄托的知识范畴，就是哲学意义上的信仰。

信念观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认识论的角度，信念属于信仰的范畴。给人的认识能力划界，界限之内的，称为理性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科学知识；而界限之外的，是未知世界或不可知世界的领域。人类在长期社会生活中，积累了大量有关这一精神领域的观念性知识，这就是信念和信仰。信念与信仰的区别是，信念随着人类历史的进程，随着思维和实践能力的提升，而有可能实现，但信仰完全没有可实现性。

信念，是社会的人对与现实相关联的未知领域的一种预期和美好憧憬。信念是人类认识能力范围与未知世界、不可知世界的分界线上的知识和观念。信念既受到已知世界的影响和制约，又是通向未知的精神王国的桥梁。

信念是可以实现的信仰。信念既能制约在它后面的科学，又能兼顾在它前面的信仰。研究信念，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硬道理，那就是，信念有可能统一，信仰无法统一。

二、共产主义信念的“三个文明”解释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了清朝封建统治，中国社会进入政党政治的时代。在此之前，在秦始皇之后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始终是一个文化信念的国度，文化信念照耀中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历代统治阶级而言，他们所信奉、所推崇的都是这样一些中国优秀的文化信念观，其中包括儒家、道家思想等等；宗教思想及其影响，只在严格的律法管制下发挥有限的作用。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两种信念，代表了20世纪中国社会两股文化思想潮流。这两种信念观的交锋而引发的政治运动，席卷整个中华大地，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和现实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十世纪初，以、、陈独秀、等为代表一大批仁人志士，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在探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艰难岁月里，及时地引入了伟大导师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信念学说，开创了一个以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追求目标的伟大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告别了那段科技落后、被动挨打的屈辱历史，中国社会开始驶入文化发展的快车道。古老的中国，开始了伟大的复兴。

如果以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历史为背景，认真比较和鉴别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两种信念观，作者认为，共产主义信念为广大中国社会所接受是必然的。首先，共产主义有马列主义的一整套思想体系，其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的基础深厚。第二，马列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比较完美的同中华优秀的信念文化结合在一起。第三，共产主义将这一崇高信念建立在党、军队和人民群众的有机整体上，这一崇高信念在党、军队和人民群众中依次激发、放大，形成巨大的“信念合力”。第四，在地缘政治上有前苏联提供支持的优势。三民主义的缺陷在于，第一，其理论体系性不强；第二，在当时风雨飘摇的旧中国，民族矛盾复杂，民生、民权方面更是举步维艰；第三，将信念观仅仅定义在“民”的基础上，无法在党、政府、军队和民众中形成合力，甚至可能是相互掣肘、混乱不堪。

十九世纪中叶，关于共产主义信念，马克思、恩格斯是从经济学和人学两个方面加以阐述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从人学的角度描述过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和目标。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3页）。

二十世纪的中国，在时代，共产主义信念主要表现为“三座大山”压迫的旧社会，建立新中国的一种崇高革命理想，表现为消灭剥削、消除不平等、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并过上幸福生活的理想追求。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面对东欧巨变、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处于低谷的严峻现实，作者认为，应该及时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观学说，应该积极推动共产主义信念观的与时俱进。

本文认为，可以从“三个文明”的角度，解释共产主义信念观。共产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相当长历史时期的理想信念，从物质文明的角度解释，就是共同富裕；从精神文明解释，就是“共人类精神文明的产”；从政治文明来看，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以“三个文明”这一当代中国社会的文明观为基础，来解释共产主义信念，其意义在于：

1、它站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的基础上解释共产主义信念。

2、它符合马克思、恩格斯从多角度、多方面解释共产主义的原则。

3、可以简化问题，并有利于同世界先进文化、世界文明的发展潮流沟通和交流。

三、世界文化浪潮中的中华文化信念

理性和信念、信仰的结合就是文化。

离开了信仰和信念，可别奢谈什么文化。在当今文化定输赢，文化的重要性被提升到无以复加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科技文化、哲学理念和基督教信仰文化的混合物；而我们中国文化，是文化信念主体推进的先进文化体系。

音乐可以反映出文化的本质内涵。本文认为，中国音乐已经在世界音乐中有开始领先的趋势。在巴黎，在美国，中国音乐会、文化节的巨大成功，是我们的文化信念先进性的一个信号。

那么什么是文化信念呢？文化信念是中华文化的典型特征，它是指将文化整体和文化中的一些精辟的观点和论断直接充当社会的人对生活和事业的崇高追求和信念。中国文化中的很多人文信条，其实质，都是文化与信念高度融合的精神追求，是一种可能实现的美好境界。文化与信念的高度融合，就是文化信念；这种深层的、完美的融合而成的文化信念，更加放射出智慧的光华，照亮中国历史。

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新中国的诞生以及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中国的文化结构、文化底气稳如泰山是分不开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当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一片混乱并发生巨变之时，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局势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我们的文化底气和文化信念。对于一个缺乏文化底气、文化信念的社会结构，也许拿一把扇子扇它两下，它都可能会风雨飘摇。

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就。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世界具有个性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其中，思想是党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执政初期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长期执政、执好政的指导思想。

早在革命战争时期，同志就十分重视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信念结合在一起。同志所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等等，都直接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先进的文化信念的精华。因此，思想既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又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华先进的文化信念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加重视将新时期党的理论与实践，同中国先进的文化信念相结合。邓小平同志所开创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领导全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充分体现出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先进的文化相结合。因此，从文化学的观点来看，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中国先进的文化信念体系的一种当代表现形式。

美国的文化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的地方。然而美国社会文化也有弱点，绝不能照搬照套。例如：文化模式单调，同性恋、家庭价值观遭到冲击，高科技对宗教、信仰文化的僭越，恐怖主义，等等。美国的文化观甚至已经和欧洲的主流文化发生了不和谐。

四、社会主义文化信念的主要内涵

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成功预见的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社会主义信念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两大信念学说之一。

本文认为，社会主义文化信念既是一种现实信念，同时又是一种崇高信念。作为新时期的进步青年学生，应该正确认识当代中国，认清中国现代文化继往开来的前进潮流，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社会主义现实信念和社会主义崇高信念。青年一代，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战略机遇，特别有责任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文明中国服务。

作为一个将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观和信念观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文化信念体系，作者认为，需要积极研究，开拓创新。

社会主义文化信念的核心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1、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2、在指导思想上牢固确立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理论体系指导地位。

3、坚决打击腐败。

4、国家资源社会所有，市场资源市场化。

5、树立科学发展观，保护生态环境。

6、以人为本，共同富裕。

7、文化立国，充分发掘儒家文化等中华先进文化信念的精华，向世界传播内容丰富的、先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信念。

篇（10）

有学者言：“法治是一个历史课题，也是一个悠久民族的群体性的文化选择课题，除了历史和文化自身的答案以外，任何欲进行书斋作业的‘学术定位’的企图都是虚妄的。”①那么，如何对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情况作以反思，更非易事。本文仅以中国的法制建设为主体或参照对此进行尝试，或许离目标接近了一步。

一、法制与法治

“法制”一词，古已有之。但对其意义，历来有不同的解释。在我国，“法制”的用法首见于《礼记•月令》：“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惧罪邪。”此处所谓法制，乃指国法、或典章制度，强调法律制度的形式意义。也就是说，任何法律制度，只要是国家（或官府）创造的，即使是酷法、恶法，或专横之法，也属法制，具有一律遵守的效力。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法制不过是人治之下的一种法律统治形式。这种人治之下的法制（“专制的法制”），与近以民主制度为基础的法制（“民主的法制”）有着根本的区别。“近代意义的法制概念及思想，是由西方学者创立的。它强调：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职人员和公民个人都必须无条件地严格执行和遵守的法律，不允许任何人做法律不允许的事情。”②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法学界对“法制”这一概念的解释也是众说纷纭。基本观点有三种：“一种是从静态的角度，把法制解释为‘法律制度’；一种从动态的角度，把法制解释为严格遵守执行和遵守法律与制度，依法进行活动的一种方式，是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统一体；一种则简化为依法办事的原则，即一定阶级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并严格按照法律进行国家管理的原则。”③从的发展趋势来看，许多学者趋于赞同从动态与静态的结合将其定义为，“所谓法制，是一国法律制度的总和，它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的合法性原则、制度、程序和过程。”④至于资产阶级思想家、法学家对法制的含义的解释，都是和他们各自的政治主张密切联系的，如有的主张君主立宪制，有的主张三权分立制，有的主张民主共和制，有的主张“议会至上”，有的主张自由，有的主张福利国家等等，不一而足。那么，对社会主义法制如何界定？学界的观点基本一致，社会主义法制即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体现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全体人民意志的法律和制度的总称，是社会主义立法、守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各环节的统一，核心是依法办事。其基本要求为“十六字方针”，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社会主义法制是与社会主义民主紧密相关的。

法治，是一个复杂的法律概念。在西方学说史上，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BC.384-322）最早论述法治问题。他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法治应当包含两层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的良好的法律。”⑤近代以来，随着自由、平等、人权等人文主义精神的弘扬，人们重在原则和制度层面上讨论法治问题，而把法治的核心归结为“依法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制约。”其内容大体包括：法律至上，权力在法律之下；法律公开；依法行政；司法独立；保障权利和自由；实行正当程序。二战以后，在国际上，法治的思想和原则又有了新的发展。1959年在印度召开的“国际法学家会议”通过的《德里宣言》强调了三项原则，即立法保持“人类尊严”，防止权力滥用、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可以看出，法制包含两个部分，即形式意义的法治和实质意义的法治，是两者的统一体。形式意义的法治，强调“依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形式意义的法治应当体现法治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实质意义的法治也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运行机制予以实现，两者不可或缺。其是与人治相对的一个概念。综观法治一词的使用状况，其具有如下意义：它是运用法律治国的方式、依法办事的社会状态、一种价值取向或一种政治制度。因此，社会主义法治应表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依法治国的原则和方略，即与人治相对的治国的、原则、制度和。”⑥其基本内容包括：“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推进机构改革；完善民主监督制度。”⑦

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历史追溯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在资产阶级统治基础之上形成的，“废除旧法和对旧法的批判继承，是社会主义法产生的辩证。”⑧前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法制”被确定被社会主义法的基本原则之一。⑨然而，在国家的建设过程中，由于坚持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导致停滞和落后，同时也导致“特权”的急剧膨胀。“在背弃马克思主义原则，削弱党的领导”⑩之后，从斯大林时代“人民公仆”的蜕变到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以及最终被叶利钦窃国期间，其法制建设被蒙上了一层厚重的“人治”色彩，法制的原则无力对权力进行制约，社会主义的民主在前苏联被葬送掉。中国的法制现代化道路始于“1911年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法制建设时期和新民主主义法制建设时期”。11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宪法”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社会主义的法制粗略模式或宏观轮廓予以确立，并形成了基本格局。随之，1957年“反右运动”，停止了继续完善新法制模式的努力，从而宣告了法制大转换的结束，接踵而来的是法制近十年的停滞和大滑坡。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社会主义十年法制建设的总纲领和总目标才得以确立。同时，形成了以多样化的法律价值、法律的主导性和法律的至上权威为特征的党的法治观。12

三、社会主义法治——法制现代化

“社会主义法治”概念的形成和理论探索有着较为漫长的过程，其既体现了我党的孜孜实践，又标志着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脉络。

1.社会主义法治概念的提出：早在1949年1月，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同志就在司法训练班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不要资产阶级的法治，我们需要我们的法治。”13然而，其对法治的进一步内涵并未申明。

2.从同志到邓小平同志的民主法治思想的异同和发展。

同志曾说过“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从他早年的“民本”思想，到他晚年的“群治”思想等，“人民”是他一生全部政治思想和实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他民主观的核心内容。1957年后其群治思想为主的，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重要方式和手段的“大民主”运动，在“”中发展到极端，使“”既革“文化命”，又革“民主命”，还革“法制命”的大灾难，忽视了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追求，以及它作为一种社会发展阶段中的一个目标性机制的重大作用，仅把其当作一种手段。14由于这些思想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1978年以前在“现代性”上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1978年以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主要的理论指导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坚持了的人民民主理论，赋予了民主以极高的地位和价值，鲜明地指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论断，并有效解决和恢复了民主应有的价值和地位，“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5在邓小平的“民主立国论”和“法制权威论”16的民主法治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此后，对宪法进行了多次修正，并出台了大量刑事、民事、经济的法律法规，立法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同时，政府机构不断进行机构调整，司法机关不断加强法律的监督工作，使得公民的权利意识得以觉醒，对权力的制约、制衡得到初步的加强。

3．十五大“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实践

邓小平同志找到了“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法治道路，但如何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这一时代的使命和艰巨任务，历史的落在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及全国人民的身上。1997年7月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并于1999年宪法修正案中予以确定。“将‘法制’国家改为‘法治’国家，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历史转变”。17这预示者：中国将依靠政府的推进，辅之以社会（民间）的力量，走向法制化（法治化）的道路。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从传统法制到现代化法制的发展过程，其具有下列特征：以非人格化的权威及规则否定人格化的权威，法律规则的肯定性、明确性和普遍性，法律规则的连续性、稳定性，法律体系的完备和统一，法律职业的中立性，司法过程的公开性、程序性。从现代法制的价值合理性及价值标准来看，具有：维护自由、平等、正义，协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实现公共权力和个体权利的平衡。18社会主义法治的推进也应以法制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精神为依托，在对“传统性”和“西化”的突破上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

四、从法制到法治——性的飞跃

（一）性向传统的突破。

主义法治建设在某些程度上要依托本土的法制传统。在我国历史中，一直未出现以商品为基础的社会形态，长达数千年的封建法制的“专制”，使人民从心理上疏远了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词语。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虽然主张走法治之路，但终是自觉不自觉的蒙上“人治”的色彩，的十年浩劫，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打上了值得警示和反思的烙印。然而，近二十年的法制建设为“法制”向“法治”的跨越准备了基本备件，如法制体系的基本形成，公民法治意识的增强，法学界在立法中的广泛参与，国家领导人思想的大转变等等。

1.对“人治”之彻底否定

“人治，指的是主要依靠一个或一批权威人士来推行的。”19人治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强人政治。在统治者足够强大的时候，其统治的社会可能是一种有序、安定的社会。然而，再强大的人也有不强大的时候，再聪明智慧的人也有糊涂失策的时候。因此，一治一乱是人治造成的必然结果。由于“法制”侧重于静态制度的描述，虽然也有动态的内涵，但其终未排斥人治的成分。所以，在社会主义法制发展中，出现了领导人意志的绝对权威，而造成众所周知的许多恶果。“法制”与“法治”虽一词之差，但其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治”，在国家的治理方式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2.对“德治”的重新定位。

“所谓德治，指的是主要依靠统治者品德的力，良好的社会教化及爱利民众的政策而推行的政治。”20德治是一种柔性的治国方略：它建立在一套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伦理和道德规范也是柔性的、劝导性的；其维系手段也是柔性的，即主要依靠社会、风俗环境熏陶、道德榜样感染、社会舆论及社会成员的自觉意识和内在信念加以推行。而法治则是一种刚性的治国方略：法律规范是人们行为的底线，是不允许逾越的，因而是刚性的；其推行的方式和手段靠的是外在的强制，也是刚性的。可以看出，法治与德治作为两中不同的社会治理方略，各有其特点。

在我国，“德治”思想有着深厚的人文背景。孔孟的思想以“仁”为核心，其本质要求统治者要爱人，方能使国家大治。十五大确定“依法治国”的方略后，同志紧接着又提出“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将“德治”与‘法治’联系在一起，两种治国方略并用，以“法治”为主，以“德治”为辅。这既是对“德治”新形势下的重新定位，同时也是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从“法制”到“法治”的又一突破。

3.对党的领导方式的显著调整。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无从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然而，在国家的政权得以稳固以后，如果将党的地位再置于法律之上，那么难免会出现唯党的意志是从的局面，长官意志将成为最终的权威，发展的结果是党内部的严重腐化，苏共的发展结果便是最有力的佐证。强调“法治”，并不是否定党的领导地位，国家宪法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但是，党仍然须作为一般的政治团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邓小平同志曾说：“美国有个尼克松，日本有个田中，都得上法庭，为什么我们的领导人不能上法庭呢？党组织也不能因为自己是执政党就把自己置于法律之外，否则，社会之中就存在一个不受国家法律约束的特殊集团，社会主义的法制也就荡然无存了。”21由此看出，邓小平同志肯定了法律的最高权威，法治核心之一的法律至上原则。这可以看作是邓小平中“民主法治”思想对我党领导方式的显著调整。的十年是唯党意志的十年，甚至出现了更换国家领导人也不经法定的任免程序的情况。如果在“法治”的建设中，没有对党的领导方式进行明确界定，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或许又会重蹈历史的覆辙。

（二）现代化向“西化”的突破。

众所周知，现代意义的法治产生于近代西方文明，是人类走出蒙昧迈入文明的创造物，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志之一。然而，中国由于先天的缺陷，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的法治。美国学者昂格尔认为，法治产生于西方而非中国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形成现代型法的秩序的历史条件——集团的多元主义、法理论及其超越性宗教的基础。22因而，中国形成了主要表现为行政命令方式的官僚法（管理型法），而西方形成了自主、普遍适用的法律体系和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尽管在中国文明形态中，我们也会发现导致了多元集团产生，导致某种超验的世界观的社会变化。但是，这两种因素并未结合在一起，也没有通过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现代法治。23因为在传统的中国，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的是社会和谐，这也是支配人们思想的全部观念，然而，奠基于封建等级身份观念上的社会却无论如何形成不了现代法治的法律至上的神圣观念，因为严格来说它不是实在的规则与准则，而是模范行为的模式。24所以，尽管中国也曾有诸如儒家和法家等关于人、社会和法律的一系列观点，比如儒家主张符合伦理典范的习惯礼议，法家主张官僚政府以及强制执行官僚法，但双方确实从某种不言而喻的共同（礼仪）前提出发进行论证的，而这些前提根本不允许他们捍卫甚至承认现代法治原则。25传统中国的流行做法完全是以家长方式处理事务。26法律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工具色彩和官僚政治色彩。因而，中国产生不了现代意义的法治，也确实不需要现代意义的法治。27

社会主义法治在中国传统的背景条件即如上所述，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型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在法制现代化发展中，既体现对西治文明的继承，又在本土条件下，完成了质的飞跃。

1.对资产阶级现代法治思想的移植。

现代法治思想根源于西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不能完全排除“西化”的倾向。在以“法制”为主旨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基本是排斥“西方”的，仅将其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层面，而未当成一种价值追求、治国状态。在“法制”向“法治”的转型中，法学界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法治”思想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社会主义法治在某些方面移植了西方的现代化法治思想。譬如，著名的法学理论家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他们的思想中蕴含着许多现代化法治的理性的东西，其“人民”、“法律至上”、“社会契约”、“权力制约”等主张包含着相当的合理内核，其是人类社会共有的文化财富，社会主义法治应当对其优秀的成分加以承继，并根据自身的情况有所扬弃。由于西方法学家和社会实践者的合力，使得西方的法治思想具有了取得广泛认同的基本内涵，而这种以民主为基础的法治思想正是社会主义进行法治建设所不可或缺。

2.结合本国实际的重新定位。

“社会主义中国的法治化，属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国家的法制现代化’，是由外部刺激引发或外部力量直接促成的传导性的社会变迁过程。这样的法律变迁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即我们不是在西方文明方兴未艾之际来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法治化，而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已经高度发达，以至于出现某种弊端和危机，并开始向后工业文明过渡之时才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28这样，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面临着本土化和国际化（以西化为主要特征）等诸多因素影响，从“法制”到“法治”的发展，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出了重构自身法治文明的要求，同时，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在接受先进法治文明之后，结合本国实际进行再定位。

⑴社会主义法治的社会基础。“大家普遍认为，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是法治的经济基础，民主政治是法治的政治基础，理性文化是法治的文化基础。”29由于“中国领导倡导的国家社会主义法治融入了下列因素：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即经济是以市场为基础并且市场的成分在逐步增加，但较之其他经济制度，国有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在对人权的理解上强调稳定，主张集体权利优于个人权利，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基本的权利。”可以看出，其社会基础包含如下因素：

a.“市场经济是法治社会的基础性推进力量。1987年以来实行改革开放，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终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而且在实践中有了显著成效，这是法治社会形成、发展的最具基础性、广泛性、深刻性和现代性的强大动力源泉。”31

b.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最有力政治保障。没有中共的领导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其仍然是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协商合作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政治基础。

c.中西人文精神的合璧：重构法治的精神基础。同志曾在五十年前说过，“被束缚的个性如得不到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就没有社会主义。”32这启示我们：包括社会主义法治在内的一切制度都是以彻底解放人作为最高宗旨的，也表明了社会主义法治与人文精神相辅相成、相依相生的关系。黑格尔也说：“历史对一个民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靠了历史，才能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法律、礼节、风格和事功上的发展历程，法律所表现的风格、礼节和设备，在本质上是民族生存的永久的东西。”33社会主义中国在法制建设中，在反思自身历史的同时，在人文精神方面，应吸取西方之长，以补己之短，达到精神文化及理性文化的交融。

2.社会主义法治的标准和要求。总体而言，要树立法律至上的权威，使法律成为治理社会的主要手段，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从立法上讲，建立民主合理的立法秩序，立法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建构一个部门齐全、结构严谨、内部和谐的完备的法律体系；从行政执法讲，政府要依法行政，尊重民权，接受监督；从司法讲，要保证司法独立，确保司法公正。从法律文化上讲，要有先进的法学理论，公民要有良好的法律意识，最核心的是：

a.法律至上原则。法律至上，即为“任何个人与法律相比，法律都具有更高的权威。”34其构成包括“内在品质要件：公民权利神圣和外在形式要件：规则至上。”35法律至上原则是内在品质要件和外在形式要件的统一。有学者更指出：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比法律的实质合理性更重要，奉行严格规则主义应是法治建设的首要任务。36所以，法律至上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理应置于首要位置。所有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符合宪法精神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党派、社会组织都必须接受法律法规约束，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不允许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与个人。

b.权力制约原则。在国家机关之间建立分权和相互制约的机制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实行的一项原则。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权力制约的理论不能不深入并吸取其合理的因素，“邓小平同志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同志讲过，这样的事件在英、美、法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同志一方面讲了我们不搞西方‘三权分立’那一套，另一方面也讲了党权与政权要分开。权力不宜过分集中。”37无论是、，还是广西玉林四个市委书记“前腐后继”，从制度上看无不是因为权力太大，没有制约机制造成的。所以，在“法制”向“法治”的转型中，应该对权力的监督机制进行必要的调整。

c.司法独立原则。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的共同特征。其含义是赋予法官以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干涉的独立的自由裁判权。在“法制”的背景条件下，虽然赋予司法机关以独立的地位，但实际上司法机关成为其他国家机关的附庸，在人事任免、财政制约的情况下，司法机关的职能无法依法发挥，这在一定程度上滋长了其他国家机关的特权思想。在“法治”的背景下，应当建立以公民权利为本位的司法制度，同时，对一切由法官说了算的职权主义司法制度依法进行监督，防止司法专横。

从终极意义上讲，作为一种表征进步与文明的治国方略的法治，既是一种理想，也是一个过程，并无所谓好坏良莠之分，唯一有所区别的只是我们践行的差异。由于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是一个渐进行的发展历程，既要革除人治意识的心理障碍，又要结合社会的广泛参与，革除人治意识的心理障碍、法治观念和权利意识的增强等仍有一个时间的期限，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这也为以后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但我们仍有理由相信，在以“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下的法治进程会有序展开。

及注释：

①《从法制到法治》程燎原，出版社2000版

②④《法•宪法》舒国滢、周叶中编审法律出版社2001版

第95、102页

③《法理学》李龙主编武汉大学1996年版第214页、第239-240页

⑤[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吴寿彭译:《学》商务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页

⑥《法理学》葛洪义主编政法大学1999年版第258页

⑦《法理学》蒋晓伟主编同济大学1999年版第266-269页

⑧⑨《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516-517页

⑩《苏共亡党十年祭》黄苇町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共产党》2002年第3期第95页

1114《迈向民主与法治的国家》刘作翔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第138-145

12《法治论》王人博程燎原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第2版第292-294页

13《二十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夏禹龙、顾肖融主编重庆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2页

152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332页

16《略论中国法制化的指导》沈晶载于《行政与法》2002年第1期第25页

1718《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法理学》张文显载于《法商》2001年第1期第35-36

1920《论作为治国方略的德治》焦国成载于《中哦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第6

22232425《现代中的法律》（中译本）[美]昂格尔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86、96页

26《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译本[美]高道蕴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导言

27《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杜宴林原载《法制与社会》（长春）转引在人大复印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02年第4期第27页

29《中国法治与行政立法改革》[美]裴文睿载《法商研究》2001年第5期第139页

31《我国法治社会形成中的主要因素》刘瀚原载于《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转引在人大复印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02年第2期第22页

33《》黑格尔著三联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页

34《中国法制改革学术讨论会发言摘要》王利明载于《法学研究》1989年第2期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