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发展观篇（1）

党的十七大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准确把握、深刻理解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小康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

一、科学发展观的孕育形成

（一）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关于发展观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

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和要求。毛泽东早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就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行经济建设、增加人民群众的物质福利，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标追求。在他看来，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党所制定的一切路线、方针和政策，归根到底也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建国以后，党和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总揽全局，统筹兼顾，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两条腿走路”、“综合平衡”等方针，致力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努力追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在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的任务。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毛泽东精辟论述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等一系列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的重大关系。党的八大对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了正确判断，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与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所有这些，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后来，由于我们对于国内形势判断失误，在国内主要矛盾问题上的认识发生逆转，走入“以阶段斗争为纲”的理论与实践误区，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遭受了严重挫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我们党和国家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恢复和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制定和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坚持走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强调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在实践中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强调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宽广道路，我们的生产力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科学论述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的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若干重大现实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思想，制定了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和举措，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波澜壮阔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人民生活总体小康、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的巨大成就。

（二）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总结改革发展的新的实践经验，汲取人类关于发展的有益成果，努力把握发展的客观规律，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运用和丰富、发展，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

二、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内涵

党的十七大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对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内涵进行全面而 准确的阐述。

（一）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

发展对于全面落实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强调科学发展，是我们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也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的形势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而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

（二）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以人为本的“人”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以人为本的“本”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离开了以人为本，发展便失去了意义。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谋发展促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是我们考虑问题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检验发展是不是科学，衡量发展有无成效和成效大小的最高标准，是解决发展中的一切问题的根本前提和基础。

（三）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四）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

统筹兼顾，就是总揽全局，科学运筹，协调发展，兼顾各方，提高工作的系统性、原则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统筹兼顾，总揽全局，正确处理涉及发展全局的一系列重大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要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发挥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作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力量。要按照实现、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改革。要注意实现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良性互动。统筹兼顾还要注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要关注热点、突出重点、抓住难点。

三、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科学发展观作为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的创新理论，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产生了和正在产生巨大的指导作用，因而具有非凡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转贴于

（一）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意义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的本质、内涵、目的、方法和途径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观的一些基本观点和重要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都能找到思想源头，但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个总的概念，明确“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提出“五个统筹”等重要思想，并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等重大线路思想来加以展开和深化，从而形成一个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是第一次。科学发展观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进而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什么，为何发展，怎样发展”这个根本问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打下了新的时代烙印，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二）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意义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始终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我们强调发展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在内的全面的发展，但是首先是要发展经济。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强调要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更加注重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更加注重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更加注重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科学的发展观。把加速发展与科学发展结合起来，实现经济又快又好发展，正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科学发展观强调要促进社会全面发展进步。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生产力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体制性、机制性障碍，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还亟待加强。这就要求我们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社会体制改革的配套进行，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使我们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不断深化和完备，对社会主义全面发展内涵的理解也起来越深刻。

我们党始终坚持正确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党制定各项改革政策的出发点，作为判断形势好坏的依据。科学发展观反映了我们党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最鲜明的政治立场，有利于保地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挥好。

（三）科学发展观的国际影响

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对当今世界文明成果和发展经济的积极借鉴。20世纪40年代以后，国际上发展理论经历了从传统的发展观到新型发展观看演变，不少国家经过较长时期工业化历程，越来越认识到全面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认识到遵循协调性、综合性、持续性是人类发展的正确选择。科学发展观中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思想就与世界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潮流有直接关系，反映了对当代人类文明成果的积极借鉴。

科学发展观是对传统发展理念的超越，进一步丰富了世界发展模式的内涵。中国正在走的发展道路，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从未走过的道路，也是世界近代历史上后发大国从未走过的道路。通过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中国重铸了社会主义的辉煌，提高了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声誉，这就使得科学发展观这一创新理论具有很强的世界影响。

四、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一）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始终坚持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政治保证。要坚持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的大局，是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历史经验之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不能离开这个中心，更不能干扰这个中心。我们一定要按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论科学发展观篇（2）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的思维理念。它的基本内涵：一是全面发展，二是协调，三是可持续发展。

（一）全面发展观

全面发展就是要着眼于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及其他社会等各个方面发展，不仅包括物质文明建设，也包括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在科学发展观中，全面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必须加快经济发展，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但也不可忽视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忽视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任何片面的发展都难以实现小康。

（二）协调发展观

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各方面发展要相互衔接、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协调推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必然要求坚持统筹兼顾，注重协调发展，这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鲜明特征。五个统筹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其实质，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如何发展得更好的问题。党和国家把“三农”作为发展的重中之重，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大力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有效发挥中部地区优势，实行东中西互动，促进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把“引进来”战略与“走出去”战略结合起来，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水平；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把发展经济和保护资源环境结合起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从而促进城乡、区域、对内对外、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三）可持续发展观

发展不仅应尊重经济规律，还应尊重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大国，随着向工业文明的迈进，人口、生态、环境、资源等矛盾日益突出，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因此，必须更新发展思路，把经济发展建立在人口数量控制和质量提高的基础上，建立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生态改善的基础上，促进经济、社会、人口与资源、环境、生态的协调发展，实现发展的良性循环。

（四）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价值取向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一个新型的综合的发展理念，即科学发展观。而发展的实质、核心和最终目的则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以人为本成为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核心。无论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是社会的全面进步，最终都要体现在人的发展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不能只见物不见人，要确立以人为本思想。促进人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在预测未来社会时就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的本质要求。

二、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历史背景

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不同的发展课题。新时期新阶段面临新问题，需要新思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时展的要求，是中国国情的需要。

（一）现实国情的需要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主要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加，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和竞争力不强等。这些矛盾和问题，有些是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难以避免的，有些则是由于发展观的偏差所导致的。无论是哪种所致，这些问题都必须高度重视并逐步加以解决。世纪之初，我们党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一要求不光是追求GDP的指标，它还应包括社会的发展、环境的改善、文化生活和精神道德水平的提高，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全面发展。针对发展中实际存在的问题，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要求，需要我们转变过去的发展观念，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

（二）我国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发展观方面，有过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更多的是失败的教训。在经济上，我们过多地注重经济增长的速度，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造成资源大量消耗、环境严重污染、生态进一步恶化。而在社会领域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高速发展，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更不能适应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改善的要求。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使我党的发展眼光更加深远，发展思路更加全面。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指针。

发展的实践丰富着发展的理论，发展的理论指导着发展的实践。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确立，使发展的内涵更加清晰，既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又包含着深刻的人文精神，将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论科学发展观篇（3）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领导集体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经济建设的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地位，尽管个别经济学家试图以西方经济学取而代之，但从中央决策层领导经济建设的实践看，没有过丝毫的动摇。这一点，可以从党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唯物史观方法论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寻找到最有力的依据。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从纵向来看，实际上就是对唯物史观方法论认识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一、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前侧重于强调生产关系的调整

建国初期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城市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农村实行农业合作化、建立，变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和农业个人所有制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1949年到1952年，国家允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存在。国家利用其补充社会主义工业生产的不足，供应部分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利用其维持和吸收职工就业；利用其利润增长，通过税收和价格政策，部分转变为国家积累。同时，国家通过劳动保护、价格、税收政策，对原料、市场、货源的控制和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企业利润分配等，把资本主义的剥削、无政府状况和投机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然而，利用和限制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不能解决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生产无政府状态与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人性、资本家与工人阶级间的矛盾。始于1953年的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就是要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至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的99％、私营商业的82，2％实现了公私合营，城市已基本消灭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1953年春，全国基本完成，实行了农业合作化。其目的是通过各种互助合作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从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上消灭贫富两极分化的基础。农业合作化经过了换工联合劳动的生产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三个阶段。是在高级农业合作社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的由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经济组织，生产资料实行单一的公社所有制，在分配上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并取消自留地。

然而，私人或个人所有制向全民和集体所有制转变的历史动因不是当时城市或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而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理念支配下，追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主观选择。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例，其首要动因不是源于增加粮食生产、发展农业生产的客观要求，而是为避免农村贫富两极分化及雇佣劳动、高利贷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复辟。指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建国后，中国农业“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建立苏联式集体农庄”，在党内早已达成共识。使党更相信变革生产关系的巨大作用，以为公有化程度愈高就愈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由此，农业合作化“提前”开展，在极短期内由初级社变为高级社乃至。超越生产力的发展阶段，追求大而全的公有制，生产关系走到生产力的前头，会造成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生产关系比生产力更先进”与“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的桎梏”一样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仍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例，它导致亿万农民失去经营自和身份自由，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的停滞和农村消费市场的萎缩。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农业无法为工业提供充足的农产品，国家不得不一再调整工业生产规模，降低基本建设投资，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1953年到1978年，中国“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2.7％，农民的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52年的57元增加到1978年的133.6元，平均每年增长不到3元”。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仍有2.5亿农村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二、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六届三中全会前侧重于追求生产力发展

1978年，为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倾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执政方针，从而实现近30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了我国的经济总量，为今后工业反哺农业、关注民生问题及解决分配领域的矛盾打下了物质基础。然而，如果单纯追求生产力增长，把GDP等同于生产力，把它作为经济活动的唯一目标是片面和短视的，是不可持续的，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诸如：

第一，分配不公。在生产力的三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中，劳动力是最活跃的要素。劳动力运用劳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从事生产劳动。以GDP数字和利润最大化为生产目的的生产方式侧重于追求经济效率，把劳动力的经济利益限制在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需求上，直接导致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劳工阶层有限的购买力之间持续加剧的矛盾，导致买卖脱节由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可能性转化为必然性，导致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尤其是与生活必需品的再生产比例遭到破坏。资本积累、生产扩大和增长速度建立在贫富两极分化的基础上，生产无限扩大的冲动与劳动阶层有限的购买力相对立，经济增长最终依靠频繁爆发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得以为继。这种生产过剩不是相对于全社会消费需要的绝对过剩，而是由劳动阶层购买力不足导致的相对过剩。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在我国也有一定程度的表现。

第二，低附加值。一国竞争力不只用经济总量的规模来评价，更要用经济结构的质量来评价。成品装配加工和低端产品制造业是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增长点，这一增长模式积累了严重的结构性矛盾。首先，在产业利润分配中，知识产权开发和品牌销售创造较高的附加值，加工装配环节靠的是低成本和价格竞争。在技术和质量均质化条件下产品无差异，价格竞争的最后结果是没有利润。跨国公司转移到中国的加工制造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处于低附加值的链条，生产利润实际上大部分被外国资本和拥有专利技术的跨国公司拿走。其次，中国以高投资形成的产出，在内需有限的背景下，只能通过大量出口予以消化，一旦国外需求大幅下滑，势必造成产能过剩。如果遇到国内生产成本上升、跨国公司国际战略改变，工业生产更为脆弱，企业盈利可能大幅下降，导致大量生产线乃至企业关闭，失业增加，甚至经济衰退。第三，高消耗。中国已成为全球加工制造大国，但却以资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为代价。为使产品长期保持低成本优势，生产企业在环境治理、节约资源、安全保护、产品和技术研发等方面投入不足，只强调从自然禀赋中索取，而忽略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忽略了人的经济活动是必须在自然生态系统中进行的。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已认识到片面追求经济数量的增长模式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性影响：“资本主义生产……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三、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

论科学发展观篇（4）

众所周知,任何一种能够成为划时代的理论,一定是反映了现实的迫切需要,回答和解决了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科学发展观是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回答了现阶段中国面临的时代课题,进而构成了独特的价值体系。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性是指它回答和解决了当代中国在实践中面临的重大课题,具有满足中国现实社会需要的属性。由于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的取得都离不开科学真理自觉或不自觉的引领。所以,马克思才反复强调科学真理是人类进步的“伟大杠杆”。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属性首先在于它具有认识的功能。反思传统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最基本的认识功能,它可以清晰地解答现存的各类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产生根源;可以帮助中国人民把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中的客观规律;可以帮助人们总结过去,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研究和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趋势,正确地预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轨迹,避免认识的片面性和行动的盲目性。其次,实践功能是科学发展观所具有的最根本的价值属性。唯物史观认为,价值同实践是不可分割的。在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具有规范和调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作用,承载着凝聚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向着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的愿景而团结奋斗的现实意义。因为科学发展观具有的价值属性,所以,各级领导干部要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用实现共产党人远大理想的宽阔视野,将科学发展观作为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进行深入学习钻研,并内化为自觉行动。

一、从把握规律上认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具有真理性,而真理是一个系统,是由结构和功能构成的科学体系。黑格尔简明地指出:真理即是全体,而且强调:真理只有作为体系才具有现实性。②然而,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是个系统,就是因为它所反映的客观实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本身是一个整体系统。作为正确的理论再现的科学发展观,除了具有强大的理论功能之外,也必然有完整的结构和多方面的规定性。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既是运用唯物辩证法考察发展问题得出的必然结论,也是作为一个理论体系蕴含的基本规定性,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提出的基本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丰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是普遍和特殊规律的辩证统一。中国共产党人在尊重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基础上,坚持将之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特殊性规律相统一,形成新的规律性概括。全面发展规律。坚持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若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就必须遵循全面发展规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整体推进。协调发展规律。保持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若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就必须遵循协调发展规律。在现代化“五位一体”的发展系统中,不仅各子系统之间亦或其内在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都应实现均衡发展,良性运行。可持续发展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若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就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规律。经济发展要高度关注环境的承载力和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正因为科学发展观是对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认识深化,所以,坚定对科学发展观的信仰就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科学发展观不仅拓宽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前进方向,而且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基本国情以深化对特殊规律的认识为前提。科学发展观在实践中通过不断完善和补充普遍规律的具体实践内容和形式,其带来的客观结果:一是对普遍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升华;二是为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在寻求和探索本国社会发展道路中提供更清晰的思想指南。

二、从唯物史观上认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考察发展问题得出的必然结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运用唯物辩证法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史时,深刻地指出: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人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其历史进程经历了以神为本、以物为本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的变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信奉以神为本,人们思想的价值取向和和行为的动力源泉主要是从虚幻的神灵那里获取;伴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资本主义社会显现出的物的崇拜,进入了以物为本阶段,社会关系主要通过商品交易来表现,强烈的物质欲望掩盖了人的本质;人类社会只有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才会在商品交换为主要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发生质的变化,即以人为本成为现实。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虽然不能摆脱对物的依赖,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价值诉求,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成为必然的选择。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谋求人的彻底解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从人的内在尺度出发来把握物的尺度的理念,是强调人的发展和人的主体地位对改造世界所具有的突出意义。将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立场的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主体,也是社会财富的享有主体的基本原则。而且现实中国的成功经验,从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上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上述哲学层面认识和把握科学发展观,使我们认识到: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内在要求的生动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深层本质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重新确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科学发展观的最终目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高价值追求在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新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观,更是实现中国梦的发展观,因此,坚定对科学发展观的信仰才成为一种客观必然要求。

论科学发展观篇（5）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的重大举措，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

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所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根本目的是为了造福人民，一切依靠人、为了人。我们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既要考虑满足人的物质文化需求，又要考虑人的素质提高、人的全面发展。从执政的角度看，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做到执政为民，就是要遵循人类进步的本质要求，满足人的各种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顺应了这个要求，就体现了执政党的先进性，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

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所谓全面，就是方方面面都要发展，而不是片面追求某一方面的发展，不能顾此失彼。所谓协调，就是要增强工作的系统性，使现代化建设各方面工作协调一致地向前推进。每个领导干部都cn转载请注明出处!要从全省工作的大局来考虑问题。发现有哪些不协调的地方，就要及时进行处理、调控，使之尽快协调起来。所谓可持续，就是发展要有持久性、连续性。人类是不断繁衍生息的，但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有限，如果在我们这代人中消耗殆尽，人类失去了必需的生存发展环境，子孙后代怎么办?所以要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换取当前的发展，这要进一步形成共识。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是要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指导工作，使之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的坚强意志、谋划科学发展的正确思路、领导科学发展的实际能力，并转化为抓好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巨大力量。实现这样的要求，最根本的是提高干部素质、端正执政理念。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讲，现在最重要的基本功就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本领、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我们一定要用科学发展观来武装我们的头脑，用科学发展观来统一我们的思想，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我们的行动。

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而发展是有阶段性特征的。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经济水平很低，物质极度匮乏，如何尽快丰富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解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问题，是面临的最大任务。所以我们党就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这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我国的经济总量大幅提升，cn转载请注明出处!人民生活已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正在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进入这样一个物质基本满足需求、讲求提高发展质量阶段，如果我们不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就会违背客观规律、脱离时代要求，就有可能走弯路，以后将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所以在这个时候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非常及时，同30年前我们党提出改革开放一样，这次学习实践活动也必将在今后发展中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论科学发展观篇（6）

在古老中国的辞典里,没有与“愚昧”相对应的“科学”二字,却有“民主”一词并作“庶民之主宰”解,是“平民百姓当家作主”的意思,但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是“君主专制”,老百姓从来没有当家作主过。

由此,尽管中国悠久的古代文明曾经有过自己的辉煌并走在过世界的前列,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术这四大发明早就著称于世界。但到了近代,特别是明清以降,因闭关锁国而逐渐落伍,鸦片战争后更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与此同时,西方世界却在走过欧洲中世纪的黑暗之后,迎来14世纪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又掀起17世纪至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高潮,崇尚民主与科学的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先生就诞生于此时。19世纪中叶,马克思说:“‘民主的’这个词在德语里意思是‘人民当权的’”(《马恩全集》第3卷第38页)。恩格斯说:“民主这个‘概念’……每次随着人民的变化而变化”(同前,第661页)。他们将“民主”归结为“人民当家作主”,而将“科学”归结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马恩选集》第1卷273页),从而赋予“民主”与“科学”崭新的时代内涵和精神实质。20世纪初叶,列宁明确指出:“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列宁全集》第31卷第96页),并领导十月革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民主”与“科学”精神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20世纪初叶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将崇尚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介绍给中国民众。尽管他俩一副资产阶级绅士派头,但与当时笼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专制与愚昧相比较,确实要先进得多,也开明得多,孔夫子的徒子徒孙们不得不向他们鞠躬行礼,尊他们两位为“先生”。由此,1919年5月4日爆发的,将德先生与赛先生崇尚的民主与科学精神作为完成救亡与启蒙双重任务而树起的两面旗帜同时并举,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

之后,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伟大五四精神世代相传,发扬光大,直到21世纪的今天,这两面旗帜依然放射出灿烂的光芒。2009年,在纪念90周年的日子里,党中央对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五四精神作出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今年五四青年节,总理在北京大学与同学座谈时说:“纪念‘五四’运动,首先应该继承‘五四’科学、民主的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必须发扬科学、民主精神。大家不但要懂得这四个字的含义,而且要身体力行,融入到实践当中去。”(5月4日人民网)

可见,民主与科学是两面旗帜而不是一面旗帜,是两种精神而不是一种精神。它们各自所担当的引领作用和激励作用,就像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无法替代、不可或缺。为此,全面弘扬五四精神应同时并举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

二、民主与科学90年的发展历程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以来90年里,民主与科学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一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历史上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他高举民主与科学这两面旗帜,同专制和愚昧进行殊死搏斗,满清王朝,结束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然而,由于孙中山先生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性,注定他倡导的民主与科学是不彻底的,致使辛亥革命成果一度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国民政府大权最终落入以专制、独裁的为主要代表的反动派手中。

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依靠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最终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工作重心理应从革命向建设转移,同志却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以“钓鱼”等手段进行反右斗争;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发动三年“”,并将仗义执言的等同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集团”;还以所谓“大民主”的方式,发动封建法西斯的十年“”,大搞现代迷信和个人崇拜。这三次大折腾都因抛弃民主与科学的旗帜而造成大灾难。

四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坚持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正确地判断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实现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重新举起民主与科学这两面旗帜。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与时俱进,推进民主与科学的不断发展。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将科学精神与时代主题相结合,提出科学发展观。

在上述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民主与科学经历了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再到社会主义这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尽管在这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民主与科学的旗号没有什么变化,但其精神实质却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第一阶段还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带来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与科学;第二阶段则是十月革命送来的俄国式民主与科学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民主与科学,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第三阶段经过艰辛探索,付出沉重代价,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与科学,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90年来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充分而有力地证明,无论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发展时期,民主与科学的历程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它们始终平起平坐,共存共荣;而且相依相偎,不离不弃;亲如兄弟,情同手足。由此,这两面旗帜能否高举不坠、所向披靡,这两种精神能否长盛不衰、活力四射,既决定着革命战争的成败得失,也制约着和平发展的好坏快慢。

三、民主发展观应与科学发展 观相提并论乃历史之必然

应与科学发展观相提并论的民主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政治文化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应与科学发展观相提并论的民主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除了经济社会方面之外,政治文化方面也很明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需要扎实贯彻,同时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更加发展,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的政治透明度和文化软实力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实行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高。

这些情况表明,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和政治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强调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既科学又民主地分析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社会多样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当今世界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全面发展所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而民主的发展道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按说,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时已将原来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建设拓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建设,那么,发展也应如此。党的十七大强调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这就意味着应有一个与科学发展观相匹配的“我国政治文化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而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一直是在用这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涵盖民主发展观这个“我国政治文化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但从理论建构的严密要求和实践检验的效果出发,特别是全党两年多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经验证明:面对“带血的GDP”、近乎失控的房价、越拉越大的贫富差距、越反越多的贪官污吏、人民大众对发展民主政治的强烈渴望和权贵阶层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重(chóng)重(zhòng)阻力,以及出不了大作品、大人才的文化教育等突出问题,光有科学发展观单枪匹马地孤军奋战,而没有民主发展观并驾齐驱地攻关夺隘,总觉得鞭长莫及,缺胳膊少腿似的心有余而力不足。

还有,我们党历来强调“党和国家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可惜至今对于科学化、民主化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决策水平的层面而没有上升到战略思想的高度。其实,就发展而言,科学化、民主化是在呼唤当代中国的发展既要科学发展,也要民主发展。如果只有科学发展而没有民主发展,那将是一种不全面、不完整的发展。反之亦然。

所以,民主发展观应与科学发展观相提并论乃历史之必然。

四、科学发展观与民主发展观可统称为科学民主发展观

如果说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的发展观的话,那么,民主发展观就是以民为本,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发展观。

毋庸置疑,科学发展观与民主发展观的第一要义都是发展。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民主发展观的核心则是以民为本,基本要求是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依法治国,根本方法是有机统一。

以人为本与以民为本都强调抓住根本,不能舍本逐末或本末倒置。以人为本的“人本”是针对“神本”和“物本”提出来的,以民为本的“民本”则是针对“君本”和“官本”提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0年里,领袖被推上神坛并逐步被神化为真理“化身”;以风调雨顺之年饿死几千万人的惨重代价掀起“”;领袖自比秦始皇,凌驾于全党之上,“最高指示”,接受顶礼膜拜;公仆骑在主人头上“为民作主”,偏不“让民作主”。诸如此类典型的“神本”、“物本”、“君本”、“官本”思想大泛滥导致屡次大折腾。而今,尽管领导(袖)职务终身制已经取消,同志晚年错误得到初步纠正,但“民族英雄”桂冠、“带血的GDP”、“接班人”钦定、“公务员”吃香等怪现状都是“神本”、“物本”、“君本”、“官本”思想阴魂不散的顽强表现。由此可见,“以人为本”与“以民为本”,同为根本而相得益彰,各有所指而互补双全。

人民当家作主是民主发展观的主体意识。只有人民当家作主,才能真正解决发展目的、发展动力、发展成果归属问题,真正做到:发展为了广大人民而不是为了少数权贵;发展依靠广大人民而不是依靠少数政客;发展成果应由广大人民共享而不能被少数贪官独吞,真正创造属于人民自己的幸福。

党的领导是民主发展观的政治保证。党的领导在于把握发展方向,指明发展道路。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切实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保证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论科学发展观篇（7）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7）09－0003－04

科学发展观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甚至不是只有单一源头的简单思想，而是立足实践、三大源头的综合创新。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大理论来源，首先并且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蕴涵的科学发展观雏形

“马克思新唯物论――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发展主流，也标志着科学发展观理论来源的发展过程。

1．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的主要思想源头。马克思、恩格斯首创的新唯物主义，首先是新型存在论、世界观，同时也包含着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1845年马克思所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1]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创新纲要。其中第三条讲的正是发展观问题，强调的是“环境发展――人的活动发展――人本身的自我发展”这三者发展的一致性，并把革命实践作为这三者发展统一的物质活动基础。

马克思哲学创新的思想重心，是把新唯物主义，首先是其中蕴含的实践观，运用于人类社会历史领域，创立了唯物史观，“人的本质――异化――解放”，“社会本质――社会结构――社会发展”，是蕴含其中的双线一体结构。唯物史观基本形成的标志《德意志意识形态》，其中探讨了五种所有制形态的历史发展过程，画龙点睛式地指明了社会历史发展观在唯物史观中的重要地位：“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述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2]

在19世纪40年代哲学创新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自然观、生态观、近代生态危机观思想萌芽。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从哲学高度作出了最初的概括。而恩格斯在1844年9月－1845年3月间写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一次生动具体描述了英国工人遭受的贫困危机、生态危机、环境危机。马克思还提出了一个重要闪光思想，共产主义的发展目标本质特征应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矛盾的解决，新型和谐关系的建立：“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

19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创作过程中，马克思进一步形成了近代生态危机观与社会发展观的基本思想。在《资本论》第一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他有一个统摄全局的基本思想，即人的发展的三大历史形态理论。在讲到未来社会时，他特别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个价值目标：“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4]

在《资本论》第三卷手稿中，还闪现出可持续发展观的思想火花。马克思认为，私有制下“对土地进行野蛮的掠夺”，势必造成“土地枯竭”。他设想，在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条件下，人们不再野蛮掠夺土地，使土地枯竭，而是像好家长那样，把改良好的土地传给后代。这里特别明确地论及了“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问题。

在《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尾声之处，针对“以资源高消耗，求生活高消费”的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马克思在理论上首倡资源节约型新型发展模式：“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5]

这是不是马克思偶然闪现的思想火花呢？不是，实际上，1868年，他比较系统地研读与摘记了德国专家弗腊斯关于农业史、植物学的4部系统性专著，先后分5次，记了101页笔记。1868年3月25日，他在给恩格斯信中表达了一个闪光思想：农业盲目自发地发展必然导致生态危机，而要寻求出路必然导致社会主义。

看来，正是马克思这一思想火花，引燃了恩格斯的哲学智慧，促使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作为准备材料，也摘记了弗腊斯的上述著作。正是在此基础上，恩格斯1876年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这篇论文中，写下了那些蕴涵着生态危机观与科学发展观萌芽的哲学名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都对我们进行报复。”[6]也就在这里，恩格斯相当鲜明地提出了新唯物主义自然观、生态观、发展观的基本思想：“因此我们必须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能像征服者统治异族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7]

2．科学发展观在列宁主义、尤其是列宁晚年新经济政策道路与最后构想中的思想源头。其别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先后提出的四个闪光思想。

第一个闪光思想，是列宁提出的辩证法科学定义，强调辩证法就是发展观，而且是最为全面深刻的发展观。

1913年，列宁为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篇著名论文，首次提出了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就是发展学说的科学定义：“辩证法，即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反映永恒发展的物质的人类知识是相对的。”[8]

1914年，列宁应约为格拉纳特百科辞典写了一个长篇辞条《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为了表明自己不同于第二国际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观，在介绍马克思哲学时，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之前，首先着重介绍了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马克思辩证法就是全面深刻的发展观”――这个定义成为其中“辩证法”一节的思想主线。而在1915年《哲学笔记》的尾声之处，在《谈谈辩证法问题》这个总结性纲要中，列宁从世界历史与哲学高度，提出了两种发展观的基本分野：“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9]

第二个闪光思想，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新鲜实践中，提出了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新型矛盾论――寻求对立面和谐结合的新思路、新观念。

他在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作批注过程中，开始探讨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型矛盾论、辩证法和发展观：对抗与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依然存在。

在社会主义建设条件下，矛盾的特殊性是什么？解决矛盾的特殊途径是什么？在《论工会目前局势以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这篇名著中，列宁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在走向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学会寻求对立面的和谐结合。

这就启迪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许多新型矛盾，不能再采取解决对抗性矛盾的方式，一方压倒一方，一方吃掉一方，而是应当寻求对立面的和谐结合，共同发展。

第三个闪光思想，十月革命前后，1902年、1919年列宁先后主持制定的两个党纲，都把人的和谐全面发展，作为共产主义未来社会最高理想目标，这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好地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1902年，列宁在起草第一个党纲时，对普列汉诺夫等人起草的草案，先后提出过四次修改意见，每一次都强调，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不仅在于经济上“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而且在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中文第一版原来把这一纲领表述翻译为“最高的福利和全面协调地改善物质生活”，似乎都只是讲物质生活，实际上根据列宁使用的俄文原文，后半句指的是人的发展，“全面和谐的完善”。[10]列宁认为，单讲物质福利，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大体也能做到；在此基础上，每个人的自由、和谐、全面发展，才是共产主义特有的更高目标。十月革命后，1919年，列宁主持制定的第二个党纲，仍然是坚持了上述双重目标的有机统一。

第四个闪光思想，列宁在晚年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尤其是通常称作“政治遗嘱”的最后论著、最后构想中，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盘改革计划”，蕴涵着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新观念，至今仍有重大启迪意义。

在经济发展道路问题上，他强调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任务，为此在所有制问题上不要追求清一色的“纯社会主义”，而要长期保持多层阶梯式的经济结构，为此需要把合作制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主要桥梁和枢纽，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引进外资，作为特殊的中介和帮手，并充分利用国家宏观调节下的市场――这就意味着，不再把国家垄断制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最好途径，从国家主体的社会主义模式，走向多元主体的合作制社会主义模式。

在文化发展问题上，他提出不仅要把重心从阶级斗争、政治革命转向经济建设，而且要进一步把工作重心转向文化建设、“文化主义”，要把造就一代新人的问题，作为统摄全局的根本目标。

在政治发展问题上，他不仅提出了新经济政策，而且提出了必须与之配套实行的新政治政策。

列宁的最后构想，是落后俄国通过新经济政策道路――利用国家调节下的市场，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发展战略构想。

列宁的最后构想，是走创新型发展道路，走向“新型市场经济――新型民主政治――新型科学文化”的全盘改革构想。

列宁的最后构想，是“经济――政治――文化”三维一体、全面协调发展的总体构想。

因而，它对我们今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特别直接、特别重大的启迪意义。

3．思想，尤其是《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这两大论著，包含着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源头。从中国现代化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看，思想的丰富内容可以分为上下两篇，每篇又可分为序论与本论两部分：思想的上篇是新民主主义论，其中前面的序论部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后面的本论部分是新民主主义建国论；思想的下篇是社会主义论，其中前边的序论部分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论，后边的本论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论。

其中，与科学发展观联系最直接的思想衔接点、活力最旺盛的理论生长点，首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新民主主义建国论和《论十大关系》中首倡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论、发展模式论。

《新民主主义论》核心部分是新民主主义建国论，提出了一整套新民主主义建国大纲，其中包括比较系统、比较具体、比较完整的经济发展纲领、政治发展纲领、文化发展纲领，在一定意义上，可称之为新民主主义时代的科学发展观。

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主旨，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既超越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向现代化，又超越西方旧式民主主义道路，也包括超越苏俄式现代化的道路。

新民主主义论，还特别强调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内在统一性，全面协调性。新民主主义建国大纲，是三维一体的发展目标：实现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文化革命，建设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是互为根据的，如三足鼎立，协调一致。

在1956年党的召开前夕，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既是突破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与思想源头，又是突破苏联传统发展模式、探索科学发展观的历史起点和思想源头。我在2001年发表的《中华腾飞论》一书中，曾经着重研究了前一方面，这里试着谈谈后一方面。[11]也就是说从科学发展观角度，重读这一光辉的历史文献，探寻其中包含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萌芽：

一是统筹兼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旨在实现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发展目标的基本方针。“统筹兼顾”这个提法，是稍后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补充提出的，但其基本思想、基本方针，还是初步形成在此前的《论十大关系》中。

二是《论十大关系》的头5条，实际上讲的是经济发展中的五大统筹、协调发展问题：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全面协调发展问题；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全面协调发展问题；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全面协调发展问题；国家、企业、个人的全面协调发展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全面协调发展问题。

三是《论十大关系》中的第6至第9条，实际上讲的是政治发展中的四大协调发展问题：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协调发展问题；党内与党外的协调发展问题；革命与反革命的敌我关系的妥善处理问题；党内分清是非与团结同志这两方面的协调发展问题。

四是《论十大关系》最后一条，题为“中国和外国关系”，实际内容侧重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与广泛吸取世界文明成果的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问题。

五是《论十大关系》最后一条讲民族文化与世界文明的协调发展，其中蕴涵着“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哲学理念。

六是《论十大关系》一开头就提出了“以苏为戒”的问题，就是借鉴苏联历史教训，寻找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新道路，开创一种又多又快、而且又好又省的中国发展模式。

4．邓小平理论中的科学发展观雏形：“南巡谈话”中的十大关系与可持续发展观萌芽。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科学发展观的问题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地提出来。不过，在邓小平理论框架中，也合乎逻辑地包含科学发展观问题，就以邓小平理论的大成之作――1992年“南巡谈话”为例来说吧。为了揭示出科学发展观同它的理论渊源关系，我们从中选择出与科学发展观联系较为密切的十大关系：

一是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的关系；二是体制改革与解放发展生产力的关系；三是解放发展生产力与走向共同富裕的关系；四是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五是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主体性与开放性的关系；六是贫穷与富裕、先富与共富、国富与民富的关系；七是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八是发展经济与发展科技、教育的关系；九是改革开放与惩治犯罪、物质文明发展与精神文明发展的关系；十是改革开放、加快发展同加强党的建设的关系。

这十大关系，都牵涉到科学发展观的基本问题：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

也正是在“南巡谈话”中，邓小平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名言。

也正是在“南巡谈话”中，“三个有利于”的提法为中国发展确立了价值目标与价值尺度。

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南巡谈话”重点解决当时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但也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目标问题，如讲“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12]可惜，这里没有讲到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问题。但从总体上看，邓小平也曾多次关注这一问题。如，早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邓小平就最早提出中国人口控制问题；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首倡尽快制定一部森林法，绿化祖国；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新概念，并提出“增产节约”的基本原则。

可以说，邓小平理论中孕育着科学发展观的思想雏形。

5．“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也包含着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孕育过程中，同时也孕育着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思想。这集中体现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这篇讲话发表时题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或许也可以称之为《十二大关系论纲》。这里讲的十二大关系，中心问题还是科学发展问题。特别是第二条“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第三条“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最后第十二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集中表明科学发展观问题已经成为贯穿其中的重要课题。

而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的十六大政治报告，在讲到“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指导原则时，最重要的头一条讲的正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对科学发展问题，更加重视了。

科学发展观的第二大理论来源，当代世界思潮中的生态危机观、新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首先和主要的源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发展。在此前提下，还应从世界历史[光的哲学高度，广泛涉取当代世界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呼唤人类新型文明的四大思潮――生态危机观、新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观。

20世纪70年代以来罗马俱乐部等提出了生态危机观。1968年，来自十几个国家的几十位学者、活动家，成立了罗马俱乐部，呼唤人类注视已经面临的全球问题、生态危机、人类困境。1970年4月5日，美国30万人，举行以环境保护为主题的盛大示威，这一天后来成为“世界地球日”；1972年，世界举行第一次世界环境会议，通过第一份《人类环境宣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佩鲁、英国学者阿马蒂亚・森与联合国倡导新发展观。1983年，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佩鲁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发表了《新发展观》一书。该书主旨，意在不仅超越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观，而且超越重点强调的社会结构变迁的改良型发展观，旗帜鲜明地倡导新发展观，强调发展目标在于“为了一切人的发展”和“为了人的全面发展”。[13]199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英国学者阿马蒂亚・森，第二年就发表了《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代表了新发展观的最新成果。他倡导聚焦于人类自由的新发展观，认为单纯强调经济增长或社会结构现代化的发展，都只能叫狭隘的发展观。[14]

1987年以来，在国际范围内普遍兴起可持续发展观。1987年，由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主持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供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并经第42届联合国大会辩论后正式发表。这里第一次郑重肯定“可持续发展”这个新概念，并首次就此作出一个新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报告还进而提出可持续发展在社会公正方面的双重尺度：“虽然狭义的自然可持续性意味着对各代人之间社会公正的关注，但必须合理地将其延伸到对每一代人内部的公正的关注。”[15]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并发表《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2002年，联合国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世界可持续发展大会，发表了《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并承诺执行《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可持续发展观已成为当代世界思想发展的主要潮流。

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国际范围内还兴起了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这方面我们过去研究不够，实际上还是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科学发展观的第三大理论来源，中华民族哲学的活智慧、大智慧

迄今为止，国内外流行观点多半认为，哲学只有西方哲学一种主流形态，辩证法只有古希腊辩证法一个思想源头。实际上，哲学发展的这种单一源头论、单线发展论、单一模式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我们决不能忽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大智慧、活智慧、新智慧。对于科学发展观来说，更是这样，一定会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发现许多源头活水。这里仅仅点出几例：

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这是贯穿中国哲学的一条基本线索，萌发于五帝时代，周公时代明确地从以神为本转向民本人本。仅据尚书中的《周书》部分，则有许多表达“以人为本”的哲学命题：“唯天地万物父母，唯人万物之灵”，“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不可信，为政唯人”……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人本思想是主流色彩。老子讲“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孔子更讲“天地之性人为贵”；而《管子》的《霸言篇》、《晏子春秋》的《内问篇》，都直接提出了“以人为本”这个哲学命题。[16]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其特点是反对把人与自然关系看成主客分离、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强调人与自然是紧密联系、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在距今1万年至5000年前，在中华文明起源时代与形成时代，通过原龙形态（原始的龙），就在神秘主义形式下，形成了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原始形式。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的殷周之际，在中华文明雏形期，在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中华文化元典《周易》中，尤其是其开头的乾坤两卦，以及相应的商周夔龙形态中，初步生成了天人合一宇宙观雏形。公元前500年前后的春秋战国到秦汉之交，中华文明定型期，孔子晚年所作《易传》，包括1973年新发现的帛书《易传》等文献，不仅为易学从占卜之学转化为义理之学奠定理论基础，而且为中国龙学、龙文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核心理念正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公元1000年前后，张载、朱熹从不同方面继承发展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周易》开创的发展观。这是中国古典特色的辩证法，是中国古典特色的发展观，也是中国古典特色的哲学形态、哲学智慧源头。其核心内容，特别强调阴阳交合的辩证法、发展观，通过阴阳交合，表现出矛盾统一体中阴阳这两个方面的对立同一的双重关系。

源远流长的生态保护观。在这方面，中华民族智慧中有许多瑰宝有待发掘：在距今一万年前的三皇时代，通过泰山封禅等神秘主义形式，就萌发了原始的山林生态保护观；黄帝开始的五帝时代，中国原始国家形成的公共职能之一就是生态保护；4000年前时的夏代，中国已有了生态保护的机构、制度与法令；距今3000年前的《周易》、《尚书》、《礼记》、《逸周书》等，都有原始的生态保护观；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老子、庄子之道家，孔子、孟子之儒家，管子、荀子之法家等等，都有古典形态的生态保护观思想萌芽……

和谐观。这也是从孔子儒家到老庄道家，中国哲学普遍的核心理念，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身心的三大和谐……

我们应当立足当代中国实践，对上述这三大理论源头进行综合创新：对于科学发展观来说，其中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是最直接的主要理论来源；当代世界新发展观是国际性、借鉴性理论来源；中华哲学智慧则是可持续发展观民族性、本土性的理论来源。

参考文献：

[1][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3．383．383―38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马克思．资本论（1）[M]．人民出版社，1975．649．

[5]马克思．资本论（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26―927．

[8][9]列宁选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0．557．

[10]列宁全集（6）[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7．

[11]王东．中华腾飞论――、邓小平、三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3－125．

[12]邓小平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0―371．383．379―380．

[13]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序言11．

论科学发展观篇（8）

实践是科学发展观的生命之所在，实践性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属性，实践形态是科学发展观的活的形态。从实践探索的角度展开研究，有助于不断展开科学发展观的多层面丰富内涵，有助于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实践形态是科学发展观的活的形态

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相互联系而又各有独立研究价值的三种形态：理论形态、实践形态和价值形态。科学发展观理论形态，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实践形态，植根于当代中国活生生的科学发展实践；科学发展观观念形态，植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三种形态，分别代表科学发展观的认知层面、操作层面和价值层面，体现了知识、能力、价值的有机统一，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过程中大致体现为“真学（理论）、真用（实践）、真信（价值）”等环节。

其中，实践形态是中介，是关键环节。这是因为：第一，实践是认知的目的。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总结经验、把握方法、探索规律，增强实践科学发展观能力，提升科学发展水平，实现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作用；第二，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提升认知。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长青。科学发展实践本身是动态的、开放的、不断创新的过程。只有从实践操作的角度理解、研究科学发展观，才能从多层次、多方面、多角度深入挖掘其理论内涵，对科学发展观蕴含的丰富内容进行深度解读和多方面展开，不断发展和深化其理论形态。第三，价值认同需要在学习和实践中逐步培育。只有在科学发展实践中，通过实践活动的丰硕成果不断证明其科学性，才能不断增强广大干部群众对科学发展观的认同，形成并强化其价值形态。

科学发展实践的本质特征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实践革命。较之传统发展实践，科学发展实践既有历史的继承、外部经验的借鉴，又有质的飞跃。其质的飞跃主要表现在：更加注重发展的人文本质，更加注重发展的整体协调，更加注重发展的持久永续，更加注重发展的多样性。

科学发展实践的人本性。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即人民是发展的主体，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学发展，既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和政治社会权益，又要在此过程中不断提升人的道德境界和科学文化水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体性、主动性和创新精神的发展，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发展；科学发展，是体现社会公正原则、加强民生建设的发展，是使人民群众成为发展的公平受惠者的发展；人民是发展的尺度，科学发展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为根本目的，必然以人的利益满足程度、权利实现程度、自由和幸福程度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准。

科学发展实践的总体性。人类实践具有总体性特征，用康德的说法，实践可分为道德的实践和技术的实践。工业文明的实践，更多的是技术实践，特别是经济增长的实践。20世纪中叶以来，人们开始感受到这种经济增长观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如经济社会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扩大，政治动荡，环境污染等。与传统发展实践不同，科学发展实践是总体性实践，以满足人民多样性的需求和全面发展的要求为目的。人的存在和发展的需要是多方面的，这就决定了实践领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实践内容的总体性。

科学发展实践的可持续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实践是人、自然、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人与自然交互作用，因而，人的实践活动，要遵循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才能实现永续发展。其一，科学发展实践要建立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之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其二，科学发展实践要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实现人与人的和谐，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其三，可持续发展是整体协调的发展，具有系统性，强调资源、环境、经济、人口、社会几大系统相互协调，共同发展。

科学发展实践的多样性。传统发展实践追求的目标比较单一，过度强调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环境资源、社会公正、人民福利、政府效率等与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指标。科学发展实践的多样性，首先表现为实践内容的多样性。科学发展实践，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满足人民群众物质精神需求的各种实践的综合，包括经济增长、公平分配、节能减排、发展民生、推动民主、繁荣文化等多样性内容。其次表现为实践模式的多样性。各地发展阶段不同，人民群众的期待和主要关切不同，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也不同，因而解决方式也不同，有的更注重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与转型，有的更加注重城乡协调发展，有的更加注重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等等，必然造成发展模式的多样性。

科学发展实践的基本环节

科学发展观实践，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基本环节有：转变发展理念，提升主体素质；把握主要矛盾，确定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制定政策措施，有效付诸实施；完善体制机制，保障实现预期目标等。

实践主体层面。科学发展观实践主体，包括广大干部群众。限于篇幅，这里只从干部层面论述。对广大干部而言，重要的两个方面：一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实现发展理念的更新；二是顺应科学发展要求，改善知识、能力结构，实现主体素质的提升与再造。

实践目标与战略层面。要实现科学发展，就要有明晰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在制定实践目标时，要考虑以下因素：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趋向；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在确定发展战略时，要考虑以下因素：本地比较优势；宏观政策环境；人民群众期望。

政策措施层面。科学的发展战略要靠相应的具体政策和工作措施完成。在政策措施层面，要着重考虑以下因素：第一，政策措施与目标战略的一致性。第二，政策措施有利于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第三，政策措施既要有灵活性，更要注重连续性和一贯性。

体制机制层面。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是落实科学发展实践目标、战略、政策以及措施的保障。只有建立起适当的体制机制，才能保证科学发展实践的有效性。要深入研究现行体制机制的弊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审视现有体制机制，分析评估其与科学发展的适应性，明确改革重点。同时，制定改革方案。制定方案，要兼顾方方面面的利益要求，特别是要突出政府的服务功能，淡化管制意识。

科学发展实践的战略重点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从全局上看，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生产低效、资源浪费，发展结构不均衡拉大社会差距，体制机制滞后延缓改革攻坚进程，政府职能不到位阻碍科学发展等问题，是当前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也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重点。

第一，着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科学发展的途径方法问题。科学发展，不仅要关注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劳动、资本等投入的效率，更要关注经济结构的优化、生态环境的改善、发展成果的合理分配等；不仅要在要素投入上回答如何“做大蛋糕”的问题，还要回答用什么样的经济结构、什么样的环境资源代价“做大蛋糕”以及如何“分好蛋糕”的问题。在发展理念上，要正确处理快与好的关系，不仅要继续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发展，而且要更加注重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努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论科学发展观篇（9）

赋予党的先进性以最新时代内涵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在领导人民群众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的，准确把握社会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任务，提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理论和政策，从而赋予党的先进性以与其历史主题相适应的科学内涵，对于党的先进性的发挥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党成立*多年来，在这方面既有成功的丰富经验，也有值得汲取的教训。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必须通过革命三座大山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一时期的革命是解决中国社会前进的根本出路，是党发挥先进性作用的历史主题。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勇敢地承担起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任务，并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同志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赋予党的先进性以新的时代内涵，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建立以后，中国社会前进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时期，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的根本出路，也成为党发挥先进作用的新的时代主题。党的提出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的中心任务，但由于受长期形成的以革命为主题的思维惯性的影响，强调各项工作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使党的先进性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从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的转变。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精辟论述和同志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重要论断，集中概括了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深刻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多年，我们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都是围绕发展这个主题展开的。党的建设和党的先进性的发挥也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但是，国内外的实践证明，仅强调发展是不够的，还必须实行符合时代要求的科学发展，才能真正实现时代提出的任务。

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在这两大主题中，“核心问题”是发展。然而，人类在解决发展问题的时候却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由于对发展内涵的认识不够科学，人们长期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带来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环境的严重污染，产生了两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一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已越来越超出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而人口过快增长又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二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虽然能给人类的物质生活带来一定的好处，但却使人类为此付出越来越沉重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种增长方式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而必须探求新的发展途径和模式。从上个世纪*年代至今，人们对发展内涵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原来把发展看作是简单的数量增长，到越来越注重内涵的发展，对发展的认识更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更具有当今时代的特点。

我们党对发展的科学内涵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变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实行了放开搞活和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重大政策，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经济规模的急剧扩大，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如发展不协调、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贫富差距拉大，以及资源利用率较低等。这些问题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我国的经济社会就难以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赋予了党的先进性最新的时代内涵。

科学发展观把党的先进性提升到新的水平

科学发展观由于赋予党的先进性以最新的时代内涵，从而使党的先进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推进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创新。党只有不断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用反映社会发展要求的科学理论指导行动，才能在推动社会发展中发挥先锋作用。列宁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武装的党，才能发挥先进战士的作用。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今时代特点及我国现实情况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它的科学性集中表现为能够正确地回答和解决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社会发展中出现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我们党从理论上作出回答。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从实际出发进行理论创新，才能领导人民群众继续前进，保持党的先进性。科学发展观正是为解决当前我国现实问题提供的最新理论指导，充分体现了党的先进性的品格。

第二，增强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党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先进作用，必须同时表现为党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领导核心作用上。我们党要成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强领导核心，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矛盾，协调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兼顾各阶层人民的利益，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科学发展观所指明的正是在促进发展的基础上对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正确处理。当前，我国正处在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加速转型，在日新月异的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在从粗放型的生产方式向集约化的生产方式转变中，在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过程中，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社会地位、利益关系、生活需求发生着急剧变化，整个社会处在不断分化和流动之中，社会分层化的速度日益加剧，人们利益差别明显扩大，群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精神生活追求不断提高，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自主性、选择性、差异性不断增强。所有这些，都把如何正确处理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增强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提到了更加重要的地位。而科学发展观正是为我们正确处理发展中的各种社会矛盾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它强调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和谐性和可持续性，要求我们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些指导社会发展的原则和方法，也是处理社会关系的原则和方法，同时，还对实现社会关系和谐、保证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三，提高了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党的先进性主要是通过领导和执政来体现的。科学发展观在提高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方面有三个值得重视的特点：一是突出发展的科学性。科学发展观是根据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的实际提出的，是建立在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的。它深刻地分析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各种基本关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关系，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发展的关系，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揭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全面发展的规律，以五个统筹为基本内容的社会和谐发展的规律，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根本要求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规律。科学发展观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用科学的理念、制度、方法进行执政，这必将有力地提高党领导和驾驭社会发展的能力。二是突出协调性。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注意统筹各方面的关系，重视社会的和谐，这必将有力地提高党在社会发展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三是突出为民性。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在社会发展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这必将全面提升党的执政为民的能力。

科学发展观对实现党的宗旨提出了新的要求

共产党的先进性不仅表现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作用上，更表现为发展为人民的根本宗旨上。共产党只有在实践中同时达到这两方面的要求，才能全面体现党的先进性。而科学发展观回答和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党首次提出以人为本的概念，并把它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这从实现党的宗旨的角度来看，至少包含以下三方面的新要求。

论科学发展观篇（10）

这一表述，是同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理论相衔接的，是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我国建国以来半个多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为基础的，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因而是完全正确的。既然社会主义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阶级差别，那么，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目的和动力的“以人为本”的人，决不能是少数人，而必然是全社会广大的人民群众，要以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以人为本”阐明了发展的目标和动力，而这一发展目标必须要有相应的发展途径来实现它。同志在阐述科学发展观时指出，为了实现“以人为本”的目标，必须贯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他说：“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同“以人为本”相联系，完整地表述了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党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新认识。

那么，科学发展观中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从哪些方面体现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呢？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过去讲社会主义建设，主要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从总结过去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不仅是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也必须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并且使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对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需要，不仅要满足他们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而且也包括他们的政治权益；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是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而且也包括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全面协调发展，不仅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而且也包括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而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政治文明的核心就是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第二，社会主义发展包括很多方面，并且发展的诸多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就明确的。但是，社会主义发展究竟包括哪些方面？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制约究竟是怎样的？对这两方面的问题，我们只能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逐步发现和认识。科学发展观所揭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体现了我们党对这两方面的最全面的新认识。据此，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社会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要防止片面性，全面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防止因发展不平衡而制约社会主义全面发展。

第三，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涉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科学发展观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出来，表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已达到了新的高度，认识到为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保证一代接一代的永续发展，必须彻底改变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不能以牺牲后代利益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不能以眼前发展损害长远利益，不能以局部发展损害全局利益。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几点思考

“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越成熟，“以人为本”的内涵也体现得越充分。既然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说我们的发展目标是要保证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是否有点脱离实际呢？对于这个问题，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正确认识：

第一，“以人为本”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科学发展观提出这一发展目标，表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至于这一发展目标的实现程度，是要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逐步提高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放弃了“以人为本”这一发展目标，就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适应多层次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对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起着支撑和保证作用，因此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对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也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其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明确“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着力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等都充分表明，通过发展来保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各方面的需要，是切切实实地在逐步实现着，决不是不切实际的空话、大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