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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清明节的由来我国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它在古代不如前一日的寒食节重要，因为清明及寒食节的日期接近，民间渐渐将两者的习俗融合，到了隋唐年间(581至907年)，清明节和寒食节便渐渐融合为同一个节日，成为扫墓祭祖的日子，即今天的清明节。
相传春秋时期，晋公子重耳为逃避迫害而流亡国外。流亡途中，在一处渺无人烟的地方，又累又饿，再也无力站起来。随臣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一点吃的，正在大家万分焦急的时候，随臣介子推走到僻静处，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一块肉，煮了一碗肉汤让公子喝了.重耳渐渐恢复了精神，当重耳发现肉是介子推从自己腿上割下的时候，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十九年后，重耳做了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文公。即位后文公重重赏了当初伴随他流亡的功臣，唯独忘了介子推。很多人为介子推鸣不平，劝他面君讨赏，然而介子推最鄙视那些争功讨赏的人。他打点好行装，同老母亲悄悄的到绵山隐居去了。
晋文公听说后，羞愧莫及，亲自带人去请介子推，然而介子推已离家去了绵山。绵山山高路险，树木茂密，找寻两个人谈何容易，有人献计，从三面火烧绵山，逼出介子推。大火烧遍绵山，却没见介子推的身影，火熄后，人们才发现背着老母亲的介子推已坐在一棵老柳树下死了。晋文公见状，痛哭。装殓时，从树洞里发现一片衣襟，上写道：“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将这一天定为寒食节。
本来，寒食节与清明节是两个不同的节日，到了唐朝，将祭拜扫墓的日子定为寒食节。寒食节正确的日子是在冬至后一百零五天，约在清明前后，因此便将清明与寒食合并为一了!
清明的习俗清明节的习俗是丰富有趣的，除了讲究禁火、扫墓，还有踏青、荡秋千、踢蹴鞠、打马球、插柳等一系列风俗体育活动。
1、扫墓
清明扫墓，谓之对祖先的“思时之敬”。其习俗由来已久。其实，扫墓在秦以前就有了，但不一定是在清明之际，清明扫墓则是秦以后的事。到唐朝才开始盛行。
清明节的习俗还有很多，如蹴鞠和踏青等，下面就有小编来继续为您介绍清明的其它习俗。
2、荡秋千
这是我国古代清明节习俗。秋千，意即揪着皮绳而迁移。它的历史很古老，最早叫千秋，后为了避忌讳，改为秋千。古时的秋千多用树桠枝为架，再栓上彩带做成。后来逐步发展为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秋千之戏在南北朝时已经流行。
《荆楚岁时记》记载：“春时悬长绳于高木，士女衣彩服坐于其上而推引之，名曰打秋千。”唐代荡秋千已经是很普遍的游戏，并且成为清明节习俗的重要内容。由于清明荡秋千随处可见，元明清三代定清明节为秋千节，皇宫里也安设秋千供皇后、嫔妃、宫女们玩耍。打秋千不仅可以增进健康，而且可以培养勇敢精神，至今为人们特别是儿童所喜爱。
3、蹴鞠
鞠是一种皮球，球皮用皮革做成，球内用毛塞紧。蹴鞠，就是用足去踢球。这是古代清明节时人们喜爱的一种游戏。相传是黄帝发明的，最初目的是用来训练武士。
清明节有哪些注意事项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之一，也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因而在民间清明节有很多禁忌。如清明忌讳刮风、下雨、阴天。人们认为，清明有风，主早;有雨，会对麦子造成伤害。相传清明不明是荒年的兆头。
在晋北地区，女子禁忌上坟，只有男子才有上坟的权利，上坟之后，回到家要用烧剩饿纸钱剪成门形，贴在门上。临沂地区，忌讳妇女在清明时节回娘家，否则，会死公公。而有些地方就恰恰相反，刚过门的新媳妇一定要在清明时回娘家，相传，不回娘家，婆婆会死。而在山东即墨有青年妇女躲清明的风俗，相传这日天界会有凶神下凡抓俊俏的姑娘。
汉族民间有清明日戴柳、插柳的习俗。清明不戴柳已成为禁忌。这方面的俗谚有许多，如：“清明不戴柳，死了变成狗”。“清明不带柳，死后变黄狗”;“清明不戴柳，死了变猪狗”;“清明不带柳，红颜成皓首”。等等。关于清明戴柳(或言带柳)、插柳的习俗成因，也有多种说法。一说是与寒食、禁烟有关。即从晋文公重耳祭介子推，号令家家插柳禁烟火的故事传说而来。《燕京岁时记》云：
“清明即寒食，又日禁烟节。古人最重之，今人不为节，但儿童戴柳祭扫坟莹而已。”山东、河南等旧方志中多从此说。
一说清明戴(带)柳是与祭祖有关，不戴柳是不祭祖。所以世人咒骂不戴柳者“死了变猪狗”，言其不孝，猪狗不如，湖北一带多依此说。还有一说，以为清明带柳的习俗与黄巢造反有关。清人让廉《春明岁时琐记》中云：“……清明日，妇女儿童有戴柳条者，斯时柳芽将舒苞如桑根，谓之‘柳苟’。谚云：‘清明不带柳，死后变黄狗’，其义殊不可晓，或曰：
‘清明不带柳，死在黄巢手’。盖黄巢造反时，以清明日为期，带柳为号，故有是谚也。”。其实，这些说法，都不见得确切。从清明又为鬼节一层意义上来看，插柳、戴柳实则具有驱邪避煞、消灾解祸的巫术作用。清明上坟祭扫，既要拜祭祖灵(图110)，又要防止鬼祟的侵扰。
因柳树在民间信仰中具有驱邪的法力效用，所以要插柳、戴柳，以防不测。至于那些咒语，则不过是为确保此项习俗传承递继所采取的一种手段而已。人们在违忌犯禁会遭恶报的恐惧之中，便不能不顺风随俗了。当然，如今，这类咒语的恐吓力已经大大减弱而几乎很少能再使人害怕了，因此，这一禁忌习俗也自然就在消亡之中了。由于清明是寒食节，旧时民间一般不动灶火，忌吃热食，否则，以为要遭神罚的。俗谚云：“清明不冷食，冰雹下满地。”山东即墨还有青年妇女躲清明(三月三)的习俗。据说这天有凶神要下凡抓俊俏姑娘，因此，这一天妇女忌作针线，一律要出外踏青，荡秋千。这实在是青年妇女出门踏青、玩耍的极好借口。妇女们在这一天玩得十分痛快、开心，因此当地有“女人的清明男人的年”这种说法。刚过门一年的新媳妇也要在清明时节回娘家，俗称之为“换还寒食”。据说，不回娘家，会死婆婆。
而山东临沂地区，则忌讳妇女在清明时节回娘家，否则，要死老公公。
“立冬”和“立秋”一样，古人同样在这个季节用占卜的方法来看冬天的冷暖，如“立冬晴，一冬凌(寒冷);立冬阴(阴雨)，一冬温(暖冬)”。不无例外，古代也有到立冬这天，皇帝会亲自率领三公九卿大夫到北郊行“迎冬”之礼。
我国古代将立冬分为三候：“一候水始冰;二候地始冻;三候雉人大水为蜃。”此节气水已经能结成冰;土地也开始冻结;三候“雉人大水为蜃”中的雉即指野鸡一类的大鸟，蜃为大蛤，立冬后，野鸡一类的大鸟便不多见了，而海边却可以看到外壳与野鸡的线条及颜色相似的大蛤。所以古人认为雉到立冬后便变成大蛤了。
立冬时节，太阳已到达黄经225°，北半球获得的太阳辐射量越来越少，由于此时地表夏半年贮存的热量还有一定的剩余，所以一般还不太冷。晴朗无风之时，常有温暖舒适的“小阳春”天气，不仅十分宜人，对冬作物的生长也十分有利。但是，这时北方冷空气也已具有较强的势力，常频频南侵，有时形成大风、降温并伴有雨雪的寒潮天气。
中国的节气是农耕风俗的载体，历史过去了，留下的是文化。节令风俗实际是农俗文化(食俗也是其中之一)。在现代生活中虽然已无实际意义，但增添了生活情趣。立冬与立春、立夏、立秋合称四立，在古代社会中是个重要的节日，这一天皇帝会率领文武百官到京城的北郊设坛祭祀。在现在，人们在立冬之日，也要庆祝一下，立冬进补各地“吃得”五花八门。北方人大多在立冬这天要吃饺子，而在我国南方，立冬这天人们爱吃些鸡鸭鱼肉等。迎来立冬，天气渐寒，是进补的好时节。营养专家提醒说，公众在饮食调养方面，要少食咸，多吃苦味食物。减咸增苦，可补肾固精。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李艳玲介绍，立冬后天气渐冷，根据中医养生学的观点，此时节应补肾。在饮食养生方面，中医学认为应少食咸，多吃点苦味的食物，道理是冬季为肾经旺盛之时，而肾主咸，心主苦。从医学五行理论来说，咸胜苦，肾水克心火。若咸味吃多了，就会使本来就偏亢的肾水更亢，从而使心阳的力量减弱，所以应多食些苦味的食物，以助心阳。适合选择的食物包括芹菜、莴笋、生菜、苦菊等，这些苦味食物中含有氨基酸、维生素、生物碱、微量元素等，具有抗菌消炎、提神醒脑、消除疲劳等多种医疗、保健功能。营养专家还介绍，中医认为，秋季进补适宜“平和”，冬季进补适宜“封藏”。冬季适宜食用以下食品：具有暖性的肉食，如狗肉、牛肉、鸡肉、羊肉、虾等；蔬菜有黄豆、胡萝卜、韭菜、油菜、盖菜、香菜等；水果有橘子、柚子等。另外，冬季进补的另外一个原则就是多饮水，多吃些新鲜蔬菜、水果，少吃酸辣等刺激性食物，少饮烈酒。同时，冬天营养应以增加热能为主，可适当多摄入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食物，如坚果、米面制品等。
3、《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夏历）二月中，分者半也，此当九十日之半，故谓之分。秋同义。”汉董仲舒《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上下》：“至于中春之月，阳在正东，阴在正西，谓之春分。春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
4、春分的习俗
（1）竖蛋：在每年的春分那一天，世界各地都会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在做“竖蛋”试验。这一被称之为“中国习俗”的玩艺儿，何以成为“世界游戏”，目前尚难考证。不过其玩法确简单易行且富有趣味：选择一个光滑匀称、刚生下四五天的新鲜鸡蛋，轻手轻脚地在桌子上把它竖起来。虽然失败者颇多，但成功者也不少。
（2）春分成了竖蛋游戏的最佳时光，故有“春分到，蛋儿俏”的说法。竖立起来的蛋儿好不风光。
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最早记载有关节气内容的是先秦典籍《礼记》和《吕氏春秋》。在《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十二纪》里，对节气就有文字基本相同的记载。诸如，孟春之月即农历正月的头一个节气是立春；盂夏之月即农历四月的第一个节气是立夏；孟秋之月即农历七月的第一个节气为立秋；孟冬之月即农历十月的第一个节气为立冬。又如，仲春之月即农历二月“日夜分”，实指春分；“雷乃发声……蛰虫咸动”，实指惊蛰；季春之月即农历三月，“时雨将降”，实指谷雨。仲夏之月即农历五月，“日长至”，实指夏至；又说“小暑至”。孟秋之月即农历七月，“凉风至，自露降”。仲秋之月即农历八月，“日夜分”，实指秋分。季秋之月即农历九月，“霜始降”。仲冬之月即农历十一月，“日短至”，实指冬至。由此可以看出，《礼记》和《吕氏春秋》所提到的节气仅有10多个，说明先秦时期尚未形成完整的二十四节气。
到了西汉时期，二十四节气已基本形成。据，《汉书・律历志(下)》记载，夏历即农历正月为立春、惊蛰；二月为雨水、春分；三月为谷雨、清明；四月为立夏、小满；五月为芒种、夏至；六月为小暑、大暑；七月为立秋、处暑；八月为白露、秋分；九月为寒露、霜降；十月为立冬、小雪；十一月为大雪、冬至；十二月为小寒、大寒。由上可知，西汉时期的二十四节气，只有春3个月的节气顺序与今天不同，当时正月为立春、惊蛰，今则为立春、雨水；当时二月为雨水、春分，今则为惊蛰、春分；当时三月为谷雨、清明，今则为清明、谷雨，次序完全颠倒。其他9个月的节气顺序则与今天一致。
到了东汉时期，对二十四节气的先后顺序做了调整。据《后汉书・律历志(下)》记载，二十四节气的顺序是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这就表明，东汉时期二十四节气的顺序与今天便完全一致了。
大凡二十四个节气，均各有其特定含义。立春即春季开始；雨水表示少雨的冬季已过，雨量将逐渐增加；惊蛰表示蛰伏于地下的昆虫和小动物将被雷声惊醒，冬眠随即结束；春分表示昼夜平分和春季的一半；清明表示气温回暖，草木开始返青；谷雨则降雨明显增加，谷类作物得雨而善于生长发育；立夏为夏季开始；小满则夏熟作物子粒开始饱满，但尚未成熟，故称小满；芒种指小麦等有芒作物开始收割，而水稻等秋熟作物即可播种；夏至则表示夏季白昼最长的一天已经到来；小暑指天气开始炎热；大暑表示夏季最为炎热的时候；白露系指天气转凉而夜晚空气中的水汽易在草木上形成白色露珠；秋分表示昼夜平分和秋季的一半；寒露表示气温渐低，野外露水更多而有寒气；霜降指天气转冷而晚上出现白霜；立冬为冬季开始；小雪则北方开始降雪；大雪则天气更冷，下雪量更大；冬至表示冬季自昼最短的一天已经到来；小寒表示严寒开始，大寒则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在此应当特别指出，二十四节气是根据洛阳(东周和东汉的都城)地区的气候特点为标准制定的，故以中原地区的节气较为准确。其他地区则可能相对地提早或推迟。
二十四节气实际上反映了地球绕太阳运行时在轨道上的不同位置。从地球上看，太阳在黄道上运动，一个回归年运行一周。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用黄经度量，从春分点(黄道与赤道的交点)算起，从0°－360°为一周。从0°开始，太阳在黄道上向东移动，每15°为一气，其中十二个气叫“节气”，另外十二个气叫“中气”。如立春为节气，雨水为中气；惊蛰为节气，春分为中气；清明为节气，谷雨为中气。其他依此类推。节气和中气相间排列，在一年二十四个节气中，每个月基本上有一个节气和一个中气。
反映寒冷暑热变化的节气，是以地球绕太阳运行的规律来决定的，而与月亮的运动毫无关系。有人以为二十四节气既然很古老，那就是由阴历决定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国古代并非单纯采用阴历，实际上用的是阴阳合历。阴历每三年一闰，五年再闰，就是为了使阴历年与阳历年能够合拍和同步。从单纯的阴历来看，二十四个节气分布在每个月的日期并不确定；而从阳历来看，则日子比较固定，前后相差不过一两天。上半年一般是每月六日为节气，廿一日为中气；下半年则是每月八日为节气，廿三日为中气。
为了帮助记忆，有关人员从每个节气中各取一个字，按其次序组编成一首歌，便于人们熟读牢记。其歌词如下：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很多人会背节气顺口溜，可你真的知道究竟什么是“二十四节气”吗？
二十四节气的由来
二十四节气指二十四时节和气候，是中国古代订立的一种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用于指导农业耕种。
由于历史上我国的主要政治、经济、文化、农业中心多集中在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二十四节气也就是以这一带的气候、物候为依据建立起来的。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劳动人民中就有了日南至、日北至的概念。随后人们根据月初、月中的日月运行位置和天气及动植物生长等自然现象，利用之间的关系，把一年平分为二十四等份，并且给每等份取了个专有名称，这就是二十四节气。战国后期成书的《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中，就有了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八个节气名称。这八个节气标示出季节的转换，清楚地划分出一年的四季。
到秦汉年间，二十四节气已完全确立。《淮南子》一书就有了和现代完全一样的二十四节气的名称。公元前104年，由邓平等制定的《太初历》正式把二十四节气订于历法，明确了二十四节气的天文位置。
太阳从黄经零度起，沿黄经每运行15度所经历的时日称为“一个节气”。每年运行360度，共经历24个节气，每月2个。其中每月第一个节气为“节气”，即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和小寒；每月的第二个节气为“中气”，即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冬至和大寒。“节气”和“中气”交替出现，各历时15天，现在人们已经把“节气”和“中气”统称为“节气”。
实现“阴阳合一”
节气顺口溜的前半段大家大多很熟悉，后半段或许还比较陌生。“立春阳历二月起，按月两节不改变，上半年是六廿一，下半年来八廿三，每年两节日期定，最多不差一两天。”意思是在二十四节气中，每个节气在阳历中的日子基本固定，上半年是每月6号和21号，下半年是每月8号和23号，一般最多相差一两天。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传统的纪年方式，按理说它应该属于阴历，为何它的时间规律跟我国才采用百年的公历不谋而合呢？
在口语中，“农历”即“阴历”，严格意义上讲并不准确。阴历，顾名思义，它是记录月亮盈亏的，是非常准确的历法。众所周知，到了农历每月的十五、十六日，月亮肯定会圆，海边的渔民只有通过阴历才能准确地计算出何时涨潮、退潮。但是阴历没有考虑到地球绕太阳的运行，使得四季的变化在阴历上没有固定的时间，这在指导人们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方面都有很大缺陷。
虽然古代中国人不过如今的“公历年”，但是阳历年却是照样过的，只是中国古人的阳历与现行的公历不完全相同，可以说二十四节气就是中国古人的“阳历年”。以前，就有这样的计日方法“立春第二天、第三天”“大雪第一天、第二天”。
在古代，春分就相当于现在的春节，是一年真正的开始。从天文学上看，以“春分”为新一年的起始点是确认无疑的，这一天，太阳正处于赤道上，赤道既不属于南半球，也不属于北半球，以赤道为“年”的起始点，对于南北半球来说都最为公正。从春分开始，北半球进入春天，一年开始，如此春夏秋冬，周而复始循环。
所以说，我国的传统历法从严格意义上说不应叫阴历，它是阴阳历，比较好地协调了太阳、月亮的周期，实现了“阴阳合一”。
古时节气很热闹
在不同节气，有不同的花在开放等着人们欣赏，不同的食物等着人们品尝，不同的仪式比如祭祖、祭神等着人们郑重地举行。不过现代人很难想象，古代逢节气时有多热闹。
“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2016年底，我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作为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的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二十四节气不仅指导着中国的传统农业生产和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是传统历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已沿用2000多年。在国际气象界，这一时间认知体系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二十四节气形象地反映了四季交替的气候特征，含有时令顺序、物候变化、农作物生长情况等方面的标志性意义，例如“大寒”“大暑”“惊蛰”“芒种”等；特别是与农业生产活动紧密相连，对农业生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农村，还有许多跟二十四节气有关的农业谚语和歌谣。
二十四节气的概念起源于我国古代的黄河流域。早在春秋时期，古人即定出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四个节气；到秦汉年间，二十四节气已完全确立。以后，经过不断改进与完善，到西汉初期，二十四节气在《淮南子》中的《天文训》中被完整记载下来。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有完整文字记载的历法――《太初历》开始把二十四节气订为历法，明确了二十四节气的天文位置。
作为一个天文学概念，二十四节气以地球围绕太阳运转的天文位置为区分。以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一个周期作为一个轮回，太阳从黄经零度起，沿黄经每运行15度所处的日子被命名为一个节气；太阳每年运行360度，共经历24个节气，换算下来，每月有两个节气。
这种天文二十四节气反映了地球公转所产生的周期变化，所以每个节气在现行的公历中的日期基本固定，“上半年来六廿一，下半年来八廿三”，即：上半年的节气日期多在公历的6日、21日，下半年的节气多在公历的8日、23日，前后只差一两天。
二十四节气不准了？
二十四节气中的每个节气对于人类活动有指导意义的内涵主要在于其相应的气候特征。
在过去的100多年（1880～2012）中，全球平均温度上升了0.85±0.2℃。近几十年，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地区的“自然”春天提前来临。四季的平均温度升高，生长期延长，霜期缩短，四季的起始时间提前或推迟。
人们发现，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二十四节气的一些指示效应似乎不准了，许多与节气相关的农谚和经验变得不再适宜。有研究者认为，这些传统的节气已经不太适应现状，因为它们未能将气候变化的因素考虑在内。
那么，今天的二十四节气的气候特征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钱诚等学者根据1960～2008年全国549个气象站的近地面气温观测资料，用统计方法定量分析了近50年来我国二十四节气的气候变化情况，还单独分析了惊蛰、清明、小满和芒种这4个和物候现象密切相关的气候节气的地理分布变化特征，并由此有了一些新的发现。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2011年《科学通报》期刊上。2016年，钱诚等科研人员在《理论和应用气候学》期刊上，进一步量化了城镇化对二十四节气气候变化的影响。下面我们来看下相关研究结论。
全国平均的日平均气温资料显示，在二十四节气中，最冷的节气是大寒，平均气温达-3.51℃；最热的节气是大暑，平均气温达23.59℃。2000多年前我国劳动人民总结出来的这两个季节性极端阶段，在当前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并没有发生本质改变。
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顾名思义，代表春天即将开始。就近几十年全国平均情况而言，立春的日平均气温还在0℃以下，平均气温为-2.4℃，离真正意义上的春天还很远。当节气到了惊蛰时，日平均气温为2.84℃，蛰伏在地下的虫类感受春天的温暖而出动。此时，气温逐渐升高，土壤化冻，作物返青，故而农谚说：“过了惊蛰节，春耕不能歇。”
俗话说，春争日。春分的到来给从事农业劳作的人们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春分时的平均气温已达6.14℃。目前，气象学上普遍采用10℃作为春季开始的阈值。从全国平均情况来看，这个温度一般出现在清明以后，此时的日平均气温达9.76℃。而春色到了清明，花柳已十分茂盛。因此，从物候角度看，5℃比10℃可能更适合作为春季开始，即冬/春转换的阈值温度。这一温度出现的时间一般在惊蛰和春分之间。
从天文学和气象学来说，夏至是一个季节转换的节气，此时全国的日平均气温已达21.83℃，因此，目前以22℃作为夏季开始的阈值温度是符合全国平均情况的。这样一来，从夏至到处暑（日平均温度为21.78℃）之间的两个月左右正好就是夏季。
处暑之后便进入秋季，历经白露、秋分、寒露、霜降，气温逐渐降低。立冬（日平均温度为6.66℃）过后，日平均气温下降到5℃以下。因此，以5℃作为秋/冬季节转换的阈值也比较符合当前的全国平均情况。
大雪节气之后，日平均气温下降到0℃以下，接着就是冬至的到来。北半球的冬至日虽然白昼最短，地面接收的太阳辐射最少；但由于地面在夏秋时节Υ娴娜攘康娜裙咝裕冬至日这一天并不是一年中最冷的，平均气温为-2.23℃。到了大寒节气前后，地面储存的热量消耗殆尽，这段时间才是一年中最冷的时期。
这是现代二十四节气的一些平均统计规律（如下图所示）。
气候变暖的影响
除了上述规律外，随着气候变暖，二十四节气也在发生一些相应的变化。比如，最冷的时段，即日平均气温在0℃以下的时段呈现整体逐步抬升的趋势：具有小寒和大寒特征的天气近些年几乎很少出现，具有立春、冬至特征的天气也在减少。1998～2007年这十年中，每年的平均大寒天数为14天，与20世纪60年代的年均32.4天相比，显著减少，2007年甚至没有一天的平均气温低于常年的大寒阈值温度。而达到常年大暑阈值温度的天数则显著趋于增加：1998～2007年间，大暑的平均天数为每年36.1天，远高于20世纪60年代的年均20天。
钱诚等人的研究表明，气温上升阶段的气候节气除了存在明显的年际变率外，都趋向于显著提前。其中，雨水、惊蛰和夏至是提前趋势相对较大的，分别提前14.6天、11天和9.7天，尤以雨水节气提前天数最多。与此同时，气温下降阶段的气候节气如立秋、冬至等，除了也存在明显的年际变率外，都有显著推迟的趋势，基本上要推迟五六天左右。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气候二十四节气的变化趋势给人的直观感觉是，全国平均气温的季节循环呈现整体抬升趋势，数据统计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1961～2007年，24个节气的增温幅度为0.53～2.43℃，以大暑节气的增温幅度最小，雨水的增温幅度最大，这与前面提到的雨水节气提前的天数最多是一致的。立春、雨水、惊蛰这三个节气的增温幅度都在2℃以上，它们在1961～2007年间分别增暖了2.37℃、2.43℃和2.21℃，比大寒的增温数值1.39℃要大很多。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钱诚等人认为，可能是由于立春、雨水和惊蛰这三个节气的气温都在0℃附近，正值冰雪消融期，全球变暖加速了欧亚大陆冷季的冰雪融化，使得地表反照率降低，由此造成地表吸收的热量增加，导致地表进一步变暖。相比之下，大寒时节气温始终保持在0℃以下，冰雪仍然是冰雪，缺少冰雪融化-变暖的正反馈过程，因此增温趋势没有立春、雨水和惊蛰这三个节气大。同时，晚冬-早春时期的东亚冬季风减弱也可能对上述三个节气的增温趋势偏大起到部分作用。
另一个明显的特征是，早春到初夏的节气增温普遍比夏末到初冬的节气增温大，这与早春到初夏的节气提前日数普遍比夏末到初冬的推迟日数更多是一致的。
此外，1961～1970这十年与1998～2007这十年的前后对比结果（如上图所示）也支持了近50年来气温季节循环正在呈现整体增暖的趋势。由图中还可以推断出立春、小暑、大暑趋于提前，立秋、冬至趋于推迟，小寒、大寒趋于消失。
因此，总的来说，气候二十四节气的提前和推迟趋势是气温整体增暖造成的。
半干旱区气候变化更显著
惊蛰、清明、小满和芒种是四个反映物候的气候节气。研究显示，它们在全国各地普遍趋于提前，尤其在北方半干旱区均显著提前，分别达12～16天、4～8天、4～8天和8～12天。
其中，惊蛰提前的趋势最明显。惊蛰节气在农事上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自古就被视为春耕开始的日子。具体来看，各地的气候惊蛰都趋于提前，华北地区的北京、天津及邻近站点，以及云南西部的提前时间最多，达16～20天。在北纬33度以北的站点几乎都是显著提前的。值得注意的是，惊蛰节气在东经105度以东地区提前的比西部更为显著。钱诚等人认为，东、西部虽然都受全球变暖的影响，但是东部直接受东亚冬季风减弱的影响，因而近50年来东部早春提前的趋势比西部显著。但在北纬33度以南的中南部地区，尤其是西南的四川盆地附近和云南东部，气候惊蛰的提前趋势几乎都不显著、提前的天数也几乎是全国最少的。与之相对应，近50年中这个地区的春季平均温度增暖不显著，个别站点甚至呈现降温趋势。
除四川盆地的阆中站点之外，气候清明在全国各站点都趋于提前；除新疆西北部、四川、云南东部和东南沿海部分地区之外，几乎都是显著提前的。提前趋势最大的是云南西部，达到12～20天；其次是华北平原、江淮流域的大片区域以及青藏高原东南部，提前时间达到8～12天。四川、云南等地的气候清明变化特征则与气候惊蛰基本一致。
至于小满节气，除云南、四川、山东的个别站点外，全国的气候小满都趋于提前，最大提前趋势出现在云南西南部，提前时间达12～16天；在北方半干旱带、江淮流域、东南部沿海一带，气候小满趋于显著提前，提前时间达4～8 天。
由于芒种节气和小满节气只差半个月左右，因而气候芒种的全国分布特征和气候小满非常接近，但普遍比气候小满提前的天数偏多，如在北方半干旱带、江南多数站c都趋于显著提前8～12天左右。
仍为生产生活重要参考
上述定量化结果是基于国家气象站网数据，这些站网多数位于城镇和城市边缘。对于城里人来说，这些定量化的信息是完全适用的。但是对于农村地区而言则有一定偏差。过去几十年中国快速的城镇化发展使气象站观测的数据处于全球变暖和局地城镇化的双重影响下。与城镇相比，农村的气候变化并没有上面说的那么大。2015年，钱诚与中国气象局的研究人员合作，利用高密度的一般气象站网数据，通过城乡对比研究发现，在二十四节气起源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大致范围包括现今的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和天津7个省市），就平均状况而言，1961～2010年城市站年平均气温增温趋势为0.25℃/10年，而乡村站的增温趋势只有0.14℃/10年，即城市站增温趋势有42%来自于城镇化影响；不同节气日的增温趋势中城镇化的贡献率达26%～64%不等；大寒天数减少趋势中有18%来自城镇化影响；气候学意义的节气中从雨水到立夏显著提前了5～17天，从白露到寒露普遍推迟了5天左右，其中城镇化的贡献达22%～69%不等。
专家认为，在目前这种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各地应当因地制宜，适应气候变化，调整相应的农事活动和生活；但农业人口相比城镇人口可适度减小调整幅度。此外，二十四节气的气候特征除了温度以外，还应该考虑降水等其他要素，以便更完整地表述气候节气及其变化特征，具体相关研究还在进行中。
专家表示，虽然二十四节气的时间已经固定；但从历史发展来看，二十四节气的内涵是动态的、不断丰富的。近现代以来，农民也会根据气温、降水、物候的变化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动态地修改和完善与节气相关的农谚。从这一角度看，正是由于二十四节气动态变化的内涵，它依然是当前人们生产、生活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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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5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12)05-0168-05
一、满语二十四节气的由来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订立的一种用来指导农事活动的补充历法,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是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反映我国一定地区(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代表)一年中的自然现象与农事季节特征的二十四个节候,包括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需要严格了解太阳的运行情况,农事活动完全根据太阳来进行。中国古代订立的二十四节气,不仅能够反映季节的变化,而且能够指导农事活动,影响着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
古代汉族人充分考虑到季节、气候、物候等自然现象的变化,结合农耕实践创立的二十四节气,是当时先进农耕文明的集中体现。其中,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把一年分为四个季节,标志每个季节的伊始;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是古人对日照时间长短的归纳总结;惊蛰、谷雨、小满、芒种反映了农作物从播种到收获的各个节点;小暑、大暑、小寒、大寒则表现冬夏的气温变化;清明、雨水、小雪、大雪代表降水的多寡;白露、寒露、霜降是通过水气凝结、凝华表现气温逐渐下降的过程和程度,加上处暑构成了完整的二十四节气。
消息传出后，国内一片欢呼声。为什么欢呼，这是有一个注脚的。要知道，二十四节气历史悠久，其中“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四个节气，早在战国末期《吕氏春秋》中已有记载。二十四节气和农耕文化紧密相关，最早起源于春秋时期的黄河流域，主要根据季节变化来指导农事活动，是全球较早能够纪录春夏秋冬变化的立法。作为中国传统历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四节气”至今是中国农民安排生产耕作的重要依据。
这套体系由于形成得早，在日本韩国等东亚季风气候国家都有着广泛影响，因此……没错，就是那样，韩国人民也打算就这一项目进行申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中国申遗评审后，韩国人民表示很不开心……
目前，包括“二十四节气”内，我国已经共有31个项目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7个项目列入急需保护名录，1个项目入选优秀实践名册，总数名列世界第一。
不过，近些年，也有个别国家在某些相似的项目上积极申报非遗，例如2005年韩国江陵端午祭，被世界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人类口头和无形遗产。这引发不少质疑声，也有观点呼吁，我国应尽快申报，以免被“抢注”。
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巴莫曲布嫫表示，联合国保护非遗《公约》的精神，是提高非遗可见度的“共享”，而不是像“抢注商标”那样。不能把一个国家申请某项非遗，简单跟拥有这个项目的所有权划等号；也不是别国申报成功，自家遗产就成了别人的。
对于联合国官员的这番话，我等吃西瓜群众表示热烈地鼓掌！
二十四节气申遗虽然成功，但民俗学者王娟认为，这个消息很令人高兴，但对于传承传统文化习俗来说并非一劳永逸，“关键还要思考让其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活动‘接地气’，能让民众都自发参与、自发传承”。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订立的一种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在先秦的一些典籍中，已经零星出现了后世二十四节气的名称，如战国后期成书的《吕氏春秋》中便有所记载。”王娟说，《淮南子》中就有了完整的24节气记载，“公元前104年，由邓平等人制定的《太初历》，正式把二十四节气订于历法”。
在二十四节气中，反映四季变化的节气有：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8个节气；反映温度变化的有：小暑、大暑、处暑、小寒、大寒5个节气；反映天气现象的有：雨水、谷雨、白露、寒露、霜降、小雪、大雪7个节气；反映物候现象的则有惊蛰、清明、小满、芒种四个节气。
“古代，人们根据日晷测得，冬至那天日影最短，这也是被最早确立的一个节气。当时，很多朝代都将冬至当作过年，所以民间素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随后逐渐确立了其他节气。”王娟表示，二十四节气每年日期基本不变，是一种很科学的时间概念，并逐渐衍生出了一些丰富有趣的习俗。
二十四节气比较符合世界非遗条件。主要要求“口口相鳌保表述传统艺术、社会民俗、风俗礼仪、节庆，包括自然界，甚至对银河系宇宙的知识实践。不仅是中国人，全球华人都在使用，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3、二十四节气起源于黄河流域，远在春秋时代，就定出了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四个节气。以后又不断地改进与完善，到了秦汉年间，二十四节气已经完全确立了。
4、公元前104年，由邓平等人制定的《太初历》，正式把二十四节气定为历法，明确了二十四节气的天文位置。
5、二十四节气中谷雨的由来：相传唐高宗年间，黄河下游爆发了一次洪水，年轻人谷雨将村民转移到城墙上，还顺带救起了一朵牡丹花，并将其种在百花园中悉心照料。
6、为了报恩的牡丹花仙丹凤化为人形，救治谷雨重病的母亲，不料丹凤却被秃鹰抓走，被迫用血酿酒。得知此事的谷雨赶到秃鹰的山洞救出了丹凤，自己却不幸牺牲。
7、百姓们为了纪念他，将这一天命名为谷雨，这就是谷雨节气的由来。谷雨在二十四节气的第六个节气，也是春季最后一个节气，谷雨节气的到来意味着寒潮天气基本结束，气温回升加快，大大有利于谷类农作物的生长，同时也是播种移苗、种瓜点豆的最佳时节。
on the gua-qi theory in the han yi learning from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abstract:with old learning and new creations being merged, gua-qi theory (a theory elucidating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seasonal points and lines of the hexagrams) is a basic theory expounded by experts at yi of the han dynasty (206 bc-220 ad) from the approach of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championed by meng xi, brightened by jiao gan and jing fang, deepened by yi wei (yi weft）, expanded by ma rong, xun shuang, and zheng xuan, and culminated by yu fan, this theory manifested related yi learning experts' cosmic as well as ultimate humanistic concerns, and exposed their basic idea on social life of basing on the way of heaven to found the way of human and emulating the former to expand latter, and partly reflected the development orbit of the academic and cultural course of the dual development and mutual complement between the humanization of theology and the theologization of humanistic at that time.
key words: yi learning of the han dynasty; gua-qi theory; cosmic concerns; humanistic concerns
《易传》诸篇相继问世之后，易学作为一具备自身特有话语系统而特色鲜明的专门之学正式形成。wwW.133229.COM因乎作为经典文本的《周易》经传之向未来的无限开放性，因乎《易传》之对古经解读所初步确立起的诠释之融旧铸新的高度原创性学术方向，易学获得了旺盛不竭的神奇学术生命力，一直处在生成、日新的鲜活生命状态之中。这一状态，一则决定了易学的未完成性，一则决定了其向纵横两个方向深化、拓展的潜在可能性与现实必然性。此等未完成性，似乎或多或少给人以一种难以全观其“终极境界”下的圆融学理之妙的缺憾；此等潜在可能性与现实必然性，则会以易学学理意蕴无止境的日趋丰赡、深湛，弥补这一缺憾。以此而昭示着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绝对理想主义的某一特定、唯一之易学终极圆融学理妙境，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易学之学理妙境，最终要实现于其无止境的生成、日新的过程中，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易学学理境界之妙，就现实地具体实现、展现于其此一过程之中。就主流而言，历代易学家，置身于各自相应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以各具鲜明时代特征的理解视野，持续对文本《周易》经传作着带有程度不同之原创性的哲学诠释学意义上的诠释与阐衍，令易学新意迭生层现，使易学理境后妙新前妙，以此而铸就了与时偕行，日新不已，蔚为大观的易学衍展之长河。为此长河之衍展，汉代的易学家作出了举足轻重的独特贡献。立足于易学衍展长河的宏大视界，审视汉代易学家的独特贡献，我们不难发现，其贡献的作出，在在皆与其卦气说的理解视野，以及在此视野下所推出的学理系统密切相关。卦气说就是他们用以理解和把握宇宙与人生，处理天人关系的基本凭借。正是以卦气说所构设、开显出的理念、哲理世界，他们契入大宇宙，持续地一则实现着与它的感通，再则开拓着自己的人文价值世界和现实生活的天地。本文即拟不揣谫陋，试专对汉代易学家所开示的卦气说作一番粗浅、扼要的哲学性观照。
一
《易传》之对古经首次系统哲学诠释学意义上的诠释，奠定了易学之为一高度哲学性的天人之学的基本方向。“极天地之渊蕴，尽人事之终始”（北宋胡瑗《周易口义·系辞上》“以言乎远则不御”注语），成为易学之为易学的宏大学术向度与根本学术宗旨。卦气说，作为汉易的基本学说，以其特有的理论形态，典型体现了易学的上述一般性基本方向、宏大向度与根本宗旨。
卦气说并非汉易新说，汉代之前，它已有过一段相当长的演进历史。就此，刘大钧教授很早即曾指出：“‘卦气’之说，虽说不见于先秦，但与‘爻辰’‘纳甲’一样，溯其源，恐怕也不是汉人独创。……‘卦气’说，恐亦为太史遗法，……估计汉人只是在前人基础上，作了补充和整理，使其说更加完备而已。”［1］（ 第168－169页）他并借助于近年来新出土的相关简帛资料，撰成《卦气溯源》一文［2］，进一步论证了卦气说乃属先秦已有之说。兹不再赘述。卦气说之成为汉易的显学、主流学说、乃至基石意义上的基本学说，始于孟喜易学之正式登上西汉学术之舞台。此一学说大显于焦赣、京房，深化于《易纬》，发皇于马融、荀爽、郑玄诸人，达其极致于虞翻。以下即基于历史的演进之维，逐一简要探究一番此一具有高度哲学性的学说在由隐而显并渐次大发其皇的过程中，所透显出的哲理意涵。
此处先及孟喜卦气说。
卦气之气，首先指节气，其次则指引发节气变化的阴阳二气。卦气说，简言之，乃是一种视构成《易》符号系统的卦为节气物候之变化、阴阳二气之消息的涵摄符示者的学说。大致而言，汉代易学发展史上，曾出现过两种类型的卦气说，一为六十四卦卦气说，一为八卦卦气说。孟喜（生卒年不详）所显发的，即属前者。
我们认为，汉代的儒者，基于一种宏廓的总体宇宙视野，和全幅收摄整个宇宙的全方位开放的大宇宙心灵，贞定人生，构划天人关系之应然，有着一种今人所难以与其为匹的植根于现实感性生命深处的真切、浓郁的人与大宇宙息息相通之意识与情结，视天人难隔而宜相契无间，有其独特的总体宇宙关怀和终极人文关切。其在实则是以人文价值之视野，对天、天道作出相应理解，从而令其在很大程度上人文价值化了的前提下，于天人关系问题上所秉持的基本理念是，天道乃人道之价值根基，本天道以立人道，法天道以开人文。这是当时儒者学术文化心灵的集中展露和时代学术文化心灵的集中体现，洋溢着鲜明的时代精神之气息与风貌。孟喜易学及其后大显、发皇的卦气说，无一例外地皆标举这一理念。
撇开孟喜易学对于前人思想的继承性不言，单将其与文本《周易》经传相比观，我们不难看出其在融旧铸新基础上所具有的高度原创性品格。在孟喜卦气说的独特学理脉络下，作为《易》符号系统的六十四卦系列，成了天道得以具体展现的年复一年四时接续之交替、阴阳二气之消息、节气物候之迁变、万物万象之生化的涵摄符示者。
《说卦传》“万物出乎震”一段文字，开示了一种由八卦涵摄符示的时空一体、互诠互显、物在其中的动态流转型立体宇宙图式。此段文字及其所开示的这种图式，无疑可视为卦气说的雏形。在此图式中，坎、震、离、兑四卦位于四方正位上，值四时之正，是为四正卦；艮、巽、坤、乾四卦位于四方偏位上，值四时交替之际，是为四维卦。以此为基础，孟喜卦气说中，四正卦具有了全新之意涵和显赫之地位。在孟喜看来：
坎、震、离、兑，二十四气，次主一爻；其初，则二至、二分也。坎以阴包阳，故自北正。微阳动于下，升而未达。极于二月，凝涸之气消，坎运终焉。春分出于震，始据万物之元，为主于内，则群阴化而从之。极于南正，而丰大之变穷，震功究焉。离以阳包阴，故自南正。微阴生于地下，积而未章。至于八月，文明之质衰，离运终焉。仲秋阴形于兑，始循万物之末，为主于内，群阳降而承之。极于北正，而天泽之施穷，兑功究焉。故阳七之静始于坎，阳九之动始于震；阴八之静始于离，阴六之动始于兑。故四象之变，皆兼六爻，而中、节之应备矣。［3］（第4197页）（卷二十七上《历志》三上，僧一行《卦议》引）
一岁有四时。坎、震、离、兑四正卦，即分别为冬、春、夏、秋四时之象的基本表征。四时之象的形成，源乎阴阳二气之消息。四时之象，正具体透露着二气消息不同状态与格局之信息。笼统言之，春，阳气渐次息长，阴气渐次消退，属阳弱之少阳之时；夏，阳气大盛，阴气大衰，属阳盛之太阳之时；秋，阴气渐次息长，阳气渐次消退，属阴弱之少阴之时；冬，阴气大盛，阳气大衰，属阴盛之太阴之时。但，确切言之，少阳、太阳、少阴、太阴并非恰与四时相对应。依孟喜之见，阳气息自仲冬十一月中冬至，至仲春二月节惊蜇始著；逮仲春二月中春分转壮，而又大盛于孟夏四月，盛极于仲夏五月节芒种。阴气则息自仲夏五月中夏至，至仲秋八月节白露始著；逮仲秋八月中秋分转壮，而又大盛于孟冬十月，盛极于仲冬十一月节大雪。因此，自仲冬十一月中冬至，至仲春二月节惊蜇，方属少阳之时；自仲春二月中春分，至仲夏五月节芒种，方属太阳之时；自仲夏五月中夏至，至仲秋八月节白露，方属少阴之时；自仲秋八月中秋分，至仲冬十一月节大雪，方属太阴之时。坎、震、离、兑四卦，即透过其各自之六爻，分别涵摄符示着此所云少阳、太阳、少阴、太阴之时象。“阳七”、“阳九”、“阴八”、“阴六”，即分别谓少阳、太阳、少阴、太阴。上所云冬至、春分、夏至、秋分，各系冬、春、夏、秋的至正至显之象之所在，四正卦的初爻值之，显示此四卦乃四时之象的权威表征。二至、二分之后，四时之象各由盛转衰，自显趋隐，直至终结。四正卦上爻分别所值之仲春二月节惊蜇、仲夏五月节芒种、仲秋八月节白露、仲冬十一月节大雪，即各为冬、春、夏、秋之象转衰趋隐后，最后所及之范围。因此，四正卦各自所涵摄符示的，乃四时自大显而衰退、直至终了之象。至于大显之前之象，则由四正卦中相关卦之相关爻涵摄符示。如此，大显之后与之前的四时之显象，各由相关四正卦之六个爻表征。所谓“四象之变，皆兼六爻”。四正卦，既如此而涵摄符示少阳、太阳、少阴、太阴之时象，涵摄符示四时至正至显之象，乃至四时全部隐显之象，由是，它们自然也就成了与上述之象得以形成、展现与演化一体不分的二十四气的涵摄符示者。而因人道而备受关注的天道，即具体展现、实现于四正卦所涵摄符示的上述四时之象与二十四气之象中。
唯四正卦所涵摄符示的上述四时及二十四气之象，又进一步具现于各月、各月节气之候以及各月之各日之中。具体涵摄符示此一切者，则系四正卦而外的另六十卦。显然，另六十卦的内蕴，成了四正卦内蕴的进一步诠显者，四正卦与另六十卦间，即此而构成统摄与被统摄的密切关系。
二十四气对应于十二个月，一月两节气。每一节气又分初、次、末三候。一岁共计七十二候。候的具体涵摄符示者，即系另六十卦。六十卦各值相应月，每月五卦。每五卦，依据其在相应月中所涵摄符示内容重要程度之差异，而被冠以侯、大夫、卿、公、辟五种不同之人文爵位名号。这种名号的确立，自然仍系反映了以人文价值之视野，观照、理解天与天道的汉易乃至整个儒家哲学之主流特征。每月节、中之初、次、末候，乃依次由侯卦之外卦、大夫卦、卿卦、公卦、辟卦、下月侯卦之内卦所涵摄符示。这些卦依次是：仲冬十一月，侯未济，大夫蹇，卿颐，公中孚，辟复；季冬十二月，侯屯，大夫谦，卿睽，公升，辟临；孟春正月，侯小过，大夫蒙，卿益，公渐，辟泰；仲春二月，侯需，大夫随，卿晋，公解，辟大壮；季春三月，侯豫，大夫讼，卿蛊，公革，辟夬；孟夏四月，侯旅，大夫师，卿比，公小畜，辟乾；仲夏五月，侯大有，大夫家人，卿井，公咸，辟姤；季夏六月，侯鼎，大夫丰，卿涣，公履，辟遁；孟秋七月，侯恒，大夫节，卿同人，公损，辟否；仲秋八月，侯巽，大夫萃，卿大畜，公贲，辟观；季秋九月，侯归妹，大夫无妄，卿明夷，公困，辟剥；孟冬十月，侯艮，大夫既济，卿噬嗑，公大过，辟坤。如此五卦一体，又共同全幅涵摄符示着一月之象。天道即又具体展现、实现于各月、各月节气之各候之中。
月、候与日一体不分。五日一候，三候一气，二气一月。一岁365又 1/4日，每月中各日之情状，亦由每月中之相关卦涵摄符示。总为六十卦，每卦各值6又7/80日（所谓“六日七分”），涵摄符示着相应6又7/80日之情状。天道乃又具体展现、实现于由六十卦所分别涵摄符示的各日之复杂情状中。
中气是一个月的基本象征。每月中的辟卦，涵摄符示该月中气之次候，进而又涵摄符示该月阴阳二气消息之基本情状或常态情状。由此，年复一年的十二月各月中，天道依次具体展现、实现为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遁、否、观、剥、坤这十二辟卦所涵摄符示的一阳而五阴、二阳而四阴、三阳而三阴、四阳而二阴、五阳而一阴、六阳、一阴而五阳、二阴而四阳、三阴而三阳、四阴而二阳、五阴而一阳、六阴的阴阳二气消息之基本格局或常态格局。
可见，四正卦统摄另六十卦而所成的全新六十四卦的符号系列，具体涵摄符示了天道的上述展现与实现，以及在此展现与实现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天道有其形而上之本然，又有其形而下之具体展现与实现方式、过程与情状。孟氏卦气说所开示的，乃是一种通过此所云天道之形而下的具体展现与实现方式、过程与情状，以契会天道形而上之本然的天道把握、体认方式。在这种把握、体认方式下，切入角度是形下之维，从形下之维的每一具体细节，契得形上之维的天道之本然。既然天道具体展现与实现于上述六十四卦的符号系列所涵摄符示的四时、二十四气、各月、各月节气之候、乃至各月之每一日的各种具体情状这些形形色色的细节之中，因此，欲真确、圆满地契得天道，即需最大限度地令这些细节，纵然是一日之内的各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皆进入到人的视野之内。如此而把握、体认天道，为的就是更好地在本天道以立人道、法天道以开人文的社会人生理念下，追契天道的具体感性展现与实现过程，实现与大宇宙的同步脉动，令上至最高当政者能够契应天道以确立并推行其平治国家天下的理想人文政道与治道，下至众庶百姓能够顺应天时以适切安排农事，社会各阶层人士能够因应时节、天道之推移而适切处世立身，展开自己生活、生命的历程，追求到既与大宇宙一体无隔而又富含人文底蕴的真实人生之意义。
二
孟喜之后，焦赣（生卒年不详）承续并发展了他的卦气说体系。学术有体有用。焦氏从用的角度切入，深化发展了孟氏之体系。传世的《焦氏易林》一书，基本上可视为焦赣本人所撰。这部著作，集中展示了焦氏对于孟氏体系的此种深化发展。
《焦氏易林》给人的外观是，六十四卦互为本原而相生，以一卦变六十三卦，共计4,096卦。该书的具体编排方式，是依照通行本卦序，由一卦统摄一个由该卦领首的六十四卦的整体系列，六十四卦统摄六十四个由统摄之卦领首的六十四卦的整体系列，次第排列之。每一卦所统摄的六十四卦的整体系列，其各卦之下，皆列有类似于卦爻辞的四字韵语，以诠释各卦所蕴示的物象情状及吉凶祸福情状。
古人每每依据《易林》给人的这种外观，断言焦赣是在展示卦之变。此方面的典型观点，如南宋朱熹《易学启蒙·明蓍策第三》在分析利用大衍筮法行占，因筮得的动变之爻导致一卦可能变为六十四卦的情形时，曾说：“于是一卦可变六十四卦，而四千九十六卦在其中矣。”又说：“以一卦为主，而各具六十四卦，凡四千九十六卦，与焦赣《易林》合。”又如元代胡一桂《易学启蒙翼传·外篇·〈焦氏易林〉》称：“延寿卦变法，以一卦变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通变四千九十六卦，而卦变之次，本之文王序卦，首乾、坤而终既、未济。……每一卦变六十三卦，通本卦成六十四卦。”《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同样仍持类似观点。《四库全书·子部·术数类四·占卜之属》于《焦氏易林·提要》中即称：“其书以一卦变六十四，六十四卦之变共四千九十有六，各系以词，皆四言韵语。”
实际上，在《易林》一书中，焦赣并非在展示卦变。《汉书》卷七十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载：“京房字君明，东郡顿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延寿字赣。……为郡吏，察举补小黄令，以候司先知奸邪，盗贼不得发。……赣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4］(第3160页)孟康注云：“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为三百六十日。余四卦，震、离、兑、坎，为方伯监司之官。所以用震、兑、离、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时各专王之气。各卦主时，其占法，各以其日观其善恶也。”［4］（第3160页）传世的《易林》中，书前即列有六十四卦的具体值日之法，名曰“焦林直日”。其法云：“六十卦，每卦直六日，共直三百六十日。余四卦，各寄直一日。立春、雨水（三十日五卦，每卦直六日），小过、蒙、益、渐、泰；惊蜇、春分（春分震卦直一日），需、随、晋、解、大壮；清明、谷雨，豫、讼、蛊、革、夬；立夏、小满，旅、师、比、小畜、乾；芒种、夏至（夏至离卦直一日），大有、家人、井、咸、姤；小暑、大暑，鼎、丰、涣、履、遁；立秋、处暑，恒、节、同人、损、否；白露、秋分（秋分兑卦直一日），巽、萃、大畜、贲、观；寒露、霜降，归妹、无妄、明夷、困、剥；立冬、小雪，艮、既济、噬嗑、大过、坤；大雪、冬至（冬至坎卦直一日），未济、蹇、颐、中孚、复（从大雪后将坎卦入数，断从立冬后四十五日，系王相不断）；小寒、大寒，屯、谦、睽、升、临。每两节气共三十日，管五卦，逐日终而复始，排定一卦，相次管六日。凡卜，看本日得何卦，便于本日卦内，寻所卜得卦，看吉凶。”［5］（第1－2页）
《汉书·儒林传》称：“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皆祖田和、杨叔［元］、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4］（第3601页）
综合分析以上所列各项内容可见，焦赣未必真正“独得隐士之说”，而是确与孟喜之间存有密切关联。他实则首开将孟喜卦气说运用于筮占、占候之术之先河。孟喜以四正卦主四时、值二十四气，以四正卦之外的另六十卦配月、值候、值日。焦赣在此基础上，以筮占之视野，对此作了改铸，创立了六十四卦值日的新筮占之术。此术，据上所引资料，系以孟喜卦气说中诸月之五卦值日，一卦六爻，各值六日，共值三十日，恰与一月两节气之日数大致相当；而在二至、二分到来之日，则以四正卦值之。其意盖因四正卦乃四时之象、尤其是其至正最显之象的涵摄符示者，二至、二分恰系四时至正最显之象之所在，且在孟喜卦气说中，四正卦的初爻即分别值二至、二分。包括四正卦在内的六十四卦所值之日既已确定，焦赣即以值日之卦为本卦，以本卦所值之日内行占所筮遇的卦为之卦。筮遇的之卦，不外乎六十四卦这六十四种可能之情形。于是以一值日之卦为本卦，就可组成一个由它所统摄的六十四卦的整体系列；六十四个值日之卦，共可组成六十四种这样的整体系列。依焦氏之见，在某一本卦所值之日内行占，筮遇何之卦，查阅《易林》中本卦统摄下的该之卦的林辞，就可判明筮问事项的吉凶祸福情状了。因此，上述六十四卦各自所统摄的整体系列中，统摄者与被统摄者之间，并非卦变意义上的一为本卦、一为变卦的关系，《易林》根本不存在一卦变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变四千九十六卦的问题。从卦之变的视角切入解读《易林》，在解读的开始，就进入了严重的误区，所得结论的有效性如何，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焦氏那里，六十四卦如此而值日，筮占如此而进行，其内在深层的学理依据当是，天道具体展现与实现于每一日的阴阳二气之消息、风雨寒温之候之交替、物情人事之变化之中。而天道的这种展现与实现，有其常，亦有其变。变乃常之变，由常生变而未能顺利成为现实所致。常即值日之本卦所涵摄符示者，变即于本卦所值之日内筮遇之之卦所涵摄符示者。由是，本卦与之卦间，遂构成上述统摄与被统摄之关系。即此意义而言之，本卦与之卦间，亦可谓具有学理上的卦变关系，但却非前所言卦符上由本卦直接变之卦的卦变关系。依焦氏之见，对于天道常态与非常态这两种不同的展现与实现，人们不仅要明了前者，更应当明了后者。惟其如此，才可望真确、圆满地把握处在感性展现与实现状态之中的天道，追步其展现与实现的感性动变，乃至与其相偕成一体，从而实现对于其在形下之维所展现与实现之一切的适切回应，乃至以此为基础，实现对于其形上之维的本然的适切回应，以便令本天道以立人道、法天道以开人文的社会人生理念，真正化为现实。这种对于天道上述非常态下的展现与实现的重视，充分反映了易学占候之术的品格，也是当时看重“阴阳灾异”、“谴告”、“符瑞”的文化风气和社会习尚的一种典型体现。
三
焦赣之后，京房（前77－前37）后来居上，蔚成西汉象数易学之大国。京氏全面丰富深化了卦气说之内涵。这种丰富深化，约而言之，乃有如下数端：
首先，在焦氏的基础上，京氏除仍视四正卦为四时、二十四气之象的涵摄符示者、另六十卦为各月节气之候的涵摄符示者之外，亦以包括四正卦在内的六十四卦值日。在焦氏那里，二至、二分到来之日，四正卦分别值一日。京氏与之略有不同。《新唐书》卷二十七上《历志》三上，僧一行《卦议》称：“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其说《易》本于气，而后以人事明之。京氏又以卦爻配期之日。坎、离、震、兑，其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颐、晋、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余皆六日七分。止于占灾眚与吉凶善败之事。至于观阴阳之变，则错乱而不明。……京氏减七十三分为四正卦之候，其说不经，欲附会《纬》文‘七日来复’而已。”［3］（第4197页）“配期”之“期”，一周岁之谓。在孟氏那里，六十卦，每卦各值六日七分。京氏则以值二至、二分前十一、二、五、八月节末候的颐、晋、井、大畜四个卿卦，各值5又 14/80日；四正卦，则在二至、二分之日，各值73/80日；其余56卦，仍分别值六日七分。显然，四正卦各卦所值之日数，与在它们各自之前卿卦所值日数之和，正是孟氏卦气说中各卿卦所值之日数，即六日七分。值仲冬十一月中冬至初候、次候的，分别是公卦中孚、辟卦复。坎值冬至73/80日，中孚值六日七分，二者所值日数之和恰为七日，与《复卦》卦辞“反复其道，七日来复”之义相契。此盖启迪京氏认定六十四卦如此而值日之重要缘由。《易纬稽览图》卷上，表达过类似观点：“坎常以冬至日始效，复生坎七日。”［6］（第129页）《易纬》诸篇当成于西汉末叶至两汉之交，此处，《稽览图》所言，当系采自京氏之说。一行认为纬书成书在京氏前，故言京氏之立论乃为附会纬书之义。
在京氏看来，天道之常，展现与实现于上述六十四卦系列依序所涵摄符示的内容之中。当人能够契应天道以行事时，诸卦就会正常显用，天道就会以常态的形式展现与实现，祥瑞即会出现；当人悖逆天道而行事时，诸卦就会显用失常，天道就会难以有常态的展现与实现，灾异即会出现。是以他称：“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4］（第3160页）在具体论及他所亲历的诸卦显用失常之情势时，京氏曾言：“辛酉以来，蒙气衰去，太阳精明，臣独欣然，以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阴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虽行此道，犹不得如意，臣窃悼惧。”［4］(第3164页)又言：“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气去，然少阴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气复起。此陛下欲正消息，杂卦之党并力而争，消息之气不胜。”［4］(第3165页)孟康注云：“房以消息卦为辟；辟，君也。息卦曰太阴，消卦曰太阳。其余卦曰少阴、少阳，谓臣下也。”此文有误，对此，宋祁曰：“注文当作‘息卦曰太阳，消卦曰太阴’。”［7］（第657页），甚是。京房称诸月之辟卦为消息卦，并将十二消息卦归为太阴与太阳两大类；又称诸月之其他卦为杂卦，并将诸杂卦归为少阴与少阳两大类。在他看来，十二消息卦所蕴示的，是十二个月各月的光明正气；杂卦所蕴示的，则是各月的蒙暗偏邪不正之气，因而称其为“蒙气”。光明正气与蒙气显用之具体情状，既是阴阳二气消长盈虚的必然结果，又是天人感应的必然结果。
这里，京氏对于天道及天人关系的理解，显然承续了以西汉大儒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论的基本观点。与董氏之论相类，京氏之见，其彰显于外的表层特征，乃是每每喜谈阴阳灾异和符瑞；其内在深层的特征，则是在神学的外在光环下，以人文价值之视野，理解、诠释神道与天道，然后再以人道本于神道、天道的理念，借助神道神圣威严之光环，赋予灌注着人文精神的人道以神圣性、庄严性、当然性、应然性以及不可悖逆性，令人道拥有终极的价值根据。可见，其中透显出了两种学术向度，一种是神学的人文化，一种是人文的神学化。前者体现的，是人文精神的成熟和终极学术主导地位的确立；后者体现的，是人文精神未能于自身找到终极价值根据，而只好将此根据寄寓在神学之中。前者使人趋向于理性，后者其极端则易使人坠入非理性的迷执。两种学术向度间的张力时刻存在，具体昭示着理性与非理性两种势力消长之情形和理性洞见与非理性信仰间冲撞与互补之情状。这是西周取代殷商，伴随着人文精神的日渐彰显，实现由听命于神到转向于人的重大转折之后，神学的人文化与人文的神学化双重并行而互补的学术文化过程在新的时代的继续。京氏明确纳天人感应观于卦气说之内，为卦气说增添了新意，使这样一种在孟喜那里“说《易》本于气”、专明天道的学说，发生了“以人事明之”的转向。此一转向，突显了天道与人事间的张力，昭示了人事当契应天道的强烈而浓郁的人文关切。
其次，在上述卦气说的基础上，京氏建构起了其八宫纳甲的六十四卦新体系，后者乃成为前者学理之延伸。
在传世的《京氏易传》的卷下，京氏称：“乾、坤者，阴阳之根本；坎、离者，阴阳之性命。”［8］（第465页）同卷，他又称：“龙德十一月在子，在坎卦，左行；虎刑五月午，在离卦，右行。”［8］（第466页） “龙德”喻示阳气，“虎刑”喻示阴气。阳气根于乾天，阴气本于坤地。就年复一年的阴阳二气之消息言之，阳气始息于坎卦所值十一月子中气冬至，阴气始息于离卦所值五月午中气夏至，故而，此二卦因其涵摄符示之内容，成为二气性命攸关处。乾卦纯阳，自阳始息之子左旋顺行，而有子、寅、辰、午、申、戌六个阳辰，分别为乾卦六爻所纳。坤卦纯阴，阴始息于午，子午相冲，午又属阳，阴辰乃退其一，自未右旋逆行，而有未、巳、卯、丑、亥、酉六个阴辰，分别为坤卦六爻所纳。天地通过气化而生万物，宇宙即此可视为一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万物为子的大家庭。乾为父，坤为母，震、坎、艮，巽、离、兑为六子，部分涵摄符示了这一点。震卦长男，以嫡长子承父之血缘宗法人文视野观之，其六爻所纳同于乾卦。坎卦中男，观以同一视野，当退一辰而承父，其六爻所纳，依次为寅、辰、午、申、戌、子。艮卦少男，更当再退一辰而承父，其六爻所纳，依次为辰、午、申、戌、子、寅。巽卦长女，自上卦第一爻（即别卦四爻）始承母，其六爻所纳乃为四未、五巳、上卯、初丑、二亥、三酉。离卦中女，自上卦第二爻（即别卦五爻）始承母，其六爻所纳乃为五未、上巳、初卯、二丑、三亥、四酉。兑卦少女，自上卦上爻（亦为别卦上爻）始承母，其六爻所纳乃为上未、初巳、二卯、三丑、四亥、五酉。当然，如此而纳辰，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或当有音律学上之根据，篇幅所限，在兹不究。八卦之别卦称八纯。八纯卦各自透过其爻变而分别衍生出它们的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游魂、归魂卦，从而组成八宫六十四卦的全新卦序系列。在此系列中，八纯而外的其他诸卦，其六爻所纳，乃与八纯同位之爻所纳同。诸卦所纳之十二辰，圆而排列，成一摄纳时空物为一体之动态流转型立体宇宙图式，既蕴示一岁十二月之相关情状，又蕴示一日十二时之相关情状，又蕴示空间十二方位之相关情状，又蕴示木、火、土、金、水五行之相关情状，又蕴示鬼（官鬼）、财（妻财）、天地（父母）、福德（子孙）、同气（兄弟）之相关情状……因而，通过所纳各辰，八宫六十四卦涵摄符示了更为繁复的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阴阳消息、五行生克、昼夜更迭、物候交替、节气变化、寒暑往来、万物生化、人事迁变之情状，这无疑在依本于卦气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丰富、深化和升华了卦气说的学理内涵。
再次，在六十四卦卦气说和八宫纳甲说的基础上，京氏又提揭了一种六子卦气说。京氏说：“立春，正月节，在寅，坎卦初六，立秋（按，七月节）同用；雨水，正月中，在丑，巽卦初六，处暑（按，七月中）同用；惊蜇，二月节，在子，震卦初九，白露（按，八月节）同用；春分，二月中，在亥，兑卦九四，秋分（按，八月中）同用；清明，三月节，在戌，艮卦六四，寒露（按，九月节）同用；谷雨，三月中，在酉，离卦九四，霜降（按，九月中）同用；立夏，四月节，在申，坎卦六四，立冬（按，十月节）同用；小满，四月中，在未，巽卦六四，小雪（按，十月中）同用；芒种，五月节，在午，震宫九四，大雪（按，十一月节）同用；夏至，五月中，在巳，兑宫初九，冬至（按，十一月中）同用；小暑，六月节，在辰，艮宫初六，小寒（按，十二月节）同用；大暑，六月中，在卯，离宫初九，大寒（按，十二月中）同用。”［8］( 第466页）依上揭八宫纳甲说，六子之卦，其初爻、四爻所纳之辰各为坎卦初寅、四申，震卦初子、四午，巽卦初丑、四未，离卦初卯、四酉，兑卦初巳、四亥，艮卦初辰、四戌。京氏乃以此六子之卦初、四二爻所纳之辰的每一辰，各涵摄符示两个节气，六卦十二爻，恰好涵摄符示二十四气，从而在上述六十四卦卦气说之外，又立此一卦气说。此一卦气说中，六子卦显用，乾父坤母二卦隐退，因而可视为一准八卦卦气说。
四
孟京之后，伴随着谶纬神学的勃兴，《易纬》诸篇相继问世。问世的《易纬》，将卦气说推进到一个新的理境。
首先，在汉代宇宙发生论哲学主潮的氛围下，《易纬》将卦气之源作了终极性的追溯，使卦气说的学理体系得以更加完善。
以往的卦气说，每每从乾天、坤地言起，将消息着的阴阳二气的本原溯至乾天、坤地即止，认定天地宇宙间，凡阳气皆本于乾天，阴气皆原于坤地。《易纬》则进一步，以其追本溯源式的终极性哲学探究之视野，究明天地乃由宇宙的终极本原太易步步演化而来，正是由在此一演化历程中因气之生与气之化所分化出的清轻之气与浊重之气凝聚所成。此清轻之气与浊重之气成了其后年复一年消息着的天之阳气与地之阴气。它称：“昔者圣人因阴阳定消息，立乾坤以统天地也。夫有形生于无形，乾坤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成而未相离。……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6］(第10-12页）（《易纬乾凿度》卷上）这是在《系辞上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说的基础上，吸纳道家之相关识见所生发出的新论。此论在当时的哲学主潮下，从纵与横两个向度上，彻然打开了人们相对于由终极本原处演化而来，一直处于感性流变状态之中，并将继续如此流变下去的大宇宙的视野。
其次，《易纬》全面继承并丰富深化了孟喜以来的的六十四卦卦气说，令此说大显其在“以人事明之”向度下的意涵。
其继承此所言六十四卦卦气说如，《易纬稽览图》卷下即尝云：“小过、蒙、益、渐、泰，寅；需、随、晋、解、大壮，卯；豫、讼、蛊、革、夬，辰；旅、师、比、小畜、乾，巳；大有、家人、井、咸、姤，午；鼎、丰、涣、履、遁，未；恒、节、同人、损、否，申；巽、萃、大畜、贲、观，酉；归妹、无妄、明夷、困、剥，戌；艮、既济、噬嗑、大过、坤，亥；未济、蹇、颐、中孚、复，子；屯、谦、睽、升、临，丑。坎六，震八，离七，兑九。以上四卦者，四正卦，为四象。每岁十二月，每月五月（按，当为卦字之讹），卦六日七分。”［6］(第153页）内中的十二支，即标示夏历的十二个月。
其以本天道以立人道、法天道以开人文之理念，着力从“以人事明之”之向度出发，诠论《易》之意蕴之例，俯拾即是，兹仅举二例：
《益卦》六二爻之辞称：“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可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易纬》乃以孔子的名义诠论道：“益者，正月之卦也，天气下施，万物皆益。言王者法天地，施政教，而天下被阳德，蒙王化，如美宝，莫能违害，永贞其道，咸受吉化，德施四海，能继天道也。”［6］(第17页）（《易纬乾凿度》卷上）
《随卦》上六爻之辞称：“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享于西山。”《易纬》同篇，亦以孔子的名义诠论道：“随者，二月之卦，随德施行，藩决难解，万物随阳而出。故上六欲待九五拘系之，维持之，明被阳化，而阴欲随之也。譬犹文王之崇至德，显中和之美，拘民以礼，系民以义。当此之时，仁恩所加，靡不随从，咸悦其德，得用道之王，故言王用享于西山。”［6］(第18页）
依照孟喜的卦气说，益卦和随卦，分别属于孟春正月寅、仲春二月卯之卦。《易纬》以其正大的终极人文关切，从关乎天下国家之整体命运的政道、治道之高度，对此两卦作出了如是之诠解，无疑令《易》之学术品位得到了空前升华。
再者，《易纬》整合过去已有学术资源，继孟喜的六十四卦卦气说之后，推出了系统完整的八卦卦气说，从而使两种卦气说系统全然开显出来。
《说卦传》“万物出乎震”一段文字，可视为八卦卦气说之原始形态。与孟喜同时而稍前的魏相，又曾称引过如下一说：“天地变化，必繇阴阳。……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兹五帝所司，各有时也。……春兴兑治则乱，秋兴震治则华，冬兴离治则泄，夏兴坎治则雹。”［4］(第3139页）（卷七十四《魏相丙吉传》）此说脱胎于《说卦传》，唯乾卦、巽卦未于其中显用。《易纬》乃进而以孔子的名义言道：“《易》始于太极，太极分而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节，故生四时。四时各有阴阳刚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风水火山泽之象定矣。其布散用事也，震生物于东方，位在二月；巽散之于东南，位在四月；离长之于南方，位在五月；坤养之于西南方，位在六月；兑收之于西方，位在八月；乾制之于西北方，位在十月；坎藏之于北方，位在十一月；艮终始之于东北方，位在十二月。八卦之气终，则四正四维之分明，生长收藏之道备，阴阳之体定，神明之德通，而万物各得以类成矣。……岁三百六十日而天气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方备岁焉。故艮渐正月，巽渐三月，坤渐七月，乾渐九月。”［6］(第7-8页）（《易纬乾凿度》卷上）此言，通而言之，一岁约为360日，八卦各有45个显用之日，分别涵摄符示相应45日内阴阳消息、时令交替、万物生化之具体情状；细而究之，四正卦集中显用于四时至正最显之象所在的四仲之月，四维卦则显用于四时的孟季之月，即震显用于仲春二月，巽显用于孟夏四月及季春三月，离显用于仲夏五月，坤显用于孟秋七月及季夏六月，兑显用于仲秋八月，乾显用于孟冬十月及季秋九月，坎显用于仲冬十一月，艮显用于孟春正月及季冬十二月。四正卦各显用一月，四维卦分别显用两个月。而就四维卦显用所在的孟季两个月再予比观，则其显用之位更在四孟。
在此基础上，《易纬》又以孔子的名义称：“八卦之序成立，则五气变形。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夫万物始出于震，震，东方之卦也，阳气始生，受形之道也，故东方为仁；成于离，离，南方之卦也，阳得正于上，阴得正于下，尊卑之象定，礼之序也，故南方为礼；入于兑，兑，西方之卦也，阴用事而万物得其宜，义之理也，故西方为义；渐于坎，坎，北方之卦也，阴气形盛，阴（按，此阴字当为衍文）阳气含闭，信之类也，故北方为信；夫四方之义皆统于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维，中央所以绳四方行也，智之决也，故中央为智。故道兴于仁，立于礼，理于义，定于信，成于智，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际也，圣人所以通天意，理人伦，而明至道也。”［6］（第10页）这就在卦气说的学理氛围下，以天人关系为主线，视八卦涵摄符示了阴阳、四时、八方、五行、五常，视八卦涵摄符示了时空一体同流、互诠互显下的一直处于感性流变状态之中的天人宇宙间的万物万象万变，开显了一种八卦涵摄符示的天人一体同流、合一无隔的动态流转型立体宇宙图式。此一析论及所开显图式，令八卦卦气说的意蕴丰赡、深湛到了极致。依此析论及所开显图式，阴阳之气因其消息而具体展现为四时的木、火、土、金、水五行之气，五行之气各有其表征自身之所以为自身的品质，这些品质因人与大宇宙的息息相通、一体无隔，而赋予人，形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仁、义、礼、智、信五种本然品性和常理常道。人的这五种本然品质和常理常道，表明了其本然之性与生命本相的纯然至善，它们是人确立正大人道，顺利实现与天道、与大宇宙之感通，进而与其达成同步之脉动的基本凭借。此一析论及所开显图式，对天人之际问题，对儒家的天人合一观，作出了卦气说独特话语系统下的独特回答与诠释，也可视为对汉人的天人一体无隔、息息相通识见与信念的绝好注脚。
最后，在体现着神学人文化、人文神学化的天人感应观的影响下，《易纬》亦以相当篇幅阐述了卦之显用正常与失常所致祥、灾之具体情形。
《易纬稽览图》卷上在六十四卦卦气说的视野下，论及诸卦显用之情形时，即曾说：“诸卦气，温寒清浊，各如其所。侵消息者，或阴专政，或阴侵阳。”［6］(第130-131页）又说：“阳（按，郑玄注，即指天子也。）感天不旋日，诸侯不旋时，大夫不旋期。凡异所生，灾所起，各以其政，变之则除，其不可变，则施之亦除。”［6］(第145页）
《易纬通卦验》卷下在八卦卦气说的视野下，论及诸卦显用之情形时，也曾说：“凡《易》八卦之气，验应各如其法度，则阴阳和，六律调，风雨时，五谷成熟，人民取昌。此圣帝明王所以致太平法。故设卦观象，以知有亡。夫八卦谬乱，则纲纪败坏，日月星辰失其行，阴阳不和，四时易政。八卦气不效，则灾异气臻，八卦气应失常。”［6］(第207页）
至于《易纬》对诸卦显用正常与失常所致祥瑞与灾异之具体情形、尤其是显用失常所致灾异之具体情形的开示，篇幅所限，恕不一一引述并评析。正是在这样一种理解视野下，《易纬》乃以孔子之名义，如此而从总体上阐发了《易》之为书：“《易》有六位、三才，天、地、人道之分际也。三才之道，天、地、人也。天有阴阳，地有柔刚，人有仁义。法此三者，故生六位。六位之变，阳爻者制于天也，阴爻者系于地也。天动而施曰仁，地静而理曰义。仁成而上，义成而下。上者专制，下者顺从，正形于人，则道德立而尊卑定矣。此天、地、人道之分际也。天地之气必有终始，六位之设皆由上下。… …故阴阳有盛衰，人道有得失，圣人因其象，随其变，为之设卦，方盛则托吉，将衰则寄凶。阴阳不正，皆为失位；其应实而有之，皆失义。善虽微细，必见吉端；恶虽纤芥，必有悔吝。所以极天地之变，尽万物之情，明王事也。”［6］(第19-21页）（《易纬乾凿度》卷上）“极天地之变，尽万物之情，明王事”，与前所引“王者法天地，施政教，而天下被阳德，蒙王化”，皆表明，《易纬》在神学人文化与人文神学化双重学术品格下，将《易》主要解读为了一部王者洞悉三才、天人奥妙，法天率民，趋祥避灾，实现天下大治的正大人文王道之宝典。
五
东汉之后，卦气说被广泛运用于对原典《周易》经传的诠释。透过这类诠释，此说在马融、荀爽、郑玄、虞翻诸人那里大发其皇，并达于极致。篇幅所限，这里仅及荀爽、虞翻此方面的主要造诣。
作为东汉诠《易》名家，荀爽（128－190）将六十四卦卦气说与八卦卦气说综摄、整合在一起，用以诠释《周易》经传。
《乾卦·彖传》“大明终始”荀注云：“乾起于坎而终于离，坤起于离而终于坎。离坎者，乾坤之家而阴阳之府，故曰大明终始也。”［9］（第36页）
整合孟喜、京房的六十四卦卦气说，以十二辟卦或十二消息卦构设一由其所涵摄符示的动态流变型时空合一之立体宇宙图式，则此十二卦之位分别是：复子、临丑、泰寅、大壮卯、夬辰、乾巳、姤午、遁未、否申、观酉、剥戌、坤亥。而依八卦卦气说，八卦所涵摄符示的动态流变型时空合一之立体宇宙图式中，八卦之位分别是：震卯，巽巳而又近辰，离午，坤申而又近未，兑酉，乾亥而又近戌，坎子，艮寅而又近丑。天地宇宙间，凡阳气皆本于天，凡阴气皆原于地，年复一年的阴阳二气之消息，实系天之阳气与地之阴气的消息。是以诸消息卦，凡阳皆属于乾，凡阴皆属于坤，十二消息卦所示的阴阳之消息，实系乾阳与坤阴之消息。自复至夬，分别符示乾之一二三四五阳之息，乾则符示乾阳之全显；自姤至剥，分别表征坤之一二三四五阴之息，坤则表征坤阴之全显。将六十四卦卦气说设定为学理系统甲，将八卦卦气说命名为学理系统乙，并将其整合融铸为一体，则甲系统中的乾阳，息自乙系统中的坎位子（复卦符示），全显于该系统中的巽位巳（六爻纯阳之乾卦表征），而又终于该系统中的坤阴始息之离位午，并居于此；甲系统中的坤阴，息自乙系统中的离位午（姤卦符示），全显于该系统中的乾位亥（六爻纯阴之坤卦表征），而又终于该系统中的乾阳始息之坎位子，并居于此，故有“乾起于坎而终于离，坤起于离而终于坎。离坎者，乾坤之家而阴阳之府”之论。又，坎卦符示月，离卦表征日，日月运行，亦引发二气之消息。正因乎此，在诠释《姤卦·彖传》“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时，荀注又云：“乾成于巽，而舍于离，坤出于离，与乾相遇，南方夏位，万物章明也。”［9］（第402页）而在诠释《系辞上传》“阴阳之义配日月”时，荀注云：“谓乾舍于离，配日而居；坤舍于坎，配月而居之义是也。”［9］（第565页）
《系辞上传》“乐天知命故不忧”荀注云“坤建于亥，乾立于巳，阴阳孤绝，其法宜忧。坤下有伏乾，为乐天；乾下有伏巽，为知命；阴阳合居，故不忧。”［9］(第556页）
甲系统中的坤阴，通体显现于亥位，此位正系乙系统中的乾所在之位，故言“坤下有伏乾”。甲系统中的乾阳，通体显现于巳位，此位正系乙系统中的巽所在之位，故言“乾下有伏巽”。阴全显则无阳，阳全显则无阴，是谓“阴阳孤绝”。现甲系统全显之坤阴与乙系统中的乾之阳合居，甲系统全显之乾阳与乙系统中的巽之阴合居，是则“阴阳合居”而无忧矣。
荀爽将以上两个学理系统综摄、整合在一起，令十二消息卦和八卦各自所涵摄符示的动态流变型时空合一之立体宇宙图式融通为一，无疑开示了卦气宇宙图式的一种新理境。
荀爽之后，汉末的虞翻（164－233）又将汉易卦气说之理境推至其所可达之极致。此一极致之达成，主要标志有二，一为卦气静态涵摄义与动态流变互通义之开显，一为月体纳甲阴阳消息义之揭明。
虞翻令卦气静态涵摄义与动态流变互通义开显，借助的是其所发明的旁通说。
依虞氏之见，六十四卦中，凡所有同位之爻的爻性皆相反的一对卦，即构成旁通关系。如乾卦与坤卦、师卦与同人卦、复卦与姤卦等即是。而具有旁通关系的两卦之间，在静态上具有相互涵摄之关系，在动态上具有流变而互通之关系。将此说笼罩于卦气说的学理氛围下，虞氏借诠释消息卦，开示了大宇宙阴阳消息之妙义，开示了一幅完整而奇妙的总体宇宙阴阳消息图景，以及天道的多样具体而奇妙的展现形式。
《复卦》虞注云：“阳息坤，与姤旁通。”［9］(第262页）而《临卦》虞注云：“阳息至二,与遁旁通。”［9］(第222页）《泰卦》虞注云：“阳息坤。”［9］（第163页）《大壮卦》虞注云：“阳息泰也。”［9］（第333页）《夬卦》虞注云：“阳决阴，息卦也。刚决柔，与剥旁通。”［9］（第393页）《乾卦》。《姤卦》虞注云：“消卦也，与复旁通。……阴伤阳，柔消刚。”［9］（第401页）《遁卦》注云：“阴消姤二也。……以阴消阳。”［9］（第326页）《否卦》注云：“阴消乾。”［9］（第173页）《观卦》。《剥卦》虞注云：“阴消乾也，与夬旁通。以柔变刚。”［9］（第253页）《坤卦》虞注云：“以乾通坤。”［9］（第87、92页）
就静态言之，则复卦表征仲冬十一月一阳而五阴之阴阳消息常态格局，其下涵摄姤卦符示的一阴而五阳之阴阳格局；临卦表征季冬十二月二阳而四阴之阴阳消息常态格局，其下涵摄遁卦符示的二阴而四阳之阴阳格局；泰卦表征孟春正月三阳而三阴之阴阳消息常态格局，其下涵摄否卦符示的三阴而三阳之阴阳格局；大壮卦表征仲春二月四阳而二阴之阴阳消息常态格局，其下涵摄观卦符示的四阴而二阳之阴阳格局；夬卦表征季春三月五阳而一阴之阴阳消息常态格局，其下涵摄剥卦符示的五阴而一阳之阴阳格局；乾卦表征孟夏四月六阳通体全显之阴阳消息常态格局，其下涵摄坤卦符示的六阴之格局；姤卦表征仲夏五月一阴而五阳之阴阳消息常态格局，其下涵摄复卦符示的一阳而五阴之阴阳格局；遁卦表征季夏六月二阴而四阳之阴阳消息常态格局，其下涵摄临卦符示的二阳而四阴之阴阳格局；否卦表征孟秋七月三阴而三阳之阴阳消息常态格局，其下涵摄泰卦符示的三阳而三阴之阴阳格局；观卦表征仲秋八月四阴而二阳之阴阳消息常态格局，其下涵摄大壮卦符示的四阳而二阴之阴阳格局；剥卦表征季秋九月五阴而一阳之阴阳消息常态格局，其下涵摄夬卦符示的五阳而一阴之阴阳格局；坤卦表征孟冬十月六阴通体全显之阴阳消息常态格局，其下涵摄乾卦符示的六阳之格局。如是，各月消息着的阴阳，有显与隐两种存在形式。人们不仅要看到其彰显于外者，还应看到其潜隐于内者。所显部分与所隐部分量上的不同，具体昭示着阴阳力量对比之不同情势和天道展现与实现的不同态势。而各月所显与所隐之阴阳之总量，则一直处于奇妙的守恒、平衡状态与格局，这也是天道展示自身的恒常品格，是感性流变着的大宇宙的恒常品格。
就动态言之，则诸消息卦所表征的各月阴阳消息之常态格局，皆往复循环地向与其构成旁通关系的消息卦所符示的对应月阴阳消息之常态格局流变而去。兹不赘言。在此过程中，天道也相应实现着它的循环流转，并得以有不同的具体而奇妙的展现形式。
尤有进者，虞氏还系统阐发了一种消息卦生杂卦的卦变说。此说中，十二消息卦之外的另52卦，称杂卦，〖hj1．4mm〗它们分别由相应消息卦因其相关爻阴阳之一升一降、一往一来变来。在卦气说的视野下，诸消息卦表征相应月阴阳消息隐显之常态格局与情状，而由消息卦变来的诸杂卦，显然就符示着各相关月阴阳消息隐显之常态格局与情状发生变化后的更为复杂的阴阳消息隐显之格局与情状。这也生动反映了天道展现与实现的常与变，为人们更为详密准确地把握、回应天道，指明了方向。
以上种种，将卦气说的学理意蕴丰富深化到了其所处时代所可达到的顶点。
而就月体纳甲阴阳消息义之揭明问题而论，笔者已有专文详及，敬请惠阅该文，兹处不赘。［10］
综上，我们认为，正是由于孟喜以来的诸易学家之大力阐扬，包括阴阳消息之义在内的卦气说思想，在汉代易学中逐渐取得了极为显赫的基础地位，乃至使消息二字划归到了首作《易》的圣人伏羲之名下，视八卦与消息为伏羲所作的《易》教，俨然阴阳消息义、卦气说，为《易》初作时所本有之义、之说。汉末郑玄（127－200）即曾说：“虙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消、息。无文字谓之《易》。”［11］（第622页）（卷九，《系辞下传》“于是始作八卦”注引）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也称：“《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消、息。”［12］（第2135－2136页）（卷五十四，《定公四年》“夫子语我九言曰”疏）其所引《易》，或系两汉之际先后问世的《易纬》中的文字，或系郑玄论《易》中的文字。这一卦气说所涵盖的大多数内容，早已在战国、秦汉时期的相关典籍，如《管子·四时》，《黄帝内经》之《灵枢·九宫八风》，《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之《天文训》、《时则训》等中，先后出现过，只是被两汉易学家们作了新话语系统下的整合融铸与提升，并将其视为《易》符号系统的卦所涵摄符示而已。对于此一卦气说的哲理内涵，本文仅作了初步的探讨，至于对其作进一步的开掘，容俟诸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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