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络新闻媒体经过5年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网络新闻媒体的基本模式，即众多网络新闻媒体在新闻、服务的方式上趋于一致。这为我们研究网络新闻媒体提供了较为成熟的实践基础，因为网络新闻媒体基本模式的形成，也就意味着网络新闻媒体的一些本质特征得到了凸显。
本文意在通过对中国网络新闻媒体基本模式的分析，研究网络新闻媒体的主要特征。
一、中国网络新闻媒体的基本模式
根据新浪网搜索引擎的资料，中国网络新闻媒体总量为5959家，其中包括一家新闻网站不同频道的单独登录，但是根据一家新闻单位出版多种媒体出版物的做法，我们仍然可以认为一家新闻网站的不同频道是不同的媒体(见表1)。
虽然目前中国网络新闻媒体门类庞杂、数量众多，并且良莠不齐，还有很多登录的新闻网站处于“死亡”状态，但是这并不影响对中国网络新闻媒体基本模式的研究——我们将选择真正有影响的网络新闻媒体进行分类，并对其中有代表性的媒体模式进行研究。
网络新闻媒体可以按照地方性、全国性分类，还可以按照专业性、综合性分类。但是本文的目的在于研究网络新闻媒体相对于传统新闻媒体的本质特征，所以本文采用将网络新闻媒体分为传统新闻媒体举办、商业实体举办两类。本来产权并不能决定新闻媒体的本质差别，但是因为我国法律规定商业网站无新闻采访权，只能够全文采用传统新闻单位的新闻，并不得进行编辑(删改)①，所以网络新闻媒体的产权差别实际上也就代表着一种根本性的差别：新闻采访编辑权，即所谓的原创新闻权利。而这样的差别对于研究网络新闻媒体的本质极有意义。
“专题/热点新闻”包括：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3)中美撞机事件(11)反腐倡廉/大案要案(10)台湾局势与两岸关系(41)揭批“”(24)申办2008年奥运会(24)
“出版”包括：出版信息(14)出版社(654)
资料来源：新浪首页〉探索首页〉新闻媒体searchsinacomcn/search_dir/nm/2001/6/11
依据这样的思路，网络新闻媒体可以细分为如下类别：(见表2)
在这些种类的网络新闻媒体中间，真正有影响力的是有独立新闻系统的由传统新闻媒体举办的网络新闻媒体和大型商业网络新闻媒体。它们信息量大，新闻持续稳定快速，在网民中已经建立一定的信任度，因而访问数量大。依据传统新闻媒体本质研究中往往采用有巨大影响的媒体为实践基础的惯例，本文在研究网络新闻媒体中亦将以这些有巨大影响的网络新闻媒体为研究的实践起点。鉴于网络新闻媒体众多，本文具体以表2所列出的网络新闻媒体为研究的蓝本。
①这类网络新闻媒体仅仅只是传统媒体版本的电子化版本，对于研究网络新闻媒体没有什么意义，故不列为本文研究对象。
②③这类网络新闻媒体影响小，新闻量小、更新缓慢，并且大多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所以本文不列为研究对象。
这些网络新闻媒体的详细情况如下：
中国主要网络新闻媒体详情一览表
频道：以网站首页设置的频道、栏目名称为准
新闻搜索：指新闻搜索引擎
滚动新闻：指以滚动的方式更新新闻的板块
相关新闻列表：指每一条新闻的详细内容页相关新闻的列表
新闻排行：指依据网页点击数排列的访问最多的新闻
新闻专题集纳：指对重要题材设立专题，将众多的新闻信息汇集到一起
新闻调查讨论：指点击答案或简单回答的新闻调查、每条新闻在页末设有入口的讨论区
新闻图片：图片新闻报道
多媒体：视频、音频及动画新闻报道方式
直播：指对重大题材进行的文字、图片、音频或视频的即时直播
通过表3(见下页)相关项目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在10项主要网络媒体特征变量上，9家网络新闻媒体的相互比较的一个详细情况。关于“主要网络媒体特征变量”的设置，笔者是在充分浏览9家网络新闻媒体内容的基础上，并在与传统媒体的比较中设立的。当然，主要网络媒体特征变量设置本身是值得探讨的，这种探讨与对网络新闻媒体本质的认识是紧密相连的，或者说其探讨的过程就是认识网络新闻媒体本质的过程。
10项变量中，趋同率最高的依次是图片新闻、新闻搜索、相关新闻列表、滚动新闻、新闻调查和新闻讨论，趋同率较低的是新闻排行、直播和多媒体。其中多媒体和直播虽然不是网络新闻媒体常规性的新闻方式，但是几乎所有的网站都曾经播放过多媒体新闻、直播过新闻。比如新浪网播放过2002年中美撞机事件的视频节目，人民网在2000年两会报道中采用了即时连续的文字和图片报道方式进行直播。由于视频节目技术的特殊性限制、直播节目本身的选择性，使该两项的常规趋同率较低，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认为他们在网络新闻传播中具有代表性。
9家网络新闻媒体在10项主要网络媒体特征变量上的趋同勾勒出了网络新闻媒体现阶段发展的基本模式，从此我们也可以探讨网络新闻媒体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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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代指Audio音频。
②R代指Realplay视频播放。
③F代指Flas。
④⑤多媒体和直播基本上所有的网站都曾经有过，此处只列出每天都有的多媒体播放、常规性的直播。
⑥⑦该两项在新华网上只有项目名称，没有实际内容。
二、网络新闻媒体的本质特征
本质特征是涉及到社会性的根本转变、新闻观念的转变并决定网络外在特征的核心特征。从上文讨论的网络新闻媒体的基本模式出发，我们可以看到模式背后的核心特征：1.新闻搜索是为了受众快速准确地获得新闻，这与对传统新闻媒体的阅读方式是天壤之别。传统媒体是依据传者有什么新闻就什么新闻，受众及时阅读或收看，表现为新闻的及时消费。而建立在搜索引擎基础上的网络新闻媒体是受众需要什么新闻就依据搜索命令提供新闻，受众的新闻消费则是根据自身需要的时间来进行，不是及时消费；2.网络新闻媒体依据受众需要提供新闻的基础是大量(不仅数量巨大，还形态多样)新闻的汇集，这必须是远远大于传统新闻媒体信息量的极度丰富性，并且它是以网络数据库这样的技术为基础的；3.相关新闻列表、新闻专题集纳同样是为“依据受众需要提供新闻”的思路服务的，通过列出相关新闻、汇聚专题使受众的需要得到更多满足的可能性，并具有拓展受众需要从而扩大受众利益的可能性；4.新闻排行、新闻调查和讨论一方面使传者获知受众的需要，另一方面，更有意义的是使受众个体通过参与调查和讨论获知社会其他个体的态度和意见，我们可以视之为一种特殊的体现在网络上的公众舆论。在一定程度上说，了解围绕一条新闻形成的舆论比了解一条新闻本身更有价值；5.滚动新闻、直播则承续了传统媒体即时阅读新闻的方式，但在时效性上更好地满足了受众的需要。这些特征使网络新闻媒体超出了传统媒体新闻的模式，更加类似于信息咨询服务。
信息咨询业“是通过利用各种信息处理技术对各类信息开展搜集、加工、整理、分析、传递，向客户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策略、建议、规划或措施等信息产品的知识型产业”。②信息咨询服务与网络新闻媒体传播模式的最大差别在于信息咨询服务有明确的功利目的，即解决某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该问题，它需要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新闻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网络新闻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区别在于：网络新闻媒体不仅最新的新闻，还提供过时的新闻及相关的多种信息；而所有的这些信息受众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全部获得，表现出接受的巨大灵活性。
因此本文认为，网络新闻媒体的本质特征在于其是提供新闻信息服务的网络机构，而不仅仅是新闻的机构。此处“新闻信息”的概念区别于信息咨询的多种信息，有区别于传统新闻媒体强调“新鲜”的新闻(网络新闻媒体没有对“明日黄花”的鄙弃)；“服务”既区别于信息咨询的“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策略、建议、规划或措施”，也区别于传统媒体的仅仅最新新闻(网络新闻媒体的搜索引擎使“废旧报纸”的说法失去意义)。(见表4)
网络新闻媒体作为提供新闻信息服务的网络机构出现，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的形成有社会的根源，也有对于新闻观念的影响，还通过一些外在特征表现出来。
1.网络新闻媒体的社会基础：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信息社会是工业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后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工业社会中，物质资本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至关重要，表现为厂房、设备、原料等因素决定了生产的过程，其技术基础是蒸气化、电气化。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知识信息在生产中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种重要性以工业的高度发展为基础而不断增长，直到电脑、网络技术成熟应用于生产过程，才超过了物质资本对于生产力发展的贡献。工业社会也就转变为信息社会。
在信息社会，人们的生产、生活高度依赖信息的生产、传播、使用。首先是信息的数量和种类极大丰富，其次是信息的快速传播，最后也最重要的是对于信息的高效率获取和应用。信息的高效率获取和利用并不是主观愿望能够达到的，特别是应用的效率必须以高度发达的工业生产力为基础。比如我国生产力还比较落后，工业尚未充分发展，物质资本的生产能力尚未充分释放，那么信息化的管理方式所获取的丰富快捷的管理信息对于绝大部分企业来讲是毫无意义的，也就是没有效益。由此，我国很多企业的电脑网络主要成了职工进行网上娱乐的工具因而成了网络扫盲的工具也就不奇怪了。
虽然我国在总体上离信息社会尚有距离，本文对生产领域的信息网络建设也持谨慎态度，但是非生产领域的信息化(包括文化艺术、公共领域和个人娱乐消费等)却有光明的前景。我国当前网络新闻媒体的发展虽然资金底子薄，但是在新闻信息传播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就是证明。非生产领域首先步入“信息社会”，是我国网络新闻媒体存在与发展的根源。非生产领域的信息化还必须为生产领域进入“信息社会”打下基础。
从另一方面来看，新闻是人的认知能力的延伸，而网络新闻则是人的认知能力的进一步延伸。人的认知能力的第一次延伸是在资本主义革命时期，延伸的结果是近代新闻业产生，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当生产、生活向人的认知能力提出进一步延伸的要求的时候(信息咨询业的发展反映了人的认知能力进一步延伸的需要)，人的认知能力在信息技术革命时期开始第二次延伸，延伸的结果是网络新闻信息服务的产生，人类进入信息社会。
信息社会使人成了信息的寄生虫，这些虫只有在丰富的信息包围中、在高效率获取有用信息并高效率利用这些信息的时候才会感到快乐。毫无疑问，网络新闻媒体使这些虫快乐了：新闻信息极大丰富，数量巨大，多种媒体一应俱全；搜索引擎、相关新闻列表、新闻专题集纳、新闻排行使高效率获取新闻信息成为可能，而这在传统新闻媒体中是不可想象的；滚动新闻、直播满足了高效率获知最新新闻信息的需要；电脑的强大处理能力满足了高效率利用新闻信息的需要(目前还停留在copy和传送上，将来必然有大的发展)；新闻调查和讨论、新闻排行在获知公众舆论从而为个体提供公众信息参考方面提高了新闻信息的利用效率。
2.网络新闻媒体的新闻观念：新闻向新闻信息服务的转变
由于信息社会塑造了人的新闻信息需要，受众和传者的新闻观念相应发生了变化。
(1)新闻软化、泛化
我国近年来先后兴起的晚报、都市报、专业报，以及电视中大量服务、娱乐节目，都说明了新闻的内涵和外延在发生着某种变化。国外的情况也是如此，一项由美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和Medill新闻服务华盛顿局主持的对美国16家主要新闻媒体1977—1997年的6，020个新闻报道进行的研究显示，“新闻报道的重点和主题正在逐渐转向生活方式、著名人物、娱乐和名人犯罪及丑闻，而离开政治和国际事务”。③这说明，传统新闻的精髓——以关心政治为荣耀的硬新闻正在淡化。淡化不是说减少或消亡，而是说别的类型的新闻信息在增多。显现在新闻媒体上，就是媒体的功能多样化，除了让人们关心国家大事、国际事务、制造引导舆论外，它还提供娱乐、信息、咨询、服务等多种功能。媒体新闻报道的这种变化，当然不可能是某个人的决定，它只能是社会生活变化的结果。
在网络新闻媒体中，由于其技术上的优势，使新闻的软化、泛化有更精彩的表现。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的杜骏飞对网络新闻进行了这样的描述：
网络新闻向人民展示的不是单纯的新闻，而是把新闻的概念提高到一种泛信息的高度。就像我们在论述泛传播的原理时所描绘的那样，今天的新闻已经越来越多元化，并通过多元化甚至达到了实在化。它进入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使受众对世界的外观下所蕴含的各种各样的讯息都确知无疑，这正是信息化社会能够赋予这个世界非常强大的实在的动力的重要原因。从媒体运作来说，有关新闻内容的服务工作(包括新闻采访、写作和编辑)都已不能仅仅把眼光放在所谓的硬新闻上，而要把眼光投射更远，远至社会形态的各个侧面。在网络时代，你所看到的最令人称奇的传播画面是，多元化的新闻广泛涉及我们的教育、医疗、娱乐、商务……以及一切生活。④
新闻的软化、泛化使传统新闻媒体的“新闻”在信息的种类上拓展为网络新闻媒体的“新闻信息”，新闻也就转变为提供新闻信息服务。
(2)时效性观念的拓展
传统新闻观念十分强调新闻的“时效性”，今天该发而没有发的新闻，等到明天就成了所谓的“明日黄花”，而永远不能编发。过期的报纸无一例外地变成了“废旧报纸”，播出过的广播电视新闻更像逝去的清风不可追寻。但是网络新闻媒体似乎永远只有一份报纸，这份报纸没有边际，一切过时的新闻都不擦去，新的新闻一个劲地往上添加。于是，“明日黄花”依旧在这份报纸上。由于只有一份，也就没有所谓的废旧报纸。
但这又不意味着网络新闻媒体不讲究传统新闻媒体的时效性，恰恰相反，在绝对快速的时效性方面它有相对于传统新闻媒体得天独厚的优势，被杜骏飞誉为“全时性”：
(网络新闻)在时效性上一个独特的优势，被我们称之为“全时性”，今日网络新闻也往往被视之为“全时新闻报道”。⑤
滚动新闻板块、新闻的及时更新使网络新闻媒体的全时性传播得到生动实现。
这样，网络新闻媒体的新闻时效性观念在传统新闻观念的基础上大大拓展：一方面要求新的“新闻”传递更快(即时传播)；另一方面旧的“新闻”又不失去意义。
(3)受众利用新闻的方式发生转变
网络新闻媒体受众并不特地界定自己是在看新闻、还是在使用新闻，是单纯接受信息、还是在全方位地生活。⑥总之，网络新闻媒体受众利用新闻信息是自由、轻松、随意的。在时间上，受众利用新闻信息没有时间限制，不像传统新闻媒体必须定时、持续收看，比如报纸就必须每天阅读，电视必须在固定的时间收看才能了解一个主题的发展过程。而网络新闻媒体受众可以在任何他方便、想去看的时间登录网站，都一方面可以接受当时的最新信息，另一方面(更有意义)可以了解到此前该主题发展的详尽过程；在利用新闻的动机上，网络新闻媒体受众具有完全的自利，可以随心所欲，看不看有完全的自由，从而形成传与受之间平等、自由的关系。人民网也不拒绝刊登名模内衣秀的照片，就是放下了《人民日报》高高在上的党中央机关报的架子，以平等、自由的传受关系争取受众。在传者与受众两个主体的关系上，受众的主体意识增强，受众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获取新闻信息，并且自主地形成对于新闻信息的判断，而不再是被传者“灌输”和支配。受众对新闻信息的真实性、权威性的判断能力也增强，因为既破除了对媒体的迷信和依赖，又有很多途径可以对其真实性权威性进行评估，比如通过比较其他信息源的信息、搜索相关信息进行比较、参与讨论、发送E-mail求证等。
受众利用新闻信息的方式在上述三个方面的变化，形成了受众新闻观念的变化。
(4)原创新闻、独家新闻在传播中的重要性被削弱，退居次要地位
中国网络新闻媒体的一个有趣现象是，商业网络新闻媒体没有新闻原创(采访、删改)的权利，但是仍然生机蓬勃。很多人就对新浪网靠“粘”新闻而获得极高访问数表示不满和疑惑。其实，撇开原创新闻的旧框框，我们就会发现令人不满和疑惑的事实下面的规律：原创新闻对于网络新闻媒体或许并不重要，而“粘”的水平倒很可能对网络新闻媒体至关重要。
正是这一点揭开了环绕着网络新闻媒体的各种面纱，露出真实的网络新闻媒体：新闻信息的汇编、检索质量成为网络新闻媒体的生命。曾经被报纸视为生命的原创新闻、独家新闻在网络新闻媒体中失去其独特的重要性，退居次要地位(不是不重要，只是退到了第二位)。
新闻信息的汇编、检索质量直接关系到满足受众对新闻信息的大量需要、受众高效率获取和利用新闻信息的需要的程度。信息社会使主体对信息的需求在量上大大突破，大量的需求使原创新闻、独家新闻黯然失色，而大量“粘”在一起的新闻信息以其“大量”而熠熠生辉。当然，“粘”并不是简单地相加，它是极需要水平、技术支持、资金支持的一项复杂工程。从传者的角度来看，受众利用新闻信息的效率问题也就是新闻信息的汇编、检索质量问题。
为了提高新闻信息的汇编质量，网络新闻媒体提供相关新闻列表，并对很多专题信息进行集纳；为了提高检索质量，很多网络新闻媒体不惜花费巨资开发高效搜索引擎，使受众检索更加全面、快速、准确，以期为受众提供更多有用信息；为了进一步提高受众利用新闻信息的效率，有的网络新闻媒体提供个性化的汇编和检索服务，如订阅相关新闻邮件。但是目前我国网络新闻媒体在个性化服务方面发展尚不充分，这可能主要是资金和技术的问题。在其他领域，比如娱乐、商务、招聘网站，登录进入个性化页面的服务方式已经比较普遍，图书馆系统的个性化检索也有一定发展。相信随着网络新闻媒体的发展，会出现根据访问者的个体情况提供新闻信息的动态网站，以及个性化的新闻信息的检索服务。
新浪网在网络新闻媒体传播中占尽先机，正是源于它那长长的相关新闻列表、详尽的相关信息以及那准确、丰富又便于阅读的检索结果。而人民网、新华网在早期是不保留“过时”新闻的，也不提供相关新闻列表和相关信息，检索功能极弱。不过，人民网和新华网等一批网络新闻媒体很快在新闻汇编和检索方面迎头赶上。(见表5)
3.网络新闻媒体的外在特征网络新闻媒体的外在特征是由其核心特征决定的。网络新闻媒体的核心特征在于它是提供新闻信息服务的网络机构，信息社会是其社会性的根源，它还与新闻观念的一系列变化相联系，并受信息技术的支持得以实现。(见表6)
1995、1996年网络新闻媒体在中国发展以来，国内关于网络新闻媒体外在特征的描述已经相当丰富，故本文不再作详尽的论述。
注释：
①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信息产业部联合颁布的《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2000年11月7日。
②陆笑：《现代信息咨询业的发展特点与对策》，《中国信息导报》，1999年第4期。
有“第四媒体”之称的互联网迅速崛起和普及，令全世界新闻信息传播市场格局处于剧烈变动之中。早在2000年，Editor＆Pubhsher的研究结果就表明：大约1／3阅读在线电子新闻的用户对传统媒体失去了兴趣，电视收视率下降了35％，广播收听率下降了25％，报纸购买率下降了18％。网络媒体分流了广告、分流了读者、分流了眼球，甚至分流了信息源，那传统媒体的生产和增长空间在哪里?如何寻找到传统媒体新的“生长点”本文拟从传统媒体的新空间拓展方面做些思考。
一、网络媒体冲击下传统媒体的生态环境
1网络媒体的优势及其对传统媒体的巨大冲击
网络媒体进入传播领域对传统媒体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冲击波，这主要是因为网络媒体有着许多传统媒体不可比拟的优势：
第一、传播内容上，朝着丰富性、高速化、专业化发展。
传统媒体受版面或时间的限制，对新闻信息不得不进行强制性选择，它们所能传送的信息量无疑是有限的。新媒介的信息是海量的，几乎人们能想到的内容都可以不受限制，容纳能力难以估量，同时，网络媒体在信息化工具的支持下，信息更全面、史广泛，能及时，随时史新，并瞬间传遍全球。而且，随着网络服务的成熟，网上信息将逐步专门化，有利于人们查找信息。
第二、传播方式上，信息双向交互、个人化特征日益突出。
传统的大众传播是一个信息单向流动性较为明显的过程：一方面，受众只能在媒介提供的信息中被动地选择；另一方面，受众缺乏有效的反馈渠道来对媒介活动作出及时反应。而新媒介的电子邮件、电子论坛、电子公告板等均确充分的互动功能，这些都能为个人和非专业的组织、团体参与社会传播、接近新闻源和新闻发生地提供机会。网络媒体通过非线形的双向互动传播模式，让受众在主动掌握和控制信息时，还能积极参与到信息的提俱与传递中来，充分体现出现代传媒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作用，重视“人”的价值的全新理念。
第三、传播功能上，呈现出综合性、可选择性的特色。
传统媒体的功能大多是单一的，例如报纸仅供阅读，广播仅供收听，电视虽声画文并茂，但却不能用来进行信息传输或处理。网络媒体则可以综合三大传统媒体的特点，集文字、声音、图形和图像于一体，利用多媒体技术，将丰富多样的传播功能融合于一个系统之中，为受众提供全方位、多维的信息服务。使受众在网上可以有选择地浏览各方面的信息，对于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可以反复观看，还可以将有关内容下载到个人电脑上或者通过打印机打印出来。
2传统媒体依然是传播业的主体
网络传播咄咄逼人的发展态势给传统媒介带来巨大的影响和压力，但至今为止，网络媒体并投有达到在传媒界独占鳌头的地位，传统媒体的主流优势地位依然牢不可破，这主蛰是传统媒体具有网络媒体缺乏而又急需的优势：
第一、从传播主体上看，传统媒体具有权威性。
在百余年的传播实践中，传统媒体形成了一整套为社会所广泛承认的行业规范、职业道德、以及吸引和联系受众的有效机制，其信息的可信性和可确认性都大大高于处于“匿名”或“半匿名”状态的其它传播者。当网上出现大量虚假新闻和极端言论使受众感到无所适从时，或者是重大突发性事件发生时，他们更倾向于权威的主流传统媒体。特别是重大新闻的追踪式、专题式深度报道，是一般纯商业网站所不能及的。所以，传统媒体在人们心目中具有真实可信的权威性地位，有较完备的组织机构与人才网络，具有品牌效应。
第二、从传播客体上看，受众的传统消费方式仍占主导地位。
受众的消费习惯方面，基于传统媒体所表现出的方便性、经济实用性与操作性，绝大多数受众仍然喜欢翻报刊、看电视、听广播。这种传统的消费方式不仅现在占主导地位，而且会长期占主导地位。即使在网络业最发达的美国也是传统媒体占据传播业的主体，比如《今日美国》报纸的网络版发行量速增的同时，其报纸发行量也不断增长。
二、传统媒体新空间的拓展策略
媒介的发展证明了一个道理，没有一种媒介能够尽善尽美，每一种新的媒介都只是对已有媒介的补充。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兼容并进：网络媒体的发展借力传统媒体较为完备的形态、传统媒体在网络媒体推动下不断改进自身，走向完善，整合——成为必然趋势。
传统媒体在与网络媒体的整合中，如何接受挑战，如何借助网络媒体的力量，采取有效的战略、战术，充分利用好支撑在新兴媒体背后的新技术，增加互动的成分，从而提升传统媒体的价值，为自己的生存创造新空间，这是我们思考的重要问题。目前，传统媒体新空间的拓展面临着很多障碍：第一、媒体整合层次浅。第二、机制缺失。第三、缺乏有效的品牌营销手段。我们认为，可以有针对性地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尝试：
1在资源共享、资产重组的基础上，实行媒体差异化合作
在速度决定一切的网络时代里，传媒资源重组是惟一的生机。一些商业网站通过正式途径获得新闻媒体的授权，转发新闻和各类文章；作为回报，为传统媒体的网站建立镜像链接，协助媒体办网络版，合作开设专题网站等。这些合作，大大拓宽了双方的发展空间。当然这些合作毕竟还是浅层次的，真正意义上的整合应该是在资源共享、资产重组的基础上，创建一种既不同于已有的网络媒体也不同于传统媒体的全新模式的新闻媒体。千龙网和东方网的开通，是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真正意义上的互动与整合的初步探索。它们的出现，为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整合与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
2005年11月1日，太洋网与母报《广州日报》共同策划制作了一期有关广州市区南部地区生态林保护的非事件性新闻报道。在这一期报道中，《广州日报》刊出图文综合报道。设置议程、网站，开辟论坛供网民讨论；《广州日报》邀请市民参与现场讨论，网站进行同步网络直播；《广州日报》再援引网友观点，网站整合大量相关信息。这次报网合作，可以被认为是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在新闻信息整合与形态的一次初步实践。实践证明，基于传统媒体的新闻网站，并不在于简单转贴和被动等待母报的新闻，而在于走出一条“新闻信息整合——信息形态转换——差异化(个性化)新闻服务”的道路，网站可以运用网络多媒体手段将母报的新闻资源进行深度开发和二次传播，从而实现扩大母报在互联网上影响力的作用。
同样，时代华纳和美国在线的合并似乎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在未来的世纪里，网络媒体将仰赖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和资源优势实现对新闻舆论的整合，而传统媒体也将使网络强有力的技术臂膀肋下生风，形成其独特的生存方式。
2引入市场机制，增强传统媒体“网络蝶变”力。
传统媒体在竞争过程中，存在许多制约传统媒体发展的
首先是资金规模不大，融资困难。在我国，传统媒体属于国有资产，现代企业属性不明析。因此，国内媒体难以得到大规模的融资，必须通过自己的经营积累逐步壮大。日前，国内媒体的资金来源主婴靠自己的经营积累，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资金规模的不足，使得国内媒体在面对境外媒体竞争的局面下，必然底气不足，处于下风。
其次是传统的党报体系。大部分报业集团的党报的经营状况处于一般水平，对整个集团的经营贡献比重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内媒体集团的发展速度减慢了，因此，大力拓展党报的经营空间和加强党报的经营能力，应是题中之义。
所以，传统媒体要完成网络“蝶变”，除了融资以下，更重要的是要同时完成传统媒体体制上的变革。TimeWamer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成立了新媒体部门进军Internet，一开始的做法和许多传统媒体没两样——建立自己的新网站“pathfinder”，把旗下杂志的内容全搬上网络，希望读者在此即可找到所有需要的资料，结果读者把自己最爱的媒体定成“书签”后，就把“pathfinder”抛到脑后了。4年后不得不关闭网站，旗下杂志成了各自独立的网站，终于无法顺利成为TimeWamer期待中的“终点站”。TimeWarner的失败证明，商业化网站与单纯报刊网络版是具有本质区别的，旧媒体直接上网是无法达到“网络蝶变”的，只有引入市场机制，传统媒体才能增强其“蝶变”力。
3注重品牌建设和营销，提升传统媒体的竞争力。
卡普费雷在《谣言》一书中认为谣言是最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谣言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舆论现象。通常是通过口语传播的方式进行传播，虽然这样的传播效果与范围是有限的，但还是能传递信息，树立或毁坏名声。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同样没有消灭谣言，反而使谣言以更加专业化的方式进行传播。
近年来谣言借着互联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快速扩散。其影响力不再像先前的口语传播会局限于某一地理区域，它的传播范围更为广泛，传播速度更为迅速，传播路径也更为复杂。显然身处新媒体时代的谣言比起前新媒体阶段的谣言来，危害更为严重，控制也更为困难。
一、灾难谣言的定义以及产生缘由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就开始系统研究谣言，对各种谣言及其对部队和国内民众士气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G.W.Allport和L.Postman认为，谣言是与当时事件相关的命题，在某些区域的人们之间以口语传播的方式进行传播，但却缺乏相关的资料以证实其确切性。R.Knapp则认为，谣言是一种旨在使人相信的宣言，它与当前时事有关，在未经官方证实的情况下广泛流传。W.Peterson和N，Gist定义谣言是一种在人民之间私下流传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国内学者胡钰则认为谣言是一种以公开或非公开渠道传播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上诉四种定义较为接近，都涉及到谣言与现实的事或人有关联，都是为了竭力使人信服。
灾难谣言作为谣言在灾难时期的一种形式，是针对灾民对于信息需求而产生的谣言，出现在地震、水旱等天灾人祸发生后的一段时期内。但它并未脱离谣言的基本特点，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新媒体时代的灾难谣言的传播方式除了以往人际口头传播外，更加依赖于互联网络、手机等方式，在各个方面上都呈现出极为显著的增强趋势。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G.W.Allport列出了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在这个公式中指出了谣言的产生和事件的重要性与模糊性成正比关系。事件越重要而且越模糊，谣言产生的效应也就越大。当重要性与模糊性一方趋向零时，谣言也就不会产生了。卡普费雷指出，“谣言永恒的循环再现，证明它是一个深藏于集体意识中的解释系统，通过一个有利的时间而现实化的结果”。
面对灾难，民众个体往往会表现出无能为力，会缺乏安全感，人心思危。即使社会各类组织开始行动救援，但迫于共同体的共同权利意识，民众内心的困惑没有在短时间内消失。灾难谣言正是抓住能够满足民众对于了解不明朗的情况、信息缺乏的高度渴望而产生的，它也能够让在民众在谣言的传播过程中宣泄情感。
例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滋生了大量灾难谣言，诸如“大地震的发生是因为触怒了神灵”等。尽管这些谣言在事后都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但对当时唐山震区一带还是引起了恐慌。
二、新媒体时代灾难谣言传播特点
1传播渠道多元化
当互联网、手机媒体尚未勃兴之际，灾难谣言的传播通常依靠人际传播。由于人际传播的特点，传播效果与范围有所限制，主要局限于灾难发生地及其周边地区。如唐山大地震后，灾难谣言主要在其震区及周边一带传播，经过近1年的时候，才传播到其他地区。
新媒体时代灾难谣言传播途径主要分口头、互联网络、手机短信三种。除了人际传播外，传播渠道有：(1)通过网络BBS、留言板等进行群体传播。(2)通过电子邮件、QQ、MSN等即时聊天工具进行人际、群体、组织传播。(3)通过手机短信的形式进行了人际、群体传播。(4)若谣言在网络上成为热门的讨论议题时，可能成为大众媒体报道的对象。当谣言经大众媒体披露后，不使用新媒体的受众也会得知消息，使得影响的层面更为扩大。
新媒体时代，灾难谣言在虚拟环境与现实世界中同时传播，渠道也从人际传播延伸至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呈现出多元化渠道传播趋势，传播范围更大，速度更快，危害与控制难度随之加大。
2传播效果最大化
随着灾难谣言传播渠道多元化的发展，传播效果呈现出最大化。其一，现代化的通讯手段直接导致灾难谣言传播速度空前快速，以往较长的传递时间段极大地缩短。技术的保证让社会成员能在相近时间段内参与到同一事件中，增大了谣言传播的信源基数。唐山大地震后的部分谣言历经一年多才从周边地区扩散开，而汶川地震后，仅仅在几天时间内，大量灾难谣言通过各类媒介传递至各个地区，甚至于境外部分国家、地区都有所耳闻。第二，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大了人口的流动性，社会信息获知途径不再是费孝通笔下“乡土中国”中的长者口述信息的单向传递模式，社会成员间的社会联系复杂化。面对灾难，彼此会更积极地依靠各样的信息途径来进行联系，这样就导致谣言传播面较之以往更广泛。第三，同样因为通讯手段的发展，谣言内容没有了旧时口耳相传时以讹传讹的夸大化与变异性。这种高度的信息保真性使社会成员获取的信息内容也大致相同，从而间接地增加了谣言的可信性，加大了传播效果。
3传播目的多样化
灾难谣言传播的目的性呈现出多样化。(1)满足宣泄情感。在传播谣言过程中，传播者能够消除因灾难带来的无助、危机感等抑郁情感，体会到灾难涉及到了全体民众而非一个人。在灾难谣言传播过程中，能够宣泄人类面对自然灾难时所表现出的渺小与无能为力，是其快速传播的目的之一；(2)满足信息渴望。灾难的发生导致的信息闭塞，加重了人们对所处环境的探知欲和危机感。灾难谣言往往涉及一些人们感情或地理上感到亲切、关心的人或事，而且其自身也具有一定的信息量，能够满足当时人们信息缺乏的求知欲。(3)娱乐。或许并非所有人都相信灾难谣言。但是这些谣言有趣的一面成为了这些人传播的目的。同样有一部分仅仅为了转发信息而传播这些谣言，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性。(4)蛊惑人心。
灾难谣言传播目的的多样化加大了对谣言控制的难度。如果传播目的仅仅是前三类的话，谣言会因民众的兴趣减弱而在较短时间内遭到淘汰、消失。因政治目的而进行的谣言传播则是需要防范的难点与重点。
4传播主体年轻化
新媒体时代灾难谣言呈现出传播主体趋于年轻化。首先，技术手段决定主体年轻化，年轻人能够熟练地运用各种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其次，年轻人的生活与李普曼提出的“拟态环境”紧密相连，网络生活是其生活的一部分，手机短信交流是最熟悉最常用的交流方式之一。最后，大多数灾难谣青的传播都是出现在年轻人集中的网上论坛、社区、QQ群等处。这些因素使得年轻人在灾难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成为传谣信谣，甚至制造谣言的主体。
5传播内容自我消亡化
正如卡普费雷所言“所有的谣言都是注定要消亡的”。谣言具有的一些娱乐性质能够吸引公众，但正如同新闻所具有时效性，谣言自身也具有一定的时效周期。一旦公众获取了官方权威信息，失去了对谣言的兴趣，那么谣言将消失于大量的新闻信息量中。
为了能够引起民众的兴趣与好奇心，灾难谣言通常夸大其辞。一旦好奇心过去了，消退的兴趣就需要更多的刺激与夸张性来弥补。灾难谣言需要为一个小细节而夸大整个事实，这样反而导致了谣言不堪一击。
充满夸大性的灾难谣言过了时效性，一旦没有新的内容补充，其将自行消亡。
三、新媒体时代对灾难谣言的控制防范
灾难谣言在新媒体时代传播过程中体现的特点，为我们研究如何控制防范提供了依据。
1政府主流媒体加大报道力度，加快报道时间。
首先，政府主流媒体应该重视报道新闻信息的及时性。在新媒体时代，主流媒体的报道应该在灾难谣言传播之前，第一时间消除民众对于相关信息的需求。其次，主流媒体应该在民众关心的话题疑问上提供解惑答疑的功能。这样就减小了灾难谣言产生的空间。最后，主流媒体在报道新闻信息内容上应该更详尽，选取面更广泛，消除民众对于灾难认识的模糊性。根据G.w.Allport的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的公式。减小事件的模糊性将降低谣言产生的几率。
Web2，O时代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以往较高的入门门槛不复存在，人人都能在网络中信息，报道新闻。大量的灾难谣言正是通过网络这个渠道快速地传播，甚至部分门户网站成为了灾难谣言传播的阵地。网站编辑的把关人作用需要加强，不能片面地追求点击率而忽视所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即时聊天工具与手机短信传播限于当前网络管理的局限性，对于谣言内容传播的管理方式和办法有待于日后网络管理法制法规的进一步完善。
3民众媒介素养有待进一步提高
地铁剧在公共交通空间里聚集了较多的人群与注意力，在循环播放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广告效应层面的持续影响。而由于操作上的一定困难和新媒体剧广告投放商的产品定位宣传考虑，特定场所室内视听媒体的新媒体剧尚不多见，而户外大屏幕电视因为过于嘈杂的室外环境，仍未用于新媒体剧的大规模播放。不过随着技术的日益完备和视听播放平台资源的优化配置整合，这种情况或许很快就会发生变化。必须指出的一点是，网络剧、手机剧、公共视听载体剧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常常是同步进行，彼此渗透。而内容共享、平台多样、追求扩大影响，正是新媒体剧投放的主要特征。
制作力量多元：分营与交叉
新媒体剧拥有多元化的制作力量，既有视频公司的全程参与，又有来自电视台的竞争合作，还有草根大众的积极介入，网状化的制作生态格局是不可回避的生产态势。
1.两分天下：业界自制与草根自制。新媒体剧产生伊始，其草根特质令人兴奋不已。“无论你是谁，均可参与”，这样的宣传理念正是其大众化、草根化特质的体现。然而在草根参与的同时，业界参与更为稳健有力。综观目前实现广泛影响的网络剧《钱多多嫁人记》、《嘻哈四重奏》、《欢迎爱光临》等，无一不是由业界投资制作完成的。个人参与的障碍不是平台本身（因为Web2.0时代的特质意味着大众尽可以上传自己的作品博取关注），而是在其他方面：第一，资金的投入。尽管新媒体剧较以往传统电视剧的制作经费投入规模已经大大减少，然而这一趋势并不绝对化。短时长不一定就是低投入。网络剧刚出现的前几年，一集的制作费用仅仅几万元，而现在有很多视频网站自制剧已经开始往几十万元和更高的制作门槛迈进。视频网站拥有自身融资实力、前期广告投入、视频播放收费等多渠道的资金基础，使网络剧实现大制作具备了现实可能。第二，业界的资源整合和同步经营趋势。2010年之前，来自原创层面的竞争相对严重。那些迫切想从购买传统电视剧版权的高额花费中挣脱出来的视频网站，又一头扎进了竞相提高自制剧制作成本赚取宣传噱头的泥潭。目前这种情况有所改观，像华扬联众这样愿意充当“第三方”的互联网广告公司已经出现，其任务便是整合网络剧制作力量，实现资源共享，由多家视频网站联合投资，在各大视频网站上同步发行，共同分成。2012年3月，优酷网和土豆网宣布合并，对无论是经营、营销还是内容定位等层面都高度趋同的两家视频公司而言，合并的确是利益最大化的明智选择。
另外，在视频网站创立之初就存在的草根自制网络剧并未消失，它正在被整合进业界制作格局。以网络剧《大学生同居的事儿》为例。最初，大学生周林只是和几个同学制作了用DV拍摄的短片，结果上传网络之后反响火爆。随后，这些年轻人和电视台、网络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始专门从事网络剧制作。近几年，各大视频网站始终处在发掘网络视频制作人才的“猎头”状态之中，关注人气高的网友自制视频，洽谈合作计划。像土豆网“橙色盒子”计划中的“6号仓库”规划便宣称“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在这里寻找自己的位置”。在新媒体剧制作层面，草根是被作为创意、人才资源储备来对待的。当草根成为业界的一部分，那些原本远离制作的“散兵游勇”会迅速被整合进影视市场的洪流之中，瓦解掉曾经的身份，为主流的影视制作提供新鲜血液。
2.双向合作：电视台与网络媒体的合作。电视台与网络媒体在新媒体剧生产层面正在深度合作。网络媒体打造自制剧试图逐渐培育自身独立的内容能力，电视台则力图保证自己的收视率，继续吸引大众关注，于是一些“视网联动”的新媒体剧应运而生。如今，许多新媒体剧实现了从新媒体平台逆流到电视平台播放（如凤凰网的《Y.E.A.H》）；或者由电视平台播放转向网络版和手机版的制作（如《爱情公寓》）；也有电视平台和新媒体平台深度合作、联合制作并实现了电视+新媒体多平台播出的情况。2009年，浙江电视台影视娱乐频道与新浪网合作完成新媒体剧《因为•爱》，试图实现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双赢。2010年，优酷网整合网络剧、网络综艺节目推出“恋爱季”的主题活动，联合安徽卫视和湖南卫视，互为补充，同时推出。以上尝试都取得了良好效果，像《因为•爱》便一举实现平均3.8%的电视收视率和新浪网单日点击量过万的双丰收。2011年5月初，《钱多多嫁人记》登陆数字电视频道，在全国20余家省市电视台播放。同年6月，搜狐视频多部自制剧登陆CMMB，成为手机电视的内容提供商。而土豆网则将合作的目标延伸到了中国台湾地区。2011年9月，土豆网与台北中视传媒签订长期策略合作意向书，其自制偶像剧《爱啊哎呀，我愿意》在开拍时便瞄准了台湾地区的电视播出平台。2011年10月，旅游卫视开办《网剧来了》栏目，开播内容选用《钱多多嫁人记》、《疯狂办公室》等剧集。该栏目的创立代表着电视台求新突破，试图以网络剧内容竞争频道收视率的愿望。电视台和网络拥有各自受众群体，二者之间的合作可以提高节目的覆盖面，聚集拥有不同收视习惯的观众，将节目的多次传播嵌合于多个平台，优化视频资源配置。影视剧集的播放平台并不仅仅是竞争的关系，电视台和新媒体之间既有原来的影视内容买卖，也有目前的平台合作。在未来，电视台和网络、手机、公共视听载体的合作必将进一步深化，有望看到全媒体播放的深度跨界作品。
目前的网络剧大多由视频网和影视公司策划制作，但是电视台传统电视剧制作播放的龙头地位仍未改变，它与视频网站的合作在未来还会进一步深化。国外的情况大致相似。美国三大商业广播公司之一的NBC便积极打造自己的网站，在建立数字平台的同时还与AOL、Myspace、MSN等网络门户合作，全方位展示自己的节目内容。维亚康姆旗下的MTV网站上专门提供用户原创视频，实践视频门户功能。国内电视台近年来几乎都成立了自己的专属网站，提供电视频道节目的部分内容。电视台自身的网页具备了与电视台实体勾连的品牌实力、电视节目内容优势、资金技术和版权优势，然而这些优势同时又是双刃剑。电视台的品牌实力和电视节目优势会让大部分希望看到创新、即时、富有创意的视频的观众敬而远之，而视频网站的草根定位、原创内容和品牌形象往往更能吸引网民。尽管电视媒体的专属网页同样可以实现这些功能，但是一方面出于电视台的自身定位和制作特点，另一方面出于既有体制下的惰性思维，目前电视台网页仍主要承担着电视节目内容吹鼓手的功能，缺乏网页内容的独立原创制作。值得注意的是，电视台目前已经开始重视网络剧的发掘，购买一些热门网络剧在电视频道播放，将其整合进电视节目的范围之内。此外，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网络电视已经形成规模。这其中包括：人民网、新华网视频业务和由各级电视台开办的视频网站；由商业门户网站开设的视频业务，如搜狐视频等；由商业垂直网站如优酷土豆网、PPTV等提供的电视节目回看或在线播放等。在这样“三分天下”的网络电视阵营中，新媒体剧正在成为网络电视节目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静态观看到双向互动：互动剧
依托于Web2.0的交互特质，新媒体剧具备鲜明的互动性叙事文本特点，不再是静态的被动观看，而是主动选择的点播行为，打破了传统电视剧的单向观看模式。在网络通畅的条件下，用户可以选择任何网络剧，不限次数，从片头、片尾或者片中任何位置开始观看。在博客、微博、手机互动平台的支持下，观众可以即时发表评论并交换看法，也可与投资方提供的信息交流碰撞，甚至和原创团队、明星演员进行交流。2008年，由凤凰网策划推出的网络剧《Y.E.A.H》中，采用了由观众选择决定剧情走向的模式。《Y.E.A.H》每周播出5集，新一周的剧情由上周周末观众投票结果决定。摄制组预先摄制了多种剧情发展模式并提前拍摄完成，根据观众投票来选择具体播出内容。网友在掌控剧情的中持续关注该剧，一度表现出了巨大的参与热情和澎湃的原创能力。2008年至2009年，香港林氏兄弟制作的两部互动剧《电车男追女记》和《宅男最后的120个小时》先后推出，剧中广泛采取“A或B”的选择方式，以便由网友掌控剧情，推出后引发了广大网民参与体验。
需要指出的是，当下国内新媒体剧在这方面的尝试还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仍有不少问题需要探索。比如，观众的创造一旦超出原有构想的框架范围该如何解决？观众除了“选择选项”之外是否还可以实现更加随意化的即时性创作？技术层面是否可以实现类似游戏叙事的多空间、多线索并存？此外，新媒体剧的互动性还体现在多个方面：
交互设计方法体系
交互设计是以客户为基础，提供有效、高效，有用、可用和易被采纳的服务设计。参与用户调研融入用户体验是非常必要的，交互设计者要收集调研资料，统计体验回馈，进而调整产品的战略战术。多数用户需要轻松且解决问题的体验，“轻松”是对于用户来说的。为此，设计者应该调动一切力量，去完成并提供这样的体验。产品是没有生命的，需要设计师去定义，去赋予它生命，而且在用户需求基础上使产品具有独特的表现力。例如手媒产品，产品本身的反馈机制用户在一个页面逗留多久，在观看图表的哪个节点退出，这些信息就像被安排好的有秩序的邮件，最终传输到终端处理器，但最后出来的结果和用户的真实需求不符，表述不清，逻辑性混乱，相反还会给用户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再例如，乘坐地铁需要通过售票机，点击目的地，投币购票，然后拿着票进站上车，如果这一流程清晰合理，顺畅无碍，那么它也是一个合理可行的交互设计，服务也就达到了目的。分析数据也可以算是了解用户需求的一个途径，但数据往往与用户想要的相差甚远，所以设计团队要注意每个细节，而且在收集整理数据之后要做及时调整。总结以上，设计者如完成良好的设计必应思考五个原则，以用户为中心，团队合力创造，按顺序执行，真实呈现，顾全整体性。
创新思维与创新方法的研究
如何设计一个体验良好的不对等沟通机制，是信息与交互设计的关键，我们需要一个或多个创新的思维和创新的思维方法。现今的产品，服务与系统越来越适应使用需要情境和积极主动地配合用户的行为动作，甚至为用户想到下一步的预案。新式的交互方式开始转变人们对传统产品设计的认识，例如用双手多点触摸的方式放大照片，用手在空中上下划动的方式，滚动网页相对于滑动鼠标滚动方式，这些设计是基于人的行为习惯创造出来的，让用户感到心切，操作愉悦。交互加入体感手段，这便是是通过看得见，摸得着实体交互设计帮助用户和产品，服务与系统交流的手段。体感交互意味着人体与有形物体的交互，在体感UI里一定会找到可握持和可触摸的元素。相对于基于电脑屏幕的人机交互而言，会更有效地帮助设计开发和提高用户与产品的交互模式，因为体感交互显得更亲密，更简单，更通情达理和更具有美学意义。
用户在服务过程中，以时间为维度与相关触点产生关系并形成体验，从服务前的期待到服务中的体验再到服务后的评价，形成服务的闭环。不要在意用户提出的具体产品功能，抓住他们真正想要的。用户要的是能争取最大利益，要的是稳定和高质量，要的是全世界都能看到他们的信息出现在各个媒体上，并有效的传播，这些需求才是我们真正的关注点。
中国的国际交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如何发挥传播媒介的作用,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增进了解,减少摩擦,消除误解,互利共赢,成为大众传播媒介关注的一个新的课题。
海外华人华侨是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和平使者,是中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海外族群之一。在过去30年里,海外华人身体力行,让中国与世界汇聚在一起,为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推动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的积极的贡献。海外华文媒体是连接海外华人与祖国和所在国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它服务于海外华人,在满足海外华人的精神需求和信息需求方面有着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如何充分发挥海外华文媒体的作用,服务海外华人,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增加海外华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中国对外传播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新闻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海外华文网络媒体是全球中文网络媒体的发端。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留美学生就开始了利用互联网与远方同学进行交流的尝试。1989年,北美的中国留学生们创办了第一个英语华人网络电子刊物,1991年创办了全球第一份中文电子刊物,1992年创办了全球第一个中文网络论坛。海外华文网络媒体在中国留学生和海外华人中不断发展壮大,与传统的海外华文报业和广播电视相互影响,并行发展。由于传统海外华文报业受到地域限制,只能在华人集中的大都市发展,而传统的广播电视受到转播条件的限制,今天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华人仍旧看不到华文报纸,也没有华文的广播电视。唯有网络媒体具有超越时间、超越地域的特点,而且信息及时迅速又便于随时反馈意见,加上海外华人新移民多为上网族,目前海外华文网络媒体已经成为海外华人最主要的信息交流平台,形成了遍及全球五大洲庞大的华文网络媒体群。
有关海外华文媒体研究,起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二战后期新加坡出现了一批研究学者,出版了一些学术研究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出现了一些研究海外华文媒体的学者和专著,方积根、胡文英:《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新华出版社,1989年)、杨力:《海外华文报业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王士谷:《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新华出版社,1998年)、王士谷:《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程曼丽:《海外华文传媒研究》(新华出版社,2001年)、彭伟步:《海外华文传媒概论》(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专著,还有数量可观的发表在各种学术刊物的专题研究论文,都对海外华文媒体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本世纪以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新闻社分别主办了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特别是中国新闻社,自2001年始,每两年一届,已经主办了4届论坛,海内外华文媒体同业聚集一堂,加强联谊与合作,共同探讨经济全球化及文化多元化两大趋势下海外华文传媒如何应对和变化,海外华人媒体的历史与现状、跨文化传播等诸多论题。中国新闻社编辑出版了华文传媒论坛论文集和世界华文传媒年鉴,为深入研究海外华文媒体奠定了基础。
稍感不足的是,过去出版的专著和学术论文中,侧重于研究东南亚和新加坡华文媒体的居多,对于美洲、欧洲、澳洲等地华文媒体研究不足;侧重于历史研究,对于最近30年海外华文媒体发展变化研究不足;侧重于对海外华文报业的研究,对于网络媒体、广播电视等媒体研究不足。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的由美籍华人李大玖撰写的专著《海外华文网络媒体――跨文化语境》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作者曾经在美国华文媒体新闻第一线工作多年,从记者到副总编,熟悉和了解海外华文媒体的各个工作环节和运作方式,作者以跨文化视角和传播学理论研究探讨海外华文网络媒体的产生、繁荣与发展的社会因素与文化背景,以新思路开拓了海外华文媒体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方向:
研究范畴的拓展
1.媒体研究范畴的拓展:新书将海外华文媒体作为一个独立的具有跨文化传播特点的大众媒介的特殊传播体系进行研究。以前的学者多数将海外华文媒体视为中国新闻史的海外分支,其研究对象多数限于狭义的海外华文媒体――由海外华人创办的在中国内地、香港、台湾、澳门两岸四地以外地区发行的报业。新书以海外华人网站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海外华人创办的报纸和电视广播,将海外华文媒体的定义拓展为所有在两岸四地以外出版发行的以汉语言为传播媒介的大众传播媒介,将中国留学生创办的华文网络媒体和海外有影响力的各种英文媒体的中文版(如华尔街日报、BBC、金融时报等)都纳入了研究范畴。将海外华文媒体作为一个独立的大众媒介传播体系进行研究,突出了海外华文媒体的跨文化传播的特殊性;将同一媒介市场环境中各种不同背景,不同类型的报纸、网站、广播电视都纳入海外华文媒体的研究范畴,有利于以大众传播学理论分析各种不同背景不同类型的海外华文媒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有利于研究海外华文媒体的基本特征、社会人文环境及其市场运作机制,有利于全面地分析研究海外华文媒体产生、生存及发展的规律。新书将海外华文网络媒体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最近数十年,海外华文网络媒体蓬勃发展,已经成为海外华人新移民舆论最大的集散地与整合地。
2.受众研究范围的拓展:关于“海外华人”有诸多不同的定义和解释,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辞海》对“海外华人”、“华侨”都有严格的界定:“海外华人”是“已经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中国血统的人,是外国公民,亦称外籍华人”;“华侨”“指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这是狭义意义上的“海外华人”和“华侨”,以是否获得外国国籍和外国永久居留身份为区隔。海外的词典字典百科全书多从血缘和民族性来界定,牛津字典“华人(Chinese)”定义为“A native or national of China”或者 “Person of Chinese descent”,“A native or national”可以有多种翻译,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翻译,都是以民族和血缘、祖籍加以区分和界定。美国人口普查以“Chinese”统称所有具有中华民族血缘的人;美国政府将人口按种族分为六大类:白人或高加索种人;黑人、非洲裔美国人或具有黑人血统的人;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亚洲人;夏威夷原住民和其他太平洋岛民;其他种族。这是因为当海外华人置身于一个与其他民族杂处的社会环境中时,“Chinese”就不再是一个狭义的定义,而被视为一个整体概念,并以此区别于其他族群,其自身的独特身份、是否持有中国护照,是留学生还是已经在当地居留多年等等反而被忽略不计了。新书采用美国国家人口局的分类,以“海外华人”泛指所有居住在两岸四地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将所有在两岸四地以外居留的华人都纳入研究范畴,不仅能够适应海外华人人口结构的发展变化,而且便于从大众传播学的角度进行受众研究。最近30年,欧美等国海外华人新移民人口成倍增长,已经成为海外华文媒体受众的主流。只要他/她具有中华民族血缘,能够阅读中文,都有可能是海外华文媒体的受众,都应该被纳入海外华文媒体受众的研究范畴,无论他/她持有什么样的身份或者签证,无论他/她以什么样的目的长期或短期旅居海外。
资料搜集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我国学者王士谷、程曼丽等人在海外华文媒体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海外华文媒体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于海外华文媒体分布在全球五大洲,而且历史跨度近两百年,因此资料搜集整理非常困难,第一手资料搜集整理更加困难。互联网是一种新兴媒体,由于缺乏专业的资料保存系统,很多网络媒体的资料已经永远消失了,为研究网络媒体发展史带来相当大的难度。新书的作者主要研究对象是最近20年崛起于海外的华文网络媒体,在IT行业专业技术人员的帮助下,搜集了大量的网络资料,并通过访谈和实地调查等多种方式大量收集第一手资料,同时利用一些著名的网络评估公司的资料多方面加以补充相互印证,是迄今为止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海外华文网络媒体的专著。特别是新书搜集并保留了大量的海外华文网络媒体创始时期的资料,弥足珍贵。
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新思维
海外华文媒体具有双重或多重文化背景,如果忽略其跨文化传播特征,忽略海外华文媒体与中国内地媒体的差距,很容易陷入泥潭甚至误导读者。新书将研究对象还原于跨文化语境中,有利于更准确把握海外华文媒体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规律。
最近数十年,新闻学、传播学和跨文化传播领域都出现了大量新的研究成果,如何将新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新闻史研究是一个新课题,也是深入进行新闻史研究所必须面临的问题。《海外华文网络媒体――跨文化语境》的作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积极尝试。
一、借异而识同
“媒介即讯息”包括“人的延伸”“媒介技术论”“新尺度”“媒介感知论”和“媒介环境论”等诸多内容，这一理论使我国当代文学理论产生了诸多新变。
（一）文学理论的变化
受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影响，我国当代文学理论教材新增了关于媒介的篇目，具体有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王一川《文学理论》、佘向军和成远镜主编的《文学理论》以及陶东风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等。限于篇幅，不便逐一展开列举。这些教材都受到了“媒介即讯息”观点的影响。总体来说，媒介理论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媒介新尺度”引发文学本身的种种变化。在文学构成论中，新增了电子媒介或影视文学等内容，文学活动论中出现了现代传媒与文学发展的内容，这些变化都促使文学创作出现新的文学标准，即以媒介传播为准则。当代文学理论教材中设置专章论述电子时代的文学，意在说明如今是一个电子媒介占主导权的时代。“在以影像为主导的文化工业影响下，不少作家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根据影视剧的特色在自己的创作中展开想象和叙述。”［1］（P114-115）不少作家创作便于影视改编的文本作品，文学生产和文学接受及其关系也在发生着颠覆性变革。正如麦克卢汉所说的那样，“所谓媒介即是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物中引进一种新尺度”，“任何媒介或技术的‘讯息’，是由它引入的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2］（P33）。文学的语言、文本、形式及内容在创作过程中要考虑其媒介的传播特性，以便创作出更好更符合大众口味的作品，故媒介传播成为电媒时代文学创作的新尺度。其次，“媒介即讯息”丰富了文学理论内容，拓宽了当代文学的研究领域。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既包含技术美学理论，也包含形式美学内涵，因为麦克卢汉正是从新批评的美学原则来对媒介问题进行讨论的［3］。麦克卢汉的媒介形式在文学理论教材中具体表现为文学形式的变化。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文学表现形式也出现很大变化，由以前的纸媒时代，到如今盛行的各种电子读物、影视作品甚至各种小视频，都是新时代的文学表现形式。有些作家或评论家利用微信公众号或微博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拉近与受众的距离。
（二）理论和思维的延伸
“媒介即讯息”理论衍生了许多研究文学的新理论，如媒介存在论、媒介哲学论、媒介技术美学论等。例如：王一川提出“文学媒介论”，他说在《庄子天道》中早就指出书是用于传输的媒介，而书中的语言在于其所呈现的意义，当时的书是用于传输语言的媒介，即“媒介优先”。若从形而上的角度看，“媒介”就是一种形式，而媒介所传达的信息即为内容，用于呈现意义的语言也是内容。但麦克卢汉并不认为如此，他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和技术的同一，具有整体性，即技术是人感官的延伸，而不是外在于人的冰冷“工具”。其整体性思维对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也有所启示。麦克卢汉认为：“每一种新的影响所改变的都是所有感知之间的比率。”这是整体性思维的第一层内容，即在处理问题如技术的后果时所采取的一种联系的、相互作用的和系统性的观点和方法论［4］。可见，“媒介即讯息”成为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方法论，也提供了许多文学研究的新思维。
二、籍无而得有
麦克卢汉善于考察媒介构成的环境，并将其分为主体感知环境和客体社会环境两大部分。我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急需研究者们精准地感知电子媒介的社会环境下所创造出的文学作品的价值，故反思“媒介环境论”对我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影响不容忽视。
（一）正视“媒介即讯息”对文学理论的影响
“媒介环境论”是“媒介即讯息”的内容之一，它对我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环境的营造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王咏梅［5］学者在《现代文艺学范式的媒介中心论转向》一文中指出，从文艺学学科建构及发展的角度看，有两个方面的理论成果尤为突出：第一，文艺传播学的建立与文学传播媒介的兴起；第二，“媒介诗学”的出场与本体论文学媒介观的建立。关于第一方面，目前出版了许多关于文艺传播媒介学的著作，如孙宜君的《文艺传播学》、文言的《文学传播学引论》等。关于第二方面，最具标志性的是张邦卫提出了“媒介诗学”理论。面对消极影响，我们要正视其存在，通过其他途径弥补不足。王咏梅呼吁理论家和作家们在强调传播媒介的同时不要忽略文学表现媒介的研究特质。金惠敏先生在《关于麦克卢汉的研究》一文中也提到：“我们的目的不只是考古式地复原麦克卢汉，而且还有企划将麦克卢汉作为一种值得借鉴的媒介研究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美学，就是人文，就是文化。”［6］旨在说明，研究者不仅要了解媒介的内容，更要学习其中蕴藏的研究方法，创作独具特色的当论作品，最重要的是结合当下的社会环境。我们要正视“媒介即讯息”带给我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价值。张利群先生基于麦克卢汉媒介理论提出了文学媒介生产论，更加系统地将文学和媒介相结合，凸显了媒介在文学中的地位作用，以便加速建构体系完善的文学理论批评机制。文学媒介生产论相对注重文学生产与消费这一过程，根据这一过程可判断受众的反应（受众审美），受众的审美会反作用于文学创作，故媒介即讯息理论自带文学价值。正如受众推动了许多短视频、直播平台的兴起，随着媒介的进化，受众的审美水平也在提高。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理论自身具有文学性，他说一切媒介均是主体感官的延伸，而感官是受众审美能力的体现，审美需要主体充分调动其感官，这也是进行文学创造活动的基本要求。
（二）共同打造文学理论新环境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提出，媒介技术在分化，而文化在融合。新旧媒介融合发展是当下媒介现状的主旋律，随着融合进入纵深阶段，探索媒介融合的深层规律已成为重要议题。本文通过分析媒介间性（intermediality）理论在西方学术界的发展脉络，挖掘其在新旧媒介融合传播中的新价值，并将媒介间性视为重新理解和诠释媒介融合的一个理论维度，探讨其在当下重新获得新概念内涵的可能。
对于媒介间性概念的来源，学术界说法不一、争论颇多，最典型的现象就是它经常被当做一个新发明的概念。实际上，作为一个术语，媒介间性在西方学术界有二十余年的历史，在人文艺术多个领域形成丰富的理论传统，但其在传播学领域尚属新兴概念。《英汉大词典》对媒介间性intermediality的前缀“inter-”的解释为：1.表示相互；2.表示“在…中间”，“在…之间”，“在…内”，因此中文文献中的intermediality有两种译法：“互媒体性”和“媒介间性”，本文采用第二种译法。在概念内涵上，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有重合之处，两者都关注新旧媒介之间关系。不同的是，媒介融合侧重媒介技术维度的关系，而媒介间性则侧重媒介文化维度的关系。维尔纳・沃尔夫（Wenner Wolf）认为，广义的媒介间性涵盖了不同媒介间的任何关系，狭义的媒介间性则聚焦人类艺术作品中一种以上媒介参与的现象。
作为一个舶来品，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两个概念发生联系是一个新现象。自2010年始，为了更为清晰地阐释媒介间性的内涵，研究者们常常将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相提并论，这个做法回应了数字技术引发的媒介边界消解现象：一方面产生了融合的数字终端，另一方面则是同样的信息或内容在不同媒介之间穿梭游移。媒介融合关注前者，而媒介间性关注后者。在理论前提上，媒介融合被视为具有浓厚的技术中心论色彩，而媒介间性则被视为具有文化中心论背景，两者既有区别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的关系浅析
对于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之间的关系存在多种说法，有人认为媒介间性是媒介融合的补充，即“补充说”；有人认为媒介间性不仅是一个学术概念，而且是一种理论和方法论，其解释力在传播研究中超越后者，即“超越说”。对于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的理论倾向，还分别存在“技术中心论”与“文化中心论”的说法。
“补充说”认为，媒介融合关注的是传统媒体如何利用新媒体技术实现自身进化，而媒介间性关注媒体间相互作用力所产生的传播效应，可以与媒介融合形成补充关系。每一种新媒体与旧媒体之间都存在密切的联系，而这种相互关系以具有强大冲击力的新媒体的作用为中心，具有各种媒体在震荡的媒体环境中寻求新的平衡关系的特点。而“超越说”则认为，媒介融合理论充满技术乌托邦色彩，在当下新旧媒介并存的环境中存在局限，其根本缺陷在于掩盖了媒介数字化变革中内在的结构性变化与社会性变化，通过强化同质性的过程，媒介融合模糊了媒介变革中的区隔性，所有的现象被同一个概念覆盖。而媒介间性则更多将注意力放在传播环境的特殊性中，因此能够超越媒介融合的缺陷。芬兰学者尤哈・海尔克曼认为，“媒介间性比媒介融合提供了更为有用和有效的方法，用以分析媒介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影响与后果。媒介间性的概念更加注重于变幻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中媒介形式的持续性和媒介的结合与再结合（articulation and re-articulation）”。
由于历史背景与理论传统的差异，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代表着不同的媒介观。尤哈・海尔克曼（Juha Herkman）提出，媒介融合是技术中心论，而媒介间性是文化中心论（表1）。
媒介融合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伴随媒介数字化而兴起的概念，一般被认为由美国未来学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olas Negroponte）提出。此后，媒介融合成为一个兼容并包的概念，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为传播学与媒介产业研究中的热门术语。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伊索尔・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在《自由的科技》一书中提出，技术驱动的整合一直是媒介融合概念的主要面向。由此，媒介融合披上了技术决定论色彩。不同于前者，媒介间性发端于人文艺术领域，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为文学、文化、戏剧电影等研究领域的热门术语，因此披上了文化决定论色彩。
在历史上，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有过多重交叉，但其重心与媒体融合倒是恰恰相反：媒介融合强调的是技术视野下的媒介共性，媒介间性强调的是文化视野下的媒介边界。而在宏观意义上，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并不矛盾，可以共同指向未来“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由此，媒介间性可以成为重新理解与诠释媒介融合的另一个维度。
二、媒介间性概念起源与发展
（一）媒介间性的起源
媒介间性的源头曾被视作一种艺术创作思潮。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媒介间性起源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来源于激浪艺术家迪克・黑根斯（Dick Higgins）的跨媒介（intermedia）创作理念及相关论著。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对于媒介间性的讨论集中在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艺术中，聚焦于文本与形象之间的关系。作为学术术语，媒介间性出现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其跨学科之旅中，媒介间性首先受到电影研究热烈拥抱，戏剧研究也对其展开正式讨论，由于其概念背景原因，文学研究是否已全面接受此概念则尚不明确。
在文学领域，媒介间性被视为二十世纪末期英国文学研究中的一种跨媒介转向（intermedialturn），在这个范式中，研究者倡导于以文学为中心，用媒介间性概念探讨文学与多种媒介之间的多重交叉关系。而文化研究对于媒介间性的系统性分析始于对数字化和互联网的讨论，主要聚焦在它对于文本的影响。通过媒介间性概念，文本间性的概念被扩展，应用到数字互联网文本形式的分析中。而在艺术研究领域，媒介间性被认为是二十世纪艺术与媒介研究的主流，其概念历史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学者倾向于将媒介间性视为一种更为宽泛的思潮，所有后现代艺术和媒介均席卷其中。
对媒介间性的讨论是二十世纪末期欧美人文艺术研究领域的一个理论转型现象，其背景是媒介数字化浪潮对文学和艺术生产领域形成全面影响，是学术界对于媒介技术变迁驱动文学艺术生产转型的回应。而现在，以往对于媒介间性的定义开始面临挑战，越演越烈的“后媒介”环境将为媒介间性带来新的理论空间，同时媒介的商业化、全球化、数字化趋势，更使其作为一种跨学科理论愈发凸显出来。
（二）本体与融合：作为艺术（文本）生产方式的媒介间性
媒介间性与戏剧电影研究颇有渊源，许多研究者推崇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认为媒介在艺术（或文本）生产中具有决定性作用。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自己独特的媒介，这种媒介将艺术与其他艺术形式区别开来。克里斯托弗.B.巴姆（Christopher B.Balme）曾总结三种“媒介间性”研究的范畴：1.一个创作主题从一种媒介转移到另外一种媒介；2.媒介间性作为文本间性的一种特殊形态；3.在不同的媒介中，对某一种特定媒介的美学传统进行再创造（re-creation）。另外，研究者对于媒介间性的讨论充满本体论色彩，延斯・施勒特（Jens SchrOter）认为，媒介间性意味着对媒介的重新界定，一种媒介只有在与其他媒介发生联系时才能界定此媒介的本体，单独对一个特定的媒介下定义是不可能的，除非拿它与其他媒介相比较。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媒介定义模糊是常出现的问题之一。尤哈・海尔克曼认为，媒介间性理论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通过媒介相互之间的作用和联系来界定某种特定的媒介，“预设不同媒介之间存在这么一种关系（媒介间性，笔者注），媒介身份才能通过相互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被认可和被阐释。对媒介身份的重要思考是媒介间性研究方法的关键所在。”对某种媒介进行界定时，媒介间性会将媒介置于某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对媒介的定义来自于媒介与其他媒介作为比较研究时产生的意义，有利于研究者沿着历史脉络梳理某种媒介在不同社会情境或媒介环境中与其他媒介的关系，进而探索媒介身份及价值回归。例如，在对电视媒介的阐释中，学者菲利普・奥斯兰德（Philip Auslander）曾通过电视与其他媒介进行对比得出结论，认为电视是电影、戏剧、广播等媒介的融合形式。“电视不仅仅是简单地改变了现有的媒介形式（戏剧、电影、广播），而是改变和融合它们，把它们变成不一样的东西。”
在此范式中，媒介“边界”（boundary/border）的穿透是媒介间性概念的基本范畴，而近十年间，随着电子媒介的迅速发展，媒介与艺术的边界逐渐模糊，以往媒介间性概念中的媒介“边界”穿透的标准不再适用。在2010左右，媒介间性研究出现新的趋势，媒介“边界”讨论再次出现热潮。尤尔根.E.米勒（J n rgenE.M ti ller）论述认为，媒介间性是对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杂交”（media hybridity）的延展，麦克卢汉暗示媒介之间有固定的边界，而媒介“杂交”概念对于跨媒介研究来说非常狭隘，而媒介间性包含了跨媒介过程的社会功能层面，该层面与媒介地图中的文化技术互动相联系。劳斯・埃勒斯特罗姆（Larse EllestrOm）认为，媒介与媒介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交叉，而非相互隔绝的，“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媒介间性是已经建立的媒介边界被穿透的结果，实际上，媒介边界并不天然存在，但是为了解释媒介间性，我们需要讨论边界。”上述在本体论意义上对媒介边界的讨论丰富了媒介间性的内涵，对于如何解释融合背景下新旧媒介之间边界消失的现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它或许暗示着，媒介间性研究的重心将是技术融合之后新旧媒介在内容生产与传播领域的新现象。
（三）意义与融合：作为文本间性延展的媒介间性
在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媒介间性被视为文本间性在媒介范畴内的延展或创新。在这个范式之中，研究者首先反对抛弃文本、或背离以文本为中心去研究“文本一媒介”的关系。维尔纳・沃尔夫（Werner Wolf）认为，媒介间性的概念不是一个理论上的假想物，而是来自文学与媒介的关系，“在历史上和当代现实中有实质上的根基，上千年来被我们称之为文学的东西，与其他媒介发生了多重交叉关系。”其次，研究者还将媒介间性视为一个可与文本间性相对应、相比较的概念。“文本间性认为所有的文本都和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都是有迹可循的，对于媒介间性来说，媒介来也是如此。”“（媒介间性）在广泛的意义上，也是我们这里所认可的，是文本间性之与媒介的对等概念，它涵盖了不同媒介间的任何关系。”
文本间性概念指向媒介维度，最早可见于约翰・菲斯克（John Fisk）对文本间性的阐释，他将大众文化文本的文本间性分为水平和垂直两个纬度。文化学者米克・莱赫托宁（MikkoLehtonen）认为，垂直文本间性因文本与传播媒介发生联系，因而与媒介间性概念联系更为紧密。“在文本间性的概念中，所有的文本在阅读中都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文本发生联系，文本知识被读者所拥有。媒介间性的概念转而表明，这些其他的文本、以及文本知识，并非一定或必须来自于相同的媒介。”因此，他将媒介间性定义为“超越媒介边界的文本间性”（图1）。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对文本间性的讨论，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上，都在试图阐释跨媒介理论。尤其是在九十年代，媒介间性实际上顺着巴赫金的对话概念与克斯提娃的文本间性理论，为这两者提供了基础条件（Irina 0.Rajewsky，2005）。在国内，媒介间性亦被认为源自巴赫金或克里斯提娃，也是因为其与文本间性长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这种说法遭遇到广泛批评，克里斯托弗.B.巴姆批评文本间性限制了媒介间性的空间，或者使得媒介间性泛化。尤哈・海尔克曼（Juha Herkman）批评这种思路是特定领域的学者为保持学科纯粹性的思路，媒介间性应与文本间性这些概念区别开来，如果可以被作为一种不同媒介间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关系而被广泛理解，它将会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概念。杨霜也认为，媒介间性与文本间性有着共通的思维角度，同样具有反权威、反逻辑、去除中心、消融界限的特征，但如果涉及到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关系研究，互媒体性（媒介间性的另外一种译法，笔者注）比文本间性涵盖的内容与形式更为多样，影响力也更为强大。
（四）融合与文化：作为媒介认同机制的媒介间性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之下，媒介间性研究开始关注新旧媒介边界消失之后发生的文化融合现象，如信息的穿梭游移、意见的冲突协商，意义的逐渐趋同。亨利・詹金斯曾提出的融合文化（convergence culture）概念，将媒介融合视为一个文化转向、一个消费者驱动的机制。消费者移民式穿梭于各种媒介，通过互动与集体智慧建构自己的神话，构成媒介文化的新面貌。“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一切，每一个人知道一点，如果我们能倾泻我们的信息、合并我们的技能，我们就可以将碎片放在一起。”媒介融合中的文化转向促使我们思考，在一个重大媒介事件中，哪些媒介或传播主体能起到沟通、协调和整合的作用？
传播学领域中的媒介间性研究往往聚焦于此。例如，尤哈・海尔克曼曾研究2006-2008年芬兰政治选举，结论是芬兰政治传播领域传统媒体仍占主导地位、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隔阂依旧，以至于无法形成融合文化。“并非像融合概念所说的‘走到一起’，传播与媒介在格式、标准等方面的多样性甚于以往，更有历史、社会、美学和体制等方面的因素使得对单个媒介的认同顽固持续着。”杨霜以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事件为例，分析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之间“渠道互补、内容分享和内容对立”的关系，认为传统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具有“安全倾向”，网络媒体具有“危险倾向”，而“第三方机构”（研究机构的学者群体、民间社团组织）“成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有效结合的‘互媒体’实践的重要平台，成为借助网络媒体互动优势提升传统媒体信息质量的有效手段，最终为促进科学传播与民意和谐互动做出贡献。”在现有相关研究中，每一种媒介均被视为独特的媒介形式或内容生产方式，研究者在此基础上考察其在传播领域的角色关系、相互作用和影响力。如在关于芬兰政治选举的研究中，尤哈・海尔克曼采用访谈法界定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在竞选中的角色与特征，并根据四种媒介的特性推论新旧媒介之间的关系。与此类似，杨霜也在媒介间性研究中提及四种媒介的不同功能，借此推断新旧媒介危机事件传播中优势互补的状态。
孟建提出，媒介融合的“数字终端”转向实现了数字技术对媒介边界的消解。“媒介与媒介之间的传统界限化为乌有，媒介与媒介之间的内容得以轻而易举地实现共享，媒介与媒介之间的融合，不再只是必要，而成为了必然。”在边界消失之后，媒介间性研究关注的是信息在不同媒介间逐渐调适、实现受众认同的过程与机制，其核心为新旧媒介融合传播可以推动媒介向心力，强调媒介的凝聚力与社会整合功能。与媒介融合不同，媒介间性对新旧媒介互动关系的研究深入到信息聚合、意义整合、文化融合的层次，尤其关注集体意识的凝聚和群体身份认同。
三、媒介间性是重新理解媒介融合的另一个理论维度
尽管同时发端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却在数字化浪潮中形成了不同路径。媒介融合一词在大众视野中频频出现，而媒介间性则稍显冷僻。当下，两者殊途同归，共同指向新旧媒介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媒介间性既非媒介融合理论的补充也非超越，而是重新理解媒介融合另外一个维度。
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关系，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传统媒体建设新兴媒体，二是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互动发展，三是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现在正进入第三个阶段。融合已成为当下媒介关系的主流方向，而文化融合是新旧媒介之间融合关系进入复杂阶段的时候发生的。随着新旧媒介融合走向纵深阶段，以技术决定论为导向的媒介融合在解释新现象时难免乏力，尤其是在文化层面，未来媒介将在内容生产、传播结构、价值观念领域发生一系列深刻变革，这并非媒介融合一词所能完全解释，而媒介间性作为另外一种维度，重新理解与阐释媒介融合带来的变化。
笔者在中国期刊网上输入“传媒伦理”一词，检索到相关论文成百上千，有关注新闻伦理的研究，有对广告伦理的研究，还有对网络伦理、影视伦理等的研究，这些研究丰富了传媒伦理研究的内容。
在近年出版的传媒伦理研究著作中，陈超南的《彩色的天平——传媒伦理新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是我国第一部以“传媒伦理”命名的专著。该书论述了传媒伦理学的兴起、现状及传媒伦理与当代社会等相关问题，指出传媒的伦理原则应当包括言论自由、社会责任、人类正义、职业道德等因素，该书为整合性的传媒伦理研究作了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
郑根成的《媒介载道—传媒伦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近年来反响较大。该书从传媒伦理维度，对传媒所面临的自由与责任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对新闻的真实性、传媒娱乐化、传媒市场化、传媒的后现代性四类最为典型的媒介伦理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及伦理解读。
黄富峰在《大众传媒伦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中，通过分析大众传媒应有的道德理念、道德品质和媒介行为应遵循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及其在社会道德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大众传媒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道德对策和建议。
罗哲宇的《伦理重建与当代中国新闻报道》（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则是立足于当下伦理失范现象日趋严重之时，以伦理重建的角度，以当代中国伦理转型与重建过程为背景，探讨新闻报道是否存在失语、失范等问题，对新闻报道中如何在实践中引导伦理的重建展开研究，最后落脚于转型期社会新闻媒体在伦理重建中的社会责任。
在已经发表的传媒伦理著作及论文中，对于目前传媒伦理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围绕以下内容展开。
第一，涉及传媒价值与利益冲突的研究。
传媒伦理本质上应该注重其自身存在的社会文化价值，然而在我国市场
经济发展过程中，传媒为了追求利益而出现了一些价值上的偏离，背离了传媒伦理责任，这为广大研究传媒伦理的学者普遍认同。大部分学者都把传媒偏离价值原则的原因归结于传媒市场化。持此观点的学者及其著作有郑根成的《媒介载道—传媒伦理研究》、黄富峰的《大众传媒伦理研究》、张君浩与兰海燕合著《以传媒伦理再造实现传媒的规范发展》（《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0年5月）等。
关于中国传媒价值观的问题，学者普遍认为应该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健康发展。如薛国林、李志敏在《论中国传媒价值认同—以马克思主义公共性思想为视角》（《现代传播》，2011年第9期）认为中国传媒应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促进各利益群体互动、共赢，并最终为促进社会共同体和人的全面发展发挥作用。唐励在《论当前我国传媒的价值导向》（《文学界》2011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传媒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促进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倡导真善美的价值目标，鼓励人们提升和美化生活等方面进行努力。
第二，涉及传媒自由及社责任的研究。
学者们普遍认为，言论自由与传播自由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也是媒体道德的原则之一。但随着大众传媒滥用传媒自由现象的日渐泛滥，为了矫正这种过度的自由，社会责任理论开始兴起。
我国传媒界，大多把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解为对群众负责，对社会负责，或者要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严晓青在《媒介社会责任研究现状：现状、困境与展望》（《当代传播》，2010年第2期）、何志玉在《传媒社会责任与和谐社会构建研究》（《中国报业》，2011年8月）、鲁玉琴在《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与经济效益的平衡与和谐发展》（《东南传播》，2010年第8期）、朱辉宇在《传媒社会责任理论再思考》（《传媒》，2010年第11期）等对此问题在文章中作了具体论述。
第三，涉及传媒娱乐化的研究。
学者们认为当前的娱乐化是传媒娱乐功能的异化，而传媒的这种异化消解了传媒应有的功能，使传媒的娱乐功能走向了反面。郑根成的《媒介载道—传媒伦理研究》一书中对当前我国传媒的娱乐化现象和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就这种现象进行了伦理反思，认为真正的娱乐应该是健康向上的，是美的，是法律和道德许可的，是能够体现民族文化特色。
杨新磊在《“娱乐化”的“去伦理化”本质及其忧思》（《伦理学研究》，2011年第3期）也表达了对当前我国传媒娱乐化的伦理反思。杨新磊在该文中指出，当前传媒娱乐化滋生了许多伦理危机，如传媒业的唯利是图、人文关怀缺位、反道德化、漠视深层问题等等；贺琛在《传媒“背道”的伦理反思》一文也对传媒的娱乐化这一现象进行了考察。
第四，涉及媒介素养问题的研究。
我国对媒介素养的普遍关注始于2003年，之后媒介素养研究蓬勃发展并出版了大量关于媒介素养研究的专著。如蔡国芬与张开等人合著的《媒介素养》（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陈先元的《大众传媒素养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陈龙的《媒介素养通论》（中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段京肃与杜骏飞的《媒介素养导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袁军的《媒介素养教育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李军林等的《信息时代的媒介素养》（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陆晔等《媒介素养：理念、认知与参与》（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荣建华的《中国媒介素养教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作者对媒介素养的概念、国内外媒介素养的发展及教育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在论及我国的媒介素养状况时，普遍表现出了对我国媒介素养现状的担忧，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在媒介素养研究的论文中，有对中国不同群体的媒介素养研究，如张志安的《中国知识精英媒介素养现状研究》（《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3月）、王琦的《资讯时代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教育问题》（《新闻爱好者》，2012年第24期）、胡娅莉与胡劲松合著《提升农村居民媒介素养的对策探讨》（《新闻世界》，2012年第4期）、王娟《提高官员政务微博媒介素养的策略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处第4期）、郑素侠《农村留守儿童媒介使用与媒介素养现状研究》（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杨真《当代大学生新媒介素养的现状及提升》（《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等等。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关于传媒伦理的研究，成果丰硕，这也为后学者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和参考。然而，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虽然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但重复研究较多。笔者认为，伴随着新兴媒体的不断涌现，传媒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生活的同时，对传媒伦理的研究也要不断的深入和加强。对于如何全方位地加强传媒伦理建设，使传媒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正面和积极作用，控制传媒的消极影响，这仍是传媒伦理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政治学院）
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自此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成为当前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的一项紧迫任务。就国内当前媒体融合研究而言，陈昌凤将之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融合的必要性、迫切性；什么是媒体融合、如何融合；在大型活动的报道业务中如何运用融合手段；国内各类媒体的实践和探索；国际媒体的经验介绍与分析；融合中的版权与伦理问题；媒体融合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与人才培养；融合带来的表达方式、传播话语的变化 。综上，学界目前对进入新千年以来的媒体融合研究综述分析较少，基于此，本文拟通过CiteSpace Ⅲ软件工具，以CSSCI辐射整个学术场域，对2000年以来国内媒体融合研究现状进行可视化分析，勾勒媒介融合知识图谱，为学界、业界今后相关学习、研究和实践提供基础借鉴。
一、研究工具及过程
CiteSpace Ⅲ是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于2004年开发的一种用于分析和可视共引网络的信息可视化软件，该软件可以通过共被引和关键词共现来探测某一科学领域的研究现状和趋势，揭示科学动态发展的规律，展现该领域的知识地图和发展全貌。根据研究目标，笔者于2015年10月19日利用CSSCI数据库的高级检索中的“来源文献检索”功能，以“媒体融合”、“媒介融合”作为关键词，确定检索策略“媒体融合or媒介融合”，检索2000-2015年间的文献，共检索到相关记录635条。将符合条件的文献全著录格式下载，文件另存为UTF-8格式，并以download.txt为其命名。利用CSSCI格式转换工具，将检索所得的记录进行格式转换，进而将条文献记录导入至CiteSpace Ⅲ，新建项目，设定各项参数。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媒体融合研究进入爆发阶段
衡量某领域发展的重要指标就是学术论文数量的变化，对其文献分布作历史的、全面的统计，绘制相应的分布曲线，为评价该领域所处的阶段，预测发展趋势和动态具有重要意义。据此，可将2000年以来国内媒体融合研究分为四个阶段：萌芽阶段：2000年至2005年，5年时间仅有两篇相关论文，2001年至2004年发文量0篇，体现出该研究领域在该时段基本处于真空状态，媒体融合远未引起学界的重视。起步阶段：2006年至2012年，文献数量突破个位数，首次显现平缓增长态势。爆发阶段：2013年至今，相关研究进入大幅增长时期，包括新闻传媒学界在内的许多人文社会学科广泛探讨媒体融合的发展方向，掀起媒体融合研究热潮。本轮“媒体融合热”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社会背景。成熟阶段：2016年乃至未来几年，随着国家政策导向及业界转型需求，有关媒体融合研究的论文数量将会持续大幅增长，迎来媒体融合研究的井喷，此阶段将呈现螺旋迭代深度发展特征。
（二）基于CiteSpace Ⅲ的研究结论分析
在CiteSpace Ⅲ中，将时间跨度设为“2000-2015”，time slice设为1，选择网络节点类型“Cited Author”，设置三个参数的阈值分别为（2，2，20）、（4，3，20）和（3，3，20），确定前、中、后3个时间分区中的被引次数C（Citation）、共被引次数CC（Co-Citation）、共被引系数CCV（C-Citation Variance），其余时间分区的阈值由软件利用线性插值算法自动生成。分别绘制作者共被引知识图谱、期刊共被引知识图谱、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1、高影响力作者。
在知识图谱绘制中，节点年轮代表作者在不同时间的被引用情况，年轮越厚意味着相应时间被引用次数越多，因此节点直径与作者被引次数成正比。在媒体融合主题研究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学者有蔡雯（频次49，中心度0.24），作为第一位把“媒体融合”概念介绍到国内的教授，可谓媒体融合研究领域的先行者和拓荒者，在媒体融合研究的早期便及时将媒介经济学、流程管理、新闻实践等众多研究媒体融合的信息融会贯通，整理成文。后续研究更多关注了媒体融合时代下的融合新闻，提出了“内容重整与组织重构”、“整体策划与内容共创”等事务建议。在该领域影响力较高的作者依次如彭兰，在早期研究指出融合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合”是为了更好的“分”，通过融合达到更高层次 ；喻国明，在《媒介经济学》中从传媒经济学的角度思考了媒体融合现象及其影响，指出媒介一体化的趋势日趋明显；王菲、高钢、宋昭勋、孟建、匡文波、许颖、陈力丹、熊澄宇等。
2、高被引频次期刊杂志。
《国际新闻界》以55被引频次在媒体融合主题研究相关期刊中排名第一，首次被引时间是2005年。《中国记者》、《新闻与写作》、《新闻战线》、《当代传播》、《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传媒》、《新闻记者》、《青年记者》、《传媒观察》的被引频次分别为43、23、20、19、19、18、16、15、10。不难看出，新闻学和传播学领域下的期刊在媒体融合研究领域中的主体和核心地位。不过对比国外的研究可以发现，国外对媒体融合的研究除新闻传播学科外，还包括广义的信息管理学科、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教育学等。由此可以得到启发，当前国内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上仍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要充分l挥本学科优势，更要突破学科专业藩篱，吸引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吸纳更多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拓宽研究范围，细化研究粒度。
3、高被引文献。
在被引文献图谱中，被引频次越高，则对应节点直径越大。此外，中心度指标反映的是文献对应节点在整个网络中的中介和桥梁作用。它与被引频次不同，是与时间无关的一个指标。中心度大则意味着该文献在相应知识领域中有更重要的贡献，甚至反应、代表着该知识领域的研究转折点。通过研究发现，高被引文献有以下两类：媒体融合核心概念、关键假设、本质定位、特征趋势的学理性溯源，如通过追溯Convergence在新闻传播学中的历史演进，阐释了不同传播语境下该词所表达的6种不同涵义 ，再如将媒体融合分成媒介互动、媒介整合和媒介大融合三层次，强调内容和服务应该是关注重点；国内外融合成功案例、经验进行详细介绍，从理论上探讨媒体融合主题研究发展方向，如“新闻传播的变化融合了什么――从美国新闻传播的变化谈起”，在国外先进经验个案详述基础上，从新闻传播业务角度指出国内融合新闻的研究角度有“传播业务整合和流程管理”、“新闻人才需求的变化”等。综上基础理论性研究为后继学界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4、热点研究主体与客体。
鲁道夫・斯得博指出媒介进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技术、文化、经济和法律与政治。每一个方面都可被视为一个分散的、独立的平台，都依据自己的规律运作，但同时四个方面又相互影响。以此区分为基础，结合研究论文的相关内容信息（题名、摘要）及研究关键词词频数据得知，2000年以来，媒体融合领域的研究主体分别涉及新媒体、全媒体、传统媒体（含广播电视、电视节目）、新闻教育（含新闻学）、社交媒体、微博、自媒体、网络媒体、数字出版及传统出版等。热点研究客体如技术面向的三网融合、数字化、数字技术；文化面向的媒介素养、互联网思维、传播力；经济面向的文化产业、媒介生态、产业融合、内容生产、传媒产业；以及法律与政治面向的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舆论引导、媒介环境。
5、研究前沿趋势分析。
Burst值，即在一个时段内发表文献中突增的节点，中文翻译为引文突增点，可用于表征某研究前沿的发展趋势。本次运行探测出该领域下共计13个膨胀词。首先由于2000年至2005年媒体融合领域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因此未见膨胀词出现。2006年的膨胀词分别是“新媒体”和“数字媒体”。新媒体是2006年最流行的词语之一，也是歧义最多的词语之一，2005年数个新闻传播学领域杂志期刊开设新媒体专栏后，该关键词在2006突变属意料之中。三网融合几经波折后，于2010年12个试点城市名单及方案得以公布，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因此该词在这一年成为膨胀词，该结果与中央顶层设计、政策导向、实践探索高度相关。2011年的膨胀词分别是“全媒体”、“媒介融合时代”和“新闻学”，体现出学界除了关注时代变化、产业动向外，对新闻学在媒体融合背景下如何创新发展、如何教书育人做出了深入、积极思考。据CNNIC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国内微博用户规模达3.09亿，在网民中的用户比例达到54.7%。“微博”如是成为2012年膨胀词。2013年理论界回归冷静思考，“传媒”的发展、走向，传统“报业”、“出版业”何去何从等问题集中爆发，该趋势一直延续到2014年，如“电视”关键词的膨胀。
纵览近年媒介融合研究，始终紧密围绕在国家政策，业界实践左右。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媒体融合领域的前沿趋势将集中于以下几点：传统媒体在融合发展下的崩解与坚守，如在两微一端运营中存在新闻同质化、经费来源受限、疏于管理规范、服务意识淡薄等问题；媒介形态重组；传统媒体转型过程中如何做好数据新闻、抢占移动入口、与自媒体融合共生、强化用户思维等。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媒体平台与自媒体创作者融合、多媒体内容与场景融合、媒体内容与社交和服务融合。新型媒体、青年及现象媒体、智能媒体、未来媒体、互联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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