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传说大全篇（1）

学术界通常把民间散文体叙事文学进一步划分为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回顾民俗学研究的历程， 我们不难发现：神话、传说与民间故事的相互关系一直是国际民俗学界竭力探讨的一个相当古老的问题。本文试图对比民间传说与神话、民间传说与民间故事的关系，来突出探讨民间传说的特征。

日本著名学者柳田国男在《传说论》中提出：“传说这个词，既有人用于广义，也有人用于狭义。”[1]从民间文艺学的观点来看，广义传说实际上就是神话、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的总和。狭义传说，是相对于神话和民间故事而言的，指某一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风物或习俗的散文体口头传奇叙事。而“‘神话’一词， 英语Myth，它所表示的， 是原始时代关于神奇的事物或受神能所支配的自然事物的故事。掺杂神话因素的传说， 英语为legend，其意为：一、传说、传奇；二、传奇人物和事件的起源。”[2]由此可以看出， 对于神话和传说这两个概念，，西方在传统的理解上是有区别的。民间故事是“广大民众创作并传承的反映人类社会生活以及民众理想愿望的口头文学作品”[3]，指“神话、传说之外的散文体口头叙事，包括幻想故事、生活故事、民间笑话、民间寓言等”[3]。

一、民间传说与神话

由于这两种体裁的部分作品所产生的时间十分接近，它们往往既可以作神话，也可以看作民间传说。有不少民间传说由神话而来，从而使民间传说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民间传说借用了神话“变形”手法以及神话夸张叙事的手法，前文李子贤提到的“神话因素”就可这样解释。但总体来说，它们从创作到流传的诸多环节上有着明显的区别：

二者主人公属性不同：神话的主人公是神，“这类神具有超人或超自然的力量，他往往是将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力量人格化而形成的，神话可以说是以人拟神”[3]；民间传说的主人公则是人，“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历史上出现过的，他是历史人物的艺术化和传奇化的结果，民间传说是以神拟人”[3]。这是二者最为基本、最为明显的区别。

二者形成的思维机制不同：神话是经过不自觉原始思维加工而形成的；民间传说则是民众自觉艺术思维的产物。

就讲述的情境而言，神话具有神圣性，神话的主人公是神，人们对神敬畏，认为神是神圣的；民间传说则具有世俗性，民间传说的主人公是人，尽管有时主人公具有超人的能力类似神，但是相对于神来说，还是世俗的。

就题材内容而言，神话是宏大的，而民间传说总是以历史上或社会生活中实有的人物、事件、风物、习俗作素材， 按一定的审美要求及社会理想编织故事， 刻画人物， 再现历史，因此民间传说是平实的。格林兄弟在《德国传说》引言中说：“幻想故事更偏向是诗的，传说更偏向是历史的。”[3]这里“幻想故事”就是指神话，他们认为神话具有诗的宏大，而传说偏向历史的是平实的。

二者都具有历史因素，却是有区别的。神话只是在幻想的神话世界中折射历史的影子，“历史只是通过在原始心理的背景上产生的主观幻想这一三棱镜，才得以曲折地反映”[2]。民间传说的历史性其题材内容中显露无疑。

二者的内容多半有“不合理性”与“合理性”之分。神话中多半有离奇怪诞的故事内容，其故事情节也完全按神话思维的特定秩序在幻想中展开；传说的内容多半是合乎情理的，大多是按生活的逻辑展开情节的，即使是一些幻想性较强的作品，其故事内容也合乎今天的情理。

二、民间传说与民间故事

民间传说与民间故事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民间传说与民间故事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即故事的传说化和传说的故事化。因而，这些民间文学作品既可以看做民间传说，也可以看做民间故事，如田螺姑娘的故事。尽管二者联系密切，但是它们也有明显的区别：

就有无“客观实在物”而言，二者有明显区别。民间传说总是与一定的纪念物相关联，围绕客观实在物进行叙事。在民间传说的创作中，客观实在物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因此人们又将它称为“传说核”。对此，柳田国男曾经说，“传说的核心，必有纪念物”[3]。“传说核”可以是“一个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也可以是一个地方古迹或风俗习惯等”[3]。而民间故事却无需围绕客观实在物建构故事，如果说有些故事中出现客观实在物，它也不是故事叙述的中心，只是作为情节的需要而安置的。

就主人公是否受历史的局限而言，二者也有区别。民间传说的主人公一般是历史上的，可以说所有的传说人物都有名有姓，有事件发生的具体事件和地点，尽管有虚构成分，但它同历史的关联较为紧密；而民间故事则完全不受历史的局限。

就叙事风格而言，民间传说“实”，民间故事“虚”。“实”体现在民间传说的幻想和虚构是有限的，因为传说的幻想是受“传说核”限制的；“虚”体现在民间故事不受具体时间、特定空间的限制，因此在民间故事中，民众可以尽情幻想，尽情虚构故事。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民间传说具有确定性，而民间故事具有不确定性、虚构性。

就讲述的情境而言，二者虽然都具有世俗性，但是相对来说，民间传说具有一定的神圣性。因为民间传说有时借用神话的“变形”、“叙事夸张”等手法，使原本世俗的人或物具有了一定的神圣性。

经过比较，我们发现民间传说相对神话世俗化和现实化的发展，而民间故事又以娱乐欣赏的方式将这一倾向向前发展。可以说，民间传说是介于神话和民间故事之间的，它本身既有神话的某些特点，又有民间故事的某些特征。

三、民间传说的特征

通过对民间传说与相近的神话、民间故事的比较，民间传说的特征体现的就十分明显了，主要表现为：

（一） 内容大体上具有可信性

民间传说的内容的可信性主要表现在民间传说有“传说核”即“客观实在物”。在区别民间传说与民间故事“有无客观实在物”时，我们就已经提到了。“传说核”可以是“一个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也可以是一个地方古迹或风俗习惯等”[3]。可见，客观实在物是可信的。民间传说始终围绕客观实在物进行叙事，客观实在物具有可信性，那么民间传说的内容也就具有可信性了。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往往是历史上实有的，这点可以从对民间传说与神话、民间故事的主人公进行区别中看出来；民间传说所讲述的事件或人物活动背景或景物一般是客观存在或历史上出现过的，这点可以从对神话与民间传说的“历史性”、“是否具有合理性”以及对民间传说与民间故事的“叙事风格”的区别中得出结论；民间传说总是与当地特有的风俗习惯有关联，这点可以从对神话与民间传说“题材内容”区别中看出来：这些因素使民间传说因具有深厚的历史而可信。除此之外，有学者对民间传说的内容概况出“四固定”，即时间固定、地点固定、人物固定、事件固定。“民间传说的内容所涉及的一些人物、事件、地点、时间，一般是特指的、相对固定的，讲述时不能随意遗漏或替代。”[3]这就决定了民间传说的内容具有可信性。

其次，从民间传说的作用看，传说作为一种“口传的历史”，具有对正史的某种补充和纠偏的作用。民间传说正是因为内容的可信性，才具有这种作用的。

因为民间传说的情节有时夸张、充满幻想，使民间传说不是完全可信，所以我们说民间传说大体上具有可信性。

（二） 情节的传奇性

民间传说情节的传奇性主要体现在对夸张、幻想等艺术手法的运用。民间传说借用了神话“变形”手法以及神话夸张叙事的手法。这点主要从神话与民间传说的联系中体现出来。民间传说的讲述情境具有神圣性也是基于此的。民间传说的主人公的活动大多时候是符合历史事实、正常逻辑的，但是有时也会出乎我们的意料。如《白蛇传》中的白娘子的一系列活动就是超人间的传奇性情节；《梁山伯与祝英台》中两位青年双双化蝶的幻想也是传奇性情节；《孟姜女》中的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倒长城这般大胆想象的情节也具有传奇性。

民间传说情节的传奇性还受到仙道思想的影响，这一点在我国民众传承的“仙话”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日本学者柳田国男说，民间传说“是架通历史与文学的桥梁”[1]。我们可以理解民间传说通过奇情异事、夸张、偶然巧合以至超人间的手法，安排出人意料的情节即传奇性的情节，把历史演化为了文学。柳田国男这句对民间传说的评价，正说明了民间传说情节传奇性的重要意义。

（三） 箭垛式的人物形象与滚雪球似的流传方式

民间传说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往往把一些同类情节集中安置在某一个人物的身上，这种人物就是箭垛式人物形象。对人物最具代表性的某种性格进行集中描写、突出显现，使主人公的这种性格不断强化进而逐渐定型下来，使人物形象鲜明突出，得以深入人心，把传奇人物塑造成一个极具包容性、凝聚力的箭垛式人物。

就民间传说的情节来说，民间传说中的“事件”在流传过程中的情节像滚雪球似的日渐丰满和复杂。

（四） 传承范围的相对固定

民间传说总是围绕一定的客观实在物叙事，叙事风格也要受到历史受到客观实在物的限制，这就使其流传也是围绕客观实在物进行的，因此其传承范围是相对固定的，从而构成了“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民间传说圈”[3]。如屈原的传说在湖北、湖南较为流行。我们可以理解为民间传说具有地方性特点。

民间传说以其独特的价值受到民众的广泛重视，然而我们研究民间传说的价值前，应该先对民间传说的特征有所了解。通过对比民间传说、神话、民间故事，我们就可以大致了解民间传说的特征，可以进一步对民间传说的价值进行探讨并将其运用到实际当中去。

参考文献：

民间传说大全篇（2）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5-0144-02

一、历史人物刘基与传说人物刘伯温

刘基，字伯温，浙田人。明初任御史中丞，封诚意伯，是集道德、功业、文章于一身的“三不朽”伟人。他悲悯苍生，以人为本，做官清正，诚意正心，为后世树立了道德楷模；他著述等身，文章传世，具有崇高的文学地位；他运筹帷幄，定计后先，助朱元璋开创大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和政治家。后被追赠太师、谥号文成，有“王佐”、“帝师”、“千古人豪”之称[1]1。这是历史人物刘基。

历史人物刘基的字是伯温，从这个意义上讲，将刘基称为刘伯温是顺其自然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从传说的角度来说，刘伯温又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刘基。刘伯温，因刘伯温传说而为民间世人广为知晓。刘伯温传说的产生是与历史人物刘基分不开的。周群指出，元明之际的刘基（伯温），因其卓越的才秉、高洁的品行、通究天人的学术而被庙堂与民间有意无意地神化了[1]序。由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刘伯温传说其实就是基于历史人物刘基，将其某些历史事实和人物本身神话后的民众口头文学。那么，刘伯温就是民众长期以来，根据传说的流传与发展，神话、虚构出来的人物形象。

对于这两个人物形象的探析，在陈胜华的《刘伯温传说新探》中，作者对这两个形象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刘基是生活在元末明初的真正历史人物。他天资聪颖，以其智慧与神勇为百姓办事情；他才华横溢，著书写诗，成就了《烧饼歌》《郁离子》等佳作；他神机妙算、忠心为国，辅佐朱元璋建立明政权，并鞠躬尽瘁的为国效劳。而刘伯温，是人们根据自己的心理需求，对刘基自身的才华进行神话与加工，就形成了民众心中的“完美”形象。集智慧、清廉、正直、勤奋、忠义、神奇等品质于一身，满足了民众的各类心理需求，具有广泛的传播空间。

二、作为文本的刘伯温传说

民间文学都有其产生与传承的“土壤”，即特定的语境。刘伯温传说也不例外，虽然其地域分布较为广泛，在全国各地都有刘伯温传说群的存在，但传说的产生都是根据本人到过或者在此地居住过，才产生的。例如，我国浙江文成县就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刘伯温传说传播集群，这里刘伯温传说的种类多，传播较为广泛，影响较大。究其原因，现浙江省文成县南田镇原为青田，就是刘基的故里，文成县的名称也是根据刘伯温的封号而取的。这里的刘伯温传说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与环境。

陈胜华在书中对作为文本的刘伯温传说进行了初步的归纳，但是较为系统，书中对刘伯温传说产生的原因，传说的特点和文化价值进行了重点论述。

刘伯温传说与传统四大传说（牛郎织女传说、孟姜女传说、梁祝传说、白蛇传说[2]181-182有着较大区别。传统四大传说历史悠久、流传广泛，但是都有其特定的产生过程和基本固定的故事情节或者是固定的人物形象。刘伯温传说“流布广泛，疏密有间，南北有别；短小精悍，数量众多，内容丰富。这些特点是其他传说所没有和很少有的，构成了民间文化的一大奇观。”[1]23

刘伯温传说没有特定的故事情节，故事也没有特定的人物形象作为支撑。这是刘伯温传说相对于其他传统传说的独特之处。刘伯温传说分散在全国多个地区，并且各个地方有其自己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且多短小精悍，数量也较可观。目前搜索的刘伯温传说接近四百，全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32个省，23个省有刘伯温传说的分布，其中，浙江、北京、安徽、江苏等省有较多篇幅的刘伯温传说分布，可见刘伯温传说的分布在全国范围看来是较为广泛的。

刘伯温传说数量较为庞大，且分布在全国各个地方，使得刘伯温传说整体呈现纷繁杂乱的形象。当前较多学者将大部分的热情投入到了传说的搜集中，而忽略了传说的分类系统研究。传说的分类有很多种，根据传说内容或题材的不同，将传说分为四大类：人物传说、史事传说、风物传说和习俗传说[2]148。在《刘伯温传说新探》中，陈胜华先生对根据刘伯温传说中，刘伯温不同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分类：刘伯温和民间道德、刘伯温和民间智慧、刘伯温和民间信仰。这样，就将刘伯温传说分为三类，分别体现刘伯温在民众中的道德、智慧和信仰中的作用。

三、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刘伯温传说的传承与保护

在文成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会同有关部门及有心人士的共同努力下，2008年经国家文化部颁布国务院公布，刘伯温传说被列入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刘伯温传说的传承与保护现状

刘伯温传说距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传说中所包含的道德伦理观念，对现世仍有积极的教化作用，并且丰富的传说内涵也有较大的研究价值。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刘伯温传说的生存发展空间不断缩小。“在民间，刘伯温传说已是风光不再，越来越没有市场了；弄不好，还将会进入历史博物馆，成为了历史陈迹呢！”[1]103陈胜华先生在《刘伯温传说新探》中专门用了一章来陈述刘伯温传说的生存困境和保护措施。作者立足于当地的刘伯温传说发展，从口传传说的保护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刘伯温传说的生存困境和保护措施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自己的见解。笔者认为这是目前刘伯温传说研究中较具有前瞻性的问题，针对成为非遗后的传说的传承与保护问题进行研究，对未来刘伯温传说的发展与走向有很大的关系。

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传承与保护的重大困境，刘伯温传说也不例外。首先，传说的存在语境发生变迁。传说产生主要有四个途径：以现实存在的实物为基点，进行自由的想象和虚构；将神话的情节和故事进行现实化和人格化的加工，使神话转为传说；将历史事实传奇化；将完全虚幻的故事粘附在真是的事物上[2]167。刘伯温传说就是民众根据自己的需要，将虚化的人物刘伯温粘附在历史人物刘基身上，将其演绎成各种形象，来满足民众自身的需要，而这里的刘伯温就是我们所说的箭垛式人物，是民众集体智慧的结晶、价值观念的集合。随着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农民已经逐渐的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传说也不再是民众茶余饭后的主要娱乐活动，并且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已经解决了很多以前无法解释的问题，传说的生存空间不再广阔。其次，传说传承人的老化。传说的传唱多是老年人，受限于身体状况，语言问题（多数老年人只会当地方言）等原因，使得传说的进一步传承与发展带来较大困难。第三，传说本身的局限性。传承内容较为单一，老年人在传承过程中，对传说的内容与形式的变迁较少，致使传说的传承形式与内容趋于单一化。同时，刘伯温传说本身数量较多，内容形式不固定，这给传说的传承与保护带来很大的难度。收集工作量大，对传说还需要有大量的鉴别工作。

（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刘伯温传说的本真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并非自然，非遗保护要尽量保护其自然属性，但并不干扰其自然发展，也不使其消亡。①

就刘伯温的故乡文成县来说，一方面当地的文化局组织开展关于刘伯温传说的讲故事大赛，并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分为老中幼组，有针对性地收集故事的同时，将刘伯温传说不断传播开来。另一方面，将地方文化深入学校课堂，将刘伯温传说印成课外读物，供学生阅读学习。在一定程度上也保证了刘伯温传说的发展，使其不致消亡。很明显，这些做法多是政府部门在主导，且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非遗保护的本真性原则。

本真性是世界遗产委员会所特别强调的重要保护原则之一，也是我们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活动时需要遵守的重要规范。王霄冰指出，文化事象的本真性是一种难以确定的存在，本真性就是作为一个原本事象的参照体系而存在的[3]。

刘伯温传说的本真性不单是其传说的文本，还包括传说在传承过程中的特定语言环境、传承的口头程式、语言形式和传说过程中的表演等等。因此，在保护刘伯温传说过程中，我们保护的不单是刘伯温传说的口头和书面文本，传说产生、发展和传承的语境、传承方式等也是我们保护的重点。

在保护的过程中，还需要注意政府、传承主体和民众间的角色定位。政府过度参与甚至主导的角色是不可取的，这样不仅保护不了刘伯温传说本身的巨大文化价值，还可能加快它的变异与消亡，将民俗变成“官俗”。

四、结语

保护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刘伯温传说，需要坚持本真性的原则。同时要明确，保护刘伯温传说，尤其是作为非遗的刘伯温传说，不仅需要保护其故事文本，还需要保护传说的存在语境、传承方式及其丰富的价值内涵。这就是说非遗本真性的保护不是单纯一方力量的作用，需要多方的通力合作才可以完成的。刘伯温传说的保护，就需要政府、专业学者、传承人和民众等多方力量的合作，在确定好各方的准确定位后，要结合当地的发展现状进行相应的保护与发展。在保护的同时，既要保证传说立足于其本土化的发展，又要对传说的进一步的传承与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

参考文献：

民间传说大全篇（3）

在物质文化兴盛的当下，非物质文化却日益凋敝和流失；影视、网络等大众传媒为主体的消费文化成为时尚，以民族音乐、民间文学等民族传统文化则处于边缘地位而发展濒危。民族音乐、民间文学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主要内容。因此，高校的《民族音乐》《民间文学》课程应该承担非物质文化传承的时代使命。

一、“非遗”高校传承的必要性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为了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强化民族认同感，《民族音乐》《民间文学》课程理应在高校课堂给当代大学生以传统文化精神的滋养。在全球化、信息化的21世纪，文艺在世界交流互动中有“趋同化”的发展趋势。我们认为，只有各民族保持文艺传统的特色，才能丰富人类文化的样态。首先，民间文艺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民间文艺作品数量繁多，样式众多，它忠实地记录着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历史，凝结着民族的精神，全面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明发展史。从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到歌谣、民歌，都体现了人民群众的道德观念、生活愿景和中华民族精神，保留着形成民族品性的文化原生态。我国的民间文艺是数千年的农耕文化生态环境下的精神产物，集中体现了农耕文化的“和为贵”“天人合一”“协和万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思想。这些思想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集中地体现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智慧、审美创造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族传统文化是民族依存的前提，是维系民族认同感的精神脐带。民间文艺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宝库中最主要的宝藏。民间文艺是几千年来广大人民群众代代流传、不断创新的杰作，成为数千年来人民的精神家园，对塑造民族精神和审美创造起着重要的作用。其次，现代的文化生态环境对民间文艺生存空间的挤压。现代文化生态环境下，生存竞争加剧，急功近利的物质化功利化明显，都市文化的消费时尚和视听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如电视、电影、网游等）不断地挤压精神空间，导致精神家园不断地萎缩。民间文艺的生存和发展就日益维艰。“根据联合国文件的规定，‘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对象主要指濒危的民间文化。”而民间文学、民间表演艺术、民俗是民间文化最主要的内容。为此，对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文艺的保护、传承、发展是我们中华民族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重要而又迫切的问题。基于民间文艺所包含的深厚民族文化意蕴和现代生存困境的分析，高校的《民族音乐》《民间文学》课程应秉持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责任感来传承民间文艺的流脉，使其得以香火传承。因此，民间文艺的传承与发展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承继、民族精神家园守护的重要途径。

二、“非遗”高校传承的路径

如今的文艺作品都是大量复制和快速传播的，该如何承传具有地域性的民间文艺？地方高校如何利用《民族音乐》《民间文学》等课程来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呢？

（一）“非遗”相关课程资源的开发

《民族音乐》《民间文学》不仅作为高校相关专业的专业课程，也作为高校的人文通识课程，不能死守教材的理论知识的讲授，更主要的是要进行课程资源的开发和更新。如前所述，民间文艺全面地反映了民族发展史，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活化石”。所以，在做好课程理论储备的前提下，任课教师要善于挖掘和开发“非遗”相关课程资源，一是要广泛涉猎关乎整个中华民族的重大问题的民间文艺，比如，华夏民族的龙图腾的传说，“年”的故事等，“它们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所有子民彼此认同的标志”，这种包含情感内涵的文化不是消费文化能比拟的。并对反映同一话题的各种民间文艺样式进行选择和组合，以便课堂上给予大学生不同的审美感受和传统文化侵染。二是进行田野采录和整理。因为民间文艺的地域性特点，所以，任课教师对地方高校所在地的民间文艺进行田野采录和整理，以充分挖掘地域文化传统。我们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地处重庆市合川区，可以利用地缘之便，对重庆的各种民间文艺进行搜集，尤其是已经进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文艺，例如，川江号子、巴南区的木洞山歌、巴南区和万盛区的吹打、秀山民歌、酉阳民歌、九龙坡区的“走马镇民间故事”、南岸区的“广阳镇民间故事”、巫溪的“炎帝神农传说”、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酉阳古歌”等等。三是要不断创新和拓宽“非遗”课程资源开发的方式。目前，我们将课程资源开发与课堂活动结合起来，采用了课堂“曲艺传唱”、“山歌、民歌大比拼”、“故事擂台上”、“传说人人说”等形式；在田野搜集与学习后举行“民族音乐”系列展示活动，如“吹打”专场音乐会；“非遗社团”第二课堂活动的开展等。这不仅传承了民间文艺，丰富了课程资源、活跃了课堂，开辟了第二课堂。此外，我们还以课题申报的方式，加强对“非遗”课程资源开发的经济和时间投入。

（二）创造良好的“非遗”传承氛围

首先，营造民主、轻松愉快的传承“非遗”的课堂。民间文艺具有活态流传性，如果不流传，它就会丧失生命活力。所以，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和来自不同少数民族的大学生带着各自的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曲艺、民歌“开口说”“开口唱”，形成中华民族的“民间文艺”交汇的活态课堂。民间文艺的传播方式是“现场”传播，课堂上就让学生通过“说”“唱”“演”，现场流传的过程是再创造的过程。我们采用比赛的方式激励大学生用进行说唱展演，同时以课程加分或课程考核的方式鼓励学生对其他学生说的民间故事和传说进行“复述”，对民歌、山歌、民间曲艺进行“翻唱”，然后叫“原版”学生进行评价。这个过程，虽然不能诞生“非遗”传承者，毕竟“诞生于农耕文化语境中的民间故事在其特定的场域里发挥着原生态服务民众的功能,有听众市场的讲述情境造就了故事家的诞生。”但是，我们发现，教育主体积极参与“说唱”“展演”，激发了其学习民间文艺的兴趣和体会到了创造的快乐和精神的愉悦，而且促使了其对各种“非遗”（民间文艺）样式进行自觉的横向传承。其次，邀请重庆“非遗”传承人来高校进行展演传唱，进行“现场传承”。民间文艺的“传承应该还是人和文化展演空间的传承。”我们认为，只要高校教育持续创造民间文艺传承的人文氛围，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创设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的活态流变空间，营造互动交流的故事讲述情境和唱演的氛围，“非遗”的保护、发展就会以活态流传的方式持续下去。

（三）加强对重庆民间文艺的研究

地方高校利用科学研究的优势，加强对高校所在地的民间文艺进行研究。一是因为田野调查方便，能收集到第一手资料；二是有利于地域文化的研究，以使地方高校的科学研究与繁荣地域经济文化进行有机结合。对地方民间文艺的研究，首先要从民间文艺的产生、发展、变迁和演化过程进行纵向研究，以对其进行宏观的、规律性的东西进行探究。其次，从民间文艺的文学本体进行研究，如审美特征、类型归属等层面入手进行研究。再次，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研究民间文艺，这样就可以关注与民间文艺密切相关的当地社会生活、文化生态的研究，以解释不同地域和不同族群民俗现象、文化现象的异同。当前比较重要的是对保护、传承民间文艺的策略进行研究。由于孕育民间文艺的文化语境已经和正在被现代化“风蚀”，民间文艺不能仅仅停留于“留声”的保护性策略，而要采取活态的“传声”策略和路径。可以将“非遗”与重庆富丽的自然景观结合起来，建构文化旅游景观。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不仅风景秀丽，而且拥有丰富的人文景观，其中秀山民歌就是一大亮点。再如，重庆三峡地区是世界著名的旅游区，这里“流传着有许多民间故事，几乎每一个景观都有神话传说，这些民间故事和景观传说，超越时空界线在历代人民群众中口耳相传，经久不衰……丰富和深化了自然景观的审美价值，构成了三峡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重庆民间文艺的研究及其研究成果，有利于丰富和开发“非遗”课程资源，也有利于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传承，从而加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校传承。

三、“非遗”高校传承的重要性

民间文艺（“非遗”）既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民族精神的源泉。当代大学生将是实现伟的中国梦的中坚力量，高校的“非遗”传承可以利用民间文艺对其进行民俗风情和历史教育，也可以对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精神正能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振奋团结、和平、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发扬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美德。民间文艺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丰富多彩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态，影响和烛照着中华民族一代代人民的精神生活。民间文艺发挥着娱乐和教化作用、宣传鼓动作用、组织协调作用的文化生态一去不复还。在现代化的当下，民间文艺属于“草根文化”，具有平民化特点，具有民主、平等的特征，具有强烈的生活意识和社会担当意识，坚持以人为本的文化内涵，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财富。因此，高校“非遗”的流传，有助于当代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通过对民间文艺的学习和传承，让大学生感受民间文艺学特有的审美习惯、审美特征和审美风采，不断提升其民间文艺的审美鉴赏能力。总之，地方高校对保护、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充分认识到了民间文艺这种活态文艺的文化价值、流传特征及其在高校传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进行了“非遗”相关课程资源的开发，思考和探究了民间文艺高校传承的实现路径。希望藉此让世代相传的“古老”的民间文艺继续现代流传，让中华民族的文化流脉源远流长。基金项目：本文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研究”（DLA110302）子课题《重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音乐类）高校传承研究》，课题编号：FY3D008。

参考文献：

[1]段宝林.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序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黄涛.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民间传说大全篇（4）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是对其保护、传承的一条有效途径，而在这其中口头传统与表述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产业化进程中还处于起步阶段。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大力发展民族民间文化产业，近年来，在政府积极弘扬和发展传统艺术的号召下，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和认识已有所改观，越来越意识到民族文化、区域文化在社会文化和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并且，一些地区已开始在实践中成功地将自己的民间文化艺术进行了开发，逐步走向产业化道路，不仅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桂林的印象刘三姐就是把壮族美丽的民间传说中产业化，打造了世界上最大的、最具魅力的山水实景演出，将刘三姐的经典山歌、民族风情、漓江渔火等元素创新组合，不着痕迹地溶入山水，还原于自然，成功诠释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创造出天人合一的境界，同时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在秦皇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部级的孟姜女传说、及省级的玄鸟生商说、老马识途说和萧显写匾说、伯夷叔齐传说。这些传说故事是本土重要的财富，这些故事蕴含着厚重远古文化气息，是秦皇岛地域文化的重要遗存。抢救、保护这些民间传说故事，不仅可以丰富民众的文化生活，而且能够为人类学、文化学、宗教学、民族学和方言学等多种学科提供研究资料。

一、秦皇岛非遗中民间故事的历史人文价值

这些非遗中的民间故事源远流长，在传承过程中积淀了了身后的历史人文价值。

1、社会价值

道德教化功能。是其由于在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中，儒家学说长期占居主导地位。社会伦理道德仍受儒家思想支配，从上层到下层的文学艺术都浸润着“重教化”的特点。而民间故事本身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社会、生产生活等方面的知识，在他们的口头叙事中，大都有劝善惩恶等方面的道德教育或对群体思想、行为等方面的约束。寓教于乐的鲜明倾向明显地体现了这种实用功能。伯夷叔齐传说在流传过程中二人逊让国位、叩马谏伐、耻食周粟、甘饿首阳，体现出“崇礼、尚廉、求仁、重义、倡和、反暴、忠诚、守信、清风、高节”等道德精神，不仅在先秦诸子百家到清朝享有“圣者称圣，贤者尊贤”的独特地位，也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的道德教化作用。孟姜女传说中孟姜女反抗暴政、忠于爱情的品质

2、文化价值

这些民间故事既有祖先起源的追溯，如玄鸟生商说，也有成语故事的解读，有历史景观的奇异也有对历史人物的颂扬等反映了较为广阔的社会画面，同时也呈现了较为鲜明的爱憎，也在跌荡起合的文学发展史中，对不同时期的文学史提供素材产生影响。如卢龙的大型歌舞剧《孤竹浩歌》中就是结合音乐、舞蹈、灯光等对孤竹国的玄鸟生商、伯夷叔齐历史传说进行在创作和加工，以其雄浑大气、庄重典雅的表演彰显了民族文化的厚重感。

3、科学价值

民间传说故事虽然是口头相传，带有一定的想象性和超现实性。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科考价值，对于恢复社会、历史、宗教、语言等的原真性有一定的辅。老马识途的故事传说中既蕴含着一定的哲理，同时也从某个侧面反映了本土的历史，齐国和当时的燕国及孤竹国的关系，孤竹国的历史勾勒；而如玄鸟生商的故事传说则有助于考证商国的起源，及本土历史和先商文化的关系等。

二、秦皇岛非遗中民间故事的开发现状

随着非遗保护意识的增强，借助秦皇岛旅游立市的大好背景，这些非遗故事也逐步的开始应用开发，就现有的资料显示这些非遗民间故事的大体开发如下：

1、借助景区来彰显非遗民间故事的的文化价值

秦皇岛的孟家女庙）就是全国仅存的一座宋代以前修建的贞女祠，也是建国前全国500余座贞女祠中目前仅存的一座，为山海关孟姜女故事传说文化提供了历史佐证，使得山海关因此成为众多专家公认的中国孟姜女文化之乡。孟姜女的故事传说因此而备受游客的关注。而山海关城楼上的“天下第一关”牌匾也使萧显写匾传说成为导游词中必不可少的，碣石山传说故事也依靠奇峻险俏的碣石山而流传；而伯夷叔齐传说也成为卢龙古城开发项目中必不可少的文化资源。

2、通过演艺文化来保护开发

近年来，秦皇岛在旅游景点也打造了一系列大型的集文化性、历史性和品位性于一体的文艺演出。碧螺塔公园的“海上生明月”则融入了海螺仙子的传说与现代的审美于一体的海景实景演出；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的“海誓·南戴河”中同样是以碧螺仙子传说为主题，把海娃和海螺仙子凄美的爱情故事，改版成海娃和海螺仙子打败海魔，幸福生活在一起，剧情由悲剧变为喜剧，更加符合人们追求完美的心理。卢龙县借音乐舞蹈剧《老马识途》来传承保护，表达着对前辈古人的敬仰和尊敬。

3、通过出版、电视等途径来保护宣传

民间传说大全篇（5）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为了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强化民族认同感，《民族音乐》《民间文学》课程理应在高校课堂给当代大学生以传统文化精神的滋养。在全球化、信息化的21世纪，文艺在世界交流互动中有“趋同化”的发展趋势。我们认为，只有各民族保持文艺传统的特色，才能丰富人类文化的样态。

首先，民间文艺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民间文艺作品数量繁多，样式众多，它忠实地记录着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历史，凝结着民族的精神，全面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明发展史。从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到歌谣、民歌，都体现了人民群众的道德观念、生活愿景和中华民族精神，保留着形成民族品性的文化原生态。我国的民间文艺是数千年的农耕文化生态环境下的精神产物，集中体现了农耕文化的“和为贵”“天人合一”“协和万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思想。这些思想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集中地体现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智慧、审美创造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族传统文化是民族依存的前提，是维系民族认同感的精神脐带。

民间文艺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宝库中最主要的宝藏。民间文艺是几千年来广大人民群众代代流传、不断创新的杰作，成为数千年来人民的精神家园，对塑造民族精神和审美创造起着重要的作用。

其次，现代的文化生态环境对民间文艺生存空间的挤压。现代文化生态环境下，生存竞争加剧，急功近利的物质化功利化明显，都市文化的消费时尚和视听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如电视、电影、网游等）不断地挤压精神空间，导致精神家园不断地萎缩。民间文艺的生存和发展就日益维艰。“根据联合国文件的规定，‘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对象主要指濒危的民间文化。”而民间文学、民间表演艺术、民俗是民间文化最主要的内容。为此，对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文艺的保护、传承、发展是我们中华民族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重要而又迫切的问题。

基于民间文艺所包含的深厚民族文化意蕴和现代生存困境的分析，高校的《民族音乐》《民间文学》课程应秉持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责任感来传承民间文艺的流脉，使其得以香火传承。因此，民间文艺的传承与发展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承继、民族精神家园守护的重要途径。

二、“非遗”高校传承的路径

如今的文艺作品都是大量复制和快速传播的，该如何承传具有地域性的民间文艺？地方高校如何利用《民族音乐》《民间文学》等课程来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呢？

（一）“非遗”相关课程资源的开发

《民族音乐》《民间文学》不仅作为高校相关专业的专业课程，也作为高校的人文通识课程，不能死守教材的理论知识的讲授，更主要的是要进行课程资源的开发和更新。

如前所述，民间文艺全面地反映了民族发展史，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活化石”。所以，在做好课程理论储备的前提下，任课教师要善于挖掘和开发“非遗”相关课程资源，一是要广泛涉猎关乎整个中华民族的重大问题的民间文艺，比如，华夏民族的龙图腾的传说，“年”的故事等，“它们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所有子民彼此认同的标志”，这种包含情感内涵的文化不是消费文化能比拟的。并对反映同一话题的各种民间文艺样式进行选择和组合，以便课堂上给予大学生不同的审美感受和传统文化侵染。

二是进行田野采录和整理。因为民间文艺的地域性特点，所以，任课教师对地方高校所在地的民间文艺进行田野采录和整理，以充分挖掘地域文化传统。我们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地处重庆市合川区，可以利用地缘之便，对重庆的各种民间文艺进行搜集，尤其是已经进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文艺，例如，川江号子、巴南区的木洞山歌、巴南区和万盛区的吹打、秀山民歌、酉阳民歌、九龙坡区的“走马镇民间故事”、南岸区的“广阳镇民间故事”、巫溪的“炎帝神农传说”、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酉阳古歌”等等。

三是要不断创新和拓宽“非遗”课程资源开发的方式。目前，我们将课程资源开发与课堂活动结合起来，采用了课堂“曲艺传唱”、“山歌、民歌大比拼”、“故事擂台上”、“传说人人说”等形式；在田野搜集与学习后举行“民族音乐”系列展示活动，如“吹打”专场音乐会；“非遗社团”第二课堂活动的开展等。这不仅传承了民间文艺，丰富了课程资源、活跃了课堂，开辟了第二课堂。此外，我们还以课题申报的方式，加强对“非遗”课程资源开发的经济和时间投入。

（二）创造良好的“非遗”传承氛围

首先，营造民主、轻松愉快的传承“非遗”的课堂。民间文艺具有活态流传性，如果不流传，它就会丧失生命活力。所以，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和来自不同少数民族的大学生带着各自的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曲艺、民歌“开口说”“开口唱”，形成中华民族的“民间文艺”交汇的活态课堂。

民间文艺的传播方式是“现场”传播，课堂上就让学生通过“说”“唱”“演”，现场流传的过程是再创造的过程。我们采用比赛的方式激励大学生用进行说唱展演，同时以课程加分或课程考核的方式鼓励学生对其他学生说的民间故事和传说进行“复述”，对民歌、山歌、民间曲艺进行“翻唱”，然后叫“原版”学生进行评价。这个过程，虽然不能诞生“非遗”传承者，毕竟“诞生于农耕文化语境中的民间故事在其特定的场域里发挥着原生态服务民众的功能， 有听众市场的讲述情境造就了故事家的诞生。”但是，我们发现，教育主体积极参与“说唱”“展演”，激发了其学习民间文艺的兴趣和体会到了创造的快乐和精神的愉悦，而且促使了其对各种“非遗”（民间文艺）样式进行自觉的横向传承。

其次，邀请重庆“非遗”传承人来高校进行展演传唱，进行“现场传承”。民间文艺的“传承应该还是人和文化展演空间的传承。”我们认为，只要高校教育持续创造民间文艺传承的人文氛围，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创设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的活态流变空间，营造互动交流的故事讲述情境和唱演的氛围，“非遗”的保护、发展就会以活态流传的方式持续下去。

（三）加强对重庆民间文艺的研究

地方高校利用科学研究的优势，加强对高校所在地的民间文艺进行研究。一是因为田野调查方便，能收集到第一手资料；二是有利于地域文化的研究，以使地方高校的科学研究与繁荣地域经济文化进行有机结合。

对地方民间文艺的研究，首先要从民间文艺的产生、发展、变迁和演化过程进行纵向研究，以对其进行宏观的、规律性的东西进行探究。其次，从民间文艺的文学本体进行研究，如审美特征、类型归属等层面入手进行研究。再次，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研究民间文艺，这样就可以关注与民间文艺密切相关的当地社会生活、文化生态的研究，以解释不同地域和不同族群民俗现象、文化现象的异同。

当前比较重要的是对保护、传承民间文艺的策略进行研究。由于孕育民间文艺的文化语境已经和正在被现代化“风蚀”，民间文艺不能仅仅停留于“留声”的保护性策略，而要采取活态的“传声”策略和路径。可以将“非遗”与重庆富丽的自然景观结合起来，建构文化旅游景观。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不仅风景秀丽，而且拥有丰富的人文景观，其中秀山民歌就是一大亮点。再如，重庆三峡地区是世界著名的旅游区，这里“流传着有许多民间故事，几乎每一个景观都有神话传说，这些民间故事和景观传说，超越时空界线在历代人民群众中口耳相传，经久不衰……丰富和深化了自然景观的审美价值，构成了三峡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重庆民间文艺的研究及其研究成果，有利于丰富和开发“非遗”课程资源，也有利于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传承，从而加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校传承。

三、“非遗”高校传承的重要性

民间文艺（“非遗”）既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民族精神的源泉。当代大学生将是实现伟的中国梦的中坚力量，高校的“非遗”传承可以利用民间文艺对其进行民俗风情和历史教育，也可以对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精神正能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振奋团结、和平、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发扬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美德。

民间文艺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丰富多彩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态，影响和烛照着中华民族一代代人民的精神生活。民间文艺发挥着娱乐和教化作用、宣传鼓动作用、组织协调作用的文化生态一去不复还。在现代化的当下，民间文艺属于“草根文化”，具有平民化特点，具有民主、平等的特征，具有强烈的生活意识和社会担当意识，坚持以人为本的文化内涵，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财富。因此，高校“非遗”的流传，有助于当代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通过对民间文艺的学习和传承，让大学生感受民间文艺学特有的审美习惯、审美特征和审美风采，不断提升其民间文艺的审美鉴赏能力。

民间传说大全篇（6）

说唱音乐是“说、唱、表”三位一体的音乐形式，是民间口头文学和说唱表演艺术长期结合、演变而成。以“说中夹唱”、“唱中夹说”的形式叙述故事。故称为说唱。黑龙江流域三少数民族说唱音乐形式(简称“三族说唱音乐”)，主要指达斡尔的乌钦(也称乌春)、鄂伦春的摩苏昆和赫哲族的伊玛堪，是这几个民族群众文化活动中喜闻乐见的民间说唱形式。

2006年5月，黑龙江达斡尔乌钦、鄂伦春摩苏昆和赫哲族伊玛堪被列入《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作为中国北方游牧渔猎民族音乐文化中典型形式，三族说唱音乐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中不可缺失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和发展黑龙江流域三族说唱音乐是繁荣和发展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必然举措。三族民间说唱音乐在千百年的民间传承、发展过程中，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体现着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和伟大的创造精神。民间说唱艺人口口相传的英雄史诗、民间传说，不仅创造了极具地域魅力的白山黑水文化，同时，与华夏各民族一起共同缔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

二、培养民族音乐传承人――“种子教师”

对民间说唱音乐传承和传承人现状的掌握是目前发展和传承民族音乐的首要任务，把教育传承和民间传承有机的结合，有助于更加科学、合理的开展学校教育教学活动，实现“活态传承”。师范音乐教育传承即种子教师培养问题。是保证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传承的关键：科学严谨的教学理念、规范灵活的教学方式、丰富的实践活动，是师范音乐教育传承的有力保障。

1　培养研究教育基地。黑龙江省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生活在黑龙江流域的赫哲族、达斡尔族、鄂伦春等少数民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原始音乐艺术，目前这些传统艺术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危机。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与哈市江沿小学、兴华小学联合办学，有针对性地定期选派优秀大学教师给小学生上课。从理论知识到实践课程，教授孩子们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歌曲、乐器，让每个小学生都会唱几首民族歌曲，都会一件甚至多件民族乐器。现在，江沿小学很多学生都会拉二胡、吹葫芦丝、吹竹笛；兴华小学已被确定为“黑龙江古琴教学研究基地”。推进东北三省复兴古琴这一民族艺术。

在拥有这些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经有关部门协调，2007年9月。江沿小学面向省内的鄂伦春、达斡尔、鄂温克、赫哲族等四民族招收小学生全日制学习。年内，哈师大音乐学院还要在哈市各区中小学逐步推广这一传承民族音乐文化遗产的特色办学经验。真正做到“大学培养小学生，龙江音乐有传人”。

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利用高校优质教育资源，与中小学联合办学。着力培养了一批作为黑龙江流域非物质文化艺术遗产――少数民族地区音乐的继承人，传承民族音乐文化，挽救少数民族地区音乐。

2　培养专业人才――“种子教师”。2009年，“黑龙江少数民族音乐传承专业”在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首次招生，该专业是为拯救我省少数民族原始音乐艺术后继无人的状况。经教育部批准特设的国内唯一一个音乐学专业。学习该专业的学生毕业后要回到生源所在地，从事中小学音乐教育工作。同时，就读该专业的学生全部学费将由学校承担。2010年1月，哈师大艺术类专业课单独考试在该校拉开帷幕，近3000名艺术类考生参考。在“少数民族音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专业”术科考试现场，令考官感到惊喜的是。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大鼓”艺术传承考生首次出现。在该术科考试现场，来自我省赫哲族、蒙古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的考生们展示的本民族特色文化艺术，让人耳目一新。已从师学习了三年多“东北大鼓”的考生李婷婷。以其出色的表演获得在场评委的认同。据了解，我省的“东北大鼓”等一些少数民族的说唱、舞蹈和民俗等项目已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在考试现场，部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我省著名表演艺术家夏晓华欣慰地说。目前国内还没有真正走入高校学习相关专业的“东北大鼓”传承人，哈师大为“非遗”传承人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在国内高校首开先河。哈师大音乐学院副院长张磊介绍，该专业2010年招生计划增加到30人，但报名并实际参加考试的考生只有11人。今年，音乐学院专业教师还将到省内少数民族聚居地实地走访调研，为我省寻找培养出更多高素质的传承人才。为了弘扬本土音乐文化和发展多元文化，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这一步标志着挽救和传承我省少数民族音乐优秀文化遗产的战略已经开始，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这一战略的核心，培养传承人的工作正在有序的进行，有道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完成招生工作正是完成这项工作的基础。也是取得成功的前提。

我们期望的目标是：

招收“少数民族音乐传承专业”生源

民间传说大全篇（7）

与前新闻传播业时代的民间新闻相比②，与传统媒体时代的民间新闻相比，网络传播时代条件下的民间新闻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传播者身份的大众化和公共化，即构成社会大众的个体在原则上都可以成为面向整个社会的传播者。也就是说，进入网络媒体平台的民间新闻传播者，他或她所传播的信息、发表的意见，不再限于狭小的私人空间和私人传播范围，而是有可能传向社会大众。从可能的逻辑上说，他或她传播出去的信息、意见有可能迅速影响一定范围的社会大众，影响社会舆论的形成，影响社会公共事务的变化。这样，一个民间新闻传播者实质上充当了一个组织化媒体的角色，成为一个“准”公共传播者、社会化的传播者。民间新闻传播者的这种“拟”或者“准”组织化媒体平台传播方式，使其个人身份公共化了、社会化了，使其传播出去的信息、意见公共化了、社会化了。因而，网络时代的民间新闻传播和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毫无疑义，这同时意味着人们对社会承担的公共责任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而不是相反。人们一旦拥有了更多的信息传播、意见表达自由，也就意味着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也实质性地意味着要接受更多的限制。可见，高度自由的社会，是一个需要人们共同高度负责任的社会，拥有良好公共道德的社会。那种以为自由越来越多，责任越来越少的看法是错误的，是对自由的误解。每当人类为自己创造出新的自由活动的工具和方式，也就意味着人类必须锻炼出新的“枷锁”，约束工具的运用方式，以防止其成为脱僵的野马。

民间新闻传播者更容易关注组织媒体、职业新闻传播者没有注意到的新闻事实，认为不是新闻事实的事实，或者出于各种目的有意忽视、忽略甚至故意遮蔽的新闻事实。因此，民间新闻传播者是一定社会整体新闻图景重要的、不可少的建构者，对监测环境、守望社会能够产生和发挥特殊的作用，他们能够使一定社会整体的新闻图景甚至是关于某些具体新闻事件的报道更加真实全面，使人们有机会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不同层次更加立体化地了解自身和他人的生存、生活状态，了解一定社会环境的变动状况和趋势。而且，从社会民主进步和技术发展的角度看，民间新闻传播者、民间新闻在新闻图景的建构过程中可能地位越来越重要，能够发挥的作用空间会越来越大。整个社会民众关于环境的日常了解可能越来越重视民间新闻传播者、民间新闻。在历史性的比较中，组织化、制度化新闻的地位和影响以及职业新闻传播者，恐怕很难保持传统媒体时代的威力和风光。人人都是可以公共化、社会化的传播者，很有可能创造一个新的传播时代，创造出与以往不同的塑造新闻符号世界、新闻图景的时代，至少是可能创造出一个新闻传播主体结构不同于传统媒体时代的时代。尽管我们还难以描绘清楚未来的景象，但人们已经能够感觉到未来人类社会塑造新闻图景的方式会发生比较大的变革。后新闻传播业时代的新闻传播，很有可能是民间新闻传播者、民间新闻和制度化新闻或组织化新闻传播者（职业新闻传播者）并驾齐驱的时代。如果用大尺度的历史眼光来观察，很可能是民间新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获得某种突出地位的时代；民间新闻传播者，很可能成为一定社会新闻图景的重要塑造者。这既是不断更新的网络技术带给我们的想象，同时也是不断进步的网络传播带给我们的理性推断。但民间新闻、民间新闻传播者与组织化新闻、职业化新闻传播者之间到底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具体关系，现在还是不好判断的事情，我们只能等待传播实践的回答。民间新闻传播者在新闻传播过程中，有着特殊的建构力量和建构方式。民间新闻天然的民众基础，使它与社会大众有着天然的接近性。民间新闻既易于得到迅速的传播，并在传播中得到文本的续接和延伸，也易于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从古老的、也是相随人类永存的面对面的人际传播到最新的网络传播，都是民间新闻得以建构的方式方法。民间新闻收受者与传播者之间的心理距离是比较近的，至少作为收受者的人们在感觉上会觉得要比与职业新闻传播者的心理距离近、利益距离近，也就是说，传播者与收受者之间有着民间新闻传播方式天然带来的“一家人”的感觉。传播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一再表明，人们更容易相信“自己人”的话，在关键或者危机时刻，人们更容易相信亲朋好友、同事同学的信息，这就使得民间新闻以及民间新闻传播者与组织化新闻、职业新闻传播者相比，往往具有了优先性影响社会大众的机会③。就现实来看，在不少新闻事实的报道中，已经形成了民间新闻与组织新闻之间的竞争，已经形成了民间新闻传播者与职业新闻传播者之间的竞争。我们相信，这样的局面只能是越来越多。民间新闻的建构过程，往往是收受者和传播者不断增加、介入的过程，信息或意见不断累积的过程。民间新闻的力量和影响，主要来自民间的互动，从而形成一种规模化的传播效应。一些能够激发民众普遍兴趣、引起民众普遍关注的新闻，常常会成为一个时段社会的热点问题。新闻流本身就携带着舆论流，甚至就是舆论流。新闻与舆论的交汇常常使民间新闻传播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不同民间新闻传播者、收受者之间的互动―――通过对新闻文本不断建构进行的互动，会建构出新的新闻事实形象（有可能偏离事实的真实面貌），以及关于新闻事实的评论形象。这些“形象”往往会泛化或一般化，成为某种社会事实现象的代表、符号，如此一来，人们关注的不再是简单的某一新闻事件、新闻事实，而是某种社会现象、社会问题，这就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了民间新闻传播的社会意义。可以说，互动是民间新闻传播建构社会影响力的根本方式和途径。因此，没有人太敢随意轻视民间新闻的传播。民间新闻传播者往往互相接力、借力，共同塑造、建构新闻文本，在网络空间和生活空间都会形成一种超级新闻文本，形成高度混合型的新闻文本，各种符号手段都会被用来建构相关的新闻图景。

民间新闻传播者与社会大众的天然接近性，使民间新闻传播者在新闻传播中更易于从社会大众的利益角度去观察新闻事实、选择新闻信息、建构新闻文本④。民间新闻传播者的新闻建构是一种民间性的建构，拥有不同于职业化新闻传播者的独特眼光（但并不必然是客观的、全面的、公正的眼光），有时，这些传播者会有意传播与职业传播者不一样的新闻，对于同一新闻事件，民间新闻传播者往往会想方设法寻求职业传播者没有报道的事实侧面或者细节。民间新闻传播者与相关新闻事实、新闻事件天然的接近性，使人们容易相信传播者所传播的新闻，信赖传播者所发表的意见和评论。民间新闻传播者往往是新闻事件、新闻事实的直接参与者或者旁观者、知情者，他们往往比职业新闻传播者对事实有着更真切的观察和了解，他们也往往更容易获得关于新闻事实的一些隐秘信息、深层信息。人们更容易相信从事实、事件中走出来的人所传播的信息。而且，越是所谓敏感的问题，民间新闻传播者越有欲望介入；越是组织化新闻媒体缩手缩脚的新闻事件，民间新闻传播者往往越有兴趣和勇气介入；职业新闻传播者无法介入的有些新闻事件，身处其中的民间新闻传播者却往往有着得天独厚的获知相关信息的条件。因此，民间新闻传播者报道出来的新闻，常常是社会大众特别感兴趣的新闻。这样，在民间新闻与制度化新闻或者职业新闻的互动中，有利于人们比较全面地了解和把握事实的完整面貌。自然，民间新闻传播者对人们心目中新闻符号世界（心理世界）的建构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尽管民间新闻传播在网络技术支持下有了新的呈现方式，对一定社会新闻图景的建构作用已经不可忽视。但就目前来看，民间新闻的整体影响力还是很有限的，社会新闻整体图景的核心建构者仍然是组织化、制度化的新闻媒体和职业化、专业化的新闻从业人员，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并且，只要现有的社会制度建构方式、国家形态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最起码在形式上一定社会新闻图景的主要建构方式仍然是制度化的、组织化的，尽管民间新闻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整体状态下，民间新闻传播者对新闻图景的建构作用，除了以独立的民间方式发挥作用外，更多的是通过与组织化新闻媒体、职业化新闻传播者的互动进行的。民间新闻会成为新闻内容的最大生产者和提供者，也往往成为组织化新闻的“导火线”或者“放大器”、“扬声器”。二者之间的互动是更为常态的关系，也是它们之间互相借力的途径和方式。新闻媒体期望从民间新闻传播中发现更多有意义的新闻，而民间新闻传播者则希望自己传播出去的新闻信息和其他信息能够及时引起组织化新闻媒体的关注，以便产生更大的传播效应。在民间新闻传播者与制度化大众媒体的新闻传播互动中，职业化的新闻传播者在新的传播技术环境下，会越来越关注、越来越重视民间新闻传播者，甚至努力把一些具有“舆论领袖”特征的民间新闻传播者吸纳到媒体队伍之中，进行某种形式的“收编”，形成一种新的一体化结构，最起码使民间新闻传播者，特别是那些带有舆论领袖特征的传播者成为媒体的资源。反过来说，民间新闻传播者同样十分看重组织媒体的力量，如果他们的新闻、意见能够引起媒体组织的关注甚至传播，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情。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些民间新闻传播者之所以通过网络媒体传播信息和意见，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想引起媒体组织的注意，从而进一步放大相关传播的效应。这样看来，在新的传播环境中，从原则上说，一定社会新闻图景总是由一定社会主体共同建构的。

民间新闻、民间新闻传播者与组织化新闻、职业新闻传播者之间的互动现象，是非常值得人们从多个方面、多种角度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民间新闻能够与制度化新闻之间展开一定的合作和竞争，本身就是新闻自由发展的新表现，也可以说是新闻自由度进一步扩大的表现。传播技术带来的新的社会解放作用，在民间新闻的兴盛中已经突出地表现出来。民间新闻在新技术条件下的勃兴，也是社会民主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的表现。民间新闻力量的增强，为更多的人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提供了必要的信息认知、信息评价基础。同时，民间新闻可以说是社会大众认识自我的重要方式，是社会大众不同群体之间、个体之间相互了解、沟通的重要渠道。

需要人们注意的是，民间新闻自身的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一直是其面临的严峻问题，而滥用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权利的现象更是令人头疼。这些问题不可能彻底根除，会长久存在下去，就像人类不可能彻底根除人性中恶的一面一样。但不管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人们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实在是太多了），民间新闻的真实性，始终是影响民间新闻社会影响力、影响民间新闻传播者形象的大问题。因此，如何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将会成为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这一点，其实与组织媒体的新闻传播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只是增加了难度。但我以为，人们不必过分担心民间新闻的真实性，因为民间新闻本身既是新闻、又是意见，民间新闻作者大多不会按照严格的新闻专业化方式写作新闻、传播新闻。事实上，民间新闻在更多情况下，是民间意见的一种表达方式。民间新闻的新闻性可能是不准确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属于“基本真实”的状态，但民间新闻的意见性常常是真切的，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民间新闻及其所代表的群体的意见。认识了民间新闻的特点，才能正确对待民间新闻现象。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全国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理论新闻学系列专论研究》的部分成果，项目批准号为：200314）

注释：

①需要人们注意的一种现象是：一些职业新闻传播者除了为自己所在媒体、工作媒体提供新闻报道外，还会以“非职业人”的身份传播新闻，而他或她传播的有些新闻又是通过职业身份获得的，但又不能以职业身份将有关新闻在自己工作的媒体上报道出去。这里有不少问题需要说明：职业新闻工作者能否以非职业身份从事新闻活动，也就是说，职业新闻人是否是全天候的职业人；一些正当的新闻为什么得不到正常的传播；职业新闻人和自己所属媒体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等，都是需要专门研究的问题。

民间传说大全篇（8）

中国明朝时期,传教士东来。他们在传教过程中发现纯正的基督教教义在中国推广起来极为困难。他们不但没有被当时的中国人民看作神的福音的传播者,相反,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他们被妖魔化,传教事业举步维艰。一批传教士有鉴于此,他们开始穿儒服,习儒学,以“洋儒”自居,并援引儒家经典来传播基督教的教义。他们在坚持基督教教义精髓的前提下向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汲取有用的文化资源。这使得基督教在中国具有了区别于本土基督教的中国特色。这时,我们可以将基督教的这种状况称之为中国化了的基督教。从这种观点出发,拜上帝会是中国化了的基督教还是仅仅具有基督教色彩的民间宗教?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毫无疑问,拜上帝会是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就我的认识,我们在以往的研究中是将其估计大了的。我倾向于认为拜上帝会是一个镀上了一层基督教薄膜的地地道道的中国民间宗教。

洪秀全作为拜上帝会的灵魂人物,他的思想在拜上帝会中举足轻重。为了说明拜上帝会与基督教的关系,我们选取洪秀全为标本。考察洪秀全的早期经历,我们发现他与基督教的接触大概有两次:第一次是间接的,即他在赶考过程中得到了一本《劝世良言》并在后来对此书加以研读;第二次是直接的,既他于1847年春到广州的美国牧师罗孝全那里意欲学习基督教,呆了约四个月。

洪秀全在得到《劝世良言》后并没有加以认真研读,只是在略翻之后就束之高阁了。后来他的中表李某偶然于其藏书中抽出《劝世良言》,问洪秀全其书内容。洪秀全答以不大知得。可见,洪秀全在对《劝世良言》的真正内容是不太感兴趣的。相反,从洪秀全后来的思想来看: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儒生,洪秀全完全是从自身的知识体系和现实需求来解读这本书的。洪秀全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将《劝世良言》解构了。所以,就洪秀全所理解的基督教而言,它已经不是基督教了,它仅是一个借用了某些基督教概念名称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民间信仰)的大杂烩。洪秀全与冯云山在赐谷村分手后,冯云山到了紫荆山区传道。拜上帝会就是以冯云山在紫荆山发展的成员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冯云山的思想直接来源于洪秀全。因此之故,早期的拜上帝会也不可能是一个中国化了的基督教组织。

1847年,洪秀全到广州罗孝全处学习基督教。罗孝全在1852年曾着文说:“全初来我处时,曾写就一文,详述其得获《劝世良言》一书之经过及其得病情形与病中所见之异象,一一详述:又谓梦中所见者与书中所言两相证实。在述其异梦时,彼之所言实令我莫名其妙。迄今仍未明其究从何处而得此种意见,以彼对圣经之知识无多也。彼请求受洗礼,但在未得吾人满意于其合格之先,彼已往广西去矣。”川在罗孝全看来,洪秀全对《劝世良言》的理解和对基督教的认识都是不正确的。后来洪仁开对洪秀全异梦的描述更被洋兄弟直斥为“迷信”。洪秀全在罗孝全处未能得到洗礼,有人认为是暗害所致。但更重要的是如罗孝全所言,洪秀全“对圣经之知识无多”,不能算是“合格”的基督徒。既然洪秀全连一个合格的基督徒都算不上,将基督教中国化的巨大任务洪秀全是无论如何完不成的。从洪秀全的早年经历来看,他倒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儒教徒。因而,创立一个中国历代民间教派似的教团组织与理论体系对于洪秀全而言是完全能够胜任的。洪秀全与他的前辈们的区别,可能仅仅是用他那肤浅的基督教知识对他所创立的拜上帝会进行了一翻涂脂抹粉似的装饰。

以上,是我们对拜上帝会与基督教间关系的总的认识。有的学者从思想方面提出,洪秀全的革命理论与基督教早期教义有暗合之处。他们认为拜上帝会的教义与革命作用、洪秀全本人的作用和着作、整个太平军的英勇斗争精神等等表现出接受了早期基督教的革命教义,并且与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实践相结合飞成为所谓的太平基督教。实际上这只是臆测之词,不足为凭。

中国历史上以宗教来发动农民革命的事例数不胜数,其思想资源也是极为丰富的,从洪秀全、拜上帝会、太平天国的思想与实践看,它是中国农民革命历史发展中合乎逻辑的产物。罗孝全曾说,洪秀全在叙述其异梦时,令他莫名其妙,“迄今仍未明其究从何处而得此种意见”。事实上,考察洪秀全所述异梦的种种情形,我们不难发现:此种意见的得出来源于当时的民间信仰。民间信仰虽然从古至今没有享有过官方认可的宗教自由的权利而受到礼遇。但是它却从来没有失去它固有的自发、自然、自在的本色。它从它的无法遏止的流传趋势,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本土文化的沃壤之中,广泛地影响和支配着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占据着异常突出的位置。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农民革命运动,民间信仰对于他们的影响无疑是极为突出的。我们认为,拜上帝会的宗教思想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中国民间信仰。拜上帝会本质上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民间宗教组织。

第一,神话教主。洪秀全对其异梦的宣扬作用就在于神话教主,为拜上帝会的存在提供合法性。仔细研读洪的异梦,我们不难发现洪在对其异梦的艺术加工中吸取了许多民间信仰的因素。首先,宣称得到天神托梦的这种宣传形式我们在历次农民起义中都能略窥其踪影。其次,从所做异梦的内容来看更是如此。无论是人梦时所遇的龙虎雄鸡、换心肝五脏,还是老人赐予宝剑、印授和美果等等都可以与民间流传的各种神话传说一一相映,均为民间信仰所提供之资源。至于洪仁开谓“洪氏能行奇事,能预言未来”。洪秀全长子出世“同时有鸟千百成群出现,或大如乌鸦,或小如喜鹊。众鸟翱翔天际既久,即集于秀全屋后诸树上,逾一月之久。”等等神化洪秀全的材料无一不来自于中国的民间信仰。冯云山在紫荆山的创会时期,洪秀全并没有参与其中而能在会众中享有崇高的声望,以至后来波澜不惊地实现了拜上帝会领导权的转移,这一切洪秀全受惠于自身的“神化”。相对于“不语乱、力、怪、神”的儒家文化而言,民间信仰中的“神人”崇拜思想在拜上帝会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第二,拜上帝,除偶像。诚然,拜上帝会的这一教义受到了基督教的某些影响。但是,当在对这条教义的仔细分析后我们会发现:这里的“拜上帝,除偶像”与基督教的“拜上帝,除偶像”有本质的区别。

首先,此“上帝”已非彼“上帝”。在洪秀全等人的心目中,他们拜的上帝就是中国古代的上帝。洪秀全用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信仰中的“上帝”代替了“洋上帝”。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唐虞三代都是事迹昭彰的太平时代,从尧舜禅让之时起,至上神“上帝”或“天”就具有崇高的地位。如舜摄位时,先“肆类于上帝”。即祭告上帝。商汤“上帝是抵,帝命式于九围”}6}就是说因崇敬上帝而得天下。周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怀多福”,武王伐封,众人勉励他:“上帝临汝。无贰尔心”川。这些缔造盛世的人物都是敬拜上帝,得到上帝保佑的。洪秀全在阐述上帝时多次提到《诗经》、《尚书》等表明上帝原本就是中国的。在中国的民间信仰中,也不乏对上帝的崇拜。在中国,上帝与天是相互通用的。远古的中国人将“至高无上”的天作为一种实物加以膜拜,后来才逐渐发展成“天帝”、“上帝”的观念,向神灵化过度。在中国民间保留了许多对“天公”、“天帝”祭祀的史料。洪秀全只是用经书上的“上帝”代替了民间俗称的“天公”而已。

其次,拜上帝也与中国民间文化大有关系。中国古代人民相信,在宇宙间有一个至上神作为主宰。这个至上神,被称为“帝”或“上帝”,在商周之际及以后又称为“

天”。从甲骨卜辞看,这个“上帝”被认为是统治一切的。一切自然界中及社会中的事,都由这个至上神做主宰。它有一个以日月风雪等为臣工使者的帝廷,协助统治一切。他以自己的好恶发号施令,他的号令称为“天命”。这些思想无疑会深深影响到中国民间信仰。在中国民间信仰中,“天公”具有至高无上、绝对不二的地位。因此,当洪秀全将上帝摆在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时,这对广大农民来说并没有什么心理上的障碍。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拜上帝会推崇“独拜上帝,除偶像”,似乎与中国民间的多神信仰有冲突。实际上有这种疑问是因为拘泥于文字的缘故。其实考察下拜上帝会的实际运作,并非如此。 第三,遵守天条。拜上帝会的十款天条是:第一崇拜皇上帝;第二不好拜邪神;第三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第四是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第五孝顺父母;第六不好杀人害人;第七不好奸邪;第八不好偷窃劫抢;第九不好讲谎话;第十不好起贪心。毫无疑问,拜上帝会的十款天条是受圣经中摩西十戒而作。但是,有几点我们须加以注意。

民间传说大全篇（9）

国际民间叙事研究学会第12次大会于1998年7月26一31日在德国中部古城哥廷根召开，各国学者228人与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民间叙事的流传问题。 具体的参考题有:①民间叙事的未来，②民间叙事在日常大众传媒中，③民间叙事传播和性别的关系，④跨文化的流传，⑤民间故事传播和报纸、刊物、出版物，⑥民间叙事研究和精神智力。 民间叙事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童话、离言、笑话、叙事诗等口头文学作品，但也有谚语、民歌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囊括了整个民间文学。民间文学是一种口语文学，一种活的文学，有表演性、变异性、实用性、即兴创作和立体性等特点。它与作家书本文学不同，是民众的口头集体创作，在人民生括中有实际的功能，并不断变异。此次大会以“流传”为中心，正是掌握了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点。它突破了以往历届大会以作品文本的分析和比较研究为主的格局，而着重研究民间文学的活的生态及其发展前途、流传方式等问题。 1民间叙事的发展前景 西方由于在现代化过程中生活方式急剧变化，传统民间故事受到很大冲击。有学者认为民间叙事只属于过去，现已逐渐走向消亡。而中国却不同，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吸取了西方的教训，不仅注意收集、保存并精选出版传统故事，还特别注意发展新故事。在工作中充分发挥故事的娱乐功能和教育作用，有故事员、评书评话艺人在茶馆、会场、广播电台、电视台表演故事与评书(长篇故事)，在报纸刊物上经常发表故事作品，有不少专门的故事刊物，很受欢迎，如上海的《故事会》每期发行400多万份，为全国文学期刊发行量之最。故事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保加利亚学者科西娃的论文《新世纪的故事前景》，匈牙利学者沃以特的论文《在现实的民间叙事的前面，有黑暗的前景吗?》就前景问题进行了研究。后者认为，如果不及时做工作、采取各种积极的措施而任其自生自灭，民间叙事是有可能消亡的。这一带有预言性的替告，使各国学者对中国的经验更加重视。 喀麦隆学者蒙委一桑巴的论文《民间叙事研究在莫属喀麦隆教育系统中的未来》就民间故事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作了研究。许多学者认为传统民间故事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生命力，应该引起重视。美国学者麦卡锡•巴拿的论文“美国童话—在新的文化背景下的旧故事”，麦克安德路斯的论文《美国西部牛仔女的幽默和形象的前景》，皆对此予以关注。 阿根廷学者布来奇在论文“轶事作为新闻中的一种社会和文化背景的象征表达方式”中说明了古老传说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仍发挥着实际的作用。 美国学者巴奇隆就法国1697年记录的门米。道内斯故事与今天的情况，说明这些故事是民众精神的文学表现。 印度学者卡洛斯在《格林童话在印度故事中的处境》中，调查了格林童话在口述流传中发生变异的情况。 美国学者康瑞德在论文《追踪吃人魔:变相的政治》中，说明童话中的幻想形象—吃人的魔鬼，曾是政治斗争的一种象征，其作用至今仍未消失。 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波雅林在论文《故事与犹太法学权威的确立》中，说明故事传说在犹太社会生活中所起的重要舆论作用。芬兰学者波力金好衣的《法庭上的故事—1871年一个屠夫的情况》反映出故事在法庭审判中的作用，为故事的社会功能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证据。英国学者拜伦在《爱尔兰人存在的重要性》中说明传说故事在各国的爱尔兰移民中作为民族文化卫道者的重要功能。 美国学者阿里在《故事为儿童维护正义和道德》也具体论述了故事的社会功能，正是这种社会功能使故事始终活在人民之中，充满了生命力。有些学者还研究了故事的预兆作用。如瑞典约翰生《预兆和学问的积极探究》，芬兰学者凯沃拉的《述梦:梦的故事作为未来的钥匙》等。 芬兰学者贾威林的《袭读公墓的卡累里亚民间故事—道德行为的民间概念》一文通过民间故事研究民众的道德观念。 娜威学者普列明格的《历史回忆和民族精神!》，美国学者缪连的《种族和人种史的寓言》探讨种族历史的叙述代代相传至今的情况。以色列学者海山—罗肯的《墨守本文的人民:民间叙事出版物与以色列现代国家一体化》，非洲尼日利亚学者奥拉瓦勒的《一个跨文化的传播:(松迪亚塔)史诗和西非一体化》等文，都说明民间叙事经长期流传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而在国家、民族与地区团结、统一事业中具有重大作用。故事的社会作用是多方面的，在文学创作、宗教活动和社会交际乃至医疗事业中都有实际的功能。 俄罗斯学者卡西列娃《童话故事在儿童读物中:19世纪和20世纪俄国作家的自传回忆》以大量事实说明俄国作家学习并运用民间童话进行儿童读物创作的种种情形。美国学者奥瑞英的《笑话作为一种虚饰》说明现代社交中幽默笑话作为一种虚饰语言艺术的作用。 娜威学者西尔堡的《通过奇迹—从怀疑到信仰》说明在基督教传教活动中，讲述宗教奇迹故事，使之具有从怀疑到信仰的作用。甸牙利学者陶斯在《有什么见闻的证据—匈牙利女巫审判中的证据和有害的叙述》中通过调查证实，在女巫审判时，民间传说故事是作为重要的见闻—证据起作用的，很有权威性。美国学者唐哈里利在《英雄和说谎—护理人员中的故事讲述计谋》中介绍了医务人员在精神疗法中，如何运用英雄故事鼓励病员提高信心战胜疾病的。 民间叙事作为一种实用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服务功能，必然产生报酬问题。美国学者米尔斯在“财产、证券、财务—在人道主义的社会研究中的伦理学出版物的叙事学者的奖金”中对此作了调查研究。 2多种多样的流传手段 #p#分页标题#e# 传统民间故事是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结合各种民俗形式讲述的，除夏夜乘凉、冬日烤火时的谈天场含外，还在各种仪式中出现。印度学者巴沙克《孟加那的仪式故事》中论述了在孟加那地区流传的多种多样的仪式故事，如各种庆典、求签、画图和戏剧等民俗活动中表演的故事。坦桑尼亚学者马拉却的论文《婚礼上的故事传播》，美国马申各的《对娜威人婚姻故事的透视》，芬兰马兰达的《期待生子—第一胎的故事》，伊朗米尔•苏克雷的《儿童朝圣者的故事》等文章，说明了在各有关场合讲述故事的情形。 法国坎票音等的“玛丽•安东尼特和她的著名笑话:三种传媒的水平、三种指贵的方式，两个烦恼的世纪”就18世纪的玛丽女王对法国人民的讲话《如果没有面包，就吃点心好了9这一著名笑话流传的悄况进行了较深人的探讨。南斯拉夫卡南诺维克在《学生示威运动的标语作为一种传播方式》中调查了1996~1997年贝尔格莱德学生示威运动中运用民间文学作标语口号流传的情形.在现代大众传媒中和市场上，民间叙事的流传日益受到重视，会上有些调查研究的成果，如:匈牙利学者那格义的《每日传媒上的传统民间叙事表演的情节说明》介绍了中欧国家的调查资料。尼日利亚奥坎拉翁的《尼日利亚民间叙事在大众传媒中的范围》，美国劳的《消费的过程—市场中的连续故事和思想差异》，印度巴达却瑞的《民间文学和每日政治—民族传媒的同一性和差异》，乌克兰布列采娜的《传说、笑话和幽狱在每日传媒中—对故事本文观察的经验》，英国关代夫的《日常传媒中的叙事诗歌—表演、形式和功能》等文，均属民间叙事在每日传媒中的流传情况以及功能的调查研究。 近年来随着国际网络的出现，故事流传又出现更快更好的形式。有学者对“网上故事”作了研究，如爱沙尼亚学者考依娃的《国际网络—研究故事讲述的新的机遇》，斯拉伐克的赫劳斯考娃“民间文学或伪民间文学—网上或群众文化中的故事讲述”等。由于民间文学在记录时会有所加工改写，有人就认为那已不是真正的民间文学而成了“伪民间文学”。 在故事研究中电子自动化技术也有实际运用，匈牙利学者达仑义等人的论文《故事本体中的母题的自动识别》讲匈牙利科学院以自动化技术进行故事情节单元(母题)自动检索的情况，这是大大提高研究效率的先进方法，在国内尚待开发。 3新故事与旧故事的流传研究 对现代新出现的民间叙事作品，也有不少专门研究。如希腊学者阿夫代柯斯的《笑话谜语—一种新的短小形式和功能特色》，智利学者但尼曼“智利今日故事的研究”等。英国学者本尼特在《生了一个贵妇，死了一个圣徒—在流行报刊和大众评论中戴安娜的神话》中对英国王妃的新传说作了调查研究，分析了她的形象在民间和大众传媒中被神化的情形。瑞典古斯塔夫生以20世纪的饮酒新故事作为边界饮酒文化的比较研究资料。 在新故事中存在着旧故事的成分，表现在情节、思想、语言等方面，罗马尼亚学者康斯坦丁斯库在《当代童话中的19世纪日常生活和思想》中对此进行了研究。 很多新故事带有个人回忆的特点，这是传说故事的初期现象，据此可以研究故事的产生和创作过程及其与现实生活的异同。德国学者席米德的《纳美比亚个人经历的故事与自传》，芬兰学者彭铁开林一马甲《难民个人经验故事的研究》，瑞典学者尼尔生的《回忆和能力—在瑞典工人回忆的出版物上》，以色列学者巴的《波兰犹太人受迫害时期的传说》，以色列学者沙拉蒙的《讲述奴役—从埃塞俄比亚到以色列》等文，都属个人回忆自己受难或传奇的经历方面的调查、探究。 传统故事在流传中必然发生变异，讲述者会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改编增删，研究这一现象甚为重要，也是有争议的问题。阿根廷学者帕列罗在“阿根廷民间故事的口头讲述与本文增益”中研究当代故事在讲述上是如何超越文本以适应当时需要的。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学者巴克齐里各《关于夏威夷民间叙事改编本中“地方”的理解》，美国学者林达《“中间省略”在当代美国民间文学研究中》，德国学者罗茨的《越过界限:民间故事的翻译与加工改写本》，均属探讨故事改编增删情形以及应有的界限方面的文章，与过去的墨守文本的忠实纪录相比有了一些突破。这是故事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会碰到的，中国早已解决这类问题，“推陈出新”的方针在国外也有不少知音。 肯尼亚学者阿连比在《口头故事在肯尼亚电子传媒工具上的紧急情况:是一次黄金的传播机遇的探索，还是仅仅改变传播工具的操作》，说明故事的现代化应是全面的，而不仅仅是工具的变换。 4故事讲述艺术研究. 民间叙事是一种立体文学，是需要讲述、表演的。故事的艺术魅力不仅在它的文学性，而且也在它的表演性。有学者对其讲述艺术作了专门研究。如意大利学者巴达坎的《巴洛克的故事讲述艺术》，罗马大学的卡路所从美学角度研究故事讲述在调查基础上所写的《西班牙地区的故事讲述美学》，罗马尼亚学者鲁克山多育的《在非艺术语言中的叙事结构和策略》等。 以韵文唱故事的民间叙事诗歌，也是一种重要的叙事传播形式，它便于记忆，在一些地区相当发达，深受群众喜爱，因而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重视。如伊朗学者巴该里的《波斯民族史诗中的传播叙述》，以色列耶松的《史诗类作品的叙事模式和类型索引》。 孟加那国的如拉则在《论一首宇宙起源的叙事歌》中论述孟加那创世神话史诗至今仍在民间流传的情形。 故事家、歌手是民间叙事的重要载体，对故事家的调查研究也非常重要。孟加那国邪德厚里的《比赛民歌比却根及其歌唱能手贝雅提》，德国该达的论文《格里奥的概念和非洲故事家的讲述方法》，匈牙利卡尔曼的《俄罗斯宗教民歌手的分类问题》，希腊学者帕帕米切米的《民间叙事田野调查和故事讲述人的智力才能问题》等文，都有新的调查研究成果。#p#分页标题#e# 5跨文化传播与全球化 以色列学者菲亚柯娃的论文《跨文化传媒中的移民民间文学》研究不同国家犹太移民的故事，是宏观的研究。罗马尼亚伊斯帕斯的《口头文化与跨文化传播—关于德来古拉伯爵的故事》，匈牙利学者克瑞查的论文《东欧民间故事中的跨国英雄》，阿美尼亚学者的论文《阿美尼亚巨人桃克和泰拉罗斯、克里特的泰罗斯、弗雷简的坦特罗斯、匈牙利的桃陀斯》则是具体故事人物的比较研究。英国学者牟哈威的《在翻译和教义之间—阿拉伯民间故事作为跨文化的象征符号》等文都属民间叙事跨国传播的研究。有些故事如狼外婆、灰姑娘等流传在许多国家之中，早已引起了人类学家的注意。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中，故事的流传、变异与趋同情况更值得注意，过去偏重于源流研究，通过异文的比较来追寻故事的流传路线，找到故事的发源地(有埃及中心说和印度中心说等理论)。这种历史地理研究(芬兰学派的方法)曾流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如今人们对这种追寻推想的可靠性发生了疑问，此法已不流行。此次会上的故事流传研究偏重在故事的现代化与全球化方面。跨文化传播并非完全的趋同，它仍然保持各自的民族特色，何克俭(中国宁夏)的论文《文化交流和跨文化研究的新生儿—回族故事的形成和特性》，瑞士学者昆‘汉斯的论文“民族传统在民间文学中—一种式样的风格?”等文、对此更作了专门研究。不只故事是跨国传播的，谚语也是。匈牙利学者帕克左莱的论文《在不同文化中的公共谚语》，发现在欧洲流传着28~56种语言中的谚语，还发现其中远东的中国、日本、朝鲜谚语有173条之多(包括《史记》和《论语》等书中的谚语)，说明现代传媒对民间文学传播的巨大影响。

民间传说大全篇（10）

一、 泰山石敢当的民间传说

泰山石敢当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把小石碑（或小石人）立在桥道要冲或镶砌于房屋墙壁，上刻“石敢当”或“泰山石敢当”之类字样，以禁压不祥。石敢当信仰与东岳泰山崇拜紧密结合，由“石敢当”发展到“泰山石敢当”，其神化功能也经历了从最早的“镇宅”到“化煞”再到“治病”、“门神”、“辟邪”、“防风”等的转变。泰山石敢当所表现的“吉祥平安文化”体现了人们普遍渴求平安祥和的心理。

最初的泰山石敢当习俗是古代人民对灵石的崇拜，随着民间传说和习俗的演变，石敢当被人格化，逐渐在民间形成了不同版本的神话故事。这些神话故事以石敢当或者以石敢当为中心的泰山风物传说为蓝本，结合本地的具体事物或者流行的，形成了丰富多采的关于泰山石敢当的故事群，在民间广为流传。各种版本的石敢当传说体现了劳动人民对大自然的敬畏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中泰山当地流传最广的版本中石敢当是普通劳动人民勇敢无畏的化身。

相传在泰山脚下的一个村子里住着一个壮士，姓石，名敢当。他很勇敢，什么也不怕，在泰山一带很有名。有些人被欺侮了，就找石敢当替他们打抱不平。一天，石敢当进城卖柴，见贴有王员外的告示：谁能为他家降妖，愿将女儿许配为妻。原来王员外有一千金小姐，“养在深闺人未识”，不幸被一妖精作祟，王员外请牛鼻子老道设坛捉妖，被妖精一脚踢下坛来，跌得头破血流。无奈才张榜求救。石敢当见义勇为，决心除害，他持宝剑藏在小姐房中，当妖精进来时，他举剑大喝一声：“泰山石敢当在此！”妖精一听，吓得驾起妖风狼狈逃走。事后，王员外亲自把小姐送上泰山，和石敢当成了亲，小两口过起了美满日子。谁知妖精逃走后，又跑到别村去祸害。村民听说石敢当能驱妖，便来请他。可是，石敢当往这村赶，妖精又跑到那村去造孽。石敢当又没有分身法，怎么办呢？后来，聪明的妻子对他说：“何不把你的名字刻在石碑上，放在宅墙上镇妖呢。”于是，人们纷纷在石头上雕刻“泰山石敢当”五字，立于墙根、街巷、桥头、要冲，以保村宅平安。

泰山石敢当在泰山地区，有驱妖、捉鬼多种版本，有石匠说、算命先生说、医生说，综合起来泰山石敢当始终是为劳动人民斩妖除魔、趋灾避难的勇士形象。此种民间传说的流行为民间艺术提供了优秀的创作素材。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山东梆子新编神话剧《泰山石敢当》。

二、 山东梆子神话剧《泰山石敢当》

山东梆子，又名“高调梆子”，简称“高调”或“高梆”，又因其高昂激越的特点，又被人称为“舍命梆子腔”。约在明代末，陕西、山西一带的梆子腔，流传到山东后，受本地语言、民间歌曲、戏曲声腔的影响，逐渐演变发展而形成本地的梆子形式――山东梆子。山东梆子戏主要流行于山东西南部的菏泽、济宁、泰安等地的大部分县市，以及聊城、临沂等地区的广大城镇乡村。山东梆子历史悠久，至今已存在400余年，剧目丰富，唱腔高亢动听。2006年山东梆子、“泰山石敢当习俗”分别列入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否可以将两个非物质文化一场相结合，以山东梆子的戏曲形式完整在线“泰山石敢当”故事？就演绎“泰山石敢当”而言，山东梆子可能是最适合的剧种，唱腔高亢，激昂，能很好的在现山东大汉除暴安良的石敢当故事。而这一设想很快得以实现，新编山东梆子神话剧《泰山石敢当》应时出现，演出过程几乎是场场爆满，并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的舞台。

《泰山石敢当》由杨平芳编剧，杨宪法导演，泰安市山东梆子剧团演出。此剧以石敢当的民间传说故事为素材经过创作人员的二次加工成为一出脍炙人口的山东梆子剧目。在民间习俗传说的基础上，剧目经过二次加工，加强了故事的戏剧性和舞台性。

山东梆子《泰山石敢当》为观众讲述了“泰山石敢当”惩恶扬善、镇妖除邪的传奇故事。

石敢当出生在泰山脚下的一个石匠之家，少年时便牢记师傅“学艺先学把人做，习武重要修自身”的教诲，嫉恶如仇，敢做敢当。石敢当青梅竹马的小师妹被狐狸大王掳走，自小习剑的石敢当经泰山主神碧霞元君点化，功力大增，降伏了妖魔，救出了师妹。他不贪财，不迷恋色，勇敢机智，胆大心细，神剑在手，威震八方，所向披靡。各地求救者络绎不久，因分身无术，石敢当便化身泰山石中，将写着“泰山石敢当”的泰山石撒遍神州，镇宅驱邪。

主人公泰山石敢当艺术形象生动，个性鲜明。全剧紧紧围绕石敢当这个神话人物，层层设置戏剧冲突。使全剧悬念陡生，高潮迭起，从而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舞台表演文武兼备，文戏感情细腻，真切感人；武打精彩简洁，扣人心弦；音乐唱腔，大胆创新。 在唱腔设计上，《泰山石敢当》保持山东梆子的高亢激昂特点，并适当融入了现代歌曲的表现技巧。既保留了山东梆子的传统韵味，让老年观众听起来亲切，又注入新鲜音律，适应年轻观众的审美情趣。再加行当齐全，能充分展现生、旦、净、丑的各类唱腔特点和表演。在舞台设计上，整个舞台的背景采用写实的风格，以雄伟的泰山背景展现泰山优美的自然风光，立体感、冲击力、震撼力强。在情节设计上，融入了精彩的武打戏，让观众大呼过瘾。在人物设计上，许多小人物台词不多，但是演员表演得栩栩如生，人情味很浓。 舞台上，主人公石敢当的形象英武、俊朗，在与妖魔殊死搏斗、扣人心弦的故事中，充分展示了他浩然正气、气贯长虹、不为金钱所动、不为女色迷惑，勇敢机智、全心全意为民除害治病的高尚品德，是泰山文化特别是石文化的具体体现，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和重要的现实意义。演员阵容强大，文武兼备，音乐、舞美和灯光服装道具的独特设计及现代科技手段的巧妙运用，使演出满台生辉，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结语：中国戏曲是在民间艺术的土壤里发芽生根的，又是伴随着民间风俗成熟和发展的。民间风俗为戏曲艺术的孕育和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同时戏曲艺术又为民间风俗增添了绚丽的色彩。泰山石敢当习俗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是我国带有民族性的民俗事象。正是这一影响广泛的民间风俗传说为山东梆子的创新提供了新颖而传统的素材。《泰山石敢当》将两种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起来，在山东梆子史上写下了浓浓的一笔，它无疑是山东梆子的一次创新。山东梆子正获得越来越多人的支持，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支持，借助传统民俗传说故事的深厚素材山东梆子文化定能继续传承，定能发扬光大。（作者单位：河北美术学院传媒学院）

参考文献：

[1]周郢.《泰山石敢当信仰的两处文物遗存》.齐鲁晚报.2005- 06-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