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稳定评价报告篇（1）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6）04－0029-03

一、金融稳定的概念

“金融稳定”一词，目前在学术界尚无严格的定义，还缺乏一个统一、准确的理解和概括。瑞典银行作为世界第一家设置金融稳定部门并于1998年率先出版《金融稳定报告》的中央银行，把金融稳定直接定义为“支付体系的安全于高效运转”。其支付体系涵盖了全部金融市场、各类金融机构、所有支付工具及其技术与管理支持系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学者认为，定义金融稳定首先应明确的是，金融系统的职能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提高经济效率，包括资源配置、财富积累、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2)评估、定价、分配和管理金融风险；(3)通过自我纠偏，抗击内部和外部冲击造成的不平衡，确保金融系统正常履行职能。基于此，金融稳定的定义是：只要金融体系能够抗击内生或由于外部未预料的冲击造成的不平衡，继续履行提高实际经济运行效率的职能，金融系统就处于一系列不同层次的稳定状态。国际清算银行的金融稳健性论坛的Andrew Crockett认为把金融稳健性定义为不存在金融不稳定。金融不稳定是指实际经济部门受到来自金融体系的负面影响，如金融资产价格的急剧波动或金融机构的倒闭产生的负面影响。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董事会的Roger Ferguson认为，对中央银行和其他当局来说，最有用的金融不稳定概念与可能会对真实经济行为产生潜在损害的市场失灵和外部性密切相关。他从三个基本标准来判断或者界定金融不稳定：(1)某些重要的金融资产的价格似乎与其基础有很大脱离；和/或(2)国内的和国际的市场功能和信贷的可获得性都存在明显地扭曲。结果是(3)总支出与经济的生产能力出现明显的偏离(或即将偏离)。此外，对于“金融稳定”的定义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加拿大银行的John Chant、德意志银行的学者、欧洲中央银行的Wim Duisenberg以及Tommaso Padoa-Schioppa、哥伦比亚大学的Frederick Ferguson、挪威中央银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荷兰银行、Andrew Large爵士等等。

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05)》中对金融稳定的定义是指金融体系处于能够有效发挥其关键功能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宏观经济健康运行，货币和财政政策稳健有效，金融生态环境不断改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能够发挥资源配置、风险管理、支付结算等关键功能，而且在受到内外部因素冲击时，金融体系整体上仍然能够平稳运行。

二、我国金融稳定评估的发展

尽管对“金融稳定”通常有从正面和反面(金融不稳定)两个角度去定义，对金融稳定的评估更多的是从“金融不稳定”角度出发。有关金融风险监测、金融危机预警机制、金融脆弱性指标体系、金融稳健指标体系等的研究都属于金融稳定评估框架体系。

自1995年中国银行监管当局职能开始转换以来，加强金融监管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已经成为其最重要的职能。为了对各银行运作的风险进行连续性的监控，中国银行监管当局加强了对各银行的非现场监控，对于不同的银行机构确定了不同的监管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体系的运用对于中国银行监管当局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了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中国银行监管当局与1999年分别对各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和其他非银行机构出台了新的非现场监管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体系的出台对于中国银行监管当局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起到了重要作用。

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断在成员国中推广“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这一情况以及维护金融稳定的客观需要，根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中国人民银行于2003年7月牵头组织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统计局、国务院研究室、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单位组成跨部门小组，开始对中国进行首次金融稳定自评估。

2005年11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对外《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人民银行称，这一报告将与《中国人民银行年报》、《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共同成为央行对外的三大重要报告。

三、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稳定的评估

2005年11月7日央行的中国首份《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05)》中提到，维护金融稳定分为监测和分析金融风险，评估和判断金融稳定形势，采取预防、救助和处置措施及推动金融改革三个层面。第一，对金融风险进行监测，密切跟踪和分析宏观经济环境、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生态环境及其变动情况。第二，按照有关评估标准和方法，评估和判断宏观经济环境、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第三，根据评估和判断的结果，采取应对措施。在金融运行处于稳定状态时，充分关注潜在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在金融运行逼近不稳定的临界状态时，采取救助措施，对有系统性影响、财务状况基本健康、运营正常、出现流动性困境的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并通过重组和改革，转换机制，促使这些机构健康运行；在金融运行处于不稳定状态时，积极迅速采取危机处置措施，对严重资不抵债、无法持续经营的金融机构，按市场化方式进行清算、关闭或重组，强化市场约束，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经济和社会稳定。同时，针对薄弱环节，及时推动经济体制、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生态环境方面的改革，通过全方位的改革促进金融稳定。

目前，人民银行对金融稳定的评估并没有采取模型化的方法，而是通过各种指标，从整体上来判断金融的稳定状况。相对于模型法，通过监测指标体系的方法有个好处是，它并不关注于某一指标具体的指标值，而是通过指标间的对比分析，分析指标数据背后的原因，然后来判断金融稳定状况。

从评估的层次上来看，央行的《金融稳定报告》与IMF金融风险监测指标体系一致，由三个层次审慎指标构成，分别为宏观审慎指标、机构层次的微观审慎指标和市场类指标。在该报告中，详细报告了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金融市场与金融稳定、金融业与金融稳定。另外，报告还专门对金融基础设施、金融生态环境与金融稳定进行了分析。金融基础设施是指金融运行的硬件设施和制度安排，主要包括支付清算体系、法律法规、公司治理、会计标准、征信体系、反洗钱体系，以及由审慎金融监管、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投资者保护制度构成的金融安全网等。金融生态环境从狭义上讲，是指金融基础设施及其运行状况；从广义上讲，是指金融体系运行的外部环境，是影响金融体系生存发展的各种因素的总和，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地理、人口等一切与金融运行相关的方面。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生态环境是维护金融稳定的基本条件和重要保障。

四、其他一些国家的金融稳定评估状况

虽然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及监管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对与金融体系稳定有关的问题进行研究，但直到最近还没有几个国家对整体金融稳健性分析取得突破性进展，还有待深入全面的研究。

芬兰：芬兰银行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拥有预测银行部门动态框架的中央银行之一。该国的银行预测框架是在芬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银行危机后才开发出来的，其目的在于协助对银行部门可能的发展趋势进行决策分析。该框架可以对银行系统获利能力的趋势提供两年左右时间跨度的预测。虽然这一框架能够通过对利润影响因素的分析银行系统的稳健性，但其重点并不在于关注具体的稳健性。该框架被正式地与芬兰银行关于芬兰经济宏观预测模型联系在一起，采用模型的方法。

挪威：从1995年起，挪威银行就开始出版关于金融部门形势和前景的报告。这份报告既包括对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部门的发展趋势的分析，也包括宏观经济与金融部门发展之间关系的分析。对家庭和企业金融头寸的分析构成了该报告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报告仅供金融部门当局内部参考，并不对外公开。从1997年起，挪威银行就在经济公告季刊的第二和第四期出版该报告的摘要。与采用摘要的方法相一致，出版的报告相对来说是定性的，只对金融稳健性做总体评估，而不是关注具体指标的临界值。所采用的方法是对与金融部门相关的变量，特别是与金融机构收益相关的宏观经济指标的发展趋势作出初步评估，之后一系列关于银行系统金融健全性的单一指标被引入评估中，对银行在房地产方面的风险敞口给予特别关注。

英国：在1997年英国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金融服务局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下，英格兰银行负责金融系统整体上的稳定、由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金融服务局组成的常务委员会每月举行例会讨论金融稳定有关动态。一项由英格兰银行承担的实施其职责的任务就是对金融稳定形势进行监督，包括对实际或潜在的冲击和金融系统抵御这些冲击的能力进行评估，并提出一些较具体的意见。英格兰银行的方法不是采用复杂的模型，而是对一系列来自英国、工业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的信息进行评价并试图识别出关键的动向、脆弱性和可能影响金融稳定性的风险。

美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别负责银行监管的不同方面的三个机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联邦储备委员会(Fed)和货币监理署(OCC)――根据他们非现场监管业务一部分的、由银行提供的主要数据，已经开发出类似的用于评价个别银行稳健性的模型和指标。加总单个银行的信息可以对金融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稳健性进行评估。一般地，美国监管机构在对单个银行未来稳健性进行评估中所使用的那些变量近似于进行全面的事后骆驼评级中所考虑的各种因素。在某个或多个的银行单独地强大到有整个系统影响力的时候，这些单个银行的变量用作宏观审慎指标可能是有用的。在银行系统的总体层次上，那些对银行当前稳健性进行评估时有意义的变量，可以用作宏观审慎指标。

五、我国金融稳定评估与国际接轨存在的问题以及对我国金融稳定评估的一些启示

(一)存在的问题

1.数据统计方面的问题。一是我国数据统计的准确性，即数据质量存在问题，曾遭受国内外学术界的怀疑。二是，提供金融稳定评估的统计数据，即使是在IMF倡导的评估体系下，也还缺乏一个公认的、标准的准则。

2.我国金融体系的特殊机制，导致我国的金融评估数据不能简单地与国外进行横向比较。比如银行不良贷款率，我国的警戒线要比国际通行标准要高。

3、金融稳定评估方面的人才。金融稳定评估在国际上来看，也还是处于初始阶段。我国更是处于探索阶段。因此，既熟悉国际金融稳定的通行标准，又熟悉我国金融体系，能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与国际接轨，这方面的人才目前还相当缺乏。

(二)对我国金融稳定评估的启示

1.完善金融稳定评价体系，促进金融监控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我国对金融风险的关注和研究可谓高度重视。但是，系统化和规范化的金融风险评估体系却一直未能有效建立。这与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和监督执行机构有关。因此，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稳定评估体系，与国际规范接轨，对于国内金融监管水平的提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增强十分必要。为此，应尽快构建完整合理的金融稳定评估体系，配套建立相应的制度，包括合理的法规框架、适当的组织体系等。从数据收集和处理、信息管理、报告制度和监督机制等方面进行建设，逐步推进我国的金融稳定评估工作。

2.尽早参与IMF金融稳定评估体系，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和交往。IMF金融稳健性指标评价体系的推广和实施将有助于减少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而稳定的国际环境对于正在发展、调整和开放中的我国而言尤为重要。因此，我国也有责任和义务对FSI评价体系的推广和实施提出自己的意见，增进国际评估系统的有效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国际金融合作和交流，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稳定评估体系。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分析小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05)\[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社会稳定评价报告篇（2）

2003年以来，苏州市高新区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通过大规模的征地拆迁方式取得建设用地。2010年年初，高新区调整征地拆迁补偿政策，明确规定了独立的宅基地补偿费，且数额较大，达到了被拆迁村民每户近40万元的标准。由于此前取得的拆迁补偿中无该项独立费用，通安镇已拆迁村民认为政府工作人员有克扣、贪污补偿费用的嫌疑，并要求增加历史上的补偿费。2010年7月14日，上千村民聚集在通安镇镇政府，反映其诉求。由于与镇政府工作人员产生言语冲突，村民打砸了部分办公设备，并在此后两日内占据镇政府办公室，走上马路，封堵312国道，最多时聚集人数上万。21日，苏州市虎丘区政府紧急宣布通安镇暂停拆迁，镇党委书记王军和镇长孟晓瑜就地免职。通安镇领导被撤职似乎“鼓励”了数个邻镇被拆迁户。21日当晚，一场大雨过后，浒墅关镇数千名村民聚集浒墅关镇政府门口，通安镇华金路至312国道路段再次聚集近万名群众。其间，东清镇亦出现数千群众聚集的现象。经多方面努力，各地聚集人群逐渐散去，“通安事件”得以平息。7月28日，苏州市委宣布，“报省委同意”，苏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虎丘区委书记王竹鸣就地免职。［1］“通安事件”的发生，展示了苏州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脆弱性，引起了强烈的社会震动。根据现行征地拆迁法律法规规定，宅基地使用权并不存在单独补偿的空间。《物权法》规定宅基地使用权在征收时应当补偿，但未明确单独的宅基地补偿费用。苏州市高新区调整征地补偿政策时将宅基地补偿费用单独列明，应是当地在《物权法》精神要求下的前瞻性举措，但未料到出台后竟然引发已被拆迁农民的，130而且，第一次“就地免职”作为平息的行政措施，竟然又导致聚集事件的蔓延，进而引发第二次“就地免职”。这一事件反映土地征收活动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可控性及风险控制对策的不确定性，充分表明在我国的土地或房屋征收领域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社会稳定风险，需要通过制度化的渠道予以化解。因此，本文拟从风险规制的行政法视角，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征收条例》”)第12条规定为重心，对我国房屋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功能定位及架构作一探讨。

一、我国房屋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起源及发展

(一)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遂宁模式”

2005年初，针对当时最易引发的城市建设、旧城改造、居民拆迁、土地征用等重大事项，四川省遂宁市建立了重大工程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在全国率先出台了《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稳定风险预测评估制度》，明确规定新工程项目未经稳定风险评估不得盲目开工，评估出的严重隐患未得到妥善化解不得擅自开工。2005年9月，遂宁市在总结前期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将风险评估机制逐渐应用到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各项决策。2006年2月，颁布《遂宁市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化解制度》，要求在重大政策、重大改革措施和其他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办法出台之前，均要认真组织风险评估，尽可能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尽可能避免和减少因决策失误或时机不成熟而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冲击。①遂宁市探索推行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在理念上实现了从“保稳定”到“创稳定”的转变，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果。在落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方面，遂宁渐渐摸索出“五步工作法”，形成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遂宁模式”:“首先是确定评估对象，全面掌握情况，对拟订的每个重大事项，深入调查，广泛征求意见，掌握社情民意;二是分析预测，对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进行逐项分析预测，必要时邀相关专家和各方人士，召开稳定风险评估会和听证会;三是制定预案，落实措施，推行因重视不够、工作不力而发生影响稳定重大问题的责任追究办法;四是编制评估报告，分级按规报送;五是审查评估报告，严格管理目标。根据评估结论，作出实施、暂缓实施或暂不实施的决定，并及时发现、化解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2］四川省在遂宁经验基础上，在全省范围内推广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并于2010年12月1日施行《四川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246号)，在全国范围内首次通过省政府规章的形式规范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该办法第5条规定，应当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重大事项包括“涉及职工分流或职工利益变动的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改制、重组、上市、拆迁等事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旧城改造中的拆迁补偿、居民安置等政策重大调整”，“涉及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及农民土地征收征用、拆迁、补偿、安置和移民安置等方面重大政策和改革措施”。目前，国务院也正在组织制定《关于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房屋征收就被明确列入该指导意见确定的评估范围。［3］(PP4849)

(二)独立的城市房屋拆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过程中，由于城市房屋拆迁引发了诸多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有些地方制定了独立的城市房屋拆迁社会风险评估制度，如南京市房产管理局于2009年8月14日颁布《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办法》。2010年5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明电〔2010〕15号)，该通知明确规定，“拆迁项目立项前要组织专家论证，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特别是被拆迁人的意见，并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对于没有经过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或群众意见较大的项目，一律不得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正是因为国务院的明确要求，一些省市开始在原有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之外，通过城市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出立的城市房屋拆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从各地相关制度的内容看，城市房屋拆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主要包括对拆迁政策的风险评估和对项目实施的风险评估。对拆迁政策风险评估报告，一般由各地拆迁管理部门或者当地政府负责编制，项目实施的风险评估由拆迁人负责编制，但风险评估结果的主要表现形式各地存在较大的不同。如有些地方规定评估报告要明确风险级别，进而由拆迁主管部门确定项目实施、暂缓实施或不实施，如乐昌市;有些地方未规定在评估报告中要明确风险级别，但要求拆迁项目审批单位根据评估报告内容提出不同的处理措施，如石家庄市、枣庄市;也有些地方只是规定评估结论要明确社会稳定风险控制措施，未能明确评估结论对项目实施的制约作用，如江苏省南京市、无锡市以及安徽省铜陵市。

(三)房屋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法律地位的确立及发展重点

2011年1月21日国务院颁布实施《征收条例》，同时废止2001年11月1日实施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这表明旧的城市房屋拆迁制度已为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制度代替。《征收条例》第12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第一次通过立法形式确立了房屋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法律地位，即房屋征收决定作出前，必须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以之作为房屋征收决定作出的法定程序。房屋征收社会风险评估机制的构建必将成为征收法制建设的重要发展方向。但是，就目前已有的风险评估制度分析，有关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功能定位不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制度的建设与发展。目前各地已有的城市房屋拆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功能定位。一是预防型评估，即分析具体项目有可能引发社会稳定风险的可能，并制定相关对策。如《无锡市城市房屋拆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第16条规定“评估报告”主要内容应当包括:“拆迁项目实施中可能引发的矛盾问题制定相应的措施和方案。特别是对在拆迁中可能形成的大规模群体性上访事件和可能引发的恶性事件，需制定切实可行的紧急事件处理预案。”二是化解型评估，即在评估过程中实现社会稳定风险的化解。如最早启动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遂宁市，就强调社会稳定风险的化解，实现“保稳定”到“创稳定”的转变，明确其制度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化解制度”，在评估报告中确定项目能否实施或暂缓实施。不同功能要求反映了不同地区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不同定位以及对社会稳定风险基本理念的不同。为了房屋征收社会稳定风险机制的完善与发展，有必要在理论上对功能定位问题予以厘清。

二、我国房屋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功能定位

(一)认识论转换———以风险规制为目标的行政法学研究趋势

国内行政法学界对风险规制的研究，起源于对紧急状态的应急法制研究。而以《突发事件应对法》为代表的立法强调应急管理的预防原则，将风险规制引入研究者的视野对风险规制的行政法学研究产生了基础性的影响。①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少数学者逐渐深入探讨风险规制背后的认识论基础，推动了行政法学研究在该领域内的转向。有学者在反思风险规制研究的认识论基础后，将风险概念区分为建构主义与实证主义两大模式，认为两者在风险本质的认识、判断风险否定性后果的因素及确定风险否定性后果的方法三大方面均存在重大差别，进而提出超级风险规制机构的设计，以实现两类风险概念模式所要求的理性与科学、民主与公平等价值目标。［4］也有学者根据德国学者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认为风险问题与决策机制以及法律的正当性问题存在密切联系，而法律作为规范预期的重要系统，并不能彻底解决风险的复杂性问题，规范预期不得不相对化，规范不得不通过自我反省的机制调整法律形式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关系，从法社会学角度切入风险规制问题。［5］在国内，不论是早期应急法制的研究，还是基于风险社会理论开展的风险规制研究，处理的问题大多与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的风险问题有关。现代科学技术如原子技术、生物技术等为现代社会带来物质进步的同时，也为人类社会带来现代科学技术难以控制的系统风险。科学技术面对自身带来的风险问题，无法提供“科学”的答案，从而陷入了哥德尔所证明的“悖论”世界。因此人们不得不反思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弊端，进而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认识论基础产生冲击，出现了否定认识过程主客二元同一性的建构主义转变。“认识主体对于认识对象及其所处环境固然会产生各种影响及不同程度的改变效果，但认识过程本身永远只发生在主体的范围内。”［6］(P22)我国房屋征收领域的社会稳定风险，是人类行为而非科学技术活动引发的社会风险，这与核技术灾难、食品安全危机等与科学技术有关的社会风险相较，更属于典型的人为建构所致。房屋征收活动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不仅通过类似苏州通安事件的表现出来，同时也通过不受现有法律秩序所约束的大量上访现象暴露无遗。当前，中国社会因为拆迁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已经形成严重价值对立，属于最深层次的社会稳定风险，以致人们一提及拆迁二字，似乎就与暴力相关，并充斥着被拆迁人的血泪与火焰，政府工作人员参与拆迁活动也似乎存在某种原罪，而通过拆迁活动产生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成果在上述价值图景下却显得喑哑无声。在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制度下，具有社会稳定风险的责任虽然屡屡发生，但却不受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的规制，如前述由征地补偿政策调整所引发的苏州通安，在现有征地拆迁法律及政策系统中仍属无解，只能依靠行政的手段解决。当前，在包括城市房屋拆迁在内的拆迁活动引发的上访及中，地方政府领导承担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最早创设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遂宁市就明确表述了相关部门及其领导人的政治责任:“一是检查述职。发生逾300人和辖区群众赴省50人以上、赴京6人以上集体上访等情况的，辖区或部门党政主要负责人要作专题述职及书面检查;二是一票否决。凡发生重大的，取消责任部门、县区及主要领导当年评优、评先资格;三是组织处理。发生重大不稳定事件造成严重后果的，主要领导应引咎辞职。”①

(二)重塑合法性———我国房屋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功能定位

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重要前提，就是人类已经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风险社会的判断，而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它的极度复杂性。这种极度复杂性是人为的有组织的复杂性，但它又吊诡地超出了人的控制能力，成为时时可能威胁人类本身的变量。因此，不论是法律系统还是宗教系统，在面对其环境的极度复杂性时，就存在“将系统及其环境的复杂性尽可能简化”的“技术主义”原则和方法，其宗旨就在于保障系统本身各主要功能，尽可能地在不受环境干扰的情况下，使其持续地稳定贯彻下去。［6］(PP33-35)以上述卢曼社会系统理论观之，当拆迁法律无法解决拆迁活动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却又因为政治系统的要求，必须在系统内部处理相关社会稳定问题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应运而生。《征收条例》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纳入房屋征收决定的必经程序，即是法律系统对于政治领域的社会稳定要求的内在反应。按照卢曼社会系统理论，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之间的关系，仍然属于一种系统与环境的关系，房屋征收法律处理政治系统有关社会稳定目标要求，需要采取技术主义的优化原则，方能符合系统对环境的复杂性化约机制。也就是说，当房屋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法律系统的内部组成要素时，并不直接接受政治系统的规律与话语模式，而需要将社会稳定问题转化为法律系统的核心媒介或符码。这一媒介或符码按照卢曼的认识，即为合法/非法的符码“操作性封闭系统的分化要求系统在次级观察的层面上运作，并且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经常的情况。法律系统的所有运作都是在这个层面受到控制，包括那些第一次的区分以及因此仅仅交流涉及预期的失望。凡是不能置于合法/非法控制图式的一切都不属于法律系统，而属于其内部或外部的社会环境。”①在《征收条例》出台前的城市房屋拆迁制度中，规范城市房屋拆迁活动的最高法律依据系国务院于2001年11月1日实施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下称“《拆迁条例》”)，但是《拆迁条例》在为具体的拆迁活动特别是拆迁许可提供合法性支持方面，仍然存在严重的依据不足问题:一方面公益性拆迁与商业拆迁之间往往混淆，导致在本质上属于财产征收的拆迁活动与《宪法》及《立法法》有关要求相抵触，进而引发社会的普遍质疑;另一方面，即使符合公共利益需要的建设活动，也并不完全需要通过拆迁活动进行，这就要求主管部门作出拆迁许可时需要进行必要性判断。不论是拆迁的公共利益标准还是必要性要求，均属于宽泛意义上的合法性问题。但是不论是拆迁主管部门颁发拆迁许可证，或者司法机关审查拆迁许可的合法性，均很难涉及前述两个方面，加之拆迁补偿争议的难解，这就导致我国拆迁活动存在普遍的合法性危机。四川遂宁等地创设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适用于城市房屋拆迁领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正是因其注重现有拆迁法律体系未能解决的上述合法性问题。2010年5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明电〔2010〕15号)出台后，各地出台的独立的城市房屋拆迁社会稳定评估机制，其重心也在拆迁政策及拆迁许可的合法性方面，也反映了拆迁法律内化为政治系统稳定需求的运作模式。因此，虽然《征收条例》第12条仅仅将房屋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作为房屋征收决定的程序环节，并未细化其具体内容，但依法律系统与其环境(这里主要指政治系统)之间运作逻辑，重塑征收活动的合法性应当是内在于其所属法律系统的功能定位，房屋征收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应当紧紧围绕这一点而展开。

三、我国房屋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主要架构

(一)实现价值共识———房屋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的程序进路

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是多元化的，这在房屋征收领域也是如此。相关问题既反映了城镇化工业化的现代化发展要求，也反映了被征收人对于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根本诉求。［7］作为法律系统的征收活动面临着卢曼所述社会系统的时间视阈，过去、未来与现在的问题均在征收过程中纷至沓来，多种价值选择需要在征收时予以决断。正如季卫东教授所说:“中国所面临的恰好是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存的一种状况，这给我们的制度设计、给价值选择确实带来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个制度框架把它统一起来，这样的制度框架，又可以看到很难按照某一种实质性的价值标准进行一以贯之的设计，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②如前所述，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活动中，内在影响社会系统稳定的因素是其中所包含的严重价值冲突。然而，《征收条例》出台后，仍然没有排斥征收活动中的商业开发活动，同时也没有将征收的必要性上升为原则要求，这导致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合法性问题不可能通过法律运作机制予以解决。因此，如何完成传统法律机制未能完成的整合价值冲突的任务，就成为建构房屋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首要问题。按照季卫东教授所持的新程序主义观点，关于共同体道德的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基于承认的政治伦理，因此，房屋征收中不同价值冲突，应当在程序中实现共和，即形成价值共识。这实际上是一种对房屋征收制度程序正义的期望。但是，在房屋征收领域冲突最激烈的旧城区改建领域，《征收条例》第一次征求意见稿中要求三分之二被征收人同意的制度设计，在正式出台的《征收条例》中却被修订为多数被征收人不同意征收补偿方案时由政府再行组织听证会决定。这种修订，一方面将征收的公益性与征收补偿的公正性相混淆，另一方面则将被征收人的决定权变更为参与权，将原有的多数同意的法律程序修正为多数人参与的程序机制。这没有真正体现价值共识的程序正义，而且会为后续的房屋征收活动特别是旧城区改建活动引发社会冲突留下伏笔。作为响应外在环境(主要是政治系统)对于法律系统的要求(社会稳定)而形成的内在机制，房屋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有必要在承继以遂宁模式为代表的风险评估机制基础上，以重建价值共识为目标，强化被征收人自愿同意的程序制度建设。

(二)扩大公众参与———房屋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重心

社会稳定评价报告篇（3）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更加坚定，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追求更加清晰。

检阅本届政府的历次政府工作报告，代表委员用“三个更加”来表达：一以贯之的民生优先理念更加成熟，推进民生工作决心更加坚定，保障民生措施更加有力。

社会保障——加快覆盖城乡居民

【民意期待】在人民网的两会调查中，包括养老等内容的“社会保障”以遥遥领先的票数位居首位。

【报告回应】加快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40%的县。建立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积极推进机关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代表点评】全国人大代表朱丽萍：社会保障是制度性、根本性的民生问题，只有建立城乡之间、不同职业群体之间公平、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群众幸福指数才会高，也有助于刺激消费、拉动内需。

收入保障——加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民意期待】“缩小贫富差距”位居新华网两会调查关注度“榜首”，公众期待改革向纵深推进。

【报告回应】抓紧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同时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各项社会保险覆盖面，增加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加强城乡低保和社会救助。

【代表点评】全国人大代表朱丽萍：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改革着墨较多，多策并举直指难题，收入分配“调高”“提底”“扩中”，社会保障“扩面”“提标”，这一系列安排显示政府有决心攻坚克难，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统筹城乡发展——尊重农民自主选择权

【民意期待】“暴力拆迁”“被上楼”“违规征地”……在加快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侵害城乡居民利益的问题时有发生，成为重大民生关切。

【报告回应】要充分尊重农民在进城和留乡问题上的自主选择权，切实保护农民承包地、宅基地等合法权益。城镇化要同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相互促进，这是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

【代表点评】全国人大代表刘瑞莲：报告充分尊重农民流动的自，提出保护农民承包地、宅基地等合法权益，可以说回应当前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抓住了下一步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牛鼻子”，给农民吃了“定心丸”。

调控物价——稳定食品价格

【民意期待】物价“高位回稳”后走势如何，关注度高居新华网两会民意调查“第二位”。公众期待平衡好“稳增长”与“控物价”的关系。

【报告回应】继续把控制食品价格过快上涨作为稳定物价的重点。多管齐下，切实把流通效率提上去、中间成本降下来。坚决治理交通运输领域乱收费乱罚款，纠正大型零售商业企业违规收费行为，严厉查处虚假信息、囤积居奇、操纵价格、恶意炒作等违法行为。

【委员点评】全国政协委员邱立成：政府工作报告谈到物价，没有回避去年调控任务没完成的问题。今年提出调控物价要减税、扶持、让利、规范等多措并举，操作性较强，强调降低中间成本的部署也十分及时。同时，将控制食品价格作为重中之重，则显示政府保障民生的决心。

民生“三难”——投入给出硬指标

【民意期待】教育、医疗、就业——“老三难”关乎千家万户，一直是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重点民生领域。

【报告回应】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中央财政已按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编制预算，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安排。巩固扩大基本医保覆盖面，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和管理服务水平。各级政府务必坚持就业优先战略，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代表点评】全国人大代表王荣华：教育经费占GDP的4%，医保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这些数字鼓舞人心！政府工作报告对民生问题给出了“硬指标”“硬杠杠”，是向老百姓作出的庄严承诺。民生大于天，不仅要加以保障，更要持续改善。

校车安全——首次写入政府报告

【民意期待】去年多起重大校车事故让校车安全成为民生新热点。舆论普遍关注，如何建立投入和监管的长效体系，避免短期行为。

【报告回应】加强校车安全管理，确保孩子们的人身安全。农村中小学布局要因地制宜，处理好提高教育质量和方便孩子们就近上学的关系。办好农村寄宿学校。

【代表点评】全国人大代表张凤宝：“校车安全”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民生清单”，说明人民有所呼、政府有所应。

报告从加强管理、就近入学、办好农村寄宿学校等方面，为校车安全问题提出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而教育经费支出增长则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支撑”，令人鼓舞。

网络民意——创新社会服务

【民意期待】两会前夕，“政务微博”成为收集民意的重要平台。网络民意如何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政府部门怎样善用网络破解难题？

【报告回应】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以信息共享、互联互通为重点，加快建设国家电子政务网。加强和改进互联网管理，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

【代表点评】全国人大代表张兆安：“网络社会”已经成为“现实社会”的一面镜子。

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政府部门必须善待网络、善用网络、善管网络。

网民热议

@门前三包：我认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主要亮点：一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打击非法收入，保护合法收入；二是推进存款保险制度，强化投资者回报和权益保护；三是继续加强房地产市场调节，改革房地产税收制度，促进房价理性回归。这些都直接关乎百姓切身利益，是百姓十分关心的问题。

@并非浪得虚名~：百姓的衣食住行，是关乎社会和谐、稳定的大问题。

只有切实解决好群众住房、看病、就业、上学等实实在在的问题，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无后顾之忧，同心同德搞建设。

社会稳定评价报告篇（4）

关键词：报业广告;评价指标;经营分析

Abstract: advertising revenue is press a mainstay of the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dia to advertising revenue has a strong dependence. Through the complexity of the data, restore market the true face, to make the price policy, marketing policy, examine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the mining market potential, and even for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media has a ver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However,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press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personnel into the "data explosion, information scarce" difficulties. To establish a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newspaper advertising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realize newspaper advertising digital operation,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press management department and the researchers of the important subject before. Combining with the newspaper advertising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the response of the advertising business status will be summarized as index, growth and media influence robustness, expanding, profitability and competitive index, and through the entirely of advertising business status are the direct reflection, help management decision makers from breadth, depth and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far on the market, to provide a powerful data forecast decision support.

Keywords: newspaper advertising; Evaluation index; Operational analysis

近年来，中国媒介市场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媒体经营风格日趋成熟，媒介市场竞争态势愈演愈烈，传统纸媒的经营由粗放型加快向集约型转变。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业界对媒体广告的策划创新、整合营销、趋势探索以及与新媒体融合共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广告价值评估和广告传播效果评估也在客户的需求推动下形成了比较完备的评价办法，而媒体经营人员对媒体自身的广告经营状况是否健康、是否具有可持继性、数字的增长能否代表行业的发展等，大都还停留在直觉认识和经验分析中，对业务数据的深度分析和挖掘还处于探讨阶段。

随着企业信息化的飞速发展和数据库应用技术的日益成熟，报纸媒体积累了海量的数据，而且这个数据量正在以几何级数进行爆炸式增长。在海量数据面前，管理人员陷入了“数据爆炸，信息匮乏”的困境，很难凭直觉与经验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必须要借助相应的统计分析方法和科学的评价体系，对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充分发挥数据中隐含的商业价值。

评价指标是根据一定的评价目标确定的、能反映评价对象某方面本质特征的具体评价条目。指标是具体的、可测量的、行为化和操作化的目标，指标规定的内容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目标的观测点、测量点，可以通过对客体的实际观察获得明确结论。

一个指标反映出社会经济现象的某一特征，说明矛盾的某一个侧面。要反映客观现象的各个方面，就必须运用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指标体系。评价指标体系是系统化的、具有紧密联系的、反映评价对象整体的一群指标或具体指标的集合，由不同级别的评价指标按照评价对象本身逻辑结构形成的有机整体。它是衡量评价对象发展水平或状态的量标系统，在评价方案中处于核心位置。

一、广告经营评价的意义

广告经营评价需要与报业广告相关的经营数据的支持。广告经营数据主要包括在广告流程中形成的业务数据，数据部门提供的广告监测数据、活动监测数据，第三方调查机构提供的读者调查数据，以及与广告行业相关的经济数据等。其中业务数据和监测数据是建立在客户的媒体投放行为上，可以真实的反映客户的投放特点、投放偏好，甚至是客户的生命周期。

1．科学的评估媒体广告经营，有利于调动广告经营部门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广告经营部门的潜力。

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广告经营收入大都占到媒体总收入的70%以上，有些媒体更是以广告收入为命脉。在当前的广告经营中，尤其是在内部考核方面，大多数的广告公司仍然停留在“以数字论英雄”的绝对评价层面，致使一些广告从业人员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到账数字却不理想，致使他们拿不到相应的薪酬，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不利于深挖广告经营部门的潜力。因此，对广告经营状况进行科学的评价，既要有绝对评价，更要综合相对评价，并在评价的基础上优化绩效考核机制，全面地评估业务人员的经营业绩，充分调动业务人员的积极性。

2．科学评估媒体广告经营，有利于促进媒体内部协调发展，促进采编、发行与经营部门之间的良性互动。

采编、发行、经营被称作报业发展的三驾马车，只有并驾齐驱、相辅相承才能促进报业的稳定快速发展，任何一个方面出现短板，都将会影响到经营收入。多年来，媒体单位坚持“内容为王”、“受众为本”的发展思路，在内容评估和读者评估方面做得比较成功，广告经营受制于媒体内容和受众质量，对广告经营状况的评价研究不够深入。事实上，通过科学、系统的评价，不仅可以优化广告营销策略，提高市场应变能力，还可以发现潜在的市场机会和客户需求的变化，指导采编和发行工作更加贴近市场、适应市场。

3．科学评估媒体广告经营，有利于广告经营人员科学客观认识市场，对促进广告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据库营销和精准营销的渗透，推动现代广告经营工作向专业化、精准化迈进，通过科学的解读数据，发现潜在的商业价值。复杂的市场环境，使报业广告市场变得扑朔迷离，凭想象、凭感觉、凭估计已经摸不准市场的脉。广告经营业绩不仅与GDP密切相关，而且对行业经济政策和突发事件比较敏感，往往年初确定的创收任务与年终盘点时相差悬殊。所以，简单从数字的升降看并不能反映行业的发展，必须要借助客观、全面的评价或引入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对数据进行科学管理、精确解读，以规避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发现客户的潜在需求，规避客户流失、业务流失的风险。

二、广告经营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

报业经济的增长方式正在从规模效益向集约质量型转变，报业的发展不仅要体现在数字的增长上，还要在媒体品质提升、制度创新、结构优化、客户关系改善等方面有所体现。对于报业广告来说，经营数字与宏观经济形势、行业政策及发展周期、内部营销政策、促销策略和服务质量有较高的依赖性，如果仅从总量的角度进行评价，很难保证客观性，而且还有可能出现透支市场的风险，不利于行业可持续发展。基于此，对报业广告的经营质量进行科学评价，要兼顾到新闻内容与广告容量、好价格的稳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广告版面与广告含金量、行业与客户的均衡性和稳定性以及媒体、广告公司与广告客户的利益关系等。广告经营评价指标体系设计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科学性。评价指标的选取、指标体系的设计必须符合统计指标理论、经济学理论和保险相关学科理论，设计出的指标体系要符合报纸性质和特点，构成指标的涵义、计算方法、计量单位要规范、标准、严密。

2．全面性。指标体系不仅包括广告经营中以数字体现的业绩，还要包括反映广告经营的成长性、稳健性、拓展性、收益性和竞争性等指标，尽可能全面涵盖广告经营活动的各个方面。

3．系统性。媒体广告经营是内部因素与外部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下的行为表现。评价指标的选取充分考虑各种因素的相关性、整体性，指标间具备有序性，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在整体上、全局上构成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

4．可行性。离开了可操作性，再科学、合理、系统、全面的经营指标都是枉然。在指标体系设计中，充分考虑当前媒体广告经营主体数据积累的现实情况，使参与评价的数据可取、易取、稳定，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5．精炼性。反映某一方面经营情况的指标往往不止一个,但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中,要遵循“少而精”原则对指标进行选取，既节约收集数据的成本,又避免实证分析中由于所选指标之间高度相关而造成的各种问题。

6．预测性。通过评价指标体系对历史数据和现有数据的进行对比分析，从一定程度上对将来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帮助决策者还原市场真相，为战略管理提供支持。

三、广告经营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构成

广告经营评价应结合媒体品牌、品质评估和广告价值评估，从成长性、竞争性、稳健性、拓展性和收益性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考评。评价内容涵盖宏观经济形势和行业景气、广告收入、市场容量、专刊质量、创收活动、政策支持、客户关系等，其中客户关系包括客户数量、客户类型、集中度、贡献率、转换率、满意度。通过对这些基础数据进行转换、挖掘，衍生出反映广告经营各个维度的指标，再对这些指标进行分析测算形成综合指数，以雷达图的形势进行直观描述，帮助管理人员全面认识广告经营状况，正确进行经营决策，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1．影响力指标

媒体的影响力反应一张报纸品牌价值和广告价值，反应媒体影响力的指标可以通过读者调查数据获取，并从中筛选出报纸品牌知名度、平均每期阅读率、读者订阅率、传阅率、读者忠诚度等指标进行评价。

2．成长性指标

成长性指标是反映报纸（或行业）广告发展速度的重要指标，主要包括宏观经济总量、广告数量、版面、收入（由刊例价推算）等指标的增长率。对广告成长性的评价，不仅要分析媒体的广告收入，还要与区域GDP发展速度、同业发展速度和竞争媒体广告发展速度对比，派生出媒体的成长性指数。

现在大多数的媒体在广告经营中采用按行业划分业务部，各业务部负责开发相应行业的市场。如果考察某个行业的成长性，在监测数据的基准上核算各个媒体同行业广告数量、版面、收入（由刊例价推算）及增长率，进而派生出行业成长性指数。

3．收益性指标

收益性指标是对媒体或行业广告经营质量的综合反映。对于一份报纸来说，可以从广告占版率、版面含金量两个指标进行分析。广告占版率是指一定时期内报纸刊发的广告总版量与该时期内印刷总版量之比，反应报纸版面的利用率。广告占版率过高或过低都不是理想的，过低的广告占版率表明版面资源的利用率低，过高的广告占版率会使新闻内容的含量减少。版面含金量是指一定时期内报纸广告收入（由刊例价推算）或报纸广告的实际收入与该时期内刊发的广告总版量之比，反应报纸版面的价值。通过报纸的收益性指标与市场总量的收益性指标进行对比，派生出报纸的收益性指数。

对于单个业务部来说，行业广告占版率无法测算，但行业的版面含金量可以测算。媒体的行业含金量与相应行业的总体含金量进行对比，派生出行业的收益性指数。

4．竞争性指标

竞争性指标是媒体对广告资源争夺能力的直观反应。其中价格政策和营销政策是影响竞争的关键因素，广告每千人成本、广告注目率、广告到达率、广告媒体的接触率等反应了媒体广告的投放效果，这些指标的优势是能否吸引客户的法宝。而市场占有率、客户拥有量、客户增长率则是竞争结果的最终表现。竞争性指标可以直接反映出所评价的媒体（或行业）在整个竞争环境中所处的位置和变动趋势。通过与竞争媒体的同类指标进行对比，可以测算出反映媒体竞争力的综合指数，为广告价格政策的制订和营销政策的调整提供数据支持。

5．稳健性指标

稳健性是会计工作中的几个基本原则之一，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是稳健性原则存在的客观前提。媒体的广告经营受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竞争环境的影响，是一个对宏观、中观和微观因素比较敏感的行业。为了规避经营风险，实现利润最大化，各个媒体也需要对广告经营的稳健性进行考察。衡量广告经营是否稳健可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指标上：

同期任务完成率：广告经营具有较明显的季节性，衡量广告任务完成情况，就不能进行简单的均分，年中不仅要考查总任务完成比率，还要注重同期任务完成情况，加强年内任务完成曲线与历史任务完成曲线的对比。

广告欠款率：高欠款率意味着高风险，对于欠款要区分合同期内的欠款和合同终止后的欠款，合同终止后的欠款是关注的重点。

行业（或客户）集中度：行业（或客户）的集中度越高，抗风险能力相对也就越弱。各个行业（或客户）对宏观经济政策、行业政策具有不同的敏感性，如果广告收入集中在敏感性高的行业或客户身上，其风险性就越大。

行业（或客户）贡献率：处于上升通道的行业（或客户）的贡献率高，稳定性就好，而一些夕阳行业（或客户）的贡献率高，则稳定性就差。广告经营部门应及时调整策略，培育、引导朝阳行业的广告投放。

客户（公司）忠诚度：公司或终端客户的忠诚度是影响广告经营稳定性的关键因素。公司和终端客户的忠诚度越高，广告经营工作的稳定性就越强。

员工忠诚度：员工的忠诚度，尤其是一线业务人员的忠诚度，是广告经营工作稳定发展的根本。员工的流失不仅代表人才的流失，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客户的流失。

政策稳定性：经营政策保持适度的灵活性是必要的，但如果经营政策波动频繁，不仅不利于树立媒体的品牌，也不利于客户忠诚度的建立。

6．拓展性指标

广告经营的拓展性可以从经营思路、营销手段的创新和客户增量广告投放、新客户开发以及客户关系改善等方面进行评价。这组指标难以借助现成的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可以对年度内的专刊质量、营销活动质量进行综合评分，形成可以量化考核的指标。对于客户关系的改善，可以从客户满意度、客户保持率、客户新增率和客户流失率等维度进行考察，形成拓展性指标。

四、广告经营评价指标体系的结论展示

仅仅通过数据或是表格反映计算的结果不太直观，而通过图表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数据的各种特征，例如最大值、最小值、变化趋势、变化速度以及多组数据间的相互关系等。核算出广告经营的各项指标的综合指数后，采用雷达图对这些指标进行专业分析，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广告经营质量。

雷达图通常由一组坐标轴和三个同心圆构成，每个坐标轴代表一个指标，同心圆中最小的圆表示最差水平或是平均水平的1/2；中间的圆表示标准水平或是平均水平；最大的圆表示最佳水平或是平均水平的1.5倍。其中中间的圆与外圆之间的区域称为标准区。在雷达图上，各项经营指标比率分别标在相应的坐标轴上，并用线段连接将各坐标轴上的点连接起来。如果某项指标位于平均线以内，说明该指标有待改进；而对于接近甚至低于最小圆的指标，则是危险信号，应分析原因，抓紧改进；如果某项指标高于平均线，说明该企业相应方面具有优势。

下图为一个描述经营状况的雷达图（所用数据为虚拟数据），每个一级指标下的二级指标同样也可以用雷达图进行直观的表示。

五、广告经营评价应注意的问题

1．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数据，重视基础数据库的建设。一是在数据采集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数据采集规范，确保数据质量。基础数据的质量可以说是数据应用的生命，错误的数据有可能带来错误的决策。二是在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过程中，要遵循数理统计分析方法。三是在数据使用和解读过程中，要与产业发展和经济行为相结合，避免以数据解释数据。

2．要有清晰的分析思路和分析方案。要明确分析的数据范围、数据对象；需要怎样的业务数据颗粒度；想从中分析发现出哪些信息，如，简单的有趋势、比率，复杂的有，关联度、匹配度、吻合度等等。在现实中，更多看到的是一套套报表工具实际案例的诞生，最多的是加上一套漂亮的色彩斑斓的仪表盘装点门面。好的企业报表应用，应该是一个站在企业战略层和管理层的高度，经过周密的全局规划设计，相互之间有机关联、相互支撑，既能够全面统一的反应公司的经营状况，又体现了企业的整体运营思路的报表系统。

3．要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保证策略跟进。很多企业的基础数据建设和数据分析做得很成熟，但是在策略跟进方面存在思想不到位、措施不倒位、执行不倒位的现象，失去了发展的机会。所以，在实际经营过程中，要将数据分析与宏观经济形势、行业景气波动等进行科学解读和综合分析，对行业市场进行前瞻判断、前瞻思考、前瞻决策，并不断修正市场定位和营销策略。广告经营人员，特别是管理人员不仅仅要懂得从数据中发现价值，还要善于用数据创造价值，真正发挥数据对营销的支持职能。

[参考文献]

1．黄良文主编《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8月。

社会稳定评价报告篇（5）

当一个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行将结束时，需要对所有评价内容归纳总结，并判定该建设项目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可行性。最终的结论不外两种，一是可行，一是不可行。然而，对于一个切实投身于环境影响评价全过程的执业工程师来说，即便所有的评价结果都已出来，要下这样的结论也绝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难度自然不在于写下“可行”或“不可行”，而在于明确可行或不可行的依据或理由是什么。过去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与要求，评价人员只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判断来下结论。已更新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1）[1]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提出建设项目环境可行性结论应从法规政策及相关规划一致性、清洁生产和污染物排放水平、环境保护措施可靠性和合理性、达标排放稳定性、公众参与接受性等方面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这些内容作为环境可行性的依据基本是需要的，但是否全面、合理，乃至如何进行分析，都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1 环境可行性依据的全面性

1.1 不应忽视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

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分析、预测和评估是《环境影响评价法》确定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包含的内容之一，也是环境影响评价至关重要的内容。甚至可以这么说，缺少了这一内容，就不能称之为环境影响评价。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1）却没有提到在确定建设项目环境可行性时，须对其环境影响的情况进行分析。

水、大气、生物、土壤等环境要素的状况决定了环境质量的优劣。保护和改善环境质量是环境保护工作的根本目的，更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基本关注点。事实上，以往所有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无一不体现对环境影响的重视，从环境质量的现状调查到影响预测，无论是人力、物力的投入，还是报告书不可或缺的内容篇幅，都无可辩驳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为什么花了大量人力和物力进行调查、进行计算、进行预测分析的结果，却在确定建设项目环境可行性时变得无关紧要了呢？既如此，大量基础资料的收集，繁杂的模式计算又有什么意义呢？

1.2 应综合考虑建设项目的环境经济效益

环境影响评价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因此，不能抛开社会经济而孤立地思考环境问题，进行环境影响评价。长期以来，环境影响评价不能对预测数据的社会经济意义进行解释和说明，所以，评价结果缺乏社会经济含义，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应该做到却又没做到的方面，且也正是决策者希望得到的结果[2]。时至今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已成为人类的共识，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更应该也必须显示社会经济意义。如果一个建设项目产生的环境影响不大，我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它对区域社会经济的贡献很小，它所占的资源相对就不小了，我们还会认为它在环境方面是可行的吗？因此，应强调社会费用—效益分析，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将环境影响评价的结果与社会经济相关联，并将这种关联作为建设项目环境可行性的主要判别依据，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环境影响评价的作用。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1）附录A“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要求”之“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中，没有明确提到建设项目的社会费用效益分析结果应作为建设项目环境可行性的依据。只在导则的“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中提到：“从建设项目产生的正负两方面环境影响，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估算建设项目所引起环境影响的经济价值，并将其纳入建设项目的费用效益分析中，作为判断建设项目环境可行性的依据之一。”但这里说的依据，是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的经济价值还是费用效益分析结果，似乎不是很明确。

2 环境可行性依据的合理性

2.1清洁生产水平作为环境可行性的依据问题

一个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主要体现在生产工艺与装备、资源能源利用、污染物产生、废物回收利用以及环境管理水平等方面。目前，国家已颁布了一些行业的清洁生产标准，可以作为建设项目清洁生产水平的衡量尺度。但应该认识到，在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中，对清洁生产水平的分析仅仅是一种预判。因为，相关的数据来源于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而这些数据是不落实的，更不能代表项目建成后的真实情况。只有当建设项目建成投产后，通过获取实际的能耗、物耗以及相应的产品产量，并监测污染物的浓度，最后再按标准的计算方法进行各项指标的计算，才能确定企业真实的清洁生产水平。因此，把环境影响评价中的预判结果作为建设项目环境可行性的必要依据是缺乏支撑力的。

2.2 达标排放稳定性作为环境可行性的依据问题

社会稳定评价报告篇（6）

事实上，此次提价已是暂缓3个月的结果。暂缓原因，则来自李荣所不熟知的当地“重大事项维稳风险评估”――这个对是否提高水价的稳定风险评估，进行了将近两个月。

除了耗时长，评估程序也可谓繁琐，在余姚市发改局一位副局长亲自带队走访街道社区后，包括发改局、水利局、建设局多个单位又聚在一起论证调价是否可行，之后又两次召集10多名居民代表座谈和听证。

最终，决定“暂缓”。

“其实我们测算过提价之后，每户年增支不过80多元，但当时考虑到物价正普遍上涨，低收入居民可能会有强烈反弹”。而在余姚市委维稳办的同志看来，“民意反弹”就是维稳的风险。

在最终形成的评估报告中，不单反映可能风险，也将风险防范措施逐一列出。如加大困难居民补贴优惠力度，引导企业加强节水技改，加快建设其他水厂等。

作为宁波市的试点单位，余姚市（县级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始于2008年年中。在低调试行一年半后，在整个宁波市推开。评估范围也由原来风险多发的重大工程扩展到重大决策和重大活动等。

何为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市局负责人说：“就是对重大事项决策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矛盾和稳定风险做评估预测，落实化解措施，从源头上来预防和减少不稳定问题的发生。”

据悉，重大事项风险评估机制通过对项目可行性、合法性、合理性、可控性的科学评估，最终作出不实施、暂缓实施、可以实施三种结论，并提出合理建议和措施，在化解矛盾切实推动重大事项顺利实施的同时，切实维护群众合理诉求。按规定，将对存在重大维稳风险的事项实行“一票否决”。一则数据显示，2010年宁波市开展重大事项风险评估264项，经风险评估暂缓或停止的共计13项。

目前，宁波市实现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对重大决策、项目、事项的全覆盖。把企业改制、征地拆迁、涉农利益、教育、医疗、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城乡建设、劳动保障、社会管理等列入风险评估的重点领域。

“不出事就是赚到了”

在余姚市，社会稳定风险的评估，说简单点，就是前置审批――发改局在立项的时候把风险评估作为前置条件――凡是政府投资的工程项目，在提供常规报批材料外，还需提供一份详尽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否则不予立项。

这被认为实现了由“被动维稳向主动维稳”的转变。在余姚市风险评估办法中，以一到四级划分，一级为“存在重大风险，短期内无法化解”，而被评为一级风险者，将被立即叫停。

“我们确定8000万元以上政府投资项目必须进行重点评估。”余姚市发改局的领导表示，“一定程度上，投资额的大小意味着牵涉利益群体的大小。”项目投资额如果在8000万元之下，则是简易评估。另外，如果政法委或者业主认为有重大维稳风险，那么再单独拎出来重点评估。由此，“发改局成为了维稳的第一关口”。

这个增加了维稳要求的政策，在施行之初自然遭遇了反弹。

“风险评估作为前置条件对项目申报来说，无疑加上了一道审批成本。”余姚市发改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时的背景还在于，历经金融危机震荡之后，地方经济急欲重振，“绿色通道”政策开始施行，重大项目的审批必须限时办结。

与此同时，余姚市又将2010年确定为“项目突破”年，大量工程迅速上马。是要GDP还是要稳定？这无疑给发改局出了道难题。

更让发改局领导苦恼的是，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审批前置条件，“这在法律上是不是站得住脚的，发改委系统的文件也没有明确规定，企业主完全可以以此反驳”。

多重压力之下，市委、市政府领导出面从中协调。发改局和维稳办等则是跟各个部门算“政治账”，最明显的说服理由就是“盲目实施项目可能导致群体性上访等”。而群体性上访所导致的项目纠缠和政治责任，对基层官员来说自然不言而喻。

余姚市委维稳办一官员就举例说，某地拆迁工作事先未进行风险评估，没有预料到群众持续不断地进行上访，最后偌大的地块拆迁了一半便不得已叫停。“评估就是找出风险并加以化解，工程推进过程也不会再有群众阻挠，不出事其实你就是赚到了。”

最终，“不出事就是赚到了”成了各方官员们可以接受的理由。

民意否决引争议

这样的评估机制在浙江省逐渐成为常态性制度。据悉，经过近几年来的探索实践，尤其是2009年3月《浙江省县级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办法(试行)》出台实施后，浙江省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取得了较好的实际效果。

到目前为止，全省11个市和90个县（市、区）均建立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全省共评估重大事项1017项，其中暂缓实施和不予实施的102项，占10%。

除了余姚市的前置审批外，杭州市余杭区的做法是以乡镇和部门为主，谁主管谁负责，维稳办负责组织、协调。舟山市定海区还有意把风险评估机制向其他领域延伸，在防范职务犯罪、干部任用和村级组织换届等工作，以及重大案件办理等方面都引入风险评估，发挥群众力量，科学决策，防止因各种疏忽埋下隐患。为确保风险评估报告的公正客观，宁波市引入了独立的“第三方”咨询和评估方式。

浙江省政法委副书记、省维稳办主任刘树枝指出：“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有利于从源头上减少不稳定因素，值得推广。这一做法的关键在于通过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提前预防矛盾，消除隐患，从被动维稳转向主动维稳。另外，这一评估的操作性也比较强，因此取得较好的效果。”

民意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不过，随着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的实施，民意可以否决政府的重大决策，也引发不小的争议。

“没想到民意在县政府的重大决策中起了这么大作用，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也不能将简单的民众意见就直接作为否决项目的依据。”平阳县一位人大代表这样感慨。

据悉，该县曾准备将数百家电镀企业落户到平阳县万全轻工业基地，这一基地涉及两个镇的3个行政村，但规划遭到村民的反对。万全轻工业基地所在乡镇党委、政府组织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评估出3个不稳定因素：污染排放有技术问题、空气污染无法排除、周边群众强烈反对。结论是不宜在此设立电镀园区。在拿到这个评估报告后，县政府及时邀请省、市专家对规划重新论证，结论也是污染无法排除。县政府权衡后，决定取消规划。

消息一出，引起了许多利益受损者的不满。

一些工程项目的业主认为，工程应严格按合同办事，理所当然要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进场施工，但因为群众意见不统一，或风险评估通不过要求暂缓或停工，从某种程度上侵犯经营自，也影响了合同的严肃性。

对此，平阳县委办的工作人员认为，政府实行风险评估与推进工程建设其实并不矛盾，既是为了更加顺利地进场和生产，又能及时化解矛盾，减少隐患，促进社会稳定。如果进场开工后发生冲突，最终还是延误时间，反而影响工程项目的推进。因此，提前了解民意，可有效防止因决策失误而导致社会不稳定。

在采访中，有人直言不讳：有的“民意”只是少数人的意见，单凭一部分人的意见来左右政府的重大决策，是不是合理，能否真正代表民意，也该商榷。特别是重大项目建设，只要有“钉子户”反对，有关部门以影响稳定为借口，民生工程也就办不成了。

有关人士表示，风险评估机制还需完善，特别是要增强民意收集的科学性，避免成为个别人维护私利的借口。浙江求直律师事务所主任王义认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体现了政府对民意的尊重，符合现代行政理念。但需要注意的是，尊重民意，不意味着违反法律程序，因为法律本身就是民意的体现，不能将局部民意绝对化，防止以民意对抗法律。

相关链接

民意调查类型

在西方社会，民意调查方法是与选举制度、新闻媒体密不可分的，可以追溯到市场研究与模拟投票两个重要源头。在中国，民意调查方法是与政治体制紧密相连的。古代社会朝廷会派采风官摇着木舌铜铃走村串户，深入百姓家中听取民声民意，并将民声民意汇编成奏文，供统治者或君主参考，作为制订政策的一个依据。

20世纪30年代，盖洛普的“美国民意测验所”对总统选举成功预测，民意调查在西方国家开始兴盛。20世纪80年代，民意调查的需求迅速增加，民意调查研究及机构快速发展。目前，民意调查逐渐被列入各国政府公共决策的议事日程。

民意调查方法有以下几类：

一是按照资料来源方式，分为第一手资料调查方法和第二手资料调查方法。其中，第一手资料调查方法是指通过直接方式或直接经验获取资料的调查方法，包括面对面访谈法、电话调查法、邮寄访问法、手机调查法、网络调查法等；第二手资料调查方法是指通过间接方式或间接经验获取资料的调查方法，包括资料检索法、德尔菲专家法、专家访谈法等。

社会稳定评价报告篇（7）

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族要振兴，发展是第一要务，因此要加速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十”更进一步地明确指出民族地区的发展应该是科学的发展、跨越式的发展。可见“发展”一直以来都是民族问题的本质属性，它推动着各民族的进步，实现了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在这样的历史重任下，如何督促和保护肩负着特殊使命的民族地区领导干部更快更稳更好地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经济责任审计开展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了，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长久以来，审计的本质是控制，而经济责任审计的本质也是控制，所不同之处在于经济责任审计控制的是“人”而非“事”。但是社会公众较高的期望值与经济责任审计自身有限张力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审计机构和审计人员对经济责任审计开展和实施出现的偏差，这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领导干部自身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工作的目标和任职权限，客观地说，无法确定民族地区领导干部自身的目标经济责任，也就无法准确地对该地区领导干部进行经济责任审计评价，当然也就无法更好地保护和督促民族地区的领导干部。因此研究民族地区领导干部的目标经济责任势在必行。

一、目标经济责任理论探讨

蔡春、李江涛（2008）首次构建了目标经济责任体系。作者将目标经济责任划分为治理责任、经济权力控制责任、管理舞弊控制责任、效益或绩效责任和环境保护责任五个方面。相应的经济责任履行报告内容包括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报告、治理结构报告、财经法纪遵循报告、舞弊防范报告、经济权力行使报告、经济活动报告、经济目标报告、环境责任报告。

彭韶兵、周兵（2009）则认为一个企业、事业或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对于其所在单位，至少应当担负五个方面的目标经济责任，即：（1）合法性经济责任；（2）合规性经济责任；（3）绩效性经济责任；（4）安全性经济责任；（5）社会性经济责任。

没有目标的经济责任审计是缺少逻辑性的一项审计活动，若领导人上任前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审计人员对该领导人在进行任期或离任经济责任审计时也不知道该审什么，那么也就不知道应该怎样利用经济责任审计的结果去对该领导人进行正确客观的评价了。经济责任审计活动需要一个主线索，指导经济责任审计活动需要逻辑性，笔者认为，这里的主线索、逻辑性指的就是制定目标经济责任。但上述文献中的目标经济责任的研究是面对广泛的行政领导干部而言的，并没有考虑到民族地区领导干部特殊的使命，因此有必要进行专项研究。

目标经济责任的确定是整个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出发点，目标经济责任的完成情况是对领导人进行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主要依据；对领导人目标经济责任审计结束的同时也是该领导人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进行到了终点。领导人完成了任职期间的目标经济责任，同时也就相应地解除了委托者对受托者的受托经济责任。因此目标经济责任将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中起着提纲挈领和控制的作用。

二、民族地区领导干部目标经济责任研究现状

笔者的研究视角聚焦在民族地区的领导干部。众所周知，民族地区的领导干部肩负着特殊使命，体现在既肩负着发展民族经济、文化、社会事业的责任，又肩负着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和边疆稳定的重大使命。以藏区为例，据2011年，自治区组织、人事部门统计资料显示，藏族人才占全区机关党政人才、专业技术人才、企事业单位管理人才队伍的70%以上，由此可见我们应该特别重视民族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因为这是客观合理地选拔、培养和保护各民族优秀领导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

虽然民族地区领导干部的责任界定有其自身的特色，但涉及到对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时，还是应该全盘考虑，合理设计领导干部的目标经济责任。与此同时，目标经济责任的定义也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演绎的，即目标经济责任是“领导人应该承担的经济责任以目标的方式被确定下来的一种表现形式”。

笔者认为理想的民族地区领导干部的目标经济责任应该在民族地区领导人上任之前确定并实施。将目标经济责任用数值的方法具体化，即形成了具体的经济责任履行报告，这样的报告体系是在民族地区领导人接受任期或离职时的经济责任审计的一种特殊的载体；接下来对该领导人进行年度或离任经济责任审计时，将任期实际完成的经济责任履行报告体系与预期的经济责任履行报告体系相对比，再运用与经济责任履行报告相匹配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体系，即可判断出该领导人任职期间是否完成了上任前所签订的目标经济责任，是否完整地履行了受托经济责任。

三、合理界定和藏区领导干部目标经济责任

综合国家审计署对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界定以及中共自治区委员会对民族地区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界定，认为自治区领导干部的目标经济责任除了与宗教活动、维稳相关的责任以外，还应该有遵纪守法责任、可持续发展责任、效益责任、环境责任、社会责任。由于篇幅的原因，简单分析如下：

（一）宗教活动组织责任

领导干部的宗教工作目标责任体现在深度和广度两个层次。深度是指根据实际出发，科学地制定宗教工作目标，将推行宗教工作目标责任制作为一项系统工作，建立起以党委、政府为轴心，纵向包括市、县、乡、村四级，横向涵盖有关部门的目标管理网络。广度是指在对领导干部检查和考核宗教活动组织责任的时候，需要上级党委、政府对下一级执行宗教管理活动的情况进行监督、指导和考评，严格奖惩。此外，要把是否真正解决实际问题，推动宗教工作的开展，作为检验实行目标管理责任成果的主要标准。

（二）维稳处置责任

对于民族地区领导干部而言，越是在安定的环境下，越要有防范意识，尤其在关键岗位和关键环节方面。具体而言，有以下三点：首先要保障信息不能外泄，对估计到可能会出现问题的人员和地方必须进行严密细致地梳理，以确保紧急状况发生时能迅速处理、处置。其次是强化信息使用者之间的有效沟通，建立健全信息通道，进一步完善信息预警、控制、处置及善后机制。最后是突出建设信息的规章制度，笔者主张贯彻实施在特殊环境下，领导带班值班和24小时无空闲值班机制的政策，这是为了确保一旦发生威胁到维稳的事件或是异常情况，在岗在位领导能迅速作出反应并及时处置。

（三）维稳渎职责任

民族地区的领导干部必须要坚守岗位，尽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更要深入基层去检查指导各地的维稳工作，切实执行属地管理，严格落实维稳责任，切实做到“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办好自己的事”。此外，若没有完成上述责任的领导干部，或在维稳方面出现重大问题的应该严肃追究责任。

众所周知，民族地区领导干部的首要政治任务是维护社会稳定。具体来说，维稳渎职的责任主要体现在：1.相关政策的执行程度；2.维护稳定预案的执行程度；3.对不稳定因素排查、处理的执行程度；4.对影响当地行政管辖区内发生的社会稳定事件的处置力度；5.对控制有泄密或通风报信等恶劣事件的执行程度；6.对控制擅离职守或临阵脱逃的相关人员的控制执行程度；7.对控制有谎报、瞒报、漏报、缓报等相关重大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处理的执行程度。

（四）维稳治理责任

维稳，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因此我们应该要求民族地区的领导干部要有长期临战的工作状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松懈情绪，把各项维稳措施进一步细化、实化和全面化。具体而言就是在维稳治理责任中，领导干部需要立足于随时展开维稳的斗争，并按照应急状态随时做好各项维稳防控工作，建立健全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完善符合实战要求的各类预案，加强综合性演练，提高现场控制和处置能力，确保遇有突发事件能够在第一时间快速应对、果断处置、保质保量地打好维稳攻坚战。

维护稳定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任务。必须谋长久之策、行固本之举，加强社会治理，通过改善民生、教育引导，凝聚民心、汇聚力量，依靠群众的力量，维护社会安全稳定。要考核民族地区领导干部在改善民生、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具体指标。在消除贫困，促进社会公正方面的办法和措施。具体来说主要有：一是以民族地区安居工程、安全饮水、道路、电力、电信等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具体指标。二是在社会管理、社区治理、治安防控、教育宣传等方面的措施和指标。

（五）遵纪守法责任

廉洁、遵纪守法一直以来都是对领导干部最基本的要求。《党员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提到了52个“不准”和8个“禁止”。体现在民族地区的领导干部身上，则是：第一是否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履行职责；第二是否有健全的管理舞弊控制系统及对管理舞弊的惩罚措施。其主要考核的指标是预决算执行情况，财政资金，国有资产，建设资金的使用及管理舞弊系统的健全情况。

民族地区领导干部尤其要坚持爱国爱教爱家乡的原则。讲法制，就是要遵守国家法律。教育各族人民懂得在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没有特权。同时各级政府也要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切实保障自由，促进宗教健康发展。

（六）可持续发展责任

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任何领导干部都肩负着保持该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对于民族地区领导干部而言，保护好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合理开发利用生物及矿藏等资源，加大科技研发，使经济增长从依靠资源投入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上来是其主要的经济责任。其考核指标主要有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氨氮、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科技研发投入等。

坚持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族要振兴，发展是第一要务，要加速推进各民族地区的经济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这样的发展模式必须是科学的发展模式。因此如何平衡经济快速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矛盾，不仅仅是简单的民族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七）效益责任

任何经济行为都要讲效益。即产出要大于投入，或以较少的投入获得同样的产出，或以同样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避免不必要的经济资源的浪费，杜绝无效果行为，“无为”的发生是领导干部经济行为的主要任务和责任。民族地区领导干部同样需要在任期内承担效益责任。

其主要包括：一是与经济性、效率效果性的行为责任相关的经济责任，即成本与收益的问题；二是与效率性的行为责任相关的经济责任，即投入产出比例的大与小的问题；三是与效果性的行为责任相关的经济责任，即领导人应当引导本组织经济活动的经济效益实绩完成当年计划，经济活动的经济效益实绩与历史同期水平进行比较，与历史同期水平相一致或更好。其主要考核指标有GDP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劳动生产率贡献度，财政收入及支出增长率等。

（八）环境责任

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民族地区更是我国的生态屏障，保护好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对我国的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发展中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是藏区领导干部的重要责任。其主要内容包括遵守、执行和完善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要有健全的环境监测、执法系统。主要考核指标有：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氨氮、废水、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主要河流、空气污染度，城市、农村、重点地区环境质量等。

（九）社会责任

领导干部的经管行为必须符合社会的需要与要求，必须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并为社会作出贡献。要尽可能消除或减少经管行为对社会造成或带来的不利影响，如环境污染、失业、劣质商品与服务。领导人应当完善相应的政策，帮助和促进弱势群体改善生存状态，尽可能促进就业，提高收入，增强社会保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生活改善。

民族地区领导干部的目标经济责任的社会性主要内容：一是领导人应当完善相应的政策，帮助和促进弱势群体改善生存状态，二是各类各层次利益相关者的正当权益要受到保护，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其主要考核指标有教育、就业、医疗、居民收入、社会保障等。

（十）报告责任

此项责任即是要求民族地区领导干部按照公允性或可信性来编报任职期间各相关履职报表，从而真实地反映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受托者各类行为责任的履职情况。以上十项责任列表如表1。

总的来说，民族地区领导干部目标经济责任分为三类，即宗教管理、维稳和发展。宗教是民族地区人民广泛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宗教管理工作藏区领导干部的目标经济责任之一。此外，发展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民族地区的问题关键是由发展滞后造成的，解决民族地区的安全稳定，最终要靠发展。这里面既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也包括民族地区人民自身素质的发展，因此发展责任也是民族地区领导干部目标经济责任考核的主要内容。

【参考文献】

[1] 蔡春，李江涛.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方法研究[Z].审计署课题，2008.

[2] 彭韶兵，周兵.公共权力的委托与政府目标经济责任审计[J].会计研究，2009（6）.

[3] 彭韶兵，周兵.目标经济责任的确定方式、原则与内容体系[J].审计月刊，2009（2）.

[4] 谢赞春.目标导向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社会稳定评价报告篇（8）

中图分类号：F124.3(2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1)1－0101－03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科技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现今人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不与科技进步息息相关。因此，科学地监测、分析社会的科技进步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及综合评价课题组已经连续多年对全国的科技进步进行检测和统计。该课题组建立了较为科学的全国科学进步监测体系。这个监测体系由“科技进步环境”、“科技活动投入”、“科技活动产出”、“高新技术产业化”、“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5个一级指标加权综合而成；5个一级指标分别由各自的二级指标(共12个)加权综合而成；12个二级指标又分别由各自的三级指标加权综合而成。在这个监测指标体系中，只有三分之一属于科技指标，其余三分之二都是相关的经济社会指标。正如《2006年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报告》所指出的那样：“科技进步不仅指的是科技活动水平的提升，而且还包括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用的增强，是科技实力，科技竞争力，研发能力、创新能力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集中体现。”为了进一步深入解读湖北省科技进步的基本情况，及其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排序变动的规律和原因，并从中看到在现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科技进步环境是否有所改善，科技活动投入和产出水平是否有所提高，这些改善和提高是否能够跟上全国的步伐，我们将根据全国科技进步统计检测及综合评价课题组提供的数据进行深入的分析，一探究竟。

一、湖北省综合科技进步水平一级、二级指数位次变化的分析

根据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及综合评价课题组2005年至2009年连续五年的《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报告》，在2004年至2008年间，湖北省的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的位次在微调中，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湖北省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排序的历史数据如下：2004年排在第13位，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为35.37％，2005年排在第13位，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为40.13％,2006年排在第11位，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为42.93％；2007年排在第10位，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为45.77％；2008年排在第11位，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为48.68％。综合这些数据，可以表明，近五年以来，湖北省基本上呈现出了较为平稳的科技进步态势。

数据来源：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及综合评价课题组2005年至2009年连续五年的《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报告》。

然而，从形成这些位次变化的各级指标来看，湖北省较为平稳的科技进步发展态势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首先针对该报告中的5个一级指标进行分析。根据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及综合评价课题组2005年至2009年连续五年的《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报告》，我们可以看到5个一级指标的变化有如下典型特点：一是，在5个一级指标中，有3个指标的位次出现了上升。其中，“科技进步环境”这一指标发生了较大程度的位次提升，从排序的第21位上升至第14位，提高了7个位次；其次是“高新技术产业化”、“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这两个指标提升了2个位次。二是，在5个一级指标中，有2个指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振荡。其中的“科技活动产出”指标振幅较大，最大振幅为5个位次；“科技活动投入”指标振幅较小，最大振幅为4位次。综合以上对一级指标位次变化原始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到，第一，湖北省的科技进步环境正在稳步提升。第二，湖北省在高新技术产业化及其科技进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较为积极的成果。第三，湖北省在科技投入与产出方面的科技进步水平基本稳定，没有获得较为明显的提升。

数据来源：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及综合评价课题组2005年至2009年连续五年的《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报告》。

然后，我们再对该报告中的12个二级指标进行分析。根据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及综合评价课题组2005年至2009年连续五年的《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报告》，我们看到，近五年，湖北省12个二级指标的位次变化主要呈现以下特征：一是，科研物质条件的位次一直靠后，而科技活动产出水平一直处于靠前的位次。这表明，近五年，我省在科技进步环境的建设中，科研物质条件的建设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而在提高科技活动的产出水平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二是，环境改善这一指标的位次基本上没有波动，而高新技术产业化效益这一指标的位次却发生了较大的波动，尤其是在2005年和2006年，环境改善这一指标的位次没有变化，但是，高新技术产业化效益这一指标从2004年的第10位，跌至第19位，随后又在2006年上升至第2位。这一变化基本上可以表明，湖北省在通过科技活动改善社会生活环境方面，具有了较为稳定的维系系统。而在如何保证高新技术产业化效益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方面，湖北省作出了较为成功的探索，最终在近三年将这一指标维持在了一个相对靠前且较为稳定的位次。

数据来源：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及综合评价课组2005年至2009年连续五年的《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报告》。

基于以上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初步看到，近五年，湖北省科技进步的总体情况。一是，在对总次变化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湖北省近五年的科技进步水平发展稳定，且与其他省份相比，一直处以较为靠前的位次。这表明，在未来的科技进步竞争中，湖北省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前期竞争优势。二是，在对5个一级指标位次变化的分析中，可以较为明确地看到，5个一级指标在2005年、2006年处于较为离散的状态，而在随后的几年中，它们逐渐趋于汇聚，这一现象，在对12个二级指标的分析中获得了同样的印证。这充分表明，湖北省在这五年中的科技进步虽然总体趋于平稳，但是，在各个年份中各指标的发展并不均衡。这种不均衡性尤其表现在2005年和2006年。虽然，这一现象在2007年和2008年得到了有效的缓解，但是，2007年、2008年的科技物质条件这一指标却严重偏离了综合评价指数14个位次。这进一步表明，在深入推动湖北省的科技进步中，仍需要注重科技进步的均衡发展，统筹兼顾，科学发展。为了进一步弄清楚湖北省科技进步水平的变化情况，探寻提高湖北省科技进步水平的有效路径，还有必要深入引起这些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位次变化的三级指标进行深入的分析。

二、湖北省综合科技进步水平三级指数位次变化的分析

在国家科技部提供的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报告中，2004年、2005年、2006年的报告中共有34个评价科技进步水平的三级指标，它们分别是万人专业技术人员数、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名R&D活动人员新增仪器设备费、科研与综合技术服务业新增固定资产占全社会比重、万名就业人员专利申请量、科研与综合技术服务业平均工资与全社会平均工资比例系数、万人吸纳技术成果金额、万人R&D科学家和工程师数、企业R&D科学家和工程师占全社会R&D科学家和工程师比重、R&D经费支出与GDP比例、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企业R&D经费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企业消化吸收经费与技术引进经费比例、万名R&D活动人员科技论文数、获部级科技成果奖系数、万名就业人员发明专利授权量、万人技术成果成交额、万名R&D活动人员向国外转让专利使用费和特许费、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比重、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商品出口额比重、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技术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高技术产业就业人员劳动生产率、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率、高技术产业增长占经济增长份额、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收入利税率、就业人员劳动生产率、亿元投资新增GDP、综合能耗产出率、空气质量指数、环境污染治理指数、百户居民彩色电视机拥有量、万人国际互联网络用户数、百人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用户数。这34个指标在2004年、2005年、2006年的统计中并没有改变。但是，在2009年的报告中，这34个指标较之前几年发生了微调，成为了33个受监测指标。

这些调整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在2004年、2005年、2006年中用来反映“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技术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这一指标更改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反映“高新技术产业化效益”的“高技术产业就业人员劳动生产率”、“高技术产业增长占经济增长份额”、“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收入利税率”减少了1个评价指标，由3个指标调整为“高技术产业劳动生产率”、“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劳动生产率”2个指标；这一调整表明了国家在推进科技进步过程中的政策导向，越来越关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贡献。二是在2004年、2005年、2006年中用来反映“科技活动财力投入”的“企业消化吸收经费与技术引进经费比例”调整为“企业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经费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这表明，国家更加重视高科技企业对于资本流向的引导，鼓励企业将资本收入积极地投入到科技水平的提高方面来，而不是其他方面。三是在2004年、2005年、2006年中用来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就业人员劳动生产率”、“亿元投资新增GDP”调整为“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用来反映“环境改善”的“空气质量指数”调整为“环境质量指数”：用来反映“社会生活信息化”的“百户居民彩色电视机拥有量”调整为“百户居民计算机拥有量”。这些调整充分反映了该评价指标体系与时俱进的特点，更加体现了该统计报告的科学性。

针对2004年至2008年没有调整的25个三级指标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数据有如下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各指标构成的位次束整体上并没有呈现较为明显的纺锤形，仅在2005年和2007年各指标的位次数据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离散状态，形成了2004年至2008年受监测指标统计中的“纺锤峰”。这进一步表明，湖北省近五年的科技进步水平总体上已经建立起了较为稳定的维系体系，科技进步水平相对较为均衡，各指标之间并没有形成过度的非均衡干涉现象。第二，在这些受监测的指标中，振幅最大的3个指标为“每名R&D活动人员新增仪器设备费”、“科研与综合技术服务业新增固定资产占全社会比重”、“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率”，这3个指标中就有2个指标属于“科研物质条件”，1个指标属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些数据可以初步表明，湖北省在近五年的“科研物质条件”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方面还处于探索之中，还有极大的发展空间，这将成为湖北省今后在促进科技进步水平进一步提高的突破点。第三，在这些受监测的指标中，有2个指标的位次一直是所有数据的，形成了这些受监测数据的“栅栏”。这2个指标分别是“每名R&D活动人员新增仪器设备费”和“万名R&D活动人员科技论文数”，前者属于二级指标中的“科研物质条件”，后者属于二级指标中的“科技活动产出水平”。前一组数据再次表明，湖北省在“科研物质条件”建设上略显不足。后一组数据则表明，湖北省在科技活动产出水平方面，尤其是科技活动所产生的科技论文数方面已经具备了较为稳定的竞争优势，这不仅为湖北省进一步提高科技进步水平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同时，也提出了如何进一步提高科技产出效率，如何将科技论文中的科技进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的重要课题。

数据来源：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及综合评价课题组2005年至2009年连续五年的《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报告》。

三、结论

综合分析湖北省科技进步水平指数的位次变化，不仅较为清晰地看到了近五年湖北省科技进步水平的整体情况，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分析将为湖北省进一步探寻提高科技进步水平指明了方向和基本路径。第一，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乐观地看到湖北省已经建立起了较为稳定的科技进步维系体系，并且在科技活动的产出等方面已经具有了相对较强的竞争优势，如何继续保持并充分发挥这些优势，将是一项值得探索的工作。第二，无论是从5个受监测的一级指标，12个受监测的二级指标，还是一直受检测的25个三级指标来看，湖北省的科技进步环境建设仍是一项要常抓不懈的工作，特别是在“科研物质条件”的建设方面，仍有很大的调整空间。第三，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充分发挥政府在科技进步活动中的宏观引导作用，进一步优化科技进步环境，促进科技进步水平各方面的协调发展，才是稳步提高湖北省科技进步水平的根本路径。

参考文献：

社会稳定评价报告篇（9）

作为对此的思考和准备，以“沟通创造价值”为主题的本届报告会的一大亮点就是了国内首份《金蜜蜂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指数（2009-2014）》（下称“《报告指数》 ”），对这一时期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整体状况进行了总结，同时提出了参考建议。

事实上，伴随着国内社会责任近年来的迅猛发展，社会责任报告作为企业开展利益相关方沟通和优化组织管理新的工具，受到了包括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等各类组织的普遍重视。

据本刊统计，截至10月31日，2014年中国各类组织社会责任报告数量达2240份，继2009年的“井喷”和2012年的快速增长后，再现高速增长态势。而迄今已走过七个年头的社会责任报告国际研讨会，也集聚了越来越多来自国内外的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先锋企业，负责推进企业履责工作的实践者们，以及致力于社会责任理念创新的研究者们，正成为国内社会责任报告领域以及CSR同仁们思想碰撞、信息集散、资源分享的盛会。

首个金蜜蜂CSR报告指数揭示报告新常态

“连续五年，我们对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收集、分类统计、评估和研究，完成了五份整体的研究报告以及10多份专项报告研究。在此基础上完成的首份《金蜜蜂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指数（2009-2014）》将成为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新工具。” 从报告研究到国内首份报告指数，变化的不只是名称，更是基于我们对于CSR报告更深入的了解。如本刊副社长殷格非所言， “‘CSR报告指数’基于金蜜蜂历年追踪的报告并加以深化，从中可以看到国内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展轨迹，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研判国内外CSR报告的脉络和趋势，帮助企业更好发挥报告价值，提升管理和运营水平。”

事实上，在经过近年来井喷式的快速增长之后，国内社会责任报告近两年在发展环境、推进格局、条件和挑战方面既形成了相对成熟稳定的经验模式，同时也呈现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的形态。

从增长速度上，国内社会责任报告高增长的态势放缓，在报告数量增长的同时，报告整体质量也在稳步提升。近两年报告虽然增速会放缓，但实际增量依然可观，总体上保持了平稳发展。《报告指数》显示，报告处于起步级别的报告所占比重由58.1%下降到30.9%，其他各个级别的报告比重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

从增长结构上看，在外资企业报告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可以发现中央企业及国有企业报告量增长较为明显。榆与此同时，《报告指数》还发现，非企业组织报告数量呈现不断增长势头，2014年达到764份，超过总数的三成，逐渐成为报告增长的主力。

从增长动力上看，由监管机构要求、外部监督力量倒逼，编制社会责任报告逐渐成为企业的主动追求和积极参与，成为企业加快理念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业务创新的重要驱动力。

中国企业联合会企业创新工作部主任程多生在与本刊记者的交流中表示：“《报告指数》以5年为期，以参评企业为样本，既为研究者们提供了国内企业社会责任特色实践和社会责任信息的大数据库，对于社会责任报告的工作者和研究者们某种程度上则具有实践创新的工具库和方法论的借鉴意义。”

关注CSR报告新趋势

谈及CSR报告的新趋势，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副司长刘毓骅在主题致辞上表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生着三大转变：从“新鲜事”转变为“新常态”，从“报成绩”转变为“报规划”，将从“自己写”转变为“大家说”。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中国区总监惠宇明带来的信息是，主动披露负面信息已经逐步成为对社会责任报告的新要求。然而，多数企业担忧相关信息的披露会有损企业形象。针对这一现象，惠宇明认为，在网络时代，企业通过回避，甚至隐瞒来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不可取。而应该积极地进行负面信息披露，直视危机，直视挑战，积极地寻求解决的办法。“企业自身透过这种披露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企业获得利益相关方的认可和谅解，预防信任危机的爆发。”他说。

在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政府将发挥重要作用，帮助企业以更加负责任的方式开展运营。欧洲，2014年9月29日公布的《欧盟非财务报告指令》将企业非财务信息披露列为一项强制标准，符合要求的企业最晚将于2018年开始必须按年度披露在社会、环境、员工、人权、反腐败、贿赂等议题上采取的政策、措施及绩效。“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遍观之前的各类报告倡议，更多的是如何界定公司面临的各种外部因素。如今，该指令改变了这一状况，它强调的是这些行动将带来什么样的结果。”CSR Sweden环境与社会治理主任Ola Lhman认为，这更是一个对公司股东的价值导向过程，将有助于营造一个推动企业履责的商业体系。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立法也被提上了日程。“这一定会对我们进一步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一个极大的推动，也是对CSR同仁的极大鼓励。”国务院国资委研究局局长彭华岗发表了他的看法。

挖掘CSR报告价值的新思维

正所谓“始于报告，不止于报告”，社会责任报告编制工作的完成是新一轮工作的开始，有效的传播可以为下一步社会责任工作提供支撑。同时也可以通过传播发现社会责任报告内容存在的缺陷以及公司管理当中存在的遗漏，从而实现报告与管理的融合。这是参加“重塑价值：CSR报告传播与应用的新思维”分论坛的嘉宾的共识。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公司社会责任高级经理娄云指出，“报告的传播，说到底，是为了获得大家的理解和认同，从而解决社会责任工作面临的问题。”然而，沟通的对象众多，他们的认知程度、偏好、了解深度等均有所不同。这就意味着报告传播的策略首先要紧扣利益相关方的关注需求，并以利益相关方能够接受的形式予以呈现。根据《报告指数》的发现，不同性质的企业在利益相关方沟通方面具备相应的行业特色，这些具有针对性的内容更应该以利益相关方喜闻乐见的过程进行传播。

报告的编制需要各个部门的通力配合，报告传播同样需要对内整合公司包括市场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以及各个业务条块现有的资源，把内部资源整合起来形成合力。“打出传播的组合拳”，责扬天下（北京）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管竹笋给这个方法做出了精辟的总结。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以及4G的普及，每个人的阅读习惯、沟通交流习惯正在发生这改变。传播具体思维也应该顺应这一趋势，善于运用微博、微信、APP、微视频、轻应用等新媒体手段进行传播，实现品牌社交化、推广移动化。

探讨CSR报告评价的新标准

对于如何评价一份好的报告，业界有众多的评价标准，但是多数评估体系认为一份优秀的CSR报告应当兼具结构完整性、报告可信性、报告可读性、绩效可比性、报告创新性和内容实质性六个维度。

“社会责任报告按道理是公司实践的真实反映，就像我们常说的社会责任报告实际上不是编出来的，是干出来的，没干这事编不出这报告，可信度也不高，虽然可能好看。”听了各位嘉宾在“告别短板：均衡CSR报告质量‘六大准则’”的分论坛上的讨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副所长张峻峰如是说。就六个维度的逻辑结构而言，最基本的是要做到实质性和完整性。离开了这两点，一份报告最基本的效用就无法得到展现。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主要是要让投资者、监管者、其他利益相关方全面知晓企业经济、社会、环境效益以及这三大效益怎么得来的。通过社会责任报告，将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和管理放到阳光下接受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中国铝业公司研究室副主任赵秀富作为一名长期在社会责任工作前线的CSR人，进一步强调了社会责任报告实质性和完整性的重要性。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一份报告兼顾了可读性、可比性和可信性，可以让利益相关方读起来觉得更加有意思。

创新性则是很多报告编制者最为头疼的事情。虽然这是工作的一个难点，但《报告指数》显示，各企业报告的创新性指数保持着平均55.3%的增长速度。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各企业对社会责任工作和报告创新的重视程度。

“走出去”披露CSR信息的新要求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向海外。据有关部门统计，现在有1.53万家中国企业在全球184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25400家分支企业。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充分履行社会责任，不仅有利于提升中国企业负责任的国际形象，也会深刻地影响国际社会责任发展的潮流与方向。“道济天下：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分论坛关注的正是这一热题。

中国石油和中国五矿作为较早的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和信息披露方面也走在了前列。他们选择了在其社会报告中都披露了海外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还采用了国别报告的方式，更加系统化地梳理和提升在海外的社会责任实践。这些报告打开了企业内外部沟通的一扇窗，为利益相关方及社会各界了解企业提供了一个新工具和渠道。

在海外，法律、政策、经济、社会环境与国内有很大的差异，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也存在着区域性的差异，如何适应这样的环境，是中国企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企业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主体，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行业协会、国际组织等相关机构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五矿化工进口出商会《中国对外矿业投资社会责任指引》，在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方面开展了许多的工作。中非卓越基金则一直致力于为中国企业创造在非洲和当地的利益相关方达到共赢的商业模式。

社会稳定评价报告篇（10）

关键词 ：公允价值；制度；稳健性；盈余价值

一、什么是稳健性

稳健性在会计学术上也被称作谨慎性或者审慎性，是会计学的一个基本特征，也对会计实物和会计理论探讨有深刻影响。在实践中，稳健性会计原则通常是在企业进行资本会计运算时处于对未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所采取的一种基本的防护反应，以做好对商业操作中风险的充分评估和考量，会计稳健性通常是被作为企业会计核算的基本特征和重要原则被强调。这就要求，企业在进行相关会计事项或者进行货物产品交易的时候，在做相关专业确认和计量报告时应保持应有的专业性，谨慎是必须的，防止过高评估资产和收益、过低评估负债和费用，充分考虑风险和损失，保持严谨的周密的态度。

二、公允价值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

从理论上来推测，稳健性一般对企业在即将来的相关经济业务损失方面会做出谨慎的预测和采取相对安全谨慎的态度并得到快速反应，但是对未来带来的经济收益的不确定性却延迟反映，所以会计政策中的稳健性并不能单独的真实的反应企业的财务方面的状况，由此做出的财务报告也不能肯定他的质量，所以这种情况下做出的财务报表和信息报告的全面性和真实性值得商榷。引入公允价值计量是对稳健性的一个有效补充，公允价值是根据市场的波动和表现来客观反映将来的预期，它完整考虑了各种因素，对预期结果和未来经济损失的不确定性进行了如实的反应，这种反映是理性和全面的。而稳健性在经济尤其是会计业是一种人为附加信息或者说是带有限制性的一种会计特征，常常人为的分析盈利和损失、收入与费用、人为的处理资产和负债，主观性超过于客观事实，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计入信息对会计业务的真正情况的理性反应。

公允价值的根本意义是以客观存在为基础，以市场价值和市场走向为标尺，对资产价值的变化情况通常是公允客观的反应，不但能公允的反应经济在市场中的价值增加也能客观反应资产价值在经济走向的减少，公允价值的存在减少了会计报告的不准确性，把会计报告中只汇报资产价值减少不汇报资产价值的增加的这种情况降到了最低。所以，认清公允价值的客观性和全面性，有效的避免了稳健性原则下企业单向反映的漏洞，弥补了稳健性的原则在现实运用中的缺陷，能够使投资者获得更多有价值的高质量的信息，不再因为会计政策的缺陷和漏洞而错误的对公司资产和价值进行评估，从而能够有效避免投资者错失良好投资机会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公允价值的应用显著弱化了会计稳健性对于盈余价值相关性的负面影响。

三、从制度层面看，会计稳健性对盈余价值相关性的分析

（一）会计制度变迁的基本概念

在经济学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可以通过资源配置来协调。会计制度是经济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会计制度的改革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可以理解为企业的预算收益高于企业的预期支出。通常认为，会计制度产生的收益不能支撑和满足企业的需要时，经济的发展就会遇到阻碍，所以企业和管理层就要改革当前的会计政策，这就打破了经济学中的均衡，然后在市场运转中经济和会计政策从不均衡在转变到均衡状态中，这是一个动态变化循环的状态。这一过程体现为会计制度的替换、转换与交易过程，是其通过复杂的规则、惯例和实施的边际调整实现的。

（二）在我国会计制度中稳健性被作为会计基本原则和重要的特征

实现以盈余为基础的监管和评价制度是稳健性在会计制度中被认可和推行的外在原因。企业的存在以追求利润为最大目标，企业以规避风险作为企业发展中必须要估量和一个重要因素，所以任何一个企业在生存的空间中都选择以实现盈余为监管的终极目标，所定立的制度也是以评价是否和企业发展脉络一致来衡量是否科学。当经济主体尤其是投资主体发现衡量经济指标的会计制度不能全面衡量企业经济面貌的时候，变化会计制度和规则，改变制度中不合理的有缺陷的设计势在必行。会计制度的改革就是在一定状态下经济主体和经济投资者为了使利益最大化，来变革低效率的会计制度，使其达到高效率的一个经济动态的过程表现。

（三）稳健性原则被作为一种财务报告机制得以运用，是会计制度改革的内在原因，可以改善公司的盈余质量，也能强化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

会计制度是经济制度中的一种，会计制度的完整性可以有效的减少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不稳定性，有效减少企业在市场交易中的费用，能够为企业节约交易成本，所以交易费用的减少是会计制度和市场体现出来的主要理想状态。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会计业务的复杂和增多，原有的会计制度已经不能满足现状市场和经济的需求，再坚持用之前的会计制度和准则，则会增加交易成本，增加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所以要对不合适宜的会计制度进行完善和改革，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完善的会计制度既有稳健性的风险预测也有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全面的报告信息，能够改善公司的盈余质量，也强化了对投资者的利益保护。

在经济学领域内，一定程度下交易费用的降低不能单方面的带动资源配置的最合理状态，所以最有效的办法是进行制度变迁。制度变迁需要技术进步，科技进步和发展不但能够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提高变迁的效率。同时也会减低会计制度改革的成本。总之，会计制度的变迁是为了通过实施一系列的会计政策改革，来提高会计信息的报告质量，会计质量信息越高，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也就越强。

小结：公允价值计量范围扩大，新会计准则被引入会计制度和稳健性适度结合，全面的考虑了各种市场因素对经济业态中出现的不确定性进行客观综合评估，从会计的严谨性和经济学理论上看，这种结合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的。所以说，相对于对市场进行单方面的稳健性原则经过会计制度的改革引入的公允价值计量所提供的会计信息更符合会计目标和会计实务的要求，填补了会计稳健性在会计行业和经济业态中信息不对称的缺憾和不足。

参考文献：

[1]刘斌，徐先知.新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效果研究———基于盈余稳健性视角的分析[J].财经论丛，2010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