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向型经济篇（1）

一、近几年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做法

1.确立了对资本项目进行管理的新方针

1996年11月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后，中国外汇管理原则及其内容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可兑换前的侧重于外汇收支范围的严格审批转为对交易真实性进行审核，外汇管理的方式由事前管理、直接审批改为事后监督、间接管理的模式。这就是说，凡是经常项目下的交易，只要单证齐全、真实可靠，就可以不受限制地对外支付货款及运、保、佣费用。按照国际常规和改革顺序，一国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后，应继续进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改革。不过，中国并没有急于求成。鉴于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等发展中国家脱离实际，过快开放资本项目造成外汇流失、频繁发生金融危机的事实，中国审时度势，适时提出对资本项目进行管理的新方针，并在1997年1月14日新的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进行了明确规定：“国家对经常性国际支付和转移不予限制，……对资本项目外汇进行管理。”在市场机制不健全、外汇资源相对稀缺的条件下，中国作出对资本项目进行管理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和及时的。随即而来的亚洲金融危机证实了这一点。

2.构建宽松的外汇环境

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为中、外资企业及个人创造一个良好的外汇环境，促进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顺利进行。本着这一原则，近几年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努力抓了这样几项改革：一是于1997年1月1日起，开始进行远期银行结售汇试点，为企业提供规避汇率风险、降低交易成本的保值手段；同年10月15日，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中资企业开立外汇帐户，保留一定限额经常项目外汇收入。二是增加外汇管理的透明度、公开性。1999年5月28日，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开通了国际互联网网站，内容包括全部现行外汇管理法规、业务操作指南等。三是各地外汇管理部门努力提高服务水平，不断探索，开办了“红色通道”、“首问负责制”、“免费咨询电话”等新的服务项目，为中、外资企业和个人提供优质服务。四是在个人因私用汇方面，也在真实性需求的基础上逐步向便捷宽松的方向发展。1994年个人出境旅游只能换购60美元，1996年提高到1000美元，1997年再次提高到2000美元。五是于2001年初允许中国境内居民从事B股投资，为国内持有外汇的居民提供了新的投资渠道。

3.完善外汇市场建设

1994年4月4日，设在上海的全国统一的外汇市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正式运行，从此中国外汇市场由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外汇调剂市场发展到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银行间外汇市场的新阶段。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以卫星和地面通讯网络为媒体，通过计算机网络形成覆盖全国37个分中心的外汇交易联网系统。各交易中心主体是银行，各银行的交易员每天通过网络进行结售汇头寸交易，为银行提供交易、清算服务，保证结售汇制度下外汇资金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流动。为了进一步完善外汇市场建设，1996年12月2日，中国颁布了《银行间外汇市场管理暂行规定》，就银行间外汇市场组织机构、会员管理和交易行为等作出规定。1997年2月12日，中国又决定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与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为一套机构、两块牌子。1998年12月1日，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宣布取消外汇调剂业务，并相应关闭各地外汇调剂中心，全部境内机构的外汇买卖包括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买卖均纳入银行结售汇体系中，使银行间外汇市场更加统一规范，进一步发挥对外汇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4.积极推进金融业的对外开放

1981年，中国批准设立了第一家外资银行——南洋商业银行蛇口分行。1985年，中国允许在厦门、珠海、深圳、汕头和海南5个经济特区设立外资银行。1990年，为配合浦东开发，中国批准上海对外资银行开放，1992年，中国批准大连、天津、青岛、南京、宁波、福州、广州等7个城市对外资银行开放。但总的来看，金融对外开放的步伐较为缓慢。从1996年起，中国加快了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速度，1996年12月2日，中国允许设在上海浦东、符合规定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试点经营人民币业务，并同时颁布了《上海浦东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暂行管理办法》。1997年1月，中国首次批准上海的9家外资银行迁址浦东并经营人民币业务。1998年8月12日，中国又宣布允许深圳外资金融机构试点经营人民币业务。1999年6月，中国批准25家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其中上海19家，深圳6家。1999年7月17日，中国批准扩大上海、深圳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范围。从地域范围上，上海扩大到江苏、浙江，深圳扩大到广东、广西和湖南；增加了外资银行人民币同业借款业务；放宽人民币同业拆借限制和人民币业务规模；允许同一家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分行之间自由调拨人民币头寸。由于中国不断采取有效措施加强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软环境建设，从而确保了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工作的顺利开展。

5.建立健全国际收支申报、监测体系

国际收支申报、监测体系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它能够全面反映一国与世界经济交往状况及外汇供求状况，在世界范围内成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是否正常、外汇储备与外债规模是否适度以及汇率水平是否合理的重要依据，同时也具有预警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作用。1980年，中国开始试编国际收支平衡表；1982年起正式编制国际收支平衡表。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与国际标准接轨，提高国际收支统计申报质量，从1996年1月1日起，中国开始实行国际收支申报制度。1997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开始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的原则进行编制公布。2001年开始按半年期试编国际收支平衡表。至此，中国基本建立和健全了国际收支申报、监测体系，有力地促进了国家宏观监测系统的加强和完善。

6.进一步完善外汇管理法规体系

1996年底，中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后，中国外汇管理当局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对建国以来的外汇管

，

理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1600件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对47件法规的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其中包括1997年1月修改后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使外汇管理法规更加系统、规范，符合实际需要。近几年，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又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发展的需要，制订出台了一系列新的外汇管理政策法规，为净化外汇环境、打击不法行为、鼓励出口等作了法律上的铺垫。这些法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完善资本项目管理的政策法规。1997年7月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为了加强资本项目管理，保持中国经济金融稳定，中国外汇管理当局颁布的重要政策法规有《银行外汇业务管理规定》、《境内外汇帐户管理规定》、《离岸银行业务管理规定》、《经常项目外汇结汇管理办法》、《外债统计监测实施细则》等，旨在区分经常项目收支，限制游资的流入，加强对借用外债的宏观调控和及时准确掌握中国外汇外债的统计监测数据。二类是打击非法外汇资金流动、保证合法外汇资金需求的法规。1998年受各种利益驱动，骗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势头愈演愈烈，扰乱了国内金融秩序。在此种情况下，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会同有关部委联合制订颁布了《关于骗购外汇、非法套汇、逃汇、非法买卖外汇等违反外汇管理规定行为的行政处分暂行规定》等法规，狠狠地打击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稳定了中国外汇秩序。三类是鼓励出口和利用外资的法规。1998年5月到1999年6月，中国外贸出口增速处于低迷状态，对外筹资能力也受到影响，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从1999年初到2000年，中国外汇管理当局独立或会同有关部委，制订出台了《出口收汇考核办法》、《关于简化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业务管理的外汇通知》、《关于改善外汇担保项目下人民币贷款管理的通知》、《出口收汇核销试行办法奖惩条例》等法规，支持扩大出口和利用外资，保证中国国际收支稳定和健康。

二、改革的主要成效

1.抵挡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从泰国开始，金融危机很快席卷马亚西亚、印尼、菲律宾、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沉重打击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金融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考察这次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不难发现这与泰国等国家和地区过早开放资本项目不无关系。泰国等国家和地区为加快经济发展和吸引外资，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放弃对资本项目的管理，造成国际短期投机性资本长驱直入，以证券资本、投资于房地产等形式，流进流出，投机造势，套汇套利。当国际形势出现动荡时，这种短期投机性资本便大量抽逃，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不景气的出口形势、大量银行呆、坏帐及居高不下的外债等不利因素，共同作祟，终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多年的经济发展成果毁于一旦。反观中国，在这场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却牢牢地站稳了脚跟，取得了先手。这固然与中国良好的经济金融形势有关，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未雨绸缪，确立了对资本项目进行管理的外汇工作方针，将国际短期投机性资本挡在国门之外，使其无隙可趁。同时，中国工农业发展势头良好、进出口形势基本稳定、外汇储备充足、外债适中并结构合理，使人民币汇率一直保持稳定。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成功化解危机冲击，并在危机期间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促进周边国家经济的复苏，普遍给予了充分肯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总结性报告中指出：“正是因为中国在危机中采取的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加之充实的外汇储备、较大的国际收支顺差、对资本帐户自由化采取谨慎的态度和继续推进改革的措施，才使中国比较顺利地渡过了本次亚洲金融危机。”

2.提高了企业出口创汇和外商投资与个人对外交流、投资B股的积极性

近几年，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不断采取措施，为中、外资企业和个人营造宽松的外汇环境，对扩大中、外资企业出口和个人对外交流及投资B股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中、外资企业出口方面看，由于采取了规避汇率风险的远期银行结售汇试点、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中资企业保留一定数额的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增加外汇管理透明度及提高服务水平等措施，大大地提高了中、外资企业出口创汇的积极性，使近几年中国出口创汇形势基本良好，并呈逐年上升的态势。据统计，1997年至2000年，中国外贸出口额分别为：1827.0亿美元、1838.0亿美元、1949.0亿美元和2492.12亿美元，其中每年约有35％—45％的出口额为外商投资企业贡献。从外商投资方面看，近几年形势基本稳定。外商并没有因亚洲金融危机而影响对华投资的积极性和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1997年至2000年，中国实际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分别为452.57亿美元、454.63亿美元、403.19亿美元和427.98亿美元。从个人对外交流方面看，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不断扩大个人购买外汇数额，使得近几年中国居民出境旅游、留学、探亲成倍增长。从个人投资B股方面看，尽管中国向境内居民开放B股交易时间较短(2001年初开放)，但从目前形势看，从事B股交易者十分踊跃。据证券部门有关专家根据B股流通市值(约60亿美元—80亿美元)估计，当前个人投入B股交易的外汇资金约达100亿美元左右。现在中国居民的外汇存款已达770亿美元，B股交易前景十分广阔。

3.保证了人民币汇率的统一和国家宏观调控

近几年中国外汇市场改革的成效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统一了人民币市场汇率。1998年底取消各地外汇调剂中心，将外商投资企业纳入到银行结售汇体系中后，彻底统一了人民币汇率，人民币汇率主要由外汇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汇价的统一不仅有利于中、外企业的经营和进一步利用外资，同时也使中国在汇率方面比较符合国际规范。二是有效保证了外汇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统一的中国外汇市场，外汇资金可以在不同地区和银行之间合理流动，可以及时解决在办理结售汇业务中出现的外汇头寸的不平衡。据统计，在1998年12月取消外汇调剂中心后的1999、2000年，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共成交600多亿美元，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三是有利于中央银行宏观调控。外汇市场的彻底统一，使外汇领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宏观调控机制。中央银行可以在外汇市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平抑汇价，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为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4.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入世”谈判

在中国长期的“入世”谈判中，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是一项重要内容。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一国若想参加该组织，除了在工业、农业、进出口税收等方面向组织内的成员国敞开大门和作出减让外，而且在金融、保险、运输、通讯等服务业方面也要向该组织的成员国开放。近几年，中国人民银行包括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为了配合“人世”谈判，积极采取措施，坚定不移地推进金融开放，不断放宽外资银行设置的标准、地域及业务范围，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入世”谈判，使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金融开放的进程基本满意。据统计，从1996年到2000年，中国新批外资银行机构达70余家，相当于前15年引进外资银行机构总量(132家)的1／2。

5.为监测、预警中国经济安全发挥了，

重要作用

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于1996年起建立的国际收支申报体系，摒弃了依赖各行业主管部门收集信息的做法，引入了新的数据采集方法，即采用了交易主体申报制，将直接申报与间接申报、逐步申报与定期申报有机结合起来，克服了行业统计的弊端，从而保证了中国国际收支数据的质量。特别是1997年在金融机构进行国际收支申报的基础上，增加了直接投资、证券投资、金融机构对外资产及损益、汇兑等四项申报内容后，使得中国国际收支申报体系变得更加完善，基本包括了中国境内所发生的一切外汇收支。进一步讲，从国际收支申报体系的产品框架看，它不仅能编制国际收支平衡表，而且为日后编制国际投资头寸表创造了条件；它不仅能编制按部门、行业、企业属性、交易国别、币种等分类进行划分的补充表格，而且能为现有的结售汇统计、出口收汇和进口付汇、外债统计等提供重要的核对及必要的信息。中国国际收支申报体系的完善，其监测、预警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作用日渐显现。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一方面密切注视国际金融市场的走势和爆发危机国家、地区等情况，一方面通过国际收支申报体系认真分析和研究中国经常帐户收支、资本和金融帐户收支、外债情况、外汇储备变化等情况，准确地作出判断，并及时向中国政府报告，供政府决策参考，为政府制定预防和化解亚洲金融危机的措施服务。根据中国外汇管理当局网站提供的1997年和1998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可见，在亚洲金融危机最严重的这二年中，中国进出口形势基本稳定，分别获得了416。88亿美元和466.13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顺差，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分别为452.57亿美元和454.63亿美元，外债余额分别为1309.6亿美元和1460.4亿美元，没有超过国际警戒线(20％)，外汇储备余额分别为1399亿美元和1450亿美元。可以说，中国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之所以处乱不惊，应对措施得当，与新建立的较为完善的国际收支申报体系提供的准确、真实的信息数据密切相关。它为监测、预警中国经济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6.保证了外汇管理向法制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近几年，中国出台的关于加强资本项目管理、打击逃汇、骗汇、非法买卖外汇及鼓励出口、利用外资的一系列外汇管理法规，不仅进一步完善了外汇管理法规体系，同时也为外汇管理工作正常、有序开展奠定了法律基础，保证了外汇管理向法制化、规范化方向发展。以1998年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会同其他部委制定出台的《关于骗购外汇、非法套汇、逃汇、非法买卖外汇等违反外汇管理规定行为的行政处分暂行规定》为例，就起到了打击非法外汇资金流动、保证中国经济金融稳定的巨大作用。1997年下半年开始，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外形势变化导致市场预期转变，资本流出的动机增强，黑市上美元兑人民币汇价一升再升。一些不法分子和企业出于走私、骗税等目的，想方设法骗购外汇，非法截留、转移和买卖外汇，使中国外汇收支形势变得趋紧。1998年1—7月，中国外贸顺差27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投资240亿美元，但同期国家外汇储备仅增加7亿美元，“外贸顺差外汇不顺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整体经济的安全运行。而用于支付走私款的骗购外汇增加，又进一步加剧了非法走私活动的蔓延，干扰了国内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在这种不良形势下，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一方面会同有关部委制订出台了打击骗汇、逃汇、套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的法规，一方面依法会同有关部委对进口付汇业务进行了专项检查，对多种手法的骗汇行为进行了追查，期间共查出假报关单13800多份，涉及骗汇金额高达110亿美元。实践证明，通过上述法规和措施，有效地打击了非法骗汇、逃汇、套汇及非法买卖外汇的势头，维护了中国外汇收支的稳定。1998年下半年中国外汇储备开始恢复正常增长，1999年全年增加了97亿美元，到200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达到1655.74亿美元，从基本面上保证了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继续保持稳定。

三、今后改革取向

1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

2001年11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世贸组织)，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虽然汇兑制度不直接在WTO协议之内，但加入WTO事实上会产生部分资本项目的开放，也会强化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内在需求。特别是在金融市场对外开放逐步成熟的时候，一国货币不可自由兑换是难以适应的。因此，中国今后的外汇管理方针应该是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借鉴工业化国家和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国开放资本项目应采取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的策略，大致应当按照以下的顺序进行：(1)在长期资本流动方面，可先放松直接投资的汇兑限制(包括外商来华投资和国内企业的对外投资)，然后逐步放松对证券投资和银行贷款的汇兑限制。其中股票交易的限制可以先行放宽，而带有衍生产品性质的交易应当最后解除限制。(2)在短期资本流动方面，对贸易融资可以较早地解除限制，对于短期资本交易应最后解除限制。(3)针对不同的交易主体(如自然人、企业和金融机构)，考虑到自然人和企业的资本交易流量相对有限，可以先放松对他们的汇兑限制，最后解除对银行、投资基金用于贷款和投资的汇兑限制。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中国融人世界经济的最重要标志，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其他配套改革必须加紧进行，如加快人民币汇率机制建设，形成合理汇率；积极推进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发挥利率调节资本流动的作用；增强中央银行监管和调控能力，维护中国金稳定和抑制资本流动风险；加快中国工农业改革，保持良好的国民经济运行氛围等等。

2.推行比例结汇形式的意愿结汇制

中国目前实行的是较为严格的银行结汇制，即绝大部分国内企业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收人必须按官方汇价全部卖给国家；外商投资企业的经常项目收汇则保留一定的限额不结汇。此种银行结汇机制显然不利于进一步构建宽松的外汇环境，不利于真实反映人民币汇率水平和国内外汇供求关系，不利于中国企业增强汇率风险防范意识，不利于中外合资企业平等竞争，也不利于调动中、外企业创汇积极性。因此，中国今后进一步构建宽松外汇环境的重点应该放在逐步实行意愿结汇制方面。目前中国可以选择比例结汇的意愿结售汇制改革方式。其具体做法可以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国家可以根据不同时期宏观政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定一个结汇比例。此比例可以依据外汇储备量的增减进行调节，结汇比例越低，则意愿结汇程度越高。第二层次，外汇银行根据国家公布的结汇比列，对国内企业的每一笔贸易、非贸易外汇收入进行按比列结汇。第三层次，批准所有企业开立现汇帐户保留现汇，帐户内外汇可以用于进口支付、临时结汇、进入外汇市场，或进行外汇远期买卖、期权交易等规避汇率风险操作。中国取消银行强制性结汇制，代之以比例结汇的意愿结汇制，可以降低中、外资企业的经营成本，有利于进一步调动中、外企业创汇的积极性和平等竞争，同时也可以把外汇资产的储存和风险分散到千家万户，而不是由中央银行一家承担，减缓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改善外汇的供求，促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合理完善。当然，今后随着中国宏观调控手段的不断建立

，

和完善，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逐步实现，结汇比例的不断提高，中国结汇制度将会最终过渡到意愿结汇制的形式。

3.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外汇市场

中国外汇市场经过近20年的改革和建设，到目前为止已初步形成统一的全国性的外汇市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和发展。但客观地看，目前中国外汇市场应该说还处于初级阶段，与国际外汇市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是：在交易性质上，中国外汇市场还只是一个与现行外贸外汇体制相适应的本外币头寸转换的市场，并非具有现代市场形态的金融性外汇市场；从市场公平上看，现行外汇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供求关系扭曲的市场(这主要是指强制性的银行结汇制)；从交易内容和品种上看，单一偏少。目前主要是人民币对美元、港元、日元的即期交易，缺乏远期外汇交易、外汇期货交易等其他交易品种；从市场形式上看，只是交易所形成的有形市场，而非现代无形市场形态；从对外交流上看，与国际外?亡市场基本隔离。由于现阶段中国外汇市场存在上述种种不足，结果导致许多负面问题，如难于形成合理、均衡的人民币汇率，中央银行经常被动人市干预、敞口收购溢出外汇，不利于提高中、外企业创汇积极性等等。所以，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外汇市场已成为当前中国外汇市场改革的主攻方向：一是在交易性质上实现向现代市场形态的金融性外汇市场转变，完善市场组织体系，其中以外汇银行、企业为市场交易主体，实行竞价交易，中央银行退出交易主置。二是取消强制性银行结汇制，为企业真正参与市场交易扫清障碍。三是丰富外汇交易内容和品种，开办欧元等币种买卖，满足国内外经济组织对外汇资产多币种构成的需求。另外，可根据国际市场惯例和中国企业与银行规避汇率风险的实际需要，开办远期外汇交易。四是完善中央银行市场干预机制，在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中，应尽量减少对人民币汇率的直接行政控制，允许其按照市场供求状况自由浮动。为避免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波动，中央银行可通过建立双向平准基金的办法，针对人民币对美元的短期汇率，在外汇市场进行间接调控，从而使人民币汇率稳定在目标区范围内。五是推进市场的无形化建设，尽快与国际外汇市场接轨。要不断完善电子交易系统，研究国际电子经纪的发展，使中国的外汇交易系统与国际接轨，更符合国际外汇市场的规则，并与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著名的国际外汇市场建立伙伴关系，推动中国外汇市场的对外开放。

4.扩大中国金融业的开放程度

中国加入WTO，意味着中国金融开放将呈现全方位态势。按照中国与WTO成员国达成的协议，在今后的5年内，中国将向外国金融业开放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在银行业方面，协议明确规定，“5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全面开办人民币业务，同时取消地区和客户限制。”因此，从外汇管理角度考虑，目前必须加快研究开放银行业的问题。这主是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放宽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条件，并简化审批手续。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第二章规定：外国银行在中国申办外资银行或分行，须在提交设立申请前一年末总资产不得少于200亿美元和100亿美元，在华最低注册资本要为2亿元人民币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另外申请手续繁琐、批复时间较长，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国银行来华申办银行的积极性。为了保证中国引进外资银行工作的正常进行，中国应适当降低外国银行的资产要求，并简化申办手续，限期内批复。二是尽快向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和服务对象。2001年11月13日，中国宣布在今后4年内分5批向上海、深圳等20个城市的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5年后全部放开。在服务对象上，从2002年1月1日起，允许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为中资企业提供人民币业务，5年后允许其提供零售业务。因此，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应该按照国家的承诺，尽快贯彻落实，认真布署实施，按照人民币企业存款业务——人民币储蓄存款业务——人民币贷款业务的开放顺序，尽快向在华的所有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和服务对象，让中、外资银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展业务竞争，共同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三是努力提高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能力和水平，加大科技投人和人才培养，建立和健全监管法规体系，确保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质量，维护中国金融安全。

5.进一步完善国际收支申报体系

外向型经济篇（2）

应该说，宁波之所以是国际上重要的港口城市却不是国际化的都市，是因为宁波是外向型经济而不是开放型经济。而宁波近年来的尴尬与失落，根本上是制造业全球化条件下外部需求拉力减弱，对以传统工业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造成冲击，导致动能不足的结果。在我国现代治理及全球战略内外交困的格局下，宁波的价值、位势与未来，应该是需要抓住创新全球化战略机遇，以开放式协同创新全面转向开放型创新经济，通过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进而掌握国际竞争的主动权、产业发展的主导权，打破“老二不好当”的魔咒。

 

开放型创新经济的背景意义

 

一是伴随全球化从制造业全球化、服务业全球化到创新全球化，开放型经济的内涵及要求发生了重大变化;充分把握新一轮全球化规律及机遇，将有望成为全球创新地图上的新兴尖峰。自制造业全球化、服务业全球化，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步入了创新全球化新阶段。过去以跨国公司为主体、追逐价格红利，遵循梯度转移的制造业全球化逐渐式微，以物质资本、低成本制造、大宗商品贸易、国民待遇为主的全球化，逐步转向以人的流动、创新思想和商业模式的传播方式为核心，体现高端辐射的创新全球化转变。这其中，伴随人脉网络、创业资本、专利技术、创意想法、经验知识等创新资源的全球流动及优化配置，使得开放型经济从拘泥于制造业全球化条件下的港口经济发展及其与临港工业的互动外向型经济，到了加快全球链接、高技术服务、跨区域创业、国际科技合作、国际资本流动等经济活动形式为主的开放式创新经济发展阶段。

 

二是伴随全球经济增长中心及经济重心向中国双重位移，美国等发达国家加紧对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进行战略围堵;以开放型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及国际产业价值链，有利于区域突围支撑大国崛起。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中心及经济重心加速向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双重位移，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加速重构及结构变迁。在此背景下，美国实施战略东移，加快重返亚太的脚步，并谋求通过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等，加紧对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进行战略围堵。着眼建立完善的开放型经济，加快从商品输出主导到资本输出主导、从外资及产业要素输入到人才及创新资源输入、从承接产业转移到强化高端链接、从被动适应参与全球游戏规则到积极主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不仅有利于局部地区通过加快建设扩大开放、参与竞争的前台实现区域崛起，还有利于沿海开放城市通过率先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及国际产业价值链找到新兴经济体打破战略围堵的出口。

 

三是伴随“一带一路”“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等国家战略的实施，对我国沿海开放城市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过加快建设发展开放型经济，有利于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抢占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先机。着眼增强内部的统筹协调发展张力、缓解外部的战略围堵压力，我国加强全球战略、地缘政治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部署，先后实施“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力求通过打破空间距离、地域分割以及体制束缚，以区域经济一体化抢占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在新形势条件下加快建立完善开放型经济，不仅有利于突破县域经济发展局限，加快发展城市经济;还有利于突破跨区域合作体制的机制障碍，形成区域的错位分工和联动发展;更有利于以区域集群参与国际竞争，以狼群效应实现群体突围。

 

四是伴随宁波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建设以及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宁波的经济形态加快多重系统转换;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有利于率先形成开放式协同创新格局，建立开放型的创新经济。在过去发展过程中，宁波形成以创业经济、民营经济为根本动力，以外向经济、港口经济为基本特征，以工业经济、传统产业为基本形态，以县域经济、块状经济为基本格局的发展模式。未来，将由外向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变、由传统工业经济向创新经济方向转变、由封闭跟随创新向开放协同创新转变、由传统临港经济向现代海洋经济转变等。

 

五是伴随社交化趋势的出现以及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外向型经济基于物理空间创新的格局;基于虚拟空间创新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将为开放型经济发展带来更广阔的天地。伴随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有机结合，出现了社交化、社交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与之相适应的便是互联网经济的崛起。这种社交化变革，打破了原来生产方式变革导致生活方式变革的态势，使得生活方式转变导致生产方式转变。基于虚拟空间的开放式创新，不仅使得线上与线下闭环，还使得境内境外交互，不仅打通了人才、资本、项目等高端创新资源流动的通道，还进一步扩大了人类活动及生产的疆域，成为开放性的重要内涵。

 

开放型创新经济的方向趋势

 

应该说，未来的开放，不仅仅是投资的开放、市场的开放、贸易的开放，还要有产权的开放、治理的开放，更要有心态的开放、视野的开放;未来的创新，不仅仅是适应性创新、集成性创新、跟随式创新，还要有颠覆性创新、原始性创新、引领性创新。而“开放型创新经济”，需要以结构改革促进扩大开放、以开放扩大强化协同创新、以协同创新增进产业原创，全面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与国际竞争力，营造开放式协同创新格局，尤其是实现从商品输出主导到资本输出主导、从要素资源输入到高端人才输入、从承接产业转移到强化高端链接、从跟随适应创新到原创引领创新、从资源条块分割到全球资源配置、从被动适应参与到积极主导组织、从封闭狭隘拘谨到开放包容融合。

 

这其中，于宁波而言的五个关键问题或者发展趋势是：

 

一是超越制造业全球化的局限;

 

二是着眼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相结合;

 

三是依托产业组织创新;

 

四是着眼拓展区域创新网络;

 

外向型经济篇（3）

关键词：

外向型经济；经济结构；增长速度

理论上，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着相对稳定的关系。经济结构往往是相对稳定的变量，而经济增长速度却会受到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导致短期内经济增长速度发生波动。在经济结构逐渐优化的阶段，经济将会呈现出上升态势，而结构逐渐僵化的背景下，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出现下行趋势。经济结构调整在短期内会使经济减速，而在长期里，结构调整会带来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众所周知，我国经济面临的着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多重压力，而经济减速已经成为新常态的代名词。作为经济主要特征之一的外向型经济，是否也存在着结构与速度长期稳定的关系呢？本文将从结构与速度的关系入手，分析和判断广东外向型经济转型过程中，结构与速度之间的关系是异常变动还是处于正常范围之内。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一)结构指标的选择结构指标选择外资结构、一般贸易结构和高技术产品出口结构三个变量。其中，外资结构是指经济结构中外资所占的比例；一般贸易结构是指一般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例，这里主要是指出口结构的比例；高技术产品结构是指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量的比例。

(二)速度指标的选择外资增长的速度、一般贸易增长的速度和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的速度。其中外资增长速度是指广东实际利用外资的年增长率；一般贸易增长速度是指一般贸易年增长率；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速度是指国家界定的高技术产品的年增长率。上述数据在广东省统计年鉴中均具有可得性。同时，由于是比值关系，增长速度是一个无单位量纲的指标。所有数据均来自广东省统计年鉴，在必要情况下，对数据进行依据客观实际的处理。

二、广东外向型经济结构与速度的关系检验

为了相对准确地把握外资结构与速度的关系，本文采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2004—2013年的广东贸易数据进行检验。具体而言，对以下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检验外资结构、一般贸易结构和高技术产品结构与外资增长速度、外资速度、高技术产品速度的相互关系。

(一)外资结构与速度的相关关系由表1和表2可知，外资结构与外资增长速度并不存在协整关系，且外资结构与外资增长速度之间也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由表3可知，外资结构与一般贸易增长速度之间也不存在协整关系，同样外资结构与一般贸易增长速度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表2)。由表4可知，外资结构与高技术产品出口速度不存在协整关系，两者之间也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二)一般贸易结构与速度之间的协整检验由表5可知，一般贸易结构与外资增长速度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两者之间存在相互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表6)。由表7可知，一般贸易结构与一般贸易速度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两者之间存在相互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表6)。由表8可知，一般贸易结构与高技术出口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一般贸易结构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速度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则不是。

(三)高新技术结构与速度的关系检验由表9可知，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结构与外资增长速度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且两者之间存在较弱或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表10)。由表11可知，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结构与一般贸易增长速度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两者之间存在相互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表10)。由表12可知，高技术产品出口结构与高技术产品出口速度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但高技术产品出口结构是高技术产品出口速度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则不是。

三、实证检测结果的解释及政策含义

由上述的实证检验可以得出，外资结构与外向型经济的增长速度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一般贸易结构与外向型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协整关系，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结构与一般贸易速度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外资结构与外向型经济速度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而一般贸易结构与外向型经济的增长速度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结构与一般贸易的增长速度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也与高技术产品出口速度之间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其他的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外向型经济篇（4）

每年将外贸进出口和利用外资目标任务分解到各区（县），与外资项目履约率和项目资金到位率一并纳入市委市政府年度综合目标管理考核。各区（县）、各相关部门领导的年终述职、总结要与外向型经济工作业绩和目标任务完成情况挂钩，形成全社会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格局。

二、建立表彰奖励制度

市委、市政府每年选择20家左右先进外经贸企业和年度目标任务完成好的区（县）及相关部门予以表彰和奖励，鼓励发展外向型经济。

三、建立外经贸网络平台

加大投入，在各区（县）、相关部门和外经贸企业建立**外经贸网络平台。不断完善各项服务功能，逐步实现外经贸网上审批和管理，并为外经贸企业提供系列电子信息服务，加强跨地区、跨部门的信息合作，逐步实现信息资源共建共享。

四、建立重点外经贸企业联系制度

按照扶优扶强和动态管理的原则，每年由市外经贸主管部门确定30户外经贸重点联系企业，市属各相关部门和企业所在区（县）提供重点服务和支持。重点外经贸企业包括自治区、中央单位、兵团等驻**地区各种所有制企业。

五、建立外经贸发展扶持资金

每年由市财政安排外经贸发展扶持专项资金1000万元。主要用于鼓励外经贸企业出口地产商品，特别是出口地产工业品、境外参展展位费补助、境外加工贸易项目贷款贴息、出口产品研发、人员培训等，提升外经贸发展水平。

各区（县）可配套建立相应外经贸发展扶持资金。

六、优先和简化办理外资项目建设手续

凡在**市设立《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鼓励类的外商投资企业，在合同章程审批、工商营业许可、土地征用、工程建设、水电供应、交通通讯等方面优先和简化办理项目建设手续，市外经贸主管部门负责跟踪服务，加快我市利用外资步伐。

七、涉外税收工作实行属地管理

市国税局涉外征收工作实行属地管理，各区（县）国税分局新增涉外征收管理职能；市地税局涉外征收管理局在各区（县）地税分局设立涉外征收管理所，由专人负责涉外税收工作。自本文件之日起，涉外税收新增部分由市财政对各区（县）全额返还，促进外经贸加速发展。

八、建设外经贸人才培训体系

制定外经贸人才培训规划和年度计划。每年选派部分涉外部门和重点骨干企业的外经贸工作人员到区内外知名院校脱产培训或参加境外培训。市外经贸主管部门牵头定期或不定期免费对中小企业涉外专业人员进行各类外经贸知识培训，不断提高外经贸人员素质。

九、为企业外经贸人员出国提供便利

凡无行政主管部门的企业和民营企业因商务活动需办理出国手续，由企业党委（党组）出具政审材料，经市外经贸主管部门审核后，市外办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因公普通护照，鼓励和扶持企业“走出去”。

十、建立政府间对外经贸交流长效联系机制

外向型经济篇（5）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11)04-0003-07

一、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油击我国外向型经济

2007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已经导致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经济受到重创，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心发生位移；金融危机过后，世界经济迈入萧条期；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泛滥，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JEAN PISANI-FERRY(2009)…认为金融危机及国家对危机的拯救改变了全球化进程中政治与经济力量的平衡；当前全球化浪潮的推动力(开放的市场、全球供应链、跨国公司及私人所有制)正在受到侵蚀，贸易保护主义的幽灵再度出现；并且曾经无约束的跨国公司正在向其本国回归。黄海洲(2009)认为由于美国开始积极转型，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业有所收缩，第一、第二产业重新快速发展，因此全球资本流量和贸易量可能下降，这势必对主要依靠贸易和国际资本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形成某种程度制约。

面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薛荣久(2009)认为新贸易保护主义新在它的全球性、多样性、虚伪性、复杂性、深层次和资本保护主义。新贸易主义抬头对中国经济冲击很大，统计显示，2009年中国出口对GDP贡献率为负3.9个百分点。新贸易保护主义引起学者们对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反思。Kai Guo and Papa N’Diaye(2009)质疑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能否持续?柴庆春(2009)认为中国传统外向型经济将不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陆磊(2009)认为我国外向型经济表现为产能过剩，而现有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某种程度上会恶化产能过剩。

面对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国内学者的观点可以归纳为：第一，顺应金融和经济周期，压缩和淘汰过剩产能或寄希望于世界经济的全面复苏，特别是美国经济复苏；第二，扩大内需，以内需弥补外需的不足；第三，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前两种观点不是积极态度，只是对问题的回避。持第三种观点学者，大部分主张要技术升级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但是没有把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作为解释变量。本课题将以贸易格局变化为起点，以新型外向型经济为突破口，研究后危机时期我国的对策。

二、我国外向型经济不能适应世界经济格局变化

(一)外向型企业困境

经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洗礼之后，世界经济处于不稳定的恢复时期，外部需求不明朗使得我国外向型企业经营环境并不是十分理想，在金融危机时期由于出口受阻，外向型企业经营困难，部分企业处于歇业甚至倒闭状态，也有一部分企业由外向型转向内向型。总体而言，我国外向型企业面临着诸多经营困境，后危机时期我国外向型企业将何去何从?本课题将采用历史比较分析方法，研究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中的外向型企业发展规律，以期得出对外向型经济不能简单全盘否定的结论。

外向型企业经营困境首先表现为由于人民币汇率升值导致的汇率风险。笔者认为人民币升值影响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是相对较小的，因为在缓慢升值的环境下，人民币名义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相对应的汇率相比还有差距，因而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依然具有竞争力。人民币升值主要是影响了外向型企业的利润。因为人民币升值形成的汇率风险，加上人民币对内贬值的双重效应使得国内外向型企业的利润空间被不断地挤压，进而形成外向型企业的不愿意进一步生产，或者是转型。

外向型企业经营困境其次表现为后危机时期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导致的外部经营环境的恶劣。自从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是受到反倾销投诉最多的国家之一，金融危机爆发后反倾销更为盛行。究其原因，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金融危机之前是国内的因素多于国外的因素；金融危机爆发后是国外因素多于国内因素。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反倾销更多是由于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低，对进口国家的产业形成巨大冲击，进而使他们提出对国内商品和产业进行保护的反倾销议案。其次还因为中国出口企业或出口商品生产企业散、弱现象较为突出，行业协会和企业本身没有对反倾销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甚至主动放弃市场。金融危机后，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进口国更多从文化、环境和经济安全等角度，一方面激活国民消费本国商品、保护本国产业的意识，一方面为了促进就业对制造业保护。因而外向型企业受到由金融危机滋生的无形的贸易保护。

外向型企业困境还表现为内向型企业高回报率形成的冲击。金融危机爆发后，受到冲击的是外向型企业，而内向型企业受到的冲击较小，甚至很多内向型企业在政府刺激经济的背景下投资回报率更高。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背景下，外向型企业面临的政策环境和经营环境一样都存在恶化趋势，进而使得一部分外向型企业转产，或者是由“内生外销”(在国内生产，到国外销售)转变为由“外生内销”或者是走出去。以此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率。

(二)产业结构调整

世界贸易结构的变化使得我国外向型经济出现结构性调整的压力。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结构调整分为两个层次：内部经济环境变化产生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和外部环境变化产生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在中国出口导向的对外开放经济政策下，金融危机前产业结构的调整更多从封闭式经济体产业结构向开放式经济体的产业结构转变；金融危机爆发后，外向型经济受到冲击，此时的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危机前相比发生质的变化。其一，以前不注重产业主体，现在注重结构调整的企业属性。究其原因，主要因为以前更注重全球化背景下，满足出口需要而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金融危机后则注重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和谐发展下推动产业结构的安全和合理性。其二，以前注重对外开放，现在注重“走出去”。究其原因，环境成本、劳动力成本和其他社会成本发生了变化，以前以市场换技术、以廉价地租换资本、以牺牲环境换取产值等等做法已经因为成本的上升而难以为继。其三，以前注重产值，现在注重社会效应。究其原因，追求GDP政绩观已经受到多方面质疑。

因此，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决定性因素是要素禀赋发生变化。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源自我国市场化和工业化初期的资源和环境成本优势。我国的产业结构也正是基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基础上形成的。外向型经济结构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基本上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主要产业结构。在金融危机前，我国人民币升值、环境保护和发展观念的变化已经触及到产业结构的深层次问题，但是矛盾没有那么激烈。金融危机后，随着外部市场约束(反倾销和新贸易保护)和生产要素约束(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稀缺性增强、及原材料依靠进口)产业结构调整成为下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外向型经济已经不符合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首先，人口红利结束决定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生产商品的边际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结束主要标志是

“民工荒”，因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发生结构调整。其次，人民币升值导致的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下降和原材料稀缺性增强导致成本上升决定外向型经济发展将受到客观环境约束而进行结构调整。再次，产业结构调整核心是以技术升级带动产业结构优化。不可否认，外向型企业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以承接国外产业为主体的外向型经济对技术创新始终存在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对产业的保护和依靠技术形成垄断的保护。

(三)经济政策悖论

目前中国作为最大的债权国，而且人民币升值预期持续存在，这与引进外资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及相关扶持政策相悖，因而客观上要求改变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如果追溯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根源可以有这样的逻辑进行解释：经济发展是强国的前提条件――闭关锁国是中国近代史上贫弱的根源――发展经济必须要对外开放。在这一前提下，经济发展需要资金、管理经验和技术――计划经济不利于提高人们的积极性――市场开放引进外资企业――吸引资金、学习西方管理经验和技术。在这样的逻辑下，首先解决资金问题，改革开放初期解决资金问题是关键问题，因而我国采取一系列政策鼓励出口发展外向型经济，实际上是新重商主义。其次，解决技术问题，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等方式吸引大量外资企业入住中国，有学者把这种模式冠名为“市场换技术”。在合作过程中，我国的产业结构受到冲击，原有的品牌和技术沦为“三流”。再次，由于文化的不同，外企的管理经验在中国存在严重的“水土不服”，外资企业依靠高工资吸引大量中国劳动力。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凡是外向型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均成为经济发达区域，现在我国面临的问题是：从资金上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债权国，流动性过剩；从技术上看，市场开放了，技术还是要靠自主创新；从管理上看，中国式的“以人为本”管理模式逐步取代了“物质激励”的管理模式。然而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还没有能够完全顺应实际情况的变化做出调整。

首先，汇率问题。管理浮动汇率某种意义上保护了传统外向型企业利益，因为管理浮动汇率使得人民币升值被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避免了汇率的大幅波动，基本上能够降低外向型企业遭受太多的汇率风险。不可否认，我国汇率政策是基于诸多因素的综合考虑，但是对于传统外向型经济而言，是否值得保护，或者保护的结果将会如何?起码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保护传统外向型经济实际上就是维护现有经济发展方式。此外，中国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压力和输入型通货膨胀与此不无关系。

其次，产能问题。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时期，我国外向型企业遭受外部需求锐减的冲击，产能过剩现象较为突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加强，各国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传统外向型企业均会面临着产能过剩问题，正是如此，产能才能在国际范围内流动。但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积累的产能不可能人为地破坏掉，某种意义上说在扩大内部需求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之前，我国所谈的产能过剩问题，目前为止还没有深层次触及到外向型企业，特别是没有涉及到外向型企业中的外资企业。更多的是从环境和资源保护角度，限制和约束一些外向型的内资企业。更多宏观经济政策还是在鼓励和支持引进外资型外资企业。甚至环境污染性和资源浪费型的外向型企业只是从中国的发达地区转移到落后地区。

外向型企业产能过剩是一个动态问题，当外部需求上升，外向型企业产能过剩现象就不存在，当外部需求下降时，会出现短期的产能过剩。因而外向型企业产能过剩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必然现象，就像正常市场需求变动一样。

再次，资本管理问题。中国没有放开资本项目，资本管制相对较严。但是对于外国资本的直接投资依然持积极欢迎的态度，如绿地投资和产业投资。资本项目管制的目的和实际效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开放的初期和中期以及开放后期。开放初期和中期的资本项目管制主要防止外资进入到影响我国经济安全的领域和防止国内资本外逃；开放后期，进入21世纪以来，资本项目管制主要防止大量游资进入中国制造经济泡沫。不可否认，资本项目管制维护了中国经济稳定，但是从外部来看，也保护外资的稀缺性和垄断性，因而也等于保护外资企业的特权。然而目前来看，资本项目管制也约束了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我国外向型经济应当由对外开放向“走出去”转变，而我国的实际情况是走出去资本并不是外向型经济发展好的地区(表1)。

因而这也从侧面说明传统外向型和走出去的非协同性。其次，资本项目管制给汇率变动形成理性政策预期，资本只要能够流入中国就可以获得高回报，从而使得市场行为转变为政治行为。从而使得外向型经济更难以转变。

三，靳型外向型经济理论初探

我国外向型经济不能适应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同时，也不能满足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要求，因而传统外向型经济必须要转型，我国要适应国际和国内环境变化发展新型外向型经济。

(一)超越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约束

从发展经济学角度来看，不论是出口导向还是进口导向均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梦想的路径选择。坚持出口导向政策的好的结果是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和社会文明程度提高；坚持出口导向政策的坏的结果是“荷兰病现象”，出口越多越贫穷。中国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政策到底是好的结果还是坏的结果?难以定论，因为经济发展是不可否定的事实，社会问题也是不可回避的客观现象。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已经摆脱了“小国的双缺口模型”，因而面对未来经济发展要以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为导向，必须要走全面全球化道路。

1.超越出口导向　超越出口导向首先要扬弃传统的外向型经济，具体而言，要扬弃对“三来一补、两头在外”的加工模式、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和外资依赖等外向型经济形成的经济体系。扬弃外向型经济才能真正走技术立国的发展道路，才可能真正摆脱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商主义”思想，才能制定“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目标。

2.超越进口替代　首先，扩大内需和进口替代战略是不同层面上的概念。因为人民币升值必然会导致中国进口量加大，这种市场需求更多是由于中国资源短缺导致的价格上升，为了使生产顺利进行，必然要进口原材料和能源，这种进口不是商品进口，而是原材料的进口。进口替代战略更多是运用国外资金与国内资源相结合进行生产。目前来看，我国扩大内需更多源自外部需求不足的积极反应，然而实际产生的结果是除了家电下乡之外，把房地产市场化扩大到农村。究其原因，在技术创新跟不上的情况下，扩大内需只不过是为国际商品提供市场，扩大内需没有解决好内部供给问题，而是把外向经济产能运用行政手段加以保护。因而必须要超越进口替代和扩大内需畸形结合。

总之，中国的全球化要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全方位推动全球化和以中国为主体的一体化，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开放把外资引进来”，而是改变国际规则“走出去”。

(二)超越外资和内资的界限

从全球经济来看，为了拯救国际金融危机，发达国家纷纷采取宽松政策，在后危机时期全球流动性增强，资本的稀缺性减弱。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手持25万亿美元外汇

储备，购买近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而且可以预期的未来是，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存在，我国的外汇储备不可能减少。我国巨额外汇储备是内资还是外资?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何合理使用外汇储备必须在保证金融安全的基础上超越内资和外资界限，实现外向型经济转型。

首先，外资内部化。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外资总量较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很大。其中，外资形成的风险也较大，特别是如果中国经济不稳定时，国际资本外逃会使中国爆发金融危机。因而超越内外资首先要实现外资内部化。其包含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在通过股权交易或其他行为使外部在中国的产业资本减少，实质上是减少对外资的依赖(减少对外向型经济的依赖)；其二，资本市场开放，新进外资进入虚拟经济领域，受到金融市场调控。主要手段是通过外汇储备购买，这不仅可以增强我国经济安全，还可以有效阻止输入性通货膨胀。

其次，内资外部化。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资源货币化使得人民币资产极其丰富，有学者称之为“货币之谜”，笔者认为某种意义上应该为市场化红利。如此财富积累和资本集聚，必然要为人民币寻找出路。其中，货币资本“走出去”应该是新型外向型经济与传统外向型经济主要区别之一。人民币直接走出去的重要条件是人民币国际化，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元的地位受到冲击，我国通过多种方式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只有人民币国际化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内资外部化，才能构建中国的跨国公司和中国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

(三)超越国内与国际政策界限

为了吸引外资我国制定了不少有利于外资和外资企业的政策，现在看来这些政策在我国资金短缺的情况下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尽管如此，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还是经常受到外国学者和政府的批判。如我国的汇率政策、财政政策和就业政策等等。一定程度上，我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政策更多着眼于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外资利益，也即维护传统的外向型经济。当世界格局变化有利于中国时，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也要超越国内和国际，而是面向全球化。

首先，内部政策国际化。双轨制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变中的主要路径之一，从实践效果来看，渐进式转变虽然遗留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乃至长期养成的路径依赖以及左右政策制定的利益集团，但是经济平稳过渡还是功不可没的。尽管双轨制政策有利于外资和外资企业，但是在中国积极面向全球化的时期，国内外经济政策一致性这是中国要作为大国和强国必然要选择的路径。内外政策一致相对有利于形成新型外向型经济。从国内来看，中国虽然鼓励企业走出去，但是由于政策的不一致，走出去的困难还是很多。以至于走出去的企业主体是国有企业。从国外来看，内外政策一致可以增强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信心，有利于中国资本融入世界经济中。

其次，外部政策一体化。新型外向型经济实质上是要改变依赖外资、依赖外部市场和依赖外部技术的“三依靠”的外向型。正是基于依赖思维，传统外向型经济中政府制定优惠的政策、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本质而言，这是单方优惠政策，长期来看不符合国家利益。要发展新型外向型经济，对外经济政策要与国际惯例有效接轨的同时，还要推动中国对外经济政策一体化，由被动变为主动，调整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话语权。

四、简单建议

发展方式转变本身是过去的扬弃过程。尽管我国外向型经济不能适应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政策制定中还是要采取渐进式的扬弃，不能采取激进政策。因为产能只能有序转移和释放，如果通过政策人为地破坏将会对经济产生巨大冲击，乃至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此，我国制定经济政策的重点是如何有效地把传统外向型经济向新型外向型经济转变，这主要工作是要寻找合理的外向型企业的转移和产业升级路径。

(作者单位：广东省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Jean Pisansi-Ferry，Inclhira Santos.Re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y.Finance and Development，Match Vol46，Nol，2009.

[2]黄海洲.全球经济格局转变与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J].世界经济导刊，2009，(10).

[3]薛荣久.新贸易保护主义新在哪里[J].人民论坛，2009，(3).

外向型经济篇（6）

自2008年以来，受资源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和美国次级债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出口企业经营状况恶化，出现了众多企业倒闭或者经营难以为继的现象，外向型经济风光不再，国内要求外向型经济转型的呼声日益高涨，那么外向型经济该转向何处呢？笔者以为应当立足全球视角，放在新型国际分工的格局下去考虑问题，否则得出的结论将失之偏颇。

国际分工格局的演变趋势及特点分析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国际分工的格局是动态演进的，不同阶段的国际分工格局亦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大体上可以将国际分工的格局划分两个阶段。

（一）垂直型分工阶段

此阶段的国际分工是基于不同技术水平下的垂直型分工，即不同产业之间的分工。该阶段大体上又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国际分工处于传统的工业国和农业国这样一个分工格局。其主要特点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工业国家主要生产和出口工业制成品，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则主要生产和出口农矿产品，形成了工业制成品生产与初级品生产的国际分工格局。第二个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至80年代，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跨国公司实施全球化战略，不仅使发达国家间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相互交织，而且还将发展中国家纳入跨国公司内部的生产过程。发达国家将技术发展相对成熟、成本相对较高的产业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发达国家生产和出口技术密集型和一部分附加值较高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主要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和一部分附加值较低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新格局。

（二）产业链分工阶段

随着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全球化进程迅速发展，分工逐步深化、细化，传统的垂直型分工的格局被打破，代之以产业链分工为主，即国际分工依据同一产业内部产业链条的不同环节来进行。具体而言，产业链条可以分为三大环节，即上游环节，包括研究与开发、创意设计、工艺及加工技术的提高和培训、原材料采购等分环节；生产环节，包括母板生产、系统生产、终端加工、测试、质量控制、包装与库存管理等分环节；下游环节，包括分销物流、批发零售、广告品牌管理及售后服务等分环节。经过多年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发达国家致力于研发和品牌营销、控制核心技术等上、下游环节，而将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出去，生产结构呈现出典型的“哑铃型”。

可见，此阶段的分工不再是单纯的产业间分工了，而是产业内分工，是同一产业内部不同环节之间的分工，在这一分工模式下，发达国家不再是单纯的资本密集型产品或者是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发展中国家也不再是单纯的劳动或者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了，而变成了发达国家出口的产品中也包含着劳动密集产品，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产品也包含着技术密集型产品，只不过两种类型的国家在产品的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对于发达国家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来说，发达国家并不承担产品的生产或者加工环节，而是致力于该产品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等上、下游环节，同样对于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技术密集型产品来讲，发展中国家也基本上不承担产品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等环节，而是负责该产品的加工或制造环节。因此，此种分工模式下的产品实际上不一定是发达国家生产的，可能是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很大程度上是多个国家共同完成的，产品多是“万国牌”。因为，这不是单纯的产业与产业之间的垂直型分工模式了，而是基于产业链条上的产业内不同生产环节的分工模式。

新型国际分工模式下的收益分配分析

作为开放型的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最重要的目的是取得更大的收益。那么，新型国际分工模式下的收益是如何进行分配的呢？1992年，宏电脑的董事长施振荣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微笑曲线，描述了产业链上各个环节附加价值的形态。微笑曲线的两端分别是研发和品牌等，代表高附加值；中间最低点是加工、制造，意味着低附加值。很显然，在价值链两端（研发、设计、采购、品牌、营销、物流、金融等）的附加价值和盈利率高，而中断（加工、组装、制造）的附加价值和盈利率低。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发达国家在进行产业升级时总是尽力向价值链的两端延伸的意图了。经济学家郎咸平将之总结为“6+1”理论：发达国家把价值最低的制造业一端（即“1”）放在了发展中国家，因为价值最低的制造业浪费资源，破坏环境，而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六块非制造业（即“6”）都掌控在自己的手里。在这样一种“6+1”产业链的定位下，发展中国家就沦落在了价值链的最低端。以“芭比娃娃”为例，芭比娃娃是东莞的产品，出厂价是1美元，但是在美国沃尔玛市场的零售价是9.9美元，接近10美元。除制造成本1美元外，那剩下的9美元价值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定单处理、批发经营以及终端零售创造出的，价格高，同时不浪费资源，不破坏环境，不剥削劳工。由此来看，中国制造业被定位在了“1”，即价值链的最低端，而发达国家掌握了“6”，在这样的分工格局下，中国制造业再怎么创新、升级都难逃“1”的命运，即始终处在价值链的低端，始终处在为别人打工的角色，始终在为别人“卖苦力”。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当前我国外向型经济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太低，加之以发展制造业为主，而制造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制造业越发展，为别人创造的价值越多，但我国为此付出的代价却非常大，消耗了大量的资源，环境严重污染，得到的价值却很少。因此，转变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认清当前国际分工新形势，以新型国际分工模式为基础，以产业链的整合为轴心展开，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占据它的核心环节，在关键环节上构筑自己的核心能力，并使这个能力扩散到整个产业链，以实现核心能力的链式效应。唯有如此，外向型经济转型才能取得成功。

推动我国外向型经济的转型策略

（一）转变经济政策

为了鼓励出口行业的发展，多年来，我国的外向型经济政策采用以压低要素价格的办法来赢得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土地、矿藏、淡水、能源、劳动、外汇等价格长期偏低，市场化程度不高，扭曲严重。许多地方和企业在政策的支持下，从追求短期效益出发，更愿意依靠大量投入廉价的劳动力、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等来生产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以数量扩张而取胜，而缺乏人力资本投资和自主技术开发的动力。因此，必须转变以扭曲要素价格，谋求短期利益而牺牲长期利益的外向型经济政策，建立起以鼓励创新，放弃短期利益而谋求长期利益的外向型经济政策。为此，一是要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矫正要素价格长期扭曲的局面，实现按照市场来配置资源，引导资源流向效益高的行业和企业；二是要建立科技创新的激励机制，以便加快技术进步。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最重要的是形成自治和自律的学术共同体，以便树立严格的学术规范，建立以科学发现首创权为核心的奖励体系。对于技术而言，最重要的是营建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立政府对研究开发项目提供资助或补贴的制度，弥补市场的不足，使技术创新者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政府还可以通过政策引导、扶持相关产业内领先企业间制定技术标准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并力争使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在成为全球标准的协调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样不仅可以增强企业和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对本国的企业还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二）加快服务业发展

向产业链的两端延伸必须有发达的服务业作支撑，因此，要加快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的发展。加快服务业发展首先要求改变长期以来的“重制造，轻服务”的产业政策趋向。其次，要放宽对服务业的管制，改善服务业的经营环境。除某些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领域外，要取消所有对社会投资不合理的规定和限制，以强化服务市场的竞争。再次，要加强政府在促进服务业发展中的作用，政府应通过制定适当的政策，采取必要的措施，提高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最后，加快制定和完善与服务业及其市场运作有关的法规，包括服务业的行业标准、服务范围、竞争秩序、价格收费、奖惩规则和纠纷仲裁等；同时，要加强执法，对违反相关法规和行业标准的行为要依法管理，保护服务企业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

（三）实施产业整合战略

大脑型企业是指处于产业链高端，专注于产品的研发、设计、品牌策划以及购销渠道等环节的功能性企业，它可以弥补我国企业专注于OEM产业链环节而缺乏头脑功能的现状。一般情况下，大脑型企业的培养，可以通过以下路径实现：一是通过精致管理，建立产品生产和流程的标准系统和测试系统。通过精致管理建立这类标准，能有效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环节。二是价值创新。在技术创新基础上，通过产品功能创新、造型创新、流程创新，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以增加消费者剩余，从而“在小改小革的基础上建立起经济大厦”。三是产品创新。新产品可以开拓一个全新产业和消费领域，如美国“宝洁”公司帮助人们改变清洗习惯，推出“SWIFFER”抹布，即可清除污垢，又不需用湿拖把。这个创新为其创造了10亿美元的品牌销售额。四是设计革命。在对消费者文化深刻了解的基础上，美国创造力经济的核心环节就是在设计这个产业研发和运作层面集中大量人才，从而在不断更新消费者文化和消费产品方面走在同行前列，因此创造了在同行中的优势竞争力。五是专利经营。三星通过“质量战胜战略”、“创新研发战略”、“品牌创意战略”和“专利经营战略”而一举成为世界品牌企业。

（四）实施通道建设

通过做强销售环节和通道，构筑需求导向型的产业链。在产业链实物形态运作过程中，接单环节获利润20%，品牌获利润30%，网络获利润40%，亦即大量利润（除研发、创新、设计外）被销售环节所汲取，所以，做强销售、做活通道是OEM提升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实际上，利润丰厚的根本点在消费者手中，所以，通过建立通道，直接控制产业链终端，强化服务功能，是产业链构筑的关键环节。

总之，国际分工的模式已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传统的产业升级和国际分工思想已经不能适应我国外向型经济转型的需要，我们必须站在新型国际分工模式的高度审视我们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以产业链的整合为轴心，重新构筑我们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即寻求向产业链的两端延伸，提高我们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实现我国的外向型经济成功转型。

参考文献：

外向型经济篇（7）

■我国外向型经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中国是一个大市场，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不可忽略的事实。发展自己的大市场，势必应采取内需主导型的发展战略。积极发展内需经济与内需主导型发展战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实施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可以分步骤、分地区逐步推进。

一、调整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势在必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约9%，外贸年均增长约16%，比同时期世界经济、贸易增长速度快两倍。在中国经济、贸易规模已经位居世界前列的情况下，我国外贸增长势必会对世界经济、贸易影响越来越大，贸易摩擦会越来越多，甚至可能对世界市场供需平衡关系造成冲击。特别是从市场需求角度分析，贸易适度规模和适度增长尤其重要。

1、我国出口贸易规模大、增长猛，导致贸易摩擦日益升温。

据商务部公平贸易局报告，从1979年到2004年8月，共有34个国家和地区发起664起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措施调查案件，涉案金额达到115.96亿美元，影响我国约191亿美元产品出口。发生的案件之多、影响我国出口金额之大，居世界各国前列。而美国、欧盟、印度、阿根廷、土耳其、澳大利亚、南非、墨西哥、加拿大、巴西成为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措施调查的前十位国家。报告认为，当前我国与国外的贸易摩擦有四大特点，一是贸易摩擦数量居高不下；二是贸易壁垒形式不断翻新；三是涉及行业广泛；四是形式多样化。报告认为，这些对华贸易救济措施，使我国的出口受阻，相关产业受到冲击，涉案企业损失严重，还引发就业等社会问题。

2、解决贸易失衡问题造成的贸易规模不合理。

经过简单分析，我们发现当前我国对外贸易对主要国家和地区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失衡问题。2004年1-9月我国对美国贸易顺差547.85亿美元，对欧盟顺差227.50亿美元；但对韩国逆差263.30亿美元，对日本逆差177.92亿美元，对东盟逆差155.55亿美元。虽然我国进出口总体收支基本平衡，但是我国对美国、欧盟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已经引起美国、欧盟屡屡出台限制我国出口贸易的措施。其中有些措施有利于美国产品扩大对我国出口，却伤害了本国企业的高新科技产品按自己国家的标准上市销售。

另一方面，我国对韩国、日本、东盟等存在贸易逆差且逆差不断扩大。据了解，我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贸易产生的逆差有相当部分是因为其在我国大陆设有三资企业，而这些三资企业进口不断增加，三资企业生产的产品有相当部分销往美国、欧盟等地。进一步分析，从1980年代至东亚金融危机期间，日本、韩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持续增加，贸易摩擦有时比较激烈，为了减少贸易摩擦，避开美国锋芒，这些国家和地区企业相继来到中国投资设厂，其产品改为从中国对美国出口。这实际上是属于日本、韩国对美国的迂回出口，产生的顺差也是迂回顺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希望解决与中国的贸易问题，却不顾上述事实，只讲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将全部顺差记在中国账上，让中国承担全部责任，仅与中国交涉有关贸易摩擦事宜，显然不合理。

3、根据世界进口增长水平确定我国出口贸易的适度增长。

我们研究我国外贸的适度规模是从静态角度进行分析，如果从动态角度分析将便于人们理解适度规模是需要适度增长维系。从发展趋势看，我国外贸的问题可能发生在今后。据世贸组织统计(见附表)，我国经济增长、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增长均远远超出美国和欧盟。其中我国出口增长长期高于美国和欧盟进口增长。因此，我国在美国、欧盟(按15国口径)市场份额不断提高。据世贸组织统计，1990年我国对美出口占美国进口总额约3%，至2003年这一数字已经增加到12%，超过了日本所占比重;同期我国对欧盟出口比重也由2.4%增加到8%，也超过了日本。

据我国海关统计，2004年1-9月我国对美国出口增长34.3%，接均水平，规模达到885.06亿美元，顺差达到547.84亿美元。根据美国统计，1-9月美国进口10800亿美元，增长15.5%，同期美国贸易逆差4816.6亿美元，增加18.0%。我国对美出口占美国进口市场比重又提高到13%，我方贸易顺差1143.07亿美元，占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23.7%。我预计，至2006年我对美出口将占美国进口市场份额15%，贸易逆差所占份额将达26%。

从美国货物贸易总逆差看，2003年约有5400亿美元，2004年1-9月4816.6亿美元，大致分别占美国名义 G D P5.1%和5.8%。1985年美国等西方五国协调出台广场协议，认可汇率市场进入贬值期，当时美国货物贸易逆差占名义 G D P的7%，财政赤字占 G D P6%。可见当前美国财政赤字(约占美国 G D P3.8%)和贸易逆差问题又可能再次成为影响美国经济的重要因素。为此美国势必要在不远的将来再次提出重大调整措施。当前，美元币值对欧元最高点贬值50%，对日元2002年平均汇率已经贬值20%。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目前的美元贬值不过是其对外经济贸易政策大调整的前奏。1985年美国对外经贸政策调整主要对象是日本，其次是德国。这次如果美国再次进行对外经贸政策调整，很有可能将中国列为第一对象国。

正如商务部公平贸易局的报告所讲，预计今后一个时期，国外对我国商品采取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的大要案将会增加，纺织品和机电产品会遭受更多的反倾销调查和特保措施，反倾销仍是主要手段，但特保措施依然存在，反补贴成为新的手段。我国的出口环境有可能进一步恶化。

如上所述，中国自身贸易进出口基本平衡，与1985的美日贸易关系有很大不同。中国与韩国、日本、东盟贸易存在较大贸易逆差。美国要调整与我国的贸易，势必涉及到在华三资企业利益，涉及到中国如何调整对韩国、日本、东盟贸易关系问题。特别是对韩国贸易逆差突出，可能作为主要调整对象。这些调整必将涉及到其在华的三资企业。

4、外资外贸不宜长期占据发展经济的主导地位。

根据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经验，像我国这样，人口众多、国土辽阔的国家，发展潜力是极其巨大的。我们常常宣传我国是世界上最具潜力的大市场，国际上外商也普遍承认这一事实。自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商来华投资更加积极、踊跃，其原因无非就是看中中国大市场。但现实情况却是我们摆在家里的市场不去占领，反而一个劲地跑到国外开拓市场，似乎有主次“颠倒错位”之嫌，此其一。其二，要吸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我们应该注意外资、外商来投资发展有如浮萍。因为外商能将国际产业迁移到中国，就完全有可能迁移到世界上他们认为最能赚钱的其他地方。再有，外资企业需服从其跨国公司总部意愿，与维护国家利益的立场不同，对外资企业我们不能强人所难。但内资企业根在国内，国家可以调控。外资企业根在国外，存在一些调控不到的地方。

二、积极发展内需经济，向内需主导型发展战略模式过渡

中国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不可忽略的事实。发展自己的大市场，势必应采取内需主导型的发展战略。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思路时，讲到发展农村经济，实现产业化的思想，讲到城市化发展的政策理念，实施西部开发战略等，归结为一点就是发展内需经济。新一届政府提出大力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实际上也是注重发展内需经济。

但是积极发展内需经济与内需主导型发展战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存在差距。实施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不可能一日之间完成。我国国土辽阔，地区发展差距大，所以实施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可以分步骤、分地区逐步推进。况且我国外向型经济也不是没有任何发展空间了。

笔者认为，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地区差距大，在不同地区可分别实施不同的发展战略。大致设想如下。

1、在东部地区率先实施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在中西部地区仍保留我国对外资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

2、确立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应以刺激个人消费为主。国家制定政策应积极支持、大力发展为个人消费服务的产业，包括衣食住行，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我国的企业生产、经营服务产业也是相对比较落后，同样需要积极发展。

外向型经济篇（8）

■在中国经济、贸易规模已经位居世界前列的情况下，我国外贸增长势必会对世界经济、贸易影响越来越大，贸易摩擦会越来越多，甚至可能对世界市场供需平衡关系造成冲击。特别是从市场需求角度分析，贸易适度规模和适度增长尤其重要。 ■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不等于我们发展经济的目标达到了。我们发展经济的目标不是把中国发展成为世界加工基地。我们的产业也不能永远停留于只做加工贸易。我们的目标是实现经济现代化，人民生活水平富裕化，精神生活丰富化，国家实现民主富强。这跟外资公司在我国投资以期盈利最大化的企业目标是不同的。 ■我国外向型经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中国是一个大市场，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不可忽略的事实。发展自己的大市场，势必应采取内需主导型的发展战略。积极发展内需经济与内需主导型发展战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实施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可以分步骤、分地区逐步推进。 一、调整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势在必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约9%，外贸年均增长约16%，比同时期世界经济、贸易增长速度快两倍。在中国经济、贸易规模已经位居世界前列的情况下，我国外贸增长势必会对世界经济、贸易影响越来越大，贸易摩擦会越来越多，甚至可能对世界市场供需平衡关系造成冲击。特别是从市场需求角度分析，贸易适度规模和适度增长尤其重要。 1、我国出口贸易规模大、增长猛，导致贸易摩擦日益升温。 据商务部公平贸易局报告，从1979年到2011年8月，共有34个国家和地区发起664起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措施调查案件，涉案金额达到115.96亿美元，影响我国约191亿美元产品出口。发生的案件之多、影响我国出口金额之大，居世界各国前列。而美国、欧盟、印度、阿根廷、土耳其、澳大利亚、南非、墨西哥、加拿大、巴西成为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措施调查的前十位国家。报告认为，当前我国与国外的贸易摩擦有四大特点，一是贸易摩擦数量居高不下；二是贸易壁垒形式不断翻新；三是涉及行业广泛；四是形式多样化。报告认为，这些对华贸易救济措施，使我国的出口受阻，相关产业受到冲击，涉案企业损失严重，还引发就业等社会问题。 2、解决贸易失衡问题造成的贸易规模不合理。 经过简单分析，我们发现当前我国对外贸易对主要国家和地区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失衡问题。2011年1-9月我国对美国贸易顺差547.85亿美元，对欧盟顺差227.50亿美元；但对韩国逆差263.30亿美元，对日本逆差177.92亿美元，对东盟逆差155.55亿美元。虽然我国进出口总体收支基本平衡，但是我国对美国、欧盟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已经引起美国、欧盟屡屡出台限制我国出口贸易的措施。其中有些措施有利于美国产品扩大对我国出口，却伤害了本国企业的高新科技产品按自己国家的标准上市销售。 另一方面，我国对韩国、日本、东盟等存在贸易逆差且逆差不断扩大。据了解，我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贸易产生的逆差有相当部分是因为其在我国大陆设有三资企业，而这些三资企业进口不断增加，三资企业生产的产品有相当部分销往美国、欧盟等地。进一步分析，从1980年代至东亚金融危机期间，日本、韩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持续增加，贸易摩擦有时比较激烈，为了减少贸易摩擦，避开美国锋芒，这些国家和地区企业相继来到中国投资设厂，其产品改为从中国对美国出口。这实际上是属于日本、韩国对美国的迂回出口，产生的顺差也是迂回顺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希望解决与中国的贸易问题，却不顾上述事实，只讲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将全部顺差记在中国账上，让中国承担全部责任，仅与中国交涉有关贸易摩擦事宜，显然不合理。 3、根据世界进口增长水平确定我国出口贸易的适度增长。 我们研究我国外贸的适度规模是从静态角度进行分

外向型经济篇（9）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下，外向型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外向型经济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具有大量的经济人才来进行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建设。应该加强对外向型经济人才的素质培养，应该在多层次、多角度以及多渠道下进行人才的素质培养和开发。在不断地提升外向型经济人素质的同时加强我国经济的发展。

一、外向型经济人才应具有的素质

1、政治素质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在进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中，外向型经济人才应该具有政治素养。政治素养主要体现在外向型经济人才应该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同时外向型经济人才还应该具有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在进行实际的工作中应该坚持在四项基本原则上进行对外的经济贸易活动。同时在进行对外的经济贸易中应该自觉地贯彻国家的政策和方针，要严格的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条款以及法律规定，要积极的维护国家的形象和安全。同时在进行外交的活动中应该要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要一切以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大局，进行双边经济的友好发展原则。

2、战略策略

在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下，外向型经济人才还应该具有较强的战略策略。所谓的战略决策指的是在当前的经济发展趋势下，能够对经济的发展做出有好的决断，从而能够引导我国的经济快速稳健的发展。战略决策能力要求，外向型经济人才的视野要开拓，同时在对际市场的考察中应该具有较强的审查能力，能够及时的找准在国际市场中的发展方向。在进行国际市场的考察中能够对国际市场的发展进行良性的预测，同时能够对变化多端的国际市场进行分析和预测，从而使我国的经济在发展中能够不断地壮大。

3、开拓精神

外向型经济人才的开拓精神，指的就是外向型经济人才在其经济管理中要具有指挥和发展精神。外向型经济人才在经济的发展中要具有独特的经济管理能力，同时还应该在管理中对管理的理念进行创新，不要墨守成规。在实际的工作中要创新工作的管理，对经济的发展形势要具有预见性分析。在工作中还要善于动脑将经济的发展做好决策，同时还应该积极的把握住发展的机会，克服一切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

二、外向型经纪人才的开发途径分析

1、发展多层次的外向型人才教育

在开发外向型经济人才中可以在教育上进行人才的发掘，在教育中能够有效的解决我国外向型经济人才紧缺的现状。因此应该大力的发展外向型人才的多层次教育，首先应该加强对外向型人才的基础教育培训，在进行基础教育的同时加强对人才的开发力度。其次在进行外向型经济人才的开发中应该发展起职业教育，所谓的职业教育就是在教育的过程中有目的的进行人才的教育培养。要按照相关的需求进行有重点、有层次的职业教育培养。最后在进行外向型经济人才的培养中要实行开放式办学。实践证明开放式办学是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人才中的有效途径，外向型经济人才的培养是向国际化的经济发展输送人才，在其教育的形式上应该注重创新，不应该再继续沿用老的教育形式来培养。因此应该建立起专门的外向型经济人才的培训基地，同时还要与一些知名的国外大学进行联合的人才培养。

2、在政策上加强对外向型经济人才的引进

外向型经济人才的应用靠自己的培养肯定是不够的，因此在进行外向型经济人才的应用中应该放宽其限制政策，积极的引进人才进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在人才的引进方式上应该采取公开的招聘在国外引进人才，也可以聘请相关的专家来到我国进行讲学和办理讲座。同时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中还应该聘请相关的专家来到企业进行现场的指导，用这种方法来弥补我国的外向型经济人才不足现状。另外在进行外向型经济人才的开发中还应该利用相关的技术交流进行人才的培养和转变，在参加各个国家举办的学术交流中进行人才的引进和挖掘。

3、充分的挖掘外向型人才的潜力

在解决外向型经济人才的开发问题上，不仅要从人才的引进和教育上进行，同时还应该针对现有的外向型经济人才进行潜力的挖掘。在进行外向型经济人才的潜力挖掘中要进行积极的培训，提升现有人才的素质。要迅速的改变人才的发展现状，保证外向型经济人才的发展能够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需求。另外在进行人才的分配中应该注重对现有人才的使用，要最大限度的发挥出现有人才的工作能力和作用。这也是外向型经济人才开发中重要的一个措施。把现有的外向型经济人才进行合理的分配，保证每一个现有的人才在其工作中都能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同时在自己的岗位上都能够为岗位的发展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

三、结语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应该加强对外向型经济人才的培养，外向型经济人才的培养，是现代经济发展趋势下的必然选择。在进行外向型经济人才的开发过程中应该在多方位多层次的进行人才的引进，在引进人才的同时应该大力的加强对人才的培养。同时还应该尽量的挖掘外向型经济人才内在潜力，只有在不断地人才发掘和应用中，才能够满足我国经济的内在发展需求。

参考文献：

外向型经济篇（10）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经济的发展战略大体包括内向型发展战略和外向型发展战略两种形式，由于国内的市场有限，技术发展水平有待提高以及劳动力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外向型经济成为很多地方增强企业活力、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不可或缺的经济发展方式。

一、外向型经济的内涵

所谓外向型经济就是一国或地区为推动该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增长，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扩大出口为中心，根据比较优势理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所建立的经济结构、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运行体系。与内向型经济相比较，外向型经济具有以下特征：生产企业要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把重点放在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上；产品或劳务的提供以国际市场为目标，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通过国际、国内的双向流动，达到优化组合，提高其使用效率；产品或劳务对国际市场依赖性大，风险也大。尤其是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爆发，国际市场疲软萧条，导致我国沿海城市出口型企业面临破产倒闭的风险。因此，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要讲求内外平衡，从而降低对外资的依赖程度，积极扶持内资企业发展，保证国家和地方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二、徐州发展外向型经济的SWOT分析

徐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区，交通发达，素有“五省通衢”之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改革开放的今天，徐州进入了经济国际化的提速期，外向型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在发展中面临诸多挑战，同时也有特色鲜明的发展优势。

（一）徐州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优势分析

1.徐州有广阔的市场优势。在淮海经济区20个地级市中，徐州城市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市场体系最为完备，全市商品交易市场年成交额在亿元以上的达30个、十亿元以上的有11个、百亿元以上的有3个，城市中心商圈集聚各类商业零售企业1800余家，市场消费半径超过150公里，覆盖淮海经济区1.2亿人口，成为江苏及安徽、山东、河南等邻近省份城市居民投资、居住、消费、休闲的首选之地。

2.徐州有雄厚的产业优势。徐州作为长三角北翼重要的产业经济中心，传统产业基础扎实，新兴产业态势强劲，产业集聚效应明显。以工程机械为主的装备制造、食品及农副产品加工、能源、商贸物流旅游四大千亿元产业初具雏形，光伏光电、风力发电、节能环保、软件外包等高新产业异军突起。目前，共形成各类特色产业基地近20个，聚集了2000多家规模工业企业和50多万从业人员，具有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和产品配套链条，完全具备承接资本转移、放大投资效应的基础和条件。

3.徐州有较低的商务成本优势。徐州的商务成本不仅大大低于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而且在许多方面低于周边地区。从土地成本看，徐州工业用地平均成本约为珠三角地区的1/4～1/6，为长三角地区的1/4～1/5，可有效满足项目建设需求。徐州地处四省交界，京沪、陇海铁路在此交汇，大运河南北贯通，交通发达便利，交通运输效率明显高于周边地区，物流成本明显低于周边省市。

（二）徐州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劣势分析

1.规模较大的外资企业不多，外资企业结构不尽合理。从税收方面看，2010年，江苏中烟徐州卷烟厂、徐工集团、徐矿集团位列纳税规模排行榜三甲，三家内资企业共纳税115.5亿元，占纳税50强企业总额的61.7%。而诸如卡特彼勒（徐州）公司以及中能硅业、协鑫硅材料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港资企业2010年共纳税8.95亿元，占50强企业纳税总额的4.78%，可见，徐州税收来源主要靠内资企业提供。

2.外资项目单一，项目结构不合理，外资行业分布不均衡。外资进入领域单一，市区以制造业和商业服务业为主，在徐州的18家外资企业，其中15家为制造业，1家为商业零售业，1家为商业房产开发，1家为研发中心。卡特彼勒、圣戈班均在徐州投资设立了3家企业；利勃海尔在徐州投资了两家企业。县区则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型行业几乎没有，结构和布局严重缺乏合理性。譬如睢宁县截至2004年底，开业的外商企业全部为制造业，主要集中在纺织制造业、皮革加工业和农产品初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三）徐州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机遇分析

1.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升级为部级开发区带来的新机遇。2010年3月，国务院批准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为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徐州对外开放取得重大突破。至此，徐州已拥有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国矿大国家大学科技园和国家一类开放口岸观音机场等，这标志着徐州进入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阶段，为海内外广大客商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创造了更多的商机。

2.徐州进入高铁时代带来的新机遇。随着2011年京沪高速铁路的全面开通，以及徐兰、徐连客运专线的加快建设，徐州已经率先进入高铁时代，徐州到北京、上海仅需两个多小时，进入长三角、环渤海重要城市两小时经济圈，大量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将会加速向徐州集聚，一大批新兴产业将会伴随高铁时代而兴起，众多的发展商机将会在徐州出现。

（四）徐州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挑战分析

1.需求严重不足制约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由于欧债危机的持续发酵，导致出口企业欧洲订单下降，汇率波动还造成利润的损失。特别是欧洲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对我国出口冲击较大。许多出口企业因为订单不足，生产能力逐步削弱，企业生存举步维艰。从国内来看，受到持续通货膨胀的影响，消费者的收入与社会购买力水平下降，难以弥补出口不足留下的缺口，外向型企业的发展面临着全新的挑战。

2.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外向型企业面临挑战。在全球大力倡导发展低碳经济的今天，我国也逐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逐步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过渡。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要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新格局，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徐州是华东地区重要的煤炭、电力、建材基地，能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许多外向型企业产品的生产会带来大量资源的消耗，工业“三废”产量大。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需要外向型企业加快产品的转型升级，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核心竞争力，从而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徐州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的对策

1.采取切实措施，不断改善投资环境。近年来徐州不断创新发展思路，大力吸引外资来徐州投资兴业。在硬环境上，建立了集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为一体的现代化立体交通体系，大大节约了外资企业的物流成本，但和沿海发达地区相比，交通便利性仍有待提高，物流成本仍有进一步压缩空间。在软环境建设上，徐州市政府提出了弘扬新时期的徐州精神，引导市民争做有情有义的徐州人，为招商引资打造良好的软环境，为外向型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文支持。但当前机关行政工作作风仍需不断改善，服务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只有打造出良好完善的投资环境，才能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生机和活力。

2.合理规划产业，谋求新的经济增长点。长期以来，徐州重工业在全国创出了一定知名度，也吸引了一些外资企业来徐州从事重工业生产和经营，同时也带来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大量消耗。我国当前大力提倡发展低碳经济，倡导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合理规划产业布局，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促进原有的以重工业为主的外向型企业实现转型升级和提档增速，同时积极开展各类招商引资活动，大力引导外资投向太阳能、光伏产业等新能源产业，并着力使新能源产业成为外向型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进一步提升徐州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

3.坚持制度创新，实现内外资管理的有效整合。利用外资的目的是要更好地服务国内的经济发展，消除内外资之间的政策待遇差别，使外资更好地服务国内经济发展，努力形成内外资公平竞争的环境。应在税收、财政等方面对外向型经济发展进行必要的扶持，以帮助企业渡过暂时的难关。同时创造条件，促进内外资企业在技术、人才等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增进内外资企业的融合力度，实现内外资企业的良性发展，从而使得城市经济发展走上和谐发展的快车道。

[参考文献]

[1] 赵玉强.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战略调整[J].当代经济，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