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管理思想史论文汇总十篇
西方管理思想史论文篇（1）
中国的管理思想史是关于中国历代管理活动的一般原则的思想史，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国文化典籍涉及多个方面，如治理国家、战争攻守、教化百姓、文化礼仪以及探究天理、人性等，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有些思想在当今仍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一、中国管理思想史的回顾
从时间维度来看管理学，中国管理思想史包括了对古代、近代和现代的管理思想研究。其中出现的中国古代的儒家、道家、法家和兵家的管理思想在几千年的历史传承中都为现代管理思想打下深深地烙印。
（一）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逐步确立，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深入贯彻落实，企业管理和改革实践不仅需要管理理论支持，更需要具体管理思想的指导。在引进西方管理思想的同时，我国的学者也开始致力于开发创新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与总结新的适用于现代社会的管理路子。
1984年，前国家经委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讨会，研讨会的召开对中国管理思想研究及其现代应用起到了推动作用。此后12月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研究组织“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该专业学术团体主要从事发掘和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管理现代化服务。1984年，杨先举、覃家瑞合作编写的《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一书是由中国大陆出版，是中国第一部探讨中国文化遗产在现代经营管理方面应用的著作，中国古代的兵家管理思路独特，方法卓越，有关《孙子兵法》中诸如“庙算”、“七计”、“以正合，以奇胜”等的一些研究成果，其运筹和决策思想对发展中国特色管理理论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中国古代传统的管理思想，我们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断开拓创新，在面对全球激烈的经济竞争时，我们才能使用新的管理战略与决策，在管理和实践中熟练运用，促使管理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不断进步。
（二）建立在企业管理研究思想上的中国近代管理思想。中国近代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于封建制度瓦解没落，外国列强主义入侵，社会团体不断迭起的内外交困之中。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工业，于特殊的环境中诞生的中国近代企业，其生存和发展的路径就是不断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后来形成的官僚资本主义斗争的过程，所以中国近现代管理思想的研究基础集中表现在洋务运动，及之后的企业管理思想研究上。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引导下，19世纪60年代兴起了官办军用工业工业，但是清政府由于财政问题不得不放松对于工业的要求，致使民间资本参加的企业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这种“管督商办”的形式使很多商人失去了积极性。晚清洋务派“官商合作”的经济思想逐渐取代了“管督商办”，这种经济管理思想是近现代企业创始初期的开拓之举。其形式弊端也很明显，由于管理权仍在官府，官商矛盾不可避免。企业缺乏生命力使得这种管理思想的实践最终陷入困境。甲午战争后，洋务企业的经营和管理面临着重大的改革问题，不得不转变经营方针，更多的官员和商人被发动起来，成立了具有更多民营性质的商办企业。
中国近现代管理思想，不仅是通过对企业管理活动的调研，反思了新式企业实践中诸多的管理模式存在的弊端，还要引进西方的先进管理方式，从多方面进行了企业内部管理系统的改革和提升。
（三）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现代管理思想。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企业制度发展完成了从传统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变。但是由于国家商业体制目前的局限性，中国近代企业制度始终没有摆脱官办和管督商办的模式，使得我国近代管理思想的发展之路复杂而曲折，近代企业的发展受到遏制且没有明确合适的发展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步入社会主义初期，国内开始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国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同时要求企业实行科学的管理方法。但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不久，经济欠发达，企业管理经验匮乏，管理技术缺乏系统性指导，所以便积极引进了前苏联的管理方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在党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企业逐步贯彻落实新的管理理念，经济发展管理出现了新局面。改革开放后，基于以人性假设为主线索的西方管理思想理论渗透于转轨时期的中国，企业管理思想发生了演变，以学习、引进、发展西方的管理方式和管理理念的新一轮管理思想改革开始了。然而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管理思想也在不断深化和转变，科学性管理的指向不断向人文主义倾斜。组织文化管理模式不断应用，并影响着企业内部软实力，围绕服务宗旨、核心价值观、企业精神等最基本的文化要素进行经营管理，以共产主义目标和社会主义精神为主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和思想导向，鼓舞调动着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二、中西方管理思想的比较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曾指出，“管理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且受其社会的价值观、传统与习俗的支配。”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使得民族之间风格迥异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差异、技术水平参差、社会制度区别，使得各个民族之间形成的管理思维模式、管理方式和管理风格蕴含强烈的地方特色。
（一）中西方管理思想的思维模式不同。中西方的管理思维模式有着很大不同，西方管理注重“精准”、“细致”等理性思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以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为代表的唯理哲学。它们通过潜移默化的教育方式，用实证检查、观察，通过数据来验证假设，将理性的思维方式进行推广，贯彻科学的原则。从理性角度出发认知事物，排除情感的因素，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通过对事物构成因素的分解，找出规律，整理和分析达到对事物的认知。西方的管理思想是理性和明确的，以条文、规章等条条框框规范个人行为。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则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儒家文化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的管理思想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强调“入世”，具有广泛的的涵盖性，即“劳心者治人”。在管理实践中，人起着主导作用，以道德伦理为辅助来对人进行约束，从自我管理的角度出发，倡导个人对自身、家庭、社会、国家的责任感，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的管理思想由人情贯穿，重“义”轻“利”，属于感性的思维方式。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的管理思想有着双重的影响，既有促进其发展的利好因素，也有阻碍其发展的障碍成分。传统的管理思想必须经过不管的改进发展，去粗取精后才能更好的与市场经济相容。
（二）中西方的管理思想方式不同。西方管理方式仍然比较关注于科学性。西方管理科学崇尚，“个人中心主义”，其强调单方面个人的私人利益，提倡竞争精神，包括适者生存的淘汰法则。所以，平等的思想在西方社会深入人心，因为在平等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无法形成泾渭分明的等级关系。刚性管理为西方管理科学的主线，注重制度化，规范化，注重分析，避免滥用权力，最大程度提高管理效率。以工作为中心，以合同及规定原则所认定的契约关系进一步明确个人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与西方的管理方式不同的是，中国的管理方式更具艺术性，以人伦关系和情感法则为中心，受传统道德和历史文化的制约。人伦结构分匹配了行为角色，赋予个人应尽的等同行为角色的义务和应享受的权利，其权利和义务因对应的人伦关系不同而不同，因此展现不同的行为习惯。中国管理方式多以较为柔和和人性化的方式进行，这是由中国的传统思想积淀和传承下来的，更注重是人情管理和感情舒畅。中国追求社会稳定与和谐，通过提升修养，知行合一，管理方式效法自然，这种柔性管理注重人的情感，以人为本，更多采用以思想教育和政治熏陶为主的管理方式，甚少使用强制手段。刚柔管理并无优劣之分，二者相互融合，互为补充，刚柔并济，才能真正发挥管理的科学作用与艺术之美。
（三）中西方管理思想的目标不同。由于中西方核心价值观以及主流价值体系的不同，其所引申出的价值管理对象和管理的目标也不尽相同。西方管理思想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发展起来，交易贸易促使商品的流通，也促进了以利益为重心的主流意识的形成。西方管理目的是通过提高效率实现利润最大化，注重过程和细节。提高劳动生产率是西方管理的核心问题，以此获取更大的利润，整个管理过程都受“利”的支配，不受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西方的管理着重于细节的微观管理，对管理的各个环节实施有效的运转，而相对忽略社会的宏观管理。
中国管理思想的理想目标是追求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和谐相处，各得其所，各有所安、其乐融融。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传统都着重“大家”和奉献精神，不提倡“小家”和个人私利，核心集中在对“人”的个体修养的研究。中国管理思想注重团队合作，虽然要求提高管理者的自身素质和水平，以身作则，但是充分发挥团队作用，形成一种良性的管理循环状态则是提高管理质量的主要方式。
三、中国的管理思想史存在的问题
由于历史遗留的思维惯性，中国管理思想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管理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和革新，管理方式层出不穷，但是也存在某些问题。
（一）研究对象模糊。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以“仁”和“礼”的管理思想为基础，进行解释和阐述。古代思想管理家的理论基础多借鉴文化史料，其阐释的主要是一国君王的封建制度管理，即“治国安邦”。古代管理思想的目标是社会的安定，黎民百姓安居乐业，而近代管理思想主要研究的是企业的管理，是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商业贸易活动。古代管理的管理背景环境是可以预期的，而现在管理则面临更为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市场因素及国家政策变动。古代管理对象的侧重点是人，如何判定一个人的修养本质，没有一个明确的论断。虽然人也是近代管理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但是其本质是追求人所带来的效益和最终结果，通过管理人把过程做好，对于管理者自身的修养标准并没有作以界定。由于管理学各个阶段的内涵和主体的差异性，相应的管理思想也不同。所以中国思想管理史的研究是从古代治国安邦的不断过渡成为现代企业内部控制及管理的，这两种管理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应是何种思想，或者该不该去明确的划分对象主体，如何划分，划分后的结果预期等，这些都尚未得到解决。
（二）缺乏史料的考证。中国的管理思想史于古代就初具雏形，到进入实践和发展的阶段不断融入西方管理思想是中国管理思想史的转折点。与西方通过大量实验得出科学的管理理论不同，中国的管理思想大多是在论述其他问题时附带提出的副产品，这些理论的提出缺乏假设检验和模型运算，也没有形成系统的规律。我国在管理思想方面有丰富的文献资料，但是迄今还没有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发掘和整理工作。
（三）不注重时代背景，缺乏管理领域间的关联思想研究。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管理思想涉及行政、经济、军事、文化管理等各方面，但是主要研究内容多集中在伦理规范和国家管理两方面。对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和中国现代管理实践的研究只注意两者之间的演变联系，忽略了它们在研究方式方法上的差异和创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主张通过管理者自我修养的提高产生影响力，使被管理者从主观认可服从，从而外部的监督和管理成为辅助力量。而中国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往往忽略历史条件和背景，站在古代的视角对当代的管理思想做出牵强的解释。如果以当下的经验来对历史进行研究，会脱离思想史本身的含义，得到武断的结论。
四、对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的展望
商业全球化和信息化带给管理思想新的血液和影响，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史实的层面，还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才能更为深刻的理解它。
（一）加强中国管理思想史学科的建设。由于国内学者对于中国管理思想的研究还集中在对于传统管理思想的挖掘，停留在资料收集阶段，缺乏进一步的考证和验证，而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应该系统分析各时期管理思想的来龙去脉。中国企业的管理尚在“思想”层面，缺乏管理科学的实践性理论，缺乏针对系统的理论支撑。我国还没有中国管理思想史这门学科的设置，导致中国管理思想史不能形成自己专业的队伍。中国管理思想史是一门管理学与史学相结合的学科，只有赋予中国管理思想史独立的学科地位，才能为中国管理思想史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二）正确的借鉴西方的管理思想。对中国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必须从当代社会主义现代管理的发展现实出发，只有借鉴现实管理工作发展到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才能使其研究和开拓工作更具代表性和针对性。中国的历史条件决定，中国须在自身社会主义发展的现有基础上，根据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借鉴西方先进管理学科理论，调整和吸收，使其变成适合中国国情，符合现代经济的新的管理思想。管理不仅同经济、技术、文化相关联，而且和民族特色有着密切联系，这在管理的过程中尤为重要。中国管理思想史的研究除了探究历史的真相，更是通过历史来揭示未来。未来社会将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研究管理思想各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理清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势是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任务。
西方管理思想史论文篇（2）
以前如果谈起管理思想，脑海里首先反射的就是管理理论丛林，而后霍桑试验、泰勒与人的因素、韦伯的官僚制度等思想就会慢慢接踵而来，笔者对于管理思想的了解，很长一段时间都停留在横向的片面理解和记忆。前一段时间，在阅读了Daniel・A・Wren的《管理思想史》之后，对管理知识有了一个更系统的了解和感悟。这本书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轴，对管理思想的起源、发展、现状做了详细描述，书中纵向观察的视角使笔者对管理思想有了一个全新的解读。在阅读过程中，经常会间接想起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或多或少都是书上内容的反映或折射，联想现实生活中的诸多管理现象，这些现象的产生看似毫无缘由，其实却是管理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首先，提及一个贯穿全书甚至很多领域都会涉及到的一个问题，从近东、远东、埃及、希腊、罗马开始，早期文明中的管理思想在全球很多地方都能找到源头，并且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这些地方的管理思想起初对比之下并没有太大不同，为什么在后来的历史长河中中西双方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差异？同理，为什么西方在后期发展中以英美为代表的欧洲和美洲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也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分歧？在查阅了一些西方哲学史方面书籍之后，笔者细致整合并且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解答要回归到所有学科的源头――哲学。之所以要谈哲学，是因为哲学是以人类的认识思维活动为对象的认识思维活动，而人类的认识思维活动是知识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原因，管理思想的发展与哲学的发展更是紧密相关。
先看中西对比的问题，人类古老文明的智慧以及管理思想存在久远，各个国家虽文化背景、环境风俗不同，但在管理的许多地方是不谋而合的，例如古印度政治家考底利耶设计的监督官员间谍网和中国清朝的大内，这些思想的本质都不谋而合。在后期的发展中，地理环境等因素是促使中西差异化扩大的原因之一，但具体的主要原因还得从源头说起。
古老神话是哲学的先驱，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哲学产生之前，人们对于宇宙世界的认识都是通过神话来体现的。中国的思想从天地混沌开始，之后开天辟地，世界从此一分为二，古希腊的第一代老神卡俄斯即为混沌，混沌生出地母盖亚，盖亚拇指间生出天神乌拉诺斯，从此世界有了天与地。对比中西，二者思想一样，均为一生多的思想，正如道家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又合而为一。但在后期神话发展的过程中，西方多出了两个中国神话不曾有或者说一直处在压抑状态的两个代表神，即代表人本性中非理性的酒神狄奥尼索斯和代表性的爱神维纳斯。西方世界对人性中颠醉、迷狂的非理性一面起初就抱有承认和探究的态度，而中国更多的则是压抑并且不断宣扬“人性本善”， 宣扬要摒弃非理性的一面，做“圣人”和“贤者”，而后构建“天下大同”的社会。皇权凌驾于宗教之上的统治使这种“和合大同”的思想更加主流化和稳定化，并在中国占据了五千年之久的主导地位；而西方世界不同，西方世界对非理性的认识角度和对待态度不同，再加上其“君权神授”的社会政治特点，使得西方世界在中世纪埋葬的黑暗时期后开始了至关重要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的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等的发展使得“精神”和“个体”两方面在西方世界逐渐分开。泰勒斯、苏格拉底、康德这些哲学先贤的出现使得在哲学世界本源、人性本身方面的探讨趋于多元化，这是比中国“和合”思想更进一步的思想哲学，这样的差距使得中西发展渐行渐远。当然，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有“百家争鸣”的思想局面，但对于本我的讨论比较注重“和合大同”，对于精神与个体的讨论则少之又少，战国时期的公孙龙就试图讨论过世界本源的问题，可惜他“白马非马”的提问使自己掉进了诡辩论的泥淖，试想如果他继续探讨下去或者后人延续了他的研究，历史是否改写也未可知。
哲学的分歧致始中西双方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差异越来越大，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再加上闭关锁国的政治统治，各自然科学体系的缓慢发展，使得中国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缺少了很多进步的机会，工业革命、经典力学体系、量子力学等一系列社会的大变革都是西方国家来完成的，科学知识、社会环境的缺乏使得中国不具备工厂、企业等现代化的组织形式，而管理学这样伴随其他科学理论发展而产生发展的科学自然也就难以在古老中国产生并发展。
再来探讨英美国家管理思想差异化的产生，美国是一个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新兴国家，伴随着哥伦布新大陆的探索，欧洲移民不断地涌进这个国家，他们带来了欧洲各国的文化，加上自己对新世界的探索，所以美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体系一定程度上是在欧洲各国的体系基础之上创新发展起来的。
西方管理思想史论文篇（3）
2016-10-22[上午（09:00-11:30）]
2016-10-22[下午（14: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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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英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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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管理思想史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2-0094-04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15届年会于2012年10月20日在山东大学召开。本届年会由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承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河北经贸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山东财经大学、河南大学等全国3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0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本届年会的主题是“中国经济思想的变迁与齐鲁文化的本土化、国际化研究”，与会学者围绕主题分古代经济思想、近代经济思想、现当代经济思想三个专题进行了专题研讨，并有17位学者作了大会发言。
一、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内容的深化和视角的更新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从参会论文来看，学者们在研究中秉承了注重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史料整理和分析的传统，不仅扩充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范围，深化了已有命题的研究，同时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的诸多创新不断得到尝试。
（一）以史料为线索的研究
古代典籍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史料来源。围绕年会主题，有关《管子》的研究成果成为本届年会的一大热点。南京大学蔡一教授在《〈管子〉论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一文中提出《管子》是战国时期齐国推崇管仲的学者们的论文汇编，既肯定了市场有自发的调节和促进功能，国家经济治理需顺应其自发性，又认识到政府要利用经济杠杆，扶贫济困，促进就业，体现了放手发展市场竞争和必要的政府干预相结合。浙江科技学院曹旭华教授在《〈管子〉的成书年代与作者研究》一文中判定《管子》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的稷下先生们的作品，并且断定《管子·轻重》篇作于战国，或者至少可以说其大部分篇文、内容产生于战国。中央财经大学王文素教授在《“管晏”社会保障思想探究》一文中指出《管子》和《晏子春秋》两部著作都记述了春秋时期社会保障思想、政策和制度，但是二者的社会保障思想和体系无直接继承关系。河北经贸大学董平均教授的论文《释燕蓟“勃、碣之间一都会也”》依据《史记·货殖列传》判定燕都蓟城既是北方手工业中心，又是重要的商业都市，各民族经济交流的中心。
除了古代典籍外，与会学者强调了地方志、族谱等史料对于经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复旦大学张海英教授的论文《明清地方志中的经济思想》从“对明清时期民众趋利性社会思潮的客观性认可”“民间‘奢靡’思想观念的变化”和“方志中关于商人的记载”等三个方面分析了方志所体现的经济思想，并指出有待开发利用中国方志蕴藏的丰富的史料。山东财经大学郑小娟副教授的论文《略析徽商的“贾儒相通”观和儒商化取向》利用宗谱、墓志铭、地方志等新史料，指出徽商的儒商化取向带有极强的脱商入儒的色彩。
（二）以人物为线索的研究
从新的视角归纳和整理古人经济思想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视角。山东大学周宇副教授的论文《桑弘羊“轻重”学说的经济学意义分析》指出桑弘羊的“轻重”学说也重视市场机制引导作用，只不过强调政府干预矫治市场弊端。财政部驻吉林省监察专员办事处边东平的论文《先秦诸子的货币观点及现代启示》从新的视角整理归纳了先秦各家学说中的货币思想，提出其对当代金融制度构建的启示。东北财经大学齐海鹏教授在《论陆贽的财政思想》一文中归纳了陆贽的财政思想，并指出其具有以人为本、量入为出、均节赋税和裁减私租的特色。
（三）以专题为线索的研究
围绕某个专题梳理和分析经济思想史料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齐鲁大地是先秦时期儒家、墨家、兵法家、纵横家等众多学派的发祥地。山东大学赵梦涵教授和李维林副教授在《齐鲁文化经济思想的变迁与本土化、国际化简论》一文中指出齐鲁文化的经济思想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根据儒学与管学两大流派，分析了齐鲁文化经济思想的变迁及其本土化与国际化问题。哈尔滨商业大学贵教授的论文《论儒家的经济伦理思想》解析了儒家“仁爱”和“礼”两方面的经济伦理及其影响。
在研究技术创新上，一些新经济史学研究成果将经济思想和文化作为一个变量纳入主流经济学研究框架，将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结合起来，考察经济思想的形成原因和影响。这超越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传统范式，有利于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与主流经济理论结合。香港科技大学James Kai-sing Kung教授和山东大学马驰骋博士的合作论文《经济冲击、儒家文化与农民起义》通过构建清代（1651—1910）和107个县的面板数据，用学校、儒家庙宇和烈女数量衡量儒家文化强弱，发现农业歉收对农民起义有显著的激发作用，但这种作用在儒家文化深厚的地区明显减弱。上海财经大学岳翔宇博士在《气候变冷、粮食减产与重农理论：对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与十七世纪法国的考察》一文中考察了公元前二世纪中国的气候变冷、农业减产与晁错贵粟论的关系，提出了“气候变冷—粮食减产—农民受灾—政策应对不及时或不全面—政策批判（重农理论）”的理论发生机制，并与17世纪法国气候变冷及布阿吉尔贝尔的重农理论做了比较。
比较分析方法可以明确中国经济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和独特性。上海财经大学何业嘉博士在《中西方货币提出思想变迁中的分流：中国传统货币思想与西方货币思想差异研究》一文中提出古代中西方分别是一种国家型和国际型的货币制度，不同的制度需求产生了各自的货币思想，最终导致中西方货币思想的分流。上海财经大学张华勇博士在《中国宋代纸币准备金思想研究》中指出中国和西方早期纸币准备金不同，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理念的差异。另外，山东大学刘玉峰教授的论文《中国古代粮食思想和政策探析》整理了古代重粮贵粟、粮食赈济、粮价调控、粮食储备和粮食战略的思想和政策。
二、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研究广度和深度的突破
近年来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致力于近代（尤其是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扭转了一段时期内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滞后的局面。从本届年会论文来看，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研究成果已经高居第一，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一）以史料为线索的研究
详实和正确的史料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基础。老一辈学者非常注重史料的归纳和整理，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复旦大学叶世昌教授指出当前学界研究过于注重“宏观”的理论分析，却忽视了“微观”的史料工作，存在过分强调理论分析却忽视史料的倾向。微观研究从小处着手，往往比较可靠。叶世昌教授在《对晚清若干经济思想史文献的辨误》一文中指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使命之一是根据研究对象的论著进行分析，并做出恰当的述评。其前提是准确判断研究对象的文献的写作时间、所述历史事件的准确性以及文献整理者对文献校勘是否正确等，甚至需要进行辨误。
叶世昌教授的发言引起了部分与会学者的热烈反响。武汉大学严清华教授在小组发言中指出了人才培养机制和科研考核标准等现实制约因素，并介绍了其领导的研究团队沿着三个线索系统归纳整理分析民国经济思想史料的工作。第一个线索是以民国时期经济学学位论文、著作和期刊论文为线索。武汉大学王经纬博士在《民国时期经济学学位论文的经济思想文献述评》一文通过对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的664篇经济学学位论文进行统计分析，管窥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发展概貌。第二个线索是以民国时期主要经济学期刊杂志为线索。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高璇博士在《中国经济研究所的〈经济评论〉与民国后期的经济思想》一文中全面系统地分析了《经济评论》期刊，揭示民国后期经济思想中学术本土化和现实针对性的脉络和特点。第三个线索是以民国著名经济学家为线索开展硕士论文写作。这为全面探索民国经济思想内容及理论贡献扎实了历史资料与文献依据。
（二）以人物为线索的研究
对历史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全貌，而且可以记录经济思想演变的轨迹，甚至可以用关键人物经济思想解释经济史上的制度变迁，具有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依然是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在以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武汉大学严清华教授和刘婧宇在《民国“红色教授”彭迪先的货币思想》一文中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彭迪先的货币理论。北京大学周建波教授、熊维刚和吕麒的论文《刘大钧工业化思想述评》认为刘大钧的工业化思想比较充分和集中地反映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经济结构演变的现实与趋势，促成了中国近代工业化思想的新高度。福建江夏学院刘慧宇教授的论文《杨荫溥通货膨胀思想评述》高度肯定了民国金融学家杨荫溥的经济思想。湖北工业大学李俊在《魏源的经济思想》一文中以《海国图志》为中心对魏源的经济思想做了梳理。
在以政界人士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海南大学武教授在《论孙中山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一文中提出新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以及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理论有着极其密切的理论联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早期形态。东北财经大学于秋华教授在《〈建国方略〉与孙中山的工业化思想》一文中归纳了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的基本内容和逻辑线索，评价了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局限性。西南财经大学付志宇教授在《近代税收学的创建者、中国直接税制的开创人：李锐》一文中对李锐生平及其开展的直接税改革加以归纳和介绍。湖州师范学院蔡志新副教授和周建华教授在《反清民主革命英烈徐锡麟经济思想评析》一文中从农工商业论、财政论和义利观三个方面归纳了徐锡麟的经济思想。河南中医学院谭备战副教授在《论张静江的经济建设思想》一文中以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为核心介绍了张静江的经济思想。浙江科技学院喻梅博士在《孔祥熙的注册会计师制度建设思想述评》一文中批判性分析了孔祥熙的注册会计师制度建设思想，认为其带有明显的国家干预主义与自由放任思想相结合的特点。中南民族大学李天华副教授的论文《恽代英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高度肯定了中共早期领导人恽代英的经济思想。
（三）以专题为线索的研究
本届年会论文主要集中在产业、财政、金融三个专题。在产业思想方面，复旦大学孙大权副教授在《赶超战略与平衡发展：翁文灏与马寅初两种工业化道路的比较研究》一文中将翁文灏以重工业为中心、快速工业化的赶超战略与马寅初重点发展比较优势和基础工业的农、轻、重均衡发展战略加以比较，认为新中国工业化思想均可从近代找到渊源。上海财经大学张申博士在《西方工业经济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一文中将西方工业经济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划分为滥觞、发展、高潮三个阶段，认为西方工业经济思想传播引发了中国工业化思想的萌生与发展。上海财经大学陈瑞博士在《从国货运动看近代经济思想的变迁》一文中梳理了近代国货运动中所体现的经济思想，并尝试归纳近代经济思想转变的四大类型。
在财政思想方面，中央财经大学马金华教授在《导源西籍，取径东瀛：晚清西方财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一文中回顾了西方财税思想在晚清传播的途径、内容，及其对晚清财税制度改革的冲击。清华大学熊金武博士和上海财经大学王昉副研究员在《民国时期地价税立法与实践》一文中回溯了民国时期地价税通过立法程序从思想演化为制度并不断完善的过程，进而以近代上海华界地价税实践为例对该制度变迁予以批判性评价。南京审计学院夏寒副教授和蒋大鸣教授在《试论民国事前审计制度》一文中回溯了事前审计制度应用于民国初年财政收集的过程，并指出由于配套制度改革不完善导致该制度难以充分发挥其效能。
在金融思想方面，上海财经大学王昉副研究员和缪德刚博士在《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农村土地金融思想研究》一文中梳理和总结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理论界、学术界就农村土地金融相关问题展开的讨论，并结合近代金融制度发展路径讨论了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构建的互动关系。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和岳翔宇博士在《西方金融理论的传播与晚清金融思想及制度的转型》一文中回溯了西方金融理论在晚清的传播，并提出晚清金融思想和制度转变中社会需求的变化（内在动力）与理论指导（外来因素）是逐渐结合的，将以局部的诱致性变革作为全面的强制性变革的基础和先导。复旦大学马涛教授在《民国时期上海民族金融家创业成功的精神动力》一文中提出近代上海金融中心的构建离不开秉持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民族金融家的创新性工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朱华雄教授和饶丹雪在《民国时期（1912—1949）人寿保险思想概述》一文中重点描述和总结了不同时期民国人寿保险业发展特点、人寿保险理论及人寿保险运营思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长伟博士在《近代中国纸币发行制度变迁及其效果》一文中回溯了晚清到民国的纸币发行制度变革历程。
经济思想发展演变轨迹和机制是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热点。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在《从传统到现代：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的变迁路径》的主题报告中从变迁的目标、动力、条件、模式和结果等五个方面介绍了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三条变迁路径，即西方经济科学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传播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其中不仅介绍了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研究成果，还推介了上海财经大学谈敏教授《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和上海财经大学博士论文《中国近代民生经济学研究：基于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视角》对另外两条路径的研究。相对于其他两条路径，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史是本届年会研究成果最多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邹进文教授在《Economy、Economics中译考：以“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围绕“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四个对Economy、Economics的中译名，分析它们之间前后递进的演进路线，指出其演进过程既受到西方“经济学”含义演变的“外因”影响，也与中国移植西方经济学的“内因”相关。上海财经大学岳翔宇博士的论文《晚清西方经济学传播中的狄考文与山东登州文会馆》在收集整理史料的基础上指出狄考文及登州文会馆在对晚清西方经济学传播中起到了推动作用。北京大学聂志红副教授在《中国经济思想基本元素演变的脉络与逻辑》一文中提出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材料不仅包括以文字形式流传的典籍部分，还应包括以非文字形式保留下来的各种文物，认为中国经济思想演变的轨迹中经济思想往往依附和服务于政治思想。
三、中国现当代经济思想研究的深化和内容的扩充
本届年会论文大多围绕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问题展开，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上海财经大学赵晓雷教授指出总结和归纳中国现当代经济理论问题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使命下的重要理论阵地。由于工业化是百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围绕工业化的研究成果颇多。中国社会科学院钱津教授在《新中国工业化思想述评》一文中提出2004年中国工业化进入了腾飞阶段，需要区分工业化腾飞阶段中出现的价格上涨与通货膨胀。内蒙古财经学院姜建华教授和邓强的论文《新中国产业结构研究思想演进路径分析》概括了马克思、、当代西方的产业结构思想和理论，梳理了中国学术界有关研究的进展。武汉大学吴传清教授和彭聪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区位经济学史研究》一文中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主要侧重于对西方区位经济学理论的评介和对西方区位经济学理论中国化应用的探讨。上海财经大学张明博士在《集体合同与制度激励：以解放初期上海申新棉纺织一厂为个案的分析》一文中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探讨了民营企业中实行的集体合同制度，从理论依据及经验证据上证明企业实行利益相关者管理更有利于企业效率的提高。
农业经济思想依然是本届年会的热点。西南财经大学刘方键教授在《“以粮为纲”的思想文化渊源及其评判》一文中认为“以粮为纲”是中国思想文化传统观念中历来视粮食生产为最主要的物质财富生产的真实反映，需要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深彻转变。安徽财经大学张俊副教授在《传统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经济思想的价值逆转：养民抑或分利？》一文中从经济思想史角度研究传统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经济思想价值逆转，认为在传统中国社会治理结构不变的前提下，维护统治者养民以分利的思想长期处于支配地位。北京大学刘群艺副教授在《Rethinking Land Reforms in East Asia： Egalitarian or Inegalitarian？》一文中比较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中日两国中刘少奇和Wada Hiroo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差异性，然后从公平与经济增长角度比较了其绩效差异。
围绕经济改革议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瞿商教授和郭旭红博士在《改革共识、市场共识、转型共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经济社会发展认识演进的三个阶段》一文中回顾和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经济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认识的三次大转变。山东大学陈东教授的论文《浅析经济体制与政府主导理财原则的选择》分析了市场经济下“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两大财政原则的关系，提出当前“量出为入”或许是更可行的方案。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刘常青教授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思想发展的原因》一文中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改革史料，构建模型实证检测各要素重要程度，指出经济发展水平、企业会计准则思想的供求关系、社会环境等要素的重要性。另外，中国政法大学岳清唐副教授、山东大学郝延伟博士、北京师范大学赵亚明博士分别介绍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报酬递增思想、分工思想、“大萧条”研究成果。
四、中国经济思想研究方法创新与学科史研究
（一）中国经济思想史学史研究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史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和王昉副研究员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演进》一文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历史分为奠基、形成、发展和拓展四个时期，分别考察了各个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和主要成果，进而详细介绍了目前的学科发展态势和特点。严清华教授和李詹博士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基于当代期刊论文的考察》一文中通过考察1979—2011年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分析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并探寻其未来发展方向。安徽财经大学万红先教授在《民国时期经济学著作研究综述》一文中梳理和归纳了以民国经济学著作为对象的研究成果。
（二）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讨论
研究方法创新是每届中国经济思想史年会的热点。西北大学赵麦茹博士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应用现状、创新及发展趋势》一文中归纳了文献研究法、唯物史观研究法、中外比较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和跨学科研究法等五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认为只要能拓展科研视野，拥有自觉的学术立场，及时把握新技术新资料，摆脱路径依赖，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创新大有空间。
西方管理思想史论文篇（5）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发端的中心时期(2)，这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学术思想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西方经济学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学术参照；掌握西学理论又致力于献身本国发展的一批留学生归国，成为探索本国经济学的中坚。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在这时形成的主要标志，是这一时期系统性研究成果集中大量问世，同时在南北方约有十余所大学先后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这些此前都是没有的。如甘乃光1924年写、1926年1月出版的《先秦经济思想史》《自序》中，说此书是他“在岭南大学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3)又如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未续下卷）就是作为大学教本的，其《自序》说“民十七年春，应友人徐君叔刘之约，在交大担任此课，乃着手编著。……著者在沪上及南京各校，担任此课，先后达三四十次……。”(4)他先后在交通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再如侯外庐自述1931年“我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教，开设了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又说“但我在此时，除了在北平几所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之外，并没有直接在报刊上参加论战。”(5)据上可知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当时已普遍开设。
当时，在西方的学者则主要进行典籍如《盐铁论》等的西译工作，专著继前述陈书，似乎直到1936年才有S.Y.李的《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大纲》，这在J.A.熊彼特（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第2编“本编的计划”中提到，同时也提到了陈书，但认为都还不是“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著作”，又说“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的”。此评价未必客观，何况其评论的对象似乎未含中日文著作，但这比后来美国人H.C.泰勒（Taylor）在《东方的经济思想》中所说的“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东西足可与西方中世纪经院学者们所作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6）已是进步了。日本学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的主要贡献是田崎仁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24年）、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想》（1935年）和小岛佑马《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1936年）等专著的问世。尤值重视的是，田岛锦治先生1894年即发表相关论文，并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科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专著即后学整理汇编之讲义。可惜日本至今没有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独立学科，研究者分布于东洋史学或经济史学等学科之中。不过，其后学本庄荣治郎等则成为日本经济思想史的开拓者。
这一时期国人明确以“经济思想”命名的著作陆续问世，主要如熊梦《墨子经济思想》（1925年）、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年初版）、李福星《孟子经济思想》（1926年）、岭南大学经济学会编《中山经济思想研究集》（1926年）、李权时《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年初版）、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1930年初版）、李权时《现代中国经济思想》（1934年）、赵可任《孙中山先生经济学说》（1935年初版）、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年初版）、黄汉《管子经济思想》（1936年）、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1939年）等等，这在此前未见；1949年以前约有五百余篇相关，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25年以后问世的。(7)
唐庆增的著作可认为是当时最高成就。他有家学渊源，后留学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1925年归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其自序为学目的是“世界各国实情不同，其历史的背景亦迥异，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认为“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他要“为创造本国新经济思想之准备”， “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的努力。该书有马寅初、赵人俊、李权时三篇序言，都提出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光辉灿烂，很有研究之必要；而要整理国故“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则学贯东西的唐庆增可当此大任，“固舍君莫属也。”(8)唐书分为十编，阐述儒、道、墨、法、农各家及政治家、商人和史书的经济思想，并设专章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洋各国的影响。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并认为“中国之上古经济思想，流入西土，殆为必然之事实。”(9)
关于我国经济学说发达于西方是较为通行的时论，如孙中山先生1912年10月在上海的演说中就讲“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10）。日本著名经济史家泷本诚一1931年出版《欧洲经济学史》，其“附录”谈法国重农学派思想根源，提出“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11）当时已有大量西方经济学著述中译，不能认为国人不了解西方学说而妄自非议，唐庆增本人即是留学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的。那时，国人不满足仅仅“引进”经济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而要创造本国经济学、以促进和指导经济建设，这也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创始的重要基础。（12）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伴随本国经济大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始开此研究的中外学者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出身而非历史学，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
通过考察，我认为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主要有五：
第一，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先秦与当时，先秦是中国经济思想的渊源与高峰，百家荟萃诸子争鸣，此后却被认为是渐趋衰落“无大研究之必要”；研究当时则是以孙中山先生的经济学说为主，以求直接为振兴中华发展经济的现实需要服务。
第二，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依循中国思想史划分的主要学术流派来进行研究，采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还不能抽象出中国经济思想史本身的理论方法。
第三，对先秦为主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进行了发掘，在大量历史著述文献材料中爬梳、收集本学科的基本资料，奠定了本学科文献史料学的初步基础，并为此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第四，集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新的一页，并为本国的经济学术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经济学说理论的总结提炼打下了基础。
第五，在全国多所大学开设了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普及相关的知识、培养学术人才，使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初具规模。但到30年代末期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破坏等原因，本学科的发展很有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了“质”的飞跃。1956年“中国科学院十二年规划”由巫宝三先生牵头制定科研规划开展本学科的研究，并在1959年出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及政策资料选辑》（1840 -1864 ）。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前期的系统性代表成果（发展后期的代表就是《通史》），就是胡寄窗先生的专著《中国经济思想史》3卷本，从1962年至1981年出齐，其研究起自上古止于鸦片战争，1984年另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出版。此外，1964至1966年间赵靖、易梦虹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3卷本陆续出版，作为高校的授课教材（此后多次再版）。与此配套的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3卷本，因“”而停顿，到1982年才面世。“”后系统性的著作如叶世昌等《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也是3卷本，同样作为高校教材自1978年至1983年出齐，研究时段拓展至“”前（此书近年也在修订再版）。到此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无论深度、广度都有很大发展，成果中专题性、类别性、断代性的著作逐渐多了起来，资料的发掘也有很大发展，如巫宝三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从先秦至明清共分5卷先后出版，配套的系列专著已出版“先秦卷”70余万字，其余待续。另外许多成果问世，汇聚而成1980至9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后期的高峰。（13）
更为重要的是，多所大学逐步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综合大学经济系教学计划，正式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列为必修课。本科教育以外，从60年代起北京大学开始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的研究生；到70年代末国家施行学位制度，中国经济思想史是最早设有博士学位的学科点之一。全国有4个中国经济思想史博士学位授予点的“学术堡垒”，即以胡寄窗（上海财经大学）、巫宝三（中国社会科学院）、赵靖（北京大学）、叶世昌（复旦大学）为主要学科带头人的学科点，他们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全国四大博士点的开山人（胡、巫两位均以九旬有余的高龄回归道山）。1980年代即已培养出了一批本学科最早的硕士和博士，此后更有大发展。近年，在教育系统中国经济思想史又与外国经济学说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合并为经济思想史，成为经济学下的二级学科,多所大学具有经济思想史博士点。
上述四个学科点除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许多共性外，均又形成了各自的学术风格和治学特点。概括说来，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比较重视比较研究，胡、巫两位先生早年都留学西洋，具有外国经济学说史和中西比较的功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还发展到以中国为主的东亚研究）；但前者的系统性研究以个人专著为基点，注重研究的理论性与贯通性（近年上海财经大学在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颇有成就）；后者则以源头资料发掘为基础，以集众人之长为特征，专著亦采用“剑桥史”式的合作方法，突出研究机构的学术风格。复旦大学也提倡“史料学”基础，著作兼有科研与教学结合之长，合着简明扼要突出重点，个人专史如货币理论史、人口思想史等深入细致古今贯通。
透过本学科长年的研究历程和学理分析，结合新世纪学术创新和发展的趋势，可以抽象概括出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具有以下独特的学科优势：
1、本学科惟独在中国是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并具有跨学科性质，其边缘性、交叉性等学科特性与优势是其它学科或国外相关领域所不具有的；新世纪的学术发展，要求在“精深”的同时也要求“广博”，诸如行为方式、制度变迁、道德伦理、观念意识等越发为经济研究所不容忽视，而本学科具有学术创新的特有优势。
2、我国学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人文社科成果中，传统的“中国学”（亦称“汉学”）无疑是“长项”，而以自古及今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最具学术与现实紧密关联的特性，无论研究内容还是方法均对“中国学”有着特殊意义。就经济史学而言，中国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是相辅相成的“双翼”，在世界经济史学中独具优势，而后者更具理论性和跨学科性质，且更年轻、更有理论发展前景。
3、惟经济思想是物质与精神、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中介”，经济思想史研究直接产生并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思想学说，非其它间接性的宗教或文化的研究可比。惟经济思维与观念是经济文化的接点和核心，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而有机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不仅最有利于研究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这是颇受广泛重视的问题），更有着探索“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实践的专长，而这些都将成为新世纪的学术热点。
4、本学科具有总结和提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的基础性质，在汗牛充栋的文献资料中保存了较世界发达得多、丰富得多、早得多的珍贵资料，并有总结中华文明宝库中丰富的经济思想、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之长，这些对于经济改革、政策制定、国情认知、观念变革、企业文化建设等等都有重要作用。
5、本学科不仅具有经济思想史的一般特征，还有其特别的意义。众所周知，经济学是西方的东西，而东亚地区有着儒学传承与历史积淀的一些共性，中国传统时代早于西方几千年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学说理论中，蕴含着有别于西方的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在东亚各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现今的现代化发展起著作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研究东亚经济思想之“源”的意义，有利于从深层结构上探究东亚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为东亚经济思想奠定理论基础，也能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历史和经验借鉴。
6、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学说史大抵仍无中国甚至整个东方，这与我国乃至整个东方社会的发展极不相称。中国经济思想约80年的系统研究史，在非西方国家中是很突出的，具备填补空白的独有优势，也可能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要贡献。
7、本学科具有发展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在“西方”和“近代”两个前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断面临“时”与“空”发展的挑战；而中华文明的漫长岁月蕴聚了先进而丰富的经济思想与理论，现今的经济改革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既能为创新中国的经济科学提供借鉴，又能丰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8、本学科具有全方位、多视角等系统研究之长，不仅有丰富和发展中国学术如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哲学等学科的价值，而且有着诸多实践意义，如先进的管理思想与经验的总结，可以作用于深化企业改革、创新企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经济思维和观念的梳理以及经济伦理的研究，可以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借鉴；本土经济思想在本民族族群域外的延伸与演化的考察，可以成为华夏文明演进和开展海外华人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此等等，对于中国经济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中国经济思想史将越来越显现其强劲生命力。（14）
这些年来，本学科学者在学科建设和基本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创新的努力；尽管基础研究工作在现今确有很大压力，但其重要性与必要性将越来越得到证实。祈望学界同道尤其是青年学人用心关注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色与发展前景的学科，企盼更多的学者投身本学科的学习与研究，共同推进本学科及中国经济史学以至理论经济学的新发展。
注释：
（1）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76页。
（2）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发端期，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请参考拙作：《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 英文版见 Edited by Aiko Ikeo ：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entieth Century East Asia, Routledge Press, U. K. 1997.pp35-54。此后的发展参见James.L. Y. Chang: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Overview and Recent Work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9:3,1987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状与课题》（岸本美绪译），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等。
(3)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自序》。
(4)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
(5)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4页。
(6) 《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号。泰勒的武断不实之辞也从反面刺激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们不断努力，巫宝三、胡寄窗、赵靖等人的著作中对此都有提及，并都以实实在在的成果予以有力回击，《通史》就是最好的证据。
(7)据我统计解放前相关论文约五百余篇，多为1925年以后问世。
(8)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马序》、《赵序》、《李序》。
(9)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第362页。
（10）《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11）有关此问题可重点参考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应当说明，也有学者不同意法国重农思想导源于中国，认为“那是太牵强附会了。”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页。
西方管理思想史论文篇（6）
理，首次重点考证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性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端与发
展，论述中国和日本相关研究的具体状况与研究内容，考察国人在不同时期
进行该学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主要学术特点，进而阐释中国经济思想史惟独在
中国大陆作为经济学独立学科的特殊优势与前景，探寻丰富和发展传统
汉学与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关键词： 经济史学 经济思想 学科创始 中国与日本 传统汉学
一
近年来，笔者提出新世纪学术发展与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以往学术研究史
进行梳理、、和研究。在世纪之交，我国各种学科的“百年反思”接踵
而至，然而当今“显学”之一的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除了极少的百年
回顾以外很少进行学术史反思研究，经济史学研究者基于学科性质试图开展相关
工作。我们知道，一般认为“经济学”是“西学”，其基础理论具有普遍性意义
。然而，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改革与化的实践，都对此提出了不同
程度的挑战。我国理论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本土化、规范化、普遍性等先后
展开了多种讨论，这些问题客观上也是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者提出的课题。①
博大精深的中国史学传统提示我们进行一些新的思考，如对理论经济学的学科演
进与基本特征进行考察，对经济学诸学科的发展史进行爬梳，对经济史学的理论
进行新的探索，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史进行分析等等，都是很值得下大气力
的科研工作。一般说来，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往往不能限于理论本身的推理或演
绎，还要求以大量实证研究的坚实成果来佐证，更需要通过学术史的系统考察来
完善。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学术史无疑是一条重要路径
，这也是丰富和发展传统汉学和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应当说，经济学术史是一个较为广博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涵括经济文献学、
经济学说（思想）史、经济学史、经济史学史、经济学批评史、经济理论发展史
、经济学科发展史、经济观念发展史等，其核心是研究经济学诸学科的形成、发
展、特性、问题、趋向等等；其基础则是对经济学研究史进行文献计量学和理论
阐释学的分析研究，考察特定时代哪里的什么人在怎样的状况下要研究解决的是
哪些具体经济问题，采用的是什么理论方法，怎样思考或研究经济问题，得出的
是何种论点或结论，重点研究在上述基础上逐步蕴积而成的经济概念、范畴、学
说、乃至理论和，如此等等；再就是论析经济学诸学科的创立、分布、演进
及主要研究对象、领域、方法、素
—————————
① 主要如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
1期2001年；李根蟠有关“中国20世纪经济史研究”、笔者有关“中国经济学术史
——传统经济研究史考察”等课题。经济学理论讨论等参见张问敏等编：《中国
经济大论争》（第2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
》，《中国科学》1998年第4期（获第八届孙冶方经科学论文奖）。〔YE
Tan， Etym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ECONOMIC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English Version)， No. 4， 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
《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材及研究群体、科研组织及相关的制度变迁，还有领域中相关学科专业的设
置、课程内容的安排等等。还要考察人们进行经济思维、研究、活动以至决
策的社会经济状况、思想文化特征、制度背景等因素；搞清楚“是怎样的”
及其关联因素的存在，进而深入探讨“为何如此”以及“诸因素之间关系如何”
等等，以阐释经济学术发展史的脉络和规律。在经济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
，则主要考察人们如何进行经济思维，对经济事物形成怎样的认识、意见、以至
思想主张等。不难看出，与上述内容和问题关系最直接、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就是
经济思想史。但经济学术史并非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史本身，其研究内容如上所
述要广博许多，可以认为有关经济学术史的学理范围、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等
的规制与界定，本身就是经济科学创新的重要内容。
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的系统研究，特别是进行中外比较，一方面有利于总结
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另一方面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理论经济学
的学科内容和学理基础。借鉴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越是民族性的，才越是世
界性的。在我国步入WTO之后，在汇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洪流的进程中，在研究具有
一般性、普遍性的经济理论与规律的同时，注重研究本国特有的、尤其是独具优
势的学科及其发展历程同样不容忽视。这可以使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非西
方的经济科学理论，并推动整个理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为世界进步贡
献中国人应尽的力量。与此同时，注重经济学的发展史实尤其是传统或古典经济
学与现当代经济学的传承与联系，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这不仅可以警示经
济学科“无源之水”的可能缺失，也能提示经济与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间的必然
关联，还能够从学科发展的流脉以及有别于本国的比较中提供把握发展趋势的线
索。
在我国，理论经济学诸学科中“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突出的自身
特性，它研究中国自古及今经济思想、学说、观念、理论的历史发展，传统帝政
时代占据了很大板块，而“彼时”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观念习俗传承潜移默化地植
根于本土斯民；同时，此学科又直接以“此时”中国经济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
现今的改革与发展为理论研究不断提供丰富而新颖的内容。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
形成、发展进行系统考察，认识这门学科的独特性质与发展前景，特别是其所具
有的优势在未来学术发展和深进中的价值与意义是很有必要的。实际上，无论是
早于西方若干世纪就发达得多的古代中国，还是近现代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艰难
历程，特别是现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都蕴涵、汇聚、凝成了丰富的“
有中国特色的”经营经验与经济理论；而不同历史时段的经济学术研究与发展汇
集成一部系统的中国经济学术史，亟待认真总结和研究，这也是我国经济学新世
纪学术发展的基本前提与必要基础。
创新的前提就是对前人的成就进行总结与研究。开展系统性的中国经济学术
史研究，这在国内外尚属开拓性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此研究
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的跨学科性质，具有学科发展的前沿性和基础性意义，对中
国的经济振兴和现代化发展必将产生促进作用。 二
思想史惟有在中国大陆成为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其具有突出的
跨学科特性，关涉经济、、，又及、文化诸领域，自古及今中
国经济思想和学说理论的历史及其。若以1949年为界，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研究大抵可分为两大时期──“发端期”与“发展期”。发端期以20世纪20—
30年代为中心，早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叶；发展期以20世纪80～90年代为重心
，上则可以回顾50至60年代；还可以进一步将发展期的这两个时期称为“发展前
期”和“发展后期”。
据笔者长年来的考证，世界范围内最初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是中国和日本
的学者。早在19世纪末就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著作如许楣《钞币论》道光二
十六年（1846）古筠阁本、陶煦《租核》1884年成书，光绪已未（1895）聚珍本
、陈炽《续富国策》豫宁余氏重校本（1897）等。论文主要有1890年马建忠的《
富民说》，同年日本的高桥作卫在《国家学会杂志》上发表《王安石财政政策》
，此后，该杂志先后发表了石渡邦之丞《孔教的经济思想及其政策》（1893）、
田岛锦治《论中国上古的地租》（1894）等论文。与此同时，中国的相关研究则
有陈炽《〈续富国策〉自叙》（1896）、梁启超《论金银涨落》、《论加税》
（1896）、《〈史记·货殖列传〉今义》（1897）等等。需要说明的是，那时还
没有形成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样的学科，所以称之为“相关研究”。先有相关研究
成果面世，经过逐步发展与整合，后有独立学科形成，这在学术发展史上应当说
是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由于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的特殊性，对此学科的
创始进行考证虽有难度却很有价值，尤其能为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提供基础性分
析的重要个案。①
进入20世纪以后，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而且学科性质
在不断加强。相关资料书《皇朝经世文编》连续出版了续编、新编等，作为中国
经济思想史先驱者的梁启超，于1902年写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介绍西方经
济学说史；同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提出“余拟著一《
中国生计学史》”，“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所谓“生计学”即经济学。当年
，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高桥作卫著、陈超译《王安石新法论》（1902）、后
又出版了康有为《 金主币救国议》（原名《币值论》）（1910）。接下来，陈焕
章《孔门理财学》（Chen Huan-Chang，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1911）问世，这是迄今知道的最早的著作，是
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得到该校F.Hirth和H.R.Seager等教授的好评。据胡寄
窗先生说《美国历史评论》称之为“破天荒的成绩”，后来哥大对中国留学生的
博士论文答辩还常以此书中的论点提问，不过胡老把该书出版时间误为1912年。
②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初露头角的就有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此后，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有所加强，1912年康有为的《理财救国论》刊出，东瀛
的涩泽荣一不久后出版了名著《论语与算盘》东京东亚堂书房（1916），荷兰的
卫士林（G.Vissering）著、杨冕译的《卫士林中国货币论》由上海泰东图书局
1917年出版；同年孙德全自刊所著《经济纪要》（1917）、次年天津经济学会出
版章宗元《计学家言》（1918）。总之，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以中日学者为主
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开展的相关研究已经有了一定规模，这为该学科的形成与发
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系统研究发端的中心时期③，
时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学术思想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强盛国力抵
御外侮和建设国家发展经济的现实需求，推动和促进了实业发展与理论探索；西
方经济学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学术参照；
掌握西学理论又致力于献身本国发展的一批留学生归国，成为探索本国经济学的
中坚，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学术基
————————
① 近年来相关科研已立项，如笔者主持的课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研究
》等。
②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出版社1984年版，第
476页。
③ 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发端期，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请拙作
：《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
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 英文版见 Edited by Aiko Ikeo ：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entieth Century East Asia， Routledge Press， U. K.
1997.pp35-54。此后的发展参见James.L. Y. Chang: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Overview and Recent Work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9:3，1987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
状与课题》（岸本美绪译），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年等
。
础上发其端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形成或创立的主要标志至少有二，一是这
一时期系统性研究成果集中而大量问世，并且明确命名为“经济思想史”；二则
是同时在我国南北方约有十余所大学中先后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这些此前
都是没有的。迄今知道的我国最早以“经济思想”命名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
是1925年北京志学社出版的熊梦著《墨子经济思想》。一般认为较为系统性的成
果则是甘乃光1924年写、1926年1月出版的《先秦经济思想史》，作者在其《自序
》中说此书是他“在岭南大学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①此后著述逐渐
多了起来，但有重头学术性的是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
史》上卷（未续下卷），这是作为大学教本问世的。其《自序》说“民十七年春
，应友人徐君叔刘之约，在交大担任此课，乃着手编著。……著者在沪上及南京
各校，担任此课，先后达三四十次……。”②他先后在大学、暨南大学、浙
江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在我国北方的大学中
也有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的，侯外庐自述说1931年“我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
教，开设了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又说“
但我在此时，除了在北平几所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之外，并没有直接在报刊
上参加论战。”③近日，得叶世昌先生惠赠新著《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导
言”提到1920年李大钊曾在北京大学讲授相关的课程。根据以上记载可知中
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当时在南北方大学中已较为普遍地开设，而作为知识传授的大
学课程，必以基本定型的学理和一定的经验积累为前提。
那么，国外的情形如何呢？那时在西方的学者主要进行相关典籍如《盐铁论
》等的西译工作，专著继前述陈焕章书之后，美国人耿爱德（E.Kann）写了《中
国货币论》，此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了蔡受百的中译本。再有，1936年
李肇义在巴黎有法文版著作《古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主要学派及其对重农学派学说
形成的》面世，系作者留学法国第戎大学的博士论文，这在J.A.熊彼特
（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第2编中
有提及，同时也提到陈书，但认为这些都还不是“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
著作”；又说中国“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的”。此评价未必客
观，何况所评论的对象似乎未含中日文著作。但是，即使如此比起后来美国人
H.C.泰勒（Taylor）在《东方的经济思想》中所说的“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
东西足可与西方中世纪经院学者们所作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④已是进
步了。
日本学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的主要贡献有田崎仁义《中国古
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24）、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
想》（1935）和小岛祐马《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1936）等专著和多篇论
文。田崎先生是经济学博士曾留学西方，回到日本后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学及思
想制度，出版了许多著述并到中国进行过实地考察，但就时况而言其研究中国的
动机值得分析。小岛先生则是著名的“京都学派”汉学家，以研究中国思想史著
称，他是从社会思想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30年代末出任京都大学人文
科学研究所所长，他同时对法国社会经济思想有着颇深的造诣。田岛先生也是留
学西方并供职于京都大学的名教授，如上所述他在1894年即发表相关论文。尤其
值得重视的是，他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科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著作即其后
学本庄荣治郎等整理汇编他的讲义而成，而本庄先生后来则成为日本经济思想史
和日本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这可以成为是我们研究中日两国经济史学源
流的一条————————
① 甘乃光：《先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自序》。
② 唐庆增：《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
③ 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4页。
④ 《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号。泰勒的武断不实之辞也从反面刺激着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者们不断努力，胡寄窗、巫宝三、赵靖等先生的著作中对此均有
提及，并都以实实在在的多卷研究成果予以了有力回击。
重要线索。可惜日本至今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独立学科，研究者分布
于东洋史学、中国思想史或经济史学等相关学科之中。日本经济思想史（属于经
济学学科）的研究肇端约在明治而有较大则也在近20年来，他们对中国
经济思想史的关注则更是近期之事。①然而，直至今天以东洋史学为主的日本学
者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没有停过步，仅以著作为例，不同时期的主要著作
就有原富男《中国经济的源流》（1941）、穗积文雄《先秦经济思想史论》
（1942）、出口勇藏《孙文的经济思想》（1946年）、上野直明《中国经济思想
史》（1971）、桑田幸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井泽弥男《春秋战国
的经济思想》（1987）、依田熹家《日中两国近代化中经济论之比较》（1990）
、中村哲夫《试论孙文的经济学说》（1999）等，后几部书有的我们还出了中译
本——这是后话。
20世纪20～30年代，国人相关研究明确以"经济思想"命名的著作已不鲜见，
这在此前是未有的。当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主要如前述熊梦《墨子经济
思想》（1925）、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以及李福星《孟子经济思
想》（1926）、岭南大学经济学会编《中山经济思想研究集》（1926）、李权时
《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1930）、马君
武《中国历代生计政策批评》（1930）、李慎言《孟子的思想及经济思想》
（1931）、李权时《中国经济思想》（1934）、赵可任《孙中山先生经济学
说》（1935）、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黄汉《管子经济思
想》（1936）、戴锡琨《中和经济论》（1936）、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
史》（1939）、文公直《泰西经济思想史》（1939，附录：中西经济思想之
比较）等等，其中许多书还再版多次。另外，据笔者大约八年来的爬梳考证1949
年以前共约有五百余篇相关，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25年以后发表的，此
前不足十分之一。
在这些成果中，前述唐庆增的著作可认为是当时的最高成就。他有家学渊源
，后留学哈佛大学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1925年归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
并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自序治学目的是因“世界各国实情不同，其历史
的背景亦迥异，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
认为“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他要“为
创造本国新经济思想之准备”，“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而努力。该书有
马寅初、赵人俊、李权时三篇序言，都提出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光辉灿烂，很有研
究之必要；而要整理国故以创造中国的新经济学，则学贯东西的唐庆增可当此大
任，“固舍君莫属也。”②唐书分为十编，阐述儒、道、墨、法、农各家及政治
家、商人和史书的经济思想，并设专章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洋各国的。通
过比较，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并认为“中
国之上古经济思想，流入西土，殆为必然之事实。”③关于我国经济学说发达于
西方在当时是较为通行的时论，如孙中山先生1912年10月在上海的演说中就讲“
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④。日本著名经济史家庆应大学教授泷本诚一1931年出
版《欧洲经济学史》，其“附录”谈法国重农学派
————————
① 其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情形很相似，1983年（晚于我国3年）日本经济思
想史成立全国性研究会，对此后的研究工作很有促进。笔者十几年来注重开拓中
日经济思想研究，已有一些著译成果问世，任日本学术振兴会和国际交流基金研
究员期间曾参加该会及相关学术活动，中国科学院还曾派出经济思想史访问
团进行学术交流。1993年我们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东亚社会经济思想与现代化研讨
会，与会学者中有6 位日本学者，这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历史上的首次国际会议
；1995年在东京召开了第二届会议，参加国发展到包括欧美的8 国。近期该研究
会新一代领导者拓展科研，2003年3 月以早稻田大学教授川口浩为首的8位学者首
次组团出国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我们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经过多方
努力与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并正式开展合作研究。需要特别提及，武汉大学
严清华教授在开展中日经济思想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较大贡献。
②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马序
》、《赵序》、《李序》。
③ 同上书，第362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的思想根源，提出“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①需要指出，当
时已有大量西方经济学著述中译，不能认为国人不了解西方学说而妄自非议，再
如唐庆增本人作为留学哈佛大学习学经济专业的学者，对西方的经济学应当是很
了解的。那时，国人并不满足仅仅“引进”外国的经济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
传播和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而是还要“创造”本国经济学以促进和指导当时蓬勃
兴起的经济建设，这也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的重要基础。②可以看到，
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伴随本国经济大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始开研究的中
外学者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出身，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通过考察，可以概括出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特点有五：
第一，研究主要集中在先秦与当时。先秦是中国经济思想的渊源与高峰
，百家荟萃诸子争鸣，此后却被认为是渐趋衰落“无大研究之必要”了；而研究
当时则是以孙中山先生的经济学说为主，以求直接为光大中华振兴实业发展经济
的现实需要服务。
第二，研究基本上是依循中国思想史划分的主要学术流派来进行研究的，研
究则主要借鉴和采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还不能抽象出中国经济思想自
本身的方法。
第三，对先秦为主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进行了发掘，在大量历史著述
材料中爬梳、整理出本学科的基本资料，奠定了本学科文献史料学的初步基础，
并为此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第四，集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
研究的新的一页，并为本国的经济学术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经济学说理论的提
炼打下了基础。
第五，在全国多所大学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普及相关的知识、培养学
术人才，使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初具规模。然而到3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等
原因，本学科的发展很有限。
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了“质”的飞跃。从1949年到
1966年“文革”前的17年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发
展时期，这一时期还可细分为两个阶段，即50年代和60年代（“文革”前）。
从掌握的材料看，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相关成果中，著作主要
有许涤新《经济思想小史》（1950）、《官僚资本论》（1953，日译本）；王亚
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1954）、《半殖民地经济论》（1955，日译
本）；侯外庐主编《中国历代大同理想》（1959）等；成果的国外译介这在此前
还是不多见的。此外较为突出的是文献学工作，如《盐铁论》、《吕氏春秋·上
农》、《管子》等古籍的校注释译以及编辑《中国大同思想资料》（1959）等基
础工作。最为重要的是，1956年“中国科学院十二年规划”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巫宝三先生牵头制定科研规划开展本
学科的研究，并在1959年出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及政策资料选辑》（1840—
1864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料选辑而是具有研究性质的著述，可以认
————————
① 有关此可重点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2年版。不过，也有学者不同意法国重农思想导源于中国之说，认为"那
是太牵强附会了。"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
298页。
② 据笔者迄今看到的材料，西方经济学的传入最早大概是1840年德国传教士郭
实腊（K.F.A.Gutzlaff）编译的《贸易通志》，介绍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
此后主要有清同文馆1880年以《富国策》为名翻译出版H.Fawcett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momy；1886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W.S.Jevons的Primer of
Political Ecomomy名为《富国养民策》等。再后，西文及日文经济类书的中译以
及中国人的自著大量增加，篇幅所限此处不赘，请参考前述拙作《1920—30年代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等。
为是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代表作。整个50年代中外学者发表的相关论文约有
120篇，研究对象依然主要是先秦诸子并发展到近代思想家。随着新时代学科研究
的发展和诸如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等理论探索的深化，中国经济思
想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倾向：一是开始对学科本身进行研讨，如李宗正《关于中
国经济思想研究上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56年第9期）；再一个是探索学科
理论问题，如罗根泽《古代经济学中的本农末商学说》（《诸子考察》人民出版
社1958年）；另外就是研究内容向汉代及中古拓展，如日本学者板野长八《司马
迁的经济思想》（《北大史学》1951年第1期）、在的学者陶希圣《北宋几个
大思想家的井田论》（初版）（《宋史研究集》第1辑1958年）、刘绍辅《陆宣公
及其经济思想》（《民主宪政》1957年第12卷9期）等，大陆学者这方面的工作还
不是很多。
进入60年代以后，尽管只有短短6 年就开始了“文革”，但学科建设与研究
成果的数量质量都相当可观，实现了真正的学术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飞跃”
。主要著作有刘绍辅《中国经济思想史》（1960）、友于《前汉时期的重农学说
》（1960）、叶世昌《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1962）、胡寄窗《中国
经济思想史》（上、中1962、1963）、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
》(上、中、下1964～1966)等。短短几年时间论文就有约180篇，而且不少都很有
份量。大陆研究的突出理论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为
指导。胡著3 卷本（下册1981年才出齐）代表当时本学科的最高成就，其筚路蓝
缕的之功得到公认。其研究起自上古止于鸦片战争，无论从研究时段之长、内容
之广、材料之博还是科研的系统性、科学性和理论性而言，都是此前同类著作无
法比拟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较为系统的研究专著的开
山之作。其最主要贡献有三：首先是系统发掘、整理了自上古至19世纪中叶有关
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史料，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是运用经济学主要
是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研究中国经济思想，探索本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再
次是创建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框架，并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进行了
阶段性的特征分析。与此同时，标志本科学发展水准的另一指标，是多所大学逐
步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综合大学经济系教学
计划，正式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列为必修课，以后扩展到非综合性大学等，而且在
本科以外，60年代起如北京大学就开始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生，培育高
级专业人才。
此后，众所周知的“文革”开始，学术研究基本停滞概莫能外。直到70年代
末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思想史十余年有文总共不足200篇，而大陆除极个别
有价值外绝大多数都是“大批判”文章少有学术性难称“论文”。这一时期海外
的研究继续发展，专著主要有台湾韩复智《两汉的经济思想》（1969）、周金声
《中国经济思想史》（全4 册，1970）以及前述日本学者的《中国经济思想史》
（1971）、《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等。
“ 改革开放”带来“科学的春天”，更使中国经济思想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
“腾飞时期”。1978年叶世昌等先生牵头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下
1980、中1983）付梓；接下来陆续面世的有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
想史》（修订本，上、下1980）、与之配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
上、中、下，1982）、赵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1983）、《中国古代
经济思想史讲话》（1986）、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
全3册，1982～1984）等；台湾侯家驹《中国经济思想史》（1982）、《先秦儒家
自由经济思想》（1983）也很有影响。这时，一个新动向是国内出了版著作
，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1981中文版、1984英文版），这在
本土出版史上尚是首次。同样学贯中西的巫宝三、赵迺抟等学者致力学科理论与
思想资料工作，先后出了《经济思想史论文集》（1982）、《中国经济思想史论
》（1985）；《披沙录》一（1980）、《披沙录》二（1986）等；文献方面还有
陈绍闻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文选》（全3册，1982）、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
著选》（1984）等，特别是巫宝三主编的大型项目《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
（先秦卷，上、下1985），以及对古代希腊罗马和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的编
辑，开启了本学科史料学的深化与拓展新时期。另外专史著作如周伯棣《中国财
政思想史稿》（1984）、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1986）、叶世昌《中国
货币理论史》（上1986，下1993）、赵靖《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概论》（1986
）、刘含若主编《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1988）以及上海社科院《秦汉经济思
想史》（1989）、姚家华等《商业经济思想史》（1989、）巫宝三《管子经济思
想研究》（1989）等出版标志着本学科研究的新发展。这一时期论文的质量数量
都远超此前，限于篇幅不再列。
综括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几个特征：一是理论探讨逐步深入，主要是
从学科基础上讨论研究对象、方法和体系，尤其是理论方法的研讨推动了学科建
设与发展。二是人口思想史、货币思想史、财政思想史、经济管理思想史等“分
支”迅速发展起来，并将传统文化与现实结合“古为今用”成为一大特色。三是
开展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如王毅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
（1988）等，构成自古及今的学科研究体系。四是成立全国性中国经济思想史学
会（1980），成为同行交流与合作的组织保障，标志本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
的历史阶段。五是随着本学科教育的进展，多种相关教材问世，有利地促进了学
科知识的普及和人才的培育。六是国家施行学位制度，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最早
的博士学位点之一，导师胡寄窗（上海财经大学）、巫宝三（中国社会科学院）
、赵靖（北京大学）、叶世昌（复旦大学）等不仅很早就培育硕士而且其中80年
代就培养出本学科最早的博士，如北京大学张鸿翼（1988）、中国社会科学院叶
坦（1988）、鲁奇（1989）、北京大学郑学益（1989）等，成为学科中坚。
上述四个博士点除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许多共性外，均形成了各自的学
术风格和治学特点。概括说来，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比较重视比较
研究，胡、巫两位先生早年都留学西洋，具有外国经济学说史和中西比较的功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还发展到以中国为主的东亚研究）；但前者的系统性研究
以个人专著为基点，注重研究的理论性与贯通性（近年上海财经大学在新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后者则以源头资料发掘为基础，以集众人之长
为特征，专著亦采用“剑桥史”式的合作方法，突出研究机构的学术风格。北京
大学以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为特色，写书育人成才著书，近些年重点是在赵靖先
生领导下毕业的“子弟兵齐上阵”搞《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丰碑高耸。复旦大
学叶世昌先生提倡“史料学”基础，著作兼有科研与教学结合之长，合著简明扼
要突出重点，个人专著如货币理论史、人口思想史、市场思想史等深入细致古今
贯通。
总的来说，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教育科研都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高峰时期。仅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就有谈敏、
陶一桃、高文舍、戴金珊、欧阳卫民5 人。据笔者统计，迄今共有研究著作约500
部，其三分之二是近20年出版的；尤其进入90时代以来新人新著如雨后春笋，研
究领域也有很大拓展，学术性、理论性和系统性、开拓性成果明显增加。科研的
显著特征，一是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特别是领导人的经济思想成为科研“热点”，
已有著作80余种，文章更是蔚为大观（其中许多属于党史研究等）。主要如王毅
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丛书（多卷本，1993）、胡寄窗、谈敏主
编《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 ）》（1997）等，还有很大部分是研究
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以及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同时历史人物的经
济思想研究也在加强，如韦苇《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1995）等。二是对以前
较为薄弱的领域如建国前30年经济思想研究和经济发展思想、市场经济思想等开
展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三是前述类别或专门史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发
展，如郑学益《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1990）
、马伯煌等《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1993）、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
》（1994）、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1997年）、张家骧主编《中国货币思
想史》（上、下2001）等。四是断代性成果面世，如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
于宋代的考察》（1991）、唐任伍《唐代经济思想研究》（1996）、巫宝三主编
《先秦经济思想史》（1996）等，标志着本学科研究深入化。五是理论性研究加
强，如于光远主编《中国理论经济学史（1949—1989）》（1996）、张卓元主编
《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1999），台湾还召开“经济思想史与方法
论研讨会”。六是“学以致用”或“古为今用”形成风尚，出版了多种经济管理
思想、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及海外华人经营研究等著述，如杨承辉：《中国古代经
营管理思想研究》（1996），朱家桢、叶坦主编《诸子百家与管理》丛书（6
册1999）。七是展开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如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
渊源》（1992）、严清华《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1996）、叶坦
《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与儒学》（1998）、两岸学者举办“中西方经济观与现代
化”研讨会（1998）、李超民《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2002）等。
八是近年来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不一定是本学科的）选题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
及相关内容的明显增多，证明本学科的“问题意识”越来越受到重视。最后，必
须申明代表现今本学科系统研究最高成就的，是赵靖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4 卷本，初版1991～1998；修订本2002），此书起自上古止于1840纵贯四
千余载，洋洋180万言，研究撰著历时十余年，颇多理论建树与观点新论，自问世
以来颇受关注已有不少评介文章，笔者有长文可参考在此不赘。①
四 进入21世纪，思想史步入了又一个新的时期，既有契机也
面临严峻挑战。前者主要是经济发展和深进的基础与要求，后者则是轻视基
础和注重实用与利益的诱惑。无庸讳言，一方面是可观的发展趋势，另一方
面则是难言的尴尬境况。前者除了前述的成就还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例如
方面经过近年的调整，本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及外国经济思想史合
并为“经济思想史”，有利于研究领域的拓大和比较研究的开展，而且2003年新
增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的5 所大学也可招收本学科，再如福建师范大学新增
了二级学科博士点“经济思想史”。，前述原有4个博士点外，浙江大学、厦
门大学理论经济学和云南大学专门史均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博士生；招收硕士生
的除了所有博士招生点外，主要还有西北大学、山东大学、东北财大、中南财大
、西南财大、武汉大学、河北大学等。所谓尴尬则主要是有的单位研究队伍青黄
不接经费困窘几近濒危，与发展要求极不相称亟待改变。
我们必须认真学科特性才能明晰其价值与趋向，这正是学术史的意义所在
。 透过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史和学理内涵，结合新世纪学术创新和发展的趋势，可
以抽象概述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具有以下独特的学科优势和发展前景：②
——————————
① 参见拙作：《二十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鸿篇巨制──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修订本）》，载《燕京学报》新14期，2003年5月。
② 近年来，笔者先后就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特性与优势写了一些探讨性文章，
如《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优势与创新探索》，载《报》1997年7月24日
；《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与”
会议论文·北京.1998.8）、《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修
改稿）载《聊城师院学报》1999年第3期等，可资。
1、本学科惟独在中国是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并具有跨学科性质，其边缘性、交
叉性等学科特性与优势是其它学科或国外相关领域所不具有的；新世纪的学术发
展要求在“精深”的同时更加“广博”，诸如行为方式、制度变迁、道德伦理、
观念意识等越发为经济研究所不容忽视，而本学科具有学术创新的特有优势。
2、我国学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人文社科成果中，传统的“汉学”（或
“中国学”）无疑是“长项”；而以自古及今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思想
史，最具学术与现实紧密关联的特性，无论研究还是方法均有着特殊意义。
就经济史学而言，中国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是相辅相成的“双翼”居世界经济史
学特殊地位，而后者更具理论性和综合性，且更年轻从而更有发展前景。
3、惟经济思想是物质与精神、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中介”，经济思想史
研究直接产生并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思想学说，非其它间接性的宗教、文化或伦理
的研究可比。惟经济思维与观念是经济文化的接点和核心，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
发展的内在而有机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不仅最有利于研究经济与文化、与伦
理的关系，更有着探索“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实践的专长，而这些都是新世
纪的学术热点。
4、本学科具有积淀“有中国特色”经济学说和理论基础的性质，在汗牛充
栋的资料中保存了较世界发达得多、丰富得多、早得多的珍贵资料；具有总
结中华文明宝库中丰富的经济思想、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之长，这
些对于经济改革、政策制定、国情认知、观念变革、文化建设等等都有重要
作用，需要认真发掘研究。任何外来东西只有与“本土”结合才有生命力，任何
现况都有其来龙去脉，注重传统与现实的联系必不可少，否则就有“无源之水”
之虞。
5、本学科不仅具有经济思想史的一般特征，还有其特别意义。众所周知，经
济学是西方的东西，而东亚地区有着儒学传承与历史积淀的一些共性，中国传统
早于西方几千年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学说理论中，蕴含着有别于西方的传
统或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在东亚各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现今的现
代化发展起着作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研究东亚经济思想之“源”的意义
，有利于从深层结构中探究东亚有别于西方化的发展模式，为东亚经济思想
史奠定理论基础和提供参照。
6、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学说史大抵仍无中国甚至整个东方，这与我国乃至整个
东方社会的发展极不相称。中国经济思想的系统研究史，在非西方国家中是很突
出的，具备填补空白的独有优势，可能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要贡献。作为发
展中国家，中国更是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典型案例。
7、本学科具有发展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在“西方”和“近代”两个前提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断面临“时”与“空”发展的挑战
；而中华文明漫长岁月蕴聚了先进而丰富的经济思想与理论，现今的经济改革更
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既能为创新中国的经济科学提供借鉴，又能丰富发展经济学
的理论基础。
8、本学科具有全方位、多视角等系统研究特长，可以打破旧有学科或专业界
限，丰富和发展中国学术如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学科的基础，而且
颇具实践意义，如先进的管理思想与经验的可作用于优化企业管理、创新企
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经济思维和观念的梳理以及经济伦理的研
究，可以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借鉴；本土经
济思想在本民族族群域外的延伸与演化的考察，可以成为华夏文明演进和开展海
外华人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此等等，对于中国经济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中国经济思想史将越来越显现其强劲生命力。
这些年来，本学科学者在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创
新的努力，从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个案研究中，我们更能清楚地认识中国经济
西方管理思想史论文篇（7）
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研究是一项开拓性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因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中国农业管理思想演进及承继关系非常复杂，对许多问题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所以必须积极开展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研究。
一、研究对象
约一万年前中国已出现了农业，农业的出现一定会产生农业管理思想。任何历史时期总有思想家和农学家对当时的农业生产及发展问题寻求管理办法，从而就产生了管理思想或管理理论。精确地讲，农业管理思想与农业同步产生。见于文字的中国农业管理思想产生于奴隶社会，由此算起中国传统农业管理思想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中国农业管理思想汇集丰富，是中国和全人类思想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研究对象是中国思想家、农学家的农业管理思想及其发展的规律。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研究既包括不同历史断面上的农业管理思想，还包括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发展演进；既包括在浩如烟海古籍中蕴涵的传统农业管理思想，还包括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不断出现的农业管理的新理论、新思想。因此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研究有历史跨度和知识深度的严格要求，是农业科学和管理科学百花园中的瑰丽鲜葩。
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研究对象表明，它是一门复杂的综合交叉学科。中国农业管理思想同农学、管理学都有分支隶属关系，同农学、管理学其他分支学科有密切联系。另外，中国农业管理思想同历史学、经济学也有密切联系。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考察，中国农业管理思想是丰富而成体系的，有从全局、整体出发的宏观管理思想，也有从地区、部门出发的中观管理思想，还有以农户、庄园为对象的微观管理思想。它以农本思想为基础包含农业生产管理、农业技术管理、土地管理、水利管理、农业赋税管理、农业人口管理、农产品价格管理等思想，还包含粮食管理、畜牧业管理、茶桑业管理、林业管理、农副业管理、农业环境管理思想等。中国传统农业管理思想表现为一个宏观管理、中观管理和微观管理相结合，技术管理与经营管理相结合的内容浩瀚的庞大体系。在此庞大体系中，不可避免也有一些起过消极作用或影响的东西。发掘中国传统农业管理思想要分清精华和糟粕，要从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中寻其脉络，发现其中规律性系统性的思想。
二、研究重点
研究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重点有三条：
第一，探索中国农业管理思想发展的规律性，汲取历史上农业管理的经验教训，提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管理水平。中国农业管理思想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这些思想有见诸施行的，也有未施行的。有施行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其中必然存在着许多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发现这些规律，能为今天提供很好的借鉴。现代化的农业管理思想建立在历史遗产的基础之上，是历史上农业管理思想的延续、发展和创新，二者是前后相承的关系。
第二，认清中国传统农业管理思想的影响。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管理思想在今天的影响，必须有明确的认识。其精华应认真吸收，其封建性糟粕必须批判，防止它成为我们前进的绊脚石。今天是昨天的继续，是昨天发展过来的，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是否意识到，昨天的思想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今天。所以研究中国农业管理思想既要强调古为今用，又不能生搬硬套，食古不化。
第三，批判地继承，科学地总结。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封建社会延续两千多年。中国传统农业管理思想产生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许多思想是剥削阶级思想家提出来的，代表剥削阶级利益，自然不适用于今天。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研究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批判封建主义，继承珍贵历史遗产。科学梳理，认真总结。特别要全面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农业管理思想，使之成为一门真正的、独立的、系统的科学。
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研究古以有之，李悝、《管子》、商鞅的农本思想一直是后人立论的根据；流传至今的四百多种农书反映了历史上农业管理思想的发展变化。可以说历代都有人对前人农业管理思想及其发展变化进行探涉、研究。但是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研究一直比较零碎，还不能称其为一门系统的科学，因为至今为止能代表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独立于其他学科的系统理论专著还没有出现，专门论述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论文也非常少见。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研究的升华，是摆在当代中国农学、管理学专家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与责任。探涉中国农业管理思想是科学研究的需要，也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必要参考的重大工程。
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发展，因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呈现出非常复杂的衔接。中国古人立论的习惯是“言必称尧舜，言必称三代”。后世儒者以孔孟言论为教条，孟子的井田制思想直到近代还有人推崇倍加。这种思维方式使有些农业管理思想主张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使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演进轨迹带有非常明显的自身特点。在这种背景下，严格按照思想理论的发展，划分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发展阶段相当困难。然而要梳理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演进脉络，探涉几千年来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演进轨迹，阐明各种农业管理思想的独特价值和相互关系，阶段的划分又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发展进程，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春秋时期以前为第一阶段，是中国见诸于文字的农业管理思想的产生时期。此阶段已出现了农业管理思想，但还比较零散，可称为中国奴隶社会的农业管理思想。第二阶段从战国时期到唐朝前期，是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发展时期。这一阶段中国农业管理思想在承接前期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发展，形成了较完善得体系，可称为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农业管理思想。第三阶段从唐中叶开始到鸦片战争，是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继续发展并逐渐发生变化时期。这一阶段可称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农业管理思想。第四阶段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传统的中国农业管理思想受到外来冲击并发生重大变化时期，可称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或近代的农业管理思想。第五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是马克思主义在农业管理思想中逐步取得指导地位的时期。该时期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空前发展，可称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农业管理思想。五个阶段紧密相连，互有交叉，构成了中国农业管理思想发展演进的主体框架。
三、研究方法
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研究，需要多种方法。不同的研究方法结果可能迥异，但它们之间并不互相排斥，也不能互相取代，而是互为补充，百花齐放。各种经验方法、理论方法、思维方法、事物属性和数学方法在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研究中都可以使用。就具体研究项目选择最佳方法，也可以同一项目应用多种方法进行研究。进入近代后越来越多的外国管理学说传入中国，逐渐产生使用了一些新的概念、范畴。以此为椐，以欧美管理思想为模式来研究中国农业管理思想，仍不失为一种研究方法。但是要把西方管理学作为研究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基础，很容易将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特色抹掉，很容易忽视中国传统农业管理思想的历史理论价值。同样，排斥、拒绝使用新的概念、范畴，无视管理思想、理论在中国的发展，食古不化更加危险，将会被历史抛弃。研究中既注重传统农业管理思想的范畴概念，也要注重新的国际通用的范畴概念，这是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研究大历史跨度特性的必然要求。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研究必须依靠人类现以拥有的多种方法，排斥某一方法是错误的，盲目崇拜某一方法也是不合时宜的。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根本方法。对历史上农业管理思想的评价应该慎重，一般来说不要轻易全面肯定，也不要全面否定。任何思想家都要受阶级、时代的局限。即使是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历史人物也不例外。如明朝著名农业科学家徐光启撰写《农政全书》，为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保留整理和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他为明朝设想的“百千万年之计”管理方略却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显然是行不通的。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法家代表人物提出的重本抑末，强调集中控制等农业管理思想也有片面之处。研究中国农业管理思想必须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也要反对国粹主义；要反对抹去中国历史上农业管理思想理论价值的倾向，也要反对把古人思想拔高的倾向。认为中国历史上农业管理思想内容杂乱，都是封建的东西等看法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把古人思想贴上现代人才具有的思想标签，也是不正确的。如把中国古代管理农产品价格的平籴、常平等主张等同于现代农业保护理论；把《禹贡》、《周礼》、《管子》等古书中的要求按土地位置和肥瘠不同征赋税的主张，等同于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认为孟子要求按农产品质量确定价格是已经认识到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价值，已经有了劳动价值论的观点等。
西方管理思想史论文篇（8）
一、什么是中国化管理
组织行为学强调人的因素在管理环境中的作用，主要研究人的心理、行为对管理活动的影响，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管理课程，所以是各类管理类专业培养管理人才的专业主干课和必修课。
什么是中国化管理？很多学者指出，虽然经过改革开放，中国人的信仰、价值观变得多元化了，但是中国人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使中国人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思维模式，这些模式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所以，用别人的管理观念、管理模式来管理中国人有很多尴尬，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有些组织反而是因此变得更加混乱了。所以，管中国人就要用中国化的管理。总结一些学者的观点，本人认为中国化管理就是尊重并理解中国独特的国民性格、思维模式、文化观念，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的基础上，保留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和文化主体性，以中国的管理思想与管理哲学作为指导，配合西方、日本等先进国家的成熟管理方式方法，中西结合，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管理。
组织行为学起源于西方，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引入其教学至今，都基本沿用西方的体系。但东西方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环境、民族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使得我们在教学中照搬西方的理论与研究成果对我国的管理人才进行培养是基本背离现实的，他们所学的东西不能很好地解决中国各类组织中所面临的诸多复杂问题。尤其是目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不同于任何其他国家的社会转型时期，存在着许多不同于西方管理发展中的特殊问题，这就更需要有中国化的组织行为学教学来满足培养应用性、实践性管理人才的目标。所以，对组织行为学的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进行改革，使之更加中国化，具有很强的改革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化管理研究取得的成果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已经有很多学者从事中国管理、东方管理的研究，从中国古代的著作中寻找、挖掘我国的传统优秀管理思想，并融合西方优秀管理文化，出版了诸多著作与论文，积累了大量成果。复旦大学东方管理创始人水教授的东方管理学研究，以“学、为、治、行、和”五字经为纲，内容丰富包罗万象，但东方管理学派并不只是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同时融合了西方管理学以及华商管理思想，出版了一系列的东方管理相关著作与论文，如《中国管理通鉴》（四卷），《中国式管理研究》、《东方管理学》、《管理心理学》；被称为中国管理之父的曾仕强教授，研究中国式管理30多年，出版《人性管理》、《超世纪大易管理》、《中国式管理》、《中国管理哲学的现代化应用》、《胡雪岩的经营管理》等著作，并致力于中国式管理的推广，进行了大量的培训，出版了大量的音像资料；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徐联仓教授，把自己的本土化心理学研究应用到管理实际中，并出版了著作《走出丛林的管理心理学》，里面有大量中国化的管理研究成果；另外，朱永新主编的《中华管理智慧：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研究》，于江山、王颖、许亚涛编写的《中国化管理》，黄涛编写的《归零：论中国化管理思想》等。还有上千篇关于古圣贤管理思想的论文，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基于中国化管理的组织行为学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提供了指导思想与改革方向。
三、基于中国化管理的组织行为学教学体系与内容改革的一些看法
（一）课程体系改革的看法
1.教学目标：培养能深刻认识中国人心理与行为规律、科学管理中国组织的管理者。
2.构建课程体系的原则：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要用辩证唯物的眼光看待每一个历史人物和每一个观点，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②古为今用的原则：学习古代组织行为学思想，就是为了给我国现行管理提供历史上有价值的思想和成功的范例，使我们在管理中少走弯路。③中西方双重管理文化结合的原则，把我国传统文化精粹中蕴含的大量珍贵的管理文化遗产同现代的管理文明相结合。④双重服务相结合的原则，建立内容体系时，既要为教学服务，又要为建立我国组织行为学学科体系服务。⑤双重发展相结合的原则，组织行为学思想的发展与管理实践的变化，有时是同步的，有时又是不同步的。因此，思想的发展与实践的变化要有机地结合起来。⑥核心概念与术语沿用现有的原则。经过几十年的教学，一些概念已经得到大家的认同并被熟悉，沿用现有的核心概念与专业术语便于沟通与传播。
3.课程体系的构想
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基于中国化管理的组织行为学课程体系应从10个方面内容来构建。经营心理与管理、人性与管理、激励与管理、人际关系与管理、选才心理与管理、用才心理与管理、领导与管理、决策与管理、群体与管理、组织变革与管理。
（二）主要教学内容
西方管理思想史论文篇（9）
星期六（7月13日）
星期日（7月14日）
上午
（9：00—11：30）
下午
（2：30—5：00）
上午
（9：00—11：30）
下午
（2：30—5：00）
汉语言文学050114 00535 现代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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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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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260 刑事诉讼法
05677法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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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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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
时间/专业
星期六（7月13日）
星期日（7月14日）
上午
（9：00—11：30）
下午
（2：30—5：00）
上午
（9：00—11：30）
下午
（2：3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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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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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管理思想史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5－0043－06
百年以来，中国诗学的现代性建构过程始终伴随着功利与审美、传统与现代等诸多矛盾关系的缠绕，众多学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围绕这些关系所作出的不同理解和阐释直接决定着现代诗学思想价值取向的多重维度，使中国诗学的现代性建构走过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吴宓的诗学思想即是这曲折发展道路上的重要一环，对其展开深入研究，将会有利于我们理清诗学现代性建构的历史脉络，以新的视角去认识现代诗学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历史症结，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建设。在对吴宓诗学思想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最具争议性的当属吴宓在现代诗学建构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问题。故而，本文拟围绕这一问题，对吴宓诗学思想的历史价值和遭遇困顿命运的原因作一探究，以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一、吴宓诗学思想的历史价值
作为中国现代诗学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吴宓的诗学思想一向因其反对新文学运动的激烈姿态而为人瞩目：他不但坚决抵制新文学阵营在文学创作领域全面废除文言文的主张，而且对该阵营所宣扬的以西方近现代文学发展趋势作为中国新文学未来发展方向的观念提出了质疑。但是，就其本质而言，吴宓与新文学阵营之间的冲突，并不表示吴宓就是传统文学价值的坚决捍卫者和新文学的坚决反对者，只能说明双方在对新文学的建构立场和价值取向等问题的看法上存在着根本差异，正是这种根本差异使吴宓的诗学思想在中国文学和诗学的现代性建构过程中留下了独特的景观和耐人寻味的余韵。透过历史的重重迷氛回头凝望，我们不难发现，吴宓的诗学思想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补充和纠正新文学阵营的理论偏颇，为我们时下的文学理论现代性建设提供启示。
首先，在新文学阵营将全部热情倾注到文学在社会现代性转化进程中所应承当的历史任务的大背景下，吴宓对文学形式的审美意义所给予的重视是对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思考所进行的必要的补充和纠偏，这是吴宓诗学思想对中国诗学现代性建构所作出的一种有益探索，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文学革命从其发端就是更广阔范围的思想改革运动的工具。”这种价值预设注定了五四学者对中国文学现代性道路的思考必然会沿着工具论的方向进行：所谓的文学现代性只不过是他们追求社会现代性的有效工具，那些不符合工具意识或是工具意识不强的审美形式则往往被冠以落后之名，排斥在文学现代性的视域之外。这种将文学转型和社会变革捆绑在一起并机械等同起来的态度，势必会限制和简化文学现代性更为丰富的内涵，抹杀和忽视对文学现代性多种路径和多种选择性的探讨。
较之新文学阵营在文学工具意识驱使下将文学现代性等同于社会现代性的趋向，吴宓更注重文学本身的特殊性，尤其强调文学在现代性发展过程中作为语言文字形式所应具备的审美特性。在他看来，无论外在的社会历史条件发生如何重大的变化，语言文字的审美特质都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内在属性与合法依据，所以，文学现代性追求不能仅仅局限在充当社会现代性表征工具的层面，最大限度地体现语言文字的审美特质亦是文学现代性进程中所面临的重要任务，而吴宓之所以会对新文学阵营在文学创作领域里(主要是指诗歌创作领域里)全面废除文言文的主张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维护中国语言文字审美特质的考虑。从吴宓的诗歌批评言论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文言之所以不应该被彻底清除出现代诗歌创作领域，主要是因为，比起纯粹的白话诗，以文言入诗能够更大限度地凸显和发扬中国文字组合的韵律格致，体现出中国诗歌特有的审美价值，其立论重心显然不是将诗歌作为启蒙思想改良政治的工具而在于诗体形式的文学意味和审美价值本身。
其次，较之新文学阵营在进化论的价值预设下所持的趋新求异的现代诗学建构立场，吴宓更注重对中西诗学思想的宏观把握，尤其强调中西传统诗学思想在中国诗学现代性建构进程中所应具备的理论价值，主张站在比较文学的立场上，经由对中西方诗学传统的深入了解，努力寻求中西诗学思想的共同品质，以熔中西诗学之精髓于一炉的方式去建构新诗学。
在将文学现代性等同于社会现代性的过程中，五四精英们自然而然地将社会变革和文化选择中的进化论思路转化成了研究和评判文学(诗学)的基本思想方法。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建立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基点上的进化论，是一种机械性演进学说，应用于文学界视域时，会出现新文学流派的兴盛是以否定、取代前一种流派为前提的状况，而发展至最新阶段的文学流派亦必然取得它独尊的、一统的地位。”五四精英们在对待文学时，仍然坚持单一的直线进化式的思维方式，将“新”等同于有“价值”，“旧”等同于无“价值”，坚持“新”优“旧”劣，弃“旧”图“新”的思路。纵览新文学发难阶段的理论资料，随处可见新文学倡导者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过程中对传统文学所进行的全盘否定和激烈批判。当五四激进文人扫荡传统文学，留下资源空白之后，他们试图从异域寻找新的资源来对其加以充实，但是，进化论的价值预设也从整体上影响了他们对西方文学资源的引进和接受：由于缺少将具体的文学和诗学思想置人历史发展整体中进行考察的自觉意识，一味要求通过中断传统的时间之流来建立迥然有别于旧文学／诗学的新文学／诗学，所以在借鉴西方现代文学／诗学的过程中亦很容易因忽视其历史发展渊源而陷入不求甚解、机械截取西方话语皮相的误区。这对于主要依靠汲取异域营养以求生长的新文学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先天不足。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吴宓为其诗学主张寻找理论资源的时候，他往往把目光投向中国传统文学和西方古典诗学，在他看来，对于中国文学／诗学的现代性建设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趋新求异，而是重新认识文学和诗学传统，从传统中汲取力量。吴宓的这种看法是由他的“一”“多”观念和文学普遍主义立场所决定的：“百变之中，自有不变者存。”“文章美术之优劣短长，本只一理，中西无异。”他笃信有一种普遍的、绝对的文学价值存在，无论东西古今的文学，凡拥有这一价值者，都是真正优秀的文学，杰出诗学思想的精髓就在于对这种普遍的、绝对
的文学价值进行分析和总结，可以说，由不同时代和不同个体的文学经验出发，追寻普遍的、绝对的文学价值，是吴宓的最高诗学理想，正是这一诗学理想决定了他比新文学阵营更加注重和强调中西传统诗学思想在中国诗学现代性建构进程中所应具备的理论价值。从吴宓的具体诗学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方面注重阐发中国传统诗学思想的价值，另一方面又将西方古典诗学思想奉为圭臬，其学术思路即是将二者置于同一平面上展开比较，在比较中提取二者共同的品质和价值作为整合会通的起点：“西儒自亚里斯多德以下，其论诗论文，悉与吾国先贤名家之说，节节吻合，或互相发明。”而且，尤其可贵的是，尽管吴宓极其重视诗学传统的力量，但是却并没有自我局限在维护传统这一狭小的范围之内。相反，在具体的诗学研究中，他本着为中国现代诗学发展树立世界诗学参照系的目的，竭尽所能地打开了通向世界近现代诗学的大门，对托尔斯泰、但因(丹纳)、罗色蒂、哈代、劳伦斯等人的文学创作和诗学思想进行了专门介绍。由此可见，从追根溯源且全方位地介绍世界文学和诗学的角度来说，吴宓所作出的贡献是难以磨灭的，他被誉为“我国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事业的一位先驱者和奠基人”，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
究其根源，吴宓和新文学阵营的不同观点源自于他们在进行中国诗学的现代性建设时所持有的不同价值预设：后者所注重的是诗学现代性建设的实用理性价值，在借鉴西方诗学思想时并不要求对其进行宏观理解和整体把握，只强调根据现实需要从西方现代思潮中直接截取理论横断面用于对中国新文学的阐释；相形之下，前者更注重诗学现代性建设的文化学理价值，在面对西方诗学思想时，也更强调将其作为学术文化思想进行整体性的考察和把握，更讲究学术方法及规范学理。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价值紧张，昭示出中国诗学现代性建构在寻找理论生长点时所面临的两难选择，这种两难选择构成了贯穿中国诗学现代性历史进程的一个突出问题，影响着现代诗学理论的发展和变迁。
从以上两方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五四新文化运动者经由文学革命为中国现代的文学和诗学建设打开了全新的局面，其价值不可贬低，但是，这并不等于这一历史事件就应该成为不容置疑的神圣。作为对文学革命的反动和制衡，吴宓的诗学思想亦是中国诗学现代性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所拥有的学术研究的理性态度不仅使其在论辩中准确抓住了新文学阵营急功近利、趋新求异的根本弱点，而且使其在诗学研究中广采博收，逐步酝酿和衍生出中国诗学现代性诉求中一种不可忽视的诗学理论形态。
二、困顿命运的背后
尽管吴宓以一种与新文学阵营异质的思维方式和思想系统参与了中国现代诗学建设进程且发表过颇具启示意义的观点，但是，如果将其置于中国现代诗学发展的历史大环境中考察实际效果，我们就会发现，吴宓这些看似全面理性的诗学理论观点对当时的诗学现代性建构方向并没有起到任何决定性的影响。学理上的可行性和对文学现实秩序建构的无力感组合成了一个很值得玩味的矛盾现象，个中原因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
首先，就总体而言，现代诗学的宏观历史文化语境其实并不适于吴宓诗学理论的生长和发展。
一方面，特定的历史时代在认同和选择新文化阵营文学主张的同时，也冷落甚至拒绝了吴宓的诗学理论。
毋庸置疑，在今天看来，新文学阵营在文学革命中所提出的理论非但称不上高深，甚至还有颇多片面和浅薄之处，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些不甚高深的思想之所以能够吸引众多追随者，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其一，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是促使五四文学革命走向成功的深层思想动力。按照李泽厚的说法，“尽管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但从一开头，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潜埋着政治的因素或要素。”这“使得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特色的新文化运动”与“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相得益彰，大大突破了原来的影响，终于造成了对整个中国知识界和知识分子的大震撼。”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五四文学革命亦旨在通过变革文学思想来宣传民主和科学等现代性观念，以实现思想启蒙最终达到救国目的，其中所蕴含的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回应了历史现代性的要求，造就了新文学阵营的强大，使之在理论界和创作界当仁不让地占据了主流地位。其二，白话文学贴近大众的姿态是促使文学革命获得众多支持者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正如余英时所说，胡适以“通俗文化代替传统上层文化”的白话文学主张是促成文学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因为，“从社会史的观点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础无疑是城市中的新兴知识分子和工商业阶层。……当时的大众传播工具只有报章杂志。白话文运动获得成功以后，新思想、新观念便能够通过报章杂志而直接传播给广大的城市读者群了。所以新文化运动从白话文开始虽出于历史的偶然，但以结果而论则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一种发展。”
如果说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倾向和贴近大众的姿态恰好迎合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需要，成就了新文学阵营的强大，那么吴宓的诗学思想则因为疏离这种时代需要而难逃被冷落的命运，具体而言，其对时代需要的疏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吴宓坚决反对政治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念，坚决反对将那种广告式的政治宣传运用在文化和文学上的做法，认为新文化运动“牵扯时事，利用国人一时之意气感情，以自占地位而厚植势利，是则商家广告之术，政党行事之方，而非论究学理，培植文化之本旨。”这种论究学理的冷静心态更具有学术意味，但是就总体而言却极不适应当时具有强烈政治意味和启蒙意图的追求社会现代性的时代主潮。其二，吴宓尽管并不完全反对白话文学，但是其在白话文已被社会广泛接受的情况下仍然捍卫文言文的文学和文化价值的主张却透露出了某种属于文化精英的优越感，给人造成了一种与大众隔膜甚至对立的印象，这种对传统语言文学的崇拜和尊敬虽然在学院派知识分子那里获得了不少支持和同情，但是却难以从其他阶层那里找到共鸣，最终遭遇了时人的冷落。故而，较之新文学阵营的文学主张，吴宓的诗学思想尽管具有更为浓厚的学术色彩和更为高深的理论价值，但是却因其游离时代主潮之外而显得极为不合时宜，难以扩大自己的影响。
另一方面，中国诗学思想现代性的建构过程几乎是和中国知识分子发现西方、反叛传统的历史进程同步展开的，在这种大背景下，吴宓主张会通中西融合古今的诗学思想可谓是逆潮流而动，注定会成为中国现代诗学思想发展史上不被人关注的寂寞存在。
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有着深厚旧学修养的一代学人痛苦地感到传统文化圆融稳健不偏不倚的言说方式已经无力回答时代所提出的新问题，更无力承担拯救国家启蒙民众的历史重任，怀着决绝的心情，他们毅然将目光投向域外，开始了发现西方的历史进程，发现西方的热望在催生出新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同时，也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现代文学
和诗学的发展方向：“民族文艺的新生，常常是靠了一种外来的文艺思潮的提倡，由纷乱如丝的局面暂时的趋向于一条路，然后再各自发展。”与发现西方如影随形的，是持续的反传统倾向，可以说，二者互为因果：对传统文化的失望促成了对西方先进文化的亲和，而对西方先进文化的极度渴望与盲目崇信又导致了激进知识分子文化价值判断的简单化，使其在理解传统时更陷入了片面思维的误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文艺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新文化倡导者坚持认为，西方现代文明之光的烛照已经使中国传统文化的陈腐朽败之处暴露无遗，他们发动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破坏和扫除传统文化，以西方现代文化精神为准，规定出与传统彻底分离且方向完全不同的文化发展道路；除了片面理解传统的思维方式，反拨国人惰性习惯的策略性考虑亦是促使新文化倡导者表现出彻底反叛传统的决绝态度的重要因素：“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在他们看来，国人耽于习惯的历史惰性注定了调和论必将难以实施，只有对传统采取快刀斩乱麻式的激进行动，才有望给中国文化的性质带来根本的改变。
百年以来，急于救国新民、摆脱落后面貌的迫切心境使发现西方和反叛传统的愿望逐渐演变为一种“情结”郁积在广大学者的心灵深处，构成了中国诗学现代性建构进程得以展开的深层动因。在这种“情结”的催动下，甩掉历史包袱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一用以标示社会政治和生产力发展方向的“进步”观念就被悄然置换为衡量诗学理论价值的重要指标。主流学界坚持旧=落后，新=先进的思路，摆脱“旧”的，现代西方文学理论对于中国而言是新的，传统文学理论对于中国而言是旧的，“进步”“落后”，判然可分，高下优劣，一望即明。如此，对传统文论的简单否定和对西方现论的盲目崇信就成为主流学界的必然选择，这固然会导致其在诗学理论建构中陷入抹杀中国传统诗学思想价值的误区。不可否认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以决绝的姿态走出传统，也迅速推动了中国诗学理论的现代转型。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吴宓逆潮流而动，对新文学运动那种激烈的反传统主义思想大加抨击，认为“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甚可兼蓄并收，相得益彰。”“今欲造成新文化，则当先通知旧有之文化。盖以文化乃源远流长，逐渐酝酿，孳乳煦育而成，非无因而遽至者，亦非摇旗呐喊，揠苗助长而可致者也。”这种既非复古也非西化的文化态度自然更为理性和全面，可是在当时却因为有悖于现代文化和现代诗学的发展大趋势而显出了某种无力的苍凉。
从以上两方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吴宓诗学思想的具体形态和当时现代诗学的宏观历史语境并不合拍。就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言，吴宓可以说是“生不逢时”――尽管他也积极参加了现代诗学发展方向的构想，但是由于他所提出的观点已经超越了主流学界的价值范畴和认同视野，仍然会不可避免地遭到“误读”和冷遇。
特定的历史大语境注定了吴宓诗学思想的“生不逢时”，但是，这只构成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吴宓的诗学思想之所以会长期遭遇冷落，恐怕还有其自身的原因。正如詹姆逊所说，“你只能看到你的模式允许你看到的东西；方法论上的出发点不只是指出了研究对象，而实际上是创造了对象。”吴宓的理论模式限制了他对现代诗学的理解和认知，使得其诗学思想在拥有闪光点的同时，也存在着遮蔽处，只能体现出不完全的现代性品格，这无疑也限制了吴宓诗学思想在中国现代诗学发展历程当中的生长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