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诗歌篇（1）

遗民是出现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群体。他们为前朝守节，不仕于新朝，或隐于山林，或开馆著书，或削发为僧，或行医济世，无论从事何种职业，身居何处，都心系前朝，缅怀前朝。黄宗羲在他的《南雷文约·谢时符先生墓志铭》中说道“故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与。士之分亦止于不仕而已。所称宋遗民如王炎午者，尝上书速文丞相之死，而已亦未尝废当世之务。是故种瓜卖b，呼天抢地，纵酒祈死，穴垣通饮馔者，皆过而失中者也”ⅲ㈣。遗民群体以他们独特的方式和心态生活于天地之间，守护天地之正气。他们的存在创造了别具一格的遗民文学。遗民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艺术特色和影响不容忽视，它既是前朝文学的一个总结，又与本朝初期的诗歌流派和文学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遗民诗群作为遗民文学的创作主体，以诗慰怀抱，是“诗史上的一种复合群体，是特定时代急剧的政治风云激漩盘转中聚汇而成的诗群形态。这是一群‘行洁’、‘志哀’、‘迹奇’，于风刀霜剑的险恶环境中栖身草野．以歌吟寄其幽隐郁结、枕戈泣血之志的悲怆诗人”。

在明清易代那个“天崩地解”(黄宗羲语)的大时代中，明遗民谨守夷夏之防，创作了大量慷慨悲歌、反抗异族压迫的爱国诗歌，以及那些揭露明末政治腐败、赋税繁重、官吏贪暴、兵士扰民的篇章，表现了广大人民在兵荒马乱的现实中苦不堪言，痛苦到极端的艰难生活．描绘出整个社会在经历了战争劫难后满目疮痍、荒凉破败的景象。吴嘉纪作为那个时代的著名遗民诗人，其诗几乎涵盖了明末清初的所有大事件。真实地反映了易代之际人民艰难痛苦的生活，可谓“诗史”。本文拟从生平行藏事略、“以诗为史”的写实诗歌和其诗歌的艺术特色三方面来解读吴嘉纪其人其诗。

一、生平行藏事略

严迪昌先生在《清诗史》中对吴嘉纪一生的概括可谓相当精准，他说“吴嘉纪一生甚为平淡．既无风花雪月的韵事，也没叱咤风云的壮举，是个名副其实的穷处于寒芦野水间，‘海上吟诗到白头’的布衣寒士”。他字宾贤，号野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泰州东淘(即安丰场)人。出身于封建知识分子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祖父吴凤仪是明代著名理学家王艮的学生，嘉纪少时受业于吴风仪弟子刘国柱，喜读书做诗，好学不倦。

二十七岁时，明王朝覆灭，清兵南下，他亲见居民惨遭屠杀，遂绝意仕途，隐居东淘，以布衣终老。在《明遗民录》里说他“自专工为诗，历三十年，绝口不谈仕进，隐居海滨。家贫，破屋数椽，不蔽风雨，蓬门蒿径，乐以忘饥，颜其门日‘陋轩’。苦吟其中。……或并日一食，不以告人。”从顺治元年到顺治十八年问，吴嘉纪一直居于东淘，着力于诗歌创作，正如周亮工(字元亮，1612—1672)在《陋轩诗序》中言“野人每晨起，缁书枯坐，少顷起立徐步，操不律疾书，已复细吟；或大声诵，诵已复书。或竞日苦思，数含毫不下。又善病咯血，血竭髯枯，体仅仅骨立，终亦不废，如是者终年岁”口。其诗作“多自写其性情”，“以故境愈穷诗愈工”罔”。汪楫在《陋轩诗序》中也曾写道“野人性严冷，穷饿自甘，不与得意人往还；所为诗古瘦苍峻，如其性情。”“古瘦苍峻”，是其人的真实写照，抒写真性情，是其诗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然而也不容忽视的是，在此期间，明以来文人结社以切磋诗艺之风犹存，嘉纪虽性格孤狷，不喜与人结交，然而根据袁承业在《拟刻东淘十一子姓氏》中说“季来之、吴嘉纪、王大经、周庄、沈聃开、王言纶、王衷丹、王钊、傅瑜、徐发荚、周京，右诸子皆为明儒，萃生于万历年间，同处东淘左右。国变后。隐居不仕，沈冥孤高，与沙鸥海鸟相出入。结社于陶上，所有怀抱，寄托诗文。”尤其与周亮工、汪楫、孙枝蔚等人的交往，促成了他与时任扬州推官的江南文坛领袖王士稹的相识，也为他诗集的刊刻创造了条件。

康熙十八年(1661)是吴嘉纪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是年冬，44岁的吴嘉纪被周亮工招至扬州，开始了他奔波往返的漂泊求食生活。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吴嘉纪绝大部分时间留在扬州，与好友游山玩水，吟诗唱和，但其依旧心恋故国，同情遭受战乱、天灾的民众，其穷困之苦、孤独之感外更增添了漂泊流离之苦，与家人朋友离别的哀伤，致使他晚年心境更加凄苦。

康熙二十三年(1684)，吴嘉纪走完了他悲苦的人生之路，终年六十七岁。留下一部“人当在野名偏著．陋可名轩学不穷”(范崇简《题吴野人集后》)的《陋轩诗》。其《陋轩诗》“自三事(盐笑、军输、河患)而外，怀亲忆友，指事类情，多缠绵沉痛；而于高岸深谷，细柳新蒲之感尤甚。”(陆廷抡《陋轩诗序》)。

二、“以诗为史”的写实诗歌

在《自题陋轩》诗中，吴嘉纪写道“闭门二十载，霜雪满头颅。治乱从当世，簟瓢自老夫。空阶苔半掩，颓壁树全扶。寥落无邻舍，乾坤此室孤。”布衣寒士，贫困孤苦，但心系家国天下，以自己的笔为千千万万贫民做传。“他闭门写诗。但并不是把自己封闭在狭小孤寂的个人世界里作无病之呻吟。他虽然一生不出东淘路，但故乡几十年所历兵灾、战乱、逋贼、水旱虫灾，无一不直接影响他的生活；周围盐工、制船工人的苦辛。乱世背乡离境逃难的人群，妻离子散的哭号．以及那些被饥饿驱赶着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牵船妇女……。还有那些反清暴政的民族英雄、义士、忠良、烈女，无一不牵动着他的思绪，激起他沸腾的诗情”。

由于长期生活在贫民中间。吴嘉纪亲眼看到了大变革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他的诗歌中有～类即以清兵南下，扬州城破等大事件为内容，此类诗歌饱含亡国之恨，故国之思，字字血泪，真实地再现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史实以及在这种严酷打击下人民的悲惨经历。满清铁骑所到之处．江南民众奋起反抗，因此也受到了更加严厉的镇压。江南遭受了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摧残，一时之间，昔日歌舞升平、商来贾往的繁华落幕，只留下满目疮痍，哭声震天。扬州城破，诗人亲眼看到“城中山白死人骨，城外水赤死人血，杀人一百四十万”(《李家娘》)的大屠杀。繁华似锦的一座城市，变成了停尸场，亡者的鲜血染红了城外的河流。再如记叙顺治九年清军南征部队洗劫扬州的《过兵行》“扬州城外遗民哭，遗民一半无手足：贪延残息过十年，蔽寒始有数椽屋。大兵忽说征南去，万马驰来如疾雨：东邻踏死三岁儿，西邻掳去双鬟女。女泣母泣难相亲，城里城外皆飞尘。鼓角声闻魂已断，阿谁为诉管兵人?令下养马二十日，官吏出谒寒栗栗。入郡沸腾曾几时?十家已烧九家室。一时草死木皆枯，昨日有家今又无。白发夫妻地上坐，夜深同羡有巢鸟。”从诗中，我们看到了清军过境的虎狼暴行。诗人面对这些惨象，激起了他“亡国恨无尽，滔滔江水流”，“时时一回首，血泪尽情挥”(《泊船观音门》)的悲愤。在关注于历史大事件的同时，吴嘉纪也没有忘记在战争中受到伤害最为深刻的广大民众。

无论是风云际会的汉魏乱世，还是创造赫赫战功的蒙古时代，战争都会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和无尽的苦难。吴嘉纪亲身体验了官吏、盐商对灶民的剥削和战争、灾荒对人民的祸乱，对此，他终把卷苦吟，为小民作史，写出了大量反映社会黑暗、民不聊生的诗篇。他的诗以真实而深刻的内容。反映了当时劳苦大众苦不堪言的生活困境和自己的思想感情。在《安丰场绝句四首》中，他写道“儿童弄武范公堤，塞马腾来踏作泥。无数髑髅衰草里，年年变作野禽啼。”以无限悲痛的感情为天真无邪惨遭横祸的儿童唱出哀歌。在《绝句》中，写道“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el里，偷闲一刻是乘凉”，自发老翁。在酷热的六月守在火热的锅灶旁熬盐，盛夏的太阳利如剑．而对他则是忙里偷闲的乘凉。灶户们的悲惨处境，令人怵目惊心。在《远村吟》中作者向我们展示了被兵大劫掠后的城乡“城郭兵火后，见者伤萧然。吁嗟此远村，谁知尤可怜!居民落日下，往往无炊烟。……土田喜赠人，宅舍时弃捐。无处不榛艾，有邻皆鸟鸢。……”诗人慨叹，不仅城市毁于战火，就连边远山村，也是断壁残垣，常常连一缕炊烟也见不到。诗人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展现了真实的荒凉，从城镇到乡村无一幸免地受到了战争的破坏，田地荒芜，民不聊生。

值得一提的是．吴嘉纪的诗歌成功地塑造了妇女群像。为妇女作传。她们饱受战争之苦，困苦死亡如影随形，身心具受摧残煎熬，为了孩子，忍辱偷生，坚强地活着。《挽姚母》“忆昔芜城破，白刃散如雨；杀人十昼夜，积尸不可数。伊谁蒙不戮，鬼妻与鬼女。红颜半偷生，含羞对新主。城中人血流，营中日歌舞；谁知洁身者，闭门索死所。自经复自焚，备尝杀身苦。”“鬼妻与鬼女”逃过了羞辱，因为她们选择了以死抗争，而活着的，或“含羞对新主”，或“闭门索死所”。清军暴行丑行展露无疑。在《董妪》诗里，“门外积骸高。昏暮何西东?裹jlji,不啼，共人死人中。死人盖生人，尸血模糊红。……匍伏夜出廓，陇晴麦穗黄。麦仁采喂儿，烟火投村庄。”诗人描绘了一位老年妇女携东家儿逃难的情景。屡遭劫难的城市，使得百姓一直处于紧张中。一有风吹草动就心惊肉跳，妇女尤为担忧。1662年6月，扬州附近位于长江沙洲上的戎城瓜洲，收到警报，城中戒严，城外的亲人担心城内的女眷遇害，买通运送木石的船只。把她们偷带出来，结果困天热气闷，不少妇女憋死在船中。《难妇行》沉痛地记载了这件事，“江头六月举烽燧，东南风吹战艘至。官长首严出城禁，娇娃艳妇缩无地。愚者争向船舱匿，覆木覆石出水关。木下石下填人肤，日蒸气塞人叫呼。舟子耳闻眼不顾，往来逻卒逢无数。短蒿刺刺渐离城，岸上骨肉喜且惊。夫来挈妻父契女，开舱十人九人死。吁嗟乎，城外天地宽如此，此身得到已为鬼。家人畏罪不敢啼。红颜乱葬青蒿里。”战乱为祸之烈，妇女命运之苦．实在惊心动魄惨不忍言。妇女们面对无可奈何的战争和灾难，或死或逃，为了保护儿女，历尽艰险．真是“妇命如尘埃”。

吴嘉纪的诗歌。低沉吟唱着易代时，群雄逐鹿，生命如草芥的乱世悲歌。太多的人经历着太多的苦难，使他悲愤交加，“战马悲笳秋飒然，边关调起绿樽前；一从此曲中原奏，老泪沾衣二十年”(《赠歌者》)。“频年戎马迂儒贱，此日乾坤我辈穷。对酒乡心生月下，哭亲血泪落尘中”(《怀吴雨臣》)，句句如泣，字字血泪。如此诗人，如此诗歌，堪称“诗史”。

三、吴嘉纪诗歌的艺术特色

吴嘉纪诗歌“以诗为史”．因事主题，用自己的视角、语言和艺术手法来展现乱世离歌。当时的名人如汪楫、孙枝蔚等都给予很高的评价。汪楫《陋轩诗序》称其诗“古瘦苍峻”，汪懋麟《陋轩诗序》评其“五七言近体，幽峭冷逸，……自脱拘束。至所为今乐府诸篇，即事写情，变化汉、魏，痛郁朴远，自为一家之言”，孑l尚任《题居易堂文集屈翁山诗集序后》，则推他和屈大均、王士稹为当时三大诗人。可见，时人对他的诗风和诗歌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吴嘉纪的“诗史”诗，以写实性、意境的“幽冷凄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和叙事、白描的表现手法在其所有诗歌中成就卓然。

他“诗史”诗的写实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内容真实。因为作者终身布衣，生活在贫民中问．自己本身也时时受到兵祸困苦的威胁。诗中作者精心选择具有尖锐感情冲击力的辛辣题材。表现最触目惊心、最惨烈的百姓苦难图景。二是形象真切。读野人诗，如见其所见。太阳底下乘凉的灶户，在扬州大屠杀中以生命捍卫自己尊严的李家娘，《临场歌》里巧立名目向穷苦炉户追逼赋税，使穷苦盐丁卖儿鬻女，无处诉冤的政府官吏，……这一系列的形象，虽时代相隔久远，我们读其诗时，一个个受压迫受苦难的灶户、盐民、妇女形象还是跃然纸上。三是感情真挚。其诗虽直率质朴．不事雕琢，但对社会底层民众的同情之真切，对政府官吏讽刺之辛辣，对社会现实揭露之透彻，真可用“琵琶声停欲语迟”，“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自居易《琵琶行》)来形容。人们称赞其诗多从肺腑流出，“字字人人心腑，殆天地元气所结”(潘德舆《养一斋诗话》)。

著名诗歌篇（2）

------深切缅怀著名农民诗人李强华老师逝世十周年

李景宁

他总低着头，盯着脚下的土地，默默地凝思。一个人的价值，不能用金钱的多与少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大与小，就看怀念他的人多与少。2004年春至今，著名农民诗人 李强华老师不知不觉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十年来，每当我走近钟楼，眼前就常常浮现出他戴着帽子，穿着布鞋，腋窝夹着书籍，与我说完话，顺便给几张报纸后，匆匆忙忙远去的身影。诗星远去忽十春，文苑空空忧我心。一生磊落笑灿烂，半世光明诗等身。歌谣诗文畅大志，故事真情写清纯。一座丰碑诗乡耸，泥土芬祭忠魂。他曾默默地奉献，满怀深情望着大地，掬一杯甘甜的涝水，凝望终南山，吟着歌谣说：我爱你，生我养我美丽的家园。今天，他依然活在我们心中，闪着金灿灿的光芒。

著名农民诗人李强华老师，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歌谣学会理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陕西省音乐文学学会理事、陕西农民诗歌学会副会长，户县2至9届政协委员、户县作家协会首任主席，户县画乡诗社首任社长、户县关工委委员。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出版诗集《养猪好》、《李强华诗选》、《锄头底下开诗花》、《牧归》等。

他勤奋写作的优良精神值得永远学习。他是勤奋的秦川牛，来自耕耘的清晨，不停地摇动着尾巴，自己鞭打自己。他多次说：只有多写，才能会写，才能写出好作品。最近，在整理他的手稿时，我才发现他说的和做的是一致的。他几乎每一天都在读书，观察，写作，有时常常一天几篇，几首。一天的所见所闻，都会用笔真实的记录下来。他说：写作没有捷径，功夫不负有心人。是的，他写了一万多首诗歌，发表了3000多首诗歌，还有上百篇文章，都凝结着他辛勤劳动的汗水和心血。他说：数量很重要，质量是建立在数量的基础上的。这句话，至今说给青年人，恐怕都觉得太教条，太机械，太呆板了吧。其实，当初他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和成功，这与他刻苦勤奋努力是绝对分不开的。在繁重的生产劳动之余，他能够利用一切休息时间坚持创作，这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今天，都是难能可贵的。李老的一番番话，语重心长，对我十几年的诗词、楹联、小说、散文方面等创作影响很大。他说过：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话虽然很简单，但是很质朴，对于初学写作的人无疑是动力和法宝。他说：你没有背景，投稿很难，只有写出好的作品才能发表，同时，还要多投稿，多看人家报刊的稿子写什么，你就投什么稿，要注意季节、节日、社会形势，毛主席说，要打有准备之仗。他的勤奋写作精神常常激励着我。上世纪九十年代，他的许多诗歌经常在《农家信使》《陕西农民报》等发表，其时我的好多通讯稿和诗歌和他常常刊登在一张报纸上。他见到我常常称我：土记者。古语云：勤能补拙。几十年来，我的写作之路的确十分艰难，往往一切的一切都靠自己摸索，探索，艰难跋涉，勇往直前。客观地说：他对我的成长，创作经历十分熟悉和清晰。正因为有了李老的鼓励和期望，才使得我在写作的道路上比别人都下的功夫都多。既是没有发表，也是一种历练。在屡次投稿失败的历练过程中，我常常能够静下心来，寻找差距，于是渐渐缩小了与目标的距离，才有了自己的游刃有余的一套写作方法。对社会的敏感和愤青思想，不会关照自己和八面玲珑明哲保身，只知道追求现实主义，不可避免影响了和形成了自己创作风格和文学审美价值观。现在陕西社科院工作的恩师孙立新先生，是一个治学十分严谨的人，他对李老十分尊敬和尊重，并且评价十分高，望我一如既往学习他的老黄牛精神。他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自学能力和天赋超人。现在我慢慢悟出，这些成绩都是他勤奋努力的结果。那个时代，比李老文化程度高，也十分热爱诗歌的人并不少，但是成功者寥寥无几。因此，“勤奋”二字将永远是文学作者不可忽视的经验。

他好施乐善的优良品质值得永远学习。生活创作总是那么坦然，心地胸怀总是那么慈善，待人做事总是那么宽容。一次到李老家里请教，他会端来梯子，上楼取下几本旧书，主要是诗歌和新闻方面的，拍拍尘土，笑着说：拿去看看，我老了，现在已经没大用处了。2000年左右，西郊村有乡党因登三轮车拉人、贩菜违反交通规则车辆被扣，他常常亲自骑着三轮车来找我，只见把三轮车放到院子树下，来到我办公室说：某某家里可怜，孩子念书，老人久病，经济困难，需要照顾。对于说情，常常从中通融，设法解决。一次送他出大门，我说：以后西郊乡党有什么事情打个电话就行了，不用亲自来。后来，常常有西郊的乡党和诗歌爱好者拿着他的纸条，来找我通融车辆违章的事情。我帮过忙的这些乡党们，多半家庭是十分困难的。李老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事情找过我，我从他对待乡党的事情上，看到了那种急人所急，解人所困，乐于助人的悲悯情怀。几次见到李老，他为我的工作与命运唉声叹气，同时嘱咐我要坚持，坚韧，坚强，并自强，自信。现在想起他的关怀话语，我眼睛常常酸酸的，有许多话就会堵在心头。他乐善好施的故事常常感动着我，他讲某作者来县城给娃买药钱少了，自己给了十元钱。某作者爱打麻将，媳妇意见大，他就批评叫赶紧改了，省得老人操心。村里某人沾染上坏毛病，自己说了几句还把人得罪了。他的诗歌字里行间，和生活中的他一样，对于他人的事情都十分关心，往往心直口快，替别人着想。他门前西边不远处有个幼儿园，一次他送我出门，对我说：幼儿园老师很辛苦，管小娃劳神很多，工资也不大。他常对我说：中午吃饭就过来，你姨做的擀面非常好吃。记得在他家里曾吃过擀面、烩饼、煎饼、搅团鱼鱼、菜疙瘩，至今想来觉得温馨、温暖、幸福。我们常常坐在院子的刺玫花架下，喝着茶，聊着诗歌和文学的话题之外，还涉猎国家一些大事。他曾说：国家穷了，就被人欺负，这与农村的一些事情是一样的，人要活得滋润、幸福，就要自我强大，自古就是这个道理。期间，我用照相机给他照过几次像，他最喜欢坐在门前那张笑着的照片，因为有他喜欢的小狗。一次，大概2002年国庆节后，我和李老师在院子正读着他新创作的一首诗，张垦老师来了，他忙起身说：坐，最近忙什么 张垦老师说：现在与老伴在县上专门给孙子做饭。他对我说：他们是老朋友了，还要了张垦的电话、地址，接着就说起那些陈年旧事。他广交文友，广结善缘，朴朴实实的为人处事风格和家风永远值得我们效仿。

他朴素敦实的优良传统值得永远学习。从1999年冬直到2004年春，我近距离聆听了他的几多心声。走近李老，他待人热情，朴素敦厚，实实在在。在他的家里，他常对文友笑着说：我和景宁是忘年之交。听到这句话，我心里常感到无比幸福和温暖。他的伟大人格魅力就在于没有架子，没有私心，对待任何人都是坦诚的、直爽的。我曾经问李老：电视、报纸宣传说你“三快”，有这么回事吗？他爽朗一笑说：吃饭快、走路快、说话快不假，我还有几块，比如写作快，投稿快，发表快，还有在地里干活劳动快，办事快，这些习惯也好也不好，快了往往容易出错，出乱子，现在写诗歌，还得好好改改，才敢寄出去。他做事风格很朴素、很敦厚、很大度，对待别人对自己的不尊不敬，曾对我说：我年龄大了，精力不济，忘性越来越大，说话办事经常犯错，文学上的事情还是让年轻人干好，都是为社会做贡献，都会老的。一句“都会老的”令我惊讶，他居然包容了要是放在别人都不能包容的事情。一次，我让他口述诗歌创作历史，他十分高兴，为我讲述了许多许多。他还强调说：有些是是非非的问题，知道就行不要写出来，因为站在任何人的角度，都有自己的一番道理，所以要团结向前看。后来，这篇记录他创作历程的5000多字的文章发表了，并收录在他三周年纪念文集中。从李老现存的照片资料中，我们依稀能看到他朴素、敦厚、仁慈、豁达、幸福的形象。因为他有着朴素的仁本思想和悲悯情怀，所以也铸就了他著名泥土、农民诗人的丰功伟绩。言为心声，诗抒情，亦言志。一个人的成功，无不与他出身与思想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著名农民诗人这个桂冠于他是无愧的。农民诗圣这个称谓于是我发自内心的赞誉。他虽然已经作古十年，但是音容笑貌依然还存留在许多诗友们的心中。其朴素敦实的优良传统，常常感动并指引着我们前进。桃花年年皆相似，人面年年不相同。其实，他并没有走远，李老是永远的人民诗人。

记得2002年某天，户县文化界在地税局六楼举办文学讲座，李老很准时，早早地到了，坐在领导席。一会儿，陕西作协主席陈忠实等鱼贯而入，陈主席为大家作完报告，主持人请李老讲话，他站起来拿着话筒声音依然洪亮，富有激情地说：生活是文学的源泉，作为作家要深入生活才能写出好的作品，我希望户县的作者向作家路遥学习，我盼望户县出第二个路遥。会结束了，好多人争抢着与陈忠实主席照相。李老站起来就走，见了我说：你赶紧去照相，机会难得。我笑了一下，和他走出会场。下了楼我说：李老师，陈主席在，你怎么说要大家向路遥学习。李老笑了说：我崇拜路遥，我就这样说，没事的。后来，在户县文化界几次会上，李老仍然号召大家向路遥学习。至今，我渐渐地才明白他对路遥崇拜的原因。首先是路遥的小说《人生》《平凡的世界》感动了他。其次是他眷恋和关注农村题材，希望写出农民的喜怒哀乐。三是渴望户县文学事业再次崛起，诗歌文化事业再次振兴和腾飞。

他的辉煌成就和优良典范值得永远学习。纵观古今诗人作家英雄榜，静思群星灿烂的文化长空，依然值得我们怀念的诗人、作家并不多。李老至今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人来缅怀，事实说明了他的伟大和不平凡。他离开我们十年了，三周年时，陕西诗歌界和户县文化界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之后，其毫无争议、理直气壮、光明磊落地走进了户县的名人馆。李强华老师是陕西农民诗歌的开拓者，第二代领军人物。自1956年起直至离开我们，半个世纪里，他利用业余时间，写下了大量讴歌社会主义建设、劳动人民喜怒哀乐、生命与壮美理想的诗文，现保存下来的就有10000多首。他为户县创建中国诗词之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户县诗画之乡文化事业的开拓、播火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人才，为户县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事业发展，前赴后继，鞠躬尽瘁。他的丰功伟绩已彪炳史册。最近几年出版的《户县志》、《户县文史大观》、《中国对联集成陕西卷户县分卷》等书，记载了他的光辉业绩。党永庵、赵昌济等著名诗人写他的怀念文章在《陕西日报》《西安日报》《金户视野》等报刊相继发表，激励了一代又一代诗歌新人。2009年3月5日，户县被中华诗词学会授予“诗词之乡”，他的名字再次被人们谈起，并在诗词之乡专题片中被赞誉和闪耀，被更多的人记起和感念。历史不该忘记：1983年春，李强华、赵昌济、章立、古泉、石侃之五人发起，创立了户县画乡诗社。2002年春，焦万利、方永利、任照华、刘勇、李景宁五人发起，创立了户县上林苑诗词楹联学会。千年古邑户县大地两朵文艺奇葩相映成辉，闪耀着熠熠光芒。如今，李强华老师已经作古，户县已经成为“诗词之乡”“楹联之乡”，我们依然怀着崇敬的心情向为户县诗歌文化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们致敬、鞠躬。

在当今声色犬马，纸醉金迷，金钱至上，规则横行，欺上瞒下，混淆是非，歪曲真理，厚黑无耻，世风揪心，人情淡薄，世态炎凉需要矫正的今天，偶尔收到李老的战友即中国著名校园诗人初红老师的一封来信，或者看到中国著名诗人党永庵先生的文章，顿然感到神清气爽，心旷神怡，浑身劲是力量。在反帝反封建，追求真理几十年的今天，像林昭故事这样的事实结局，不得不叫人觉得滑稽可叹。社会需要正能量，像我这样没有背景全凭自己拼打的下里巴人，在户县这个小地方，能得任何人人一点滴恩惠，就感到满足和幸福。静心拷问自己的良心，常常无可奈何地感叹自己是多么的渺小。为此，常常感念命运之中遇到了好心人，在此不必赘述了。在你争我斗，礼义仁智信和温良恭俭让需要重新提起倡导的今天，诗歌的殿堂依然神圣，诗人的梦依然风采奕奕。十三朝古都西安京畿之地户县的诗歌春天已经来到，愿更多的诗人们踩着李老的诗歌之路奋勇前进，乘胜前进，为诗乡户县的天空添一抹红，，，，，，。

赞曰：诗圣英名环宇照，人生不悔赋真言。

千秋锦绣铺碧野，万里峥嵘继圣贤。

著名诗歌篇（3）

正如波兰国家作协主席、著名诗人马雷克・瓦夫凯维奇所做的评价：“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是东方的一个创举，它把关注自然和环境作为了一个重要主题，特别是选择了一个全世界都关注的特殊地域，作为诗歌节的永久举办地，同时，它还是一个让不同文化背景和的诗人，理解差异性文化和差异性地理的最好去处。它是世界的高地，能给不同种族的诗人们带来无限的灵感。大量的文物古迹已经证明，这里是人类文明的最早发源地之一。”

可以说是历史奇迹般地选择了青海，也可以说是青海选择了这一历史性的机遇，作为一个刚刚创立就被普遍认同的国际性文化品牌，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已经以它特殊的地域载体、新颖的时代创意和深刻的诗歌文化内涵，毫无愧色地载入当代国际诗歌和中国文化发展史册。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已经成为继波兰华沙之秋国际诗歌节、马其顿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诗歌节、德国柏林诗歌节、哥伦比亚麦德林国际诗歌节之后，又一重大国际诗歌节。

以“人与自然――多元文化的共享与传承”为主题的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不仅高品质、高质量地完成了它全部的议程和各项任务，更为重要的是，它就像一条连接过去和未来、连接东方和西方的文化链条，它既延续着青藏高原悠久的各民族古老文化，又通过这个平台，为复活这个世界神奇的诗意梦想注入了新的活力。

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的创立和成功举办包含着以下几点重要因素：1、在世界范围内，诗歌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然是人类精神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在世界进入后工业化和信息爆炸时代之后，人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对机器和技术的过分依赖，为此我们不得不思考和重建人类的精神世界，而诗歌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和它永不衰退的感召力，必将在人类的精神复兴中承担起一份光荣的职责。2、一个有着悠久诗歌传统的中国，一个开放的、发展的、民主的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国际诗歌节。这个国际诗歌节，既是当代中国软实力建设的一个标志，也展示了古老灿烂的中国诗歌文化对世界的强大魅力。3、当代世界正迎来一个相互理解和协作对话的时代，青海是多种文明沟通交流、兼容并蓄、多元繁荣的典范，又是多种宗教和谐共存的地方，而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立足于这样一方乐土，恰恰为不同文明提供了交流和对话的平台。4、青海有着伟大的诗歌传统，这里是全世界最长的、并且是活形态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的诞生和传播地；实际上，这片由海洋中诞生的高原，从它面对人类之日起，就从未改变过它诞生激情和创造梦想的作用，它也必将给今天的诗歌之魂注入无穷的力量。5、青海湖既是这个世界上以天然洁净著称的高原大湖，更是一个被神圣化的人类精神载体，用它的名字命名国际诗歌节无疑就充满了象征意义，那就是诗歌永远是滋润人类生命的雨露和照耀人性的光芒，永远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交流对话的纯洁话语。

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只有短短的几天，但是中外诗人植根于自己丰厚的文化传统，面对青藏高原放声歌唱，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这是第一次全世界众多诗人以诗意的目光共同关注青藏高原这片净土。诗歌节组委会已经征集、翻译、编辑了部分作品，不久将结集出版。这部诗集无疑就是那些“无限灵感”的结晶。在首届诗歌节期间，组委会出版了参加诗歌节的中外诗人的作品集《通往世界的门扉》，以求借助诗人的目光了解世界的多彩；把这些诞生于高原沃土的诗篇命名为《最后净土的入口》与之呼应，以期透过诗人的目光展示高原的魅力。不论他们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具有什么样的审美情趣、立足什么样的文化根基，诗人们都在此履行了他们在《宣言》中的神圣承诺：“我们将以诗的名义把敬畏还给自然，把自由还给生命，把尊严还给文明，把爱与美还给世界，让诗歌重返人类生活！”

在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取得成功的基础上，青海省政府决定2009年8月在青海省举办“第二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第二届“诗歌节”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中国诗歌学会主办；青海省文化厅、青海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青海省广播电视局、青海省新闻出版局、青海省旅游局、青海湖景区保护与利用管理局、青海省文联承办。诗歌节的主题是：“现实和物质的超越――诗歌与人类精神世界的重构”，举办时间定于2009年8月7日――10日。本届诗歌节将邀请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200位中外诗人赴青海参加诗歌节的相关活动。诗人的文化背景更加多样，涉及地域和语言的覆盖面更为广泛。由组委会统一设计印制中、英文两种邀请函，按照组委会确定的邀请范围，分别由中国诗歌学会和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组委会负责发出邀请。

第二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有多项重点活动，包括开幕式暨高峰文化论坛、诗人采风创作、青海湖诗歌墙揭幕仪式、小型诗歌朗诵会、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颁奖、诗歌音乐演唱会等。

1.开幕式暨高峰文化论坛

8月7日，在西宁青海会议中心，举办以“现实和物质的超越――诗歌与人类精神世界的重构”为主题的高峰文化论坛。论坛将与开幕式有机结合；届时由青海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和中国诗歌学会等有关官员出席并致开幕词；组委会负责人将作论坛主旨报告；中外著名诗人代表发言，按照国际会议惯例，进行现场同声翻译。

2.青海湖诗歌墙揭幕仪式

本届诗歌节将在青海湖畔修建一座长25米、高5米并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诗歌纪念墙，将青海湖诗歌宣言、诗人签名及荣获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诗人肖像一起镌刻在青海湖诗歌墙上，届时将举行隆重的揭幕仪式，这对于打造诗歌文化品牌具有重要的意义。

3.采风创作活动

诗歌节期间将组织中外诗人，以环青海湖地区为重点，进行采风活动；以青海为创作背景，以青海人文历史、自然景观和人民生活为主题，激发诗人的创作热情。

4.小型诗歌朗诵会

为充分抒发诗人的情感，诗歌节期间将多地点、多方式、有组织的举办多场小型诗歌朗诵会，广泛进行文化交流与对话，让所有来青海的诗人代表都有展示自己的机会。

5.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评奖

组委会届时将聘请13位文学诗歌界专家组成金藏羚羊国际诗歌节评奖委员会，其中8名中国专家，5名外国专家，专家评委是既有代表性，又有公信力并在国际诗界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学者。通过多轮严密推荐筛选评定，最后评选出一位世界普遍公认的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获得者。组委会将设计安排隆重的颁奖仪式，获奖者本人届时将来青海到会领奖。

6.音乐诗歌演唱会

09年8月10日在西宁举办“青海――生命与自然的颂歌”大型音乐诗歌演唱会。届时邀请国内著名的朗诵艺术家,与省内文艺工作者联袂奉献一台高质量的音乐诗歌演唱会，诗歌朗诵篇目精选赞美青海的优秀诗歌作品，并伴以歌曲、音乐、舞蹈等形式，充实和丰富音乐诗歌朗诵会内容。演唱会以青海高原为背景，以生命与自然的和谐交融为主题，节目创意、策划和节目编排都着力体现时代性和诗歌艺术的特点。

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作为一个双年节（每两年举办一届），今后将如期举办，每届将会有各不相同的特点。09年第二届诗歌节将呈现出这样一些更为突出的亮点：首先，本届诗歌节以“现实和物质的超越――诗歌与人类精神世界的重构”为主题，更加关注诗与社会、生活和人类的精神的关系，把关于诗的思考引向深远的意境，所以开幕式的论坛上将会有很多精彩的演讲值得期待。第二，第二届诗歌节邀请了更多国外著名诗人，地域和语言的覆盖面更广泛，更具有代表性，他们的声望和成就将进一步提高诗歌节的品质。第三，将举行青海湖诗歌纪念墙揭幕仪式。青海湖是最有诗意的境地，在这美丽圣洁的青海湖畔，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庄严诞生了“青海湖诗歌宣言”。青海湖诗歌纪念墙将以高原文化传统中最为神圣的形式，铭刻诗的庄严和诗人的心声，记载历届诗歌节的风采。第四，本届诗歌节将首次评选颁发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藏羚羊是世界珍稀物种，被誉为“高原精灵”，自由而美丽，这正是诗歌精神的绝好象征。这是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的最高荣誉。这个奖项将会持续下去，今后每届都会评出一位获奖者，并将其肖像、简历等铭刻于诗歌墙。

大美青海，风华绝代青海湖，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到青海观光旅游，到青海感受高原的人文历史和自然之美！

（本文图片由青海日报杨展望提供）

青海湖国际诗歌节

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评委会成员名单（按中文笔画排序）

南尼・巴莱斯特里尼 （意大利）

叶廷芳 （中国）

刘宪平 （中国）

吉狄马加 （中国、评委会主席）

雅克・达拉斯 （法国）

张同吾 （中国）

张清华 （中国）

树才 （中国）

安东尼奥・科利纳斯 （西班牙）

赵振江 （中国）

高兴 （中国）

托马斯・萨拉蒙 （斯洛文尼亚）

罗伯特・孔・戴维斯-翁蒂亚诺 （美国）

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评委会成员

巴莱斯特里尼

南尼・巴莱斯特里尼（Nanni Balestrini），意大利著名诗人、作家。1935年生于米兰。他是“六三社”重要成员。曾长期致力于艺术形式的创新，写过“视觉诗”、“电子诗”、“录音带上的诗”等各种先锋派实验作品。主要诗集有《垂悬的石头》（1961）、《如何行动》（1963）、《其他手续》（1965）、《我们可是要另做一个》（1968）、《轻松的民谣》（1975）和《尼克蒙特小姐的叙事诗》（1980）等；除诗歌外，他还从事小说创作，代表作品有纪实性长篇小说《暴力色彩》（1976）和三部曲《伟大的造反》（1999）等。

叶廷芳

叶廷芳，著名学者、翻译家。1936年生于浙江衢州市。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1964年调入中国（社科）科学院外国文学所，先后任文艺理论研究室副主任、中北欧文学研究室主任。主要著作有《现代艺术的探险者》、《卡夫卡――现代文学之父》、《现代审美意识的觉醒》、《美的流动》等7部；编著有《论卡夫卡》、《卡夫卡全集》、《20世纪艺术精神》、《外国经典名著选》、《外国百篇经典散文》、《世界名家随笔金库》等30余部；译著有《迪伦马特喜剧选》、《溺殇》、《卡夫卡读本》等。

刘宪平

刘宪平，著名翻译家。1954年生于北京。198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曾在莫斯科大学语文系进修。1985年起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负责人，欧美同学会会员，俄罗斯作家协会名誉会员，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代表，他还担任全国对外友协、中俄友协、中阿友协理事。从事俄苏文学翻译，迄今已发表翻译作品150万字。译著主要有《母亲的心》、《国际女郎》、《阿富汗战争的悲剧》、《手提箱》、《我们一家人》、《模仿者》等。1991年和1992年先后获得戈宝权青年文学翻译奖和彩虹翻译奖（此奖已并入鲁迅文学奖）。

吉狄马加

吉狄马加，著名诗人、作家。彝族。1961年生于四川大凉山。原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现为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中国诗歌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第十届政协委员。一级作家。作为具有广泛影响的一位国际性诗人，已在国内外出版诗集近二十部，其中诗集《初恋的歌》获中国第三届新诗（诗集）奖，诗集《一个彝人的梦想》获中国第四届民族文学诗歌奖。多次获得中国国家文学奖和国际文学组织机构的奖励。2006年被俄罗斯作家协会授予肖洛霍夫文学纪念奖章和证书。同年，保加利亚作家协会为表彰其在诗歌领域的杰出贡献，特别颁发证书。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日、西班牙、罗马尼亚等多国文字。曾多次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和中国青年代表团参加国际活动。2007年创办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并任诗歌节组委会主席。

达拉斯

雅克・达拉斯（Jacques Darras），法国著名诗人、翻译家。1939年生于法国芒什海峡附近。现为毕卡迪大学名誉教授，教授英美诗歌。他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诗歌和诗歌的翻译工作中。从1988年起创作一部长诗《梅河》，诗题取自法国北部一条河流。1978年创办诗歌刊物《今日》，2001年参与创办诗刊《今日诗歌》并任主编。他翻译过惠特曼、庞德等众多英美诗人的作品。散文作品有：《谁在谈欧洲？》、《我们都是德国浪漫派》、《我们生不是为了死》、《岛屿看守地平线》等。2004年获阿波利奈尔诗歌奖；2006年获法兰西学士院诗歌大奖。

张同吾

著名诗歌篇（4）

在《诗歌鉴赏中的文体不辨之误》一文中，作者指出：“所谓文体不辨之误，指的是在阅读鉴赏活动中，没有区别出不同文体的不同特点，以一种文体的特征和标准去打量另一种文体的作品”；而在《诗歌的限制性与屠岸的“十四行”写作》中，作者又有“每一种艺术，都有其形式的属性或限制性。诗歌就像绘画、戏剧一样，是一种具有明确的限制性的艺术。诗的限制性是来自诗的基本规范的要求”的论述。可见，对于诗歌批评鉴赏的“限制”与“极限”，杨志学是深知其中三昧的。为此，他总是期待或曰坚守诗歌批评鉴赏的“间离之道”――“说到底，诗歌是对现实的疏隔和陌生化处理。必须寻找恰当的距离，展开诗思的翅膀和审美的观照。诗歌的姿势、张力、新奇感、神秘感、现代感等等，均由此产生。”著者以此展开自己的批评空间，而诗歌的“间离之道”本身就体现为因地制宜之后的“审美观”，如“陌生化”的审美趣味等等。

由“审美的观照”角度，进入诗歌的品评、鉴赏层次，杨志学在品评一首名作的结尾时，发掘其“奇妙的意象组合”；而从台湾诗人非马《鸟笼》的形式中，他又读出了“解放鸟笼”的意义。这种关于文本形式及其意味的判断，都建立在带给读者的“审美感受是难以言尽的”和“陌生化效应”的前提之上。以此综观该书“第三编・诗作赏评”部分，我们领略了作者在其审美观作用下的个性化操作。他以文本细读的方式“拆解”了诸多名篇佳作，如书中的《悬崖边的爱情》《韩东是个好厨师》《为自己的心灵歌唱》等文，均体现了著者的趣味。而在《〈诗经・东山〉试析》《秦罗敷：汉代那最美的女子》《〈陌上桑〉中女主人公的身份问题》《唐诗五首品读》以及《普希金与中国诗人》等个案研讨中，作者又为我们带来了一种“跨文化的视野”。

顾名思义，这部《诗歌：研究与品鉴》包含着两个主要部分。即使作者出于分类的需要，将专著分为“诗学涉笔”、“诗界人物”、“诗作赏评”三编，但显而易见，前两部分容易被划入“研究”的范畴，而第三部分更易被理解为细读与品鉴。按照“结集”的常见形式，《诗歌：研究与品鉴》同样是一个经年累积的过程。这种跨度较大的文章集合，生动地体现了作者所走过的学术道路、研究中的开阔视野，以及批评的个性和目的性。

著名诗歌篇（5）

游吟诗人也叫游唱歌手，游唱诗人。游吟诗人的出现有特定的时代与历史文化背景。究其根源是为十字军的尚武精神与骑士风度衍生的音乐表现促成其音乐的形成与发展的。他们皆不是流浪汉，尤其在早期，皆是上层人物、王侯、贵族。游吟诗人写出作品后，自己并不演唱，而是让那些漫游的音乐家、艺人替他们演唱，以传播他们的音乐作品。

游吟诗人最先出现在法国南部的普罗万斯，称为Troubadours。当时使用的是南部的方言奥克语而创作的。最早的一位游吟诗人是博瓦图的伯爵威廉九世(1087—1127)。而最著名的一位是贝尔特朗(约1180—1195年行唱，死于约1215年)，此外著名的游吟诗人还有：玛尔卡布吕、贝尔那、兰博、发第等。南方游唱诗人的歌曲至今尚存246首，诗词约2600首。在法国北部的游吟诗人称为Trouveres。他们是使用北方的方言奥依尔语(日后演变为现代的法语)而创作的。著名的有狮心王理查(1199年卒)、布隆岱尔、奎斯尼(1150-1226)、白弄得(1150-1200)、亚当等，而其中亚当是北部最著名的游吟诗人，他曾作有歌唱戏剧《罗宾与马丽翁》，被后人视为歌剧的先驱。北部游唱诗人的作品尚存至今的较多，曲调约1400首，诗词约4000首。法国南部与北部的游唱歌曲保存于手抄本歌集内(Chansonniers)，歌曲的记谱法多使用格里高利圣歌的记谱法。歌曲曲调的节奏是视诗词的节奏而定的，曲调的进行较自由和主观。

游吟诗人所写的诗种类很多，体裁多种多样，如：1．Canso，即爱情诗歌，由于贵族王公追求“骑士风范”，故此题材居多。2．Sirventese，即讽刺诗，多用熟识的曲调配合。3．Pastourelle，即牧人歌曲，多用对话形式写成。4．Aube，即唤醒恋爱者之歌。5．Tenso或Jeu-padi，即两人或三人交谈的诗歌。6．Chansondegeste，即战争歌曲。乐曲结构的形式有以下几种：1．祷文式(Litang)：战争歌曲属此式。2．轮唱式(日ondel)：舞曲类型的轮旋曲，重复诗歌、叙事歌均使用此曲式。3．继抒咏式(Seqentia)：一种悲忧的歌曲、诗曲和一种舞曲，埃斯坦匹达使用此曲式。4．赞美歌式(Hymni)：歌曲、齐拍歌曲和一种环舞歌曲采用此曲式。

游吟诗人创作歌曲的音乐特点是乐节完整，段落分明，节奏清楚，调式终止明显。音乐的节奏以诗的韵律为基础。诗的韵律，例如抑扬格的配置，则构成了歌曲的曲式。法国游唱歌手最常用的乐器是“维沃尔”(Viole)，这种弦乐器是提琴的祖先，有时也用“竖琴”(日otta)作伴奏。游吟诗人所演唱的歌曲多种多样，丰富了世俗音乐的题材与体裁。

二、爱情歌手的出现促进了世俗音乐的发展

游吟诗人的创作形态于12世纪传人德国并影响了贵族们世俗音乐的创作，从而使那里诞生了“爱情歌手”。爱情歌手虽大多数是贵族和骑士，但与“吟唱歌手”不同，他们的作品不是交与流浪艺人演唱，而是自己来演唱。爱情歌手的艺术繁盛期是在?3世纪。我们可以在R．斯特劳斯的歌剧《贡特拉姆》中欣赏到他们当年的身姿。著名的爱情歌手有亨利、尼达、瓦尔特等，其中最著名的是瓦尔特，他从1187年开始创作，被公认为是德国真正的艺术家。

爱情歌手的记谱法与游吟诗人一样，也采用了格里高利的记谱法，其节奏也是根据诗的韵律而来的。作品篇幅较长，形式讲究，歌词无大的意义，曲体上最常见的是两个诗段(Stollen)用同一旋律演唱，收尾段用另一个旋律(Abgerang)，形成AAB的曲式，后来的AABA形式，是在最后又重复了前面的诗段旋律，因而显示了ABA曲式的趋向。逐渐向我们认为完美的音乐形式贴近。

在14世纪，一些城市的爱情歌手组织了自己规章严格的行会组织，它不仅是训练歌唱的机构，而且有自己的艺术评定等级规定。他们关于等级的规定是这样的：“识谱不太熟悉的人，叫学徒；识谱熟练的人叫学友；会唱五六首歌曲的人叫歌人；为曲调制作词句的人叫诗人；创造曲调的人叫师傅。”其中能创造曲调的人——师傅(后来发展成名歌手)算是造诣最高的。

“爱情歌手”整整活跃了3个世纪，到14世纪前半叶，逐渐衰败，骑士阶级的遗产由中产阶级的市民承继下来，无论在法国和德国，当游吟诗人与爱情歌手越来越多的在有教养的中产阶级市民而不是贵族为主的阶层中流传时，名歌手作为爱情歌手的继承者应运而生。

名歌手不是到处游荡，而是有组织的机构。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师傅即名歌手。

他们的音乐被称为“Meistergesang”，皆按照严谨的法规来创作，曲式多为分段式，主要的名歌手有刚拉·纳狄高、史巴定·威狄、亚当·布治文、汉斯·萨克司。汉斯·萨克司的生平被瓦格纳作为他的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的题材，从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这些人的生活和组织情况。“骑士音乐”这种世俗音乐发展到名歌手时代，伴奏乐器不仅有提琴、竖琴和轻便的风琴，而且还有肖姆管(双簧管的前身)、铃鼓、琉特琴、古提琴、拨弦扬琴、小号、竖笛、横笛等等。这些骑士音乐多半是自弹自唱的民谣，但也不乏演唱与伴奏者的合作。

三、民间歌谣的出现促进了世俗音乐的发展

在起初，世俗的歌曲和宗教的歌曲是分不清的。它们的调性、旋律的进行方式都很相似，常常用同一旋律，用来唱两种不同性质的(宗教和世俗的)歌词，民歌的旋律是根据教会的旋律而产生是无疑的。可看出民间音乐与宗教的艺术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

在法国，流浪艺人的音乐体裁是声乐，首先是附伴奏的舞蹈性歌曲体裁，叫asso—nance，那些独唱的歌曲，既有叙事性的，也有抒情性的，其音乐风格结合了教会的特点和民间世俗的特点，虽然有些曲调和教会歌调相近，但由于在曲调中加进了许多装饰音，并使其更富于节奏感和舞蹈性，还有由重复诗节合并后几个字形成的副歌，这些都使之形成了与教会音乐截然不同的世俗音乐风格，这种结构可在欧勃利所著的《法国音乐最古的资料》中所举的一首牧歌中看到。在德国，它的民歌不像法国的民歌，它中世纪的民歌和上层阶级的歌曲相去不远，几乎可以说是全民的，无论王侯还是农夫，僧侣还是马夫，都唱一样的歌曲作乐。这样的歌曲反映着整个的社会生活，因此，它是美丽的，有力量的。其音乐多为表现喜悦情怀的，旋律简洁，结构匀称，节奏多变而有力量，歌曲的结尾由于感情的自由流露而生气勃勃。在当时的欧洲各国，民歌的题材大致是相仿的，总不外是乡村的爱情故事，青年妇女不满意她的丈夫，战争的回忆等等，充分体现了世俗人民的生活情况。

无论是游吟诗人，爱情歌手还是民间歌谣都充分体现了它们单声部音乐的魅力，在当时打破了教会音乐一统天下的“历史的沉闷”，发展了世俗音乐，为以后建立更丰富的和声的复音音乐而打下了基础，所以，中世纪欧洲世俗音乐的兴起，它的价值是不可估计的。

参考文献：

[1]张洪岛．欧洲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

[2]保·郎多尔米．西方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9．

著名诗歌篇（6）

游吟诗人也叫游唱歌手，游唱诗人。游吟诗人的出现有特定的时代与历史文化背景。究其根源是为十字军的尚武精神与骑士风度衍生的音乐表现促成其音乐的形成与发展的。他们皆不是流浪汉，尤其在早期，皆是上层人物、王侯、贵族。游吟诗人写出作品后，自己并不演唱，而是让那些漫游的音乐家、艺人替他们演唱，以传播他们的音乐作品。

游吟诗人最先出现在法国南部的普罗万斯，称为troubadours。当时使用的是南部的方言奥克语而创作的。最早的一位游吟诗人是博瓦图的伯爵威廉九世(1087—1127)。而最著名的一位是贝尔特朗(约1180—1195年行唱，死于约1215年)，此外著名的游吟诗人还有：玛尔卡布吕、贝尔那、兰博、发第等。南方游唱诗人的歌曲至今尚存246首，诗词约2600首。在法国北部的游吟诗人称为trouveres。他们是使用北方的方言奥依尔语(日后演变为现代的法语)而创作的。著名的有狮心王理查(1199年卒)、布隆岱尔、奎斯尼(1150-1226)、白弄得(1150-1200)、亚当等，而其中亚当是北部最著名的游吟诗人，他曾作有歌唱戏剧《罗宾与马丽翁》，被后人视为歌剧的先驱。北部游唱诗人的作品尚存至今的较多，曲调约1400首，诗词约4000首。法国南部与北部的游唱歌曲保存于手抄本歌集内(chansonniers)，歌曲的记谱法多使用格里高利圣歌的记谱法。歌曲曲调的节奏是视诗词的节奏而定的，曲调的进行较自由和主观。

游吟诗人所写的诗种类很多，体裁多种多样，如：1．canso，即爱情诗歌，由于贵族王公追求“骑士风范”，故此题材居多。2．sirventese，即讽刺诗，多用熟识的曲调配合。3．pastourelle，即牧人歌曲，多用对话形式写成。4．aube，即唤醒恋爱者之歌。 5．tenso或jeu-padi，即两人或三人交谈的诗歌。6．chansondegeste，即战争歌曲。乐曲结构的形式有以下几种：1．祷文式(litang)：战争歌曲属此式。2．轮唱式(日ondel)：舞曲类型的轮旋曲，重复诗歌、叙事歌均使用此曲式。3．继抒咏式(seqentia)：一种悲忧的歌曲、诗曲和一种舞曲，埃斯坦匹达使用此曲式。4．赞美歌式(hymni)：歌曲、齐拍歌曲和一种环舞歌曲采用此曲式。

游吟诗人创作歌曲的音乐特点是乐节完整，段落分明，节奏清楚，调式终止明显。音乐的节奏以诗的韵律为基础。诗的韵律，例如抑扬格的配置，则构成了歌曲的曲式。法国游唱歌手最常用的乐器是“维沃尔”(viole)，这种弦乐器是提琴的祖先，有时也用“竖琴”(日otta)作伴奏。游吟诗人所演唱的歌曲多种多样，丰富了世俗音乐的题材与体裁。

二、爱情歌手的出现促进了世俗音乐的发展

游吟诗人的创作形态于12世纪传人德国并影响了贵族们世俗音乐的创作，从而使那里诞生了“爱情歌手”。爱情歌手虽大多数是贵族和骑士，但与“吟唱歌手”不同，他们的作品不是交与流浪艺人演唱，而是自己来演唱。爱情歌手的艺术繁盛期是在?3世纪。我们可以在r．斯特劳斯的歌剧《贡特拉姆》中欣赏到他们当年的身姿。著名的爱情歌手有亨利、尼达、瓦尔特等，其中最著名的是瓦尔特，他从1187年开始创作，被公认为是德国真正的艺术家。

爱情歌手的记谱法与游吟诗人一样，也采用了格里高利的记谱法，其节奏也是根据诗的韵律而来的。作品篇幅较长，形式讲究，歌词无大的意义，曲体上最常见的是两个诗段(stollen)用同一旋律演唱，收尾段用另一个旋律(abgerang)，形成aab的曲式，后来的aaba形式，是在最后又重复了前面的诗段旋律，因而显示了aba曲式的趋向。逐渐向我们认为完美的音乐形式贴近。

在14世纪，一些城市的爱情歌手组织了自己规章严格的行会组织，它不仅是训练歌唱的机构，而且有自己的艺术评定等级规定。他们关于等级的规定是这样的：“识谱不太熟悉的人，叫学徒；识谱熟练的人叫学友；会唱五六首歌曲的人叫歌人；为曲调制作词句的人叫诗人；创造曲调的人叫师傅。”其中能创造曲调的人——师傅(后来发展成名歌手)算是造诣最高的。

“爱情歌手”整整活跃了3个世纪，到14世纪前半叶，逐渐衰败，骑士阶级的遗产由中产阶级的市民承继下来，无论在法国和德国，当游吟诗人与爱情歌手越来越多的在有教养的中产阶级市民而不是贵族为主的阶层中流传时，名歌手作为爱情歌手的继承者应运而生。

名歌手不是到处游荡，而是有组织的机构。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师傅即名歌手。

他们的音乐被称为“meistergesang”，皆按照严谨的法规来创作，曲式多为分段式，主要的名歌手有刚拉·纳狄高、史巴定·威狄、亚当·布治文、汉斯·萨克司。汉斯·萨克司的生平被瓦格纳作为他的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的题材，从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这些人的生活和组织情况。“骑士音乐”这种世俗音乐发展到名歌手时代，伴奏乐器不仅有提琴、竖琴和轻便的风琴，而且还有肖姆管(双簧管的前身)、铃鼓、琉特琴、古提琴、拨弦扬琴、小号、竖笛、横笛等等。这些骑士音乐多半是自弹自唱的民谣，但也不乏演唱与伴奏者的合作。

三、民间歌谣的出现促进了世俗音乐的发展

在起初，世俗的歌曲和宗教的歌曲是分不清的。它们的调性、旋律的进行方式都很相似，常常用同一旋律，用来唱两种不同性质的(宗教和世俗的)歌词，民歌的旋律是根据教会的旋律而产生是无疑的。可看出民间音乐与宗教的艺术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

在法国，流浪艺人的音乐体裁是声乐，首先是附伴奏的舞蹈性歌曲体裁，叫asso—nance，那些独唱的歌曲，既有叙事性的，也有抒情性的，其音乐风格结合了教会的特点和民间世俗的特点，虽然有些曲调和教会歌调相近，但由于在曲调中加进了许多装饰音，并使其更富于节奏感和舞蹈性，还有由重复诗节合并后几个字形成的副歌，这些都使之形成了与教会音乐截然不同的世俗音乐风格，这种结构可在欧勃利所著的《法国音乐最古的资料》中所举的一首牧歌中看到。在德国，它的民歌不像法国的民歌，它中世纪的民歌和上层阶级的歌曲相去不远，几乎可以说是全民的，无论王侯还是农夫，僧侣还是马夫，都唱一样的歌曲作乐。这样的歌曲反映着整个的社会生活，因此，它是美丽的，有力量的。其音乐多为表现喜悦情怀的，旋律简洁，结构匀称，节奏多变而有力量，歌曲的结尾由于感情的自由流露而生气勃勃。在当时的欧洲各国，民歌的题材大致是相仿的，总不外是乡村的爱情故事，青年妇女不满意她的丈夫，战争的回忆等等，充分体现了世俗人民的生活情况。

无论是游吟诗人，爱情歌手还是民间歌谣都充分体现了它们单声部音乐的魅力，在当时打破了教会音乐一统天下的“历史的沉闷”，发展了世俗音乐，为以后建立更丰富的和声的复音音乐而打下了基础，所以，中世纪欧洲世俗音乐的兴起，它的价值是不可估计的。

参考文献：

[1]张洪岛．欧洲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

[2]保·郎多尔米．西方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9．

著名诗歌篇（7）

我是第一次看关于诗歌的名著。诗歌，在我眼里就是一种很无聊的文学，看这个简直是浪费时间。可是，在这个寒假，我抱着完成任务的心态翻开这本书，当我深入读进这本书时，最终看出所蕴含的哲理。

诗歌从古至今，是受人尊重的，因为诗歌是是随着历史的推移而沿袭下来的，我却是个例外，。我很讨厌诗歌，讨厌他的杂乱，讨厌它的深藏不漏。花时间去研究它的杂乱，还不如去坐着看一本刺激的小说。

不过，我要感谢冰心奶奶和学校的安排，是他们改变了我对诗歌的看法。我能从很多句子中感到冰心的诗歌的看法和吸引力：“青年人和！为这后来的回忆；小心着意地描你的图。”这是什么意思？这所蕴含的哲理是把握现在，创造未来。这哲理是多么深刻呀。

我对此上了瘾，我开始研究他们，从中得出结论。每得出一个，我会兴奋好一阵子的。比如这首诗：镜子——对面照着，反而觉得不自然，不如反转过去。哲理是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当你使用他时弄不清楚的话，不如反过来想想。我越来越感到冰心的诗歌的哲理性，他是一个哲学家。

也许就是这本经典名著，改变了一个人的观点，也正是这本经典的诗歌名著，才可以列入世界少年文学经典名著。

著名诗歌篇（8）

在一般读者眼里，普罗旺斯抒情诗似乎是普罗旺斯爱情诗的同义词。固然，爱情是普罗旺斯抒情诗最著名、最大的主题，但实际上普罗旺斯抒情诗的题材、种类是繁多的：

“情歌”，即普罗旺斯爱情诗，是普罗旺斯抒情诗中最重要、最著名的一种样式。不过这里之“情歌”与现今之情歌并非同义。在中古普罗旺斯语（奥克语）中“情歌”为“canso”，它主要抒写的是所谓的“典雅爱情”（amour courtois）――情人对贵妇的宫廷爱情。在现存的2500多首普罗旺斯抒情诗中，情歌大约有1000首，占总数的40%。“情歌”一般由40～60诗行组成，各诗节采用同一韵式，而且很多“情歌”最后都有一个“托尔纳达”来收束全篇。“情歌”诗人的重要代表有伯纳特・德・汪达杜尔、阿诺特・达尼埃尔等。前者的《当我看见云雀》是最著名的“情歌”之一，不仅情感真挚、诗意浓郁，而且音韵和谐、旋律优美：“当我看见云雀欢快地/用翅膀击打着太阳光，/因那涌入心中的喜乐/直至疲惫，昏晕而下降。/啊！一股巨大的嫉羡/就攫取了我――对眼见的任何欣悦，/我惊异我的心在那瞬间/为何没有因渴望而熔化……//唉，我本以为对爱知晓很多/但其实我对它知之甚少！/因为我不能自禁地爱她/她却从未好意相报。/我整个的心灵，我自己，/她和整个世界，都被她带走，/――当她把自己从我这儿带走时，/留给我的就仅剩渴念和一颗思慕之心……”（文中所引普罗

旺斯抒情诗均为笔者所译）。全诗用八音节诗体写成，每个诗节（除托尔纳达外）八行，韵式为ababcdcd，其音韵之和谐，诗意之浓郁，曾激起时人用4种语言为它填词传唱，从而成为中世纪旋律最美、最广为传唱的世俗爱情歌曲之一。

“感兴诗”（“sirventes”），普罗旺斯抒情诗的第二大种类，主要是处理政治、讽刺及说教性主题，在形式上和“情歌”没有多大区别，它们的区别主要是在内容题材上。“感兴诗”现存500多首，约占普罗旺斯抒情诗总数的21%。虽然数量上逊于“情歌”，但作“感兴诗”的诗人数量却远多于“情歌”诗人，因为几乎每个图巴杜都会留下一首或几首“感兴诗”。重要的感兴诗人有贝特朗・德・波恩、马卡布如、佩尔・卡迪纳尔等。波恩的《我多么高兴！当欢快的春天》非常著名，美国大诗人庞德曾将之译为英文。诗曰：“我多么高兴！当欢快的春天/带回鲜花和绿叶；/我真高兴！当鸟儿们的鸣啭/穿越树林，我听得/它们的欢快自在；/我高兴！当看见旷野上/安扎的帐篷和营房；/我真高兴！/当看见平原上列队成行/战士和战马，全副武装……”在诗中诗人抒发了对春天来临的喜悦之情，但这并非因为春天的美景，而是因为对他来说，春天是和战争联系在一起的，而战争则是他所好。诗中诗人直接对领主们发出号召：“男爵们！典当你们的/城堡、集镇和城市，/一旦战火在你们中间燃起！”诗歌情感的鲜明强烈，表达的简朴有力，使得战场的画面历历如在目前。

普罗旺斯抒情诗的第三大样式是“短诗”（“cobla”），现存近500首，约占普罗旺斯抒情诗总数的19%。“短诗”约兴起于12世纪90年代，13世纪中期达到繁荣；它一般由一至二个诗节组成，因其形式简单，内容单薄，而不受大诗人重视，亦未受到现代学者们的重视；但在当时它却备受社会各阶层的欢迎，大大发挥了诗歌的交流、批评、教育、宣传、娱乐甚至攻击的功能。著名的“短诗”诗人有贝特朗・卡波奈尔等。卡波奈尔，活跃于13世纪中期（约1252―1265），创作有十多首情歌，但他最为人们所知的是72首教诲主题的短诗。学者们在论及图巴杜的诗歌不仅仅是诗，而且必须有旋律相伴时，最常引用的“例证”即是卡波奈尔的一首短诗：“没有曲调的诗歌，/就像没有水的磨/因此，若他没有同时赋予它曲调/那么他的诗歌就创作得很坏；/因为人们的乐趣不是来自磨本身，/而是得自从它而来的磨粉。”

除这三大式样外，普罗旺斯抒情诗还有很多次要种类，如辩论诗、牧女歌、破晓歌……这里需要介绍一下的是“破晓歌”。“破晓歌”（“alba”），可以说是国内学界最熟稔的普罗旺斯抒情诗的样式。学者们在提及破晓歌时，一般都称之为骑士抒情诗中最著名或最有代表性的样式。这大概是因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说“‘albas’，用德文来说就是破晓歌，成了普罗旺斯抒情诗的精华……”其实，由上面的绍介我们可以看出，普罗旺斯抒情诗中最有名或最有代表性的样式应是“情歌”，而非“破晓歌”。破晓歌在现存的普罗旺斯抒情诗中仅占不足1%，是个小样式；它在形式上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每节均以“alba”（破晓、黎明）结尾。现存最著名的一首破晓歌是吉罗・德・博内尔的《荣耀的君王》，这也是图巴杜诗歌全集中最完美的创作之一：“荣耀的君王，真正的光和澄明，/全能的上帝，主啊，若这使您高兴，/就请做我伙伴的忠实帮手；/因为入夜后，我再没看到这位朋友，/天马上就要破晓！//甜美的朋友，你睡着还是已醒？/别再睡了，请快轻柔地起床；/我看到晨星已经在东方呈现/我可清楚，它将带来白天，/马上就要破晓……”诗的最后一节则唱道：“――亲爱的朋友，我置身如许富丽的房间/希望永远没有破晓和白天，/因为这世上最高贵的女士/在我怀抱，所以我毫不在意/那嫉妒的傻瓜和破晓！”其技巧的精熟和诗的敏感一读即可感知。

普罗旺斯抒情诗的风格

纵观普罗旺斯抒情诗的发展，大致形成了三种风格：

轻易明朗的风格，或称明易风格（trobar leu），其主要特征是明白易懂，易学易唱，面向大众。明易风格的主要代表有汪达杜尔、博内尔等，前引《当我看见云雀》即为一例。

闭锁难解的风格，或称闭锁风格（trobar clus），提倡使用艰涩的词汇、奇险的韵脚、隐晦的典故和影射，使得诗意朦胧，有待行家推敲琢磨才能领会。闭锁风格的主要代表有兰伯特・德・奥然迦、佩尔・德・阿尔文纳等。前者的诗《啊，多灿烂》云：“啊，倒悬于峭壁/和山丘里的花朵多灿烂！/什么花朵？雪，冰，和霜冻/它刺痛伤人如刀割；/因之我看见树叶枝条间/鸟鸣兽啸声沉寂。/但是喜乐使我常青和欢快，/当我看见卑鄙之人销匿……”全诗由六个八行诗节和两个“托尔纳达”构成，韵式为abcdeeff，复杂精巧，构思奇崛；同时使用一些隐晦的词汇与影射，从而造成了一种只有深知内情的行家才能理解、领会的风格。

图巴杜们是应该坚持狭隘的精英主义还是应走大众路线？为此在奥然迦和博内尔之间发生了一场著名的“论战”。在“辩论诗”《现在我想知道，吉罗》中，奥然迦首先发难：“现在我想知道，吉罗・德・博内尔，/你为何跑去指责/闭锁风格，依据为何……”博内尔回道：“我的兰奥尔爵士，我没有抱怨/假若人人都按自己的喜好抒写。/但是，根据我的见解/他将更被/尊敬喜爱/若他写得明易简朴……”在论辩中，博内尔认为诗歌应该明白易懂，娱乐大众；奥然迦则认为诗歌应是阳春白雪之作，不必考虑普通人们――此可谓欧洲方言文学中最早的文艺论争，具有重要意义。

闭锁风格似乎只是一种相对短暂的过渡形式，因其晦涩难解，渐渐为富丽风格所取代。

华丽繁复的风格，或称富丽风格（trobar prim/ric），其主要特征是注重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和押韵形式，意义分明而形式复杂，技术难度高。富丽风格最著名的代表是达尼埃尔。他著名的情歌《为这支轻柔优雅的小曲》唱道：“为这支轻柔优雅的小曲/我锻造词语，雕凿，刨平，/在我又给了它们一锉后，/它们将是合调的，准确的；/爱神很快来磨光和镀金/我的歌，赋予它灵感……//我每日完善自己，变得更纯粹，/因为我所服务和崇拜的是/尘世最高贵者――这我能坦率告诉你。/我是她的，从头直至脚，/即使寒风吹刮，/甘霖般洒落我心中的爱/使我即使在最深的冬季温暖……//我不会背弃‘纯粹的爱’/――因为所忍受的苦痛，/即使这使我孑然独身，/我要把它的话语勉力制成诗韵……//我是阿诺特，汇聚风，/骑牛猎兔，/逆潮游泳。”诗人标新立异之风格由此可见一斑。

著名诗歌篇（9）

1 魏晋六朝的诗歌总集及其编纂体例

诗歌总集，是指按一定体例收录不同作者诗歌作品的图书文献，属专门总集。纂集于先秦的《诗三百》无疑是此类总集之祖，但自其被经学化，历代史志目录均将其归在经部而不视为总集。《诗经》之后，又有《楚辞》裒集屈原、宋玉、贾谊、刘向等诸家作品，实际也是诗歌总集，如四库馆臣即以其为“总集之祖”［1］。然阮孝绪《七录》以“楚辞”别为一类，与别集、总集并立，后世史志目录代代相因。《隋志》“楚辞序”云：“《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可见其是以“楚辞”后无来者而别立，但仍归在集部之首。四库馆臣曰：“《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故（总集）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1］此说源于《隋志》“总集序”：“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而挚虞同期及其前后编纂的总集大都只聚合某种体裁的文章，如应璩专收书记之文的《书林》、杜预收集启事类佳作的《善文》、傅玄集古今“七”体文章的《七林》、荀勖汇聚乐府歌诗的《晋歌诗》、陈寿《魏名臣奏事》、陈勰《碑文》等。显然，挚虞《文章流别集》是以其分类聚合各体文章的综合性、更具总集特征而获得开先路之誉的。

《后汉书•王逸传》载，王逸“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隋志》、两《唐志》等却无著录或记载，而一般以为这是继《诗经》、《楚辞》之后见诸史籍记载的最早诗歌总集。黄浚《衡斋金石识小录》卷下著录有“汉王公逸象牙书签”及铭文，张政撰《王逸集牙签考证》认为此实悬系于《王逸集》书帙的签牌，时代当属魏晋或北朝。象牙书签两面皆有铭文，记载王逸著述的情况，相当于叙录，其中有“又作《汉书》一百二十三篇”。张政联系《王逸传》等考定“《汉诗》百二十三篇”应为“《汉书》百二十三篇”［2］。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论及王逸有《汉书》、阮籍有《魏书》同名之作，“而旧史载其同作，非止一家，如王逸、阮籍亦预其列”［3］。故《汉诗》乃《汉书》之讹误的说法较为可靠。随着建安以来文学创作的日益繁荣和别集的“日以滋广”，各种“文集总钞”便大量涌现，其中就包括纂成于西晋的荀绰《古今五言诗美文》。总集生成的动因和原初功能即如《隋志》所言，大抵为省却读者翻检麻烦和为作者提供写作范式。而专门总集或许更容易实现此目标，这就是为何《隋志》著录的总集中专门总集会占居90%以上的原因。魏晋六朝，诗歌专门之选集逐渐成为热门和总集的最大宗，《隋志》“总集”类著录和原注记载此期编纂的诗歌总集共102部，占所有249部存佚总集的2/5强。下面对它们略作归类以考察其编纂的基本体例。

①近似全集的总集，如谢灵运编纂的50卷《诗集》、颜峻纂集的百卷《诗集》。钟嵘《诗品》：“至于谢客集诗，逢诗辄取。”[4]可见，谢灵运纂《诗集》的出发点在于尽可能广收博取。其占据的资料毕竟有限，所集则不见得大而全，于是出现了增补类总集，如“张敷、袁淑《补谢灵运诗集》一百卷”。说明此期编纂的诗歌总集还是有所取舍的，并未精心致力到《四库全书总目》所谓“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的程度。②萃集菁华的选集，如谢灵运《诗英》、萧统《古今诗苑英华》（《文章英华》）。《梁书•昭明太子传》载，萧统纂“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意即《文章英华》所纂集者是从古今五言诗中精选出来的英华。无名氏《今诗英》、《众诗英华》、《诗钞》等均属此类选本，即依据一定标准和要求，“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1］。③类聚总集，如无名氏《诗类》及徐陵《玉台新咏》。《玉台新咏序》曰：“撰录艳歌，凡为十卷。”[5]说明其专门类聚艳诗。《诗类》，参《艺文类聚》“以类相从”体例，或为集内再分类“各为条贯”聚合诗的总集。④祖饯宴会唱和诗集，如魏、晋、宋《杂祖饯燕会诗集》及南齐《青溪诗》、徐伯阳《文会诗》。《隋志》集部“《青溪诗》三十卷”注云“齐燕会作”，是即南齐时宴聚、文会的唱和诗集。⑤注释类，如应贞注应璩《百一诗》，刘和注《杂诗》，罗潜注《江淹拟古》。显然，此类诗歌注解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总集。

这些诗歌总集惟有《玉台新咏》传至今世外，其余都已佚失。尽管无由准确测得编纂者之编纂宗旨和体例，但从总集编纂的原初功能，以及《玉台新咏》和萧统《文选》之诗歌部分的编纂情况尚可窥见一斑。类聚区分、分体编纂不仅是综合性总集如《流别集》也是魏晋六朝诗歌总集的基本编纂体例，因为诗歌总集本身就是以文体相类聚的，而此期的诗歌分类繁多且越来越精细，自以体裁划分之外，凡足以自成一类者均有其类，如“咏史”、“咏怀”、“赠答”、“行旅”、“从军”、“山水”、“游仙”、“隐逸”、“咏物”等，这就使得诗歌总集内部也有必要类聚区分、分类编纂。如《玉台》前八卷为五言诗，第九卷以七言为主兼收杂言，第十卷则是五言四句体，明显是以体裁分类聚合；而《文选》类分诗歌为“补亡”、“咏史”等二十三类。分类编纂、以类相从的体例能让使用者更便捷地根据其需要翻检和阅读前人的相关作品，或以为鉴赏，或以为写作范式。说到底，是明确的文体分类为专门总集的编纂提供了可能，专门总集的成熟又催生出了综合性总集。换言之，综合性总集实际都是由若干专门总集按一定体例汇编而成，如《流别集》、《文选》皆然。

2 荀绰《古今五言诗美文》编纂概况

从集名看，《古今五言诗美文》无疑是操五言诗专门之选的诗歌总集，属上述第二、第三类总集的综合类型。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6]《诗经》中夹杂的五言句式，历经俳优的演绎，以及骚体如《沧浪歌》、民谣如秦代《长城歌》等的演化，逐渐变成为五言诗体。这种五言诗体在汉代民歌和乐府诗的交汇中成熟起来，并由“古诗”过渡，暨建安之初便呈现出“五言腾踊”[6]的局面。尔后虽稍有衰微，但迨及晋太康中兴后则独领、蔚为大国，大大推动了五言诗占据诗坛主流地位的进程。尤其在南朝，人们竞相写作五言诗，流成风尚。钟嵘《诗品序》云：“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4]《诗品》就是专门品评五言诗的诗学著作。五言诗的兴盛与发展，促成了五言诗专门之选集的历史要求；加之五言诗的历史积淀和创作的繁荣，为五言诗总集的编纂者提供了充足的甄选素材，《古今五言诗美文》的诞生即成必然之势。

荀绰所纂诗歌总集见于《隋志》集部“总集”原注记录，“《诗集》五十卷”注曰：“又有……《古今五言诗美文》五卷，荀绰撰……亡。”显然，这是一部荟萃五言诗菁华的选集。据《隋书•经籍志序》及钱大昕《隋书考异》、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等，《隋志》原注记录梁代存在而撰《志》时已佚之书依据的是阮孝绪《七录》，说明《古今五言诗美文》在梁代有保存。《隋志》撰著者在原注中记录的这些著作很可能是因萧绎焚书、唐武德五年黄河漂没图书之故而不见存秘府者，但并不意味其已彻底亡佚，如与《古今五言诗美文》记录在同一条的颜峻《诗集》、《诗例录》，宋明帝《诗集》、刘和《诗集》等仍为《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换言之，颜峻等人纂集的《诗集》至迟在唐开元年间编纂《开元群书四部录》、《古今书录》等藏书目录时尚存秘府，因旧《唐志》是《古今书录》的删节本。那么，《古今五言诗美文》在此之前或许仍有见存，亦未可知。

荀绰出身颍川望族，其五世祖荀淑乃荀卿十一世孙；四世祖汉司空荀爽曾以著述为务，先后著《礼》、《易传》、《诗传》、《汉语》、《新书》等，号称硕儒；祖父荀勖“既掌乐事，又修律吕，并行于世”，撰《晋中经》、《杂撰文章家集叙》、《晋歌诗》、《晋宴乐歌辞》等；从父荀及其子荀邃“解音乐”。荀氏有汉魏以来学在家族的著述传统，有善解音韵、声律的家学特色，这无疑是荀绰能够编成《古今五言诗美文》流传而经久不衰的基础。《晋书•荀勖传》附《荀绰传》：“绰字彦舒，博学有才能，撰《晋后书》十五篇，传于世。永嘉末，为司空从事中郎，没于石勒，为勒参军。”其收藏的百余（千余卷）书籍亦为石勒抄没。荀绰乃鲠亮忠义之士，大抵卒于建兴末年。据《晋书•裴宪传》，建兴二年（314年），与荀绰一同“没于石勒”的裴宪自此官运亨通，“及勒僭号（319年）……署太中大夫，迁司徒……太傅，封安定郡公……竟卒于石氏”。《晋书•石勒载记》亦有记载。而荀绰自此则无行迹，记载亦语焉不详，最大可能是他已不在人世，或因其不屈服于石氏而遇害。荀绰传世著作《古今五言诗美文》、《晋后书》（《晋后略记》）、《百官表注》、《九州记》等当是永嘉之乱以前已流入江南或永嘉南渡之人带到江南而得以流传的。《隋志序》云：“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东晋之初，渐更鸠聚……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换言之，荀绰的传世著作编撰于永嘉之乱以前。《隋志》史部“杂史”著录“《晋后略记》五卷”，注曰：“晋下邳太守荀绰撰。”“下邳太守”是荀绰“为司空从事中郎”以前所任官职。又，其无传世文集，而荀氏过江者如荀组、荀邃、荀等皆有集行世，是可证。

《古今五言诗美文》具体编纂于何时虽无确证，但事皆有因由，或可推知。如西晋平吴后左思写成《三都赋》，“思作赋时，吴蜀已平，见前贤文之是非，故作斯赋，以辨众惑”［7］。《晋书•左思传》：“初，陆机入洛，欲为此赋……及思赋出，机绝叹伏，以为不能加也，遂辍笔焉。”就五言诗而言，其创作经历建安高峰，“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4］。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提到“比肩诗衢”的五言诗名家也是“张潘左陆”[6]等人。可见，西晋太康时期的确出现了五言诗复兴的局面，即如《诗源辨体》所谓“建安五言，再流而为太康”［8］。此期文人热衷摹拟前人优秀作品，尤其重视对古诗、乐府情事主题的摹拟。对名家名作如张衡《四愁诗》的摹拟，则可以其别集为参照；对乐府情事主题的摹拟，则可以已结集的乐府歌诗集如荀勖《晋歌诗》、《晋宴乐歌辞》等为参照。而如张华、陆机等人大量创作的《拟古诗》中摹拟的所谓“古诗”实际都是魏晋以前无名氏之五言诗作，这些作品非一时一人所为，时人要取得对“古诗”的共识进而摹拟它，需有一个可认同对象，此对象当汇聚于某诗歌总集且有合适名称，如《诗经》中的“国风”、“周颂”，以及“楚辞”等皆然。就现存资料看，魏晋之际惟有《古今五言诗美文》适合充当“古诗”载体。因此，《古今五言诗美文》编纂于太康时期或更早，都有可能。

3 《古今五言诗美文》的编纂意义

从中国编辑史的角度看，《古今五言诗美文》是可考的最早操五言诗专门之选的诗歌总集。据《隋志》集部总集类著录和原注记载，编纂较早的几部诗歌总集分别是荀勖《晋歌诗》、《晋燕乐歌词》，荀绰《古今五言诗美文》。尽管应贞注解其父应璩《百一诗》早于荀勖编纂，但非诗歌总集。就像著录、记载于总集类的“苻坚秦州刺史窦氏妻苏氏《织锦回文诗》”、《毛伯成诗》等个人诗集，以及钟嵘的诗学著作《诗品》等，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为诗歌总集。这是《隋志》作者将不足以另立类别的相关书籍“附于此篇”的通常做法，如经部《论语》篇附录《尔雅》诸书，集部文章总集之后附录文论著作《文心雕龙》等皆如此。考《晋书•乐志》、《宋书•乐志》，其所录汉魏以来乐府歌诗、歌词，有三言如《郊飨神歌》、《灵之祥》，四言如《短歌行》、《善哉行》，五言如《艳歌罗敷行》、《蒿里行》，七言如《燕歌行》，杂言如《董桃行》、《东门行》等，可知荀勖编纂的两部集子所收诗歌亦非止五言。迨及南朝，诗歌总集的编纂达到鼎盛，然明确只选五言诗的惟有萧统《文章英华》，即《古今诗苑英华》。其他诗歌总集或许选编了不少五言诗，甚或以纂集五言诗为主，却难以断定其就是五言诗总集。即便如《玉台新咏》所选十之九为五言诗，亦不能作如是观。因此，《古今五言诗美文》实可称为五言诗总集之祖。

从所选诗歌的时间跨度看，《古今五言诗美文》当为先代至晋初的历代五言诗选集。诗歌总集的编纂体例若以纂录作品时代判断大抵有三种：断代、当代和历代总集。断代诗歌总集以朝会、祖饯、宴聚歌诗居多，据《隋志》记载，《晋歌章》、《宋太始祭高歌辞》、《齐三调雅辞》、《青溪诗》等属此类。当代诗歌总集则有无名氏《今诗英》、萧淑《西府新文》等。《西府新文》是萧绎在荆州蕃邸时命萧淑纂集，《颜氏家训》云：“梁孝元在蕃邸时，撰《西府新文》。”［9］其未收时为西府咨议参军的颜协“无郑卫之音”的诗歌，协子颜之推因此引以为恨。可知萧淑所纂仅限于西府幕僚新潮之作，是当代总集无疑。凡以“古今”名集者，均属历代总集，如东晋张湛《古今九代歌诗》、萧统《古今诗苑英华》等。所谓“古今九代”，可能起自唐尧之《击壤歌》，虞舜之《南风歌》、《卿云歌》，然后依次录有夏、商、周、秦、汉、魏、晋歌诗，适为九代。萧统专选五言诗的《古今诗苑英华》大抵是《古今五言诗美文》的延续，亦即《英华》所收作品涵盖《美文》，续以晋、宋、南齐、梁初诗歌，其下限在梁天监末年（519年）。据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英华》“编成于普通三年（522年）前”［10］；《文选》所录诗歌的上下限亦可为证。又如刘孝孙《古今类序诗苑》所收录者为梁、陈及北周、隋、唐初诗歌［10］。由此可见，“古今”至少跨涉四代。《古今五言诗美文》下限在晋初，上溯则是魏、汉、秦、周，具体起于何时不得而知。刘勰、钟嵘等人认为“五言之冠冕”的古诗产生于西汉，《诗品序》云：“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唱）也。”［4］这则资料恰好说明当时主张五言古诗产生于晚周的大有人在，且与《美文》可能涵盖的起始时代大体吻合，而钟嵘的主张反倒只是凭“文体”臆测。《与吴质书》有“古人思秉烛夜游”［7］一句，语出古诗《生年不满百》之“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曹丕此文所称“古人”全是先秦之人，如伯牙、钟子期、孔子、子路等。然则，认定五言古诗中有部分乃“衰周之倡”，《美文》收录上限在晚周，是不成问题的。如此，《古今五言诗美文》的编纂就为后世探究五言诗生成时代者提供了一个有力证据。遗憾的是，直至目前尚未有人发现其价值。

从衡文标准及编纂结果看，《古今五言诗美文》开启了以“尽美”或曰“唯美”选诗的先河。美的观念在先秦已出现，《国语•楚语》记载，伍举曾就楚灵王赞“（章华）台美”而发议论：“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周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11］显然，伍举以“无害”为美，亦即善就是美。这实际是以善代美，强调美、善的一致性，赋予美以政治和伦理内涵。局限在于否定美的相对独立性，不承认“目观”之美。孔子关于美的判断尽管亦以善为前提和根本，如《论语•泰伯》所谓“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里仁》所谓“里仁为美”；但毕竟是哲人之思，其尽善尽美的“完美”观念中，美、善的确各有意蕴且是有所区别的审美范畴。《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12］可见，其所认为的美外在于耳目感官，善则内在于政治伦理。当文学自觉萌芽之际，“善”依然主导着衡文，如杜预所纂《善文》；曹丕《与吴质书》评刘桢“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晋书•华传》谓“集经书要事，名曰《善文》”等皆如此。

荀绰首以“美”为选诗标准，提出“美文”范畴，注重作品“目观”之美，亦即赏心悦目，扭转了传统的文学审美观。如陆机《文赋》由质“善”转向文“美”，进而提倡文质并重、辞意“双美”。钟嵘从祖钟宪评鲍照、惠休惊世骇俗、绮靡艳丽的五言诗就用上了该范畴：“鲍、休美文，殊已动俗。”［4］萧纲更是直言不讳地批评“质不宜慕”的裴子野“了无篇什之美”［5］。即使思想较为正统的昭明太子，也特别重视诗文的耳目之娱，其《文选序》曰：“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7］此期编纂的诗歌总集已然多是精美之选，如《诗英》、《今诗英》、《众诗英华》、《文章英华》等。所谓“英华”，本言草木之美，这里即指“美文”。据新旧《唐志》著录，此类总集在唐代更是层出不穷，如释慧净《诗英华》、元思敬《诗人秀句》、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刘明素《丽文集》、无名氏《诗林英选》、《文苑词英》、《词英》等；北宋编纂的大型诗文总集《文苑英华》则是往代美文的总汇。不难看出，荀绰《古今五言诗美文》的衡文标准不仅对六朝诗歌总集的编纂，以及追求形式审美的“美文”观念的形成有着一定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已延及后世。

参考文献：

[1] 永，纪昀，陆锡熊，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1267-1685.

[2] 汪桂海.浅谈张政先生的版本目录学研究[J].书品，2005（2）：61-68.

[3] 刘知几.史通全译（下）[M].姚松，朱恒夫，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35.

[4] 钟嵘.诗品[M].//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2-21.

[5]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3011-3457.

[6]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58-61.

[7] 萧统.文选[M].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2-592.

[8] 许学夷.诗源辨体[M].杜维沫，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87.

[9] 颜之推.颜氏家训[M].长沙：岳麓书社，1999：132.

[10] 陈祥谦.刘孝孙《古今类序诗苑》考论[J].图书情报工作，2010（17）：139-142.

著名诗歌篇（10）

菲尔多西(940～1020)，波斯诗人。自幼受过良好教育。精通波斯语，通晓阿拉伯语和中古波斯语――巴列维语，历时40年创作了波斯民族史诗《王书》。《王书》长达十二万行，目前尚存十万行左右，比《荷马史诗》长四倍，叙述了从开天辟地到651年波斯帝国灭亡共4000年的历史，包括了五十个国王的生平事迹，其中穿插了许多曲折动人的故事，被公认为是一部古代波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波斯诗歌作品的范本。十三世纪以后，又先后出现阿拉伯文学、土耳其、英、法、德、俄和日等语译本，影响巨大。俄国著名文学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把菲尔多西称为世界第一流的诗人。1934年，伊朗政府为诗人建造了陵园。菲尔多西之被誉为“诗圣”，可见潘庆翎的论文《菲尔多西英雄史诗在东西方的巨大影响――纪念波斯诗圣菲尔多西诞辰1050周年》(原载《国外文学》1991年01期)和专著《波斯诗圣菲尔多西》(重庆出版社1990年10月出版)等。

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人，是文艺复兴第一个人文主义者。提出以“人的思想”代替“神的思想”，被誉为“文艺复兴之父”。著名的叙事诗《阿非利加》描写古罗马统帅西皮奥战胜汉尼拔的英雄事迹。歌颂罗马的伟大，体现了爱国主义精神，使他在1341年4月8日获得“桂冠诗人”的称号。代表作《歌集》相传为诗人于1327年见到美丽少女萝拉后陆续写下300多首十四行诗和1347年萝拉死后为表达哀思的一些抒情诗的结集。这些诗篇大胆歌颂爱情，表达对幸福的渴望，音韵优美，结构周密，常常借助自然景物来歌颂萝拉。传达细微的感情。他使十四行诗这一新诗体艺术上臻于完美。他的抒情诗。特别是十四行诗，为欧洲抒情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后人为此把他尊称为“诗圣”。此外，他还著有《名人列传》，记述了传说中的罗马创始人罗慕洛到凯撒大帝的21位罗马名人的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