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论文篇（1）

二“、非遗”融入高校德育教育的方式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文化遗产。作为高校德育的优势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大学教育必须充分考虑地方文化特色，采取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高校德育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开展。

（一）“课堂内”与“课堂外”相结合。在学校教育中，课堂教学始终是主要方式。在保留主流课程结构之外，音乐类“非遗”可以作为选修课程纳入教学计划。在课堂上，教师结合当地实际，给学生重点讲授具有地方特色的“非遗”音乐史实，如沙田地区以讲授咸水歌为主，梅州等客家地区主讲客家山歌，而潮汕地区则以民间器乐演奏为主要内容，讲解的过程既要有代表性曲目的形态分析，也需要讲授音乐背后的历史渊源、演变过程和文化价值。在理论课程教学之外，高校需要借助课外文化活动，营造浓郁的校园文化氛围。课堂内，教师是教学的主体；课堂外，学生是活动的主体。校园德育环境的营造，可以依托学生社团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技艺竞赛，承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讲座，通过多姿多彩的校园活动，间接影响青年学生的欣赏习惯，传播传统音乐文化。

非物质文化论文篇（2）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如何在法律保护仍不健全的情况下，发动社会力量来促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力救济，值得研究。笔者对河南省武陟县某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的乡镇的调研资料整理后发现，当前社会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三种力量：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以及外力保护人。国家制定相应法律、法规，颁行相应政策，成立相应机构，投入大量财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广泛演出，广收学徒（但作用、效果有限），以达到传承、保护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外力保护者鼓励、引导传承人进行传承活动，不断发掘处于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争取政策、财政支持，同时为国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言献策，向国家切实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际保护需求，为政策导向提供相关现实依据，外力保护者扮演着沟通国家和传承人的桥梁作用。这三种力量相互作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理论的成效在于理论能够指导实践、解疑释惑、指引未来方向，并转化为广大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现实力量。”[1]理论研究的不足可能对实践保护产生消极影响。目前，我国大多数学者对“为什么要保护”的理论研究不足，只停留在“因为要保护，所以要保护”的基础层面，没有给出保护的具体理由，亦没有给出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学者等外力保护人介入的充分理由。例如，国家作为保护主体之一，其保护义务源于职责使然，自不待言；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外力保护人同处于保护主体行列，不禁令人心生疑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或基于其传承地位（身为传承人，自然不能令其在本代失传）或基于其生计需要（混口饭吃）？但笔者经调查发现：75%①的传承人生活殷实，年收入大约为两万元，其并不靠卖艺为生；某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只有5人，平均年龄为75岁，由儿女供养，不用为生活而发愁。②外力保护人大多为高校学者，这与他们的工资或者职称评定关系不大，他们为什么会介入，似乎个人英雄主义还有些道理。[2]显然，一句“因为要保护，所以要保护”根本无法解答上述问题。从博弈理论看，世界上任何两者之间都存在着博弈，任何两者在平等的对局中各自利用对方的策略变换自己的对抗策略，达到取胜的意义。显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多方合作中，国家、传承人和外力保护人之间存在着相互博弈的关系。通过博弈论，我们可以数学建模的形式，将三方主体之间的合作问题给予清晰的解答，帮助我们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协调三方保护者的合作关系，达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佳效果。

二、博弈论下的合作原因分析

（一）博弈论概述

博弈论又被称为对策论,它是现代数学的一个新分支，也是运筹学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博弈圣经》中将博弈论定义为：“是二人在平等的对局中各自利用对方的策略变换自己的对抗策略，达到取胜的意义。”博弈论研究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环境中主体如何行动，预测博弈者在特定博弈情况中的行动选择，为分析人类行为提供了一套有力的工具。同时，博弈论坚持理论选择的均衡分析思路，“运用理性行动者模型，设定博弈者希望最大化其个人收益”。[3]博弈结果由所有人的行动共同决定，既然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会运用他所有的知识和信息追求效用最大化，则他选择行动时就会考虑别人同样为理性的。博弈论的经典案例“囚徒困境”体现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理性人追求利益最大化。上文中提到，国家、传承人和外力保护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都以合作者的姿态出现（国家出于责任而合作，传承人出于传承而合作，外力保护人出于学识及研究而合作），他们都基于不同的期望，在平等的对局（指保护的准入）中各自利用对方的策略变换自己的对抗策略以期待达到均衡效果，从而实现自己的期望。可见，国家、传承人和外力保护人围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原因和互动，可运用博弈论做出恰当的解释。他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博弈的关系———国家与传承人之间、传承人与外力保护人之间和国家与外力保护人之间的理性博弈。据笔者调查资料显示，影响三者间博弈均衡路径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传承人不合作的预期成本，包括可能受到的财产损失，名气衰落，历史负罪感等；二是保护的可执行性，这又取决于国家的倡导力度，外力保护人（专家、学者、社会团体等）围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的信息构成以及信息搜索和检验成本等。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依据他们在博弈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掌握的信息，将博弈分为三种形态：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国家和传承人之间）、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下的博弈模型

1.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国家与传承人的博弈）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国家与传承人之间的博弈类似于斗鸡博弈。假定两人举起火棍从独木桥两端走向中央火并，各有两种战略：前进或后退。都前进则会两败俱伤；一方进一方退，进者胜退者丢面子；若都退，双方皆丢面子。[4]数字表述见表1。这个博弈有两个纳什均衡：一方进一方退。国家和传承人的博弈与此类似。双方目的明确，国家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发扬文化，提高国际影响，传承人为了该技艺被开发而获得财政补贴，两方目的明确。可以假定他们在法律中债权债务关系明确，B（传承人，下同）欠A（国家，下同）100，金额可以协商。若合作，A可以获π=90，减免B债务10，B可获π=10；如果一方强硬一方妥协，则强硬方π=100，而妥协方π=0；如双方强硬，发生暴力冲突，A无法收回债务，损失-100，则A的收益支付是π=-200，B的收益支付π=-100，支付关系如表2所示。A、B各有两种选择策略：合作或不合作；选择自己的最优战略时都假定对方的战略给定：若A合作，则B不合作是最优战略（100>0）；若B合作，A不合作将获得较大收益（100>0）；于是双方都不合作，企图获得100的收益，却不曾考虑这一行动会给自己和对方带来负效益的100。即国家和传承人为达到利益的最大化，会选择不合作，因而陷入囚徒困境。就上述博弈而言，须外力介入（如引进可协调的推动行为）才有可能改变博弈支付，走出囚徒困境。

2.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在上述博弈中，究竟哪方应合作，需要通过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来解决。尽管形式上有两个纳什均衡，但由于当今我国保护机制不佳，故B首先会选择不合作，因此，这是一个动态博弈。A在B选择不合作后，不会再选择不合作，因为收益支付为-200<0，故A只能选择妥协（合作）。上述结论也得到了田野调查相关资料的印证，目前有些地方政府（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地区）多次召开专家论证会议，其目的正在于通过这种途径加强与专家、学者的联系，与上述外力保护人合作，达到共同保护的目的。而在双方不合作的情形下，B虽然收益-100<0，但B会预期，他选择不合作时A必然会选择合作，故B的理性战略为不合作。因此，这一博弈的纳什均衡实际上是：B不合作A合作。但在这一博弈中，传承人即便是实力相对弱小，但可选择抵赖，其可视为另一种意义上的不合作。故即使B实力相对弱小，上述纳什均衡仍成立。公权力如需打破上述均衡，须引进第三者：外力保护人（专家或学者，当然还可以引进民间社团，声望绅士）。该条件下外力保护人和传承人的博弈可以如图1所示。设外力保护人（专家、学者等）成本为10，保护成功则在收益中扣除，不成功则自行承担，保护成功后专家或学者的收益是全部收益的40%。外力保护人介入后，传承人可选择合作与不合作。若传承人选择合作，有完全合作和部分合作两种情况，前者外力保护人与传承人收益支付为30，0，后者收益支付为26，10。传承人选择不合作后，外力保护人也有合作与不合作两种选择形态：如双方都不合作，学者无法完成学术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亦得不到保护，故收益支付为-110，-100；若传承人合作，双方皆耗费成本10，收益支付分别为-10，90；90>-100，-10>-110，说明外力保护人不合作，传承人亦不合作、此后外力保护人的最优战略选择则应当是合作。而与其介入获益-10，还不如不介入。可见，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外力保护人难以达到保护和研究的效果，这一点也得到田野调查结果的支持。

3.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外力保护人与传承人的博弈如图2所示。N为自然，外力保护人可调度资源分为丰富和欠缺两种情况，Χ代表外力保护人可调度资源大小的概率。假定外力保护人介入保护的成本为10，保护成功则在收益中扣除，保护不成功则自行负担，保护成功后外力保护人的收益可设定为40%，传承人不合作需承担成本10。若传承人不合作，外力保护人合作，则收益支付分别为90、-10。本论文中所调查的专家或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个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保护行动开始阶段，受保护传承人不知道外力保护人的社会可调度资源，外力保护人也不知道传承人的信息。如外力保护人的社会资源可调度力度不及，则双方可能各导致损失-100，因而可能发生非物质文化遗产无法得到及时、有效地保护至使其衰败、没落甚至灭绝。此时，外力保护人，传承人收益支付分别为-110，-100。如果外力保护人的社会资源可调度力度强大，无论如何必定要比传承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思考，因为外力保护人作为外来力量，不能“坐吃空山”、有“先入为主”的观念，需付出一定努力方可启动保护行动，故双方都不合作将导致外力保护人损失-5，传承人损失-200。在该博弈中，Χ值可通过如下不等式计算：-200•Χ+90（1-Χ）<10Χ>0.276，即当外力保护人的社会资源可调度力度大于0.276时，传承人的最优办法是选择合作。而外力保护人基本上都是专家、学者或者财力强大的人士，所以其社会资源可调度力度通常会大于0.6>0.276，故传承人为避免更大的损失-200，最优策略选择只能是合作。此时，外力保护人、传承人的收益支付分别为26、10，传承人的收益是通过达成一定意向协议，争取到收益是剩余（90）的40%再扣除成本10，国家收益为（100-10）60%=54。因此，国家发动公权力之外的外力保护力是合适的，也是合算的，大多数情况下达到了保护的目的。但个别情况下，外力保护人不合作，传承人不合作，国家最后放弃，外力保护人、传承人的收益支付分别为-10、90（减少即失败，因没有将手中的资源转化为财产）。至此，从博弈论—纳什均衡理论角度分析国家、传承人和外力保护人的合作关系完毕。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建议

博弈论清晰地解读了为什么国家、传承人和外力保护人会相互合作，同时致力于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究竟该如何解决合作问题，笔者在此提出一些可操作性的建议。

（一）传承人的发展

针对传承人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后继无人，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失传的问题，传承人首先应该对自己所掌握的技艺进行整理和完善，加强自身的储备。其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录音、录影，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完整保存，不至于某传承人去世后他人再无从知晓该遗产内容。再次，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场”的保护，[5]传承人可自发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社团（例如戏曲可成立剧社等）使其处于活态的演绎当中。同时配合外力保护人的采访和帮助，在申报国家项目过程中展现自身的特点。但是，传承人也会遇到自身无法克服的事项：没钱维持该艺术的继续存活；工具破烂不堪，无法使用；外出汇演没有经费，吃住行全都要自己掏腰包；由于自身小农的局限性，传承人没有高度的纪律性；不服领导者安排等。剧社运作逐渐困难，没有成绩，效率很低，且该运作弊端自身无法解决，剧社运作处于恶性循环之中。①这时就需要外力保护人的介入和帮助。

（二）外力保护人与传承人的合作

外力保护人在传承人自身无法解决困难的情况下介入，帮助传承人成立剧社，并与同行进行交流。同时外力保护人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以及其他方法帮助他们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以期得到国家或者财团的资助，使剧社能够良性运行。同时，外力保护人需要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乡村文化，它无法离开生它养它的地方存活，应将其置于“适宜的生活场、自由的生存场、给力的艺术场”中才能不断发展[6]。因此，外力保护人应暂时退出运作行列，将该社团组织置于乡村的自治状态之中（虽然乡村自治仍会有很多弊端）。但由于传承人普遍具有的局限性，没有高度的纪律性，不服统一管理，致使该社团组织处于不良的运作状态。这时，外力保护人需再次介入，采取一系列措施，盘活该剧社，使其回到良性运作中。

非物质文化论文篇（3）

二、旅游需求“长尾”与供给“长尾”的契合

（一）游客旅游需求“长尾”的形成按照全球休闲与旅游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国家当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就将进入休闲消费、旅游消费的爆发性增长期。根据最新一期的GDP数据显示，我国已有部分省市赶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破万，促使旅游业不断展壮大，形成规模效应。全民出游的大背景下，传统的旅游景点已无法满足旅游者多样化的需求，旅游者的需求不断细分，以张扬个性从而更好地满足精神需求为目的的个性化旅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他们与传统的主流观光游客形成明显的差异，这就使得游客的“长尾”逐渐发展壮大，“头部”的大众化旅游需求市场广阔，“尾部”的个性化旅游需求市场单体需求量低，但是其集合需求量可堪比“头部”，形成了明显的游客旅游需求的“长尾”市场。

（二）旅游目的地“长尾”的塑造游客需求的差异化大大提高了“长尾市场”开发的价值和利润潜力。以前人们关注较多的诸如桂林山水甲天下，三山五岳等，都是选自自然风光绝美之地，而对人文内涵的景点较少关注。现在，我们走进了文化旅游的时代，人们精神生活的需求亟待满足。近年来，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断挖掘、开发，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搜录、立项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集合的形式走入游客们的视野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它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其文化性奠定了旅游开发的有效价值。截至2009年，我国共有昆曲、古琴艺术等26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等3个项目入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目还在收录当中，作为旅游产品的“长尾”，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很大的挖掘潜力。

（三）信息化时代架起沟通的桥梁互联网走进人们的生活使得人们出行不再依赖旅行社，通过网络，我们可以即时获得所需要的信息，进而合理安排行程。传统的组团旅行最大的弊端是对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忽视。而现在，家用的小车（有时是自行车），一台智能手机加载着行程所需的所有APP，就能完成一趟旅行。吃、住、行、游、购、娱乐等各方面不再由旅行社全权掌握，自己可以根据需求选择产品和服务，追求旅行的自由与个性。同时，旅游产品的无形性使其可以利用网络上虚拟的无穷无尽的货架空间，零租金、零成本，毫无负担地成为旅游产品的长尾。

三、长尾理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的意义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推动了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热门景点游客爆满，冷门景点无人问津暴露出我国旅游的供需矛盾。在经济学中有着重要意义的长尾理论或许是我们缓和旅游供需矛盾的重要手段。

（一）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景点盈利。非物质文化遗产景点一般规模较小，有时甚至只是个别的继承人，没有能力采用诸如广告一类的行之有效的宣传方式。但是利用网络平台，可以用低成本达到广覆盖、快传播的传播效果，网络还拥有可永久储存的特点，比传统的营销方式更为优越，广泛地传播可以吸引游客的进入从而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景点获利。

（二）培养和满足游客多样化的需求。新浪旅游论坛传出“驴友”一词，“驴友” 是旅游的旅的谐音，特指参加自助旅行、一般性探险、爬山、穿越等爱好者，也特指以风景、人文、生活的体验或采风为目的的旅行者，而非那些以度假为目的的游客。近几年流行于社会各阶层的一种旅游方式。“驴友”的出现正是游客需求多样化的真实写照。他们不需要加入旅行团，个人或者小团体组织只需要最简单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就能游历大江南北。伴随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网络广泛传播，可以培养一大批潜在游客，满足游客多样化的需求。

（三）分解旅行社和景区的合作关系。如果加入旅行团旅游，旅行线路都是由旅行社自主设计的，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旅行社规划旅行线路往往照顾与其有合作关系的景区，限制了游客对景区的选择，往往满足不了游客的需要；而现在，只要利用搜索引擎，消费者就可以自己寻找合适的景点，这就使景区对于传统旅行社的依赖减弱。

（四）适当缓解黄金周热门景点过于拥挤的情况。2013年的十一黄金周，四川九寨沟景区，因为接待能力不够，致使几十万游客滞留，引发游客强烈不满，最后把售票点都“攻陷”了。知名旅游目的地已经不堪重负——旅游服务接待能力透支，游客满意度下降。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旅游的“长尾产品”可以帮助热门景区在黄金周时期有效地分流顾客，这既保证了“热门”旅游景区的可持续发展，也能更好地满足顾客多样化的需求。

（五）扩大旅游产业的整体规模。旅游“长尾产品”可以克服热门景区环境容量的限制，培养和满足游客的个性化需求，鼓励更多的潜在游客出游。同时，旅游业的乘数效应高，开发大量有生命力的“长尾产品”，可以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岗位，从根基上扩大旅游产业的整体规模，真正做大做强旅游产业，带动当地的就业和经济发展。

（六）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的非遗传承人的创作和传承之路都很艰苦，政府虽然开始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在经济上给予传承人一定的补助，但这远不能满足其对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要求。而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不仅能很好的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更能增强非遗传承人的文化自尊心和自信心，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和生存环境。

四、非热门景区开发旅游市场“长尾”的对策

基于长尾理论在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意义，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应把握机遇，积极发展，针对广阔的散客市场，运用“长尾”营销体系，满足高层次旅游者的定制化旅游需求，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使游客们各取所需，实现旅游目的地网络“长尾”营销的核心价值：

（一）建设旅游网络营销平台长尾理论的发展是建立在网络的普及和运用的基础上的。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首先要搞好旅游网络营销平台的建设。然而，网络的大容量也会带来过量的信息而使得消费者面临信息的选择困难，构建信息过滤与游客推荐相结合的网络营销平台，是消除选择障碍，缩短购买过程的有效途径。 其次，我国现有的旅游网站大都只是一些旅游景点、路线的简单介绍，有的景区景点甚至都没有利用到网络进行有效宣传，这在传播效果上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搞好网络平台的建设要根据游客的多样性需求，本着分类清晰、信息全面、可信度高，可获得使用信息量大的原则，为游客建立一个专门的产品信息库。内容要涉及到吃、住、行、游、购、娱乐等各方面。并及时对这些信息进行更新，以便为游客出行提供最可靠的信息。同时还可以网上开辟论坛或与一些自媒体诸如微博之类的合作，通过超链接的方式连接网站和自媒体，将游客在旅游中的分享的见闻在网站上公布，让游客分享旅游中的点滴，通过亲身经历的分享培养更多的潜在游客，在竞争中克敌制胜。

非物质文化论文篇（4）

当前，韩国积极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仍困难重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近况堪忧。回顾相关研究，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个案研究为主，尚未挖掘相关的理论来支撑和指导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本文创新性地尝试运用人类文化学中的文化整体论理论，从“整体性保护”的角度出发，将相关理论和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旨在提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保护的相关意见和建议。

1研究背景与目的

2005年11月2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中国和韩国的端午节“申遗”之争最终以韩国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与此同时，这一事件在中国国内引起了人们的热议和思考，甚至要求国家文化部门上书联合国，正本清源。2013年12月，韩国的“泡菜文化”被收录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中。翌年，韩国拟将“暖炕技术”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在韩国的申遗之路上，中国总是面对着诸多尴尬和无奈，让许多中国人倍感遗憾和惋惜，认为“泡菜”、“暖炕”等技艺和文化应该属于中国，却屡屡被韩国“捷足先登”。由于中国文化与韩国文化相似度较高，韩国的“申遗”项目往往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中韩申遗之争，一方面可以看到韩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而另一方面，中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仍然滞后，和许多“申遗”机会失之交臂。但是，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国家部门还是普通民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逐渐提高，并试图探寻各种方法来保护我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丰厚，即便在现代社会中，中国人民对于古老的文化仍然有着特殊的情结。同时，文化多样性是文化交流和创新的重要源泉，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许多欧美的文化作品都证明了这一点。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部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根据现有的研究来看，目前，学术界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定义众说纷纭，不尽相同，尚未达成共识。根据学者的研究，本文认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有别于传统体育，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为：“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并且具有保护意义的各种体育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及其表现空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体育和文化的双重属性，既体现出体育对于育人育德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由于其自身的“非物质性”、“地域性”和“历史性”，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难度颇大，社会环境的改变、表现形式的流失、传承人员的匮乏，使得不少人类宝贵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消亡，濒临灭绝。虽然政府和学术界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但从目前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来看，保护过程问题较多，效果差强人意，急需探寻合适的方式来保护人类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资源。

2研究方法

2．1文献资料分析法

查阅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政策文件，并且选取数据库中国知网，以“文化整体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关键词搜索相关学术期刊和学位论文，亦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www．zgfy．org／）搜集相关资料，这些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对目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进程的梳理和本研究思路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2．2逻辑分析法

在阅读相关政策和文献的基础上，运用归纳、演绎的方法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归纳和总结，认清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有保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厘清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有的保护方式，探寻文化人类学学科的相关理论，并且尝试从文化整体论视角下探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3研究结果

3．1文化整体论

3．1．1文化整体论的核心观点。文化整体论是文化人类学学科领域中的重要理论，强调在研究人类行为时，不能只针对行为本身进行研究，而应研究与该行为有关的其他方面，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人类文化的整体特质，注重将文化现象作为一个有内部联系的整体加以探讨。3．1．2文化整体论的历史沿革。1895年，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SociologicalMethodsCri－teria）—书中首先提出“整体”（Holism）这一概念，他认为个人意识和社会意识都不是实体化了的东西，而只是一种特殊现象的系统化的总体。以此为基础，文化整体论始终贯穿于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始终。1871年，英国的人类学家泰勒在其出版的著作《原始文化》中认为文化或者说文明是一个宏观的大概念，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艺术、风俗，甚至包括法律、信仰、道德等，并且人作为一定的社会成员是可以获得这些内容的［1］。对于文化人类学家来说，“文化”是长期以来人类生活方式的载体，是不断传承下来的观念、行为模式、器物和艺术，并且认为每个民族的社会文化会各自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整体。根据美国文化历史学派的代表学者博厄斯的相关观点，其认为文化的发展是具有内在逻辑的，因此，应该从整体的高度和角度去分析和看待人类文化的动态发展和演进过程。文化现象是极为复杂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无论是地理环境，还是经济政治都会影响到文化的发展。博厄斯强调实地调查的科学性和必要性，重视从特定文化的整体脉络出发，体现了在人类文化学中“整体论”的重要性。在继承博厄斯相关观点的基础上，克鲁伯的文化观认为文化的发展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存在着可循的规律，并且具有一定的模式和体系，只是在这一过程中受到社会环境、心理环境、自然环境等影响和制约。“结构功能主义”代表学者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在发展社会功能主义学说的同时，也开创了别具一格的英国式社会人类学研究范式。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的功能在于维持人类每项行为的习惯模式，并且每种文化都能满足社会人的诉求。而功能本身就是指整体内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依赖，要想把握某一文化的特征，应把它放在整个文化脉络来分析。1930年，文化形貌学说逐渐兴起，本尼迪克特作为代表学者在著作《文化模式》中提出首先提出了“文化模式”理论。本尼迪克特认为“模式”是一个将各项行动赋予意义的概念，而且可以把各项行动融合在文化整体之中。换句话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包含多种“模式”，并且构成了文化的综合体。斯德华的文化生态学思想将文化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认为对于文化的分析首先要分析生产技术与环境之间的相关关系。其次，需要认清行为的本质和特质，并且辅以特殊的方式或路径去开发在特定区域中存在的行为，以此形成一种相对有效而固定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还需注重研究该行为模式对地区和文化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综上所述，作为人类文化学的重要理论之一，文化整体论强调对于文化这个宏观概念的研究不能只着眼于文化行为的本身，将文化看作一个整体，组成文化的各个部分对于文化的形成和演变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属性就是一种文化，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其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因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将其置于当前社会整体之中，无论其保护主体、保护形式和保护内涵，都要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现实要求。

3．2文化整体论视角下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3．2．1文化整体论突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协同性”保护。文化整体论突出文化的“协同性”保护。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各个部分有机整合并且协同发展可以促使整体的发展和稳定。在探讨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时，应将其置于整体框架中，认清文化与文化，文化与社会，文化与人类之间的相互联系，探寻文化的共性和个性，建立一种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各个遗产项目的保护要遵循整体性保护的原则，不能是割裂性保护，只着眼于项目本身。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政府、社会、项目本身这三方面协调努力，合力保护。从政府层面，完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自身特点出发，在整合现有的社会资源的基础上，已经探索出不少的保护方式，使得该文化遗产得以继续体现价值。整合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路径和模式，对于其他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3．2．2文化整体论强调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保护。文化整体论强调文化的“本真性”保护。文化的传承要求在保护和发展文化的过程中，要注重文化的历史性，从时间、空间整体性加以保护，不能因经济利益而牺牲文化的本真性，并且充分挖掘文化的价值，以便能够在传承过程中被人和社会所接受。从这方面考虑，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和传承过程中，既要与时代相适应，又要尊重非物质文化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即注重其保护过程中的“本真性”。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应该了解该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历史背景，充分认识其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认清发展现状，寻找有效的保护方式，在保护过程中不失其内涵而又与现代文化相适应。3．2．3文化整体论注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保护。文化人类学整体论强调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和文化客体之间的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文化整体论把人类和人类所创造的文化看成是一个由许多相互联系的要素所组成的整体，重点关注人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更好地揭示文化系统整体特性和功能［2］。文化整体论强调了人与文化的内在联系，体现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活态性保护。孟林盛、李建英等学者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根据保护形态的不同，将其分为静态保护和动态保护［3］。根据现有的文献来看，博物馆的固化和数字化保护都属于静态保护的范畴，而动态保护的形式相对多样，包括传承人继承，以文化节庆、传统节日、体育旅游为依托进行弘扬，依靠学校为平台、教育为手段促进体育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等多种形式。同时，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新式的保护形式也在不断的涌现，礼堂的设立和文化生态圈的打造也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新的思路。原有的静态保护强调以固化的形式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下来，注重项目本身的保护，而割裂了遗产本身与现在的社会、人之间的关系，不符合社会发展和遗产自身保护的要求。动态保护亦不能为了保护而保护，在保护过程中，要顺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充分发挥项目自身的能动性，推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自我造血。

4研究结论

4．1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秉持整体性保护的原则，不能是割裂性、断裂式的保护，充分调动政府、社会、项目本身的保护热情和保护资源，协调三方合力保护是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然趋势。4．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应该正确把握该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历史背景，充分认识其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认清发展现状，寻找有效的保护方式，在保护过程中不失其内涵而又与现代文化相适应。4．3原有的静态保护过于注重项目本身的保护，而割裂了遗产本身与现在的社会、人之间的关系，不符合社会发展和遗产自身保护的要求。从长远发展来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保护方式应以动态保护为主，辅以静态保护，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且探寻新型而有效的动态保护模式进行推广，推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作者:郭怡 董梦佳 单位:浙江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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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论文篇（5）

因此，“疾病与医疗模式的改变，隐喻了文化和政治的扩张和征服。国家和政府处理疾病和医疗的策略和方式，恰好反映了‘科学’政治殖民的隐喻。”②这一场科学政治殖民的隐喻对中医所带来的困境是空前的。中医的处境在科学的节节胜利下，陷入不断萎缩的局面。有学者对目前中医的这种困境有着精炼地概括:“‘中医教育’在大量安排西医学课程的同时，中医基础理论中掺杂的牵强附会的西医学诠释内容也越来越多。‘中医科研’全面采用西医的思路、方法和价值标准。实验研究、动物模型、还原分析、客观标准、定量数据几乎成为‘中医科研’的全部内容，课题的设计、立项、鉴定、评级完全按照西医的标准与规范。‘中医临床’以辨证分型为特色而纳入西医病名之下，使其变成辅助疗法;‘中药研究’实际上是植化研究提取有效化学成分，使其变成辅助西药等等。”③除此之外，中医从业人员从清末民初的80万人，至1949年剩下50万，现今仅有27万人。此外，“各中医院仅有约10%的中医开汤药方，即按中医思路看病的不到3万人。……尤其可怕的是:许多中医基本上不会用中医思路看病，只会看化验单。”④至于在宣传层面，国家缺少公开正规地对国民开展中医学的知识普及，偶有的与中医药相关的影视作品亦远离真正的中医，因此国民对中医的认同也在消解。许多老中医忧心忡忡:21世纪，中医学界陷入了严重的乏人又乏术的尴尬境地。此种现象，似乎真的把千百年来护卫民族身心健康的中医陷入“遗产”位置上:即具有历史、文化、科学价值却处于濒危状态的文化。

二、“申遗”:中医复兴之路及其悖论

当原来是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使用的活态的中医，陷入萎缩乃至消亡的危险之境，中国政府积极投身于世界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成为一种被多数人认为是表达中医、展示中医、拯救中医、复兴中医的途径和方法。自2003年，中国政府启动了中医“申遗”工程。在首批10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传统医药便为其中一类。不少中医界的从业和研究人员都积极发文，按照联合国教科文所规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来确认中医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符号来拯救处于困境中的中医。如沈劫指出，“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在与疾病作斗争的漫长实践和历史性观察认识中不断发展起来的原创性学科，包含着丰富的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它世代相传，与中国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并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不断地被再创造，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认同和尊重。中医药学完全符合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应当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⑤把中医往“非物质文化遗产”上靠，获得“合法性”、“话语权”、“生存空间”，并非不是。至少如刘更生所言，“(中医)申遗最大的好处是在思想基础上、指挥上、国家和人民的观念上达成共担责任。反过来，为中医识。”①这种对中医重视认可的共识，是中医复兴的基础。然而，在中医申遗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思路与做法，却存在理论上的矛盾和悖论。

一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1972年制定《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开始，到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再到2007年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多样性公约》都不断地在调整文化遗产的分类和评估体系，以确保文化主体性和多样性保护的初衷。换而言之，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的文化持有者应当在积极探索自身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来形成自己的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体系，参与到“世界遗产”的博弈中。在这一方面，日本和韩国就是典型。他们“坚持不懈地以本国的遗产保护和遗产理论研究，引导和推进着基于传统文化的遗产本体认知:强调多样性、无形性、非精英性、活态的民间民俗遗产类型，并最终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的形式，拓展和重构了世界遗产的崭新体系。”②反观中医，我们一直缺乏从中医自身出发，来强调建立一套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这可以从中医申遗之路具体经历中看到:我们如何一直在“屈从”当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概念”、“定义”、“规定”和“体系”，而不断地分解自己的整体性来“削足适履”地适应它们，以获得“中医非遗”的符号和地位。2003年，为避免中医药文化遗产也(诸如端午节一样)被其他国家抢先申报，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开始酝酿中医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在当时起草的“中医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方案”中，第一步是将中医药学整体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③2008年9月，中国将“中医”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然而却因为不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申报规则的具体要求，撤回了中医的申报，在2009年10月改为“中医针灸”申报。④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年所申报的35项中，“中医”被认为是“最重要、无需讨论与评审”、“名列榜首”的选项。恰恰是这被中国人认为是重中之重、无需讨论的“中医”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非遗部的评审委员会认为是不符合相关规定。这是一件非常值得深思的事情，它折射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以及这种独特性未被纳入到国际遗产体系标准中去博弈、接受、吸纳的事实。王旭东先生曾撰文对该事件和现象进行了分析，概而论之，有这几个层面:首先，根据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即“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进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中医申遗必须符合所有的条件，而在评审委员会看来，中医的非遗申报中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该遗产项目使社团或群体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凝聚力。⑤其次，《公约》规定“非遗”的形式包括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这就是对文化“形式化”的约定。中医的形式极为丰富，但是，从项目名称上，专家们却无法看到“表现/表演”之类的具体形式。这是因为“中医”二字不是项目名称，而是一个知识领域的总称。

因此，评审专家无法将其与《公约》规定的五类项目形式对应。①基于上述分析，王先生认为，要想解决中医申遗的障碍，必须要使中医具备《公约》中所规定的明显的形式感，否则无法通过申报。因此，需要将“大中医”分解为“小项目”，以“针灸”、“养生”、“气功”等等作为单项分别申报，否则连审查都无法通过。他认为“要认真组织专家改变或完善申报方略，认真解决‘持续的认同感’、‘代表性特征’两大核心问题，……只需要顺应UNESCO审批非遗项目的思维习惯和价值取向，中医申遗应该是毫无悬念。”②由此可见，王旭东先生从中医“申遗”的困境及其原因出发，为了能适应联合国“申遗”的要求，提出把中医“化整为零”，去符合《公约》所规定的非遗的几种形式，比如“针灸”。无疑，这一过程表明了，在申遗的过程中，我们为了符合联合国的标准，而忽略了按照自己的遗产特点来建立自己的遗产理论和实践体系。在我国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0类)中，传统医药作为其中一类被纳入其中。在这一类别下包括了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方法、中医诊法、中药炮制技术、中医传统制剂方法、针灸、中医正骨疗法、同仁堂中医药文化、胡庆余堂中药文化，藏医药等9项内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而言，这种分类体系延续了“化整为零”的思路，以更加符合UNESCO的认定标准和思维。尽管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方法、中医诊法、中药炮制技术、中医传统制剂方法、针灸、中医正骨疗法等六项被认为“基本上是涵盖了中医药的精髓”③，但是并不能体现中医的整体性、系统性。无论是中医诊法、中药炮制技术又或中医传统制剂方法、针灸等，它们都是在一个共同的哲学、宇宙观层面下的“技术”，是一种“道用”。现在中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其“道”的层面濒临危机，即“中医认知方法、价值观念、思维特点越来越难以被现代人领会和理解，中医文化的根基面临萎缩乃至消亡的危险。这才是中医必须申遗的最关键的诉求。”④实际上，中医作为“非遗”的亮点，是它所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化宇宙观层面的“道”，在这个“道”之下所形成的自身的知识分类体系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诸如此类种种，在中医的“申遗”过程中都不能得到很好的主张和认可。更不用探讨更多深层的细节问题，诸如，“中医药所具有的系统完整性特征说明中医药知识自身的密切不可分割性、认识主体和客体的相融不可分割性，同时也具有和自然生存环境的相融和不可分割性特征”⑤、中医系统里头讲究“医药不分家”的辩证事实，等等。

三、启示:中医中的中国“非遗”理论图式

作为一个文明未曾中断的古国，中国拥有大量的文化遗产。在加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项遗产公约的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国便拥有了47项世界级的遗产，名列世界第三;有36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列世界第一。但是，“所有申报成功的‘遗产’都是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的知识体系和管理体系为根据，都是‘项目性申报’的成果，未能体现中国独立的遗产体系。”⑥上述“中医”申遗而改为“中医针灸”这一事件恰好注脚了我们有着丰富的遗产却未形成自己独立的遗产理论体系这一现实。从中医角度而言，在“遗产”时代的大背景下，虽然我们还会痛惜中医沦为“遗产”的地步，但是，如果能认识到中医沦为“遗产”的原因，并加以弥补，我们应该庆幸中医能够成为“非遗”而得到新的生机。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实践和理论角度而言，中医作为一个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遗产，如果能得到自我的表述，不仅仅是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体系探索的一个很好的实践，也是增进和完善世界遗产评价标准的实践。彭兆荣先生在探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体系的时候，指出要在我国传统中寻找和建立遗产体系，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自己的非物质文化理论体系。他认为可以从“遗存之道、遗存之相、遗存之技和遗存之法”四个核心内容展开。所谓“遗存之道”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哲学层面的普适性观念，涉及宇宙观、人观和价值观等;“遗存之相”是指现象学层面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验、逻辑和文化语法，一套自己的认知、命名、概念和分类系统;“遗存之技”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体系的践行系统，包括形而下层面工艺、技术、技能;“遗存之法”是指一整套应变逻辑、策略和模式，以保持活态遗产生命力。①下文拟从这四个面向来探讨中医作为中国一项突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在中国的文化脉络中表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自己特有的整体性和体系性。

1．医道:遗存之道

中医之于中国文化而言，她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最为核心的内容。“医以载道”，中国文化中最抽象的要素，如气、阴阳、五行、和合、中庸都集中体现在中医之中。离开中国文化的“道”，中医就不成为中医。中医的理论核心包括阴阳、五行、脏象、经络、气血，药物的四气五味，诊断的四诊八纲，都是中国文化核心之“道”的体现。《易经》中的“阴阳”是中国哲学最核心和抽象的概念，其运用大到无外，小至无内。日月昼夜四时方位男女人伦都能用阴阳来解释。而整个中医的核心和基础就是“阴阳”，《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②健康和谐就是阴阳的平衡，反之就是阴阳的失调。故而《内经》中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③出自《尚书•洪范》的“五行”是中国文化中另一个核心的概念，指自然界五类基本物质木、火、土、金、水的相互作用和运动变化。中医将五行特性及其生克制化规律用以解释人体内脏之间的相互关系、脏腑组织器官的属性、运动变化及人体与外界环境的关系。木火土金水的特点和属性不仅对应了了肝心脾肺肾五脏、怒喜思悲恐五志等的功能和特性，同时“五行”相互资生相互制约的密切关系也对应了五脏五志等的生克乘侮的关系。当人体的五行相生相克保持平衡时，身体表现为健康;当正常的生克过度，转为乘(乘虚侵袭，克制太过)侮(被克强势，反欺侮主)，人体就会产生相应的病变。相应的，在治疗的方法上，也运用五行相生相克的规律来进行医治，如“虚则补其母，实则泄其子。”④因此，“‘五行’在中医学中的运用，应是‘天人相应’的实体化。”⑤阴阳五行是中国最抽象的哲学概念，也是贯穿整个中医理论和实践始终的概念。无论是从致病理论、八纲辨证、还是“君臣佐使”的用药配伍，又或者是人与晨昏四季八方等自然环境之间的整体联系、以及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整体联系，都蕴含着阴阳五行、形神合一，天人合一的思想，无不展现着整体性与辩证之美。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医承载着“道”，也彰显着“道”。离开“道”，而谈中医，就是失去了灵魂;更不用说离开“道”而专注于某一味“药”，某一门“技”。因此，医道既是中医之“道”、也是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道”。是在“道”这一层面上，根本性地决定了中医整体作为“非遗”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也是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应是以“项目”的形式单独孤立地面对世人，而应该从自己最深的“道”的层面———即宇宙观、人观和价值观上入手来建立自己的遗产理论体系。

2．医学:遗存之相

我国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中医名录包括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方法、中医诊法、中药炮制技术、中医传统制剂方法、针灸、中医正骨疗法、同仁堂中医药文化、胡庆余堂中药文化，藏医药等9项。诚如前述，这9个项目是作为单独的项目被列出来的，而不是以一套依照中医自有的文化逻辑、理论要素、基本研究单元及其结构模式，以系统的、整体的方式呈现出来。在中医非遗之路上，我们依然没有摆脱以“科学的”、“他者的”的标准来“修正”自己。上述中医“非遗”实践的逻辑延续了从晚清以来的历史困境和悖论:中医始终在西方科学隐喻下，无法以自己的体系完整地自我言说和证明，而要用近代科学和西医学作为自身价值评判标准。时至今日，中医学界需要采用西医的概念、术语、标准、规范，应用西医的病名、病因、病理、药理来解释中医药的有关理论，来获得所谓合理性、创新和发展。关于这一点，柳长华先生曾以《神农本草经》指出问题的症结:“多年来，人们习惯地认为传统知识没有标准，也无法制定标准，标准必须是可以量化的、可以被实验室证明的。其实，有些传统知识是有标准的，如果需要的话，也是可以制定标准的。以中药新药和中药专利的申报、审批为例，我们多年来采用西方化药的标准，其所带来的弊端越来越明显，使得民族产业受到压制，因为至今仍有人认为中药本身没有标准。其实，中药在长期的应用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标准———从《神农本草经》的出现，到历代本草文献的总结，实质上都是在追求实现一种‘标准化’，只是这种安全有效的传统标准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承认而已。有的人一谈标准，就要求与国际盲目接轨，从没想到尚不存在的‘国际标准’是需要自己去建立的……”①上述提到的从《神农本草经》到《本草纲目》的“本草”形制就是中医医药学的一类从自己文化、经验出发的一套认知、命名、概念和分类系统。在《神农本草经》中，将中药分为“上、中、下”三品，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析族区类，振纲分目”把中药材分为矿物药、植物药、动物药。此外，有关经络、穴位、疾病等等，中医也有自己的命名和分类系统。以疾病中的痹病为例，“痹”一词就是中国文化中对于“风湿”一类疾病的命名，并有自己的解释和分类。中医学界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形成了一套关于“痹”的表述系统:痹病是人体正气不足或脏腑气血功能失调，风寒湿热燥等外邪侵袭(也可内生五邪及瘀、痰引起)，造成经脉气血不通、不荣，出现以肢体关节肌肉疼痛、重着、麻木、肿胀、屈伸不利，甚则关节变形，或累及脏腑为特征的一类疾病的总称。单单关于“痹”的成因上，又分为:按外因命名(风痹、寒痹、湿痹、热痹、八风五痹、八风十二痹、风冷痹、外感痹、暑湿痹、湿风等);按内因命名(内伤痹、实痹、虚痹、痹弱、气虚痹、血虚痹、阳虚痹、阴虚痹等);按不内外因命名(食积腰痛、损伤痹、蓄血痹、瘀痹、瘀血痹、痰痹、溢饮等)。②事实表明，中医中极为丰富和特色的关于宇宙、生命、身体、疾病、医药等认知、概念、命名和分类系统，本身就是一套能自我言说的“非遗”知识体系，要充分梳理出自己知识谱系，参与到世界遗产的构建中来。因此，“如果想不照搬西方知识谱系来框囿中国的遗产事项，就必须回到中国丰厚的遗存中去，从名实之辩的根本点出发，梳理千年中国的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谱系。”③

3．医技:遗存之技

由前述可见，中医在“道”的统摄下，用自己的概念、术语、标准、规范建立起来自己的分类体系和知识系统的“学”。然后，在“学”下，生长出各种具体的用来预防、判断、医疗疾病，维护身心健康之“技”:它涉及到了生态亲和、器物工艺、活态操演、身体技术。现在被列入首批部级非遗项目的医药类非遗中的“中医诊法、中药炮制技术、中医传统制剂方法、针灸、中医正骨疗法”都可以算是属于“技”的层面。此外，中医的导引养生功、心理疗法、食物疗法、推拿、巫祝等都是属于具体用以预防、判断、治疗疾病的“技”。这些“技”是显在的，能为一般人所接受。在中医中，还有一种潜在的“技”———“内证法”。因为它的神秘性、直观性，为一般人所难以理解和接受，从而成为一种真正濒危甚至消亡的“非遗”。但是它很细微、很精深地存在于传统文化中，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①在某种程度上，诸如针灸(经络、穴位)、正骨、制药等技术的形成和有效性是建立在“内证”这门神秘的技术之上的。由于中医除了治疗人的肉体，还治疗人的精、气、神，其精气神部分，比如经络穴位、五运六气、五藏六腑，而这些就需要通过内证的方法来获得。②这门极其精深细微级别的“非遗技术”完全是要按照一定的方法通过自身修炼来实现的。著名当代中医刘力红曾经举了《胎胪药录》一书中提到“胎息”来大致解释“内证”获得的条件，即人要恢复到胎儿时期的特殊呼吸状态(胎息)，心明的状态就会自然产生，从而就能达到内证所需要的条件，而进行“内视反观”。古人讲的经络穴位、药物气味、药物的归经，并不都是思考出来的，而是内证实验出来的。③由于后世之人越来越少有人能掌握并亲证这门技术，而只是直接应用这门隐性技术所证得的显性技术(如针灸)，所以“内证”慢慢就淡出了人们的经验和认识。因此，要真正成就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遗存之技”，不仅仅要整理和保护显在的“技”，还要重新认识和恢复隐性的“技”，这是中医所特有的，区别于西医的精华之所在。今天，我们绝大多数人之所以对中医所主张的“精、气、神”的东西无法信任，原因在于长时间地中断了“内证”之“技”的践行(doing)，因而影响到了中医(尤其是其形而上方面)的存续(being)。“非物质文化遗产唯有‘技’的践行(doing)而成就其存续(being)的本身。”④

4．医承:遗存之法

中医千百年来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遗存之法”，使得中医能几千年以来不断地保持生命力，一代一代地延续下来。这套“遗存之法”概而言之，有这样几点:

第一，培养一个“完备”的人。中医不仅仅只是一种医疗技术，它更是一种深厚的文化，从一定程度上而言，优秀的医者需要具备良好的天文地理道德等的全面修养。中医理论与中国儒释道的文化精神相同，即便是民间的医生，通常也要把医德放在首要位置。古代很多读书人未考中功名转而学医，上手很快，成就很快，说明中医医承之法的首要在于保持它所依存的文化生态———中国儒释道的传统文化。

第二，研读《黄帝内经》、《伤寒论》、《金贵要略》等中医经典。从张仲景开始一直到当代的颇具威望的李可、刘力红、徐文兵、倪海厦等中医，凡是在中医领域有所成就的，无一不是从研读经典中成就出来的。尽管后世中医著述汗牛充栋，但是都无法超越和替代经典。

非物质文化论文篇（6）

在高等艺术教育的改革中，应首先开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课程，应对该学科进行系统、合理的建立。高校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发扬的重要途径之一。我国政府应重视该项目的形成，大力扶持学校进行该课程的建立，无论课程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都会在学生中产生不小的影响。学校可以通过选修课的方式吸引学生，开设有关文化类、民间文化类、文化产业类等相关课程，推动该学科的建设。有条件的学校，应加大对该专业的建设，凭借学科的优势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让有兴趣的学生受到更专业的教育。学校还可以邀请民间艺术家到校内进行讲座，开展各校联合汇演等文化活动，有组织地进行教育，使学生更生动地体会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所在。

（二）推进遗产保护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和种类繁多，学校为了方便学生的学习，可以在图书馆内设置该项目的专馆，用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共享的和谐场面。因此高校应推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图书馆的日常管理中，要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馆的管理，有条件的学校应聘用该专业的优秀人才，进行专业管理和指导学习工作，这样不仅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双重保护，而且可进一步让学生学到更专业的知识。图书馆不仅起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作用，还起到了对其的借鉴和传承的效果，使得图书馆在高校的教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弘扬文化发展

在高校中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是以保护为主，并以传承、文化并重的目标去发展。而保护的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更好地传承下去且对学生起到教育意义。学校要多与政府和企业合作，通过共同建立项目的方式达到教育、保护和推广的共赢。地方的政府部门也应当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对学校进行资金方面的资助。而有条件的高校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研究基地，促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和保护。通过基地的建设，学生可以加入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并投身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去，感受民族文化的魅力所在。同时，通过师生的共同配合，对文化进行创新，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实现经济利益的丰收。

非物质文化论文篇（7）

（二）基础教育规划和改革的落后当下的美术基础教育一直还沿用着多年以前的规范。多年来国家对与美术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利用一直在向前发展，非遗项目和非遗成果越来越多，但教育部门并没有适应这些变化和发展，其教育规划和改革严重滞后。教育内容和课程改革进展缓慢,非遗教育的教师培养基本处于“谁有兴趣谁自行研究”的状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更没有纳入教育内容和规划。没有对人的教育，尤其是对中小学生的非遗文化的美术基础教育，根本夯实不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从长远的角度也起不到核心的保护作用，更谈不上将来的发展和利用。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美术基础教育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中国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见证，更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和传统。这些遗产记载着一个民族智慧的过去，同时也对我们的未来有极强的指导意义。但随着现代化进程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如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类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面临着很大的冲击，甚至有被淹没的可能。现在国家已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着各种各样的保护，比如正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编撰造册、历史记忆、传承人保护和培养、政府立法保护等，但绝不能忽略教育传承的极大作用。与美术这个类别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更不能缺失美术基础教育对非遗保护和发展的作用。

（二）美术基础教育在与美术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意义和作用首先，美术基础教育是与美术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最好的方式。通过美术基础教育，把中国博大精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教与学的实践，不仅能让广大学生了解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每一个学生身上得以延续。对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来说，意味着一种责任、继承和发展。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中小学的美术基础教育，将是非遗保护和发展的重要阵地和渠道。当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了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成了保护和发展的阵地，教师担负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责任，那么非遗保护和发展将有专业科学的创新方式，有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有持续稳定的科学规划，非遗保护和发展就有了根基。

三、如何让美术基础教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中起到特殊作用

（一）革新美术基础教育的内容和内涵首先，教育部门尤其是地方教育部门应组织人力及时梳理与美术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把当地具有地域特色和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民间美术）通过梳理，以不同的美术创作形式（如泥塑、面塑）探寻美术基础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契合点。其次，开发和形成适合各地实际情况的课程资源、教学案例、专业教材并加以推广。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新的美术教育内容走入课堂，逐步形成中小学、幼教不同阶段的教育内容。再次，创新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教学方法。要遵循以认识、了解、研究、实践这种由浅入深的过程教育，要以欣赏教学和实践操作相结合，课内课外相结合，个人课堂学习和小组学习相结合，传承人进学校和学生访问培训相结合。

（二）加强非遗师资力量建设和非遗教学基地建设过去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在民间以技艺传授，基本上没有形成具有教学功能的基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大多是以个人或小家作坊的形式存在的，正是由于这种原因，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工业化时代显得极其脆弱。所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应该把非遗人才保护和大众教育培养相结合，把非遗封闭保护和非遗新基地建设相结合。应该建立起传承人授艺，大学和专业研究机构承接、规范、指导培养，中小学美术基础教育普及拓展的一体化系统。大学应该成为非遗师资力量建设的主阵地，首先应该在大学设置相应的非遗课程，进行课程建设和引导，逐步培养非遗师资力量。充实到中小学作为非遗传承和教育的火种。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划拨专门经费在校园建设非遗展示和教育基地，由学校申报，教育主管部门审核相应的人力资源、课程设计、配套政策等。引导教育系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中进行承接和创新。

非物质文化论文篇（8）

“非物质文化遗产（英文为th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是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展现、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制品和文化空间［1］。”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传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二是表演艺术；三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四是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五是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2］。2005年3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3］”。

1．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

根据国务院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本文给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体育文化表现形式及文化空间。具有非物质性、不可再生性、活态性、地域性、民俗性等特征。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518项）［4］，其中，高脚马被列为竞技类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之一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

2高脚马的发展概况

2．1高脚马简介

高脚马是湘、鄂、渝、黔四省边境各县市广大土家、苗寨盛行的一项民间传统的体育活动，同时也是土家族的一项传统竞技类体育项目，是由土家族苗族儿童嫁戏工具发展而成，多少年来一直为该地区各民族青少年儿童所喜好。它与我国北方的踩高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土家山寨用高脚马代替雨靴踏过泥泞的穷困，已经成为过去。但是，人们依然留恋站在脚马上高瞻远瞩的好处。左手提起左脚，右手提起右脚，循环往复，可促进大脑两半球的平衡发展。高脚马的比赛，除了竞速和对抗外，还可以进行越野、障碍和竞艺比赛。所谓越野赛跑，就是在郊外赛跑，需要跨过溪沟、通过泽沼或稻田、走过沙滩、穿过小林等。所谓障碍赛跑，就是在竞速的途中设几个障碍的跑。所谓竞艺，就是骑着高脚马在规定的场地内，以不下马为基本条件，从姿势花样类型、动作优美程度、难度等方面比试。

2．2高脚马的发展历程

2．2．1高脚马的起源。就高脚马而言，就是截竹为马，一手在前提马头，以拨转方向，另一手在身后扬起，有跃马扬鞭之势，在庭院内来回往返跑，多为儿童嬉戏时的一项民间体育活动。例如杜牧写有“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说的是几岁儿童，骑着这种竹马在庭院内或床周围来回奔跑嬉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大概就是出自这里。骑竹马最早的文字记载见《后汉书•郭级传》记：“司部到西河美稷，有儿童数百，道次迎拜……”。这说明骑竹马这项民间传统体育活动，不但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在当时已经超出了儿童嬉戏的内涵，逐渐发展成为迎接大小官员和贵宾时群众自发的欢迎队伍［5］。

2．2．2高脚马的发展。高脚马的发展，还是建国以后的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奉行这样的政策，即宪法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本方的教育、科

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保护和整理民族的文化遗产，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体委和国家民委制定了“积极提倡，加强领导，改革提高，稳步发展”的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对民族传统体育抓紧挖掘、整理、提高、发展，从而促使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之花的繁荣盛开。湖南省体委和省民委于七十年代末组织并号召少数民族地区体育工作者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进行广泛、深入地“挖掘、整理、提高、发展”等工作，高脚马才逐渐被挖掘、整理出来的。1985年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吉首举行了湖南省首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湖南省体委和省民委的共同努力下，最终完成了《高脚马竞赛规则》的制定工作并把高脚马列为正式比赛项目。2001年，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将高脚马竞速列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首次竞赛项目。比赛的项目为男女100m、男女200m、男女2×200m接力、男女4×100m混合接力。

2．2．3高脚马的繁荣。高脚马项目已经连续在宁夏、广州、贵州三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崭露头角，充分展示了我国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阶段性的保护成果。不管是省民运会还是全国民运会都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的英明与正确，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进民族团结、振奋民族精神，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和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2．3．1高脚马表演项目登陆央视春晚。由湖北电视总台选送的民俗歌舞《山乡春来早》凭借强劲实力跻身中央电视台2009年春节联欢晚会，演唱部分是土（家）苗兄妹组合、比兹卡组合的精彩放歌，舞蹈部分由中国电信武汉艺术团演员、武汉音乐学院以及湖北民族学院学生倾情演绎。这一节目受到广泛关注，不仅是因为土（家）苗族的众多演员登上央视春晚大舞台，更有大家对土苗民族文化如何更好推介的深思。

2．2．3．2高脚马对抗表演项目亮相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多姿多彩，其丰富的内涵反映出了各民族的生活、劳动、习俗、性格和追求，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华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四年一届的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已列入《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成为我国少数民族群众展示体育文化、增进团结友谊的民族盛会。为淡化金牌意识和锦标意识，促进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科学化与规范化，国家民委将改革奖励方式，将竞赛表赛项目金、银、铜牌的奖励体系，改为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4名的奖励体系，扩大了奖励面，突出了参与性。例如，2007年9月，湖北省代表队的高脚马团体操荣获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表演项目技巧类银奖；2011年9月，一支由16名湖北民族学院体育学院学生组建的高脚马对抗表演团队，荣获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表演项目团体金奖。

2．2．3．3湖北省首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空降湖北大剧院。湖北省首届少数民族文艺会演，是经省政府批准，由省民宗委、文化厅、广电总台共同主办，演出于2011年11月在武汉举行。本届汇演以“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展示少数民族独特的艺术风采，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为主题，来自全省民族地区和部分散居地区的22个县市和有关大专院校的1500余人参与演出，参演剧（节）目包括戏剧、音乐、舞蹈、曲艺等各种类型的主题文艺晚会、综艺晚会，其中包括由湖北民族学院的高脚马对抗表演项目。

2．2．3．4高脚马100m竞速打破世界吉尼斯记录。梁绍伦，广东佛山人，广东省佛山市高脚竞速教练，于2013年8月创高脚竞速100m世界吉尼斯纪录。

3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活态传承要素

3．1传承人与传承群体要素

传统高脚马能以一种“活文化”的状态存在于社会文化系统中，是“传承”在其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然而，传承的载体需要依赖具体的人，由人存续，因人繁荣，传统高脚马进行活态传承不可或缺的传承主体始终离不开人。同时，传承人将扮演着具有质朴民间气息的传统高脚马继续发扬光大的关键角色。然而容易造成人们错误的做法是将传承人只局限于个人或者个体，没有把传承个人与传承群体的更好地结合起来。高脚马文化本身就是文化元素多样的综合体，想要得到比较完整的传承往往是需要群体性参与，而非个别参与。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群体的概念，可以将它置于社会群体的系统中去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体泛指一切通过持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互动或传承关系结合起来进行共同活动，并有着共同利益的传承人员集合体［6］。毋庸置疑，传统高脚马的活态传承依赖核心载体的传承人以及传承群体，然而，无论是基于个体或群体性传承，归根结底所折射出的是对地域性的民俗文化环境的适应，其中，包括对该地域祭祀祭典、风俗文化等民间文化的心理继承以及文化认同。事实上，在传统高脚马活态传承历史链条上，其核心传承模式仍是以群体性占据主要地位的。

3．2活态存在要素

活态传承的观念是来源于对物质文化遗产的“静”态保护，是对其的一种衍生。活态传承是高脚马文化延续与继承的传统路径，其中“活态”是传统高脚马传承与保护的真魂所在，进一步呈现的是一种继续着的生活状态，守住真魂，保护创新，即可实现对传统高脚马在形式延续与内容发展的扬弃传承。高脚马项目在文化形式上具有鲜活的特征，这既叙述了项目本身表现形式的“活”，又描述了高脚马项目在民间大众群体中的强大感染力，正是由于这种“活”的存在，贯穿于整个民间大众的日常生活，不仅是动态的文化气氛的集中反映，而且深深地影响着“活着”的民间大众。

3．3传承制度要素

传统高脚马的活态传承路径走向规范化、科学化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的传承制度，并且要从传承的主体、对象、路径、评定、遴选及退出等多方面不同的因素进行明文规定［7］。其中，高脚马项目的传承制度必须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完整系统中进行制定，才能促进高脚马传统文化取得更好的保护与传承。在传承制度的支持下，高脚马项目的传承将逐渐走向规范化，消除原有的封建思想以及带有封建色彩的观点、条例，避开一切阻拦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偏见。完善的制度还能给予活态传承更加稳定的支撑与保障，比如，不同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传承人通过相互的沟通交流，达到通力协作、相互发展。这既是传承人之间相互提高、协作发展的理想途经，又能营造出传统高脚马活态传承、走向广大的活态氛围，为传统高脚马项目的活态传承做出贡献。

3．4人文生态环境要素

无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还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活态传承都始终离不开使其诞生并繁荣发展的人文生态环境。也就是说，不同地域文化都包含着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经过不断的发展与繁荣成为当地传统、民间文化的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经历着诞生—发展—繁荣的生命历程，不同项目有着其独特的基因结构与生命系统，它们与同质的民俗、民间行为、心理所构成的人文生态环境紧密相关。任凭人文生态环境如何变迁，项目本身都是典型性的代表。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都不同程度地彰显着同地域、同文化群众的性格特点，同时也是地域性的民俗行为习惯的集中反映，还是大众群体对该地域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生态环境相对适应的凸显，只要原生态的文化生态环境不遭到破坏或出现变更，就不会发生变异或消亡。例如，土家族苗族高脚马源于湘、鄂、渝、黔的民俗民间文化，在世世代代的发展过程中脱胎换骨，在该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原始、朴素、大方等民风的影响下，最终发展成为集铿锵有力、潇洒大方、豪放刚烈、剽悍威武于一体的多种特点，从而揭开具有浓厚、神秘的“湘”、“鄂”、“渝”、“黔”地域特色的面纱。

4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活态传承途经

4．1结合市场，构建活态传承机制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这个大环境下，文化多样性以及文化传承在全球各角落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保护，其动因也正是文化多样性的生存遭到挑战，以土家族苗族高脚马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可发现佐证。需要指出，传统高脚马保护的重点是“本真传承”，同时更需要将其发扬光大。然而，这就对传承的途径提出了要求，传承需要继续，途径需要创新，这样传统高脚马才能保持活力。当下，社会强调对传统高脚马进行活态保护与传承，那么是否可以基于市场经济体制对“高脚马”项目进行“项目操作、商业开发”？所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构建其活态传承机制，以及如何把“高脚马”项目的活态传承与市场介入较好地结合成为一个现实问题。众所周知传统高脚马具有艺术表现强、审美价值突出等表演特征，因此在其对市场经济体制的主动适应，且实现最大的目标利益之前，应该将传统高脚马借助节日庆典、旅游活动的契机同市场演出结合，逐渐地扩大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优秀文化传承的受众面，也使得一定数量的受众可能成为传统高脚马传承人的转化目标。从文化传承角度上讲，市场与传统高脚马项目的结合或许不是最理想的，但可以作为试探性的生产性保护与传承，尤其是在我国民族、民俗文化得不到年轻人的认同以及缺乏专职传承人、传承制度捉襟见肘的今天。

4．2融入校园，展开活态传承新局面

教育的勃兴与文化记忆息息相关，并成为拯救其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工具。事实上，传承范围的不断缩小、后续动力严重不足的尴尬局面正是传统高脚马的未来发展所面临着的。造成这种局面的罪魁祸首正是“师带徒”模式，并一直流传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而项目的精髓就难以真正得到传承人的掌握。因此必须拓宽受众面，才足以支撑其项目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而高脚马自身的传承同样经历着类似的窘境。传统高脚马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应落实到人与人，逐渐发展形成为良性的传承群体。因此，把传统高脚马的传承工作引进学校教育领域，将会获取较为立竿见影的效果。首先，在课程设置方面，建设以“理论传承为基础，实践传承为核心”相结合的教育教学模式，促进学生群体广泛了解传统高脚马的文化背景与历史渊源，全力推动其技艺与实践的学习；在教学团队的组建方面更是可以引入“教师＋民间传承人”的模式，相互协作、同台授课；既实现传统高脚马活态的存在，继而促使传统高脚马的民间艺人与学生群体建立面与面的交流形式，帮助学生了解、学习高脚马文化。同时，推广建设校内专用高脚马训练馆，为硬件方面做好保障工作，建立完善校外教育传承实验基地、培训机构，以达到内外兼修、协作发展的教学模式。

4．3利用传媒，控制活态传承新形势

大众传媒是积极有效宣传、造势民俗文化最好的利器，融入当代、融入大众、融入生活，完成宣传、保护与传承的工作。传统高脚马活态传承之根本是突破原有的时间与空间的束缚，扩大传统高脚马的传承受众面与时间，具体操作如下：一是借助传统媒体，可在电视、广播、报纸、墙报等传播媒体上，通过打造高脚马专题节目、开设高脚马的特色报导、增加高脚马的专栏板块、筹备高脚马专题图文展，同时，可以创办高脚马文化学术专刊，加强理论研究，丰富文化内涵。此外，增强传承核心人物与媒体的沟通、交流、宣传，精心制作，巧妙安排，以最大限度地增加群众关注、了解，继而达到跃跃欲试的冲动。二是借助网络媒体，加大对政府以及新华、网易、腾讯、搜狐、新浪等大型门户网站的宣传投放，或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传统高脚马专题官方网站（如土家族苗族高脚马网），设立视频、照片示范专区、构建高脚马核心传承人数据库、开办交流网络社区、贴吧，以保证覆盖面广、内容详实、快捷与便利。此外，传播的扩展面还可以渗透到手机信息平台（微信、微博等）、卫星数字电视载体等信息媒介，时时将各高脚马文化信息、内涵背景、内容特色等讯息传播、，达到和谐的交流与沟通，推进高脚马等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健康有序地传承。

非物质文化论文篇（9）

最近一年来，“原生态”民歌一度成为电视媒体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在中央电视台和各省市电视台的节目当中，出现了很多具有原生态音乐文化元素的节目。其中一些栏目是以“原生态”民歌为主要内容，如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中国》栏目、《魅力12》栏目；内蒙古卫视的《音乐部落》栏目，广西卫视的《唱山歌》栏目，上海卫视的《海上回音》栏目等等。纵观CCTV第十二届“青年歌手大奖赛”比赛的盛况，新增加的原生态唱法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本文试从对“原生态”民歌的认识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了解，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谈些自己的看法。

一、对“原生态”民歌的认识

在以往的音乐术语中，本无“原生态民歌”一词。“原生态”是来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普遍使用于生物科学领域的一个术语。更具体地说，它是“原生物”和“生态”两个名词的复合，即以口头方式传播于特定民族、地域社区传统习俗生活中的民间歌唱，除风格、唱法要求是“原生”外，还指出它的歌唱环境也需要保持其原本的“状态”。

近些年来，为了区别于作曲家编创的民歌，强调传统民间歌曲的原汁原味风格，“原生态民歌”之词应运而生。其实，“原生态民歌”一词的人文含量比我们习惯上说的“传统民歌”还要大一些，宽泛一些。它不仅包括：（1）民族语言和地区方言；（2）口头的自然传承方式（家族、村寨、社区等）；（3）特殊的歌唱方法和地域民族风格，同时还特意提出了歌唱环境这个因素，并强调两者之间交融一体的互动状态。[1]最近，一部部标榜“原生态”的歌舞剧大受欢迎，一场场展示“原生态”音乐的民歌大奖赛在电视上频频亮相，一张张将西部民歌旋律配上流行元素的唱片传唱于大江南北……在已经结束的CCTV第十二届青年歌手大奖赛团体总决赛上，新增的原生态唱法成为20天比赛的亮点，几乎所有高分都被原生态歌手所垄断。在文化管理部门、媒体、学术界，以及大量民歌手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迎来了一个久违的“原生态”民歌热。对此，我们也不禁会提出疑问：既然原生态民歌特别强调了歌唱环境与方言、口头传承的统一，那么，频频地将民歌“移”到舞台上、电视屏幕上、广播电台上，还能被认为是“原生态”民歌吗？我们可以引用乔建中（音乐理论家、原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的话作为解释，“原生态”是一个不得以而为之的说法，是因为当代环境下有了太多不朴素的所谓民歌。虽然搬到舞台上的民歌已经不具有纯粹“原生态”的意义，可以说就是“次生态”了，但是它还没有改变它的音乐形态，通过媒体、比赛等方式让大家进行集中交流，开阔大家的眼界，提供一个相互交流与学习的平台。

“原生态”民歌的产生是人们社会生活最直接的心声，从《吴越春秋》的《弹歌》到周代《诗经》的乐歌“风”“雅”“颂”，从新民主义革命时期的《长工苦》、《东方红》，到改革开放后从台湾传入内地的“校园歌曲”，这些无一不是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直接“表达”，“原生态”民歌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它始终伴随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二十多年来，民族民间音乐的集成工作、地方政府对于传统节日的恢复、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试点工程、中央电视台的西部民歌大赛等等工作都是在推行对“原生态”民间艺术进行保护的理念。

二、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长年来致力于探求文化遗产的功能与价值，在如何更好地认识、保护和尊重人类的文化遗产方面不断努力，提出新办法。2003年9月29日～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了第32届世界大会，大会的重要成果是通过了“2003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简称公约）。[2]该公约的主要宗旨是：（1）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2）尊重有关群体、团体和个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3）在地方、国家和国际一级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互鉴赏的重要性的意识；（4）开展国际合作暨提供国际援助。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自治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是“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文化有关的工具、实物、工业品和文化场所”，具体包括五方面：（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包括传统音乐、舞蹈和戏剧；（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从定义可以看出，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要使之能够代代相传；使之存活与社团、群体的文化环境中，并与自然、历史相关；提供社团和群体文化认同感并使之延续；发扬世界遗产的文化多样性及人类的创造力；符合国际人权公约赋予人们的权益；推动群体间的相互尊重、继承发展世界文化的多元性。

国务院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关于“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履行我国加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义务，颁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历史的见证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使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不断传承和发展，将极大地增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和凝聚力，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保护健康的文化生态，为实现经济社会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发挥主要作用。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稳定统一，激励各族人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伟大国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动“原生态”民歌的发展

“原生态”民歌其实就是指民歌，是与生活连在一起的，是其民族、地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2006年的电视歌手大赛，不仅将“原生态”从民族唱法中单列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比赛单元，而且参赛的原生态歌手或组合更多，如李怀秀、李怀福的海菜腔《吉祥的鸟儿飞起来》、卞英华的《阿里郎》、蝉之歌组合的侗族大歌《蝉之歌》、安达组合的《安达情》、毕曼组合的羌族多声部《取胜》等，这些民族特色浓郁，地域文化色彩鲜明，自然朴素的唱法风格的“原生态”民歌，给人们带来了强烈的艺术震撼和审美享受。[3]“原生态”民歌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和全国观众面前展示，以集团军方式进入电视传媒，已经发展成为主流媒体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不仅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宣布了第一批“人类人口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共计19个项，绝大多数是由发展中国家申报的民间传统仪式、口头语言和表演艺术项目，中国艺术研究院申报的“中国昆曲”也榜上有名。[4]这是维护人类文化多元性的一个重要行动，把那些遗留、残存于世界各个角落的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看得与文物、古迹等物质文化遗产及未被人为破坏的自然景观同样重要，及时采取各种有效的保护措施，使它们的价值能够持久地保存下来。

自2002年我国正式启动“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工程”以来，各级政府和群众对这项伟大工程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昆曲、古琴、维吾尔木卡姆、乌日汀多——蒙古传统长调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相继批准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我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国家名录推荐名单的公布；国务院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5]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之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目前，我国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申报范围分为九大类，即：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戏剧、曲艺、民间美术、传统技艺、民俗、文化空间。这些举措的实施与开展，对代表我国各民族特色的“原生态”民歌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保护作用。

民间音乐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我们民族音乐的母体又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资源，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挽救我国民族民间音乐遗失，保护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重大举措，唤起人们对“原生态”民歌的保护意识。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生产方式的改变，以及商品经济大规模入侵民间音乐的发源地，那里的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行为方式、生存条件和文化环境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民间音乐失去了以往的生态环境，从而导致一些民间音乐的失真与变异，因传承面变窄而被遗忘，面临着瓦解消亡的危险，带来生存与发展的危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推出，使“原生态”民歌的崛起以全新的面貌面向全国观众，使人们重新看到民间音乐的朴素自然的艺术魅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使人们直观地感到民间音乐的确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从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急速消亡的今天，唤起人们对它的热爱和传承保护意识。

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原生态”民歌，必将随着社会物质文明和人们精神文明的不断提高而日益发展，它以鲜明的民族个性反映了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它的发展反过来对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推动其不断地发展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的系统工程。

参考文献

[1]乔建中.“原生态民歌”琐议[J].人民音乐，2006，（1）.

[2]曹本冶，陈婷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曹本冶教授关于UNESCO专家小组会议的电话采访纪要.音乐艺术，2006，（1）.

非物质文化论文篇（10）

艺术院校专业建设与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与保护相融合的途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提出,教育部门要将优秀文化遗产内容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纳入教学计划、编入教材。应通过开展各类非遗的研究与教育等活动,将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引进学校,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工作都应纳入到相关课程中去,通过开设相关专业,落实学科发展,加强课程改革和教材建设,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充分展现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积极创建国家及社会文化遗产事业急需的新学科,肩负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人才的培养[2]。(一)特色专业的设置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有效载体专业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长期性的工作,需要高校立足现实,审视目前教育发展所面临的环境变化,在专业建设的整体规划与设计中体现出适应性变革[3]。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本土化”的特征,为艺术院校开发特色专业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本地区特有的历史和传统民族文化、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都是艺术院校创建文化遗产事业新学科的依据,因此要打破单一的学术模式,挖掘和开展地方文化,积极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创新建设与非遗相结合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专业。如,成都艺术职业学院将当地青神县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青神竹编,作为该校的特色专业;中山大学发挥了学校在戏曲专业上的优势,开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主要针对的是地方戏曲的研究和保护。哈尔滨大学美术学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专业2007年被国家教育部批准为高校特色专业,重点研究黑龙江流域珍贵的民族文化,内容涉及品类广泛,包括:勃利黑陶、萨满服饰、鄂伦春族刺绣、克东满绣、赫哲族剪纸、民间纸扎、角雕制作技艺、麦秸工艺、鱼骨工艺、绥棱农民画等。特色专业的开设,并非为了培养民间艺术家,最重要的是提高大学生对民族文化艺术的认识,引导学生们向民间文化学习,从社会实践和民间艺术中汲取养分,这既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更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所必需的。(二)课程和教材的建设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主要资源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较好的课程来源,各艺术院校要信托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特色和优势,加大教学改革力度,创新教学方法;将学院的课程、教材建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相结合。第一,可以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性把它开发成特色课程,增设如民间艺术概论、中国民歌欣赏等集中展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课程,大力开发和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课程,把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加以选择、整理,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入学校教学内容。如,北京现代艺术学院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开设皮影、木偶、傩戏、昆曲、剪纸、民间美术研究、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研究、濒危方言研究等课程,不仅丰富了艺术院校的课程内容,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学生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自觉,提升了其核心竞争力。第二,充分发挥艺术院校下乡写生、考察等课程,组织师生深入各地,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因为非遗大多都深藏民间,需要展开实地采风或田野考察活动,才能深入挖掘其精髓。利用寒暑假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的地区,对民间艺术、民间资源、文化保护等,采用纪实摄影、专题、宣传等形式进行整理工作,为人才培养提供重要的课程资源。第三,根据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实际情况,组织相关专家、教授、学者及民间艺术工作者结合高校教育教学的特点,有针对性地编写教材。注重教材的科学性、独特性、民族性、地域性、可操作性和传承性,逐步形成一套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系列丛书[4]。(三)专业人才的培养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队伍建设的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科建设既是文化传承的重要举措,更是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专业人才的重要途径。高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才培养方面更应大有作为,最适合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技术研究、咨询服务、经营管理人才,也可以培养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才。一方面,可以将高级别的传承人引进学校,保护起来,在高校培养弟子,进行技艺的传承。加大聘用民间艺人担任兼职教师,根据他们的技艺和特点,纳入学校日常教学中;让学生参与技艺的学习,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发挥传承作用,由此建立一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接人才队伍。另一方面,采取各种途径,如讲座、研讨等形式,统一对现有的教师的进行培训与学习,努力提高他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管理、传承与保护中的能力。以北京地区为例,进入21世纪,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素质教育类讲座数量在快速增加,讲座的内容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特征、节日文化、京剧艺术、原生态艺术、老北京曲艺知识、民间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等。最后,可以推广中国戏曲学院举办“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和实施艺术专业硕士学位教育的经验,依托相关高校开展专业硕士教育,搭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的立交桥,实现学校培养与传承人口传身教相结合,来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才保护与培养。(四)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法的转变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已然承担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和保护功能,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的生动形态。[5]艺术院校结合自身的专业特色,对许多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年老体弱的传承人进行全面拍摄、记录,将民间艺术、民间文化活动、手工工艺制作等,以图画、音频、动画等影像方式,将各类技艺、技法留存下来,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库。这种数字化、信息化的科学管理方式,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的重要方式之一,不仅能使艺术院校学生利用其专业优势直接参与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中去,而且使这些古老的民族文化通过现代传媒得以延续,并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以成果的形式积累下来的非遗教育资源,经过整合应用,构建起具有地区特色的教育资源体系,促进资源共享、服务教学科研、服务社会等。北京市自2005年起开始启动高等学校特色教育资源库建设项目,建设网上特色教育资源库,到2008年底,已经建设了134个主题资源包,整合了图片近75.4万张,音视频4．4万个,文字670万字,为社会和各高校的教学科研提供了大量的文化艺术教育信息资源,并向市民开放,受到广泛关注和欢迎。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院校专业建设相融合的再思考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院校专业建设相融合,无论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还是对艺术院校的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不仅使艺术院校的学生习得技艺,更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因此,艺术院校不仅要发挥其艺术教育的作用,更应当将其打造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平台,在民族文化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制度建设亟待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内涵丰富,门类众多,各高校抓住其中的某一分支展开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近几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学科跟风式的存在,也造成了资源浪费与重复建设现象的出现。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加强政策引导,有效整合资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设置,要有相关政策,科学布局与规范管理,可以通过分批建设几个特色专业点、示范性实践教学中心、示范性人才培养教学基地、就业基地,建设一批精品课程和精品教材,遴选数位教学名师和数个优秀教学团队等方式,保障各高校非遗学科的教学、科研管理工作有序进行。(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理论研究亟待深入虽然全国许多高校及研究机构都在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工作,但由于理论的滞后与实践经验的匮乏,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没有被作为一门学科及时地建立起来,这不仅直接影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也影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申报工作的质量。建立一门新兴学科“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已是迫在眉睫。专家们普遍认为,目前适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建设的发展模式已初步建立,但与西方相比,我们在这方面的学科理论研究还是落后的,他们的学理性探究更为深入,学科应用范围更为广泛。因此,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理论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举办各类文化交流研讨活动,加强理论研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得到推进和完善。如,中央美术学院主办的“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将民间文化艺术作为人类文化遗产正式引入高等教育的会议。通过这类的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和论坛,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机制、非遗文化资源保护法规建设、非遗传承人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和文化生态区的保护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促进非遗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通过深入民间调查、创新理论成果。要成功地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要求有一套专业理论与实践经验相结合的、指导性、可操作性的理论学说为指导。各高校在多年教学实践和民间调查的基础上,汇集整理研究成果,编纂符合学术规范的理论教材,如,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央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乔晓光的《活态文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初探》、《本土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研究文集》,中国戏曲学院特聘教授傅谨的《薪火相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等,都是代表性研究成果,这些论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理论、实践及高校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教育模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教育工作亟待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无形的、不可重复的文化现象,我们应该增强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和危机意识,充分认识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让艺术教育承担起民族民间艺术的传承义务,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利用地区非遗资源,开展各类艺术实践活动,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生社团,定期举办各类民间艺术活动周活动,河南师范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成立了非物质文化保护协会,召集志愿者下地方演出,在非遗的宣传、保护和传承方面都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值得各高校借鉴学习。同时,为培育全民的文化自觉,营造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社会氛围,通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展演、论坛、讲座等宣传教育活动,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理念深入人心,利用网络、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及时、深入、全面地报道、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积极参与文化保护的社会实践,并向世界推广、宣传中国的非物质文化,增进人类的文化交流。

本文作者：王剑红工作单位：中国美术学院艺术设计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