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货币论文汇总十篇
数字货币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6)10-0055-06
一、引 言
长期以来，财政赤字增加是否导致货币供给增加一直是宏观经济学关注的焦点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关系到央行的独立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的实施效果等。
一般而言，当出现赤字时，政府通过借债或发行货币以创造铸币税收入来为其支出融资。从理论上看，赤字的货币供给效应有三种：增加、不变或减少，但一般认为赤字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根据已有的文献，赤字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的理论依据可能在于：
(1)财政占优假设。在财政占优的体制中，货币当局迫于政府压力为赤字融资，央行的货币供给是财政政策的函数。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央行的非独立性和征税机制的不完善，政府更倾向于用货币创造来为其赤字融资。若央行足够独立则能更好地控制货币创造(Haan和Zelhomt，1990)。
(2)最优铸币税或通货膨胀税理论。中央政府可能使用通货膨胀税作为赤字融资的方式，财政当局与货币当局联合决策。当宏观经济政策存在时间非一致问题时，由于非预期通货膨胀的存在，债务利息的实际价值减少，意味着政府的收入增加，政府有利用铸币税为其赤字融资的激励(Tumovsky，1995)。
(3)Sargent和Wallace(1981)指出，若赤字是持续性的，政府最终将不得不增加基础货币并引发通货膨胀。如果实际利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政府债务将以快于实际收入的速度增长。此时，货币当局被迫通过货币创造为政府赤字融资。
(4)赤字可能提高利率水平，当货币当局追求的是低利率目标时，央行将进行公开市场业务以稳定利率，就会增加货币供给以抵消赤字支出增加对利率的影响。
(5)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框架下，即使央行足够独立，赤字支出也可通过影响经济增长和利率、物价等而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Thoma，1994)。主流经济学的财政理论在外生货币供给的前提假设下，把货币供给完全归于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内生性(Endogenous)是指，货币供给是由经济活动自身创造出来的，是实际产出、利率、物价水平等经济总量的变动决定的。内生性理论强调一国货币存量不是可由其货币当局独立决定和左右，而是受制于社会经济活动和由此所产生的货币需求，仅将货币政策当作外生的规则性影响是不全面的。根据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如果资源已经充分利用，则预算赤字的增加对总需求具有正效应。总需求的扩张通过乘数效应增加国民收入，货币交易需求随之增加，央行将不得不适应货币需求的变化而增加货币供给。
此外，Hossain和Chowdhury提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不稳定是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原因之一。在许多西方国家，迫于失业等社会经济问题的压力，若央行采取紧缩货币的做法，将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政府将被迫减少社会福利支出或减少公共投资。此时，央行在多重压力下将不得不增加货币供给。
认为赤字增加对货币供给无影响的理论依据在于：(1)在货币主义的框架中，若财政当局与货币当局彼此完全独立，都有自己的偏好，央行的货币供给就不受财政当局的影响。(2)根据李嘉图等价定理，财政赤字对利率、消费、储蓄、投资等均无影响，则货币需求函数也不会发生改变，财政赤字对货币需求进而对货币供给无影响。Barro(1974)的模型认为，政府支出而非赤字增加税收和货币供给。此外，有部分学者认为，当货币当局的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时，则货币当局会减少货币供给以对抗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物价水平的影响，赤字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在不同的货币政策操作规则下，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存在差别。
关于赤字的货币供给效应的实证研究的结论也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Akhtar和Wilfordt引，Laney和Willett(1983)，Ahking和Miller，Dera―Vi(1990)，Tanner和Devereux，Vamvoukas等的实证研究认为财政赤字和货币供给呈正相关关系；McMillin和Beard，Joines，Baxnhart和Darrat，Gulley等的实证研究认为赤字未导致货币供给增加。实证结果对模型设定、时期选择、变量形式、计量方法等非常敏感。
国内关于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关系研究文献不是很多，王利民、左大培(1999)阐述了中央政府财政赤字、货币扩张和铸币税的关系，张红地(2002)理论阐述了铸币税和财政赤字融资之间的关系，曾康霖(2002)对央行铸币税和弥补财政赤字进行了理论分析，但都缺乏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关系的实证研究。本文拟以已有的文献为基础，探讨1978--2003年我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并予以实证检验，为有关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引言，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综述。第二部分，分析我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机制。第三部分，实证检验及其结果。第四部分，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我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机制分析
1．我国赤字的融资方式决定了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
从赤字的融资方式来看，赤字增加货币供给的机理在于：若政府向央行透支，央行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为财政融资，导致货币供给直接增加；若赤字通过发行债券来弥补并且由央行在一级市场上购买，同样引起货币供给直接增加；若央行不是直接购买财政发行的债券，而是在金融市场上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购买财政债券，也会增加货币供给；若政府向商业央行借债为其赤字融资，则赤字也会影响货币供给，只是向央行和向商业银行借债的货币供给效应不同。向央行借债直接增加基础货币而导致货币扩张；向商业银行借债的货币供给效应取决于货币乘数。如果商业银行的超额储备为零或保持不变，则借债给政府就相当于减少私人部门信贷，货币供给不变。当然，商业银行也可在借债给政府的同时不减少其对私人部门的信贷，前提是央行愿意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购买政府债券、提高对商业银行的贴现等方式增加商业银行储备货币的供给。央行增加储备货币的
压力或来自于商业银行或政府或央行自己的愿望(降低因政府借债导致的利率上升压力或私人信贷的减少)。此时，政府向商业银行借债为其赤字融资会增加基础货币，进而增加货币供给。如果商业银行在借债给政府的同时，基础货币和对私人部门的信贷不变，商业银行必须减少其超额储备，将提高货币乘数，增加货币供给。
传统的财政理论一般认为，政府向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借债不会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但是，若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向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借债的赤字支出通过影响实际产出、利率、物价水平等经济变量对货币需求进而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增加总需求进而增加货币需求；但是，Thoma(1994)认为，内生性的货币政策可能具有同经济周期阶段相关的反周期性质，当经济增长率超过目标水平时采取紧缩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率的提高减少货币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利率的货币需求效应比较复杂，存在几种可能性：(1)利率上升，商业银行贷款意愿增强，扩大货币供给。(2)由于逆向选择效应(利率提高，偿还能力低的高风险企业才有意申请贷款)和风险激励效应(利率提高激励借款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利率提高增加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也可能收缩。(3)利率提高降低私人部门的货币需求。(4)利率提高，公众购买债券的意愿增强，政府可减少向央行融资，货币供给减少。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了货币金融体系的支配地位，财政直接向央行透支，以铸币税去弥补财政赤字不可避免。1994年，我国人民银行停止向中央财政透支。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政府赤字必须从社会融资渠道弥补，央行不得向中央和地方政府透支和借款，而且央行不得直接购买和包销政府债券，从而切断了央行与财政之间的直接融资渠道。目前，我国的财政赤字主要是通过发行国债直接向公众和商业银行融资，其次是央行的公开市场业务。公开市场业务必然影响基础货币供给，国内许多学者认为向商业银行融资不影响货币供给。但是，根据Coats和Khatkhate的分析，向商业银行融资同样影响货币供给。此外，若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向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融资的赤字支出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因此，从赤字的融资方式来看，尽管学术界和决策层不主张以铸币税去弥补财政赤字，但我国存在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基础。
2．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决定了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经历了几次“扩张一紧缩一扩张”的周期性变化。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增加货币供给，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央行通过货币供给来达到控制经济增长、利率、物价等目标。总体上看，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理念主要是沿用凯恩斯主义的模式，即“逆经济风向行事”而不是实行货币主义的“单一规则”，货币供给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增加，而非主动调节经济运行。国内许多学者认为，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周诚君(2002)认为，从我国经济短缺、过剩或转轨形态来看，我国的货币供给呈现很强的内生性。短缺经济中，由于倒逼机制，货币供给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转轨经济中，双轨条件下，我国的货币供给很大程度上不是央行所能独立控制的，而是由经济活动本身决定的，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过剩经济中，货币供给取决于意愿货币需求，在意愿货币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单纯试图提高货币供给是无效的。我国货币供给机制的发展历程也体现了我国的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逐渐增强。1984年以前，货币供给主要通过信贷计划和行政指令实现，货币供给呈现外生性；1984―1994年，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直接决定货币数量，而是通过准备金和再贷款等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1994―1998年，我国货币供给向市场化方向发展，货币供给内生性逐步显现；1998年以后，中央银行取消信贷配额管理，货款完全由商业银行根据风险与收益的权衡决定，中央银行集中于发行货币、制定货币政策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间接调控经济。此时，货币供给内生性完全表现出来。金琪瑛(1999)对1979―1998年我国货币变量与经济变量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对货币增长率、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经济货币化比率这四个变量建立了一个线性回归方程，得出了货币变量依赖于经济变量即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结论。史永东(1999)在包括货币供给和收入的2变量系统内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显示，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刘金全、张艾莲(2003)研究了实际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对货币供给的冲击，结论是我国的货币供给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波动性，在经济扩张阶段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而在经济处于紧缩阶段时，却谨慎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在我国经济运行当中，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是依据现实经济运行条件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由于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财政赤字政策的实施通过影响总需求而影响货币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此时，即使通过向公众发行债券为赤字支出融资也会影响货币供给。
3．我国的央行独立性程度决定了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
1984―1993年，在以信贷规模控制为货币政策工具的条件下，“倒逼机制”的存在损害了央行的操作独立性，利润分成制度和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损害了央行的目标独立性。这―阶段，我国的央行谈不上独立性(汪红驹，2003)。1993年以后，金融体制改革深化，央行的独立性得到提高。但是，我国央行在法律地位上隶属于政府，货币政策的决策并非由我国人民银行自主决定的，最后决定权在国务院，降低了央行的独立性(谢平，1996)。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仍旧不完善，或者说是政府管理与市场相结合、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体制的首要特征是，国家财政作为货币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中央银行共同执行控制货币供给和货币金融体系的职能(靳卫萍，2002)。由于我国央行的相对独立性，存在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基础。
三、实证检验
1．模型设定和检验方法
样本区间为1978--2003年。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统计年鉴》。rMt表示实际货币供给量(M1)的自然对数；Deft表示财政收支变量，为实际财政支出的自然对数减去实际财政收入的自然对数；P，为以CPI衡量的通货膨胀率；Yt为实际GDP；Rt为名义利率。用CPI将有关变量的名义值换算为实际值。
令Zt=[rMt，Deft，Yt，Rt，Pt]’。目前，央行把
M1作为短期监测目标，M1作为长期监测目标。使用M1指标是因为它直接受央行控制且我国的M，与银根松紧关系密切。根据第二部分的分析，在我国可能存在赤字水平影响货币供给的基础；名义利率的升降体现央行货币政策的松紧；由于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也可能是影响我国货币供给的重要因素。
检验方法上，首先根据水平VAR模型来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根据VAR模型得出脉冲响应函数以识别变量系统对冲击或新生扰动的动态反应。使用Eviews5．0软件进行计量分析。
2．确定水平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L
确定水平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的方法是从一般到特殊从较大的滞后阶数开始，通过对应的LR值、FPE值、AIC值、SC值、HQ值等确定。考虑到样本区间的限制，我们从最大滞后阶数I＝3开始，并根据FPE值、AIC值、SC值、HQ值等选择最佳滞后阶数为3，见表1。
3．VAR(3)模型的稳定性检验
根据图1，VAR(3)模型的全部根都落在单位圆以内，因此，VAR模型的稳定性条件得以满足，根据其得出的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4．基于VAR(3)的因果关系检验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
可见，在10％的边际显著性水平上，财政赤字是货币供给的单向Granger因；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实际GDP是货币供给的单向Granger因；在10％的边际显著性水平上，名义利率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货膨胀率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
因此，财政赤字、实际GDP、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均是我国货币供给(M1)的决定因素，反映我国货币供给政策的内生性，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独立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由于货币供给受名义利率、实际收入、价格水平、赤字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得不稳定和难以预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表2，货币供给不是实际GDP的Granger因，我国货币政策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货币政策与其最终目标之间的联系受阻。
5．广义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innovation)后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Pesaran等所提出的广义(generalized)脉冲响应函数可以不考虑变量的排序问题而得出惟一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在最近的实证研究中被广泛使用。图2是基于水平VAR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代表滞后阶数T，纵轴代表实际货币供给变量受各变量冲击的响应程度。
根据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在滞后约2--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财政赤字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正，财政赤字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量增加；在滞后约2--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名义利率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负，名义利率水平的提高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在滞后1--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通货膨胀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负，通货膨胀水平的提高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在滞后1--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实际GDP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正，实际GDP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
由于赤字的融资方式、央行的非完全独立性和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我国存在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赤字的增加是解释我国货币供给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我国利率管制的条件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松紧可以通过利率来表示。央行控制的利率上升，一方面表明其紧缩货币的意愿；另一方面，增加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的借款成本，商业银行会减少向央行的借款，从而减少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同时，商业银行提高对企业的贷款利率，企业会减少向商业银行贷款，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收缩。此外，由于逆向选择效应(利率提高，偿还能力低的高风险企业才有意申请贷款)和风险激励效应(利率提高激励借款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增加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利率上升时，其预期收益反而下降，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收缩。价格水平的提高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反映央行紧缩货币以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名义利率水平上升以及价格水平提高均导致货币供给减少，体现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反周期性质。实际GDP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我国货币供给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是实体经济增长的需要。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根据已有的文献，在探讨中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的基础上，通过5变量系统实证检验1978--2003年我国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
(1)由于赤字的融资方式、央行的非完全独立性和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我国存在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赤字的增加是解释我国货币供给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使向商业银行系统和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发行债券为赤字融资也会影响货币供给。因此，需要充分重视我国赤字财政政策的货币供给效应，在货币金融体系下重新认识财政政策的作用及功能，惟有如此才能合理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其政策组合。
数字货币论文篇（2）
一、引 言
长期以来，财政赤字增加是否导致货币供给增加一直是宏观经济学关注的焦点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关系到央行的独立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的实施效果等。
一般而言，当出现赤字时，政府通过借债或发行货币以创造铸币税收入来为其支出融资。从理论上看，赤字的货币供给效应有三种：增加、不变或减少，但一般认为赤字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根据已有的文献，赤字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的理论依据可能在于：
(1)财政占优假设。在财政占优的体制中，货币当局迫于政府压力为赤字融资，央行的货币供给是财政政策的函数。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央行的非独立性和征税机制的不完善，政府更倾向于用货币创造来为其赤字融资。若央行足够独立则能更好地控制货币创造(Haan和Zelhorst，1990)。
(2)最优铸币税或通货膨胀税理论。中央政府可能使用通货膨胀税作为赤字融资的方式，财政当局与货币当局联合决策。当宏观经济政策存在时间非一致问题时，由于非预期通货膨胀的存在，债务利息的实际价值减少，意味着政府的收入增加，政府有利用铸币税为其赤字融资的激励 (Turnovsky，1995)。
(3)Sargent和Wallace(1981)指出，若赤字是持续性的，政府最终将不得不增加基础货币并引发通货膨胀。如果实际利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政府债务将以快于实际收入的速度增长。此时，货币当局被迫通过货币创造为政府赤字融资。
(4)赤字可能提高利率水平，当货币当局追求的是低利率目标时，央行将进行公开市场业务以稳定利率，就会增加货币供给以抵消赤字支出增加对利率的影响。
(5)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框架下，即使央行足够独立，赤字支出也可通过影响经济增长和利率、物价等而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Thoma， 1994)。主流经济学的财政理论在外生货币供给的前提假设下，把货币供给完全归于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内生性(Endogenous)是指，货币供给是由经济活动自身创造出来的，是实际产出、利率、物价水平等经济总量的变动决定的。内生性理论强调一国货币存量不是可由其货币当局独立决定和左右，而是受制于社会经济活动和由此所产生的货币需求，仅将货币政策当作外生的规则性影响是不全面的。根据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如果资源已经充分利用，则预算亦字的增加对总需求具有正效应。总需求的扩张通过乘数效应增加国民收入，货币交易需求随之增加，央行将不得不适应货币需求的变化而增加货币供给。
此外，Hossain和Chowdhury 提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不稳定是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原因之一。在许多西方国家，迫于失业等社会经济问题的压力，若央行采取紧缩货币的做法，将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政府将被迫减少社会福利支出或减少公共投资。此时，央行在多重压力下将不得不增加货币供给。
认为赤字增加对货币供给无影响的理论依据在于：(1)在货币主义的框架中，若财政当局与货币当局彼此完全独立，都有自己的偏好，央行的货币供给就不受财政当局的影响。(2)根据李嘉图等价定理，财政赤字对利率、消费、储蓄、投资等均无影响，则货币需求函数也不会发生改变，财政赤字对货币需求进而对货币供给无影响。Barro (1974)的模型认为，政府支出而非赤字增加税收和货币供给。此外，有部分学者认为，当货币当局的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时，则货币当局会减少货币供给以对抗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物价水平的影响，赤字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在不同的货币政策操作规则下，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存在差别。
关于赤字的货币供给效应的实证研究的结论也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Akhtar和Wilford， Laney和Willett(1983)，Ahking和Miller，DeraVi(1990)，Tanner和Devereux，Vamvoukas等的实证研究认为财政赤字和货币供给呈正相关关系；McMillin和Beard，Joines，Barnhart和 Darrat，Gulley 等的实证研究认为赤字未导致货币供给增加。实证结果对模型设定、时期选择、变量形式、计量方法等非常敏感。
国内关于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关系研究文献不是很多，王利民、左大培(1999)阐述了中央政府财政赤字、货币扩张和铸币税的关系，张红地 (2002)理论阐述了铸币税和财政赤字融资之间的关系，曾康霖(2002)对央行铸币税和弥补财政赤字进行了理论分析，但都缺乏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关系的实证研究。本文拟以已有的文献为基础，探讨1978—2003年我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并予以实证检验，为有关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引言，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综述。第二部分，分析我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机制。第三部分，实证检验及其结果。第四部分，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我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机制分析
1.我国赤字的融资方式决定了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
从赤字的融资方式来看，赤字增加货币供给的机理在于：若政府向央行透支，央行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为财政融资，导致货币供给直接增加；若赤字通过发行债券来弥补并且由央行在一级市场上购买，同样引起货币供给直接增加；若央行不是直接购买财政发行的债券，而是在金融市场上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购买财政债券，也会增加货币供给；若政府向商业央行借债为其赤字融资，则赤字也会影响货币供给，只是向央行和向商业银行借债的货币供给效应不同。向央行借债直接增加基础货币而导致货币扩张；向商业银行借债的货币供给效应取决于货币乘数。如果商业银行的超额储备为零或保持不变，则借债给政府就相当于减少私人部门信贷，货币供给不变。当然，商业银行也可在借债给政府的同时不减少其对私人部门的信贷，前提是央行愿意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购买政府债券、提高对商业银行的贴现等方式增加商业银行储备货币的供给。央行增加储备货币的压力或来自于商业银行或政府或央行自己的愿望 (降低因政府借债导致的利率上升压力或私人信贷的减少)。此时，政府向商业银行借债为其赤字融资会增加基础货币，进而增加货币供给。如果商业银行在借债给政府的同时，基础货币和对私人部门的信贷不变，商业银行必须减少其超额储备，将提高货币乘数，增加货币供给。
传统的财政理论一般认为，政府向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借债不会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但是，若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向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借债的赤字支出通过影响实际产出、利率、物价水平等经济变量对货币需求进而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增加总需求进而增加货币需求；但是，Thoma(1994)认为，内生性的货币政策可能具有同经济周期阶段相关的反周期性质，当经济增长率超过目标水平时采取紧缩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率的提高减少货币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利率的货币需求效应比较复杂，存在几种可能性：(1)利率上升，商业银行贷款意愿增强，扩大货币供给。(2)由于逆向选择效应(利率提高，偿还能力低的高风险企业才有意申请贷款)和风险激励效应(利率提高激励借款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利率提高增加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也可能收缩。(3)利率提高降低私人部门的货币需求。 (4)利率提高，公众购买债券的意愿增强，政府可减少向央行融资，货币供给减少。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了货币金融体系的支配地位，财政直接向央行透支，以铸币税去弥补财政赤字不可避免。1994年，我国人民银行停止向中央财政透支。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政府赤字必须从社会融资渠道弥补，央行不得向中央和地方政府透支和借款，而且央行不得直接购买和包销政府债券，从而切断了央行与财政之间的直接融资渠道。目前，我国的财政赤字主要是通过发行国债直接向公众和商业银行融资，其次是央行的公开市场业务。公开市场业务必然影响基础货币供给，国内许多学者认为向商业银行融资不影响货币供给。但是，根据Coats和Khatkhate的分析，向商业银行融资同样影响货币供给。此外，若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向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融资的赤字支出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因此，从赤字的融资方式来看，尽管学术界和决策层不主张以铸币税去弥补财政赤字，但我国存在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基础。
2.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决定了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经历了几次“扩张一紧缩一扩张”的周期性变化。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增加货币供给，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央行通过货币供给来达到控制经济增长、利率、物价等目标。总体上看，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理念主要是沿用凯恩斯主义的模式，即“逆经济风向行事”而不是实行货币主义的“单一规则”，货币供给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增加，而非主动调节经济运行。国内许多学者认为，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周诚君(2002)认为，从我国经济短缺、过剩或转轨形态来看，我国的货币供给呈现很强的内生性。短缺经济中，由于倒逼机制，货币供给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转轨经济中，双轨条件下，我国的货币供给很大程度上不是央行所能独立控制的，而是由经济活动本身决定的，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过剩经济中，货币供给取决于意愿货币需求，在意愿货币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单纯试图提高货币供给是无效的。我国货币供给机制的发展历程也体现了我国的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逐渐增强。1984年以前，货币供给主要通过信贷计划和行政指令实现，货币供给呈现外生性；1984—1994年，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直接决定货币数量，而是通过准备金和再贷款等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1994—1998年，我国货币供给向市场化方向发展，货币供给内生性逐步显现；1998年以后，中央银行取消信贷配额管理，货款完全由商业银行根据风险与收益的权衡决定，中央银行集中于发行货币、制定货币政策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间接调控经济。此时，货币供给内生性完全表现出来。金琪瑛(1999)对1979—1998年我国货币变量与经济变量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对货币增长率、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经济货币化比率这四个变量建立了一个线性回归方程，得出了货币变量依赖于经济变量即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结论。史永东(1999)在包括货币供给和收入的2变量系统内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显示，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刘金全、张艾莲(2003)研究了实际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对货币供给的冲击，结论是我国的货币供给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波动性，在经济扩张阶段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而在经济处于紧缩阶段时，却谨慎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在我国经济运行当中，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是依据现实经济运行条件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由于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财政赤字政策的实施通过影响总需求而影响货币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此时，即使通过向公众发行债券为赤字支出融资也会影响货币供给。
3.我国的央行独立性程度决定了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
1984—1993年，在以信贷规模控制为货币政策工具的条件下，“倒逼机制”的存在损害了央行的操作独立性，利润分成制度和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损害了央行的目标独立性。这一阶段，我国的央行谈不上独立性(汪红驹，2003)。1993年以后，金融体制改革深化，央行的独立性得到提高。但是，我国央行在法律地位上隶属于政府，货币政策的决策并非由我国人民银行自主决定的，最后决定权在国务院，降低了央行的独立性(谢平，1996)。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仍旧不完善，或者说是政府管理与市场相结合、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体制的首要特征是，国家财政作为货币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中央银行共同执行控制货币供给和货币金融体系的职能(靳卫萍，2002)。由于我国央行的相对独立性，存在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基础。货币-
三、实证检验
1.模型设定和检验方法
样本区间为1978--2003年。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统计年鉴》。rMt表示实际货币供给量(M1)的自然对数；Deft表示财政收支变量，为实际财政支出的自然对数减去实际财政收入的自然对数；Pt为以CPI衡量的通货膨胀率；了，为实际GDP；Rt为名义利率。用CPI将有关变量的名义值换算为实际值。
令 。目前，央行把M1作为短期监测目标，M2作为长期监测目标。使用M1指标是因为它直接受央行控制且我国的M1与银根松紧关系密切。根据第二部分的分析，在我国可能存在赤字水平影响货币供给的基础；名义利率的升降体现央行货币政策的松紧；由于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也可能是影响我国货币供给的重要因素。
检验方法上，首先根据水平VAR模型来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根据VAR模型得出脉冲响应函数以识别变量系统对冲击或新生扰动的动态反应。使用Eviews5.0软件进行计量分析。
2.确定水平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L
确定水平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的方法是从一般到特殊从较大的滞后阶数开始，通过对应的LR值、FPE值、AIC值、SC值、HQ值等确定。考虑到样本区间的限制，我们从最大滞后阶数L=3开始.并根据FPE值、AIC值、SC值、HO值等选择最佳滞后阶数为3，见表1。
3.VAR(3)模型的稳定性检验
根据图1，VAR(3)模型的全部根都落在单位圆以内，因此，VAR模型的稳定性条件得以满足，根据其得出的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4.基于VAR(3)的因果关系检验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
可见，在10%的边际显著性水平上，财政赤字是货币供给的单向Granger因；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实际GDP是货币供给的单向Granger因；在10%的边际显著性水平上，名义利率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货膨胀率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
因此，财政赤字、实际GDP、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均是我国货币供给(M，)的决定因素，反映我国货币供给政策的内生性，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独立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由于货币供给受名义利率、实际收入、价格水平、赤字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得不稳定和难以预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表2，货币供给不是实际GDP的Granger因，我国货币政策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货币政策与其最终目标之间的联系受阻。
5.广义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innovation)后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Pesaran等所提出的广义(generalized)脉冲响应函数可以不考虑变量的排序问题而得出惟一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在最近的实证研究中被广泛使用。图2是基于水平VAR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代表滞后阶数T，纵轴代表实际货币供给变量受各变量冲击的响应程度。
根据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在滞后约2—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财政赤字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正，财政赤字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量增加；在滞后约2----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名义利率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负，名义利率水平的提高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在滞后1—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通货膨胀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负，通货膨胀水平的提高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在滞后1—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实际GDP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正，实际GDP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
由于赤字的融资方式、央行的非完全独立性和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我国存在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赤字的增加是解释我国货币供给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我国利率管制的条件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松紧可以通过利率来表示。央行控制的利率上升，一方面表明其紧缩货币的意愿；另一方面，增加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的借款成本，商业银行会减少向央行的借款，从而减少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同时，商业银行提高对企业的贷款利率，企业会减少向商业银行贷款，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收缩。此外，由于逆向选择效应(利率提高，偿还能力低的高风险企业才有意申请贷款)和风险激励效应(利率提高激励借款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增加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利率上升时，其预期收益反而下降，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收缩。价格水平的提高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反映央行紧缩货币以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名义利率水平上升以及价格水平提高均导致货币供给减少，体现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反周期性质。实际GDP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我国货币供给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是实体经济增长的需要。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根据已有的文献，在探讨中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的基础上，通过5变量系统实证检验1978--2003年我国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
数字货币论文篇（3）
1引言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产业信息化持续深入发展的背景下，采用数字货币是大势所趋。克服监管障碍后，加密货币终将取代现金，并成为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我国人民银行早在2014年就已启动数字货币的专项研究，于2019年开始5个试点测试地区的内部试点工作……这绝不仅是一场货币形式的变革，更是一次大国间争夺构建数字金融体系主动权的博弈。2020年，我国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继续扩大，应用场景主要覆盖零售、餐饮服务、交通出行、工资发放等多个领域。数字人民币落地后毫无疑问将对现有行业造成严重冲击，首当其冲的便是第三方支付行业。由于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目前的定位是不付息、仅替代M0，而第三方支付工具早已取代了大部分现金支付，这一现象更是加剧了法定数字货币和第三方支付在支付体验上的竞争。到底央行数字货币会不会取代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在政府不干涉的情况下，有多少民众会放弃目前的第三方支付平台而选择采用DCEP进行交易？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将从理论基础、支付流程和存款流程三个方面对法定数字货币和第三方支付进行比较。
2文献综述
关于法定数字货币的发展脉络。姚前（2018）提出数字货币思想由来是因早期密码学家思索手里的现金能不能像加密和签名的邮件一样，从一端转移至另一端而产生的[1]。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数字货币应运而生，以比特币、狗狗币为代表的私人数字货币摆脱了有形货币的形态，但发展至今，它们更像是一种数字化的证券资产。吴金旺（2021）从辩证角度提出非数字货币火热的背后，既是民众对现有纸币和第三方支付的高期待，又含有对中心化形式带来垄断局面的担忧[2]。关于法定数字货币的特征与运行机制，从特征上来看，季晓南、陈珊（2021）指出法定数字货币具有发行管理中心化与技术架构去中心化并存、可控性与匿名性有机结合、币值稳定等特性[3]。此外，刘川等（2021）也提出“以信用作为信用背书使得法定数字货币天然性地兼具便捷高效与币值稳定两个特征”[4]。从运行机制上来看，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体系是一国金融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5]，理论上有两种架构模式：一是“中央银行—公众”的一元发行模式，公众直接在央行开立账户，央行不通过商业银行而直接面向公众发行数字货币并全权负责法定数字货币的运行；二是采用“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公众”的二元模式，中央银行面向商业银行进行货币发行和回笼，商业银行受央行委托向公众提供法定数字货币存取等服务，并与中央银行一起维护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流通体系的正常运行[6]。我国数字人民币采用的发行与流通机制便是二元模式，与传统的现钞发行流程基本一致，仍然保留了商业银行的基础设施，最大限度降低法定数字货币体系对商业银行现有体系的冲击。此外，巴曙松等人（2020）还提出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具有三个特点：一是采用“一币、两库、三中心”架构，二是采用“前台自愿，后台实名”监管，三是通过智能合约聚焦传统货币政策失灵[7]。法定数字货币可以弥补第三方支付存在的不足及两者存在的差异。张筱晨（2019）提出“法定数字货币有利于提高清算效率”，目前互联网线上交易的完成涉及央行、商业银行及第三方支付平台等多个主体，且各自都拥有独立的系统和数据库，一笔交易的背后涉及多层清算与结算，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而基于点对点交易的法定数字货币可以将中间环节省略[8]。穆杰（2020）认为，尽管第三方支付平台使互联网交易渐渐脱离了传统金融，但是第三方支付平台发行银行存款货币并以1∶1的比例与法定货币兑换会增加金融体系的风险以及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而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可以满足人们对支付安全、便捷的需求，还能减少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依赖[9]。此外，郭艳等（2020）提出，法定数字货币作为货币履行交易媒介的功能区别于现有第三方支付工具，它具有无限法偿和支付全场景覆盖[10]。吴婷婷、王俊鹏（2020）通过比较央行DCEP与支付宝、财付通在法律效力、安全性、结算模式、隐私保护、离线支付等方面的差异，得出法定数字货币对第三方支付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支付业务、销售业务、征信业务[11]的结论。
3法定数字货币和第三方支付的比较分析
3.1法定数字货币和第三方支付的理论基础比较
法定数字货币是人民币的数字化，仅替代流通中的现金，具有无限法偿性，属于M0的范畴。而第三方支付则是一种由信誉佳、实力强的独立机构担任中介，为解决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促进交易正常进行的网络支付模式。公众因日常充值、提现、支付的需求而存放在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被称为客户备付金，其本质是第三方支付机构收到的预收代付的货币资金，属于M1的范畴。随着第三方支付用户量和交易量的迅猛攀升，客户备付金存储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中形成了一笔数额巨大的沉淀资金，为缓解大规模沉淀资金带来的压力与风险，余额宝、零钱通等货币基金应运而生，该资金属于M2的范畴。因此第三方支付的货币属性归属于M1和M2级别。
3.2法定数字货币和第三方支付的支付流程比较
支付是离现金最近的窗口。线下使用第三方支付时，用户间的交易只需通过扫描二维码来完成资金的调拨，平台的清算系统和财务系统会实时处理每一笔支付业务。这正是第三方支付行业发展平台经济的核心竞争力，而平台经济的网络外部性又在不断吸引新用户进入，以微信、支付宝为代表的现象级产品的出现更是掀起了移动支付的浪潮。2020年8月，建设银行针对试点地区的普通用户短暂开放了法定数字货币DCEP账户。开通账户需要从建行App的“数字货币”界面进入，提供姓名、身份证、手机号、银行卡号等基本信息，成功后可以看见付款、收款、转账、扫码等基本功能。从中不难看出，数字人民币的支付业务与第三方支付存在重合，主要集中在零售端、小额度、高并发的应用场景，并且在安全性、便捷性、服务费用等方面较第三方支付存在比较优势。(1)非离线支付。在充当中介角色方面，法定数字货币侧重依赖商业银行数字货币系统，法定数字货币系统只负责二次校验、更改信息的兜底工作，这种有国家信用背书的二元支付体系更加安全、可靠。对于第三方支付平台，整个支付流程更依赖于自身的资金处理平台、财务系统、支付清算系统、核算中心等。一方面，在这种平台模式下资金会沉淀在第三方支付平台，加剧平台本身的信用风险；另一方面，第三方支付平台充当信用中介为交易双方提供担保，却忽视了企业信用本身就存在安全性风险。(2)离线支付。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离线支付是非离线支付的演变，它要求收款方必须在线，同时还需要借助其他设备，如智能手表、刷脸支付自助贩卖机等，前者在非离线支付流程添加了一个提前绑定设备的步骤，后者则是把流程中的出示付款码换成了识别人脸。不论是哪种形式都对交易场景有所限制，而法定数字货币则很好地规避了此类问题。首先，它支持收付款双方都处在离线状态下完成支付，付款方凭借个人密钥对交易信息进行加密，再通过NFC近场通信将加密信息传送给收款方，由于交易信息已经使用密钥签名，因此无需担心收款方虚报交易，只需等待收款方联网后法定数字货币系统对交易信息进行处理即可。其次，它不需要付款方提前准备并绑定离线支付时的额外设备或要求收款方更新收款方式，只需要交易双方的电子设备相互靠近即可完成交互。可见，法定数字货币丰富了支付场景，符合公众对支付安全、有效、匿名、便捷的期待。(3)双花预防。第三方支付作为唯一的中介机构会实时记录每一笔账款，并对数据进行中心化管理；法定数字货币在已公布的专利技术中并未说明解决方案，但很有可能会参考区块链的成熟技术，如UTXO模式（UnspentTransactionOutput）、时间戳等技术，或者通过健全法律制度、加强金融监管来有效规避恶意操作。(4)余额支付限额。第三方支付是基于用户日常支付金额和支付场景自动计算额度，年累计支付限额最高达20万元；法定数字货币则将数字钱包分为四类，用户开通账户后即可获得30万的年累计支付限额，可根据个人需要去柜台办理一类钱包，提高额度上限能更好地满足用户个性化多元化的支付需求。
3.3法定数字货币和第三方支付的存款流程比较
对于第三方支付而言，存款意味着提现，当支付指令发送给平台的清算系统后，平台会自动扣取提现金额的0.1%作为提现费用。提现费率一直以来都是公众争议的话题，为了缓和争议，支付宝和微信都推出了“支付换取积分，积分兑换免费提现额度”的活动。而数字人民币具有非盈利性，追求的是社会效益和社会福利最大化，央行会建立免费的数字人民币价值转移体系和金融基础设施，不向发行层收取兑换流通服务费用，商业银行也不向个人客户收取数字人民币的兑出、兑回服务费[12]。在节约交易成本上，法定数字货币具有无可比拟的天然优势。从货币的最终去向来看，资金都流入了存款账户对应的商业银行。从资金划拨的性质来看，第三方支付的提现是通过网联、银联等银行接入方式把滞留在平台的资金转移至商业银行的个人账户，是两个商业主体间的转移；法定数字货币的提现是个人数字货币钱包余额存入数字货币存款账户对应的商业银行，更类似于商业银行传统的存取款业务。从整体来看，法定数字货币的存款不需要授信于第三方支付平台，而是直接与商业银行进行业务往来。在交易流程中绕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可以降低个人信息和消费偏好等隐私被盗用和窃取的可能。
4比较分析的结果
基于法定数字货币和第三方支付在支付流程、存款流程等方面的比较，不难发现，法定数字货币在以下两个方面优于第三方支付：
4.1安全性
首先，法定数字货币基于国家信用，第三方支付依靠平台的商业信用。其次，虽然由于高并发性是目前区块链技术难以克服的难题，但法定数字货币在密钥保密、防范双花等方面的设计上会采用区块链的非对称加密算法、UTXO、时间戳等技术，确保用户数据信息仅由央行获取并不对外泄露。而第三方支付则依托于银行的账户体系，采取“账户紧耦合”和中央账本的模式，交易的匿名性差。由于第三方支付平台在法律允许和用户授权下可以收集与使用用户数据，平台利用用户历史数据在其应用场景和“支付+行业生态圈”进行大数据杀熟的情形屡见不鲜。
4.2便捷性
从支付的应用场景来看，小额度、零售端、高并发的支付场景是移动支付的主要应用场景，涵盖了零售、餐饮、交通、医疗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也是法定数字货币和第三方支付竞争的主要战场。首先，“双离线支付”功能、本位币的法偿性和个人客户无服务费使得法定数字货币在传统的线下交易场景中更具有优势。其次，第三方支付结算主要通过网联、银联等商业银行的接入方式进行，而法定数字货币的支付可以省略其中间环节，“支付即结算”，提高了支付效率。因此，基于上述结论可以预测：法定数字货币对第三方支付会产生替代和挤出效应。
参考文献
[1]姚前.数字货币的前世与今生[J].中国法律评论,2018(6):169-176.
[2]吴金旺,申睿,马利华.中国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价值及路径探析[J].浙江学刊,2021(2):111-119.
[3]季晓南,陈珊.法定数字货币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机制与对策探讨[J].理论探讨,2021(1):94-98.
[4]刘川,张庆君,桂杨.货币演进视角下的法定数字货币再认识[J].西南金融,2021(4):75-84.
[5]封思贤,杨靖.法定数字货币运行的国际实践及启示[J].改革,2020(5):68-79.
[6]田慧芳.法定数字货币还有多远[J].中国金融,2019(4):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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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穆杰.央行推行法定数字货币DCEP的机遇、挑战及展望[J].经济学家,2020(3):95-105.
[10]郭艳,王立荣,张琴.中央银行法定数字货币:结构与功能[J].经济研究参考,2020(1):46-57+69.
数字货币论文篇（4）
1理论回顾
有多种理论来解释通货膨胀和赤字之间关系的传导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是Barro(1976)在讨论李嘉图理论体系中持续赤字是否导致通货膨胀的问题时认为，一旦政府债务存量的增长率超过了产出增长率，持续赤字就会通过货币化的形式引起通货膨胀。
二是Sargent和Wallce(1981)就时间、利率对财政赤字的影响进行了详实的论证，指出对于给定现值的财政赤字，如果现在较少地采用铸币税（也即货币发行）弥补，即一部分财政赤字由国债发行弥补，则将来势必要用比原本更多的铸币去弥补。
三是Dornbusch(1998)等提出的分析框架，认为通货膨胀对债务存量的实际价值和实际利息率具有显著影响。
四是Wray(1997)等提出的成本效应理论，认为赤字影响总供给。
五是阎坤（2000）认为由于中国中央银行可以在公开业务中收购国债，加之过大的外汇储备，从而形成巨大的货币扩张压力。
这些理论研究表明了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之间的理论关系，并为实证检验提供了理论根据。当然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国家背景进行的不同时期的观察与研究，在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后，得出的结果必然有差异。但是至少能说明的一点便是通货膨胀与财政赤字之间的相关性值得研究与探讨。
2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实证分析
2.1研究方法
2.1.1单位根检验法
单位根检验是检验时间序列平稳性的一种正式方法，在序列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下，对参数估计值进行显著性检验的t统计量不服从常规的t分布，Dickey和Fuller于1979年给出了检验用的模拟的临界值，所以称该检验为Dickey-Fuller检验，简称DF检验。后MacKinnon又改进了单位根临界值。但在DF检验中，常常因为序列存在高阶滞后相关而破坏是误差值的假设。AugmentedDickey-Fuller(ADF)检验对此做了改进。
（1）无漂浮项且无趋势项：
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一组稳定的时间序列资料。假设数据是一组非稳定的时间序列资料，如果序列的ADF检验t统计量大于使用者要求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则不能拒绝原假设，表明序列存在单位根，是一非平稳序列。反之，如果检验t统计量小于使用者要求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序列是稳定的。最终的数据资料需要具有稳定性，以符合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要求。
2.1.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是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产生的原因的一种方法。先估计当前的y值被其自身滞后期取值所能解释的程度，然后验证通过引入序列x的滞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释程度。如果是，则称为序列x是y的GrangerCause,此时x的滞后期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通常还要考虑序列y是否是x的GrangerCause。其检验模型为：
检验零假设为：X是Y的非Granger因，即H0∶β1=β2=^=βα=0。由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的阶数非常敏感，通常可以依次多滞后几阶，看结果是否具有同一性。Granger因果检验同时要求数据资料具有稳定性，非稳定的数据资料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会出现“伪相关”问题。所以本文要对数据二阶差分，以确保数据资料具有稳定性。
2.2数据搜集与整理
本文以各年的国家统计年鉴为依据，收集了1990年到2006年17年间的数据，我们选取以各年的零售物价指数减去100代表通货膨胀率变量(GRTI),以各年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代表财政赤字变量(DDEF)。全部数据均来源于有关各年的《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见表1)。
本文对这两部分数据取自然对数后进行单位根检验,说明数据是非稳定的。在对其二阶差分的数据再次检验,则拒绝假设,显示二阶差分数据是稳定的,符合GrangerCausality检验的要求。表1为ADF检验结果。表1的检验结果显示,经过二阶差分的数据是稳定的数据资料,符合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数据的要求。
2.31990-2006年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1）模型设定及样本数据选择。财政赤字引起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只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一个必要条件,只有当财政赤字引起的货币供给增加量超过经济增长要求的货币需求量时,超过的部分才会引起货币的非经济发行,即成为没有物质保证的空头票子。财政用这部分借款安排支出,无疑会造成社会需求总量的膨胀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为此,本文拟通过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1990-2006年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相应构建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有:
由表3可见,对于财政赤字不是通货膨胀的格兰杰成因的原假设,拒绝它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是0.61205,不能拒绝原假设,表明财政赤字不是通货膨胀的格兰杰成因。第二个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39958,说明通货膨胀也不是财政赤字的格兰杰成因。可见,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不存在紧密的因果关系。通过对表1的观察,我们也可进一步证实上述结论,例如,1996年和1997年财政赤字率为这一时期最低,但1996年通货膨胀率却达到6.1%;而2002年财政赤字率为这一期间最高,为2.64%,但1991年的通货膨胀率却仅为-1.3%。笔者认为,虽然这期间财政赤字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但并没有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主要在于:财政赤字引起的货币供给量增加幅度还远没有超过由经济增长所要求的货币需求的增加幅度。根据我国在此期间的实际经济情况,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测算:(1)1990-2006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在10%左右,而货币流通速度(GDP/M)由1990年的1.224下降到2006年的0.6129,即平均每年下降4%左右,因此,在此期间,我国由于经济增长以及经济货币化所要求的货币需求量的平均增加幅度为ΔY/Y-ΔV/V=10%+4%=14%。(2)1990-2006年我国的货币乘数平均为2左右,而财政赤字占货币供给量的比重平均在1%左右,因此由财政赤字所引起的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幅度为M(Dgc-Dgc-1)/M=2*1%=2%。(3)综上所述,财政赤字所引起的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幅度2%远远小于经济所要求的货币需求量的增加幅度14%,因此,在此期间财政赤字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
3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构建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联系机制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对我国财政赤字的通货膨胀风险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实证研究结果,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利用VAR模型,我们进一步对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这个时期财政赤字虽然对货币供给量都有一定的扩张性作用,但由于无论从财政赤字率或是财政赤字占货币供给量的比重来看,我国财政赤字的规模仍然被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财政赤字所引起的货币供给量增加的幅度还远远小于经济增长所要求的货币需求量增加的幅度,因此,这个时期中财政赤字没有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
虽然从现阶段看,我国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似乎并不存在紧密的联系机制。但随着今后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以及国债市场的逐步成熟,财政赤字规模的增长有可能与利率上升建立必然联系。如果此时政府仍然任由赤字与国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那么由此引起的利率的持续上升必将迫使央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买进国债以维持利率水平,而这种做法的最终结果将使货币供给量不断增加,最终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此外,当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后,政府信用的可持续条件将会被打破,一旦政府通过国债实现不了预期的结果,那么就只有靠铸币税来弥补所有的财政赤字,那么同样最终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因此,今后我国政府至少应从以下两方面做好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风险的防范工作:第一,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明确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给予法律的保证将有利于割断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量的内在联系,从而限制政府直接通过向央行透支来弥补赤字的可能性。同时,中央银行将“币值稳定”作为首要的货币政策目标将可以有效控制财政赤字所引起的货币间接发行。第二,加强财政收支管理,以有效控制财政赤字规模作为今后我国财政政策的一个基本目标。即使有财政赤字化的情况出现,如果财政赤字能够控制在较小的规模内,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也非常小。因此,我国政府应以目前实行的稳健的财政政策为契机,通过建立健全现代税收征管体制、优化政府支出结构以及加快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等手段,为逐步缩减财政赤字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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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货币论文篇（5）
欧洲银行管理局2014年将虚拟货币定义为“既非由中央银行或公共机构颁发，也不一定要连接于一种法定货币，但作为支付手段被自然人或法人接受，并且可以进行转让、存储或可以进行电子交易的一种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近期报告中指出，虚拟货币是价值的数字化表现，由私人机构发行并且使用自有的记账单位，包括常见的电子优惠券、航空里程、加密数字货币以及某些资产支持货币等。IMF的报告认为，虚拟货币是数字货币中的一种。数字货币的概念更宽泛，它还包括电子货币，即以法定货币表示的电子化支付机制。英格兰银行则认为，与传统货币不同，虚拟货币不是一种求偿权，它应被看作一种商品。与黄金这类实物商品的区别在于，虚拟货币是一种无形资产或电子化商品，其价值依赖于使用者对其代表的价值形成共识。从货币三项职能来看，目前各国都认为虚拟货币还很难称为通常意义的货币。在实践中我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来认识虚拟货币。
根据虚拟货币的产生方式、使用范围、社会属性的不同，可以将虚拟货币分为两类：传统虚拟货币和新型虚拟货币。传统虚拟货币是指由特定企业发行的，仅用于内部网站或软件支付使用的虚拟货币，包括用于购买该公司旗下的软件或在使用软件时获得增值服务。这类虚拟货币以特定网站或软件为限，支持内部业务，常用来购买特定网站的会员、进行游戏充值、购买游戏内道具、兑换电影票等，如腾讯公司的Q币、盛大公司的点券、网票网公司的电影点卡。新型虚拟货币是不依靠特定企业发行，根据密码学原理及区块链技术，基于人为运算而形成的数字货币。此类虚拟货币具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虚拟货币可以看作是一种资产，与作为商品属性的黄金类似，其价值由供需决定。但与法定货币不同，它不是个人或机构的债务，也不由官方机构背书。二是价值转移方式上，电子形态的货币价值转移需要依赖中心化的金融清算机构。虚拟货币（如比特币）的创新之处在于利用分布式账本，在没有可信任的中介机构条件下也能完成点对点式的价值转移。三是虚拟货币不由任何特定机构运营，但某些中介机构能为虚拟货币使用者提供服务，但这些中介机构提供的服务与电子货币发行人提供的交易和清算服务存在本质区别。近几年较为流行的比特币、莱特币就是此类虚拟货币的典型代表。我们看到传统虚拟货币和新型虚拟货币在技术基础、安全性、价值功能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如果将传统虚拟货币和新型虚拟货币统称为虚拟货币，便是广义的虚拟货币。否则，就是狭义的虚拟货币，本文讨论的虚拟货币指的是狭义的虚拟货币。
虚拟货币的发展可以说充满争议，一方面，虚拟货币的投资价值不断受到投资者肯定，价格居高不下；另一方面，虚拟货币交易过程中暴露的一些风险特征让专业人士和货币监管当局感到担忧。那么虚拟货币到底有哪些风险呢？
（一）虚拟货币的风险特征
虚拟货币作为一种金融创新产品，具有特有的投资价值，同时具有不同于传统货币的风险特征，主要体现在操作风险、稳定性风险和法律风险几个方面。
1.虚拟货币的操作风险
虚拟货币的操作风险主要是虚拟货币发行商或交易平台因设计不严谨或存在安全漏洞，而导致虚拟货币被盗用、伪造或由于持有人使用不当导致虚拟货币o法正常使用而引发的风险。虚拟货币的表现形式是数据，难免被人利用技术进行破解。
尽管新型虚拟货币产生所基于的密码学原理及区块链技术不易被攻破，但交易的平台、账户却存在被盗的风险，平台如何保证密钥的安全性是目前该行业面临的严峻挑战。
近年来多次发生的比特币被盗事件，让投资者逐渐意识到比特币并不像人们一直以来认为的那么安全，被盗的风险时刻存在，并且比特币的所有权一经变动就当然生效，且难以追回。2014年2月24日，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比特币交易所运营商Mt.Gox交易平台的85万个比特币被盗，无奈下线并申请破产保护。此类案件往往涉及人员众多，金额也相对较大，产生严重的社会不良影响。
2.虚拟货币的稳定性风险
IMF指出，当前各种虚拟货币体系不具备稳定货币机制的特征。虚拟货币（尤其是加密数字货币）近乎刚性的供给规则可能造成结构性通货紧缩，且虚拟货币体系中没有可以承担最后贷款人角色的公共机构，难以应对金融危机。BIS和欧洲央行均认为，若虚拟货币发展至使用群体广泛、交易频繁的阶段，央行资产负债表可能会大幅缩减，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政策有效性将被削弱。
3.虚拟货币的法律风险
虚拟货币体系中服务提供商和用户均为匿名，模糊的交易链使得不法分子易于掩盖其资金来源和投向，这为洗钱、恐怖融资及逃避制裁提供了便利。IMF、BIS、OECD等国际组织以及英格兰银行、澳大利亚央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等监管机构都对虚拟货币相关的洗钱及恐怖主义融资风险表示了高度关注。IMF近期的报告指出，虚拟货币体系很可能作为逃避资本管控的渠道，非法资金可通过虚拟货币体系实现跨国流动，这给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带来了挑战。
此外，去中心化的虚拟货币体系中交易不可逆，且无法律框架明确交易各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发生诈骗、盗窃、造假等事件时难以确定哪一方应当为事件负责，消费者权益缺乏保障。
（二）虚拟货币的未来
尽管有虚拟货币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随着监管当局对虚拟货币监管规律的认识和人类监管水平的提高，虚拟货币的发展会更加健康。
至于有专业人士认为虚拟货币会随着法定货币数字化的推进而走向终结的论断，笔者并不认同。因为法定货币数字化的数字货币的主要功能是支付手段，扮演现金的功能，而目前主要的虚拟货币都不充当支付手段，主要体现在投资价值上。所以，并不存在你死我亡的关系。
二、货币虚拟化的本质
所谓货币虚拟化，更准确地讲就是法定货币的虚拟化，也称法定货币的数字化。随着区块链等技术的不断深入发展，一些国家的央行开始关注、研究数字化货币，比如美联储十分关注以比特币等为典型代表的数字货币对银行业务、经济活动和金融稳定的影响。英格兰银行主管货币政策的副行长布罗德本特表示，数字货币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分布式账本技术。央行有可能利用这一技术，让更多主体参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操作，不仅允许商业银行在央行存款，也允许非银行金融机构，甚至每个市场参与者（包括企业和个人）直接在央行存款。中国人民银行高度重视数字货币，组织了大量的力量M行了大量的理论、政策和技术研究。
从理论上说，数字货币属于现金范畴。数字货币的具体形态可以是一个来源于实体账户的数字，也可以是记于名下的一串由特定密码学与共识算法验证的数字。这些数字货币可以提现或携带于数字钱包中，而数字钱包又可以应用于移动终端、PC终端或卡基上。如果只是普通数字配上数字钱包，还只是电子货币；如果是加密数字存储于数字钱包并运行在特定数字货币网络中，这才是数字货币。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运行框架
从目前来看，法定数字货币有两种模式：一是由中央银行直接面向公众发行数字货币；二是遵循传统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模式。第一种也是目前一些类数字货币的常用模式，在这种情形下，央行直接面对全社会提供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维护服务。第二种仍采用现行纸币发行流通模式，即由中央银行将数字货币发行至商业银行业务库，商业银行受央行委托向公众提供法定数字货币存取等服务，并与中央银行一起维护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流通体系的正常运行。我们倾向于第二种模式，原因很简单：一是更容易在现有货币运行框架下让法定数字货币逐步取代纸币，而不颠覆现有货币发行流通体系；二是可以调动商业银行积极性，共同参与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流通，适当分散风险，加快服务创新，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和社会民生。
（二）货币虚拟化的驱动力量
1.比特币等新型数字货币背后的底层技术――区块链技术和加密技术的快速发展是货币数字化的技术驱动力
区块链技术是一种将传统加密技术与互联网分布式技术相结合形成的一种全新的分布式网络账务处理技术，重点是用于对各个设定区块的成员的身份验证及其价值（资产）与交易的确认，以及对不同区块之间成员的价值交换进行连续不断的认证和记录，由此形成区块之间相互勾连的“区块链”，通过全网加密、全网分布式记录，确保交易真实性和记录完整性，以及信息和资金的安全，严防人为干预和弄虚作假。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区块链技术使用全新的加密认证技术和去中心化的机制，维护一个完整的、分布式的、不可篡改的链式账本数据库，能够让区块链中的参与者在无需相互认知和建立信任关系的前提下通过一个统一的账本系统，确保资金和信息的安全，这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创新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到目前为止，已有超过几十家全球顶尖的金融机构开始积极探索在金融层面应用区块链技术，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在内的很多中央银行也开始高度关注区块链技术和数字货币问题。
尽管区块链最早应用于比特币，并不代表区块链技术就只能应用于去中心、去的货币设计，中央银行同样可以用来设计和推出自己发行的中心化的数字货币。
2.支付方式、支付习惯的变革是货币数字化的社会驱动力
支付结算方式变革为数字货币诞生创造了条件。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习惯支付宝、微信等线上支付方式。走在大街上，大到超级商城，小到路边摊贩，都支持移动支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如今的中国，不用拿钱包，一部手机就可以走遍四海。
来自Paypal、支付宝等支付巨头的数据显示，它们每年处理的交易额都以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的速度在增加。央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就可以和现有的互联网支付工具无缝对接。
3.绿色金融内在要求具有更低发行、流通和回笼成本的数字化货币
纸币不仅有印制成本（特殊的原材料和加密技术），而且发行、收兑、清点（包括鉴别）、保管、回收、销毁等还要占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加之现钞实物的转移，经常失去监控，在反洗钱、反恐怖、反假冒、反偷税漏税、反商业贿赂等方面存在诸多漏洞和隐患，完全不符合“绿色金融”发展和金融监管的要求。
数字货币的运送和保管方式与纸币已经迥然不同：运送方式从物理运送变成了电子传送，保存方式从央行的发行库和银行机构的业务库变成了储存数字货币的云计算空间。因此，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回笼的安全程度、效率会极大提高。
因此，法定货币数字化不仅是货币发展的必然走向，也是绿色金融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数字货币由中央银行发行的优势
一是总量可控，价值波动较小。如果由商业银行发行数字货币，商业银行可能为争夺铸币收益而竞相发行数字货币，迫使法定货币让位于“自由银行制度”。如果由第三方支付机构等其他机构发行数字货币，可能造成总量不可控、价值波动剧烈等问题，影响货币的信用。
二是降低信用风险。相对于商业银行等其他机构，中央银行的信用风险为零。由中央银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可有效规避其他机构倒闭的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三是公平性。相对于比特币等数字货币的获取更多依靠计算机性能和编程能力，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由财富创造者凭借诚实劳动获取财富，而不依赖于计算机性能等外部因素，从而营造相对公平的社会环境。
四是非营利性。中央银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可能不会向数字货币的使用者（如个人和商家）收取任何费用，而是致力于提高整套支付系统的运行效率。
五是安全可控。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而言，中央银行发行数字货币有助于自主掌控核心技术，避免受制于人，同时有助于追踪非法交易，降低违法犯罪行为。
（四）法定货币数字化对金融体系的影响
法定数字货币会对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带来深刻影响，尤其对金融体系的影响更为深远。目前对这些影响还无法进行准确评估，但逻辑上可能出现几个结果。
一是货币结构发生变化，货币乘数增大。
二是实物货币需求持续下降，金融资产相互转换速度加快。
三是货币流通速度的可测量度有所提升，大数据分析的基础更为扎实，有利于更好地计算货币总量、分析货币结构。
四是降低KYC与AML成本，提高监管效率。
五是提供高效的共享金融环境，驱动金融创新。
六是更易引发金融脱媒，影响货币创造。
三、虚拟货币与货币虚拟化之间的差异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虚拟货币和货币的虚拟化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不能因为虚拟货币的问题而否定货币虚拟化，更不能抽换概念炒作虚拟货币。同时，货币虚拟化并不意味着虚拟货币的终结，二者完全可以共生共荣。
参考文献：
[1]范一飞.中国法定数字货币的理论依据和架构选择[J].中国金融，2016（17）.
数字货币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810.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1-0157-03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的效应如何,是宏观经济学的热点问题之一｡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只是一个货币现象,有研究证实价格变动与货币供应密切相关,片面地认为只有货币政策有效｡罗伯特•狄夫纳,汤马斯•斯达克与赫伯特•泰勒(1996)实证研究和估计了货币政策如何影响通货膨胀和收入增长的长期关系｡但是货币主义通货膨胀决定理论存在局限性(龚六堂,2002),财政支出与通货膨胀存在联系,财政政策治理通货膨胀也是有效的｡
经济学家们一般都认为,赤字财政政策是通货膨胀特别是高通货膨胀和恶性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通过创造过度总需求,不断发生的财政赤字导致了通货膨胀,如Thomas Sargent｡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认为,央行不将赤字货币化的条件下,赤字仍然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米勒(1983)的实证研究发现,财政政策实行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弱联系｡
但在实际运用中,更多的结论是关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同时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性,达雷特(1985)发现货币供给和赤字都显著影响通货膨胀,但财政政策中赤字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比货币供给更可靠;哈姆雷特(1981)等发现一些证据证实赤字与通货膨胀和货币供给存在联系｡Sadananda Prusty协整分析的结果表明,1960―1961年与1990―1991年期间印度各州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有效影响价格水平｡多年来由于缺乏资金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需要,印度中央政府一直实行赤字财政的政策｡由此导致居民需求加大,而供给的增长比例小于需求的增长幅度,从而导致通货膨胀｡
印度在1991年改革之后,开始控制财政赤字,同时实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通货膨胀有了明显好转,1993―2000年均通货膨胀率是7.1%,2000―2004年均通货膨胀率为4.32%,成为一个亮点｡通过研究印度通货膨胀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因素之间的协整关系,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检验1994年到2004年印度财政货币政策应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性,同时进一步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具体分析通货膨胀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具体因子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为具有相同国情的中国实施恰当的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治理通货膨胀问题提供借鉴支持｡
二､模型分析
英国经济学家克莱夫•格兰杰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协整(co-integration)理论发现,把两个或两个以上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特殊组合后可能呈现出平稳性｡大多数经济总量的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协整理论是处理非平稳时间序列间协整关系的有效方法｡
格兰杰在协整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格兰杰协整定理,解决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定理证明了协整概念与误差修正模型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协整关系的一种必然的等价表达形式就是误差修正模型(ECM)｡如果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必然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而如果非平稳变量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那么该变量之间必然存在着协整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则是直接对两个变量的因果关系做出判断的重要方法｡
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选取财政赤字(FD)分析财政政策效应｡货币政策通过货币供应量的三个层次流通中现金M0､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更广义货币M3为货币政策的代表衡量货币政策效应｡通货膨胀水平使用批发物价指数(WPI)来衡量｡
三､数据与实证结果
1.样本数据的选取
选取印度物价消费指数(WPI)､流通中现金(M0)､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更广义货币(M3)､财政赤字(FD)时间序列,取自然对数变换数列为LNCPI､LNGE､LNM0､LNM1､LNM2､LNM2｡采用月度时间序列,样本期间从1994年4月至2004年3月,共132个样本｡数据来源于印度储备银行:Handbook of Statistics on Indian Economy｡
2.ADF单位根检验
进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要求时间序列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首先对这些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可知,LNCPI､LNM0､LNM1､LNM2､LNM3选择含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的模型中,均为I(1),而LNFD在不含有常数项和都含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的模型中为I(1)｡总体而言,6个变量均含有单根,必须差分之后才能平稳｡因此,所列的6个变量在水平值上都是非平稳的｡如果继续对这6个序列的1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可以发现这6个变量都是差分平稳的｡
3.协整检验､协整分析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
通过单位根检验得知指数序列都是I(1)过程,可以对指数序列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选择4阶滞后就能很好地满足检验要求,同时建立了ECM模型｡
轨迹检定(trace test)中,在R=0时,轨迹统计量123.9478､大于5%显著水平,拒绝5%水平下虚无假设｡而后在R≤1的情况下,轨迹统计量小于5%显著水平,所以在轨迹检定下变量之间存在1个共整合向量｡
接下来得到标准化协整系数的协整关系估计:
LNICPI=0.32LNFD-2.31LNM0+0.54LNM1+2.73LNM2-0.9LNM3+vecm(1)
方程(1)表明,协整关系检验说明在5个变量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这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的相互作用和共同趋势｡M1､M2序列和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序列有相同的变动趋势｡LNCPI与M2成正方向变动,协整系数较大;而LNCPI和M1协整系数比较小,但M0和M3成反方向变动的协整系数较大｡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变量间的相互作用,使用误差修正模型检验变量之间长期均衡关系对各自短期波动的影响｡将方程(1)代入误差修正模型,得到方程(2)为, *表示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示标准误,[]表示t-统计量,下同,
分析上述ECM方程我们发现,首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与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统计上的关系显著((2)方程中协整误差et的系数显著),表明受长期均衡关系的影响较强;其次,在短期调整当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量对财政赤字的作用显著,这是财政政策短期有效的体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于各个层次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影响微弱,这说明货币政策短期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作用微弱｡
4.因果关系检验
我们检验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影响关系(Granger,1969)｡选择影响关系最为显著的滞后阶数得到附表的估计结果｡
5%的水平下,*表示拒绝原假设,结果显示财政赤字FD对CPI产生显著作用,对CPI存在显著格兰杰影响;其次,各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对CPI没有显著的格兰杰影响,也验证了协整分析中协整关系不显著,说明货币供应量不是物价的主要决定因素,这说明货币政策作用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作用微弱｡
四､结论分析
以上对印度通货膨胀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了分析,由实证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印度财政赤字与物价水平长期呈正相关的关系,短期对物价水平的影响显著,印度控制赤字财政政策对治理通货膨胀有效,表明印度财政政策的效应较强｡印度的政策执行者认为,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左右,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就会有利｡印度政府从增收和节支两个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控制财政赤字控制通货膨胀｡第一,简化税制､调整税率､扩大税基,增加财政收人;第二,改变财政赤字弥补方式,控制印度储备银行的信贷发行;第三,加强国债管理,减少补贴支出,征税筹集的资金用于政府经常性支出,债务资金则主要用于生产性投资,促进生产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加;第四,减少政府开支,合理调整支出结构,重点发展公共财政;第五,抑制货币供给总量的增长｡印度储备银行通过采取反通货膨胀措施,降低实际货币供给增长速度,上调现金储备率(GRR)实施公开市场业务销售政府证券｡
第二,各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对物价水平短期影响程度较小,作用不显著｡但长期存在均衡关系｡长期M1､M2､M3和物价水平通向变动,符合经济学假设｡
第三,综合以上,可以看出印度财政政策短期与长期控制物价水平的效应大于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短期调节物价水平的作用不明显｡由于印度的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长期的赤字财政,治理通货膨胀总量调节运用的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只成为辅工具,通过货币供应量总量调整的作用并不明显,货币供应量中介的宏观调控能力较弱｡印度主要运用选择性信贷控制,传统的货币政策三大调控工具的作用不明显｡
五､对我国的启示
由于我国1998年至2004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型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起了巨大作用,尽管目前通货膨胀率较低,但考虑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大量赤字,财政政策应当转型,淡出宏观调控,主要用于供给结构性调整,总量调整以货币政策为主｡
第一,谨慎运用赤字财政,转向中性偏紧的财政政策｡赤字财政政策的不合理容易导致财政风险,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财政政策必须考虑削减赤字规模,转向对经济结构调整,淡出总量调整,转向公共性财政｡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作用就大于货币政策｡货币总量调控只能调节需求总量而不能调节供给总量,更不能调节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降低国债发行规模,逐步降低赤字率,缩减隐性债务,调整支出结构,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防止局部性通货膨胀｡
数字货币论文篇（7）
中图文分类号：F8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92(2008)03-0013-04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Inflation Induced by Deficit Financing
TU Li-qiao
(The Management School of HUST，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Persistent deficit financing may induce inflation. Deficit financing policy has been executed continually for nearly 30 years in China，fiscal deficits and public debt balance are rising quickly. In the aspect of deficit financing affecting money supply，the article demonstrates the effect of deficit financing on inflation.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a little effect of deficit financing on inflation.
Key words：fiscal deficits；public debt balance；base money；credit balance；inflation
1 引言
Sargent和Wallace指出持久的赤字财政迟早会引致财政赤字的货币化，从而产生通货膨胀[1]。我国财政收支自1978年以来，除在1978、1981和1985年稍有盈余外，一直处于赤字水平，那么我国的赤字财政政策是否影响到通货膨胀呢?
一般人们认为赤字财政在不可持续的情况下才会引发通货膨胀，土耳其1994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波兰1989年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拉美国家1980~1990年间经济的急剧下降和通货膨胀的显著上升等均是赤字财政不可持续的结果[2~4]。当赤字财政可持续时，政府通常不会直接将财政赤字货币化，此时通货膨胀主要取决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因而赤字财政与通货膨胀之间不会表现显著的关联性。但是国债作为赤字财政的产物，不仅是弥补财政赤字的工具，也是活跃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金融工具，即使财政赤字没有货币化，国债对货币供给的影响依然存在，而且随着国债交易方式的不断创新，国债的金融特性愈加突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联结随之也愈加紧密。
通货膨胀的形成过程较为复杂，最直接的成因就是货币供给量超过了货币需求量的弹性限度，从而导致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既然国债影响到货币供给，那么赤字财政与通货膨胀就有着内在的联系，只是两者的联系随赤字财政的可持续与否表现出相对的强弱。从国外的实证来看，高通胀或恶性通胀基本上是赤字财政不可持续直接所致，因此经济学界对政府的赤字财政政策颇为关注，分析和检测赤字财政可持续性的方法也在不断推陈出新。在赤字财政可持续的前提下，中央银行才可能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因而研究财政的可持续性对预防高通胀的发生非常必要，但这并没有揭示出赤字财政与通货膨胀的内在联系。能否从货币供给的角度来探讨赤字财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呢?这确实有待探讨，因为弄清楚这个问题对确定合理的财政政策，更好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尤为重要。
2 文献回顾
通过实证充分表明持久的财政赤字必然引致通货膨胀的有关文献并不多见。King和Plosser分析美国等13个国家铸币税的决定因素时，发现财政赤字与基础货币、通货膨胀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5]；Dornbusch et al.以高通胀国家的经济数据为样本，运用葛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方差分解技术，得出财政赤字趋于调节而不是驱动通货膨胀的结论[6]；Fischer et al.以94个国家为对象，通过面板数据模型证实财政赤字只是高通胀的主要原因，在低通胀的环境下财政赤字没有明显的通胀效应[7]，Cato et al.经实证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8]。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间的联系在实证中没有完全体现，很可能与计量经济技术的发展程度有关。
赤字负担率和国债负担率是衡量赤字财政的两个关键参数，合理设定这两个参数的上限为有效降低赤字财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提供了有力保证。Leeper指出货币政策对物价的影响依赖于政府所采取的财政政策[9]；Woodford提出财政政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单独决定通货膨胀[10]；正因如此，《马约》明确规定赤字负担率上限为3%，国债负担率上限为60%，并要求欧盟各国严格遵守。限定赤字负担率和国债负担率虽然遭到了一些专家的质疑与批评，但赞成的声音始终占优势地位。Beetsma和Bovenberg阐明了货币一体化必定推动欧盟各国赤字预算的扩张和国债规模的增加，从而造成货币政策难以完全控制通货膨胀，因此限定财政赤字大小和国债规模有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可信力和提高社会福利[11，12]。Bergin论述了欧盟的物价水平由各成员国的财政预算共同决定，其中一国国债规模的上升可以提高整个欧盟的物价水平，所以需要设计财政规则限制各国的国债水平[13]。Dixit指出如果欧盟各国自由制定和实施本国的财政政策，将会搅乱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因而约束欧盟各国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非常恰当[14]。Annicchiarico基于Yaari-Blanchard世代交叠模型，论证了财政赤字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取决于国债规模的大小，国债规模越大，财政扩张后的物价波动幅度就越大[15]。围绕财政赤字、国债规模和通货膨胀的联系并由此探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仍是经济领域极其关注的课题。
当今只有欧盟明确了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上限，由于欧盟是实行“集中的货币政策，分散的财政政策”的区域，各国政府存在增加赤字预算以促进经济增长、并且只承担部分通货膨胀成本的冲动，因此这两个参数上限的规定有助于维护欧盟的货币稳定，事实表明的确如此。其他国家尽管没有明确这两个参数的上限，但对照欧盟的规定一些国家也是格外关注这两个参数，日本1997年曾提出：至2003年国债负担率下降到60%，赤字率下降到3%[16]，毕竟持久的赤字财政可能引发较高的通货膨胀，进而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增长。
3 实证结果
本文以我国1978~2006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基础货币量MB、金融机构的信贷余额CR、国内生产总值GDP、国债余额DEB、财政赤字DEF等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通过国债余额与货币供给量之间的联系，探讨我国赤字财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大小。通货膨胀率π以CPI的相对变动大小表示，SMB表示MB的增长速度，SCR表示CR的增长速度。数据来源：中国资讯行和中国国家统计局。
由表3可知，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财政赤字的扩张推动国债余额的增加，反过来，国债余额的增加又促进了财政赤字的扩张。因此，财政赤字对通货膨胀的影响间接通过对国债余额的影响而产生作用。
4 结果分析
从实证结果来看，赤字财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路径为：国债余额影响着金融机构的信贷余额，而金融机构信贷余额的增长速度影响着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对通货膨胀的影响间接通过对国债余额的影响而发生。根据(3)、(6)两式推算，我国国债余额每增加10%，由此引致的通货膨胀率仅达0.306%，因此可以认为我国的赤字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很小，这一结论与马拴友等通过VAR模型研究的结论[17]一致。
根据(4)式可知我国赤字财政政策对基础货币没有产生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我国财政收支处于可持续的均衡状态，未出现财政赤字的货币化；二是我国以发行中长期国债为主，而且投资对象为个人的凭证式国债份额较大，可用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短期国债数量极少，导致国债在中央银行资产业务中的占比很小。虽然国债对基础货币没有产生影响，但通过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国债为媒介的信用创造活动，国债对信贷资金产生了显著影响。受国债品种、交易方式、市场参与者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国债对信贷资金的影响力仍然有限，国债余额每增加10%，由此直接带来信贷余额的增加只有1.73%。
控制通货膨胀是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国债的出现提高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经营的灵活性，也增加了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不确定性，因此准确把握赤字财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鉴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考察赤字财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以及财政收支是否保持着长期稳定关系仍是制定赤字财政政策的重要依据，尚且不必考虑赤字财政引发较大通胀的可能性。当然，如果通货膨胀率已经处在比较敏感的水平，为配合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赤字财政政策应有相应的调整。
参考文献：
[1]Sargent T，Wallace N. Some unpleasant monetarist arithmetic[J].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Quarterly Review，1981，5：1-17.
[2] zatay F. Sustainability of fiscal deficits，monetary policy，and inflation stabilization：the case of turkey[J].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1997，19：661-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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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Fischer S，Sahay R，Végh C. Modern hyper-and high inflations[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2，40：83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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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Annicchiarico B. Government deficits，wealth effects and the price level in an optimizing euro-model[J].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2007，29：15-28.
数字货币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1-0023-05
一、文献回顾
传统经济学将其理论建立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之上，其中理性人假设处于核心地位。理性人具备高超的计算能力，可以准确、快速地完成数字计算，而不受备选项外在形式的迷惑。然而货币幻觉的存在却对理性人在计算能力方面的假设形成了挑战。费雪（1928）认为货币幻觉源于行为者忽视购买力变化的心理错觉；haberler（1941）则认为货币幻觉是选择行为违反了里昂惕夫“齐次性假设”的结果；marschak（1943）利用多元回归方法构造了需求函数，验证了货币幻觉的存在。richard dusansky和peter j. kalman（1974，1980）则把名义收入和价格同时引入效用函数，证明了需求函数的非齐次性；ernst fehr和jean r tyran（2001，2005）认为在给定的博弈中，即使行为者能够通过不断学习消除货币幻觉，但只要其他对手行为存在不确定性，那么货币幻觉仍将对均衡结果产生影响。在行为经济学领域中，shafir，diamond和tversky（1997）认为人们脑中的 “决策框架”使其在选择时关注更加明显、简单的备选项。gamble等（2002）则通过实验发现消费者普遍倾向于认为以大单位小数字货币计价的商品看上去更加便宜，以小单位大数字货币计价的收入看上去更丰厚。raghubir和srivastava（2002）发现，人们在对以外国货币标价的商品进行估值时，往往无法充分考虑汇率的影响。desmet p和jonas等经济学家（2002）通过实验发现，由于欧元的价值高于马克的价值，当商品价格用欧元来标识的时候，人们认为商品变得更便宜了。mishra et al（2006）发现，相对于持有少量大面值的购物票，消费者在持有总额相等但数量更多的小面值购物票时的购物意愿更强。
尽管行为经济学家的实证结果表明货币幻觉源于人们固有的认知偏差，但缺乏相关的数理分析使其一直没有被纳入到经典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中。本文通过构建“主观货币函数”，运用约束条件下求最优解的方法，实现了对这类认知偏差行为的数理化分析，为货币幻觉奠定了微观基础。
二、显性数字与隐性数字
在主观货币函数中，自变量不再是数量本身，而是表达数量的数字符号，它由显性数字和隐性数字两个部分组成，它们的不同组合构成了任意货币备选项。显性数字是指相对容易辨认的数字符号形式。例如：价格标签10.00美元中的“10.00”，购销合同20 000欧元中的“20 000”等。隐性数字则是指相对较难辨认的数字符号。例如：对于10.00美元和69.00元人民币的两种货币形式，隐性数字就是它们的汇率，其需要通过计算才能得到。如果假设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恰好为6.9∶1，那么隐性数字值分别是6.9和1（或1和1/6.9）。显性数字和隐性数字并不是两个绝对的概念，在某种货币形式中是隐性数字，在另一种形式中则可能变成了显性数字。两者的区分依赖于给定的表达形式是否便于行为者的理解和计算。如图1所示：22l中的“l”，在这里是隐性数字，因为它表达的数字含义不如“22”明显。但是，如果写成“贰拾贰l”时，l就成了相对容易识别的显性数字。
三、主观货币函数
六、行为实验检验
1. 行为实验的目的。第一，人们对于显性数字部分和隐性数字部分的弹性随着消费值的增大而递减；第二，对数量相等的备选项，人们对显性数字形式的敏感度大于对隐性数字形式的敏感度。
2. 行为实验的方法。有90名18～22岁的学生参加了该项实验。实验要求每个被试者都把自己设想成一个日用品零售商。一位知名洗涤液公司的营销人员来到他们的店里，告知被试者正在为公司的新产品进行容量定价调研。在调研的过程中，被试者了解到，该洗涤液公司将产品的容量设定在500毫升～3 750毫升，并且公司已经为500毫升的产品定价为10元人民币。他们需要做的就是为剩下的容量确定建议出售价
格。问卷共分为2个类型：第一类问卷的数值用隐性数字来表达，即所有容量的表达形式都是以中国汉字的形式显示出来的，如200ml表示成“二百毫升”，2l表示成“二升”等；第二类问卷的数值则用显性数字来表达，即所有容量的表达形式都是以阿拉伯数字的形式显示出来的，如200ml、2l等。
此外，实验规定了以下4个方面：第一，90人分成两组各45人分别填写这两类问卷。第二，要求每个人在阅读完实验材料后，必须在规定的6分钟内填完。由于每份问卷一共包含12个子项，因此要求每个选项平均在30秒的时间内被填写完毕。第三，问卷里容量的数据是随机设定的，即容量不一定是按照从小到大或者从大到小等有规律的顺序列示的。第四，主观货币的弹性用价格变化的百分比除以容量变化的百分比近似表示。
3. 行为实验的结果。根据实验数据计算显性数字和隐性数字的弹性，图3呈现出明显的弹性下降趋势，并且大部分显性数字弹性高于隐性数字弹性。通过计算，显性数字平均弹性值为1.36，隐性数字平均弹性值为0.82。
分别对容量值和价格进行对数换算，以价格的对数作为因变量，容量的对数作为自变量，利用spss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得到线性回归后的系数，如表1所示。显性数字问卷的自变量系数为0.743，t=11.46，而隐性数字问卷的自变量系数为0.711，t=28.67。显然，回归得到的结果也表明，人们对显性数字的敏感度高于对隐性数字的敏感度运用方差分析，比较显性数字形式和隐性数字形式下被试者对各个容量设定的平均价格结果（如表2所示）。显性数字的洗涤液价格明显大于隐性数字的洗涤液价格（f（2，21）=7.488，p<0.05）。此外，从图4中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洗涤液容量的增大，定价的差异越来越大。因此，实验的结果再次验证了货币幻觉现象的存在，并且支持了文中关于主观货币函数的弹性差异化和弹性递减假设。
七、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建立主观货币函数并进行约束条件下最优化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货币备选项的不同表现形式会对人们的选择行为产生影响，对于实际值相同的不同收入形式，行为者偏爱显性数字较大的形式；第二，货币幻觉的程度取决于人们对显性数字和隐性数字敏感性的差异，当隐性数字弹性绝对值大于显性数字弹性绝对值时，差异越大，货币幻觉越明显。
未来的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进一步扩展：首先，当选择者面对表现形式更加复杂的备选项时，如复合货币形式？姿n1u1+（1-？姿）n2u2，？姿？塬∈（0，1），他们的行为将会表现出何种特征？其次，经济计量工作可以被用来估计特定环境下的主观货币函数参数，从而有针对性地定量分析人们在该环境下的行为。最后，主观货币函数也可以被纳入到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框架中，从而为价格粘性现象进行新的解释。
参考文献：
[1]carole b. burgoyne，david a. routh， anne-marie ellis.the transition to the euro：some perspectives from economic psychology[j]. journal of consumer policy，1999，（22），pp.91-116.
[2]david h.krantz，r.duncan luce. patrick suppes and amos tversky，foundations of measurement[m]. new york：academic press 1971.
[3]desmet p. a study of the potential effects of the conversion to euro[j]. journal of product & brand management，2002，（3）：pp.134-46.
[4]edmund cannon， giam pietro cipriani. euro-illusion：a natural experiment[j]. journal of money，credit，and banking，2006，（38）：1392-1403.
[5]eldar shafir，peter diamond， tversky，a. money illusion[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7，（2）：pp.341-374.
[6]ernst fehr， jean-robert tyran.“does money illusion matter？[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1，（5）：pp.1239-1262.
[9]james s， dyer， rakesh k. sarin measurable multi-attribute value functions[j]. operations research，1979，（4）：pp.810-822.
[10]jonas e，greitmeyer t，frey d，schulz-hardt s.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the euro-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the perception of salaries and price estimations[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
02，（32）：pp.147-69.
[11]johnson ej，payne jw. effort and accuracy in choice[j]. management science，1985，（31）：pp.395-414.
[12]kahneman d.， tversky a. on the psychology of prediction[j]. psychological review，1973，（80）：pp.237-251.
[13]kahneman，d，amos tverksy. 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j]. economitrica，1979，（47）：pp.263-292.
[14]kahneman d， slovic p， tversky a， judgement under certainty：heuristics and biase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82.
[15]kahneman，d. new challenges to the rationality assumption[j].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1994，（150）：pp.18-36.
[16]marschak，j. money illusion and demand analysi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43，（1）：pp.40-48.
[17]marini g，piergallini a，scaramozzino p. inflation bias after the euro：evidence from the uk and italy[r]. working paper. centre for financial and management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2004.
[18]pria raghubir，joydeep srivastava. effect of face value on product valuation in foreign currencies[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2002，（29）：pp.335-347.
[19]pria raghubir. 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review of the subjective value of money and price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06，（59）：pp.053-1062.
数字货币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1-0023-05
一、文献回顾
传统经济学将其理论建立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之上，其中理性人假设处于核心地位。理性人具备高超的计算能力，可以准确、快速地完成数字计算，而不受备选项外在形式的迷惑。然而货币幻觉的存在却对理性人在计算能力方面的假设形成了挑战。费雪（1928）认为货币幻觉源于行为者忽视购买力变化的心理错觉；haberler（1941）则认为货币幻觉是选择行为违反了里昂惕夫“齐次性假设”的结果；marschak（1943）利用多元回归方法构造了需求函数，验证了货币幻觉的存在。richard dusansky和peter j. kalman（1974，1980）则把名义收入和价格同时引入效用函数，证明了需求函数的非齐次性；ernst fehr和jean r tyran（2001，2005）认为在给定的博弈中，即使行为者能够通过不断学习消除货币幻觉，但只要其他对手行为存在不确定性，那么货币幻觉仍将对均衡结果产生影响。在行为经济学领域中，shafir，diamond和tversky（1997）认为人们脑中的 “决策框架”使其在选择时关注更加明显、简单的备选项。gamble等（2002）则通过实验发现消费者普遍倾向于认为以大单位小数字货币计价的商品看上去更加便宜，以小单位大数字货币计价的收入看上去更丰厚。raghubir和srivastava（2002）发现，人们在对以外国货币标价的商品进行估值时，往往无法充分考虑汇率的影响。desmet p和jonas等经济学家（2002）通过实验发现，由于欧元的价值高于马克的价值，当商品价格用欧元来标识的时候，人们认为商品变得更便宜了。mishra et al（2006）发现，相对于持有少量大面值的购物票，消费者在持有总额相等但数量更多的小面值购物票时的购物意愿更强。
尽管行为经济学家的实证结果表明货币幻觉源于人们固有的认知偏差，但缺乏相关的数理分析使其一直没有被纳入到经典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中。本文通过构建“主观货币函数”，运用约束条件下求最优解的方法，实现了对这类认知偏差行为的数理化分析，为货币幻觉奠定了微观基础。
二、显性数字与隐性数字
在主观货币函数中，自变量不再是数量本身，而是表达数量的数字符号，它由显性数字和隐性数字两个部分组成，它们的不同组合构成了任意货币备选项。显性数字是指相对容易辨认的数字符号形式。例如：价格标签10.00美元中的“10.00”，购销合同20 000欧元中的“20 000”等。隐性数字则是指相对较难辨认的数字符号。例如：对于10.00美元和69.00元人民币的两种货币形式，隐性数字就是它们的汇率，其需要通过计算才能得到。如果假设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恰好为6.9∶1，那么隐性数字值分别是6.9和1（或1和1/6.9）。显性数字和隐性数字并不是两个绝对的概念，在某种货币形式中是隐性数字，在另一种形式中则可能变成了显性数字。两者的区分依赖于给定的表达形式是否便于行为者的理解和计算。如图1所示：22l中的“l”，在这里是隐性数字，因为它表达的数字含义不如“22”明显。但是，如果写成“贰拾贰l”时，l就成了相对容易识别的显性数字。
三、主观货币函数
六、行为实验检验
1. 行为实验的目的。第一，人们对于显性数字部分和隐性数字部分的弹性随着消费值的增大而递减；第二，对数量相等的备选项，人们对显性数字形式的敏感度大于对隐性数字形式的敏感度。
2. 行为实验的方法。有90名18～22岁的学生参加了该项实验。实验要求每个被试者都把自己设想成一个日用品零售商。一位知名洗涤液公司的营销人员来到他们的店里，告知被试者正在为公司的新产品进行容量定价调研。在调研的过程中，被试者了解到，该洗涤液公司将产品的容量设定在500毫升～3 750毫升，并且公司已经为500毫升的产品定价为10元人民币。他们需要做的就是为剩下的容量确定建议出售价
格。问卷共分为2个类型：第一类问卷的数值用隐性数字来表达，即所有容量的表达形式都是以中国汉字的形式显示出来的，如200ml表示成“二百毫升”，2l表示成“二升”等；第二类问卷的数值则用显性数字来表达，即所有容量的表达形式都是以阿拉伯数字的形式显示出来的，如200ml、2l等。
此外，实验规定了以下4个方面：第一，90人分成两组各45人分别填写这两类问卷。第二，要求每个人在阅读完实验材料后，必须在规定的6分钟内填完。由于每份问卷一共包含12个子项，因此要求每个选项平均在30秒的时间内被填写完毕。第三，问卷里容量的数据是随机设定的，即容量不一定是按照从小到大或者从大到小等有规律的顺序列示的。第四，主观货币的弹性用价格变化的百分比除以容量变化的百分比近似表示。
3. 行为实验的结果。根据实验数据计算显性数字和隐性数字的弹性，图3呈现出明显的弹性下降趋势，并且大部分显性数字弹性高于隐性数字弹性。通过计算，显性数字平均弹性值为1.36，隐性数字平均弹性值为0.82。
分别对容量值和价格进行对数换算，以价格的对数作为因变量，容量的对数作为自变量，利用spss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得到线性回归后的系数，如表1所示。显性数字问卷的自变量系数为0.743，t=11.46，而隐性数字问卷的自变量系数为0.711，t=28.67。显然，回归得到的结果也表明，人们对显性数字的敏感度高于对隐性数字的敏感度运用方差分析，比较显性数字形式和隐性数字形式下被试者对各个容量设定的平均价格结果（如表2所示）。显性数字的洗涤液价格明显大于隐性数字的洗涤液价格（f（2，21）=7.488，p<0.05）。此外，从图4中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洗涤液容量的增大，定价的差异越来越大。因此，实验的结果再次验证了货币幻觉现象的存在，并且支持了文中关于主观货币函数的弹性差异化和弹性递减假设。
七、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建立主观货币函数并进行约束条件下最优化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货币备选项的不同表现形式会对人们的选择行为产生影响，对于实际值相同的不同收入形式，行为者偏爱显性数字较大的形式；第二，货币幻觉的程度取决于人们对显性数字和隐性数字敏感性的差异，当隐性数字弹性绝对值大于显性数字弹性绝对值时，差异越大，货币幻觉越明显。
未来的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进一步扩展：首先，当选择者面对表现形式更加复杂的备选项时，如复合货币形式？姿n1u1+（1-？姿）n2u2，？姿？塬∈（0，1），他们的行为将会表现出何种特征？其次，经济计量工作可以被用来估计特定环境下的主观货币函数参数，从而有针对性地定量分析人们在该环境下的行为。最后，主观货币函数也可以被纳入到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框架中，从而为价格粘性现象进行新的解释。
参考文献：
[1]carole b. burgoyne，david a. routh， anne-marie ellis.the transition to the euro：some perspectives from economic psychology[j]. journal of consumer policy，1999，（22），pp.9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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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ldar shafir，peter diamond， tversky，a. money illusion[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7，（2）：pp.341-374.
[6]ernst fehr， jean-robert tyran.“does money illusion matter？[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1，（5）：pp.1239-1262.
[9]james s， dyer， rakesh k. sarin measurable multi-attribute value functions[j]. operations research，1979，（4）：pp.810-822.
[10]jonas e，greitmeyer t，frey d，schulz-hardt s.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the euro-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the perception of salaries and price estimations[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
02，（32）：pp.147-69.
[11]johnson ej，payne jw. effort and accuracy in choice[j]. management science，1985，（31）：pp.395-414.
[12]kahneman d.， tversky a. on the psychology of prediction[j]. psychological review，1973，（80）：pp.237-251.
[13]kahneman，d，amos tverksy. 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j]. economitrica，1979，（47）：pp.263-292.
[14]kahneman d， slovic p， tversky a， judgement under certainty：heuristics and biase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82.
[15]kahneman，d. new challenges to the rationality assumption[j].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1994，（150）：pp.18-36.
[16]marschak，j. money illusion and demand analysi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43，（1）：pp.40-48.
[17]marini g，piergallini a，scaramozzino p. inflation bias after the euro：evidence from the uk and italy[r]. working paper. centre for financial and management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2004.
[18]pria raghubir，joydeep srivastava. effect of face value on product valuation in foreign currencies[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2002，（29）：pp.335-347.
数字货币论文篇（10）
在有关先秦的论著中，往往将货币分为刀、布（?）、圜、贝四系。如果仅仅按铜（青铜。下同）币的形状而言，这种分类是有依据的。但铜币只是货币体系中的一种，形状又只是铜币的特征之一。这就决定了此种分类的标准不全面，结果不合理。货币分类的全面标准应是货币文化，因为它包括货币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反映货币的全貌与本质。如果按货币文化区分，将视线从铜币扩大到货币的整体，从外形深入到本质的层次，就会发现这个时期有两个货币体系：黄河流域（北方）的和长江流域（南方）的。楚国的货币是长江流域货币文化的代表（注：在长江流域活动的有吴、越、楚等国，至今未见可以肯定是楚之外的吴、越等国的货币。）。本文从币材、币形、币文、币值四个方面简析楚国与同时代黄河流域诸国货币文化的异同及其相互影响。
一、币材：贵金属型与贱金属型
币材是货币文化的物质载体，属于货币文化的物质层面。就币材而言，楚国与黄河流域诸国相同之处，在于都用布帛与金属。楚国的特点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用银铸币，“金三品”齐全
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楚有“三钱之府”。“三钱”，即金、银、铜三种金属货币。出土文物证明楚国确有金币、银币和铜币。据先秦、秦汉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黄河流域各国用金为币，铸有铜币。不同的在于，楚国用银为币已可肯定；黄河流域诸国是否用银，有待新的出土文物证实（注：见拙撰《楚国的货币》，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8-210页。）。迄今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用银为币材，可能唯楚一国。这使楚国金币、银币和铜币齐全，即“金三品”俱全（注：《书·禹贡》：荆、扬二州“劂贡惟金三品”。《史记·平准书》：“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以往对金三品有两种解释。一是释“金”为“五金”之金，泛指金属，“黄”金为黄金，“白”金为银，“赤”金为铜。一是释“金”为铜，“黄”金为黄铜，“白”金为白铜，“赤”金为红铜。从出土物看，楚国的金属货币种类有金币、银币、铜币。据此，第一种解释可能符合历史实际。）。
在币材的严格意义上，“金三品”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因为若就这些金属货币的材料元素来分析，铜币的材料为铜、铅、锡。加上制造金币的黄金，制造银币的白银，则是铜、锡、铅、金、银五种金属。说楚国金属货币的币材是“金五品”俱全，则更为准确。
（二）黄金在币材中占重要地位
从文献上看，秦、周、韩、魏、赵、燕、齐、宋、越、吴、楚诸国都有使用黄金为币的记载。下述事实说明，相对而言，黄金在币材中的地位，以楚国最为突出。
1.从出土的货币实物看，黄河流域各国的均为铜币，可以确认是这些国家的金币至今竟无一见（注：除楚国外，其他各国是否铸造过金币，至今尚难肯定。浙江绍兴战国初期墓葬中出土过金饼，其国属未见论证。对河南扶沟等几处出土的无印文的金币和银币，部分学者认为是韩国或郑国铸造的。另一部分学者却断定为楚币。从币文、出土地点等多个方面确凿证明铸有金币和银币的，唯有楚国。参见拙撰《楚国的货币》第135、201页。）；楚国则不然。已发现楚国金币的地方，遍及当时楚境。在黄河流域的秦、齐等国境内出土的、可以确定铸造国别的金币，也是楚国的。
2.从金币的职能看，黄河流域各国的黄金，当作为货币使用时，或用于朝贡、礼聘、赏赐、馈赠，作为支付手段；或用于作价值尺度；或用于作储藏手段；用作商品交换中流通手段的仅见于《管子·轻重篇》，而此篇的著作年代，或谓春秋战国之际，或谓战国，或谓秦末汉初，或谓西汉前期，也有认为是西汉后期的，尚无定论。楚国的情况大不相同。黄金具有货币的全部职能，且大量用于商品交易。包山楚简文书类194简中，涉及用金的29简，占总简数的15％；仅用于翟?（?种）的有11简，占总简数的5.7％，占用金简数的37.9％。
（三）锡的作用突出
在楚国的币材中，锡的作用突出。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锡作为独立的币材。出土的楚国文物中有锡饼、铅饼。其性质，或谓冥币，或称金属块。从《史记·平准书》记载秦统一币制时宣布“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来看，先秦时期锡是币材之一。这些锡饼很可能是货币。
2.锡在铜币中占的比重大。锡在铜币中占的比重，以楚国龟贝（即蚁鼻钱。下同）为最高（其次是齐国的刀币）。铜币的含锡量如达6％以上，铸造时体积收缩小，易形成（α＋δ）共析体，可提高钱币的强度，且适于浇铸，使钱币轮廓字迹清晰，品相优美，经久耐用（注：楚国龟贝含锡量高，含铜量也高（达70％左右），这使它的金相组织均匀，机械质地较好。龟贝钱的体形特征是轻小，它所以能采取如此之轻的实体，如此之小的形式，能取象于货贝（Cypraea monete），主要是由于币材中铜、锡比重大。在先秦铜币中，楚国高锡龟贝的质量居第一位。）。
楚国的币材在种类上多一种白银，在结构上金和锡的地位突出。这两个方面使楚国的币材具有两个特点：第一，种类多一点，因而更加丰富，色彩更加斑斓，更加耀眼。第二，价值含量高一些。金与银是贵金属，价值含量高固不待言。在贱金属币材锡、铜、铜中，铜的价值高于铅，锡的价值又高于铜。因此，楚国币材价值结构高于黄河流域各国。
楚国币材的这些特点，是由它的自然资源、金属采炼业技术水平与地理环境、贸易状况决定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楚地有金、银、铜、锡、铅矿藏，且采炼技术甚高，故以出产这些金属著称。《书·禹贡》：荆、扬二州“劂贡惟金三品”；“九江纳锡、大龟”。李斯上秦王书叙述秦国所用国外之材中有“江南金锡”（注：《史记》卷87《李斯传》。）。币材反映一国的自然蕴藏和社会生产力水平。
二、币形：取象自然物与取象生产物
每一种货币必有其特定的形式。币形是货币文化的外在表现。它涉及货币文化内含的三个层面，形象地体现出一国货币文化的特征。
楚国金属货币形式的特点是：
（一）形状多
1.铸造多种金属货币。黄河流域各国使用黄金为币，但至今未见它们铸造的金币。由此推测，它们很可能是使用生金块或楚国铸的金币（秦、齐境内出土楚国金币，以及上引李斯说秦国使用“江南金锡”，说明了这种可能性）。黄河流域各国只铸造铜币，楚国既铸造铜币，也铸造金币和银币。
2.每一种金属货币铸造形式多样。楚国的金币、银币、铜币都有几种形状。金币的形状有版形与饼形两大类。银币有铲形、饼形、版形三大类。铜币有贝形、?形、长方形、方形、圆形五大类。这些大类中又有若干式样。
从现有的实物看，货币的种类与形状之多，以楚为最。
货币种类和形状的多样性，是商品交换关系发育程度低情况下的产物，它带来使用上的某些不便。随着商品交换与货币交往的增多，必然会产生普遍使用的、占主要地位的货币。战国时期，在楚国的金币、银币与铜币中，使用最多的是金币和铜币。在金币中，大多数是龟版形。在铜币中，贝形的占绝大多数。版形金币与贝形铜币是楚国金属货币中的两种主要货币，它们是楚国货币形状的代表。
（二）取象于外来交换品中的自然物
楚国主要金币的形式取象于龟，主要铜币的形式取象于贝。这不仅有出土的实物及它们演变的轨迹为据，还可以从其名称上得到佐证。
楚之铜币，最初形态与货贝壳一样，空心，有齿。后演变为实心，无齿。腹部似贝腹，背部似贝背，亦似龟背。“龟贝”之名可能由此而来。从秦在统一六国后关于建立统一货币制度的命令中，可以知道战国末年各国铜货币的通称是：“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注：《史记》卷30《平准书》。）。其中，“钱”指流行秦、周、韩、赵、魏、燕、齐等地的圜形铜币。“刀”指流行于齐、燕、赵、中山等地的刀形铜币。“布”指流行于周、郑、卫、韩、赵、魏、燕、楚等地的?（钱、铲）形铜币。“龟贝”指流行于楚国的铜币。古代文献与出土文物都证明，战国末年中国境内的铜币就是这四种。
楚之金币，初期的并始终占多数的是龟版（龟的腹甲）形的。龟版简称版（注：韩愈：《月蚀诗效川子作》：“乌龟怯奸怕寒，缩颈以壳自遮，终令夸娥抉女出，卜师烧锥灼，满板如星罗。”此处之板即龟腹甲。），版亦作板。故其名称为黄金，简称金；又称金版，简称版（板）。
因为至今尚不能肯定黄河流域各国是否用过银币以及金币是何种形状，因而无法就金币、银币形式进行比较。至于铜币，楚国的龟贝取象于货贝。它是从货贝演变出来的。货贝本自然物，产于南海，传入中国境内先是作为装饰品。它属外来交换物品。黄河流域各国铸造的铜币，或刀形，或?（钱、铲）形，或圜（纺轮，或玉璧）形。刀、?（钱、铲）、纺轮（或玉璧）均生产物。黄河流域各国铜币是从生产物蜕变出来的，其形状取法于本地生产的器具。
世界各国货币的起源有两大类：或是外来的交换物品，或是本地生产的、可用于交换的使用物品。楚国与黄河流域各国的货币各属一类。这是楚国与黄河流域各国货币文化的一大区别。
三、币文：阴文、流丽与阳文、整齐
文字是文化的基本元素符号与重要表征。币文既是货币文化精神层面的体现，又是制度层面的体现。
楚国与黄河流域诸国金属币上的文字，在字体结构与制作方法两方面均有自己的特色。
（一）阴文与阳文
楚国龟贝上有
最多。金币上的文字是用印钤打上去的，阴文。龟贝上的文字是与币身一起范铸成的，也是阴文。黄河流域各国铜币上的文字皆作阳文（注：楚国特种铜币，如?（铲、钱）形“当?”币，币文是阳文，显然受黄河流域币制的影响。）。世界各国金属货币上的文字，不是阴文，就是阳文，仅此两类。楚国与黄河流域诸国各属一类。
（二）流丽奇诡与整齐精严
出土的楚国铜器、漆器、陶器、货币、帛书及竹简上面所载的文字，总字数已近4万。王国维从字形结构上，判断楚国文字属战国时期东土一系，即六国文字（注：有学者认为，战国时期的篆文分为虫篆与鸟篆。楚国文字属鸟篆，黄河流域各国文字属虫篆。（荆璞：《神将化合，变出无方——楚国的书法艺术》；李倩：《楚国的语言与文字》，《理论月刊》1992年第5期）若如此，则楚国货币文字与黄河流域各国货币文字分别属于战国时期汉字的两个体系。有学者认为，
后之研究者认为，战国文字在形体上“分为二派，北方以齐为中心，南方以楚为中心”。“齐书整齐而楚书流丽，整齐者流为精严，而流丽者则至于奇诡而不可复识”（注：《胡小石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这种整齐精严与流丽奇诡，正是齐、韩等黄河流域国家货币文字与楚国货币文字字形结构的不同风格。奇诡则使楚国货币文字难识（注：在先秦时期的金属货币文字中，楚币上的字最难辨识，未能隶定的字最多，争论最多，且时间最长。以
很长时间，当代或作“贝”，或作“一贝”，或作“贝货”，或作“货”，或作“半两”，或作“襄”，或作“君”，或作“巽”，或作“?@”，或作“铢”（参见拙撰《楚国的货币》，第72-76、81-82、221-222页；上引刘志一文），莫衷一是。出现这种情况，与楚国文字字体的“奇诡”有关。）。
四、币值：多级梯形结构与三级直线结构
币值是货币的内含价值量，因而是货币的本质与核心内容。它属于货币文化的制度层面。从制度经济学看来，货币本身是一种经济制度。货币制度包括除上文叙述的币材、币形、币文外，还包括币值、铸造权等等。本节只分析其中的币值及其体系。
（一）价值含量最大的货币和最小的货币
完整的楚国金币，最重的一块重610克，最轻者124.8克，多数在250-260克左右。至今尚不知道有哪一个黄河流域国家铸造过这样重的金币。楚国的金币是战国时期价值含量最大的货币。
龟贝最重的7克（注：洪遵《泉志》说有“重十二铢”的。出土物中有重190克的（朱活：《古钱新探》，第200、207页）。它们可能是纪念币性质的。），小的0.5-0.6克，多数在3—4克之间。从出土的楚国铜环权推算，楚制1两为15.6克，1铢为0.69克。则龟贝轻者不及1铢，最重者10铢有余，多数在5—6铢之间。战国早期三晋一带流行的?（钱，铲）形铜（布）币有一?、二?、半?3种。“二?”者每枚重22-30克，“一?”者重17-22克，“半?”者重6-9克。燕国“?]”（注：“?]”字或释“明刀”。）字刀币每枚重12-19克。齐国“齐法化”刀币每枚重43-53.5克间，多为50克左右。赵、魏晚期刀币，形体小的，重7克左右。圜钱，齐之“?化”、“?四化”、“?六化”（注：“化”字或释“
”）分别重1.41克、5.79克、8.79克。秦国的圜钱每枚重6克至20余克，平均约重10克左右。相形之下，楚国龟贝是先秦时期重量最轻、价值含量最小的铜币。货币价值含量小即币轻，“币轻而万物重”（注：《管子·山至数》。）。楚国市场上零售日常消费品用的是龟贝，故苏秦到了楚国十三天，便对楚宣王抱怨楚国物价高：“楚之食贵如玉，薪贵于桔。”（注：《战国策·楚策三》。）
（二）由价值含量最大、最小与若干中间货币构成的梯形货币价值体系
楚国既有先秦时期价值量最大的金币，也有价值量最小的龟贝。龟贝与金币价值含量差距大，既不便于中等数额交易，也不便于它们彼此间的兑换。这就需要中间货币。楚国在金币与龟贝之间设置多种“中间货币”，包括布（布匹）币，银币，“良金二朱”、“良金四朱”等版形良金币，“旆钱当?·十货”、“四钱当旆”等?（钱、铲）形当?币。后二类都是重铜币。有了这些中间货币，既便于中等价值商品的买卖，也解决了金币与龟贝的兑换问题和楚国货币与邻国货币的兑换问题。这多种中间货币之间也有兑换问题。有的中间货币（如“良金”币，“旆钱”币）又分几级。这样，就由多种币材货币、多种币形、多种币值构成一个在价值上能互换的、多级阶梯形的复杂的货币体系。同时代黄河流域各国的货币，是由铜币、布匹币和金币三种不同币材构成的三级直线的、比较简单的价值结构形式。
（三）便于使用
1.在价值结构上，龟贝价值含量小，便于小额交易。这样，在小额交易中，不会产生币重难用问题。金币价值含量大，便于大额交易。这样，在大额交易中，不会产生币轻难数难带问题。在金币、龟贝二者之间又有多种价值含量的中间货币，它们可以满足中等数额交易及金币、龟贝兑换的需要，就这些方面言，使用方便。
2.在使用方法上，楚国货币种类多，形式多，然而使用方法无非称量与计数两种。以布匹为币材的货币，其使用单位为匹，即计数使用。金属货币中，龟贝从产生之日起就继承了货贝为币时计数使用的传统。龟贝大概是世界货币史上少有的未经过称量货币阶段，从一产生就按枚计数使用，从而也不以重量命名的金属铸币。它是中国货币史上第一种计算单位货币。使用单位为枚（个），最为方便。金币和银币形制不一（无定形），轻重不一（无定量），不能计数使用，因而使用时必须称重量，必要时还免不了要临时切割。其他各国用金为币时，亦莫不如此。楚国金币的特点在于不仅有某种固定形态，且钤印记明载铸地以昭信用。这比黄河流域各国使用生金块要方便些。
3.对于携带来说，楚国龟贝本是从装饰品演化过来的，它通长0.9-1.9厘米，多数重3-4克，厚实轻小，光滑，形体美观。与黄河流域各国的刀形币、?（铲、钱）形币相比，龟贝无刀形币、?形币那种容易刺破、磨破口袋的棱角。携带多个刀形币、?形币时，或用袋装，或用绳捆。龟贝窄的一端有孔，可用绳索穿成一串，便于携带。
在战国晚期圜钱出现之前，龟贝是铜币中最便于使用的。这大概是龟贝能在楚国新占领区（如原鲁国地带）迅速推广的原因之一。
五、结论：联系与区别
从币材、币形、币文、币值等四个方面考察，可以看出楚国货币文化与黄河流域各国货币文化的联系与异同。
（一）同多于异，共同组成中国货币文化
1.在币材方面，楚国与黄河流域各国皆用布匹、黄金和铜、锡、铅合金（青铜），故基本币材相同。楚国的特点是：用银、用锡较多；金的地位突出。
2.在币形方面，楚国的金币主要是版形，且称金版，这与黄河流域的周制相同。《周礼·秋官·职金》：“旅于上帝，则共其金版。?诸侯亦如之。”汉郑玄注：“饼金谓之版。”（注：《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882页。）楚金币的形制与名称乃继承周制。楚国的龟贝脱胎于货贝。周用货贝为币，楚之主要铜币的形制与名称亦与周制通。周的主要活动地区在黄河流域，在货币形状上继承贝形的是长江流域的楚国，黄河流域各国却弃贝形而用刀形、?（钱、铲）形、纺轮（或玉璧）形，这是一种有趣的、值得深入探讨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可能包含楚早期与周关系的信息。在币形方面，楚国货币文化的特点恰恰在于继承周制，而与取象于刀、?（钱、铲）、纺轮（或玉璧）等器具的黄河流域各国相区别。
3.在货币文字方面，楚国与黄河流域各国的货币文字，均与金文相承。楚国货币文字的特点在于字体结构风格与制作方法不同。
4.在货币价值构成方面，楚国与黄河流域各国货币的价值结构体系中都有布匹、黄金、青铜。楚国的特点在于：最大值与最小值并存；中间货币种类多，级别多，构成梯形比价体系。
据此可见，楚国货币文化与黄河流域各国货币文化，从内涵上说，同多于异，二者共同组成中国货币文化；在纵向上说，两者处于大体相同的发展阶段。
（二）各具特色，两个体系
在币材、币形、币文、币值等方面，黄河流域各国与楚国的金属货币都有自己的特色：
1.在币材上，楚国是色彩丰富的、贵金属偏重的高价值结构型；黄河流域各国是种类较少的、贱金属偏重的低价值结构型。
2.在币形上，楚国种类多，其中铜币脱胎于外来的交换物品，取象于自然物；黄河流域各国种类少，其中铜币脱胎于本地的重要交换物品，取象于生产物。
3.在币文上，就制作方法言，楚国为阴文，黄河流域各国是阳文；就字体结构言，楚国的流丽，黄河各国的整齐，二者风格不同。
4.在币值上，由于楚国的币材比黄河流域各国种类多一些，币形种类也多一些，加上铜币轻小些，所以产生两种情况：第一，价值含量大的货币与含量最小的货币之间价值差距大于黄河流域各国。第二，价值含量不同的币种多于黄河流域各国。这就构成了黄河流域各国所没有的梯形货币价值结构体系。
从货币的整体及其内含而言，把先秦时期的货币归纳为黄河流域体系与长江流域体系，比仅按铜币形状分为刀、布（?）、圜、贝四种体系，更为妥当。
（三）互相影响，趋向融合
楚国与黄河流域各国货币文化上的差异，是各自的历史传统、经济状况、地理环境、民俗等等不同的反映。这两种货币文化同时并存在神州大地上，由于政治与经济的原因，互相影响，互相渗透，趋向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