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权理论论文篇（1）

一、文献回顾

自Modigliani and Miller提出MM理论以来，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基于理想市场环境提出（无税、没有破产成本等）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无关。虽然MM定理在逻辑上无可挑剔，但实践中却面临严峻挑战。Modigliani and Miller（1963）进一步放宽了无税假设，提出企业价值由全权益价值和税盾（tax shield）组成，随着负债增加，企业价值增加，当负债达到100%时，企业价值最大，最初的MM理论和修正的MM理论是资本结构理论中关于债务配置的两个极端看法，但现实世界中，随着负债比率提高，企业破产的可能性增大，破产成本相应增加，因此权衡理论（Trade-Off Theory）应运而生。权衡理论认为由于税盾作用企业价值会随着杠杆而上升，但财务困境成本会减少杠杆企业的价值，当某一点来自边际负债所增加的税盾等于增加的财务困境成本时，债务水平达到最优。Jensen and Meckling（1976）提出了成本理论，该理论的研究成果被权衡理论进一步吸收后，将负债成本及权益成本作为资本结构和企业价值的决定因素引入了权衡模型。

Myers（1984）提出的优序融资理论（Pecking-Order Theory）建立在以合理的成本获得融资的难易程度上。该理论认为首先应当选择内部权益融资，因为企业为了维护现有股东的利益，只有在股票或债券被高估时才会有动机发行证券进行外部融资，投资者因此把证券发行当作价格高估的信号，企业管理者要想跳出这个怪圈，就必须首先依靠内部权益融资；其次，尽管外部投资者对负债和权益抱有同样谨慎的态度，但是他们对于权益的担心显然高于负债，因为如果不出现财务困境，投资者仍然可以期望获得固定的回报，因此如果有外部融资需求，企业应当首先选择负债融资，特别是发行一些风险比较小的债券。

优序融资理论和权衡理论二者的不一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优序融资理论没有目标杠杆率，企业基于融资需要选择合适的杠杆率，而权衡理论认为存在使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最优负债水平；其次，优序融资理论认为盈利状况较好的企业使用内部权益融资，较少使用负债融资，而权衡理论则认为盈利状况较好的企业具有更大的负债能力，并利用其获取税盾效应和其他一些杠杆利益；最后，优序融资理论认为企业倾向于保留较多的盈余以备投资获利项目之需，而权衡理论则认为过多的自由现金流量（free cash）可能诱使权益成本上升。

二、系统分析

1、假定

在不影响分析结果的前提下，为了方便分析，本文对一些情况做简化处理，假定：公司治理结构比较完善，企业管理者与股东利益是统一的，即管理者必须在寻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企业价值由股东利益、债权人利益、政府税收及其他对企业现金流有要求权的部分组成，前两者称为市场索取权（marketed claims），后两者称为非市场索取权（nomarketed claims），本文所说的企业价值最大化是指前两者最大化，即股东和债权人利益最大化；如果没有特别说明，假定股东从企业取得的回报进行再投资能够获得同样高的回报率，为分析方便，本文没有考虑二者在可以取得相同回报的情况下个人税和公司税的差异。

2、系统分析

优序融资理论和权衡理论实质上是企业发展过程中基于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而对资本结构的不断构造，二者分属不同企业发展阶段，服务于企业发展全过程。

（1）作大“蛋糕”阶段：利用增长机会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是资本结构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增长阶段，企业价值稳步提升，必然涉及到为满足增长需要的融资需求，本文认为企业首先会利用权益来进行内部融资，以充分利用增长机会为企业创造价值，这样一方面可使企业总体价值增加，另一方面可使企业财务闲置（financial slack）获得合理回报。只有当内部权益融资不足以满足项目融资需求的情况下，企业才会在充分考虑项目投资回报（the return of investment for projects）和权益回报（the required return on stock）、税后利息成本（the after-corporate tax cost of debt）后，有选择地进行外部融资，特别是选择一些风险比较小的融资，比如普通债务融资。

命题Ⅰ：增长阶段的最优融资方式应当能够充分利用增长机会为股东创造价值。

推导方法：假定投资者风险中性（risk-neutral）和项目投资回报（ROA）一定的情况下，我们区分财务闲置，采用不同的方法处理项目资本结构：由于EVA（economic value added）没有考虑企业可用于项目投资的财务闲置的资金成本，因此在有财务闲置即有内部权益融资可能的情况下，采用“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进行有关的分析；在不存在财务闲置的情况下，采用EVA进行分析，即EVA越大，企业价值增加越大。

首先，应利用权益进行内部融资。当权益融资机会成本高于债务融资机会成本时，选择进行债务融资；当债务融资机会成本高于权益融资机会成本时，选择进行权益融资。因为权益融资的机会成本是rmax（1-Tc）-rB（1-Tc），其中，rmax指企业债务融资的最高利率，rB指企业债务融资的实际利率；债务融资的机会成本是权益成本rs。之所以出现最高利率、实际利率是由于考虑了个人累进税率（the graduated income tax）的差异。又因为rmax（1-Tc）=rs，所以rmax（1-Tc）-rB（1-Tc）

其次，当内部权益融资不足以满足项目融资需求的情况下选择债务融资。

EVA=（ROA-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Total capital

由于负债相对于权益具有税盾效应，故rWACC随杠杆上升而下降，又由于ROA不变，故EVA增加，企业价值上升；增长机会增加了企业价值，但并没有增加用于发挥税盾效应的债务收益率，因此在有增长机会的情况下权益价值（股东利益）增加，这也表明在有增长机会的条件下最优债务水平不是100%。

综上，企业首先利用权益进行内部融资，当内部权益融资不足以满足项目融资需求的情况下再选择债务融资，有助于股东利益最大化。从这种角度来说，本文的分析与优序融资理论基于信息不对称（adverse selection）下的融资成本所得出的结论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但优序融资理论却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首先，与权衡理论一样，没有将融资模式与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效结合起来。其次，没有站在企业追求价值最大化的高角度来处理财务闲置和资金成本问题。以财务闲置为例，如果投资回报率很低，比方说低于投资者自行投资的回报率，即使内部融资成本非常低，也应当以股利或者回购的形式将利益返还给股东，这样才有利于企业价值最大化；否则，企业采取财务闲置是有资金成本的。最后，按照优序融资理论的逻辑，如果减少信息不对称，就可以降低融资成本。本文认为，在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中，企业管理者与股东利益是统一的，管理者必须在寻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才能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企业完全可以也应该尽量减少信息不对称，很显然，如果这样，优序融资理论就会失去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

（2）成熟阶段：合理分配“蛋糕”以寻求能使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资本结构。企业经过长期发展后进入成熟阶段，企业价值基本上恒定，此时可运用权衡理论，合理安排资本结构，在为股东和债权人争取更大份额利益的同时，争取股东利益最大化。

命题Ⅱ：成熟阶段的最优融资方式应当能为股东和债权人分到更多的“蛋糕”。

首先，一般应当充分考虑负债的税盾效应，通过以负债替换权益的方式缩小非市场索取权价值，由此提升市场索取权价值，增加股东利益。成熟阶段，EBI（T）（息税前利润）不变，下文对负债比重增加对企业价值和股东利益的影响进行具体分析。

一是无税环境。对于企业价值：当企业增加负债时，权益风险加大，权益资本成本增加，事实上，权益资本成本的增加抵消了企业低成本的债务融资的好处，故rWACC不变；又因EBI（息前）不变，故企业价值不变。对于股东利益：负债增加，权益风险加大，权益期望回报增加以补偿权益风险，股东利益总体不变。

二是有税环境。对于企业价值：由于EBIT不变，rWACC随负债税盾效应而减少，故V=■增加。对于股东利益：本文以上述无税环境的分析为基础，增加税收变量，通过分析税收的边际效应来考虑其对股东利益的影响。相对于无税的情况，有税时企业价值增加了；又由于EBIT不变，那么用于发挥税盾效应的债务水平不变（财务困境成本将在下一步集中考虑），故权益价值（股东利益）增加。以上分析结果见表1。

其次，在考虑税盾的情况下，应当综合权衡财务困境成本（包括负债成本）和权益成本。随着负债增加，企业价值会分别因为税盾效应增加、权益成本减少而增加，因财务困境成本增加而减少。本文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综合权衡安排负债和权益的比重，制定合理资本结构，争取股东利益最大化，具体通过图1来说明。

图1中∩形线反映了企业价值与财务困境成本之间的关系。当向全权益企业注入部分负债后，由于发生财务困境的可能性非常小，曲线上升；然而，随着愈来愈多负债的注入，财务困境成本急剧上升，在某一点当来自边际负债所增加的税盾等于增加的财务困境成本时，债务水平到达最优B？鄢，此时，也是企业加权平均成本最低点。显然，在考虑权益成本的情况下，最优负债水平比上述没有考虑这些成本时要高。

综上所述，资本结构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应当具有灵活性，相关结论将为指导资本结构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系统实践提供重要参考。

三、经验证据

根据对西方成熟资本市场的研究，在不同行业之间资本结构存在显著的差异，具体数据见表2。在一些高成长性、有大量投资机会的行业，如制药和电子行业，即使外部融资需求比较大的情况下，也较少使用负债融资，债务比率明显偏低；而在相对来说有较少投资机会和较低增长的行业，如开采和造纸行业，则较多地使用负债。这些研究结果与本文的结论实质是一致的。

四、结论

资本结构是企业面临的基本问题，在资本市场日益活跃的今天，研究资本结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就显得更加重要。但一直以来，资本结构缺乏统一、有效的理论指导，这与资本结构在企业中的重要地位是不相称的。本文在以新的视角区分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基础上，融合传统资本结构理论，通过分析论证，寻求使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资本结构，以期为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创建合理的资本结构提供有力依据。企业应当针对行业特点，认清自身发展阶段，选择合适的资本结构：在增长阶段，尽量利用内部融资以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增长机会为股东创造价值；在成熟阶段，在综合考虑财务困境成本、权益成本的基础上，利用税盾为股东和债权人分到更多“蛋糕”的同时，寻求股东利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1] Jensen，M. and W. Meckling. Theory of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and ownerships structure[J].Journal Finance Economics，1976（7）.

[2] Modigliani，F.and M.H.Miller.The Cost of Capital，Corporation Finance，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8（6）.

增权理论论文篇（2）

这一背景下，我国于1979年实行了改革开放，不断向微观主体放权让利，实行分成和财政包干体制。这样一则减轻中央财政压力，二则激活微观经济主体。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初，财政包干体制同样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这致使中央推动了第三次重大的财政体制改革。

第三阶段的财政体制改革起始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其主要目标是要增加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的提高，增强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

伴随着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政府分别先后进行了以“财政包干”为主的财政放权和以“分税制改革”为主的财政收权，然而这两次财政体制改革都是在经济效率下降的前提下进行的。财政分权究竟是否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关注我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二、我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

在经济学文献中，一般认为，Charles Tiebout 1957年发表的《地方支出的一个纯理论》发表后，分权的重要性开始受到关注。之后，Stigler、Musgrave和Oates等经济学家进一步围绕向地方分权的思想，形成了早期的财政联邦主义。其主要思想是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上具有更强的信息优势。并且，由于辖区内的居民被赋予更多的决策权或者选择权，从而促使地方政府充分利用其信息优势有效分配公共资源。

但是，早期这一代的财政分权的思想并没有更集中地涉及财政分权对各微观经济主体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激励以及如何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等问题。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许成钢、钱颖一、Roland等经济学家开始把财政分权的思想更多地与地方政府的激励、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这被称为“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然而，其理论并不能完全与中国财政分权的现实证据相符，单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给予解释比较复杂。

基于此，一些学者开始寻找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间接因素。如周黎安提出的地方政府“晋升锦标赛模式”。张军、高远等从财政分权对基础设施提供影响的角度分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陶然、刘明兴从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角度对经济增长进行考察。虽然我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仍然没能形成一个十分有说服力的理论框架。并且，近些年理论上有重大突破的文献越来越少，相比较，研究财政分权、间接因素、经济增长之间的经验研究越来越多。

三、我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研究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较多，但结论却存在较大的差异。

一些学者关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直接关系的经验研究表明，我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如Ma（1997）以平均留成率来衡量我国的财政分权，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与我国的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

其次，另一些学者关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直接关系的经验研究得出两者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如Zhang和Zou（1999）研究发现，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以上这些是研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直接关系的经验结果，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文献着重于研究财政分权、间接因素、财政分权三者间关系的角度来考察的经验研究。如周黎安（2004）根据省级数据得到，官员晋升激励能有效促进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称之为“为增长而竞争”但过度地竞争也带来了诸如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然而，陶然（2010）则得到了不同的结论，同样他以省级数据得到地方经济增长和官员晋升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也就向“官员晋升激励”带来经济增长的理论提出了挑战。

四、小结

我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在近些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仍然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理论体系对我国的财政分权如何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提供解释，这需要继续不断的理论创新和拓展。同样，虽然在经验检验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研究颇丰，但出于对财政分权指标的衡量各有千秋难以统一也就带来了检验结果上的巨大差异。所以仍需要在财政分权等的量化指标上多取得研究进展。

参考文献

[1]Ma Jun. Chinas'' Fiscal Reform [ J]. An Overview Asian Economic Review, 1997, ( 4) : 443- 458.

[2]Zhang, T. , H. Zou.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1999, (45): 228-239.

[3]陶然.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晋升吗-对晋升锦标竞赛理论的逻辑挑战与省级实证重估[J].管理世界,2010(12).

增权理论论文篇（3）

1.1增加电子本学位论文呈缴的规定

电子本学位论文的收缴已经行先于法，近10年间很多单位已做了这项工作。目前需要从国家层面对电子本论文的收缴、保存、利用等问题做统一规范。很多高校都已建立学位论文远程提交系统，毕业生登录系统填写论文信息并提交电子本论文全文。而学位授予单位尚未向国家法定收藏机构提交论文电子本。全国学位论文电子本收缴系统的建立可以将现有各学位授予单位的论文提交系统整合，制定元数据标准和数据交换规范，建立统一检索共享平台。论文全文由各单位保存，法定收藏机构作备份。此方式避免重复提交，节省存储空间，难度在于需要整合现有的提交系统，解决不同系统之间的数据收割、兼容等问题。另外，论文全文分散保存在各单位，收全率和受损率不好控制，必须要借助法规的强制性来加强监管。学位论文应包含必备的特殊字段，具体包括题名、作者、导师、院系、学号、学位类别、学位级别、所属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研究方向、关键词、中英文摘要、参考文献、全文等。论文全文格式直接影响其长期保存和有效利用，但由于各个学科专业情况不同，标准格式不能单一化。目前通用格式是PDF，因其兼容性强，且可以采用技术手段限制对文本内容的复制，从而起到版权保护的作用。（1）学位论文应提交答辩的最终版本，和纸本论文内容一致。（2）毕业生向学位授予单位提交电子本一份，国家法定收藏机构应异地备份学位论文数据，以防止数据受损丢失。

1.2增加学位论文版权保护方面的规定

建议在学位论文中增加版权声明页，声明中首先要明确其版权归属，从而减少纠纷，方便日后的版权使用授权等行为的实施。其次，声明中必须明确版权人拥有版权法规定的全部版权权利，包括发表权、署名权、复制权、汇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神圣不可侵犯。学位论文的商业出版授权书应和学位授予单位的非营利性使用授权进行区分，不能借助于后者的行政影响力。商业开发主体在取得授权时必须明确告知版权人：使用主体是谁、使用方式如何、支付报酬的数量与方式等，不能搭行政便车，影响版权人的真实意思表达。法定收藏机构的非营利性使用也可以通过授权书来确定。如果有超出合理使用范围的使用，必须另作明确约定，不能借助行政权力而侵犯作者依法享有的版权利益。

1.3增加学位论文合理使用的规定

根据《著作权法》第22条，合理使用的要件之一是“已发表作品”［9］，而学位论文多数不是版权法意义上的“已发表作品”，那么如何适用合理使用呢？呈缴本制度实质上是保证知识和信息的积累，满足公民获取信息的权利。而合理使用的立法目的在于通过对版权设定必要限制，保障公民基本合理的使用。二者的本质是契合的。所以，法定收藏机构为保存版本而复制学位论文，或出于学习、科研需要将学位论文编目后陈列于阅览室供读者阅览、查询，适当将学位论文纳入馆际交流等，而且不以营利为目的，则属于合理使用范围。另外，为有效管理学位论文，法定收藏单位对其进行汇编，特别是电子本论文的汇编是很有必要的。所以，应赋予法定收藏单位汇编权。但需注意，呈缴本的合理使用和汇编都不能毫无限制。其利用不能造成学位论文的大规模传播，不能影响论文的其他版权利益。从平衡版权人和用户利益的角度考虑，纸本学位论文应在本机构范围内提供阅览、有限复制、非外借流通等服务。汇编而成的数据库只能在指定场所的设备上检索、查阅，同时，法定收藏单位必须通过必要的技术措施，限制论文的下载、复制、打印等操作，防止其规模化扩散。基于法定收藏制度获得的学位论文，及由此开发的数据库不能用于商业用途。

1.4对相关权益人的经济补偿问题

一般出版物呈缴的补偿对象主要是出版社，而学位论文呈缴的补偿对象应为学位论文版权人和法定收藏单位。第一，作者一般要上交论文3～5本，每本论文的花费在几十至上百元。学位论文版权人在上缴论文时，论文一般都没有出版，作者还没有享受到版权利益。所以论文制作费对学生而言是一个负担，应对此做出适当补偿。第二，法定收藏单位面对日益增多的学位论文，需要付出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才能保证学位论文法定呈缴制度的顺利实施，这需要国家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才能得以实现。对相关权益人进行经济补偿，那么钱从何来？现实又合理的办法就是由国家建立专门的呈缴本补偿经费，用公共资金来保证制度的运行［3］。因为学位论文呈缴制度是保存国家文化、保障全民信息获取权的公益制度，那么自然应该用公共资金来保障其实施。

1.5各方权利和义务之规定

学位论文呈缴方、受缴方在论文呈缴、接收、管理、利用等环节的权利、义务规定应作如下明确：学位论文呈缴方享有论文版权，并享有呈缴本处理情况知情权、侵权赔偿权等。同时，呈缴方必须保证其论文不侵犯他人版权，否则侵权责任自负。受缴方享有以下权利：一是对论文纸本呈缴本和电子本不享有版权，仅享有物权；二是可以保存为目的，采用适当的手段复制、汇编呈缴本；三是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合理使用学位论文呈缴本。受缴方须承担的义务：一是应采取相应措施保证呈缴本的长久保存；二是应提供必要的场地、设备，保证用户对呈缴本的利用；三是应采取相应措施和技术手段，防止论文呈缴本的大规模使用，避免对论文版权权益造成侵害。

增权理论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5-0130-02

一、人在情境中

20世纪初 marry richmond 和jane addams 在慈善组织会社和睦邻组织运动中都推行“人在情境中”的理论范式。例如，marry richmond在1917年出版的《社会诊断》中提出“在情境中理解行为”，强调利用环境资源以促进案主的改变和提升（goldstein，1995；引自曾华源等，2002）。这一点奠定了社会工作从环境角度理解和干预个人以及个人行为的框架，检视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提升个人适应环境的能力成为社会工作实务的主要目标和手段。之后心理暨社会学派的汉密尔顿提出了“人与环境”一词，并用其来界定社会工作的特质。20世纪50年代的心理社会学派的托尔（towle）正式提出了“人在情境中”的概念（许莉娅等，2004）。随着社会工作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不断提升，“人在情境中”逐渐成为社会工作的主要实务原则。holis（1964）明确指出个案工作的核心观点在于“人与他的情境”（person and his situation）。到了80年代，在对个案工作的概念界定中都广泛提及人与情境视角，关注社会与个人的背景（goldstein，1996；p91；引自cornell，2006）。随着精神分析和心理诊断治疗日益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挑战，社会工作于是将“人在情境中”这一概念纳入到其定义之中。在1987年，美国社会工作人员协会等权威机构将社会工作界定为以“人在环境中”为基础的知识和理论以及服务（northen，1995，p8；引自cornell，2006）。“人在情境中”成为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的核心。

“人在情境中”在英语中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person-in-situation”，另外一种是“person-in-environment”。

心理暨社会学派使用的就是 “person-in-situation”这一表达方式，强调情境为个人的“situation”。该学派的“人在情境中”指个人受到其生存环境内的诸多因素的影响，并且人的内心事实及所处的社会环境经常处于交互作用状态，因此必须注重人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许莉娅等，2004：23）。“person-in-environment”由美国社会工作人员协会于1994年正式使用，“人在环境中”指用以描述案主的人际、环境、心理与身体健康状况的知识系统，该系统兼顾了案主的问题和能力，强调问题不止来源于个体特质同时也存在于个人与环境的复杂性（karls&wanderl，1997；引自曾华源，2006）。

尽管“人在情境中”的表达方式不一，词汇背后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假设也不相同，综合而言，无论哪种表达方式都包含了三个层面：人的层面、环境的层面、人与环境关系层面。不同的理论对人的层面、环境层面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都有不同的看法。下面将根据这三个维度比较生态系统理论和增权理论。

二、生态系统理论与增权理论的比较

（一）人的层面

生态系统理论相信人的能力，认为个人是主动的有目标的，有能力为自己做最好的决定和选择，实现自我的发展。人的发展能力包括人际关联能力、胜任力等。人际关联指个人拥有与他人建立关系的能力，这种能力始于亲子间的依附关系的建立，并因此建构了个人在未来生命周期内所发展出来的各种互惠性的照顾关系。胜任力指通过个人与环境的互动而建立的个人掌控环境的能力，包括自我的效能感、建立人际关系、做决定的能力、获取资源和支持的能力（郑丽珍，2002：258）。

增强权能理论认为应将人视为有能力、有价值的人。每个人都不能缺少权能，个人的权能不是他人给予的，而是要通过社会互动不断增加。个人需求不足或者出现问题无法实现自我，主要是因为人受到来自于环境本身的压迫，而产生无力感、边缘化、缺权化（郑丽珍，2002），因而无法与环境进行交流，缺乏掌控自己生活空间行使决策权力的机会。增强权能取向的社会工作主要关注的对象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在人性的层面上，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和增强权能理论都对人持积极的肯定态度，相信人的价值和能力。将个人的问题与环境的状况联系起来，避免对人问题笼统道

化的归因。

（二）情境层面

生态系统理论借用生态学中的“栖息地”一词来指代环境，栖息地指个人所在的文化脉络中的物理以及社会环境。首先，环境是结构性的。环境系统化分为不同层次。其认为个人所在的系统层次是一个层层相扣的巢状结构，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微观、中介、外在、宏观系统（bronfenbrenner，1979；引自郑丽珍，2002：260）。同时，生态系统也将时间纳入到情境场域之中，主要指人的生命周期（life coerse）。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个人生命历程随着社会改变而改变，不仅包括家庭、学校、工作以及社区的改变，还包括社会思想、价值和观念的改变（riley， 1997；引自germain&gitterman，1995）。时间维度又可以具体包括：个人时间、历史时间以及社会时间（germain&gitterman，1995）。

增权理论的目标在于协助案主获得掌控生活空间和发展的动力，以降低社会情境的压迫。其所说的社会情境主要指社会经济结构下形成的情境，包括主流意识信念、社会阶级地位落差、社会权利不均、社会标签和控制因素等（郑丽珍，2002b；引自曾华源，2006）。处于弱势或边缘地位的人们无法有效地从主流的社会环境中获取维持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资源。社会主流环境排斥弱势群体，他们的社会地位不断地被边缘化，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弱势群体感到改变无望，产生无力感。

在情境层面上，生态系统理论对于情境的定义非常广泛，基本上将个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纳入到其中，建立了一个综融性的系统体系。尽管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所包含的情境意义广泛，但其更强调面向人的情境，人生活的环境呈现由近及远的分层分布状态。相比之下，增权理论则更强调社会制度性和结构性的环境，个人的自我实现无法实现其原因在于社会制度和机构的不公平，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们受到制度的压迫和钳制，无法获取成长和发展的社会资源和机会。

（三）人与环境关系层面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自身与其他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生态思维（ecological thinking）”（germain & gitteman，1995），认为人在情境中是一个联合的交流系统，人与环境互相影响，形成一种互惠性的关系（郑丽珍，2002：257）。互惠性的关系体现在人与环境之间并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双向相互影响的。人的改变会影响环境，受到影响的环境同时也会反作用于个人。人作为环境的主体，个体问题在于个体能否适应环境，也取决于个体与环境间是否能维持良好的调和度。首先，个体依赖于环境。个人在不同的成长发展阶段需要从其生活的环境之中获取足够的资源和支持。如果个人胜任能力不足，就将无法从环境中获取资源以满足其需求，从而导致个体的问题。其次，个人需要适应环境。个人为了持续地从系统中获取资源以维系自身，需要与环境保持适度的关系，这一关系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称之为“调和程度（person-environment fit）”（german&

gitterman，1995）。人尊重环境，如果个体从环境中获取资源超过了环境的能力，那么就会逐步造成环境各系统的污染。人类一旦无法从环境中获取维系生存和发展的资源，生理、认知、情绪和社会发展功能都会受到影响，甚至出现解组或死亡（郑丽珍，2002）。考虑到环境本身的结构可能也会对人产生的限制与障碍，即环境对于个体也产生反作用。

增权理论相信个体的问题不在于个体本身，而在于环境的压迫和限制。环境中存在着直接和间接的权能障碍。直接权能障碍限制个体获取物质资源，间接权能障碍指缺少维系社会均等的资源结构和社会价值，个体缺乏参与社会的机会，从而无法实现自我价值（郑丽珍，2002）。缺乏权能将导致无力感，个人因而无法有效地与环境进行交流，长此以往，弱势的个人将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之中，他们在心理上会逐渐接受并内化主流环境对于他们的标签，逐渐缺乏改变的动力，弱势群体更加被边缘化。

回到人与情境的关系层面上，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所展现的是人与环境之间的互为主体关系，人在情境中表现为人与环境之间的互惠交流关系。人通过提升胜任能力与环境建立良好的关系，环境也会产生好的人际关系（曾华源，2006）。增权理论关注人与环境之间是循环关系（曾华源，2006）。其逻辑在于：社会结构的压制导致微观层次个人的无力心理状态，这种状态转而影响个体的社会参与。个体想要改变自己的境遇，首先要通过意识的提

升，看到环境对于人的压制，提升改变的能力，才能去改变社会结构。

三、生态系统理论与增权理论介入策略比较

对于界定问题的来源会影响社会工作处遇模式的方向和策略。根据上文的讨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和增权理论对案主问题的成因持不同的观点，因而也形成了不同的介入模式。

依据社会生态系统的观点，在生命历程中的事件会被界定为“问题”的，经常是发生在人与环境复杂的交流系统中所引起的落差或失衡，并进而产生压力或危机的感受，称之为“生活的问题”（german&gitterman，1980，1996；pardeck，1996；hartman，1983；引自郑丽珍，2002：265）。具体而言，生活问题可以分为三种类型：（1）困难的生活转型或创伤性实践，指的是个人与家庭生活周期阶段的交替和演变，包括生理和社会的变动，预期与非预期的，长期或突发的，这个会带来个人地位和角色的改变；（2）环境压力，个人从环境中获得资源以增进自己的适应能力，但环境本身的结构也会阻碍个人的适应性发展，比如不平等的机会、难以应付和没有回应的组织都会影响个人的生活；（3）功能失调的人际过程，包括剥夺、不协调的期望，不良的人际过程都会影响个人生活的结果和对环境的应对（payne，2005；引自何雪松，2007：91）。

基于此，生态系统理论提出了“生命模型”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干预的对象包括个人、家庭、次文化、社区等各个层次系统，综合各种工作手法，通过多元和多面向的干预策略而增进个人适应能力或者加强或建立社会支持以达成个人与环境的调和度。具体的干预手段例如：增进适应性的技巧以降低个人源于压力而产生的挫折感；增进个人的能力以去除环境障碍，增进个人的人格动力等。当然，生态系统理论看到了环境本身可能对个人造成影响与困扰，强调环境改变的重要性，但是生态系统理论将环境分层，环境改变的重点是个人生活所处的微观与中观层面，对于大的社会制度等宏观情境的改变社会工作显得有些无能为力。

增权理论认为个人的问题在于社会环境与结构，而不在于个人本身。个人受到环境的限制和压迫以及长期的负向对待，因而缺乏权能与资源发展和实现自己。那么，增权理论的干预策略在于增强“权能”。“权能”，即权力与能力，指的是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空间与发展的各种有利动力，也指个人对自己受压迫处境的意识提升。社工主要从三个层面上进行增权：（1）个人层次，使个人觉得他有能力去影响或解决问题；（2）人际层次，指帮助个人获得和他人合作促成解决问题的经验；（3）环境层次，改善社会制度或结构。

生态系统理论与增权理论的介入焦点都包括个人和环境，但是生态系统理论更强调个人的改变以适应环境，强调适应性仍说明了生态理论假设有一个基本的社会秩序，而压制了激变社会变革的可能性（payne，1991；引自周玫琪等，1995）。增权理论试图增强个人的权能以改变受到压制的环境，相比之下更注重社会环境的改变。

生态系统理论与增权理论对于“人在情境中”的诠释不同，但是两者在社会工作实务中是融合的。生态系统理论在策略上同样也强调增权。增权是生态系统理论生命模式的重要实务原则之一（for example， lee， 1994； simon， 1994； solomon， 1976， 1982；引自german&gitterman，1995）。增权策略适用于“生活模式”的各方面。例如，对于个体进行增权，提升个体的自尊、胜任力、人际关系能力等（german&gitterman，1995）。同样，在增权理论取向的社会工作实务中，利用生态系统对于环境的结构化框架分析案主面临的境遇，为增权提供了介入方向。

四、小结

生态系统理论和增权理论都强调“人在情境中”，关注个人和环境的关系。通过人的维度对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和增权理论进行比较，发现两者对于“人在情境中”的理解和诠释不尽相同。毋庸置疑，两者都对“个人问题”和“公共议题”进行了区别化对待，看到了个人问题背后存在的环境因素，避免了对个体道德化的归因。生态系统理论为社会工作提供了人与环境综融性的分析框架，但是生态系统理论在实际的操作上有诸多的限制，强调对于案主适应环境，使个体仍然顺从于主流的社会压力与结构，忽略了案主的主动性。相反，增权理论弥补了生态系统理论，首先强调环境中的压迫与限制，试图由个体的自我成长汇集成大的社会改变和社会运

动（torre 1985，引自郑丽珍，2002）。

通过对应性的比较分析，尽管生态系统理论与增权理论各自的假设与理念存在差异，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社会工作实务中没有哪一个理论是完美无缺的，这提醒我们必须以整合理论的视角看待人的问题与需求。

参考文献：

[1]何雪松. 社会工作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2]佩恩.当代社会工作理论：批判的导论[m].周玫琪，等，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

[3]宋丽玉，曾华源， 施教裕， 郑丽珍.社会工作理论——处境模式与案例分析[m].台 北：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02

[4]许莉娅 .个案工作[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增权理论论文篇（5）

 

一、引言

从理论溯源上来看，资本结构理论主要是运用微观的定量方法来研究企业融资理论的，而马克思主要是运用抽象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的。马克思的企业融资理论主要是建立在信用制度的基础之上。他认为，随着信用（尤其是银行信用）的发展，中小企业会逐渐被大企业所兼并，资本会不断趋于集中，直至走向垄断。产业革命之后，资本集中的趋势比以往更加强烈，因而马克思也未对中小企业进行具体研究。尽管这与现实中少量大企业与大量中小企业同时并存这一现象不相符合，但马克思关于企业融资的思想对当今中小企业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1]在现代经济学中关于企业融资的研究，西方的资本结构理论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虽然其研究对象多以大企业为主，但对中小企业融资也有较强的理论意义。而企业金融成长周期理论则是从动态的角度来解释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所需要的不同融资需求，在解释中小企业融资结构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二、资本结构理论

为了达到市场价值最大化，企业往往需要寻求最佳的融资结构。由于各种融资方式的资金成本、净收益、税收以及债权人对企业所有权的认可程度等存在差异资本结构理论，在给定投资机会时，企业就需要根据自己的目标函数和收益成本约束来选择相应的融资方式，以实现最佳的融资结构，进而使企业的市场价值最大化。融资结构不仅决定着企业的市场价值，同时对企业的融资成本、产权分配、治理结构以及通过资本市场对经济增长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影响。这就是企业融资理论，亦称资本结构理论论文范文。[2]西方主流的企业融资理论主要是围绕如何形成最佳的资本结构而展开的，其发展先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早期资本结构理论、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和新资本结构理论。

（一）早期资本结构理论

如果企业只采用权益资本和负债两种融资方式，那么总资本成本率就是权益性资本成本率和债务性资本成本率的加权平均成本率。而企业的目标又是实现企业的市场价值最大化，企业的市场价值一般是由权益资本价值和债务价值组成。由此可见，在企业息税前盈利既定的情况下，总资本成本率最低时，也就意味着企业的市场价值达到了最大值。因此，衡量企业是否实现了最佳的资本结构，主要是看企业的市场价值是否最大或资本成本是否最低。

杜兰特（D．Durand，1952）[3]将早期的资本结构理论分为净收益理论、净营业收益理论和传统理论（也称折衷理论）。依据该分类方法，上述三种理论的内容大致如下：

1、净收益理论

净收益理论是以权益资本总可以获取一个固定不变的收益率且企业总能以一个固定利率筹集到所需的全部债务资金为假设前提。该理论认为，通过负债融资提高企业的财务杠杆比率，可以降低总资本成本率，进而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这是因为债务资本成本和权益资本成本均不受财务杠杆的影响，也就是说，无论负债程度多高，企业的债务资本成本和权益资本成本都不会发生变化。因此，根据该理论，当企业负债率达到100%的时候，即可满足债务资本成本和权益资本成本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达到最低，并实现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也就是说，企业最佳的资本结构是100%的负债。很显然，该理论过分强调了财务杠杆的作用，但并未意识到财务风险等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2、净营业收益理论

净营业收益理论是以总资本成本率和负债成本率都是固定不变的为假设前提。该理论认为资本结构理论，不论财务杠杆如何变化，企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都是固定的，因而企业的总价值不发生任何变化，即企业价值与资本结构不相关。这是因为企业利用财务杠杆时，会加大权益的风险，进而增加了权益资本成本，而投资者对此所要求的补偿是根据负债增长率来提高权益资本化比率，财务杠杆产生的收益刚好被权益资本成本率的上升抵消，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仍保持不变，企业的总价值也保持不变。根据此理论，最佳的资本结构并不存在，也就不存在资本结构的决策问题。

3、折衷理论

净收益理论和净营业收益理论是完全相反的两种极端理论，而折衷理论是介于这两种理论之间的资本结构理论。该理论认为，债务成本率、权益资本率和总资本成本率均可能随着资本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企业利用财务杠杆会导致权益成本的上升，但只要没有超过一定的限度，则权益成本的上升就能被债务的低成本所抵消，加权平均成本会随着负债率的增加而逐渐降低，企业市场价值会有所提高并可能在此限度内达到最大值。如果超过这个限度，债务的低成本将不足以抵消权益成本的上升而使加权平均成本增加，且债务成本也会随着企业负债率的增加而不断增大，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上升会更快，而企业的市场价值将会下降。该理论认为，企业的资本成本并不独立于资本结构之外，企业确实存在一个最佳的资本结构，即在加权平均成本由降低转为上升的那一个拐点上，且此资本结构可以通过财务杠杆的运用来实现。[4]

（二）现代资本结构理论

在早期资本结构理论中，折衷理论看起来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但该理论并非依据历史资料推断出来的，而是根据经验判断得出的，因此在实际中往往会产生偏差。而以MM定理为代表的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出现资本结构理论，则将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论文范文。

1、MM定理

1956年，Modigliani& Miller在美国计量经济学会年会上发表了论文《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5]。后经修改，该论文又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他们在论文中所提出的理论被称为MM定理，这是现代企业资本结构理论的奠基石。MM定理是在净营业收益理论发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通过严格的数学推导，该定理证明，在一定条件下，企业的价值与它们所采取的融资方式无关，即不论是发行股票还是发行债券，对企业的价值没有任何影响，故该定理又被称为资本结构无关论。MM定理是建立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之上的：（l）公司只有长期债券和普通股票，债券和股票均在完善的资本市场上交易，且无交易成本；（2）投资者个人的借款利率与企业的借款利率相同，且无负债风险；（3）企业经营风险的高低由息税前盈利的标准差来衡量，若企业的经营风险相同，则所属的风险等级也相同；（4）投资者可按个人意愿进行套利活动，且无公司和个人所得税；（5）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的平均营业利润和风险的预期都是相同的；（6）不考虑企业增长问题，即息税前盈利固定不变，所有利润全部作为股利分配给股东；（7）各期的现金流量预期值为固定值，且都是永续年金，包括企业的利益、税前利润等。由此可见，该定理是建立在资本市场有效运作且没有破产风险、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基础之上，假设条件比较苛刻，与现实情况明显不符。[6]

后来，Modigliani & Miller（1963）[7]对该理论进行了修正，把公司所得税的影响纳入了原来的分析之中，并得出与先前相反的结论：负债会因利息的减税作用而增加企业的价值，因此，企业的负债率是越高越好。修正后的MM定理认为，负债对企业价值和融资成本是有影响的资本结构理论，如果企业负债率达到100%时，企业的价值就会实现最大化，即企业的最佳资本结构是债权融资。由于该定理将债权融资放在了企业融资的最优先位置上，与现实情况也是不一致的。

Miller（1997）[8]建立了一个包括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在内的模型，分析了负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他认为，个人所得税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利息的减税作用，但在正常税率的情况下，负债的利息减税利益并不会完全消失。实际上，Miller的结论与Modigliani & Miller对MM定理进行修正后的结论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们都将负债融资放在企业融资的最优先位置上，并认为负债率越高越好。由于他们都过分强调负债融资的积极作用，而忽略了负债带来的风险和额外费用的增加，因而与经济现实不相符。

2、权衡理论

增权理论论文篇（6）

一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令世界瞩目的平均约10％的GDP增长。惊叹之余，不禁思考这种高增长能否持续，持续多久?而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探讨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过去高速增长的源泉是什么，增长的后遗症是否会阻碍今后的发展。

第一代和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都认为财政分权会促进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并把它作为财政分权理论的基石之一，即Tiebout机制(TieboutMechanism)。后来，Broton(1986)、Case&Rose(1993)、Qian&Roland(1998)、Dustman&Thisse(2001)、Cail&Treisman(2006)以及张维迎(1998)等学者都支持这个观点。

二　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与经济增长

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在一个多层次结构的政府体系中，各个层次的政府都致力于实现本辖区内的福利最大化。该理论主要解决地方政府在本辖区提供的公共品来满足居民偏好的问题。而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政府，具有信息成本优势，居民根据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的质量情况进行“用脚投票”，选择他们的居住权(Tiebout，1956)。通过Tiebout机制，资源达到优化配置，促进经济增长。但在中国，由于户籍限制、城乡分离等因素，居民难以进行“用脚投票”，而且也有学者得出1992年以前，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成反向关系的结论。黄佩华(1991)认为财政分权应当在市场化改革之后进行，否则会给地方政府带来盲目发展经济的负面激励。基于上述分析，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难以解释1990年代中期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三　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与经济增长

1990年代中期以后，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得到发展。该理论以公共选择为视角，认为公共部门的职责不是在于尽力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是追求自身预算最大化。政府会通过损害社会福利来增加对社会资源的控制。作为最大的垄断机构，政府的行为要想得到控制，就要在政府内部进行分权，利用各级政府竞争来创造出一种类似于市场的预算约束机制(Brerrnan andBuchanan，1980)。

基于中国和俄罗斯等经济转型国家的比较，钱颖一、Weingast等人把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激励、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形成了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即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假说(QJan and Roland，1998；Jin，2005)。这是从政府体制角度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强激励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个是行政分权，中央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把很多经济管理的权力下放到地方，使地方政府拥有相对自主的经济决策权。第二个是以财政包干为内容的财政分权，中央把很多财权下放到地方，而且实施财政包干，使得地方政府可以与中央政府分享财政收入”。财政收入越高，地方的留存就越多，其中预算外收入则属于100％的留存。正是这两方面的激励使得中国地方政府有那么高的热情去维护市场，推动地方经济增长。所以该假说也被表述为市场维护型联邦主义。Jin等(2005)通过对1982-1992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分税制之前中国省级政府财政激励促进了经济增长，从而支持了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主要结论。

但是，周黎安(2005)认为，财政分权构成地方政府内部激励源泉值得怀疑，因为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向下授权随时可以收回。即使在分税制改革之前，中央也经常对财政包干进行事后调整，出现鞭打快牛的现象(Ma，1997)。再者，该假说强调的维护市场的功能在中国并不成立，目前中国治理地方官员的激励模式在深层次上与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有着内在的矛盾。

四　经济增长代价的解释

自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日益扩大。OECD(2006)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衡量省际人均财政支出和收入不平等的泰尔指数从1995年到2003年分别从0.16上升至0.21、从0.22上升至0.35。根据(张波，2006)总结，由于过度分权，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没有促进经济增长，也没有改善财政资源分配的均等(乔宝云，2002)。

近年地价房价屡创新高，愈演愈烈的房屋强制拆迁，人民财产遭公权力破坏也有财政分权的伏笔。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从而不得不依靠土地财政。分税制改革促使地方政府伸出攫取之手，造成人民的福利下降(陈抗等，2003)。通过对中央转移支付的地区分布研究表明，转移支付往往更有利于发达省市，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Wong等，2000)。

五　结束语

我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高增长，可以从财政分权激励角度得到一部分的解读，虽然理论亦有其缺点。更为人所关注的是，该理论对增长产生的副作用。也许财政分权激励机制更是一把双刃剑，改革有得也有失，所以，我们要以辩证的思维来监控该机制的后果，并且与时俱进，进行适时适当对其进行改革。否则，之前积累的成果将沾满越来越多的痛苦。

参考文献

[1]张波，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研究：一个文献综述[J]，税务与经济，2006，(3)

增权理论论文篇（7）

【作 者】 伊漪，宁德师范学院畲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李益长，宁德师范学院畲族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福建宁德，352100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3 - 0161- 005

一、引 言

少数民族村寨生态资源因其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方面的独特性、稀缺性在扶贫开发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日益引起相关论者的重视。从国内研究成果看，主要集中在民族村寨生态文化资源对民族社区经济、社会、文化、开发条件、存在问题及其发展对策等进行研究，目标大都停留在“经济扶贫”式的外因探讨、开发模式和对策措施等方面，而极少关注村寨民众个体意识的发展、民族文化振作、自我效能的提升等“扶志”方面的理论探究。而在民族生态文化资源扶贫开发过程的角色参与中，由于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制度不均衡等原因，处于社会底层或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往往缺乏对资源的控制权力和利益的主张能力。也就是说，对于民族村寨大部分群众来说，他们始终处于一种相对的“资源与能力双重缺乏”状态，如果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对权力进行再分配，“走增权的途径”[1 ] ，才能破解扶贫的关键。文章借用增权理论，通过“中国扶贫第一村”闽东赤溪村扶贫工作的实证研究，为民族村寨生态资源扶贫开发如何提高效能提供理论借鉴。

二、增权的内涵及应用

“增权理论”（empowerment theory）最早由所罗门（Solomon）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现在该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一般来说，“增权”意指赋予或充实个人或群体的权力，也被称为权能激发、赋权、充权、增能等。它可以发生在个人、人际和社区等介入层面，由群体意识的发展、自责的减少、个人对改变负有责任的假设、自我效能的提升等过程构成。[2 ] 增权的假设前提是，个人或群体拥有的权力是变化和发展的，无权或失权的地位可通过努力加以改变。所以，引导个人、家庭、社区通过自觉行为改变自身的弱势处境，提升自我的权能，才能使社会权力结构更趋公正。

增权蕴含三个层次：（1）个体层面的增权，即个体实现控制自我的生存能力及对环境的融合与影响能力，包括实际控制能力和心理控制能力；（2）人际层面的增权，即离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任何人都无法提升自己的权力和能力，意味着权益的增加需建立在多方的共同参与下，才能最终达到生存发展状况的真正改善；（3）政治层面的增权，即增权目标指向对社会决策的影响，表达自己利益诉求和参与社会资源的分配，以争取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待遇。

在西方，增权理论也被用于农村服务与管理过程中。如今，民族乡村生态资源开发过程中，少数民族民众的“失权”和“无权”现象已十分普遍，为提高现阶段扶贫工作的效能，将增权理论运用于民族村寨生态资源开发实践，必将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基于“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的案例实证

（一）案例点概况

福建省宁德市（俗称闽东）所辖9县（市、区）均为老区重点县，也是全国畲族最大聚居地，畲族人口19.2万，占全国畲族人口26.6%，占全省51.7%。由于历史条件、自然环境和地理因素等诸多原因，直至现在，闽东仍是全国14个集中连片贫困区之一，现有部级贫困县4个，省级贫困县6个，分别占全省的50%和26.1%，贫困程度位列全省乃至华东地区之最。

“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是闽东福鼎市溪镇下辖的一个畲族行政村，位于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太姥山西南麓，辖14个自然村，408户1806人，其中畲族村民802人。由于1984年6月24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一封反映赤溪下山溪畲族自然村贫困状况的来信和《关怀贫困地区》的评论员文章，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关注，引发全国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赤溪村由此被冠以“中国扶贫第一村”称号。2011年，赤溪村被确定为省级整村推进扶贫开发重点村；2012年被列为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试点村；2014年被确定为全国旅游扶贫试点村、省级“点线面”综合整治村、福鼎市新农村建设重点村等。随着一系列政策机遇的叠加，该村主打“生态牌”，以生态资源开发扶贫为主要模式，生态资源开发力度逐年加大，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业成为支柱产业且贡献率在90%以上。

（二）案例点畲民增权效应感知调查分析

笔者于2015年7月份带领调查队深入赤溪村开展相关调查工作，在该村寨发放调查问卷180份，收回有效问卷168份，有效率超过93%。问卷共20个题项，分别从心理、经济、社会和政治等维度各设置5个关系因子，主要针对畲族村民参与生态资源扶贫开发过程中在这四个方面的权力感知情况进行调查，经均值和标准差等数值的统计，并借鉴李克特量表评分标准综合判定结果如下：

首先是心理维度的感知：5个因子的均值高，标准差较小，表明受试对象在生态资源扶贫开发过程中对各方面的心理维度感知较为趋同，无大差别，且感知度高。意味着畲民们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方面增权明显，扶贫开发促进了他们心理状态的改善，增强了大部分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责任感。

其次是经济维度的感知：5个因子的均值略低于心理维度的均值，表明感知度不是很高；标准差约等于1，说明畲民们在经济维度的感知差异较大，民众参与经济的机会不够均等，但大体属于积极影响。

再次是社会维度的感知：5个因子的均值中等，说明畲民对社会的认可度居中，处在部分反对范围；标准差较大，表示他们在社会维度上的感知差异较大。大致缘由归因于开发过程中强势主体对弱势畲族群体的利益侵占，滋生了开发过程中新的不和谐因素以及畲民被局部“去权”等社会效应。

最后是政治维度的感知：5个因子的均值最低而标准差却最大，属于大体反对范围，表明在经济增权状态的畲民们已经意识到自身在生态资源扶贫开发过程中缺乏决策权和充分的参与权，对自身的被边缘化、失语化感知强烈。

该村在生态资源扶贫开发工作中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主要以政府为主导，以村民经济条件的改善和能力的提升为主要目标，忽视了家庭、社区的经济贫困背后隐藏的个人动力不足、机会剥夺、权利丧失、文化不振作等因素。笔者认为，经济贫困的深层原因不仅表现为“各种经济要素的不足，更重要的是社会权利的贫困，当然还包括与社会权利相关的政治、文化和经济权利的贫困”。[3 ] 所以，当前民族村寨扶贫工作的治本之道应着眼于引导民众如何走向增权，其中文化、社会和政治维度的增权成了今后民族乡村扶贫开发工作的“重中之重”。

四、民族村寨生态资源扶贫开发中增权理论的应用

一般而言，实现增权的途径有个体主动模式与外力推动模式两种，前者重在发挥个体增权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后者重在通过外力推动和保障实现或激活弱势群体，并“通过客体与主体互动的不断循环和建构消除负向的自我效能感，以达到持续增权的目的”。[4 ] 具体地说，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一）完善教育培训制度，从知识到技能促进村民增权

民族村寨居民在资源开发中经常导致“失权”或“无权”，很大原因在于他们普遍缺乏扶贫开发过程中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培训，且许多培训缺乏针对性，不适合当地村民的需要，广大畲民教育培训现状甚是堪忧。以赤溪村为例，畲民们文化程度低，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5.39年，从事的职业以农业为主，专业技术人员极少，且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占12.5%，绝大多数劳动力只属于体力劳动型，缺乏现代劳动技能（如表1）。由于生态资源开发需要更多富有专业知识的人才，许多村民在技术含量高的种植业、养殖业和特色经济等行业失去了发展机会。此外，在村寨改造、环境治理、园区建设、新产品开发等一系列扶贫项目建设中，村民也常因缺乏知识技能而陷入无权的不利境况。因此，完善村寨教育培训制度成为村民增权的最佳途径，应根据村民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当的形式和内容，对不同人群设计相适宜的教育与培训方略，通过“扶智”促进村民“人人”增权。

（二）改进精准帮扶策略，从补助到对接实现个体增权

在扶贫中，要增加村民从事开发各种资源的权益，做到资源开发要精确地落实到具体的“每一户、每一人”，这是民族村寨生态资源开发和精准扶贫的关键。具体的帮扶策略可概括为“五个到户到人”，即“基础设施”“产业扶持”“生态规划”“生态移民”“结对帮扶”五个方面的“到户到人”，这样，才能真正把资源优势和扶贫政策的增权效应释放出来。如赤溪村通过进村入户，分析掌握致贫原因，逐户落实帮扶责任人、帮扶项目和帮扶资金，遵循“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游”的原则，分流相应人群择业就业，努力改变“表1”中所示的不利现状，让所有村民充分享有生态资源、共同脱贫致富的权利。具体做法是：一是通过对赤溪408户1806人进行精准调查、建档立卡、找准低收入人群，通过推荐就业、提供资源开发资金和途径等方式进行扶贫，保障低收入者权益，实现个体增权；二是“一户一策一干部”无缝对接，按照“六个到村到户”精准帮扶要求，通过入户走访、实地调研、分析致贫原因，找准帮扶突破口，拓展对接渠道，将对接帮扶与促进个体增权紧密联系。同时，发挥外力推动模式的优点，践行专项补助资金直补到户、技能培训补助资金直补到人、创业培训补助资金直补到家庭、村寨旅游发展项目资金补助直发给扶贫对象等政策，从国家扶贫政策和村情、户情出发，帮助贫困户落实有关生态资源开发的责任制，即受到帮扶补助的个体均应积极主动承担开发生态资源的权利和义务，做到“政府有补助，民众誓脱贫”。

（三）加强组建合作团队，从个人到小组走向联合增权

目前，闽东民族乡村基本都成立了农村合作社或相关组织，组织形式主要是“公司+农户”或“企业+农户”的二元组合模式，以及“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企业+村企+农户”等三元组合模式。由于有了团队性合作组织，个体农户之间建立了能力和技能互补机制，在小组或合作组织共同绩效目标的框架下做出彼此的承诺和担当，小组成员充分调动自身积极性，共同努力在民族村生态资源开发和产业化扶贫工作中增加个人和小组的权益，并在彼此联合互补中维持共同的远景目标，发挥团队的技术资源互补优势，走联合发展之路。这样，由于合作性组织在生态资源开发过程中，往往凭借集体优势，能够在生态资源开发过程中赢得更多的权益，而且通过彼此的信任和相互尊重，每个成员也更能充分分享自己的专长和技能，更能发挥个体的智力和技术资源优势，并通过成员间的合力作用，实现最大化的联合性增权。如：赤溪村成立“鼎昱专业合作社”和“耕乐园种植专业合作社”等合作性组织后，300多村民自由组建畲村生态资源开发合作小组，联合开发竹艺、木艺加工，种植生态产品，以“专业合作社+基地+个体农户”模式发展特色生态产业，2014年底，“赤溪村的人均收入达到11674元，较之1984年的166元增加了70多倍”。[5 ]此外，赤溪村民在发展合作性组织中按照自身能力特点自觉走向新的联合，依靠小组力量积极维护和享受自身权益，增强扶贫开发过程中的自我发展能力，通过联合互动在心理、经济、社会、政治等维度逐步增权。

（四）权衡内外利益主体，从合约到机制保障群体增权

随着生态资源扶贫开发的全面展开，以村寨居民、政府、开发商或企业为主的各方利益主体的矛盾也在增强，主要表现为：村民在生态资源扶贫开发中往往受到强势利益主体的支配，不平衡的利益分配格局导致大部分普通村民缺乏相应的权利保障，直接影响了生态资源扶贫开发的成效和进展。“当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时，权力是实现利益的能力”，[6 ] 依据制度经济学派的这一观点，民族村寨生态资源扶贫开发必须“想方设法地改善农民的参与、表达意识，优化当地农民的社会资源结构，为当地农民群体的增权尽心尽力”，[7 ] 即在扶贫开发中应从合约到机制保障群体增权，才能获得实质性的进展。所以，当前民族村寨生态资源扶贫开发的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一套相应的制度保障，即“赋予弱势群体参与发展、摆脱贫困的权利、机会和能力，加强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和机制建设”，[3 ] 以合约、规章、制度等形式合理权衡各参与主体的利益分配、责任担当，特别是要切实保障弱势群体各方面的权益，提高弱势群体参与扶贫开发的机会和权利，充分保证弱势群体对民族村寨生态资源开发、扶贫工作、利益分配等事项拥有平等的话语权，不断扩大民族村寨居民积极有序地参与生态资源扶贫开发的程度和范围，以促进人们在民族村寨的生态资源扶贫开发中享有真正平等的发展机会，让每一位“主体”借助群体增权的巨大合力，共同致力于创建“生态美、百姓富”的美丽特色村寨，才能实现民族村寨生态资源扶贫开发的最终目标。

五、结 论

总之，由于民族村寨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众多的扶贫对象在民族村寨生态资源扶贫开发中无法享有自身的发展权利，导致“失权”或“无权”的现象普遍发生，必须改变精准扶贫策略，既“扶贫”又“扶智”和“扶志”，采用各种切实可行的措施和策略，保障弱势群体在民族村寨生态资源扶贫开发的各项权益，促进他们在个体、人际、经济、政治等层面的全面“增权”，才能真正破解扶贫的关键，实现“生态美、百姓富”的民族村寨生态资源扶贫开发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郭凌，周荣华，耿宝江.社区增权：实现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路径思考[J].农业经济，2012（8）.

[2] 聂玉梅，顾东辉.增权理论在农村社会工作中的应用[J].理论探索，2011（3）.

[3] 田文富.包容发展中的社会弱势群体权利贫困问题研究[J].延边大学学报，2011（5）.

[4] 曾易.基于社区增权理论的我国农村养老问题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1（36）.

[5] 廖诗雄，吴承峰.赤溪村里红旗扬[N].闽东日报，2015-10-8.

[6] 龙梅.民族材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增权效应研究――以四川桃坪羌寨为例[J].农业经济，2011（12）.

增权理论论文篇（8）

一、引言

上市公司在设计薪酬激励时，如何正确认识风险与激励之间的关系是向管理层提供有效激励的关键。如果管理层承担的风险与受到的激励不对等的话，冲突反而会被激化。因此，建立风险与激励相匹配的薪酬模式是非常必要的。经典委托理论对风险与激励的匹配进行了研究。其结论认为股东必须在风险与激励之间进行权衡，以达到激励成本最小化（Mirrlees，1976；Holmstrom，1979）。在那些风险大的公司中，管理层薪酬中随业绩变动的部分相对较小，薪酬业绩敏感度也应相对较弱。然而在现实中，一个现象是以高风险为特征的高科技公司的管理层薪酬包含更多的股权与期权。股权和期权使得管理层成为实质上的公司股东，并承担公司经营风险。相对于其他的薪酬形式，由于股权和期权与股价直接挂钩，从而放大了薪酬风险，然而这些上市公司的股东与管理层都乐于接受这样的薪酬安排。从权衡视角来看，这无疑与经典委托理论的预期相悖。如何从激励成本的角度解释这一悖论，对于认识风险与激励的匹配问题具有理论价值。目前国内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发展明显提速。据统计，截止2011年3月8日，涉及推出股权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已达到208家，而2010年以来推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占全部激励公司的35%。国内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冲动越来越强。那么从节约激励成本的角度出发，是否所有的上市公司都适合股权与期权的激励方式，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为公司实践中解决风险与激励的匹配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基于经典委托理论的研究 Haubrich（1994）发现，对于风险厌恶的管理层而言，公司价值波动性越高，薪酬业绩敏感度相应越小，这反映了薪酬设计中对于风险与激励的权衡。Aggrawal和Samwick（1999）发现，无论是CEO，还是其他高管人员，薪酬业绩敏感度都随着公司股票回报的方差增加而递减。Mishra、McConaughy和Gebeli（2000）对高管人员薪酬业绩敏感度与公司经营风险和股价波动风险进行研究后得出，公司业绩与风险呈负相关关系，这种负相关关系在薪酬业绩敏感度较高的公司比在薪酬业绩敏感度较低的公司中的绝对值更大。这一结论意味着薪酬业绩敏感度的提高并不一定提高公司业绩，存在着某个临界值，当风险超过临界值，再提高薪酬业绩敏感度将损害股东财富。Mengistae和Xu（2004）利用我国国有企业的样本，发现薪酬业绩敏感度的确如委托理论预期的那样，与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除此之外，Lambert和Larcker（1987）、Kraft和Antonia（1999）、Jin（2002）、周嘉南和黄登仕（2006）也发现薪酬业绩敏感度与风险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的证据。肖继辉、彭文平（2004）和陈震、张鸣（2008）并没有发现业绩风险和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显著的负相关关系。Core和Guay（1999，2002）、Kaplan和Stromberg（2004）、oyer和shaefer（2005）甚至发现风险和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风险越大，薪酬业绩敏感度也随之增加。这些结论无疑是与经典委托论的预期相悖。

（二）基于项目信息优势下的经典委托理论拓展研究 由于经典委托理论的结论基于一系列严格的假设之上，一旦这些假设被打破，其关于风险与激励之间权衡的结论也可能随之改变。相应的，存在某些因素影响风险与激励的匹配，从而改变权衡取向。目前存在文献从管理层拥有的项目信息优势对经典委托理论进行扩展。Core和Qian（2001）认为管理层拥有在投资项目上的信息优势和选择自由。因此，对于处于不确定性较大的经营环境中的公司，股东应当依赖更多的业绩薪酬促使具有信息优势的管理层作出符合股东利益的项目投资决策。Shi（2005）认为经典的委托理论假设管理层只能被动的承受项目的风险，但事实上其能够主动的对风险作出反应。如果他能通过努力识别项目潜在的状态并由此作出相应的决策，则对于风险高的投资项目，他的努力将更有价值，此时股东对管理层的激励将会与这部分能够识别的风险成正相关关系，风险越高的项目越需要管理层付出努力。周嘉南等（2006）认为当项目蕴涵实物期权的价值时，管理层非但不厌恶风险， 反而存在夸大项目风险的倾向。此时股东给予其的项目价值分享比例将与项目的风险成正向变动。即项目的风险越大，管理层所得到的项目价值分享比例应随之增加。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按照Holmstrom与Milgrom（1987）构建的经典委托理论分析框架，风险对股东和管理层而言都没有任何的正效应，而基于业绩的薪酬模式使得管理层与股东同时承担公司风险，这打破了风险承担的帕累托最优。股东必须为之支付相应的激励成本，即保险成本（insurance costs）。从风险分担上看，管理层承担风险是不经济的，因为其导致保险成本的产生；然而，薪酬基于业绩指标可以弥补努力不可观察带来的道德风险弊端，从而节约剩余损失（surplus loss）。从激励的角度看，这是经济的。保险成本与剩余损失构成了公司总成本。在业绩风险既定的前提下，薪酬业绩敏感度增大，一方面减少了道德风险引发的剩余损失；另一方面却增大了保险成本。正是由于剩余损失与保险成本的反向变动，薪酬业绩敏感度的设定成为风险与激励的权衡过程，权衡的目的为总成本最小。业绩风险通过保险成本影响权衡取向，这表现为对薪酬业绩敏感度的负向影响。为了检验经典委托理论，提出假设：

假设1：业绩风险与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四、实证检验分析

（二）回归分析 本文对业绩风险与薪酬业绩敏感度、增长机会对业绩风险与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关系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

（1）业绩风险与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关系。表（4）结果显示，无论是以Roe，还是以Ret作为业绩度量，？茁3都没有表现出显著性。并且，以Ret作为业绩度量的样本回归中，交互项还表现为正。这一回归结果并没有支持假设1，其也证明业绩风险对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影响并非经典委托理论预期的那样，表现为简单的负相关关系。经典理论可能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会对风险与激励的权衡取向产生影响，从而改变这一负向关系。

（2）增长机会对业绩风险与薪酬激励强度之间关系影响。本文首先进行了全样本的回归分析，以检验增长机会对业绩风险与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关系的影响；之后分别选择增长机会的高四分位样本与低四分位样本进行分位数回归，以检验具有不同增长机会的公司中，业绩风险与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显著区别。表（5）检验结果显示，无论是以Roe，还是以Ret作为业绩度量，？茁7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这表明增长机会对业绩风险与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影响。随着增长机会的增大，业绩风险与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关系会产生变化。从分位数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在以Ret作为业绩的样本中，具有较高增长机会的公司，其业绩风险与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的关系与那些具有较低增长机会的公司的确存在显著的区别。在蕴含较低增长机会的公司中，Roe*RiskRoe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这意味着风险对薪酬业绩敏感度具有负向影响，这符合经典委托理论的预期；而在具有较高增长机会的样本中，Roe*RiskRoe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这意味着风险对薪酬业绩敏感度产生了正向的影响。在以Ret作为业绩指时，风险与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关系也经历了由负转正的过程，只是在缺乏增长机会的样本中，Ret*RiskRet的负向关系不显著。对于这一结果，分析可能源于在现实中，管理层的薪酬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确定后一段时间内会保持不变。所以即使公司在设计管理层薪酬时会将风险考虑在内，但也不可能对薪酬与风险做到及时的调整和匹配。至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具有不同增长机会的公司中，业绩风险的效应不同。在增长机会较小的公司中，业绩风险干扰管理层业绩判断的负效应占优势地位。因此，业绩风险与薪酬业绩敏感度表现为负向关系；在具有增长机会的公司中，业绩风险增大公司蕴含的增长期权价值的正效应占优势地位。相应的，业绩风险与薪酬业绩敏感度产生正向关系。经典委托理论只描述了风险负相应下的匹配关系，而没有包含正效应下的匹配关系，因此，其结论是不完整的。由此可知，假设2得到了支持。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结论是否稳健，使用改良的资产市值账面比作为增长机会的变量。其定义如下：（流动股市值+非流通股价值+债务账面价值）/总资产的账面价值=[流通股市值+（股东权益/总股本）*（总股本-流通股股数）+债务账面价值]/ 总资产的账面价值。稳健性检验的结论显示，在全样本检验中（以Roe作为业绩变量）与高四分位样本中，Roe*RiskRoe*Growth与Roe*RiskRoe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在低四分位样本中，Roe*RiskRoe为负，但依然没有表现出显著性。稳健性检验表明，在使用不同的增长机会变量之后，本文的结论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五、结论与启示

薪酬设计的核心是匹配风险与激励。经典委托理论关于风险与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负向关系的结论并不全面。本文在扩展项目信息优势的情况下，得出不同的公司增长机会，股东与管理层对风险的偏好不同，风险效应也存在差别，这导致风险与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的关系出现由负转正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对于增长机会很小或没有增长机会的公司而言，业绩风险与薪酬业绩敏感度负相关；而对于增长机会大的公司而言，业绩风险与薪酬业绩敏感度正相关。这一研究结论拓展了经典委托理论的结论。基于本文的结论，可以看出实证研究中发现的风险与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正向关系并不是一个异常现象。而在公司实践中高科技公司赋予管理层更多的基于股权的薪酬的现象，从节约激励成本的角度，也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一般来说，高科技公司蕴含更大的增长机会，风险对于管理层与股东都具有更大的正效应。因此，股东给予管理层更大比例的随业绩变动的薪酬，符合激励成本最小化的原则。另一方面，从本文的结论可以得出上市公司推广股权、期权激励的基本前提。股东应当根据公司所蕴含的增长机会，权衡风险的不同效应，从而实现风险与激励的匹配。对于外部经营环境蕴含增长机会，且采取成长性战略的上市公司而言，可以通过提高薪酬业绩敏感度，引入股权或期权的方式激励引导管理层承担风险，捕捉增长机会，增加公司价值。相反，对于外部环境缺乏增长机会，或采取稳定性战略的上市公司，并不适于大规模推行股权或期权激励。相反，给予管理层相对较小的随业绩变动的薪酬，可以节约激励成本，引导管理层稳健经营。

*本文系北方工业大学“会计学专业系列课程教学团队”及北京市特色专业建设“北方工业大学会计学专业”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周嘉南、黄登仕：《上市公司高级管理层报酬业绩敏感度与风险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会计研究》2006年第4期。

[2]周嘉南、黄登仕：《蕴含扩张期权的投资项目决策行为研究》，《管理科学学报》2006年第4期。

[3]肖继辉、彭文平：《上市公司总经理报酬业绩敏感性研究》，《财经研究》2004年第30期。

[4]陈震、张鸣：《业绩指标、业绩风险与高管人员报酬的敏感性》，《会计研究》2008年第3期。

[5]Haubrich.J.G.，Risk aversion，performance pay，and the principle-agent problem，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4.

[6]Aggarwal .R ，and A. Samwick，The other side of the trade-off：The impact of risk on executive compensatio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9.

[7]Mishra，C. S. ，D. L. McConaughy and D.H. Gobeli，Effectiveness of CEO pay-for-performance，Review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0.

[8]Mengistae，.T，and Xu，L.C.， Agency Theory and Executive Compensation：the Case of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2004.

[9]Lambert，R.A.，and D.F.Larcker，An analysis of the Use of Accounting and Market Measures of Performance in Executive Compensation Contracts，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supplement） ，1987.

[10]Kraft.k，and A.Niederprum，Determinants of management compensation with risk-averse agents and dispersed ownership of the firm，1999.

[11] Jin，L.， CEO Compensation，Diversification，and Incentiv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2.

[12]Core J.E. and Guay W.R.，The Use of Equity Grants to Manage Optimal Equity Incentive Levels，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99.

[13]Core J.E.and Guay W.R.，The Other Side of the Trade-off：the Impact of Risk on Executive Compensatio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02.

[14]Kaplan.S，and P.Stromberg，Characteristics，Contracts and Actions：Evidence from Venture Capitalist Analyses，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4.

[15]Oyer，P.，Schaefer，s.， Why Do Some Firms Give Stock Options to All Employees？：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Alternative Theorie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5.

[16]Holmstrom B.，and P. Milgrom，Aggregation and Linearity in the Provision of Intertemporal Incentives，Econometrics，1987.

[17]Lance.C.E.，Residual centering，exploratory and confirmatory moderator analysis，and decomposition of effects in path models containing interactions，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1988.

增权理论论文篇（9）

“Empowerment”和“Empowering”自引入中国，各学者对其翻译各异，有的学者的学者（吕大乐、范斌等）将其译为“充权”，有的学者（如台湾学者赵善如、赵仁爱等）将其译为“激发权能”，还有的学者（如顾东辉）将之译为“强化权能”，文中将采用“增权”译法。

一、 国外增权研究状况

增权理论（Empowerment Theory）最初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1976年，美国学者巴巴拉・所罗门 （Barbara Solomon）出版了《黑人增权：被压迫社区的社会工作（Black Empowerment：Social Work in Oppressed Communities）》的先驱著作，率先提出“增强权能”的概念。随后从种族的增权理论成为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社区心理学、社会工作学等学科的新兴核心概念，国外学者对增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1） 妇女增权研究：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明确提出“妇女增权”的概念。此后，“妇女增权”取展领域中诸如“消除贫困”，“福利”，“社区参与”等术语，成为学者探讨和研究的焦点，而许多国际经验也表明“妇女增权”是解决人口增长过快，妇女从社会地位低下的一剂良药。简斯坦恩（Jane Stein）在《增权与妇女健康：理论、方法与实践》一书中阐述了妇女组织或机构对妇女增权的重要性，认为妇女应以群体或组织形式开展，带动对妇女被压迫理解的提升，增强妇女在家庭中的责任，对妇女问题得以历史性开放。

（2） 青年增权研究：Miley，O'Media & DuBois认为通过青少年叙述自己的成长历程，发掘其内在与外在资源，是他们重新发现自己的生命关怀（life concerns），以及寻找满足其成长需要的方法。Adams 从政治层面提出要努力提升青少年的社会意识，使他们聚焦于现存的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如何制造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并组织参与社会行动回应这些压迫；邀请有关当局与他们直接对话，令青少年的声音得以进政府。

（3） 消费者增权：近年来，国外学术界提出的“消费者增权”成为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对消费者增权的研究中，主要代表人物有Howells和McGregor。豪威尔斯对解决信息非对称消费者增权的局限性进行分析，阐述了政府通过强制制造商销售商披露商品信息来给消费者增权的利弊。麦克格雷格从宏观的整体主义的角度回顾和分析有关消费教育有利于消费者增权的观点，对解决信息非对称来实现消费者增权提出质疑，持续的消费者增权是使消费者发现自我权力，并不是改变个体行为，而是要改变整体系统。

二、 国内增权研究状况

综观现有文献，我国学者已将增权理论应用于妇女、老年人、青少年、大学生、农民工、贫困人口等弱势群体的研究和权益保障，增权成为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的一个新视角。

（1） 妇女增权：闫丽娟、李强提出从识字教育项目参与、技术培训三个层面展开妇女的教育增权，让弱势妇女发出自己的声音，增权妇女自信，为妇女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平台。张银尝试运营社会性别的视角，探讨社区再就业经历对女性增能可能产生的正面、负面影响，以及如何帮助失业女性通过再就业实现从“无权”向“增权”状态的转变。

（2） 贫困生增权：左小彩和张长伟分别对高校贫困生“心理贫困”和大学生人际交往障碍进行解读，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是通过外部干预和帮助，挖掘大学生潜能，提高他们的能力和对权力的认识，减少或消除无权感，实现增权。金宏研、张向前、王艳提出构建辅导员助理制度减少弱势大学生群体的无权感，从人际关系层面满足弱势大学生群体的社会需要、社会支持和安全感，促进其人格独立和完善。梁德友认为高校贫困大学生的贫困，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简单贫困，而是“能力贫困”，需以增权方式来增加和扩大高校大学生的“可执行能力”，消除“能力贫困”。

（3） 老年人、青少年、残疾人增权：付再学提出以增权理论去构建养老机构服务模式，以优势角度去认识老人，尊重老人权利、权力和权益，全面提升服务水平，更好地服务老人。黄肖静认为青少年增权是青少年工作心得研究视野，研究角度，工作理念和工作方式，应加强对青少年增权理论和实践的本土化，让青少年自己为自己设定目标并相信自己的价值。庞文在分析残疾人无权表现和去权的社会性因素基础上，探讨残疾人应通过康复、教育、组织、就业、制度、文化等途径实现增权。

增权理论论文篇（10）

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各种资本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资本结构是企业筹资决策需解决的核心问题，它直接决定了资本成本的高低。企业在综合考虑各相关影响因素之上，运用适当的方法确定最佳资本结构，以降低资本成本，促进企业发展。传统资本结构理论、现代资本结构理论以及后现代资本结构理论是资本结构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就后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做了简单梳理。

1.控制权理论

20世纪 80年代，美国企业兼并与接管活动开始盛行，许多学者发现资本交易产生剩余控制权分配问题。由于普通股融资方式，股东享有表决权，而债务融资债权人只享有请求权，无表决权。进而管理者通过资本结构的调整来改变企业表决权的分布，影响兼并与接管，资本结构的控制权理论由此产生。控制权理论侧重于研究剩余控制权的分配问题。Harris和Raviv是最早研究资本结构如何影响公司控制权分配理论的学者。他们认为对于经理人来说存在着一种权衡；即随着经理股份的增加，收益随着其掌握控制权的概率增大而增大；如果经理股份增至一定程度则更有能力的潜在竞争者成功取代经理的可能性则减少，企业股权成本增加企业的价值，相应经理的股份价值就会减少。所以最优的所有权份额是当掌握控制权带来的任何个人收益同自有股份的资本价值损失相权衡时所形成的。

Novaes模型分析了当企业面临被接管和破产的威胁时，经理人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怎样选择债务融资的问题。分析说明经理人只有在面临强烈的接管威胁并伴随着特定的接管成本下，才会选择使公司价值最大化的负债，此时的接管成本是最适宜的。Lins（2003）实证研究表明大股东的现金流控制权越大，公司价值就越高。因此，大股东加强对现金流的控制，将有利于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利益的趋同，产生控制权共享收益或激励效应。Durnev和 Kim（2005）研究发现：由于大股东控制权的公共利益会产生正向激励效应，股权集中度的增强，将促使大股东保持对公司管理层的有效控制；从而大大减弱了大股东为追求自身利益而使小股东遭受损失的动机。Cheung、Rau和 Stouraitis（2006）从香港上市公司选样经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利用其控制权优势通过某些交易或安排从上市公司牟取利益，使小股东遭受损失。由此可见，不同国家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也是导致大股东控制权私有收益差异的一大因素。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各国企业股权集中度和相关投资者保护政策也会影响控股股东的私有收益。Fama 和French（2005）研究表明合并以及员工股票所有权计划中的股票发行占了美国上市公司股票发行活动的很大比例。这种现象符合真实决策和资本结构决策是联合决定的思想。即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影响收购以及其被收购的可能性，而收购也影响收购公司和目标公司资本结构。Malmendier，Tate，and Yan （2010）把管理者个人特征与公司财务政策联系起来，他们发现有过不好融资体验的管理者们会倾向于使用更少的外部融资，Malmandeir发现过于自信的管理者会更多的依赖内部融资。Edith Ginglinge和Khaoula Saddour-Dridi（2012）研究表明股权分散的公司拥有较少的现金，控制权偏差使得公司拥有更多的灵活性，以使他们在没有丧失控制权的情况下利用权益融资。Zohar Goshen和Assaf Hamdani（2013）认为对管理者来说，获得更多的控制权有助于增强他们获得高风险收益的能力，但也会增加成本。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对控制权理论进行了大量研究，基于不同的市场、不同的研究角度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由于受不同行业、不同市场、企业特性以及管理者个性等的影响，资本结构的控制权理论研究结论也难于趋于一致。

2.市场择时假说

市场择时假说也叫机会窗口理论它是在资本市场有效性得到质疑的前提下产生的。机会窗口理论关注的是市场效率如何影响资本结构，贝克和鲁格勒的实证研究表明公司往往根据资本市场变化选择融资时机。企业融资行为与资本市场融资环境存在紧密联系。Welch（2004）通过研究股票价格变动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发现股票收益变化因股票市场持续错误定价而受影响，而公司的资本结构又会受股票收益变动的影响，进而支持了股票错误定价市场时机模式理论。Huang和 Ritter（2005）从新的角度出发，通过运用股权融资成本检验融资决策模式和分析各种融资方式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以验证市场时机资本结构理论，其研究结果表明：市场时机是公司选择发行股票或债券的重要决定因素。Henderson、Jegadeesh和Weisbach（2006）调查发现，上市公司在进行融资决策时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是市场时机，所选样本公司在股票市场收益率较高时趋向于发行股票。Baker和Wurgler（2010）研究发现低财务杠杆公司趋向于在他们公司价值被市场高估时筹资，而高财务杠杆公司则在公司价值被低估时筹资。市场时机理论解释了公司管理者根据资本市场变化选择融资方式和时机的行为。市场时机理论的实证研究表明管理者会等待时机成熟，股票发行前其收益率较高而且此时财务资料可能会有较大的虚假成分。对于其他与市场时机有关的问题，学术界却还没有统一结论，所以仅靠市场时机理论来解释所有资本结构的异常现象显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而且迄今为止学术界也没有提出一个成熟的市场时机理论模型，学者们在解释市场时机理论时也存在很多不同的观点。

3.资本结构产业组织理论

从20世纪 80年代开始，有关学者把资本结构理论与产业组织理论融合，形成了资本结构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把行业因素、市场特性等加入到资本结构研究领域。西方许多学者对此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做了许多贡献，现主要介绍如下：Frieset分析了企业最佳资本结构和企业价值受竞争性行业进入与退出的影响，发现公司债务需求受利率的影响程度是行业产出重要因素之一。Brander和Lewis通过建立二阶段寡头垄断模型，认为在产品市场存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产量竞争型的企业基于债务的有限责任通过债务融资来提高其竞争优势。Schuhmzcher通过了生产能力――价格模型的研究，分析了企业负债水平对产品竞争的影响。认为寡头垄断市场的不确定性类型影响了企业对债务融资的选择，当需求不确定时，负债的增加将不利于公司利润的增加，但当成本不确定时，公司的利润反而会随着债务的增加而增加。

Kanatas和 Qi通过双寡头古诺模型研究得出：当企业选择短期债务融资时，由于短期债务的还本付息期短，融资周期短，融资次数较长期负债频繁，该企业可能会为了自身的利益，向投资者传递隐晦或虚假的信息。而长期债务和资本市场债务将有利于减少这种现象的发生。Wanzenried从产品的可替代性和需求的变动性角度分析了其对资本结构的影响，认为产品和竞争的类型是负债影响企业赢利能力的决定因素。在不同的竞争类型下，负债水平的提高或降低影响着企业利润的波动。同时企业负债水平会影响产品的价格，产品的价格又会影响产品的产量和质量。

在关于资本结构的产业组织文献的存在一个这样的潜在假定：由于融资和真实决策实际上是相互影响的，将资本结构作为一个孤立的领域进行研究是没有意义的，把产业组织理论与资本结构理论融合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由于不同的行业具有不同的资本结构，为消除不同行业资本结构差异的影响，学者在经验研究中普遍加入行业虚拟变量。但由于资本结构决策和市场竞争决策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影响，这种方法也无法充分保证不同行业资本结构差异的影响会因虚拟变量的引入而消除。资本结构产业组织理论把资本结构与行业组织联系起来，为学者解释管理者融资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利于促进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健康发展。

4.国内研究现状

在最近几年中，在协调企业各产权主体的财务冲突，寻求均衡的制度安排的 “财务治理”问题已成为我国会计和财务领域新的研究热点且方兴未艾。财务治理问题与西方内生性后现代资本结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伍中信，2005）。许多学者直接利用后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范式，结合我国国情进行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指导解决现实的财务治理问题并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成果。从股权结构角度研究资本结构来看，肖作平（2004）通过实证研究后得出结论认为股权集中度和公司债务比率正相关。从企业绩效角度研究资本结构来看，顾乃康和杨涛（2004）、曹廷求和孙文祥（2004）研究表明企业业绩与负债水平显著负相关；在融资方式的选择上，企业更喜欢股权融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债券市场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股票市场。从累计融资总额角度分析，截止2003年末，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累计融资总额中有 95.63%属于股权融资，而债券融资仅占4.37%，债券融资额大大低于股权融资额。（2006）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严重的股权融资偏好。可见，股权融资在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决策中一直占优势。王忠文和冯涛（2007）发现我国的股权融资结构和融资顺序与西方发达国家恰恰相反，股权融资额要大于债券融资额。融资顺序则表现为股权融资、短期债务融资、长期债务融资和内源融资，即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顺序与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关于融资优序原则存在明显的冲突。（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1] 王忠文，冯涛.国外资本结构理论综述及我国上市企业资本结构问题分析[J].中国经济（2007）

[2] Constraints（September30，2012）.Available at SSRN： http：///abstract=2154575 or http：///10.2139/ssrn.2154575

[3] Novaes W.Capital Structure Choice When Managers are in Control Entrenchent Versus Effi ciency[J].Journal of Business ，2003

[4] Lins KV.Equity Ownership and firm Value in Emerging Markets[J].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2003

[5] Durnev A，Kim E.To Steal or Not to Steal Firm Attributes ，Legal Environment and Val uation[J].Journal of finance ，2005

[6] Goshen，Zohar and Hamdani，Assaf，Concentrated Ownership Revisited： The Idiosyncratic Value of Corporate Control （April 2013）.Columbia Law and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444；ECGI - Law Working Paper No.206.Available at SSRN： http：///abstract=2228194 or http：///10.2139/ssrn.2228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