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文化论文篇（1）

地处西陲的秦，所以能在群雄争霸的战国之世迅速崛起，并最终以所向披靡的武力扫灭山东六国，南平百越，北遏匈奴，建立起空前统一的封建帝国，原因是很多的，而其不仅遵循当时国际间“得士则强，失士则亡”的律则，而且更打破血缘、地缘限制，广延四方贤士以为己用，则不能说是一重大原因。这正如洪迈《容斋随笔》卷二所说：“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国所用，……皆其宗族及国人，……独秦不然。其始与之谋国以开霸业者，魏人公孙鞅也。其他若楼绥，赵人；张仪、魏冉、范睢，皆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韩人；李斯，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皆诸人之力也。”

这些为秦“委国而听之不疑”的士人中，有的是建构起思想体系或有着非常深刻思想的学者和政治家。如商鞅于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在秦国实行变法，使秦国迅速走向强盛，改变了过去与诸侯交往中的被动局面，成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战国策·秦策一》）的强国。他是位有着一整套政治思想观念的法家人物。他依据其“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的历史体认，认为“先王当时而立法，度务而制事。法宜其时则治，事适其务故有功”（同上《六法》），“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同上《更法》），故当今之世，“反古者未必可法，循礼者未足多（肯定）也。”（同上）在列国都在谋求更化开新的背景下，他所提出的“不法古，不循今”（同上《开塞》）的口号，无疑是当时时代的最强音。商鞅是位悲剧性的人物，但他以进化、利益、力量为理论基础而提出的一系列政治思想主张，如重耕战、尚君权、崇刑罚及“民弱国强”说，大多付诸实践。这是对战国史事稍有常识性了解的人，便耳熟能详的事实，无庸熬述了。

秦王赢政年幼初立，国事委于大臣，而吕不韦则被任为秦相。这位具有商人般精明的政治投资意识的相国，“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史记·吕不韦列传》）他在执政期间，注重武力，把秦统一六国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为后来秦始皇的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他还有感于秦只讲武道，不事文治的现实，一改过去文化封锁局面，搞了大量的文化引进，在他拥有的三千多门客中就有一大批各色各样的文化人。正是在他的主持和诸子百家人物积极参与下，编写而成荟萃了儒、道、墨、阴阳、法、纵横、兵、农、名诸家学说的《吕氏春秋》一书。吕不韦主持编写此书，既是为了给实际政治提供理论依据，找出治乱存亡之因，从中吸取教训或引行借鉴，更是欲“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同上）即藉此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积累。这就不仅使此书兼收并蓄诸家学说而又形成了其自身的理论体系，而且内中还有着许多极有意义的思想。如其指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责公》）“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同上《恃君》）要求君主必须顺从民意，而若民意与君主私欲发生矛盾，君主则须弃私欲以从民意：“执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为故(事)。”（同上《行论》）与之同理，在公与私关系上，君主亦须贵公而抑私：“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同上《贵公》）尽管这样一些思想观念，同日益专横独裁并严格坚持一统天下的至高利益原则的秦王相

牾，但不仅在秦代，而且即便置诸于整个中国历史上，也都是闪烁着夺目光彩的。这怎么能说有秦一代是一个无思想的时代呢?（当然，秦未用《吕氏春秋》思想治国而造成了诸多的历史遗憾，这又是另一个很耐人寻味的话题。）

二

秦国崇法，以力治而统一天下，但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发展起来的诸子百家的思想传统对统一后的秦帝国也还是有着重大影响的。

就统治思想而言，法家理论固然居于主流，但秦廷也把所谓“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史记·太史公自序》）作为必须遵循的伦常规范和基本社会准则。《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的简文中吸纳了很多儒家思想，如主张“宽俗(容)忠信，和平毋怨”，“兹（慈）下勿陵，敬上勿犯”，提倡为人臣者忠、为人父者慈、为人子者孝等等。在秦始皇的诸多石刻中，更多次表达了要以渗透着儒学传统精神的良风美俗来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愿望，如公元前219年的泰山石刻云：“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静，施于后嗣。”同年所作的琅琊石刻曰：“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尊卑贵贱，下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敬忠，事业有常。……六亲相保，终无寇贼。”（俱见《史记·秦始皇本记》）秦始皇对孝道极为推重，并常以忠孝礼义观念教育子弟，以至始皇殁后，赵高伪造遗诏迫公子扶苏自杀，大将蒙恬疑其有诈，劝扶苏了解真象后再死不迟，而扶苏却说：“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公子高请求殉葬说：“臣当从死而不能，为人子不孝，为人臣不忠。”胡亥篡位，尚有犹豫，谓：“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据《史记·李斯列传》）由此可见，秦代的统治思想虽以法家为主导，但受传统影响，儒家思想也还是居有一席之地，以至多少显示出一点儒法合流的倾向。当然，这并未成为秦朝统治思想的主流，但无论如何反映出至少一度时期，秦朝的统治思想有多元并存的局面。这又从一个侧面表明秦代是有思想的时代。

就用人而论，为秦效力者固然多为讲求功利的法家者流，但儒学之士及其他学派的人物也参与了秦的统一大业及统一后的秦朝政治。战国末年，士人们即已大多自主地选择了秦王，向他献计献策，助其完成统一大业，如大梁人尉缭明知“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但仍向秦王献计以图兼灭诸侯。（据《战国策·秦策》）秦甫统一天下，建立专制帝国，即有一批“诵法孔子”的儒生以博士身份参与朝廷最高决策的廷议，如淳于越即为其时的著名人物之一。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当时秦有博士七十人，其职掌是“通古今”和掌管《诗》、《书》及百家语，可见其中既有儒家，也有神仙家和术数家。即便是经历了“焚书”、“坑儒”之后，也并没有彻底拒绝儒学，没有完全排拒儒生和废除博士官职，如叔孙通还“以文学征待诏博士。”甚至陈涉起义时，秦二世还召集在威阳的博士诸儒生三十余人询问情况、商讨对策，叔孙通对策合帝意而获赐“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后来叔孙通投靠汉王刘邦时，还带着儒生一百余人。（据《史记·叔孙通列传》）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直到秦末，“诵法孔子”的儒生仍然在秦廷占有一定的地位。毫无疑问，这些出自于儒门或其他学派的士人，其自身的思想及由其传承着的历史文化传统自然会对秦代的思想和政治产生或大或小、或深或浅、或明或暗的影响。

秦政残暴，其运短祚，二世而亡。“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已”（《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秦始皇，尽管也任用士人，但他根本无法认同士阶层抗礼君上、批判政治的价值及其作为社会舆论和社会良知承当者的合法性。“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同上）是其最基本的理念，故“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史记·高祖本纪》）、“不可以妄言，妄言者无类”（同上《郦生列传》）便成为昭彰于史的秦代法令。在这种势态下，“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名种私学“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史记·秦始皇本纪》）自然要激起秦始皇的雷霆震怒，而李斯提出的“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种之书”（同上）的建议，则很自然地被秦始皇欣然采纳，于是，“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史记·李斯列传》）甚至演化出了“焚书”、“坑儒”的惨剧。

“焚书”、“坑儒”对思想文化的破坏力很大，对士人的精神、心灵影响也很深重。就典籍而言，“焚书”所毁者多为史部，儒家典籍亦受其难。经过秦火，秦之外的诸侯史记焚毁严重，官私悉烧，“为其有所刺讥也。”（《史记·六国年表》）儒门六经典籍多残为灰炭，其中，《礼记》大坏，至汉而难毕补缀之功；《易》托兹于筮卜，故不禁而全；《尚书》赖故秦博士伏生壁藏，然兵乱、流亡，终亡佚数十篇；《诗》以其讽诵，不独在竹简，故遭秦而全。不过，秦火虽烈，诸子百家之语却未受大损，王充《论衡·书解》曰：“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刘勰《文心雕龙·诸子》云：“烟燎之毒，不及诸子。”赵歧《孟子章句题辞》亦有秦不焚诸子之说。所以，我们可以说“焚书”是意在确立以法家为中心的思想文化专制统治，而不能说其完全毁灭了文化，斫断了历史文化传统。明乎此，我们才能读懂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七四所说：“萧何入咸阳，收秦律令图书，则秦亦未尝无书籍也。其所焚者，一时间事耳。后世不明经者，皆归之秦火，使学者不睹全书，未免乎疑以传疑。”与之相类，“坑儒”当然是一暴行（所坑者尽管未必尽为儒者，内中实有不少方术之士），但文人学士对此事的描述亦多有夸张，汉代王充即已对此有所察觉，说：“传增言坑杀儒士，欲绝诗书，又言尽坑之，此非其实而又增之。”（《论衡·语增》）不过，虽有夸饰，“坑儒”毕竟是件公开而集中、专戾而严猛地对待士人的暴行。这暴行引致了士人对秦政的怨恨，孔鲋为代表的邹鲁诸儒怀抱礼器投奔陈涉领导的农民起义大军，参加革秦之命的行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至于后世依据道义与文化使命的士人，更将企图以专制权威压制士人言行、慑伏士人思想的秦始皇毫不客气地钉上了历史史耻辱柱。

三

余英时先生论断历史文化传统对始皇帝为核心的秦朝统治集团没有真实意义。这无论从理论上，或者是从历史事实上来论究，都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武断之论。

历史文化传统的存在并深植于现实社会生活之中，这是一个无可回避的客观事实。生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人，不管其自身理论素养如何，不管其对历史文化传统采取怎样的认知方式或有着怎样的认识，也不管其居于社会生活的何种层面，都必然会被动的、自在的或主动的、自为的承受着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后者会自觉地产生主动意识和行为，而前者亦会被动地形成盲从意识和行为，这两者合并起来，则自然使得历史文化传统对现实社会及处于现实社会生活之中的人们有了有形或无形的巨大的支配性、规范性的影响力量。任何时代的人都无法摆 脱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秦始皇以至整个有秦一代的人们，何尝不是如此呢?余英时先生说历史文化统对秦人没有真实意义，这首先在理论上就说不通。

秦始皇没有留下多少风雅篇章，对士人既用又忌，心态颇堪玩味（这当然属另一论题了），但他又非仅仅只是依恃武力的铁血人物。他与其谋士们继承、发展历史文化传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构建起帝王权威至高无上的王权理论，并以之作为统一的秦帝国的统治思想。这至少可以从下列三端予以阐析：

其一，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道”是个十分重要的观念，它作为理性的最高范畴（与“天”作为神性的最高体现有本质区别）而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理论原点。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思想有异，但都高扬“道”的旗帜。他们不仅把能“知道”、“得道”、“修道”、“体道”、“备道”者视为最聪慧、最高尚的圣人，而且都认为只有有道者才能据有天下，故从不同角度鼓倡“圣者为王”之说。这样，“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得道者得天下，失道者失天下”就成为普泛性的社会公理。

秦始皇是以武力一统天下的，这无疑是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他试图以严刑酷法来巩固其胜利成果，但他也深知是需要以深植人心的历史文化传统来论证其权力的合法性的，故其将武力征服天下的军事胜利称之为“体道行德”、“诛戮无道”。（《史记·秦始皇本纪》）建立起统一帝国而君临天下的秦始皇，“临察四方”，“听万事”、“理万物”，（同上）更以“体道”、“得道”的圣者自居，所以，在他的政治理念之中，其所行之法自然是圣法：“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著纲纪”，“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强暴”；（同上）所做之事自然是圣事：“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圣智仁义，显白道理”；（同上）所行教化自然也是圣教：“宇县之中，承顺圣意”，“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治。”（同上）他把圣恩施及天下；“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哀众”、“振救黔首”；（同上）他更希望自己开创的圣制传之万世：“后嗣循业，长承圣治，群臣嘉德，只诵圣烈。”（同上）秦朝的一班大臣也纷纷盛赞秦始皇“原道至明”，（同上）将之视为圣道的实践者或人格楷模。

本来，先秦诸子发展历史文化传统，以“道”为最高理性，而将“圣人”作为“道”的人格化。现实政治生活中握有权柄的王，与“道”、“圣”并无直接的内在关联。而且，在观念上“道”是至高无上的，比现实的王更具权威，“道高于君”，士人也就应该“从道不从君”。依理想，最好的社会政治生活应该是圣者为王，从而实现“道”与“王”的合一。崇尚武力，并致力于刑名法术建设的秦始皇，对于这样一种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的思想氛围并没有等闲视之，他也高倡仁义，举起作为历史文化传统之核心的“道”的旗帜，这表明他没有、也不可能自外于传统，相反地，他仍受到传统的深刻影响。只不过他又从专制帝王之学的立场上对这传统有了超越性的发展，这就是将士人理想的圣者作王变成了王者理所当然地为圣。既然王而为圣，专横暴戾的君主所行的“治统”居然同充溢着强烈的文化理想精神的“道统”合而为一了。

其二，中国历史久远，文化传统根基深厚，而有关“三皇”、“五帝”的种种说法则无疑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并非如“五四”时期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所认为的只是虚构的传说，应该说其本身投射着中国上古社会历史的印迹，并内蓄着富有理想色彩的思想文化传统。先秦诸子大多弘扬三皇五帝的宏业伟德，并主张以他们为榜样建功立业，如《吕氏春秋·贵公》谓：“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就说明了这一点。

这样一种有关三皇五帝的历史文化传统对秦朝统治者及参与秦廷政治的士人影响甚大。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方统一，就有过关于如何给君王奉上尊号的廷议：“廷尉李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秦始皇批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

尽管确实存在着神话传说色彩，但有关三皇五帝的德行业迹也确已成为历史传统中的重要内容。先秦诸子对这所做的各种各样的论议，则不仅极大丰富了这传统的内涵，而且其本身又有着新的时代意义，就是说，诸子对三皇五帝的讨论，与其说是在重述历史，毋宁说是在借助对这历史文化传统的重新诠释，探讨着关系人类自我历史，理想与批判意识的重大课题。秦始皇与其朝士们如此着重地讨论着君王之尊号，始皇更钦定自号为“皇帝”，这反映出他们既没有、也不可能超逸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又没有、也不可能绕开春秋以来的时代课题。号称“皇帝”，绝非简单的名号之事，而是标示着秦始皇对历史文化传统的既继承，又超越：一方面表明秦始皇承继了先秦“三皇”、“五帝”历史文化传统中“皇”与“帝”观念所蕴含着的政治文化价值理念，另方面又表明他对古代帝王的超越，即其德行功业高于古帝，应比古代帝王更加受人尊崇。

其三，阴阳、五行是起源甚早的两个哲学概念，至晚在春秋时期哲人们已很普遍关注五行与万物的关系及五行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战国之世，阴阳与五行更形成一体，以至产生了以研究天人关系，“序四时之大顺”（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为主要内容的阴阳五行家学派，生活于战国后期的齐人邹衍就是这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概论其学道：“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他由近及远以至上推到洪荒时代地描述历史并努力探寻历史发展的内在必然性，提出“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之说，以为历史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而在发展变化中有一个所谓的必然规律起着支配作用，这规律就是“德”，故而每一德（金、木、水、火、土）支配着一个朝代，而每个朝代又都据其德有特定的制度和政治，此即所谓治各有宜，亦即所谓“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汉书·严安传》引《邹子》）邹衍著作今已亡佚，但其人其学在当时甚为显赫。他综结历史文化传统中的阴阳、五行观念而建构起来的五德终始政治思想理论体系，影响是十分广泛而又深刻的，战国后期的诸子百家几乎都受其影响，程度不同地参与了“五德终始”的再创造。由此可见，以古老的阴阳、五行观念为理论基础而形成的“五德终始”说，也是先秦历史文化传统中的一大重要内容。

秦始皇认同、信服这一传统，尤将邹衍之说尊奉为官方思想。当然，如同对待其它传统一样，他对邹衍思想也是既有继承、发展，又有修正乃至曲解。邹衍五德终始理论中的“大九洲”说，五德终始所主张的朝代在一定条件下应更替，这都是秦始皇深信不疑的，因为前者为秦的大一统提供了重要依据，而后者则为以秦代周的现实革命做了极有力的论证。当然，邹

衍“尚德”，其说之要旨“必止乎仁义节俭”，（《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秦始皇对这方面的思想就要予以修正了，他在五德始终说中新增神化秦祖宗的内容：“周得火德，有赤鸟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史记·封禅书》）尚水德的秦始皇，依水德更改礼仪制度，如把河(黄河)改名为德水等，又将水德同法家的重罚思想胶合在一起，倡言水主阴、阴主杀，于是，“刚毅肩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上书《秦始皇本纪》）

三秦文化论文篇（2）

一、关于篆书种类和风格特点的研究

近十余年来，对秦王朝官方文书篆书简介性的论著居多，对秦代的专著性研究几乎没有，对这一方面需要我们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

（一）小篆的种类和风格特征的研究。小篆应从其字体的主要特征来进行界定，而不该仅仅以分期为依据。近十余年来对秦刻石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刻石简介性的介绍，另外还包括对单个刻石的系统研究，其中，2009年《秦汉研究》咸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徐家骥的论文《峄山刻石》梳理。2008年2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秦代《峄山刻石》考析——兼论古代"奏下诏书"制度。都是对峄山刻石内容及特点的研究。2006年1期《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期刊导航>文史杂志》的黄任重《重刻泰山刻石》跋；2011年10期《走向世界》王春彦、仝晰纲等编著的《泰山刻石大观》是对《泰山刻石》碑刻重刻的总结。2010年任日新的《琅琊刻石及其保存始末》；2002年福建美术出版社文林堂编著的《泰山琅琊台刻石》，都是专门对此帖主要内容及其特点的研究。清代康有为《广艺舟双辑》云：“琅琊秦书，茂密苍深，当为极则。”《秦会稽刻石》有其重要作用和伟大意义。2012年01期《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的论文秦《会稽刻石》考论；2011年西冷印社出版社的《秦会稽刻石考论》是对《会稽刻石》的简介、特点作用及意义的研究。2010年，《绍兴晚报》第4版发表了该报记者张兴刚先生采写的以《秦始皇会稽刻石碑的原址在哪？原碑刻是个啥模样？》为长题的长篇整版文章，对刻石原址等问题，报道了颠覆性的观点。以上是对小篆的单个研究。

（二）秦书八体的种类和风格特征的研究。秦代篆书，除小篆外，还规定了使用七种书体，合称八体书。一是大篆，二是小篆，三是刻符，四是虫书，五是摹印，六是署书，七是殳书，八是隶书。历代文献偶有提及秦书八体，却仍欠缺具体。《大众文艺》2012年05期徐学标、于茂阳的《“秦书八体”辩谬》中也指出秦书八体这一谬误，明辨"秦书八体"这一错误概念，对于书法史研究中所出现的，"秦书八体"与秦代统一后，实行的书同文政策相矛盾，及秦出土资料与"秦书八体"之名不符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便涣然冰释了，传统文献流传中长达一千七百年的"秦书八体"之谬终于得以宿弊一清。2011年辽宁美术出版社黄惇、金丹等编著的《中国书法史》中也提出许慎所说的秦八体并非严格的书体概念。

（三）秦陶文及金文的种类及风格特征的研究。秦代金文表现了自己时代的重要特点，刻于秦诏版、权量、虎符、泉币、印章和其他金器上的文字。陶文分为秦代陶器上的印陶铭文与刻画文字、秦葬瓦文和秦瓦当文。近十余年来研究金文、陶文的著作颇多，同时也得到了很大的研究成果，其中紫都、焦晓军编著的《秦汉书法名作鉴赏》主要对《始皇诏椭量》铭文和《始皇诏方升》铭文具体内容和字形特点的论述。2009年文物出版社袁仲一的《秦陶文新编》；2003年《秦文化论丛》第10辑三秦出版社姜彩凡的《秦文字瓦当述略》，及1999年傅嘉仪的《秦汉瓦当》主要围绕秦瓦当的特点及概述进行分析，使人们对秦瓦当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与学习。

二、关于秦代篆书比较方面的研究

2007年《江西省语言学会2007年年会论文集》姜玉梅的《秦简文字与小篆之比较》指出已出土的秦简材料有力证明了隶书的并非在秦代才有的，它早于小篆在社会上广泛通行并和小篆同出一源，因其有比小篆简单易书的特点，使得它在社会及文字发展史上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的变化影响到后世文字形体的发展变化。《秦汉研究》2010年00期庞任隆的《通过秦封泥和汉瓦当文字的对比窥探秦小篆研究传承的当代意义》以20世纪70年代后西安北郊汉长安城遗址先后出土的汉瓦当和秦代封泥为例，撷取部分精品，比较其异同。另外，200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孙鹤的《秦简牍书研究》第一章的第三、四节“秦简牍书与秦小篆的关系”“秦简牍书与楚文字之比较

”，论证了秦系文字继承周金文的必然性，进一步澄清了篆隶关系，证明了秦简牍书与秦小篆同出一源，但在汉字演进过程中又具有截然不同的历史地位，分析了秦简牍书对汉隶的影响并论述了秦简牍书就是汉隶的前身。通过对秦简牍书的渊源的考察以及同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的文字比较，认为秦简牍书直接演化为汉代隶书，从而纠正了在文字演进的过程中“小篆演化为汉隶”的传统认识，并论证了书法笔势、书写材料以及字形结构的处理等书写因素对字体演变有着重要影响。除此之外还有《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04期孙鹤的《试论秦简牍书与秦小篆的关系》主要是从内容及特点上对秦简牍书与秦小篆对比研究，进而引申到隶书和小篆的关系，通过比较得出结论。

三、关于考古学方面的研究

近十余年来，考古学家秦始皇兵马俑坑、秦都咸阳遗址及秦墓葬中发现大量的秦代陶文、秦简牍、封泥、金文、陶文等，给秦篆研究工作者提供了难得的资料，极大地促进了秦代篆书的研究。

（一）关于出土陶文的研究。“秦代的陶文，从现今考古发掘得到的资料归纳大致有四种类别：第一是印陶铭文；第二是刻于瓦上的简单的刑徒墓志和其他文字；第三是秦瓦当铭文；第四是秦瓦量上的秦诏铭文。《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03期单晓伟的《秦陶文考释五则》主要是对出土陶文的考释；2000年科学出版社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队的《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其中就有对陶文的研究。秦始皇陵遗址内出土陶文，其中最完整者具有地名、人名、职名。如“美阳工苍”、“好畤工伙”等。有研究者认为这些陶文其制造者是官方从各地征发来的陶工，以自由民身份服役，在秦始皇陵等工地设置临时窑场。文献记载秦始皇帝修建阿房宫及骊山墓使用七十万刑徒，而临潼县赵背户村发现的刑徒墓瓦文证实这批刑徒主要来自山东六国地区。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分析秦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灭亡原因。

（二）对出土砖瓦文字的研究。关于文字瓦当的起源，史学家说法不一。199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雍城考古队在凤翔县长青乡孙家南头堡子壕遗址进行了科学试掘，先后在秦代文化发现了一批文字瓦当，这批文字瓦当均为亲文字瓦当，考古工作者从而确定秦文字瓦当源于战国时代，这一论断已被公认是科学可信的。2000年考古与文物上周晓陆、路东之等编著的《秦文字瓦当的确认和研究》中说对秦文字瓦当的探寻从带有文字的瓦当被人们著录、研究开始，便被命名为“秦汉瓦当”，足见人们对秦文字瓦当的关注。2010年吉林文史出版社金开诚主编的《秦砖汉瓦》主要从对秦代砖瓦文字的内容和特点出发，结合出土文物，对秦砖瓦作了全面的分析。2009年文物出版社西林昭一编著的《新中国出土书迹》对秦瓦文的出处、内容及特点进行了介绍，虽然其书体看起来可以算是小篆，但是显得很稚嫩。

三秦文化论文篇（3）

一、引言

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圆满闭幕，会中指出，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政党的精神旗帜，作为中华民族的血脉，文化能够提高民族凝聚力、整合力和国家的综合国力。同时，文化影响财务，财务需要文化，优秀的文化是财务的灵魂，更是财务生存、发展、壮大、强盛的支柱；落后的文化则是导致财务管理缺乏科学和有效的管理机制的原因之一。

文化作为一个总和，延伸到中国文化按地域划分又各不相同，不同的地区文化又对企业造成了相对的影响。例如齐鲁文化，齐国文化崇尚功利，鲁国文化注重伦理；齐国文化讲求革故鼎新，鲁国文化尊重一脉相承。而文化对人造成的影响，映射到人建立公司，间接又对公司造成影响。三秦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中历史最为悠久的文化，研究其特征和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二、三秦文化特征分析

三秦地区最早是指陕西省关中地区和陕北的南边地区，如今是指包括关中、陕北和陕南在内的陕西全省。三秦文化发源于楚汉相争及分立三秦之时，形成于周秦时代，成熟于唐代。经过历史的沉淀，三秦文化极具特色，其典型的地域特征包括：

（一）积极进取、坚忍不拔的精神

由于关中平原是断层陷落经河水冲击而成，四周有天然地形作屏障，易守难攻，自古即为兵家必争之地；关中盆地中心的泾渭河冲积平原面积较为广阔，土壤肥沃，灌溉便利，气候适宜，农业兴起很早且极为发达；关中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文化悠久。因此，关中封闭的地形在战略上具有重要地位，许多王朝建都关中。三秦文化受建都关中的国家文化尤其是汉唐文化影响， 表现出开拓进取、奋发向上的蓬勃朝气。“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作者司马迁即是受三秦文化熏陶的典型代表。

（二）相对保守、封闭的现状

三秦大地地处祖国内陆，地形较为封闭：北部黄土高原群山环绕；东部以黄河天然与晋地隔离，交通极为不便；南部以山地为主，位处秦岭山脉和巴山山脉之间，虽山清水秀，但交通不便；关中有秦川平原，三面环山，东面临水，使关中平原与外地天然隔离开来。封闭环山的自然环境使三秦文化相对于其他文化相对保守，在这种较为封闭的地形环境中形成和发展的三秦文化自然受到了该地域地理条件的极大影响，反映为该文化后期开拓进取精神不够，更多倾向于封闭保守。

（三）重实用、讲功利的特点

三秦文化是在吸收中原文化、儒道文化、法家文化、佛教文化等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丰富发展起来的，秦人在东进开拓的过程中，自然培养了重实用、讲功利的文化心态。比如，秦始皇焚书，但医书、农书、数术之学的著作却不在禁毁之列，而且从项羽和韩信等流传的故事可揣测秦始皇也没有严厉查禁民间的兵书。重视实用之学，对理论性强的学说相对来说自然不免有所鄙薄。但另一面，秦文化高度务实的倾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三秦文化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分析

（一）三秦文化影响下财务管理的政治依赖性

中国文化赋予中央集权、政府管制经济的合理性导致我国以往经济手段以政府调控为首要手段，政府利用指导性的计划、经济杠杆和经济政策来指引规范企业的经营活动。三秦文化中的集权思想使财务管理对政府调控产生过度依赖性。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政府不断强调商品经济这一概念，即财务管理的独立性需要在商品经济适当的发展环境下，才能发挥其本身最大限度的职能，然而三秦文化在我们特定的文化制度下，对企业财务管理造成了依靠政治而存在的行为模式，使上级领导拥有管理企业理财的权威，限制了理财环境自由。

（二）三秦文化对企业财务管理理念的影响

三秦文化对财务管理理念的影响主要体现于对财务管理意识的影响。传统三秦文化的重农轻商思想严重，这是由于在落后的经济体制中，自然经济占比较大，商品经济发展低下，政府采取不间接干预经济的政策，使经济中政治风险较大而市场风险较小，风险与收益的协同性被忽略，政治上的收益问题被扩大。虽然三秦文化在宋元时期走向衰落，但由于封建保守等思想影响深远，造成长时间内经济易受制度影响。晚清时期，经济发展服务于政治，受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压迫，民族工商业形成的财务管理意识并非真实意义的财务意识。除此之外，三秦文化中个人得失、贫富、荣辱由上天注定，个人无所作为而一切听任“天命”的思想，也否定了财务管理意识中风险与收益的关联性，导致对财务管理意识缺乏重视。

（三）三秦文化对投资行为和创新行为的影响

三秦文化论文篇（4）

2.了解秦兼并六国和秦始皇加强中央集权的史实，探讨统一国家建立的意义。

二、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知识：秦灭六国及其意义 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 书同文，车同轨 统一货币、度量衡 焚书坑儒 修筑万里长城 秦朝的疆域

能力：（1）通过指导学生阅读课文，归纳秦巩固统一的各项措施，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综合概括能力和综合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2）通过指导学生自己设计或制作秦朝疆域的简便口诀或图表，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2．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秦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2）认识到秦始皇是中国古代一位雄才大略的封建帝王，他所采取的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对以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重点难点分析：

1．重点：秦王扫六合和秦朝巩固统一的措施

2．难点：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概念与作用

四、教法选择：运用多媒体，进行问题探究讨论式教学

五、学法引导：合作、讨论学习法

六、课堂组织形式：面向全体学生，创设轻松、和谐的学习气氛，体现“先学后教”、“以生为本”。

七、课程资源开发利用：制作多媒体课件，增强授课效果。

八、课前准备：学生预习，查学习资料。

九、教学设计：

（导入新课）

师：战国时期，战国七雄割据混战，不断兼并，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和灾难。渴望结束割据战争，实现国家的统一，已成为当时各族人民的强烈愿望。由诸侯割据向统一的封建国家发展，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那么，在七国中，哪一个诸侯国最终实现国家的统一呢？（生答：秦。）今天，我们就来学习秦是怎样统一中国的。

（教学新知）

一、秦王扫六合

1．秦统一的历史条件

师：指导学生阅读课文相关内容，分组讨论秦统一的历史条件。

生：各组推出代表回答问题。

师：综合学生回答的要点作出点评归纳总结。

2．秦统一的经过

师：秦王嬴政亲政后，开始周密部署统一六国的战争，一方面用贿买、离间等手段，分化瓦解六国，另一方面实行了远交近攻的正确策略，各个击破。重点要求学生记住三个要点：（1）人物：嬴政；（2）时间：公元前221年；（3）都城：咸阳。）

师：公元前221年，秦尽灭六国，实现了统一，偏处西方一隅的秦国历史结束了，统一的秦朝的历史开始了。这是旷古未有的伟大创举，对我国历史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3．秦统一的意义

师：同学们请回答秦统一有什么历史意义？

生：各组学生积极回答，相互补充，共同完善。

师：归纳总结，安排学生讨论：你能否描绘一下课本上嬴政的画像？秦统一是嬴政一个人的功劳吗？

师：下面我们来探讨秦始皇统一中国与我们今天解决有什么联系？（教师指导学生从统一对一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以及今天我们解决的方式方法等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

师过渡：秦王嬴政在历史上的功绩不仅仅是灭了六国，完成了国家的统一，而且还在于他在完成了统一之后，为巩固统一制订和推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大措施。下面，分别请四个组的同学对秦朝巩固统一的措施进行归纳总结。

二、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第一组学生探究讨论）

师：指导第一组学生阅读课文，和学生探讨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概念，并向学生依次提出下列问题。

1．秦朝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包括哪些内容？生：看书归纳出皇帝制、三公制、郡县制。

2．嬴政为何自称皇帝？为何被称为秦始皇？生：根据课文内容回答。

3．“三公”是指什么？各自的职权范围是什么？生：根据课本“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示意图”回答。

4．这套制度的建立属于哪个方面的措施？生：回答政治方面。师过渡：秦朝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是从政治上巩固了统一。但战国以来，各国文字、货币、度量衡各不相同，相当混乱，这不仅对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流造成极大不便，还影响到国家政治上统一的巩固。

三、书同文，车同轨（第二组学生探究讨论）

1．书同文，车同轨”这一个主题讲述的内容是秦始皇为巩固统一在什么方面采取的措施？生：文化经济方面。

2．秦始皇为巩固统一在文化方面采取的措施是什么？生：统一文字。

3．秦始皇是怎样统一文字的？多媒体展示各国文字的不同及秦统一文字的过程。生归纳：秦朝把小篆作为全国通用的标准字体，还允许通用隶书。

4．中国的汉字从出现到秦朝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生答师补充：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

四、焚书坑儒（第三组学生探究讨论）

1．“焚书坑儒”是秦始皇为巩固统一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什么方面采取的措施？生：思想方面。

2．什么是“焚书坑儒”？谁来讲一讲这个故事？生：阅读课文讲述故事。

3．秦始皇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生：加强思想控制。

五、修筑万里长城（第四组学生探究讨论）

师：多媒体展示秦长城示意图，说明秦长城与我们今天看到的长城不同，今天看到的长城主要是明朝修筑的。

1．这一主题讲述的是秦始皇为巩固统一在哪个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有什么要点？生归纳：民族关系方面。“北击匈奴修长城，南征越族凿灵渠”。

2．识读《秦朝疆域图》指出秦长城的起止点在哪里？生：西起临洮，，东到辽东。

3．秦朝为什么要修筑长城？生：介绍匈奴族的历史，指出修筑长城是为了抵御匈奴。

5．桂林兴安境内有一个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是什么？生：灵渠。

（小结）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全国，之后秦始皇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关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国家的统一，最终形成了一个疆域辽阔、强大的秦帝国。

（课堂活动）评价秦始皇

教师介绍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客观、全面、一分为二。学生讨论秦始皇的功与过，并在课后写成小论文。

十、板书设计

第13课 六王毕四海一

一、秦王扫六合

1．秦统一的历史条件2．秦统一的过程3．秦统一的意义

二、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

1．最高统治者称皇帝2．在中央设“三公”3．在地方推行郡县制

三、书同文，车同轨

1．统一文字2．统一货币3．统一度量衡4．修筑驰道，统一车轨

四、焚书坑儒

五、修筑万里长城

三秦文化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J8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4-0048-02

清代甘肃秦腔艺术已经十分成熟，据名角三元官回忆，康熙年间秦腔班社的“记夫子”即为前明饱学之士担任①，发展至咸同年间，陇上名角辈出，绝活不断，令甘肃戏迷大饱眼福。与此同时，以牛士颖为代表的甘肃秦腔研究者，也形成了自己对秦腔的审美标准。牛士颖（1882-1942），字锐卿，号芮青，系陇上名士，通渭望族。其人没有单独的秦腔理论著作，对秦腔的见解，散见于《陇上优伶志》一书。他对秦腔的审美标准足以代表甘肃戏曲的特质以及发展盛况。具体而言，《陇上优伶志》反映出的牛士颖对秦腔的审美标准，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分陕甘。“陇上梆子，亦称秦腔，但与陕西稍异。陕西秦腔以往称为南秦腔或关中梆子，吾甘秦腔称为西秦腔或陇南梆子。”②陕甘秦腔，历来有别。据此，则在士颖乃至晚清人们心中，陕甘秦腔是截然有别的，故人们按照表演风格的不同，称陕西秦腔为南秦腔，而称甘肃秦腔为西秦腔。这种审美意识贯穿于此书之始终。在“牛宝山”条下，作者再一次申述陕甘秦腔的差异，“陇上秦腔原称西秦腔，与陕西秦腔不尽相同。”③并且指出差异所在，“陇上秦腔用皋兰音韵，陕西秦腔用关中音韵。陇上秦腔注重传统，陕西秦腔颇多改革。至剧情、唱词，更多差异。”陕甘秦腔的差别，④在这里有一个明确的界定。首先，甘肃秦腔是以皋兰音系为标准的，而陕西秦腔是以关中方言为基础的。音系不同，则演唱时声、韵、调自然有异，甚至词汇亦有差别。笔者曾采访鸿盛社著名演员七龄童马筱云、郗派再传展学昌，其云黄致中、周正俗诸人仍袭兰州方言，并现场为笔者模拟，不仅声韵调不同，而且拖腔亦不相同，拖腔尤长。其次，体现在演出剧情、唱词的不同。戏谚云：“十戏九不同”，《陕西秦腔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三十三集，载有清乾隆三十八年手抄本《回府刺字》，《陇上优伶志》“桑旦”条下亦载有甘肃演法。相比之下，陕西该剧的演法比较粗糙，岳母在刺字时唱“祖先堂前与儿背后刺四字，忠孝报国忠孝心，将字刺在儿身后，（“夹白“起去”）免去为娘一重心。”而桑旦演出时，先问岳飞“为娘如此，我儿得毋害痛耶？”岳飞则答，“儿是娘心一块肉，娘刺字儿是不痛的。”岳母又问“当真不痛？果然不痛！”凄惨一笑，双泪涌出。可以看出，该剧甘肃与陕西虽剧名相似，然演出绝不雷同。天水鸿盛社所编列国大戏今已失传，但是据马筱云回忆，与陕西单演的却绝不相同。

第二，重视作派。《陇上优伶志》谓：“学梆子，首以作派为主，一举手一投足，皆须跟定锣鼓线索之板眼，不能任意出入。” ④陕甘秦腔虽然唱、念、做、打皆其基本功，但是各有侧重。概而言之，陕西秦腔重唱工，甘肃秦腔重功架做工，至今犹然。《秦腔纪闻》载刘丰收为“同光间金玉班之须生台柱……声似钢铃，喉如铁笛”，⑥二楼子“为玉盛班之须生台柱……白口清晰，一气呵成”。⑦所以嗓子不好，或没有一腔之妙的演员在陕西是很难在陕西获得殊荣的。《秦腔纪闻》载平定儿，本为二楼子之高足，但“惟嗓音不清，未能使人十分满足。”但对于学艺较迟，不善靠把的刘立杰，则赞曰“每字出口，如珠断索。”《陇上优伶志》载甘肃秦腔时对做工和功架描写的地方则十分多。名伶三元官在演靠把戏时，没有唱念，唯出场时搬朝天蹬，入场时“手中械凡做三势”⑧台下观众掌声雷动。三者，《拆书》伍之三尻子、《潞安州》陆澄之三杆子、《老君堂》程咬金之三斧子、《火焰驹》艾谦之三鞭子之类。可以看出，这些绝活在三元官时即深受甘肃观众喜欢。另外如三元官的眼工、福庆子的膝步，桑旦之八种步态，陈明德之使械等，俱为一时绝技，做派在甘肃戏迷中十分崇尚。

第三，重科班师承。“凡自投师者，谓之科班。纵其人戏不能佳，而一举一动皆有一定之规模，望而知为内行。而未经师授，半途入班者，无论如何难断脱白气。”⑨《陇上优伶志》所记演员，基本上都有师承，而且可以从中理出一条清晰的传承线。该书叙述的首位演员三元官（约1805―约1880年）虽没有明确说明师承，但是据《通渭县志》则柱官传艺于孝官，孝官传艺于元官，元官传艺于桑旦、黄毛子、福庆子、十娃子，福庆子传艺于陈明德。又王宝童传艺于牛宝山。魏香主教戏于高毛娃。当时戏为贱业，所以除了穷苦百姓出身的人，是不愿沦落为“戏子”的。福庆子小时候家里十分贫穷，他经常替别人放羊；高毛娃因为关中大饥，从陕西逃入甘肃；张长龙幼时家里十分贫穷，不能自给。由于唱戏的多为贫苦农民，戏曲也是一门卑贱的职业，所以一般民众虽然爱看戏，但是看不起戏子。但是入科班学艺者，幼有师承，苦练基本功，所以演出较未经名师传授，或半途下海者高出一筹。科班传承亦可保持一定时期内流派的稳定性，对于戏曲发展是有巨大推动作用的，所以士颖十分注重科班师承。

第四，重知书有德。戏曲敷演忠孝节义题材，起高台教化的功效，只有对历史及剧本十分熟悉，有高尚的德行方能对人物理解较深，在艺术上有较深的造诣。由于秦腔艺人多为贫家子弟，自幼学戏，没有学习的机会，所以他们大多文化水平较低，常常靠老师口传心授，耳闻目染来学戏。社会地位较低，牛士颖称张长龙幼时，“贫不自给，学为仆于富室，不成，入班学戏。”可见艺人的地位连仆人都不如，偶而有一二知书的艺人，戏曲评论家和观众则十分喜欢。三元官由于其知书，天水名士任士言、张霭堂“待之入友，不复以伶工目之”。王宝童“于汉唐历史诸说部皆能贯通”，所以牛士颖更其名为“宝童”，并且因为宝童知书而无自制服装为憾。韩鸭子“知诗文，通音律，品人论事，颇有见解”，所以牛毓卿与其促膝长谈。《陇上优伶志》中立传的秦腔艺人，大约分为三类，一为技艺特别高超者，如福庆子、赵二。一为知书者，如三元官，王宝童、韩鸭子。一为有德行者，桑旦、牛顺不恃宠而骄，陈明德对师傅执礼甚恭，高毛娃，牛宝山、张长龙事亲至孝，牛士颖称赞“非仅志其艺，且亦志其德。”“其事亲之孝，历久不渝，有非缙绅之士所能及者。”

牛士颖所提出的秦腔审美标准，是衡量陕甘秦腔差异的重要的标准，为秦腔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通过牛士颖《陇上优伶志》的记述，使我们得以了解昔日秦腔发展的盛况，为正确品评秦腔演员提供依据，是秦腔发展史上不可多得的一笔财富。

注释：

①《甘肃文化》，2004年第2期，第33页。

②《甘肃文化》，2004年第2期，第32页。

③《秦腔研究论著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6页。

④《秦腔研究论著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7页。

⑤《秦腔研究论著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9页。

⑥《甘肃文化》，2004年第2期，第32页。

⑦《甘肃文化》，2004年第2期，第32页。

⑧《通渭县志》编纂委员会《通渭县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28页。

⑨《甘肃文化》，2004年第2期，第40页。

三秦文化论文篇（6）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些学者承续清代朴学传统，注重秦汉文献的整理。代表人物是王先谦。他撰集的《汉书补注》，集历代67家的考订要义，是为研究西汉历史和《汉书》的基本著作。此外，王氏与其门生还著有《后汉书集解》，在学界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不过，标志秦汉史研究实质性进步的迹象并非体现在上述方面。与本世纪中国历史学其他方面相同，随着西方史学理论的传入以及简牍文物资料的发现，中国学术界对秦汉历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实质意义的突破。王国维不仅提出在国内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的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而且身体力行，他和罗振玉对流沙坠简的考释为秦汉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①。在王国维治学方法的影响下，许多学者积极从事汉简研究工作，其中劳榦对居延汉简致力尤勤，完成《居延汉简考释》②。这部书长期以来一直是治汉史者必读的著作。这一时期对秦汉史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另一位学者是顾颉刚。作为古史辨派的创始人，他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命题，强调用历史进化论寻求事物演变线索，并将这个原则应用于对秦汉历史的研究之中。他撰写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 ③，对康有为、崔适的刘歆伪造说提出质疑，揭去经学对秦汉历史的神秘化陈说，展示出秦汉思想文化发展的过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接受，唯物史观也成为研究秦汉历史的一个重要理论。对这一历史时段的宏观探讨和规律性认识顺理成章地成为推进研究工作的重要力量。在1929年至1937年开展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秦汉社会性质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郭沫若等人认为，中国在秦以后进入封建社会，秦汉属于封建社会；李季等人认为，秦汉属于“前资本主义性质”；此外还有秦汉是“奴隶社会”、“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君权社会”等观点关于这一时期社会史讨论的具体情况，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设专篇详述，可参看。

与秦汉社会性质讨论密切相关，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引起学者的广泛兴趣。西方近代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引入，使人们关于经济学概念的理解已与传统的“食货”有着本质区别。当时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经济形态和土地制度方面，重要著作有陶希圣《西汉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陈啸江《西汉社会经济研究》（上海新生命书局1936年版）、王恒《汉代土地制度》（重庆正中书局1945年版）等。

秦汉史研究取得的成绩还体现在政治法律制度和学术流变方面。程树德《汉律考》（1919年自刊）和《九朝律考》（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沈家本《汉律摭遗》、曾资生《两汉文官制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钱穆《刘向刘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7卷，1930年）和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等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著作。

值得提及的是，在新的史学观念的激发下，以往不被重视的日常生活和社会风俗也进入了研究者的学术视野。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瞿宣颖《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北平广业书社1929年版）、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朱杰勤《秦汉美术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其中杨树达的《汉代婚丧礼俗考》一书对婚姻和丧葬的具体程序以及一些重要现象进行了细致的考证，他的许多判断至今价值仍存。

具体领域研究的持续发展为通贯性研究奠定了基础。到本世纪40年代，两部具有学术深度并对后学产生很大影响的秦汉通史著作相继问世。1946年由重庆大呼出版公司出版的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是国内第一部秦汉通史。这部气势磅礴的历史著作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广征各种文献以及简牍、汉画像砖石、碑刻、封泥等文物考古资料，在秦汉社会性质、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社会文化、阶级斗争、民族关系和少数民族历史地位与作用等方面都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作者富有诗意的叙事语言在凸现学术个性的同时，也吸引了许多并非史学专业的读者。次年，开明书店出版吕思勉《秦汉史》。这部逾60万字的著作采取以时间为经、专题为纬的编写体例。前半部分11个段落讨论秦汉政治史，并附三国始末；后半部则依次对秦汉三国时期的社会组织、社会等级、人民生计、农工商等实业、人民生活、政治制度、学术、宗教进行专题探讨，从而立体地呈现出秦汉时期的社会历史。在研究方法上，作者明显带有清代学者赵翼的治史特点，立论严谨，于细微处每有发现。不过，仅以正史为基本史料，出土文献和其他文物资料阙如则是这部著作的不足。

总起来说，本世纪上半叶秦汉史研究的主要成就是研究者自觉运用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西方新的史学理论方法探讨历史，完成了对旧史学的批判继承，构建起当代秦汉史研究的基本框架。

二、1949年至1966年的秦汉史研究

这一时期，秦汉史研究主要围绕秦汉社会性质、秦汉经济和秦汉时期的阶级斗争等课题展开。

虽然已没有30年代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但这一时期秦汉社会性质的讨论似乎仍然可以被看作30年代社会史论战在学理上的继续。基本观点有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战国封建说、以侯外庐为代表的秦汉之际封建说、以周谷城为代表的东汉封建说和以尚钺、何兹全为代表的秦汉奴隶社会说。其中战国封建说为较多学者所接受。在秦汉史范围中，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

1.商鞅变法的性质和作用

按照战国封建说，商鞅变法和战国时期的其他变法活动一样，属于封建制变革。多数学者同意这种观点为，但也有学者认为，商鞅变法通过废除公有制残余，促进了奴隶的使用和买卖，进而保存了奴隶制度 ④。

2.汉代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

按照战国封建说，《汉书·食货志上》载董仲舒所说“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的封建租佃制是秦汉时期的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和剥削方式，这种租佃关系排挤了奴隶劳动，而不受奴隶劳动所排挤。持不同意见的学者指出，汉代经济包括商人奴隶主经济、贵族奴隶主经济和小所有者经济三种类型。加之专制主义国家赋役的沉重压力，自耕农大批破产并转化为债务奴隶。由此决定，汉代社会的生产关系是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 ⑤。无疑，秦汉时期存在着奴婢阶层。但关于奴婢人口数量的估计却有很大差异。一种看法认为，两汉奴婢的最高数字不过十余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500⑥；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汉代奴婢有一千数百万人之多，约占总人口的25％ ⑦。关于奴隶是否是汉代农业和工商业的主要承担者，也存在不同意见。翦伯赞在《关于两汉官私奴婢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奴隶从事农业生产只是个别现象，工商业中的奴隶劳动也极不普遍，从事家务劳动才是汉代奴隶劳动最常见的形式。奴隶是被作为消费的财产而不是作为一种生产的投资出现的。与此相对，一些学者认为在汉代农业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工商业中广泛使用属于奴隶的“徒”，则导致汉达的奴隶制工商业的出现 ⑧。由此引发关于“徒”的性质的争论。一些学者参比文献和文物资料，指出奴隶和“徒”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可以买卖甚至可以被杀戮，不仅奴隶本人奴籍终身，而且其子孙世代为奴；后者则是罪犯，在刑满后可以通过大赦、徙边、赎罪等方式，重新恢复庶民身份。为徒的官吏在除刑后也能恢复官职 ⑨。对“徒”身分的确认，是这一时期取得的值得称道的学术成果。

3.汉代的生产力水平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关系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因此，对汉代生产力和经济水平的估计也成为学者关注的课题。这里也存在见解相左的两种意见。一种看法认为，汉代农业、冶铁、纺织、陶器等产业部门较之前代有很大发展，已达到封建社会阶段。另一种看法则强调汉代总体生产力水平还处在一个相当落后的阶段：北方地区牛耕尚不普及，南方广大地区仍是火耕水耨，冶铁业也不发达，这种生产力水平只能与奴隶制生产关系相适应 ⑩。

4.上层建筑和阶级关系

郭沫若在《汉代政权严重打击奴隶主──古代分期争论中的又一关键性问题》（《人民日报》1956年12月6日）中指出，汉代政权采取的抑商政策是封建国家消灭奴隶制残余的一种措施，表明汉代是封建社会。不过，重农抑商是否为封建社会的特有现象，汉代商人是否就是奴隶主，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 ⑾。何兹全从阶级矛盾和斗争变化过程的角度，强调秦汉时期是大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的斗争过程和商业发展、土地集中、小农沦为奴隶过程的历史。反对者则指出，秦汉时期小生产者人数众多，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是农业小生产者对皇帝、贵族这些大土地所有者的斗争，奴隶和奴隶主的对抗只是次要矛盾，因此汉代不可能是奴隶社会 ⑿。

关于秦汉社会性质的讨论深化了人们对秦汉历史的认识，但在运用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存在的颇为严重的教条和片面倾向，限制了研究者的眼界，加之受某些政治因素影响，这个讨论到60年代前期基本住足。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同类讨论的再次出现则是穿鲁缟之弩，难有更大作为。作为本世纪秦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现象，社会性质的探讨兼成绩和教训于一体，对它的倚重和淡漠都是不足取的。我之所以反对这两种倾向基于历史认识的工具和目的。就前者来说，从不同角度和方面认识历史，乃是获得真确知识的基本与必要条件，用或明或暗的注经方式解读历史，离开具体研究的支撑，最终只能将学术引入死胡同。就后者而言，零散、局部不仅不能替代整体，而且只有在整体之中细枝末节才能得到有意义的理解。总之，森林和树木各有其价值，不同研究个体自可按照其兴趣和特长有所选择，但作为一门学问，这两个方面不可或缺，合则双赢，离则两亡。

经济形态和土地制度备受研究者关注。这方面的重要专著有三联书店1957 年和1958年先后出版的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这三部著作分别从通史和专题的角度对秦汉时期经济状况作了有益探讨。其中，《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以文物考古资料为主，文献资料为辅，集中考察西汉的屯戍制度、两汉手工业、两汉工人类别、盐铁及其他采矿业、两汉的徒、汉代内地与边郡物价，作者在史料运用方面的独到之处，在学界产生了影响。此外，刘毓璜、韩连琪、李祖德等对庄园制度、封国食邑制下的土地所有制、屯田等重要课题进行了讨论 ⒀。

其他方面的研究工作也获得了进展。汉代中原地区与西域的政治关系和经济文化交往是以往研究不足的领域，这一时期有两部著作问世，即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陈竺同《两汉和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与之相似，秦汉时期自然环境的研究逐渐开展。文焕然《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一书依据文献资料，着重探讨秦汉时期黄河中下游大区域的常年气候，尽管当时尚缺乏树木年轮和沉积物等自然现象资料，但作者的努力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十余年后，竺可桢发表的名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近年来学界对秦汉时期自然环境变迁及其人文意义的探讨，正是这种努力的延续。谭其骧等学者则从人文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上对黄河泛滥和安流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⒁。少数民族史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版）和《乌桓与鲜卑》（三联书店1962年版）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著作。在宗教史方面，有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55年版）。在阶级斗争史研究方面，有刘开扬《秦末农民战争史略》（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和漆侠《秦汉农民战争史》（三联书店1962年版）。值得提及的是，关于汉代乡、里、亭之间有何种关系，传世文献多有抵牾之处，以往论者也未曾明辨。王毓铨在《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说》（《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一文中对这一涉及秦汉基层行政组织结构的重要问题细加考辨，指出乡里和亭是两个不同的行政系统，乡、里是县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亭则不主民事，主要负责治安和过往官吏的食宿。这个结论已为学界普遍接受，并为深入研究秦汉时期基层组织提供了必要前提。

这一时期通史著作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何兹全《秦汉史略》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杨翼骧《秦汉史纲要》。不过，可能出于用作大学教材的考虑，较之40年代出版的同类著作，这些通史显得平易单薄。

文献整理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在顾颉刚等一批著名学者的主持和参与下，《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等前四史得到颇为精到的校勘，并予以新式标点，分别在1959年、1962年、1965年和195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大大便利了研究工作。需要提到的还有杨树达、陈直、石声汉等学者对《史记》、《汉书》和《四民月令》等文献进行的考证和辑补工作⒂。

转贴于 三、1978年以后的秦汉史研究

尽管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河北满城汉墓和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被相继发现，为秦汉历史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地下资料，但从总体上说，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科学意义上的秦汉史研究基本陷于停顿。这种局面在1978年的改革开放后得到根本改变。用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不断出土的考古资料的整理和解读，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借鉴，跨学科研究的出现，大大促进了秦汉史研究的发展，并预示下一世纪秦汉史研究可能取得的持续性进展。从1978年至2000年，大陆地区出版的秦汉史学术专著和考古资料二百余部，论文和考古发掘报告近五千篇。研究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1981年9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成立，至1999年共召开8次年会，并不定期出版《秦汉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徐州师范学院（后更名徐州师范大学）、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均设有秦汉史研究的专门机构。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史研究》（季刊），以及《西北大学学报》（季刊）、《人文杂志》（双月刊）、《史学月刊》（双月刊）和《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年刊）几乎每期都刊载秦汉史方面的学术论文，为秦汉史研究提供了稳定的学术园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辑的《秦文化论丛》，则是秦史研究成果的总汇。该馆还组织出版“秦俑·秦文化丛书”，至今已出版十余种。上述这些机构、刊物和丛书对秦汉史研究产生了积极作用。1982年地图出版社公开出版由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分册为原始社会至战国时期，第二册为秦汉时期，这两册历史地图集是研究秦汉历史的重要工具。

秦汉史的通贯研究继40年代再度出现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按秦人早期历史、秦国和秦朝三个历史时段研究了秦发展、强盛和衰亡过程，在秦人来源、秦的土地制度和秦文明特征等方面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意见。他撰写的《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在体例上吸收吕著《秦汉史》之长，不仅对秦汉社会的历史演进轨迹进行细致探讨，而且也涉及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和科学技术。长期从事秦史研究的马非百（元材）以数十年时间撰写《秦集史》，该书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著作分纪、传、志、表四部分，分记秦人物事迹、典章制度、郡县设置、风俗、教育、交聘、会盟等，是一部文献资料丰富的秦史资料集。王云度用编年体例撰述《秦史编年》（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勾勒出秦的发展轨迹。

这一时期学界所关注的问题集中在四个方面：

第一、秦汉时期政治

70年代末和80年代前期，秦汉封建专制主义是研究的重点。关于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往有封建土地国有制、小农经济和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三种看法。林甘泉《论秦汉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秦汉史论丛》第二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有所推进。他指出，小农经济不能构成一种独立的生产方式，因而对上层建筑的性质和形式不可能起决定作用；封建土地国有制在秦汉土地所有制诸形态中不占支配地位；秦汉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形成与土地私有化的过程密切相关，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和地主经济构成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

80年代中期以后，对秦汉政治制度的探讨转向官制、法律制度、兵制、政区地理、政治变动和社会基层组织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官爵、户籍、上计制度方面的重要成果有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 4年版），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朱绍侯《军功爵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高敏《秦汉史探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随着睡虎地秦简法律文书的公布，秦法律制度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一批成果相继问世，栗劲《秦律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是其中的代表作。黄今言和胡宏起讨论了汉代军事制度 ⒃。在政区地理方面有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和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田余庆《论轮台诏》（《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刘修明《从崩溃到中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陈玉屏《西汉前期的政坛》（成都出版社1996年版）和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版）分别对汉武帝晚年政治、两汉之际的历史转折、西汉前期政治和建立西汉王朝的政治群体进行了考察。东汉章帝建初二年（公元78年）《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的出土引起学界对社会基层组织“弹”、“单”或“僤”的讨论。宁可较早注意这个问题，他认为“单”是古代公社的一种残存形式。俞伟超也有类似观点，并进而指出汉代的“单”是和“里”并存的一种公社组织。林甘泉则认为汉代“单”是一种具有特定意义的结社，大都由里中居民自愿结合组成 ⒄。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对理解汉代许多政治和社会行为应能提供某些必不可少的线索。

第二、秦汉时期经济和人口状况

在世纪之交的1999年，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由林甘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这部80万字的专著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秦汉时期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形态、土地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人口、农业、畜牧业、林业、渔业、手工业、商业、货币、赋税徭役、经济政策、不同社会群体的经济地位和资产及其生活消费和少数民族经济等领域进行了全面综合研究，提出了不少有深度的意见，是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

在具体研究方面，一些学者对汉代农业生产水平进行了推算 ⒅，虽然意见尚不一致，但从劳动力的生产水平入手考察农业，无疑是有意义的。此外，张传玺《两汉大铁犁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余华青、张廷皓《汉代酿酒业探讨》（《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和《秦汉时代的畜牧业》（《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李振宏：《西汉地价初探》（《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岳庆平《汉代“赋额”初探》（《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4期）、孙言诚《秦汉的徭役和兵役》（《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袁祖亮《两汉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初探》（《史学月刊》1981年第3期）、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分别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第三、秦汉社会和文化

这一时期社会史研究的特点是，不仅社会群体研究继续受到重视，而且50年代以后被遗忘的日常生活研究也开始受到注意。在地主阶级研究方面，值得提及的论文有何兹全《秦汉地主与魏晋南北朝地主的不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和《两汉豪族发展的三个时期》（《秦汉史论丛》第3辑）、杨一民《汉代豪族地主的历史地位》（《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刘华祝《试论两汉豪族地主坞壁》（《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马彪《试论汉代的儒宗地主》（《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4期）。睡虎地秦简屡见“隶臣妾”，隶臣妾的性质引起了学界的浓厚兴趣。奴隶说、刑徒说、国有奴隶和刑徒说三种意见是这方面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⒆。对闾左身分辨析是另一个有意义的课题。自70年代末以来，不断有学者就此进行讨论，主要观点有闾左是七科谪之一的逋亡人、是贫民、是封建依附农、是里佐、是迁徙者、是贱人等 ⒇，意见的相左说明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此外研究者还探讨了佃客、儒生、方士、游侠等群体（21）。

对秦汉文明的考察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和林剑鸣、余华青、周天游、黄留珠合著的《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依据文物资料，分111节讨论汉代生活状况，多有创见。在秦简《日书》反映的俗信、汉代区域文化、汉代乡村社会、汉代婚姻家庭的著作主要有刘乐贤《睡虎地秦简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张荣芳《秦汉史论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王子今《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马新《两汉乡村社会史》（齐鲁书社1997年版）、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则对以往较少注意的汉代下层社会观念进行了尝试性整合。

第四、传世和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对传世文献的校释、校注和点校工作在这一时期取得显著进展，特点是覆盖面宽阔，尤以史类和子类书籍最为着力。重要著作有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新语校注》（中华书局1986年版）和《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陈奇遒《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东观汉记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周天游《八家后汉书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后汉纪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和《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任乃强《华阳国志校注图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版）、李发舜等点校《方言笺疏》（中华书局1991年版）、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彭铎《潜夫论笺》（中华书局1981年版）、马继兴主编《神农本草经辑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版）等。

此外，秦汉史学、经学诸子、科学技术、周边民族、中外关系以及人物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篇幅所限，这里不一一介绍。秦汉简牍和帛书不断出土是本世纪秦汉史研究中极具意义的事件，现已形成相对独立的简帛学，关于它的研究脉络和学术流变应另有专文叙说。

转贴于 注释：

（1）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京都东山学社1 914年版；王国维：《流沙坠简考释补正》，《学术丛编》1916年第1期。此外王氏还著有《流沙坠简序》、《流沙坠简后序》等文，均收入《观堂集林》。

（2）劳榦：《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1943年四川南溪石印本，1949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考证之部，1943年四川南溪石印本；图版之部，台湾史语所集刊第21份（1957年）。

（3）文章初刊《清华学报》第6卷第1期，后经修改，先后以《汉代学术史略》（上海亚细亚书局1935年版）和《秦汉的方士和儒生》（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为题出版。

（4）罗祖基：《春秋战国的变革标志着奴隶制瓦解封建制确立吗？》，《学术月刊》1957年第5期。

（5）日知：《从重农抑商的传统说到汉代政权的本质》，《人民日报》1957年2月25日。

（6）翦伯赞：《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

（7）童书业：《中国古史分期的讨论》，《文史哲》1955年第1期。

（8）王思治等：《关于两汉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兼评翦伯赞先生的〈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历史研究》1955年第1期。

（9）参见黄烈：《释汉简中有关汉代社会性质诸例》，《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 58年版。

（10）杨伟立等：《汉代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戎笙：《说西汉牛耕的普遍使用及其在农业生产上的重要作用》，《光明日报》1958年2月3日。王思治：《再论汉代是奴隶社会》，《历史研究》1956年第9期。

（11）日知：《汉代奴隶制应如何理解》，《光明日报》1957年5月23日；金兆梓：《汉代政权果曾严重打击奴隶主吗？》，《学术月刊》1957年第5期。

（12）何兹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8期。张恒寿：《试论两汉时代的社会性质》，《历史研究》1957年第9期。

（13）刘毓璜：《论汉晋南朝的封建庄园制度》，《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韩连琪：《论两汉封国食邑制下的土地所有制和剥削形态》，《山东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李祖德：《西汉的屯田》，《复旦大学学报》19 64年第1期。

（14）参见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任伯平：《关于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的原因》，《学术月刊》1962年第9期。

（15）杨树达：《汉书窥管》，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陈直：《史记新证》（该书完成于1958年，1979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中华书局1965年版。

（16）黄今言：《汉代期门羽林考释》，《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胡宏起：《两汉军费问题研究》，《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

（17）宁可：《关于〈汉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文物》1982年第12期；俞伟超：《中国古代组织的考察──论先秦两汉的单－僤－弹》，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林甘泉：《“侍廷里父老僤”与古代公社组织残余问题》，《文物》1991年第7期。

（18）宁可《汉代农业生产漫谈》，《光明日报》1979年4月10日；徐扬杰：《汉代农业生产水平问题初探》，《史学月刊》1982年第3期；赵德馨等：《汉代的农业生产水平有多高？》，《江汉论坛》1979年第2期。

三秦文化论文篇（7）

春秋、战国期间秦国的占领范围不断扩大(到公元前3世纪初，已拓取今四川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随着秦的军事征服、势力扩张、人员迁动，秦文化所影响和覆盖的地区不断扩大。 在这样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秦文化对其他文化也有吸收，内容是越来越丰富的。

到秦朝完成统一，实现了对全中国的统治，进而又采取许多措施巩固和发展统一，包括实行一系列的政策，有意识地统一思想、文化，以至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史记 ·礼书》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2]，这是说，秦朝对六国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 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确定的原则是不师古，不崇经，以法为治，以吏为师。推行这些政策的极致，就是实行“焚书坑儒”的野蛮举措，予文化以严重的摧残，对思想和学 术自由更是沉重的打击。因此，秦文化对于中原传统文化又并非主要是“依古以来典法行之 ”。

由于秦朝统治的时间很短，其目的在于统一思想文化的政策并未来得及完全实施，亦未取得预期的成效。与此同时，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统一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他文化予以充分 吸收和消化。因此，在秦朝统一的短时期内，秦文化并没有和东方六国文化融为一体，其作为全中国的主导文化的地位，也没有来得及完全得以确立。在原属东方六国的广大地区内， 各区域文化继续表现着它们的特色和活力。

随着秦政权的被，秦文化所依倚的政治支柱倒折了，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体变为客体，其作为全中国统治文化的短暂时期也就宣告结束。不过，在代之而起的汉代，秦文化的 要素继续存在，而且还保持着强有力的影响。“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 ”?[3]。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统国家形态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基础，也就是奠 定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建树、对后世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应当说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

战国以至于秦汉时期，经常有人注意并描述秦文化的一些特点。如魏国的信陵君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仪德行”?[4]。西汉初年， 贾谊痛说“秦俗日败”，指出：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一直是“并行于进取”，虽然“功成求 得”，但却出现了社会道德水准严重下降的恶果，秦始皇又“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更把秦朝推向灭亡。《淮南子·要略》说：“秦人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而趋势 利”，司马迁也说：“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5]。这里所说 的“俗”，部分地有我们所说的“文化”的含义。以上言论，虽然包含了对秦国或秦人的敌对心理，但却也揭示了秦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如秦人因其长期生活的环境的影响，在性格 上受戎翟即西北少数民族的影响，倾向于强悍好斗，为了达到目的，可以狠下决心，不惜一切。秦文化注重实效、功利，质朴而率直，不事虚浮，追求大和多，不停地拓展，主动性极 强，为了实现某一目标，定会一往直前，不容任何困难和力量的阻挡。秦文化的这些特点，似已得到当今学者的普遍确认。

汉文化，是取代秦文化而在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是西汉皇朝的政治统治在全中国确立的过程中初步形成，然后又随两汉(前206—220)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发展起来的。

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汉文化就是楚文化。这一说法未免有点绝对化。但也因此提出了汉文化和楚文化的关系，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很有意义的问题。

楚文化，也是先秦时代一种历史悠久的区域文化，在其早期，还是一种古老的民族文化(早 期的秦文化也是如此)。楚文化，从时间上说，是随着南方的诸侯大国——楚国的发展而成 熟起来的。从空间上说，又是随着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疆域的不断拓展而向广大的地区扩散的。像秦文化一样，楚文化也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它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情调和神话色彩，崇尚 自由，富有激情，善于想像，善歌好舞，但也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原始文化的味道甚浓。

楚文化的诞生和大发展是在江汉地区，这里属于长江中游。春秋时期，楚国曾有志北进，但遇到将它视为蛮夷的北方强国晋、齐的有力遏制。楚国因而改以东进与南拓作为战略目标。 到战国初年，楚国向东扩展的势头很猛，基本占有了长江下游地区，其北界已接近黄河，东部属于吴越文化区的吴、越故地已归其所有。同一时期，其南界也达到或越过了南岭。

然而，楚国又遭到来自西方大国秦国的严重威胁。到楚怀王(前328—前299)的后期 ，楚国在秦国的外交欺诈和军事进犯中，丢失了西北边境的土地。后来，形势益发恶化，楚 国的都城郢(今湖北荆州市)也失守了。在战国后期，楚国的西界一再东移，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移到了长江下游地区。与此同时，也发生了楚文化重心的东移。这一变动从历史记载中很容易看出来。一方面，楚国的都城先由郢迁到陈(今河南淮阳)，再 迁钜阳(一说在今安徽阜阳北，或说距陈不远)，又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楚国的政治中心已移到长江下游地区。与此同时，楚于前[44]1年灭莒，前306年灭越，前256年灭鲁，势力推 进到东部沿海地区。楚国的贵族黄歇(春申君)的采邑位于大海之滨的江东，楚国的东境到达徐泗邹鲁一线，这里的居民都开始自称为楚人了。后来，西汉初年，刘邦改封齐王韩信为楚 王，其所持理由是“齐王韩信习楚风俗”?[6]，韩信，是淮阴(今江苏清江 市西南)人，他所封的楚国都于下邳(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可见，早在战国后期，所谓 “楚”的地域概念，重点已不是江汉一带，而是濒临大海的江淮之间了。

综观战国后期天下大势的发展，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武”一“文”的两个东进，前者是秦军东向的凌厉的军事攻势，后者是楚文化的东渐，其影响从长江中游扩大到东部沿海地区 。仅仅数十年时间，东部近海的邹鲁吴越一线，已是楚文化的天下了，从此以后，以“楚” 的标志冠于这一带的一切，似乎并没有遭致当地居民的严重反感和强烈抵抗。

秦汉之间最显赫的人物项羽、刘邦，都表现了鲜明的楚文化色彩。对于项羽来说，自有其原因，他的祖父项燕是楚国名将，因而对故国念念不忘；而刘邦所居的徐泗地区，原本离在江 汉平原的楚国中心地甚远，但到战国中后期，楚国的势力已达邹鲁境内，这一带很快“楚化 ”。刘邦好楚声、楚舞、楚衣，信口吟出的也是很地道的楚辞，可以称得上一个楚文化迷。 据载，“沛人语初发声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后以为常”?[7]。由此可见，徐、泗一带在语言上也受到楚语的影响，而原非 “楚人”的刘邦，对此十分欣然，并热心加以推广。

楚汉之间，民间多乐楚声。对此，鲁迅认为：“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势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8]以此来解释楚文化 的高扬，固合情理，但又必须看到，楚文化在东部滨海地区的长期浸染，早已取得显著的效果，乃是“楚声”大张更深层次的原因。反秦斗争初起之地是在“楚”，陈胜定国号为“楚 ”并以“张楚”作为政治纲领。秦二世也称陈胜等是“楚戍卒”?[9]。项羽 自称“西楚霸王”，他的政治旗帜依然是“楚”。刘邦继承陈胜等所开创的事业，他又曾受西楚霸王项羽之封。虽然他后来打败了项羽，但他并不以“楚”为讳。

西汉就是在这样的浓厚的楚文化的氛围中建立的。汉初文化上的特色，确实是楚文化基本特点的表现。汉初政治上的指导思想是黄老之术，“黄”是依托的，“老”即老子，本是楚人。

然而，尽管汉初楚声是如此高昂，但是，汉文化并不等于楚文化。汉文化不是对任何一种文化的全盘因袭和简单模写，它是在文化上全方位吸纳和扬弃后的更新和创造，其中包括对秦 文化和楚文化的继承和改造。西汉在政治上取代秦朝的同时，对于楚文化是吸收的，但对秦文化也并不是完全弃置，同样也是既有继承，也有改造。笔者赞同袁仲一先生的观点：“兼 并山东六国、建立统一的王朝后，秦文化传布到全国，成为后来辉煌的汉文化的基础”?[10]。虽然秦朝存在的时间十分短促，秦朝文化只是昙花一现，但秦朝文 化是长期积力蓄能而成，它有着内容上惊人的扩充和创新，故它并不因为存在时间短促而一闪即逝，相反，它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转移到汉文化中，成为汉文化的重要成分，这是一种文 化的借壳存身。

汉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汉文化是全新的综合性的新文化并非直接来源于单一的文化，而是继承多种文化而形成的。无论较之秦文化还是楚文化， 它都更为开放，更具兼融性，内容更为丰富，气魄更为宏大。

汉朝和秦朝一样，也曾是一个充满开拓精神和恢弘气魄的政权，汉文化和秦文化相比，至少有以下这些特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其一，无论是秦文化，还是汉文化，其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它们都有基本相同的政治文化和制度文化，而且对于它们来说，政治文化又都是诸文化要素中高于一切、支配一切的 [11]。

这两种文化有着基本一致的政治上的制度文化系统。秦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统治到社会基层、严格约束到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的政治统治。这就 是后人经常所说的“秦制”。而汉朝，基本沿袭了这一整套制度。所谓“汉承秦制”，主要就是指的这种政治上的继承。

“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损减，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有变更”? [12]。这就是说，西汉制度对秦制有因有革， 而因袭的一面是主要的。汉朝建立后，最高统治者还是称皇帝，百官制度大体未变，政府的运行机制并无大异，皇帝、百官的行为方式也是基本相同的。以汉武帝刘彻的心理、行事与 秦始皇作比较，更可以清楚地看到汉文化和秦文化的大同小异。

其二，秦文化求实重实的质朴风格，汉文化也大体继承下来了。秦大建宫室苑囿，汉也基本如此。汉高祖刚刚取得政权，形势还没有稳定下来，刘邦本人还在为平定四方而奔走，而留 守关中的相国萧何，就在长安建了宏丽的未央宫，其规模连身为皇帝的刘邦也觉得过分。但萧何对此的解释是：“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宜，非壮丽无以重威”??[13] ，如此表述的这一文化心理就是秦文化的潜在表现。汉武帝时，也大治宫室苑囿，其规模已不亚于秦始皇时。武帝为他所宠爱的年轻将领霍去病所修的坟墓“像祁连山”，墓前的石 刻，也是巨大而作风浑厚朴实，这和秦人的美感追求，基本上是相同的。

其三，重鬼神，求异效(长生等)，浓厚的迷信色彩，虽无发达的宗教，却有宗教式的狂热，这也是与秦文化、汉文化相似的。汉武帝之好鬼神，既像楚人，也像秦人，表面上许多地方 像楚人，但就其大动作而言，是更接近于秦人之为的。

如果把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察的重点放在政治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制度文化上，我认为，应当确信这样一个基本结论：“汉文化的主体乃秦文化”，并且，“从这种意义上讲，秦文化的的确确是近两千年中国文化之基石”??[14]。

但是汉文化与秦文化还是很不相同的。引用以上论点，并非意味着就要得出“汉文化就是秦文化”的结论。汉文化既不是楚文化，也不是秦文化。

与秦文化相较，汉文化更具有开放性，更善于吸纳，也更有兼容的气量和能力。例如，汉文化就从齐鲁文化中吸收了丰富的政治文化营养，无论是在政治思想方面，还是在朝政礼仪方 面，汉文化都比秦文化从齐鲁文化中吸收了更多的东西。较之秦文化，汉文化在浪漫气质上加强了，在这方面显然是受楚文化的影响更大。汉文化在尚实的同时，也增添了理性，在理 性思辨认识水平上，较之秦文化有了显著提高。这是文化随时代进步的表现，这种提高和进步了的文化，也更适合时代的需要。

西汉时期，许多有识之士曾一再对秦政进行反思，留下了大量的极为可贵的思想资料，这就是著名的“过秦”。“过秦”是一场深刻的历史反思，也是在反思基础上对政治的创造性的 探索。“过秦”是全面的，其中也包括对秦文化的反复审思。在反思中，人们认识了秦文化的一些缺陷，探讨予以补正的措施。

从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来说，汉文化表现出比秦文化更强的应变力和适应性。贾谊已经清晰地意识到，秦政之失在于“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15]，也就是 说，任何统治思想和政策都必须切合实际，适应具体的时势，不能一意孤行，也不能拘泥不变。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更化”的要求，也可以说是“过秦”思想的衍生。汉武帝到晚 年也终于认识到“与民更始”的重要。两汉有作为的统治者都是注意经常调整政策，顺势而为的。从统治思想来说，汉初按照黄老思想，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等一系列的 宽松裕民政策，到武帝时期转为内行兴作、外事开拓的“有为”之治，到昭、宣时期又转变过来。总的说来，汉代统治者在掌握张弛节奏方面，已远胜过他们的前辈，因而能使社会矛盾不至于过于激烈。这也是西汉、东汉都能维持较长时期统治和稳定发展的基本原因之一。

汉文化的多样性，较之秦文化要明显得多，它在这方面的优点也就可以较充分地表现出来。这个所谓的“霸王道杂”的汉家制度，也就是杂取不同学派的政治文化治国理天下，这个所 谓的“杂”，就是对具有不同政治文化色彩的统治思想，广为吸纳，分别主次优劣，取其精华，兼容并包。

就政治制度而言，汉初与秦代最显著的不同是实行郡国并行制。秦朝君臣曾就到底要不要行分封制而展开过争辩，其实，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无论是主张分封的淳于越，还是主张 行单一郡县制的李斯，都是带有片面性的。秦始皇取策于李斯，主导的一面是对的、好的，但从六国分治到天下高度集权，跨度不能不说是太大了。这样一个“进步”是当时的历史所 承受不了的。从秦政权灭亡的结果来看，事实上，采取这一制度的负面作用是不能否认的。

汉朝就不是这样，郡国并行，中央政府直接掌管一部分地区，由同性诸侯王各自掌管一部分地区(开始还存在过一些异姓诸侯王，那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久就基本上被消灭了) 。诚然，这样做也有很多的问题，而且日后逐渐严重起来，但郡国并行，两种制度，可以使利弊互补而又互制，而且总体而言又有较大的迂回余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汉初年的郡

国并行制是适合的，有其存在的历史理由，不能因为其后来弊端日甚而完全加以否定。

在文化的各个层次上，汉文化都善于兼并收蓄，因而有利于创新和发展，以文学为例，汉代文学迸发出巨大的活力和创造力。像贾谊，其政论文有秦文化的气魄，而其赋作则从楚文化 吸取了更多的营养。正因为多源吸取，思想活跃，灵感大增，汉代文学的繁荣是秦代无法比拟的。

就政治和社会生活而言，汉代也远较秦代开放，更加活跃，更加富于生机。汉政权成功地沟通了社会上层和下层的联系，最高统治者也和生活于社会底层的文人学士有对话的机会，从 而能有效地把后者吸收到统治集团中来。从汉代社会精神风貌来说，也更显得豪迈洒脱。总的说来，汉代社会生活虽仍有如秦代那样的制约，但毕竟多了一些弹性和活力，而不是像秦 代那样过分地僵硬。

不过，成熟期的汉文化，也有较秦文化退步之处。例如，董仲舒之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16]，以及在盐铁会议上表达出来的贤良、文学这类 儒生的声音，反映出背离秦文化的功利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倾向。东汉一代，文化中的“文” “德”有余而“武”“力”过弱。自汉武帝以后，大汉的发展有明显的转弱趋势。

据说，北宋苏轼官翰林学士时，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 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来概括柳永、 苏轼词作的不同风格。那么，我们能不能举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不同风格的事物来呢?这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我们不妨试试。或许，最能代表秦文化总体风格的是 ：《秦律》(原已失传，后因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出土而使之重现于世人面前)和“以吏为师”构成的法制文化体系，秦始皇巡游天下过程中留下的石刻及其文辞，始皇帝陵墓及其陪 葬坑的兵马俑。最能代表楚文化的风格的自然是楚国的青铜器和漆器，是老庄哲学和楚辞，是楚国极富浪漫色彩的祀神歌舞，是出自楚人之口的“三年不蜚(飞)，蜚将冲天”的气势 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不屈精神。而最能代表汉文化总体风格的，或许可以说是：汉赋，汉武帝时形成的用人选材制度，“天人感应”学说笼罩下的政治，《史记》及集中体现 于其中的“究天人之际”的探索精神，盐铁会议上的辩论(其主要情况反映在《盐铁论》一书中)，以“孝”为基础的儒家道德教育。如此例举，或致贻方家哂笑，但笔者姑妄为之， 是否得当，敬祈指教。

[1] 葛剑雄：《移民与秦文化》一文中已详辨“秦文化”，指出它一般包括了四种不同的含义：秦人文化、秦国文化、秦朝文化、秦地文化。文载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秦文化论丛 》第3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7—72页。

[2]《史记》《正义》释“依古以来”为“依古以来典法行之”。

[3](清)恽敬：《三代因革论》，《大云山房文稿》，卷1。

[4]《史记·魏世家》。

[5]《史记·六国年表》序。

[6]《史记·高祖本纪》。

[7]《史记·高祖本纪》《集解》引《风俗通义》。

[8]《汉文学史纲》，《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85页。

[9]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10]袁仲一：《从考古资料看秦文化的发展和主要成就》，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研究室编，《秦文化论丛》第1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11]笔者注意到黄留珠先生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他说：“秦文化最核心的部分，也正是其政治制度。”见《秦文化的南播》，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研究室编，《秦文化论丛》 第二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9—90页。

?[12]《史记·礼书》。

?[13]《史记·高祖本纪》。

三秦文化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G23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631(2009)12-0101-01

高校学报是学术刊物,在对地方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经济和社会问题研究的过程中,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注意突出重点,以大力度和高质量为追求的目标。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建于1979年,1998年公开发行。学报以“广集学术精品,建设特色栏目,争创一流刊物”为目标,立足周秦文化故地,注重基础理论探讨,密切关注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全面展现西北地区学术新成果。学报从创办之日,就设立了周秦文化、苏轼在周翔等研究栏目,参加了地方组织的学术讨论会。如“全国苏轼学术讨论会”、“张载学术讨论会”等。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的方针实施,香港、澳门确定了归国的日期,海外华人寻根问祖的人日益增多,寻找炎帝遗迹,研究炎帝文化也成了既是现实需要,又是学术的必然的话题。湖南、湖北,先声夺人,打出炎帝之旗,宝鸡人当仁不让,据理力争,要守住炎帝故里的名誉。

可以说宝鸡可供学术研究的领域很宽广,文化底蕴很深厚。前有华夏始祖炎帝史迹遗留于此,后有周秦王朝和周秦文化发展、勃兴于斯。

宝鸡是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的故里,炎帝在这里“教民稼穑”,发明医药,开创集中贸易,因尝百草时,误食毒草而亡。他的后代后稷是中华文明的农业的始祖。

宝鸡又是中国重要的两个王朝周、秦的发祥之地。这里留有许多历史遗址,如北首岭遗址、周公庙遗址、周原遗址、秦都雍城、秦王陵墓群,更有大量青铜器在此现世。周公姬旦在此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国儒教文化的基础,以礼治国、以乐帮成了周王朝重要的文化特色。秦人在雍中兴,秣兵厉马,奖励耕战,推法家文化,逐渐东进,最终统一了中国,建立了第一个封建王朝。周秦的文化底蕴博大深厚。周秦的青铜器既是佛器,又是祭器。周秦的宗庙都在周原一代,数量大、质量高。建国以前,就已出土青铜器数千件,建国以来全国43%的出土青铜器发现于宝鸡。大量遗址的发掘和出土青铜器为周秦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可靠的考古学证据,对研究商周历史断代、周代礼制及文化形成和发展、秦的勃兴、壮大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宝鸡,古称陈仓,是通往西北、西南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战争文化十分丰富,周朝的姜子牙的佐政,以及《封神演义》的传奇,三国时期有诸葛亮的六出祁山、“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及五丈原上的诸葛亮庙,宋元之际的大散关保卫战,唐代凤翔作为临时首都反击叛乱等等。

宝鸡自古有重教兴学的优良传统,炎帝后稷的农业教化,周公的礼乐教化,东汉在此设坛讲学,宋代苏轼在凤翔的诗文教化,明代大思想家张载开办横渠书院。班昭、班古的好德教化等等,使宝鸡的教育史辉煌灿烂,异彩纷呈。

同志1997年视察宝鸡时,为宝鸡题词“青铜器之乡”。当代文化大家文怀沙先生谈到对宝鸡的文化研究时,认为应设一个“宝学”,深入进行探讨。多年来,为了充分展现宝鸡的文化魅力,学报在办刊过程中密切关注和积极参与宝鸡的学术研究。如参与宝鸡市与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和先秦学研究联合召开的多次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发表会议学术的综述和学术论文等。

宝鸡文理学院是宝鸡市辖区内唯一的一所本科高等学校,既承担着为宝鸡和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人才的任务,也承担着提升宝鸡文化和学术研究水平的任务。学院是为地方的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的发展而设立的,理应关注地方的历史文化研究和现实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既要为政府的决策提供智力的支持,也要为政府的文化和宣传战略提供学术的帮助。近几年来,根据地方和学院学科建设的需要,宝鸡文理学院学报把关注的重点集中在周秦文化和青铜器研究上,以求突出特色。学院成立了“周秦伦理文化与现代道德价值研究中心”,作为省级教学科研基地来建设。同时又成了周秦文化研究所。学报为此专门开设了“周秦文化与青铜器研究”专栏,作为特色栏目来办,在人员、稿筹、版面等方面提供积极支持。

三秦文化论文篇（9）

一、高校“思政课”的重要性及其文化功能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简称“思政课”）肩负着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大学生、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职责。现在我国的在校大学生90后占据了“半壁江山”，可以预见，20年后他们将成为国家的中坚力量,因此他们的理论素养、政治素养、历史感、使命感、责任感如何，将会对党和国家的命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一定要吸取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努力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这就要充分发挥好“思政课”的作用，即向“思政课”要实效。

要想达到“思政课”应有的实效性，就不能仅仅靠说教，也不能靠喊口号，这样容易让学生反感和厌倦。而是要把“思政课”的文化功能挖掘、展示出来，并让它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那样溶于大学生的头脑中，成为他们思想的一部分，为他们做人、做事起到感召作用。这种渗透到骨髓的文化是任何敌对势力都无法进入和干扰的，它将代代相传，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道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这就需要广大“思政课”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把“思政课”的文化功能给大学生渗透进去。

文化功能的作用贯穿于人类历史始终，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与文化功能发挥具有正相关的关系。在我国更是如此。众所周知，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古代中国、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之一，与其他文明比较，中国是世界少有的历史文化从未中断的文明国家（黄帝、炎帝、尧、舜、禹、夏、商、周……元、明、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在经济、政治、哲学、科技、文学、艺术等许多方面都形成了完整的相互联系的文化整体,并呈现出了自己独有的显著特点，这也正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延绵不断的底蕴所在。

新世纪、新阶段，世界各国都对提升文化竞争力予以高度重视；文化在我国也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体现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和实践创新的纲领性诉求，先进文化建设涉及各个方面，而它直接连接着两个明确的指向：一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二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着力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切实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在高校“思政课”中开设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第三章、《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第十章分别讲到了关于文化、意识形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这对我们挖掘和展示高校“思政课”的文化功能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二、秦皇岛创建“旅游文化名城”的文化底蕴

秦皇岛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文化资源相当丰富的城市，这里有着相当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相当浓厚的文化积淀和文化底蕴。这里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历史年代悠久，而且种类繁多，不管是几千年前的神话传说故事，还是几百年前的王侯将相，还是几十年前的伟人事迹，以至于今天对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延伸，这里都无所不有。这些正是秦皇岛文化软实力的象征。

从秦汉到隋唐，先后有九代帝王在这个山雄水美的地方留下旅迹游踪，或祭祀求仙、刻石纪功，或登高望海，歌以咏志。更有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开国领袖留下的足迹、墨宝与诗篇。

笃信“神仙说”的“中国第一帝”秦始皇，于公元前215年特意北巡“神岳” （即碣石山），并在碣石山求仙刻铭。时隔百年，汉武帝步其后尘，在这里搞了一次大规模的求仙活动。秦二世胡亥也追随其父于二世皇帝元年（公元前209年）来碣石山巡游。秦皇汉武相继求仙，使得碣石山的“神岳”之称更加声名显赫。之后，魏武帝曹操在碣石山留下了千古绝唱“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还有晋宣帝司马懿和北魏文成帝拓跋、北齐文宣帝高洋、隋炀帝杨广等均在“神岳”碣石山留下了历史的印记和美丽的传说，有趣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出兵高丽途经此地，亦“碣石想秦皇”。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多次到这里的深山古祠游览、避暑、避难，惊叹这里为“人间奇境”。1919年夏天借到这里避暑之机，写出与胡适论战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重要著述。1924年春夏之交，他还躲在碣石山中避开了北洋军阀政府的缉捕。他为碣石山留下了《游碣石山杂记》、《旅行日记》、《五峰游记》等记游文章和《山中即景》、《悲犬》、《岭上的羊》、《山峰》、《山中落雨》等诗歌，还有一些潇洒飘逸、妙趣横生的信札。

开国领袖在第一次到距离这里很近的北戴河海滨避暑时，就遥望碣石，抚今追昔，情不自禁地吟出一阕《浪淘沙・北戴河》，高吟“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从而使昌黎县城北的千古神岳碣石山异常声名显赫，更加引人瞩目。

其他像山海关的孟姜女庙、老龙头、乐岛，海港区的秦皇求仙入海处、北戴河区的老虎石公元、奥林匹克公园，南戴河的国际游乐城、昌黎的黄金海岸等也都是闻名遐迩的旅游景区，而且都有着自己的文化特色和底蕴。

这些丰富多彩的文物古迹及现代化的游乐设施对于秦皇岛创建“旅游文化名城”来说的确是得天独厚的条件，也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素材。每年秦皇岛市的各大中专院校都要在每学期适当的时候组织自己的学生到这些旅游基地尤其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像昌黎县境内五峰山韩文公祠的避难地及各区县的烈士陵园等接受再教育。在大自然美景的熏陶中，既起到了良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又对秦皇岛各高校的“思政课”实践教学起到了示范和引导作用，也进一步加强了高校“思政课”与秦皇岛创建“旅游文化名城”的关系。

三、高校“思政课” 与秦皇岛创建“旅游文化名城”的关系

秦皇岛市早就制定了“旅游立市”、“文化强市”为主线的方针，依托各景区、景点的特色和优势，在各级政府及各大中专院校的科学管理及引领下，充分挖掘各景区、景点的文化底蕴，丰富旅游文化内涵，提升旅游服务意识，为游客搭建多层次、多档位的休闲娱乐、购物游玩、探古访今的平台，竖起“秦皇岛旅游文化名城”的名片，使游客高兴而来、满意而归。进而拉动秦皇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引擎，促进秦皇岛经济跃上新台阶，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全市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目前，秦皇岛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落实中央“十二五规划”精神及省委七届六次全会和市委十届七次全会精神，深入进行全方位调研及实地考察，摸清秦皇岛市三区四县旅游资源的现状、评估各景区景点的文化底蕴，力争形成各景区的联动机制，做到优势互补、竞相争艳，提升秦皇岛的竞争力和美誉度，提高人民群众的旅游文化素质，用秦皇岛的“实力、魅力、亲和力、感召力”吸引并留住八方来客，繁荣秦皇岛经济和社会事业，有利于秦皇岛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秦皇岛的大中专院校比较多，也比较集中。主要分布在秦皇岛市的西部。如：燕山大学，里仁学院，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欧美学院，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河北建材学院，大庆石油学院秦皇岛分院，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秦皇岛外语学院，等等。而秦皇岛广播电视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秦皇岛分校，天津商学院秦皇岛分院, 河北农大海洋学院等则坐落在市区的其他部位。近20所大中专院校是秦皇岛市发展旅游文化、创建“旅游文化名城”的宝贵文化资源。而且，这些院校也都设有“思政课”。

“思政课”的政治功能比较突出，文化功能也始终存在。大学生在“思政课”中学到的关于文化、意识形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容对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使命感、责任感起到积极的引领作用。而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及使命感、责任感的增强又会为秦皇岛市的精神文明建设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大学生还可以利用自己的节假日在秦皇岛三区四县展开旅游文化资源的普查和调查工作，一方面陶冶了情操、强健了体魄，另一方面也把自己的所学应用到了实践之中，再者更有利于秦皇岛“旅游文化名城”的创建。因此各高校一定要组织好、发动好自己的学生充分参与到这项有价值、有意义的活动中来，号召他们为自己的第二故乡献计献策、多做贡献。这样，就把“思政课”的文化功能与秦皇岛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及“旅游文化名城”的创建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合力，共同促进秦皇岛的建设和发展不断上新台阶。

注：本文系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教研课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教学实效性研究” （课题编号：JYYB201008）、秦皇岛市社科联课题“秦皇岛创建‘旅游文化名城’具备的条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课题编号：201105114）的阶段性成果。

三秦文化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1-0043-01

秦腔是我国传统戏剧最具代表性的剧种之一，在我国有几千年的传承历史，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存留下来，但面临着巨大的发展瓶颈。近些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得到关注，秦腔文化创新得以推行，从而促使这一传统戏剧呈现出新的戏剧形态。

一、秦腔文化发展存在的弊端

秦腔，又被称之为乱弹，主要起源于西秦腔，广泛活跃在我国西北地区，具有陕西特色。在鼎盛时期，秦腔曾经享誉中外。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对于秦腔的认知及喜爱不断递减，基于现状分析，秦腔在当前社会难以发展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娱乐形式多样化的冲击。现如今人们的娱乐活动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充满着现代元素，继而导致秦腔这一艺术形式逐u淡出大众的视线，无法再创当年的辉煌；第二，表现形式受到局限。现阶段娱乐形式多样化，而秦腔表现形式单一禁锢了其发展道路，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除此之外，秦腔剧目还需要创新，不能只停留在以往的单一化内容，在语言及形式上还需不断创新；第三，发展空间制约。秦腔发源于西北地区，但也只流行于西北地区，这是其发展的局限因素，无法将这种艺术推向更高的舞台，而且编剧人才的缺失导致剧目无法得以创新。

二、秦腔戏剧改革创新具体措施

（一）提升艺术品位。从目前情况分析，秦腔戏曲要想长远发展必须改变自身的弊端，从内容与语言方面着手，基于现代社会发展现状给予相对应的内容与语言创新，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秦腔从形成之初具有自身独特的审美，表现内容及艺术呈现模式都是具有陕北特色，这是从农耕时代遗留下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三秦文化的一种传承，同时也属于当地群众审美取向，还有价值观。如果仅仅因为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需求而退出历史舞台是非常不利的因素，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历史的丢失。因而推动秦腔戏曲艺术发展需要在创新上下足功夫，从时展需求层面进行艺术改革，丰富其表现形式，提升文化品位，完善其文化内涵，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更能贴近群众，贴近现代生活。

（二）符合时代要求。秦腔戏曲改革是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从某种层面来说是为了更好地振兴秦腔，以满足现代社会发展需求，顺应文化发展脉络，具体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演员表演：戏曲的精髓在于表演，这对于演员的要求相对比较高，借以吸引观众引起共鸣，特别是在舞蹈语言及动作方面寻求创新，不能延续以往旧的表演模式。现代表演对演员有着极高的要求，他们应该以贴近生活的表演方式，并且在表演内容上不断丰富，有效提炼生活中的动作，或是语言，然后对其进行揣摩，从而吸引现代观众的目光，促使秦腔艺术发扬光大；第二，剧本剧目改革：以往的剧本剧目逐渐显现出弊端，与现代思想审美或是鉴赏都存在极大的出入，很多经典的剧目难以传承，因而需要对秦腔剧本剧目进行改革，在内容上不断完善，积极寻求新的戏曲资源，让剧本编排更贴近现代生活，剧情及思维设计方面蕴含现代元素，从而让秦腔戏曲艺术呈现出新的时代特色。

（三）不断创新戏剧呈现形式。秦腔戏曲表演形式比较单一，如果不能在这一方面实现创新，必然会被时代所淘汰，要彰显自己的特色，由此秦腔艺术需要在表演方面获得创新，适合现代人的审美。从内容及形式方面着手，选取极具现代生活情趣的表现形式，传递现代生活元素，在表现上更清新，内容主题表达更为深刻，舞台表演增添新的元素。与此同时，要积极组织戏曲活动，从而增加秦腔戏曲的知名度，让这种艺术文化形式在全国得以普及。此外，对秦腔演艺人员必须给予重视，特别是对编剧人才进行挖掘培养，只有优秀的编剧人员才能推进秦腔戏曲发扬光大，还需扩大戏曲表演空间，加大宣传力度，从而促使秦腔戏剧呈现出多元化的表现形式。

三、结语

总体来说，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实施，秦腔这一古老的戏曲艺术引起极大的重视，并且推动该艺术形式得以有效推进。本文主要分析了当前秦腔艺术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希望能够促使秦腔戏曲艺术代代相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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