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工作论文篇（1）

一、怎么定义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是粗放扶贫的对称。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合规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一般来说，精准扶贫主要是就贫困居民而言的，谁贫困就扶持谁，谁的贫困程度深对谁的扶持就应多。

今年，全省减少120万农村扶贫对象是省政府要办的十件实事之一。实事办得“实不实”，关键看精准扶贫“准不准”。各地各部门应牢牢把握省委对扶贫开发的最新部署要求，牢牢把握全省全面小康建设的紧迫形势，将扶贫开发方式由单一向多元转变、扶贫资金使用由大水“漫灌”向精确“滴灌”转变。

二、为什么要精准扶贫

我国扶贫开发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近30年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但是，长期来贫困居民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的问题较为突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全国农村贫困居民8249万人（其中四川为602万人），是国家统计局根据全国7.40万户农村住户调查样本数据推算出来的。这个数据对于研究贫困居民规模、分析贫困发展趋势比较科学，但在具体工作中却存在“谁是贫困居民”“贫困原因是什么”“怎么针对性帮扶”“帮扶效果又怎样”等不确定问题。由于全省乃至全国都没有建立统一的扶贫信息系统，因此对于具体贫困居民、贫困农户的帮扶工作就存在许多盲点，真正的一些贫困农户和贫困居民没有得到帮扶。

精准扶贫的背面是粗放扶贫。长期来，由于贫困居民数据来自抽样调查后的逐级往下分解，扶贫中的低质、低效问题普遍存在，如：贫困居民底数不清，扶贫对象常由基层干部“推估”（推测估算），扶贫资金“天女散花”，以致“年年扶贫年年贫”；重点县舍不得“脱贫摘帽”，数字弄虚作假，挤占浪费国家扶贫资源；人情扶贫、关系扶贫，造成应扶未扶、扶富不扶穷等社会不公，甚至滋生腐败。表面上看，粗放扶贫是工作方法存在问题，实质反映的是干部的群众观念和执政理念的大问题，不可小觑。

现行的扶贫制度设计存在缺陷，不少扶贫项目粗放“漫灌”，针对性不强，更多的是在“扶农”而不是“扶贫”。以扶贫搬迁工程为例，居住在边远山区、地质灾害隐患区等地的贫困户，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是扶贫开发最难啃的“硬骨头”，移民搬迁是较好的出路，但是，因为补助资金少，所以，享受扶贫资金补助搬出来的多是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农户，贫困的特别是最穷的农户根本搬不起。新村扶贫、产业扶贫、劳务扶贫等项目，受益多的主要还是贫困社区中的中高收入农户，只有较少比例贫困农户从中受益，且受益也相对较少。

综上所述，原有的扶贫体制机制必须修补和完善。换句话说，就是要解决钱和政策用在谁身上、怎么用、用得怎么样等问题。扶贫必须要有“精准度”，专项扶贫更要瞄准贫困居民，特别是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务必重点用在贫困居民身上，用在正确的方向上。扶贫要做雪中送炭的事，千万不能拿扶贫的钱去搞高标准的新农村建设，做形象工程不能实现扶真贫。贫困区域的发展，主要应使用财政综合扶贫资金和其他资金。

三、如何推进精准扶贫

推进精准扶贫，加大帮扶力度，是缓解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全省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的一场攻坚战。那么，如何做到精准扶贫呢？

（一）精确识别，这是精准扶贫的前提。通过有效、合规的程序，把谁是贫困居民识别出来。总的原则是“县为单位、规模控制、分级负责、精准识别、动态管理”；开展到村到户的贫困状况调查和建档立卡工作，包括群众评议、入户调查、公示公告、抽查检验、信息录入等内容。过去，全国曾开展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两项制度”有效衔接试点，实践表明，这样识别扶贫对象虽然有一定效果，但是程序繁琐、操作性不是很强。我省宜宾等一些地方探索的“比选”确定扶贫对象的扶贫“首扶制度”，也是一个精确识别的好办法。其具体作是：根据国家公布的扶贫标准，村民先填申请表，首先由村民小组召开户主会进行比选，再由村“两委”召开村、组干部和村民代表会议进行比选，并张榜公示；根据公示意见，再次召开村、社两级干部和村民代表会议进行比选，并再次公示；如无异议，根据村内贫困农户指标数量，把收入低但有劳动能力的确定为贫困农户。总之，不论采取何种方式识别，都要充分发扬基层民主，发动群众参与；透明程序，把识别权交给基层群众，让同村老百姓按他们自己的“标准”识别谁是穷人，以保证贫困户认定的透明公开、相对公平。

（二）精确帮扶，这是精准扶贫的关键。贫困居民识别出来以后，针对扶贫对象的贫困情况定责任人和帮扶措施，确保帮扶效果。就精确到户到人来说，重点为：一是坚持方针。精确帮扶要坚持强调的“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工作方针，重在从“人”“钱”两个方面细化方式，确保帮扶措施和效果落实到户、到人。

二是到村到户。要做到“六个到村到户”：基础设施到村到户、产业扶持到村到户、教育培训到村到户、农村危房改造到村到户、扶贫生态移民到村到户、结对帮扶到村到户。真正把资源优势挖掘出来，把扶贫政策含量释放出来。

三是因户施策。通过进村入户，分析掌握致贫原因，逐户落实帮扶责任人、帮扶项目和帮扶资金。按照缺啥补啥的原则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游，实施水、电、路、气、房和环境改善“六到农家”工程，切实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帮助发展生产，增加收入。

四是资金到户。在产业发展上，可以推行遂宁市船山区唐春村的专项财政资金变农户股金的模式，也可以通过现金、实物、股份合作等方式直补到户；在住房建设上，可以推行南江县农村廉租房的作法；技能培训、创业培训等补助资金可以直补到人；对读中、高职 学生的生活补贴、特困家庭子女上大学的资助费用，可通过“一卡通”等方式直补到受助家庭；异地扶贫搬迁、乡村旅游发展等项目补助资金可以直接向扶贫对象发放。

五是干部帮扶。干部帮扶应采取群众“点菜”、政府“下厨”方式，从国家扶贫政策和村情、户情出发，帮助贫困户理清发展思路，制定符合发展实际的扶贫规划，明确工作重点和具体措施，并落实严格的责任制，做到不脱贫不脱钩。

扶贫工作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5）08-0066-05

一、政策网络理论与文化扶贫

（一）政策网络理论的核心内容

1.政策网络的内涵。汉夫是最早主张将“网络”概念引入政策分析的学者之一，他认为“网络”一词提示了一个事实，即“政策制定包含了数量巨大的公共行动者和私人行动者，他们来自于政府与社会的各个功能领域和不同的层面”[2]。随着政策网络相关研究的深入，关于“政策网络”的定义，各国学者以多样化的研究视角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德国学者常常把政策网络看作是一种政府治理模式，英国学者大多把政策网络理解为能够用来描述既定政策领域内的各种关系，而美国学者习惯把政策网络看作是一种有价值的分析工具[3]。本研究认为政策网络是分析既定政策领域政策过程的有效工具，并可以将“政策网络”定义为：政策网络是指在某一政策领域内，由于共同的利益或资源相互依赖而联系在一起的一群组织或者若干组织的联合体，他们之间的联系是动态的、多种多样的，网络内的结构及互动影响着政策网络的运行状态和最终的政策效果。

（二）文化扶贫的概念界定

关于文化扶贫内涵，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见解。比较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艾利森・戴维斯在其著作《社会下层工人动机之研究》中对文化扶贫的相近概念即贫困文化进行了解释，认为贫困文化是指“穷人由于长期生活于贫困之下，形成的一种特定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系等，这种亚文化一旦形成，便会对周围的人（特别是后代）产生影响，从而代代相传，使贫困本身得以在这种亚文化的保护下维持和繁衍”。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在《五个家庭：贫困文化的墨西哥个案研究》一书也对“贫困文化”进行了研究，认为穷人贫困和贫困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贫困文化的氛围一旦形成，就会固化，会对下一代产生重要的影响。[1]虽然国内外学者对贫困文化与文化扶贫进行了系列论述，但并未形成对文化扶贫概念的统一认识。本文将文化扶贫的内涵界定为：与物质扶贫相对应，在物质扶贫的同时，通过加强文化传播、丰富文化生活、加强文化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式，引导贫困地区人民正确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从而提高贫困地区整体人口素质和居民文化水平的过程。文化扶贫强调以人为本，提高农民素质。在推进整体扶贫工作中，必须将文化扶贫同物质扶贫紧密联系，物质扶贫是扶贫的前提，文化扶贫是物质扶贫的进一步延展，只有物质扶贫和文化扶贫结合成一个系统工程，才能够实现扶贫工作的高效和可持续，才能进一步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2.政策网络的典型特征。第一，行动者的相互依赖。各种政策网络行动者必须通过与其他行动者交换资料和信息才能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各个行动者拥有相同的权力，不同的参与者在政策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同时不同的参与者相互影响和变化，具有动态性。第二，行动者关系的持续性。政策网络由关系形态组成，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持续性和相对稳定性，从而形成制度化过程。第三，行动者多元。政策网络行动者非单一，是它的典型特征。多元行动者包括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等广泛的利益群体。网络内的多元行动者掌握一定的资源，并努力在政策过程中通过政策行动来实现各自的目标和利益。第四，政策网络的博弈互动。政策网络就是各种行动者通过发挥和利用自身资源的优势，为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相互博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一个过程。第五，政策网络的制度规则性。制度是由具有约束力的规则体系组成的、调整人们之间互动与合作关系的行为准则或规范[4]。政策网络行动者因为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在网络互动中形成多样化的网络关系和规则。

（三）政策网络理论对文化扶贫研究的重要意义

1.政策网络理论为文化扶贫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运用政策网络分析模式，通过研究扶贫主体、客体等行动者在文化扶贫过程中的角色和行为，能够更生动具体的解释他们对文化扶贫效果所产生的影响，可以有力地推动文化扶贫工作的进展。

2.政策网络理论突破了传统的文化扶贫研究范式。政策网络理论运用全新的分析逻辑突破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分析模式，把文化扶贫研究的对象扩大到跨越政府层级和政府部门、涉及各种与文化扶贫相关利益主体的复杂社会关系网络。基于政策网络理论，在文化扶贫工作过程中，各参与者存在着自身利益，并对文化扶贫问题存在不同的权力与责任，在各利益相关团体互动时，也就展现出不同的行动与政策偏好，文化扶贫决策过程不再只是行政部门纯理性的规划性、指令性活动，而是多元行动者博弈互动的结果。

3.政策网络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文化扶贫过程。根据政策网络理论，政策网络内的行动者各自掌握不同的资源，没有任何行动者能唱独角戏，主导政策过程，治理的理念打破了以往政府独霸的时代，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必须相互依赖和合作来达成各自目标。政策网络理论从网络治理的路径出发，批评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策运行模式。强调政策行动者之间是通过网络内的互动与合作达成目标，而非通过传统科层制下的命令与规制，更好地揭示了文化扶贫政策实施过程的本质是网络治理。文化扶贫过程的实质就是各种政策主体通过正式或非正式互动，交换信息和资源，协调目标、策略和价值，以期解决贫困地区文化水平落后问题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

二、辽宁省文化扶贫政策网络结构分析

政策网络结构分析主要探讨网络行动者的构成及其互动。行动者是指在某个政策过程中的主要参与主体，包括政策社群、生产者网络、专业网络和议题网络。

（一）政策社群

辽宁省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扶贫开发由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要求，切实落实扶贫工作责任制。扶贫政策参与行动者主要包括省市县各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扶贫办）、省市县各级财政和民政部门、各级党政机关定点扶贫单位及其人员。在文化扶贫工作过程中，无论是发挥领导作用的主体，还是参与主体都属于国家机关和单位，存在明显的隶属关系和依赖，这些单位的组成人员进出有严格的限制和规定，因此根据罗茨对政策社群特点的分析，依据其彼此稳定互动的关系和成员参与的高度限制性，将上述行动者界定为辽宁省文化扶贫政策社群。辽宁省文化扶贫政策社群中，以扶贫办为主要责任主体，负责省内扶贫开发工作的全面推行。省扶贫办下设扶贫调研处、扶贫开发处、扶贫资金管理处、社会扶贫处、财务文秘室一级扶贫统计监测中心等核心部门，各部门共同协作，并调动社会各界力量搞好全省的扶贫开发，构建和谐辽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然而，通过辽宁省文化扶贫政策社群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政策社群的构成中并没有专门的文化扶贫部门或机构，对文化扶贫工作的重视还有待进一步强化，将文化扶贫纳入辽宁省扶贫开发总体工作网络系统之中。

（二）专业网络

政策网络中的专业网络是指参与政策过程的专家学者、思想库和智囊团，这些群体为政策制定、执行及评估等提供专业的理论指导和反馈。辽宁省文化扶贫工作专业网络参与者主要包括辽宁省内高校中的专家学者、省内社科类科研院所、政策研究中心，通过科研课题的形式研究辽宁省扶贫开发相关问题，为辽宁省扶贫开发工作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咨询建议。同时，省直机关公务员在积极参与定点扶贫工作实践的同时也对辽宁省扶贫开发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探讨，以期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角度探索我省扶贫开发工作的有效途径。

然而，无论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还是参与扶贫工作的工作人员，他们对扶贫开发的理论探讨往往集中在经济扶贫领域，即对文化扶贫的理论研究相对落后。

（三）议题网络

政策网络理论中的议题网络是指参与者平等、自由的参与政策问题的讨论并表达自己的意见，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松散，不稳定，没有严格的垂直连接，仅有一定程度的水平依赖，是最广泛的参与者范畴。辽宁省文化扶贫过程中的议题网络参与者包括参与扶贫开发工作的公民个人、新闻媒体、社会团体等。

三、构建多元互动的新型文化扶贫政策网络

（一）建立文化扶贫网络共同体

1.明确文化扶贫政策网络共同体的行动者。政策网络共同体有助于整合行动者资源，理顺行动者的关系。政策网络共同体是指包含政策制定主体、政策执行主体以及政策目标群体在内的政策联盟。政策制定主体包含党和政府领导者、专家学者、利益团体等;政策执行主体包括专门负责政策执行的行政人员和其他行为人。政策执行主体直接负责政策的实施，将政策观念形态、文本形式的东西转化为客观现实;政策目标群体是公共政策直接作用和影响的政策对象[5]。文化扶贫的目标群体包括贫困地区的全体成员，即文化扶贫的对象。目标群体对文化扶贫政策的理解与认同程度直接影响政策执行效果。所以，只有建立包含文化扶贫政策制定主体、政策执行主体以及政策目标群体在内的政策网络共同体才能实现文化扶贫中行动者的利益聚合。文化扶贫政策网络共同体是指包含政策社群、专业网络和议题网络的联合体，建立文化扶贫政策网络共同体有利于实现行动者利益与资源共享、参与地位平等和行动者偏好均衡。

2.实现共同体内网络行动者身份回归。文化扶贫的政策网络中，政府并不是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唯一主体，文化扶贫政策实施所影响的对象，参与文化扶贫过程的社会团体、企业、公民以及新闻媒体等同样是重要的网络主体，他们共同承担着分配文化扶贫资源、提升扶贫效果的责任。文化扶贫政策网络中这些参与主体被称为“行动者”，这不仅是名称的转变，更深层次的转变在于行动者在文化扶贫政策网络中主体身份的回归，与多中心治理理论相比，政策网络理论更强调政府在政策网络中的关键作用。因此，完善文化扶贫政策网络关键在于有效整合政府与其他行动者的利益，使行动者能回归应有的角色定位。在理想的文化扶贫政策网络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不再是文化扶贫政策网络的“主导者”，而是文化扶贫政策网络的“启动者”。

（二）加强网络行动者之间的网络互动

文化扶贫政策网络运行中，为达成共同目标，网络行动者应该实现信息共享，充分进行交流互动。目前辽宁省文化扶贫过程网络行动者的参与和互动十分有限，缺乏有效的技术平台是重要的原因。文化扶贫各个相关主体间必须建立交流平台，强化信息资源的共享。政府应发挥启动者作用，开启交流平台，提供交流场所与相关服务，促进交流顺利进行。

在网络化时代背景下，微博问政、微博参政的趋势明显，通过搭建多元网络技术平台，能够促进目标群体在文化扶贫政策制定环节中的参与，真正实现文化扶贫工作全过程的参与。要实现政策制定过程网络行动者的充分参与，实现政策社群与议题网络的充分互动，必须搭建多元网络技术平台。目前辽宁省的辽宁扶贫网已经建立贫困农户信息管理系统，并不断完善统计监测报表系统，逐步实现扶贫开发工作的信息化管理，使得辽宁省扶贫开发工作走向规范化。今后可以在已有的辽宁扶贫网站基础上，开发公众参与文化扶贫的专门平台，增加文化扶贫专栏。开通文化扶贫信息反馈的官方博客，利用公众熟悉的微博、博客等网络技术平台，使网络行动者多渠道参与文化扶贫，政策议程制定后，方案规划步骤中，让目标群体参与有限方案的搜集，通过建立信息网络技术平台广泛征询解决政策问题的方案，或直接召开座谈会进行建议征集，不仅征求专家学者的建议，而且将政策目标群体作为政策直接影响的标的团体，可以针对政策议题提出初步建议，并有权对备选政策方案做出预先评价。

（三）优化文化扶贫政策网络结构

建立以问题解决为中心的弹性化网络结构。首先，提高网络行动者的自主性，特别是政策社群外行动者的自主性。强化网络共同体的功能，是提高行动者自主性的有效途径。网络共同体是问题解决为中心的网络结构的体现，成员间存在沟通、信任和信息共享等关系，通过平等参与和共同协商解决问题。同时，要提高以新闻媒体为代表的议题网络的自主性，改变以往自主性偏低的现状，使政策社群外的网络行动者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平等参与文化扶贫议题讨论。其次，强化网络行动者的整合性。由于不同参与者利益诉求和偏好的差异，现有政策网络行动者难以实现高度一致和协调。因此，强化网络行动者整合性，必须均衡各行动者的利益诉求，加强信息与资源的共享，使行动者充分交流，增强理解与互动，提高行动者意见的一致性和协调性。

（二）完善文化扶贫政策评估环节

1.加强对文化扶贫政策评估环节的重视。加强对文化扶贫政策评估环节的重视，提高文化扶贫政策评估的有效性是完善文化扶贫政策动态运行网络的关键。文化扶贫政策运行网络中，无论对政策社群还是议题网络，文化扶贫政策评估都具有重要意义。政策社群通过政策评估为政策反馈和追踪决策提供依据;通过政策评估发现既定政策存在的谬误，并以此寻求提高公共政策质量的途径;通过政策评估向社会成员证明自己的政策效果和能力，并以此作为继续寻获公众支持的基础。议题网络通过文化扶贫政策评估确定政府在文化扶贫领域进行价值分配的公正程度;试图通过政策评估证明既定文化扶贫政策的错误，进而要求对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

加强对文化扶贫政策评估环节的重视，要求从政策制定环节就开始重视政策评估，对政策方案进行科学的预评估，为政策评估环节奠定基础;要求有确定的评估主体，从评估形式到评估内容以及评估程序都要有严格的制度化规定;要求对政策文化扶贫政策评估过程实施有效监督，避免政策评估简单化和形式化。

2.实现从内部评估到外部评估再到异体评估的转变。我国文化扶贫政策运行网络评估环节缺乏有效性，其重要原因在于没有确立正确的评估主体。多数评估是政府主导的内部评估。内部评估固有的评估内向性特点，直接导致政策评估缺少有效的外部监督力量，使文化扶贫政策评估流于形式。

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意识提高和公民社会的发展，政策评估主体多元化、加强政策评估的公众参与、适当引入第三方等成为完善政策评估的必然要求，这些途径能够弥补政府内部主导的内向性评估产生的缺陷。多元主体参与的外部评估强调了政策评估的外部主导，即文化扶贫政策评估由政策社群之外的行动者发起、组织和实施，并有权通过一定方式公布评估结果。显然，外部评估能够对文化扶贫政策的有效执行起到有效监督和激励的作用。但是外部评估中的“外部”是一个集合概念，由于外部评估之中还存在若干个体元素，多元且复杂，而且外部评估的多元评估主体格局中，缺乏明确的核心，某种程度上默认了政策社群在多元评估主体中的核心地位。因此，异体评估成为一种全新的选择。“异体”的概念是相对于“同体”而言，政策社群内对自身的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的评估，可称之为同体评估[6]。异体评估是指由政策社群之外主体对政策执行进行的评估，文化扶贫政策网络中的“异体”具体是指生产者网络、专业网络和议题网络。异体评估强调的是整体力量的扭转，强调评估主体必须是政策社群外的某个异体，由该异体主导评估活动的全过程。

3.确立生产者网络为异体评估的核心。异体评估需要准确选择核心异体，即异体评估的核心主体。这正是异体评估与外部评估相比的优越所在。外部评估力求打破政府单一内部评估的模式，在政策评估中引入多个评估主体。但由于政策评估是一项涉及面广泛的复杂活动，必须有一个核心主体来主导政策评估全过程，缺少核心主体的多元主体评估格局难以形成有效合力，最终会导致评估的失败。

文化扶贫政策网络中，政策社群之外的“异体”主要包括以专家学者为核心的专业网络，以企业和社会组织为核心的生产者网络以及以普通民众和大众传媒为核心的议题网络。

贫困地区的广大居民是文化扶贫政策的目标群体。由于目标群体是公共政策作用和影响的直接对象，目标群体对政策的态度与反映直接影响政策的效果。目标群体对文化扶贫政策的反馈更能准确的评价政策执行情况。文化扶贫政策评估还涉及到公众与媒体的参与，但由于我国公民社会发展尚未成熟，使得公众作为异体评估核心缺少了现实条件。新闻媒体的活动具有分散性特点决定了媒体作为核心主体的评估难以保证政策评估活动的有效性。因此，基于政策评估的真实性、客观性和有效性考虑，选择企业或社会组织作为文化扶贫政策异体评估的核心。

4.确保评估结果在政策运行中的有效运用。文化扶贫政策评估结论不能束之高阁，科学的政策评估是为了准确评价文化扶贫政策的执行情况，真实反映存在问题，评估结论要为文化扶贫政策的反馈及追踪决策奠定基础。文化扶贫政策终结、调整完善和政策发展都需要依赖政策评估，政策评估是文化扶贫政策网络运行链条上是关键结点。生产者网络主导下的文化扶贫政策异体评估，评估结果需要反馈给文化扶贫政策社群、生产者网络、专业网络和议题网络，实现文化扶贫政策评估环节的行动者充分参与和互动，以便为政策追踪决策提供客观依据。及时客观的公布文化扶贫政策评估结果，确保政策结果在政策运行中的有效应用，使政策评估环节在文化扶贫政策生命周期中发挥关键作用，使文化扶贫政策链条完整、连续的运行。

参考文献：

[1]杨亚静.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扶贫研究[D].中南大学硕士论文，2013，（5）：8-9.

[2]Tanja anizing Babylon on the different conception of policy networks，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8：255-257.

[3]石凯，胡伟.政策网络理论：政策过程的新范式[J].国外社会科学，2006，（3）：55-56.

扶贫工作论文篇（3）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要“切实加强扶贫理论和政策研究，对扶贫实践进行系统总结，逐步完善中国特色扶贫理论和政策体系”。为贯彻落实《纲要》这一要求，全国贫困地区干部培训中心计划组织有关方面专家，在“十二五”后三年开展“中国特色扶贫理论培训系列参考教材”编写工作。初步拟定的教材有《中国的发展与扶贫开发》《中国农村贫困问题》《扶贫开发途径与方式》《扶贫开发政策体系》《扶贫开发治理结构》《扶贫规划与监测评估》《国际减贫借鉴与合作》等。同时，编辑一本《扶贫开发政策文件汇编》。

与会专家认为，我国的扶贫开发实践已经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面，扶贫开发理论培训教材的开发建设，也落后于贫困地区干部培训工作实际，不能满足新形势下扶贫干部培训教学的需要，加强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很有必要。专家们围绕教材的定位、框架及编撰工作的分工与保障充分交流了意见。

范小建充分肯定了扶贫理论教材编写工作的重要意义和专家们的建议。他指出，我国扶贫工作成绩很大，但是扶贫理论储备不足，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上完善理论研究，能够为今后的扶贫工作奠定一个更好的基础，也能够为世界扶贫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从培训工作来讲，课程设置、教学力量和教材是三大块业务，通过教材的编写整体推动和提高培训工作的思路是正确的。

扶贫工作论文篇（4）

这次学习实践活动对我*今后五年发展的核心，建设富裕文明开放和谐的**十分重要，对我们从事扶贫开发工作的人来讲尤为重要。因为贫困的社会不可能和谐，很多社会不和谐的因素因贫困而发生；贫困的家庭不可能文明。文明是进步的标志，贫困的家庭发展是缓慢的，离文明的要求差距较远；贫困的困想不可能创新，创新是改革的需要，时代的要求，一个思想贫困的人是不可能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活动，结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谈三点认识和看法：

一、通过讨论和学习，提高扶贫的素质和能力

提高扶贫素质要做到：“四个明确”：一是明确扶贫理念，解决用什么思想指导扶贫开发工作；二是明确扶贫方向，解决扶贫工作的对象问题；三是明确扶贫工作的内容，解决做什么的问题；四是明确扶贫工作方法，解决怎么样做的问题和如何出成绩的问题。提高扶贫能力，这与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提高扶贫开发工作的水平”相符合，提高扶贫的能力，主要是提高三个方面的能力：1、提高把握扶贫政策的能力，对扶贫政策上认识不能偏差、理解上不能偏颇、执行上不能偏离；2、提高统筹协调能力，一是“统”、“统筹”考虑。统筹规划是推动扶贫开发工作的根本，只有抓住这个根本，就可以改变扶贫工作单打独斗的被动局面；二是“调”。积极主动协调上下之间、部门之间的各种关系是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的基础，只有抓住了这个基础，我们工作就可以从被动变主动，从狭窄走向广阔；3、提高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能力。项目和资金管理，是检验扶贫开发工作的尺度和标准。主要是通过完善一些制度和办法，来规范项目实施和资金投向，取得扶贫开发的显著成效。

二、通过讨论和学习，转变观念，创新扶贫资金管理的方式

目前，省级财政扶贫资金分配方法主要采取因素法。目标任务和定额标准分配法、项目择优分配法等（举例说明整村推进、安居工程、项目贴息贷款）。省级财政资金扶持方式主要补助、补贴、贴息、以奖代补、奖补结合等多种灵活多样的方式。通过讨论和学习，应积极探索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的方式。一是要建立高层推动的资金管理组织协调机制。二是托展平台、统筹规划，以规划为依据，以项目为纽带，把性质相近、目标相同、用途相形的相关资金，统一编制项目计划和资金分配方案，统一组织项目实施、统一组织绩效评价，充贫发挥资金的综合效益。三是积极探索“村民互助”的产业扶贫模式，深化扶贫到户贷款贴息政策，拉动扶贫贷款的投入，提高扶贫效果。

扶贫工作论文篇（5）

我汇报演讲的题目是：“****”

这次学习实践活动对我*今后五年发展的核心，建设富裕文明开放和谐的**十分重要，对我们从事扶贫开发工作的人来讲尤为重要。因为贫困的社会不可能和谐，很多社会不和谐的因素因贫困而发生；贫困的家庭不可能文明。文明是进步的标志，贫困的家庭发展是缓慢的，离文明的要求差距较远；贫困的困想不可能创新，创新是改革的需要，时代的要求，一个思想贫困的人是不可能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活动，结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谈三点认识和看法：

一、通过讨论和学习，提高扶贫的素质和能力

提高扶贫素质要做到：“四个明确”：一是明确扶贫理念，解决用什么思想指导扶贫开发工作；二是明确扶贫方向，解决扶贫工作的对象问题；三是明确扶贫工作的内容，解决做什么的问题；四是明确扶贫工作方法，解决怎么样做的问题和如何出成绩的问题。提高扶贫能力，这与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提高扶贫开发工作的水平”相符合，提高扶贫的能力，主要是提高三个方面的能力：1、提高把握扶贫政策的能力，对扶贫政策上认识不能偏差、理解上不能偏颇、执行上不能偏离；2、提高统筹协调能力，一是“统”、“统筹”考虑。统筹规划是推动扶贫开发工作的根本，只有抓住这个根本，就可以改变扶贫工作单打独斗的被动局面；二是“调”。积极主动协调上下之间、部门之间的各种关系是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的基础，只有抓住了这个基础，我们工作就可以从被动变主动，从狭窄走向广阔；3、提高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能力。项目和资金管理，是检验扶贫开发工作的尺度和标准。主要是通过完善一些制度和办法，来规范项目实施和资金投向，取得扶贫开发的显著成效。

二、通过讨论和学习，转变观念，创新扶贫资金管理的方式

目前，省级财政扶贫资金分配方法主要采取因素法。目标任务和定额标准分配法、项目择优分配法等（举例说明整村推进、安居工程、项目贴息贷款）。省级财政资金扶持方式主要补助、补贴、贴息、以奖代补、奖补结合等多种灵活多样的方式。通过讨论和学习，应积极探索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的方式。一是要建立高层推动的资金管理组织协调机制。二是托展平台、统筹规划，以规划为依据，以项目为纽带，把性质相近、目标相同、用途相形的相关资金，统一编制项目计划和资金分配方案，统一组织项目实施、统一组织绩效评价，充贫发挥资金的综合效益。三是积极探索“村民互助”的产业扶贫模式，深化扶贫到户贷款贴息政策，拉动扶贫贷款的投入，提高扶贫效果。

扶贫工作论文篇（6）

总书记说，“致富不致富，关键看干部”。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建立一支能打硬仗善打胜仗的战斗队伍。无论再好的政策、再好的措施、再多的资金、再多的项目，如果没有人的参与，没有高效的落实，也是没有效果的，所以，要发挥广大干部的作用，落实好政策、措施，把资金用到实处，项目落实到村到户。作为领导干部，首先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科学分析，认真研究，找准对策，自觉履行党和群众交托的重任。其次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脚踏实地的为群众谋福利办好事实事，要有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念，要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每一件小事。第三加强对业务知识特别是脱贫攻坚等惠民政策的学习，提高服务本领，强化政治担当，突出政治作为，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小康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坚持精准方略，改进工作作风

《扶贫论述摘编》第二至第七部分系统总结了我国新时代扶贫开发的宝贵经验。一是“精准”。必须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等六个‘精准’，要着力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问题。总书记强调，要将条件差、基础弱、贫困程度深的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分类施策，实施“五个一批”扶贫开发路径，要因地制宜，因人因户因村施策，保证“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扶贫扶到点上扶到根上”。这就要求在深刻认识贫困问题复杂性的基础上，既要注重分析致贫的共性要素，以共性要素为依据，因地制宜探索多层次扶贫脱贫路径；又要考虑贫困个体致贫的具体因素，开展多层次、精细化的针对性帮扶。二是务实。在同菏泽市及县区主要负责同志座谈时提到，“贫困之冰，非一日之寒；破冰之功，非一春之暖。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尤其要拿出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尽头，发扬钉钉子精神，锲而不舍、驰而不息抓下去”，要下一番“绣花功夫”， 不搞大水漫灌，不搞手榴弹炸跳蚤。扶贫工作最终要落实到为贫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切实防止形式主义，不能搞花拳绣腿，不能搞繁文缛节，不能做表面文章。在精准识别、精准扶贫方面要讲究方法，不能一味靠材料、表格来开展工作，这些具体的工作方法，反映了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扶贫工作论文篇（7）

Compared with urban areas, rural areas mainly derive their income from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ir industrial, commercial, financial,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health undertakings are at a low level of development. Therefore, most of Chinas poor population are concentrated in rural areas . It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rural poor population, th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rural poverty problem. Township governments are at the forefront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nd the forefront of rural work. They assume the functions of managing various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affairs in rural areas under their jurisdiction. They are also the executor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areas and play a crucial rol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 paper takes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of H town of Heze in Shando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basic status of the local poverty struck households and policy execution status is carried o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xecutive institution, target group, executive environment and executive ways by looking up all levels of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documents, literature review, field visits as well as introduction of the Smith model and milt-horn model. It is found that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been the central work of H town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H town has spent a lot of manpower and material resources to implement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and has completed the political task of lifting all the population out of poverty by the end of 2018.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H town has such problems as inaccurate implementation, target group hinde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unsatisfactory implementation environment, and lack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xecuting agency and target group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root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are: unclear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agencies, low quality and ability of implementation personnel, and deviation of implementation policies; The villagers low level of education and backward thinking hind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Rural economic foundation is weak, policy propaganda is not in place, the masses distrust the government; Enforcement agencies are used to dominat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lack channels for villag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implementation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First, to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agenci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personnel to strengthen training, clear responsibilitiesSecond, to improve the political literacy of the policy target groups, cultivate the sense of participation of the villagers, and stimulate the sense of self-improvement of the villagersThird, to optimize the environment for policy implementation, improve rural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iz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with various resources; Fourth, to improve the way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clarify the principal position of villagers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with villagers.

KEY WORDS: poverty poverty alleviati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

绪 论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精准扶贫作为新时代农村扶贫开发的总称谓，一方面它深深植根于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经验及成就之上，另一方面它牢牢把握住了当下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当下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为精准扶贫提供了经济上和组织上的可能1。中国的贫困人口多，分布范围广，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中国一样，扶贫开发的工作量如此之大。从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实现几亿人口脱贫。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创造了世界减贫奇迹。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 1978 年为 7.7 亿人，2017 年下降到 3046 万人，农村的贫困发生率从 30.7%下降到 3.1%。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减贫政策，到目前累计减贫 6853 万人，2/3以上的绝对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2。中国的减贫经历为全球提供了全新的宝贵经验，现已进入实施全面脱贫的全力奋战以及收尾阶段。

政策的制定固然重要，但是政策的有效执行对实现政策目标影响更大3。古往今来的政策执行经验告诉我们，政策制定的最初目的与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不能直接划等号，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往往工作经历、文化水平、政治素养不同，他们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层级距离，在执行过程中，政策的传递过程频繁出现信息漏斗幽灵，这为政策执行偏差出现埋下隐患4。随着精准扶贫政策体系日趋完善，贫困人口的大规模减少，脱贫的速度却逐渐放缓，是什么原因导致扶贫步伐减慢，基层是如何执行政策的，有哪些因素影响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值得深思熟虑。因此，本文选取了山东省菏泽市 J 县 H 镇作为调研地区，深入走访调查，用访谈和数据分析的方式了解当地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实际状况，分析其中原因，并探讨解决问题的对策。

(二)研究意义 。

精准扶贫思想提出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精准扶贫政策自上而下逐步得到了落实。越来越多的贫困人口依靠着国家的好政策走出贫困，走向富裕。各级政府也逐步把精准扶贫工作作为中心工作，利用大量资源去做好这项工作。越来越多的政府工作人员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为中国的扶贫事业献出自己的青春。随着扶贫开发不断深入，扶贫工作的成效逐渐显露。精准扶贫政策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各界学者也争相加入扶贫研究的行列。有关精准扶贫的理论思想逐渐丰富起来，变得越发的成熟。

从理论意义上来讲，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在扶贫的道路上探索了 40 年，积累了一定的反贫困经验，总结了一定反贫困理论，但是精准扶贫这一概念提出不满六年，相关的理论尚不丰富。就目前来看，对精准扶贫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概念、模式、机制、评价等方面，相较来说对扶贫政策执行问题的研究比较少，尤其是对乡镇这一层级面临的政策执行困境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难以解决基层精准扶贫实践的困惑和错漏。因此，进一步研究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情况，将会丰富和完善我国精准扶贫开发工作的理论研究，为现行的扶贫工作机制提供理论支撑，也为以后的精准扶贫研究提供借鉴。

从现实意义上来讲，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贫富差距大，有大部分人口生活富足，但也有一部分人口挣扎在贫困线以下。各地贫困原因复杂，政策实施起来容易出现偏差。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让贫困人口脱离贫困，一直是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精准扶贫有助于加快中国扶贫进程，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问题。本文立足于山东省菏泽市 H 镇实际，列举 H 镇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其产生原因进行分析，从而提出对策和建议，可以对提高乡镇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成效提供参考。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由于精准扶贫思想提出的时间比较短，国内对其的研究相对较少，对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研究就更是凤毛麟角。近期，关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研究的硕博论文逐渐增多，但专着依旧很少。目前，国内学者对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精准扶贫的内涵。

黄承伟认为，精准扶贫就是把真正贫困的人口纳入到系统中，深入了解贫困原因，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的过程1。李鵾,叶兴建认为，精准扶贫是通过识别、帮扶、管理、考核最终达到减贫目的的，农村扶贫开发的方式1。李小云强调，精准扶贫关注的重点由区域扶持转向贫困农户的发展，采用将社会兜底与扶贫增收相结合的方式2。汪三贵，郭子豪认为，精准扶贫是帮助真正贫困的人口和家庭，摸清需求，找准贫困原因，制定相应政策，进行有针对的帮扶，最终实现稳定脱贫的过程3。

第二，精准扶贫的机制。

李小云认为，精准扶贫先要依靠教育阻断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其次为贫困群体提供增长收入的机会，还要加强非竞争性公共物品的建设4。戴小文,曾维忠,庄天慧认为，应该将循证实践方法引入精准扶贫中，维护各方参与者利益平衡5。

郑瑞强，王英认为，精准扶贫应该注重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发展质量，提高贫困人口资产性收益6。莫光辉，张玉雪认为，精准扶贫工作应引入大数据技术，加快构建区域联网的贫困信息库，使执行过程更加公正透明7。

第三，精准扶贫政策执行。

唐丽萍，章魁华从执行样态的角度进行界定。他们认为，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是执行主体按照一定的逻辑、采取一定手段完成扶贫目标的过程8。陈冠宇认为，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应该包含四个方面，前期准备、政策实验、宣传解释、监督控制9。谢飞认为，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是政府与各方社会力量合作落实政策的过程，并且强调执行过程的民主性10。

第四，精准扶贫的问题。

王国勇，邢溦从工作机制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扶贫识别机制不精准，干部驻村工作帮扶机制不健全，产业扶贫内生动力不足，扶贫资金整合困难，扶贫资源配置不均衡11。徐长新从民主监督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认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困难群体难以界定，常驻机构往往利用私人关系进行帮扶，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差前期脱贫工作效果不好1。葛志军，邢成举认为，精准扶贫中，农民参与度不足、帮扶缺乏差异性、扶贫资金分配不均、政策死板、帮扶效果不显着的问题比较突出2。

第五，精准扶贫的经验对策。

莫光辉认为，精准扶贫应该找准突破方向，坚持以人为本，分类精准帮扶，引入新的发展理念3。黄承伟，覃志敏认为，精准扶贫应该加大经费投入，加强宣传培训，探索联合帮扶，引导社会各界力量参与4。李丹凤，王亚芬认为，应建立多维贫困识别体系，对贫困人口进行动态管理，加强教育扶贫，因村因人施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考核机制5。朱海波，张学彪认为电商可以有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应该在贫困地区构建农产品电商产业链，加大农村电商人才队伍建设，推进农村电商物流体系建设6。

(二)国外研究综述 。

精准扶贫由首次提出，是我国扶贫工作不断深化的成果，是带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实践与经验。搜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等资源，并没有发现国外有关精准扶贫的论述。但是贫困是各个国家各个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国外的学者虽然没有研究精准扶贫政策，但反贫困研究成果颇丰，也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国外反贫困研究成果进行论述：

第一， 贫困理论。

英国的 B.Seebohm Rowntree 是最早以收入水平界定贫困的学者。他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收入不能满足全家人基本生活需求，那么就可以认定为贫困家庭7。自此以后，各个国家的学者开始大规模研究贫困应如何界定，以收入为主要界定条件的理论越发丰富。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各国的学者们发现，仅仅以收入水平衡量贫困太过于片面，研究方向开始转向多维贫困。印度的 Deepa Narayan 等人从底层人民的角度看待贫困，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没有社会地位，缺乏公平参与的权利，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也是一种贫困8。R.Nurkse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对贫困进行了界定。他认为，贫困是由于资本不足导致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恶性循环1。

第二， 反贫困理论。

Amartya sen 认为，激发贫困人口的自身发展能力，才能有效的摆脱贫困2。反贫困不是一味地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而是要提高他们的素质和知识水平，让他们主动地去学习，靠自己的双手去发家致富。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R.Nurkse 认为，国家加大对反贫困项目的投资可以有效缓解贫困问题，但投资要建立在安全稳定的基础上3。政府先进行大规模投资，慢慢引诱社会投资者参与，久而久之，贫困地区的投资规模就会越来越大，从而脱离贫困。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指出，人口的无限制增长导致了贫困，所以人们应该以节育的方式抑制贫困4。马尔萨斯的思想十分具有争议，人不仅会消耗资源也会生产资源，一味地减少人口，很可能会导致经济倒退。

第三， 反贫困政策执行。

英国政府执行反贫困政策时，强调政府责任，通过设立专门机构，加强收入再分配等方式实现对贫困人口的帮扶5。印度政府在执行反贫困政策时则强调多元化参与，设立专门化扶贫机构6。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在贫困理论方面，率先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国内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从扶贫过程、扶贫方式的等方面对精准扶贫内涵进行界定，认为精准扶贫首先要识别精准，关注重点应由区域转向农户，帮扶要结合实际。国外学者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对贫困进行了界定，先是以单纯地以收入水平认定贫困，后又发展出了多维贫困的思想，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还应该综合考虑社会地位、权利平等、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等因素。

在扶贫机制方面，国内学者从教育、利益平衡、资源配置、执行过程等角度进行研究，认为贫困要依靠教育进行阻断，要为贫困人口提供增收机会，要保障贫困人口的合法利益，应引入大数据技术使执行过程更加公正透明。国外学者则强调贫困人口自身发展的重要性，认为扶贫要先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应引导他们主动去学习，靠自己的劳动脱贫。但这种机制具有局限性，只适合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后来国外学者又提出了应加大反贫困项目建设力度，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而后又提出了饱受争议的节育以抑制贫困的理论。

在扶贫政策执行方面，国内学术界相较于国外对扶贫政策执行的研究更加深入，引入了精准扶贫的概念，强调了执行的精准性。国内学者从管理、考核、财政等角度考虑，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加大经费投入，引导各界参与，动态管理贫困人口，加强考核，构建电商产业链等对策，内容更加丰富。国外学术界对扶贫政策执行问题的研究相较于国内历史更加久远，各学者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和途径来研究影响扶贫政策执行效果的因素，强调了政府机构的重要性。

综上可知， 国外对反贫困的研究早于国内数十年，理论成果相对丰富。国内外的研究重点在于贫困界定和反贫困理论，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极少有人研究扶贫政策执行的问题，且研究者多为学者，而不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存在理论色彩浓厚，可操作性差等问题。

本文以 H 镇扶贫政策执行为研究对象，结合本人多年的基层扶贫经验，对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期能够拓宽反贫困研究的视角。

【由于本篇文章为硕士论文，如需全文请点击底部下载全文链接】

三、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 研究思路

(二) 研究方法

四、 本文创新点与不足

(一) 本文的创新点

(二) 本文的不足

第一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模型

一、 相关概念界定

(一) 贫困及其认定

(二) 精准扶贫

(三) 精准扶贫政策

(四) 政策执行

二、 公共政策执行相关模型

(一) 史密斯模型

(二) 米特-霍恩模型

第二章 精准扶贫中 H 镇政策执行现状分析

一、 H 镇贫困概况

(一) H 镇概况

(二) H 镇贫困人口概况

二、 精准扶贫中 H 镇政策执行现状

(一) 精准识别政策执行现状

(二) 精准帮扶政策执行现状

(三) 精准退出政策执行现状

三、 精准扶贫中 H 镇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

(一) 执行机构政策执行不精准

(二) 政策目标群体阻碍政策执行

(三) 政策执行环境不理想

(四) 执行机构与目标群体之间缺乏互动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中 H 镇政策执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 政策执行机构方面的原因分析

(一) 执行机构素质与能力偏低

(二) 执行机构权责不明确

二、 政策目标群体方面的原因分析

(一) 政策目标群体受教育程度低

(二) 政策目标群体思想落后

三、 执行环境因素方面的原因分析

(一) 经济基础薄弱

(二) 精准扶贫政策宣传不到位

四、 政策执行方式方面的原因分析

(一) 执行机构习惯于控制政策执行过程

(二) 目标群众缺少有效互动渠道

第四章 精准扶贫中完善 H 镇政策执行的对策建议

一、 提高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机构的执行力

(一) 提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

(二) 建立权责相符的管理体制

二、 提高精准扶贫政策目标群体的政治素质

(一) 提高村民政治参与素质

(二) 提高贫困人口自强意识

三、 优化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环境

(一) 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二) 扩大精准扶贫政策宣传

四、 改善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方式

(一) 明确村民在政策执行中的主体地位

(二) 建立健全村民沟通渠道

结 论

扶贫工作论文篇（8）

“精准扶贫”这一概念最早是2013年考察湘西时提出的，它是我国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方法。金融支持精准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方式，指通过向贫困地区提供金融资金、信息和技术支持，实现偏远贫困地区经济的增长、贫困户的增收。

一、金融扶贫的理论基础

我国贫困地区大多处于偏远的农村山区。虽然随着时代进步贫困地区有部分发展，但仍没有摆脱贫困的困境。要研究贫困地区的金融扶贫，就要研究农村金融发展史。从农村金融理论的发展史看，从一开始只单纯强调政府在农村金融扶贫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发展经济学逐渐被强调市场作用的新古典发展经济学替代。上世纪80年代后，又提出了农村信贷补贴理论和农村金融市场理论。上世纪80年代是农村信用补贴理论发展的巅峰。这一理论强调政府的作用，将政府当作市场的主体。该理论提倡政府等非营利机构根据农户不同的信贷需求，提供不同金额的财政支持，而且索要的利息将低于市场的平均利息，为贷款的农户减轻负担。该理论认为政府在处理农业生产效率问题上，可尝试通过提供低息贷款来减少农户贷款压力，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直接推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农村金融市场理论是在信贷补贴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该理论认为，不必特意针对个人制定信贷政策，而是将农村金融机构资本中介的力量，机构独立经营管理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作为评价农村金融发展强弱标准。随着发展，虽然农村金融市场论逐渐替代了农业信贷补贴论，但它发挥的功效并没有想象中大，仍需要政府介入来照顾小农户的利益。

二、金融支持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

1.贫困地区金融生态差。对于偏远农村，贫穷和恶劣条件往往是因果关系。通过三十多年的扶贫工作，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农村贫困面积，只剩下条件最艰苦、基础设施最薄弱、地理位置最偏远的山区，使得今后的扶贫工作要面对最艰难的“硬骨头”，这使得金融扶贫的成本增加。另外，教育水平落后也阻碍扶贫工作的开展。贫困地区人口长期在封闭的环境中生活，缺乏与外界的及时沟通，不仅无法了解社会的变化发展，甚至拒绝接受新事物。有些家庭开始蔓延读书无用论，觉得后代在家种地比读书来的实在，使得很多孩子失去了读书机会。教育缺失是帮助困难群体脱贫致富的深层阻碍。若村民识字都是难题，更不用说让他们学习金融知识了，这给金融扶贫工作带来一定阻碍。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城市与农村差距越来越大。城市的经济依靠三大产业协调带动，吸引大量的人才和资金。对贫困地区而言，自然经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农村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是由于农业结构落后，收成差价低，也没有别的渠道可以增加家庭收入。2.扶贫信息不对称影响金融扶贫对象的识别。扶贫帮扶对象的界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一是个别贪心的基层干部利用扶贫信息的不对称，在落实贫困户环节上存在腐败与渎职；二是不作为的村干部为争取扶贫款项而误导村民，将不贫困的农户纳入贫困户之内，造成贫困户与贫困户之间、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错乱；三是由于贫困地区收入状况难以确定，部分银行在小额信贷评级过程中发现有些贫困户不符合扶贫建档标准。由于缺少信息网络系统，无法将扶贫对象的基本资料、动态情况录入，实施动态监控，因此扶贫对象的信息存在严重的滞后性。3.金融扶贫工作实施过程中障碍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扶贫多延续老路子：确定需要资金或贷款支持的贫困村，继而为贫困村注入扶贫资金，或者向每个贫困户发放慰问资金。多年来，我国扶贫项目众多，银行等金融机构投入的资金也不少，但是仍然有很多地区未能脱贫，其原因就在于这种一次性的帮助，缺乏后期服务。这种传统的扶贫思路不改变，金融扶贫的效果就一天难以最大程度地实现。

三、金融支持精准扶贫的对策

1.金融支持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单一产业结构是农村地区长期落后的主要原因。如果要发展贫困山区的经济，就要依靠财政资金的支持。一是突出特色产业发展，在资源禀赋基础上发展特色农业；二是依靠科技支持，充分发挥金融机构优势，吸引有能力的客户投资贫困地区的特色产业。一些贫困地区风景优美，农作物栽培历史悠久，但由于缺乏资金，无法发挥当地资源优势。金融机构在信息技术支撑下，可以促进资金引进贫困地区，为贫困地区提供信息技术支持，帮助当地引进一批“两型”工业项目，保持经济发展。2.金融支持贫困地区完善基础设施。要想富先修路，加快贫困地区交通建设，可提高农村公众通达能力，有效解决交通难题。对于扶贫工作中需搬迁的农户，采取就近安置原则，稳步推进搬迁工作。把贫困家庭融入农村住房保障体系，可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问题。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都离不开财政力量支持。基础设施完善好了，就要发展当地龙头产业，就得占用当地矿产资源和集体土地，这样可能会损害到农民的利益。针对这一问题可向村民说明，建起来的企业给农民每月分得股息，这样他们既可以安心外出务工又可每月获得一定收入，打好安居扶贫攻坚战。3.金融推进贫困地区教育均等化。扶贫先扶智，利用金融资金支持，借助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教育深入贫困地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足不出户就可获得优等教育资源。强化教育救助，健全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政策体系，保证贫困家庭孩子平等接受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另外加大对贫困地区金融知识的培训力度，捐赠农业、金融等文化书籍，报刊，“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帮助贫困地区群众提高文化水平，增长金融知识，使农民学会利用金融脱贫致富。4.金融帮助贫困地区精准识别帮扶对象。首先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通过实地走访或者调查研究，了解贫困户的实际现状；其次是根据了解到的数据计算贫困户的月收入、年收入等具体资料，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最后是将调查的贫困户与周边地区被列入贫困户低保户的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从而确认是否属于应该帮扶的对象。最终确认之后，将贫困户列入动态监测的金融系统下，还需要真正做到结果和过程的公开透明，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

作者:赵玉婷 崔凌云齐 单位:鲁工业大学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1]林建华.金融支持精准扶贫的实践[J].中国金融,2015(21):77-78.

[2]苏畅,苏细福.金融精准扶贫难点及对策研究[J].西南金融,2016(4):23-27.

扶贫工作论文篇（9）

一、贫困的解析

贫困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不同群体对其的界定不同，贫困不仅是一个历史的概念，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贫困的概念不同。而且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它的界定也大不相同。根据国内外权威专家对贫困的解读，本文把贫困定义为，贫困是指个体或家庭由于内在或外在原因而是自己的社会水平低于社会认可的标准的现象，具体表现为物质、精神、权利等方面的缺乏。

贫困也是一个外延十分广的概念，所以我们根据不同的标准和指标可以把它划分为不同的类别。比如狭义贫困和广义贫困、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公开贫困和隐蔽贫困以及过渡性贫困和持续性贫困等[1]。这么多的贫困分类不仅使我们的扶贫工作难度增加了，而且也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

二、精准扶贫的提出背景及其含义

我国的扶贫工作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我们在减贫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使6亿多人脱离贫困，成为世界上首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这一壮举值得我们庆贺。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理性的看到，中国的扶贫仍然面临艰巨的任务，仍有将近八千万人处于贫困状态，基本生活无法维持。

我国传统的扶贫一直以来采取的是粗放型模式，而这种扶贫方式，具有方向不明确，内容不清晰，针对性不强的特点。一方面，导致了在具体的扶贫的过程中出现很多“误差”，往往贫困人群得不到真正的帮助，反而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独享了这部分利益，结果不但没有起到扶贫的效果，反而拉大了贫富差距。另一方面，即使是贫困人群得到了帮助，但由于扶贫资金“天女散花”式的发放，以致出现“年年扶贫年年贫”的怪像。此外，由于我国当前大经济环境的变化，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地区性的扶贫措施已经不再适用。而且随着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脚步的不断放缓，进一步降低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在此背景下，实施更具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来直接对贫困人口进行帮扶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因此，精准扶贫便应运而生了。

精准扶贫这一重要思想是在2013年11月，湘西调研扶贫工作时首次提出的[2]。当时指出扶贫工作要做到“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在接下来的时间中，各位中央领导人都在一些重要讲话和会议上对精准扶贫理念做了相应的阐述，推动了精准扶贫思想落地。一直到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将精准扶贫上升为扶贫攻坚的重要鹇运枷搿

精准扶贫是与粗放扶贫相对的一种扶贫方式，是指针对贫困发生的地区、原因、特点及表现形式，运用科学精确的专业方法对贫困进行精确识别，进而采取适宜的方法进行精确扶助，并对扶贫过程和结果进行精确管理的一种扶贫方法。它体现了因地适宜、因时制宜、因人而异的理念，确保了贫困人群能正真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帮助。

三、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

（一）精确识别

精确识别是精准扶贫的前提。这就要求通过采用合理的工作程序和调查方法把贫困居民识别出来，把他们的贫困状况的表现、成因等信息进行记录，并建立帮扶档案，这就是建档立卡工作。这样才能使后续扶贫工作顺利的开展。那么如何才能做到精确识别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了。

长期以来我们采取的粗放型的扶贫方法，在确定贫困人员的方法上十分的简单，往往都是采取一个简单的 “收入线”来区分贫困与非贫困。这种方法十分的不科学，因为并没有考虑到家庭的成员人数、危机程度等等因素。此外农村在确定贫困人口时一般也会采取“民主评议”的方法，由村民代表选出贫困人口，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随意性，往往人缘较好、家族势力大的人会获益，而正真的贫困人口被排斥在帮扶对象之外。

社会工作作为一个科学的职业，在具体的实践工作中十分强调运用科学的社会调查方法来深入问题对象，通过收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然后对资料进行筛选、整理、归档，接着采用科学的分析和评估方法对资料进行处理，最终得出科学的结论。因此，在贫困对象的精准识别中社会工作可以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它可以采取专业的方法，制定合理的贫困程度测定的方法，不仅仅考虑收入单个因素，还要把其它因素加以考虑，按一定的比例将其数值化，从而通过直接的数字来体现一个人或家庭的贫困程度，不仅直观，而且科学。免去了以往在贫困人群的确定过程中夹杂过多的人为因素的干扰，确保该工作过程的合理性和结果的科学性，从而保证真正需要帮扶的人能得到帮助。

（二）精确帮扶

精确帮扶是精准扶贫的关键。贫困人口在明确以后，就要根据贫困对象具体的贫困成因而采取具体的帮助措施，确保扶贫的效果。社会工作是一个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专业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的社会工作方法和技巧对有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具体服务的助人过程[4]。这与扶贫工作的理念和目标有很大相似性。在当前精准扶贫提出的情况下，把社会工作的一些科学理论和理念运用于其中，不但能提高扶贫工作的科学性，而且更有利于扶贫目标的实现。

第一，精确帮扶到村。首先，目前我国仍处于贫困状态的人群绝大多数都位于偏远山区，由于受到自然地形的影响，当地的基础设施十分的落后，交通、通讯、用水用电等都十分不方便。因此，我们在扶贫的初期就要解决这一问题，完善当地的基础设施。我们要采取因地制宜的方法，根据当地的实际地形地貌的特点，为他们搭桥修路，引水通电，在加强他们与外界沟通的基础上，满足他们水电的使用，而且也可以依据当地的自然资源，发挥清洁能源的使用价值。其次，为了真正实现村落的脱贫，我们还要还要从优势视角的理论出发，最大程度的挖掘当地的优势资源，做到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宜游则游等，通过释放当地的优势，帮助村庄发展经济，不断富裕[5]。

第二，精确帮扶到户。家庭是一个村庄的组成单位，每一个家庭的实际状况直接影响到整个村庄的发展。因此，我们在采取精准扶贫时要注意家庭的发展。根据家庭生命周期和家庭发展任务理论，我们可以得知，每个家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面临不同的发展任务，会产生不同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正确处理与否直接影响到家庭向下一个阶段的过渡。因而，当前家庭面临的贫困问题可能是由于家庭形成时期导致的“因婚致贫”，或是家庭扩展时期导致的“因学致贫”、“无业致贫”亦或是家庭收缩时期导致的“因病致贫”。所以我们在对家庭进行扶贫帮助时要准确把握家庭的致贫原因，做到缺啥a啥，药到病除。

第三，精准帮扶到人。一个国家地区，一个村庄家庭的贫困归根到底还是个人的贫困，因此我们在扶贫时要帮扶到人，这也是“精准扶贫”这一概念的精髓所在。增权充能理论强调，我们要试着增强弱势群体自身的权能，使他们成为一个独立自主，有能力的个体，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摆脱自己弱势的困境。此外，社会工作也强调助人自助的理念，让弱势群体能够自己来帮助自己。所以，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我们要使扶贫方式由“授人以鱼”向“授人以渔”转变，强调发展贫困人群的能力，为他们进行相关的技能培训，改变他们落后、不思进取的观念。并结合贫困人群的自身优势进行相应的投资，使他们能获得相应的能力，正真实现脱贫。

（三）精确管理

精确管理是精准扶贫的保证。这主要是指在具体的“精准扶贫”过程中处理好贫困户的信息管理、扶持资金的使用以及职权分配和工作管理等问题。而社会工作者在解决上述问题时都可以发挥自身优势。

首先，贫困户信息的管理，社会工作者可以可以运用社会学统计方面的知识，把收集回的贫困户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建立信息网络系统，实行资料动态管理，也就是在扶贫工作一个阶段结束后，要对农户信息重新进行审核，及时的更改，扶贫对象有进有出，扶贫信息会更加合理有效。

其次，扶持资金的使用，为了使我们的扶贫更加有效科学，我们会采取资金使用公示的方法，这使我们一些农户信息也会被随之公布。根据社会工作的保密性原则，我们有必要对贫困人群的一些隐私信息进行保密，在最大程度不泄露扶贫对象信息的前提下，做好资金的分配使用。

最后，职权分配和工作管理的问题，因为扶贫毕竟是一个实践性的工作，需要确确实实投入人员去执行任务，去开展扶贫工作。这就会涉及职权分配的问题，这是可以借鉴社会工作行政的相关理论知识，把一项具体的扶贫工作做好规划，这样才能使工作进展下去。否则组织机构和工作人员不知道具体的职责，不能及时对工作进展进行监督调控，就会出现重复工作，这不光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而且也没能真正帮到贫困，所以要杜绝该现象的发生。

（四）成果巩固

扶贫成果的巩固是精准扶贫取得长效的关键一步。我们在以往的扶贫过程中不注重扶贫成果的巩固，只是在为贫困人群提供帮助促使他们摆脱贫困后就不在关注他们，转而去扶持更需要帮助的人群。从而导致许多地区不同程度的出现了 “年年扶贫年年贫”的奇怪现象[6]。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对扶贫成果的巩固，保证扶贫效果的长期性，这样才能实现全体贫困人口的真正脱贫。在这一方面，社会工作可以发挥自身连接社会资源的优势，推动扶贫力量的多元化。通过社会闲置资源的连接与使用，不断改善当地的现实环境，并依据地区的优势，开设相关的产业，推动该地区经济的发展，带领人们提高生活水平。此外，根据贫困文化理论我们知道，处于贫困亚文化之中的人有自身独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而这种亚文化通过“圈内”的交往不断地加强，并且被制度化，进而维持着贫困的生活[7]。所以社会工作要发挥自己专业的心理教育与辅导的优势，对贫困人群进行心理教育，摆脱错误的观念，树立新的思想，明白当前美好生活的来自不易，进而引导自身的行为出现变化，积极努力，避免再次陷入贫困。

随着精准扶贫的提出，我国的扶贫事业必将取得更大的成果，而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工作专业理论、方法和人才的加入，扶贫过程和效果会更加的科学化、有效化。使我们正真的找到了一条适合我国的扶贫之路，加快我们的扶贫步伐，早日消除贫困。

【参考文献】

[1] 祝伟.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农村贫困--以甘肃为例[D]. 甘肃： 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10-15.

[2] 公衍勇. 关于精准扶贫的研究综述[J].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5，（3）：75.

[3] 王九梅. 实施精准扶贫的思考[J]. 现代经济信息，2015，（11）：78.

[4] 陆素菊. 社会工作者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现状及对策[J]. 教育发展研究，2005，（19）：4.

[5] 官军勇 李咏梅. 农村生态环境现状与保护对策探讨[J]. 才智，2013，（31）：335.

扶贫工作论文篇（10）

在湘西第一次提出精准扶贫后，国内学术界掀起了精准扶贫研究的热潮。我国理论界对精准扶贫的研究较晚，国内研究精准扶贫的代表性学者有汪三贵、刘娟、许源源等。目前，理论界在精准扶贫工作中部门协作问题研究上，主要集中在精准扶贫中政府部门间协作、政府与非政府部门协作等方面。

一、农村扶贫工作中政府部门间协作研究

关于政府在扶贫工作中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作用。吴德江（2011）指出，农村扶贫的公共产品特征决定了政府在扶贫中的主导与核心地位。政府主导体现在政府是反贫困制度的最大供给者，同时政府还是扶贫资源的组织者、分配者，以及资源过程的主导者、行动协调者与监督者。言（2014）认为，在中国权威式政府的体制下，扶贫领域中政府内部的跨部门协同机制是整个扶贫格局中的核心、元机制。韩广富和何玲（2015）指出，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始终是由各级政府主导的，这不仅体现在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而且把贫困地区作为公共财政支持的重点区域。

关于政府对口扶贫。徐永福主编的《携手铸辉煌》丛书，从闽西合作的背景入手，回顾了1996-2005年两省区合作的具体进程，概述了闽西合作的重要意义、成功经验。李勇（2012）认为，以地方政府合作为主导的东西对口扶贫协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反贫困事业提供新的扶贫模式，东西对口扶贫协作的经验对于地区间收入差距较大、中央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帮助贫困地区实施扶贫项目的能力相对有限的发展中国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徐俊（2010）分析了公共部门对口扶贫现状，认为公共部门对口扶贫的具体行为方式往往是其实践活动的经验型总结。祝慧等（2016）认为，精准扶贫更注重贫困群体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仅依靠政府扶贫资金的支持不够，因而需要更多的社会主体共同参与新一轮的扶贫开发。冯朝睿（2016）认为，要如期完成2020年我国贫困治理的总体目标，国家及扶贫治理部门，要加强“协同”扶贫理念，以改变以往的单一反贫困治理结构，实现多主体、多维度、多功能、多层次的多管齐下的协同反贫困共治局面。

二、农村扶贫工作中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的协作研究

国外农村扶贫工作中部门协作的研究以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的研究居多。吉德伦、克莱默和萨拉蒙等人的政府――非营利组织关系的类型学理论研究了民间组织与政府组织关系，他们在对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关系进行跨国比较研究后，提出了政府与非营利部门关系的四种基本模式：即政府支配模式、第三部门支配模式、双重模式和合作模式。

我国在1990年代中晚期逐步发展起来对扶贫领域中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关系的研究。李小云是我国最早将参与式扶贫理论系统化和实践操作化的主要推动者和系统总结者，他通过分析民间组织在参与式扶贫中的有效性，提出了在国家、地方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建立联系共同扶贫的观点。蔡科云（2013）认为，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都是扶贫的主体，国家扶贫事业由单一政府行为向社会共同行为转变。合作扶贫的本质是政府也是社会组织、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合力”。王媛媛（2014）认为，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在扶贫的过程中，双方是互相合作，共同推进扶贫项目发展的。尤其是在扶贫资金的使用方式和筹集渠道方面，非政府组织和政府之间可以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李娟（2015）认为，企业在帮助农村群众脱贫致富，增加经济收入的过程中，其帮扶途径广泛，能从不同角度去审视贫困群众最需要帮助的不同方面，并且在不断实现帮扶方式的创新。

三、述评与展望

上述研究为精准扶贫部门协作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但由于其研究角度的不同，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仍要通过具体的调研实践，进一步完善。

一是精史銎恫棵判作相关政策和措施的研究要继续完善。目前，精准扶贫以帮扶单位扶贫到户的形式来开展工作，为了实现精准扶贫规范化、长期化和可持续，需要建立更加完备、更具操作性的部门间协作相关实施细则和政策措施。

二是精准扶贫部门协作可持续性需要加强。当下精准扶贫工作中，部门间协作程度低，持续性不强。因此，在精准扶贫中，部门协作要将以往“输血式”或者是救济式的扶贫变为“造血式”扶贫，治标治本，实现可持续协作的精准帮扶策略，还需要聚集所有人的智慧和力量积极探索。

三是精准扶贫部门协作的经验需要进一步总结。在近几年精准扶贫实践中，各地在精准扶贫部门协作中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各地在精准扶贫部门协作中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为其他同类型的地区提供经验借鉴，为精准扶贫部门协作工作的有效开展奠定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刘胜林，王雨林，庄天慧.基于文献研究法的精准扶贫综述[J].江西农业学报，2015 ，（12）.

[2]吴德江.农村扶贫中的政府行为研究[D].南宁：广西民族大学，2011.

[3]言.中国农村扶贫中的跨部门协同机制分析[J].宁夏社会科学，2014，（4）.

[4]韩广富，何玲.论中国政府同亚洲开发银行在农村扶贫开发领域的合作问题[J].理论学刊，2015，（3）.

[5]李勇.改革开放以来东西对口扶贫协作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2.

[6]徐俊.公共部门对口扶贫的瞄准问题初探[J].老区建设，2010，（2）.

[7]祝慧，莫光辉.精准扶贫的阶段性成效与创新突破[J].经济纵横，2016，（7）.

[8]冯朝睿.多中心协同反贫困治理体系研究――以滇西北边境山区为例[J].西北人口，20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