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投资论文篇（1）

二、调查结果的分析

(一)农户的基本情况

1户主年龄。对户主年龄进行调查的目的在于与第二项文化程度相结合，共同分析年龄与文化程度对农户投资决策的影响。调查发现户主以男性为主，占85.4％，平均年龄在40.5岁，最小为24岁，最大为62岁；24-30岁的占22.9％，31～40岁的占37.5％，41岁以上的占39.6％。调查中还发现24～30岁的户主，80％以上外出打工，31-40岁的户主外出打工因受年龄和文化技能限制，只有30％外出打工。41岁以上的户主基本上都没有外出打工的经历。

2户主文化程度。在被调查的户主中，文盲占21.9％，全部集中在41岁以上的户主；小学文化的占52.1％，主要集中在31岁以上的户主；初中文化的占18.6％，主要集中在31～40岁的户主，24-30岁的户主有一部分，高中(中专)文化的占7.4％，全部集中在24～30岁的户主。由此可以看出，户主年龄越年轻，文化水平越高，户主年龄越大，文化水平越低。户主的年龄和文化程度对家庭的投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一般来说年轻人和文化程度较高的户主接受新兴事物要快些，具有一定的进取和冒险精神。

32007年全年家庭纯收入。2007年湖北省农村人均纯收入为3997元，调查户人均纯收入为37896.76元，与湖北省农村人均纯收人大致相当。但是，如果按调查户所处地理环境分为平原区、丘陵区和山区，则他们之间的纯收入的差距是比较明显的。平原区的调查户人均纯收入为3396.70元。丘陵区的调查户人均纯收入为3201.83元，山区的调查户人均纯收入为2873.65元，这说明地理环境对农户的投资行为以及收入有重要的影响。

(二)投资行为分析

1投资意愿和投资计划。当问及调查户是否有投资意愿时，回答有的占87.5％，这说明广大农户还是很渴望进行投资的，希望得到投资援助的占44.8％。为什么有87.5％的农户有投资意愿，而希望得到投资援助的只占44.8％。调查发现，除了少数农户有自身积累外，大部分并不具有现实的投资能力，自身没有投资能力而又不希望得到援助的原因有二，一是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投资计划，这类农户达76％，或者有明确的投资计划，但不能预测投资期及投资的成本和收益，怕万一投资失败，难以还债，所以稳健起见，想依靠自身的积累；二是有意愿不一定有机会，83％的农户想拓宽增收渠道，但就是苦于难以发现和利用机会，部分农户说，如果有机会，只要有把握赚钱，他们还是愿意得到投资援助的。

2在目前的农产品价格下，对土地投资的意愿。愿意对土地投资的占26％，将减少对土地投资的占37.5％，保持现状的占36.5％。上述调查结果表明，有74％的农户不愿对土地增加投资。原因之一是土地调整比较频繁；对土地的投资一般在当年很难见成效，土地调整频繁使农户对土地经营的短期化行为严重，不愿意增加对土地的投资。二是目前农户对土地的投资已经处于临界点了，再增加投资，产出并不一定会相应增加。三是农业的比较效益低，同样的投入如果用在其他方面，可能效益更大。四是农村中的“四荒”地已经不多，剩下的“四荒”地投资的成本很高，更何况“四荒”地目前的产权不明晰，投资后怕收不回来。调查还发现，2007年与2006年相比，投入到土地上的劳动数量普遍减少，减少的农户占92.7％，增加的为0，不增不减的占7.3％，减少的劳动力大部分是外出打工，其余的在本地或外地经商和跑运输。

3对粮食生产方面的物质投资。认为种粮有利的占2.1％，认为种粮无利可图，尽量少投入的占26％，认为别无门路，只能投向粮食的占52.1％，认为生产资料价格太高，资金有限，无力投入的占19.8％。第一类情况的农户只有2户，他们都是子女在城镇上班或务工经商，老人在农村种粮供他们的口粮，所以他们愿意在种粮方面多投入，而且他们也有实力投入；而第二类的农户，一旦有其他投资机会，也必然会减少对粮食生产的投资；第三类和第四类农户的情况也正好说明农业的比较效益低下，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而且兼业化现象也多发生在他们身上。

42007年家庭总投资的变化。回答增加的占26％，回答减少的占52.4％，回答不增不减的占19.8％。调查发现，在增加投资的原因中，认为消费减少的占71.9％，认为是贷款增加的占11.5％，认为是收入增加的占16.6％；这说明大部分农户是在勒紧裤带增加投资。增加投资的目的中，用于解决吃、穿、住问题的占19.8％，此类农户一般是刚刚解决温饱问题或者正在努力解决；用于应付开支的占47.9％，此类农户一般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但子女较多，家庭开支大，必须有不断增加的收入来源来应付；用于增加财富的占32.3％，这类农户一般已经步入小康，或正在奔小康。在影响投资的因素中，把“不了解行情，不知投向何处”放在第一的占23.9％，把“不愿增加投资，怕风险”放在第一的占25.3％，把“农产品价格较低，农用工业品价格高”放在第一的占22.5％，把“无资金可投和缺乏技术指导”放在第一的占28.2％。其实大多数农户认为这四种因素都会影响投资。很难对他们进行排序。

5家庭收入来源和用途。家庭收入的来源反映了农户的就业结构和投资结构；而收入的用途可以反映农户的支出结构和投资意识。调查发现，收入主要来源于种植业的占51％，主要来源于畜牧业的占7.29％，主要来源于林业的占3％，主要来源于渔业的占11.5％，主要来源于工业和建筑业的占6.25％，主要来源于服务业的占11.5％，主要来源于打工的占9.37％。这说明除了部分年轻的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于打工外，大部分农户的收入主要还是来源于农业。

三、调查后的思考

1大力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农民的文化素质不仅直接影响农民的投资行为，还会对其他经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文化层次较高的农户，其投资意识一般较强，而那些文盲和半文盲的农民，有了收入就用来改善生活，投资意识不强。而且文化素质的高低还会影响农民的消费习惯和休闲时光的打发，而这些也会影响农户的投资行为。同时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也易于接受和掌握新技术，培养一定专长，为农户从事兼业行为，开辟增收渠道创造条件。

2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质是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土地两权分离后的关键是农户是否真正拥有使用权，因为这是农民能否对土地具有长期经营思想和对土地进行中长期投入的重要前提。然而，尽管中央明确提出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三十年不变，但实际上在不少地方，农户承包的土地经常处于变动之中。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的做法使农户不愿也不能对土地的经营进行长期规划和稳定投入。所以，目前必须明确农户对土地拥有经营决策权、收益分配权和必要的处置权。通过承包、租赁、股份等形式，来确定集体和农户之间的契约关系，尽量避免土地使用权的频繁变动；其次就是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是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和专业户集中，并尽可能延长使用期限，以加深农户对国家土地制度相对稳定的预期，从而树立长期经营的思想，对土地进行合理投入。

3提高农业的比较利益，增强农户积累。要使农业部门和农户自身的积累成为农业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有两个条件必不可少：(1)农产品销售收入高于农业生产成本；(2)农业投资的收益率必须高于至少不低于社会平均的投资收益率。在这两个条件中，第一个条件是根本的。因为农产品销售收入高于农业生产成本，是保证农业投资收益率达到较高水平的基本条件。但在中国目前的GDP分配格局下，工农产品价格之间存在着不利于农业部门的剪刀差。

农户投资论文篇（2）

一、引言

1978年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千家万户的小农逐渐成为农村社会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经营决策单位（张林秀、徐小明，1996），农户农业投资逐渐成为农业投资的基本主体（刘承芳、张林秀、樊胜根，2002）。近年来，我国农业投资逐渐表现出投资总量的相对不足和不稳定性，对此，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我国农业投资和农业投资行为进行了大量研究。因农户农业投资在我国农业投资中居于重要地位，因此，在对我国农业投资和农业投资行为的研究中，对农户农业投资和农户农业投资行为的研究颇多。这其中：

郭敏、屈艳芳（2002）认为，影响农户农业投资的因素主要有农户收入、农地收益、农地规模、农地承包关系稳定性、农业信贷可获得性等。陈铭恩、温思美（2004）在郭敏、屈艳芳（2002）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认为，非农产业替代、由政府以各种方式表达的土地产权强度、农业投资边际收益等是影响农户农业投资的主要因素，农田水利等农村公共投资存量的不足是导致农业投资边际收益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陈铭恩、温思美（2004）将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研究延伸到农村公共投资视角。刘承芳、张林秀、樊胜根（2002）运用江苏省300户农户1993-1999年微观调查数据，对“基层社区的基础设施对农户私人的农业生产性投资有何作用”进行探讨，结果表明，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尤其是农村通讯事业的发展是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采用“本村是否通电话”、“本村是否通公路”、“本村是否有医务室”等方式进行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的变量衡量，结论存在一定的局限。

现有的研究对我国农户农业投资和农户农业投资行为进行了比较系统和全面的分析。但是，就我国农业的微观经营主体――农户而言，其投资和投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与当地公共事业的发展水平有关，且表现出一定的地区差异（刘承芳、樊胜根、张林秀，2002）。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

本文即是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农村公共事业发展，采用1990-2004年我国25个省份(注：由于缺少北京、天津、上海、海南、重庆、数据，因此，本文采用的数据为我国25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这25个省份为：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面板数据，分地区对影响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本文以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1990-2004年间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增长、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及两者间的关系进行简单描述；第三部分结合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建立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模型，分地区对影响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第四部分是简短结论。

二、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增长与农村公共事业发展联系

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可以定义为在各种社会经济信号的影响下，作为行为主体的农民所表现出的农业投资反映（刘承芳、张林秀、樊胜根，2002）。一般在实证研究中，研究者多采用生产费用现金支出（郭敏、屈艳芳，2002），农、林、牧、渔业家庭费用支出与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陈铭恩、温思美，2004）等表示。此处采用刘承芳、张林秀、樊胜根（2002）的处理方式，即采用农户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代表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投资。具体计算时，农户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采用国家统计局定义的农户购置役畜、产品畜、大中型铁木农具、农林牧渔业机械等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支出数据表示。

图1 农户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

图1描述了1990-2004年期间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情况。从图1看出，1990-2004年期间，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由1990年的20.29元/人增长到2004年的49.34元/人(注：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数据系作者根据历年统计资料计算而得，为实际投资数据（1990不变价）。资料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平均每年增长10.23%，但同时，1990-2004年特别是1990-1998年间，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增长表现出一定的不稳定性。

分地区(注：依樊胜根、张林秀、张晓波2001年《WTO与中国农村贫困》（IFPRI研究报告）的划分方法，东部地区包括：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广东、广西；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看，西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高于全国水平；中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低于全国水平；东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在1994年前高于全国水平，1994年后低于全国水平。从地区间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曲线看，西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曲线高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曲线相互交迭。

通过对东、中、西部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成对双样本均值分析（表1），可以看出：东部、中部、西部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存在显著差异。

图2描述了1990-2004年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增长、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及二者的联系。图中的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增长和农村交通、水利、通讯等公共事业发展分别用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环比增长率和乡村道路里程的环比增长率、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环比增长率、农村电话用户数占总农户数的环比增长率表示。图2显示，1990-2004年间，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增长呈不稳定状态，同时，农村交通、水利、通讯等公共事业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从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增长与农村交通、水利、通讯等公共事业发展间的联系看，1990-2004年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增长与农村道路、通讯事业发展的趋势基本一致，相关系数分别达到33.97%和21.82%，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增长与农村水利发展的关系不是很明显。

图2 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增长与农村公共事业发展

数据来源：《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交通年鉴》、《中国水利年鉴》。

三、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解释

新古典经济学投资理论认为：投资代表厂商对资本物的需求是带动厂商生产和收入增长的原因，受厂商生产和投资能力约束；单个厂商对投资资金的需求取决于投资资金所形成的实物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后者随投资资金的增加而递减；给定利息率，单个厂商会将投资推进到投资资金所形成的实物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与给定利息率相等的地方。其中：实物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于实物资本的边际收益产品与边际成本；实物资本的边际收益产品决定于实物资本的边际产品产量与边际收益；实物资本的边际产品产量决定于资本物的存量水平、生产技术与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其他生产要素的存量水平等。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公共投资具有很强的生产性，公共品拥挤度较低时，公共投资存量的增加能够通过促进私人资本边际产品产量的提高，促进私人投资和私人资本的长期积累（张中华、谢升峰，2002）。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公共品普遍处于短缺状态，公共品拥挤度很低，公共投资存量的增加对私人投资增长发挥正向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4）。

借助新古典经济学投资理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公共投资的理论分析，本文从以下几方面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进行实证分析：

1.农村公共投资

依据Glomn等（1994）的研究，影响私人投资的公共投资应是可供私人部门使用的那部分公共投资存量。对于农户而言，影响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公共投资应是可供地区农户农业生产使用的那部分公共投资存量。依据前人研究，本文对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公共投资因素的分析，从农村道路、水利、通讯等几方面进行。其中，农村道路、水利、通讯等公共投资变量分别用农村道路密度、农村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例、农村电话用户数占总农户数的比例表示。

2.农户投资能力

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受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能力约束。依据前人研究，采用农户居民家庭纯收入表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能力。依据投资理论，农户收入与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同向变动。

3.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成本

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成本是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边际生产力的因素之一。依据前人研究，采用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价格表示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成本。由于农户在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决策时，面临的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价格是农户对其价格的预期，该预期受前期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价格及其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考虑到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的多样性，本文采用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向量表示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成本。

4.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存量

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存量是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边际产品产量的因素之一。依据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假定农户理性，则农业生产技术和土地等农业生产性要素不变条件下，农户会在资本的边际收益曲线下降部分进行生产，此情况下，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存量越高，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的边际产品产量越低。

5.农户土地规模

土地是资本和劳动力之外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要素，是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边际产品产量的因素之一。一般认为，我国农户土地规模较小，土地存在适度规模经济，农户人均经营耕地面积的增多，有利于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进行。

6.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产出品价格

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产出品价格是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边际收益产品的因素之一。我国农业生产具有小农生产特征，农产品市场近似完全竞争，农产品价格不随单个农户农业产品产量的增加而变化。依据前人研究，采用农产品价格表示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产出品价格。一般而言，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产出品价格越高，农户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可能性和规模越大。由于农户在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决策时，面临的产出品价格是农户对其价格的预期，该预期受前期产出品价格及其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考虑到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产出品的多样性，本文采用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农产品价格指数向量表示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产出品价格。

7.利息率

经典的投资理论认为，投资与利息率反方向变动。由于利息率作为市场参数的作用在我国资本市场尚未得到真正发挥，采用官方利息率数据并不能够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李晓西，2000），同时，地区间官方利息率差异不大，而采用其他替代指标的条件也尚不成熟，本文中，利息率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包含在残差项中。

综上所述，定义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为地区农村公共投资、地区农户投资能力、地区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成本、地区农户生产性实物资本存量、地区农户土地规模、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产出品价格等的函数。具体的模型形式为：

实际计算中，乡村道路密度采用每平方公里上的道路公里数表示。农户人均纯收入、农业生产性投资及存量分别采用商品零售价格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折算。农业生产性投资存量使用永续盘存法计算。

（二）模型估计方法与结果

模型估计方法选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见表3。

首先，从全国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模型看，各个变量的具体情况如下：

（1）农村道路事业发展变量。农村道路事业发展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为正且在5%的统计水平显著。这说明，农村道路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进行，与理论预期一致。从回归结果看，农村道路事业发展变量每变动1个单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同向变动0.0589个单位。

（2）农村水利事业发展变量。农村水利事业发展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为正且在1%的统计水平显著。这说明，农村水利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进行，与理论预期一致。从回归结果看，农村水利事业发展变量每变动1个单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同向变动1.7064%个单位。

（3）农村通讯事业发展变量。农村通讯事业发展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为正且在1%的统计水平显著。这说明，农村通讯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进行，与理论预期一致。从回归结果看，农村通讯事业发展变量每变动1个单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同向变动0.0072%个单位。刘承芳、张林秀、樊胜根（2002）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通讯事业的发展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有促进作用，本文与之得出一致结论。

（4）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能力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为正，与理论预期一致；农户农业生产性资本存量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我国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促进了农业生产性投资向农业生产大户的集中；滞后一期与滞后两期农业产品与农业生产资料的比价变量的符号分别为正与负，符合农户理性的假定，但农业产品与农业生产资料的比价变量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均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随着农产品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农产品流通渠道、流通效率的改进，农业产品与农业生产资料比价变量在年度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变化幅度不大，因此，回归结果中，农业产品与农业生产资料比价变量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边际影响不大。

其次，从分地区的模型看，变量的具体情况如下：

（1）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和农村公共投资存量变量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分析期间，农村道路、水利事业发展变量对东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影响显著，农村水利、通讯事业发展变量对西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影响显著，农村通讯事业发展变量对西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影响显著。

（2）西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资本边际产品产量的递减趋势较东部与中部地区显著；东部与中部地区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较西部显著。可能的解释是：相比东部与中部地区而言，西部地区农户非农业投资机会少，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农户以农业生产为主，农业生产投资规模较大；且分析期间，西部地区农户的农地经营规模较大，农地流转速度较慢，农户农地规模的变化幅度较小，因此，农业生产技术没有显著变革条件下，西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效应显著而土地适度规模经济的效应不显著。

（3）相对东部地区而言，西部与中部地区农户对农业产品与农业生产资料的比价或其变动更为敏感。可能的解释是，东部地区农户投资机会较多且资源的流动性较强，农户将资金投向非农产业的可能性更大，因此，相对西部与中部地区农户而言，东部地区农户对农业产出品与投入品价格的变化较为不敏感。

四、简短的结论

本文采用1985-2004年我国25个省份面板数据，结合我国农村道路、通讯、水利等公共事业发展，分地区实证分析了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1）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投资受到农户自身和外界条件的共同影响。农村公共投资是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重要因素，其他影响因素还有农户耕地规模、农户投资能力等。政府在制定相关产业政策时，应结合各地产业特征和设施条件，灵活运用公共投资和公共投资政策。

（2）农村道路、通讯、水利等公共事业的发展水平和存量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具有显著正影响。政府可以通过实施多元化的投资路径，引导民间资本的公共投入，提高农村道路、通讯、水利等公共设施的供给能力，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提供保障。

（3）农户耕地规模和家庭收入是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重要因素。政府可以通过鼓励土地流转，促进农户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集中化，促进农户农业生产效益的增加；同时，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户的家庭收入可能无法满足农户生产性投资的进一步需求，政府可以通过促进农村信贷市场等的发育，促进农户投资能力的增强，为农户的生产发展和投资需求提供保障。

（4）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投资存在地区差异。比较而言，农村道路、水利事业发展对东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影响显著，农村水利、通讯事业发展对中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影响显著，农村通讯事业发展对西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影响显著；西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趋势显著，东部、中部地区农户土地的适度规模经济显著，西部、中部地区农户对农业产品与农业生产资料的比价及其变动较为敏感。政府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应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提供农业和农村发展切实需求的公共产品，引导农户投资和农村产业发展，切忌“一刀切”。

参考文献：

陈铭恩,温思美. 2004. 我国农户农业投资行为的再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 （2）.

樊胜根,张林秀,张晓波. 2001. WTO与中国农村贫困［R］. IFPRI研究报告.

郭敏,屈艳芳. 2002. 农户投资行为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 （6）.

李哓西. 2000. 宏观经济学：转轨的中国经济［M］.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220.

刘承芳,张林秀,樊胜根. 2002. 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影响因素研究――对江苏省六个县市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 （4）.

张林秀,徐小明. 1996. 农户生产在不同政策环境下行为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 （4）.

张中华,谢升峰. 2002. 西方公共投资效应理论综述［J］. 经济学动态 （7）.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2004. 财政政策的供给效应与经济发展［J］. 经济研究（9）.

GLOMN G, RAVIKUMAR B. 1994. Public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in a Simple Growth Model ［J］.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18）.

Eff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Public Utilities on Productivityoriented

Investment of Peasant Household in Agriculture

――An A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Regional Panel Data

YANG Meili1 ZHOU Yingheng1 WANG Tuzhan2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 Nanji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 Xinan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6)

农户投资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F33/3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4－0099－03

由于投资是农业增长的重要动力，而农户是农业投资的基本主体。因而，农户投资行为将直接影响着农业经济增长的速度、方式、结构和方向等众多方面。所以，不少学者都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大体而言，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户投资不足及其原因

1964，舒尔茨（Theodore.William.Schultz）较早地对发展中国家农户投资不足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他发现，传统农业中对原生产要素增加投资的收益率极其低下，对储蓄和投资缺乏足够的经济刺激，从而农户不愿意增加投资。Bela Mukhoti（1966）也较早对农户投资不足现象进行研究，通过对农业生产率和农地规模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他指出，农业（种植业）经济的本性为较大的农场主提供了较多比农业投资更有回报率的投资机会，大户可能对农业投资相对减少，其中贸易的存在导致或者扩大了人为的农业投资稀缺；大户在贸易等方面处于垄断地位从而可获垄断利益，这是导致农户投资不足的重要原因[2]。但Gill（1968）通过分析Bela Mukhoti所做各种假定的不合理性，对此问题持完全相反的观点[3]。

国内学者陈立双和张谛（2004）认为，农户的农业投资状况总体在恶化，原因是农业收入增长速度降低、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增加、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条件差及农业比较利益低下等因素导致农民对农业的投资预期降低, 抑制了其对农业的投资冲动和投资行为[4]。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此也提出不少有益的观点。农户投资不足的原因主要有：生活消费发生了挤占效应；农业投资环境的恶化；金融支持不足；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经营规模过小；政府对农民重视不足；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等。

2农户投资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

Steigum（1983）认为，关于农户生产性投资行为的研究，从是否强调金融变量产生的作用方面，大体可以分为两大学派[5]。一是调整成本理论学派，其基本观点是假定农户投资资金的可得性是不受限制的，最优的长期资本存量应是投入品价格、产出品价格和技术进步诸变量的函数，且认为可以用调整成本来解释单个企业的投资率；与调整成本理论对应的另一学派则比较强调金融变量在投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Steigum的概括是精辟的，但他归类的视角是农户是否存在融资限制。这种概括可能会忽略许多有代表性的研究。笔者认为，以下的研究也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Lewis 等（1988）在研究澳大利亚农业时发现，资本的使用成本是影响投资的重要因素，但收入却不是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6]。20 世纪 90年代后，国外关于农户投资行为的实证计量经济研究明显增多。Reardon, Thomas; Crawford, Eric; Kelly, Valarie （1994）从资本市场的视角去研究非洲农户非农收入和农业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非农活动的增加有时会使农户的农业投资减少；但非农收入有时也被用于农户投资[7]。Jacoby（1995）等，他们发现：增强土地产权的稳定性有助于农户增加土地投资和土壤改良[8]。Bjornson, Bruced（1995）研究了商业周期对农地投资的影响，指出：1961―1990年间的农地投资回报率显著地受到商业周期资本市场风险状况和贴现率的影响[9]。英国农业经济学家Upton Martio （1996）指出，投资是有风险的，所以投资回报率大于时间偏好率时，农民才愿意投资；农民进行投资面临的风险主要来自环境的不确定性、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灵三个方面[10]。Gruyter（1996）通过对1949―1991 年荷兰农业投资数据研究发现：存在金融状况的约束下，在荷兰影响农业投资的显著因素有资产资本比、贴现率、投入品价格、产出品价格；而储蓄并不会显著地影响农业投资。

国内在这方面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林毅夫教授所做的实证分析[11]，他指出（2005），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学者认为，抑制农业投资的潜在因素是农场规模、承包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和金融的不充分性。他以三省四县800农户的调查资料以上观点进行了验证，结果发现，每户的生产性投资和土地规模成正比，但资本土地的比例并未随着土地的规模而增加；在流动性投入严重不足时，信贷也不是制约农场投资的因素；1989年以前土地使用权的低安全感并没有对投资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然而，随着15年承包期的逐渐到来，这个问题可能逐渐变得重要起来。除了林毅夫在此领域的研究外，郭敏和屈艳芳（2002）的实证研究也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其研究结论大致如下[12]：（1）农户收入与农户投资存在着极强的正相关关系；（2）农地收益水平对单位耕地农户投资有较强的正向影响；（3）在当前农村实际情况下，农地规模对农户投资的影响呈现负相关关系；（4）农户的农业贷款资金和农户投入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5）农户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对农户投资起着实质性影响。还有一些学者对此的相关研究也是富有意义的。刘承芳（2001）研究指出[13]，农户生产性投资行为受到信贷可得性、家庭其他方面投资与消费行为、非农就业比、土地规模、国家政策、拥有资产的形式等因素的影响。辛翔飞和秦富（2005）对农户投资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纯收入、工资性收入、税费支出、家庭经营非农产业支出等及其影响程度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研究农户投资与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提高农户投资水平的对策。张健（2005）分析认为，土地产权强度是影响农户农业投资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14]。贾丁（2004）认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基本家庭情况、拥有的资源状况、市场条件外部经济环境。

3农户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Boehlje, Michael D.和White, T. Kelley（1969）构建了一个同时引入投资和生产决定的农场成长的模型，并对印地安纳中部地区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农场成长过程中投资与产出之间相互作用；且在现有条件下最优的农场成长并不是规模上有效的[15]。Sadan，Eara（1970）分析了风险状态下农业经营中的投资行为[16]。他首先描绘和界定出了风险状态下作为投资决策者的农业生产单元所面对的“效率边界”，这个边界的大小取决于预期的现值和未来净利润和变化；其次，他还给出了简化的跨时期边界代数方程式（模型），在该式中农业产出水平由单一的投入自变量和随机干扰项所决定的，并且其函数形式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并以此方程对风险状态下农场经济中的投资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同时也考察了不同的生产和消费政策对“效率边界”的影响。最后，他还指出经过适当的调整后的模型可以用来模拟其他政策所产生的影响。

国内也有些学者对农户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史清华（1999）研究表明，要素投入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都会促进农户经济收入的增长[17]。张改清（2005）对农户投资量、投资结构、投资效率的变动规律及与农户经济增长的关系从理论和实证上都做了较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得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结论[18]。

4农户投资行为的特征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国的确立使农户成为独立的经营主体，农户家庭经营状况，直接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所以国内有些学者开始关注农户的生产性投资行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农户投资积极性呈现下降趋势，由此引发许多学者对农户经济行为及（生产性）投资行为的极大关注和深入研究。他们在研究中发现了农户投资行为的诸多特征。胡继连（1992）从农户投资的动机和需求出发以行为科学理论、激励理论为指导思想研究农户投资行为，他认为，农户投资行为具有短期化、货币化、双向兼业等特征。马鸿运（1993）研究发现，农户生产性投资的规律是：农户投资行为具有创新、模仿和保守性并存的特点[19]。孔祥智（1998）分析指出，农户投资行为的特点在于其目标的多重性，这事实上是体制转换的产物。这些分析是从农户的动机、目标、结构及制度环境等方面来展开的，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但这些研究大多是对农户的投资行为进行定性分析，而定量实证分析较少[20]。张改清（2005）认为，农户投资呈现规模小、力度不足、分布不均的特征，并进行了不少定量研究。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也对农户投资行为进行了不少有益的研究，由于篇幅的原因并没有在此将其全部列出。前人的学术成果，为进一步展开相关研究带来许多重要的启示。虽然同样是对农户投资行为的研究，但众多学者的分析结论和基本观点往往不太一致甚至完全相反，这些分歧的产生主要是源于不同学者所分析的农户在进行投资和生产决策时各自所处的外部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存在差异。于是，我们在研究农户行为时绝不能简单照搬农户经济行为相关研究的个别观点和结论。因此，进一步对农户投资行为所进行分析，应该将农户所处的特定环境和经营对象本身的规律及特点结合起来进行考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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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史清华.农户经济增长与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

农户投资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F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6(03)-0020-04

一、引　言

国内现有研究“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合约选择的文献主要从交易成本理论出发，认为双方之所以选择不同类型的合约主要是为了解决由于资产专用性和机会主义行为而引起的“敲竹杠”问题，而且农业项目投资的专业性程度越高，合约的一体化程度越高。

根据交易成本理论，给定资产专用性程度，不同农户在同一农业项目上应与同一“龙头”企业签订相同的合约。而我们在对科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研时却发现在同一个农业项目上存在一体化程度不同的合约形式。以奶牛饲养为例，一些农户在公司的奶牛饲养场工作，成为领取工资的农业工人。有一些农户自己投资购买奶牛，在公司提供的牛圈里进行饲养。公司统一提供饲料和防疫等相关服务，并按保护价统一收购牛奶。还有一部分农户自己投资购买奶牛，在家饲养。公司仅提供一少部分服务，并按保护价统一收购牛奶。

此外，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如果两个农业项目投资的专用性程度比较接近，那么对这两个农业项目来说不同类型合约所占的比重应该比较接近。我们在调研中发现，芦笋种植和奶牛养殖需要的投资额比较接近，并且和其它农业项目相比这两个项目都具有投资大、回收期长的特点，再加上科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该区域内唯一对两种产品实行保护价收购的厂商，因此两个农业项目投资的专用性程度是比较接近的。但在这两个农业项目上不同类型合约所占的比重差异比较大，奶牛养殖项目工资合约和中间型合约所占的比重比较高，而芦笋种植项目则以中间型合约为主。

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合约选择主要存在以下缺陷。第一，没有考虑农户之间以及“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异质性问题(在本文中异质性是指当事人在风险态度上的差异)，忽略了农户之间以及“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风险态度的差异对合约类型选择的影响，因而不能解释为什么同一“龙头”企业在同一农业项目上却与不同农户签订不同类型的合约。第二，没有考虑风险因素对合约选择的直接影响，因而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投资专用性比较接近的不同农业项目上不同类型的合约比重存在的较大差异。

本文将在Lafontaine和Slde提出的委托――模型的基础上，把风险因素分解为生产风险和市场风险，以此分析“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合约选择。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直接把农业项目投资的生产风险、市场风险和双方对风险的态度纳入分析模型，研究在不存在机会主义行为的条件下农业项目投资风险和双方的风险态度对合约选择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证明当“龙头”企业对农户生产的农产品履行保护价收购合约时，也就是当农户不承担市场风险时，生产风险将是合约选择的决定性因素。

本文的内容安排如下：除第一部分引言外，第二部分为基本模型，第三部分对模型展开分析，第四部分是结论。

二、基本模型

本文中的“龙头”企业指位于农业生产产业链的下游、收购农户生产的农产品并进行直接转售或加工后再销售的贸易型和生产性企业，也包括直接雇佣农户或把生产要素租给农产进行农产品生产、加工的企业。农户指由一个或多个农村劳动力组成的家庭。本文把农户抽象为一个决策单位，不考虑其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

根据“龙头”企业和农户订立合约的一体化程度，可以把合约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商品型合约。商品型合约指“龙头”企业按照市场价格购买农户的农产品，并且几乎不为农户提供生产服务。二是工资型合约。工资型合约指农产被“龙头”企业雇佣从事农产品生产，成为领取工资的农业工人。三是中间型合约。以种植业为例，指“龙头”企业在获得使用权的土地上进行必要的农田基础设施投资后租给农户，农户按合约规定的数量或总产量或收益的一定比例向“龙头”企业无偿缴纳农产品或费用。“龙头”企来可能向农户有偿或无偿地提供一定的生产服务，并以保护价收购农户生产的产品。

从风险分担的角度看，在第一种合约中，农产完全承担了农业项目投资的生产风险和市场风险；在第二种合约中，生产风险和市场风险完全转嫁给了“龙头”企业，农户只是领取工资的农业工人；在中间型合约中，风险是共担的。“龙头”企业和农户都承担一定程度生产风险，而市场风险由“龙头”企业完全承担。

假定只存在一个“龙头”企业和一个农户，并且“龙头”企业和农户对风险的态度分别是风险中性和风险规避。农户的劳动投入是私人信息，“龙头”企业不能观察到农户的劳动投入。但最终收益是农户和“龙头”企业的共同知识。因此在此信息结构下，可把“龙头”企业、农户分别看成委托人和人。“龙头”企业根据约束条件选择合约的形式，农户在“龙头”企业选择合约以后，根据合约形式决定自己的劳动投入。

假定产量是农户劳动投入的函数，同时产量还受不可控制因素――生产中存在的风险因素的影响。假定总收益函数为

一既定风险的投资项目，农户对它的投资价值评估要低于“龙头”企业，而且双方对农业项目投资价值评估的差异与农户的风险规避系数成正方向变化，也就是农户风险规避性越强，农户对投资项目的价值评价越低，越不愿意自己进行投资。同样，给定双方对风险态度的差异，风险越大，双方对投资项目的价值评估的差异也越大，此时农户越不愿意自己进行投资。为实现双方的合作，如果“龙头”企业提高b以激励农户增加劳动投入，那么同时就会引起的风

险升水越高，s越大，即“龙头”企业要向农户转移更多的收入。因此“龙头”企业在选择合约类型时要在总收益增加和由风险升水提高所导致的收入转移之间做出权衡。

四、结　论

农户投资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 S27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7）04-0162-03

农业水利设施建设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而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户由普通的生产者转变为农地经营者，受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的双重影响，作为细碎农地经营者的农民没有动力和能力充当小型农业水利设施的供给主体[1]。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积极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已有不少学者研究了在土地流转下小型农业水利设施的供给问题。从两者关系来看，部分学者认为水利设施较完善的农地易于流转，水利条件改善提高了土地耕作效率，从而增强农民土地流转意愿[2]。一方面，指出农业水利建设的产业化转变进一步促进农业经营方式的产业化、工业化转变。林细华[3]以福建省南靖县为例，通过加大科技投入、建立股份合作制、改革产权制度等农业水利建设产业化转变方式，提高水利利用率，促使农业生产规模化，加快农业经营方式的产业化、工业化转变。另一方面，土地适度流转克服分散经营的弊端，随着规模经营效益凸显以及农业经营比较效益提升，水利设施建设水平得以不断提高[4-5]。Frisvold等[6]分析了农场规模对投资改进灌溉设施的影响，发现小农场经营者投资可能性较小。部分学者研究了在农业有序流转的政策下农民参与农业水利设施供给合作行为，认为在农业适度经营的条件下，农民集体行动的意愿更强烈[7]。广西富川、寿光等地以土地流转政策为契机，推进全县农业水利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8-9]。

随着我国农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农业要素与资源的流动性提高，农户家庭经营局限性凸显[10]，我国需要将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联结起来，实现农业经营方式向工业化、产业化转变[11]。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农业水利设施建设模式也在发生转变。首先是投资与治理主体的转变：Tambudzai等[12]和吴泽俊等[13]提出我国农业水利建设将向股份合作制、农户自治等模式转变。其次是动员机制的转变。周洪文等[14]认为随着社会体制的变迁，国家强制性动员机制逐步被市场体制下的动员机制所取代。胡继连等[15]从理论上证实了农业水利建设向产业化转变的可行性。而在这一进程中，政府需要在规划引导、监督协调、服务体系三大模块发挥作用[16]；与此同时，农业水利建设的产业化需要进行产权改革，建立股份合作制水利企业与水资源有偿使用机制[17-18]。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国内一些学者关注到中国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并对此有了一定的研究，但以往的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在研究内容上，鲜有学者考虑到土地流转制度与产业化共同作用下不同供给主体的投资积极性。在研究方法上，很少有学者运用博弈论的模型分析农田经营方式转变下农户的决策。在研究视角上，忽视对农户与农户之间决策影响和政府在农田经营方式转变下如何行动以激励农户达到最优决策的探讨。基于此，本文构建新经营模式下农户对称博弈模型，以供参考。

1 新经营模式下的农户群体对称博弈

1.1 模型假设和构建

我国农业水利设施具有2种不同的物品属性，一种是农业水利基础设施和公共池塘资源系统，例如大中型水库、堤坝、水渠和提灌站等，属于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其中，一部分为政府单独出资修建的大型水利设施，为纯公共品；另一部分则由政府与农户共同出资，为产区内所有生产者共有，具有准公共品属性，是一种典型的俱乐部产品。另一种是农田水利设施，如田间沟渠和水井等，属于私人物品，以农户个体投资为主。因此，农户在进行农业水利建设投资时会有两方面的投入。本模型是以政府辅助下村集体农户合作建设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为研究对象。

在博弈中，博弈方1和博弈方2是普通农民，他们都是理性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用E1、E2表示博弈方投资资金总额，If1、If2分别表示博弈方1、2对于农田水利设施投资资金总额，Ifp1、Ifp2为博弈方投资私人属性农田水利设施的资金额，Ifc1、Ifc2为博弈方对于公共水利设施的投资资金，探讨农户1和2分别以Ifp1、Ifp2投资私人水利设施和以Ifc1、Ifc21投资公共水利设施时他们各自的收益，分别用R1与R2表示。

1.2 模型结果分析

根据农户对称博弈模型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影响农户对公共属性的农业水利设施的最优投资的因素多样，博弈方对于公共水利设施的最优投资金额与其他农舳怨共水利设施投资总额的预期、政府投资以及博弈双方对公共水利设施投资金额直接相关。其中，农户对公共水利设施的最优投资金额与对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资金总额成正相关，而与其他农户公共水利设施投资总额的预期、政府投资以及博弈方对公共水利设施投资金额成负相关。而私人农田水利设施的最优投资金额与其他农户对公共水利设施的投资总额预期、政府投资、博弈对立方以及自身对公共水利设施的投资金额有正相关关系。

（2）农户对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总额受对私人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金额和对公共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金额的影响。同时，政府以及其他农户对于公共水利设施的投资对农户在私人水利设施的投资存在替代效应。也就是说，当政府以及其他农户对于公共水利设施的投资力度增大时，会刺激农户对私人农田水利设施投资积极性，抑制对公共水利设施投资的积极性。近年来，农业经营方式的产业化、工业化转变促进了农业的集约化与规模化经营，农户获得规模报酬，可用投资资金不断增加。除此之外，随着土地流转制度的推行，农户经营面积增大，进一步刺激农户投资农田水利设施的积极性，使农户增大对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资金总额。

（3）农户对于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分配存在选择性。即农户可对私人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和对公共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比例做出选择，假设农户对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总额不变，当政府以及其他农户群体对于公共水利设施的投资力度增大时，相对于投资公共水利设施，农户更倾向于将投资资金用于私人农田水利设施，也就是说，农户会相对减少其对公共水利设施的资金投入，从而增大对私人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即对私人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金额占总投资金额的比例增大，以获得最大化期望收益。

2 结论与建议

模型分析结果不仅从内容上丰富了土地流转制度与产业化共同作用下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研究，从方法上运用博弈论对农田经营方式下农户的决策进行了补充；并且在当前农田经营方式转变下，如何激励农户达到最优决策具有现实意义。对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一是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积极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使得农户经营面积逐渐扩大，有利于克服分散经营的弊端。在规模经济效益和农业经营比较效益提升的背景下，农户对于投资农田水利设施的积极性会不断提高。二是农业经营方式向工业化、产业化转变促进了农业的集约化与规模化经营，规模报酬增加，农民可用投资资金呈上升趋势，因而能有效提高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能力。三是农户为获得最大化收益，其对于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资金会合理分配到具有公共属性的农田水利设施和具有私人属性的农田水利设施，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当政府以及其他农户群体对公共水利设施的投资力度增大时，相比于投资公共水利设施，农户会更倾向于将较大比例的投资金额分配给私人农田水利设施。因此，政府应合理把握公共农田水利设施投资力度，引导和调节农户在公共农田水利设施和私人属性的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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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投资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0-0016-03

1 背景

上世纪30年代,在但是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农民失业、流民现象的大批涌现,出现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解决这一社会问题,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提出了多种主张,如振兴农业,让农民回到土地;又如强调“都市集中”的“重工”理论(新望,2004)等等。其中有人提出走农村工业化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工业化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为推动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的脚步进一步加快。随着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90年代民工潮的涌现以及后面“三农”问题的浮出,很多学者提出了当前我国应当走新型农村工业化道路的理论。2001年李昌平出版《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一下将对“三农”问题的讨论推向高潮,农村工业化再度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热点,随着农村工业实践的不断丰富和深化,理论研究的视野、题材、成果也有了空前繁荣。目前,随着国家扩大内需政策和加大农村市场建设的力度,农户已成为农村经济中最重要的投资主体,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用。

2009年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再度锁定“三农”问题,这是中央首次连续6年关于“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可见农业农村作为国之根本的分量。中共中央、国务院年连续六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关注“三农”问题。2004年“一号文件”明确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村工作的首要任务;2005年“一号文件”指出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2006年“一号文件”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7年“一号文件”提出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2008年“一号文件”要求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2009年“一号文件”一共提出了28点措施促进农业稳定发展与农民持续增收,其中包括进一步增加农业农村投入、较大幅度增加农业补贴、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增强农村金融服务能力等无不指向扩大内需,而农村工业化则成为中国扩大内需的一条根本途径。但在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农户面临工业化不同阶段的经济环境改变,其投资行为必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分析农村工业化之初的农户投资行为及其特征对于分析农户投资方向、探讨解决“三农”问题以及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和发展现代农业,那么如何积极引导农户的投资行为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 农户投资行为及其结构系统

2.1 投资于农户经济行为

投资一般是指一个私人或一个法人购买一件新的或旧的资产,很多经济学家都对投资做出过详细的分析。沙缪尔森在其著作的《经济学》中论及投资问题时指出,对于经济学家而言,投资的意义总是实际的资本形成―增加存货的生产,或新工厂、房屋和工具的生产,即房屋、设备和存货的净增加额。对于一般人而言,投资的意义仅仅是购买几张股票,购买地基或开立储蓄存款的户头①。J・哈维在《现代经济学》中指出,投资是一定时期花在资本货物生产上或净增加存货上的支出。

农户经济行为是指农户在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中,为实现自身的经济效益,面对外部经济信号做出的反应。农户作为经济行为主体,具有特殊的经济利益目标,并在一定条件下采取一切可能的行为追求目标,所以农户投资行为是农户经济行为中的一个具体方面。在众多农户行为中,投资行为是决定性的,因为投资规模和投资力度影响到未来收入的高低,而投资方向决定着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吴绍田认为:“所谓农户投资行为,就是一种以获利为目的,或追求某种效用而投放资金于经济过程中的家庭群体行为,是农户对其未来生产的预期。从其内容来看,它不仅包括农业生产投资,还包括非农业生产投资和家庭人口再生产投资;从其投资的方式来看,不仅包括货币投入、实物投入,还包括投入的特殊形式――劳动积累”①。

我们认为,农户投资行为是农户为实现其经济目标和效益最大化原则而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的经济活动的过程,这里的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两个方面的内容。农户投资行为是农户经济行为中的一个方面,也是农户经济行为的一个重要表现。根据本文研究的需要,笔者将农户投资行为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生产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技术投资、农户储蓄和其他投资行为等,如图1所示,后面将进一步对农户投资行为的结构系统做详细的介绍。

2.2 农户投资行为的结构

在图1中,农户投资行为宏观方面受外部经济环境(如国家政策、经济环境)和内部约束条件(土地、技术等)的限制,微观上受投资能力(如资本)和投资目标(主要表现为投资的期望值)的限制,其投资水平和投资方向是变动的。目前,学术界对农户投资行为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在使用农户投资行为这一术语时,通常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农户生产性投资和非生产性投资的总和;二是专指生产性投资的总和。根据研究的需要,本文所述的农户投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生产性投资:生产性投资是指农户为了从事各种生产经营活动而进行的投资,主要包括农业生产支出和家庭经营支出。农业生产支出包括农、林、牧、渔业等农业生产结构,也包括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支出(农民家庭用于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的开支,如铁木农具,农、林、牧、渔业生产机械,工业生产机械等生产工具,它用来实现农户继续生产或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家庭经营投资包括所需的商业基础如商品成本支出、运输费用支出、服务业支出、劳动力支出、其他经营支出等等。

2.技术性投资:技术性投资是指农户为提高收益,从而采取的一系列的技术措施来提高自己的生产技能和水平所需要的支出,如学习专业技术、教育投资等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户的生产意识进一步加强,技术性支出表现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对兼农户和非农户而言。学术界常说的开发性投资也是一种技术投资,开发性投资是指农民在传统的农业生产和家庭自营生产范围之外,利用各种自然资源,投入较多的人力和资金,从事较大规模的生产经营活动,这种投资的周期较长,在短期内没有收益或收益较少,开发性生产涉及范围较大。

3.固定资产投资行为②:固定资产投资是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经济活动,即固定资产再生产活动。农户固定资产再生产过程包括固定资产更新、改扩建、新建等活动。固定资产投资统计以固定资产再生产过程的经济现象为统计对象,包括建设准备、设备安装、建成投产的全过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住宅投资和购置家庭用具(电视机、冰箱等)两个方面,住房投资是农户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方式。从一般意义上说,住房支出应属于生活消费支出的一部分,但由于目前住房支出在农户总的支出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且农户家庭经营的许多活动是在住房中进行的,农户住房部分地具有生产性固定资产的特点。因此,本文将其归入农户投资行为中。

4.农户储蓄:农户储蓄是农户经济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有两个目的,一是安全,二是获得利息。当农户能找到比储蓄收益更高的投资渠道时,不再会将钱存入银行。因此,储蓄是农户预期收益率最低但是最稳定的一种投资。从实际情况来看,农户将钱存入银行,更多的并不是从投资角度去考虑的,但由于农户抵抗风险能力较弱,特别是对纯农户而言,储蓄是一种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望,是长期有效的投资。因此,笔者也将农户储蓄看做一种潜在的投资。

5.其他投资:这部分是指除上面几部分以外的投资方式,如家庭日常费用支出和资本货币投资(买证券、股票等),以及家庭教育支出等。家庭日常费用支出是指农村住户为维持家庭正常开支的支出,如购买生活必需品等,这部分投资可以看成是农户提高生活水平的一项支出。

3农村工业化之初农户投资情况

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将打破旧的社会结构和旧的思想观念,等级式的社会结构要被平等式的社会结构所代替;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际关系将被以物为纽带的人际关系所取代;人们将按工作的需要组成新的社会团体,家庭规模也将小型化;勇于拚搏、勇于创新会成为新社会的主流思想③。农村社会结构会发生巨大变化之时,农村工业化进程也在加快,农户投资行为也在迅速变化,其投资水平和投资结构在不同的阶段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由于目前我国还处于农村工业化发展的中期,在此,我们根据我国农村工业化发展水平和具体发展的机遇,分析工业化初期农户投资行为及其特征对理解农村工业化中期的问题也具有一定帮助。

3.1 农户投资概况

农村工业化初期,工业化的水平比较低,农户的投资行为也较简单。从我国农村工业化发展的历程来看,工业化初期大致可以划分在改革开放以前,而这段时间的工业化发展可以分为萌芽和起步阶段,下面我们具体从这两个阶段看农户的投资行为变化。

3.1.1农村工业化的萌芽阶段

我国农村工业化的萌芽阶段大概出现在1949年到1957年这个时期,是在当时开展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时,在农村手工业和其他行业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在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的方针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利用自己多余的劳动力和财力兼顾其他可能发展的副业并使副业的经营能够为扩大农业生产服务”。许多农业合作社因地制宜办起一些修理农具和加工农副产品的手工场,同时许多分散的专业手工业者也被组织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来。据1956年统计,农村约有1 000多万兼营商品性手工业的农民和一部分分散的农村专业手工业者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副业从无到有。到1957年,农村副业总产值达22.9亿元,占当时农业总产值的4.3%。

3.1.2农村工业的起步期阶段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成都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意见》指出:“在中心城市、基点县以及其他各县的同产业之间,大中小企业之间,建立协作制度,形成点面结合、城乡结合、大中小企业相结合的工业网。”我国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从此走上起步阶段,在1958年席卷全国的化运动中,中国农村出现了第一次工业浪潮,乡镇企业的前身,即社队企业随之诞生。

到1960年,社办企业总数达到11.7万个,社办工业企业总数占工业企业总数的46.1%,占集体工业企业总数的74.1%①。1959年,社办工业继续发展,企业数达到70万个,总产值达100亿元,1960年开始的国民经济整顿期间,社队企业成为整顿的部门之一,社队企业产值变动见图2。

1966年“”开始,国民经济发展受损,但农村工业却逐步恢复并得到一定发展。1970年8―10月,国务院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号召各地发展“五小”工业,农户投资的热情被有效的调动起来。在1970年之后的五年里,社队企业的产值以年均24%的速度增长,到1978年,社队企业已发展到152.42万个,是1959年的两倍多;有2 800多万农村工人,占农村劳动力的9.5%;94.7%的公社和78.4%的大队都有工业企业,近30%的公社和大队收入都来自社队企业;总产值达493.07亿元,其中工业产值达385.3亿元③。

4工业化初期农户投资行为主要特征

4.1投资总量较低

在农村工业化的初期,我国农村经济还属于传统的小农经济④,在体制下,生产队是基本生产单位和核算单位,农户除了在自留地和庭院养殖的投入以外,基本不具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农户没有独立投资)独立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功能,对农业生产的投资非常有限。因此农户经营规模都很小(自我投资几乎没有),扩大规模几乎靠“开荒”的形式来进行;对土地的投入,农田施用的基本限于农家肥;对农产品技术的投资受经济技术的条件的限制,只能靠习惯的经验,农作物的产量自然是比较低的;对劳动工具的投入方面,主要集中在简单生产工具上,如镰刀、锄头和耕牛、驴、马之等,对机械化的投资量是比较少的。

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土地承包后,农民才成为投资的主体,农户投资也实现真正的跨越式发展。为什么当时农户投资水平如此之低呢?这主要是受当时社会经济的大环境所决定的,国家政策的限制和农户收入水平低下才是农户投资低迷的根本原因。

4.2较强的经验习惯性

传统的农户经营思想(小农经济思想)尤为严重,工业化的发展不可能一下子改变传统的农户生产行为,农户的投资行为是具有相关经验性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2.1 农户生产性投资的比重较大

我国在建国之初采取的“苏联模式”,在初期确实取得了一定得成绩。但是“重工轻农”的政策并不能长期适合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农村居民人数较多,农民文化素质偏低、农村信息传输闭塞、基础设施落后,使农户难以做出迅速正确的投资选择。在此阶段,农户的生产投资成为了大头,主要支付农业当年生产所需的物质消耗,如种子、农药、化肥、农膜等,只是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补偿投入。

4.2.2技术性投资较低

改革开放以前,农户的技术投资水平是很低的,一是受经济条件的限制,二是受思想意识的影响。毕竟刚解放的新中国经济形势一片满目疮痍,很多先进技术还依赖于国外技术,农民还习惯于旧的生产方式,对新技术的应用也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当年就曾经出现过国家强制农民买肥料、种“营养块”、种植杂交水稻等现象。很多人批评农户在使用新技术上缺乏积极性,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能出现的,但在当时的生产社会背景下存在是合理的。恰恰相反,这种谨慎态度正是农户“草根理性”的表现,由于缺乏对信息技术的了解,新技术在带来高收益的同时也可能带来高风险,而农民的收入较低,每一分钱对他们来说都至关重要,在风险和收益的选择上他们的态度是谨慎的。

4.2.3短期化特点明显

所谓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是指资金投入以后开始获得和收回全部投资的时间的长短。在工业化初期,农户投资行为表现出重短期性和守成性投资、轻长期性和创新性投资的特点非常明显。主要原因是由于农户自身弱质性的特点,许多人的经营水平较差,加上各种自然的、社会的、市场的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农户的抗风险能力较弱,使许多农户不愿涉足风险较大的创新性投资领域,而宁愿从事一些收效较快、已经熟练了的,即使收益较差但是较稳定的活动。因此,为了最大程度的降低风险和维持家庭经济状况的稳定,农户投资主要用于他们所熟悉的短期投资。

参考文献:

[1]王玉玲.新中国的农业合作化与农村工业化[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2).

[2]王兆萍.穷人的经济行为研究一基于我国农村区域的人口分析[J].湖北经济学学报,2005,(3).

[3]文峰,冯天宁.破解农户经济行为的悖论[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1).

农户投资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4-0129-02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农业经济的增长来源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对农业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但是,依靠要素的投入来实现农业经济的增长仍然占很大比重,同时也是主要途径。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发展和进步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农业的投入。农业投资是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的有效实现手段之一,农业投资往往决定着农产品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影响着农产品贸易结构和贸易条件的变化,只有合理的农业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才能有效地促进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发展。目前,中国农业的资本投入渠道除了政府以外还有农户和其他私人社会资本,政府投资固然重要,但从农业投资的现状来看,农户和其他私人资本的投入对农业增长和农产品贸易的作用同样是不可忽略的。加强对农业投资与农产品对外贸易关系的研究,是金融危机过后发展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必然选择。

一、农业投资的相关理论研究

1.投资理论的研究

在宏观经济学中,经济增长理论探讨的是投资或资本形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关注的是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增长可由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推动而和谐地进行下去。在经济增长理论中,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众多发展经济学家都一致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突出作用。刘易斯(w.A.Lewis,1954)提出,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是资本形成率的提高,是一个社会由原先储蓄和投资不到国民收入的4%―5%转变为自愿的储蓄达到收入12%―15%的过程。纳尔逊(R.R.Nelson,1956)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罗森斯坦-罗丹(P.N.Rosenstein-Rodan,1943)的“大推进”理论,都把资本形成视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20世纪60年代罗斯托在经济“起飞”理论中,更把净投资率达到10%以上作为落后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的首要条件,而制约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投资和资本。李占风等(2009)对我国经济1978―2006年的历史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揭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消费、投资、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2.农业投资的研究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1999)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指出,农业投资在农业发展的因果链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农业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李健等(2005)这样认为,农业既是基础产业,又是弱质产业,农业投资周期长、风险大、回报率低。在我国,随着投资主体多元化、利益主体独立化和资本运作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资本通过市场机制流入农业领域已经越来越困难。为了保持农业投资持续、稳定、协调增长,政府在不断加大对农业投资力度的同时,还必须制定扶持、鼓励和保障农业投资的政策法规,建立和完善农业投资的保障机制。

在农业投资主体方面,韩东林(2007)认为,农业投资主体应该不仅是指对农业直接投入资金的权利主体,而且还应该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金融机构并不是独立的农业投资主体,金融机构并没有直接参与农业生产过程或者为农业提供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只是为农业微观投资主体提供资金等金融服务。在农业投资结构方面,王国敏,马慧吉(2004)对我国农业投资研究发现,其结构呈现严重的扭曲态势,具体表现在投资总量、投资主体和资金投向等方面的扭曲上。

二、农产品对外贸易的相关理论的研究

1.农产品对外贸易的理论基础

国际贸易主要基于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两大理论。Adam.Smith(1776)和David.Ricardo(1817)先后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是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贸易保护理论是伴随自由贸易理论的发展和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应运而生的。以汉密尔顿、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为代表的保护幼稚产业论和以凯恩斯为主要代表的“超保护贸易理论”为贸易保护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Colin A.Carter和Li-Xianghong对1980至1996年中国的整体贸易结构进行了研究,并在对照中国非农产品贸易变化的情况下重点研究了同一期间中国农产品贸易的结构变化,最后得出了“与中国的工业产品贸易相比较,中国农产品贸易变化只是有限地反映了其比较优劣势”的结论。P.A.Samuelson和W.D.Nordhaus(1998)揭示了由于国际贸易的重要传递渠道作用,某些国家的某些农业品种在某些时候可能因国际贸易而受到利益损失。

2.国内农产品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

唐盛尧(2008)对东盟各国和中国的农产品的比较优势进行研究和比较后发现,中国和东盟的谷物都具有比较优势,而中国和东盟的奶类都不具有比较优势;中国的蔬菜、豆类、植物纤维、烟叶、油料作物、肉类和蛋类具有比较优势,东盟的糖、淀粉块根和植物油具有比较优势。刘德江等人(2002)在《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分析》一文中也指出,谷物及其制品在内的粮食产品、纺织纤维已经基本失去比较优势;肉及其制品、园艺类农产品仍具有比较优势。张辉等(2006)利用FAO的贸易统计资料,分析1960―2000年间中日韩三国农产品贸易比较优势,论证三国之间农产品贸易的比较优势基础。研究表明,中日韩三国由于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表现出不同的比较优势,尤其在劳动密集型农产品贸易方面更为明显。翁克瑞等(2003)指出按照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我国的农业分工应该建立在丰富的劳动力要素资源的基础上。基于此种理论,人们会得出劳动集中度高的农业内部产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中应当具有较高的竞争力。但是,他的实证分析却得出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并没有成为我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

三、农业投资与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关系的研究

在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产品贸易关系方面,侯石安(2001)指出,农业出口贸易补贴不足,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过剩问题开始显现。由于财政在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流通环节投入和占用了大量的资金,难以有充足资金用于补贴农产品的出口,使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出口成本高,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出口量一直得不到有效放大。徐祺娟,叶善文(2005)通过实证分析,构架相关模型,明确了“绿箱”投入中基础设施投入、农业科技投入、农村救济费对优势农产品出口贸易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顾和军(2008)通过将我国与其他国家相应农产品生产成本的比较发现,农业税减免、粮食直接补贴政策两项政策的实施会提高主要农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其国际竞争力。由于研究目的的限制,这些研究并没有给出“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产品国际贸易”实现而具体的关系,只是部分或局部地论证了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却也给本文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为两者具体关系奠定了基础。

农户投资与农产品对外贸易关系的相关文献主要侧重于农户投资行为的研究,农户投资与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关系研究甚少。黄飞和熊吉峰(2004)指出,WTO协议中“绿箱”政策、微量允许标准、“蓝箱”政策里都有保护农产品投资的条款,大多数条款都可以通过政策性金融来实施。政府应全面调整农业政策,利用“绿箱”政策扩大农户投资规模,为农户生产创造便利条件。张改清(2005)对农户投资量、投资结构、投资效率的变动规律及与农户经济增长的关系从理论和实证上都做了较细致的分析和研究,也得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结论。本研究的其中一部分拟将从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和农户投资现实背景出发,试图用全新的思路和方法,揭示和实证农户投资与农产品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

农户投资论文篇（8）

关键词:土地制度;土地投资;农户

Key words: land system;land investment;farmers

中图分类号:D92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14-0139-02

0引言

世界每个国家和地区要发展必须利用各种资源,土地就是一种重要的资源。以经济增长为基础,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各国追求的目标。[1]将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集中起来,去创造社会财富。经济增长由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投入,转变为依靠提高各要素生产率的集约型、内涵型增长方式。土地资源的有效供给和利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3]

1土地投资强度的理论研究

经济学原理认为,经济增长是生产要素积累以及资源利用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的结果。投入的生产要素越多,获得的经济总量就越多;而如果生产要素的总量是一定的就需要去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率,才能增加经济总量。[2]但是从目前的产业状况看,相对土地(自然资源)消耗的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不足,并没有表现出资源的规模效应,有的资源甚至闲置,这就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去改善。[1]土地投资强度,也称土地利用集约度,是指在项目用地范围内单位面积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而且,新建项目的土地投资强度可按如下公式进行计算:

:I=(A+K+Z)/F(1)

在公式(1)中;A为劳动力投入,如工资费用;K为资本消耗,即设备工器具购置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工程建设其他费以及生产经营费用等;Z为经营资本所需支付的筹资费用;F为该项目的用地面积。[4]作为一个投资项目,在基础设施比较完备、土地价格比较合理的条件下,其土地之外的资本、劳动两项要素的投资收益应该大于等于购买土地的费用。林善浪认为若设投资收益率为x、单位面积的土地价格为y,则可建立以下的理论数学表达式:

(I-y)×x=y(2)

在公式(2)中,投资收益率x可以在同时期的社会折现率(is) 和投资主体认定的基准收益率(ic)之间选取,并以前者作为最小值。[4]贾生华则认为,社会折现率是资金占用所应获得的最低动态收益率,根据国民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投资收益水平、资金供求状况、资金机会成本以及国家宏观调控目标取向等因素,我国目前社会折现率的取值为10%;基准收益率是投资者对投资收益率的最低期望值,它是在平均资金成本率、投资的机会成本率(目标利润率)、风险贴补率和通货膨胀率四个因素,尤其是前二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而形成的。[6]土地投资强度测算的关键是如何根据目标利润率、机会成本率等因素科学地选定相应的投资基准收益率。[7]

2家庭承包制与农户投资行为

宫玉泉认为,经济时间视野的长短,是投资决策的决定性因素。由于农业基本建设投资需要投入较长时间的物化劳动与活劳动,这就需要将视野放远。[7]贾生华认为,在较短经济时间视野里,那部分必须在较长经济时间视野中才能带来效益的农业基本建设,就会由于没有带来效益而成为不适当的、不可取的。还有,在经济时间视野放长的情况下,各种投资政策方案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所带来的风险系数也会跟着加大。通过废除,实行家庭承包制, 使农民真正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实现权、责、利的紧密结合。这一方面有利于激发农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另一方面又使农民的经济活动在越来越大程度上纳入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运行轨道。[6]而与计划调节机制不同,市场调节机制具有短期经济时间视野特点, 再加上这种建立在“两权分离”基础上的土地经营制度,其产权关系还不够确定,这就容易助长农民对土地投资的短期经济行为。[2]农户投资无论如何是代替不了政府和集体的投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农业生产后劲的持续增强,是农业长期投资决策的必然结果,而农业的长期投资决策的基础,并不完全是来自市场信号,或着眼于短期经济时间视野,因而并不是农户投资所能完全信任的。[7]由于政府和集体的公共投资,可以摆脱短期经济时间视野的束缚,着眼于长期经济时间视野,着眼于长远发展目标,这就要求形成与农户投资并存、且凌驾于农户投资之上的政府和集体的公共投资。应当充分认识政府和集体的公共投资在农村投资体系的特殊地位。政府作为宏观决策者,不仅要注意引导有关部门积极向农业提供资金,同时要发挥政府在形成农户投资与公共投资(包括政府和集体的投资)的最佳平衡方面的作用。[6]

3土地产权制度与农户投资行为

作为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效运行,要求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微观经济基础。这个微观经济基础必须有一个明晰化的产权。产权意味着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对于资产权力的认同。这种认同还意味着社会全体或部分人或个人拥有全部资产或者部分资产的所有权、处置权和收益权。[8]产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有明显的排他性。[7]因而,一旦产权不明晰,市场机制就无法正常地运作。我国现阶段农村的土地所有权主体当然是集体,这是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中央的有关文件也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是属于社区集体所有。[8]但是髹,究竟是谁代表集体行使土地所有权?却很不明确。与此相联系,在实践中涉及到谁代表集体行使土地所有权?也很不明确。潘华顺等认为与此相联系,在实践中涉及到谁代表集体发包土地。现在、乡、村、组(即村民小组)发包土地的状况均有存在。多元化发包主体的存在,使得农村土地产权关系混乱,也使长期稳定农民向集体承包土地的关系得不到落实。[9]这就谈不上引导农户对土地的长期投资、促进土地迅速增值,以及克服土地投资行为短期化问题。当前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3.1 就土地使用权而言,与土地产权不明晰相联系的,是土地承包期的不稳定(虽然中央强调要长期稳定),严重地影响了农户的投资预期与投资积极性,以及责任田的频繁调整所导致的农户对土地投资与使用的短期行为。[7]

3.2 就土地收益权而言,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后,那种在统购统销制度和农村制度下形成的没有明确边界的地税制度,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目前,我国农村的地税制度既有明税又有暗税,而其中的暗税则是软约束的,其随意性相当大,往往夹杂着对农民的乱摊派、乱收费,实际上是对农民利益的严重侵害,引起农民的严重不满,极大地削弱了农户对土地投资的激励作用。[8]

3.3 就土地处置权而言,虽然我国法律上有规定,农村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转包,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发生流转的土地所占的比重还很低。与此同时,在房地产业迅速发展、地价猛涨的情况下,不少地方政府部门强行低价征收土地,剥夺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 使农民丧失土地所有者地位,也丧失土地资本化过程中所应取得的价值效益,更谈不上调动农户对土地的投资积极性。[9]

正是针对客观上存在的这些问题,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指出: “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的政策, 同时要抓紧制定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的法律法规,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要坚持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进行,不得以任何理由强制农户转让。”须知,土地问题是农村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因为它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多少年来,土地政策上稍有风吹草动,哪怕是提法上的细微变动,农民也会很快作出反应。[10]潘华顺等认为,对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大部分农民来说, 土地仍然是他们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和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即使在经济比较发达地区,不少农民已经离乡进城,务工经商,有的甚至买卖已经做得很大,却仍然不愿意放弃承包田。因为外面世界充满风险,他们既没有城里人的身份,也没有社会保障, 一旦工厂倒闭,企业裁人,城市呆不下去,他们最后的家园,最后的保障仍然是那几亩地。[9]王西玉认为,只有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产权明晰,才能引导农民珍惜土地,增加投入,培肥地力,逐步提高产出率;才能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放心的进城进厂,从事二、三产业,农村的分工分业、结构调整才有顺利进行的条件;才能真正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土地流转机制,促使土地承包权和使用权的进一步分离,解决“有地不种”和“没地可种”的矛盾。当前最重要的是加快制定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的法律法规,把所有者、承包者和使用者各方的权利义务用法律的形式明晰化、具体化,这样才能使农民真正获得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11]

4农业规模经营与农户投资行为

陈银蓉等认为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赋予农户的生产经营者自,带动了农村分工分业的发展,尤其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大批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但由于这种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明显的家庭内部分工性质,并没有相应地推动社会分工的发展,从而导致农业日益兼业化和副业化。这就不利于激励农户对土地的投资热情。[12]兼业农户的存在,既有利又有弊。其利突出表现在:农户兼业可以使农户家庭成员就业多样化和收入来源多样化,使农民充分享受经济增长的利益。[9]实践经验证明,兼业农户,特别是以农业为副业的兼业农户,其收入要明显高于纯农户。其弊突出表现在,虽然兼业农户单位土地上的投资水平不一定低于纯农户,但却倾向于改革耕作制度,选择更节省劳动力的作物,降低土地利用的集约度。这种投资行为有悖于增加农产品总供给的国民经济发展目标。[11]我国是世界上人地关系最紧张的国家之一,平均每户经营的土地还不到半公顷。在农业劳动向非农产业转移(不完全转移)过程中,兼业农户的大量出现是难以避免的。这对增加农民收入也是有利的。在一定阶段也不一定会妨碍农业的稳定增长。[12]艾建国认为,也应当认识到,在细小经营规模基础上的农户兼业化和农业副业化,终究会妨碍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从大多数地区兼业农户的投资经营行为来看,随着非农就业程度的不断加深,农业经营与非农业经营之间的关系,会经历一个由相促到相竞的演变过程。当土地投资经营收入仍然是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非农业收入只占很小比重时, 对多数兼业农户来说,其投资经营农业的主要目标,已变成保障家庭获得稳定的口粮供给,土地投资经营已经成为农户“生活保险”的一种手段。[13]黄少安认为,由于非农就业风险的存在,继续拥有土地还是一种“就业保险”措施。农户投资经营目标的这种变化,往往会使这类农户愈益丧失农产品商品生产者的行为特征。伴随农业与非农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这类兼业农户往往会对土地实行粗放耕作,甚至出现抛荒。在这种情况下,这类兼业农户的迅速发展,必然会对农业产出的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抑制小规模土地经营基础上农户兼业的过度发展,特别是以农业为副业的兼业农户的过度发展,并伴随着客观条件有逐渐成熟,因势利导地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这就要求在长期稳定土地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微观经济运行机制中来,搞活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动,促进土地投资经营的连片集中。[14]为此,必须在明晰所有权,稳定承包权的前提下,解决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出租、抵押、继承等问题,建立一整套完整的土地流转制度。[15]有的地方根据土地流转的客观需要,和大多数农民仍然把土地作为经济收入来源的实际,改“均田制”为“两田制”,这对促进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动发挥了积极作用。其具体做法是,把“口粮田”和“承包田”分离开来。“口粮田”作为社会保障用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基本上无偿使用,长期稳定不变,体现基本生产资料公平分配的福利原则。“承包田”则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由农户投标,竞争承包。实践经验证明,把竞争机制与风险机制引入土地承包,可以为投资者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10]高富平认为,以市场竞争机制所固有的功能,刺激投资者自觉不自觉地把资源配置到土地开发中去,并依靠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给投资者以压力和动力,从而形成承包经营与投资经营两种手段并举,责任收益与投资收益两种机制并存的格局。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土地承包中,推动土地的合理流动和相对集中,刺激土地、劳力、资金等要素的优化组合,达到形成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目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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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农户投资论文篇（9）

地权稳定性涉及的是以往村里土地调整的频率以及今后可能发生调整的概率。①土地交易权涉及的是村里对土地的有偿转包、租赁和代耕方面给予农户的自由度。土地使用权涉及的是对农户生产计划,特别是劳动力投入的限制。在村级问卷中,我们征求了村干部对一系列反映上述三组产权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各代表该村在某一方面的土地制度安排。由村干部对每一组问题的答案,我们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提炼出一个主因子,以代表这一组地权的完整性。通过这一过程,我们得到三个主因子:Sj,Mj和Uj,分别代表第j个村子的地权稳定性、交易权和使用权的完整性。这三个因子均为标准化之后均值为0,均方差为1的变量,并以较大的值表示较完整的产权。利用所获得的三个地权因子,我们可以估计地权完整性对土地产出率的影响。

由于多数农户将90%以上的土地用于种植水稻,我们只研究水稻的情况,并做下面的回归:(1)AVOUTij=c+α1Sj+α2Uj+α3Mj+Zijα4+eij其中,AVOUTij是第j村中第i个农户的土地平均水稻单产;Zij是代表该农户特征的一组变量;c是一个常数,和α1,…,α4一样,为待估计的系数;最后,eij为一随机误差量。这一误差量包含的是上述模型所未考虑到,但影响单个农户产出率的因素。Carter,Liu,RothandYao(1996)考虑了农地制度的内生化问题。但是,由于农地制度是在村一级决策过程中确定的,而我们所考察的是一个村子里的一小部分农户样本,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eij和三个制度因子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从而可以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1)式进行估计。对于农户特征,我们选用了家庭人地比、平均年龄、妇女占家庭总人口比例、平均受教育年数、平均农业就业年数、平均非农就业年数、平地占家庭总土地面积比例以及非农工资率与水稻价格的比例。

非农工资率是由1993年家庭非农收入除以家庭非农就业时间而得到的。对于那些无非农收入的农户,他们的工资率以他们所在村的平均工资率代替。在农户特征变量中,除人地比和平地量对单产具有显著正的影响之外,其它变量的影响均不显著。人地比的正影响说明除土地市场的不完善外,劳动力市场也不完善。①这与其它有关乡镇企业用工制度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Yao,1996)。平地量的正影响显然来自土地质量对土地产出率的正影响。在三个制度因子中,地权稳定性虽然有正的影响,但统计上不显著;较完整的交易权对产出率有显著的正影响;相反,较完整的使用权具有显著的负影响。前两个结论与我们的判断相一致:地权稳定性增加农户长期投资积极性,完整的交易权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增加农户投资的动力。

第三个结论表明,平均而言,对使用权的限制对农户的水稻生产起到了约束作用。换言之,对于我们样本中的一个平均农户来说,如果约束解除的话,他将会减少对水稻生产的投入。以我们所使用的制度因子衡量,每一个因子增加一单位,意味着地权改善度大约为完整地权的32%(即每一个因子的分布占据3.12个单位的区间)。②因此,根据我们的结果,地权稳定性改善10%,将意味着土地单产在样本平均值(640公斤)上增加0.7%;土地交易权改善同样的百分比将使单产增加2.0%。与此相对照的是,土地使用权改善同样的百分比将使水稻单产减少2.5%。我们可以把制度因子的影响换算成具体产权安排的影响。由于我们已经知道了各制度因子与相关产权安排之间的相关系数,这种换算是容易做到的。③比如,根据换算,土地每多调整一次,土地单产下降1.5%;土地从不允许租赁到允许租赁,单产上升6.8%;最后,从允许抛荒到不允许抛荒,土地单产将增加12.6%。后两个估计乍看偏高,但是,从不允许抛荒到允许抛荒、或从不允许租赁到允许租赁意味着这两项地权各改善了100%。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再看这两个估计便不会觉得它们偏高了。特别是,后一估计还表明,如果不对抛荒做任何限制,由此而引起的产量损失相当于大约13%的农户退出农业生产。经过这一节的分析,我们发现农地制度的完整性对土地产出率具有或正或负的影响。在接下来的一节中,我们将对这些影响的途径进行理论探讨,以便为以后的计量分析提供基础。

二、农地制度影响土地产出的途径:理论分析

在本节的讨论中,我们将做如下的两个假设。首先,农户的生产技术具有不变规模报酬经济。这个假设对于运用可分性生产要素的小农生产来说并不是一个臆断,许多研究均支持这一观点(例如,Federetal.,1992对中国的研究)。第二,劳动力市场不完善。这个假设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对于那些想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力的农户,他们的非农就业机会是受到限制的(Yao,1997);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想从市场上雇佣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户,他们面临着被雇劳动力的道德风险问题(Feder,1985),即被雇劳动力在不完全监督下可能出现的偷懒问题。在第一个假设下,如果劳动市场是完善的,则土地市场的不完善将不会影响农户对土地的投入强度(即劳动力投入与土地之比),因为农户总是可以通过租出和租入劳动力来回到原先他的理想投入强度上。在这种情况下,单位面积的土地产出率也不会受到影响①。但是,当劳动力市场不完善时,土地市场的不完善将影响农户对土地的投入强度,因而也影响土地产出率。在以上两个假设下,我们对地权稳定性、土地使用权和土地交易权对农户投入强度的影响依次进行分析。

(一)地权稳定性

地权稳定性只影响功效超过一年的投入,即中、长期投入,而不影响农户的当前投入,如劳动力、化肥等,因为土地调整总是在年末当农业季节结束时进行的。同时,地权稳定性也不大可能影响农户之间土地的租赁活动,因为农户总是可以通过签订一年一度的租赁合同来回避可能存在的失去租出的土地的危险。地权的不稳定意味着农户的土地在将来的某一时刻将易手到他人手中。尽管农户可能因失去已经在这些土地上的进行的投资而得到补偿,但这种补偿的量很难确定,因为每个人对同一投资所给予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因此,地权不稳定的作用和对农户投资征收一种随机税一样,将降低农户的投资积极性。

(二)土地使用权

如同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对土地使用权的限制主要表现在对农户投入,特别是劳动力投入的限制上,即农户必须在某一种作物(通常是粮食作物)的生产中投入不低于一定量的人力和物力。显然,这一限制对那些比较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来说是不起作用的,而只对那些不太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起作用。这意味着在我们的样本中,这一限制对浙江的大多数农户可能起作用,而对江西的大部分农户则不起作用。为简化我们下面的计量分析,我们只考察这样的限制是否对我们样本中的一个平均农户起作用。

(三)土地交易权

在完全市场条件下,我们应该观测到这样的情况,即人地比大于某一特定值(如村子的人地比)时,该农户将租入土地(或出卖劳动力),而人地比低于那一特定值时,该农户将租出土地(或雇入劳动力)。①这样所产生的均衡结果将是每个农户的土地投入强度相等。②在不完全产权和不完全劳动力市场条件下,情况变得复杂起来。我们把对土地交易权的限制归纳为农户为土地交易所付出的地租以外的费用。这些费用包括游说村干部的时间以及为绕过限制而消耗的其它费用。由于这一费用的存在,土地交易中买方的付出和卖方的所得不再是对称的了。以P表示土地租赁的名义价格,c(Mj)代表由于交易权不完整而产生的费用。我们假设c(Mj)是Mj的减函数,即较完整的交易权减少交易的额外成本。那么,买者付出的实际价格为P+c(Mj),而卖者得到的是P-c(Mj)。土地租入者将租入土地直至土地边际产出率等于P+c(Mj),土地租出者将租出土地直至土地边际产出率等于P-c(Mj),因此,租入者和租出者的土地边际生产率不相等,因而他们的土地投入强度也不相等。对于那些土地边际产出处于P-c(Mj)和P+c(Mj)之间的农户,他们将不租入或租出土地。这与完全市场下的情况不同。在那里,存在不租入或租出土地的农户的概率为零,因为租出与租入土地的分水岭是一个特定的值。当地权不完全时,存在处于自给自足状态的农民的概率将大于零,且与地权的不完整性成正比(或与Mj成反比)。这意味着,交易权的不完整具有两种效应。

第一种效应为资源配置效率。不完整的土地交易权使土地边际产出不能在不同农户之间达到均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农户的劳动力投入强度因交易权的不完整性而产生差异,此差异随交易权不完整性的扩大而扩大。但是,应该记住的是,资源配置效应只对市场不完善的要素产生作用。由于除劳动力市场以外的其它当前要素市场已相当成熟、开放(如XiaoandFultou,1997对化肥市场的研究所显示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当前要素投入不会受到地权不完整性的影响。

但是,对于长期投资来说,由于它们的收益延伸到现期生产以后的时期,农户在即期决定该期的投资量时必须考虑投资在以后各期的边际收益折现。在土地和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这些边际收益受相应时期劳动力投入强度的影响。因此,如同当期劳动力投入强度一样,当期的长期投资强度在农户之间也存在差异,且此差异随交易权不完整性的扩大而扩大。正是从减少农户劳动力投入强度和投资强度在农户之间的差异这点出发,我们说完善的土地交易权具有改进资源配置的效应。第二种效应是Besley所说的交易收益。土地交易权越不完善,土地边际产出处于P-c(Mj)和P+c(Mj)之间,从而不想进行土地交易的人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在现期内进行的投资,以后一旦想在市场上实现其价值(比如当他有了较好的非农就业机会而想租出一部分土地时),他能找到买主的机会将降低,从而使其对现期的投资的价值打上折扣。反言之,较完善的土地交易权使农户对其现期投资在未来实现其市场价值更具有信心,从而也增强他在现期增加投资的动力。

三、农地制度影响土地产出的途径:经验检验

前一节的理论分析为我们指出了农地制度影响土地产出率的途径。本节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一个计量模型,并利用我们所拥有的数据对理论结论进行检验。根据理论部分的分析,地权残缺只影响劳动力投入和中、长期投资的强度。我们选1989年到1993年间绿肥的种植面积为我们将考察的中、长期投资。绿肥是南方稻米种植区在冬季广泛种植的一种肥田草,其效力和其它农家肥一样,可以持续3～5年。因此,其价值在土地重分中有失去的危险。下面我们依次讨论劳动投入强度和绿肥种植密度(即1989～1993年5年间平均每亩土地种植了绿肥的次数)的估计方法。

(一)劳动力投入强度

在完全市场条件下,同村的所有农户将具有同样的劳动投入强度。该均衡劳动投入强度取决于村里的劳动力和土地的相对价格,而后者又与该村的人地比密切相关。以l-j表示第j村的人地比,lij表示第j户农户的劳动力投入强度。则lij和l-j的关系可以表示为lij=αl-j=lj,其中α是将村的人地比转变为村均衡劳动投入强度的系数。但是,当地权不完整时,该关系将不再成立。以下我们依次引进土地交易权和土地使用权的不完善,以确定他们对lij的影响。先看交易权。从理论部分我们得知,交易权的完善使得农户的劳动投入强度趋同,即趋于各村的均衡劳动投入强度。这使我们假设如下的关系式:(2)lij′-ljl-ij-l-j=γc+γm1Mj式中,lij′是农户i在只有交易权不完善的情况下的虚拟劳动投入强度,l-ij是它的人地比,γc和γm1是两个待估计的系数。lij′-lj测量的是农户的虚拟劳动投入强度离村均衡的距离。为了排除农户资源秉赋的影响,我们用农户的人地比和村的人地比之间的距离l-ij-l-j去标准化上述距离。如果我们的理论推导是正确的话,则我们期望γm1为负数,即较完善的交易权减小各个农户的劳动力投入强度与村均衡之间的(标准化)距离。

为使(2)式具有可操作性,我们进一步假设lij′-lj与l-ij-l-j具有相同的符号。由于残缺的交易权使农户的劳动力投入强度更趋近于他们的资源秉赋,此假设是可以接受的。在此假设下,我们可以将(2)式改写成:(3)lij′-lj=γc(l-ij-l-j)+γm1Mj(l-ij-l-j)上式很好地涵盖了完善交易权所能起到的作用。如果γm1为负的话,则对于一个具有较高的人地比、处于出租劳动力(或租入土地)位置的农户,完善交易权使其劳动力投入强度降低到村均衡位置;反之,对于一个具有较低人地比、处于租入劳动力(或租出土地)位置的农户,完善交易权的作用恰恰相反。这正是理论部分指出的完整交易权所具有的资源配置效应。再引入使用权的不完整。正如理论部分所指出的,我们只考察不完整使用权对一个平均农户的影响。则农户的实际劳动投入强度可以表示为:(4)lij=lij′+γu1Uj如果对使用权的限制对一个平均农户是有效的,即较宽松的使用权使他降低劳动投入强度,则我们期望γu1为负数。将(3)式与(4)式相加并加入农户特征变量组Zij以控制各农户所固有的异质性,我们得到一个可以估计的等式:(5)lij=αl-j+γc(l-ij-l-j)+γm1Mj(l-ij-l-j)+γu1Uj+Zijγz1+εij其中εij是一个与其它自变量相独立的随机变量。Zij中可以包括一个常数项,则该常数项与αl-j之和为第j村的均衡劳动投入强度。

(二)绿肥种植密度

我们以kij代表农户的绿肥种植密度。根据理论部分的讨论,农地制度对kij具有四种效应:地权稳定性效应、资源配置效应、交易收益效应以及使用权效应。根据前面对劳动力投入强度的讨论,我们假设下面的关系式:(6)kij=γsSj+γm2Mj+γm3Mj(l-ij-l-j)+γu2Uj+Zijγz2+δij式中δij,如同εij一样,为一纯粹随机发生的误差项。式中几个系数的解释是,γs代表地权稳定性效应,γm2代表交易收益效应,γm3代表资源配置效应,γu2代表使用权效应。由于许多农户在5年间从未种植过绿肥,即他们的kij为零,OLS方法不能适用于(6)式的估计。一个更好的估计方法是托宾模型。在下面的估计中,我们将采用该模型。

(三)估计结果

利用前面估计产出时所用的449户农户的资料,我们对(5)式和(6)式进行了估计。全部农户结果不近人意之处是资源配置效应和使用权效应均不显著。为此,(6)式以省为单位重新估计了两次。其结果分别列于表3的第二、第三列。从第二列浙江的结果可以看出,资源配置效应仍然不显著,而使用权效应非常显著,且具有我们所期望的负号。使用权在浙江具有显著的效应,说明在那里对使用权的限制对一个代表农户是有效的。资源配置效应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浙江3县的劳动力市场较为发达。这可以由农户人地比与村人地比之差的系数得到佐证:该系数不显著,说明农户能够通过劳动力市场达到均衡,从而使其劳动力在土地上的投入强度不受自家要素秉赋的影响。与浙江相对照,资源配置效应在江西表现得非常显著,且具有我们所期待的负号,但使用权效应却恰恰不显著。

后一个结论说明对使用权的限制对江西的一个代表农户是不起作用的,因为他的劳动投入已经超过了规定的最低投入量。前一结论说明江西的劳动力市场仍不发达,这一推测也可以由大部分农户特征变量所拥有的显著系数所映证。与先验期望一致,人地比较村平均多的或农业经验较多的农户对土地的劳动投入强度较高;相反,较年长、教育水平较高或非农经验较多的农户对土地的投入强度较低。和劳动力投入相比,对绿肥种植面积的估计更具有一致性。从表4可以看出,除使用权效应外,其它效应,如地权稳定性效应、交易收益效应以及资源配置效应均得到证实。使用权效应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对使用权的限制主要集中在劳动力投入方面。其它效应的证实不仅补上了在非洲没有被发现的东西,而且也为国内对农地制度与长期投资关系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特别是,我们的研究结果与Feder等人对东北的研究有显著的不同之处。他们没有发现地权稳定性与农户投资之间有显著关系(Feder,Lau,LinandLuo,1992)。究其原因,他们所考察的投资不是附着于土地的,而我们的研究直接考察附着于土地的投资,结论自然比他们的要可靠。

四、结束语

农户投资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 F30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05-0131-08

农地整理不仅是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保障粮食和生态安全的重要手段，还是转变土地利用方式、城乡统筹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要求[1]。十多年来，农地整理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缺失而导致的道路破损、沟渠堵塞、泵房电机被盗、林网被毁等现象屡见不鲜[2-3]。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目前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资金缺失[2-3]。相关法规仅对农地整理项目资金来源以及资金的开支范围做出了规定，并未涉及后期管护的资金问题，以至于后期管护筹资无法顺利实施[3]。众多学者[4-7]认为由于政府财力的限制，应改变单一的政府供给方式，投资主体多元化才是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匮乏的真正出路。农民和集体都是受益者，按照“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农村公共物品的投入主体应该由政府、集体和农民组成，这样不仅可以解决资金来源问题，还可以避免“搭便车”、“寻租”、“腐败”等行为的发生。本文拟从行为经济学角度对农户在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中的出资行为进行研究。

传统经济学认为，消费者购买和投资的行为主要受到实际价格和收入水平的影响，但行为经济学研究发现，消费者在做选择时，并不是理性地计算哪种商品带给自己的实际价值最大，而是计算哪种商品带给自己的交易效用最大[8]。交易效用理论被国内外学者广泛用于研究消费者购买和投资行为，为市场营销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卢苓霞和王彦勋[8]从产品、购物环境、销售渠道及思维习惯等角度对参照物进行设计，使消费者获得交易效用并产生购买行为。Kwon和Jang[9]运用交易效用理论分析捆绑促销价格和质量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当标准产品和捆绑促销产品分开标价时，消费者交易效用更为显著；同时，当消费者更了解捆绑产品的质量时，交易效用也更明显。李爱梅等[10]通过分析消费者对相对优惠与绝对优惠的感知差异，来解释交易价值感知差异对消费决策的影响。韩睿和田志龙[11]分析不同的促销类型对消费者交易价值的感知和消费行为意向的影响。另一些学者逐渐将交易效用理论引入金融市场，研究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池丽旭和庄新田[12]从参考价格对投资者情绪影响的角度，对证券市场中普遍存在的处置效应异象进行解释。交易效用理论被广泛用于不同领域解释消费者购买和投资行为，但将交易效用理论用来解释消费者对准公共物品投资行为的相关报道比较罕见，用于解释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中农户出资行为更鲜有报道。因此，本文运用交易效用理论解释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的出资行为，以期为解决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资金缺乏问题提供决策参考。

1 交易效用及其理论假设

1.1 交易效用及在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农户出资中的应用

Thaler[13]提出消费者通过购买行为得到两类效用：获得效用和交易效用。获得效用是指消费者购买物品后所获得的使用价值[13-15]；交易效用是指消费者对“买卖”的感知价值，是商品参考价格（即消费者愿意为此商品支付的价格）与支付价格（即消费者为获得商品必须支付的价格）两者之间的差额[13-15]。交易效用在购买决策中起主要作用，如果交易效用被感知为“正”，参考价格大于支付价格，人们就很容易做出购买决策；交易效用被感知为“负”，参考价格小于支付价格，消费者就不愿意购买[13，16]。因此，交易效用是对消费者购买的感知和体验[15]，是消费者产生购买行为的重要原因。一般而言，在市场经济下，商品的支付价格是相对固定的，不随消费者的意志而改变，但参考价格来源于消费者的感知，会受到环境或个体等因素的影响。在支付价格一定的情况下，交易效用的获得主要是由消费者的参考价格决定[17]。

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中的交易效用是指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工程设施进行后期管护的感知价值。为了简化分析，假设农地整理项目工程设施相对而言均匀分布，每个农户都享受同等的服务；而且，这些工程设施规模较大，同一设施的受益主体众多，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因此，参考价格是指农户愿意为农地整理项目工程设施后期管护的出资额（P），将每个农户的参考价格绘在图上（见图1），价格P为纵坐标，出资面积Q为横坐标，这样所有的参考价格形成了一条曲线L，以描述每一个可能价格上的出资面积。参考价格曲线向下倾斜：当后期管护价格下降时，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出资。假如农户间的参考价格只有细微的差别，可以设想曲线是平缓地向右下方倾斜。支付价格是指农地整理项目工程设施后期管护的总费用（W），用它除以受益的总耕地面积（S），即可得到单位耕地面积应支付的后期管护费用（Wf）。对于项目区每个农户来说，单位耕地面积应支付的后期管护费用（Wf）都是相同的，因此所有的支付价格描绘在图上成为一条平行线H。曲线H与L相交于E点（参考点），经过参考点作一条垂直线（参考线），与横坐标相交于点Q*。在参考线左侧，参考价格高于支付价格，参考价格曲线上任何一点的P都高于支付价格Wf，使得P-Wf>0，即农户的交易效用为“正”，此时农户才愿意对农地整理项目工程设施后期管护出资。在参考线右侧，参考价格高于支付价格，参考价格曲线上任何一点的P都低于支付价格Wf，使得P-Wf

根据各地农地整理实践，项目工程设施在竣工验收后一般会移交给项目区内各村民委员会管理。然而后期管护资金需求量较大，村委会一般不具备经济能力对工程设施进行管护，使的管护主体“想管也管不了”，直接影响到工程设施功能的发挥，降低了项目的实施效果。一般而言，每个农户的支付价格（Wf）是不易发生改变的，但每个农户的参考价格（P）易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易发生变化。在支付价格保持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参考价格发生改变，会直接影响农户对交易效用的感知。因此，探讨农户参考价格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2 参考价格影响因素的理论假说

参考价格是消费者打算购买此商品的预期价格，决定消费者是否能获得交易效用，进而影响购买决策[17]。参考价格可以是外部的和内部的。外部参考价格经广告、目录或消费者价格指南等渠道提供给消费者[18]。内部参考价格是指存在于消费者记忆中对产品价格的适应水平[19]，或者是他们认为那些“合理的”价格[13]，是作为与实际售价比较基础的单一价格或价格范围[19]，目前研究的参考价格多指内部参考价格。个体做出判断和选择是基于与某一特定参考价格的比较[20]，各种因素通过作用于消费者参考价格的形成对其购买决策造成影响。因此，对消费者参考价格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焦点。

（1）Dickson and Sawyer[21]认为消费者在购买时接收到产品价格信息，会先判断该价格是一般价格还是促销价格，对于促销价格的注意程度会影响其参考价值的形成。促销类型不同，消费者参考价值感知也不同，进而影响其消费行为的意向[11]。当支付价格高于参考价格时，如果不开展促销活动，消费者无法产生交易效用，销售难以进行；开展促销活动后，支付价格下降，短期内能迅速提升销量，但也会使消费者的参考价格下降，对消费者今后评价产品的交易效用造成负面影响[11，20]：一是下一次的折扣对消费者而言已无法与前一次折扣相媲美；二是消费者认为恢复正常后的价格变成了一种“涨价”。所以说打折促销是一把双刃剑，应精心设计促销的幅度、频率及时间，向消费者传递正确的价格信号，才能帮助其将促销价与实际价区别开来[11，20]。因此，可以得出，支付价格的下降会对参考价格的形成产生影响，减缓交易效用的上升。

一般而言，农地整理项目工程设施后期管护的总费用是维持不变的，假如将支付价格下调，这就类似于市场经济中商品打折促销的行为，短期内能迅速促进更多的农户为后期管护出资。如图2所示，在参考价格曲线不变的情况下，当支付价格曲线H下降到Hl时，参考线向右偏移，与横坐标相较于点Ql。此时，交易效用上升，出资面积从Q*增加到Ql。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操作步骤是：采用支付意愿（WTP： willingness to pay）方法对单个农户的参考价格进行测度；参考价格低于支付价格的差额部分通过其它途径加以解决，如地方政府从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和城市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中预留部分专项资金补贴后期管护经费[3]等等；农户只要支付小部分的费用可获得后期管护服务。同时，根据行为经济学理论，支付价格下降会使消费者参考价格下降，故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之一：支付价格（Wf）对参考价格（P）产生正影响。在图2中，当支付价格曲线H下降到Hl时，参考价格曲线L不再保持不变，而是向右下方偏移至Ll，出资面积从Ql减少至Qf，减缓交易效用的上升，因此，支付价格下降对农户后期管护出资会产生挤出效应。同理，当支付价格曲线H上升到Hh时，参考线向左偏移，交易效用下降，出资面积从Q*降低为Qh；但支付价格上升会使农户参考价格也上升，参考价格曲线L向左上方偏移至Lh，出资面积从Qh增加至Qe，减缓交易效用的下降，因此，支付价格上升对农户后期管护出资会产生挤入效应。

本文选取“后期管护资金的差额部分是否需要政府补贴”、“后期管护资金的差额部分是否需要农户集资”两项指标来描述支付价格（Wf）的变化。当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对后期管护资金的差额部分进行补贴时，农户只要支付小部分的费用即可获得后期管护服务，这样类似于打折致商品支付价格的下降，由于支付价格（Wf）下降，参考价格（P）也下降。可见，政府对后期管护资金的差额部分补贴越多，农民愿意为后期管护的出资额越少，其影响的方向为负。当后期管护资金的差额部分需要农户进行集资时，农户除了支付其愿意支付的价格外，还要负担后期管护不足的部分，直接导致支付价格（Wf）上升，所以参考价格（P）也会随之上升，其影响的方向为正。

（2）产品质量也会对消费者的参考价格产生影响。当消费者对产品做出评价时，其认知受到产品质量感知情境的影响[22]。消费者在质量感知和产品价格之间做出权衡来实现他们对产品价值的判断[22]，增加质量感知的情境很可能会增加价值感知[22-23]。高质量的工程设施使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的评价更高，同样使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价值感知更高。但工程质量越好的项目，后期管护的成本相应也越少，农民需要为工程设施进行后期管护的投入也越少，使农户参考价格（P）相应降低。因此，提出研究假设之二：农地整理项目工程质量对农户参考价格（P）产生负影响。本文选取“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工程质量评价满意度”指标来描述工程质量的优劣。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工程质量评价满意度越高，其参考价格（P）越低，其影响的方向为负。

（3）农户在农地整理项目工程设施后期管护中的出资，必须建立在农户经济承受能力的基础上，以不影响农户基本的生活与生产为前提。农户的出资行为受到其支付能力的影响，支付能力是指农户是否具有经济能力交纳后期管护费用[3]。一般而言，农户的支付能力越强，更愿意为后期管护出资。因此，提出研究假设之三：支付能力对农户参考价格（P）会产生正影响。本文选取“家庭总收入”来描述农户的支付能力。农户家庭总收入越高，农户支付能力越强，相应农户参考价格（P）也会增加。

（4）农户类型对农户的出资行为也会造成影响。农户类型一般通过“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这一指标来界定，通常分为纯农户、

从农业为主业的兼业农户、以农业为副业的兼业农户和非农户[24]。农地整理项目的实施能够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1]，达到农业增产增收的目的。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越高，说明农户对耕地的依赖程度越高，农户参考价格（P）越高，其影响方向为正。

（5）农户的出资行为还会受到个体认知程度的影响。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的认可度越高，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意愿也越强[1]。因此，提出研究假设之四：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认知程度对农户参考价格（P）产生正影响。本文选取“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工作的了解程度”来描述农户个体认知程度。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工作越了解，农户参考价格（P）越高，其影响方向为正。

（6）农户的出资行为还会受到其个体特征差异的影响。本文选择“户主受教育程度”、来反映农户个体特征差异。户主受教育程度从两个方面对后期管护出资行为产生影响：一方面，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重要意义的认识更加充分，农户参考价格（P）更高；另一方面，目前大部分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青壮年农民都外出打工经商，留在农村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以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中老年人居多。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更关心非农产业的投入，在家庭总收益一定的情况下，非农产业的投入越多，相应地为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的出资的意愿越低。因此，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农户参考价格（P）的影响在于正反两个方面的比较，具体方向怎样，需要通过实证检验。

2 数据来源及模型构建

2.1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2012年12月的农户问卷调查，课题组选取位于湖北省农地整理重点区域之一的“仙洪新农村建设试验区”作为研究区域，将该区域内仙桃市和监利县近5年内交付使用的农地整理项目作为研究对象，采取分层随机抽样调查方法。在每个县（市）随机选取1-3个有农地整理项目的乡镇，每个乡镇随机选取1-3个有农地整理项目的行政村，每个行政村随机选取若干农民进行面对面的访谈式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342份，其中监利县170份，仙桃市172份。

在所调查的农地整理项目区中，从年龄结构来看，40岁以下的受访农民占受访总人数的8.77%，40-60岁的受访农民占72.81%，60岁以上的受访农民占18.42%。从受教育程度来看，未受过教育的受访农民占总人数的6.14%，受过小学教育的受访农民占总人数的38.60%，受过初中教育的受访农民占41.52%，受过高中教育的受访农民占12.28%，受过高等教育的受访农民占1.46%。从工作类型来看，从事农业生产的受访农民占总人数的61.99%，兼业受访农民占24.27%，长期在外务工的受访农民占13.74%。不同年龄段农民的基本情况见表1，在年龄小于40岁的受访农民中，70.00%普及了义务教育，30.00%接受高中和高等教育，但完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仅占16.67%；在年龄40-60岁的受访农民中，45.38%普及了义务教育，完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占58.63%；在年龄大于60岁的受访农民中，14.29%未接受过任何教育，仅20.63%普及了义务教育，完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占96.83%。可见，大部分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青壮年农民都外出打工经商，而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大多数是40岁以上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中老年人。

3.2 计量结果分析

（1）从支付价格波动来看，“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资金差额部分是否需要政府补贴”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在于目前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资金投入缺失，导致后期管护严重滞后，以至于对农户参考价格的判断产生影响。但回归系数为负，与理论分析一致，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农户的参考价格随政府补贴的增加而减少，政府补贴越多，农户对政府投入的依赖性越强，其出资意愿越低。“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资金差额部分是否需要农户集资”在0.05的水平上是显著的，回归系数为正，与理论分析一致。在其他解释变量一定的条件下，农户的参考价格随农户集资的增加而增加，说明差额部分需要农户集资越多，农户对政府投入的依赖性越弱，会增强其自身的出资意愿。

（2）从农地整理项目质量特征来看，“农户对农地整理工程质量的满意度”在

（3）从农户支付能力来看，“家庭总收入”虽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非常接近α=0.15的显著性水平，且回归系数为正，与理论分析一致。在其他解释变量一定的条件下，农户家庭总收入越高，其支付能力也越高，相应参考价格也相应增加。

（4）从农户类型来看，“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虽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非常接近α=0.15的显著性水平，且回归系数为正，与理论分析一致。在其他解释变量一定的条件下，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越高，说明农户对耕地的依赖度越高，其参考价格也越高。

（5）从农户个体认知程度来看，“农户对后期管护工作的了解程度”在

（6）从农户个体特征差异来看，“户主受教育程度”在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行为经济学的“交易效用理论”提出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出资行为的假说，利用农户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对农户参考价格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到以下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投资主体多元化是解决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资金匮乏的真正出路。单一投资主体的供给模式是不可取的：政府投入对农户出资后期管护会产生挤出效应，政府投入越多，挤出效应越大，降低了交易效用的感知；农户完全依赖于政府投入，“公地悲剧”、“搭便车”等现象会层出不穷。由于农户参考价格受到其支付能力的限制，在后期管护资金完全依赖农户私人投入的情况下，会导致支付价格远远超过农户的参考价格，农户无法感知交易效用，不愿意对后期管护出资。

（2）交易效用的感知是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出资的重要原因。由于农地整理项目工程设施具有准公共物品的特性，政府应成为后期管护的出资者；而且政府出资，可以减轻农民的负担，提高农民的交易效应。农地整理项目工程设施的最终受益者是农民，农民理应也是后期管护的出资者。后期管护各投资主体最优的出资配比应该是：农民支付其参考价格，支付价格与参考价格的差额部分由地方政府从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城市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其他资金中安排解决，即农户支付小部分的费用即可享受后期管护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参考价格低于支付价格，交易效用被感知，农户才有动力对后期管护出资。

（3）农业长期增产增效是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出资的内在动机。目前，农业生产基础条件普遍较差，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低，加之耕地细碎化程度较高，规模化经营比例较低，导致农业生产收益偏低。其结果是大部分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出资热情不高。因此，农地整理不能立足于传统农业，应着眼于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机械化和产业化；农地整理项目只有与现代农业发展相结合，才能提高农业生产收益，才能激发广大农民对农地整理项目工程设施后期管护的出资热情。

（4）对农地整理项目及其后期管护的认知是农民出资的重要前提。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的认可度越高，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意愿也越强；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工作越了解，其参考价格也越高。因此，要政府及有关部门应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加强有关农地整理政策和农地整理项目的宣传力度，让广大农民充分认识到国家实施农地整理政策的背景和意义，充分了解农地整理项目的具体资讯，充分认识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的作用，从而使更多的农民积极投入农地整理项目建后管护中，促进农地整理事业可持续发展。

（5）提高农地整理项目工程质量是减轻农户出资负担的重要保证。农地整理项目工程质量对后期管护中农户的参考价格有负影响，高质量的工程设施建后管护的费用较低，可以减轻农户的负担，提高农户的福利；而质量低劣的工程设施会产生庞大的建后管护费用，由农户来承担会直接损害农户的利益。因此，应建立健全农地整理项目施工建设的监管制度和长效机制，在完善目前普遍实施的政府监督和专业监理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施工建设监督的制度和机制，为提高农地整理项目工程质量、减轻农户出资负担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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