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的故事篇（1）

达尔文小时候就爱收集矿石、贝壳和卵石。和李四光一样，二百多年以前，达尔文见到一块漂泊来的大石头的时候，也问自己同样的问题：它们到底是从那里来的呢？

后来，达尔文登上了“小猎犬”号环游世界。在五年的冒险环游中，他吃尽了千辛万苦，发现了恐龙化石，发现了在海拔二千多米的高山上，竟然有贝壳。难道这里原先是大海？

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达尔文提出了进化论，进而否定了“神创论”学说。指出：人类是由其他物种进化而来的，并非是“上帝”创造的。

达尔文的故事篇（2）

达尔文“看”不懂，就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部落首领通过当地的“翻译”告诉达尔文：“妇女的任务就是生孩子，生下的孩子有两种用途：一是留下来延续种族的生命，二是供我们缺食的时候当粮食。妇女老了，不能生育，留她们有什么用？我们不吃掉他们就已经很宽容了；在饥荒没食物的时候，我们只有吃小孩，不吃小孩我们吃什么呢？”

达尔文痛苦地摇摇头，这里的“人”太残忍了！于是，他通过翻译。用高价买下了一个当地男婴，将这婴儿带回了英国，他要用现代都市的教育方式，使这个非洲血统的小孩变成一个“现代文明人”，然后，用这位“文明人”去改变他老家那种“弃老食幼”的原始现状。

16年后，这个非洲孩子长成了“文明青年”，达尔文通过熟人，把他带回了他的家乡。一年后，达尔文旧地重游，想看看那个非洲原始部落，在自己委派的“现代文明青年”的领导下，是不是有了质的变化。可是，达尔文到处都找不着那个精心培养的非洲青年。

最后，他问部落首领，那人是否来了这里？首领回答：“来了。”达尔文又问：“他人呢？”“我们把他吃了”。达尔文大惊：“那么好的人，为什么吃了”？“他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做，我们留下他有什么用？”达尔文无话可说。

到家后，达尔文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一个人的愿望和他所希望得到的结果并不成正比。一个种族遗留下来的疑难问题，决不是依靠一个或几个‘文明人’就可以解决的，从野蛮进化到文明，这其中有一个痛苦而又漫长的过程，欲速则不达。”

故事读罢，掩卷沉思。

想起现在，社会上多少如“达尔文”的人们期待着MBA那些精英们创造奇迹，而那个小孩的故事使笔者不禁要问：

MBA救得了企业吗？

想起中国第一代MBA们上个世纪80年代初赴美国学习后又归来的经历和命运，不正如同达尔文故事中的小孩一样？

达尔文又说：“社会上每个人都应该适应自己周边的生活环境，否则，他哪怕再高明，终将被淘汰。”

达尔文的故事篇（3）

他为“披头士”写剧本

西格尔博学多才，在校时曾是一位田径运动员，之后在耶鲁大学教古典文学和比较文学，他因给“披头士”乐队写电影剧本而名噪一时。

西格尔是一名犹太后裔。在他出生之前，他的父亲已经是纽约布鲁克林地区有名的牧师，不仅如此，他的爷爷也是一名牧师，曾经在充满争议的犹太教文化中心立陶宛传教。后来，一家人飘洋过海来到美国，他们仍然没有放弃这一备受尊敬的职业。

西格尔的父亲是一名保守的宗教主义者，所以当儿子1937年6月16日降生于纽约时，父亲便希望儿子将来能够继承他的衣钵，成为一名牧师。因此，西格尔的幼年时期，只能人读当地的犹太宗教学校，接受正统的神学教育。直到西格尔长大一点儿之后，他才和父亲达成协议，入读附近优秀的公立中学――布鲁克林地区的密林高中。西格尔还幸运地得到了到瑞士进行短期夏季交流学习的机会。丰富的成长经历，为他以后的写作事业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虽然西格尔并没有接过父亲的牧师接力棒，但他对希伯来语和拉丁文化相当感兴趣，所以在1958年从哈佛大学毕业时，他成功地拿到了拉丁文和古典诗歌的学位，并在一年之后攻读了哈佛大学的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他再接再厉，最终于1965年拿到了梦寐已久的比较文学博士学位。

难得的是，西格尔并不是一个书果子。在攻读博士学位漫长的岁月里，他成为学校的田径运动员，并利用自己丰富的文学知识，撰写诗歌和音乐，组队参加附近的演出，业余生活可谓十分丰富。当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之后，很快就接到了耶鲁大学的邀请，到该校教授比较文学和古典文学的教程。

1968年是西格尔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尽管他还是耶鲁大学的一名教师，但电影《黄色潜水艇》的制片人阿尔布鲁达克斯邀请他为该剧撰写剧本，而演出者是大名鼎鼎的“披头士”乐队。能获得这份工作，让西格尔十分意外。随后，他被送到伦敦“闭关”，作为一名曾经的田径健将，他开玩笑地形容这段经历：“除了在酒店房间里跑来跑去，我哪儿也不能去。”

后来，《黄色潜水艇》大获成功，而无名的西格尔也渐渐为人所知。这次经历对他最大的影响在于，他确立了自己写小说和剧本的自信心，风靡一时的《爱情故事》从而成为他此后几年的工作重心。

风靡全球的《爱情故事》

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或许有些老套。但《爱情故事》还是展示了真爱的道理，告诉人们：“爱就意味着永远不要说对不起”。

作为上世纪70年代最富盛名的小说和爱情电影，人们在评价《爱情故事》的时候往往说，这个故事很老套，一个富家子弟奥利弗，一个面包师的女儿珍妮，不过是又一段发生在哈佛校园的灰姑娘的普通故事……但是，关键在于，为什么这个普通故事如此成功?

西格尔这本131页的《爱情故事》小说于1970年2月出版后，立刻被千百万美国人争相传诵，连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也感动得向他的朋友倾情推荐。该书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长达41周，精装本在一年内重印21次，并以30种文字在全球出版，累计销量超过3000万册，被《时代周刊》评为“美国20世纪10大经典爱情”之一。

而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由赖恩-奥尼尔和艾丽麦嘉露主演，1971年上映便成为当年的票房冠军，并获得包括最佳电影、导演，男女主角、剧本及配乐等多项奥斯卡奖提名。其中的经典台词“爱就意味着永远不要说对不起”被美国电影协会评为“最佳电影对白”的第13名，主题曲“爱情故事”成为经典电影音乐传唱至今。

有消息说，《爱情故事》其实就是西格尔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改编而成，男主角奥利弗汇聚了他以及他身边多个生活原型的性格特点，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美国副总统的戈尔的故事。戈尔年轻时迷恋“被头士”，而西格尔恰好因为写过《黄色潜水艇》与这支乐队结缘，两人在偶然的机缘下成了朋友。在西格尔为《爱情故事》寻找素材时，戈尔正在谈一场相差悬殊的恋爱。

《爱情故事》一开始只是压箱底的故事，无人问津，直到威廉莫里斯经纪公司的文学经纪人路易斯华莱士提醒西格尔用另外的形式对故事再创造之后，它才得以和观众见面。西格尔用平实、朴素而幽默的笔调，没有刻意细描，而是完全让感情来说话，用简洁的文笔、朴素的故事、纯洁的爱情打动人心。

有分析家说，男主角奥利弗是当时美国躁动的年轻一代的代表，他们有才华，思想独立，渴望挣脱家庭的桎梏，所以奥利弗才为了真爱和富有的家庭脱离关系，开始自己的人生，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取哈佛大学法学院，获得了奖学金。大家在他的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所以当他和珍妮通过自我奋斗在社会上站稳脚跟时，人们为他们鼓掌，当珍妮被病魔夺去生命时，人们和他一起哭泣。

达尔文的故事篇（4）

《g小调叙事曲》和叙事民歌《嘎达梅林》作为西方叙事曲和中国叙事民歌的杰出代表在音乐文化上的差异非常鲜明。《g小调叙事曲》以钢琴来表现故事，乐曲的构成是奏鸣曲式，肖邦做了很多灵活自由的处理。虽然有鲜明的标题，但没有具体的说唱，着眼于特定情景或事件所引起的感觉情绪，完全根据音乐想象故事情节。《嘎达梅林》采用了蒙古族常用的五声羽调式，用四湖或潮尔琴等乐器伴奏，自拉自唱，歌词运用了形象化的比兴手法，情节内容复杂，结构庞大，主要根据歌词理解故事情节。节奏舒展从容、稳健有力，旋律宽广豪迈、庄严肃穆。然而这两首音乐超越民族地域的限域，具有很多相同之处，体现了音乐艺术的世界性。

一、叙事曲和蒙古族叙事民歌

叙事曲也叫叙事歌，是由叙事性的民间歌曲、传统形式的创作歌曲等继承和发展来的一种曲式。最早出现在中世纪的欧洲民间诗歌和文学之中，诗人们又以此为基础唱出了叙事歌。钢琴叙事曲是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音乐特有的体裁，舒伯特的代表作《魔王》，使得声乐叙事曲这种新式体裁成为了音乐史上的里程碑，而肖邦又在舒伯特的基础上大胆革新，首创了钢琴叙事曲，结合了民间艺术传承下来的精华，使叙事曲具有了戏剧性和交响性，在他的钢琴音乐中是最富有创造，最动人的作品。叙事曲一方面背离了器乐曲严格的结构限制，一方面又与19世纪的标题乐曲截然不同。标题乐曲中的文学性内容往往被限制在某一个特定的范围之内，而叙事曲中所包含的文学性内容则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它可以给听众广泛的想象和联想。肖邦的一生只创作了四首叙事曲，每首曲子的背后都有一个关联的故事背景。

蒙古叙事民歌产生于蒙古帝国和元朝时期。蒙古族古代叙事民歌，如《独角白鹿》、《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孤儿传》、《孤独的鹿羔》等，篇幅短小，故事情节简单，人物少，说唱性不明显。近代叙事民歌是在已有的民歌的基础上产生的具有综合艺术倾向的民间艺术，除继承了民歌的基本要素之外，还改造吸收了神话、传说、史诗、叙事诗以及戏曲艺术的各种因素，以科尔沁叙事民歌为代表。叙事民歌既不同于史诗也不向于后来产生的说唱艺术，史诗的内容局限于神话中的英雄镇魔（蟒古斯），表达形式有特定的格式，演唱者也往往是师徒相传或得到特殊启示（如梦中得到前辈的指点等说法）的少数艺人。而说唱艺术，如《好来宝》，是需要道具来伴奏的舞台艺术，叙事民歌完全是群众自编自唱的大众艺术。

二、反压迫，追求民族独立的主题

《g小调叙事曲》是肖邦于1831年到1835年之间取材、创作，结曲出版于1836年，这时候的肖邦的音乐生涯正处于顶峰。肖邦的音乐创作分为华沙时期和巴黎时期，叙事曲创作于巴黎时期，以演奏家本身为主体，追求艺术创新，是肖邦的代表作品之一。肖邦终生眷恋着自己的祖国波兰，暮年身体虚弱的时候，仍然公开演奏为祖国募捐。美国盲人钢琴家及钢琴教育家爱德华・巴克斯特・培理在出版于1902年的《钢琴作品描绘性分析》一书中指出：《g小调叙事曲》是根据波兰革命诗人密茨凯维支的《康拉德・华伦洛德》而写的，是爱国主义的浪漫主义作品。

作品表现了十四世纪时立陶宛人反抗日耳曼武士团的斗争，讲述的是被日耳曼武士团俘虏的立陶宛少年康拉德长大后立志牺牲自己、为祖国报仇的故事。立陶宛人倭尔特・冯・斯塔丁幼年被俘，在日耳曼武士团的抚养下长大。被俘的立陶宛民间歌手哈尔班，暗中以爱国思想感化倭尔特，在他的潜移默化下，倭尔特酝酿着复仇的大志。后来倭尔特被立陶宛人俘虏过去，娶了立陶宛大公的女儿阿尔多娜。夫妻二人以身许国，决心牺牲自己的爱情、幸福甚至生命和荣誉，来挽救祖国的命运。倭尔特改名换姓回到日耳曼武士团，取得了武士团的信任，渐渐削弱武士团的战斗力。事情泄露后，被处死。肖邦创作《g小调叙事曲》是在1831年华沙起义失败以后，他把愤怒反抗之情全部倾泻在作品中，因此作品着力表现深刻的思想内容，刻画复杂的情感世界，充满了对过去生活的回忆以及祖国的怀念，通过音乐故事再现了一位爱国英雄高大伟岸的形象。

《嘎达梅林》这首著名的蒙古族长篇叙事民歌是根据真人真事由人们口头创作而成的，民歌自20世纪30年代产生以来，在民间口耳相传，经民间艺人反复传唱，逐渐丰富发展，臻于完善。《嘎达梅林》塑造了二三十年代我国蒙古族民族英雄嘎达梅林，歌颂他敢于反抗军阀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掠夺内蒙古地区土地的斗争。1929年11月9日，嘎达梅林率牧民以“人民群众行动起来，夺回自己家乡土地”为口号举行起义，他的妻子牡丹果敢坚强，深明大义。嘎达梅林最后为自由、为生存、为爱而走向死亡，他是蒙古族的英雄，也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叙事民歌充分表现了嘎达梅林刚毅正直、同情人民疾苦、热爱家乡、矢志不移的斗争精神和高贵品质。

《嘎达美丽》是蒙古民歌中传唱最广、改编最多的长篇叙事民歌，曾被译成多国多种语言，曾被改编成歌剧、交响乐、摇滚乐、电视剧、电影、胡仁乌力格尔、京剧等多种艺术形式，蜚声世界艺术之林。1956年，由著名作曲家辛沪光创作的交响诗《嘎达梅林》，进一步确定了其在蒙古族音乐史中的重要地位。《嘎达梅林》为中国第二批非物资文化遗产，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蒙古族人们智慧的集中体现，堪称是一幅描绘蒙古族社会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三、音乐取材的传承性

肖邦叙事曲的创作除了直接受密茨凯维奇叙事诗的影响外，还来源于丰厚的传统音乐文化土壤。肖邦从波兰民间“杜马”中直接获取灵感。“杜马”波兰文为“Duma”，是16世纪末叶一位波兰民间无名作曲家悼念爱国英雄的叙事诗。波兰的“杜马”源于乌克兰，起源于15至世纪，歌唱时拉琴伴奏，内容是抒情性或叙事性的，具有沉思和忧郁的性格，所讲述的多半是历史事件或重大事件。后来这种叙事诗传入波兰，民间歌手就用这种体来叙述爱国英雄故事，由弦乐器伴奏，具有把严谨而简洁的史诗叙事性和纯朴的抒情性结合起来的特点，这在密茨凯维奇的叙事诗和肖邦的叙事曲中均有鲜明的体现。在肖邦的乐曲中有波兰民间音乐史诗体裁――波兰沉思曲的痕迹。《g小调叙事曲》还受到声乐叙事曲的影响。声乐叙事曲具备了戏剧性特征，舒伯特的声乐叙事曲具有浪漫主义的戏剧性和叙事性特点，肖邦受其影响，钢琴叙事曲有鲜明的标题描绘性、故事的形象性。《g小调叙事曲》有类似讲故事者的开场白的引子或引子性质的主题。在他的《第四叙事曲》讲故事者的形象出现在乐曲中间部分。《第二叙事曲》最后则有叙述性的结束语，这些都和舒伯特的 《魔王》相接近。

《嘎达梅林》源自蒙古族民歌，最初是以抒情短的形式记载，没有谱例流传，以后逐渐形成一首概括嘎达梅林起义全过程的长篇叙事民歌。在嘎达梅林之歌形成发展过程中吸收了蒙古族英雄史诗、胡尔乌力格尔、好来宝、民歌等的营养，这些民间口承文艺从内容、形式、艺术、主题、文化等方面深刻影响了嘎达梅林之歌，对其成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加深了该民歌的民族特点和地方特色。《嘎达梅林》的叙事民歌韵文与叙事结合的行文结构与《蒙古秘史》等蒙古文学经典作品在结构上有相同之处，其中有很多传统的蒙古民族风俗习惯和文化现象，反映了蒙古族人民的“尚圆意识”、尊老习俗、鸿雁象征心理、兄弟结拜、盟誓礼仪、祭祀礼仪、妇女观等文化风俗、现象、心理，提升了该民歌的文化含量。

《嘎达梅林》尤其受到东蒙民歌影响。东蒙叙事民歌发达，历史悠久，在科尔沁地区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经民间艺人的作歌，广泛传唱的情况尤为普遍。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东蒙地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心理和民俗文化形态，蒙古族民间文艺门类齐全，其中长篇叙事民歌和器乐独奏独树一帜。自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里经历了漫长的半农半牧进程，较早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也是蒙古族近代民族民主思想最早兴起的地方，这为科尔沁地区民间音乐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出现了一大批以蒙古族人民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叙事民歌。长篇叙事民歌音乐风格的形成得益于古代“蟒古思因・乌力格尔”、“胡仁・乌力格尔”和抒情民歌的给养。叙事民歌是从“胡仁・乌力格尔”传统发展而来的，胡尔奇是说唱艺人，是叙事民歌的实践者，也是近现代东蒙地区民间一度活跃的作歌习俗的实践者。他们背着胡琴，游走于乡野间，收集各地民歌、故事，加以记忆、整理、再创作。胡尔奇这一职业群体的繁盛给叙事民歌的勃兴和发展带来的契机，他们是演绎《嘎达梅林》的主要艺人。

四、悲剧性主题

《g小调叙事曲》是一部折射了波兰民族英雄的悲剧。历史上，波兰也曾经是中东欧强国，但是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列强瓜分、蹂躏的对象，一直未能摆脱悲剧的命运，在近现代200多年的历史上，波兰这个国家曾经三次从世界版图上消失，最长亡国时间长达123年之久，两次世界大战，波兰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然而波兰人民并未屈服，一直在抗争，波兰国歌就叫《波兰没有灭亡》。波兰人就算远在异乡，也是爱国的，在他们的作品中无一例外地都展示出浓郁的爱国热情和悲剧情怀。《g小调叙事曲》音乐形象的发展线索从抒情性逐步转向戏剧性，最紧张的戏剧性发展和冲突在乐曲最后的再现部和尾声。音乐首先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和对祖国的怀念，爱国热情的增长，然后充满了豪迈的英雄气概，最后是悲剧性浪潮的爆发，作品中把色彩暗淡的主部放到结尾，体现出浓郁的悲剧性和戏剧性。

叙事民歌《嘎达梅林》被称为“陶丽多”，即史诗性民歌，其精神内涵与蒙古族崇尚英雄的传统情节一脉相承，是一部悲情英雄史诗。科尔沁部族自古以英勇著称，战争和英雄造就了英雄史诗，科尔沁是世界上蒙古史诗七个中心之一，经过历史和文化的积淀，英雄主义已经形成了集体性文化心理，演唱叙事民歌时歌唱者和听众严肃的态度，表演场域所形成的庄严肃穆的氛围无不体现着民众对英雄的敬仰和崇尚英雄主义的审美追求。英雄主题长与悲剧情怀相联，产生于人与一种无形的自然力量或社会制度的矛盾冲突，近现代科尔沁民众经历了游牧和农耕两种经济生产方式，不同文化的冲突，失去故土、起义失败、颠沛流离的集体痛苦等转化成不同于日常生活的、具有审美价值的集体悲情。表现出悲剧性的严肃和完整。正因为严肃完整的悲剧性情怀和英雄主义情节赋予《嘎达梅林》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和持久的艺术震撼力。

五、音乐中的创新发展

肖邦把他所涉猎的音乐体裁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g小调叙事曲》中肖邦创造性地把叙事曲运用到了钢琴作品的创作上，使其成为一种抒情性、叙事性、戏剧性相结合的器乐曲体裁。叙事曲较长，音乐处理需要更多样化的主题和织体，戏剧性和悲剧性的冲突内容，要求作曲家采用更庞大的音乐形式和更复杂的表现手段等，它的真正开创意义不仅在于对已有曲式的突破和综合运用，还在于将音乐作品的戏剧性内容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于处理多个段落与句子的前后关系和整体结构都有了新的突破。《g小调叙事曲》的音乐旋律具有宣叙性、朗诵性的特点，表现了丰富的情感。运用了抒情性、神秘性、戏剧性、悲剧性的表现手法，有完美的作曲技巧，巧妙的曲式构思，深刻的内容，精致的织体和优美的旋律等，使叙事曲成为浪漫主义时期钢琴音乐在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典范。

蒙古族叙事民歌传统古来有之，但篇幅短小，人物少，故事情节也相对简单，寓意性和借事抒怀是其主要特点。《嘎达梅林》创造性地发展了蒙古叙事民歌，篇幅大，人物角色多，故事情节复杂，而且其故事直接来源于民众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我国历史离殇曾经发生过数百次的人民起义，从中涌现出很多优秀的民族英雄领袖，但他们的业绩很少在民歌中得到流传，而《嘎达梅林》真实完整地记录了起义的前后过程，填补了中国音乐史上的缺憾，是蒙古族人民对我国音乐史的一大贡献。《嘎达梅林》的表达方式以叙事为主，兼以抒情，说唱兼备，全诗长达2000余行，唱完这首叙事歌需要花费4个小时，在音调、调式、曲式结构、演唱方法等方面均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征。作品具有浓郁的写实色彩，所反映的生活事实既有别于古代科尔沁叙事民歌，又有别于蒙古族其它地区的音乐形式，个性鲜明。

肖邦的《g小调叙事曲》和《嘎达梅林》的共同性体现了音乐无国界。傅雷曾对傅聪说要了解肖邦，一定要了解肖邦的诗。肖邦的音乐有着中国古典诗词的气质，浪漫的气质和强烈的民族感是我们古典诗歌的特点。《嘎达梅林》作为蒙古族叙事民歌，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格，还受到近代汉文化影响，具有古典诗词的一唱三叹的韵味，这些都通过音乐传达了人类的共性和强烈的民族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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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的故事篇（5）

    一、引言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俄国着名的文学家,伟大的诗人、小说家,“19世纪俄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1](P321)。他的生命虽然只有短短的38年,然而他在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创作领域却给俄罗斯文学提供了典范,“他的作品对俄国文学和语言的发展影响很大,有‘俄罗斯文学之父’之称”[1](P321)。

    在普希金的文学创作中,诗歌数量最大,影响也最大。其诗歌作品中,固然以抒情诗居多,然而他将民间传说、童话、童谣和抒情诗有机结合起来而创作的童话诗,同样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除1820年完成的轰动俄罗斯诗坛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外,此后的10年间,普希金又给人类留下了5部完整而珍贵的童话诗,即《神父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1830年)、《勇士和天鹅公主的故事》(1831年)、《渔夫和金鱼的故事》(1833年)、《死公主和七勇士的故事》(1833年)、《金鸡的故事》(1834年)(本文所引用的诗题和诗句均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6月第四版《普希金童话》为蓝本,改写者,雨心)。

    下面本文对普希金童话诗鲜明的童话色彩予以浅析。

    二、鲜明的童话特色

    童话诗,就其内容而言,首先应该是童话。因而它要求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必须紧紧抓住童话的特点,即通过既完整而又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生动鲜明的形象来反映生活,透露出生活的哲理,以达到对儿童施行教育的目的。在表现手法上,则富于幻想、夸张色彩,对自然物往往作拟人化描写,生动浅显,通俗易懂,趣味性强[2](P242)。

    从童话角度讲,普希金的童话诗具有以下三方面鲜明的特色。

    1.爱憎情感饱满而强烈

    童话的阅读对象主要是儿童,而儿童对人和事的认识、理解往往只凭自己最直观的感觉,是表面的、肤浅的、感性的,不可能是理性的。他们阅读童话后的第一反应首先是某某是“好人”,某某是“坏蛋”。这是由他们那个年龄的喜好、知识、阅历等因素决定的,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因此儿童文学作品的内容必须从儿童的心理特点出发,充满盎然的儿童情趣,传达儿童或美好的情感,或有趣的情致,或善良的愿望,或强烈的憎恶,从而激起他们心灵的共鸣。惟其这样,才能使儿童在受到美的熏陶的同时,对其进行思想和知识的教育。“对恶憎,对善爱,是《普希金童话诗》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3]。通过阅读,我们知道,诗人的每一首童话诗中,都塑造有儿童心目中所谓的“好人”和“坏人”。对前者,诗的字里行间总是透出热情的溢美之辞;而对后者,则充满了强烈的憎恶之情。正是由于普希金强烈分明的爱憎,其童话诗作总是“好人”赢得了胜利,而“坏人”则以失败或死亡而告终。如《神父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中的巴尔达与神父,《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的金鱼与老太婆等。不难想象,当小读者读到巴尔达在贪婪吝啬的神父脑门上弹了三下而使“老家伙变成了大傻瓜”时;读到贪得无厌、凶狠狂妄的老太婆“眼前还是原来那座小茅屋”,“面前还是那只破木盆”时;读到“突然她认出,这是鲁斯兰!于是美人投入了公爵的怀抱……”时,他们是怎样的兴高采烈,拍手叫好。小读者们便在潜移默化之中被灌输了何为善何为恶,以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是非观。

    2.幻想世界丰富而优美

    儿童最富于幻想,这是由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心理特征决定的,因而童话必须富于幻想色彩。古今中外的童话作品,往往都是借动物、植物或仙幻世界的构思来反映人类社会,让小读者从那些奇异的童话世界里看到人和人的生活,受到启发,受到教育。[2](P242)普希金的童话诗中所描写的幻想世界尤其丰富而优美。在《神父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中,当神父听从了他老婆的诡计,让勤劳、善良的巴尔达去找小鬼讨债时,连巴尔达本人也“心里不由得犯了难”。此时,小读者们肯定也会替他捏一把汗。然而巴尔达并没有退缩,他“坐到大海边,一面搓着草绳一面思量”,只见“他把绳子的一头抛进大海,然后握住它使劲地搅动,于是一个老魔鬼从海里钻出来”。这一幻想,完全符合小读者的心里所想:他们多么希望此时有人帮“好人”巴尔达一把呀。之后,又连续几个回合,叙写了巴尔达和魔鬼们斗智斗勇:先是“老魔鬼哭丧着脸苦苦求情”,继而“差来的鬼怪钻出水面”,要和巴尔达“绕着大海跑一圈,看谁的腿长跑得快”。失败后,“老魔鬼又一次伤透了脑筋,这时巴尔达却又在大声鼓噪,使得整个大海东摇西晃,掀起了滚滚巨浪洪涛”。此时,“小鬼忽又钻出水面”,提出“任你随便选一个目标,谁把棍子仍得最远,谁就把全部年金拿走”。这一回,还未正式比赛,小鬼们就被巴尔达要把棍子扔到乌云上面的话给吓回去了。而巴尔达仍是穷追不舍,又“用绳子搅得魔鬼不得安宁”。他们终于求饶了,巴尔达却不答应了,提出比一比看谁能把那匹马高高举起。当然,还是巴尔达凭智慧赢得了胜利。就这样,来来往往数个回合,最终“魔鬼们围成一圈,只得凑足了满满一袋钱,还替巴尔达把袋子扛上肩”。这里的幻想描写,不仅使故事情节曲折离奇,引人入胜,而且让小读者们看到了“好人”遇到困难时总是有人帮,最终必定胜利的事实。再如,在《勇士和天鹅公主的故事》中,诗人这样写道:“海上有一个小岛,岛上有一座城堡,城中有宫殿和教堂,还有花园和楼房,有棵云杉长在花园中央。树下的水晶房间,一只温驯的松鼠住在里边,那小东西实在讨人喜欢。……这座岛上人人富裕,没有贫困没有哀伤。人民安居乐业,礼貌相让。”显然,这是诗人对美好理想和愿望的追求而产生的丰富想象,而让一个无比美好的世外桃源展现在小读者眼前。在表现形式上,诗人则采取了重叠反复的手法,把这一美好的岛国多次展现在小读者面前,就更加强烈地激励了小读者对这种理想王国和美好生活的渴求。这样,诗人就在小读者幼小的心灵里建造了一个美好的理想国度,并使之不懈地去追求。

    3.故事情节离奇而曲折

    众所周知,儿童不仅富于幻想,而且好奇心也很强。因此,童话既要有幻想,又要有极强的故事性,尤其是那些离奇而又曲折的故事情节,以紧紧抓住小读者的阅读心理,引起他们浓厚的兴趣。普希金的童话诗作,既有短篇的,如《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又有长篇巨作,如《鲁斯兰和柳德米拉》。无论是短篇抑或长篇巨作,其故事情节均离奇而曲折。上述提到的巴尔达和海里的魔鬼斗智斗勇的情节,既是幻想,情节又很离奇曲折,这是短篇。至于场面宏大的《鲁斯兰和柳德米拉》,故事情节更是跌宕起伏,大起大落,极富变化,离奇而曲折的程度令人叫绝。这里,我们不妨以其耳熟能详的短篇《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为例,来阐释这一观点。“从前有个老头儿带着他的老婆,住在那蓝色的大海边”。这是典型的童话故事的开头,平实而又自然。但是,当老头有一次下海撒网,网到一条金鱼又放归大海后,离奇曲折的故事便开始了。那情节轨迹是这样的:老头回家告知老太婆金鱼的事,她一听就骂,让老头向金鱼要一只洗衣盆——老头再次来到大海边,向金鱼提出请求——得到新洗衣盆后,老太婆骂得更凶,提出要一座木屋——老头第三次来到大海边,再次向金鱼提出请求——有了新木屋后,老太婆还是破口大骂,提出她要成为世袭的贵妇人,住进豪华的高楼大厦——老头第四次来到大海边,又一次向金鱼提出请求——住进金碧辉煌的高楼,成为贵妇人两个星期后,老太婆又提出要做至高无上的女王——老头迫于无奈,第五次来到大海边,再一次向金鱼提出请求——成为女王两个星期后,老太婆又提出要金鱼亲自为她服务——老头第六次来到大海边,又再次向小金鱼提出请求——老头回到家后,一切又恢复到原样。诗人通过这些曲曲折折的一个又一个离奇的情节,加之拟人化的描写和形象的比喻,笔锋直指当时的沙皇统治——当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时,他都可以满足,但当人民要求拥有权力时,他非便不给,还将已经给予的统统收回,将人民重新打入地狱。因此,俄国人民不能指望沙皇让他们做国家的主人。小读者结合普希金生活的时代背景,就会理解作者的良苦用心。

    三、结语

    普希金是伟大的,普希金的童话诗作品是伟大的。从写作方法讲,它不仅具有鲜明的童话色彩,而且其中所蕴含的深刻的思想内容发人深思,读后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引导青少年阅读普希金的童话诗,不仅可以使他们从中获得美的享受,而且可以对他们进行深刻的思想教育和崇高的道德教育。

    参考文献:

达尔文的故事篇（6）

 

一、引言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俄国著名的文学家,伟大的诗人、小说家,“19世纪俄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1](p321)。他的生命虽然只有短短的38年,然而他在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创作领域却给俄罗斯文学提供了典范,“他的作品对俄国文学和语言的 发展 影响很大,有‘俄罗斯文学之父’之称”[1](p321)。 

在普希金的文学创作中,诗歌数量最大,影响也最大。其诗歌作品中,固然以抒情诗居多,然而他将民间传说、童话、童谣和抒情诗有机结合起来而创作的童话诗,同样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除1820年完成的轰动俄罗斯诗坛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外,此后的10年间,普希金又给人类留下了5部完整而珍贵的童话诗,即《神父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1830年)、《勇士和天鹅公主的故事》(1831年)、《渔夫和金鱼的故事》(1833年)、《死公主和七勇士的故事》(1833年)、《金鸡的故事》(1834年)(本文所引用的诗题和诗句均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6月第四版《普希金童话》为蓝本,改写者,雨心)。 

下面本文对普希金童话诗鲜明的童话色彩予以浅析。 

 

二、鲜明的童话特色 

 

童话诗,就其内容而言,首先应该是童话。因而它要求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必须紧紧抓住童话的特点,即通过既完整而又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生动鲜明的形象来反映生活,透露出生活的哲理,以达到对儿童施行教育的目的。在表现手法上,则富于幻想、夸张色彩,对 自然 物往往作拟人化描写,生动浅显,通俗易懂,趣味性强[2](p242)。 

从童话角度讲,普希金的童话诗具有以下三方面鲜明的特色。 

1.爱憎情感饱满而强烈 

童话的阅读对象主要是儿童,而儿童对人和事的认识、理解往往只凭自己最直观的感觉,是表面的、肤浅的、感性的,不可能是理性的。他们阅读童话后的第一反应首先是某某是“好人”,某某是“坏蛋”。这是由他们那个年龄的喜好、知识、阅历等因素决定的,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因此儿童文学作品的内容必须从儿童的心理特点出发,充满盎然的儿童情趣,传达儿童或美好的情感,或有趣的情致,或善良的愿望,或强烈的憎恶,从而激起他们心灵的共鸣。惟其这样,才能使儿童在受到美的熏陶的同时,对其进行思想和知识的教育。“对恶憎,对善爱,是《普希金童话诗》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3]。通过阅读,我们知道,诗人的每一首童话诗中,都塑造有儿童心目中所谓的“好人”和“坏人”。对前者,诗的字里行间总是透出热情的溢美之辞;而对后者,则充满了强烈的憎恶之情。正是由于普希金强烈分明的爱憎,其童话诗作总是“好人”赢得了胜利,而“坏人”则以失败或死亡而告终。如《神父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中的巴尔达与神父,《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的金鱼与老太婆等。不难想象,当小读者读到巴尔达在贪婪吝啬的神父脑门上弹了三下而使“老家伙变成了大傻瓜”时;读到贪得无厌、凶狠狂妄的老太婆“眼前还是原来那座小茅屋”,“面前还是那只破木盆”时;读到“突然她认出,这是鲁斯兰!于是美人投入了公爵的怀抱……”时,他们是怎样的兴高采烈,拍手叫好。小读者们便在潜移默化之中被灌输了何为善何为恶,以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是非观。 

2.幻想世界丰富而优美 

儿童最富于幻想,这是由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心理特征决定的,因而童话必须富于幻想色彩。古今中外的童话作品,往往都是借动物、植物或仙幻世界的构思来反映人类社会,让小读者从那些奇异的童话世界里看到人和人的生活,受到启发,受到教育。[2](p242)普希金的童话诗中所描写的幻想世界尤其丰富而优美。在《神父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中,当神父听从了他老婆的诡计,让勤劳、善良的巴尔达去找小鬼讨债时,连巴尔达本人也“心里不由得犯了难”。此时,小读者们肯定也会替他捏一把汗。然而巴尔达并没有退缩,他“坐到大海边,一面搓着草绳一面思量”,只见“他把绳子的一头抛进大海,然后握住它使劲地搅动,于是一个老魔鬼从海里钻出来”。这一幻想,完全符合小读者的心里所想:他们多么希望此时有人帮“好人”巴尔达一把呀。之后,又连续几个回合,叙写了巴尔达和魔鬼们斗智斗勇:先是“老魔鬼哭丧着脸苦苦求情”,继而“差来的鬼怪钻出水面”,要和巴尔达“绕着大海跑一圈,看谁的腿长跑得快”。失败后,“老魔鬼又一次伤透了脑筋,这时巴尔达却又在大声鼓噪,使得整个大海东摇西晃,掀起了滚滚巨浪洪涛”。此时,“小鬼忽又钻出水面”,提出“任你随便选一个目标,谁把棍子仍得最远,谁就把全部年金拿走”。这一回,还未正式比赛,小鬼们就被巴尔达要把棍子扔到乌云上面的话给吓回去了。而巴尔达仍是穷追不舍,又“用绳子搅得魔鬼不得安宁”。他们终于求饶了,巴尔达却不答应了,提出比一比看谁能把那匹马高高举起。当然,还是巴尔达凭智慧赢得了胜利。就这样,来来往往数个回合,最终“魔鬼们围成一圈,只得凑足了满满一袋钱,还替巴尔达把袋子扛上肩”。这里的幻想描写,不仅使故事情节曲折离奇,引人入胜,而且让小读者们看到了“好人”遇到困难时总是有人帮,最终必定胜利的事实。再如,在《勇士和天鹅公主的故事》中,诗人这样写道:“海上有一个小岛,岛上有一座城堡,城中有宫殿和教堂,还有花园和楼房,有棵云杉长在花园中央。树下的水晶房间,一只温驯的松鼠住在里边,那小东西实在讨人喜欢。……这座岛上人人富裕,没有贫困没有哀伤。人民安居乐业,礼貌相让。”显然,这是诗人对美好理想和愿望的追求而产生的丰富想象,而让一个无比美好的世外桃源展现在小读者眼前。在表现形式上,诗人则采取了重叠反复的手法,把这一美好的岛国多次展现在小读者面前,就更加强烈地激励了小读者对这种理想王国和美好生活的渴求。这样,诗人就在小读者幼小的心灵里建造了一个美好的理想国度,并使之不懈地去追求。 

3.故事情节离奇而曲折 

众所周知,儿童不仅富于幻想,而且好奇心也很强。因此,童话既要有幻想,又要有极强的故事性,尤其是那些离奇而又曲折的故事情节,以紧紧抓住小读者的阅读心理,引起他们浓厚的兴趣。普希金的童话诗作,既有短篇的,如《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又有长篇巨作,如《鲁斯兰和柳德米拉》。无论是短篇抑或长篇巨作,其故事情节均离奇而曲折。上述提到的巴尔达和海里的魔鬼斗智斗勇的情节,既是幻想,情节又很离奇曲折,这是短篇。至于场面宏大的《鲁斯兰和柳德米拉》,故事情节更是跌宕起伏,大起大落,极富变化,离奇而曲折的程度令人叫绝。这里,我们不妨以其耳熟能详的短篇《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为例,来阐释这一观点。“从前有个老头儿带着他的老婆,住在那蓝色的大海边”。这是典型的童话故事的开头,平实而又 自然 。但是,当老头有一次下海撒网,网到一条金鱼又放归大海后,离奇曲折的故事便开始了。那情节轨迹是这样的:老头回家告知老太婆金鱼的事,她一听就骂,让老头向金鱼要一只洗衣盆——老头再次来到大海边,向金鱼提出请求——得到新洗衣盆后,老太婆骂得更凶,提出要一座木屋——老头第三次来到大海边,再次向金鱼提出请求——有了新木屋后,老太婆还是破口大骂,提出她要成为世袭的贵妇人,住进豪华的高楼大厦——老头第四次来到大海边,又一次向金鱼提出请求——住进金碧辉煌的高楼,成为贵妇人两个星期后,老太婆又提出要做至高无上的女王——老头迫于无奈,第五次来到大海边,再一次向金鱼提出请求——成为女王两个星期后,老太婆又提出要金鱼亲自为她服务——老头第六次来到大海边,又再次向小金鱼提出请求——老头回到家后,一切又恢复到原样。诗人通过这些曲曲折折的一个又一个离奇的情节,加之拟人化的描写和形象的比喻,笔锋直指当时的沙皇统治——当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时,他都可以满足,但当人民要求拥有权力时,他非便不给,还将已经给予的统统收回,将人民重新打入地狱。因此,俄国人民不能指望沙皇让他们做国家的主人。小读者结合普希金生活的时代背景,就会理解作者的良苦用心。 

 

三、结语 

 

普希金是伟大的,普希金的童话诗作品是伟大的。从写作方法讲,它不仅具有鲜明的童话色彩,而且其中所蕴含的深刻的思想内容发人深思,读后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引导青少年阅读普希金的童话诗,不仅可以使他们从中获得美的享受,而且可以对他们进行深刻的思想 教育 和崇高的道德教育。 

 

参考 文献 : 

达尔文的故事篇（7）

一、引言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俄国着名的文学家,伟大的诗人、小说家,“19世纪俄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1](P321)。他的生命虽然只有短短的38年,然而他在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创作领域却给俄罗斯文学提供了典范,“他的作品对俄国文学和语言的发展影响很大,有‘俄罗斯文学之父’之称”[1](P321)。

在普希金的文学创作中,诗歌数量最大,影响也最大。其诗歌作品中,固然以抒情诗居多,然而他将民间传说、童话、童谣和抒情诗有机结合起来而创作的童话诗,同样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除1820年完成的轰动俄罗斯诗坛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外,此后的10年间,普希金又给人类留下了5部完整而珍贵的童话诗,即《神父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1830年)、《勇士和天鹅公主的故事》(1831年)、《渔夫和金鱼的故事》(1833年)、《死公主和七勇士的故事》(1833年)、《金鸡的故事》(1834年)(本文所引用的诗题和诗句均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6月第四版《普希金童话》为蓝本,改写者,雨心)。

下面本文对普希金童话诗鲜明的童话色彩予以浅析。

二、鲜明的童话特色

童话诗,就其内容而言,首先应该是童话。因而它要求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必须紧紧抓住童话的特点,即通过既完整而又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生动鲜明的形象来反映生活,透露出生活的哲理,以达到对儿童施行教育的目的。在表现手法上,则富于幻想、夸张色彩,对自然物往往作拟人化描写,生动浅显,通俗易懂,趣味性强[2](P242)。

从童话角度讲,普希金的童话诗具有以下三方面鲜明的特色。

1.爱憎情感饱满而强烈

童话的阅读对象主要是儿童,而儿童对人和事的认识、理解往往只凭自己最直观的感觉,是表面的、肤浅的、感性的,不可能是理性的。他们阅读童话后的第一反应首先是某某是“好人”,某某是“坏蛋”。这是由他们那个年龄的喜好、知识、阅历等因素决定的,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因此儿童文学作品的内容必须从儿童的心理特点出发,充满盎然的儿童情趣,传达儿童或美好的情感,或有趣的情致,或善良的愿望,或强烈的憎恶,从而激起他们心灵的共鸣。惟其这样,才能使儿童在受到美的熏陶的同时,对其进行思想和知识的教育。“对恶憎,对善爱,是《普希金童话诗》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3]。通过阅读,我们知道,诗人的每一首童话诗中,都塑造有儿童心目中所谓的“好人”和“坏人”。对前者,诗的字里行间总是透出热情的溢美之辞;而对后者,则充满了强烈的憎恶之情。正是由于普希金强烈分明的爱憎,其童话诗作总是“好人”赢得了胜利,而“坏人”则以失败或死亡而告终。如《神父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中的巴尔达与神父,《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的金鱼与老太婆等。不难想象,当小读者读到巴尔达在贪婪吝啬的神父脑门上弹了三下而使“老家伙变成了大傻瓜”时;读到贪得无厌、凶狠狂妄的老太婆“眼前还是原来那座小茅屋”,“面前还是那只破木盆”时;读到“突然她认出,这是鲁斯兰!于是美人投入了公爵的怀抱……”时,他们是怎样的兴高采烈,拍手叫好。小读者们便在潜移默化之中被灌输了何为善何为恶,以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是非观。

2.幻想世界丰富而优美

儿童最富于幻想,这是由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心理特征决定的,因而童话必须富于幻想色彩。古今中外的童话作品,往往都是借动物、植物或仙幻世界的构思来反映人类社会,让小读者从那些奇异的童话世界里看到人和人的生活,受到启发,受到教育。[2](P242)普希金的童话诗中所描写的幻想世界尤其丰富而优美。在《神父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中,当神父听从了他老婆的诡计,让勤劳、善良的巴尔达去找小鬼讨债时,连巴尔达本人也“心里不由得犯了难”。此时,小读者们肯定也会替他捏一把汗。然而巴尔达并没有退缩,他“坐到大海边,一面搓着草绳一面思量”,只见“他把绳子的一头抛进大海,然后握住它使劲地搅动,于是一个老魔鬼从海里钻出来”。这一幻想,完全符合小读者的心里所想:他们多么希望此时有人帮“好人”巴尔达一把呀。之后,又连续几个回合,叙写了巴尔达和魔鬼们斗智斗勇:先是“老魔鬼哭丧着脸苦苦求情”,继而“差来的鬼怪钻出水面”,要和巴尔达“绕着大海跑一圈,看谁的腿长跑得快”。失败后,“老魔鬼又一次伤透了脑筋,这时巴尔达却又在大声鼓噪,使得整个大海东摇西晃,掀起了滚滚巨浪洪涛”。此时,“小鬼忽又钻出水面”,提出“任你随便选一个目标,谁把棍子仍得最远,谁就把全部年金拿走”。这一回,还未正式比赛,小鬼们就被巴尔达要把棍子扔到乌云上面的话给吓回去了。而巴尔达仍是穷追不舍,又“用绳子搅得魔鬼不得安宁”。他们终于求饶了,巴尔达却不答应了,提出比一比看谁能把那匹马高高举起。当然,还是巴尔达凭智慧赢得了胜利。就这样,来来往往数个回合,最终“魔鬼们围成一圈,只得凑足了满满一袋钱,还替巴尔达把袋子扛上肩”。这里的幻想描写,不仅使故事情节曲折离奇,引人入胜,而且让小读者们看到了“好人”遇到困难时总是有人帮,最终必定胜利的事实。再如,在《勇士和天鹅公主的故事》中,诗人这样写道:“海上有一个小岛,岛上有一座城堡,城中有宫殿和教堂,还有花园和楼房,有棵云杉长在花园中央。树下的水晶房间,一只温驯的松鼠住在里边,那小东西实在讨人喜欢。……这座岛上人人富裕,没有贫困没有哀伤。人民安居乐业,礼貌相让。”显然,这是诗人对美好理想和愿望的追求而产生的丰富想象,而让一个无比美好的世外桃源展现在小读者眼前。在表现形式上,诗人则采取了重叠反复的手法,把这一美好的岛国多次展现在小读者面前,就更加强烈地激励了小读者对这种理想王国和美好生活的渴求。这样,诗人就在小读者幼小的心灵里建造了一个美好的理想国度,并使之不懈地去追求。

3.故事情节离奇而曲折

众所周知,儿童不仅富于幻想,而且好奇心也很强。因此,童话既要有幻想,又要有极强的故事性,尤其是那些离奇而又曲折的故事情节,以紧紧抓住小读者的阅读心理,引起他们浓厚的兴趣。普希金的童话诗作,既有短篇的,如《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又有长篇巨作,如《鲁斯兰和柳德米拉》。无论是短篇抑或长篇巨作,其故事情节均离奇而曲折。上述提到的巴尔达和海里的魔鬼斗智斗勇的情节,既是幻想,情节又很离奇曲折,这是短篇。至于场面宏大的《鲁斯兰和柳德米拉》,故事情节更是跌宕起伏,大起大落,极富变化,离奇而曲折的程度令人叫绝。这里,我们不妨以其耳熟能详的短篇《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为例,来阐释这一观点。“从前有个老头儿带着他的老婆,住在那蓝色的大海边”。这是典型的童话故事的开头,平实而又自然。但是,当老头有一次下海撒网,网到一条金鱼又放归大海后,离奇曲折的故事便开始了。那情节轨迹是这样的:老头回家告知老太婆金鱼的事,她一听就骂,让老头向金鱼要一只洗衣盆——老头再次来到大海边,向金鱼提出请求——得到新洗衣盆后,老太婆骂得更凶,提出要一座木屋——老头第三次来到大海边,再次向金鱼提出请求——有了新木屋后,老太婆还是破口大骂,提出她要成为世袭的贵妇人,住进豪华的高楼大厦——老头第四次来到大海边,又一次向金鱼提出请求——住进金碧辉煌的高楼,成为贵妇人两个星期后,老太婆又提出要做至高无上的女王——老头迫于无奈,第五次来到大海边,再一次向金鱼提出请求——成为女王两个星期后,老太婆又提出要金鱼亲自为她服务——老头第六次来到大海边,又再次向小金鱼提出请求——老头回到家后,一切又恢复到原样。诗人 通过这些曲曲折折的一个又一个离奇的情节,加之拟人化的描写和形象的比喻,笔锋直指当时的沙皇统治——当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时,他都可以满足,但当人民要求拥有权力时,他非便不给,还将已经给予的统统收回,将人民重新打入地狱。因此,俄国人民不能指望沙皇让他们做国家的主人。小读者结合普希金生活的时代背景,就会理解作者的良苦用心。

三、结语

普希金是伟大的,普希金的童话诗作品是伟大的。从写作方法讲,它不仅具有鲜明的童话色彩,而且其中所蕴含的深刻的思想内容发人深思,读后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引导青少年阅读普希金的童话诗,不仅可以使他们从中获得美的享受,而且可以对他们进行深刻的思想教育和崇高的道德教育。

参考文献:

达尔文的故事篇（8）

在斯利那加土生土长的摄影师意识到，用他们自己的视角来讲述当地的故事越来越重要。一直以来，当地人只是受关注的对象，但从来没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一个充满战乱冲突的地区，日常生活的主题仅是生存和适应环境。因此我认为，摄影师应该从人道主义援助和如何促进当地社会发展出发进行报道。

尽管身处战争，生活仍要继续。《见证者》画册中来自克什米尔的9名摄影师表达了相似的愿望。相比标准化的战地报道，他们用一种更加私人的方式，展示出了更接地气的故事。虽然9名摄影师的影像故事各自独立，但都涉及当地人民的习俗、愤怒和斗争，呈现了当地人对故乡的集体记忆。

来自克什米尔的9名摄影师是：米拉杰・乌丁（Meraj Ud din，1959年出生）、贾维德・沙（Javeed Shah，1967年出生）、达尔・亚森（Dar Yasin，1973年出生）、贾维德・达尔（Javed Dar，1975年出生）、阿尔塔・卡迪利（AltafQadri，1976年出生）、苏米特・达亚尔（SumitDayal，1981年出生）、萧凯特・难陀（Showkat Nanda，1982年出生）、赛义德・沙里亚尔（Syed Shahriyar，1992年出生）和阿赞・沙（Azaan Shah，1997年出生）。

《见证者》既是一本摄影书，也是一本历史，还是一本关于个人生活的故事书。编著者卡卡（Kak）汇集了多个时代的内容，精心编辑了这本画册。照片顺序是根据摄影师年龄和大致拍摄时间来进行排序：第一幅是年龄最大（57岁）的米拉杰・乌丁（MerajUd Din）1993年拍摄的《印度军警在斯利那加居民家里搜查》，最后一幅是最年轻（19岁）的摄影师阿赞・沙（AzaanShah）2015年底拍摄的《贾玛清真寺市场的商店老板》。

这本书的照片让人身临其境，读懂它需要细细地品味和消化。它并没有刻意强调某种价值观，而是旨在启发人们去观察和倾听克什米尔地区复杂的现实，就像一张刺绣作品，每一针都完美精准，针脚的重叠又展示出更多效果。

虽然斯利那加谷地常被官方文件描述为“淳朴的天堂”和“难于驾驭的争议地区”，但从书中我们看到，斯利那加谷地的30年历史处处充满阵痛：那些为自由生活而争斗的日常，那些街边处在阴影下的人，以及那些参与冲突的武装分子、扔石头的人，都在彰显斯利那加谷地的战乱已成常态。

达尔文的故事篇（9）

曾几何时，切尔诺贝利是苏联人民的骄傲，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安全、最可靠的核电站。然而，1986年4月26日的一声巨响彻底打破了这一神话。核电站的第四号核反应堆在进行半烘烤实验中突然失火，引起爆炸。据估算，核泄漏事故后产生的放射污染相当于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产生的放射污染的100倍。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核事故。爆炸使机组完全损坏，八吨多强辐射物质泄露，尘埃随风飘散，致使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许多地区遭到核辐射的污染。切尔诺贝利灾难不只污染了周围的乡镇，它还借由气流的帮助，不规律地向外扩散。欧洲议会议员丽贝卡・哈姆斯2006年撰写的一份关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报告《TORCH 2006》称，有一半的易挥发辐射粒子掉落在苏联以外的地方。而根据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政府于2005年9月合作完成的关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总体报告，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共达4000人，其中包括直接死于核辐射的47名救灾人员和9名死于甲状腺癌症的儿童。而联合国于2006年4月公布的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报告显示，在受辐射尘埃严重污染的地区(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等地)也许还有另外5000多名受害者死于核事故，这样受害者总数可能已经超过了9000人。绿色和平组织对事故受害者的数据计算更是恐怖。他们根据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的数据研究判断，在过去20年间，受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影响的受害者总计达900多万人，他们随时可能死亡。而且，绿色和平组织认为，切尔诺贝利核泄漏造成的死亡人数是九万多人，这个数字是官方统计数字的20倍!

此次事故不仅引起大众对苏联核电厂安全性的关注，也间接导致苏联的解体。而现在开放旅游也许会激活国际社会和公众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尘封已久的记忆，以及在开发新能源热潮中对核能安全的重视。

曾经的污染区安全了吗

今天我们谈及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污染区，是指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周围半径达30公里范围内的严重污染区。那么，这一地区如今的核辐射是多少，生态环境又如何。从乌克兰及西方媒体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略知一二。

尽管核武器发明的时间不短，但是人类对于核辐射影响的研究还是不足的。有关核污染地区动植物发生变化的报道也众说纷纭。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在核事故发生过去了25年后，人们在高污染区内发现逐渐出现了大量的野生动物，当地人看到狼、熊、麇在废弃的街头出没，小雨燕从废弃的办公大楼上空掠过。科学家不能解释的一个问题就是，野生动物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重返切尔诺贝利，是否可以证明核辐射和核威力可能比科学家原来想象得要小。

但是，对核辐射地区的检测报告却证明，该地区仍然是极危险的地区。虽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机组已被装进钢筋混凝土构成的“石棺”之内，但是核辐射的威胁依然存在。“石棺”的隔离使其附近的核辐射值比事故之初降低了许多，但仍然远远高出每小时20微伦琴的安全值，达到了每小时350～700微伦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5年公布的报告，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特别控制区在1986年至2005年间的平均年辐射值为5000微伦琴。至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森林里的蘑菇和野果都是被禁止食用的，而居住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外国人普遍选择饮用进口的矿泉水，不能不说这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一种特有的现象。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还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特殊“景观”――鬼城普里皮亚季。它位于乌克兰北部，曾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工人和科学家居住的小城。根据苏联官方记录，这座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城市，其人口一度达到五万人。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市内所有居民在一夜之间被撤离了。从此之后，普里皮亚季便成了一个荒凉萧条的地方，庞大的苏式建筑在风雨中遭到侵蚀，大量被污染的苏联坦克、直升飞机和防毒面具被遗弃在辐射区，记录着曾经的悲剧。写在核悲剧25周年

对于开发切尔诺贝利地区的旅游，乌克兰学者可能最有发言权。2010年12月13日，乌克兰国家生态中心能源问题专家德米特里・赫马拉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对政府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意见。他警告说，20多年来根本没有对核泄漏地区进行过彻底全面的清查和测量，盲目地把游客带进来是非常危险的。

2011年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25周年，国际社会和乌克兰人民将隆重纪念这次历史悲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白俄罗斯及乌克兰等国每年仍然投入经费与人力致力于灾难的善后及居民的健康保健。因事故而直接或间接死亡的人数难以估算，且事故的长期影响目前仍是个未知数。根据乌克兰政府的统计，目前乌克兰需要救助的受害者人数多达200多万人，乌克兰政府仅2010年用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受害者的财政支出就已经超过70亿格里夫纳(约合10亿美元)。独立后，乌克兰创造了一个特殊的税种――切尔诺贝利税，即通过特殊的税种筹集资金来救助遭受核辐射侵害的人们，但这只不过是杯水车薪。

达尔文的故事篇（10）

1.前言

《维吾尔数字故事民俗地图志》的“故事民俗地图志”，指的不是过往的故事类型学的讨论，也不是以编绘地图为主，而是讨论编绘故事地图中的民俗学难题，特别是空间信息和空间意义的问题，还要补充地图学和数字化的缺项。所谓空间概念，就民俗学而言，除了业内常说的地方性特征，还包括区域地理范围内的大量历史地理景观，这是过去很少进行民俗学研究的。特别是那些“会说故事”的景观实体，不少已转化为自然遗产、文化遗产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强烈地吸引着现代人。随着全球化对时间节奏的压榨，时间逐渐失去了人文意义，故事的流失或保护也在空间中实现，于是参观遗产地、现场听故事，成为一种趋势。这让现代人可以从空间中召唤时间，可以记忆和反思历史文明。此外，在一个生活方式现代化的时代，慢悠悠的民俗消失很快，但被数字化也快。上网站，查地图、看民俗，渐成习尚。近年各级政府和社会力量都在花大力气资助遗产地，使这种空间携带时间的民俗传承呈现得十分明显。据此种种，这本《维吾尔数字故事民俗地图志建立构想》，希望能在专业研究领域中迈出新的想法，也希望能社会应用上有所作为。

2.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状况

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世界各国进行了几次的认真评估以后，人们惊奇的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更严峻的形式。保护和研究方面付出的既然很多。全球化节奏的不断增加，超级大国的文化侵略，国际标准化的推广，持续不断地物理冲突大部分以处在消失的边缘，生存环境及其脆弱，很容易受到外界影响而毁坏，消亡。各种灾难，地震，都对传统文化构成严重的威胁。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明历史的遗存，具有相当的文化价值和研究价值，是研究古代人类文明发展的珍贵材料各国相互了解文化的最好的文化的接触和文化交流的手段。随着这方面需求的加强，面向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开发利用的专门信息研究，已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在国外数字故事民俗地图志建立研究比较早，最早的数字化保护工作来自于对图书，档案的数字化工作。美国从1990年开始的“美国记忆”，而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世界记忆”工程，代表了国际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普遍进行，距今只有20年。目前国内就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工程也已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比如国内各种数字博物馆包括南京博物馆的数字化，山东大学考古数字博物馆还有“故事民俗地图志”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民俗文献史纲要及其数字化管理系统”中的“民俗地理志”子课题，与北京师范大学985工程“数字故事博物馆”项目同步进行。为更好践行18大会议精神，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确保新疆民俗文化研究中心各项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新疆民俗文化的研究现状，特制定2013年度本中心招标了重点课题项目为“维吾尔族民间故事数字记录与整理”。但维吾尔数字故事民俗地图志建立研究是一个空隙。

现代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采集、保存、展示与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包括了丰富的数字化资料库，同时利用地图，动画，器物图像，视频，声音，并具有高度亲和力的用户界面，也开启一个跨越学科，跨越实体机构合作的模式，促进国际间资源整合与技术交流。

3.维吾尔数字故事民俗地图志建立研究的意义

维吾尔民间故事同维吾尔人民的古代神话传说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它创造的正，反面形象是实现社会各个阶层，集团的典型代表。维吾尔民间故事具有丰富和深刻的内容但随着全球化对时间的压榨维吾尔民间故事，时间逐渐失去了人们对民间故事的重视，在家孩子们很少听故事。就这种状况提醒我们建立一个完整的民间故事数据库，把它由地图来显示。新疆文化是中国文化中的瑰宝之一。从文化建设的宏观层面上说维吾尔数字故事民俗地图和相关研究成果的起步，主要有以下意义：它可以是维吾尔族人民自的自己的民俗文化传承走上一个快速的轨道，弘扬和传承维吾尔族民间故事丰富内容，是实现资源资源共建共享的必然要求，维吾尔数字故事民俗地图志建设，充分体现对维吾尔民间故事文化的尊重和保护。也为新疆悠久的地理历史文化景观遗产的产业设计提供了民俗学的基础信息和综合性的学术支撑。

维吾尔数字故事民俗地图志建立的研究是文理科交叉研究补充民俗学理论与方法，在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上，主要有以下几点。

丰富维吾尔族民俗学理论与方法论。本研究的进行时民俗学与地理，计算机学的交叉研究，应用民俗学、历史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交叉学科知识，应用计算机技术，在当代全球化和数字化背景下，充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解决人文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民俗学研究中的地理环境因素分析和时空传承研究需要地理学的知识，在学术史方面，本研究为民俗学史拓展研究方法，为民俗学研究的一部分，提供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本项研究只是初步的但在民俗学史上，从地图学的角度，解决民俗学的方法问题，维空间民俗学和数字民俗学的研究打下基础。

建立数字地图民俗志研究模式。建立数字故事民俗地图应用于民俗学研究的模式。本研究还增加数字民俗学的新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应用民俗学。假如本研究在新疆民俗学上实现，就为新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技术支持和研究方案。为研究成果的保存、再度研究和信息挖掘提供更有效的方法。本研究也为文理工学科交叉地人才培养，提供一种参考。

4.建立维吾尔民间故事数据库的具体构想

（一）加强领导，做好维吾尔民间故事数据库建设规划由于建设维吾尔民间故事文化特色数据库周期长，尤其是去新疆偏僻地区，深入农村地区调研，需要经费多，工作繁杂，又没有直接的建库经验。因此，加强领导，做好数据库的规划，是建好维吾尔民间故事数据库的关键。首先要成立维吾尔民间故事文化特色数据库建设领导小组，吸收维吾尔民间故事文化研究学者，研究生，博士生，和计算机专家为领导小组成员。其次应确定文献采集范围步骤、文献数字化的顺序、数据库软件选择等。再次应提早派人去已键民族特色文献数据库的高校图书馆学习，请建库专家来进行指导培训。

（二）维吾尔民间故事数据库内容及处理方法

建设维吾尔民间故事数据库基本理念是：

突出反映维吾尔文化的研究成果，反应维吾尔族的不同方言来讲述的民间故事，讲述者，民间故事的讲述状况，保护情况，遇到的困境突出办学特色，为教学课研服务。

维吾尔族文化特色数据库应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方面的内容：

1.物质文化主要包括：

（1）国内所有公开或不公开的刊物、报纸中刊载的有关维吾尔族文化研究的论文（包括馆藏资源和网络资源）。这部分资料要求全文数字化。

（2）维吾尔民间故事数据库性质的图片和视频资料。

如将维吾尔民间故事，讲述过程，讲述者的文化程度，故事的文化环境等制作成视频、图片、配以文字说明展示在数据库中。

（3）从事维吾尔民间故事研究的专家、学者的有关资料以图片和文字的方式展示。

（4）相关单位及其他网站有关维吾尔民间故事数据库研究的资料，将其收集、整理、合成不同格式的电子文档，分别归入数据库中不同的类目。

2.我参加的民俗基地非物质文化主要包括：

民间故事、民间达斯坦、民间音乐、舞蹈、手工艺、饮食文化、民间、民俗、游艺等内容，将那些没有文字记录的维吾尔文化遗产进行有序地普查，组织力量进行采集，以多媒体形式予以反应。

总之，就是维吾尔民间故事文化的方方面面，在特色数据库中得到全面、完整的展示，将维吾尔文化数据库建成中国维吾尔族的文化信息中心。建立一个维吾尔民间数据库是一个保护和传承维吾尔民间故事的很好的方法之一。就遵守“从民间收集，返回民间”的口号要运用民间故事资料用到民间数据库里面，同时还用在研究方面。

5.总结

（一）对民间故事进行记录是今天保护口头文化遗产由无形态转化为有形态的先决条件和手段。民间口头文学遗产只有通过记录转化为文本性、物质性、有形性、固化性的对象，才能成为静观的对象、分析的对象、研究的对象、储存的对象、传播的对象、传世的对象。民间故事的数字记录是研究民间故事的首要条件之一。

（二）数字记录成果将来通过数据库等多种手段返还给民间，增强民众尤其是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年轻人对自己民族传统知识的了解和传承。

主要对民间流传的维吾尔族民间故事进行数字记录，并切总结数字记录经验撰写论文，同时选择库车县不同地区的民间故事进行数字记录，并且对故事讲述家的现存情况、当代民间故事的生存情况进行研究。

研究对象主要来自民间的一种原生态的数据。因此，应用人类学的宏观实地调查方式对维吾尔族的民间故事进行调查。同时，对其进行微观调查、总结与分析，记录其过程中经验教训。由于民间故事具有一种区域性特点，因此引用个案分析法对艺人及其讲述的故事进行个案记录。记录过程中使用摄录一体机，录音机、照相机等设备，搜集质量最好的视频、音频、图片第一手资料。这是一项规模和难度较大，工作过程比较复杂的课题，也是保存、阅览、检索、共享民间故事的基础。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遗产具有多样性，很难用一种统一的方法来保护和传承。（作者单位：新疆大学）

参考文献：

[1]王耀希.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董萍主.数字故事民俗地图志[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

[3]金辉，张彦锋.广西国民体质监测数据库建立构想.（1.广西体育科学研究所 南宁 530031 2.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 北京 100061），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