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物论文篇（1）

河流流域是孕育人类文明的摇篮，水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而水坝则是人们管理、利用和分配水资源的一种手段对于水坝的争沦关键不在其本身，而是关于水和能源资源开发的小同方案的选择水坝在帮助社区和团体利用水资源满足粮食生产和生活等用水以及发电和洪水控制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据估计，当前全世界约有30%}40%的灌溉土地依赖水坝提供水源，这些水坝生产的电力约占世界总电力的19%建设水坝的决策小仅要考虑技术和成本问题，}司时还受许多其他囚素的制约水坝截断了河流，对河流、流域和水生生态系统造成许多显著的影明:水生生物多样性、周边森林和野生动物生境的炎失，下游洪泛平原、湿地、河口和附近海洋生态系统功能的改变或炎失等ij样地.水坝的建设和经营给受影明地区人们的生活、生计和健康也带来了严重和持久的影明，井导致了文化资源和文化遗产的炎失在考虑各方面因素的前提下，本着委员会提出的核心价值观平等、效率、参与性的决策可持续性、责任—以作出最有效的决策通过对水坝的绩效与影明、决策过程以及供水和能源服务的可利用方案进行的回顾，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关于水资源和能源资源开发的备选方案评估及决策程序的利框架—有关水坝的争沦被定位于与人权、发展权和可持续规则相关的枢架内，为实现公正和可持续的发展，在承认权力和风险评估的基础上，以一种公开透明的方式进行决策井将所有与争议有关的合法参与者包括进来，刁能解决众多而复杂的与水坝有关的问题进一步地，委员会制定了七个建设性的、创新性的、应优光考虑的、原则用以指导决策的战略重点及一系列并相应提出一套关于水坝的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和退役的准则与指南，帮助决策者和各利益相关方实施战略重点这套指南井小是专业技术协会已制定的修建水坝及相关草础设施的}程质晕标准和规章制度，而是包括了社会、环境、技术、经济及金融各方面的一种指导，指引各个国家如何去作，如何能够取得改善，以降低风险和成本《水坝与发展》由世界水坝委员会专家撰写，他们中的许多人毕生致力于研究与河流和水坝有关的工程、环境、社会和制度问题，小少人都是相关专业的权威人十作者们有的来自发达国家，有的来自发展中国家.他们的文化和哲学观点井小相同，在小断的交流和辩沦之后最终达成了共识它完成于对各种证据和观点的审查，这些证据和观点来自广泛的利益相关者:政府机构、受}程影明的人群和非政府组织、群众运动、水坝建设行业、出口信贷机构和私人投资者，以及国际开发机构等书中井没有“支持水坝”或者“反对水坝”的沦调，也小是站在某一立场上为某个利益集团说话，它客观地讲述了水坝建设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的坏的，井给出了指导和建议，可以作为各个国家制定相关规章制度时的借鉴和参考我国是世界上建有水坝最多的国家之一，最近几年有关水坝建设问题的争沦越来越激烈《水坝，;发展:决策的新框架》是一本关于未来水坝发展的重要读物，它描述了小断变化的发展形势在这种形势下，新的观点、选择和方案将彻底改变传统的商业模式。

建筑物论文篇（2）

设计建筑师（Designingthearchitect）

建筑师，作为城市、公共空间和建筑物的构想者，作为监督建设情况的客户代表，被赋予多样化的身份。有时其社会地位高，但更多的时候地位比较低。中世纪期间，绘画、雕塑和建筑是受到手工劳作局限的三种视觉艺术，同时受制于工匠行会。在这些行会中，画家和负责制造颜料的药剂师、雕塑家和金匠、建筑师和石匠、木匠相互联系（Kristeller，1990，p.176）。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由于掌握和控制了绘图（而非建造），建筑师获得了社会地位较高的新身份。15世纪之前，图被理解成仅仅是一个两维的平面，其中的图形仅仅是表示三维物体的记号。虽然在中世纪晚期图纸逐渐被频繁运用，但有证据表明其仍然是建筑物构筑活动中的次要部分。很多训练用的图是被画在一些易于擦写的媒介上，只有那些最重要的图纸才被永久保留（Robbins，1997，pp.16-17）。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对于图纸的认识和理解产生了重要变革。绘图被当做是三维世界真实可信的描述，同时图纸被认为是通向三维世界的窗口。由于纸张造价低廉，图纸成为建筑设计实践中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视觉媒介和新再现方式。通过这种再现方式，图纸上的线条和实际物体之间建立了有比例和有尺寸的直接联系。免费

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建筑绘图产生并且成为建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建筑师成为精通视觉艺术、独立于建造行业的独特身份；建筑设计和体力劳动脱离而成为一种脑力劳动。我们现在所说的建筑师也基本上是那个时代的产物[4].建筑师和建筑绘图是同时降生、相互依赖的双生子。建筑不是源于无名工匠们知识的积累，而是以图纸为媒介的、建筑师的个体艺术创造。建筑师和建筑绘图的产生就是这一观念的体现。虽然建筑师试图否认绘图在建筑设计实践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建筑绘图仍是设计实践的基础。

建筑师、建筑绘图和建筑设计这三者的历史发展和状态是相互交织的。设计（design）这个词来源于意大利语“disegno”，原意画图。从文艺复兴意大利盛行的新柏拉图主义理论来看，disegno暗示了在观念（idea）和事物（thing）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如福罗瑟（Vil巑Flusser）所言，“disegno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signum，意为符号（sign），它们之间有共同的根源”（Flusser，1999，p.17）。16世纪的画家和建筑师瓦萨利（GiorgioVasari）在这个转变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提到：“设计可以被总结成思维概念和头脑中想像的视觉表达和阐释”（Vasari，1960，p.205）。因此，思想不是永恒不变和先验的，它可以由创造性思维的成果来引发（Panofsky，1968，p.62）。帕诺夫斯基（ErwinPanofsky）指出，观念（idea）这个词不仅仅指艺术想像的内容，也指艺术想像的能力。这在16世纪中期已经成为共识。因此概念（idea）接近于想像（immaginazione）（Panofsky，1968，p.62）。

在15世纪的托斯卡纳（Tuscany），每个艺术家都可以设计建筑的这种推论是很容易被理解的，因为建筑设计中最关键的是作品的概念，而不是建造（Wilkinson，1977，p.134）。瓦萨利提倡雕塑和建筑都属于设计艺术，画家和雕塑家也可以被任命为建筑师。凯瑟琳·维尔金森（CatherineWilkinson）提到：由于瓦萨利将设计提升成为一种艺术创造的理论，设计成为了艺术实践自由独立状态的基础。没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将无法区分艺术（绘画、雕塑、建筑）和手工工艺（例如银器加工和家具制造），也无法区分艺术家和工匠（Wilkinson，1977，p.134）。瓦萨利于1550年发表了有巨大影响的著作《杰出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的一生》（以下简称《一生》）[5].通过对于一些真实事件和关于他自己想法的描述，瓦萨利将艺术家描写成英雄式的人物，并且为18世纪浪漫主义运动中狂热崇拜艺术天才的情绪作了铺垫。作为第一部重要的艺术史，这本著作标志着艺术史这个学科的产生。1563年，瓦萨利创立了第一个培养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的艺术学院：佛洛伦萨的设计艺术学院。这种影响了后来意大利和一些其他地方的学院模式使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从手工业行会中脱离出来，并且用各种科目的教学模式（例如几何学）替代了作坊式的教学模式。同时，瓦萨利建立了第一个珍贵艺术品和图纸的收藏，其中，建筑图纸和艺术品原作同样受到重视。

瓦萨利推进了“艺术家建筑师通过绘图而得到训练”这一观念。但是在他的《一生》所提到的一百多位艺术家当中，只有七名是建筑师，更多被归类为雕塑家或者画家，而不是纯粹的建筑师。相比起画家和雕塑家，这种分类法暗示了建筑师身份的模糊。威格利（MarkWigley）在讨论瓦萨利收藏的建筑图纸的时候指出了建筑图纸的模糊地位。他提到：瓦萨利……在他的每幅画上都画了一个框。通过将画面的边界遮盖起来，图像从物质世界中解放出来而被提升为独特的艺术品。但收藏中的建筑绘图都没有边框（有一个例外，帕拉第奥的设计图被装上了非常不显眼的边框）。这样做可能是为了避免框和框内建筑的构筑之间可能产生的误解和矛盾，其结果是图纸的边界是完全暴露了。建筑绘图从来没有从物质世界中完全解放出来（Wigley，1999，p.21）。

从某种意义来讲，建筑绘图的模糊状态是因为它和艺术品的功能不同。罗宾·伊万斯（RobinEvans）写道：“建筑绘图是一种投射，有规律的假想直线穿过图面和图面所表现的相应物体联系起来”（Evans，1989，p.19）。无论是透视图，还是详图中的文字说明，都指向图纸外的事物，其描绘建筑的首要目的高于其作为图画本身的价值。同时，一张建筑图纸通常需要和其他图纸相互参考着看，与此不同，艺术品是可以被独立审视的，不一定非要指向外部物体。因此绘画进一步的从物质世界里脱离出来，而更接近观念。

虽然，目前建筑绘图的地位似乎没有画家和雕塑家的作品那么高，设计（disegno）仍然使这三种视觉艺术成为和思想观念相关的自由艺术。著名的建筑师往往是因为他们的建筑而成名，而不是他们的图，但是图是了解一个建筑师的钥匙。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建筑成为商业协会扩张状态的一种贴切表达，资助者和建筑师通过相互支持而获得名望。图的展示便成了各种和建筑相关的聚会当中的新成规，它使得建筑师可以以一个有教养的、平等的身份和资助者进行对话。

埃德里安·佛蒂（AdrianForty）写道：“设计的普及和它所带来的两极化是密切相关的：”设计‘促成了建造（building）和建筑（architecture）之间的对立，一边是建造和它包含的所有内容，另一边是非物质性的建筑。换句话来说，设计所关心的是建造之外“（Forty，2000，p.137）。15和16世纪新的劳动力分配当中，设计开始远离建造和工地，建筑师的工作是脑力劳动相关的，而不是体力劳动相关。在建造之前，对图的重视提升了设计阶段的价值，也加深了设计的深度。图为建筑探索提供了新空间，一个无须依赖于建造的新空间。除了传统的建造实践技能以外，建筑师掌握了两种新的实践技能：画和写，这两者和建造同样重要[6].为了巩固自身脑力艺术创造代言人的身份，建筑师开始不断地用图和文字将建筑理论化。这类著作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建筑师的知识和身份，但是不仅限于建筑师自身这个圈子。意大利文艺复兴第一个将建筑师作为艺术和脑力劳动的职业进行彻底探讨的是阿尔伯蒂（LeonBattistaAlberti）的《建筑十书》（TenBooksonArchitecture），出版于1450年左右。这本书主要是写给资助者看的，而不是建筑师们。不到15年后，费拉莱特（AntoniodePieroAverlinoFilarete）写了《论建筑》（TreatiseonArchitecture）。如佛蒂所言，费拉莱特之前的很多文艺复兴论述都非常强调图的重要性，认为绘图是每个有志于成为建筑师的人必须掌握的首要技能。16世纪最为畅销的建筑类书籍塞里欧（SebastianoSerlio）的《论建筑》（Tuttel’opered‘architetturaeprospectiva）中，这一观念表现得非常明确（Forty，2000，p.30）。

由于有些建筑物没机会被建成，有时建筑物也不是讨论建筑创意的最好手段，在“建”的同时，建筑师，尤其是著名建筑师也倾向于“说”、“写”和“画”建筑。阿尔伯蒂和帕拉第奥是这一传统的代表者。柯布西耶和最近的库哈斯是新时代的例子。如果，如塔夫里所主张，现代性的开端是15世纪而不是20世纪（Tafuri，1980，p.16），那么对大众媒介的控制则是现代建筑师一个本质特点，无论是阿尔伯蒂还是库哈斯。设计越来越多的意味着一种独特和自主的活动。佛蒂写道，设计从建筑学内一个分支转向一种独立自治的行为这一过程得到了哲学家思辨的充分支持。例如，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使文艺复兴的建筑师将物体（object）和物体的设计（design）区分开来，康德哲学鼓励人们将设计理解为一种自治的纯粹特性（Forty，2000，p.138）。因为建筑师们“画”建筑而不是真正的去建造，建筑师的工作始终和真正的建造是分离的。在20世纪，如同大多数职业教育一样，建筑师培训从事务所转向学院，这两者之间的隔阂加深了。建筑师的教育培训不再是通过实际建筑物的设计和监督来完成，而是转向基于空间和形式的设计训练，佛蒂认为这是三个最为重要的现代建筑语汇之一（Forty，2000，p.136）。建筑师学徒们一般在事务所当中像小字辈一样工作，以此获得经验；而学建筑的学生们是设计的单独创造者，充满希望和雄心的进行工作。建筑师培训的学院化这一转折使过去潜在的设计和建造之间的分界更加明显，这种分界使建筑师的工作中“文字和图像的生产”变得格外重要。建筑师身份是艺术化的、智力型的和学术化的。作为这种身份的体现，建筑绘图的角色比以前显得更重要。

思想，非物质（Ideanomatter）

设计（disegno）包含了三个相互关联的观念，这些观念强调了艺术的状态，因此也就和建筑师、建筑设计和建筑学的状态相关。第一个观念是思想高于物质，第二个是艺术的自治，第三个是艺术品的审视[7].

思想高于物质，从而脑力劳动优于体力劳动。古代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是这一观念发展的重要人物。他声称我们对物质世界的感知是建立在永恒、非物质和理想的“形式”（form）上的。福罗瑟提到：柏拉图质疑艺术和科学技术，认为它们将思想转化到物质世界的时候，扭曲和背叛了理论上明晰的形式（form）（Flusser，1999，pp.17-18）。对于柏拉图来说，艺术家和科学家是思想的背叛者和骗子，因为他们狡猾地引诱人们去接受那些扭曲的思想（Flusser，1999，pp.17-18）。为了维护艺术的地位，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家接受了思想高于物质的观念，但是颠覆了柏拉图“艺术家对于思想的表现总是要比他要表现的思想低级”的观念。相反，他们认为艺术化的思想是可以在脑中明晰，也可能用视觉的方式直接表达出来，而且艺术具有可能其他方法不具备的讲述思想的能力（Forty，2000，p.31）。阿尔伯蒂提道：“从头脑中直接产生形式，而不借助于物质是非常可能的”（Alberti，1988，p.7）。但是，文艺复兴艺术家的创造性被认为是有限度的。柏拉图相信神圣的力量给那些无形的物质赋予了形式，从而创造了世界，而基督教神学认为上帝从无到有创造了世界。具有创造力就是具有神性，文艺复兴艺术家很少被形容为具有创造力，直到18世纪，这个词才经常被用来形容艺术家，也同时被用来形容上帝（Kristeller，1990，p.250）。

虽然思想高于物质这个观念被普遍接受，很少受到质疑，但柏拉图的另一个命题却被遗忘了，即使没有被遗忘也变得孱弱：思想等同于非物质的几何“形”。在建筑话语中，“形”有两个主要的含义。佛蒂提到一方面它指形状，另一方面它有思想或者本质的含义，这两层含义存在着与生俱来的模糊性。一层含义表述了物体展现至我们知觉的特性，另一个是它展现至我们思维的特性（Forty，2000，p.149）。作为形状的“形”使我们关注建筑物的表皮而不是体量，似乎更加接近于非物质。但是作为思想的“形”比作为形状的“形”高一层次，也更加多的被用在建筑论述中。为了解决这个两难，这两个层次的“形”有时会融合（或者混淆）在一起，形式纯粹有时和思维纯粹相联系。举个例子，柯布西耶在20世纪早期在纯粹主义艺术和建筑上的实验就是一个代表，另外，还有他新柏拉图式的论述：建筑设计是光的形式的游戏和表演（LeCorbusier，1927，p.202）。

自治的产生（Producingautonomy）

在《先锋理论》（TheoryoftheAvant-Garde）中，彼得？伯格（PeterB焤ger）描述了艺术从宗教的神圣，贵族的威严到小资产阶级的平庸转变（B焤ger，1985，p.48）。在宗教神圣的艺术中，比如说中世纪盛期的艺术，艺术产生是集体工艺的结晶，理解和接受也是集体的和神圣的。艺术品是宗教狂热崇拜的对象。在贵族威严的艺术当中，比如说路易十五的宫廷艺术，作品的创作是个人行为，而理解接受是集体的和社会的，艺术品是一种再现性的。在小资产阶级的艺术当中，艺术品是由某个人创造，而被另一个无关的人理解和欣赏，因为艺术的目的是描述小资产阶级的自我理解（B焤ger，1985，p.48）。根据伯格所言，小资产阶级社会开始于18世纪并且延续至今。

这三种艺术时期之间的过渡既不是平缓的也不是突然的。例如，宗教神圣艺术和贵族庄严艺术在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是共存的，艺术品创造是个人行为，而接受是集体的，但是艺术品是宗教狂热崇拜的对象，同时也是一个具象性的再现（B焤ger，1985，p.41）。意大利文艺复兴是艺术自治的第一个阶段，直至18世纪艺术自治的观念已经达到了成熟。艺术自治于小资产阶级社会，这里“自治”限定了艺术作为一个社会分支系统的地位：社会的需求促使了艺术的相对独立（B焤ger，1985，p.24）。

在削减艺术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差别上，20世纪初期先锋艺术无意间助长了那些被归结为艺术行为的对象和实践的数量、类型、区域和价值的增长。像其他的产业一样，艺术开始越来越取决于市场。和娱乐业和广告业互惠，艺术很少对日常的生活有什么威慑，而经常是娱乐性的消遣罢了。无论怎样（Benjamin，1969，p.221），艺术和艺术家的光环仍然维持了大众对艺术的关注，确保了艺术的状态和市场价格。艺术品应当由一个个体创作，并且被另一个个体审视和思考，这种假设现在已经被广泛接受，并且被美术馆视为圭臬。但是艺术从日常生活中的自治仅仅在某些方面，高尚艺术和日常生活的双重条件在艺术和建筑当中是一样明显的。

思考思想（Contemplatingideas）

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前艺术、建筑设计和手工劳作混为一谈，艺术家和建筑师从那以后试图将他们的工作定义为脑力劳动。相比起画家和雕塑家，建筑师的实践或许涉及比较少的手工劳作成分。但是相比起建筑，艺术品经常被认为是一种脑力劳动的产物，因为它解答了这样一个矛盾，为了和思想世界相联系，物体必须被当做非物质的。艺术品或许和建筑一样都是物质的，但是他们经常会被理解成为非物质的，一种思想和一种脑力劳动的成果。这主要是有两个原因：创作方式和体验方式。

脑力劳动和个体创造相关。在当代艺术中，艺术家的创意和思想经常会被定义为艺术，而艺术品的制作可能在其他地方由其他人进行。艺术创作可能需要大量的合作，但是建筑设计和建造中的合作本质是更加明显和可见的。在艺术创作中，从思想到物质的过渡可以是直接的，智力的，个人的，即使是幻想，但是在建筑设计和建造当中存在着更多的中介，这些中介延展和模糊了思想和物质、作者和作品之间的联系。建筑物的建造是一个合作的过程，涉及了一组建筑师，结构工程师，施工单位，质量监督，客户和其他负责和各种机构协商的部门。但是，如果这个建筑有相当好的质量，往往它会被当做是某个建筑师的作品，通常是建筑事务所的主要主持人，即使大量的建筑师参与了这项工程。这种单一作者的错觉对建筑师很重要，因为长久以来艺术都被认为是个体创造的产物。

虽然艺术品和建筑都是物质的，但是它们的体验方式却不同。美术馆里的艺术品往往是在一种沉思的状态下被体验，这种状态激发了观者和被观的艺术品之间的移情。本杰明（WalterBenjamin）认为注意力集中是沉思的一种品质：“艺术要求观者的注意力集中……一个被艺术品所吸引的人的状态jamin，1969，p.239）。这种对于作品的凝视根本上是一种一对一的视觉意识，一个观者对一个作品。声音、味道和触摸尽可能被排除在外。艺术品往往是被维护和保存起来，从而与世隔绝。艺术品是被观看的而不是被使用。与此相反，建筑物是每天被使用的，这给建筑带来了一种物质性。建筑物被触摸、标记和磨损，艺术品则不是。美术馆确保艺术品以视觉的方式被体验，而不是被触摸，因为触摸可能会降低它作为思想的地位，将其联系到物质世界。日常我们对建筑物的触摸式体验和思想优于物质这一观念是矛盾的，并且限制了建筑的艺术地位。虽然，某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像体验艺术品一样体验建筑，例如面对一个著名纪念碑的时候，但是凝视和沉思仍然不是最常见和最积极的体验建筑的方式，因为它忽视了使用者随意性的创造。但是，为了确定建筑师的艺术家身份和建筑的艺术身份，建筑的体验经常会被等同于美术馆里艺术品的体验。建筑师很少有机会去参观他们敬仰的建筑。在他们有机会亲身体验这些建筑之前，他们几乎总是先体验这些建筑的某种再现：图纸或者是照片。一旦有机会亲自造访了这些重要建筑，建筑师可能感到欣喜，或者失望，但是沉思凝视的概念还是继续在建筑师体验中起作用。基于艺术史，建筑历史经常将建筑物作为一种沉思凝视的对象来讨论，并且沉思凝视则被认为是一种常见的体验建筑的方式（Venturi，1966；Jencks，1977；RoweandKoetter，1979；Curtis，1982）。图在作者和读者之间起着中介作用，鼓励读者去从创造的角度去看，将图的体验和建筑的体验等同起来。建筑讨论的对象往往是图纸或者是照片，因为他们不是建筑，更加容易满足建筑师和历史学家将其作为艺术而进行审视的欲望和期待。建筑绘图之所以能够将建筑设计和建筑学等同于脑力劳动、个体创造和艺术观赏是因为建筑绘图的几个特点：有限的物质性，和思想世界相联系的抽象再现符号，和美术馆博物馆式的展览方式。

抽象的建筑师（Architectsofabstraction）

伯格声称艺术神话般的自治最终根本上适应了资本主义，因为它非生产性的知识思索在社会的其他领域是被排斥的。这种知识思索后来被应用在艺术之外的领域，并且用来获取利润。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TheProductionofSpace）一书中提到：建筑师的实践仅仅是空间抽象化的一个部分，这种抽象化被分解成独立和狭隘的专业，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专业人士（Lefebvre，1991，p.89）。列斐伏尔认为建筑师操作的空间是以建造为主导模式的，因而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空间（Lefebvre，1991，p.360）。佛蒂评论道，列斐伏尔的资本主义的空间主导是资本主义最具革新性的创举之一，这种主导通过两种途径实现，将功能类别强加给空间，同时将抽象图示强加给头脑的空间感知（Forty，1998，p.9）。

列斐伏尔总结：使用者是这种空间抽象的首要受害者，因为在建筑设计和建造中他们只是被抽象地识别。伊姆利（RobImrie）声称建筑师经常将使用者在头脑里抽象化，忽略他们活生生的多样性，因为他们把身体想像成了机器，因而也就是被动的。他提到这种观念不仅仅针对建筑师，同样也在西方科学和医药学中。例如，这些身体的概念根植于后伽利略的观念，将物质身体当做机器，受机械论法则的主导。身体在这种视野下仅仅被视为固定的，可测量的部分。中性的，没有个性色彩的，无性别、种族和身体上的区别。身体是附属于头脑的剩余部分。身体不是自我、思想和理智，而这些都是存在的特征（Imrie，2001，p.3）。

建筑师有很多方法去抽象地思考空间和使用者，首要的就是绘图。列斐伏尔写道：在现代社会的空间实践中，建筑师安居在自己的空间中。他运用空间的再现，这些再现将图像元素局限于纸上：平面，立面，立面透视图，模块等等。图纸的使用者认为这种想像的空间是真实的，而不管事实上这个空间是几何的。或许正因为它是几何的，使用者就更认为它是正确的。这种空间既是物体的媒介，而自身也是一个物体，同时又是设计方案物化的核心。其起源是文艺复兴期间的线性透视：固定的观察者，不变的感知域和稳定的视觉世界（Lefebvre，1991，p.361）。

从伊万斯的观点来看，建筑绘图在建筑实践中的霸权从来没有被真正挑战过，有时甚至没有被意识到（Evans，1997，p.156）。建筑绘图提供了有限的理解，其首要的目的是描述物体，同时图也只揭示物理世界的某些方面。图倾向于将建筑师设计的物体和空间限制在某些类型中。

列斐伏尔用两种方法描述使用者，消极的抽象和占用者，这个占用者威胁着功能主义的主导和空间实践的分解。在身体和物质世界的充满辩证的交织中，使用者是空间的产品、生产者和占用者。他们在和城市的相互作用中运动，并且将他们身体的运动反映给了城市。列斐伏尔写道，使用者的空间是活生生的，而不是被象征（抽象想像）的。和那些专家们（建筑师，城市设计师，规划师）所想的抽象空间相比，日常生活的空间是具体的，也可以说是主观的（Lefebvre，1991，p.362）。他声称建筑师的空间是设计出来的，不是活生生的。建筑师在活生生的空间中没有权威，在使用的形成（或者说挪用）过程中也没有起到作用。

重绘“图”（Redrawingdrawing）

建筑学、建筑设计和建筑绘图在很多方面受到谴责。绘图，和设计同义，在确定建筑师的艺术家地位和确定建筑学的艺术地位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建造、建筑的体验和建筑物的物质性却妨碍了这个过程。尽管如此，绘图限制了建筑的思索，适应了抽象属性的思索，却无法建立和使用者之间令人信服的对话。我接下来想要说的主要是这个命题所忽略的方面。

建筑绘图的讨论取决于两个相关而又相互矛盾的观念。一种观念认为它标志着建筑设计是和建筑物低下的物质性相区别的智力和艺术化的创造。另一种观念认为它又是建筑物真实的再现，体现了建筑师对于建造的控制。建筑师“建造”图、模型和文字。他们不建建筑。建筑绘图是一种投射，不可见的线连接了图纸上的元素和建筑物上的元素。建筑师试图否认建筑和再现之间的差距，因为这种差距削减了他们的权威性。尽管如此，从图纸到建筑的跨越并不是直接的。所有的再现包含了一些信息，但也失去了很多。文字、图纸、模型和照片都是片面的，提供了矛盾和晦涩的信息。

对于一个建筑师来说，绘图和建筑物一样真实，首先因为建筑师制图而不是建建筑，其次建筑师对图纸有更好的控制，第三绘图先于建造。图纸更接近于建筑师的创作过程。但当这些没有被充分认识到的时候，就可能出现问题。

过渡物是心理分析常用的词汇。对于儿童来讲，过渡物可能会是一个玩具熊。其作用是正面的，防止儿童和母亲分离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这种过渡物在不再被需要的时候会被丢弃。如果一个儿童无法顺利过渡，根据伊丽莎白？赖特（ElizabethWright）的观点，持久的错觉会使过渡物成了永久的安全依靠或者是迷信偶像。从弗洛伊德的角度来看，过渡物掩饰了真正的需要；从马克思的角度来看，过渡物成了满足人类需要的必需品（Wright，1984，p.93）。就像舍不得丢弃玩具熊的儿童一样，建筑师也选择了对建筑师空间和使用者空间之间的区别视而不见，对建筑和建筑再现的区别视而不见。同时，建筑师也没有认识到它们是怎样相似的。因此，建筑师无法形成成熟的自我意识。

和列斐伏尔相矛盾，如果充分认识并且有意地去运用上面所说的区别和相似，建筑绘图是有正面作用的。在没有机会被实现，或者是在实现之前，所有的实践都需要一种清晰的语言去发展复杂的概念和命题。图就是一种进行思想探索、理论建设和思考物质的方式，一个梦想和探索的空间。图提供了独立于建筑物所带来的局限和毋需向建筑物妥协的创造性机遇。对建筑绘图的探索是非常必要的，这个探索由五部分组成。首先考虑建筑物和绘图的异同；第二，看看别的图，研究其他的领域，看看他们是怎样清晰地描述某些特性，尤其是可能和建筑相关的特性；第三，探索新的绘图法，以此来挖掘传统建筑绘图无法表现的建筑特质；第四，如果有些特质无法被画出来，则寻求其他方法描述和讨论；第五，专注于图当中的建筑特质。

传统上，建筑绘图是某个建筑的再现，同时也可能是建筑物的类同。它们之间有一些共性，但是不完全相同。在设计什么和怎么设计，设计意图和工作媒介，思维、行动和物体之间存在着对话。这些绘图媒介不仅仅是表现的手段，而且是设计的手段，表达设计了什么，反之亦然。如果一个建筑物是由人造光组成的，它可以首先用人造光来建模，并且画在感光材料上，这样建筑的材料同时也就是绘图的材料。同样，线图可以产生线性建筑，而不是体量建筑。

将绘图比作一种建筑物的类同，而不是再现，可以使绘图体验和建筑体验更为接近，从而也将使用者的创造性挪用和占用纳入考虑范围之内。建筑师对于空间的理解，和使用者对于空间的理解一样，可以将主观和客观、具体和概念融合在一起。列斐伏尔认为设计不能和使用结合在一起，相反，对于建筑师来说，理解使用者是非常重要的设计策略。无论所居住的空间特点是什么，使用者可以是被动的，具有反作用的，或者是创造性的。空间和使用经常是相互渗透的。

建筑绘图的两种选择是画建筑，或者是建筑画，当两者重叠或者是相互激励时候，一种极大的愉悦和创造性的张力会极大刺激建筑设计。在实践中重新估价建筑绘图的关键作用，建筑师可以认识到画建筑和建筑画两者之间是相互兼容的，并且可以按顺序或者同时产生。

描绘非物质（Drawingtheimmaterial）

我们佯装美术馆的墙，绘画的纸，和纸面上的线是不存在的。我们佯装它们是非物质的。威格利（Wigley）写道：图纸占据了物质和非物质之间的临界空间。这使得它像一座桥，连接了传统介于物质和思维之间的鸿沟。绘图被认为是通向绘图者思想的惟一途径。事实上，它们被直接当做是思想。看上去媒介的物质性并没有被支撑其的准物质性所揭示，而是被其转化了。某种对图纸的观看，或者某种对其的视而不见都是非物质思想的状态通过可见的痕迹而显现出来（Wigley，1999，p.11）。

很多建筑发展的创新都不是诞生于关于建筑物的思考，而是诞生于将图纸的某些特征到建筑物的转译。图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它和思维相联系，而不是物质，从而比建筑物缺少物质性。这一特点激励建筑师用同样非物质的方法去建造建筑，去试图使建筑非物质化[8].

空间的迷人之处，也是现代主义的一个本质性特征，是哲学传统的再次重申，强调非物质高于物质。如同很多词一样，建筑话语当中很多被频繁使用的词有很多复杂的，有时又是相互矛盾的含义。例如，佛蒂提到，在20世纪20年代，在建筑师和评论家的言论当中，“空间”一词有三种不同的含义：空间作为围合，空间作为连续体和空间作为身体的延伸（Forty，2000，pp.265-266）。20世纪早期现代主义者认为空间可以根据建筑师的意愿延展，却很少被认为是由体验创造和改造的实体，例如莫霍利-纳吉（L噑zl*Moholy-Nagy‘）在1929年出版的《新视野》（TheNewVision）在定义空间的产生的时候，非物质成为空间实践的焦点，建筑师认为其劳动是脑力的，而不是体力的。

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里提到，建筑师，如果打算学习体力劳动的技巧，而没有学识的话，他永远无法得到和他所受的苦相称的权威。那些依靠理论和学识的人则明显的在追寻阴影，而不是实质（Vitruvius1960，p.5）。维特鲁威是正确的，的确有些建筑师追寻阴影，但不被理论所限制。追寻阴影，追寻非物质的建筑，是一个重要的创造性的建筑学传统。建筑理论使这种传统生机勃勃。“思想高于物质”这种观念很有影响力，但仅仅是个偏见。我们面临的一种选择是拒绝这种观念，并且把其对于建筑学的影响当做纯粹的负面效应。这种观念排斥了建筑实实在在的物质性，鼓励建筑师去追逐艺术高度，这种高度永远也不会被完全的达到，或许也不需要去达到，或许需要质疑。但是将建筑非物质化的欲望不应该被轻易地否定，这种欲望或许含有多样的动机，会产生正面的影响。例如，当建筑被看作短暂的、现世的，或者仅仅是物质的，它可能会变得更加具有感官美感和对变化更加敏感。

结论：非物质的物质（Conclusion：theimmaterialmaterial）

西方的话语建立在两元对立的基础上，一个高级，另一个低级，相互之间是界限明晰相互分离的，互相不包含的（Derrida，1976，p.157），例如非物质的哲学和物质的建筑。但是这样的概念其实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这一特点削弱了两元论的思考。建筑被建造成哲学的一部分，无论是通过空间隐喻（比如内部和外部）还是作为哲学话语的附注：一个建在坚实基础上的稳固大厦。但是为了维护哲学的状态，哲学必须将它对建筑学的依靠隐藏起来。威格利写道，哲学试图凌驾于建筑学之上，因为它曾经受益于建筑学。哲学仅仅能维护建筑的“象”，哲学掩盖其来自于建筑的启发，而组织和表达自身（Wigley，1993，p.14）。

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这两个词是非常模糊的，相互掩盖和重叠的，就像某些其他词一样，有形和无形，真实和虚拟。可能存在着很多的方式去理解非物质建筑，例如，技术上对轻和薄的追求，崇高的再现，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重新开始的机会（tabularasa），一种建筑的道德纬度和可信性的丧失，或者是对于行为而非形式的关注。我对于非物质建筑的理解不仅仅是建立在物质体量的缺失，而是建筑的非物质感知，或者是通过物质材料的缺失实现，或者是将物质材料认知为非物质。这种非物质不仅仅是物质的丧失，而是感知中的物质性的缺失。建筑是否是非物质的，取决于使用者的感知。

有一个在建筑话语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家是建筑的起源和原型”，这显示了建筑最为重要的特性。一个家所具有的特点：稳定性和一致性，是建筑作为一个整体存在而需要的特征。家估计是最安全和稳定的环境，反映居住者身份和自我的容器和镜子。但是，家的概念同样也是对排除的，未知的，未确定的和不同一事物的回应。家必须稳定，因为社会规范和个人认同感正在转变。对于受到威胁的社会和个人来说，家是一个隐喻。家的安全性同时也是某种紧张，内在的和外在的，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一种恐惧的征兆。

卡尔·马克思宣称所有坚固之物都将消散于空中，这一宣称浓缩了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破坏性力量，这种力量使那些原以为稳定的东西被动摇了，例如家，因此也就增强了对家所能提供的稳定性的需求，虽然这种稳定性只是个幻觉（Marx，1978，p.475）。希布利（Sibley）认为，当家的稳定性提供一种满足的同时，它也可能产生焦虑和不安，因为家所能提供的安全感和空间的纯粹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大多数情况，后果是更加渴望一种安全感和稳定感，而不是意识到它的局限。希布利写道：总的来说，在渴望树立和维护空间和时间界限的时候，焦虑就表现出来了。强烈的边界意识可以理解成一种控制欲和排外欲，因为陌生是一种不愉快情绪的源泉，而不是值得高兴的事情（Sibley，2001，p.108）。引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希布利补充道，各种争取安全和熟悉的努力，或者是海姆利克操作法[9]（heimlich）都不能减轻不安，而且有可能变得更糟（Sibley，2001，p.115；Freud，1919）。

尽管如此，希布利不排斥所有试图建造稳定秩序的尝试。相反，他坚持一种辩证的观点，限定的边界和空间的互相渗透两者都有优点。例如，关于儿童对于家的体验，他写道，在集体治疗中，儿童和成人都需要某种明确的界限来发展一种自我安全感，这是那些持反对环境分级观点的人没有考虑到的。如果家庭成员每天都坐在相互的膝盖上，生活在一个没有界限，也缺乏分类的家里面的时候，就像米纽庆（Minuchin）所说的那样，他们可能会陷入某种危险，特别是孩子，不能发展成一种独立自主感（Sibley，2001，p.116；Minuchin，1974）。哲学的传统鼓励脑力劳动，和这种传统相联系，非物质受到重视和赞誉。但是另外一种非物质的理解，特别是和建筑相关的，却远远没有那么受青睐。无论是内在的具有欺骗性的混乱，还是外部隐藏的危险，非物质和其他东西联合在一起对家的稳固形成了威胁，但是这种威胁是真实的，也同时是想像的。对于稳定不变的建筑学的渴望是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这种渴望产生了进一步的焦虑不安和进一步的渴望。用一种流动性的非物质去取代静态实体的建筑并不是出路。为了适应个人和社会观念的发展，建筑必须将物质和非物质，静态和流动，坚固和渗透交织在一起。建筑是非物质的，渗透的，在需要的时候也是稳固的。这种建筑观并不改变已确立的习惯，但是却赋予其更多的可变性。

注释：

[1]本文所阐述的观点在乔纳森·希尔所著《非物质建筑》（ImmaterialArchitecture）中被进一步拓展，该书将于2006年由劳特利奇（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出版社出版。

[2]该摘要由译者完成

[3]该关键词由译者补充

[4]Architect这个词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前期开始被用于描述建筑师这个行业。

[5]有译本将其翻译成《艺术家列传》，《名艺术家传》。[译者注]

[6]三维构件的制作，例如建筑模型和建筑细部构件是介入画和建造之间的。

建筑物论文篇（3）

1工程概况

京杭运河解台二线船闸工程是我省利用世行贷款投资建设的交通重点工程，船闸位于徐州市贾汪区大吴镇，距市区约20km，处于京杭运河江苏段西线航道解台一线船闸北侧。

解台二线船闸与一线船闸平行布置，两闸中心线相距90m，船闸基本尺度230×23×5m，主要结构形式：闸首为钢筋混凝土底板、空箱边墩、头部环绕短廊道输水、钢结构人字闸门及提升式平板阀门、电气自动控制液压启闭机，闸室为钢筋混凝土透水底板、扶壁式钢筋混凝土闸墙，钢筋混凝土上、下游护坦，上下游主副导航墙、靠船墩及护岸为混凝土底板浆砌块石墙（墩）身。设计年通过能力为2500万吨。

2沉降观测目的和内容

沉降观测是船闸建设不可忽视的工作之一，通过沉降观测，可以监测建筑物的沉降变位情况，不但为今后的船闸底板内力计算提供数据，提高了准确性，而且能便于及时发现异常情况，采取措施，保证工程的安全运行。

由于解台二线船闸上、下闸首为整体坞式结构，我省船闸建设有关部门经过多年实践总结，目前普遍采用预留施工宽缝，将整块底板分成三块，待两侧边墩浇筑完成、回填土达到所要求的高程、地基沉降稳定后，再进行封铰，可有效地减小底板的内力或厚度；并能减少闸塘开挖后对地基的卸载及底板、闸墙边墩浇筑过程中因加载而产生的地基升降变化。通过定期进行沉降观测，可以掌握软基的固结过程，用来确定预留施工宽缝对内力的影响，同时为确定封铰时机和地下水位控制、加载速率提供依据。

沉降观测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布设控制网，按相关精度要求，根据施工分级加载实况，定期定点对坞室结构底板封铰前后每块底板和每节闸室墙在建设过程中的沉降情况进行观测，直至工程竣工验收，移交使用单位。

3沉降观测方案

3．1精度指标与观测仪器的选择

设计单位对主体工程上、下闸首及闸室坞式段施工宽缝封铰提出的要求，其中有一条为边墩的沉降速率（连续10天）每昼夜小于0．1mm。

如果按照限差为0．1mm来设计观测方案，高差中误差须满足0．05mm的要求，目前最先进的精密水准仪每km高差中误差只能满足0．7mm的要求，无法满足设计要求。经与设计部门商讨，变更为通过连续3个10天的观测，如果结果都不超过1mm，则认为满足设计要求。

根据设计要求和现行国家《工程测量规范》、《建筑物变形测量规程》及交通部《水运工程测量规范》中对沉降观测的各项规定，结合解台二线船闸工程具体的特点，我们选择变形测量的二级标准作为本项沉降观测工作的精度指标，详见表1。

沉降观测是船闸工程中精度较高的测量工作，仪器设备、布设路线、观测方法及人员素质等多方面都会影响观测数据的精度。在该测量工作中我们选择S1级瑞士LeicaNA2／GPM3精密水准仪，配合铟钢水准尺进行作业，省测绘局鉴定部门对仪器的各项指标进行了技术鉴定，在作业期间我们多次对仪器i角差进行检核，为观测工作提供了技术保证。

3．2观测路线的布设

3．2．1水准基点、工作基点的设置

水准基点由测区原有等级水准点（设计部门提供）BM（33．226m）、G2（32．652m）组成，该两点高程数据经多次联测检核，高差误差均小于1．0mm。且两水准基点均位于一线闸管理区较为偏僻地方，是一线闸施工期间（1958～1961年）设置的，点位稳定可靠。我们以观测条件较好的BM作为主基点，G2作为校核点。利用原一线船闸南侧（二线闸施工区外侧）闸墙一个沉降钉（A9）作为工作基点，与BM、G2形成一个闭合环，检测起始数据的正确性。

3．2．2观测点的布设

上、下闸首及闸室坞式段均在边墩底板及施工宽缝的两端各布设8个沉降钉计24个观测点；闸室14节扶壁段均在闸墙底板两端各布设4个沉降钉计56个观测点；沉降钉的制作采用40cmФ18螺纹钢顶端焊接镀铜半球圆帽加工而成，埋设时配以斜筋焊接在底板面层及竖向钢筋上，顶端突出砼表面1．5～2．0cm左右，以保证点位稳固。

由工作基点A9至观测点路线基本沿闸塘原状土上设置，中间转点全部埋设测桩，采用50～100cmФ20螺纹钢打入土层，表面浇筑20～30cm厚砼，进入闸塘边坡段，除转点采用同前设置外，测站架镜的位置也埋设30cm厚砼，以保证观测时仪器的稳定。

整个观测线路由BM、A9和14－2、12－4、10－2等11个观测点形成一个整体闭合环，全长1．32km，36测站，不在路线上的其他观测点，由其邻近观测点固定观测。

3．3观测方法及注意事项

本次沉降观测工作采用精密几何水准测量方法进行，观测过程中，各项偏差控制及内业数据处理按照国家《建筑物变形测量规程》中各项规定执行。

进行沉降观测过程中，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1)每次观测应遵守“四固定”原则，即：观测所用仪器及水准标尺固定；观测人员固定；观测路线固定；观测环境和条件基本相同。

(2)水准仪i角是一个变化值，每次作业前，对i角进行检查，若发现i角大于10秒，应及时进行检验校正。

(3)布设观测路线时，前后视距不超过40m，前后视距差不超过1．0m，以控制i角的误差影响，同时提高观测时的清晰度。

(4)观测时间及环境：不在日出前后1小时、中午时分进行观测，更不能在大风或有雾的情况下进行观测。

(5)为保证水准尺气泡稳定居中，自制一些简单的水准尺辅助标杆，以使扶尺员快速稳定地竖直标尺，提高观测效率。

3．4观测周期

船闸底板基础是分段施工的，为及时掌握加载后的初始观测值，在每节底板浇筑混凝土终凝后，即开始初始观测，因此不同底板上沉降观测点的初始观测日期是不一样的。

对于建筑物变形观测周期，有关测量规范、规程都没作统一规定，我们根据以往同类型船闸经验，结合本工程闸室墙采用龙门架支撑大模板一次到顶浇筑砼的施工方案，分析基础加载的情况，制定如下观测周期：施工初期20天，封铰前期至封铰期间10天，封铰后至观测点移测到闸室墙顶部30天。

船闸主体建筑物施工期间，如遇到特殊情况（回填土与地下水位发生较大变化，底板或墙体产生裂缝，沉降缝两侧出现较大不均匀沉降等），应立即进行逐日或几天一次的连续观测，及时提供观测数据，确保建筑物安全。

4沉降观测成果

从2000年5月至2002年1月，共完成40次沉降观测（2001年6月26日以后移测到闸室墙顶部观测），闭合环线的高差闭合差在－0．3～＋1．5mm之间，满足二等水准测量精度要求。沉降观测成果数据见表2。

5结论和体会

建筑物论文篇（4）

(二)细项勘验对东南西北四面墙内侧的壁画勘查发现，东墙南半部壁画有一道明显的半“V”字形斜线，斜线南侧佛像壁画局部高温发白，轮廓模糊，斜线北侧佛像壁画温度均匀，烟熏痕迹严重，无局部高温特点(见图2所示)。斜线向上延伸至东墙南起第二立柱偏南0．15m。其余三面墙上的壁画以烟熏痕迹为主，无明显变化。在东墙土坯上方勘验发现，沿殿东墙立坊内侧根部由南起第二立柱至东墙和南墙连接处发现若干段铝导线，最长的一段端部发现有熔珠，熔珠位置对应东墙南起第二立柱南侧0．15m(见图3所示)。由殿正门沿烧毁佛像前至殿东南角对地面残留物开始挖掘。现场塌落层次由下之上依次为:佛阁木板，树脂材料佛像残留物，木板，土及瓦片。挖掘发现:监控摄像头支架弯曲变形，前段转头处有部分本漆脱落，监控摄像头残骸镜头朝下。沿东墙、南墙砖台接近地面处有若干木质隔板，靠近东墙一侧已碎裂成大小不等的碎片，向西、向南木板基本成型，边缘规则整齐，过火炭化，烟熏痕迹严重，部分木板表面仍有红色油漆，翻起隔板下表面烟熏痕迹仍然很重。沿东墙砖台清理出七块砖雕，南起第1块到第4块烟熏痕迹较重，第5、6、7块有局部高温过火痕迹，部分位置局部过热变成土黄色。与东墙壁画“V”字形痕迹底点对应，且与东墙上方铝导线熔珠发现处对应。以上痕迹呈现出在火灾初期有明火掉落，东墙南起第5块到第7块青砖台受明火作用的痕迹特征。

(三)专项勘验对千佛殿的供电线路进行勘验，从范村公共用电引入圆智寺东院地下室三相四线制电源，供全寺用电。从地下室引出一相沿新修寺院的西墙敷设到南侧，到禅堂院西南角的双扇门处设有一个二级配电柜，配电柜设有1个40A总空气开关，下设有3个20A空气开关，从最西侧20A空气开关引出线沿钟楼、伽蓝殿前沿，布到千佛殿的东南角，从东南角引入千佛殿后分为南北两路，向南给正门北侧上方两个照明灯供电，向北给东墙南起第二立柱处的监控摄像头供电。勘验发现，二级配电柜中4个空气开关在灭火过程中由消防战士断开，在灭火前呈闭合状态。在东墙上方发现的铝导线，接近监控摄像头处一端铝线完好，端头有4个熔珠，为电热熔珠，南侧的铝线被烧成短节。二级配电柜的西侧给千佛殿供电的20A空气开关下方其中一根引出线的绝缘皮有局部过热痕，过热后发硬、发僵、龟裂，地下室为其供电的这一相熔断片熔断。正门内东西两侧各有一根前檐金檩由屋顶跌落至地面，对两根木梁上的铁钉剩磁进行检测，发现均有剩磁，由东至西逐渐增强，由0．2增至0．4。以上勘验呈现出在这两根木梁的附近发生过过电流。

(四)火灾物证技术鉴定勘验人员对东墙土坯上方发现的带有熔珠的铝导线进行了现场提取，并将其送至火灾物证鉴定中心，鉴定结论为短路熔痕。

二、火灾事故原因的认定

根据调查访问和现场勘验，起火部位位于千佛殿东南角，起火点位于千佛殿内东墙南起第二立柱南侧佛阁上。起火原因分析如下:根据当日气象条件、现场勘验情况、调查访问情况，可排除雷击起火、人为放火及自燃、用火不慎、遗留火种。据火灾第一发现人寺内居士胡某陈述:进入千佛殿内烟雾较大，东南角处有明火。多名证人证实殿内东南角有监控摄像头。对照千佛殿原貌图，东墙南起第二立柱上方安装有监控摄像头，附近无照明设备。现场痕迹表明东墙南起第二立柱南侧0．15m发现带有熔珠的铝导线，且其下方对应起火部位和起火点，综合调查访问、现场勘验及物证鉴定结论，综合认定起火原因为殿内监控摄像头电源线短路引燃电线绝缘皮，进而引燃周围可燃物。

建筑物论文篇（5）

设计建筑师（Designingthearchitect）

建筑师，作为城市、公共空间和建筑物的构想者，作为监督建设情况的客户代表，被赋予多样化的身份。有时其社会地位高，但更多的时候地位比较低。中世纪期间，绘画、雕塑和建筑是受到手工劳作局限的三种视觉艺术，同时受制于工匠行会。在这些行会中，画家和负责制造颜料的药剂师、雕塑家和金匠、建筑师和石匠、木匠相互联系（Kristeller，1990，p.176）。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由于掌握和控制了绘图（而非建造），建筑师获得了社会地位较高的新身份。15世纪之前，图被理解成仅仅是一个两维的平面，其中的图形仅仅是表示三维物体的记号。虽然在中世纪晚期图纸逐渐被频繁运用，但有证据表明其仍然是建筑物构筑活动中的次要部分。很多训练用的图是被画在一些易于擦写的媒介上，只有那些最重要的图纸才被永久保留（Robbins，1997，pp.16-17）。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对于图纸的认识和理解产生了重要变革。绘图被当做是三维世界真实可信的描述，同时图纸被认为是通向三维世界的窗口。由于纸张造价低廉，图纸成为建筑设计实践中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视觉媒介和新再现方式。通过这种再现方式，图纸上的线条和实际物体之间建立了有比例和有尺寸的直接联系。免费

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建筑绘图产生并且成为建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建筑师成为精通视觉艺术、独立于建造行业的独特身份；建筑设计和体力劳动脱离而成为一种脑力劳动。我们现在所说的建筑师也基本上是那个时代的产物[4].建筑师和建筑绘图是同时降生、相互依赖的双生子。建筑不是源于无名工匠们知识的积累，而是以图纸为媒介的、建筑师的个体艺术创造。建筑师和建筑绘图的产生就是这一观念的体现。虽然建筑师试图否认绘图在建筑设计实践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建筑绘图仍是设计实践的基础。

建筑师、建筑绘图和建筑设计这三者的历史发展和状态是相互交织的。设计（design）这个词来源于意大利语“disegno”，原意画图。从文艺复兴意大利盛行的新柏拉图主义理论来看，disegno暗示了在观念（idea）和事物（thing）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如福罗瑟（Vil巑Flusser）所言，“disegno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signum，意为符号（sign），它们之间有共同的根源”（Flusser，1999，p.17）。16世纪的画家和建筑师瓦萨利（GiorgioVasari）在这个转变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提到：“设计可以被总结成思维概念和头脑中想像的视觉表达和阐释”（Vasari，1960，p.205）。因此，思想不是永恒不变和先验的，它可以由创造性思维的成果来引发（Panofsky，1968，p.62）。帕诺夫斯基（ErwinPanofsky）指出，观念（idea）这个词不仅仅指艺术想像的内容，也指艺术想像的能力。这在16世纪中期已经成为共识。因此概念（idea）接近于想像（immaginazione）（Panofsky，1968，p.62）。

在15世纪的托斯卡纳（Tuscany），每个艺术家都可以设计建筑的这种推论是很容易被理解的，因为建筑设计中最关键的是作品的概念，而不是建造（Wilkinson，1977，p.134）。瓦萨利提倡雕塑和建筑都属于设计艺术，画家和雕塑家也可以被任命为建筑师。凯瑟琳·维尔金森（CatherineWilkinson）提到：由于瓦萨利将设计提升成为一种艺术创造的理论，设计成为了艺术实践自由独立状态的基础。没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将无法区分艺术（绘画、雕塑、建筑）和手工工艺（例如银器加工和家具制造），也无法区分艺术家和工匠（Wilkinson，1977，p.134）。瓦萨利于1550年发表了有巨大影响的著作《杰出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的一生》（以下简称《一生》）[5].通过对于一些真实事件和关于他自己想法的描述，瓦萨利将艺术家描写成英雄式的人物，并且为18世纪浪漫主义运动中狂热崇拜艺术天才的情绪作了铺垫。作为第一部重要的艺术史，这本著作标志着艺术史这个学科的产生。1563年，瓦萨利创立了第一个培养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的艺术学院：佛洛伦萨的设计艺术学院。这种影响了后来意大利和一些其他地方的学院模式使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从手工业行会中脱离出来，并且用各种科目的教学模式（例如几何学）替代了作坊式的教学模式。同时，瓦萨利建立了第一个珍贵艺术品和图纸的收藏，其中，建筑图纸和艺术品原作同样受到重视。

瓦萨利推进了“艺术家建筑师通过绘图而得到训练”这一观念。但是在他的《一生》所提到的一百多位艺术家当中，只有七名是建筑师，更多被归类为雕塑家或者画家，而不是纯粹的建筑师。相比起画家和雕塑家，这种分类法暗示了建筑师身份的模糊。威格利（MarkWigley）在讨论瓦萨利收藏的建筑图纸的时候指出了建筑图纸的模糊地位。他提到：瓦萨利……在他的每幅画上都画了一个框。通过将画面的边界遮盖起来，图像从物质世界中解放出来而被提升为独特的艺术品。但收藏中的建筑绘图都没有边框（有一个例外，帕拉第奥的设计图被装上了非常不显眼的边框）。这样做可能是为了避免框和框内建筑的构筑之间可能产生的误解和矛盾，其结果是图纸的边界是完全暴露了。建筑绘图从来没有从物质世界中完全解放出来（Wigley，1999，p.21）。

从某种意义来讲，建筑绘图的模糊状态是因为它和艺术品的功能不同。罗宾·伊万斯（RobinEvans）写道：“建筑绘图是一种投射，有规律的假想直线穿过图面和图面所表现的相应物体联系起来”（Evans，1989，p.19）。无论是透视图，还是详图中的文字说明，都指向图纸外的事物，其描绘建筑的首要目的高于其作为图画本身的价值。同时，一张建筑图纸通常需要和其他图纸相互参考着看，与此不同，艺术品是可以被独立审视的，不一定非要指向外部物体。因此绘画进一步的从物质世界里脱离出来，而更接近观念。

虽然，目前建筑绘图的地位似乎没有画家和雕塑家的作品那么高，设计（disegno）仍然使这三种视觉艺术成为和思想观念相关的自由艺术。著名的建筑师往往是因为他们的建筑而成名，而不是他们的图，但是图是了解一个建筑师的钥匙。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建筑成为商业协会扩张状态的一种贴切表达，资助者和建筑师通过相互支持而获得名望。图的展示便成了各种和建筑相关的聚会当中的新成规，它使得建筑师可以以一个有教养的、平等的身份和资助者进行对话。

埃德里安·佛蒂（AdrianForty）写道：“设计的普及和它所带来的两极化是密切相关的：”设计‘促成了建造（building）和建筑（architecture）之间的对立，一边是建造和它包含的所有内容，另一边是非物质性的建筑。换句话来说，设计所关心的是建造之外“（Forty，2000，p.137）。15和16世纪新的劳动力分配当中，设计开始远离建造和工地，建筑师的工作是脑力劳动相关的，而不是体力劳动相关。在建造之前，对图的重视提升了设计阶段的价值，也加深了设计的深度。图为建筑探索提供了新空间，一个无须依赖于建造的新空间。除了传统的建造实践技能以外，建筑师掌握了两种新的实践技能：画和写，这两者和建造同样重要[6].为了巩固自身脑力艺术创造代言人的身份，建筑师开始不断地用图和文字将建筑理论化。这类著作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建筑师的知识和身份，但是不仅限于建筑师自身这个圈子。意大利文艺复兴第一个将建筑师作为艺术和脑力劳动的职业进行彻底探讨的是阿尔伯蒂（LeonBattistaAlberti）的《建筑十书》（TenBooksonArchitecture），出版于1450年左右。这本书主要是写给资助者看的，而不是建筑师们。不到15年后，费拉莱特（AntoniodePieroAverlinoFilarete）写了《论建筑》（TreatiseonArchitecture）。如佛蒂所言，费拉莱特之前的很多文艺复兴论述都非常强调图的重要性，认为绘图是每个有志于成为建筑师的人必须掌握的首要技能。16世纪最为畅销的建筑类书籍塞里欧（SebastianoSerlio）的《论建筑》（Tuttel’opered‘architetturaeprospectiva）中，这一观念表现得非常明确（Forty，2000，p.30）。

由于有些建筑物没机会被建成，有时建筑物也不是讨论建筑创意的最好手段，在“建”的同时，建筑师，尤其是著名建筑师也倾向于“说”、“写”和“画”建筑。阿尔伯蒂和帕拉第奥是这一传统的代表者。柯布西耶和最近的库哈斯是新时代的例子。如果，如塔夫里所主张，现代性的开端是15世纪而不是20世纪（Tafuri，1980，p.16），那么对大众媒介的控制则是现代建筑师一个本质特点，无论是阿尔伯蒂还是库哈斯。设计越来越多的意味着一种独特和自主的活动。佛蒂写道，设计从建筑学内一个分支转向一种独立自治的行为这一过程得到了哲学家思辨的充分支持。例如，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使文艺复兴的建筑师将物体（object）和物体的设计（design）区分开来，康德哲学鼓励人们将设计理解为一种自治的纯粹特性（Forty，2000，p.138）。因为建筑师们“画”建筑而不是真正的去建造，建筑师的工作始终和真正的建造是分离的。在20世纪，如同大多数职业教育一样，建筑师培训从事务所转向学院，这两者之间的隔阂加深了。建筑师的教育培训不再是通过实际建筑物的设计和监督来完成，而是转向基于空间和形式的设计训练，佛蒂认为这是三个最为重要的现代建筑语汇之一（Forty，2000，p.136）。建筑师学徒们一般在事务所当中像小字辈一样工作，以此获得经验；而学建筑的学生们是设计的单独创造者，充满希望和雄心的进行工作。建筑师培训的学院化这一转折使过去潜在的设计和建造之间的分界更加明显，这种分界使建筑师的工作中“文字和图像的生产”变得格外重要。建筑师身份是艺术化的、智力型的和学术化的。作为这种身份的体现，建筑绘图的角色比以前显得更重要。

思想，非物质（Ideanomatter）

设计（disegno）包含了三个相互关联的观念，这些观念强调了艺术的状态，因此也就和建筑师、建筑设计和建筑学的状态相关。第一个观念是思想高于物质，第二个是艺术的自治，第三个是艺术品的审视[7].

思想高于物质，从而脑力劳动优于体力劳动。古代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是这一观念发展的重要人物。他声称我们对物质世界的感知是建立在永恒、非物质和理想的“形式”（form）上的。福罗瑟提到：柏拉图质疑艺术和科学技术，认为它们将思想转化到物质世界的时候，扭曲和背叛了理论上明晰的形式（form）（Flusser，1999，pp.17-18）。对于柏拉图来说，艺术家和科学家是思想的背叛者和骗子，因为他们狡猾地引诱人们去接受那些扭曲的思想（Flusser，1999，pp.17-18）。为了维护艺术的地位，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家接受了思想高于物质的观念，但是颠覆了柏拉图“艺术家对于思想的表现总是要比他要表现的思想低级”的观念。相反，他们认为艺术化的思想是可以在脑中明晰，也可能用视觉的方式直接表达出来，而且艺术具有可能其他方法不具备的讲述思想的能力（Forty，2000，p.31）。阿尔伯蒂提道：“从头脑中直接产生形式，而不借助于物质是非常可能的”（Alberti，1988，p.7）。但是，文艺复兴艺术家的创造性被认为是有限度的。柏拉图相信神圣的力量给那些无形的物质赋予了形式，从而创造了世界，而基督教神学认为上帝从无到有创造了世界。具有创造力就是具有神性，文艺复兴艺术家很少被形容为具有创造力，直到18世纪，这个词才经常被用来形容艺术家，也同时被用来形容上帝（Kristeller，1990，p.250）。

虽然思想高于物质这个观念被普遍接受，很少受到质疑，但柏拉图的另一个命题却被遗忘了，即使没有被遗忘也变得孱弱：思想等同于非物质的几何“形”。在建筑话语中，“形”有两个主要的含义。佛蒂提到一方面它指形状，另一方面它有思想或者本质的含义，这两层含义存在着与生俱来的模糊性。一层含义表述了物体展现至我们知觉的特性，另一个是它展现至我们思维的特性（Forty，2000，p.149）。作为形状的“形”使我们关注建筑物的表皮而不是体量，似乎更加接近于非物质。但是作为思想的“形”比作为形状的“形”高一层次，也更加多的被用在建筑论述中。为了解决这个两难，这两个层次的“形”有时会融合（或者混淆）在一起，形式纯粹有时和思维纯粹相联系。举个例子，柯布西耶在20世纪早期在纯粹主义艺术和建筑上的实验就是一个代表，另外，还有他新柏拉图式的论述：建筑设计是光的形式的游戏和表演（LeCorbusier，1927，p.202）。

自治的产生（Producingautonomy）

在《先锋理论》（TheoryoftheAvant-Garde）中，彼得？伯格（PeterB焤ger）描述了艺术从宗教的神圣，贵族的威严到小资产阶级的平庸转变（B焤ger，1985，p.48）。在宗教神圣的艺术中，比如说中世纪盛期的艺术，艺术产生是集体工艺的结晶，理解和接受也是集体的和神圣的。艺术品是宗教狂热崇拜的对象。在贵族威严的艺术当中，比如说路易十五的宫廷艺术，作品的创作是个人行为，而理解接受是集体的和社会的，艺术品是一种再现性的。在小资产阶级的艺术当中，艺术品是由某个人创造，而被另一个无关的人理解和欣赏，因为艺术的目的是描述小资产阶级的自我理解（B焤ger，1985，p.48）。根据伯格所言，小资产阶级社会开始于18世纪并且延续至今。

这三种艺术时期之间的过渡既不是平缓的也不是突然的。例如，宗教神圣艺术和贵族庄严艺术在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是共存的，艺术品创造是个人行为，而接受是集体的，但是艺术品是宗教狂热崇拜的对象，同时也是一个具象性的再现（B焤ger，1985，p.41）。意大利文艺复兴是艺术自治的第一个阶段，直至18世纪艺术自治的观念已经达到了成熟。艺术自治于小资产阶级社会，这里“自治”限定了艺术作为一个社会分支系统的地位：社会的需求促使了艺术的相对独立（B焤ger，1985，p.24）。

在削减艺术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差别上，20世纪初期先锋艺术无意间助长了那些被归结为艺术行为的对象和实践的数量、类型、区域和价值的增长。像其他的产业一样，艺术开始越来越取决于市场。和娱乐业和广告业互惠，艺术很少对日常的生活有什么威慑，而经常是娱乐性的消遣罢了。无论怎样（Benjamin，1969，p.221），艺术和艺术家的光环仍然维持了大众对艺术的关注，确保了艺术的状态和市场价格。艺术品应当由一个个体创作，并且被另一个个体审视和思考，这种假设现在已经被广泛接受，并且被美术馆视为圭臬。但是艺术从日常生活中的自治仅仅在某些方面，高尚艺术和日常生活的双重条件在艺术和建筑当中是一样明显的。

思考思想（Contemplatingideas）

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前艺术、建筑设计和手工劳作混为一谈，艺术家和建筑师从那以后试图将他们的工作定义为脑力劳动。相比起画家和雕塑家，建筑师的实践或许涉及比较少的手工劳作成分。但是相比起建筑，艺术品经常被认为是一种脑力劳动的产物，因为它解答了这样一个矛盾，为了和思想世界相联系，物体必须被当做非物质的。艺术品或许和建筑一样都是物质的，但是他们经常会被理解成为非物质的，一种思想和一种脑力劳动的成果。这主要是有两个原因：创作方式和体验方式。

脑力劳动和个体创造相关。在当代艺术中，艺术家的创意和思想经常会被定义为艺术，而艺术品的制作可能在其他地方由其他人进行。艺术创作可能需要大量的合作，但是建筑设计和建造中的合作本质是更加明显和可见的。在艺术创作中，从思想到物质的过渡可以是直接的，智力的，个人的，即使是幻想，但是在建筑设计和建造当中存在着更多的中介，这些中介延展和模糊了思想和物质、作者和作品之间的联系。建筑物的建造是一个合作的过程，涉及了一组建筑师，结构工程师，施工单位，质量监督，客户和其他负责和各种机构协商的部门。但是，如果这个建筑有相当好的质量，往往它会被当做是某个建筑师的作品，通常是建筑事务所的主要主持人，即使大量的建筑师参与了这项工程。这种单一作者的错觉对建筑师很重要，因为长久以来艺术都被认为是个体创造的产物。

虽然艺术品和建筑都是物质的，但是它们的体验方式却不同。美术馆里的艺术品往往是在一种沉思的状态下被体验，这种状态激发了观者和被观的艺术品之间的移情。本杰明（WalterBenjamin）认为注意力集中是沉思的一种品质：“艺术要求观者的注意力集中……一个被艺术品所吸引的人的状态jamin，1969，p.239）。这种对于作品的凝视根本上是一种一对一的视觉意识，一个观者对一个作品。声音、味道和触摸尽可能被排除在外。艺术品往往是被维护和保存起来，从而与世隔绝。艺术品是被观看的而不是被使用。与此相反，建筑物是每天被使用的，这给建筑带来了一种物质性。建筑物被触摸、标记和磨损，艺术品则不是。美术馆确保艺术品以视觉的方式被体验，而不是被触摸，因为触摸可能会降低它作为思想的地位，将其联系到物质世界。日常我们对建筑物的触摸式体验和思想优于物质这一观念是矛盾的，并且限制了建筑的艺术地位。虽然，某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像体验艺术品一样体验建筑，例如面对一个著名纪念碑的时候，但是凝视和沉思仍然不是最常见和最积极的体验建筑的方式，因为它忽视了使用者随意性的创造。但是，为了确定建筑师的艺术家身份和建筑的艺术身份，建筑的体验经常会被等同于美术馆里艺术品的体验。

建筑师很少有机会去参观他们敬仰的建筑。在他们有机会亲身体验这些建筑之前，他们几乎总是先体验这些建筑的某种再现：图纸或者是照片。一旦有机会亲自造访了这些重要建筑，建筑师可能感到欣喜，或者失望，但是沉思凝视的概念还是继续在建筑师体验中起作用。基于艺术史，建筑历史经常将建筑物作为一种沉思凝视的对象来讨论，并且沉思凝视则被认为是一种常见的体验建筑的方式（Venturi，1966；Jencks，1977；RoweandKoetter，1979；Curtis，1982）。图在作者和读者之间起着中介作用，鼓励读者去从创造的角度去看，将图的体验和建筑的体验等同起来。建筑讨论的对象往往是图纸或者是照片，因为他们不是建筑，更加容易满足建筑师和历史学家将其作为艺术而进行审视的欲望和期待。建筑绘图之所以能够将建筑设计和建筑学等同于脑力劳动、个体创造和艺术观赏是因为建筑绘图的几个特点：有限的物质性，和思想世界相联系的抽象再现符号，和美术馆博物馆式的展览方式。

抽象的建筑师（Architectsofabstraction）

伯格声称艺术神话般的自治最终根本上适应了资本主义，因为它非生产性的知识思索在社会的其他领域是被排斥的。这种知识思索后来被应用在艺术之外的领域，并且用来获取利润。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TheProductionofSpace）一书中提到：建筑师的实践仅仅是空间抽象化的一个部分，这种抽象化被分解成独立和狭隘的专业，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专业人士（Lefebvre，1991，p.89）。列斐伏尔认为建筑师操作的空间是以建造为主导模式的，因而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空间（Lefebvre，1991，p.360）。佛蒂评论道，列斐伏尔的资本主义的空间主导是资本主义最具革新性的创举之一，这种主导通过两种途径实现，将功能类别强加给空间，同时将抽象图示强加给头脑的空间感知（Forty，1998，p.9）。

列斐伏尔总结：使用者是这种空间抽象的首要受害者，因为在建筑设计和建造中他们只是被抽象地识别。伊姆利（RobImrie）声称建筑师经常将使用者在头脑里抽象化，忽略他们活生生的多样性，因为他们把身体想像成了机器，因而也就是被动的。他提到这种观念不仅仅针对建筑师，同样也在西方科学和医药学中。例如，这些身体的概念根植于后伽利略的观念，将物质身体当做机器，受机械论法则的主导。身体在这种视野下仅仅被视为固定的，可测量的部分。中性的，没有个性色彩的，无性别、种族和身体上的区别。身体是附属于头脑的剩余部分。身体不是自我、思想和理智，而这些都是存在的特征（Imrie，2001，p.3）。

建筑师有很多方法去抽象地思考空间和使用者，首要的就是绘图。列斐伏尔写道：在现代社会的空间实践中，建筑师安居在自己的空间中。他运用空间的再现，这些再现将图像元素局限于纸上：平面，立面，立面透视图，模块等等。图纸的使用者认为这种想像的空间是真实的，而不管事实上这个空间是几何的。或许正因为它是几何的，使用者就更认为它是正确的。这种空间既是物体的媒介，而自身也是一个物体，同时又是设计方案物化的核心。其起源是文艺复兴期间的线性透视：固定的观察者，不变的感知域和稳定的视觉世界（Lefebvre，1991，p.361）。

从伊万斯的观点来看，建筑绘图在建筑实践中的霸权从来没有被真正挑战过，有时甚至没有被意识到（Evans，1997，p.156）。建筑绘图提供了有限的理解，其首要的目的是描述物体，同时图也只揭示物理世界的某些方面。图倾向于将建筑师设计的物体和空间限制在某些类型中。

列斐伏尔用两种方法描述使用者，消极的抽象和占用者，这个占用者威胁着功能主义的主导和空间实践的分解。在身体和物质世界的充满辩证的交织中，使用者是空间的产品、生产者和占用者。他们在和城市的相互作用中运动，并且将他们身体的运动反映给了城市。列斐伏尔写道，使用者的空间是活生生的，而不是被象征（抽象想像）的。和那些专家们（建筑师，城市设计师，规划师）所想的抽象空间相比，日常生活的空间是具体的，也可以说是主观的（Lefebvre，1991，p.362）。他声称建筑师的空间是设计出来的，不是活生生的。建筑师在活生生的空间中没有权威，在使用的形成（或者说挪用）过程中也没有起到作用。

重绘“图”（Redrawingdrawing）

建筑学、建筑设计和建筑绘图在很多方面受到谴责。绘图，和设计同义，在确定建筑师的艺术家地位和确定建筑学的艺术地位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建造、建筑的体验和建筑物的物质性却妨碍了这个过程。尽管如此，绘图限制了建筑的思索，适应了抽象属性的思索，却无法建立和使用者之间令人信服的对话。我接下来想要说的主要是这个命题所忽略的方面。

建筑绘图的讨论取决于两个相关而又相互矛盾的观念。一种观念认为它标志着建筑设计是和建筑物低下的物质性相区别的智力和艺术化的创造。另一种观念认为它又是建筑物真实的再现，体现了建筑师对于建造的控制。建筑师“建造”图、模型和文字。他们不建建筑。建筑绘图是一种投射，不可见的线连接了图纸上的元素和建筑物上的元素。建筑师试图否认建筑和再现之间的差距，因为这种差距削减了他们的权威性。尽管如此，从图纸到建筑的跨越并不是直接的。所有的再现包含了一些信息，但也失去了很多。文字、图纸、模型和照片都是片面的，提供了矛盾和晦涩的信息。

对于一个建筑师来说，绘图和建筑物一样真实，首先因为建筑师制图而不是建建筑，其次建筑师对图纸有更好的控制，第三绘图先于建造。图纸更接近于建筑师的创作过程。但当这些没有被充分认识到的时候，就可能出现问题。

过渡物是心理分析常用的词汇。对于儿童来讲，过渡物可能会是一个玩具熊。其作用是正面的，防止儿童和母亲分离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这种过渡物在不再被需要的时候会被丢弃。如果一个儿童无法顺利过渡，根据伊丽莎白？赖特（ElizabethWright）的观点，持久的错觉会使过渡物成了永久的安全依靠或者是迷信偶像。从弗洛伊德的角度来看，过渡物掩饰了真正的需要；从马克思的角度来看，过渡物成了满足人类需要的必需品（Wright，1984，p.93）。就像舍不得丢弃玩具熊的儿童一样，建筑师也选择了对建筑师空间和使用者空间之间的区别视而不见，对建筑和建筑再现的区别视而不见。同时，建筑师也没有认识到它们是怎样相似的。因此，建筑师无法形成成熟的自我意识。

和列斐伏尔相矛盾，如果充分认识并且有意地去运用上面所说的区别和相似，建筑绘图是有正面作用的。在没有机会被实现，或者是在实现之前，所有的实践都需要一种清晰的语言去发展复杂的概念和命题。图就是一种进行思想探索、理论建设和思考物质的方式，一个梦想和探索的空间。图提供了独立于建筑物所带来的局限和毋需向建筑物妥协的创造性机遇。对建筑绘图的探索是非常必要的，这个探索由五部分组成。首先考虑建筑物和绘图的异同；第二，看看别的图，研究其他的领域，看看他们是怎样清晰地描述某些特性，尤其是可能和建筑相关的特性；第三，探索新的绘图法，以此来挖掘传统建筑绘图无法表现的建筑特质；第四，如果有些特质无法被画出来，则寻求其他方法描述和讨论；第五，专注于图当中的建筑特质。

传统上，建筑绘图是某个建筑的再现，同时也可能是建筑物的类同。它们之间有一些共性，但是不完全相同。在设计什么和怎么设计，设计意图和工作媒介，思维、行动和物体之间存在着对话。这些绘图媒介不仅仅是表现的手段，而且是设计的手段，表达设计了什么，反之亦然。如果一个建筑物是由人造光组成的，它可以首先用人造光来建模，并且画在感光材料上，这样建筑的材料同时也就是绘图的材料。同样，线图可以产生线性建筑，而不是体量建筑。

将绘图比作一种建筑物的类同，而不是再现，可以使绘图体验和建筑体验更为接近，从而也将使用者的创造性挪用和占用纳入考虑范围之内。建筑师对于空间的理解，和使用者对于空间的理解一样，可以将主观和客观、具体和概念融合在一起。列斐伏尔认为设计不能和使用结合在一起，相反，对于建筑师来说，理解使用者是非常重要的设计策略。无论所居住的空间特点是什么，使用者可以是被动的，具有反作用的，或者是创造性的。空间和使用经常是相互渗透的。

建筑绘图的两种选择是画建筑，或者是建筑画，当两者重叠或者是相互激励时候，一种极大的愉悦和创造性的张力会极大刺激建筑设计。在实践中重新估价建筑绘图的关键作用，建筑师可以认识到画建筑和建筑画两者之间是相互兼容的，并且可以按顺序或者同时产生。

描绘非物质（Drawingtheimmaterial）

我们佯装美术馆的墙，绘画的纸，和纸面上的线是不存在的。我们佯装它们是非物质的。威格利（Wigley）写道：图纸占据了物质和非物质之间的临界空间。这使得它像一座桥，连接了传统介于物质和思维之间的鸿沟。绘图被认为是通向绘图者思想的惟一途径。事实上，它们被直接当做是思想。看上去媒介的物质性并没有被支撑其的准物质性所揭示，而是被其转化了。某种对图纸的观看，或者某种对其的视而不见都是非物质思想的状态通过可见的痕迹而显现出来（Wigley，1999，p.11）。

很多建筑发展的创新都不是诞生于关于建筑物的思考，而是诞生于将图纸的某些特征到建筑物的转译。图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它和思维相联系，而不是物质，从而比建筑物缺少物质性。这一特点激励建筑师用同样非物质的方法去建造建筑，去试图使建筑非物质化[8].

空间的迷人之处，也是现代主义的一个本质性特征，是哲学传统的再次重申，强调非物质高于物质。如同很多词一样，建筑话语当中很多被频繁使用的词有很多复杂的，有时又是相互矛盾的含义。例如，佛蒂提到，在20世纪20年代，在建筑师和评论家的言论当中，“空间”一词有三种不同的含义：空间作为围合，空间作为连续体和空间作为身体的延伸（Forty，2000，pp.265-266）。20世纪早期现代主义者认为空间可以根据建筑师的意愿延展，却很少被认为是由体验创造和改造的实体，例如莫霍利-纳吉（L噑zl*Moholy-Nagy‘）在1929年出版的《新视野》（TheNewVision）在定义空间的产生的时候，非物质成为空间实践的焦点，建筑师认为其劳动是脑力的，而不是体力的。

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里提到，建筑师，如果打算学习体力劳动的技巧，而没有学识的话，他永远无法得到和他所受的苦相称的权威。那些依靠理论和学识的人则明显的在追寻阴影，而不是实质（Vitruvius1960，p.5）。维特鲁威是正确的，的确有些建筑师追寻阴影，但不被理论所限制。追寻阴影，追寻非物质的建筑，是一个重要的创造性的建筑学传统。建筑理论使这种传统生机勃勃。“思想高于物质”这种观念很有影响力，但仅仅是个偏见。我们面临的一种选择是拒绝这种观念，并且把其对于建筑学的影响当做纯粹的负面效应。这种观念排斥了建筑实实在在的物质性，鼓励建筑师去追逐艺术高度，这种高度永远也不会被完全的达到，或许也不需要去达到，或许需要质疑。但是将建筑非物质化的欲望不应该被轻易地否定，这种欲望或许含有多样的动机，会产生正面的影响。例如，当建筑被看作短暂的、现世的，或者仅仅是物质的，它可能会变得更加具有感官美感和对变化更加敏感。

结论：非物质的物质（Conclusion：theimmaterialmaterial）

西方的话语建立在两元对立的基础上，一个高级，另一个低级，相互之间是界限明晰相互分离的，互相不包含的（Derrida，1976，p.157），例如非物质的哲学和物质的建筑。但是这样的概念其实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这一特点削弱了两元论的思考。建筑被建造成哲学的一部分，无论是通过空间隐喻（比如内部和外部）还是作为哲学话语的附注：一个建在坚实基础上的稳固大厦。但是为了维护哲学的状态，哲学必须将它对建筑学的依靠隐藏起来。威格利写道，哲学试图凌驾于建筑学之上，因为它曾经受益于建筑学。哲学仅仅能维护建筑的“象”，哲学掩盖其来自于建筑的启发，而组织和表达自身（Wigley，1993，p.14）。

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这两个词是非常模糊的，相互掩盖和重叠的，就像某些其他词一样，有形和无形，真实和虚拟。可能存在着很多的方式去理解非物质建筑，例如，技术上对轻和薄的追求，崇高的再现，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重新开始的机会（tabularasa），一种建筑的道德纬度和可信性的丧失，或者是对于行为而非形式的关注。我对于非物质建筑的理解不仅仅是建立在物质体量的缺失，而是建筑的非物质感知，或者是通过物质材料的缺失实现，或者是将物质材料认知为非物质。这种非物质不仅仅是物质的丧失，而是感知中的物质性的缺失。建筑是否是非物质的，取决于使用者的感知。

有一个在建筑话语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家是建筑的起源和原型”，这显示了建筑最为重要的特性。一个家所具有的特点：稳定性和一致性，是建筑作为一个整体存在而需要的特征。家估计是最安全和稳定的环境，反映居住者身份和自我的容器和镜子。但是，家的概念同样也是对排除的，未知的，未确定的和不同一事物的回应。家必须稳定，因为社会规范和个人认同感正在转变。对于受到威胁的社会和个人来说，家是一个隐喻。家的安全性同时也是某种紧张，内在的和外在的，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一种恐惧的征兆。

卡尔·马克思宣称所有坚固之物都将消散于空中，这一宣称浓缩了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破坏性力量，这种力量使那些原以为稳定的东西被动摇了，例如家，因此也就增强了对家所能提供的稳定性的需求，虽然这种稳定性只是个幻觉（Marx，1978，p.475）。希布利（Sibley）认为，当家的稳定性提供一种满足的同时，它也可能产生焦虑和不安，因为家所能提供的安全感和空间的纯粹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大多数情况，后果是更加渴望一种安全感和稳定感，而不是意识到它的局限。希布利写道：总的来说，在渴望树立和维护空间和时间界限的时候，焦虑就表现出来了。强烈的边界意识可以理解成一种控制欲和排外欲，因为陌生是一种不愉快情绪的源泉，而不是值得高兴的事情（Sibley，2001，p.108）。引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希布利补充道，各种争取安全和熟悉的努力，或者是海姆利克操作法[9]（heimlich）都不能减轻不安，而且有可能变得更糟（Sibley，2001，p.115；Freud，1919）。

尽管如此，希布利不排斥所有试图建造稳定秩序的尝试。相反，他坚持一种辩证的观点，限定的边界和空间的互相渗透两者都有优点。例如，关于儿童对于家的体验，他写道，在集体治疗中，儿童和成人都需要某种明确的界限来发展一种自我安全感，这是那些持反对环境分级观点的人没有考虑到的。如果家庭成员每天都坐在相互的膝盖上，生活在一个没有界限，也缺乏分类的家里面的时候，就像米纽庆（Minuchin）所说的那样，他们可能会陷入某种危险，特别是孩子，不能发展成一种独立自主感（Sibley，2001，p.116；Minuchin，1974）。哲学的传统鼓励脑力劳动，和这种传统相联系，非物质受到重视和赞誉。但是另外一种非物质的理解，特别是和建筑相关的，却远远没有那么受青睐。无论是内在的具有欺骗性的混乱，还是外部隐藏的危险，非物质和其他东西联合在一起对家的稳固形成了威胁，但是这种威胁是真实的，也同时是想像的。对于稳定不变的建筑学的渴望是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这种渴望产生了进一步的焦虑不安和进一步的渴望。用一种流动性的非物质去取代静态实体的建筑并不是出路。为了适应个人和社会观念的发展，建筑必须将物质和非物质，静态和流动，坚固和渗透交织在一起。建筑是非物质的，渗透的，在需要的时候也是稳固的。这种建筑观并不改变已确立的习惯，但是却赋予其更多的可变性。

注释：

[1]本文所阐述的观点在乔纳森·希尔所著《非物质建筑》（ImmaterialArchitecture）中被进一步拓展，该书将于2006年由劳特利奇（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出版社出版。

[2]该摘要由译者完成

[3]该关键词由译者补充

[4]Architect这个词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前期开始被用于描述建筑师这个行业。

[5]有译本将其翻译成《艺术家列传》，《名艺术家传》。[译者注]

[6]三维构件的制作，例如建筑模型和建筑细部构件是介入画和建造之间的。

建筑物论文篇（6）

2国际保护意念中真实性理念的分析

如前所述，现今国际保护文物古迹的一个重要的理念是忠实尊重历史信息，不应为方便演绎而任意修改古迹，这就是所谓的“真实性”，国际上用的是”Authenticity”一词。其实这个词语沿自希腊文字“Authentikos”，意即“自动、自我、同样”，后演变为拉丁系统的欧洲语言（如法文或意大利文）里“Authenticity”一词。在英国牛津大词典里，这个词语有八项不同解释：权威性、合法性、事实性、拥有性、原本性、诚恳性、自创性以及无可争议之源头[9]，并无证据支持这个词语在英文里既“原”又“真”的必然性。如果尝试用中文“原真性”这个简化的三字词去等同这个多重含意的欧洲词汇，甚至反过来为了符合国际保护文物标准而推断为要“真”及“原”，这种理解就欠缺科学性。如何最佳地翻译这个拉丁文字，本文尝试依据实证分析。国际上第一次将“Authenticity”一词用于保护文物之上的是1964年的《威尼斯》，这是因为当年执笔者十之八九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在当时，Authenticity一词的概念并无引起太大的注意或争论，因为参与撰写《威尼斯》的人分享相似的背景，对于保护文物的难题的性质及应付手法早已有了大致的假设”[10]。对于一位意大利人或法国人来说，界定“Authenticity”这个常用词是无聊之举，但是对于非拉丁文明的工作者来说，却不能顺手拈来将简化的翻译作为专业标准。然而1993年出版的世界遗产（简称“世遗”）的《管理指引》（ManagementGuideline）却首先将这个词语的矛盾带到国际保护文物界去。其第24条规定“要符合申请成为世界遗产，必须通过在设计、物料、工艺及环境方面作出‘Authenticity’的测试”[11]。但凡测试必须基于普遍及客观的科学准则，而申请世遗要动用庞大人力物力，因此国际社会要求世遗组织公布“Authenticity”一词的国际通用的定义，是十分合理的要求。可是在许多非欧洲国家的文字里，翻译这个拉丁词汇根本是不可能的。在1994年的奈良峰会上阿拉伯及肯亚的专家均指出其语文中找不到一个相近的意念，而日本专家更加表示在日文字典中是将“Authenticity”译为惊人的“独裁”一词。因此，以常用字典去翻译“Authenticity”这个拉丁词汇并试应用专业文物保护的不合理性就非常明显了。其实现今国际社会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早已与跟当年起草威尼斯或世遗指引时相去甚远。昔日欧洲专家集中保护纪念性历史建筑的美学风格或残留证物，但是现今“对民居建筑、文化地域或是精神价值的重视，已经将重心转移”[12]。何谓民居建筑的原来设计、何谓民间文化的真实传统，无法单纯从现存遗址或物质中完美地表达，因此亦无法跟随1993年版的世遗指引，以简单的测试来判断。事件终于在1994年获得突破。“日本（的文物保护界）恐防他们将重要历史木建筑定期落架重建的传统，有可能在西方的框架中被视为并不真实”[13]，向世遗组织正式要求为“Authenticity”一词作出客观及适合全球文化的诠释。国际古迹遗址保护协会（ICOMOS）遂于当年在日本奈良举行峰会，颁布了《关于真实性的奈良文件》，简称《奈良文件》。该文件强调“保护文化遗产必须扎根于其传统的价值，视乎这些讯息可否符合‘真诚’（Credible）及‘事实’（Truthful）的理解”（第九条）。基于以上概念，在文化遗产的领域中，“Authenticity”这个拉丁词汇便应该解释为“真诚性”（Credibility）及“事实性”（Truthfulness）两个观念的总和，理由是只有这两个理念方才可以为世界任何语言都拥有的词汇。而我国的《中国准则》将它翻译为中文时，放弃了“原真性”一词，采用了包含了上述两个理念的“真实性”一词作为符合《奈良文件》对“Authenticity”概念的共识的最适合翻译。接受奈良会议的成果，世界遗产组织于2005颁布崭新一份《实施世遗公约的操作指引》对“真实性”作出优化的诠释，不再硬性规定通过某些测试，转而是要求“（文物遗产）‘真诚’和‘事实’地表达其文化价值，（包括）形态、实质、用途、传统、环境及其他非物质传统与人民精神等因素”[14]。举例来说，成功列入世界遗产的福建永定高北村土楼群，包括了明代客闽先民的土楼残址、清末民初的现存土楼，甚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海外华侨回乡所建的新土楼（图1），而近代村民因生活模式转型而对土楼的务实改动并不影响其文化价值，成为世遗当之无愧。

3我国对修复彩画工程保持真实性的讨论

梁思成先生曾指出以往的工匠常“将已破败的庙庭，恢复为富丽堂皇”[15]；对待饱经沧桑的中国古建彩画及壁画，柴泽俊先生亦注意到近代有些粗陋的维修工程上，“绘了新颖的晚期彩画图案大大损害了古建筑的时代特征和科学性，降低了文物的价值”[16]。如果我们承认中国传统建筑彩画不单是一件视觉艺术，更加是文化遗产的时候，就应该遵守《中国准则》第23条所说：“文物古迹的审美价值主要表现为它的历史真实性，不允许为了追求完整、华丽而改变文物原状”。至于怎样才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保护法》）中第21条所说之“不改变文物原状”，又是否等同西方“真实性”的概念，多年来都成为古建筑修缮保护工作中一个争议性很强的学术问题。在2005年由《古建园林技术》杂志集合专家及匠师对此议题讨论并总结而成《曲阜宣言》[17]。对于近年一些仿效西方砖石遗址极力维持旧状的做法，宣言明确地解释“衰败破坏不是原状，是现状；对于已改变了原状的文物建筑，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要尽早恢复原状”（第8条）。宣言特别指出，中国建筑彩画除了“保护木骨、美化建筑，同时还有彰显建筑等级、昭示建筑功能的作用，（因此）如果残存的油饰彩画已经完全失去原有功能且无保存的艺术价值时，就应当重新修复”（第7条）。这样就解释了《保护法》中的“原状”其实不能狭义地限定为古貌，而应该理解为整体可以彰显“原有功能”（包括《曲阜宣言》所指的保护木质、礼制等级和艺术精神等功能）的状态。这个见解基于中国彩画的原本色彩构图和工艺制度所表达的文化价值比其残迹所传递的讯息重要，所以有限度地补绘遗迹彩画是符合《巴拉》1.4条所说的“保护的意义是一切维护设定遗产地点的（文化）重要性的步骤”原则的。西方文明将修复古迹的传统手法称为“补缺”（Lacunae），特别着重“可识别”原则，我国有些人误解为“留白”，其实西方人强调的是“艺术完整性”，就是说补缺的部分应该在“视觉上比原物稍为后退，却又融合而不干扰地加强整体性。普遍原则是补缺要视觉上比原物后退，但又融合、不干扰而加强整体”[18]。罗马斗兽场的外墙也是用比原物颜色较淡的砖石修补的（图2）。我国一项较早就遵从《威尼斯》原则的案例是华南理工大学陆元鼎教授主持的广东省从化市广裕祠堂修复工程——梁上的木雕人像在“”时被斩去上半截，补上的半截雕像保留新木质感，既恢复了雕像视觉上的完整性，又保存了原物与补缺之分别，符合《威尼斯》的原则（图3）。此外，该工程亦刻意保留墙上“”标语（图4），以示建筑上历史图文真迹，无分雅俗悲喜，符合《奈良文件》中“真诚”和“事实”地表达文物的文化价值的要求。广裕祠堂修复工程得到国际专家高度评价，荣获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物保护全年最高杰出奖。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在北京举行的“东亚地区文物建筑的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由国家文物局与世遗中心邀请十多个国家的专家，审议了国际保护理念的相关文件对当前保护东亚建筑的适用性，并发表了《北京文件》[19]。《北京文件》指出“任何维修与修复的目的应是保持这些(文化传统)信息来源的真实性完好无损。在可行的条件下，应对延续不断的传统做法予以应有的尊重，比如在有必要对建筑物表面重新进行油饰彩画时”。这是因为东亚建筑的髹饰及彩图并不等同西方砖石建筑表面的附加装饰，而是该文物建筑的美学、历史、精神和社会价值的元素，因此不应要求像西方建筑任由饰面残缺而完全不用干预，因此文件提倡基于科学分析及传统手法重绘是符合“真实性”的保护方法。在2008年的《北京备忘录》更对此深入解释为“彩画保护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保留其真实性和完整性，其真实性表现为设计、图案、色彩的真实性，制作材料和工艺的真实性，精神与情感以及历史上干预痕迹的真实性等；完整性是衡量自然和/或文化遗产及其特征的全面和完整”[20]。

4修复中国民间彩画的现代案例

4.1云南沙溪寺登街戏台彩画修复云南沙溪寺登街是茶马古道上保存最完整的民居市集，政府与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专家合作进行全面保护，笔者参与其戏台木构彩画修复的工作。由于前人草率地在清代历史彩画上髹以丙烯酸化学颜料，故要先清洗这些错误的干预层，工序有四步：一，先用橡皮擦蘸上唾沫(含有酶成分)逐一擦去彩画上之灰尘（图5）及污秽；二，以海绵蘸上冰草酸小心抹去顽固化学塑彩；三，用纤维笔扫去木纹内之塑彩（图6）；四，浸稀释氨水的日本纸敷木表面，以中和冰草酸以免侵损木材及底层历史彩画。其实至此清洗及恢复原状已基本完成。根据西方尊重原物的精神，专家坚持对半褪色的彩画痕迹不作任何补色或填充（图7）。唯一要补绘的是木版画，偶有对色彩变淡之处稍作修补，坚持不在有笔足的部分修补，而在画面白色背景之处轻轻用毛笔蘸上近白矿物颜料加强白底，衬托出真正画面（图8）；对新补的画面，尽量以比原色稍淡之色和稍平之笔迹，令远看画面和谐，细看则新旧可辨。这种手法是严格遵守西方补缺和可识别性原则的，在我国实属罕见，更获得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保护优异奖。4.2香港青山禅院修复护法殿弥勒画像修复由县志和古诗显示，公元五世纪中期杯渡禅师从东南亚乘舟来华遭遇风浪，停在珠江口香港西岸，在山上岩洞禅修，后人设立青山禅院，该禅院可能是佛教经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最早地点之一。青山禅院辗转于1927年扩建成禅宗山寺的伽蓝七堂格局，其护法殿坐落中轴线的中央，其面向前的弥勒画像虽然已遭水迹严重破损（图9），却仍肩负七堂制的迎客重任，是重要的历史和建筑特征。笔者负责禅院修复工程，在保护弥勒画像时先洗去碍眼的污迹，再以稍退的色调补上缺失处，集中以调和背景的手法来突出残留的原来笔迹，而避免补绘主要线条，严守国际文物界补缺的理念，亦平衡中国建筑对回复画像的礼制讯息的真实性的要求。4.3香港景贤里大宅近代仿彩画修复在二十世纪初，我国新一代受西方教育的建筑师立志肩负“中体西用”的使命，尝试创出一套“中国民族主义建筑”风格，抽取我国传统建筑里的布局或制度反映在新的建筑设计里，如吕彦直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1931）和广州华南理工大学的红楼均采用了演化了的清代官式彩画以暗示礼制或美学的精神。香港景贤里大宅（1937）的主人李氏乃二十世纪初的望族，负责联系英国政府和本土华商，因此大宅刻意以当时先进的水磨石预制件技术营造仿清代官式彩画装饰，以创意工艺造出立体藻头、圭线和十瓣旋花彩图等。近年景贤里大宅受恶意毁坏而几乎全失，政府及专家根据残物及旧照复原，笔者参与训练工匠帮助其重拾打磨水磨石（图11）和石灰塑纹铺金（图12）等技巧，恢复昔日以建筑演绎“中体西用”的历史讯息。4.4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神仙赴会图”保养流落海外的大型中国古代壁画中，最著名而现存最完整的是加拿大多伦多市安大略博物馆内称为“神仙赴会图”的元代壁画（图13）。该壁画在1920年代由不法日籍商人从山西省某不知名道观切割后偷运出境，更在1933年为了方便运输和脱手而不惜毁坏画面以粗陋手法切割装轴，加剧画面裂痕。壁画辗转终由加拿大政府购入。笔者访问负责修复该壁画的波兰籍资深画师EwaDziadowiec，她首先将璧画进行全面清污，用与原来泥层同色的有机黏土加胶水填补空缺，再加热轻压令各层重新黏合，之后她根据当年未装裱前的照片忠实补绘。整个过程严守威尼斯第12条里补缺文物的原则，以与原画背景相近颜色的底板补在四周边沿，在缺失的地方抽取原画围绕缺失处的颜色淡化，以无笔迹的淡色补上，以求远看形态重现，近看新旧笔迹可辨。这是不折不扣以海外技术拯救中国古代壁画的成功实例。

建筑物论文篇（7）

文物古建筑是我国建筑文化和精神的承载体，其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是我国建筑文化最为直观的反映形式。纵观世界建筑发展史，我国古建筑可谓别具特色、独树一帜，有着极高的科研价值，所以确保我国古建筑的完整性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人为或者自然因素所造成的破坏问题日益严重。因此，我国文物古建筑保护修缮工作迫在眉睫。

1、文物古建筑保护的内容

1.1 保护“本体”

文物古建筑本体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其是保护的重点内容。而就文物古建筑本体保护的具体内容而言，其主要包括文物古建筑的平面布局、立体造型以及风格和艺术特征等等。通常而言，历代朝代均有其独特的建筑形式和风格，其不仅是建筑制度的反映，也是区域和民族信仰与地区特点等的反映，所以保护文物古建筑本体的原状是保护的重点。针对当前文物古建筑的保护修缮原则而言，其只需要遵循不改变原则来对这些建筑进行保养、修缮和迁移，确保文物古建筑的“原状”。另外，当前的文物古建筑已经历经时间的变迁而与现代文物建筑有较大的差距，并且大多数的保护修缮工作已经对古建筑造成了较大的破坏，也极大的影响了其艺术和技术价值，所以必须要恢复建筑本体的原状，再现繁荣历史的精华。

1.2 保存古建筑物的材料和结构

在保护文物古建筑的时候，针对不同结构形式的古建筑需要选取对应的建筑材料。相应的古建筑形式和风格需要采取对应的建筑材料和建筑结构形式。通常而言，材料、结构和艺术三者之间的关系具有紧密的联系。文物古建筑的材料主要有木、石、砖、瓦和灰等五种材料形式，其中的木石为天然建筑材料，砖、瓦等建筑材料则需要经历加工环节才可以得到，而灰则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材料形式。木料缺乏是当前古建筑修缮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是大体积的干木料材料更是严重缺乏，但是湿木材却无法确保古建筑修缮的质量。

另外，文物古建筑的结构形式是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具体反映。木结构作为古建筑中运用的主要结构形式，其物理和力学性质直接关乎建筑整体的安全性，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古代工匠的工艺和技术水平。随着当前社会发展速率的加快，建筑物的结构形式日益增多，同时先进的建筑科学技术也日益增多，这直接决定了建筑类型，而一旦在修缮的过程中改变了原有古建筑物的结构形式，那么就会降低古建筑物的科研价值。

1.3 保留原有建筑工艺

为了更好地保存文物古建筑的完整性，除了在建筑材料、结构与行制等方面进行保存外，还要切实确保传统建筑工艺与技术的质量。通常而言，确保原建筑的材料、技术和工艺等是文物古建筑修缮的重要原则，其是确保文物古建筑修缮质量的重要原则。如果传统修缮技术无法解决当前的修缮问题时，可以借助当前的保护和修缮技术来加固文物古建筑，所以新建筑材料和工艺均需要经历前期试验，以确保保护修缮措施的正确性。另外，借助现代科技数的应用可以解决传统技术所无法解决的古建筑保护修缮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其实际上就是对传统技术手段的一种创新，具有传统技术所不具备的巨大优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可以代替传统技术，而应该各有侧重、各展所长，充分利用二者的优势来提升文物建筑保护的质量。

2、文物古建筑修缮原则

2.1 坚持原样性

“修旧如旧，延年益寿”是当前所有文物建筑物必须要坚持的一个重要修缮原则，同时也是古建筑保护修复的根本宗旨以及一切保护修缮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大凡是文物古建筑均饱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所以只需要通过观察即可了解这些建筑精髓，所以古建筑物的修缮工作就必须要确保其原有的历史文物和信息，使其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而不应达到“返老还童”的效果，从而不可大片重建或者拆迁。文物建筑作为重要的不可再生建筑资源，是历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其代表着当前社会生产和风俗习惯的发展状况，一旦出现破坏就会产生无法挽回。因此，文物古建筑的修缮工作要本着坚持原样性的原则，切实按照建筑原有的构造特点以及损害情况来进行全面修缮。另外，古建筑是我国灿烂建筑文化的真实反映，所以我们必须要尽力去维护和保证它的真实性，确保其原状。

2.2 保持文化性、思想性

文物古建筑非常重视格局的布设，尤其是体现着风水学思想。风水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是对建筑经验和地理环境认识的总结和概括，同时也包含着易学的哲学理念和观念，其在我国建筑中处处存在，故其可以在古建筑构造中来加以运用。但是，当前的修缮技术却逐渐淡化了风水思想，甚至被成为迷信而遭到摒弃。在了解风水学的基础上，必须要确保其文化性和思想性，切不可全盘否定修缮过程中运用那些前人的建筑思想和理念，否则无法达到原样修缮的效果。因此，在古建筑修缮的过程中，相关人员必须要更好运用前人的风水等思想和观念，尊重古人修缮的原则，以实现原样修复的效果。

2.3 尊重民族性、地域性

无论是古建筑、还是现代建筑，他们均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所以文物古建筑的修缮必须要注重尊重当地的民族区域特色和手法。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汉族本身就有不同的建筑风格和特色，所以我国建筑的地域性特别强。因此，在文物古建筑修缮的过程中，相关人员必须要充分了解和学习当地建筑的地方和地域特色，以提高文物古建筑修缮的质量。

总之，文物古建筑作为我国一种重要的文化遗产，是我国建筑艺术和文化的直接承载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古建筑饱经岁月的侵袭而逐渐出现破坏，部分甚至出现了毁灭性的破坏。因此，为了可以使我们的子孙后代可以切实体验我国古建筑中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就必须做好其保护修缮工作，以确保文物古建筑永放璀璨文化光芒。

参考文献：

[1]祁伟成.中国古代建筑的修缮原则及技术传承[J].建筑，2011，15（11）：27-28.

建筑物论文篇（8）

一、城市建筑物外墙涂饰出新的重要性

近来，南京的报刊、电视等传媒对城市亮化的相关报道越来越多，城市规划设计越来越注重环境，并且将某些规划设计方案放置在公共广场，向广大市民公示以征集合理化建议。同时政府又成立了相应的城市亮化和环境改造整治专门职能机构。通过对老城改造、环境整治，将城市主干道两侧的具有历史文化代表性的个体建筑物，用色彩、灯光进行非凡的亮化处理，再现“通古达今”的近代和现代优秀建筑的历史风采。

我们知道，一个城市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耸立于主干道两侧高耸的风格色彩多样的建筑物，有高层商务楼、多层住宅、中高层企事业单位的自有建筑物，它们构成都市漂亮的风景，反映了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我们常说，城市的外衣是建筑物，而建筑物的外衣是装饰色彩各异的外墙。说到建筑物外墙，它不但对建筑物内部结构起到保护功能，而且在外墙上采用不同的覆盖表层，还起到美观、装饰建筑物外观的效果。据报道，在欧美发达国家高层建筑采用高级外墙涂料装饰已高达90%，在日本亦已达到80%以上，在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高层建筑外墙必须采用涂料装饰已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在我国，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初期，人们常用各种抹灰和镶贴块料覆盖在外墙表面。目前，我国正在新建的高层建筑物外墙用料已开始逐步由块料面层（磁砖、马赛克）转向外墙涂料。对于使用了多年的以磁砖、马赛克为主的这类外墙面，难免出现不同程度的粉化、裂纹和各种粘污，即使经常清洗也难以恢复原貌，所以需要对外墙进行重新涂饰，赋于新的色彩。现在市场上出现了瓷砖翻新这一施工新技术，改块料面层为各色涂饰面层，为旧的建筑物外墙出新新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解决办法，如上海申莱公司SCA瓷砖粘结涂料。但是无论是对新建筑物外墙进行涂饰，还是对旧建筑物外墙进行出新，都不能忽视建筑物外墙涂饰处理时应注重的质量通病，这些质量通病主要有哪些呢？其主要有外墙块料面层、涂料基层的裂缝、粉化、脱落、退色、渗漏，使用年限短等一系列的质量新问题。假如处理不好这些新问题，那么，出新只是短期行为。

二、外墙质量通病的形成和危害以及如何克服

我们所指的外墙质量通病，主要是指外墙墙体表面所采用的装饰覆盖层的基层和面层的质量通病。它们既是外墙体的保护层，又是外墙建筑物的装饰层。

外墙涂饰材料基层和面层的龟裂以及其他一系列的质量新问题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摘要：

第一、基层、面层所用材料本身原因摘要：选用的原材料质量不合格。例如，材料的空隙率比较大，轻易含水，属于亲水性材料，抗渗、抗冻性能差，导致外墙基面层材料的强度降低、体积膨胀，不能反抗大气的风化。降低了外墙材料使用的耐久性。

第二、施工原因摘要：外墙在施工时，新墙体或基层水份未干透，就立即覆盖涂饰，待基层风干时，产生收缩缝隙，或是外墙施工基层抹灰厚薄不均，产生不均匀收缩，贴块料有空鼓，缝隙未填实，施工形成空洞等，例如摘要：泛水、雨蓬、以及门窗临边处未做防水处理等因施工新问题造成的外墙质量通病，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第三、环境因素的原因摘要：外墙材料在使用过程中，长期受到自然因素和使用因素的破坏。天然的石材、陶瓷砂浆和砼都属于亲水性材料，长期暴露在外，受到空气中潮湿水份和有害物质的物理和化学功能。温度和干湿的交替变化引起外墙基层、面层材料的膨胀和收缩，长期反复的交替功能，会使基面层材料逐渐被破坏，产生裂缝、起壳、小块脱落。在材料遭到破坏后又不及时加以保护处理，侵蚀会顺着裂缝深入，使外墙内粉刷遭到破坏，导致外墙体色彩变色、发黑，在湿度高的地区会发生霉变，失去光泽，从而失去装饰性和使用功能。

第四、使用因素的原因摘要：人为的机械功能，同样对外墙造成伤害。例如摘要：在外墙表面凿洞、打孔安装空调，在门窗临边安装防盗铁栅金属网，在外墙和屋顶墙上安装广告牌等。防水处理不好，会渗漏；对金属的保护不好产生锈蚀，污染了外墙表面，造成人为的侵害。

上述这些因素对外墙的伤害不仅使建筑物失去外观形象，且大大缩短了建筑物的使用年限。针对外墙涂饰质量新问题产生的原因，我们对外墙进行涂饰和出新处理时，应克服这些不利因素，注重以下几点。

1、在外墙涂饰材料的选用上应尽量考虑材料的耐久性，注重涂饰材料在各方面枝术指标的优良性，选用弹性、抗裂、防水好的材料作为外墙涂饰材料。

2、外墙在施工时，应严格按照施工规范和设计图纸的要求进行，同时要将外墙防水项目逐步列入施工要求，在建筑物上设置广告牌应慎重考虑统一规划布置，减少人为破坏。

3、可根据外墙的使用情况和材料的特征，采取相应的办法，设法减轻大气或四周介质对装饰材料的破坏。提高材料本身对外界环境的反抗功能。

4、及时做好已遭到侵蚀破坏外墙表面的保护修复工作。采用先进的材料进行保护处理。目前市场上有一种叫做ADCON的外墙涂液，它对已有裂缝（3MM以内）并粉化脱落的表面进行喷涂，能起到固化、防水、修补裂缝的功能，增加了外墙表面强度，延长了外墙使用寿命。

5、在对新旧建筑物进行外墙处理时应注重处理方案的先进性，可行性以及材料价格性能比，减少重复投资和劳动。

建筑物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 TU25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04-90（7）

1 香港文物建筑保育的体系

2000年成立的文化委员会，是香港文物建筑保护体制中级别较高的组织，负责向政府提供有关文物保护的意见及进行文物建筑保护活化过程的推进。与此同时，民政事务局也就文物建筑保育活化的意见进行推敲及改进。而古物咨询委员会则是文化委员会的下属组织，主要负责向民政事务局提供古物保护环节相关建议，其建议范围从是否将某建筑作为古物建筑开始，延伸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如每年的修缮计划、勘察队伍的监督等等，一直到文物建筑保护意识的推广。古物古迹办事处则是专门负责古物建筑的活化再利用，其通过与具体相关部门的合作最终达到文物建筑的保育活化过程。这时，香港旅游发展局，市区重建局，华人庙宇委员会及教务署等组织则作为执行者或促进者，带动整个活化项目的进行。[1]

2 香港文物建筑保育体系中的以人为本

2.1 公众参与

对于文物建筑的保育活化，其根本目的是发挥其既有功能，继续为社会所用，为公众所用。对于这样特殊的公共社会资源来说，其服务群体――民众的意见就显得尤为重要。民众的公共记忆与城市情感的保护与尊重，以及其城市生活的便捷舒适性的改善与维持，是保育活化工作的中心意义所在。而民众的参与的方式即以居民意愿做改变，尊重其情感，满足其需求，从而最大化的提高了保育活化工作的效率。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永利街，古物古迹办事处并没有将其列入古建筑保育的范围之内，但是市民主动呼吁原址保留永利街的建筑，为了回应公众对于历史建筑保护的诉求，在2011年城市规划委员会将永利街拟改建为“综合发展区”，予永利街保护活化工作以足够的精力及重视。

对于香港文物建筑保育的工作，政府则以资讯平台的方式为民众提供民众提供意见提出诉求的平台，为政府与人民起到搭接作用，使保育活化成果更接近民众需求。香港政府组织民间社会各界成员组成的古物咨询委员会，专门向香港文物保育活化工作提供意见。并且组织公众论坛，向公众介绍其建筑保护政策及措施，鼓励公民对政府保育活化工作提供意见，并将公众意见的精华纳入文物建筑保护政策中予以实施。

在建筑保育活化过程中，公众参与同样不可或缺。在美荷楼的活化过程中，改建者广泛收集了许多民众的意愿，在保护过程中运用叙事手法，以其个人口述史及历史生活物品为主线，意愿为主体，从人的角度出发，以生活历史记忆为散点进行串联保护，最后实现区域历史活化后的生活与人文精神与历史脉络的再现，及现代与历史的对话关系。这无论是对个人，还是集体利益来讲都是意义重大的。体验式的历史再现使得活化后的美荷楼极高的展现了人文精神的精华价值。公众参与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即在此得以完整地体现。

2.2 “人性”法律法规

在对历史建筑保育活化的过程中，法律制约无疑是其最重要的环节。然而法律本身是生硬的，关于历史建筑的保育规章则一定是以建筑为重心的规章制定，这时若将法律执行的出发点在一定程度上放在人的身上，这无疑是政府文物保育活化中最人性化的体现。除了对受到惩罚的古物破坏者仍然予以其上诉机会这种制定法律通常的人性化手段外，《古物与古迹条例》中还对其合法拥有人乃至公众有着诸多法规方面执行的尊重。

2.2.1 补偿与限制

对于补偿，不仅对于保育历史建筑中提出有效意见的人，给予一定的修缮拨款，并且对于古迹或者古物的拥有人或是合法占有人，若是其因为保护古迹古物而受到一定的经济损失，主管当局或是区域法院也应对其有一定的补偿。

在《古物与古迹条例》于2000年底59号第三条的修订即有着这样详细的规定。而对于市区重建的历史建筑活化项目，政府则可以提供连续十年的维修基金，并且使居民自行购买维修保险，为建筑长期保留作保障，还可以为进行维修的居住者提供免费的贷款。

在另一些保育活化的项目中，政府则与建筑使用申请者形成伙伴关系，政府提供一定的补偿与使用权，申请商家在容许运营的基础上被《历史建筑保护策略》限制于历史建筑保护的种种制度，从而达到真正保护历史建筑的目的。

在雷春生的活化方案中，通过经营者与政府部门建立伙伴关系，政府提供使用权，商家负责主要方案建设成本支出，此举将政府支出的古建保育建设成本以十倍下降。这既使商家活动了盈利，又减轻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同时政府制定《历史建筑保护策略》对历史建筑的保护做导向与限制，指引申请者更好地保护历史建筑免遭破坏。

2.2.2 权限

对于政策人性化最真切的表现莫过于对于相对弱势的保护与个人权力的给予。即使是主管当局或是具有相关权利的制定人士在进入合法占有人住用处所时，仍然需要在48小时之前向合法占有人发出书面的通知，或是获得合法占有人的书面同意。并且在文物建筑保育过程中，若是其合法拥有人对政府方面的宣布有任何异议需要提出反对，都可以向其相关行政长官提出呈请。

对于私人产权的相当的尊重与保护同时也体现在另一个方面。即若历史建筑其资产拥有权归私人所属，那么历史建筑的拆，留意愿则完全尊重私人意愿，这便是私人权限的绝对尊重。当历史建筑与私人意愿产生冲突时，政府则通过补偿政策来进行平衡。如2007年的景贤里事件，属于私人产权的景贤里面临着被拆除的风险，此时当历史建筑的保护与私人产权产生冲突时，香港政府及时以“以地换地”的补偿方法同时保护私人产权及历史建筑，实现了私人权利与历史建筑双赢的局面。最后，景贤里得以保存并且政府将其开放于公众进行参观。

2.2.3 文本资料的参阅

在《古物与古迹条例》的规定中，对于古物古迹的相关资料，以及其相关的图则，不仅要求在第一时间送达其私人土地的合法占有人，而且要求其每份图则的副本都可以供公众在任何合理的时间查读。

2.3 社会弱势阶层的保护

2.3.1 每个人均拥有均等的权利

“保障弱势人群的权利，为有特别需要的人士，例如长者和弱能人士，及收入微薄者提供特别设计的房屋。若是本身为其居住着，则一定要维护其居住权。”这是来自于“文物保护政策”中对于保障弱势群体权利的描述，其充分的体现了香港政府对于社会阶层的保护。为了避免历史建筑只为资产运作所用而剥夺了大多数公民的拥有权的这种行为，政府方面也做出了许多努力。香港政府在与“文化葫芦”这个非牟利文化机构曾经在一起合作退出过“家家游乐”系列导赏团，供香港公民免费参观经过保育活化的历史文物建筑，使各个阶层，包括低收入家庭也可感受到历史建筑的风貌。社会阶层的保护并没有停止在这一层面，港政府还进一步推出了无障碍历史建筑导赏团，保障了残障人士观赏体验历史文物建筑的权利。[2]

2.3.2 改建项目形式的倾向性

对于文物建筑的保育活化，将改建项目类型面向广大的民众而非仅为资产运作做牺牲。长此以往，对于城市特色的保护与城市文化的延续将是极为有利的。因为，一个城市的特色往往是由其最普通的大众文化构成的。对于社会各平民阶层的保护，其根本是保护了香港区域化的民俗文化，其对城市特色的形成于文化的继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香港对于认定历史建筑的保育与活化的方向，得先通过古物古迹办事处等有着专业素养人士的综合评估，以判定其适宜的再利用方式。许多再利用方式都以提供更多休憩用地和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为主。例如将?紊降木?署建筑改为文物陈列馆，将原某太古洋行行大班私宅改为生物多样性自然教育中心、清代炮台遗址九龙寨城改建为江南式园林、旧三军司令官邸活化为茶具文化馆等文物建筑保育活化为公共服务设施的案例，则充分体现了改建项目形式对于公众参与的重视，对于“以人为本”的在历史建筑保护工作中的渗透。最具典型意义的当属在“雷春生”活化项目。项目以竞标形式进行确定，在其过程中淘汰公众服务性不强的项目，如酒吧、旅馆等。最后保留了原来建筑医疗特色的保育项目---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诊室最终获得了项目权。在功能空间上，该项目将底层开放为社区中心，在沿街开放展览馆介绍雷春生及香港的历史，并且开设首卖凉茶及中药的点铺，以及其中医药保健服务，中医药门诊服务，等服务空间能为社区提供多种服务，创造就业机会。在建筑保护上，设计在不影响历史建筑旧立面的基础上，在安装玻璃窗，以解决建筑因处交通要道而带来的噪音问题，并且在建筑内部及后援分别加设电梯，防火楼梯等适应现代生活的公共设施，使得保育活化工作以建筑更好的为人所服务为出发点。这些都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文物古迹署在项目确定上对于公众服务型即可以为大多数人所服务的改建项目的倾向性。[3]

2.4 社会生活的保护与调适

“真正的保护不在于重拾过去的风貌，而是要保留现存的事物并指出未来可能的改变方向。保护的目标常常是要保持当地居民和社区结构的稳定性，防止社会生活频繁、过度的变化。”[4]历史建筑的风格风貌的的延续是维持街巷文化特色的重要构成，由其构成的社区结构与居住环境又是居民城市意象与情感的基础，是历史建筑人文价值高层次的人文意义。保护居住结构与社会生活的稳定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建筑保育活化工作的重点工作之一。在2009年“蓝屋”的保护活化案例中，就保留了“蓝屋”以茶及医疗为主的社会企业模式，不仅体现其街巷特色及文化，且延续了其商铺服务类型，增加了公共服务绿地。这样的保育方式维持了本身的社区结构，在这基础上，“留屋留人”的保育活化方式进一步稳固了先前的社区网络，进而维持了区域内人们的生活稳定性。负责运营的圣雅各福群会还设立了“香港故事馆”向民众展示早期香港的区域生活环境与社会交往文化。

2.4.1 保护城市特色与文化

历史建筑的保护，应该不仅仅是一所建筑的保护，其传达的保护概念应该是具有区域性的。“城市之所以成为一种艺术，最大的特点在于‘参与性’――它需要人们在其中穿梭活动”。[5]而区域的文化特色必须是由人的生活痕迹构成的，此时保护居民的社会生活，则成为保护历史建筑更上一层的意义，成为城市特色的保护，及其历史文化的传承。如1950年建成的位于湾仔景星街8号单数门牌的“橙屋”这种一梯一伙的牙签式建筑，无论是其重功能的平面形制，还是其具有中国特色的唐楼立面风格，或是这种见缝插针式建造方式，都无疑成为过去港人努力，挣扎求生存的历史及文化代表。塑造出多元文化社会中不可割舍的生活依存空间。[6]

2.4.2 维持居民生活稳定性与舒适性

历史建筑保育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保育活化继续为民众所用，并且保护区域原有的社区结构与人们的社会生活，维持其居民生活稳定性与舒适性，使得历史建筑的保育活化工作与周围环境有着更好的兼容性。从另一方面来讲又从人文景观的保护与延续过程中起到传承城市文化与城市历史，以及保护人们城市意象与城市情感的的作用。在雷春生的案例中，其改建项目与先前建筑功能相符，这可以使文物建筑区域内的居民得到相同的公共设施服务，不改变其原本的社会生活方式，维护了其社会结构的稳定性。

2.4.3 调适居民生活活动

增加区域居民的活动，如合适的的改建及加建项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活化建筑注入新的活力，以平民化的公共服务设施为居民提供更全面的服务，使得居民生活舒适性得到提升，令社区生活更加活跃，并且使文物建筑在未来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

1.在“蓝屋”的保育活化项目中，经营者增加了沿街的小店铺，如素食店和甜品店、露天的公共服务绿地等，增加了区域内人们的交流机会，降低了交流尺度，从而加强了居民社会活动的频繁性，使文物建筑改建更好的为区域及城市结构做贡献。

2.在“绿屋”的保育活化方案中，将巴士路街全半部分保留，后半部分拆除增加了了一个约300M2的的公共空间，弥补其城市规划方案在公共服务绿地功能方面的缺失，增强了其社区结构完整性及合理性。作为通过历史建筑保育活化中积极调适居民生活的成功案例，体现了其香港政府在文物建筑保育活化中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

3.在永利街的项目活化中，则利用其特殊的建筑形式“台”，以免租等方式鼓励各方在此举行各种公众活动，不仅使得永利街“台”的社区文化得以保留和发扬，并再次基础上发展了新的活动，如盆菜宴，青少年文化香港文化学习交流等，增强了社区活动，提升了社区生活的丰富性与趣味性。

而贯穿这两个活化项目的调适方法，还是通过对居住环境的适应性调适，历史建筑因为其年代久远大都已经不能适应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以及新的建筑规范，为了提高建筑舒适性，对处在现代背景下的建筑功能进行了加建及改变。如其加建了洗手间、电梯，更新了消防设施等更加现代化的设施和更加合理的建筑设计规范以适应时代的变化，通过改建对居民生活舒适性进行积极调适。

2.5 保护居住者

保护原来的居住者是维护原有历史建筑区域社会生活架构的基础之一，通过居住者的文化特色的维持与保留来保护历史区域文化特色。保护居住者也是避免社会生活频繁、过度的变迁，这是对居民情感的充分尊重，及其对城市环境权与舒适权的一定保障。在“蓝屋”保育活化再利用为民间生活馆的案例中，就首次使原本居民继续留住。并且在保育活化过程中增加了现代的服务设施，如无障碍设施，电、水等基本设施，令“旧建筑”能适应新时代人们生活需求，使居住者能有良好而科学的建筑环境。

2.5.1 保持社区与邻里关系

在2007年的市区重建策略中明确地提出，文物建筑的保护与区域规划将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保存区内居民的社区网络。”这一策略则充分体现了香港文物保育活化工作中对于居住着的保护。这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利于香港城市特色与城市文化的形成与传承，对城市总体的发展将是极为有利的。使原本居民继续留住，对社区的邻里关系也是一种保护与维持，这对维护居民的社区情感与固有的社区结构是非常有效的。以此固化与发展城市特色与文化。在永利街的保育活化项目中，为了突出永利街“台”这种独特的小区气氛，其改建过程沿用了现有建筑物的高度与台宽度的比例。“台”的设计为附近的居民提供了一个公共休憩空间，供大家集合及进行不同的公众活动。市建局还通过申请成功得到将本来的住宅用途改变为非住宅用途，以提供更多的公共空间供一个供小区人们交流活动的地方，保留且增加区域内人们生活及交往空间，使其继续为人们聚会及举行公众社区活动提供场所，这对保持社区及邻里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7]

2.5.2 对城市生活的一种保护和继承，城市区域文化的一种传承

香港文物保育活化工作中对于居住着的保护，即是对居民城市生活稳定性的一种保护，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香港文物建筑保育活化工作对于居民环境权与居住权的尊重与保护，而且维持了居民的城市情感，避免了其社会生活的过度变化，并且将在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利于香港城市特色与城市文化的形成与传承，这对城市总体的发展将是极为有利的。保护了居住着，即保护了其城市生活，在升华意义上即保护了其区域文化与特色。在美荷楼的保育活化中，香港青年旅社协会就专门聚集了来自美荷楼，石峡尾?及深水涉区的旧居民，搜集了他们具有很高人文精神价值的生活故事，将这些充满人情的故事与过去的生活痕迹重新通过建筑的方式进行展现。美荷楼生活博物馆展示了19世纪50及70年代的共两层的公屋单位，除了将4个原有住宅的建筑形式既结构保留外，还重建了部分公共多格厕所、浴室及走廊内的公共厨房，展现居民在狭隘的走廊煮食的生活情境。博物馆还在在其中展出了1200多件历史生活物品，包括旧家具、旧照片等，与美荷楼旧居民口述的40多个邻里间的生活故事等记忆散点组合串联形成主线再现历史脉络与场景。除此之外，生活馆还有美荷楼的前居民担任导游，向游客生动的讲述与再现昔日的守望相助的蜗居生活。[8]

美荷楼的活化不仅保留了历史建筑的建筑价值，以及其为众人所感性的城市意象，更体现了香港政府文物建筑活化中对于人文精神甚至于个人情感的尊重与保护，对于人情与本土文化的延续与传承其重要性的足够认识。

2.6 经济及税收的优惠政策

在香港文物保护经济政策的制定中，首要考虑的是公众的利益，其次是私人的利益，再其次才是政府的承担状态。香港政府对于历史建筑保育工作中的经济政策的制定，充分的尊重和保护了大多数公民与私人的权利，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其政策制定中成功的案例之一“伙伴计划”，是其政府与社会辅助保育历史建筑的成功案例

2.6.1 尊重私人产权

当保护对象为私人业主时，政府会通过上限100万港元的的资助额来鼓励其对历史文物建筑做保育活化工作。不过得到资助的前提必须是私人业主必须接受协议的一些要求，比如在协议期间内不得对历史建筑进行拆卸、损坏及转让。中华电力总办事处的钟楼就通过以放宽建筑高度与容积率的要求为条件，鼓励私人业主对建筑物钟楼部分的保护。通过协商，业主将经过保育活化的历史建筑开放为两个博物馆供民众游览观光，其分别是中华电力企业有关的电力博物馆和以展示香港历史为主的博物馆。

2.6.2 困难帮助

在“文物保护政策中”明确指出因进行重建项目而物业被收购或回收的业主必须获得公平合理的补偿，并且受重建项目影响的住宅租户必须获得妥善的安置。

由非盈利机构以社会企业模式“活化”

在文物建筑保育工作中对于经济与税收最为成功的双赢案例，当为“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其不单纯依赖某一方而是政府与社会机构相辅相成，共同保育活化文物建筑的“伙伴”形态，已经在政策实践中取得了胜利。“蓝屋”就是非常成功的案例。政府在保证了圣雅各福群会具有保育功能，能自负盈亏以及具有服务更多社群的能力后，将开发使用权交予，使其对文物建筑进行活化保育，实现双赢的局面。

2.6.3 开发权转移

对于在区域内开发的保护限制的情况，为了维护开发商的合理权益，又同时保护历史建筑的风貌，施行开发权转移这一经典措施。通过把开发的容积率作为一种权利，转移到更符合城市总体规划的一些开发地区去，从而实现历史建筑保护与维护开发商权益的双赢状态。这一奖励政策在运用时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亦可以同时保护历史建筑与开发商的权益，因而已被许多城市所采纳。在潘屋的保护项目中，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开发商权益冲突，政府则通过将其因为保护潘屋而损失的地积比例转移到另一处，同时维护了历史建筑与开发商的权益。

2.6.4 补偿机制

补偿机制是用于补偿因为相关原因使暂定古迹拥有人或合法占有人而蒙受或相当可能蒙受的经济损失。以维护暂定古迹拥有人或合法占有人的合法权益。并且在补偿过程中，可以根据其具体情况进行多次拨款。在“鲁班师先庙”的保育活化项目中，香港政府就曾先后批出71万元用于其建筑构件的修茸。

2.7 后期使用评估及调控

在结束了历史建筑的保育活化工作后，为了验证该项目是否实施成功，香港政府通常会组织社会影响评估，对项目范围的人口特点，经济特点，居住环境，社会经济活动特点，人口紧迫程度，福利设施等进行评估，判断其居民环境是否但得到了改善。并且对于受项目影响的居民另做第二阶段社会影响评估，了解其受影响业主和租户的住屋意愿，就业状况，安置需要，社区网络等方面，以制定相关计划对受影响的方面采取相关措施做积极的改善。

3 特性解析及启示

3.1 保护公众记忆

与民共商，以人为本立足于城市的长远发展。从狭义上来讲，以人文本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保护且发挥了每个公民应有的对城市美好希冀的权利，是现代社会执政者先进的突破性改革。从广义来说，从一方面来讲，与民共商是有前瞻性的执政方式，尤其对于城市规划而言。对于城市历史建筑的保护，遵循居民的意愿，不仅是对公众城市情感的一种尊重，对居民城市意象的一种保护，对居民城市生活的一种改良，保育城市传统交往空间，回应人在城市记忆及情感方面的需求，延续且保护其交往方式，在人文角度上丰富了邻里间的情感交流。而且可以激发公民对城市政策实施的积极性，这对城市以及社会的长远发展都是极为有利的。从另一方面来讲，通过对居民意愿的理解，区域文化与特色的尊重与保护，令城市特色得以保护及加强，从而增加城市的魅力。

3.2 维护社会稳定

香港以人为本的文物建筑保护概念维系和保护了每个居民的应有权利，对人权充分的尊重保护了每个居民的城市情感，保护每个香港居民彼此间的集体记忆与城市意象，其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香港公众对于保护工作的积极性与配合性，增强了其公众的归属感。香港政府通过对以人为本概念的完整解读与有效实施，通过维系居民生活的稳定性与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性。而从另一个角度上讲，熟悉的环境能带给人心理上极大地安慰感与安全感，通过历史场所的保育活化，使历史环境环境发挥其城市的人文关怀，舒缓现代社会带给人们过多的压力及负面情绪，尽量消除种种不稳定的心理因素，维系社会的稳定与和平。

3.3 坚定持续发展

从人类基本生存权的角度上来讲，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同等的环境权，当然，这包括了拥有欣赏历史建筑风格风貌的权利。香港对于历史建筑中每一个人权利的尊重，体现了现代环境立法的真正目的――“保护人类的环境权与生态世界的自然权利”。其通过对历史建筑的保护，对代际间的集体利益进行了有效平衡，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以人为本的历史建筑保育活化，予给历史场所注入新的生命力，增强了空间是用效率，使其适应人们新时代的生活需求，其将人行为作为重点考虑的活化项目，可以在极大范围内增强了历史场所的空间使用效率。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长期的环境效益，资源效益及经济效益，实现社会效益的可持续发展。

3.4 传承社会文化

建筑物论文篇（10）

一、古代中国和埃及的卷草纹饰

中国的卷草纹样出现于公元300年前后，在宫殿、庙宇等建筑装饰中较为常见。中国卷草纹最初称为忍冬草纹样，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多少带有宗教的含义。任何宗教性质的符号，只要具有艺术的潜能，都能随着时间而成为主要的或纯粹装饰性的母题。当一个母题因为与宗教意义有关而被频繁地在各种领域别是建筑上运用时，就会产生定式。忍冬纹以及与之同源的莲花纹样一起，在南北朝时期得到广泛发展，主要体现在当时的石雕、壁画等装饰中。南北朝时期的装饰艺术具有极强的超现实主义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汉灭亡后，三国鼎立，数年战乱，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渴望摆脱现实进入美好的精神境界，此时佛教传入中国，各地开窟造像，敦煌莫高窟便始于此时。这种风格对卷草纹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之具有自由、随意、唯美的特点。忍冬纹的特征为三瓣叶或四瓣叶图形，以富有变化的组织形式构成有节奏的图案，其中有单独纹样、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不同构成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卷草纹不断变化，这种最初的宗教装饰符号，其原始的含义逐渐被淡化，到唐代演变出更加丰富的形式。唐代建筑装饰风格华丽富贵，卷草纹样与葡萄、莲花、石榴、牡丹、宝相花以及祥禽瑞兽等纹样相融合，创造出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植物装饰形象，以其流畅舒展的风格用于建筑的石雕、木雕、藻井、门饰、壁画等方面。

古埃及人最先创造了纪念性建筑，他们用极其耐久的石头建造神庙和陵墓。古埃及艺术是最先把植物的形象加以改变，使之成为装饰形式的，有两种植物与埃及文化紧密相连，即莲花和纸莎草。古埃及的卷草纹样以莲花、棕榈、纸莎草为主题构成藤蔓，花和花蕾点缀在卷曲的茎叶之间，形成优美的曲线，这种纹饰被认为是卷草装饰的基础。莲花和纸莎草生长于尼罗河岸边，莲花象征美好，纸莎草可用于书写，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它们在埃及文化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常用于建筑柱头、柱身、壁画、门楣等装饰。埃及建筑装饰本质上是象征性的，是东方文化中将宗教与政治结合起来的强有力代表，它们不仅仅是纯粹的装饰，更是为了表达民族自身的观念、情感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