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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解释是一种现象学的解释,没有将巫与傩放在人们的生存方式、活动方式中宏观地考虑。本文认为,巫和傩作为一种文化,是人们在神鬼观念支配下的一种生存方式、行为方式、活动方式,及其物质和精神的成果。具体地说,是在万物有灵观念、图腾观念、鬼神观念支配下的人们的一种活动方式及其成果。
巫文化是一种有神论文化,它是原始社会早期由无神论状态进入到有神论状态的主要表现,就其本质考察,它是旧石器时代中后期人们在万物有灵观念和图腾崇拜支配下的重要采集方式、渔猎方式及其成果。从支配人们活动的观念结构看,巫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万物有灵”的观念和后来的图腾崇拜,尤其是其中的鬼神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万物都是有神灵的,上至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下至山川大地,湖泊海洋,花草树木,飞禽走兽,蛇虫蚂蚁……皆莫例外。这些神灵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左右人们的生存和发展,进而形成敬畏鬼神、乞求鬼神等巫文化观念体系。
从活动方式看,在巫文化观念指导下的各种活动,事先要祭祀神灵,祈求神灵保佑活动顺利成功,并问卜以占吉凶。活动中要注意遵循各种禁忌,不触犯神灵,不得罪神灵;事后要酬谢神灵,并祈求神灵继续佑护自己。遇到灾疫时,就驱鬼逐疫。采集如此,渔猎如此,交往和日常生活也如此,这就是巫文化的劳作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进而沉淀为一种思维方式。
从活动结果看,人们在这种特征的劳作、交往、生活中,就创造出带有浓厚神灵崇拜特征的巫文化产品。在旧石器中晚期的考古发现中,有北京山顶洞人在尸体上撒赤铁矿粉末的遗迹,山西峙峪人在骨头上刻猎驼鸟、羚羊图的图腾,临澧竹马村人带有封闭式涵洞的高台式祭坛。祭坛的出现,表明了在旧石器晚期,就已经出现了专事祭祀的巫文化活动。这些物质性的东西,渗透着当时人们思想上的神灵意识和图腾观念,是这些巫文化思想观念的物化表现。这些活动结果的物质性遗迹本身就是远古时代人们的巫文化精神产品。巫文化传承到农耕时代,就演变为傩文化。傩文化是巫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林河《中国巫傩史》,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2,231页)。但它在劳作方式、神灵观念、祭祀对象、祭祀方式、祈求内容等方面,都出现了一系列明显的变化。
第一,形成的实践基础已由原始的采集、渔猎劳作逐渐过渡到农耕劳作。劳动对象已由原来的森林、河流、动植物等众多对象缩小为较小范围的土地和家圈禽兽等;劳动工具已由原旧石器逐渐演变为新石器和陶器,乃至金属工具;劳动条件由依赖于茂密的森林草原及众多的飞禽走兽和鱼类等水生动物,转换为依赖于风调雨顺、无灾无疫等;劳作方式由原始的集体采集、集体渔猎逐渐过渡到集体的种植、养殖等家耕劳作方式。劳动产品已由天然的植物果实、蚌螺鱼虾和弱小野兽,转变为粮食牲口等等。崭新的劳作方式必然形成崭新的神灵观念和价值观念等。
第二,支配人们的泛神观念发展为主神观念。在采集和渔猎时代,影响人们劳作与生活的因素宽泛而众多,由此形成泛神观念。在农耕条件下,影响人们生存繁衍的因素减少而相对集中,由此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主神观念。武陵山民奉盘瓠()、辛女或伏羲、女娲为祖神,在傩文化中则称之为傩公傩母,然后才是鸟神和太阳神、狗神和猪神、虎神,以及其他神祗。这是依其对于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地位作用而确定的。可见,神祗观念的变化实质上是人们关于外部事物价值观念的变化。
第三,神灵的崇拜方式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一是崇拜对象集中为某些主神,形成以主神为轴心的傩神系统。二是崇拜程序化、问卜规范化、祭祀礼仪化和活动歌舞化,并逐渐出现了祭祀的组织机构、专门的场所和专职人员即巫师(如方相氏),并形成广泛的民傩、乡傩、军傩、寺院傩和大规模的宫廷傩(官傩、国家傩、天子傩)。三是崇拜的内容逐渐系统化,形成与农耕劳作、交往、生活密切相关的系列教义,诸如傩神起源、创世说、一年四季的劳作内容等。四是崇拜的形式多样化。活动形式除了祭祀、祈祷之外,还有安坛、接龙谢士、还愿、打解、度关等。表现形式除了以面具扮演各种神祗外,还有符、咒、诀等形式,实现神鬼人之间的沟通,传达傩神之意。五是崇拜的目的也多样化了。除了驱鬼逐疫,去灾免难之外,还有请神、娱神、谢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等。这些变化使傩文化成为文化的观念体系和系统有序的操作过程,使之成为上至宫廷下至民间的普遍性的社会活动。这种活动集生产、生活、祭祀、娱乐、教育于一身,成为人们综合性的活动方式。
傩文化虽然同巫文化存在若干显著区别,但它作为巫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在本质上同巫文化又是一致的。
第一,在崇信鬼神,并以巫师沟通神、鬼、人之间的关系,以巫师活动祭祀和祈求神灵、驱鬼逐疫等本质方面,傩文化对巫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是一致的。
第二,在神祗崇拜方面,傩文化继承了巫文化的多神崇拜观念。傩文化虽有崇拜的主神,但主神之下,却有许许多多的神祗,是以某神为主的泛神体系。其所崇拜的主神在不同的地域和民族中,又有所不同。加之两千多年来,儒、道、释等教诸神融入傩文化之中,使之信仰与崇拜的神祗较之于远古时代的巫文化更加宽泛。
第三,二者都具有神秘性。巫文化以祭祀鬼神、扮演鬼神、沟通鬼神、传达鬼神之意和驱鬼逐疫而显示其神秘性。傩文化不仅如此,还将这些活动程式化,形成一整套请神、祀神、娱神、谢神、送神等系列活动,并使之贯穿于人们的一切活动之中,加之以惊心动魄的傩技、傩戏等形式表现出来,更凸显其神秘性。
第四,原生野性的一致性。巫文化直接萌生于远古的原始社会,傩文化也早在五千年前的远古农耕时代、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傩文化直接继承了巫文化的原生野性。这种原生野性表现在很多方面。一是直接体现从动物中脱颖出来的性。如以的形式祭神娱神等。二是傩事活动中对的粗俗表演和刻意渲染,对生殖器的高度崇拜等。三是在敬神的同时,也驱神咒神,戏嘘神灵,对神灵大不敬的原生反叛性等。
正因为傩文化对巫文化的继承性,本质上的一致性,人们往往将二者合称在一起,称之为巫傩文化,或将傩文化称为巫傩文化。
从上述关系可以看出,傩文化是高级的巫文化,是人们在傩神观念支配下的活动方式,是以敬奉傩神为主的多神论信仰的观念体系和操作系统,是人们在农耕生息过程中祀奉傩神的综合性活动。
【原文出处】怀化学院学报
【原刊期号】200403
【原刊页号】53~55
【分类号】G0
【分类名】文化研究
1.引言
朱光潜先生认为,外国文学中的联想意义在翻译中最难处理。因为它在文学语境中有其特殊的含义,这种含义在词典中是查不到的,但对于文学来说却又十分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了解一国的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背景,否则在做翻译的时候就会有无法下手的感觉。(朱光潜,1996:184)。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1871)一书中,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提了出来,并表述为:“文化是一种复杂,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作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可见文化的覆盖面很广,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语言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出一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
翻译之所以不那么容易,乃是因为语言反映文化,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并受文化的制约。一旦语言进人交际,便存在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表达问题。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有双语能力,而且要有双文化乃至多元文化的知识,特别是要对两种语言的民族心理意识、文化形成过程、历史习俗传统、宗教文化及地域风貌特性等一系列互变因素均有一定的了解。正是以上这些互变因素,英汉民族的语言文化才体现出各自特有的民族色彩。
2.影响翻译的文化元素
2.1宗教
大家都知道,《圣经》在西方的文化生活中扮演着源头的角色。相关数据表明: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仍然信信仰宗教。而中国人则长期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即使在中国广为流传的佛教,也是一种受到深刻世俗影响的多神论,这就不同于西方人大一统的一神论宗教观念。中国人信仰佛教·道教,在语言中就有“玉帝”、“佛祖’’等词语,而西方则人信仰基督教,所以就有“上帝”一词。汉语中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英语中就有两种不同的译法,即“Manpropose,Heavendisposes”;或者是‘‘ManDropose,Goddisposes”。它们的差异就在于对“天”字的不同翻译。“天”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具有浓厚的佛教·道教色彩,而“God”则具有明显的基督教色彩。后者的归化变译法固然利于西方读者的理解与接受,但不利于“天”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内涵的传播。英语深受宗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些成语中,如ItsinGodshands(听天由命)等。翻译中对于宗教知识的掌握是十分必要的。以汉语中的“临时抱佛脚”这个成语为例,如果简单地翻译成“toembraceBuddha’Sfeetinone’S hourofneed”就会让西方读者感到奇怪,为什么在有需要时要抱佛主的脚呢?这样做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们稍加处理的话,西方读者理解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toembraceBuddha’sfeetinone’shourofneed——seek help atthelastmoment”。(包惠南,2003:20)。
2.2文化心理
由于不同的民族使用的语言是不一样的,而且它们的历史和文化也是各不相同的。所以各个民族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各具特色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这对一个民族的心理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历史文化的不同主要在一些历史典故以及许多忌讳和好恶的差异上得到体现。以数字“9”为例。这个数字在中国古代的意义很特别,因为它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意义:即九九归一,一统天下之义。而“4”这个数字由于和汉语中的“死”读音相近,所以很多人现在还是不喜欢这个数字,尤其是电话号码。相当多的人不愿意要以“4”为尾号的号码。至于“8”这个数字由于与发财的“发”谐音而深受一些人的热捧。而在西方人的意识里,4、8和9只是极普通的自然数符号,并不具备这些特殊的意义。众所周知,在西方人的眼里“’是个不吉利的数字,意指运气不好。所以在西方座位没有13号,楼房没有l3层等等。但在中国,这个数字却没有这种特殊的意义。对这些非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文化内涵,译者只有在深入了解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之后才能够准确把握。(包惠南,2003:9)。
只要谈到中国文化,人们总会自然而然的想到“龙”字。因为在封建初会里,中国古代的帝王总把自己描述成龙的化身,自封为“真龙天子”以达到奴役思想、驯服百姓、巩固政权、安邦治国的目的。而老百姓则把龙当作自己的神灵来加以崇拜,称自己是龙的传人,祈求这个神灵之兽的保佑。因而“龙”就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图腾,是精神的象征,凝聚力的标志。于是汉语中就有了很多由“龙”字组成的表示美好形象的词语。如望子成龙,龙飞凤舞,龙凤呈祥,龙腾虎跃,龙骧虎步,画龙点睛,龙子龙孙等美好形象。正因如此,中国的文化也就有了“龙的文化”的美誉。但在西方人看来,“龙”却是另外一种形象,即“alargeiferce fabulousanimalwith wings and a long tail,a crested head andenoYITIOUSclaws,thatcanbreatheoutifre.”(一种体型庞大,长有双翼,顶有花纹,脚掌巨大的怪物)。所以把“望子成龙”翻译成“expectone’S childtobecomeadragon”,西方人见了不仅觉得奇怪,而且绝对不会让他们的孩子成为dragon的。因此,为了避免引起误解,我们可以把这个成语译为longtoseeone’schildsucceedinlife。
2.3思维方式
不同的地域、生理、心理以及文化差异会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特别是文化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思维方式的差异。翻译工作者在进行英汉之间的翻译时,要越过东西方文化之间的障碍,准确的把握两种思维模式之间的差异。
擅长形象思维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特点,他们习惯于把事物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西方人却长于逻辑思维,他们的思维方式是线性的,把事物看成是由各个不同的部分组成的,哪个部分出了问题就处理哪个部分。中医和西医之间的差异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中医强调整体上的辨证施治,而西医却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贾玉新,1997:98—100)。
第一,从语句的衔接方式来说,英语多用形合法(hypotaxis),即在句法形式上使用连接词语将句子(或分句)连接起来;而汉语多用意合法(Darataxis),即靠意义上的衔接而不是依赖连接词。
英语语法相当严密,注重形合,外形严谨.各个句子、语段或段落一般由一些功能词和某些特定的短语、分句进行连接。这些功能词和短语可以表示不同的功能或意念,如因果、比较、让步、条件、转折等。在主从复合句中,各个分句层次分明,从句必须由主从连词来引导。而在并列句中,并列的分句通常由一些标点符号来连接。我们都知道,汉语是重意合的,很多句子或分句之间不分主次关系,只是通过意义来进行衔接,连接词用得很少。试比较下列的句子:
It is SO COO1thatwe decide to go outfor awalk.天气凉爽,我们决定出去散步。
As water can lfoata ship,SO can it swallowtheship.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W herethereisawill,there isaway.有志者事竞成。(沈素萍等,2007:27—28)。
第二,整体思维和个体思维之间的差异。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思维模式,从古到今都十分重视和谐与统一。“和为贵”就是这种思想的很好的体现。
因此,在汉语中作为行为主体的主语,通常会被省略,也就是常说的无主句。但西方的文化却大不一样,它强调的是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在语言上的体现就是所谓的主谓两分。除了祈使句以外,每一个英语句子都要有主语,否则这个句子就是不完整的。因此,在进行英汉互译时,很多汉语句子需要我们根据具体的语境为它们添加主语。例如,眼看天就要下雨,又没有带雨伞,都很关着急,真不知该去哪里。
Itisraining;wedonothavenoumbrellawithUS.Weareallworried aboutit,becausewedonotknow wheretogoatthe moment.
我们可以看到,原句的描述没有一个词是可以做主语,但在这里,根据上下文的语境以及特定的环境,在译成英语的时候,分别添加了it和we作为不同分句的主语,这样就使当事者的心态与当时的环境很好的融为一体,完全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添加了主语以后,就符合英语的句子必须要有一个主语的要求,也,就符合欧美文化中的所谓主观和客观分离的思维模式。整个译语显得结构完整,层次分明。
2.4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对各地的气候有着很大的影响,同时对当地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以及词语的含义也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例如汉语中的“东风”一词和英文中的“eastwind”一词,虽然从字面上来看是相对应的,但它们的内涵却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地形的特点是:西临高山,东面却是海洋,在中国人意识中,“东风”喻指“春天”,象征着“温暖”。但在英国,“东风”却是从欧洲大陆北部吹来的,在英国人的心中,是“寒冷”的标志。而“西风”却从大西洋吹来,和中国的“东风”有着同样的象征意义。因此,英国人更爱“西风”。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那首广为流传的Odetothe West Wind(《西风颂》)的最后千古的名句就表达了西风的美好含义:“O,wind,if Winter comes,canSpringbefarbehind?”(啊,西风,假如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当然不作注释,中国的读者是不会理解的,甚至会造成误解。
再比如,老鼠在汉语中的形象是不太好的,像“硕鼠”之喻人尽皆知,更有“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之说”。但在西方的影视作品里却有许多可爱的老鼠形象,例如《猫和老鼠》里的Jen-y1_:2及《精灵鼠小弟》里的Stuard等,深受人们的喜爱。老鼠在中外文化中也有相通之处。例如,汉语中“胆小如鼠”,和西方文化中的"astimidasahare”的表达法则是相同的。(hare是兔子,西方人认为兔子胆小)。(李小园,2008)。
2.5风俗习惯
不同的民族在打招呼、称谓、道谢、恭维、致歉、告别、打电话等方面习俗则是具有相应民族的特色。如中国人见面打招呼时常会说这样的话:“你去哪儿?”、“做什么呢?”或“吃饭了吗?”等等。在中国文化里,这几句话并无含义,只不过是礼节性的、见面打招呼的一种方式。然而,西方人对这类问题很敏感。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纯属私事,别人是不能随便打听的。像这样的见面问候语,在西方应根据具体情况做相应的文化转换,改用英语中的习惯用语,诸如“Hi!”、“Good morning"或“How areyou?”
(二)对民族文化资源与农村幼儿园课程开发的思考1.幼儿的文化安全与教育价值选择在全球化语境中,有关文化安全的讨论越来越吸引人们的关注,从最初热用于政治、经济的核心语汇,不断引伸到各行各业中。目前,对文化安全的解读普遍被认为是:“发达国家凭借其政治的优势,有意无意地通过文化帝国主义或后殖民主义的策略论,威胁着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化的安全。”[2]在“2005年国际华人幼儿教育学术研讨会”上,幼儿的文化安全作为一项重要议题,得到了国际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就一般意义而言,文化安全是一个国家的价值体系,是本国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免遭来自内外部文化的侵略和颠覆,防止本国人民的价值观、思维与行为方式被他文化重塑或改变。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在长期的发展历史上,已形成了一套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思维与行为方式,直接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和判断力。就我国少数民族幼儿教育而言,幼儿的文化安全并非是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而是充分结合幼儿的年龄结构特点与认知习惯,在以“多元文化教育”为出发点的前提下,制定正确的教育目标,选择科学合理的教育内容而实施的一种全纳教育。这种教育让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幼儿能直观体验文化多元的生动性,在感觉民族文化独特性的同时,能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其他文化,有效地实现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标。2.民族地区幼儿园园本课程的构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幼儿园应根据所处的地理位置、民族文化特点、本园的基础现状,结合该地区教育的的状况以及本园幼儿的发展状况,开发具有本土文化特点的园本课程。园本课程的开发不能凭空想象,应该在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指导下合理开发。此外,园本课程的开发离不开专家的指导,同行的讨论,课程的试教与论证。只有充分正确掌握幼儿园的发展目标、原则,才能对园本课程的开发有全面的了解,才能做到科学构建。园本课程开发离不开地方文化。文化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如何结合民族和地域文化,合理选择、引用、加工,最后应用到园本课程中去,需要教育管理者和实施者深入社区和人们的生活中,从细节处观察文化对人们思维与行为方式的影响,并将文化与教育充分结合,开发出具有明显本民族文化的园本课程。同时,在园本课程的开发上,要认清特色课程与园本课程的区别,比如一些音乐、舞蹈、乐器、美术等特长班,不可否认有些是为了迎合市场需要或吸引家长眼球而开发出有特色的、以功利为目标的课程,这类课程只能开发幼儿的部分能力与特长,并不能实现幼儿的全面发展。如果以特色课程等同于园本课程,对幼儿园和幼儿的发展而言,其弊只会远大于利。
二、民族地区传统文化资源应用于农村幼儿园课程的实践及观察
黔东南州属多民族聚居地,以苗族侗族人口为主,苗族人口略多于侗族人口。为了解黔东南地区民族传统资源应用于农村幼儿园教育活动的情况,课题组选取了6个苗族聚居县和4个侗族聚居县,以每个县不低于5个镇以下的农村幼儿园课程为切入点,通过与专家和一线老师集体备课、听课、观察、说课,评课的方式进行调查实践实验,在以德育、言语技能、生活常识、手工与艺术、游戏与体育作为教育内容,将本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作为教育教材,分别进行观察并听课,重点将幼儿的注意、兴趣作为观察指标。
(一)课程活动的设计在将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应用于幼儿园活动的实践设计上,课题组把着眼点放在幼儿的文化根基上。幼儿的文化根基包括文化的本质基础和与外来文化的交融,前者包括本土文化传统和日常行为规范,后者包括外来文化以及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少数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并传承下来的习俗与文化,为少数民族幼儿提供了一个既定的文化环境,这成为现代少数民族幼儿教育的根源,它既是幼儿教育的丰富资源,也是该文化拓展和创新的起点;同样,在当下经济、信息高速交流的情况下,少数民族幼儿生活的文化环境复杂,相互的碰撞也较之以往更加频繁,幼儿的具体行为时时都受到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不同的文化在现实的生活中,都会转化成幼儿的日常生活内容。因此,在进行课程活动设计时,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框架下,以德育为中心,将德育融入各种课程中去(见图3)。
(二)课程活动的实施课程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没有既定模式,存在多变性和随机性特点。在课程活动的实施上,首先,我们以主题活动为主要实施方法,通过有目的有计划地安排授课,来实现民族文化应用到幼儿园课程中;其次,通过无意注意的安排,在区域活动中,通过贴画或者创设实景,让民族文化融入幼儿的活动中;再次,在幼儿的自由活动中,通过引导幼儿游戏,将传统体育与游戏融入学生的活动中。当然,各个课程不会孤立存在,在教育目标上也会有交叉。比如,在言语技能活动的设计上,在侗族地区农村幼儿园,选择这样一首儿歌。在该课程的设计上,以发展语言技能为教育目标,重点是培养幼儿团结互助的思想,在儿歌歌词中,又融入了生活常识,比如动物的认识,都是幼儿日常能见得到的东西,能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双语双文的结合使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少数民族幼儿因汉语水平低下的理解缺陷。
(三)学习效果观察通过观察,分别对比现代课程活动和民族课程活动,在54人的班级中分别将注意的保持和兴趣作为指标,注意的保持是在充分使用教具的情况下,尽量排除可导致幼儿注意转移的干扰因素,幼儿的注意保持贯穿于整节课的学生人数;兴趣主要是学生与老师互动的人数以及课后的检查与反馈。通过图4统计发现,现代课程对于民族地区农村幼儿园,无论是注意的保持方面还是兴趣上,都稍低于民族课程,而这些特点在小班中尤为突出,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现代课程内容与幼儿生活经验脱节。比如在大班认识标志时,斑马线、红绿灯甚至宽敞干净的柏油马路这些内容都与农村幼儿的生活严重脱离,导致学生理解上的困难从而难提兴趣,因此注意保持时间较短;其次,现代课程在进行教授时,都是通过多次重复让学生强化记忆,这种方法下,多数学生得到的只是一个短时记忆,这些教育内容回归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难以再现,不能转变为幼儿的生活行动;第三,民族课程较现代课程而言,更能激发学生的想象和参与的欲望,他们能通过经验习得参与到老师的教学中去。以游戏课为例,存在于民间的一些传统游戏通常会世代相传,虽说在细节上会有一些加工和改动,但大体上都沿袭着相似的内容并有着固定年龄的参与人群,将这些传统的游戏融入幼儿园的课程中,课后幼儿能够在社区、村寨得到拓展和实践,这有利于巩固和提高学生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也能激发幼儿学习的兴趣。
三、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应用于农村幼儿园活动的反思
民族传统文化应用于幼儿园课程活动相关的研究并不罕见,但通过对现有的研究进行分析,内容上多是以民族艺术作为素材引进课堂;研究的形式都是一种理论研究;研究的人员多是幼儿园一线的教师。当然,一线教师在幼儿园的课程活动研究上,最具有发言权。但是,现有幼儿园教师总体水平偏低,特别是在教育理论的理解上缺乏较高层次的理解,因此,在提出的建议与意见上缺乏宏观思考。因此,将民族文化资源引进农村幼儿园活动,除了要有一线的直接经验外,还要有立体的教育理论思考。
(一)进行意识生态的多元文化教育对话“多元文化教育生态”是北京大学钱明辉教授率先提出来的,是用生态学视角来讨论社会现象。钱明辉教授认为,这种方法的独特之处在于关注个体与整体之间包括时间与空间的关系,能有效避免孤立看问题的弊端,一反过去只重视时间而忽视空间的做法。[3]进行多元文化教育的生态意识培养,能有效避免其他视角造成的“两极”对立,即过度开放接收,重视多元一体而忽视了多元共存;过度重视本土又会让民族文化陷入孤立和封闭。多元文化教育的意识生态化,社会整体的联系和不断交流和变化状态能将人们视为习惯的局限性揭示出来,能够引起人们对新的目标和结构的重新构想,从而得出一种最适合的社会形态。多元文化教育对话是一种对话教育,是一种平等的、互动的关系,而不是压迫和强制。进行教育对话,其目的是对面对的问题进行客观辨识,坚持价值中立,实现对彼此文化的理解。中国一体多元的少数民族格局,由人口最多的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共同组成,每一个民族都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发展起来,每一个民族身上都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历史,每一个个体都有着某种文化特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格局中,只有通过对话才能听到来自不同群体的多种声音,在对话中发现诉求,才能学会分辨,学会存疑,从而学会提问、学会表达。此外,通过对话,群体之间学会宽容、理解、接纳,才能实现和谐共处,才能增进潘光旦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安定和谐局面。进行生态意识的多元文化教育对话,能改变人们不再简单地从国家主义和地方主义、主流文化和特色文化的二元对立来看待问题,在进行课程构建的时候,就不再从制度化知识和非制度化知识的不平衡中寻找支点,而会站在一个较高的视角去审视国家、社会、文化、民族的整体性,从而发现生态学意义上的关联。
(二)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幼儿园文化的构建与传承幼儿园文化是指幼儿园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淀和创造出来的,为其成员所共同遵循并得到同样的价值观体系、行为规范和共同的思想作风的综合,表现为幼儿园的“综合个体”[4]。进行幼儿园文化的传承与弘扬,首先要解决的是剥开文化的外衣,寻找到文化的核心,即价值观。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抑或是个人,要走发展的道路,都离不开文化,文化具有凝聚力的作用,是发展的核心动力。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幼儿园要想在现代教育需求下健康发展,就必须走“民族文化兴园”之路。当然,在起步低、底子薄的农村幼儿园,要形成自身的文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要清楚地认识到,幼儿园文化绝对不是简单的买校服、唱园歌。幼儿园文化应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外部文化,二是内部文化,三是制度文化。外部文化是幼儿园的空间物质形态,包括环境、设施;内部文化也可以称为精神文化,包括价值观、园风、园精神等,内部文化是幼儿园的灵魂和精髓;制度文化是规范和保障,包括规章制度、管理体制和组织机构,是全体师生共同认可的规范体系。在三种文化中,外部文化是基础、内部文化是主导、制度文化是关键,三种文化相互依存同时也相互制约。进行幼儿园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要有明确的办园宗旨,要以高品质的教育质量作为追求目标,要以育人为中心出发点,以民主、开放、科学的理念和方法进行幼儿园管理。此外,还要注意主流价值观的传承与弘扬。这要求教育管理者和幼儿园管理者要有清晣的文化观,以诚信、合作、共赢的态度引领团队文化,加强对幼儿园教职工的培训与教育,不断践行主流价值观,让幼儿园文化成为师生的行动指南。
(三)开发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园本课程重构幼儿园课程,必须在多元文化教育的原则下重视幼儿文化的开发,要充分认识到学生的民族意识,在以本民族口头文学、历史人物、自然地理、风俗习惯、艺术、信仰等素材为蓝本的基础上开发园本课程。要充分重视少数民族幼儿的生活经验,使用少数民族幼儿最容易理解的教育方式,在进行主流文化与民族本土文化教育时要始终坚持“对话”,开发出具有典型民族特点又不失现代性的民族地区农村幼儿园园本课程。幼儿园园本课程,不是单一的内容那么简单,最为重要的是课程的实施过程中所采用的教育方法。实施幼儿园园本课程,其多元文化特点要求教育方法必须以多样性、生活性为主,具体实施时首先应该在园本课程目标下进行文化分析并设立主题统整课程内容。众所周知,幼儿的认知能力有限,如果单以民族文化纳入课程中,没有进行加工、整合,没有充分认识学生的年龄特点就进行传授,这样的教学效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应该在园本课程基础上,选择最有价值最适合的民族文化内容,结合幼儿的认知特点和年龄特征,设立中心主题来引领园本课程;其次,幼儿园本课程应该以活动为主要途径展开,在县级以上幼儿园,活动引领课程基本已是一种常态,但是在农村幼儿园,大多采用的是小学式的教学手段。开发园本课程时,要把教育手段和方法写入课程中,仔细考量学生的文化心理和学习方式,鼓励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都能以自己的学习方式来形成自身的经验体系。
二、区域文化资源构建校园精神文化的现状
大学置身一个地方的区域文化中,必然会受到区域文化的熏陶和感染。区域文化将会影响整个学校师生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甚至学校办学特色的各个方面。因此,校园文化的建设受到了高校的高度重视,特别是一些地方性的高校在构建独特校园文化方面进行了不断创新与发展。如西安科技大学坐落在文化古都西安。雁塔校区毗邻大雁塔、唐曲江文化遗址,新校区坐落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和具有深厚秦唐文化底蕴的西安市临潼区,位于新开发的以秦唐文化为主打的国家旅游规划区的重要位置,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弘扬秦唐文化、在社会实践中感知秦唐文化,形成具有深厚底蕴秦唐文化的校园文化;曲阜师范学院在校园物质文化建设中,利用区域文化素材,兴建了孔子文化广场,建立了孔子雕塑及儒家经典石刻等,同时,注重发挥儒学研究的优势,将儒学文化的精华渗透到教育教学全过程,广泛开设《论语》等传统文化公选课,以传统经典滋养学生的心灵,培养出了优良学风,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引导学生追求真知、不断超越;湖南科技学院以“西山”文化为主线,注重对“西山”文化的培养,坚持用“西山”文化培育学生独特的思想特征和优良的心理特征,铸就了“西山”校园文化特色;广州大学在2007年发表的《广州大学文化宣言》中写到:我们的大学文化应该是区域的,她拥有岭南文化的传统,传承了广府文化的基因;有敢为人先的勇气,改革开放的精神,人文关怀的意识,面向世界的胸襟,豁达包容的气度和求实创新的智慧,发扬光大岭南文化的精髓;上海市金山区的各中小学将本土文化与学校文化相融合,整合金山地区的区域文化资源,开设了民族特色技艺的课程并且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体现稳定性、整体性的制度,继承金山民族文化技艺,形成一套正常发展学校民族特色技艺教育的制度及管理模式。钦州学院坐落在广西钦州市,作为广西沿海地区唯一的公立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应充分利用区域文化资源,注重研究的联系,将学校文化与区域文化进行整合,构建出稳定和谐、容易深入师生的心灵的具有区域文化特色的校园文化,进一步提高学校的竞争力,同时可以进一步促进区域文化的发展。钦州市位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地理中心位置,地处南海之滨,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是中国大西南最便捷的出海通道,是广西连接东南亚的重要枢纽。钦州得名已有一千四百多年,我国近代史上民族英雄刘永福、冯子材的故乡,是汉唐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的钦州坭兴陶之乡,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重视分析钦州学院所处区域文化的特性,挖掘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并依托区域文化特色构建具有个性化的大学文化成为了钦州学院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的主要途径之一。
三、钦州学院校园文化建设中体现区域特色的路径
构建具有区域文化特色的校园文化,钦州学院应该在挖掘区域文化的精神内涵,充分利用区域文化的资源,从特色化发展的角度切入,搭建有效地交流平台,结合学校发展的特点找准两者契合的对接点,使校园文化在继承自身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独特的具有区域特色的校园精神文化。
(一)区域文化特色要体现在精神文化建设中
校园精神文化主要体现在办学理念、校训、校风、教风、学风等方面,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灵魂,也是校园文化的最高表现。钦州学院在培育大学精神文化时,深入研究区域文化,大力挖掘区域文化精髓,凝练具有区域文化特色钦州学院新时期的大学精神“海涵春育,鹏举南天”和学校校训“博观内省,达道知行”,并在倡导过程中的对全校老师和学生加以熏陶,并通过历代师生的传承,逐渐形成为师生的共同理想和价值追求。钦州学院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秉承“办学以教师为本,教学以学生为本”的办学理念,本着“塑造形象、发展内涵、打造特色、办出质量”的治校理念出发,通过各种途径加强校园的规章制度的执行,严格遵循着校训精神。
(二)区域文化特色要体现在物质文化建设中
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要努力使学校的墙壁也说话。”钦州学院在物质文化建设中,要充分利用区域文化中的历史资源和人文景观建设,通过历史人物如宁长真、刘永福、冯子材历史遗迹打造环境文化的区域文化特色,营造区域文化氛围,使师生在不知不觉中了解区域文化的历史与发展,感受区域文化的精髓。钦州学院的大门设计————海贝•明珠,体现钦州市正在打造的北部湾滨海城市品牌;我国现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思想家陶行知像立在校园的中心位置,他是在校生和其他历届毕业生捐赠下铸成的,这不只是一尊铜像,而是一种思想、一种精神,是钦州学院师魂的体现。
(三)区域文化特色要体现在教学科研中
在教学中,通过开设区域文化课程,将以海洋文化、历史文化为主流的钦州文化引进教材、引入课堂,使师生在详实、系统的掌握历史史实、人物故事的过程中将区域文化的精髓入脑、入心,产生对区域文化的认同感。钦州的历史文化底蕴厚重,现保存下来的刘永福、冯子材旧居,2001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刘冯抗法保国的历史事迹纳入文化素质教育中,在教学中渗透区域文化精神;在科研中,应将对钦州市的钦州坭兴陶(在中国四大名陶之中,别具神韵,独领,堪称我国陶瓷艺术花园中的一朵奇葩)持续不断的研究,使师生在研究区域文化的过程中不断传承和发扬区域文化。随着“北部湾大讲坛”和“教授博士论坛”开办,学院应校园文化活动引向更高的层次,办成具有学院特色的人文活动品牌,让更多教师在大讲坛中展现他们的特色研究。
所谓课堂文化,是指在长期的课堂教学活动中形成,并为师生所自觉遵循和奉行的共同的课堂精神、教学理念和教学行为。课堂文化体现了课堂教学的内核,它包括支撑着教学活动的根本理念、价值诉求,展开教学活动的基本思维方式,以及维系师生交往活动的人际氛围和精神氛围等。可以说,课堂文化是现代学校文化的最高境界。而课堂文化建设,以科学的发展观为前提,以课堂为主要空间,以行为实践为主要形式,促使学生逐步产生积极的学习情感、思想品质和行为习惯,形成民主平等、合作探究、张扬生命的文化意识形态。课堂文化并不是课堂教学本身,它是课堂教学的“土壤”,是课堂教学存在、运行和发展的“元气”,是课堂教学的活力之根和动力之源。课堂文化是在课堂教学活动中生成的,但课堂文化一旦形成,反过来就会对课堂教学具有根本的制约和导向作用。因此,当先进的课堂文化成为课堂主流时,和谐课堂的构建才不会走向形式化、随意化。
二.传统课堂文化的缺陷
第一,课堂文化的专断现象。课堂文化的专断主要表现在教师对文化的表达和阐释的控制上。在传统课堂中,教师作为“真理的拥有者”、“知识的代言人”,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本应丰富多变的教学过程被窄化为简单的授、受过程。这种教学方式使知识远离了学习,从源头上剥离了知识与智慧的内在联系,“师生在校的生存方式在不同程度上都呈现了被规定的特征,他们面对过去,面向人类已知的领域,而不是面向未来,面向需要发明和创造、探索的领域”。 这种专断的课堂文化剥夺了学生课堂学习的,丧失了与教师平等的文化主体地位。
第二,课堂文化的随意现象。课堂文化的随意主要表现在教师教学行为的散漫和自由化上。虽说和谐的课堂没有一定的模式,但是教师一味地追求所谓的个性或者过分地看重自身的情绪感受,导致课堂的随意和松散,应该说是违背和谐课堂的要旨的。例如课堂中牵强生硬的齐声鼓掌,对学生发言的敷衍模糊的点评,偏离教学内容目标不明的发挥,不能营造活泼生动、情趣盎然的文化氛围,使得课堂缺少一种为师生自觉遵循和奉行的共同的课堂精神、教学理念和民主平等的意识形态。
第三,课堂文化的背离现象。课堂文化的背离现象表现在课堂教学背离了“以人为本”这一根本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忽略了教育要为每个学生提供全面发展、预制人生这一宗旨,使得教育目的出现极大的偏差。在这种课堂教学文化的主导下,师生关系发生异化,本应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遭到破坏。教学已不是师生的共同活动,而成为教师对学生的异己控制,封闭、灌输、异化的教学方式也就大行其道,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受到压抑,学生的自由思考精神受到禁锢,从而造成学生产生严重的知识缺陷乃至人格缺陷,导致了教育的不和谐。
最后,课堂文化的单调现象。课堂文化是一种聚合化的文化,丰富多彩是其重要的特征,但现时课堂的单调乏味已成顽疾。主要表现有:一、教师形象的单调。远离生活、学术化的话语系统,严肃加严厉的动作、表情,教师总是有意识地将教室中的自己和生活中的自己分裂开来,戴着一副神圣的面孔走上讲台,以传教士的心态站在学生面前,无疑拉大了学生与教师的心理距离。二是课堂活动的单调。课堂文化是在活动中萌发和形成的,但现时的课堂脱离学生的生活世界,课内活动的单调和枯燥与课外活动的生动、鲜活形成鲜明的对比。
三.先进课堂文化的形态
(一)民主的对话型课堂文化
构建平等民主的课堂文化,首先要在教学的着眼点与着力点上面对全体学生,促进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每一个学生都是课堂的主人,并没有主次之分,和谐课堂更加追求教育的全民性和公平性。其次,要实现教师自身角色的根本转换。教师要改变话语权的掌控者的角色。泰戈尔曾经说过,“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一种心灵与心灵的约会的关系”,是基于情感的认同,而不是基于任何霸权。教师要彻底改变原有的权威式和灌输式角色特征,而成为一种新型的教师: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知识建构的促进者,从知识权威转变为创新性思维的启迪者,从“独奏者”转变为“伴奏者”,从领导者转变为“平等者中的首席”,从文化知识的“代言人”转变为意义的“对话者”。
对话型课堂文化强调了课堂的民主性。所谓对话就是指“主体间以语言符号系统为中介进行的交往,它的基本特征就是主体间的在场相遇,平等交流”。对话以师生平等和教学民主为基本前提,它要求教师将师生关系转换为“你——我”关系,营造一种主体间的平等互换的对话语境,以平等的态度在与学生经验共享的过程中进行相互造就。对话型课堂文化需要营造一种“公共话语空间”和人文情境,使每个学生都能成为言说的主体,拥有应答、质疑、选择、表达自我的话语空间。
(二)智慧的探究型课堂文化
课堂教学中,教师讲授的内容和教材实际上只是学生学习的一个“剧本”,是一个个生动的“案例”,对于这些“剧本”和“案例”,由于教师以及每个学生的经历、体验和解读方式不同,得出的结论和观点也有可能不同。所以课堂教学不应该视教材为“圣经”和“金科玉律”,不应该停留在对教材本身所传达的文字信息上,而要关注“案例之后”的更为本质的东西,鼓励学生自主探究,鼓励学生奇思妙想,允许学生对“文本”进行不同的解读,对“问题”进行不同的解答,大力倡导“创读”、“创解”。
更为重要的是,构建自主探究型的课堂文化,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不仅从原有的“权威——服从”关系转变成了“价值引导——自主探究和发现”的关系,而且学生通过这种自主探究和发现知识的过程,学会了思考,启迪了智慧,获得了一种成功的体验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一旦这种自主探究和意义创造的课堂文化构建起来,学生就具有知识发现和能力生成的后续力,就会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达到改善学生生活质量、提升学生生命价值和意义的目标。
(三)绿色的生命型课堂文化
构建绿色的生命型课堂文化,要立足于学生的生活实际,关注学生的“精神世界”“价值世界”“体验世界”,注重课堂的生命意义和生活价值。强调从学生生活实际和未来发展出发,观照与学生相关的活生生的经验,让学生体验过程,习得某种经验和体验,使学习成为学生生命经历中的一部分。
生命型课堂需要体现如下要点:一是赋予学生生命成长必备的共享的核心价值观。生命型的课堂要增加课堂教学过程中的文化意蕴,淡化对分数、升学的功利性期望,在一种文化的分享和创造中丰富学生的生命,形成基本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二是赋予学生生命的关怀与尊重。尊重学生的人格,尊重学生的发展需要,尊重学生的发展潜能,赋予学生生命的关怀,是生命型课堂的基本诉求。三是联系学生生活和社会实际,开辟更加广阔与生动的教学空间,使课堂教学活动富有强烈的生命色彩。
(四)互动的合作型课堂文化
合作指的是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为达到共同目的,自愿结合在一起,通过相互间的配合和协调而实现共同目标,最终使个人利益也获得满足的一种社会交往活动。合作型课堂学习有利于倾听各种意见,不断完善已有的文化,其重要价值还在于把学习者置身于社会背景中、置身于交流的环境中,从而将学习过程与发展过程进一步协调起来。
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四川大学中文系
出版周期:半年刊
出版地址:中外文化与文论
语
种:中文
开
本: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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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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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配发的四篇文章,虽然有的取国学角度,有的以传统文化立论,但传递的信息都是将传统文化融入中小学语文教育。他们所谈的国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载体;他们所谈的传统文化,则是蕴含国学的中国传统文化。这四篇文章,对当下方兴未艾的蕴含国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做了较为全面的观照。执笔者均为国内著名高校资深学者,论述各有侧重,既有正本清源的内功,又不乏客观冷静的理性分析,篇篇深中肯綮,富有见地,信可借鉴。张辛的《时代需要国学,民族需要国学》,以鲜活翔实的史料、缜密雄辩的思维向我们论证了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在当今时代于全人类的重大意义,指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乃是时代的必然选择。应当说,以孔子智慧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智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价值所在,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要义所在。为此,文章为我们指明了实施传统文化教育的两条路径:读国学经典和德性实践,即通过重新启蒙来传承并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当是一种很有识见的呼吁。如果说张辛是从宏观上呈现以国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和践行方法,那么郭齐勇的《试谈中小学国学教育》则从微观上为我们解答了国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提供了实施国学教育的具体策略。文章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剥茧抽丝,层层深入,条分缕析,观点明晰,使读者对国学、国学教育乃至传统文化教育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我们十分赞同文章的观点:“国民需要通过庄严的学习,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小学教育乃至高等学校的通识教育对一代代国民基本素养的形成与提高最为关键。”这无疑是一种精辟的见解。郭文还以教材为依托论述了我国国学教育的历史与现状,指出“教育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信念、价值观念与人格情操”,“四书”是首选载体。鉴于目前中小学包含国学在内的传统文化教育仍处于自发状态,现有教材良莠不齐,郭文还提出了教材选用建议。漆永祥的《中小学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几点建议》则进一步指出,百年来的西学东渐使我国传统文化教育日趋式微,由此导致的中小学生高智商低情怀现状令人担忧。相较前两篇文章,漆文更具体而微,从古代传统文化教育的典例中寻求解决当今中小学生“在心理健康、出入孝悌、基本礼仪、生活百科、知书达理、学会感恩等方面”严重“跛足”的对策:客观看待“死记硬背”、咬定一部经典读懂读透、增加日常礼仪与规范教育的内容、重视乡土意识与家国情怀的培植。国学热持续有年,教育方式五花八门,薰莸同器,一时莫辨真伪。谭汝为和奚咏梅的《中小学国学教育漫议》指出,传统文化教育须注意“去粗取精”,态度须审慎。文章还提出了中小学语文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相融合的具体建议,包括教育应着眼于整体素质与综合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培养一批人文学科薪火相传的“读书种子”;根据学生年龄特点设置相应的课程,如小学可设经典诵读课,中学可将传统文化教育渗透在语文教学中;教材的编写应遵循“取精用弘、古为今用、学以致用、循序渐进”的原则;教育中“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要使学生在传统文化精神家园里慢慢体味、逐渐成长。这些观点,对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警示作用,能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将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育需要避免误区
受这些文章的启示,我们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母语都是这一民族传统文化的产物,所谓真语文,一旦离开传统文化这一土壤,就将立即失真,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毫无疑问,传统文化本来就是语文应有之义。可见,真语文离不开传统文化,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入中国的语文教育乃是常识。因此,我们赞成“融入”,但应明了“融入”切忌浮躁,“融入”也绝非替代。
1.“融入”切忌浮躁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始,承载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国学已引起普遍重视,从民间机构的自发行为到政府的规范引领,从高校为国学“落户”到中小学兴起的经典诵读热潮,从学校国学课程的次第开设到社会上国学培训班的如潮涌现,国学热一时蔚为壮观。在如此热闹的场面中,有的确实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做了不少切实的工作,但有的只营造了一种表面的热闹,令我们欣喜的同时未免心怀隐忧。真语文虽然离不开传统文化,但融入传统文化切忌浮躁。将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育不能搞运动,一阵风。任何学习绝非一朝一夕可以速成,也不是心血来潮就能奏效,传统文化的学习更是如此。既然文明古国的深厚情结已经唤起国人对悠久历史文化的自信和自豪,那么,学习、传承和发扬这种宝贵的传统文化,就更需要脚踏实地,循序渐进,持之以恒,讲求实效。将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育也不可赶时髦,当点缀。传统文化是真语文的题中应有之义,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在当前的传统文化教育中,现代传播手段如影视、网络、名家讲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当学校把这些现代传播方式引入课堂后,以画面、音响、服饰、故事为主要载体的传统文化教育以其喜闻乐见的形式为学生所欢迎,但这可能导致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停留在视听感官的享受上,大多无法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的内核。更何况,如果学生在时髦中跟风学样,传统文化教育就有可能沦为文化快餐,异化为一碗碗心灵鸡汤,若如此,承载传统文化的国学也遂成为一种时尚的佩饰,肤浅化、娱乐化、商业化、庸俗化的倾向也必然应运而生,乃至逐渐泛滥。将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育更不能舍本逐末,功利化。传统文化是国民的文化基石和精神支柱,将它融入语文教育的目的是引领学生通过学习经典,感受先哲的思想并完成品格塑造和精神构建。在具体操作时,如果指导思想不明,往往就会产生偏差。例如,当有些地方公布高考降低英语分数并调整给语文等科、高考语文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考查的改革方案后,在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和热议的同时,不少学生家长纷纷急切地将孩子送往各类国学培训机构学习,为未来的高考预热。这种试图让孩子通过短期突击提高学习成绩的功利化行为,一方面违背了教育的规律而使孩子产生抵触情绪,另一方面也忽视了传统文化的性质和意义,背离了教育的初衷。
2.“融入”绝非替代除非是正式开设的传统文化课,在学校语文教育中融入传统文化,就绝对不是以传统文化替代语文教育,以致将语文课上成文化课。在语文课中,传统文化的融入和渗透不能喧宾夺主。真语文离不开传统文化,但理所当然地杜绝忽视语言文字的倾向。语文,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更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学语文,语言文字最重要,其他相关的一切,包括传统文化,均蕴含其中。在语文课上,传统文化只能在语言文字中融入和渗透,而不能取而代之。即使语文课上教读的是传统文化经典名篇,也不能脱离语言文字,光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引导感受和赏析,以致忽视了语言文字那令人怦然心动的妙用。若有意无意地将语文课文异化成敲门砖,引出传统文化内容就借题发挥,远离语文而过度延伸,海阔天空地大谈文化,语文就会随之失真。这种课由于本末倒置,缺乏对语言文字学习的点化,语文因素难免会被淡化、虚化,最终与真语文失之交臂。在语文中,语言文字作为工具和载体,表现为语文的形式;传统文化作为产物和载物,蕴涵为语文的内容。语言文字的形式和传统文化的内容就像一叶花瓣的两面,谁也离不开谁。因此,要在语文教育中正确地融入传统文化,就必须是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两者兼容,做到“兼之有度、容而无痕”[3]。就量而言要“兼之有度”。尽管语文离不开传统文化,但若脱离语言文字过度渲染传统文化内容,就会使语文课发生质的变化,渐渐远离真语文。过犹不及,万勿过度。那么何以为度?切合实际的“三维目标”便是参照系。凡是超越或影响整体目标、喧宾夺主的内容,就应忍痛割爱、断然芟除。就质而言要“容而无痕”。尽管把握了度,但若语言文字与传统文化机械相叠、生硬割裂,或牵强凑合、貌合神离,也仍是各自为政的两张皮,而不是容而无痕。所谓蕴藉不露、涵泳感悟、渗透熏染、潜移默化,才是容而无痕的真语文教学功夫和育人艺术。
作为事业的开创者,看着独山玉雕刻艺术在一天天地成长、壮大,他为之兴奋;作为工艺美术大师,他思考着独山玉雕刻艺术该如何走下去,明天才会更有生机;作为玉雕之乡领军的带头人,他探究着在文化与经济相互影响的时代,如何才能使玉雕艺术尽显风采,绽放得更加绚烂?他时常在沉思,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早已习惯了警醒自己:“玉神”现在在做什么,“玉神”将要去做什么……
二十载辛苦不寻常――刘晓强的艺术创作与成就
从18岁开始接触玉石雕刻,到今天的荣誉等身,近20年了。20年来,他以刻苦好学、精益求精闻名业界,并完成了由玉雕手艺向玉雕艺术、玉雕文化的飞越发展;他的玉雕技术与人生阅历双双获得长足的提升;他把自己的认知与思维从玉雕手艺层面提升到文化艺术的高度。1998年,他设计制作的独山玉《果实累累》被河南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玉雕专业委员会评为优秀产品,并被誉为“玉乡三星”之一;2003年,他参与设计的独山玉《枫桥夜泊》《山行》分别在中国玉石雕刻“天工奖”评比中获金奖和铜奖;2006年,他设计的独山玉《畅游》在扬州“百花玉缘杯”中国玉石雕精品奖评比中获银奖;2007年,他指导设计的《和谐家园》《清风古韵》《太行春早》,在第六届中国玉石雕刻“天工奖”上分别获金奖、优秀作品奖;2009年,他参与设计的独山玉作品《把酒话桑麻》在第五届河南省“陆子冈杯”玉雕精品评选活动中获金奖……
他是一位很有思想的大师。他常藉着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传统基础上进行革新。南宋陈普在《扪虱新话》中说:“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晓强深深懂得这种“出入法”。他把“文化元素”当作追求艺术创新、文化创新的不尽源泉,当作他生命文化的一种诉求而躬行不辍。然而,“学者自当独树其帜”,艺术家如果只是追随别人,就只能重复前人。只有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新的见解、新的创造、推陈出新、自树其帜,这才是真正的“家”,而不是“匠”。对他而言,创新才是艺术发展的不竭动力。
晓强还是一位智者。他认为:心态决定一切,眼光改变世界。“我们无法改变环境,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琢玉是技术,更是艺术,不仅仅是技术的增长,更是人生的完善过程,内心的修炼过程。把修心作为从艺者永恒的追求,心态端正,心境宁静,将思想融入作品,让艺术从中生发,这样才会使琢玉更具意义,更有价值。因而他觉得,从容琢玉才是真境界,唯这样成就不求而自有、名利不争而自至。他的作品,既有中国传统工艺的精髓,又借鉴西方艺术的气韵和时尚,欣赏着这样的作品,能让人体味中国玉文化的魅力,感受河南玉雕独特的品味。
一路欢歌写辉煌――刘晓强的青春团队和企业文化
玉神公司是镇平县玉雕产业的龙头企业,成立于2000年。当时二十七岁的刘晓强担任常务副总,主持技术创新研发工作。此时,镇平县作为中国玉雕之乡,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树立镇平玉雕新形象、引领行业发展的品牌企业,来迎接市场挑战、展示玉乡新姿,肩负着这样神圣的使命和责任,玉神人开始了艰苦的创业。2004年,晓强任镇平县玉神工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总设计师,他果断提出“走精品之路,创品牌效益”的发展思路,率先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了商标,组成了以省内外玉雕大师和本县玉雕新秀为骨干的玉雕研究所。他把展销大厅设在有二百多商户竞争激烈的玉雕大世界,并在所有商户中第一个推出明码标价的诚信销售,继而又扩建了玉神精品屋,用博物馆式的理念来经营玉雕……这一系列的创新手法,改变了玉雕生产传统经营模式,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跨越。
作为玉神公司总经理、总设计师,他非常注重玉雕设计创作人才的培养,加强团队建设,着力打造了一支阵容强大、拥有共同文化理想和创新精神的青春团队。他的麾下聚集的是一支富有青春朝气的设计创作队伍。玉神团队的平均午龄是28岁,这个青春团队给玉神公司注入了无限的活力,形成一道无比亮丽的风景线,成为当代独山玉雕文化艺术事业的主力军。他大胆使用新人(挑大梁的新秀年龄在25―30岁)的举措,激活了玉雕艺术传统的人才机制。在这支活力四射的青春团队中,刘晓强以其人格魅力成为凝聚人心的磁石,紧紧地把这些欢腾的生命聚拢在一起,使他们成为搏击风雨、壮志凌云的雄鹰。他们用实际行动和精神意志恪守文化的信念,并使之成为根深蒂固和理所当然的,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信念的力量和青春的力量。
在南阳这方楚汉文化思想积淀深厚的热土上,独山玉雕艺术有着近7000年的发展历史。对于怎样挖掘深厚的地域文化,把玉雕艺术之根深深扎在文化的沃土之中,刘晓强认为:从事玉雕文化艺术事业应先从研究文化、传播文化人手,然后再谈商业运作。因而,玉神公司提出的“品质、品位、品牌”三位一体,是建立在文化的支撑基点之上的。只有不断提升玉神人的文化品质和品味,才能创作出具有一定品质和品位的玉雕作品,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品牌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就是刘晓强的“文化元素”理念,这也正是长期以来刘晓强所秉持的玉雕艺术必须贯注“文化元素”的真切表达!
一波才动万波随――刘晓强的品牌战略和社会责任
刘晓强和他的玉神公司打造“玉神”品牌,其品牌创意核心在于通过中国文化精神、个性和风格,实现中国文化元素所特有的魅力。他常说:我们可以拷贝一个“渎山大玉海”,但是我们无法拷贝一个红山玉文化、一个齐家玉文化和唐宋明清辉煌的玉文化。我们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有自己习惯的符号与方式,这些既有利于我们立足传统向前不断发展,也会使我们在当代玉雕艺术世界留下属于我们自己的浓墨重彩。
刘晓强就是有一份属于自己的自信,吸纳传统文化精华而超越传统,用文化元素精心打造自己的“玉神”品牌,从不拿别人的标准作判断。这也就是他和他的玉神公司能够独立潮头,能够引领当代独山玉雕文化艺术潮流之所在!
一个优秀的企业首先要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一个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才会受到社会的青睐,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而一个有责任的企业家,绝不仅仅只是关心自己的企业,更重要的是关注整个行业的发展及与社会的融合。晓强在经营公司的过程中提出“企业成名、个人成才”的口号,公司以玉神科研所为依托,吸纳镇平县内50余名青年玉雕新星,确立科研课题,定期开展活动,以弘扬玉文化为主体,研制玉雕精品为载体,培养玉雕人才为目的,先后培养出王东光、喻朝光、李海奇、张克钊、刘晓波、王志亚等一批玉雕明星。2004年,晓强在镇平县玉雕产业管理局和县宝玉石协会的鼎力支持下,编辑出版了《玉乡之星》一书,对宣传和提升镇平玉雕知名度增添了亮丽的一笔。
(一)利用特色体育课,传播特色体育文化
体育课是体育文化建设的最直接载体,学校开展什么样的体育课往往决定了体育文化建设的高度。而当前,很多高校体育课都是“一母同胞”。除了组织形式上的不同,在课程开设上,课堂内容选择上几乎都大同小异。这种过分同化的体育课使得高校很难构建特色化的体育文化,也使得高校的体育品牌建设沦为空谈。因此,高校必须要开设特色体育课,要深入做好几大研究,即本校体育课和本区域其他学校体育课的异同、本校体育课和其他区域学校体育课的异同、本校体育课和国外大学体育课的异同,要在研究之后做到“”开设体育课,要借鉴其他特色体育课形式,并结合学校特点对特色体育课的课程开设、组织形式等进行进一步完善。例如,北方地区的学校可以开设速度滑冰、花样滑冰、自由式滑雪等特色体育课,南方地区的学校可以开设水上运动项目,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开设高尔夫、网球、冰球等特色体育项目,可以开设户外运动项目。通过特色化的体育课的开设,来丰富学校的体育类别,从而构建出多层次的体育文化,在这些特色化的体育课程中传承特色体育文化,达到体育文化传播目的,培养学生特色体育文化意识。
(二)利用特色运动会,孕育特色体育文化
每年的四月份,各大高校都会开设运动会,作为体育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运动会对体育文化建设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高校要构建特色化的体育文化,必须要重视运动会,要开展特色运动会,让运动会成为学校体育的一个亮点,成为孕育特色体育文化的摇篮。例如,在运动会前推出运动会标语、运动会口号征集活动,每一届运动会都要进行此类活动,更新学校体育运动会的标语和口号;增加特色运动会项目,改变过去田径主导运动会的局面,增加一些新的体育运动项目,如羽毛球单打、双打、混双项目、花式篮球项目、街舞项目、五人制足球项目等,给运动会注入新元素。通过特色化的运动会,积淀高校的体育文化底蕴,让运动会成为高校体育建设的重要载体。在每届新生开学时,给新生展示学校的运动会风采,渗透特色体育文化理念,为高校体育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氛围。
(三)利用特色体育文化节,渗透特色化体育文化
文化活动是进行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高校可以每年举办体育文化节活动,围绕体育这个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特色文化节活动。可以组织各种体育竞赛活动,如师生挑战赛、各系足球对抗赛,鼓励师生共同参赛;可以组织体育摄影大赛活动,让学生将自己拍到的运动主题相关的作品呈交给摄影大赛评定小组,通过评定选出最佳体育摄影奖、最具创意体育摄影奖等;可以组织开展体育知识竞赛活动,通过收集和汇集各种体育知识,将其变成题库,在学校开展知识问答竞赛活动,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竞赛活动中;可以围绕体育育人、体育文化建设等组织开展体育演讲比赛。通过这一系列的体育文化活动,让体育文化和体育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并于无形中渗透到广大师生的脑海里,完成特色体育文化的渗透。
二、放眼地方,实现地方和校园特色体育文化的联动
每个高校所处的地理区域不同,每个地方也都有具有传统特色的体育项目。高校在构建特色化体育文化的过程中要注重区域资源的利用,这种区域资源包括区域特色项目和地方传承项目等,它们共同构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体育文化。高校特色体育文化建设要注意凸显地方特色,这样才能让高校体育事业的发展和区域体育事业的发展结合,才能让高校体育文化建设和区域体育文建设有机结合。如东北地区高校在构建特色化体育文化时,要认识到冰雪项目在该地区的活跃性,要将冰雪项目孕育的体育文化引入高校体育文化建设之中,向学生传递具有东北地方特色的体育文化,加深他们对地方特色体育文化的理解,促进区域体育文化的发展。同时,让地方特色体育文化成为高校体育文化的宣传载体,传播高校体育文化,提高高校体育文化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此外,可以在高校体育项目开设中增加这些地方特色体育项目,在具体的体育活动中完成文化渗透,形成高校体育特色。
三、注重传承,将民族特色融入高校特色体育文化建设中
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这些民族文化各具特色,是我国珍贵的文化瑰宝。在高校特色体育文化建设中,如果能够融入民族特色,必将形成独具特色的体育文化。而将民族特色体育文化融入高校体育文化建设也有很多种途径,最直接的就是在高校体育项目中增设民族体育项目。如可以在高校体育课程设置中增加维吾尔族舞蹈,丰富当前体育舞蹈中健美操、交谊舞等单一的体育舞蹈内容,如可以在高校体育课程中增加土家族的高脚马比赛项目,增加侗族和苗族等的手毽项目、增加壮族的抢花炮项目。在增设这些项目的同时,进行相应的文化渗透,构建具有民族气息的特色化体育文化。
1. 引言
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语言又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深深根植于语言,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转换的活动,而且是一种深层的跨文化交流活动。面对这样的跨文化活动,译者必须通过有效的途径,平衡两种语言文化关系,避免走向极端,对源语的文化内容或因素进行有效的传译。文化的翻译与源语折射的意图的翻译是建立于对源语和译语两种文化进行深入细致地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是充分考虑两种语言文化之后的选择。如何选择译语需要我们对双语的文化等要素进行推理,以获得合理的文化关联,以顺应为手段在动态的翻译过程中选择和优化最佳的语言表达。本文讨论运用关联原则,以获得双语文化的最佳关联认知效果,使译语获得与源语高度一致的文化源语效应。
2. 文化关联与文化翻译
2.1 文化翻译的关联与推理
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交际的目的也就是交际者的意图和听者的期待。(Gutt, 1991:47;赵彦春,2005:114)本文根据斯波伯和威尔逊的关联论与维绪尔伦的顺应论(Verschueren, 2004:63)建构了关联顺应理论,把翻译看作是一个语际间的明示—推理—顺应—选择的阐释活动,是大脑机制的推理过程,是一种不同语言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等多维度的交际活动。关联论通过明示—推理—顺应—选择给译文提供最佳的语境效果。据关联理论的翻译观,译者应首先根据自己的认知语境对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和受体的期待进行理想化的语境假设,然后进行语码选择。在翻译载有含意的话语时,在确定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能够接受和理解原文的含意,译者应尽量采取直译将原文话语中的形象和文化特征传达出来,而将含意留给读者去推敲。例如:
(1)三月里刘熏宇君来信,说互生病了,而且是没有希望的病,医生说只好等日子了……想不到这么快互生就殁了!(朱自清《哀互生》)
译文:In March I heard from Mr. Liu Xunyu that Husheng was sick and hopelessly sick at that. The doctor said there was nothing he could do but to wait for the day to arrive...How quickly the day had arrived!
“等日子”是汉语有的委婉语,即“不久于人世”,直译为“wait for the day to arrive”在上下文的关联下应能理解其语用含义。最后一句用了“How quickly the day had arrived!”来译“殁”字,与上文相呼应,保留源语含蓄的同时表达了源语的感叹语气。
文化关联与语言使用的语境密切关联。译者必须在动态的交往中关注交往干涉的各因素去理解文化和传递文化。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稳定固体,而是处于不断嬗变和演化的动态过程之中。文化的这种属性决定了语言文化、心理文化、制度文化等不同程度的变异特性。语言变体、民族文化心理、文化价值观、审美观念和文化习俗的逐渐变异都是文化动态性的具体形态。译者敏锐地抓住原文文本语言的各种变体差异是正确理解原文语言文化的关键。在译者与原文文本的对话中,译者的跨文化意识是译者理解和捕捉语言变体和文化流变的首要前提条件,这需要发挥译者的创新能力和还原能力,从而实现译者从跨语言的理解到跨文化的解读。译者在翻译时应通过文化语境进行关联顺应才能选择正确的词义,最大限度地进行译文的语言重构。
同时,为了获得最佳语境效果,译者必须力图灵活地使用各种翻译手法,例如归化、异化、注释或增添解释性等,顺应文化语境以获得与源语高度一致的翻译效果。
(2)“我所谓爱,非瓜葛之爱,乃夫妻之爱。”(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二》)
译文:What I mean by love is not the love between gourds on the same vine, but the love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这里译者把“瓜葛之爱”译做“葫芦之爱”,这样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源语读者和译文读者虽付出一定的努力也难以获得最佳的语境假设与认知效果。此句可以意译为“the love between distant relatives”使读者获得最佳关联。
2.2 文化关联与文化传递
翻译的根本任务是传递不同语言的文化。文化传递与关联的认知过程可以描述为:源语文化的解码与关联——源语文化理解的解构与关联——源语与译语之间文化意义的关联与解析——文化的表达与传播。(曾文雄,2007:70)由于各个国家、民族的社会制度,自然环境,宗教信仰,民情风俗,思维方式,心理差异和语言表达习惯等方面的差异,语言隐含的文化内涵给翻译带来种种的障碍,甚至出现文化误读的可能性以及翻译中所谓的不可译性。这些文化的差异,使得源语的指称、语用和言内言外等方面几乎无法在译语找到合理的对应。虽然如此,完全将源语文化价值体系排除在外也是不可取的。对于文化成分的传递必须全面地综合考虑多层面的因素,并采取不同的对策,用译语为文化交流架起桥梁。译者必须在译语文化的背景下建构起一种相应的文化语境,取得与双语语篇合理的关联性,处理不相容的文化与文化冲突,寻求冲突的调节点。
(3)She is a fox.
译文1:她是个狐狸精。
译文2:她是只狐狸。
译文3:她是位时髦迷人的女郎。
中英文化中“狐狸”都可以与狡猾或诡计多端的人联系在一起。但当“狐狸”与女性联系时,汉语与英语具有不同的文化色彩。译者必须要有语用思维,对源语的文化进行推理,获得最佳的认知效果。若按照中国人的心理,把fox译做“狐狸精”,那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在英语中它指的是时髦迷人的女子;第二个译文看似忠实于原文,实际上容易引起误会,没有把真正的语用意义传递出来。在跨文化翻译中存在文学典故、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等文化词的翻译。译者若产生词义联想错误或缺乏适宜的文化意象,就难以避免出现错误或误译。
(4)Every family is said to have at least one skeleton in the cupboard.
译文:据说家家户户多多少少都有自家丑事。
译文只是把源语的基本含义表达出来,不过失掉了原文的形象表达中所体现的修辞手段。若将其译为“据说,每户人家的壁橱里至少都藏有一具骷髅”虽把源语的意象表达出来,却未能很好表达其意义,这可能会给不熟悉西方文化背景的读者带来理解的困难。我们可以把源语译为 “常言道:壁橱里藏骷髅,家丑事家家有。”这样可以把源语的表象与意义表达出来。为此,文化的差异不是绝对的和不可逾越的。只要译者通过的认知思维去解读源语,尽可能平衡原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认知差异,运用翻译技巧,突破语言和超越语言因素的制约,就可以实现跨文化翻译中的文化移植。
2.3 文化翻译的关联顺应策略
翻译策略上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原作者和译者的交际意图。作为交际的翻译,对源语的理解和翻译过程中对语码的选择依据的是关联—顺应性。成功的翻译是源语的交际目的与译语的读者的期待相吻合。
(Gutt, 2004:120;赵彦春,2005:114)在形式与传达源语的意图存在差异时,我们要根据交际目的进行取舍。文化信息的传译翻译是一个文化移植的过程。由于源语读者和译语读者生活在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中,形成了不同的认知环境,同一信息由于接受者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宗教信仰、道德规范、风俗礼仪等的不同,而会产生不同的认知。因此,关联理论要求译者具备与原文读者相同的背景知识,尽可能挖掘文化内涵,达到准确的理解,用恰当的译语来重构原文信息,从而填补原文读者认知的空白。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我们把翻译原则归结为文化再现。“文化再现”首先指再现源语文化特色。鲁迅说翻译必须保持着原作者的“丰姿”,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所谓“异国情调”指尽量保存原文所蕴含的译语文化特色。译者必须忠实地把源语文化再现给译语读者,不得任意抹杀和损害源语文化色彩,力求保持源语文化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5)其形削肩长颈,瘦不露骨,眉弯秀目,顾盼神飞,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沈三白《浮生六劫》)
译文:Of a slender figure, she had drooping shoulders and a rather long neck, slim but not to the point of being skinny. Her eyebrows were arched and in her eyes was a look of quick intelligence and soft refinement. The only defect was that her two front teeth were slightly inclined forward, which was not a mark of good omen.(林语堂)
中国传统的美女在西方并不显得美,“两齿微露”似不祥之兆,可能也难被西方读者所接受。但是通过字里行间的信息,读者可以取得认知关联,获得足够的认知语境,推理出文化背后的含义。在可以获得相关的认知语境的前提下,显然译者应尽可能保持源语的文化特色,保持文化的源语效应,这有利于传递异域的文化。
(6)(赵辛楣)一肚皮的酒,几乎化成酸醋……(钱钟书《围城》)
译文1 :The wine in Hsin-mei’s stomach turned to sour vinegar in his jealousy.
译文2:The considerable amount of wine Hsin-mei had consumed earlier was burning inside and make him sick with jealousy.
由于文化的差异,英美人很难把醋与妒忌联系起来,若把“酸醋”像译文1一样直译为“sour vinegar”,则起不到保留原文形象的作用,也无法让读者明白其真正的文化语用含义,因而改成“妒火中烧”较好。可见文化翻译并不是静态的,它关联到平衡双语的文化,不能不顾译语的文化特点而一味照搬源语的结构形式,进行“形式对等”的逐字死译。
3. 结语
语言的翻译实质上为文化的翻译,文化关联的翻译视角为文化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它在注重翻译本质——语言转换的基础上,探讨翻译认知过程与意义转换所涉及的接受美学、审美心理、文化生态、社会环境、历史条件等因素。我们探索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文化在翻译中的转译,目的是让我们清楚理解语言所具有的语言价值、文化价值、语用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等。为了更好平衡双语的文化,我们强调翻译过程中的平等对话,发挥能动性,在两种不同语言的文化中取得平衡,避免文化翻译走向极端,综合分析语境、交际者智力、认知等制约和影响文化翻译等因素,通过多维的关联,寻求最佳的语境效果和认知效果,采取灵活的翻译策略,传递源语的文化。这为语用文化的翻译提供新的研究和解决的方法。
参考文献
Gutt, E. A.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