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医学论文篇（1）

1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课堂上对医学生人文素质的教育、考核和评价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通过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讲授，教育和培养并逐步提高广大医学生的人文素质，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可以根据医学生课堂上的实际收获和学习态度对于其进行全方位的综合考量。在考量中，学生的考试成绩是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这是检验学生学习效果的一个最有效的方式方法，同时这也是判断医学生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对于当中有关人文素质教育思想理论掌握程度的一个衡量标准。考试的内容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侧重于思想政治理论与医学人文素养精神的有机结合，从侧面考察医学生的人文素质、人文精神、人文理念，和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马克思曾指出：“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0]。对实践具有重大的反作用。对于医学生而言，其人文素质、人文精神、人文理念的提升，同样会对他们的实践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在实践中处处体现着其人文素质、人文精神和人文理念。理论的掌握是实践的前提和基础，因而必须要高度重视对于医学生人文精神思想理论的教育和学习，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思想理论素质水平提高了，人文精神素养提高了，这才能为在实践中实施和运用这些人文精神和思想理论，培养合格的具有人文素质精神的医疗卫生人才奠定良好的基础。除学生的课内学习考试成绩外，课堂内学生的学习态度也是对其进行人文素质考量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是否尊重教师的劳动成果，学生学习是否有积极性，是否主动学习和研究课程的相关内容，是否认真按时完成课堂作业，是否积极参与问题的讨论和回答，是否注意维护课堂教学秩序，不随意出入，不随意接打电话，不玩手机，不大声喧哗，保持课堂安静，创造良好有序的学习环境等，同时在对医学生学习态度考核中还应注意考核学生是否无故旷课、迟到、早退等现象，这也是衡量医学生人文素质的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其学习态度的一个最直观最真实的反映。同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作为医学生人文素质能力和水平的考核者，也必须不断地强化自身人文知识的学习和人文素养的提高，提升国内人文素质理念和精神，并以此指导自身的教育教学实践，这样才能够以身作则，形成榜样的示范作用，才能有资格成为一名对于医学生人文素质能力和水平进行考核和评价的合格师者[11-12]。

2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上医学生之间在人文素质教育方面的互相评价

精准医学论文篇（2）

关键词：

个体化诊疗；精准医学；中西医结合；临床教育

中西医虽有不同的理论体系和历史发展沿革，但二者从诞生之日起，都是以治愈疾病为目的，对于疾病认知模式虽有偏向“形而上”或“形而下”的差异，但其临床疗效的实现，必然都是通过对人体的病理状态进行了调整而实现的。中医现代化科研所作的努力就在于使中医的诊疗方式能够用现代医学的方式进行阐释，在保持中医诊疗思维方式的基础上，有利于深入理解中医药特点和优势发挥的原理，这在中医发展过程中，是有益且必要的一个环节。本文结合精准医学概念谈如何在中西医结合教育过程中树立“衷中参西”的根本理念和“兼收并蓄”的学习模式。

1在理念上中西医结合临床教育与现代医学前沿接轨

由于时代背景和文化不同，中西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形成明显差异。西医的理论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中医理论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交织在一起，如中医的一些基本概念如气、阴阳、五行，更多地是从哲学的层面进行人体现象的解释，如果只从实证的角度评价，中医理论就会被认为是粗糙和模糊的，然而中医理论这种系统的、整体的、动态的对生命体的认识进而衍生的理法方药体系，恰恰是中医的特色和优势所在，其明确的临床疗效使中医具有了顽强的生命力，对此持一味否定和固步自封的态度都不符合中医认识事物兼收并蓄的特点，而在与现代医学结合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求同存异”，不必强求理论上的融合，而从寻求理念上的对接入手。在中西医结合临床教育过程中，对于最新的现代医学概念，在充分认知的基础上，应该学会与中医学进行比较联系，发现异同之处，从而加深理解。如当“精准医疗”等概念出现时，我们应该在临床过程中将其与中医的诊疗进行比较并进一步加深中西医结合的理解。“精准医疗”(PrecisionMedicine，PM）是近几年提出的新的医学概念，它是通过深入了解每个患者的遗传学和基因组学信息，力争做出达到分子水平的准确诊断，为临床治疗决策和正确用药提供详细的参考依据，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治疗效果[1]。精准医疗是一种基于病人“定制”的医疗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医疗的决策、实施等都是针对每一个病人个体特征而制定的，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是在合理选择病人自己的遗传、分子或细胞学信息的基础上进行的[2]。中医诊疗过程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基于病人“定制”的医疗模式，根据每个具体病人在疾病过程中某一个病理阶段的“证”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中医的“病”“体质”，同时考虑到患者所处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甚至要对患者的心理状态、依从性要加以考虑，才能算是完成了一次“量体裁衣”式的诊疗。中医将每一个可能影响疾病发生发展的因素加以考虑，并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加以处理或在医嘱中加以体现，虽不同于现代医学精准医疗借助了先进的现代科技将遗传信息与诊疗相对应，并做到精细、量化，但二者在诊疗过程中“量体裁衣”的个体化诊疗理念是一致的，并不存在冲突，随着科技的发展，中医也越来可能将其诊治方式以更加客观量化的方式加以呈现。认识到这一点，才会具备中西医结合的思想基础。通过深入比较精准医疗与中医诊疗思维理念的异同之处，在中西医结合教育过程中使学生更深入了解中西医各自的优势，在理论上“求同存异”，在理念上寻找共同的思想基础，进一步进行临床科研实践，才能更好地进行中西医结合。

2中西医结合教育如何在实践中与现代医学前沿接轨

在中西医结合临床教育过程中，借助精准医疗等新的技术的出现，将其与中医理念与临床科研实践结合起来，有助于使“衷中参西”的中西医结合原则落实到临床和科研实践中。

2.1中西医结合与现代医学前沿接轨的临床实践

中医与精准医学结合，不是与精准医学比较谁更能做到精准，而是应该思考在临床上如何使之发挥更好的疗效，精准医学目前在肿瘤的治疗中应用较多[3]，采用的方法是根据患者肿瘤的特定基因选择一种针对性的药物进行治疗，在此过程中，中医与西医结合的原则应该是“减毒增效”，尽管中药在治疗过程中对肿瘤的抑制作用不可忽视，但相对于靶向药物治疗的效果评价的证据尚未能完全按照循证医学的规则进行，在抗肿瘤治疗时，中医药的特色优势主要不是针对肿瘤瘤体本身，而是着眼于人体的整体状态，依据靶向药物进行“精准治疗”的过程中，患者出现的临床不适症候进行诊治，通过发挥中医药“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的优势，改善临床症候和病理状态，以减少毒副作用，使“精准治疗”能够顺利进行，从而达到“增效”的治疗目标，如中医联合吉非替尼治疗肺癌的研究，已总结出配合吉非替尼肺癌靶向治疗20种常用中药以及核心处方药物：党参、黄芪、金荞麦、沙参、麦冬、龙葵、白英、甘草、黄精、红景天。体现了扶正解毒的基本法则，在治疗过程别重视从整体出发，调补肺、脾、肾三脏，灵活运用“培土生金”“金水相生”之法[4]。从临床疗效的角度，更好地进行中西医结合的实践。

2.2医学科研中与现代医学前沿接轨的中西医结合实践

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使医学科研越来越精确，也成为精准医疗得以实现的基础，这些组学的理念与中医的系统观念有相似之处。如“代谢组学”的概念，是由Nicholson等在1999年提出[5]。因其“组”“群”“谱”集成的功能特点，可以更好地反映中医“证”的本质。使其成为证候标准化研究的一种有效的途径，代谢组学的系统研究方法在本质上与中医理论相一致。中医采用多成分多靶点作用方法用于疾病的治疗，与代谢组学的整体观完全吻合[6]。目前已有较多中医联合代谢组学技术的研究，如王喜军等[7]应用高通量、高分辨、高灵敏度的UPLC-MS分析仪器，结合模式识别、专家系统等生物信息学技术，建立黄疸证和阴黄、阳黄证的特征性代谢模式，并从微观角度解读黄疸、阴黄和阳黄证候的科学内涵。王广基院士课题组[8-9]采用GC-TOF/MS分析冠心病不同中医证型(痰阻心脉、气阴两虚、气虚血瘀及气滞血瘀型)患者血浆代谢谱，其结果显示能将疾病组与健康组明显区分，并与临床中医症状分级量化指标显著相关，提示中医分型的物质基础可能正是代谢组学所研究的体内小分子化合物。代谢组学技术有利于助力精准医学的发展，也有助于进行中医“整体观”临床诊疗机制的阐释，从现代科学角度进行中医药的继承与发展，这种理念上的共通之处更易于进行中西医结合。

3中医临床教育与现代医学前沿接轨中存在的问题

3.1信中还是信西的问题

在中西医结合的临床教育中，要注意培养学生“衷中参西”的观念，西医临床诊疗的过程中，以指南为参考依据，而中医临床的特点和优势决定了其临床统一模式形成的难度，因而在进行诊疗活动中，尤其是对于刚毕业的学生，西医的诊疗相对易于操作，中医的辨证相对较难把握，因而在心理上容易认为西医更加客观，中医更加主观，而且中医的阴阳五行及中药的四气五味等与西医学的认知在理论层面较难对应，所以在这个阶段，临床教育对树立中医临床信心至关重要，一方面，要肯定西医的认知模式的实用性，同时，要充分认识中医临床自身的特点、规律和优势，不能一味地在理论层面寻找对应，而要更多地从理念上寻找共同点，如目前西医学对中医扶正、驱邪的理念，未病先防的理念，并不存在认识上的冲突，从中西医的疗效优势上树立自信，进而比较中西医各自的优缺点，然后从相互弥补彼此的不足入手。随着中西医结合临床实践的深入，加深对彼此的理解，更好地为临床诊治疾病服务。

3.2会不会影响中医思维的问题

中医和西医的思维方式有差异，西医以客观数据作为诊疗的依据，中医通过望、闻、问、切收集的临床资料进行辨证论治，收集到临床信息都必须由临床医生进行主观思维的综合判断，在中西医结合教育过程中，要牢固树立采用中医思维方式进行临床的思想意识，中医辨证论治的整个过程必须完全按照理、法、方、药的思维过程进行，在此过程中西医学的认识作为参考，不能影响到辨证论治的思维过程，否则可能会影响中医疗效优势的发挥。在中西医结合临床过程中，将理念的相同之处作为结合的切入点，将临床疗效的提高作为结合的目的，将机理的阐释作为结合的手段，将理论的差异作为深入思考的方向，在保持自身特点和优势的同时，借助现代科技，借鉴现代医学研究方法，更好地将中医临床有效性的机制和原理加以阐释，使中西医能够进行更通畅的交流，更好地为提高临床疗效作出贡献。

作者：王睿林 单位：第三二医院中西医结合中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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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夏锋，韦邦福.精准医疗的理念及其技术体系[J].医学与哲学(临床决策论坛版)，2010，31(22):1-3.

[4]刘浩，林洪生.基于无尺度网络分析中医药配合肺癌靶向治疗用药与处方规律[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5，33(7)：1671-1673.

精准医学论文篇（3）

医学的产生与发展是本地区先民们同疾病做斗争过程中而积累下来的经验反思与智慧总结，与本地区、本民族的文化息息相关，其深层本质是人学。医学之人学质趣要求在医学教育中彰显本民族的精神特质与体现本地区的文化特色。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瑰宝，中医药精神的继承与弘扬是国内医学高等院校教育的题中之义与基本要求。但令人遗憾与深感忧虑的是，时下国内医学高等教育由于深受西方医学思维方式与科学主义之影响，体现在其课程设置、培养方案中表现出“重技轻德”、“崇业贬道”之倾向，中医药传统文化精神教育功效之微或根本不在教育者视域之内，这与医学的人学本质渐行渐远。本文旨在倡导，深刻理解医学之人学本质并按其要求适时规范课程设置，借鉴扬弃国际国外医学教育之经验方法，总结探索中医药精神传承之途径是当下医学高等院校思政工作者之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

一、医学人学本质规约与当下医学人文教育之错位

医学集科学、技术于一体，兼具艺术与美学之特征，其深层内涵与本质规定是人学。从其达到预期功效而言，它不仅要敬畏与救治生命，而且要解读与体悟生命从而为人之全面发展提供广阔时空；从其体现的伦理意蕴而论，“医院和医生是成为生命伦理的骄子还是弃儿，就在于对医学人文精神的取舍存毁之间。”故而，医学不仅是医技单纯物理之展现，而且是人文关怀人理的深层蕴涵，这是所有医学的最终企求表征与最高价值归宿。从哲学维度而观，人究其本性是自然、社会、精神属性三位一体，以“病人为中心”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人性之医学观的具体体现，这也是其日益得到医学界乃至全社会普遍认可与广泛赞同的深层缘由。

“医学技术与医学美德构成了医学人道的一体两面”随着医学的纵深发展不断与时俱进。医学的科技尤其是人学本质内在地规约着医生不仅要医技高超，而且要医德高尚。世界医学伦理四大经典之一的《论大医精诚》的“精”字，是对医生医学知识广博精准，技艺精湛方面的要求；“诚”字是对医生道德品质至真至纯，仁爱无偏方面的规定。而历经时空筛选积淀为中医药传统文化的精髓，可概括为仁者爱人，赤诚救世的事业准则；一视同仁，不分贵贱的道德品质；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不贪财利，作风正派的伦理标准；精勤不倦，博极医源的学习精神五个方面。正是在此种意义上，同志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虽然医学仁德情怀在理论上历来倍受人们推崇与赞颂，但现实生活中却因医德失范与医学人文精神缺失引发医患冲突日益加剧，剖析其原因，国内医学生的教育理念与教学内容做为一个重要因素日渐浮出水面。受科学理性主义价值观与机械论还原主义之影响，现代医学教育秉承“人体像一台机器，疾病是这台机器的故障，医生的职责是修理这台机器”之理念，在医学生教育偏颇之现实表现主要有二：其一为在知识传授过程中重技轻德，其二为医学人文课程在整个医学生培养方案中设置偏斜失调。据调查显示：国内医学院校中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学时大约占总学时的比例最高为9.3%，最低为4.6%，大多数院校在7%―8%，平均为7.45%。

二、国际医学组织人文教育规定与发达国家之范例

医学人文教育的复归基于人们反思医学高新科技的不可控后果与期待医学发展的惠民真谛。国际医学组织的相关政策与西方发达的范例作用是其现实回应。

国际医学组织的相关规定。1988年世界医学教育会议《爱丁堡宣言》宣称：医学教育旨在培养促进全民健康的医生，人们心中理想的医生应是专心的倾听者、仔细的观察者、敏锐的交谈者和有效的临床医师。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与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哥本哈根《本科医学教育的国际标准》“行为和社会科学以及医学伦理学课程”的高标准规定：三者在课程计划中所占的分量应当适合于医学科学的发展、日益变化的人口和文化背景以及社会的卫生保健需求。2002年国际医学教育研究所《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将医生敬业精神与伦理行为置于医疗实践的核心地位，超半数以上核心能力与医学人文素质密切相关。

西方发达国家医学人文教育的具体措施为：医学人文目标清晰；医学课程设置合理。Cooper J教授在美国医学院协会第105届年会上的“为21世纪培养医生”报告声称：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缺乏的医生，智力挑战能力在其职业生涯中经常发挥不畅乃至丧失。《医学教育未来方向》、《新世纪医学人才培养》、《美国和加拿大医学生教育掠影》标志着新时期美国医学教育改革的宗旨是以职业胜任力为核心的全面医学人格的塑造，其中心要义是“弘扬作为灵魂的医学职业精神，倡导的是人文医学的回归，是在向医学科学、向医学教育注入人文精神，使之体现出应有的人文理念、体现出一种真正的大爱。”“英国总医学委员会”曾先后三次出版权威性报告《明天的医生》，在医学知识、技能、医学伦理和职业态度等方面对医学人文标准都有明确的规定，旨在展现“一个日益丰满、更加有血有肉的未来医生形象。”此外，法、德、日在此方面目标也非常明确清晰。

美国医学院校一般开设人文社科与医学交叉的课程且贯穿整个医学教育始终，教学内容注重现实问题，教学目标注重能力培养，师资知识结构合理，一般兼具人文社科与医学知识背景。法国政府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医学院校人文课程的开设并定期检查，以医学教育第一阶段第一学期为例，“人文社会科学课程62.5小时，约占第1学年课堂教学515总时数的12.34%，其成绩占总成绩的比例为10%。”其特色是政府保驾护航、增设护理见习教育、重视医学伦理教育、专题教学讲座等。

三、中华医药传统文化精神规范与传承提升之途径

医学人文教育的目的是培育医学人文精神与树立医学人文关怀观，这需从两方面进行努力，其一是中医药传统文化精神的挖掘与传承；其二是国外医学道德合理因素的吸收与借鉴。

中华医药传统文化精神的挖掘与传承。中医学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在同疾病做斗争过程的集体智慧结晶与实践经验总结，也是民族抗争精神的体现展示与对生命的体悟反思。随着西学东渐与科学主义与理性思维的霸权，中医的非科学性与存废之声曾喧嚣一时，但中医的实践功效经受住了疾病对其考验，随着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中医的文化特质再度被高度重视与重新挖掘，中医蕴含的民族精神与奉行的思维理念再度被传承与发扬。整体主义医学思维、辩证施治疗疾方法、博及医源未病诉求、仁德慎独伦理气质、生命贵重责任使命、大医精诚职业理想等皆为中华医药传统文化精神精华之所在，构成了中医药传统文化民族精神之魂，它们潜藏于医学典籍之中或蕴含在古代医家个人的品格修行之内，需要现代医者深悟体味与总结挖掘，更需要当下医学教育与医学生努力传承并发扬光大。它也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与走向世界的一面旗帜。

国外医学道德合理因素的吸收与借鉴。国外医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疾病诊疗方法与医学伦理思想，是西方医者智慧的凝结与品格的结晶，也是时下中西医展开对话语境的史学背景与现实基础。希波克拉底所倡导的医德品质与南丁格尔所体现的护理精神，被全世界所认可并被医界所称颂，而科学精神与人文品格并举，实验方法与理性分析并存，精确性追求与临终性照护并重，是值得医学教育合理吸收与全面借鉴的。

医学人文教育培育的必备条件。对中外医学人文精神与医学伦理品质进行挖掘提炼与传承发扬是医学人文教育的主要内容，若想达到既定目标与预期效果还需其它必备条件，其中开展医学人文科学研究和兼具人文与医学知识背景的可资利用的师资不可或缺。医学高等院校进行医学人文科研的基础条件包括数量与质量可观的网络资源与实体书籍与学术期刊，学历层次、年龄结构、学缘结构、职称结构匹配合理的师资队伍，学校主管部门重视与提供支持帮助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此外，课堂理论教学与临床实习体验相结合、课堂教学与专题讲座和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课外教学相互补充、医学人文教学始终如一贯穿整个医学教育全部，是使医学生人文知识得以完备、人文素养得以提升、人文品格得以形成、人文情怀得以塑造、人文行为以实践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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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嵇艳.英国本科医学教育培养目标的嬗变[J].医学与哲学，2013.34（8A）：30-33

精准医学论文篇（4）

1科学精神的内涵

    科学精神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逐渐形成和不断发展的一种自觉崇尚科学的精神状态，它蕴涵着科学的理念、科学的手段和科学的方法，是开启民智、彰显理性的先锋。科学精神所造就的是人类对科学的追求和探索，是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发展。

1.1科学精神的内涵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在继承中不断创新与发展。科学精神所张扬的，是贯穿于一切科学活动、一切科学探索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依据和准则，包括思维所依据的准则，判别所依据的准则，行动所依据的准则等等。一个人若自觉不自觉地违背了这些依据和准则，就必定会陷入背离或远离科学方向、科学道路而滑向认知的误区，滑向离真实、离真理、离真情越来越远的道路上去。由此可见，科学精神实际上是从科学中提炼、升华出来的科学理性成分，其内涵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与人类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在总结科学精神的内容时，既要考虑其时代特征，又要关注其继承性，既不能泥古不化，又不能以现代科学偏废传统.

1.2现代科学精神的内涵是与现代科学体系相伴而生的，是西方古代科学精神的延续。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古代科学精神，有一种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亚里斯多德曾说:“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这种对待科学的态度也正是整个古希腊文化的根本精神所在。兴起于以培根为代表的感官唯实主义的西方近现代科学教育强调科学的工具价值和功利性。培根说科学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标应当是“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海森堡为近现代科学被功利性推进的图景作了如下描绘:“知识的每一步进展都和从它能引导出什么实际应用的问题相联系，科学的进展被描绘为征服物质世界的十字军，实用成了时代的口号”。应该说古代的西方科学远远落后于中国，但西方人对待科学的态度使西方人无形中在不断地进行科学知识的积累，进行科学手段和方法的探求，同时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中得以不断地开发和利用，并在运用中得到发展。18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后的西方科学开始走到了我们的前面，近、现代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夭文学、地理学等等应运而生。在医学史上，显微镜的发明就使西方人对疾病的认识步入了新的阶段，结束了数千年来与疾病抗争过程中的被动地位.正因为如此，西方古代科学为现代科学奠定了基础，现代科学精神也就萌芽于西方古代的科学精神。

1. 3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创造了早期科学的辉煌，我们不能因其衰微而否认其合理而深刻的内涵。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是一种建立在中华传统文化和哲学理念上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态度，蕴涵着深刻的科学方法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倡导的是“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以伦理为本位的实践观，强调要认识自然万物运动、变化和相互联系的普遍规律，并倾注精力去寻找利用这些规律的方法，从而达到认识真理、改造世界的目的。传统的科学精神为我们民族的科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医药就是中华传统科学精神的杰作。在数千年的发展中，中医药诞生了完整、丰富、而又无法取代的理论体系。在天人合一观的指导下，中国传统的科学没有进入微观世界去分析物体的构成及其运动、变化和联系的规律.在科学发展的早期，人类的科学手段极其落后，科学知识的积累刚刚起步，人类对绝大多数自然现象槽懂无知，天人合一的观念，使科学能够跨越许多障碍，创造出中医药的奇迹。但夭人合一的观念也推动了以自省、自我完善为特征的文化形态，形成了注重人文领域的间题，而对自然之物漠然处之、被动顺应的态度，并进而造就了泛道德主义的传统文化特质.当人们总是以伦理的眼光来观察自然的时候，就不可能赋予自然本体的地位，就缺乏一种按照自然本来的面目客观地认识自然的动机。中华传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就不再张扬科学领域的理念，科学精神被剥离了出来，并逐步消失。但我们不应该否认传统科学精神曾经所开辟的科学途径，对今天的科学仍具有指导意义，重新挖掘传统科学精神对培育完整的现代科学精神体系是十分为重要的。

2科学精神在中医学中的体现

    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是一对卵生兄弟，是人们在抛弃谬误、获得真理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思维和行为。但科学精神是激励和规范人们创造活动的强大的精神力量，是激励人们进行实践创造活动的精神支柱。正是在科学精神的推动下，人们看到了理性力量的伟大，开始不断地进入微观和宏观世界，深刻反省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认知和发掘更强大的科技力量。科学方法是认识自然或获得科学知识的程序或过程，是程序、途径、手段、技巧或模式，从总体上看，科学方法不外三大部类:经验方法、理性方法、臻美方法。科学方法在科学精神的指导下产生，科学方法中蕴涵着深刻的科学精神，我们研究中医学中的科学精神，必然要从中医学的方法论入手，从中不断提取科学精神的元素。

2.1中医学的科学精神，其实质在于开发人类思想最大的潜力.中华传统科学精神的这一特质与现代科学精神所倡导“发展性、创造性、突破性”的高级思维是不谋而合的。人类社会正是依靠了这三性思维，才达到今天这样的高度文明的。从现代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中医学“天人相应”、“阴阳五行”学说，实际上是古代的系统辨证哲学方法，“从象测脏”实际上是原始的黑箱方法，“取类比象”实际上是原始的同构方法以及辨证方法、原始的系统分析法或状态变量法。这种发散性思维、立体性思维、辐射性思维、求异性思维，从不同的方向、途径和角度去构思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另辟蹊径，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类的智慧，使科学能够突破科学手段不足、科学知识有限的难题和科学研究与道德、伦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取得发展。这也是一种提倡深思熟虑、勤于并善于观察、事事留心、善于哲理思考的科学态度。

2. 2中医学中的科学精神在于倡导一种唯物、辨证的价值观。在人类还处在原始的神话与迷信的时代，中华民族就能诞生这一新颖的医学学科，一直为世人所惊叹。中医学之所以成为科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之所以能按照自己独特的方法论独自发展，就在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渗透着唯物观和辨证地看待世界和自然界的方法论。“天人合一”的观念、“道”的概念就是强调要研究自然界、适应自然界，把人作为自然界的一个部分来思考、来观察.远古中国巫术盛行，但巫术既研究神学，也研究自然规律，甚至包含着对自然规律的顶礼膜拜，乃至神秘化。远古中国对神学的研究、对自然界的研究以及哲学家对社会人与事的研究，互相包含与肯定，互不干扰，为唯物观、辨证观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2. 3中医学中的科学精神在于为中医药创造一种宽松的发展环境。中医学采用整体观去研究人体和疾病，想尽一切办法，调动一切思维，摸索科学的方法论，不断地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创造出辉煌而惊人的科学奇迹，与宽松的意识形态环境有着相当大的关系。中医学的书籍浩如烟海，可谓学派纷呈而又海纳百川，相互借鉴，共同发展。这一点与西方中世纪教会统治下把愚昧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学术界，科学环境极为黑暗形成了鲜明的比照。

2. 4中医学中的科学精神在于倡导积极的、多元的思考方式。中医学研究人体和疾病，要求医学研究者必须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因为没有对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深刻研究，既使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也不可能认识人体的发病规律的.事实上中医学在研究人体系统的同时，对人体系统、自然系统、社会系统及其三者的相互关系都有相当深刻的研究。中医理论体系的源泉—《黄帝内经》就是古人“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而成的。

3弘扬中医药中的科学精神对中医药发展的重要意义

    科学精神是人们达至思想、观念现代化的最重要基石，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对中医药的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精准医学论文篇（5）

1科学精神的内涵

科学精神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逐渐形成和不断发展的一种自觉崇尚科学的精神状态，它蕴涵着科学的理念、科学的手段和科学的方法，是开启民智、彰显理性的先锋。科学精神所造就的是人类对科学的追求和探索，是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发展。

1.1科学精神的内涵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在继承中不断创新与发展。科学精神所张扬的，是贯穿于一切科学活动、一切科学探索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依据和准则，包括思维所依据的准则，判别所依据的准则，行动所依据的准则等等。一个人若自觉不自觉地违背了这些依据和准则，就必定会陷入背离或远离科学方向、科学道路而滑向认知的误区，滑向离真实、离真理、离真情越来越远的道路上去。由此可见，科学精神实际上是从科学中提炼、升华出来的科学理性成分，其内涵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与人类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在总结科学精神的内容时，既要考虑其时代特征，又要关注其继承性，既不能泥古不化，又不能以现代科学偏废传统.

1.2现代科学精神的内涵是与现代科学体系相伴而生的，是西方古代科学精神的延续。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古代科学精神，有一种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亚里斯多德曾说:“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这种对待科学的态度也正是整个古希腊文化的根本精神所在。兴起于以培根为代表的感官唯实主义的西方近现代科学教育强调科学的工具价值和功利性。培根说科学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标应当是“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海森堡为近现代科学被功利性推进的图景作了如下描绘:“知识的每一步进展都和从它能引导出什么实际应用的问题相联系，科学的进展被描绘为征服物质世界的十字军，实用成了时代的口号”。应该说古代的西方科学远远落后于中国，但西方人对待科学的态度使西方人无形中在不断地进行科学知识的积累，进行科学手段和方法的探求，同时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中得以不断地开发和利用，并在运用中得到发展。18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后的西方科学开始走到了我们的前面，近、现代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夭文学、地理学等等应运而生。在医学史上，显微镜的发明就使西方人对疾病的认识步入了新的阶段，结束了数千年来与疾病抗争过程中的被动地位.正因为如此，西方古代科学为现代科学奠定了基础，现代科学精神也就萌芽于西方古代的科学精神。

1. 3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创造了早期科学的辉煌，我们不能因其衰微而否认其合理而深刻的内涵。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是一种建立在中华传统文化和哲学理念上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态度，蕴涵着深刻的科学方法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倡导的是“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以伦理为本位的实践观，强调要认识自然万物运动、变化和相互联系的普遍规律，并倾注精力去寻找利用这些规律的方法，从而达到认识真理、改造世界的目的。传统的科学精神为我们民族的科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医药就是中华传统科学精神的杰作。在数千年的发展中，中医药诞生了完整、丰富、而又无法取代的理论体系。在天人合一观的指导下，中国传统的科学没有进入微观世界去分析物体的构成及其运动、变化和联系的规律.在科学发展的早期，人类的科学手段极其落后，科学知识的积累刚刚起步，人类对绝大多数自然现象槽懂无知，天人合一的观念，使科学能够跨越许多障碍，创造出中医药的奇迹。但夭人合一的观念也推动了以自省、自我完善为特征的文化形态，形成了注重人文领域的间题，而对自然之物漠然处之、被动顺应的态度，并进而造就了泛道德主义的传统文化特质.当人们总是以伦理的眼光来观察自然的时候，就不可能赋予自然本体的地位，就缺乏一种按照自然本来的面目客观地认识自然的动机。中华传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就不再张扬科学领域的理念，科学精神被剥离了出来，并逐步消失。但我们不应该否认传统科学精神曾经所开辟的科学途径，对今天的科学仍具有指导意义，重新挖掘传统科学精神对培育完整的现代科学精神体系是十分为重要的。

2科学精神在中医学中的体现

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是一对卵生兄弟，是人们在抛弃谬误、获得真理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思维和行为。但科学精神是激励和规范人们创造活动的强大的精神力量，是激励人们进行实践创造活动的精神支柱。正是在科学精神的推动下，人们看到了理性力量的伟大，开始不断地进入微观和宏观世界，深刻反省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认知和发掘更强大的科技力量。科学方法是认识自然或获得科学知识的程序或过程，是程序、途径、手段、技巧或模式，从总体上看，科学方法不外三大部类:经验方法、理性方法、臻美方法。科学方法在科学精神的指导下产生，科学方法中蕴涵着深刻的科学精神，我们研究中医学中的科学精神，必然要从中医学的方法论入手，从中不断提取科学精神的元素。

2.1中医学的科学精神，其实质在于开发人类思想最大的潜力.中华传统科学精神的这一特质与现代科学精神所倡导“发展性、创造性、突破性”的高级思维是不谋而合的。人类社会正是依靠了这三性思维，才达到今天这样的高度文明的。从现代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中医学“天人相应”、“阴阳五行”学说，实际上是古代的系统辨证哲学方法，“从象测脏”实际上是原始的黑箱方法，“取类比象”实际上是原始的同构方法以及辨证方法、原始的系统分析法或状态变量法。这种发散性思维、立体性思维、辐射性思维、求异性思维，从不同的方向、途径和角度去构思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另辟蹊径，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类的智慧，使科学能够突破科学手段不足、科学知识有限的难题和科学研究与道德、伦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取得发展。这也是一种提倡深思熟虑、勤于并善于观察、事事留心、善于哲理思考的科学态度。

2. 2中医学中的科学精神在于倡导一种唯物、辨证的价值观。在人类还处在原始的神话与迷信的时代，中华民族就能诞生这一新颖的医学学科，一直为世人所惊叹。中医学之所以成为科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之所以能按照自己独特的方法论独自发展，就在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渗透着唯物观和辨证地看待世界和自然界的方法论。“天人合一”的观念、“道”的概念就是强调要研究自然界、适应自然界，把人作为自然界的一个部分来思考、来观察.远古中国巫术盛行，但巫术既研究神学，也研究自然规律，甚至包含着对自然规律的顶礼膜拜，乃至神秘化。远古中国对神学的研究、对自然界的研究以及哲学家对社会人与事的研究，互相包含与肯定，互不干扰，为唯物观、辨证观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2. 3中医学中的科学精神在于为中医药创造一种宽松的发展环境。中医学采用整体观去研究人体和疾病，想尽一切办法，调动一切思维，摸索科学的方法论，不断地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创造出辉煌而惊人的科学奇迹，与宽松的意识形态环境有着相当大的关系。中医学的书籍浩如烟海，可谓学派纷呈而又海纳百川，相互借鉴，共同发展。这一点与西方中世纪教会统治下把愚昧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学术界，科学环境极为黑暗形成了鲜明的比照。

2. 4中医学中的科学精神在于倡导积极的、多元的思考方式。中医学研究人体和疾病，要求医学研究者必须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因为没有对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深刻研究，既使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也不可能认识人体的发病规律的.事实上中医学在研究人体系统的同时，对人体系统、自然系统、社会系统及其三者的相互关系都有相当深刻的研究。中医理论体系的源泉—《黄帝内经》就是古人“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而成的。

3弘扬中医药中的科学精神对中医药发展的重要意义

科学精神是人们达至思想、观念现代化的最重要基石，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对中医药的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精准医学论文篇（6）

【关键词】：中医病名；诊断；标准；病证结合

【中图分类号】R2-0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09）03（上）-0141-02

病名是中医在长期临床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重要概念，是中医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辨病是中医临床不可缺少的内容[1]。任何疾病都有原因可查、病机可究、规律可循、证候可辨、治法可用、预后可测，临床治疗的目标主要也是针对病。但目前中医病名几乎处于被取消的状态，临床诊断、论文著作、科研课题等，大部分都使用西医病名，中医病名被弃而不用，或仅称属中医“××范畴”。因此，必须制定中医标准病名，作为国家标准加以颁布实施，以保护中医药知识产权，维持中医知识体系的完整性。

1 病证结合是中医诊断学的精髓

中医对疾病本质的认识最早即是确定病种，并赋予病名。《黄帝内经》所记述的病名逾200种，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无论是《伤寒论》论外感病，还是《金匮要略》论内伤杂病，都是以病为纲，病脉证治并重。此后历代医著如《诸病源候论》、《景岳全书》、《医宗金鉴》、《证治准绳》等，以及近代临床各科的中医教材，基本上都是以病(症)为纲，进行辨证论治。因此，继承中医学的病名及诊断十分必要。

病证结合是中医认识疾病本质的基本方法，诊断疾病可以有效地把握疾病全过程的根本矛盾，而辨析证候又能准确地把握疾病某一阶段的病位与病性等主要矛盾。对病和证的分层认识，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二者的关系犹如经纬纵横交错，使中医对疾病本质的认识在病位的表里上下与脏腑经络，病性的阴阳寒热虚实，以及病势的进退深浅3方面达到3维统一。中医病名融于中医理论体系，能正确引导临床辨证与施治。与证诊断一样，病名诊断是中医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内容，病证结合诊断是中医认识疾病本质的特色。

2 中医临床必须使用中医病名

就临床诊疗的目标来说，中医与西医所针对的都是疾病，在这一点上中医病名与西医病名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但由于认识论和方法学的不同，所导出的病名体系必然不同。中、西医的病名，一般都是由病因、病性(病理)、病位和病状相互组合而构成。由于中、西医对各组织器官的生理、病理及相互关系的认识上有所不同，因而对疾病的命名诊断，西医有病因诊断、病理解剖诊断、病理生理诊断、功能诊断、临床综合征诊断等不同形式，并注意几个方面的结合而作出完整诊断，因而其病名限定清楚，但较冗长而复杂。与之不同，中医学病名极为精当简炼，每个病名实际用词一般只有2～4个字，不一定将每个病的病因、病性、病位等本质属性概括无遗，而可通过辨证诊断使之得到补充。正是由于病名诊断与辨证诊断之间的这种互补性，使中医学的病证诊断完整地融入中医学理论体系并具有中医之特色。可见中医病名与西医病名既有关联但又不等同。

中医临床必须以中医理论为指导，使用准确而规范的中医病名。中、西医病名只能并存和相互对照，而不能并用，更不能以西医病名取代中医病名。只有规范中医病名，坚持并强化中医病名诊断，才有益于中医学的发展，也有利于发挥中医学的优势。

3 中医病名诊断的必要性

中医的许多病名，如破伤风、托盘疔、胬肉攀睛、鹅口疮、舌菌、痄腮、阴吹等，精炼简捷，见名知义，易于掌握。中医有不少好的病名，如历节风、破伤风、感冒、红丝疔、缠腰火丹、蛇头疔、乳岩、天行赤[、蟹睛、骨槽风、鼻渊等，其命名科学确切，名实相符，正如宋・张杲《医说・疾症》所谓"古之论疾，多取象比类，使人易晓"。因此，这些中医病名一直沿用至今，为人共晓，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有些病名如痢疾、霍乱、伤寒、破伤风、风湿热、感冒、麻疹、癫痫、子痫、白喉、痔、痈、痛风、风疹、云翳、脚气病、牛皮癣、梅毒等，在西医传入中国时，便为西医所引用。

中医强调辨证，并多以症为病。但辨证毕竟只是反映疾病某一阶段的情况，症则只是疾病本质的外在表现，而通过诊断所确定的病名，代表着对疾病最本质的认识。病名诊断在中医医疗实践中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它有利于把握疾病的全局和全过程的一般规律，有利于临床施治，这是中医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4 规范中医病名体系

任何学科都是在继承前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医病名学术也不例外。中医病名规范化的研究，首要而根本的原则，必然也只能是继承性原则，要从蕴藏前人丰富经验和理论的历代医籍中整理、挖掘中医病名，切合临床实际者用之，不符合临床实际者改造之。在此基础上本着特色性、实用性、创新性、准确性等原则，全面系统地开展病名体系研究，形成完整而规范的中医病名学术体系。近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3]疾病部分即是本着继承和发展中医学理论的宗旨，采用继承、挖掘、引申、创新、引进等方法对病名进行分化定义，从而使中医病名学术在相对完整的意义上形成体系。

落叶知秋，病名的取消就是中医学术消亡的前兆，面对日渐远离传统文化的中医，如何恢复昔日中医与传统文化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如何使中医能够按照其自身发展规律良性发展，这或许是今天有志于振兴中医药事业的人们所应当迫切思考和解决的问题[4，5]。

现代医学制定有国际疾病分类(1CD)等国际标准和国内的《疾病分类与代码》。但中医学是具有独特理论和丰富经验的传统医学，中医学是我国的宝贵文化遗产，它与西医学有很大的不同，因而不可能用ICD等外来名词规范中医疾病名称。现在临床上中医的病名被弃用，没有中医的病名体系，因而必须加紧中医病名的标准化、规范化研究，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应组织中医学者开展中医标准病名的研究，建立中医标准病名体系，一方面充分吸取、反映以往研究的合理内容，另一方面弥补前段标准化研究的不足。中医标准病名研究应按照中医理论体系，严格区分病、证、症概念，在继承原有病名的基础上，参考西医病名，按中医学的理论创新、分化、扩展中医的病名。该研究可为中医学术提供全面标准的"原件"，不断完善中医疾病体系，并能对临床诊断及鉴别诊断起到指导作用，也有利于保护中医学的知识产权。

参考文献

[1]朱文锋，贺泽龙.论坚持中医病名诊断的必要性[J].辽宁中医杂志，2000，27(2)：50-52.

[2]苏玉仑.中医病名应改革[J].中国中医药报，2000，5：31.

[3]朱文锋，王永炎，王 沛，等.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S].北京：国家标准出版社，1997

精准医学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R1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515（2011）11-009-02

【Abstract】Objective psychiatric hospital in China's continuing medical education,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knowledge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specific management imperfect.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we propose the following measures, such as new ideas, to enhance the clinician's attention to continuing education; improve the system, clinicians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Key words】psychiatric hospital clinicians Continuing Medical Education

继续医学教育是继院校教育毕业之后，以学习新理论、新技术为主的一种终身教育，目的是使卫生技术人员在整个专业生涯中，保持高尚的医德医风，不断提高专业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跟上医学科学的发展。继续医学教育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成为社会教育钓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我国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随着医学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研究临床医生继续教育使其理论化，搞好在职临床医生知识更新，以适应工作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当前我国医疗卫生队伍建设中的一个十分紧迫而重要的问题。

精神科医疗质量的高低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要的因素是精神科医师业务技术水平的高低。而精神科医师的业务技术水平，不仅取决于其在高校受教育的质量，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在职业务教育的质量，现代精神医学不断向精神科医师提出新的挑战，各种新技术、新方法、新理论、新观念的不断涌现，为精神科医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掌握现代的医学理论与先进技术，又要不断发扬精神领域医学理论，突出专科特色，因此对他们的继续医学教育就要区别于综合医院。目前我们国家精神专科医院的继续教育存在以下问题：

1 存在的问题

1.1 对继续教育的认识不足。受传统的教育观念的影响，许多人仍然认为医学教育是一次性的学校教育。在这种观念的长期影响下，使部分医务人员对继续医学教育缺乏应有的认识，这点无论是专科医院还是综合医院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一是重工作，轻培养；二是重深造拿文凭，轻实践；三是重经济效益轻技术效益，重近期效益忽视远期效益。所以，继续医学教育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容易被医院的业务工作所干扰。

1.2具体管理不完善。具体来说，轮转制度是精神专科临床住院医生继续医学教育的方式之一，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管理，对精神科临床住院医师轮转的管理只是在简单的接收、安排等低层次上转圈，而不能在临床发展需求、科研等高层次上进行探索，管理方式也比较松散，学科管理也无专管人员；另外，临床科室支持不足。有许多科室接收轮转医师不能很好地从培养角度出发，也有一些科室对新分配来的住院医师以科室人员缺乏等理由不让他们轮转。这给临床住院医师轮转管理带来了一定困难。

1.3 没有采取精神专科与综合结合的继续教育方式。精神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差别，它的临床医生既要适应社会的发展运用现代医学的手段解决一些医学问题，同时还要熟悉精通精神医学，所以精神专科医院的临床医生有必要采取专业针对性强的方式，而我们目前很多的精神专科医院的临床医生达不到这样的要求，这就需要对他们进行适当的继续医学教育以满足这一点。

1.4 继续教育的激励机制不全：目前不管是中医医院、西医医院、精神专科医院都没有把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和职务聘任同继续医学教育挂钩；没有建立健全各层次继续医学教育培训制度；没有把继续医学教育与职称晋升、工资级别挂钩。由于受晋升条件的影响，加上近几年来，在梯队建设、人才选拔上，也较注重学历层次与科研业绩，而较少从临床能力上来评估，这些客观因素，使得越来越多年轻医生一味追求高学位、重论文、读外语而轻视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从而严重影响了继续医学教育的发展。

1.5继续医学教育的方式方法太单一：现在很多医院的继续医学教育方式太单一，大都是让临床医生参加一些继续医学教育的培训班，获得一些继续教育学分而已，这样的继续教育方式远远不能满足精神专科医院的发展需要。

针对以上提出的问题，我们提出以下解决问题的对策：

2继续教育的实施 精神科医师在职继续教育面临着业务技术水平的不同对象，这些不同层次的对象均有各自不同的特殊性，在实施继续教育时，要按照不同层次不同岗位工作需要，制订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内容。

2.1 低年资精神科医师教育 这是毕业后教育的基础，一般需要三年左右时间。主要培养目标是：加强“三基”、“三严”训练，打好基础，练好基本功，并实行有计划的轮转培训和理论学习，要求他们集中精力钻研精神科知识，牢固掌握精神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以及与精神科较密切的相关知识，学会科研工作的基本方法和技能，能部分担任实习医学生、进修生的临床指导，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系统学习精神科有关论著和书刊，完成上级医师指定阅读的文献，建立系统、分类的读书笔记和卡片。能初步掌握一门外语，并做部分笔译。在这三年期间，还要养成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熟悉精神科有关常规制度，能及时、完整、准确、清晰地书写病历，能胜任和做好本职工作。

2.2高年资精神科医师教育 一般指第四、五年的住院医师，可进入定向培养阶段。我院精神科实行了二级分科，包括老年精神病专业、儿童精神病专业、神经症专业、戒毒治疗专业及医学心理学专业等。该阶段主要培养目标是：巩固基础培养，确定专业发展方向，进一步熟悉精神科专业知识和技术操作，在医疗、教学、科研等工作的大量实践中提高和发挥专业特长。同时，我们还有计划地让医师去上一级医院进修培养，通过专业定向培养，使其扎实地掌握本专业的基本理论和技能，熟悉本专业的科学成就和发展趋势以及与本专业相关的其他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能独立完成本专业医疗工作，能指导低年资住院医师，在上级医师指导下能独立开展临床科研工作，进行资料分析，撰写论文和文献综述，能基本运用一种外语阅读和笔译专业书刊。经过这一阶段培训，要注意发现人才，进行重点培养，成为医院技术骨干的后备力量。

2.3 高层次教育 这是毕业后教育中最重要、时间最长的一千阶段，它持续到一个精神科医师退休为止。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教育内容应伴随时间的变迁而不同。总之，在熟练掌握本专业的理论和技能的同时，着重学习和掌握精神医学的新理论、新技术，更新知识，提高技能，成为本专业的学术带头人，并开展科学研究，撰写论文和专著，在精神医学发展中有所成就。

3 继续教育的形式

3.1 个人自学和老师制相结合 自学是继续教育培训的基础。自学者必须刻苦钻研，持之心恒，要按不同层次医师要求制订自学计划，按计划完成学习任务。科室领导要帮助建立导师制，指派上级医师给下级医师以必要的指导，对于有培养前途的人才苗子，指定导师专门培养，实行传、帮、带。

3.2 实践中学习与带职脱产学习相结合 有计划地组织有经验的上级医师进行实际技术操作全过程示教，或结合查房、会诊进行有针对性的专题教学查房及病例分析，结合病人具体情况讲授有关知识，实施技术示范和床边教学．也可以通过参加临床教学和科学研究，举办专题讲座，开展临床病例讨论和死亡病例讨论，以及参观考察、轮转进修、参加学术活动等不同方式进行培训，在具体方法上要从实际出发，因人施教，灵活多样。脱产学习包括临床进修、精神医学讲习班及在职研究生教育，要根据培训重点，结合专业定向选派精神科医师。这类教育一般都聘请本学科的专家任教，特别注重新知识教学及推广国内外先进技术和经验，是当前精神科在职业务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

4 考核的形式和方法

根据精神科医师不同层次要求，制定出相应的考核标准，每年度进行一次综合考核。考核的原则不仅要评定被考核者的知识水平，而且要评定被考核者如何应用医学知识解决医疗实际问题的能力，熟练掌握操作和检查程序的能力，以及学术论文、外语水平、科研能力和教学能力。在具体操作上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定性考核方法是在个人总结的基础上，经过民主评议、科室鉴定、医院评审，分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合格四个等级。定量考核采用百分制，包括书面考试、专业技术操作考核，论文、译文数量及刊登刊物质量，科研成果等级及名次进行量化，成绩分别记入技术档案。

5 开展继续医学教育后的体会

继续医学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经过几年的实践，我们主要有以下几点体会。

5.1 与晋职、晋升挂钩，是落实在职教育的有力措施。以往继续医学教育与晋升、晋职不挂钩，对这类不具学历效用的培训方式，无任何吸引力，往往流于形式。要使继续医学教育顺利开展起来并持久下去，必须要有完善的制度，有政策做保障，要把竞争机制引入到继续医学教育中，使临床专业技术人员清楚地体验到考核成绩高低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从而激发与调动起精神科医师钻研业务技术的积极性，出现刻苦学习、努力工作，积极参与科学研究的良好气氛。

5.2 全员提高是开展继续医学教育的主要目标．我们在研究精神科及其二级、三级分科临床特点、精神医学人才规律的基础上，制订出继续医学教育内容，使教育内容紧密围绕医疗实际和知识更新的需要，激励不同层次精神科医师脚踏实地在临床实践中努力进取，提高临床实际工作能力，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从制度上克服目前精神科医师不愿多管病人、不愿管重病人，重理论轻实践，重医疗仪器轻基本功，重临床轻论文或仅停留在一般临床工作水平上的不良倾向，使临床医师全面均衡发展，培养德、能、勤、绩全面发展的应用型人才。

5.3 方案标准化、规范化是实施继续医学教育计划的关键环节。过去，这种培训由于缺乏计划性，目标不明确，层次不分明，因而效果不好。我们按不同层次、不同年资制订出规范的专业教育内容，不仅目标明确，计划性强，教育形式灵活多样，而且还要严格考核制度，有相应的措施保证，从而保证了继续教育计划的落实，并达到预期效果。

5.4 转变观念是开展继续教育的基础。近年来，我们认真宣传继续医学教育的重要性，把继续医学教育当成加强精神科医师队伍建设的一项战略性措施去抓，不断更新“一次教育”观念，在全体精神科医师中树立起终身教育的思想，使全体精神科医师认识到：面对精神医学飞速发展，每位医师无论处于何种地位，都必须不断学习，提高技术水平，及时更新知识内容。就是对已经受过培训的人，在达到新的技术高度后，同样还要在新的标准下进一步提高，这样才能不断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跟上精神医学发展的步伐。

参考文献

[1]杨辉，张玫，李桂娇等．重继续医学教育以提高医务人员诊疗水平．医学教育探索，2009，3，8(3)：323―324.

精准医学论文篇（8）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09.06.007

《ICD-10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与诊断要点》（ICD-10（V））的两个版本（临床用版本和科研用版本）自1992年在中国翻译出版后，在业内被逐渐认识和接受，但是使用的程度和范围总体上看不如《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现就我国（未包括香港、澳门、台湾）精神病学教学和培训中使用ICD-10（V）的有关情况进行初步调查。

1 对象和方法

1.1资料

1.1.1对精神病学教学的调查

CALIS联合目录公共检索系统检索：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图书馆的局域网上检索“中文书刊联目”，关键词是精神病学，1992-2007年。

人工检索和检查：在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图书馆进行手工检索。

1.1.2对精神病学培训的调查

专家访谈：访谈国内近年来精神病学教学和培训中的活跃专家10名。

个人经验和信息分析：笔者近5年来参与了多数部级精神病学CME培训项目，熟悉培训课程的设置和教材内容。

1.2资料的分析

对CALIS和人工检索出的馆藏书籍，根据书籍种类和应用范围、作者声望和水平等因素，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15本，逐一检查与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系统相关的章节，以及具体在疾病的诊断中对诊断标准的应用情况；对专家访谈结果和个人信息进行汇总，分析目前精神科的主要培训基地开展的培训项目中有关ICD-10的培训情况。

2 结 果

2.1精神病学教科书和专著中使用ICD-10的情况

在CALIS联合目录公共检索系统中，共检索到1992年以后出版的“精神病学”书籍43本（含译著4本，同一书籍的不同版次8本）。在手工检索中发现了CALIS检索中没有的教科书2本。共计45本，其中高等医学院校教材13本（全国通用教材7本，地方院校教材6本），占29%；专业参考书10本，占22.2%；考试指导与习题集11本，占24.4%；其他11本（含译著4本），占24.4%。

2.2部级CME培训中使用ICD-10的情况

2002年开始建立国家继续医学教育（CME）基地以来，到目前为止精神科有2个国家CME基地，分别是2002年首批获得基地资格的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和后来新增的中南大学湘雅二院精神卫生研究所。此外，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和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也是全国重要的精神科培训基地。2001年以来，各重要基地举办了许多部级的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绝大多数正式的CME项目都有参考教材，但是都没有统一要求，因此没有全国性的材。

几乎所有的CME培训的教材和教学内容中，凡涉及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系统的，都不同程度地介绍了ICD-10，但没有专门针对如何使用ICD-10的培训项目和课程。各个单位和医院举办的小型学术会议中，也许有针对ICD-10的培训，但没有得到具体信息。15年来，除了因为科研的要求而由研究者举办小范围的、旨在提高理解一致性的ICD-10使用培训以外，在精神病学教学和培训中很少有专门针对ICD-10的课程。

ICD-10在中国的使用远不如CCMD深入和广泛。接受访谈的部分专家认为：由于ICD-10的译文强调忠实原文，在中文行文上略显艰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使用范围。水平较高的医院如医学院校的附属医院，以及一些高水平的研究者，愿意使用ICD-10；基层医院的医生则普遍反映“看不懂”。另外，CCMD-2-R和CCMD-3的本土优势和广泛被使用，也影响了ICD-10的使用程度和范围。

注：“很详细”指全文介绍了当时对ICD-10进行翻译的内容。“一般”指只对ICD-10的框架和章节做一般介绍，没有涉及章节的具体内容。“很少”指书中1~3种疾病采用ICD-10的诊断标准；“部分”指书中半数以下的疾病采用ICD-10的标准，“大部分”指半数以上（并非全部）疾病采用ICD-10。

关于IVD-10在医学院校教学大纲中的情况，主要了解北京、上海、四川、湖南四家，都不是“掌握”的内容，而是“了解”或“熟悉”的内容，北京和湖南的大纲明确说明采用ICD-10。

具体课时都融入到总论或者绪论中，由于全国精神医学教学的总时数在50学时左右，总论和绪论一般不超过2学时，涉及ICD-10的教学时间很少超过30分钟。

3 讨 论

1992年以来出版的精神病学教科书和专著，大多数在论及精神障碍分类和诊断标准的有关章节中，不同程度地介绍了ICD-10，有些还与CCMD和DSM进行了详细的比较。比如沈渔主编的《精神病学》第3版，对ICD-10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与诊断要点进行了全文介绍。但是在各论中对于具体疾病的诊断（主要看的是精神分裂症、心境障碍、神经症），极少采用ICD-10系统，而多数采用CCMD系统。只有于欣作为主编之一的一本英文教材中，对于具体疾病的诊断全部采用ICD-10系统。另外，卫生部卫生技术资格考试委员会主编的一本精神病学考试指南中，涉及ICD-10的考试内容。

1992年以来，大多数部级的精神科CME培训项目中，凡涉及精神障碍分类和诊断标准的有关内容，都不同程度地介绍了ICD-10。但是，15年来除了因为科研的要求而由研究者举办小范围的、旨在提高理解一致性的ICD-10使用培训以外，在精神病学教学和培训中很少有专门针对ICD-10的课程。各个单位和医院举办的小型学术会议中，也许有针对ICD-10的培训，但没有得到具体信息。

1992年以来，ICD-10系统在水平较高的医院以及研究者中，相对较多地使用。而基层医院很少使用。其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ICD-10的译文略显艰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使用范围，基层医院的医生普遍反映“看不懂”。二是CCMD-2-R和CCMD-3的本土优势和广泛被使用，也影响了ICD-10的使用程度和范围。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尽可能将CCMD做成ICD的中国版；（2）翻译时，在保证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中文的行文流畅与浅显易懂；（3）如果要推广，则需要加大专项培训的力度。

参考文献

［1］沈渔.精神病学［M］.第3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

［2］沈渔.精神病学［M］.第4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

［3］沈渔.精神病学［M］.第3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

［4］沈渔.精神病学［M］.北京: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2002.

［5］Chiu EYK,Chiu HFK,Kua EH ,et al. Textbook in Psychiatry for Asia［M］.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6.

［6］刘协和.法医精神病学［M］.第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

［7］郝伟.精神病学［M］.第5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

［8］张亚林.精神病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9］孙学礼.精神病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10］谭庆荣,王家华.精神病学［M］.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2006.

［11］杨德森.基础精神医学 ［M］.湖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12］姜左宁.精神病学简明教程［M］.第3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精准医学论文篇（9）

“医师职称反映的是临床工作能力，主要看其处理疾病的娴熟程度，诊断救治的技术水平，对待病人认真负责的态度。一个胜任工作，深受病人欢迎，具有敬业精神的医师，其能力并不能单用外语、论文、科研成果来证实。”范利说，医生的职称评审脱离临床实际，许多学历高，科研论文数量可观的人不会看病但可晋升高职称；而那些诊疗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喜爱的医生却因为论文数量不够而在晋升的路上屡屡受挫，严重挫伤了医生临床工作积极性。

范利认为，逼迫临床医生加大精力忙于从事科研写论文，只会导致医疗质量滑坡、科研急功近利、论文造假泛滥、医生队伍不稳等严重危害，将使我们的医改面临严峻挑战。

针对现行临床医师职称晋升考评制度，范利建议：

精准医学论文篇（10）

病名是中医在长期临床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重要概念，是中医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辨病是中医临床不可缺少的内容[1]。任何疾病都有原因可查、病机可究、规律可循、证候可辨、治法可用、预后可测，临床治疗的目标主要也是针对病。但目前中医病名几乎处于被取消的状态，临床诊断、论文著作、科研课题等，大部分都使用西医病名，中医病名被弃而不用，或仅称属中医“××范畴”。因此，必须制定中医标准病名，作为国家标准加以颁布实施，以保护中医药知识产权，维持中医知识体系的完整性。

1病证结合是中医诊断学的精髓

中医对疾病本质的认识最早即是确定病种，并赋予病名。《黄帝内经》所记述的病名逾200种，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无论是《伤寒论》论外感病，还是《金匮要略》论内伤杂病，都是以病为纲，病脉证治并重。此后历代医著如《诸病源候论》、《景岳全书》、《医宗金鉴》、《证治准绳》等，以及近代临床各科的中医教材，基本上都是以病(症)为纲，进行辨证论治。因此，继承中医学的病名及诊断十分必要。

病证结合是中医认识疾病本质的基本方法，诊断疾病可以有效地把握疾病全过程的根本矛盾，而辨析证候又能准确地把握疾病某一阶段的病位与病性等主要矛盾。对病和证的分层认识，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二者的关系犹如经纬纵横交错，使中医对疾病本质的认识在病位的表里上下与脏腑经络，病性的阴阳寒热虚实，以及病势的进退深浅3方面达到3维统一。中医病名融于中医理论体系，能正确引导临床辨证与施治。与证名诊断一样，病名诊断是中医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内容，取消中医病名不仅仅是病名被取消了，中医认识疾病本质的病证结合诊断特色也没有了，更谈不上中医的优势、生命力和发展。

2中医临床必须使用中医病名

就临床诊疗的目标来说，中医与西医所针对的都是疾病，在这一点上中医病名与西医病名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但由于认识论和方法学的不同，所导出的病名体系必然不同。中、西医的病名，一般都是由病因、病性(病理)、病位和病状相互组合而构成。在病因病性方面，中、西医的概念基本不同，中医的风寒湿热、痰饮瘀血、阴阳虚实、劳瘅痹厥、胀脱痿痛、癌瘤瘕、痈疽翳障等，西医称之为细菌、炎症、变态反应、免疫紊乱、功能亢进、减退、衰竭等等，而气、血、水、脓、毒、火(炎)等概念，中、西医则都将其视作基本的病理改变。在病位方面，虽然中、西医的解剖名称基本相同，但中医学的认识相对笼统而西医学的概念以精细为特征，由于中、西医对各组织器官的生理、病理及相互关系的认识上有所不同，因而对疾病的命名诊断，西医有病因诊断、病理解剖诊断、病理生理诊断、功能诊断、临床综合征诊断等不同形式，并注意几个方面的结合而作出完整诊断，因而其病名限定清楚，但较冗长而复杂。与之不同，中医学病名极为精当简炼，每个病名实际用词一般只有2～4个字，不一定将每个病的病因、病性、病位等本质属性概括无遗，而可通过辨证诊断使之得到补充。正是由于病名诊断与辨证诊断之间的这种互补性，使中医学的病证诊断完整地融入中医学理论体系并具有中医之特色。可见中医病名与西医病名既有关联而又不等同，中、西医病名的对应关系是模糊的，即“是也不是，不是也是”。

中医临床必须以中医理论为指导，使用准确而规范的中医病名。中、西医病名只能并存和相互对照，而不能并用，更不能以西医病名取代中医病名。某些中医病名目前尚不为广大群众所熟悉，主要是由于受西医病名的冲击，加之近代中医一味地强调辨证而不重视病名诊断所致，而不是中医病名脱离了实际，导致广大群众不能接受。只有规范中医病名，坚持并强化中医病名诊断，方可使中医病名逐渐为人们所熟悉和接受，才有益于中医学的发展，也有利于发挥中医学的优势。

3中医病名诊断的必要性

中医的许多病名，如破伤风、托盘疔、胬肉攀睛、鹅口疮、舌菌、痄腮、阴吹等，精炼简捷，见名知义，易于掌握。中医有不少好的病名，如历节风、破伤风、感冒、红丝疔、缠腰火丹、蛇头疔、乳岩、天行赤眼、蟹睛、骨槽风、鼻渊等，其命名科学确切，名实相符，正如宋·张杲《医说·疾症》所谓“古之论疾，多取象比类，使人易晓”。因此，这些中医病名一直沿用至今，为人共晓，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有些病名如痢疾、霍乱、伤寒、破伤风、风湿热、感冒、麻疹、癫痫、子痫、白喉、痔、痈、痛风、风疹、云翳、脚气病、牛皮癣、梅毒等，在西医传入中国时，便为西医所引用。

中医强调辨证，并多以症为病。但辨证毕竟只是反映疾病某一阶段的情况，症则只是疾病本质的外在表现，而通过诊断所确定的病名，代表着对疾病最本质的认识。病名诊断在中医医疗实践中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它有利于把握疾病的全局和全过程的一般规律，有利于临床施治，这是中医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徐灵胎《医学源流论》指出：“欲治病者，必先识病之名……一病必有主方，一病必有主药。”说明不同疾病可以有自己的专方、专药、专法治疗，如肺痨若不治痨杀虫，则辨证治疗效果欠佳。虽然异病同证时应当同治，但治疗也应根据病而有所区别，如胃疡、久泄均可见脾虚证候，在补脾益气同时，胃疡者常结合理气止痛，久泄者则常兼利湿止泻。同时病名诊断亦可指导辨证，因为每个病演变过程的一般规律往往可体现为不同的“证”，各证出现的频度也不一致，如风眩最常见的证型为肝阳上亢，而阴阳两虚则较少见，有时病人可能仅有血压增高，而其他症状不明显，以致无症而出现无证可辨，此时则可根据风眩而首先考虑为肝阳上亢，采用平肝潜阳的治法。

4取消中医病名必将导致中医学的灭亡

有学者提出，中医病名改革应大部分采用西医病名，或中、西医病名并用，这样方有利于中医现代化，并能成为中医走向世界的桥梁[2]。也有人认为“取消中医病名中医灭亡不了”。这些观点显然都是不对的。中医临床是在中医学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活动，中医学需要与国际接轨，但绝不能用西医病名取代中医病名。因为中、西医学是不同的理论体系，中医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病因病机等基本概念不同于西医学的解剖、生理、病理等理论，把西医的病名搬过来，套在中医学的头上，则名实不相符，无异于穿西装戴瓜皮礼帽，这无疑会给中医的诊断和治疗带来思维方面的负面效应。

中、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认识疾病的角度不同，那种“西病中证”式的诊断无异于“人头马、美人鱼”之类，似是优势互补、强强相合，但实际上只会使中医学走向灭亡。因为用西医学理论来衡量中医学，不仅只是病名不科学，中医学的阴阳五行、风、寒、暑、湿、燥、火、喜、怒、忧、思之类病因，肝之开窍于目，脾主运化与统血，经络的解剖结构，以及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等中药理论等等，统统都无科学可言，都应在废弃之列。坚持中医病名是保持和发扬中医学体系的要害所在，是中医学生死攸关的大事。设若中医学取消了病名，则说明中医学对“病”没有认识，中医只知辨证施治，不会诊病治病，那么中医学还有何“术”可言呢?取消病名，就会使中医学术一溃百溃，一发不可收拾。

中医是中华传统文化最优秀的部分，由于西学东渐，中国人已逐渐远离自己的民族文化主体，出现了文化自卑，不少人对中医的知识财富不相信，甚至抵触，这并不足为奇。癀瘕、卑傈、旭痹、瘅等字都不认识，这是由于近现代文化举措对中医学带来的负面影响。落叶知秋，病名的取消就是中医学术消亡的前兆，面对日渐远离传统文化的中医，如何恢复昔日中医与传统文化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如何使中医能够按照其自身发展规律良性发展，这或许是今天有志于振兴中医药事业的人们所应当迫切思考和解决的问题”[3，4]。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否认中医理论体系，妄以西医病名取代中医病名必然失败。1933年下发的《中央国医馆学术整理委员会统一病名建议书》、《中央国医馆审定病名凡例》及《中央国医馆审定病名录》，之所以遭到反对而没有实施，其主要原因就是武断的认为中医病名不科学，要统一则必以西医病名为标准，这是其夭折的致命之处。现在虽然时过境迁，中医界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可以断言，取消中医病名只会是重蹈复辄的命运。恽铁憔在《论医集·对于统一病名建议之商榷》说：“今若以西名为主名，不废中医学说，则名实不相符。若废中医学说，则中医即破产，不为此，则为彼，更无回旋余地。例如《伤寒》一书，包括支气管炎、肋膜炎、胸水乃至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日射病、虎列拉等等，假如使用此诸名色，初步，《伤寒论》本文，将渐次无人研读；进一步，必《伤寒》方无人能用；及后一步，必讲究注射灭菌。如此，则中医消灭、中药消灭。是故用中医病名为统一病名，在此必争，是非得已，不止名从主人而已。”先贤之见在当代中医界已被印证，这不正是废弃中医病名之恶果吗？

我们应从病证结合的角度，站在发展中医理论与保持中医特色的高度，坚持中医病名诊断，并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摒弃“重证轻病”、“西病中证”等错误观点，在中医学理论指导下，深入开展对“病”的研究，以提高临床诊疗水平。

5规范中医病名体系

任何学科都是在继承前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医病名学术也不例外。中医病名规范化的研究，首要而根本的原则，必然也只能是继承性原则，要从蕴藏前人丰富经验和理论的历代医籍中整理、挖掘中医病名，切合临床实际者用之，不符合临床实际者改造之。在此基础上本着特色性、实用性、创新性、准确性等原则，全面系统地开展病名体系研究，形成完整而规范的中医病名学术体系。近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5]疾病部分即是本着继承和发展中医学理论的宗旨，采用继承、挖掘、引申、创新、引进等方法对病名进行分化定义，从而使中医病名学术在相对完整的意义上形成体系。

现代医学制定有国际疾病分类(1CD)等国际标准和国内的《疾病分类与代码》。但中医学是具有独特理论和丰富经验的传统医学，中医学是我国的宝贵文化遗产，它与西医学有很大的不同，因而不可能用ICD等外来名词规范中医疾病名称。现在临床上中医的病名被弃用，没有中医的病名体系，这将使中医学术处于灭亡的境地，因而必须加紧中医病名的标准化、规范化研究，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应组织中医学者开展中医标准病名的研究，建立中医标准病名体系，一方面充分吸取、反映以往研究的合理内容，另一方面弥补前段标准化研究的不足。中医标准病名研究应按照中医理论体系，严格区分病、证、症概念，在继承原有病名的基础上，参考西医病名，按中医学的理论创新、分化、扩展中医的病名。该研究可为中医学术提供全面标准的“原件”，不断完善中医疾病体系，并能对临床诊断及鉴别诊断起到指导作用，也有利于保护中医学的知识产权。

【参考文献】

[1]朱文锋，贺泽龙．论坚持中医病名诊断的必要性[J]．辽宁中医杂志，2000,27(2)：50-52.

[2]苏玉仑．中医病名应改革[J]．中国中医药报，2000，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