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论文篇（1）

 

一．引言

进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西方翻译开始转向对翻译文本的译者和接受者(读者和译语文化的接受环境)的研究，因此，如何描述和解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成为翻译理论的根本问题之一。起步于2001年的生态翻译学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译者主导、译者中心是其核心理念，并取向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特别是译者在翻译生态中的生存境遇和能力发展研究。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1],它确立了译者的中心地位和译者的主导作用。这里的译者具有动态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与制约,另一方面又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与操纵。译者的这种“双重”身份可以表述成译者既是原文的“读者”、又是译文的“作者”。

回顾20世纪以来国内古典诗歌英译研究状况，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应该译成韵体还是散体”[3]。或重声韵，用传统英语诗律翻译唐诗，以求再现唐诗的整体美；或重意象，用自由的散体译诗，以求传达唐诗艺术的真质。这两种方向，既有其成功之处，又有其遗憾不足。诗律有碍达意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因形害义”；而达意又要丢弃唐诗本身的形式美，以致损害了唐诗本貌。

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态翻译学理论对唐诗的翻译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从胡庚申教授提出的“原文一译者一译文”三元关系视角看[4]，我们从译者居中的位置向两端审视，由此演绎出来的译论构架也有可能相对‘中和”稳定。基于这个理论视角，笔者认为唐诗英译的过程是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交替进行的循环过程，其实质是译者适应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译者在其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本文运用“生态翻译学”来分析著名唐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双译本的异同，探讨唐诗翻译中译者的双重身份。

二．《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英译对生态翻译学的体现

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包括了翻译活动的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维度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只有真正地做到‘多维’地适应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和至少‘三维’的选择转换，才有可能产生恰当的译文”[5]。从这个意义上说，许渊冲和庞德在英译《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过程中适应原文和译语文化生态环境、继而做出对原文的主题思想“取便发挥”，这种做法又可以解释为是两位译者适应其生存境遇的一种选择。

2.1 译者是原文的“读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

译者作为原文的“读者”具体表现为对“能力”的适应。译文产生过程的第一阶段即“翻译生态环境”选择译者，“重点是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选择”[2]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原文是一首李白的送别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那么,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要选中的,可以说应当是诗人译者,或者是对中国古典诗词有一定造诣的译者论文格式模板。许渊冲先生是“诗译英法惟一人”,他用韵文来译,显示出了中国翻译家力求保持中国古诗词民族特色的诉求。美国诗人庞德改译的《华夏集》包括《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中国古典诗词十九首，其译文语言简练、流畅而不浮华，遣词造句富于现代气息。艾略特为此称赞庞德为“中国诗歌之发明者”[6]。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英译本中许渊冲和庞德这两位文学大师的译文得到广泛流传，说明两位译者不仅没有被“翻译生态环境”给淘汰掉(比如或审稿者“未通过”、或出版商“不出版”、或读者“不愿看”、或译评者“不认可”等等)，而且其译作也做到了“适者生存”。

2.2 译者是翻译过程的“作者”实施对译文的选择

译者不仅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还要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支配。因此，在译文的产生过程的第二阶段即生态环境选择译文，“重点是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2]。这时的译者是翻译过程的“作者”，是真正的“主宰”。“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选择”[2]。这种选择性适应集中体现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维度上。评判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首先要看译者是否多维度地适应了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尤其要看是否做到了“三维”转换。本文从这三方面看唐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两译本的异同。

2.2.1 译者对语言维的选择转换

“语言维层面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7]。

在形式上，唐诗整齐、简练,信息载量丰富；英文诗中冠词、介词、连词常常是不可缺少的，这就使得在行数方面保持形似十分困难。作为七言绝句，《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只有四行，每行七字，充分体现了唐诗布局合理，排列整齐，富于建筑美的特点。在两篇译文中英语专业毕业论文，许渊冲先生的译文保存了原诗的这一特点，也是四行，而在音节数上是呈递减趋势，从形式上反映出帆影渐渐远去，消失在天际的画面，从诗的形式上与情境遥相呼应。而庞德采用了现代自由诗体译成了散文诗，他认为，翻译不应该受原语句法的限制，应该根据译语的表达需要，采用自然的、符合译语表达习惯的句法表达思想。笔者认为，唐诗乃中华文化之瑰宝，有其特定的形式与内涵，所以译者在适应译语生态环境的同时，需要发挥译者的主体性，选择和原文较为一致的形式来传达诗意。因而，就形式方面笔者认为，两篇译文中，许的译文较为突出。

在韵式方面，诗人颇具匠心地选择了/楼/州/流三个声调悠扬的韵脚,吟诵起来余音袅袅。这与孤帆远去、江流天际的景象以及诗人目送友人、以及对友人无穷无尽的思念十分切合。在这两种译文中,许渊冲的译文保持了唐诗的音韵美，采用了aabb式的韵脚的转换,并在句数上采用了绝句的四行式排列。而庞德译这首诗时运用现代自由诗体。可见，由于两名译者的体会、判断和选择的不同，即使是对同一首诗，也会产生不同的译作。

2.2.2 译者对文化维的选择转换

“由于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上和内容上往往存在着差异,为了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解原文,译者不仅需要注重原语的语言转换,还需要适应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并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1]。

首句“故人西辞黄鹤楼” 在“黄鹤楼”送行富有文化内涵。许译的第一句“My old friend has leftthe west where the Yellow Crane towers”，既交代了友人是自西向东而行，又传达出了黄鹤楼的文化内涵：黄鹤楼既是传说中仙人飞上天空去的地方，也是千古登览圣地和中国诗人经常留下诗句的地方。庞德在此句的译文中保留了古风和异国情调，例如英语专业毕业论文，他选取“Ko-jin”代替“故人”，“ko-kahu-ro”代替“黄鹤楼”原因在于这两个词作为名字好听，和“故人”的汉音有点类似，带有一点恰当的异国情调，放在诗歌的开头和首句末显得亲切、自然，对整体意境传达起着一定的作用。

次句“烟花三月下扬州。开元盛世的“扬州”是当时整个东南地区最繁华的都会,象征着欣欣向荣,充满希望。通过对诗人写作背景的研究,可以考证当时的扬州确实是李白心之所向。许译用River Town向译文读者点出了扬州的水乡特征,有助于译文读者产生有益的联想。庞德的译文舍弃了表示目的地的“扬州”，而换成了一个新的意象：The smoke-flowers are blurred over the river. 似烟如雾的花丛随着孤舟渐行渐远，慢慢地变得模糊不清。这一意象凸现了一个动的过程，孤舟的远去，花丛的逐渐模糊与送别之人的心情交相辉映，送别之人的情感由此得到升华。

文化传递本来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对诗歌而言尤为如此。两位大师在文化维的选择转换都是在翻译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生性,应用他们各自的语言来体现两种文化的转换,都选择尽量把文化内涵传达到位, 可谓都是较为好地适应了翻译生态环境而做出的翻译。

2.2.3 译者对交际维的选择转换

“翻译过程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说译者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1]论文格式模板。诗歌在交际维层面的转换体现为原文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通过译者的桥梁作用，读者与作者在情感、思想等各方面产生共鸣，促成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间交际目的的实现。因此，译文中意境的传达也是不可或缺的，它是诗意赖以飞翔的翅膀，是一种软信息的传达。

诗的第三、四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从表面上看,这两句诗全是写景,实际却描写的是李白送别诗友时的惜别深情。许译文用“theboundless azure sky”表明天空的无穷无尽，这种空间上的延续也能表明诗人送友人时的怅惘情怀。原文中的“流”这个意象，许译为“rolling”，表示的是长江的气势和浩荡，与诗人感伤的情绪形成了对比，衬托出诗人对友人的无尽思念。庞德对两个意象的英译仍然没有逐字对译，而是用“lone sail”，“blots”和“thefar sky”，将一叶白帆远去消失在天边的画面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用“reaching heaven”将“天际流”的意境和美感白描了出来，构成了一幅动静结合的山水画英语专业毕业论文，这一方面充分表现了中国诗歌的特色――诗中有画，画中有情，另一方面让西方读者可以透过诗中突出的语言意象了解到异域文化，潜移默化地领会到诗中所蕴含的情感意味。这样的译诗,经过内容和形式上的“转述、改写、变形”后,在当时客观的时代文化氛围中大获成功,这是译者庞德的成功,然后才是李白诗歌的成功“出访”。在这部分译文中,两位译者对原文的处理增减恰当,将原诗中的“诗眼”和美的意境一览无余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从翻译创生性来看，两位译者是发挥其主导作用，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下实现了交际目的，堪称最佳翻译。

三．结语

综观两篇译文，通过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分析，两篇译文各有千秋。为了形成“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文，各自都尽可能地跟原诗保持一致，都在不同程度上传达了原诗的意境和形象。基于此，译者需要克服巨大的时空差距和文化差异，从各自的审美视角出发，通过译作竭力将壮丽的画卷忠实地再现在译语读者面前。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一种以“译者为中心”的活动。译者作为原文的“读者”不仅要忠实于原作,对原者负责;同时是译文“作者”，要服务于读者,对读者负责。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双重”身份表明译者是翻译成功的根本因素。因此译者是翻译的真正主人,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适应选择过程。译者的素质越高,他在翻译的过程中“适应”与“选择’才会完成得更好。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123,136,137-138.

[2]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哲学理据[J]. 上海科技翻译,2004(4):1-5.

[3]王海艳，刘秀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浅析中诗英译现状[J]. 辽宁工业大学学报,2009(3):48-50.

[4]胡庚申.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J]. 中国翻译,2004(5):10-16.

[5]束惠娟.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公示语翻译———以上海世博会主题标语为例[J]. 上海翻译,2010(2):39-42.

[6]吴其尧.庞德和中国文化[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111.

生态翻译学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G648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5）10-0033-01

清华大学胡庚生教授2004年在《中国翻译》上发表了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的论文，探讨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观，旨在为"译有所为"寻找理论依据。本文将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出发，对译者主体性及其表现形式进行探讨。

1.生态翻译学理论

近年来，人们追求"有机食品""环保居所""生态旅游""绿色工程"等的同时，生态意识在学术界也越来越浓厚。生态翻译学作为一个新的翻译研究的视角越来越受到重视。

翻译的生态学研究是将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运用于翻译研究，试图用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翻译的问题，试图创建新的译学理论系统，是从生态视角对翻译的综合性研究。翻译生态学最早是由爱尔兰的Michael Cronin提出的。胡庚生教授2004年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2008年，他又提出生态翻译学解读，旨在实现翻译研究的转向、超越和回归。生态翻译学既是一种"喻指"，又是一种"实指"。"喻指"，指的是将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作隐喻类比而进行的整体性研究；所谓"实指"是取向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特别是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生存境遇和能力发展研究。

胡庚生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胡庚生，2008，P90），他认为"译者为中心；最佳翻译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多维适应和适应性的累积结果；对于译者，适者生存、发展，对于译文，适者生存、生效。"（胡庚生，2004，P179）

根据生态翻译学理论，"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文、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胡庚生，2004，P4）胡在《翻译适应选择论》一书中明确指出：译者必须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译者也是"适者生存"。译者与翻译环境的互动是相互适应和相互选择。译者被翻译生态环境的"淘汰"是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反作用。

2.译者主体性及其表现形式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与选择活动，强调翻译活动中译者的主体意识和主导作用。译者处于翻译的中心地位，"翻译过程是译者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胡庚生，2004，P20）在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首先处于被动地位，即须适应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并接受影响和制约；同时又处于主动地位，从语言、文化、交际多维度对译文作出选择，以达到"整合适应度"最高的翻译。译者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译者翻译时所遵从的"信达雅"原则上，还包括对原文文本的选择、翻译技巧的运用和对译文文化效用的操控。

2.1 译者的能动性 。根据生态翻译学理论，译者的主体性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本文将从两个阶段对译者的能动性的表现方式进行探讨。

第一阶段是以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选择，或是看做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译者应该要适应的翻译生态环境，即原文、原语、译文和译语所反映的背景，包括社会文化因素、读者需求等，适应的最终目的是求存、生效，但这种适应并不是被动的，而是包含了选择的适应。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译者要作出适应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

第二阶段是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这是译者主体性体现最明显的阶段，前一阶段的结构会通过译者的一系列选择充分体现在疑译文当中。无论是宏观上的翻译策略的选择，还是微观上词句语篇的选择，都是译者主动性的体现。

在翻译文本时，为提高译文的"整合适应选择度"，译者在适应了原文翻译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选择与自己的风格、能力相当的作品来翻译，译者的选择是多方面的，包括选择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而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根据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观点，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都是译者为了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可以选择的翻译策略。无论选择哪种策略，都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适应度的选择，即译者在原文本的制约和译语社会文化因素的支配下，能动地选择是颠覆这些制约还是遵守。而当翻译生态环境发生变化时，译者也应作出与翻译生态环境想适应的选择。

2.2 译者的受动性。能动性是主体性最突出的特征，但译者的能动性又受到了限制和制约。译者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能动地作出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后，还要受到其生存法则的制约，即在翻译中遵循"优胜劣汰"的法则。

这些制约因素除了原文、原语、译文和译语等客体因素外，还包括作者、读者、出版商、赞助人、审稿人、译评人等因素，以及译者本身的专业背景、翻译理念、审美观念、心里素质等内在因素。他们都会对译者对翻译策略、翻译技巧、措辞造句的选择造成影响。如果译者忽略这些因素，就会遭到翻译生态环境的淘汰。

能动性是以受动性为前提的，如果只关注主观能动性而忽略受动性，就会出现任意性和盲目性，导致翻译的失败。

3.结语

译者的主体性体现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并不断做出适应与选择的交替过程。在确保原文和原作者的意图和客观性的同时也要积极地行驶主体性。不能原封不动地复制原作者的意图，对原文文化及语言形式一味地还原；当然也不能忽视作者的本意，过分地发挥主体性，使得译文完全背离了原文索要表达的意思。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译有所为。生态翻译学的"译有所为"可从两个层面理解。第一，翻译作品具有社会意义；第二，翻译活动本身具有意义。简言之，通过翻译这种创作活动，译者能够有所作为，在语言、社会、文化等方面起到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a.

生态翻译学论文篇（3）

二、生态翻译学与文化转向的关系

1.生态翻译学与文化转向的研究基调基本一致首先，著名的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在其第一版的《翻译研究》中就曾阐述过翻译视角下文化学派的一些基本理念，即关注文本与译本背后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同时试图去理解文本操作的繁杂过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到底是哪种标准在决定着译者对原文本进行翻译时所采取的不同策略，对文章本身来说，它将会以何种方法为目的语系统读者所接纳［7］。这就要求在分析文本时，首先，分析文本存在情况与译者译著时宏观的翻译生态环境，这种翻译生态环境包含了译著目的、译者背景、译本的事后追惩等内容，与翻译文化派的要求方向一致。其次，两者都是在人类学与生态学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此种文化转向最先并非发生于翻译领域，而是发生在人们熟知的文化人类学的相关领域，因此，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者在钻研殖民时期非西方民族文化时惊讶地发现，这些所谓的民族历史其实是西方殖民主义为巩固自身统治而“制造”出来的“虚构”历史，完全可以说是统治者们用西方话语所改写出的一种民族编年史［8］。而这种历史的“制造”也毋庸置疑地透露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等生态学道理。生态翻译学的产生同样体现了人类学与生态学的结合，生态翻译学产生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跨学科的提炼。中国自古强调“天人合一”“中庸之道”，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古代思想十分提倡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圆满，其在生态翻译学中则体现为致力于追求译者与译本及其当时所处翻译生态环境的和谐与统一［9］。由此可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生态翻译学同样结合了人类学与生态学，作为同样需要跨学科联系的两门研究，其研究基调基本一致。2.生态翻译学是研究文化转向的基石西方学派对翻译理论的研究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不同于以往略显“僵硬”的、仅仅注重表达是否完全对等的一些翻译理论，近期许多翻译理论开始向文化层面靠拢，翻译的对等流派正悄然转变为翻译的文化转向研究。一些西方翻译理论如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多元系统翻译理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等都不可避免地成为西方各流派研究的重点，同时这些理论也无一例外地被置于文化转向这个大的环境之下。但是，无论解构主义也好，多元系统理论也罢，都是剖开文化转向的表面，单独研究其某一分支，却没有领悟到文化转向宏观的生态性。生态翻译学则由于其可以从生态的视角来对翻译的行动过程进行分析与研究，并通过译者所处的生态环境对其所译版本进行能动的多维度的考察与整合，所以可以说其包含了文化等元素在内的转向性。与此同时，文化转向对译者主体性或译本存在价值的研究与要求无不散发着浓厚的生态性，因此可以将生态翻译学涵盖入文化转向这个大的议题中去。在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语用学、文化和认知等理论转向之后，语言翻译学、女权主义思想的翻译学、包括后殖民翻译以及认知翻译学等理论，都被认为是对生态视域下翻译研究的起源及其相关理论的建构提供了合理的思想启示与贡献［10］。众所周知，生态翻译包含着许多有关文化层面的分支理论，所以生态翻译学与文化转向课题相铺相成、互通有无，同时，由于两者的生态关联，生态翻译学也可作为研究文化转向的基石。因此研究好生态翻译学便是研究好了文化转向的大方向，应促使生态翻译学成为文化转向的“中心议题”。

生态翻译学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1-0327-02

一、外宣翻译

“外宣”就是“对外宣传”,但对“外”的理解似乎有两种。第一种不妨称为广义的“外宣”,相对于宣传主体所在地区而言,外地区属于“外”。第二种可称为狭义的“外宣”,特指面向国际的对外宣传,主要以外国人为宣传对象,传播中国的真实情况,在对外开放中发挥先导与桥梁作用,其主要任务是“服务经济、促进开放、宣传中国、树立形象[1]。本文主要探讨第二种狭义的外宣翻译。

文化全球化日益突出了外宣翻译的重要地位,无疑为促进外宣翻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也给外宣翻译提出了新的挑战。在世界多元文化的激烈竞争中中国要走向世界,要生存,就必须加强外宣翻译,让世界了解中国。只有这样,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才能被全球各国认同,才具有全球化的性质。创造这种文化的国家会作为一个对全球化具有贡献的国家而存在着,但是这种被认同的文化已经属于全球各国所有,不再具有国别性。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常常会使译者陷入困境,那么,在实际翻译工作中，外宣翻译该遵循怎样的原则和标准呢？

二、生态翻译

什么是生态翻译呢？我们首先解释一下生态、生态平衡、生态学。《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版）说，生态“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生态平衡“是一个生物群落及其生态系统之中，各种对立因素互相制约而达到相对平衡”。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也就是说，生态学最基本的任务就是研究、认识生物与其环境所形成的结构以及这种结构所表现出的功能关系的规律，研究生物之间及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生态又是如何跟翻译结合在一起的呢？我们知道翻译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语码转换、信息转换、文化转换。这种转换很难达到对等或平衡。而这种不平等或不平衡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如语际之间，英语被译成其他语言的几率远远大于其他语言被译成英语的几率。实际上，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又如文化传递，弱势文化相对很少译成强势文化，而以欧美中心主义为代表的强势文化却大量译成弱势文化。显而易见，生态翻译就是“一种翻译实践，该实践控制着弱势语言的使用者和译者，该译什么，什么时候译，怎么译”(MichaelCronin2003:167)，具体说，生态翻译就是要保持语言地位的平衡，文化交流的平衡[2]。

生态翻译学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抑或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由于“生态翻译学”至少涉及到了“生态学”和“翻译学”，因此，它又是一项具有跨学科性质的交叉研究。“生态学”被定义为“研究生物与环境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相互关系的生物学分支科学”。随着人类对生物与环境逻辑关系的认识不断加深，现代生态学扩展到了研究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逻辑关系。而20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群众性环境保护运动更进一步使生态学逐步脱离生物学领域，上升到了对人类与自然界之间本质关系的研究。近年来，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生态”一词则已转义泛指自然健康、保持平衡与“和谐共生”的集合。生态学是奠基于整体主义的科学，其研究方法强调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整体性。“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的规律和艺术的学科。作为翻译学的一部分，翻译理论是对翻译实质、原理、过程、方法、标准等一系列翻译知识的理性认识和高度抽象。近年产生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以生物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等基本原理为基石，以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人合一”、“适中尚和”的经典智慧为依归，提出了“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翻译理论(胡庚申，2001;2004)。在上述生态学和翻译学、特别是翻译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翻译生态的视角出发，取生态之要义，喻翻译之整体，基翻译之实际，逐渐形成了“生态翻译学”的相关理论。综而观之，生态翻译学研究既是一种“喻指”，又是一种“实指”。所谓“喻指”，指的是将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作隐喻类比而进行的整体性研究;所谓“实指”，指的是取向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特别是译者在翻译生态中的生存境遇和能力发展研究。换句话说，生态翻译学着眼于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以生态翻译学的叙事方式，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等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3]。

三、翻译适应选择论

生态翻译系列理论中最核心最基础的翻译适应选择论(胡庚申2001,2004)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引入翻译研究,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同时,将翻译的“语境”扩展到“翻译生态环境”,其内涵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是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翻译过程被描述为由译者主导的适应与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对于译者来说,既要适应,又要选择;适应中有选择,即适应性选择;选择中有适应,即选择性适应。翻译适应选择论中的“翻译即适应与选择”是其主题概念,可以回答“何为译”的问题;“译者主导”、“译者中心”是其核心理念,可以回答“谁在译”的问题;“汰弱留强”/“求存择优”、“选择性适应”/“适应性选择”是翻译的主导方法,可以回答“怎样译”的问题;而“适者生存”、“强者长存”,特别是“译有所为”(即翻译行为的动因),则是翻译的原始目的,又可以回答“为何译”的问题[4]。这一理论探讨成为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的“中坚”。

四、外宣翻译的生态翻译理论标准

长期以来，说到翻译，必然要提“忠实”。追求译文与原文“形”、“神”皆同，忠实不二，似乎是译者天经地义必须努力达到的标准。这种标准的形成有它历史的原因。首先，长期以来，翻译主要是作为文化交流的工具，翻译材料的面较窄，主要集中在文学作品。而忠实原文、尽量保留原作语体特征，充分传达原作的情感意义和美学意义，往往就是大多数文学翻译的预期目的和要求。其次，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过去往往有一种思维定势，似乎文学翻译才是阳春白雪，才有研究价值。造成翻译研究对象集中于文学译作，导致翻译标准的单一性。就广义而言，文学也属于对外宣传，宣传我国的传统文化和文学艺术。但是，传统上的“忠实”标准并不能机械地应用于除文学之外的其他外宣翻译。随着中国加入WTO，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对外交流活动日益增多。翻译早已突破了狭义的以文学作品为媒介进行文化交流的范畴，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与现实世界紧密联系。以翻译为工具，宣传我国改革开放在各个领域中的各项成果，在国际上树立和维护中国的良好形象，增进外部世界对我国的了解和交往，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往往是当今翻译的主要内容和目的。由于对外宣传的目的性明确，以传达信息和施加影响为主，译文预期目的现实甚至功利。换句话说，对外宣传文字的翻译，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向英语读者提供文学欣赏，而是要使其在英语语境中发挥某种效果，实现某种功能。而汉英语言文化和修辞语用差异决定了译文不可与原文亦步亦趋，这就要求译者在了解本国传统的基础上，了解什么样的话语符合外国受众期望，在他们的价值尺度下中听在理，得体自然；了解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传递信息，阐明事实才容易被他们接受，而不是逐字照搬国内宣传语气和行文模式。在话语方式和接受习惯方面，汉英存在巨大差异。西方话语推崇表面上看似平白无华、质朴自然，实则精心构筑的修辞文本，倾向于使用质朴自然、无雕饰、不造作、有真情实感、在平实中显生动、重客观表述事实和传递具体信息的文字（至少是文本表现给人的感觉），不提倡文字表达中过分张扬、空洞无物、重复堆砌。受这样一种修辞文化熏陶的西方受众，也自然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对词语的过分雕饰将冲淡话语的感染力，令人感到虚情假意、华而不实。从而形成不喜修辞中

充斥大话、假话、空话，忌口气过于严厉或过于夸张，不喜用词强烈华丽，感彩过于显露的接受习惯。中国的修辞传统则不同。由于六朝骈体文的影响，以及历史上“泱泱大国”的民族自豪感和喜热闹，好面子的传统民族心理，加上传统和当代政治生活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汉语修辞讲究词句整齐对仗、声韵和谐，重视凝练概括、含蓄浓缩，喜欢辞藻华丽、渲染烘托，大量使用比喻意象。

这一传统反映到其宣传用语上，往往表现为用词华丽，喜欢使用抽象、铺张的比喻、形容词、套语词、成语，大量使用均衡对称的并列结构、修饰性词语和渲染烘托性的语言，常有夸大、拔高、煽情的倾向[5]。一些事件、会议和领导活动的宣传报道文字甚至形成了一定“套路”。这些都是汉语语境中常见、汉语普通受众也习以为常、甚至喜闻乐见的形式。在许多中国人的观念中，华丽抒情的文体和热情奔放的语言具有文采和感染力，而宣传用语中动辄便可看到的“世界一流”、“国内领先”、“零的突破”、“再创历史新高”等字眼，作为能够树立民族自豪感、鼓舞民族精神的修辞手段，在汉语语境中得到普遍认同。

鉴于话语受众的不同，外宣翻译应遵循“内外有别”的原则，即“以西方受众认可接受的话语方式，达到宣传中国的目的”。翻译时以原文为基础，以译文在译语语境中达到预期功能或目的为标准，根据具体语境，采取必要的策略，用西方受众喜闻乐见的话语建构方式，有效发挥对外宣传翻译的作用。

综上所述，生态翻译学是一种对译者与翻译生态系统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着眼于翻译生态体统的整体性，从生态翻译的视角，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等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其核心理论翻译适应选择论回答了“何为译”“谁在译”“怎样译”等基本问题。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外宣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当根据具体语境采取必要的策略，用西方受众易于接受的话语构建方式，有效发挥对外宣传翻译的作用。

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成功学院外语系

参考文献

[1]李崇月，张健.试谈“外宣翻译”的翻译[J].江苏大学学报，2009,09.

[2]祖利军.全球化背景下的生态翻译[J].中国外语，2007,11.

生态翻译学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广义的生态理性指一种行为模式的理性，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共生。翻译生态理性，是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基础、指导思想。生态翻译学由胡庚申教授提出，是根植于我国本土的译学理论，其哲学基础深厚、体现中国文化元素，紧跟时代脉搏，为翻译学诸多方面提供了崭新的范式。胡庚申认为“以生态理性为宏观指导的生态翻译学，表现为一种整体性思维、有机思维、关联思维和过程思维，既注重分析与综合的结合与统一，又注重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行为的影响与制约，既强调‘译学’、‘译论’、‘译本’的贯通整合，又追求翻译生态宏观、中观、微观的整体协调。①”他将翻译生态理性归纳为：注重整体/关联、讲求动态/平衡、体现生态美学、关照“翻译群落”、提倡多样/统一。为方便陈述，笔者将其称之为翻译生态理性“五原则”。

本文结合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生态哲学观点、文化生态翻译观点解读生态翻译理性的理论基础、概念，并探讨生态翻译理性“整体性思维”在译学研究中的作用和意义。

二、翻译生态理性与“整体性思维”

生态理性是较为抽象的哲学概念，将理性的思维方式纳入到生态学的研究中，体现出“生态―整体”观，是一种“思想方法和思维方法”，“特别推重整体精神②”。

世界是运动的，是关联的，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生态系统作为万事万物的存在形式，包含了抽象和具体的概念、是生物体存在的各种形态、物质和精神的整体，“精神结构的整体，不独限于人类，而普遍存在于物种生命，人之为人在于他能有意识和目的地构建世界精神意蕴和万物生命意向。①”

翻译活动是人类跨文化交流的形式之一，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社会的人们以各种希望、意愿、诉求为终极目标，通过意义的转换、传递，被异国文化所接收、认知、接受。这个过程中，人的活动带有意识和目的性，翻译的过程体现出人们精神世界的构建和形成。因此，将翻译活动纳入生态系统整体性的探讨，完全符合其自身规律和性质。如下图：

生态是指“悬搁人事”、“自然”地看待人与世界存在，“摆脱旁观者态度”，“行为地把握动态流变的世界”，“生态根植于整体关联，历史地把握世界与生命存在。①”人在生态理性中具有重要作用，只有人才能具有高级的思维、理性的行为模式、历史的视角、继承的观点。

人类的翻译活动自古有之，从译者的隐身到译者主体，从原文本凸现到译者的创造性翻译，从语言对等到功能主义、目的论主宰，从翻译研究语言学中心到文化转向，从美国文化霸权到多元系统论、后殖民主义， 从父权主导到女性主义翻译，纵贯中外翻译研究发展史，每一次变革都离不开人们的意识，离不开人类的诉求和参与。因此，语言、文化、社会无不打上人类思维活动的烙印，翻译活动不是孤立的，无法与语言、文化、社会系统割裂开来。因此，若将翻译视为生态系统，毋庸置疑，人的因素应该置于最核心位置。

在生态理性下的“翻译生态”可定义为：“影响翻译主体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外界条件的总和。这里的主体是广义的，即参与翻译活动的一切生命体，包括原文作者、译者、读者、翻译发起人、赞助人、出版商、营销商、编辑等。而外界环境可包括与翻译活动有关的自然经济环境、语言文化环境、社会政治环境等①。” 胡庚申所指出的翻译生态理性“五原则”在翻译生态系统中具体表现为：“注重整体/关联，即不能孤立局限于某子生态系统或某一相关利益者”；“讲求动态/平衡，即关注翻译活动主客体之间、翻译活动主体与其外部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体现生态美学，即在翻译学研究过程中，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一直追求美，讲求‘对称’、‘均衡’、‘对比’、‘秩序’、‘节奏’、‘韵律’等审美要素和生态审美原则”；“关照翻译群落，即生态翻译学研究重视译者、重视人的因素”；“提倡多样/统一，对于实现多样统一的宏观译学系统架构和中观理论体系构建都有统领的意义。②”

此“五原则”处于较为宏观的论述，但其体现的整体性、辩证性的思维方式对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下面笔者将探讨生态翻译理性在翻译生态系统微观行为中的作用。

三、翻译生态理性与“文化生态翻译观”

翻译生态系统指“由特定空间内翻译链中个元素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翻译生态学单位。翻译生态系统由诸多不同层次的子系统构成，纵向无限可分， 横向互为环境。 [1]”从翻译本体系统角度划分，翻译生态系统包括: 翻译过程、翻译原则、翻译方法、翻译标准等子系统。

众多翻译理论对以上子系统的研究层出不穷，关于翻译是艺术还是科学、翻译是语言活动还是文化活动、翻译是技术还是艺术再创造等争论不绝于耳。生态翻译学抛开以上观点，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得到启发，另辟蹊径，将翻译过程视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提出“确立译者为中心翻译适应选择论” “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翻译观” [2]此观点大胆创新，为生态翻译学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然而，人与其它生物虽然都遵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将精神世界纳入的生态理性亦适用于翻译生态环境，但这里的前提是，带有意识性的生态理性，这一点是人与其它物种的差异，因此，也是翻译生态系统的突出特点。因此，笔者认为，如果单纯从进化论推导出“确立译者为中心翻译适应选择论”略显单薄。

同样是提出“适译”论，吴志杰认为“‘适译’的文化生态翻译观，提倡适量、适宜、适度的吸收型翻译，其目的便是使翻译适合文化生态发展之‘道’，促进全球文化生态系统的多元性与创生性。③”该观点站在文化、历史的角度，强调“人作为一种文化动因（cultural agent），在到达一定历史阶段时，必然也必须理解生态系统与文化生态系统的‘大道’，超越个体甚至种族的狭隘利益而成为推动文化多元与创生的超级存在者。正是人的这种超越性使得文化生态从根本上与普通生态学区别开来。⑤”笔者认为，这里“人的超越性”和生态理性关照下的“人的意识性”是同质的。“文化生态学虽然接受了生态学的一些思想，尤其是推崇多元与创生的价值观，但从根本上讲还是与生态学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文化的主体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具有强烈主体意识的人。”也论证了此观点，即人的主体性，人在文化中的主体性，在翻译中的主体性。翻译生态理性所强调的“整体性思维”，亦是以人的翻译活动为中心的整体性思考，这其中包括了“翻译群落”、“翻译生态环境”的所有因素。而胡庚申认为“译者是翻译过程中一切‘矛盾’的总和，‘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理论把译者推向译论的前台，使翻译理论建立在真实的、具体的译者基础上，对译者的自重、自律及自身素质的提高有促进作用。④”冷育宏质疑“生态翻译理论下译者真的是‘中心’吗？”，尖锐的指出“生态意识下的译者不应作为‘中心’出现，而应成为翻译生态环境中的普通成员，和环境中的其他成员进行平等对话④”。我们不难看

① 方梦之. 论翻译生态环境[J]. 上海翻译, 2011(1): 1-5.

生态翻译学论文篇（6）

一、引言

如今公示语翻译是翻译界较为热点课题，有些特立独行的翻译版本甚至成为网上和茶余饭后的谈资。公示语涉及社会的多个方面，生活中随处可见，公包括：标识语、指示牌、路牌、标语、公告、广告、社会宣传等。目前公示语翻译不规范，影响了城市的形象。与此同时，生态翻译学是新近出现的一种翻译理论，为多种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本文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对公示语汉英翻译进行研究，旨在进一步拓展公示语翻译的研究新视野。

二、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发起于2010年底，“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在澳门召开，随之引发了翻译界的新讨论。这是由胡庚申教授提出的“一种生态学的翻译观，或者说是一种生态学的翻译研究途径”，译者应关注译文的生态环境，通过合理的适应性选择，使译文与译文所处的生态环境契合。

生态翻译学理论重视的是在翻译生态环境下，译者进行的与之相契合的翻译选择活动，该理论提出了“三维”转换，即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语言选择与转换。在转换过程当中，翻译生态环境和译者适应选择这两个方面显得尤为重要。

三、生态翻译学对公示语汉英翻译的启示

生态翻译学从全新的视角来研究公示语的翻译，强调了以译者为中心以及翻译的三维转换。

1.译者为中心。译者是整个翻译生态链中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所在的社会文化环境、思想道德因素等各个方面都密切联系着译本。

可见，生态翻译学是一种“以译者为中心”的理论，非常重视译者的主导作用。如今，网络上谈及的错误公示语译文众多，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译者自身。如“小心落水”被译为“Please drop into the water slowly”，“请在一米线外等候”被译为“Please wait outside one noodle”。这类的奇葩翻译不胜枚举，若要规范公示语的汉英翻译，首先译者应提升自身语言能力。

2.公示语翻译中多维度适应的体现。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只有真正地做到‘多维’地适应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和至少‘三维’的选择转换，才有可能产生恰当的译文。”（刘艳芳，2009）因此译本需满足生态翻译学中“三维”转换要求。

（1）语言维。公示语翻译首应考虑语言上的适应性选择。语言维适应性选择转换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徐晓梅，2009）中西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区别，公示语翻译过程中应该关注两者在语言表达层面上的差异，对语言形式而转换进行调整。很多公示语的错译正是由于译者对语言维的不了解。如，“小心花草”翻译成“Careful flowers and grass”。

汉语公示语大多语言简洁、生硬不委婉。如“禁止鸣笛”、“禁止停车”等。但西方注重人文关怀，语气委婉，如“请勿勿踏草地”在中国译成 “Keep off the grass.”，而在西方常采用“Please give me a chance to grow.”

（2）文化维。语言与文化两者不分彼此，所以译者应格外要注意中英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例如：在公交车上常能听到公示语：“请您尽量将座位让给老、幼、病、残、孕及抱小孩的乘客。”译文：Please offer your seats to the seniors，children，pregnant women，the sick and the disabled. Thank you. （李玉良，于巧峰，2008）此例中将原文中的“老”翻译成“senior”而不是“old”。西方文化中，“old”代表老而无用，而中国文化里，“老”表示资历深、受人尊敬、关系亲近，经常有“您老”、“老人家”、“老好人”、“老张”等说法。再如一个典型错误，中国的文化标志“龙”，经常被译为dragon，这是西方一种能喷火的邪恶动物，而中国文化中，龙是吉祥权威的象征，两者意义相差甚远，可见在文化维上未进行转换。

（3）交际维。翻译过程必须重视交际这一维度，在公示语翻译中，需要用一些不生硬的词汇来适应译语的生态环境。如，中文中“禁止”类的公示语较多，但译为英文时，需照顾到英语语言文化中强调个人感受的特点，不用“prohibit”，而改用柔和一些的“no”结构，或加上please，从而缓和语气，可以更好地达到交际目的。如：禁止停车 No Parking，Staff only闲人免进。这样的语言更加委婉、人性化，符合英语国家的语言方式和文化习惯的表达。

四、结语

综上所述，公示语的翻译的质量与翻译生态环境密切相关。译者需要从对译本的翻译生态环境更好得关注，把原文本放到“翻译生态环境”中去解读。这一视角为公示语翻译研究提供崭新的视野，对公示语翻译活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有利于公示语翻译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团[J].上海翻译，2008（2）.

生态翻译学论文篇（7）

性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在受到边缘主体或外部环境及自身视域的影响制约下，为满足译入语文化需要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它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等特点。［3］在传统译论中，译者的角色定位一直很卑微，在春秋时代，译者被称为“舌人”;在西方译论中曾被称为“仆人”。“舌人”和“仆人”忠实于原语作者或作品并真诚地为目的语读者服务，因此，在进行语言文化转译过程中，译者始终处在为他者服务的从属角色。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中提出译者要隐去自己的个性，淡化译者在介入原语和阐述目的语中的痕迹，使译文透明。当今社会，译者的地位还是不高，翻译一部作品比创作一部作品的稿酬要低，在综艺节目中口译者的表现常被删除。这种对译者作用的忽视无疑是翻译理论研究上的一个漏洞，全然忽略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对翻译作品的巨大影响。

翻译活动涉及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而真空地进行平等交流，它始终受到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而深入其中的译者更是如此。斯皮瓦克在她的论文《翻译的政治》中就提出:“一切翻译都不只是语言文字上的转换，而是充满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文化批判意义。”［4］当今世界各种文化之间的分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变得模糊起来，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和文化霸权侵略显得更为隐蔽。作为一种具有强烈革命性和解构性的文化批评理论，后殖民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及文化帝国主义思想观念对外进行霸权扩张的工具，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5］它注重对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和强权政治的消解，立志要缓解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长期以来对东方文化的主宰与话语权力压迫。那么，作为翻译活动主导者的译者在消解强权政治和文化霸权中所发挥的作用便不可小视。胡庚申教授将这种翻译活动和过程概括为“翻译生态环境”，具体指原文、源语和译语所构成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同时包含了源语、原文和译语系统，是译者和译文生存状态的总体环境，它既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又是译者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前提和依据。总而言之，翻译生态环境是影响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6］

由此可见，在后殖民语境下，为抵制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和强权政治的不平等交流，它倡导译者主体性能在翻译规范的指导下得到充分的发挥，鼓励译者从弘扬本土文化的角度出发，在翻译过程中自觉抵制异族文化的强势迁徙，使社会规范和主体意识以互动的形式不断影响和改变翻译作品的轨迹，同时在翻译生态环境中力保各文化群落之间的平等交流，时刻关注“‘语种生态’，保持不同语种之间的翻译的健康平衡，从而维持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平衡”。［7］

二、生态翻译学理论性研究现状

近年来翻译界的学者们在生态翻译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文学翻译研究、哲学社科翻译研究、商务法律翻译研究、口译研究等具有生态翻译学性质的应用性研究。作为一种后现代语境下的翻译理论形态，生态翻译学将自然科学中的“生态学”特点与人文科学中的“翻译学”研究相结合，是一种跨学科、多学科交叉的产物，是当代翻译学理论研究的延伸与转型，反映了翻译学由传统单一学科视阈转向当代跨学科整合一体的发展趋势。在国内，生态翻译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有胡庚生、许建忠等。

胡庚生教授是国内最早提出生态翻译学概念的学者。他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为指导，探讨“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适应与选择行为的相互关系、相互机理、基本特征和规律，从“适应”和“选择”的视角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等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论证和构建了一个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在“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主题概念之下，该理论将“译者为中心”的理念明确地体现在翻译的定义之中———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同时，该理论运用“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提出并论证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中心地位和译者的主导作用，以及译者“自我适应”的适应机制和“事后追惩”的制约机制。［8］由此可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是真正的主角，占中心地位并起主导作用，通过不断展示自身的适应选择与判断创造能力，体现其自身的主体性，并在翻译生态环境中不断调整与适应，以维护翻译环境的整体平衡和健康发展。

三、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许建忠教授在他的《翻译生态学》中曾作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把处于全球化进程的世界比喻成一个大的翻译生态系统，将“处理好整个村庄和所有村民之间的和谐关系”作为“一个迫切任务”。在生态翻译学视角下，要想维护整个翻译生态环境的平衡，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文化交流健康、平等地进行，进而才能保证地球村这个大的翻译生态系统持续发展。但是，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世界各国文化正如其经济、政治地位一样，同样存在着不平等和霸权主义，在翻译研究和实践中也仍然存在强势弱势之分。

正如后殖民翻译理论所表明的，在当今世界，西方强势文化并未随着其殖民统治的结束而画上句号，相反，西方殖民语言非但没有消解，反而更加深入地影响着原殖民地人民的语言文化。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表明，全球约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印刷材料是以英语、俄语、西班牙语、德语及法语出版。［9］而全世界的语言约有3500种，由此可见，欧语系仍然是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语言殖民列强，它本身已经形成了一个难以消解的文化霸权现象。

生态翻译学论文篇（8）

许渊冲先生将中国古典诗词译成英法韵文，被称为诗歌翻译方面著名的专家。许先生从其大量的翻译实践经验中，将文学翻译概括为“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这十个字，形成了自成一派的翻译理论。

清华大学学者胡庚申提出了“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生态翻译学理论。生态翻译学是关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互动的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是一种全新的生态学的翻译观，它使译学界从崭新的视角解读翻译思想，对翻译界有很大的帮助。为了更深入地探寻和挖掘许渊冲翻译思想，本文拟对其从生态翻译学视角进行探讨。

一、许渊冲“和谐统一”的生态翻译思想

生态翻译系统包括了许多子系统，不但每个子系统是和谐统一的，而且整个系统也是一个整体。许渊冲先生把《诗经》和《楚辞》直到黄兴、等人的诗词，将中国3000年来的文学名著，择要一一译成英语韵文及法语韵文出版，他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理论来源于翻译实践，又通过翻译实践得到验证，已初步勾画出中国文学史中韵文的发展脉络。其翻译思想所涵盖的翻译动机、目的、态度、原则和策略都体现了各个系统统一的翻译整体。

二、译者追求的“译有所为”

生态翻译学者们追求的这个观点既有主观能动性又讲求客观效果。许渊冲教授在把外国的先进文学作品译成中文的同时也很注重把具有几千年辉煌历史的中国文化翻译成英文。在《翻译的艺术》前言中许教授写道：中国文学翻译工作者对世界文化应尽的责任就是把一部分中国文化的血液灌输到世界文化中去，使世界文化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光辉灿烂。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佳作连篇，赢得世人赞许。正是以这样的目的与追求，他把追求艺术美作为自己人生的奋斗目标，把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作为自己的追求，不仅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到了沟通的桥梁作用，更为中国翻译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就是许先生的“译有所为”！

三、译者的适应与选择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一种语际转化活动，但又不是纯粹的语言活动，它还牵扯到各种非语言因素，是一种跨越文化的信息转化过程，在这个转化过程中，译者要不断适应原作及译作等各种环境，不断做出各种选择。许先生的一生都在做着这种适应和选择。

（一）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多维适应

翻译生态的环境包含了原语、原文和译语系统，是译者和译文生存状态的总体环境。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指译者围绕原文这个主线，对和原文有关的周围的各种环境相适应的翻译活动。

1.许先生认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精粹是中国古诗，他认为中国文学翻译工作者对世界文化应尽的责任之一是向世界介绍中国古诗。一些中国古诗名篇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70年代由英美文学家翻译成英文，但无论其内容、形式，或者意境，都不能完全展现原诗的风貌。因此，许先生一生笔耕不辍，翻译了3000余首古诗，向世界文化灌输了新的血液。许先生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即20世纪70至80年代大量翻译中国古诗，宽松的文化氛围与世界交流的迫切需要使他将中国古典诗歌推向世界的信心和决心更加坚定。这正是他适应了“翻译生态环境”——当时国内的文化氛围和世界对中国文化精粹的渴求所作出的选择。

2.许渊冲对中国古诗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他不但精通英文和法文，而且具有丰厚的文学功底和美学修养，常常用他的生花妙笔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美妙精髓用译文再创造出来。比如，《诗经·采薇》里面有个“杨柳依依”的诗句，许教授译为“Willows shed tears”，西方人本来就称垂柳为“weeping willow”，这完全体现了中西文化交融的韵味，何等精彩！“……分离时，如柳的眼里饱含泪花，从腮边滚滚流下”，许教授发挥了译语优势，创造了如此美的意境。可以说，这是译者对原文、原语、译语及自身能力所作出的适应。

3.许渊冲对翻译生态环境中重要元素中的读者层也有深刻独到的见解。许先生从孔子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中选了一个“之”字，提出了“三之论”，即“知之，好之和乐之”。意思是译作对读者一定要有吸引力。“知之”，就是译者所译的文字应该让读者完全理解；“好之”，就是译者所译的文字会让读者喜欢读；所谓“乐之”，就是让读者愉快，而“乐之”是翻译的最高境界。许先生的翻译实践都是在适应读者群的需求和特点的基础上，以“三之”为目的，力求选择“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文。

（二）译者的能动选择

生态翻译学角度的翻译的概念是“译者选择性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活动”，译者的身份便从接受选择接受制约到自己对译文的选择和操纵。作为当代中国中外著作交叉互译的杰出开拓者，在其翻译实践中，许渊冲的翻译理论是指在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能够从不同层次和不同方面作出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

1.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对于提高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总是选择适应自己能力的作品去翻译。译者的能力即双语、双文化能力，译者的个人阅历、认知水平、接受能力、思维的深度和广度等。许渊冲对翻译的选择之一体现为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他在中译英方面成果最丰富、最突出。先后翻译了26部作品，包括唐宋元明清和当代的诗词名作，有《中国古诗六百首》《唐诗三百首》《诗词选》等。在法译中方面，许先生选译了世界经典名著：司汤达的《红与黑》、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夫》等。英译中作品有：德莱顿的《埃及艳后》、司各特的《昆廷·杜沃德》，亨利·泰勒的《飞马腾空》。许先生的诸多翻译作品都是多维度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所创造的“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品。

2.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从翻译即适应与选择视角来解释，不论是归化还是异化，也不论是直译还是意译，都可以看作是译者为了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所做出的一种翻译策略的选择。”即译者对无论是直译还是意译，都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适应度的选择，而为了适应动态的、不断变化的翻译生态环境，译者能动地选择与翻译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翻译策略，包括社会、文化、读者等因素在内。

在翻译策略上，为了尽量传递中国古诗的“意美”，许教授提出了把古诗译成英文的“三化”方法论，也就是把原诗深化、译文和原文等化及把原诗浅化。他认为“意美”是诗歌的深层结构，“意似”是诗歌的表层结构。当诗歌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一致时，翻译时就采用“等化”的翻译方法；当表层和深层不一致时，“深化”“浅化”的译法就比较合适。这是译者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时所作出的灵活的选择。

四、结语

许渊冲的翻译思想对传统译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给中国翻译理论带来了第二次飞跃。他提出的翻译十字论，涵盖了文学翻译的各个方面，还包括了翻译中具体操作的描写与分析。许先生独到的翻译思想体现了高度和谐统一的生态境界，使我们学到了生态翻译过程是译者的多维动态适应与自然本能选择的过程。本文是受到胡庚申教授的《傅雷翻译思想的生态翻译学诠释》一文的启发，结合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念对许渊冲翻译思想进行解读和探讨，从新的视角研究许渊冲的翻译思想，使翻译批评变得更加多元化。

参考文献：

1.胡庚申，《傅雷翻译思想的生态翻译学诠释》[J]，外国语，2009.2

2.许渊冲，《翻译的艺术（论文集）》[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

3.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4.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哲学理据》[J]，上海科技翻译，2004

生态翻译学论文篇（9）

一、引言

生态翻译的概念由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首提，它以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类似同构性为基础，以生态学的整体观为方法论研究翻译问题。其主要研究对象包括译者的主体性、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等。一方面，生态翻译学强调译者是翻译行为的主体，译者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作出选择，最终产出能够长久生存的译文，即翻译生态环境影响着译者的翻译行为。而翻译生态环境又包含各种要素，译者进行翻译行为时受一种或几种要素的推动或制约。因此，研究生态翻译行为的影响要素具有理论意义。另一方面，为了培养出能够生存发展的高素质译者，提高译者的翻译能力，教师必须具有生态翻译观，思考在翻译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适应各种翻译生态环境要素的能力。换言之，从“译者中心”的角度出发，以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关系为理论基础探讨翻译教学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二、生态翻译行为的影响要素

在讨论生态翻译行为的影响要素之前，有必要了解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生态翻译学将翻译生态环境定义为“影响翻译主体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外界条件的总和”。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作用和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反作用两个方面。首先，译者的生存与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他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译者要从翻译生态环境中获取他需要的一切，包括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一切关联互动的要素；同时，翻译生态环境的变化决定着翻译策略的选择，会在译者产生译文过程中的词汇、句式、语用、交际等不同层面体现出来。其次，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也具有反作用：好的译者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来实现翻译目的的同时，又在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与选择过程中创造出多样的翻译策略，进而能动地建构和促进生态翻译环境的变化。所以说，研究译者对生态翻译环境的适应和选择能力，研究在特定翻译生态环境影响下的译者能力、翻译行为，以及翻译效果是生态翻译学的核心问题。

既然翻译生态环境是翻译活动发生、存在、发展的必要条件，那么所有影响译者生存和发展的因素皆可视为影响译者翻译活动的生态环境要素，即译者生态翻译行为的影响要素。依据研究目的的不同，生态翻译行为影响要素的划分也不同。例如，按范围来看，可划分为宏观要素和微观要素；按属性因素，可划分为自然要素和社会要素；按主客体因素，可划分为主体要素和客体要素；按哲学依据，可划分为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等等。这里为方便描述，笔者列举了五类最主要的译者生态翻译行为影响要素，包括宏观环境、支持环境、作者因素、译者因素和读者因素。选取这五个要素是因为：作者、译者、读者构成的翻译生态价值链体现了翻译过程；宏观条件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形成宏观环境要素对译者的作用不可小觑；同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还需要外界环境的支持。

1.宏观环境。译者的翻译行为受到政治、文化、经济和自然环境等宏观环境因素的影响，比如：一个国家的政体和意识形态会作用于译者，使其在选择翻译策略和评价生成的译本时有意无意地兼顾政治、经济和法律的要求。而且，一般情况下译者与作者常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宗教传统中，也使得翻译行为受到制约。

2.支持环境。支持环境即翻译业务环境，包括翻译资源、行业环境、翻译研究、翻译技术等。翻译活动需要资料、文献及翻译范例等资源，翻译资源的丰富程度和可得性会影响翻译效果。另外，翻译都有一定目的性，译者要考虑到赞助者和出版商的意见，所以在翻译行为中或多或少受到了这些因素的影响。

3.作者因素。作者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影响翻译的结果，比如：作者的知识背景、时代背景和个人价值观念都在原文中有所体现，译者是否能够完全理解这些文本精神影响到翻译的效果。

4.译者因素。译者的翻译是否成功，取决于译者对原文理解和对译文表达的能力。翻译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在这个过程中译者的精神追求、情感需要、经济利益取向、个人兴趣甚至性格特点都在翻译过程中有所体现。另外，译者对两种语言的熟练程度、跨文化交际能力以及在翻译过程中的创作灵感都影响其翻译水平。

5.读者因素。读者在阅读译文的时候有自己的思维习惯、价值取向和审美观，即使译文完全忠实于原文，读者的理解也可能无法与原作者的意图一致，所以读者因素对译者的翻译行为也产生很大影响。

三、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译者的翻译行为离不开翻译生态环境，其生存境遇受到“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和制约。因此，在翻译教学过程中，教师在培养学生语言能力的同时，要兼顾翻译生态环境要素对翻译行为的影响。

（一）影响要素――翻译教学的宏观环境

优秀译文的产出依靠优秀的译者，优秀的译者必须考虑自己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和对其的影响，以便做出翻译过程中的适应和选择。所以在培养未来的译者时，必须将翻译教学置于翻译生态环境这个宏观背景之下。然而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往往以传统的语言学理论为基础，从分析两种语言特点对比入手，介绍常用的翻译技巧，教学顺序也多是从词法到句法。学生在课堂上接触了大量的译例，掌握了足够的翻译技巧，却不见得对真正从事的翻译实践有多大的帮助。这是因为翻译技巧的运用与译例的选择都脱离了翻译生态环境这个背景，忽略了影响译者的各种要素。

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就要把翻译教学置于翻译生态环境之中，由基于语法的分项讲解转向面向实践的整体关联。这就要求教师在翻译教学中，不断地向学生灌输翻译生态环境意识，使他们逐渐了解、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使学生亲身体验翻译生态环境，在课堂教学中创造翻译工作的生态环境，让学生有真实的翻译体验。例如，在翻译课堂教学中对一项翻译任务的全程进行模拟，包括了解双语的宏观环境、根据译者能力接受翻译任务、根据原文作者特点和想定的读者需求提出翻译标准、利用支持环境进行翻译实践、进行校稿等。教师在整个过程中进行指导，并在最后组织全班进行讨论和评价，引导学生在目的论指导下选择和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来采取翻译应对策略，产生整合适应度高的译文。这样一来，学生对翻译的理解就不止是停留在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而是置身于翻译生态环境，考虑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等多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从而进行适应性选择的翻译活动。

（二）多维转换――翻译教学的核心内容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摆脱不了各种生态要素的影响和制约，那么他就必须“在翻译生态环境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上力求多维度地适应”，才能产出“整合适应选择度”较高的译文。鉴于语言、文化、交际“一直是翻译过程中通常需重点转换的视角和翻译理论家们关注的焦点”，因此，生态翻译学将视角落在“三维”转换上，即“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下，相对地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所以在翻译教学中要着力培养学生的“三维转换”能力。

1.语言维的转换。语言维的适应性转换要求译者能够熟练地运用两种语言，并掌握两种语言在词汇、语法和修辞等方面的差异。在翻译教学中，学生在语言维的转换能力培养比较成功，大多数教师能够在翻译教学中注重学生英语词汇的积累、语法的掌握及两种语言差异比较等。不足之处反而是对中文的掌握没有足够的重视。学生往往对英文的理解很到位，但却找不到恰当的中文表达。因此，笔者认为教师要注重学生对两种语言的均衡掌握，培养英语能力的同时不忘汉语修养的提升，从而在语言维上做出最佳的适应选择性转换。

2.文化维的转换。文化维的适应选择性转换在于关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对文化维已经开始重视，但是没有注重学生宏观文化意识的培养。例如，当出现文化维上的误译时，教师只指出此处错误，解释此处的文化内涵，停留在教师讲一个，学生记一个的状态；所以，当再次遇到其他文化维上的翻译问题时，学生可能还会误译。要培养学生文化维的转换能力，必须培养学生的宏观文化意识，让学生主动了解异国文化；教师的授课也必须超越语言维，把翻译教学置于双语的文化背景之中。

3.交际维的转换。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关注原文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也就是说，翻译时应把握原文的交际目的，将其充分地移植到译文中去。然而在学生的翻译实践中，经常忽略交际意图，而且教师在授课中也没有注重对学生交际维转换能力的培养。比如，在讲授某个文本翻译时，教师通常会介绍翻译的具体操作方法，包括增词法、删减法、转换法等，但为什么要增词，什么时候该转换，却没有作为讲授的重点。虽然学生对一个文本有了把握，却未必能将交际的目的灵活运用与其他翻译材料，结果是学生只是拘泥于文本意义的转换，忽略交际意图。因此，在翻译任何文本时都要让学生考虑到原文的交际意图，达到翻译的多维度适应选择。

（三）事后追惩――翻译教学的评价体系

翻译教学评价体系的主体对象是学生，要求以提高学生翻译水平和专业素养为目标，对其行为和表现作出裁定。在考核评价过程中，也应将五大影响要素考虑在内进行整体综合性评价，内容应包括中文和外语的理解及表达能力、翻译技能、人文素养、跨文化交际能力以及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遵循“适者生存”法则对译品进行仲裁，对其中的弱者、劣者进行不同形式的预警和淘汰。具体实施中，教师可以根据学生主体的差异在教学中设计不同的翻译练习内容，鼓励学生轮流做译员和评审员，培养学生在翻译过程的各个阶段做“适应性选择”的能力，对原文进行“操纵/支配”。在译文产生之后，译者和评审员之间要进行讨论，这时教师要起到指导和仲裁的作用，帮助学生“淘汰”一些不适合的译文，并将结果记入平时成绩。在期末考试中，学生的笔试成绩也会反映出不同程度的“追惩”。除了常规考试和平时成绩外，教师还可以设计一些译者生态翻译影响要素的相关问题与学生讨论，培养学生树立翻译生态环境意识，并将讨论结果记入学生总成绩。问题的设置可以涉及翻译材料选择、翻译收入、翻译项目管理、如何与出版商等交涉、如何关照作者因素与读者因素等，以培养适应市场化需求的实践性翻译人才。

四、结语

总之，翻译过程中的译者时刻处于翻译生态环境之中，受宏观环境、支持环境、作者因素、译者因素和读者因素的制约。因此，欲培养出优秀的译者，在翻译教学中，教师要将学生的适应选择能力与翻译生态环境进行关联：首先，要让学生适应整体的翻译生态环境；其次，翻译教学的核心就是要培养学生在语言、文化交际三个层面上的转换能力；再次，必须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对学生的表现和译文进行评估。换言之，翻译教学应该在培养学生生存发展能力的基础上，以翻译生态环境与译者的相互作用为指导思想来统筹翻译教学，做到宏观环境与课程设置相统筹，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相统筹，教学方法与教学理念相统筹，教学评价与教学目标相统筹，从而把翻译教学构建成一个生态平衡的系统，实现翻译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钱春花.译者生态翻译行为影响要素研究[J].语文学刊，2011，（10）：62-64.

生态翻译学论文篇（10）

引 言

根据胡庚申2001年提出的生态翻译学，翻译的过程可以看作是译员多层次、多维度的适应和选择。翻译者对于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过程主要是三个方面，语言维度、文化维度和交际维度。就翻译的适应和选择而言，葛浩文的成功翻译促成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堪称典范。因此，对于广大翻译工作者来说，葛浩文所采用的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都是很有实际意义的参考。

一、理论基础：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首先是由胡庚申教授（中国清华大学）在2001年提出来的。这是翻译研究的新模式，是从生态学角度来描述和解释翻译学的。生态翻译学在新世纪之初应运而生， 既有全球因素， 又有中国因素； 既有客观因素， 又有人为因素； 既有其偶然性， 更有其必然性。本文指出， “关联序链”的认知路径、 “类似同构” 的生态特征、 “适应”、“选择” 的理论体系以及“论/ 学一体”的同源贯通， 是生态翻译学发生和发展的基础、前提和条件。

（一）翻译生态环境

“翻译生态环境”更为明确地是指原文、源语和译语所构成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翻译生态环境”构成的要素包含了源语、原文和译语系统，是译者和译文生存状态的总体环境，它既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又是译者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前提和依据。翻译生态环境是影响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 胡庚申，2004： 128）

（二）三维转换

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将翻译方法简括为“三维”转换，即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之下，相对地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二、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来分析《丰乳肥臀》译本

（一）《丰乳肥臀》译本中使用的翻译技巧

葛浩文在翻译《丰乳肥臀》时，主要使用的翻译技巧有增词法、省译法、合并法转换法等，来实现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选择。

1.增词法

Example 1：

【Original book title】： 丰乳肥臀

【Translation】： Big Breasts & Wide Hips： A Novel

《丰乳肥臀》讲述了自1936年以来在上官家庭发生的风云变幻。“丰乳”和“肥臀”代表了贯穿整个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如果这个标题只是直译不加任何解释的话，西方读者可能会对这本小说产生误解，女权主义者也会提出反对的声音。因此葛浩文加上了一个副标题――“a novel”来避免对这部小说的误解。

2.省译法

Example 2：

【Original】 【Translation】

飞蹿起几十丈高（莫言， 2003： 72） flew high into the sky （Goldblatt， 2004： 128）

冰层约有一寸厚（莫言， 2003： 72） as thick as a hand （Goldblatt， 2004： 129）

半斤重的大膏药 （莫言， 2003：77） a heavy medicinal plaster （Goldblatt， 2004： 138）

在原文中，作者用中国的量词“尺 ”， “寸”， “丈”， “斤”等来描述高度，厚度，或者是重量。事实上，没有必要告诉目标语读者真正的数字。因此译者用符合目标语习惯的方法来主动适应了翻译生态环境。

3.转换法

Example 3：

【Original】但现在被上官鲁氏摆成“大”字形的身体占据了。

（莫言，2003：130）

【Translation】…but it disappeared beneath her outstretched body.

（Goldblatt， 2004： 212）

Example 4：

【Original】 戴着高筒礼帽、留着两撇尖儿上翘八字胡的车夫也不是个一般人物。（莫言，2003： 92）

【Translation】…in a top hat and sporting a handlebar mustache， was not your ordinary driver. （Goldblatt， 2004：160）

莫言分别用八字形、八字胡和大字形来表现胡子和身体的形状。然而，要找到英语中对应的表达是不可能的。因为英语是字母语言而不是象形文字，因此译者把“八字形” into “inverted V”，“八字胡” into “handlebar mustache” and “大字形” into “outstretched”，这实现了在读者脑海中描绘出相似图片的效果，西方的读者也能够很好地理解转换翻译过后的版本。

三、总结

此篇论文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对葛浩文《丰乳肥臀》译本中的翻译方法和技巧进行了研究。总的来说，从译者角度来看，为了实现信息传达者的角色，也为了帮助实现文学作品的语言、文化和交际功能，生态翻译学的核心就在于适应和选择。通过研究了葛浩文译作中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希望这篇论文能够为《丰乳肥臀》译本提供深入而有见地的启发。

参考文献：

[1]Goldblatt， Howard. Big Breasts & Wide Hips： a Novel [M]. London： Methuen. Arcade Publishing， 2005.

[2]Hu， Gengshen. 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J].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2003 （4）： 283-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