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原理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2-0185-04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以下简称“马哲原理”）中国化何以需要及如何可能？这个问题首先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批判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过程中产生的，如有人提出“马哲原理”要进入“后原理”时代，［1］“马哲原理”教学如何中国化等。［2］“马哲原理”如何既是中国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是学术界和教育界共同关注的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际问题。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马哲原理”教科书的现行的两种做法是：一、将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想和观点杂糅进“马哲原理”的相应部分，如将中国古代的“五行说”等放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部分，将“知行”说安排在认识论(或实践观)部分等等。这种做法即学界所批评的将中国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的皮相注解；二、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等作为一个具体内容放置在哲学原理的某一部分中进行阐述，如将思想路线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特征(中国化的表述是“精髓”)的论述之下，将群众路线放在认识论或历史观的后面，等等，这实际上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原理”的“实例”和论证。虽然这种处理方法突出了“马哲原理”的科学性，但因中国化的实例地位而没有“协同”其意识形态性，因而意识形态性陷入抽象，不能得到合理发挥，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在教科书里仍然是“两张皮”，二者的功效都没有得到切实的发挥。我们认为，“马哲原理”的发展方向是中国化。本文就其两个前提性问题即何以需要及如何可能展开讨论。

一、“马哲原理”是否需要中国化

首先，从“马哲原理”内在逻辑的民族化外推机制产生的理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来看，其中国化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马哲原理”的中国化这种提法本身是否合法？从提问本身来看，似乎既然是“马哲原理”，理所当然地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化理论体系，而且这种理论体系也应该具有普遍真理性，这种理论自身只有在与各民族国家实际的结合性运用过程中才会产生理论的特殊性问题，而由此产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是普遍真理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应用形态。这种应用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因其具有民族特殊性，而且由于其与民族实践的政治动员相适应的高度政治性，因而不具备哲学原理的一般性质，只能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或思想方法，它仅仅是哲学原理的证明。长期以来，这种原理与应用形态的区分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在结构。这种结构的优势似乎在于维护了“马哲原理”普遍真理的所谓理论纯洁性，但弊病表现为所谓的理论纯洁性实际上演变为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和僵滞，阻碍了党的思想解放，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脱离各民族国家实践而重新走上形上之路，进而被逐渐边缘化和陷入严重的理论危机。这种西欧原生态的非中国化的“马哲原理”教学也走入了死胡同，哲学的教学成为简单的知识教化，丧失了其本有的理论激情和鼓舞人心的科学力量。此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践因中国的落后与不发达所产生的经验更具“特殊性”，“马哲原理”在中国具有这一非常“特殊”的经验基础。因此，必须正视由马克思主义内在逻辑的民族化外推机制所产生的理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要使这种辩证关系真正统一起来，中国化就是其内在逻辑的必然。

其次，从“马哲原理”的历史性产生和传播过程来看，“马哲原理”的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众所周知，“马哲原理”是前苏联搞出来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目的是为了让无产阶级及其人民群众特别是共产党员及其领导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基本原则和理论体系。“马哲原理”的基本内容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为了使其具有哲学理论的体系和内容的完整性，在理论上做了加工和创造，增添了许多旧唯物主义的合理内容以及人类历史上先进的文明成果。历史地看，虽然“马哲原理”体系的弊病很多，但在以世界革命观念为人类普遍意识的那个特定时代，它的积极作用是不容抹杀的。但是，“马哲原理”在进一步历史性实施过程中被泛政治化、教条主义、僵化，根本原因在于脱离时代，没有与时俱进，特别是其内容基本上仍然停留于马克思的时代，其僵硬的板块结构和抽象空洞的表述方式也没有得以基本改变。正如黑格尔哲学其神秘保守的客观唯心主义理论体系窒息了其辩证思想方法的革命作用一样，“马哲原理”同样出现了内容陈旧妨碍了科学世界观的革命性力量的历史性展现。中国基本上继承了前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及其风格，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也有修修补补的变革，但“马哲原理”的体系、结构和功能定位没有根本改变，其普遍真理的“神圣”形象至今仍然耸立着。因此，现行的“马哲原理”实质上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纯粹形态，而是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苏联在革命和建设需要的促动下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原理”的形式苏联化，我们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将其中国化，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再次，将“马哲原理”中国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结构矛盾由对立走向理论生态和谐的必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中国化并将继续中国化，“马哲原理”却因各种目标诉求冲突未能相适应地中国化，不仅落后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而且没有与中国化实践进展同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和中国化实践进展或只能作为“马哲原理”被证明的逻辑继续，或仅仅作为一种理论参考。在这种情况下，“马哲原理”实际上被“先验”化了，这个版本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偶像化形态。而在中国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形态”、“学术形态”和“中国化形态”的内在分立的特殊的理论景观，它们之间的现实关系更多的是矛盾对立而不是和谐统一，这种状况实属不正常。马克思主义（包括其哲学）的理论运作虽然在学术领域可以有不同流派的对立，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是正常的理论现象，但在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其依归于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和生产的实践而应该呈现和谐的理论生态景观，至少应该形成相对统一的良性互动、真诚批评、共存共进的生动活泼的理论格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版本”、“学术版本”和“中国化的（实践）版本”没有形成合理的内在辩证性，彼此相对独立又缺乏互动交流，甚至因为没有站在同一个历史平台上等原因产生隔阂而无法实现正常的思想整合，而“马哲原理”及其教科书长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版本”批判的靶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形态”虽然“挤进”了教科书，但远不是与“马哲原理”的内在融合与同一的中国化，只能屈居一隅作为“马哲原理”的应用或例证哲学。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哲原理”的中国化不是一个概念，二者不能等同视之。正是因为“马哲原理”坚守非中国化的世界化原则，使其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矛盾的主要根源。“马哲原理”中国化将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结构矛盾由对立走向理论生态和谐的必然。

二、改革的方向不是“去原理化”，而是“中国化”

面对“马哲原理”的弊病和困境，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用“哲学导论”或“哲学概论”取代现行的“马哲原理”，事实上出现了一些这类的自编教科书。这种观点姑且称之为“去原理化”，其目的在于提高哲学的学科教育水平，深化其哲学内涵和强化其哲学修养功能，弱化其意识形态和知识教化功能，即所谓的“转识成智”，由服务于政治的知识哲学回归真正的爱智哲学。这种解决办法有一定可取之处，但根本的问题在于不能取消“马哲原理”。“马哲原理”的合法性根源于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家，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我们社会发展的根本利益所在，因此不能因噎废食。这里的问题实质还不是一个称谓的简单置换，而是排挤、限制甚至根本取消“马哲原理”。这种解决办法只能是进一步地让哲学的教学远离现实完全遁入纯粹的精神王国。这种哲学教学所导向的不可能是化理论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的哲学诉求，因而不仅没有面向实际特别是中国的现实需要，而且与国情不符，也不可能行得通。另一种观点就是“后原理”化――“首先要转向以原著为根本的治学方向，实行教、研、学以读原著为主，以其他为辅”，“头脑要与实践同行”，“需要大力提供创造性并反对教条主义”［1］。这种方案的目标在于解决现行的“马哲原理”教科书中马克思缺席和对马克思原典的扭曲与变形的状况，有其合理性。但是，其问题又在于“马哲原理”仅仅局限于读懂马克思是远远不够的，虽然它必须体现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如果要忠实于马克思原典，那重点不仅在于将其再现于“马哲原理”中，而在于将其当代化特别是中国化，让马克思与时代同行、与我们共在，实现对现实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切实的理论观照。“马哲原理”以读原著为主，固然能够从马克思那里得到深刻启示，但并不能顺理成章地将马克思原著的历史背景由19世纪的革命和战争的西欧跃进为21世纪的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中国和世界。如何与我们的现实世界深层次地内在对接，便成为真正的难点和关键。问题由此翻转过来，21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应该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研究对象和基本内容，其研究的成果及其理论的体系化就应该是符合现实需要的“马哲原理”，而“马哲原理”的中国化也就成为一种现实需要和可行的选择。

“马哲原理”的教学界则普遍认为，“马哲原理”教学的现实效果不理想，固然有教科书的诸多问题，但教师自身的素质特别是其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的不足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种看法似是而非。“马哲原理”承担着意识形态、哲学学科和教学实践的多重价值目标，要把这三者很好统一起来是不容易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确是将三者统一起来的重要环节。我们通常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解是，比较抽象或理论性较强的学科比如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在教学环节都要以现实世界中的实例来印证某一教学内容，以便于学生理解和消化。这种做法对提高教学效果毫无疑问是有益的，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特点。但是，“马哲原理”的教学所要求的理论联系实际却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有根本区别，虽然“马哲原理”的教学并不完全排斥举实例的理论联系实际。“马哲原理”的理论联系实际不是狭义的，而是与原理体系内在一致的理论联系实际，因而它就不是单方面的教学要求和方法，而是理论体系的内在性要求和特质，即“马哲原理”的内容是理论自身与现实生活实际的内在同一。而要实现这种同一，要求理论仅仅“联系”实际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理论自身的当代化现实化生活化通俗化。因此，长期以来机械地强调“马哲原理”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实质上是“马哲原理”自身没有中国化现实化的内在矛盾外化的扭曲反映。与其说“马哲原理”的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不如提“马哲原理”自身要实现中国化。当然，即使已经中国化的“马哲原理”及其教学，同样也完全不排斥针对具体的理论内容的实例，“中国化”的实质是基本内容的中国实际化。

中国化是“马哲原理”保持科学性与实践性内在统一的现实选择，只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哲学原理教学，才能避免抽象空洞的意识形态说教，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切实统一起来，真正起到树立科学世界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提高哲学修养、转识成智、化理论为社会主义实践的实际功效。改革以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将科学性视为根本特性，不同程度上忽视其实践性。虽然不是完全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但科学至上的“马哲原理”观念使其实践性服从于科学性而变得抽象化，而其科学性由于缺乏实践性的历史张力也成为抽象的科学性，这种科学性实际上是“敌视人”的。改革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转而重视实践性，形成了实践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阐释，解放了思想，也解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然而，新的问题是将实践性置于科学性之上，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阐释则是流于随意和散漫，其科学特性反而越来越模糊。“马哲原理”教科书较大幅度增加了实践观的部分，其哲学基础的确得以丰富和巩固，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及其整体性阐释无论是在内容、结构和体系设计上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教育在缺乏科学性的基础上是难以内化为人们的理想、信念和科学思维方式的。因此，对于“马哲原理”的中国化来说，仅仅是形式化的中国化看似适应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需要，实则是不彻底的。只有哲学实质上的中国化，才能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真正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需要，才能使接受者感受到共产主义理想中国化的现实性，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与实践性真正统一在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化信念才能真正树立起来，成为一种自觉需要。只有“马哲原理”的科学性和实践性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实际内容，才不是抽象的，才能真正起到转识成智、化科学世界观为思想方法论进而化为自觉的实践观念，最终化为社会主义的实践力量。只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化的哲学原理，才能将科学功能与意识形态功能融为一体，避免抽象化的理论陷阱。

三、“马哲原理”中国化的现实可能性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实践在“冷战”结束后越来越明显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基本实践形式，而全球化的主导力量仍然是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实践的历史情势在可见的未来还不具备条件。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实践和学术研究具有现实的合理性，作为“原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应该适应民族化的社会主义实践要求而与这一现实需要相吻合，完成自身的理论转型。固守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哲原理”，只能与这个多样化的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现实世界越来越远离，这在理论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世界的历史使命也是不相符的。更何况，在社会主义还未成为普遍的现实以前，这种原理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地具有科学感召的理论力量，它的主要功能在于激起人们的革命热情和共产主义理想，因而理论的抽象性根源于理论自身的科学性。在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实践的历史条件下，“马哲原理”的科学性具有了直接现实性的实践基础，深刻地观照与自身具有同一性的社会主义实践理所当然地是其理论使命，其历史使命也就相应地转变为如何建设好社会主义，如何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思想方法和理论指导。因此，不关注具体的社会主义实践及其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马哲原理”只能是徒具虚名，其实名是“形而上学”。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使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产生了不同于19世纪的全新认识，对其哲学上的反思需要“马哲原理”中国化。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的实践中成长和壮大起来，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中国化的理论认知与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具有怎样的内在一致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什么，等等，等待着哲学作出反思的回应。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时间还太短暂，哲学上的反思还因为没有历史长程的距离感而变得不可能或十分困难，故哲学应逃避火热的现实生活遁入抽象王国进行纯粹理论逻辑演绎，陷入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的境地。实际上，哲学的反思并不是后思。［3］(P117）历史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时刻要求与现实同行同在，唯有如此才具有彻底的批判精神。对现实的观照是其基本指向，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品质的基本常识。还有一个相对照的事实，即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典著作《实践论》、《矛盾论》，正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革命斗争经验和教训的哲学升华，这段历史也并不长。可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行像《实践论》和《矛盾论》那样的哲学总结，是理论发展的现实需要，也符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规律。我们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期待中的“马哲原理”的中国化理论体系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新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以及其他现代西方优秀文明的中国化成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化的新形态的建构奠定了丰富的经验材料基础。这正如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近代法国的历史学理论等都构成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的直接经验科学分析材料一样。“马哲原理”的中国化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科学性具有坚实可靠的思想基础。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形态的不断推陈出新，为“马哲原理”的中国化奠定了一定的现实基础。

最后，“马哲原理”的中国化正是当代世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方法看以全球化为扩张形式的资本主义，以中国为方法看整个世界和人类的合理选择。如果整个世界的革命情势的消退让人们似乎越来越看不清人类解放的前途的话，“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却给了人以鼓舞和信心。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想之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4］，世界期待中国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能为解决全球的现实问题和人类的长远发展承担更多的责任、作出更大的贡献。因此，以中国作为方法、以世界作为目的，或者中国和世界互为方法和目的，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人类在21世纪的发展趋向和理想构图的现实参考。中国经济的又好又快的可持续发展，中国解决贫困问题的经验，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将对整个人类世界具有重大的积极的现实意义，带领人类走出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惯性”和困境，实现和谐世界。朝着共产主义方向迈进，将仍然是人们的可理解和可把握的现实期待。因此，“马哲原理”中国化也是实现其世界化的现实选择。

参考文献：

［1］胡为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现状、与前景――一种走向“后原理”的探讨［J］.哲学研究,2005,(1).

马克思哲学原理论文篇（2）

2.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由思想探源 

3.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哲学拯救与宗教批判  

4.对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一类引用及其注释的讨论 

5.伊壁鸠鲁哲学的现实指向与马克思自由观的奠基——重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6.论马克思博士论文对黑格尔哲学的继承与超越 

7.哲学“软着陆”的初体验:马克思博士论文的革命逻辑与创新精神 

8.国内学者研究马克思“博士论文”成果综述 

9.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本体论问题

10.“自我意识”的意义论内蕴: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哲学视野 

11.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独特理论贡献——对黑格尔的超越及自我意识哲学的新突破 

12.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正义思想探析

13.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综述

14.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马克思博士论文述评

15.自我意识旗帜背后的辩证法光辉——重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16.原子与自由——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学解读

17.从“自由的反面”到“自由这个对立面”——从马克思博士论文两个版本的翻译差异看对偏斜概念的理解差异

18.市民社会: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哲学本体论诠释

19.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文本解读方法论探析 

20.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伦理向度——兼论其与近代契约论的关联

21.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哲学立场论析 

22.主体性“自我意识”逻辑的初步建构——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思想导读

23.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由思想探析  

24.马克思《博士论文》与恩格斯《谢林和启示》之比较

25.马克思博士论文中自我意识的政治诉求

26.论“自我意识”的政治学况味——马克思《博士论文》续探

27.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政治哲学思想探析 

28.自我意识:从封闭走向开放——论马克思博士论文对黑格尔思维方式的批判 

29.黑格尔辩证法在马克思博士论文理论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论析 

30.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的哲学立场及其与鲍威尔的潜在差异——兼与罗燕明同志商榷

31.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的本体论思想初探

32.论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三重向度——兼论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基本差异

33.读马克思博士论文所得 

34.论马克思博士论文中人的解放维度 

35.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启蒙意识初探

36.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实践哲学理念 

37.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综述  

38.马克思博士论文写作背景研究  

39.谈当前马克思主义学科博士培养的几个问题  

40.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伊壁鸠鲁哲学

41.马克思博士论文之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旨趣 

42.浅论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的哲学立场 

43.自我意识是一个伦理原则——马克思博士论文伦理思想探析

44.自由的追寻与自我意识哲学的局限——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展开逻辑与思想史定位

45.自由的张力——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理论诉求

46.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时间性视域 

47.自我意识是一个伦理原则——马克思博士论文伦理思想探析 

48.马克思《博士论文》自由思想探微 

49.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中的主体性维度——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思考

50.是地道的唯心主义哲学还是唯物史观的秘密诞生地——马克思《博士论文》与唯物史观的创立  

51.自我意识哲学的界限与哲学的出路——简论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动因及体系原则

52.马克思对哲学信念与共同体的反思——对马克思博士论文解读

53.试论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哲学观  

54.从理想性到现实性——论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向度 

55.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我意识观初探 

56.自我意识自由向现实自由的转变——马克思博士论文自由思想的解读 

57.试论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伦理思想

58.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原子论批判思想 

59.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人学思想解读

60.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现实实践性探析

61.青年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德国浪漫主义思想 

62.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批判逻辑演进——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到《德意志意识形态》

63.普罗米修斯意象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实践吁求

64.被异化的“自我意识”与被照亮的思想未来——马克思《博士论文》辩证思想解读

65.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旨趣 

66.隐蔽的谢林批判——马克思《博士论文》旨趣新探 

67.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我意识观初探

68.理想与现实的双重变奏——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 

69.马克思《博士论文》的自我意识哲学观探析 

70.马克思早期正义思想的萌芽与发展——从《博士论文》到《莱茵报》

71.对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意义和价值的再思考——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为例

72.马克思《博士论文》中关于伊壁鸠鲁的原子偏离运动学说

73.原子世界的哲学原则和结构——马克思“博士论文”解读

74.青年马克思政治思想分析——以博士论文和《莱茵报》论文为例 

75.从马克思博士论文窥新闻契约思想 

76.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哲学观探析  

77.走出浪漫主义的端倪:重新解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78.哲学的出路——读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笔记 

79.马克思对自由概念的本体论证明——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一得 

80.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及其关系问题──马克思博士论文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比较

81.现代自然科学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论偶然性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与作用

82.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由思想探微

83.马克思博士论文的黑格尔哲学立场论析 

84.哲学作为一种救赎方式——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哲学思想解读

85.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由观探析 

86.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意蕴探析

87.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新唯物主义”萌芽

88.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继承与超越——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为例

89.“Idealismus不是幻想,而是真理”——马克思“博士论文”解读

90.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哲学思想初探

91.青年马克思的物质观——以“博士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例

92.作为实践的哲学与世界的哲学化——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哲学思想研究 

93.学生时代马克思人学思想溯源——对《中学作文》和《博士论文》的探究

94.马克思《博士论文》关于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的论述

95.主体性、客体性与唯物主义的两个派别——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

96.试论马克思对黑格尔逻辑学的创造性转化——以马克思《博士论文》为例 

97.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构境论历史思维研究  

98.感性是时间的家——从马克思《博士论文》谈起 

99.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契约思想研究 

100.马克思《博士论文》中关于哲学本质的思想  

101.马克思人权思想的起点——《博士论文》所蕴含的人权思想研究

102.《博士论文》:马克思空间思考的重要起点

103.从感性遮蔽理性到理性解构感性——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启迪

10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定量分析

105.为新时代觅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马克思《博士论文》探微

106.马克思《博士论文》原子概念的辩证法解读 

107.《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的实践观

108.马克思《博士论文》中历史主体理论的创造性研究

109.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运用的实证分析

110.自我意识哲学探源——关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一点思考

111.马克思《博士论文》辩证法思想初探 

112.马克思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眼中的市民与市民社会——从《博士论文》至《莱茵报》时期

113.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看他的异化观 

114.青年马克思的人学思考之变迁——从《博士论文》到《德法年鉴》时期的文本解读

115.马克思的自由宣言──《博士论文》解读

116.一部充满辩证法理论光辉的杰作——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117.哲学在与现实相互作用中深化发展——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118.自我意识的能动原则──关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一点思考

119.具体的自我意识与定在的自由——论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超越

120.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经典、当代与中国化——兼评何志钧博士等著《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从经典到当代》

121.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问题的反思——鉴传今博士访谈录 

122.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变革的逻辑进程——从《博士论文》到《德意志意识形态》

123.卡尔·马克思:自由之子——大卫·利奥波德博士访谈(之一) 

124.自由何以可能——马克思《博士论文》解读 

125.如何定位赫森科学史的马克思主义方向——兼与唐文佩博士商榷

126.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自由的诉求 

127.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初步形成——从博士论文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哲学原理论文篇（3）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就高校理论教育战线的情况来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教学和研究，出现了令人可喜的发展态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容已列入普通高校公共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基本要求，与此相关，高校公共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对这一问题也作了专题论述；一些相关刊物还发表了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论文等。应该说，这一态势是令人振奋的。但应该指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还是初步的，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下面，我就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谈一些想法。

一、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许多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界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并引用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的那段著名论断去加以阐发，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这当然是对的，但还应进一步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本质上和根本内容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具体内容上和表述形式上似应有所不同。

有的论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界定为“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要求和实践活动，而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形态或理论成果。有的教材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归结为“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这个论点也是值得进一步推敲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实践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要拓展视野，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是一个重大研究课题。为了进一步深化对这个课题的研究，不但需要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科学内涵，而且更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及其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二、怎样研究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换句话说，就是研究和回答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来“化”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存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因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就不能停留在理论分析的层面，而应该深入到历史实际之中，要结合近代中国革命的实际也即近代中国所存在的主要矛盾和所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去研究和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问题，有两个相互联结的基本观点是需要认真把握和大力阐发的。其一，近代中国的革命需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其二，在当时的各种社会思想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必然性的深刻根源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是中国革命的需要。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页)也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5页)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和在多种思想理论的反复比较中确立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并在中国获得巨大成功，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革命需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特别是需要科学历史观和社会革命论的指导。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行动的指南，乃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必然选择。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不能不研究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正体现在它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之中。那么，这二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们看到，许多论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强调指出，中国传统哲学内涵博大精深，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条件，等等。这当然是对的。问题在于，这样的解释并没有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没有说明有着博大精深的传统哲学的中国为什么还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里，就不能不涉及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的分析评价问题。优秀的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文明的精萃，是世界文明的奇葩。但是，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中国传统哲学从总体上说尚不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大局限性是缺乏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因而不可能正确说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动因，不可能正确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因而也就不可能回答和解决近代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途径和前途问题。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需要有革命的思想理论作武器，尤其需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而中国自身又缺乏这样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适应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就需要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也正在于此。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不能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近代中国广泛传播的西方哲学思潮的关系，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更深刻地体现在它同西方哲学的关系之中。有人说，由于共产党人在中国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才使得西方社会政治理论未能在中国实现；有人说，由于共产党人热衷从事政治救亡，压倒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这些论点是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众所周知，在19世纪中叶以后，正当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恰好在欧洲产生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广泛传播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他们首先接触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他们甚至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之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在热衷地向西方资产阶级学习，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新学”。作为“新学”的哲学基础，则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被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是后来的事情，它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我们看到，在前后，我国出现了一批包括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原来都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理论的拥护者。他们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并经历了一个在政治上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在哲学思想上从唯心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这一批共产主义者的出现，是一个全国性现象，是一种社会潮流，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趋势。历史表明，西方的“新学”及其哲学思想对促进我国人民的觉醒，推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我国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不论在当时的西方还是后来传入中国，都有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其本身则是一种非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也不可能揭示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本质，不可能为中国人民解放指明出路。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并被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究竟怎么一个“化”法，“化”成什么东西呢?这就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表现形式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是一种纯粹精神领域的思辨活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及其表现形式的理解不能停留在哲学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仅仅理解为从一种哲学形态到另一种哲学形态的升华或飞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原理和原则都用中国的民族语言重新加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使之具体化，并赋予它以中国的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终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变为现实。按照这样的理解，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形式大体上概括为以下几种。

其一，哲学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在深入研究和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以及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和“两类矛盾”学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具体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应用、体现和发展。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一旦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然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就以“矛盾论”和“实践论”来说，这“两论”既是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所作的哲学批判，是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作的哲学论证，也是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哲学总结，因此，“两论”的产生便对后来的中国革命事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其二，方法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同时又是方法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然而，世界观和方法论又毕竟不是绝对等同的东西。工作方法是世界观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和体现。把科学的世界观化为实际工作中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突出表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原理运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就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结合起来并运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就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等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正确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鲜明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日益紧密的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哲学思想的鲜明特色，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我们党和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所形成的许多方法论基本原则，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其三，理论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和各个领域，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然要被广泛地应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领域，用以指导各个领域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解决，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具体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比如，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唯物史观运用于对中国社会性质、各阶级状况和时代特点的分析，阐明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领导力量、动力、前途和步骤等问题，从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把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运用于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科学地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提出了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运用于战争的指导，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和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原理运用于对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指导，提出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批判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文艺要深入生活、为人民大众服务等许多重要的思想理论和指导方针；等等。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和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战略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运用于解决祖国统一问题，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正如邓小平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1页)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表现。

其四，群众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广大群众所掌握，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实现彻底解放的哲学。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页)。历来十分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他还发出了“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文集》第8卷，第323页)的伟大号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广大劳动群众争取彻底解放的思想武器，然而要使这一哲学真正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变为他们手中的思想武器，却并非易事。这是由于：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乃是揭示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要把这一哲学运用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还需要花大气力去具体地分析事物的特殊矛盾，研究解决具体矛盾的具体办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其他任何哲学一样，是高度抽象的理论，要使广大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斗争武器，还需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通俗化和群众化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群众化的大师。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不但身体力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且还大力培育了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最善于运用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成果去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一般原理和方法，用生动朴实的语言去通俗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道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浓郁的中国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他大力倡导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教育，强调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头脑，指导实际工作，从而大大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表现形式。尽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群众化的过程中有过曲折，而我国广大群众在实践中学哲学、用哲学的成绩和方向，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其五，实践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变成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其最终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变为现实。马克思曾经指出，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61页)。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彻底解放的锐利思想武器。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变为现实，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要求和最高表现形式。

开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表现形式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认真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有助于推动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贡献问题的研究。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点启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既是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曲折的，历史经验是十分丰富的，它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1.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和思想路线，正确认识和处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使主观的工作指导同客观的实际情况相符合。主客观的关系问题，是实际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根本问题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党总结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历史经验表明，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艰苦的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和确立的，而党的正确路线的解决也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是不行的，离开马克思主义指导，就会失去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却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教条化和凝固化，也是不行的，是断然不能成功的。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发展，情况在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亦应随之发展变化。这里，就有一个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问题。我们党是一个富于理论创新的党，党的几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始终给予高度重视。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他还说，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适合现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科学理论作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马克思哲学原理论文篇（4）

逻辑的东西研究之必要性

笔者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逻辑的东西之必要性，是由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状况决定的。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在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解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没有经过哲学史方法论的反思，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解读的模式简单地运用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之中，这就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一开始就缺失了研究逻辑的东西一环。由于没有研究逻辑的东西，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书写始终存在着两个缺陷：

其一，在叙述的主线上，缺乏逻辑的一贯性。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解读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都只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后来，我国学者把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称之为领袖思想史。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开展，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的内容大大丰富起来了，首先是把第二国际的一些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比如拉法格、拉布里奥拉、普列汉诺夫，写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其次是把思想、邓小平理论纳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紧接着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思想家的介绍纳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最后，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称下，以国别史的方式叙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各主要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这些都只是在作思想材料的扩充，并没有实现形式上的更新和突破。而没有形式上的更新，思想材料的叙述必然杂乱无章。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著作就是如此。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体例不论是在总体的结构上，还是在对个别人物和派别思想的叙述上都极不协调，也不一致。在总体结构上，主要表现在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邓小平的哲学思想的书写结构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写结构不一致：前者基本上是以人物思想为主线，后者却是以国别或派别为主线；在对个别人物和派别思想的叙述上，时而是人物思想的叙述，时而是重点著作的介绍。造成这种结构上和体例上不一致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逻辑主线。由此可见，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书写的问题主要出在形式上，而不是出在内容上；形式的问题解决了，内容的问题也就很容易解决了。形式的问题，说到底，就是逻辑的问题。这样一来，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内在逻辑就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书写中首先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其二，在叙述的方法上，缺乏必要的抽象。从方法论上看，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中出现体例的不一致和不协调，究其根本，是我们没有对经典作家的原著解读模式作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辨析。根据马克思对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规定，经典作家原著的解读模式恰好是研究方法，而不是叙述方法。这一方法对于我们探讨经典作家的哲学思想是有用的，但是，把它搬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上来却是有问题的。因为研究方法呈现出来的，只是经验的材料、历史的东西，而不是思想的联系、逻辑的东西；如果经验的材料不相同，那么，叙述出来的各个部分之间也必然不一致和不协调。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中出现的体例不一致和不协调恰恰是因为使用了研究方法，而不是叙述方法。因此，要克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叙述的缺陷，就必须反思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方法。

不可否认，叙述方法要以研究方法为前提，它只能在研究工作完成后才能确立，但是，研究工作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叙述方法就能够建立起来，从研究工作的完成到叙述方法的确立，还有十分艰巨的工作。这个工作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对研究工作的结论进行分析、概括和抽象，从中找到叙述的逻辑起点，就像马克思找到“商品”这个概念作为叙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那样；第二，进行理论的和方法论的研究，建立驾驭和叙述材料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框架。这一工作并不是在研究工作完成之后才开始的，而是与研究工作交替展开的。就像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与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关系那样。这两方面的工作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来说，都是必要的，但是，就我国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状况看，最重要的、也是亟待解决的，还是后一方面的工作。因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一些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难点问题，比如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以及应该如何评价的问题，等等，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区分开来，缺乏逻辑的抽象，所以，找不到叙述的原则和叙述的起点。从这一方面看，我们同样需要开展对逻辑的东西的研究。

上述两个方面表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逻辑的东西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线，这是属于研究方法的内容；二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原则，这是属于叙述方法的内容。这两个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理论建构来说，缺一不可。

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与历史理性建构

在哲学史上，对哲学史的逻辑的东西的研究并不是统一的，因而也不存在既定不变的逻辑的东西，相反，逻辑的东西从来就是随着哲学史的发展而不断被建构的。在哲学史上，我们不仅有黑格尔的理性主义的哲学史，还有文德尔班的文化哲学的哲学史。前者属于近代哲学的哲学史，后者属于现代哲学的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是在批判近代哲学中发展起来的，本质上属于现代哲学。不仅如此，它在创立的过程中，曾经受到过浪漫主义思潮、历史学、人类学和文化哲学等现代人文科学的强烈影响，而在20世纪的发展中又吸取了存在主义、现象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并且在东西方国家的发展中形成了多种形态，这些都不是用近代哲学的科学理性能够叙述出来的，必须采用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建立现代哲学的历史理性，才能叙述出来。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逻辑上，历史理性都是在文化哲学的范式中建立起来的。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在哲学史的领域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以问题为中心，研究不同时代哲学发展的特点和独特的形态，并通过哲学形态的变革揭示哲学发展的质变。这是哲学史研究的时间向度。二是以民族文化为背景，研究不同国家、民族哲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变，并通过这些不同的哲学传统叙述哲学发展的世界化和多元化。这是哲学史研究的空间向度。这一研究范式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尤为重要，因为它能够使人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传统和不同形态的历史演变。这两个特点构成了历史理性的内容。但是，有了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有了历史理性的内容的规定，还是不够的，要把历史理性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之中，还需要开展两个方面的研究：

第一，清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和外史，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叙述方式。长期以来，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者习惯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特殊性为由，拒绝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和外史的问题。在这些学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等其他一切哲学是不同的：其他哲学本质上是知识论的，因而有自己的概念体系，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哲学创造中从来就没有作抽象的概念的研究，而是紧密地结合时代的问题、结合工人运动的实践来阐发他们的哲学思想。由于这一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不能采用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方式。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因其实践性而具有反概念化、反体系化的特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有自己的概念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没有自己的内在逻辑主线。马克思在论述《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时，把“抽象力”和“叙述方法”作为他研究资本主义规律和表达自己思想的主要方法。这一点就已经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有自己的特殊性，但它从来不拒绝哲学的逻辑，不拒绝哲学的思维方式，不拒绝用概念的、逻辑的方式来叙述自己的思想，相反，它是把哲学的逻辑、哲学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使其能够穿透现实，改造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更为具体的学科，成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融哲学于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为一体的学说，就在于它运用了哲学的思维方式，建立了自己的哲学逻辑。既然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哲学，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对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思想进行逻辑的抽象，发现和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逻辑。这就是清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和外史的工作。

从文化哲学的观点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就是马克思的实践和辩证法的批判精神与多元化的哲学传统和理论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所创造的历史。这一历史，就其按照实践和辩证法的批判精神而言，它是理性的，是一般的。但是，就它在不同民族的发展以及所形成的理论形态而言，它是多元的，是历史的。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就构成了历史理性的叙述原则。概括起来，这一原则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准确地描述各个哲学家的创造活动。实践和辩证法的批判精神是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方面，但这一精神不是预成的，而是通过个体的哲学家创造出来的，因此，要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及其发展，就必须研究哲学家个体的富有个性的思想创造。这是从整体上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基础；第二，以问题为中心，研究不同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点和独特的形态，通过哲学形态的变革揭示哲学发展的质变，从而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叙述的时间向度；第三，以民族文化为背景，研究不同国家、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变，特别是比较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通过这些不同的哲学传统比较，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世界化和多元化，从而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叙述的空间向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外史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史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的区别着重表现在两点上：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立在对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工业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分析之上的，因此，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每一个原理、它的发展以及在不同民族的表现，就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工业文明的进步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发展是在融合和改造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实现的，因此，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发展，就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这两个方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史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只有完成了这种内史和外史的清理工作之后，才能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方式，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成为一门哲学史的科学。

马克思哲学原理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近年来，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界普遍关注的重大理论课题。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和标准、价值和意义、理论视域和研究范式，还有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等方面，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经验的研究深入不够。基于目前研究情况，本文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视角出发，对其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问题试作探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含义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含义进行阐释是我们开展这一研究的首要前提。这也是学术界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许多专家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汪信砚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创造并不断发展完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①。毕国明、许鲁洲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哲学和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并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哲学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起来新的哲学理论，使起源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社会②。

综述前人的研究，笔者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关普遍原理进行选择性的利用，与我国的实际需要相结合，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解决遇到的问题所形成的理论成果。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实际需要相结合③，这是理论前提和现实基础。任何一种理论在一个国家能否普及，以及普及到何种程度都取决于这种理论对于该国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中国化，除了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品质和根本特征之外，就是因为它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中国社会发展具体实际需要，而这恰恰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所以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这是其能够在中国普及的思想基础。只有与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深入人心，才能获得最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也才能够体现民族性和中国特色。早在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明确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④还指出，“在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决不能无批判的兼收并蓄。”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现了中国的时代精神，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理论，这是其内在的要求，也是其创新发展的动力和机制。所谓体现时代精神，就是要嵌入时代主题，在回答时代问题的过程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这恰恰也正是之所以能够与时俱进中充满生命活力的内在依据和深层原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过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包括了哪几个阶段？学者们的说法莫衷一是。比如于桂芝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919年到1949年、1949年到1978年、从1978年到现在⑤。李建平将其主要划分为：1927年以前、1927年到1949年、1949到1976年、1976年到1992年、1992到2007年⑥。在笔者看来，依据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早期传播阶段主要是从1919年开始到1927年，这一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奠基阶段。在这一阶段，不断涌现了各类报刊团体组织，在革命家的领导下纷纷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传播的是唯物史观，即用唯物史观来揭示中国社会革命的根源即革命道路和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知识分子的激烈讨论和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影响深远，传播速度较快，注重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时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鸦片战争以来，救国图存成为爱国人士的生命主题。中国人民从诸多战争的失败中明白了：中国的落后不仅仅是技术的落后，还有文化制度更深层次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套科学的社会建设理论，指引着世界各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在中华大地上产生了、陈独秀、瞿秋白、李达、艾思奇等革命先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求索和传播。

一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著书立说大力宣传解读唯物史观。《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再论问题与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便是他宣传马克思列宁思想的开山之作，他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对唯物史观进行具体的分析和宣传。1915年他创办《新青年》，提出科学和民主两大口号，反对封建旧思想文化，提倡西方文化，后他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主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三是著名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瞿秋白在自己的论著《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概论》中不断地向人民传播辩证法的思想。

四是哲学大众化的研究者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代表著作《大众哲学》通过详实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最后，马克思主义著名理论家李达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其著作《社会学大纲》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关基本原理，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扫清了道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紧密结合。这一阶段主要是从1927年到1949年，这一阶段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实践，将经验上升为一种理论;再者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我国的传统哲学和时展需要相结合，增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内容;最后从唯物史观的学习转向对唯物辩证法的学习。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

1927年到1937年是我国土地革命时期，这一时期，等我国革命家通过实地的调查分析，在1930年完成了《反对本本主义》的著作，这篇著作标志着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等革命家从认识论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哲学思想初步形成。

1937年后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部论著分别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这既是哲学思想的精华，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哲学思想的系统化。

进入抗日战争以后，哲学思想进一步的发展。深刻地阐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相继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著作。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曲折发展。这一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曲折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既是照搬苏联模式阶段，同时也是在早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阶段。《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都可以被看作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理论成果。其二是十年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夸大了阶级斗争的地位和作用，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范式”，极大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所取得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进入了一个实现创新的重要时期，这个阶段主要是从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到现在。之所以称之为“创新”在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根据中国社会新时代的要求提出了全新的理论形态。在这一时期以邓小平哲学思想、“三个代表”哲学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中的哲学思想构成的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思想总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指引我们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引路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是邓小平的哲学思想。第一，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则，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重新确认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二，发展生产力的理论。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生产力标准的说法，这也深刻地体现了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三，创新发展了唯物辩证法。譬如“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充分说明了两点论和系统论的统一，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二是“三个代表”的哲学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它充分论证了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文化的进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还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思想和“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论断，这些思想都是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等精华思想并充分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产生的理论成果。

三是“科学发展观”中的哲学思想。第一，求真务实的哲学思想是对实事求是思想的深化，求真务实既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们党多年的经验总结和优良传统。第二，以人为本的思想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人学的思想，论证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缔造者的观点。第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则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对于破解人类中心主义思潮的错误影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启示

在形成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形成了伟大的理论成果，当然也犯了不少错误。学者们也对基本经验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讨论，比如安启念认为加强文本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务之急;陶德麟、何萍提到要开展以中国现代化为中心论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结合这几个方面的研究，笔者将基本经验概括为以下三点。

切实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理解。笔者认为，只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充分的理解，才能对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奠定一个良好的前提和基础。而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有一个全面深刻的理解，就必须对其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中国社会建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理解，才能正确地理解它的内涵、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奠定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也才能使其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之间的关系。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哲学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哲学基础。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我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关系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充要条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实现现代化的路径和方法。只有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之间的关系，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特色，更好地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当代中国哲学。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与精髓。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党形成这一指导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是促进其创新发展的重要要求。

第一，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也是实事求是应有之义，是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⑦。只有如此，才能破除僵化思想，应对前进道路上的种种新挑战。

第二，实事求是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华，是我们进行理论研究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它要求我们以实际问题为研究中心，不能离开实际问题空洞抽象地进行理论研究，否则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道路必将是曲折迂回的。

第三，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之一，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和发展的根本动力。笔者认为，坚持与时俱进就是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展实践中要不断地进行自我丰富，在中国就必须根据中国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研究新课题，从而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实践性，违背与时俱进，就会阻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拓和创新，妨碍我们的改革与发展。因此，我们在当前一定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从而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和发展。

（作者单位：淮阴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注释】

①汪信砚：“略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②毕国明，许鲁洲：《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③包心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精髓和重要法宝―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思想路线的创新发展”，《学术探索》，2008年第5期。

④蒋莲华：“同志对我国历史科学理论的贡献”，《历史教学问题》，1994年第6期。

⑤于桂芝：《和谐社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

马克思哲学原理论文篇（6）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并赋予鲜明的中国民族形式。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突出了下列几方面。

一、理论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被广泛地应用于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各个领域。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对中国社会性质、各阶级状况和时代特点的分析，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建设人民军队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等战略思想和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战略等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提出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思想，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表现。

二、方法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把科学的世界观转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突出表现。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正确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鲜明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日益紧密的结合。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结合起来并运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所形成的许多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

三、群众化

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广大劳动群众争取彻底解放的思想武器，然而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抽象的理论真正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变为他们的思想武器，需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通俗化和群众化问题。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群众化的大师。他善于运用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成果去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用生动朴实的语言去通俗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道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浓郁的中国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不但身体力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还大力培育了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从而大大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表现形式。

四、实践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其最终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变为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彻底解放的锐利思想武器。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一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变为现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要求和最高表现形式。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大力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加强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哲学思想的研究，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而推进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

马克思哲学原理论文篇（7）

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只有扎根于社会实践，倾听实践的呼声，汲取实践的智慧，接受实践的检验，周而复始，才能不断开拓创新。哲学研究的根据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唯物辩证法作为现实的哲学，要求对民族、国家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根本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从纯粹概念出发去构建林林总总的哲学体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路。

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

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马克思哲学原理论文篇（8）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逻辑起点

Key words: Marxist philosophy；develop；logical starting point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3-0293-02

0 引言

“回到马克思”最早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一个口号。卢卡奇针对原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体系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中首先提出“回到马克思”。20世纪90年代，随着张一兵教授《回到马克思》一书的出版，回到马克思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回到马克思，意在通过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重新解读，恢复马克思哲学的本来面目，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

1 回到马克思何以必要

回到马克思，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重新解读马克思在19世纪写作的文本，是否必要？

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程看，随着剧变，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马克思主义信仰出现了空前的危机，我们必须要回到马克思，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重新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

1989年，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苏联及东欧各国，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陷入低潮。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世界凭借其自由民主制度，通过经济政治领域的一系列调控，促进了经济发展，缓解了社会矛盾，社会相对繁荣稳定。这时作为无产阶级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受到怀疑，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福山的社会主义“终结论” 喧嚣尘上，人们的思想出现了混乱，甚至产生了动摇悲观情绪。克服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不是要重新确立一种新的信仰，而是重建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和态度。这就需要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进行反思，如何从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回到原生态的马克思哲学，厘清其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消除悲观情绪, 重新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看，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呈现一源多流的态势，各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之间纷争不断，我们必须正本清源，还原一个真实意义上的马克思。

人类历史迈入21世纪，这是一个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我们面临着种种关乎整个世界和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迫切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和解决。然而当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寻找思想武器时，竟发现马克思已不再是马克思了。在马克思逝世后的一百多年里，后人强加给马克思的各种误读、曲解太多了，甚至形成了在马克思之后，以他名字命名的思想和理论已朝着几个独立甚至相互矛盾的方向发展的局面，各种各样的“马克思”粉墨登场，都自称发现了“马克思的真精神”，都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自居，相互指责，争论不休。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内涵丰富、视野宏大，但马克思生前从未对自己的哲学思想作过全面系统的阐述。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后人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中概括出来的。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澄清各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纷争，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回到马克思，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像马克思这样的人有权要求人们听到他的原话，让他的科学发现完完全全按照他自己的叙述传给后世”。[1]“对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正好是原著本身”。[2]所以只有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文本的原初语境，还原一个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才可能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马克思哲学文本的研究现状看，当前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力求全面、准确、公正地把握马克思的思想。

马克思的哲学文本是我们领会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依据，要把握他的真精神，文本研究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1883年马克思去世，留下了数量极为庞大的手稿和藏书，其中手稿包括数千页原稿、1542封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和4400封他人致马克思的信，藏书中则有马克思众多的眉批、评注等等。[3]这些文本在马克思生前公开出版的，只是一小部分，所占比例不足三分之一，至今也没有一部包括马克思全部著作的可靠版本。[4]马克思著作出版方面最权威的版本是其“历史考证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手稿、过程稿及相关文献的编辑本，该书第1版中途夭折。[5]第2版（MEGA2）历经坎坷，在前苏联东欧事件后，转由 “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组织出版，卷数确定为114卷，目前仅出版52卷。[6]马克思的文本中有相当部分没有面世，存在着很大的研究空间，而且我们过去主要研究那些表征马克思重要思想发展环节的成型的著作，对大量的笔记、书信等研究得非常不够，即使是那些成型的著作，我们的研究也不是全面的，往往是从中挑选与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相关的部分，根据需要去文本中寻求理论支撑，在这里文本被当成了工具，严重损害了马克思文本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随着MEGA2的陆续问世，许多新的文献、新的研究成果正在不断被发表出来，这使研究者可以接触更多的第一手材料，为深入解读马克思的思想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回到马克思”一经提出就在学界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有学者立足于伽达默尔的现代诠释学，认为对文本的解读、理解，是一个效果历史事件、是一个无限的对话过程，我们总是从一定的前见出发，得出的结论总是具有很大的偏向性，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本真的马克思。那么回到马克思是否可能呢？

2 回到马克思何以可能

回到马克思之所以可能，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哲学文本的超时代性。

超越时代的问题视域。哲学文本总是追寻一定的问题意识，通过对问题的追问和回答，构筑起自己的问题视域。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问题，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回答当代社会的问题，马克思的哲学文本虽然创作于19世纪，但他关注的核心问题却是资本主义社会被全新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的必然性，一百六十多年过去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依然并存，马克思对世界大势的把握仍然契合当代社会的发展。马克思的文本超越了时代的局限，具有了后现代的哲学意蕴。马克思追求的是自由、平等和价值，他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他的根本价值目标是实现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也就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除异化,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达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价值取向体现了人类永恒的追求，从而具有了超越时代的意义。

超越时代的批判精神。马克思哲学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它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正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尤其是对黑格尔辩证法思想和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哲学的批判，才孕育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才实现了哲学的伟大变革，这凸显了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特性。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它不承认任何神圣的、绝对的、最终的东西，存在的只有永无休止的产生和灭亡，“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7]这种彻底的批判精神，使马克思哲学具有了超越时代的意义。

超越时代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人们思维活动中用以理解、把握和评价客观对象的基本依据和模式。在马克思看来，“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8]马克思强调哲学的重要使命在于指导实践改造世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马克思哲学立足于实践，将自然、社会、人看作客观的实践活动不断生成的过程。实践过程思维方式是马克思哲学把握属人世界,理解、诠释和评价一切哲学问题的根本思维方式。马克思从实践的角度观照和把握世界的方式, 仍占据着当代思维的制高点。

3 回到马克思的方法省思

回到马克思，对马克思的哲学文本进行精深解读，回到马克思文本的原初语境，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精心选取文本。马克思的哲学文本内容丰富，我们要选取那些最能表征马克思思想特质、内涵以及发展历程的著作，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

把握本真精神。对选取的文本的具体内容做层次上的区分，哪些是关乎具体事件的论述，哪些是论述中所表现的观点和方法，要着重把握马克思的真精神。

保持价值中立。在文本研究中，我们要坚持价值中立的态度，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严格依据马克思原始文本的论述梳理线索，概括观点。

注重历史语境。马克思的每一部著作都有它的历史，都有它的历史背景，撇开历史性基础，就难以理解和把握原著的精神。

加强整体研究。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一个结构完整而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各个理论之间、各个论点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只有把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著作纳入研究视野整体把握，才能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及其发展演进的曲折历程。

总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首先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强调的是“返本”,意在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重新解读，使马克思文本的原初视界呈现出来，深入挖掘其本真思想，只有这样，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才有真确的前提。“返本”是为了“开新”，回到马克思的目的是发展马克思，新时期我们更要结合实践的发展，借鉴和吸收其他哲学的优秀成果，努力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

参考文献：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005.

[3]聂锦芳.马克思文本研究史的初步清理与方法论省思[J].哲学研究.2002（4）：16.

[4]我们所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其实并不全，它只是供广大阅读者阅读的，并不是供学术研究的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著作的完整版本.

[5]1924年，由苏联著名学者梁赞诺夫领导和组织工作班子，着手整理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版，原定40卷，但由于种种原因， 只编辑出版了12卷(13册)便中断了.

[6]魏小萍.马克思主义研究将向更加精确和科学的方向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的研究、编辑和出版[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4）：79.

马克思哲学原理论文篇（9）

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只有扎根于社会实践，倾听实践的呼声，汲取实践的智慧，接受实践的检验，周而复始，才能不断开拓创新。哲学研究的根据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唯物辩证法作为现实的哲学，要求对民族、国家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根本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从纯粹概念出发去构建林林总总的哲学体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路。

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

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马克思哲学原理论文篇（10）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

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克服危机、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本真关系。哲学研究不能脱离现实，不应逃避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要成为那种徘徊于概念和范畴问的纯逻辑推演式的学问，也不能沦为那种对现实生活世界漠不关心的、踏上纯粹思想自我构造道路的文字游戏。必须突破那种对学术的纯形式主义理解，特别是要扫除将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现实对立的陋识，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获取真正的资源，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脱离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思想的闪电”偏离“人民园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学不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维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时代，哲学研究则是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学对于现实是一种要投入更要超越的关系，假如我们能够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这样那样的新问题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对实践予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我们的哲学就一定能走出窘境。

(三)勿失批判精神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是不可分离的，前者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域，使理论更具现实针对性，更深刻更具群众基础；后者则是合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使现实世界与思维世界进一步通达。理论批判是实践批判的指针和导向，科学的正确的理论掌握群众源自理论批判；实践的批判是理论批判的继续与深化。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没有实践批判的理论批判是空洞的批判，没有理论批判的实践批判是无根的批判。批判不能滞留于理论层面，必须推进到实践的批判。没有自我批判的实践批判和理论批判是不彻底的批判。理论批判、实践批判和自我批判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分别赋予哲学革命性、现实性和发展性的品格。科学的批判本身就是建设，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创造新的世界”，坚持哲学的批判性，才能使哲学走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