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论文篇（1）

二、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

本雅明说过:民间文学是人类的第一位导师。对于民间文学,我们并不陌生,只不过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罢了。从我们唯呀学语开始,我们的父母和老师就给我们讲述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和故事,吟唱一些熟知的民间歌谣,这些都是民间文学的组成要素。民间文学除了充当我们的启蒙教科书之外,它还是我们人生道路上不可缺少的一本指导书,对我们的人生起着指引的作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谚语等中渗透着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这对我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俗话说:要学做事,先学做人。高等职业教育的目的是要培育出合格的技能型人才,健全的人格无疑是保障。因此,高等职业院校的教师们可以充分利用民间文学中这些具有启发教育意义的素材,引导学生正确地看待身边的人和事,帮助学生建立起健全的人格。例如,大禹治水的故事讲述大禹为了治理洪水,三过家门而不人。不仅展现了古人在面对自然灾害时的勇气和才智,更体现了一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这恰恰是现在许多企业对青年从业者的一种期望。另外,民间文学中许多关于爱情的经典故事,对青年学生尤其是女性学生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具有很好的教育和审美意义。例如,中国四大古典爱情故事,即牛郎与织女的爱情故事、孟姜女哭长城、白娘子永镇雷锋塔,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既歌颂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又给我们传达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等这样的爱情观,对于帮助学生正确处理大学期间学习与恋爱的关系有很多的指导作用。同时,民间文学的教学还可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马克思曾经说过:“民间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换气他对祖国的爱。’由此可见,民间文学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任何作品也替代不了的。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正处在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阶段,作为基础课程教学的大学语文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富含思想的文学载体,在课堂上因势利导,对学生进行民族精神、爱国精神的培养与熏陶。例如花木兰代父戍边的故事,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巾帼不让须眉的爱国主义女英雄的形象,花木兰质朴、勇敢、坚强的高尚品格,时至今日对现代的青年学生仍然有启发教育意义。

三、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

所谓的职业能力是指一个人从事某种职业所具备的多种能力的综合,它既包括了胜任某一职业的必备能力(任职资格),同时也包括进人职场之后的职业素质和职业管理能力。作为教师,不仅需要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更需要具备组织教学、管理学生、参透教材、研习教法等多种与教育教学相关的综合能力。作为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除了需要掌握熟练的职业能力之外,还需要进一步的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提高自己的职业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竟争中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甚至是为自己谋取到更好的二次就业的机会。例如,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与本科生相比,高职高专的学生大多呈现出这样的特点,文化基础差,人学成绩普遍偏低,有些甚至是刚刚上专科线投档线的学生,对于他们来说写作是件让人头痛的事情。而通过民间文学的教学,如神话传说中的超凡脱俗的想象,可以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这有利于学生的写作水平的提高。另外,许多的民间文学作品语言质朴清新,且使用较为丰富简练的口语,这对于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也是大有卑益的。

民间文学论文篇（2）

二、民间文艺对促进学龄前儿童智力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孩子的童年与民间文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白天，母亲边念着歌谣，边逗弄宝宝，“摇，摇，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拉锯，扯锯，姥姥门前看大戏，你也去，我也去，大家一起去看戏”。晚上，母亲怀抱着自己的心肝宝贝，不停地吟唱着优美的摇篮曲，“月光光，照地堂，虾仔你乖乖睡下床……”，在母亲轻软温柔的话语中，儿童快乐游戏，悠然入眠。这些温馨的歌谣不知流传了多少年，经历了多少代，伴随了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儿童的成长。这些儿歌、童谣是儿童最早的语言教育素材，陶冶着儿童的心灵。儿童在民间文艺伴随下一天天长大，他们在这些歌声中学会了说话，学会了做人。

(一)民间文艺开启儿童学习的兴趣

无论在哪个朝代，快乐都是人们共同的需要，游戏则是儿童的天性。在游戏中儿童得到了最大的快乐。作为学前教育者，我们应当给予儿童欢乐而不是沉闷。而民间文艺则能让儿童在游戏中增长知识，启迪心智。如民间文艺中的童谣“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一个蛤蟆一张嘴，四个眼晴四条腿，乒乒乓乓跳下水……”，儿童边跳边唱，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数数。福建的《学算术》《一放鸡》也是众多知识和游戏童谣中的一种，是教儿童数数的，其中的内容接近儿童的生活，绘声绘色、节奏明朗、易念易记，深受儿童的喜爱，儿童在轻松的游戏中就可理解算术的概念。作为广东的学前教育教师，让儿童口齿清晰是一大难题，民间文艺中的绕口令则可使这一难题迎刃而解，它将声、韵母或声调极易混同的字，组成反复、重叠、绕口、拗口的句子，要求一口气急速念出，要又准又快。如在绕口令《四和十》中，“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儿童在游戏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区分了“四”“十”“是”三个字，分清了平舌音、翘舌音和声调，让枯燥的教学变得富有情趣。学前教育要求做到寓教于乐，而民间文艺这一生动活泼的形式，则使这一要求不再成为一句空话。

(二)民间节日丰富儿童的学习内容

儿童生活在纷繁的大社会中，不停地经历各种各样的民间传统节日。正月初一庆新年，万民同庆，舞龙舞狮活动布满大街小巷，这是儿童一年中最喜欢的一天，穿新衣、拜新年、拿利是、放鞭炮，欢天喜地过新年，跟着父母走亲戚、探朋友，感受人情的淳厚和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和关爱。正月十五闹元宵，家家户户吃汤圆、赏花灯、逛花街、猜谜语，做“年例”，儿童在这种欢愉的氛围中体验到了大团圆的欢乐，在欢乐中受到了教育。年的故事、放鞭炮的来由、点花灯、猜谜语，令儿童的眼界开阔，想象驰骋。五月初五端午节，全国各地赛龙舟、吃粽子，每年的这一天，各地均有盛大的龙舟赛，儿童一边吃粽子、看龙舟赛，一边听民族英雄屈原的故事，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九月初九重阳节，儿童和大人们一起放风筝，天空中，风筝竞放，满天奇景，“生气风筝”“排篷风筝”“风蛾风筝”，它们不仅随风摆舞，栩栩如生，有的还能在空中自动点燃炮仗，令人叫绝。民间文艺具有如此丰富的内容，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儿童成长，陶冶着儿童的心灵，给儿童以美的享受，帮助他们树立美与丑的标准，激发儿童爱美向善的情感。通过民间节日文化可以激发儿童的想象力，使儿童了解到祖国地大物博、人杰地灵、民众善良，从而激发其民族自豪感。

民间文学论文篇（3）

第一，配合课程设置。连云港市农村小学美术专职教师紧缺，为了完成课程设置，学校从其他科目调配非美术专业教师担任美术教学工作。根据课题组的调查研究分析及对相关文献的分析，目前农村美术教师构成阻碍了课程改革深层次推进，基础教育面临新的发展问题，推进统筹城乡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工作担负着更为艰巨和复杂的历史使命。第二，体现课程性质。2011版美术课程标准指出，义务教育阶段的美术课程强调美术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乡土民间美术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使之成为美术课程资源，是对国家美术课程的补充，为美术教学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本课题是立足于连云港市板浦特有的民间艺术，让民间美术从艺术角度反映民族特色和本土艺术精神，反映民族文化意识与价值观。第三，提高教师素养。通过课题研究，引导教师深入学习教育教学理论，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提高教师自身的教学水平和艺术涵养。本课题的研究将引发教师及学生转变创新观念，丰富和发展美术课堂教学的理论。第四，解决现存问题。本课题的研究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为主，让学生在美术教学活动中得到锻炼和审美教育，调动每位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在实践中学习，把家乡的民间艺术发扬光大。改变以往的教学模式，让学生真正做到在学中做、做中学，理论与实践紧密相连。

二、在美术教学中运用连云港民间艺术的目标和内容

1.研究目标

第一，学生的美术素养。小学民间美术课程的开发既要把握民间美术资源的“民间”特性，又要注重与学生身心发展认识规律相结合，重在培养学生的技能与理解力，让学生多渠道地体验学习乐趣，逐渐认识民族艺术的价值，通过探索活动主动地在生活中传承、保护和发展民间艺术，实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活态传承。第二，教师的专业发展。教师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平，对连云港民间艺术进行全面的了解、学习、交流、探讨，与民间艺人直接接触，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让教师在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民间艺术的特征、艺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对社会生活的独特贡献。在课题的研究过程中，课题组通过对连云港民间艺术的学习与探讨，据此确定课题研究的一些方案和策略，提高教师的综合能力。第三，学校的整体发展。充分调动学生家长和社区人员的积极性，使他们积极参与民间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创办特色艺术学校，形成健康的校园文化。全面贯彻落实素质教育和新课程改革，大力提高学校教育教学的水平。

2.研究内容

乡土特色美术手工课教学，是根据农村经济相对滞后、学生准备美术学习用具较难而设计的。经过实施可以弥补农村基层学校教学方式的不足。第一，学生的学习方式和习惯。改变原有单纯接受式的学习方式，建立和形成充分调动、发挥学生主体性和探究式学习方式成为这次课题研究主要应解决的问题。让学生通过对连云港民间艺术进行全面的了解、学习、交流、探讨，在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民间艺术的特征、艺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对社会生活的独特贡献。第二，教师教学的方式与途径。在美术教学中有效地开展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在教学中让学生多看、多思，多讨论、交流和动手操作。第三，教师研究水平。教师在实践反思自己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以及教育教学行为。以人为本，依托课题教研，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

三、在美术教学中运用连云港民间艺术的实践

“连云港民间艺术在乡村小学美术教学中的应用研究”这一课题不仅体现了美术课堂教学的人文性和工具性，也是衡量美术课堂教学优劣的原则和标准，研究的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实用价值。按照“总体规划—分步实施—重点突破—逐步推广”的思路，进行科学、有序的研究，主要过程如下：

1.农村小学美术教师课堂教学单一化现状研究

第一，现象分析。根据调查发现，以往海州区农村美术教学的课堂随意性较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部分海州农村地处偏僻，受客观条件限制。在海州农村，缺少美术馆、画廊、历史博物馆等设施。海州区部分学校经费紧张。教师缺少辅助设备、图片资料等。久而久之，学生很容易厌烦，从而对美术课失去兴趣。由于美术课对材料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性，导致美术课堂的教学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学生材料的准备情况。农村学生的学具很难齐全，常令教师犯难。学生在接触美术作品时，主要使用一些蜡笔、彩笔、水粉等常见的绘画材料，材料的单一使学生的作业带有明显的复制痕迹。第二，对现状的反思。通过调查分析，课题组发现要改变农村小学美术课堂教学现状，必须把提高教师业务素质、转变观念作为切入点。当前的教学在向实证研究的方向发展，靠经验的描述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只有采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对课堂教学中长期困扰美术教师的难点问题、症结问题进行实实在在的研究，才能有效地建构生态化的课堂教学。因此，必须积极引导教师针对教学中的困惑进行研究，让科学的理论指导教学实践，使教师的教学行为更加符合教学规律。

2.农村美术教师课堂教学“生态化建构”的实践研究

农村小学美术教师课堂教学民间艺术的实践研究过程中，课题组采用了实证研究法，从理论上弄清课题中民间艺术的内涵，明确生态化教学的特点、价值，初步形成生态化教学的理论体系。在实现生态化课堂教学的前提下实现课堂教学效益最大化。第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资源。如广阔的田野、蓝天白云、美丽的山川、河流、动物和奇花异草，还有天然的材料，如各种竹、石、木、土、草等，不仅自然风光美，而且物产丰富等，这些都是学生绘画的好题材。罗丹曾说过：“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因此，在特色化美术教学的探索中，笔者积极引导学生观察自己身边的事物，在熟悉的家乡寻美，在取材中欣赏美，在绘画中创造美。第二，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化资源。传统的节日是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民间美术的大荟萃。走进节日，参与民俗活动，亲身体验民间美术在这些节日中的特色，也是对学校美术教育的有益补充。在节日里，农民杀猪宰羊、走乡邻、访亲友、逛庙会。不同的时节，农民有不同的庆贺方法。古镇板浦有着悠久的舞龙、玩花船的风俗传统。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是古镇传统的花灯节。这是全镇性的盛大庆祝活动。在活动期间，在家庭、学校、社会的配合下，笔者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画脸谱、糊龙鳞、龙头点彩、染彩车、舞大龙等活动。第三，方便利用的民间工艺资源。连云港市的服装业比较兴旺，自然废弃的布角料也很多。在教学中，笔者充分利用这一资源，指导学生用布角料进行布贴画的创作，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当笔者把这些经济实用的材料作为美术学具引进课堂时，引起了学生的极大兴趣，调动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学生学得主动、愉快，课堂氛围生动、活泼。

四、研究的理性认识

第一，明确了乡土文化美术课堂教学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取向。乡土文化课堂教学有助于促进师生的共同成长。通过一年多的实践研究，农村小学美术教师的课堂教学水平明显提高了，大大推进了教育的均衡发展。第二，明确了乡土文化美术课堂教学在课程改革中的应有地位。课程改革的目的是实现教学的最优化，借助生态学的研究成果，以农村小学所形成的教学系统为中轴，以连云港乡土文化渗入课堂教学为主线，从实践中探索农村小学美术课堂形式，建构农村小学美术课堂教学生态化的环境，达到了教学的平衡、协同、和谐，实现了课堂教学的优质化。第三，梳理了乡土文化美术课堂教学实施中的几个关系。一是处理好教师与学生的平等关系，不断丰富生态化美术课堂的内涵。二是处理好教师、学生与教学环境的关系，追求“乡土文化”的教学环境，追求乡土文化基础上的生态课堂。三是处理好学生与学生的关系，寻找生生之间“协同”的连接点，让乡土文化课堂更加完善。

五、研究尚存在的问题与反思

1.存在的问题

这两年多的研究过程，课题组虽然取得了一些收获，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第一，研究的动力尚显不足，课题研究活动还没有真正成为教师的自觉行为，课题研究还只停留在较为浅显的层次，未能建立完整的体系；第二，课题注重对农村小学乡土文化课堂教学特色化的研究，但对特色化课堂教学的构建研究还有欠缺。研究过程中关注乡土特色文化教学过多，对课堂教学过程中如何构建乡土特色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尚不够深入。

民间文学论文篇（4）

二、幼儿园层面

由表及里，提高幼儿教师的南通音乐文化修养。教师是幼儿园民间音乐的具体实施者，提升幼儿教师的南通音乐文化修养至关重要。首先，激发幼儿教师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强烈的责任感。教师只有自己喜爱民间音乐，才能把这种情感延续到儿童身上。其次，通过集体培训、小组传授、个别指导、组织观摩、民间采风等多种形式，提高幼儿教师的音乐知识与技能。音乐是表现的艺术，教师对民间音乐的歌唱、表演是最基本的传递方式。再次，引导幼儿教师阅读文献，仔细体味南通民间音乐的内涵文化。比如，教唱如皋民歌《担旦号子》“你不来呀让我来呀，姜太公独坐钓鱼台啊”，教师如果只是设计哼唱旋律，模仿律动，让孩子体验挑担，了解挑担的步态和身法，未免肤浅，应进一步引导幼儿看到如皋人彬彬有礼和敢于争先的风气。创新教法，打造多通道的“生态”集体活动。幼儿园的集体活动是实施南通民间音乐的主要途径，结合幼儿的心理特点，对于民间音乐的教学采用多通道教学法最为适合。从幼儿的心理审美特点上看，“学前儿童的审美知觉表现出多通道性，这种多通道性来源于幼儿的通感，表现为语言与非语言的动作、表情等身体活动的结合，以及不同感觉之间的联觉。”⑨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极其有限，需要用动作、表情、图画等予以辅助。由此，教师应该引导幼儿通过视、唱、赏、动、画、演、奏等多种教学方法，调动其语言、动作、想象、情感等多通道参与，投入审美体验、情感表达。例如，对于海安花鼓可以通过“赏－敲－创－演”的模式进行学习。先通过多媒体欣赏海安花鼓队在天安门前的表演视频，引导幼儿仔细观察演员们是如何敲鼓的;然后出示道具，让幼儿用自己的方式“敲”花鼓，探索花鼓的敲法，感受花鼓的音色;接着，与幼儿一起创编最基本的花鼓敲击姿势与节奏;最后，创设情境，把教室想象成天安门的广场，列队表演，模拟演出。这样，幼儿对民间音乐的感知更深刻，表达也更丰富。本土化环境布置，将民间文化渗透到幼儿园的每一个角落。幼儿园环境是隐性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随处可见的本土文化更容易激发幼儿的欣赏、探究欲望，所以应从多角度、多方位传递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幼儿的认知和情感。幼儿园本土环境的创设首先包含空间环境的创设。如在主题墙上陈列民间建筑、田野生活、民俗演出等图片，通过折、剪、画、粘等展示南通音乐文化。区域里可以摆放南通的民间工艺、民间乐器、民俗道具等，引导儿童操作体验。

民间文学论文篇（5）

一是房屋村落突出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融。从古至今，满族住房大体经历了穴居、巢居、半穴居、半巢居到地面居所等几个发展阶段，在房屋设计、房址确定、材料选择乃至村落布局等多个层面，体现出崇尚天地、适应自然及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受“近水为吉、近山为富”等思想影响，他们多把江河沿岸或“滨水背山的向阳坡地作为自己理想的宅基地，依托山势起伏修建院落”。据讲，以村落为单元修建的住房多依次序排列，这主要是基于日照、通风、避寒等气候、环境因素考虑，以此营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互动氛围。比如，地处长白山地区的满族住房多“依山伴水，借地成院”，因时就势地进行初加工或粗加工，以体现房屋院落的原汁原味。建筑材料同样做到“就地取材，简单加工，合理利用”，尤其是选用木材、茅草、石块和泥土等天然材料，加之各个构件都是以榫卯连接，彰显出“因地制宜，力求与自然融合的环境意识”及满足族民“回归自然与自然相融合”的心理要求，较好地体现了建筑材料的生态性。另外，地窨子、撮罗子以及木刻楞草房则均以纯天然的设计、纯自然的材质以及不加修饰的建造，使其与周边的山林、树木等融为一体，体现出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伦理学思想。

二是敬老爱老凸显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正确处理好人与社会及人与人的关系，也是满族生态伦理学的核心内容。在事关社会和谐、有序、稳定的问题上，满族先民大力推崇敬老爱老、长幼有序的高尚的伦理道德风尚，由此形成“规矩大、礼节多”等礼仪习俗。家庭是满族社会的基本细胞，满族先民首先从家庭做起，让家人在家族范围内养成尊老、敬老、爱老的良好习惯。在这方面，晚辈每天早晚都要给长辈请安，平日对长辈也是三天请小安、五天请大安。若长者到晚辈家，晚辈必行礼请安。妇女若见到长辈进屋，必须行礼以示尊敬。不论任何场合，父子不许同座同席。长辈说话晚辈不许插嘴，一定要洗耳恭听。长辈未睡，晚辈不许先睡。长辈外出时，一定要送出大门外，归来时要热情相迎。在社会场合，晚辈对长辈同样要使用敬语。路上见到长辈，晚辈一律要谦恭礼让。若骑马偶遇即便是素不相识的长者，也要下马闪在一旁，除行礼请安外，必须等长者过去后再骑行。平日见到长辈，不论他(她)贫富贵贱，一定要请安问好。平辈相互见面时，也要互致问候，等等。正是自家庭到社会范围内，满族人形成了长幼有序、尊老敬老的道德风尚和道德意识，才使得满族社会逐渐形成和谐友爱、互敬互爱的良好道德规范。

三是待客重信之道凸显人与社会的和谐有序。待客之心、重信之道作为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滑润剂，体现着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准。在这方面，满族人十分热情好客，他们对客人无论生疏与否都热情招待，不但要把客人请进屋，还要装烟并拿水果等叫客人品尝，同时必留客人吃饭。对于过路或投宿的客人，也要热情迎送。除热情待客外，他们还养成了重信讲义的生活惯习。邻里之间注重和睦互助、恪守信义。路上拾到东西必想法送还，相互借贷也不用立字据，以口头约定为准，绝不赖账或拒还，由此逐渐形成了“昼不关门、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良好社会风尚。四是行为禁忌体现人与自然或社会的和谐共处。禁忌作为民俗信仰事项，主要是指“人们对于神圣或不洁、危险的事物约定俗成的禁忌心理及行为”。满族先民在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了若干行为禁忌，其中蕴含着许多与生态伦理学密切相关的内容，以此作为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调适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规范。在渔猎生产方面，他们基于崇拜敬奉的现实考虑，有忌打狗、杀狗及捕食鸦雀等行为禁忌，对乌鸦也是特别的爱护，而且从不随意打骂它;基于动物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考虑，同样有“春不打母，因为雌性野兽要下崽儿;秋不打公，因为雄性野兽秋天要配种”的行为禁忌;基于动物肉质的口感考虑，他们春夏秋季对油性大的野兽基本不打，即便油性小的或瘦的动物也要选择性地捕猎，只有冬季到来后才有重点地猎捕。捕猎过程中，他们尤其注意动物资源的均衡性和可持续性，不能见啥捕啥，等等。总之，上述捕猎禁忌十分有利于野生动物的可持续发展，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生活方面，满族先民基于崇奉考虑，不许把“祭祀吃剩的骨头和肉送到高岗上，或撒到江河中……”猪骨头也必须埋在索伦杆下面。外出狩猎做饭时，长辈要求同行的晚辈必须把各种炊具或餐饮具摆好，既不许随便敲打也不许让其乱晃，更不许用刀翻锅，以免因得罪山神而断了运气。凡此种种，对规范满族人的日常生活行为、爱惜周边的自然生态环境同样起到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二、宗教祭祀习俗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萨满教作为一种原始宗教，尤其是作为满族文化的特殊载体和文化符号，其中保留了许多特有的民族文化内涵，体现了满族人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

一是自然崇拜透视出的生态伦理理念。天穹崇拜作为自然崇拜的核心，是萨满教最古老的崇拜形式之一，包括对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或自然力的崇拜。神树作为自然崇拜的重要载体，具有丰富而神秘的文化内涵，并在满族的原始崇拜中占有突出位置。在满族先民眼中，树木就是神灵的身体，它根植于土地，树干直冲云霄，并有水滋润成长，因而树是有灵魂的，是神的灵魂的栖息之所。它“连接起天、地、水三界，体现了生命源于水、通天、通神的观念”。基于此，神树把“天上、人间联系起来，人通过神树与天帝、众神沟通。无论是天、地、人，都通过神树得到统一，即天人合一的通天观”。在满族的神树崇拜中，以柳崇拜为代表。“柳成为生命的源泉，是氏族、部落生存、发展的庇护神，柳崇拜寄托着满族先民对生存的渴望，代表了满族先民对生存的企盼。”当然，族民视柳树为神树，其祭拜动机也有所不同。比如，有的认为柳树和氏族繁衍关联密切，有的出于求子需求，祭祀佛托妈妈时也必带柳枝，以此保护家族兴旺。另外，清宫皇室崇奉柳枝则有祈福之意，民间祭拜亦有求子祈福的含义。正因为满族人给神树赋予更多的文化内涵，故有“前不栽杨，后不栽柳”的敬奉习俗。除神树外，满族还有火、星、神石、太阳等的崇拜。他们对这些自然崇拜物既敬畏又感激，正是在二者的转化互换中，体现着神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二是图腾崇拜透视出的生态伦理理念。图腾崇拜是“许多少数民族都有过的一种原始形式，它是自然崇拜或动植物崇拜与鬼魂崇拜、祖先崇拜相结合而形成的，以自然物和动植物作为外在的表现形式”。图腾崇拜的文化表征之一，便是认为某种动物或植物与本氏族有血缘联系。满族图腾崇拜的对象包括鸦鹊、犬、佛多妈妈及柳等。满族之所以崇拜鸦鹊，一方面传说它曾救过满族祖先，因崇拜祖先连带崇奉他们、保护他们和侍候他们;另一方面鸦雀在满族神话中，始终以指引者、使者、保护神、拯救者以及造福者的形象出现。与鸦雀相仿，犬同样因“救主”有功而成为图腾崇拜的对象，虽然学术界对此看法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满族人一直沿袭着忌食狗肉、不戴狗皮帽子以及不铺狗皮褥子等生活习惯，平日对狗也是精心豢养，且从不打骂它。若是有人把狗打了，被认为是不敬重的事情。另外，无论是鸦雀还是狗抑或柳等，他们或是满族先民外出狩猎时的好帮手，或是生长于满族周边的自然资源，二者均是满族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出于崇奉或敬畏的思想动机，他们自然滋生保护意识，既不捕猎也不食用某一类动物，更不随意破坏树木等植物资源。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大自然是族民赖以生存发展的前提基础，族民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关注自然、善待自然、顺应自然，尤其是合理开发、节制利用自然资源。可以说，上述以图腾形式出现的动植物，既是本氏族的祖先又是本氏族的保护神，他们如果繁盛兴旺则预示着本氏族兴旺发达，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图腾崇拜的目的“就是调适人类活动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并与周围的生态环境融为一体，这是根植于他们内心深处的自发的价值观，渗透到生态领域”。

三是祖先崇拜透视出的生态伦理理念。祖先崇拜作为满族原始崇拜的内容之一，同样蕴含着生态伦理思想。长白山既是满族的圣山，也是满族祖先崇拜的重要表征。自清入关后，历代皇帝均把奉为神明的长白山祭与祭祖联系在一起，由此形成了民间萨满崇拜和国家政治奉祀的互动模式，长白山也因而被封为神山或圣山。基于神山灵地的保护考虑，长白山周围地区再次被封为禁地，成为“禁中之禁”的重地。清康熙十六年(1677)和康熙二十二年(1683)，自辽宁开原分别新修至鸭绿江口和吉林舒兰的两条边墙，“周围千余里境内，移垦、刨参、采珠、伐木，悉在禁列，违者施以重典，甚至守关的官兵也不得随意采伐木植，以此保护龙兴之圣山”。自长白山被视为圣山后，生活在周边地区的满族人不得不改变采猎并重的生计方式，加之“封禅又强化了当地满族对山中动物灵性的敬畏，因而他们当中很少有专职猎人，并且在当地的观念中认为猎鹿杀虎会招致不祥，从而使打牲业走向滑坡。与此同时，因恐伤龙脉又限制了向农耕文化的转化，封禅又强化了山中植物的神圣性……”由此客观上保护了山内的自然资源尤其是动植物资源，使其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恢复性发展。另外，随着长白山被严加管控后，周围族民基于生存发展需要，大力发展木器加工业和人工种参业，从而为新兴替代产业以及绿色产业的转型升级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民间故事中的生态保护思想

神话与原始宗教“都是原始思维的产物。神话中的神，本来就是先民信仰与崇拜的对象，而神话借助想象以征服和支配自然力，这与原始宗教借助巫术控制自然同出一源”。满族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同样创作了许多具有地域特色的民间故事，许多故事蕴含着生态伦理思想。

一是创世纪故事与天人合一思想。在以渔猎为主要生产形式的古代，满族先民基于敬畏心理，逐渐形成了“与环境和宇宙间的自然生命相互依存的文化心态，这恰恰和生态伦理学认为自然物同样具有道德地位，伦理尊严，肯定天人同源、天人同性，高扬宇宙生命一体化等主张具有一致性”。在已知的创世纪故事中，包括宇宙起源、洪水、日月星辰、人类起源、族源及图腾崇拜等。如关于人类起源的故事，满族先民普遍认为是天神阿布卡恩都里创造了人类及世间万物，同时解释了天地、水、地震、高山等世间万物及自然现象的形成过程，体现了满族先民对自然界起源的朦胧认识。在《白云格格》故事中，他们以人类遭遇洪水为主线，凸显了洪水泛滥时的强势及人类和动物的弱小，再现了“遍地，白浪滔天”及人、鸟、兽在黑浪中嚎叫挣扎的无助场景。面对人类遭遇的空前劫难，白云格格借助父亲天神阿布卡恩都里的万宝匣战胜了洪水，不但使人类转危为安，事后因触犯天条而历经磨难最后化为白桦树。在神话故事《日月峰》中，小仙女为使荒凉的大地充满生机活力，以自挖双眼及把宝物珍珠项链投向人间等形式，最终化为山峰，不但体现了她的自我牺牲精神，而且使人类劫后余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满族先民力图解释自然现象并战胜自然灾害的种种努力及对本民族起源的追溯，对人类文化史作了折光式的映现”。

民间文学论文篇（6）

一、旧范式下的民间文学书写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发轫于“五四”时期北大歌谣征集活动。最初的民间文学研究以及对民间文学的界定都受到过西方民俗学研究的影响真正作为高等院校一门学科的民间文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什么是民间文学?几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一直援引俄国作家高尔基的观点．认为民间文学“主要是劳动群众的口头创作”．并称“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从其劳动和社会经验中抽取出来的知识总汇”。在一些辞书中，“民间文学”也被界定为“人民的口头文学创作指以劳动人民为主体创作并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口头文学作品”。这一理论判断基本符合历史的实际．尽管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定义。

这样的界定注意到了民间文学的口头性、集体性以及知识性特点．把民间文学的创作和享受的主体界定为“人民”或“劳动人民”．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只有“知识总汇”才与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有关．但没有被强化突出。所以说。这一阶段有关民间文学的定义都是照搬前苏联模式的结果．整个理论框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要做的仅是把本土的内容填充进去此体系对中国民间文学书写所产生的影响至今犹有余波．以致国内民间文学教材之问基本上差别不大：较早的教材明显带有阶级斗争论的观念．较近出版的把“人民”或“劳动人民”置换为略显中性的“民众”．吸收了新发掘整理的民间文学材料期间虽有段宝林先生主张对民间文学要做立体研究，以及杨利慧、黄涛诸学者重视民间文学的语境等富有新范式雏形的观点．但相关研究对这样根深蒂固的民间文学书写体系还是反思不够．鲜有从学科体制本身进行批判性重构。因此．大多数民间文学教材都没有很好地显示出学科本身的深度．以致形成民众的文学就应该是这样浅显的心理暗示。另外，随着文字、图画、音响、影视、电脑等媒介的出现与运用．民间文学的传播空间获得空前拓展．其传承手段也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尤其是进入国际互联网时代之后．伴随着新媒介的不断启用．民间文学的概念也面临着重新思考与界定的任务。

二、民间文学书写的新范式

万建中先生的《民间文学引论》无疑是此种情境下的“另类”书写．在学科本身的理论深度建构上大大超越于以往任何一部民间文学教材。虽然也有部分理论阐述与民间文学现象还不是那么水融，但著者的理论探索意识和充满安全感的论述，都昭示着迥异于以往民间文学书写的新范式。其《民间文学引论》中的情境、生活属性、表演、民间文学叙事等概念都是第一次在民间文学教材中被论及或强调。把民间文学还原到生活世界中去。使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凸显．从而有力地强化了民间文学学科本身的属性．至少初步拥有了与作家文学对话的底气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征从而获得彰显．

也为民间文学研究展示了新范式。相比较而言．以往教材多注重对被文字记录凝固后的文本分析．忽略了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情境性．其美学和批评话语系统愈来愈显得不堪重负．这是现代民间文学发展逼迫出来的民间文学不只是作家文学的资源，我们可以更广泛地看待民间文学，把它当作生活的技艺．是传统的或者本地的实践活动的整个范围——包括语言的、物质的和习俗的活动，是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作家文学中之所以有民间文学．是因为它是现实生活世界里的基本组成成分。民间文学是面对面的直接的表演，表演者和观众是互动的这种情境是被凝固在文字中的民间文学文本所缺乏的万建中先生的《民间文学引论》首先抓住了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语境．去展示或表演生活世界中的各种民间文学样式：理论建构意识贯穿全书始终美国著名文论家艾伯拉姆斯所提出的文学研究四要素即作家、作品、世界以及读者，也在万著中得到创造性的体现．不过这里的“作品”是生活世界中的活态的文本．与程式化的生活和程式化的审美紧密联系在一起．让民间生活世界充满民间文学的动感、质感如果说以往的民间文学研究是韦勒克意义上的内部研究．即仅仅关注文字记载后的文本中的民间文学，那么，万著《民间文学引论》似乎更强调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有机结合。在某种情境下更强调民间文学的书面文本返回到生活中去．以获取其原本的活态性，与生活世界水融：研究、体验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审美情境性研究．或者说生活态的民间文学重新回到生活世界。万著中把前者称为“民间文学的文学文本”．后者被称之为“民间文学的生活文本”

我们要想理解并欣赏生活世界中的民间文学．了解创造并表演民间文学主体的生活方式的知识是必需的在非洲东部的牧牛民族丁卡人是这样形象地描写了隐匿在云层背后的月亮——“雨季之黑公牛从月亮的牛栏中解脱了。”很明显．假如没有创作和吟唱这首歌的那些人的生活方式的知识．就无法真正理解这类形象著名人类学家巴克曾经依靠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生活知识抨击了一个自以为是的流行观点——史前时的雕塑和壁画之所以夸大女性的和腹部．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殖崇拜观念在作怪他提到的一个例是在中非莱加很普通的雕像．即一个鼓起腹部的女人。她的意味远远不是引起赞赏．而是对其与人通奸而怀孕的惩罚．但在博物馆和艺术画廊中．这个形象常常被当成生殖崇拜的例证来加以解释。他还提到另一个普通的莱加雕像．一个人举起一只胳臂：这个姿势有时被解释成向天帝祈求。但是巴克认为．莱加人与天帝没有关系：对他们来说，这个姿势表示一种禁忌。因此，“民间文学将生活呈现出来并使生活成为审美的现场”，或者说民间文学美在情境。

其次．在万著中我们发现民间文学研究已经回归到声音的层面，即对民间文学口头性的重视．也是与万著对生活属性的重视相关的。相对于视知觉所拥有的认识——思维定势．听觉以及由此形成的节奏感总是侧重于我们的情感体验之维所以著名德国美学家施莱尔马赫提出：“语言有两个要素：音乐和逻辑：诗人应使用前者并迫使后者引出个体性的形象来。”这样。撇开关于“语言的两种用法”的争议我们发现．与通常给人以“概念等价物”的印象截然不同．语言实质上首先是诗的媒介．或者说是民间口头诗歌的媒介。事实上．当语言学家萨丕尔强调，“语言主要地是一个听觉符号系统．正常人的语言冲动首先发生在听觉印象的范围”当评论家帕克据此而坚持．“只有在具有音乐性也具有形象性的表达中，才能发掘出语言表现的全部潜力”两：当文学枭雄王尔德在谈到诗性写作的奥妙时断然表示：“我们必须回归到声音上去．这是对我们的考验”：都无疑可视为是对海德格尔“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这个命题的不同诠释。虽说对于要求精确限定的科学表达而言．语言的这种诗性品质常常成为问题但对于侧重经验交流的艺术活动来讲．这不仅并非语言媒介的劣势．恰恰相反是它的优势所在。

放眼全球背景下的民间文学研究．西方是走在前列的：重大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几乎都是西方学者完成的。作家文艺学的研究也启发着民间文学的研究。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严重滞后．一时半时难以走出消化吸收西方理论资源的阴影“五四”时期对西学的借鉴与启蒙救亡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研究也像政治一样全面倒向前苏联的怀抱．构建本土化的民间文学理论的主体性都丧失了，遑论创新。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苏联体制下受到压制的民间文学理论也被当时的中国学者拒绝了。真正的民间文艺学大家如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研究成果只有在改革开放后才逐渐介绍到国内。本土化的民间文学研究一直笼罩在西方的阴影里。可喜的是．这样的借鉴和吸收有了重要进展。万建中的《民间文学引论》视野开阔．广泛吸收最新成果．尤其是对西方的理论资源或相关学科的理论兼收并蓄。因而赋予其专著以很浓的理论思辨色彩，这是以往同类教材中所缺少的．也是中国民间文艺学中亟待建构的内容。从这个角度说．《民间文学引论》作为一本高等院校的民间文学教材无疑显得有点“另类”，作为颇具个性的专著可能更合适。

三、民间文学研究的展望

毕竟，万建中先生的《民间文学引论》给我们今后的民间文学研究带来很多启发．例如．如何把用来分析作家文学文本的叙事学．成功转换为分析民问文学的文学文本和书面文本的有效工具．就很有挑战性和前瞻性。诚然，如何做到理论闸释与研究对象的妥帖吻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次．在众多民间文学教材中一——包括万建中的《民间文学引论》——民间文学批评一直缺席。既然我们的民间文学研究可以借鉴作家文艺学中的理论和方法．民间文学也应该拥有自己的批评．而不仅仅是民间文学研究在笔者看来．民间文学研究不等于民间文学批评民间文学批评的缺席就很有探究的必要．相关研究迄今还未见到。若结合民间文学的特点和功能．我们可能会厘定出民间文学批评的原则或维度。

民间文学本身的品味或品质到底如何获得提升．民间文学批评不失为一种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即使我们通过对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表演情境的强调，初步拥有了与作家文学对话的实力．明确了民间文学非文学的～面，但民间文学若被封闭仅靠自身去补给营养．缺少新鲜艺术的介人和影响，这样的民问文学的前途会是黯淡的。实际上．自作家文学出现后．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总是互有影响如此才能保证民间文学自身的精神品质得到不断提升．否则不论我们多么强调民间文学的重要性和艺术性，受众终将不愿回到那样的生活现场．却愿意反复咀嚼欣赏作家文学．因为后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更耐人寻味。正如我们人类既是集体的一员，又是拥有个人性情和尊严的鲜活个体“根据费尔迪南．索绪尔(ferdihandsaussure)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方法．民间文学应属于前者而文学属于后者。属于语言的民间文学以社团为基础，是口头的、集体的：而属于言语的文学则是个体的、永久的书面记载”

民间文学论文篇（7）

二、理论范式的补充

中国民族民间舞学科选择文化人类学弥补自己方法论上的不足，不是一时兴起之作，而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必然。记得北京舞蹈学院对中国民族民间舞学科有着突出贡献的许淑媖教授，生前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中国民族民间舞要想解决自身的学术问题，必须要借鉴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这是她游学世界后一个最为深刻的体会，据说她生前在香港还做了一台人类学意义上的舞蹈专场晚会。当然有着类似认识的不仅就她一人，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舞蹈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等诸多研究中国民族舞蹈的老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做研究。“人类学是研究人性(普同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一门学科。与其他社会学科强调自我(theself)的研究不同的是，人类学注重对他者的系统研究(theStudyofOtherMan)，并相信通过研究他者能够比仅仅研究自己能更深刻地认识自己。即通过研究时空和结构中的异文化来理解人类共性(humancommonality)、自性(self－identity)和他性(other-ness，orother＇sidentity)。‘他者’(other)在人类学的理解中，不仅仅是指与自己不同的人群，更多是指与自己不同的文化(Culturalotherness)，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他者性。”如果将这个概念加以引申，发现中国民族民间舞也是一门研究人性(普同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学科，每一位中国民族民间舞人不约而同地也都是一位他者文化的传承者与研究者。诸如现今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教材中的藏族、蒙古族、朝鲜族、傣族、维吾尔族等民族舞蹈教材，每一个对于学习这些舞蹈的汉族师生来说都是他者。即便是汉族舞蹈教材，诸如山东秧歌(胶州秧歌、鼓子秧歌、海阳秧歌)、安徽花鼓灯、赣南采茶、云南花灯、陕北秧歌等这些在田间巷头、桑间濮上传承的民间舞蹈形式，对于来自不同省份在都市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师生来说也都是他者。所以，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研究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理论(theory)是通过对已知事实的推理得出用于解释某事的一整套观点。理论的主要价值在于促进新的理解。理论体现的模式、联系和关系可能为新的研究所证实。”理论作为包含了一系列命题的解释框架，最有价值的是能为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提供一个框架，让研究产生预盼性以及能够多视角地深入展开。对此，理论的积累与深入的研讨是各个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舞蹈界相对于其它学科，运动的人体(舞蹈动作语汇)是其本体，舞蹈表演是其中心(舞蹈只有跳出来才能呈现)，所以“实践永远走在理论的前面”是一个被业界默认的“共识”，“重实践轻理论”也是一个大家都明白也都看到的问题。当技术和学术之间的不平衡达到一个临界点时，即舞蹈的学理建设没有跟上舞蹈实践发展的需要时，舞蹈实践会陷入原地打转、止步不前的怪圈，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理论指导实践，科研促进教学，思想引领创作”的作用，缺少了学理支撑的实践是不可持续的。对于中国民族民间舞的理论建设也是如此，尽管一些专家、学者花费毕生精力从事相关的研究，也提出“中国民族民间舞的五大文化类型划分法、语言划分法、地理划分法”、“两类三层说”、“中国民族民间舞原始舞蹈遗存”等一些精辟的理论，也有过《中国民族民间舞的集成》、《中国民间舞蹈文化》、《中国原生态舞蹈文化》等相关优质的著作，但这些相比文化人类学在他者文化、世界民族研究中所取得的成果，无论在理论深度、广度、厚度以及理论著作的数量上都是不能成正比的。诸如在理论范式上，文化人类学对他者文化研究积淀的理论就有古典进化论学派、传播论学派、法国社会年鉴学派、历史特殊论学派、英国功能主义学派、文化与人格学派、新进化论学派、结构主义人类学、象征人类学、解释人类学、后现代人类学等诸多学派。关于理论阐述的经典名著也是硕果累累，甚至每年都会有不同新的论著产生，借用这些理论范式与研究成果研究中国民族民间舞的问题，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是必要和必须的。

因为，在当下中国民族民间舞有许多理论问题尚待研讨，例如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族是国族(na-tion)的概念，还是族群(ethnic)或人群(people)的概念?民间和民俗的关系是什么?民族民间这个合成词前者与后者之间的关系是并列?是从属?还是偏正?职业化中国民族民间舞的传统指的是什么?是世代传承下来具有同一性的东西?还是当代人发明的新传统?在职业化的过程中如何坚守民族民间舞蹈原有的神圣感、仪式性与多样化?中国当今的56个民族的“民族识别”是怎么一回事?如何看待已被划分好的民族下面的不同支系的族群舞蹈?民族民间舞蹈与社会，民族民间舞蹈与宗教，民族民间舞蹈与政治，民族民间舞蹈与生态，民族民间舞蹈与文化变迁等等，相关的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也都需要一一解答。这其中，很多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研究中，还没有涉及或者钻研不深的问题，在文化人类学中大多已经有了很深入的研讨，将这些研究成果加以借用和积极转化，能使我们的研究少走弯路事半功倍。人们常说:“名不正言不顺，理不直气不壮”。许多学科的发展问题不能名正言顺的回答，甚至连自圆其说都不能满足时，自然就会遭到多方质疑以及各种责难。我们不能永远用“你不懂舞蹈这句话”加以搪塞，是将我们的所思所想加以表述的时候了，“思维决定行为，想不清楚也就做不明白”，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当我们在某些方面力所不及时，借“它山之石，用以攻玉”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当然会出现文化人类学个别理论因过于高深而无法应用的情况。但类似《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中国民族志》这样的民族问题研究丛书，以及《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凉山彝家》、《湘西苗族考察报告》、《云南民族调查报告》、《台湾畲族之原始文化》、《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鼓藏节:苗族祭祖大典》、《克木人:中国西南边疆一个跨境族群》、《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民族志》、《从阐释到建构:纳西族传统文化转型的民族志研究》、《圣歌里的芭蕉箐:富民县东村乡芭蕉箐苗族村民日记》等类似的民族志作品，能给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研究提供很多翔实的资料，以及理论范式应用上的思考。

三、研究方法的完善

文化人类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与文化，即描述、分析、阐释和说明社会和文化异同的分支学科。“为了研究和阐释文化多样性，文化人类学家从事两类活动:民族志(ethnography)(基于田野工作)和民族学(基于跨文化比较)。民族志提供对特定社区、社会或者文化的描述。在民族志田野工作中，民族志收集他或她组织、描述、分析和阐释的数据，并以专著、文章或者电影的形式来建立和展示描述。传统上，民族志者曾居住在小型社区中，并研究当地的行为、信仰、风俗、社会生活、经济活动、政治和宗教、艺术。……民族学(ethnology)考察、阐释、分析和比较民族志结果———从不同社会中搜集到的资料。它运用这些材料对社会和文化进行比较、对比和归纳。发现特殊之后更普遍的东西，民族学家试图辨认和解释文化异同，检验假设并建立理论以提升我们对于社会和文化体系是如何运作这一问题的理解。”从引文中可以看出，田野工作和比较研究是文化人类学最为核心的研究方法，甚至被学者们认定为“看家的本领”。

对于中国民族民间舞学科来说这两种方法也是贯穿始终。先说比较研究，学习和研究其他民族地域的舞蹈，一进入就开始了比较研究，无论你承不承认，对于你熟悉的本民族或本地区舞蹈文化解释体系而言，其他民族地域的舞蹈永远是不折不扣的他者，在学习和研究中不比较都不行，因为它总会与你熟悉擅长的舞蹈类型有区别，整个过程会在不适应———适应，不理解———理解中完成。文化人类学出于学科范式假设的需要，会致力于欣赏和理解“差异”(difference)，中国民族民间舞就舞蹈学习研究的深入，也会以他者舞蹈的风格、特色、不同来反观自己熟悉的舞蹈类型，从而进行更好地自我发现，如同照镜子一样，成为他者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田野工作对于中国民族民间舞学科而言，是学科发展的基点，这是每一位中国民族民间舞人都能达成的“共识”，过去只不过叫“民间采风”而已，这与学科发展初期奠定的基础息息相关。如果说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引发的“新秧歌运动”，以及1946年由戴爱莲为首组织编创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可以被认定为中国民族民间舞学科发展起点的话。那么当时的做法，即文艺工作者积极深入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学习人民，理解人民，向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学习，视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为文艺创作的源泉这一观念不仅深入人心，更成为学科后期发展建设的方向标，以及学科教材建设、作品创作、学术研究的压舱石。在当时，将对社会生活的体验，对民间艺术的学习，规定为有出息文学艺术家进行创作的先决条件。在今天，“投入生活的激流，吸取民间的养料”，依旧是每一位中国民族民间舞人能出色地“表”、“教”、“编”、“研”的前提，并成为一种“传统”被历代中国民族民间舞人所遵循。上山下乡、走村串寨地“访舞”、“学舞”、“研舞”，每一位中国民族民间舞人都能说出与自己相关的一两个故事，历届学科带头人也都是亲历亲为，大江南北也都留有他们的足迹，部分田野经历或多或少也有所记载。如北京舞蹈学校民间舞第一人教研组组长盛婕老师(1954.9－1954.12)，写过《安徽的花鼓灯》、《江西省“傩舞“调查介绍》这样的文章;第二任教研组组长彭松老师(1954.12－1956.2)发表过《采舞记———忆1945年川康之行》、《谈民间舞蹈的发掘和整理》、《灯舞》、《花鼓灯之歌》这样的文作;第三任教研组组长罗雄岩老师(1954.12－1958.4)写过《塔吉克族舞蹈的艺术特色》、《九曲黄河灯初探———灯阵的古文化遗存》等相关的论文;第四任教研组组长许淑媖老师(1958.4－1961)也留有《南北寻舞有感》、《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采集点滴》、《再谈深入学习传统，奋力发展创新》等相关的著述，与他们同时代的老师就更不用提了，不仅以身示范亲历民间，对自己的所感、所思、所见也多有笔墨。1987年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间舞系作为一个单独的学科成立，去民间做调研，整理教材、创作作品、学术研究更是成为每一位中国民族民间舞教师的必修课，在全国各地很多重大节日以及相关的仪式庆典中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认识如此深入，所作也如此精彩，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中国民族民间舞学科没有一本关于如何进行田野工作的教材或著作，前辈教师做田野的经验和心得更多停留在资深教师的口述记忆中，他们的精彩故事以及学舞传奇也没有人有兴趣著书立说，田野工作的经验和方法，少有归纳，更谈不上系统的总结了。

反观文化人类学，只要敲击田野工作就会出来《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民族学理论与方法》、《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田野民俗志》、《定性研究:经验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定性研究:解释、评估与描述的艺术及定性研究的未来》、《如何做质性研究》、《质性研究中的访谈:教育与社会科学研究者指南》、《参与观察法》等诸多的学术论著，更不用提各种《人类学通论》或《民族学概论》中有关田野工作章节的介绍，以及专门撰写的有关田野工作的民族志以及相关的研究文章了。对此，学习和借鉴文化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完善和补充中国民族民间舞在研究方法上面的不足和缺失，是件势在必行的工作与任务。当然学会别人的目的在于找到自己。学习和借鉴过程中，不能完全依照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舞蹈，“首先需要认识舞蹈这种人体文化和艺术所具有的那种高度的敏感性和特殊性，还需要认识到，舞者先天的生理结构、心理素质、运动力学、美学理想等差异，一旦将它从此地文化移植到彼地文化的土壤中去，它便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水土不服’现象，甚至会出现‘树挪死’的可能，由此造成原有的文化意义不复存在，甚至遭到严重扭曲和误读的命运。”就这个问题一些人类学家也谈道:“人类学学科立场的艺术研究往往本着人类学学科的立场，从‘艺术的社会性’着手，要求艺术人类学去研究各种艺术形式是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和塑造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审美观的，探讨在艺术形式背后蕴含着什么样的文化逻辑和理念，以及文化逻辑在场景中得以表征或者转化于实践之中的过程。以此来着手进行他们自己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在研究中也可以使其研究更具有人类学学科的规范性。这种努力固然扩大了艺术的范畴，甚至可能使传统研究有眼界大开的感觉。但是，也或多或少让艺术研究圈内的学者和更广大的阅读者感到困惑:艺术本身的位置何在，人类学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是否靠‘艺术’的谱。当着意发现文化价值、社会集体表象之类的东西时，对艺术影像性或听觉感受存在本身却缺乏深入的分析和讨论，总给人隔靴搔痒之感。”对此，对于文化人类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借鉴与学习，学什么，怎么学是一个必须要深思熟虑的话题。

民间文学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G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5-0076-01

民间文学，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流传的，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并表现他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具有自己艺术特色的口头创作，包含有神话、传说、故事、民歌、叙事诗、长篇史诗、寓言、戏剧、曲艺、诵词、风习歌、谚语等。少数民族文献作为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研究少数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等最好的依据。广西是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聚居着以汉、壮、瑶、苗、侗、京、回等12个民族，是壮族人口聚居最多的地区，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以壮族的文献最为丰富，也是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中最为悠久、珍贵的文献。

文献信息资源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与信息化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信息资源建设是图书馆建设和发展的关键，探索建设良好的资源共建共享模式，寻求文献信息资源效益最大化，不仅能促进跨时间、空间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而且能够降低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成本，弥补馆藏资源不足，从而实现图书馆之间文献信息资源的互通有无，减少重复浪费。

一、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基本情况

广西少数民族口头文学丰富多彩，在远古社会即已产生，但是对它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却很晚。汉代刘向《说苑・善说》所载用汉字记音的《越人歌》（出现于春秋前期楚国南部）及汉译，被认为是最早的壮族口头文学整理。北魏、唐、宋、明、清的一些作品也偶有涉略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但都未有完整的整理和研究专著。在广西，真正大规模搜集、整理、研究广西少数民族文学，是在1950年以后，特别是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后。从1958年到1966年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专著是《广西壮族文学》，全书31万多字，是中国探讨和论述壮族各个时代民间文学演变和发展历史的第一部著作。

“”期间民间文学研究工作陷于瘫痪，直至1976年粉碎“”后民间文学研究才又出现了空前繁荣局面，研究成果多而且突出。这一时期，整理出版的主要有壮、瑶、仫佬、毛南、京等5个民族的文学概况以及《壮族文学史》和《瑶族文学史》，80年代起，相继出版了《广西各族民间文学丛书》、《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丛书》、《中国民间故事集成》 、《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布洛陀经诗》、《壮族民歌古籍集成情歌》、《广西民间文学散论》、《歌海漫记》、《壮族文学概论》、《壮族民间文学概观》、《壮族文学史》、《瑶族文学史》、《瑶族歌堂诗述论》、《侗族民间文艺美论》、侗族长篇创世史诗《嗄茫莽道时嘉》等专著和《广西少数民族创世史诗及古歌价值初探》、《壮、侗、瑶族创世女神的比较研究》、《回、 彝、水、仡佬、毛南、京族民间故事巡礼》、《孟姜女传说在壮、侗、毛南、仫佬族中的流传与变异》、《论壮族的创世史诗布洛陀》、《壮族青蛙神话剖述》、《瑶族歌堂诗述论》、《漫谈瑶族造人神话》、《论侗族琵琶歌》、《桂西苗族民歌初探》、《毛南族民歌初探》、《浅谈彝族神话及其民族特色》等文章。

纵观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主要涵括内容有：壮族民歌、歌圩、歌会，壮族神话和传说故事，瑶族民间文学，瑶族神话和民间故事以及侗族民间文学研究，侗族歌谣、神话、传说故事，苗族民间文学研究，毛南族民间文学研究，仫佬族、彝族、京族、仡佬族、水族民间文学研究等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二、现阶段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情况

目前，广西的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平台主要有：广西文化共享工程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广西科技文献共享与服务平台、广西人文社科文献资源共享平台、桂林市工程技术文献信息平台、广西医学文献信息服务平台等，由全区公共图书馆、科研院所、科研系统图书馆、高等院校、高校图书馆等单位进行协作共建。从整体上看，广西区内的文献资源体系共享平台建设仍不够完善，在公共图书馆中，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图书馆、南宁市图书馆、玉林市图书馆、北海市图书馆等均有自建的地方特色资源专题数据库（以多媒体专题资源为主），但是地方文献资源的数据库和专题收录有限，涉及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文献资源尚无共建共享。

那么在文献资源流通便利、共建共享发展兴盛的今天，极具地方民族历史文化特色的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为什么没有得到很好的共建共享？究其原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认识意识不强。21世纪是全球网络化发展的时代，追求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是人们的需求和目标，但是传统的管理体制对共建共享的认识意识不够，局限于以往单一的“人有我有、人无我无”式资源结构，各馆故步自封，认为地方文献资源为本馆的馆藏特色资源，缺乏开放和共享意识。

二是缺乏统一规划和协调组织。广西的地方文献资源丰富，各类图书馆馆藏数量不少，但各类图书馆之间、公共图书馆中省馆与市馆、市馆与县馆之间缺乏整体的划和协调，相互之间的少数民族文献资源搜集和建设缺乏标准，没有组织和统一协调。

民间文学论文篇（9）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有着几千年优秀灿烂的文明史，历史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各民族民间舞在我国历史文化长河进程中，世代生息演进，流传至今，其风情醇厚、绚丽多彩的民间舞蹈生动而鲜明地表达了我国各民族、各地区人民的审美心理、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构成了我国传统艺术丰富的内容之一，是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是舞蹈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命源泉。

一、民间舞教学目的和意义

在中国舞蹈教育和艺术人才的培养课程体系中，民间舞始终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入舞蹈课堂教学，是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训练课，也是培养民族舞蹈或舞剧演员、舞蹈编导、舞蹈教育、舞蹈理论研究工作者的专业必修课程。民间舞这门课程所担任的教学任务及目的是：通过系统规范化的教学内容，配合相适应的、生动有效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在民间舞基础知识、技术运用方法、基本能力（形态技能、心智技能）等诸多方面得到培养开发和训练，以适应掌握各种民间舞所特有的节奏、动律和风格，提升学生的综合表现能力，为学生在舞台艺术实践和将来从事民族舞蹈教学科研创作等方面的研究奠定基础。

民间舞的课堂教学，是以中国各民族独具风格特点、生活气息浓郁、个性特点突出、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训练价值的教材为教学内容，解决学生在其他专业课程不能解决的技术技能问题。同时，通过民间舞这门课程学习，使学生了解、熟悉和掌握民族民间舞的基本技能、美学思想和舞蹈历史文化知识，其教学目的和训练意义是其他课程无法取代的。

二、民间舞教学特点

民间舞的课程教学特点，体现在以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有代表性的民间舞教材为教学内容，而其教材是经过无数艺人和民间舞专家、舞蹈教育工作者几十年来的悉心研究、精心磨砺、不断加工、提炼升华、在实践探索中逐步规范而形成的，非常丰富而具有代表性，有较强的系统性和规范性，使之变成课堂教学培养训练学生不可或缺的有效手段，有很大的训练价值意义。在民间舞教学中，以具有训练形体技能和心智技能两方面价值和作用的内容，着重解决学生的身体松弛和协调性、灵活性、柔韧性、气质性以及控制力、力度、弹性、速度、节奏感、乐感、技术技巧性和表现力等。学生通过长期实践与研究学习，不但学到和提高了表演技能和心智技能，还体会感知和掌握了解了不同民族民间舞的风格韵律和民俗风情，包括对其民族审美思想、审美追求、审美心理、审美表达和审美情趣等基础文化知识的积累。这容易激发学生尊重和热爱民族舞蹈文化艺术的热情与追求，有利于学生人文精神的塑造与培养，有利于民族民间舞蹈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我们深知，教学的过程不单是知识技能的传授，同时又是育人的过程。实践证明，在舞蹈专业学科对培养优秀的舞蹈艺术人才的教育中，中国民间舞是一门必不可少的专业必修课，其意义是深远而巨大的。民间舞与其他舞种的区别在于，无论是形式、风格、动态都有着其固定或特有的地域风格，这是中国民间舞区别于其他舞种所固有的一种舞蹈形式。另外，舞蹈以非文字语言的肢体为特征，它对内心情感的表达，要通过身体的形态、动作的表现得以实现。那么，在民间舞教学中，经过严格的训练与学习，不但让学生充分掌握民间舞的动律特点和节奏的要求，还要学会把握民间舞的风格及表演技能。如今，我们的民间舞课堂教学的教材与教学内容，不是简单纯粹地把流传在民间的自然形态民间舞搬进课堂教学，而是经过反复深入研究，找出其规律特点，不断进行提炼、加工、升华、规范而形成系统的教材，并以此作为训练学生和舞蹈演员的有效手段，其针对性、目的性是很明确的。不同地域的民间舞，其舞蹈的形式、风格、动态有其共性，也有个性，而民间舞蹈内在特有的规定性，形成了民间舞蹈自身特有的风格特点和形态样式。例如：东北秧歌的风格特点概括为“稳重浪”，其舞蹈的“艮劲儿、美劲儿、泼辣劲儿”，以动作急出慢落、有动有静、有张有弛，音乐曲调以唢呐和小钹器乐吹奏出迷人的节奏变化，把舞蹈烘托得更动人，为其舞蹈的“艮劲儿、美劲儿、泼辣劲儿”增添声色。从动感和风格上，艺术地概括出东北秧歌的韵律感和审美特征。由此来分析，在民间舞的教学中，规格的要求(动和静、力度大小、位置、高低、过程、线路、方向等的规范)、风格的把握，是学习民间舞方式方法中的着眼点，也是民间舞教学中最为重要的两个环节。

三、民间舞的规格与风格分析

民间文学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东方的中国古代文化、印度古代文化这两大文化体系对整个东南亚文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除去民族渊源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因素以外，首先需要论述的便是东南亚地缘结构。东南亚处于中国和印度的结合部，又是中国和阿拉伯世界海上交通的必经之道，得利于地理之便，东南亚各国在吸收借鉴他国文化精华上已难分主动与被动。

作为中南半岛大国的缅甸，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发展进程以及社会经济差异形成了缅甸文化的多样性，并具有鲜明的本土化和外来文化相融合的特点。缅甸文化被一些学者定义为“缅甸文化和外来文化向结合的复合型文化”。在原始崇拜的基础上，缅甸的主体民族以骠国文化和孟族文化为基石，兼容并蓄的吸收了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等等，使其日益丰富起来，成为吸收型文化的典型。缅甸文化的特殊性直接孕育了缅甸文学的地域性、民族性以及历史特殊性。

缅甸的民间文学作为缅甸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缅甸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文学，也是缅甸文学发展的源头。在文字产生之前，缅甸劳动人民就以他们无穷的智慧，创作并传承了丰富多彩的口头民间文学，通过口口相传，不仅将一些文学瑰宝传承至今，也为缅甸作家文学的创作和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缅甸民间文学在发展与传承的过程中，也受到了因地缘结构带来的文化上的渗透，进而丰富了文学内容、题材及文化内涵。

1 中国民间文学与缅甸民间文学

中国位于缅甸的东北部，与云南、相接。通过文化交流的种种途径，中国文化的影响也到达了缅甸，与印度文化相比，它对缅甸文化及传统文学方面的影响远不如后者来得深厚久远。但是一些神话故事的存在，更彰显出缅甸人民在民族认同方面更倾向于中国文化。追根溯源，当今缅甸的主体民族——缅族也认为自己是从中国北方迁徙而来的蒙古人种。自古以来，缅甸与我国边境傣族地区的居民长期跨境而居，缅甸的椫族与我国傣族皆属同族。其他的许多民族之间相互都有着历史的联系与渊源。所以在缅甸与我国早期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中，尤其是云南的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可以发现不少类似或相互影响的例子，特别是共同的文学母题。

如著名的民族起源神话《三个龙蛋》（东方民间文学概论中归为物产传说），讲的便是中缅的传统友谊。故事中，龙女与太阳神（又说太阳神之子）相爱后，龙女产下三个龙蛋。洪水将一个龙蛋带到了今抹谷地区，因而此地盛产红宝石；一个漂到了中国，变成一位美丽的公主；另外一个破裂后生出一位文武双全的缅甸骠绍梯国王。缅甸人称中国人为“胞波”，即一母所生的同胞，亲如兄弟。缅甸人同中国人一样，对龙十分崇拜，有不少关于龙的神话，认为自己民族出自龙，这一点与中国人认为自己是“龙的传人”绝非巧合。此外，缅甸是一个农耕大国，在缅甸流传的谷物起源神话有的与我国南方的神话相似。因此，一些学者在分析东南亚的农耕文化时，认为种植水稻的习俗是随着某些民族从华南迁往东南亚时带去的。

在缅甸文学大家吴廷昂博士收集整理的《缅甸民间故事》及名作家吴拉收集整理的缅甸各个民族的民间故事中可以看出，这些民间故事的的主题类型与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神话民间故事的母题类型有很大的相似性，审美倾向也大体相当。

缅甸民间故事与我国傣族民族故事的共同文学传统母题还有智慧母题、傻儿母题、善良母题、狡诈母题等，都表现出了民间文学的辩证美、幻想美、垢环往复的形式美。

而在我国云南德宏傣族地区流传的阿銮故事中，有的经学者考证，证实部分来自缅甸的民间故事和古老传说，如《只有头的阿銮》源自《头哥儿》，《马利占杀龙》源自《貌帕钦》，《阿銮冒艾补》源自《胡瓜王》，《阿銮桑吉沙》源自《江喜陀》。可见，中缅两国的民间文化交流主要还是通过民族迁徙带来的文化交流而实现的。

2 印度文化与缅甸民间文学

缅甸的西北部与印度接壤，从地缘角度上看，印度文化对缅甸产生的影响并不是通过民族迁徙或经贸交流而来，而是由海上通道辗转古锡兰，通过婆罗门教、印度教和佛教等宗教的传播实现的。

早在印度宗教与其文化传入缅甸之前，这片土地上的原始居民就有了属于自己的自然崇拜和宗教观念，信奉自然物、动物等，后来发展到万物有灵崇拜。在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影响下，缅甸的神话体系变得更加严整而丰富。印度与缅甸及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国家同处热带，相互间的气候、动植物的种类、地理环境等自然条件及各自的生活习俗等更为接近。文化心理上的客观因素为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的创作、传播和接受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印度的《罗摩衍那》故事最初在缅甸通过舞剧、皮影戏、木偶戏等喜闻乐见的民间表演形式传播，被广大人民群众喜爱。后经过民间艺人及宫廷作家的不断整理，增加了新的母题和故事情节，形成了小说、散文体、诗歌体、歌舞剧本等多种多样的文本形式，成为缅甸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缅甸的民间艺人们在吸收传播《罗摩衍那》的过程中，摒弃了其不符合缅甸人价值观念及社会风俗的部分，使其更符合佛教教义及缅甸的风土人情，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娱乐需求。

印度文化对缅甸文学的影响与中国文化渗透最大的不同在与它是伴随着宗教传播而来的，传播的路径和方向错综复杂层层叠加，造成了东南亚地区主要是小乘佛教文化圈中各个国家文化有高度的统一性，又存在纷繁多样的差异性的特质。文化上的统一性主要在于佛教文化在这一地区占据了统治地位，人民有相似的宗教观念及宗教关系带来的风俗习惯。佛教文学《佛本生经》故事直接影响了东南亚小乘佛教文化圈国家的文学。

从文学分类上来说，缅甸的民间文学与传统文学中的宫廷文学、佛教文学也很难区分开来。源自印度的《佛本生经》故事是僧侣为宣扬宗教在传经布道的过程中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开来的。故事原系民间传说，首先以民间口头文学的形式而存在。《佛本生经》故事是印度佛教文学中对缅甸文学影响最深的作品，但缅甸的佛教文学并非是印度佛教文学的翻版或仿造，而是经过重新艺术加工，更具有缅甸民族特色的佛教文学。从这个角度而言，缅甸的民间文学可谓是书面文学的基础和源泉。包含大部佛本生经故事合罗摩故事的缅甸民间文学受到了印度文化、文学的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转而又成为酝酿缅甸传统文学的土壤，为其源源不断地供给养分。

3 泰、老、缅、柬的民间文学的共通性

缅甸东部、东南部与老挝、泰国接壤，柬埔寨与泰国紧紧相连。特殊的历史机缘，使这四国成为世界上最具特色的小乘佛教文化圈。千百年来，印度两大史诗和佛本生故事深刻影响了这四国的文学创作和发展。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由印度民间故事发展而来的佛本生经故事是各国文学创作的永恒的主题。缅甸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佐基说道：“古代作家过分重视本生故事，以至于不再创作自己的故事，而只是修改本生故事”。①这种情况在这小乘佛教文化圈中普遍存在，因而罗摩故事及佛经故事成为各国文学的主要部分。泰、老、缅、柬对印度文化和文学的传承和改造上体现出了较高的统一性，很多民间故事的情节与印度佛本生故事基本如出一辙。

在东南亚小乘佛教文化圈各国还流传着源自泰国清迈的《清迈五十本生故事》，内容大都宣扬佛教的轮回无常、善恶有报。虽然这些故事貌似源自印度，连人名和地名都一样，但是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当地人已经认定为是地道的本地神话故事。虽经过民族化改造，各国的罗摩故事和本生经故事有了不同的体裁和不同的民族特色，但根深蒂固的统一性特质已经无法抹灭了。

泰、老、缅、柬四国的神话传说和本土民间故事也有着很多的相似性。丰富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大都反映远古社会生产生活、自然崇拜、动植物故事及对创世、人类起源的猜想。如体现稻作民族特质的“谷神崇拜”和插秧歌、人类起源的“葫芦生人”传说及解释节日风俗的泼水节（宋干节）传说，在这四国都广为流传，故事情节大同小异，只是在人名地名等方面被本土化了。

此外，动物故事作为民间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流传在四国的动物故事也是十分丰富多彩的，而且担当主要角色的动物种类基本相同，聪明的兔子一般为正面角色，老虎、豹子等一般为反面角色。兔子、鹿等弱小动物运用智慧战胜老虎、豹子，反映了当地民族对势力的鄙视和憎恨、对弱者的同情和赞扬及对美好自由生活的向往。四国的动物故事在主题和情节上很相似，但也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色，表现出了不同国家之间民族文化心理上的细微差别。

4 结语

民间文学是各民族全体创作出来的，任何一个国家民间文学最终都会随着民族迁徙、文化交流、经贸往来、宗教传播而不断进化、吸收、发展，相互融合相互渗透，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总体而言，缅甸民间文学反映了缅甸人民的大众智慧，反映了缅甸早期社会的现实和先民的生活，反映了缅甸社会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东南亚各民族相互包容相互借鉴吸收的成果。

缅甸民间文学对缅甸作家文学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为作家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提供了多样的写作技巧，极大地促进了缅甸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注释

① 佐基.比釉诗与比釉诗作家.

参考文献

[1] 陈岗龙，张玉安.东方民间文学概论第三卷.昆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