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作品论文篇（1）

一、研究背景和目的

听力教学作为英语专业的专业技能必修课程在专业英语学习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而传统的一周两节的听力课远远满足不了各阶段的听力水平要求。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技术的普及和提高，也为了更好的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听力教学的科学性和高效性，部分高校开始了英语听力“零课时”的教学尝试。2001年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的中国英语专业教学与教材国际研讨会。正式将其命名为“零课时课程教学”。各大高校为响应《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提出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为教育手段的现代化提供了条件和保障，也为英语教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纷纷加强语言实验室建设，也为英语听力“零课时”教学建构了物质基础。

英语听力“零课时”教学是以学习者自主学习理论为理论基础的。符合Littlewood提出的后摄自主学习(reactiveautonomy)模式，即学习者在教师指导下确定学习目标、选择学习方法与内容、监控学习过程、评价学习结果。同时，为了使英语听力“零课时”教学获得良好的效果，自主学习内容即听力材料的选择应参照美国著名语言学家Krashen提出的i+1语言输入理论。这种语言输入理论认为：语言习得是通过理解，即通过接触大量有意义的语言材料而习得的[3]。英语影视作品如电影和电视剧，特别是现在流行的美国情景剧等内容丰富，语言通俗、地道，会话真实鲜活，为学生营造出类似英语国家的语言环境中。才有了LearningEnglishmoviesandAmencansitcomsislearningauthenticEnglish，(学习英文电影和美国情景剧就是在学习真正的英语)这一说法。

关于通过看英语影视剧能提高英语听说能力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是勿庸置疑。“新东方”学校的杜子华老师和邱政政老师就分别提出了电影听说教学法和美国情景喜剧教学法，通过观看经典名片来培训学员的英语听说能力。许多大学也开设了英语视听说课程。但大多数大学把作为专业技能选修课的视听说课放在三、四年级开，以代替基础的听力课，学时半学期，每周两小节。由于受学时的限制，很难取得显著的教学效果。而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要实现用英语影视剧辅助英语教学受学时和设备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很难长期实行。英语听力“零课时”教学的实施，使英语影视作品真正应用于听力教学成为可能。

目前国内关于电影应用于英语教学的相关研究很多，但大多数都是就英语电影本身的特点分析应用于英语教学的优势等。缺乏实证研究。本人利用作为英语听力“零课时”教学的课任指导教师的机会，开展了相关的实证研究，希望通过此研究，得出学生对英语影视作品应用于英语听力“零课时”是持何种态度：把英语影视作品应用于英语听力“零课时”是否提高了学生听力水平：把英语影视作品应用于英语听力“零课时”教学应注意的哪些问题等。并基于此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建议。以便更好的帮助学生提高听力水平，完善英语听力“零课时”教学模式。

二、实证研究

1、实证研究对象

实证研究对象为武夷学院实用英语专业2007级由本人统一指导的两个班学生，一个为实验班，人数为35人，另一个为控制班，人数为38人。

2、指导方法

两个班均实行英语听力“零课时”教学，老师在布置学习任务和指导是一样的。但实验班有另外布置学习英语影视作品，看完之后让学生在老师的博客上就所看的英语影视作品展开讨论。实验时间为一个学期。先后布置的英语影视作品有《肖申克的救赎》、《幸福终点站》《蒙娜丽莎的微笑》、《小公主》、《克莱默夫妇》《死亡诗社》、《生死时速》、《毕业生》、《走遍美国》《成长的烦恼》《老友记》等。学生还应该根据自己的兴趣另看几个片子。看后和老师、同学交流、分享。3、数据采集和分析

为了了解学生对实行英语听力“零课时”教学后有何看法和问题，在学期末对两个班的学生发放了关于英语听力“零课时”相关问题调查问卷，问卷回收率100％，有效问卷100％。调查表采用莱克特(LikertScale)五级量表。其中关于“英语听力‘零课时’教学模式增强了我对英语学习的兴趣”的选项，实验班为3.53,控制班为3.02。比较这组数据可见，实验班的兴趣指数明显高于控制班。从实验班中按自愿原则随机抽取八名学生进行访谈，发现通过看英语影视剧提高了英语听说能力是主要原因。

同时，为了检验受试者的听力能力是否也有较大优势的提高，对两个班的听力期末成绩进行SPSS(11.5)forWindows分析和统计。

结果显示实验班的平均分为73、5146，控制班的平均分为66、0526。实验班的整体平均分比控制班的整体平均分高7、462分。这表明实验班的成绩优于控制班。

以上两点表明把英语影视作品应用于英语听力“零课时”教学确实有助于学生英语学习兴趣的培养和提升，同时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英语听力能力。

三、教学启示

在对学生进行访谈的过程中，进一步发现英语影视作品以其内容丰富，语言通俗、地道，会话真实鲜活等特点大大激发了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著名教育学家乌申斯基曾经说过：“没有任何兴趣，而被迫进行的学习，会扼杀学生掌握知识的意愿。”可见兴趣对于学习的重要性。

同时，在对学生进行访谈的过程中也暴露了应用看英语影视作品来提高听力的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

1、英语影视作品的选取

英语影视作品的选取是十分重要的。教师在数量庞大的英语影视作品中挑选出优秀的、适合自己学生英语水平的影片是将英语影视作品应用于英语听力“零课时”教学成功的关键。如果不加选择地观看英语影视作品，不但达不到学习的目的。反而会导致不良的后果。教师选片时应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1)根据学生的实际听力能力挑选英语影视作品

开始阶段，应该选取一些情节简单、语言清晰而内容精彩的影视作品，尤其是一些面向儿童题材的英语影视作品，如动画电影“LionKing”《狮子王》、音乐剧“TheSoundofMusic”(《音乐之声》)、儿童电影“theLittlePrincess”(《小公主》)等生动活泼，容易理解，很容易就能激发起学生的学习自信心，同时在理解的过程中达到了潜移默化地提高听力能力的目的。

(2)根据学生的学习兴趣挑选英语影视作品

学习中后期可以根据青年学生的兴趣特点。挑选一些反映年轻人热衷话题的英语影视作品，如新东方的金牌英语听说教师邱政政说：“我不建议随便找一些垃圾电影去模仿，这实际是背道而驰的。我建议大家找地道的、当代的经典生活片去学，尤其是浪漫言情片。因为谈清说爱都要动嘴，这样的片子语言含量很高。而且电影语言是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的，因而语言质量也很高。”由三男三女共六位俊男美女担纲的美国情景剧“Friends”(《朋友》又译为《老友记》)学习光牒套装在中国各大书店热卖，成为年轻人热门的英语听说学习材料证明了这点。

(3)根据我国的道德规范挑选英语影视作品

英语国家多半是商业化社会，由于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为了谋取市场的最大利益，经常会生产一些不健康的影视作品。有些英美影片甚至庸俗肤浅，相关的色情暴力影片还会极大地误导学生的身心健康。妨碍成长。因此选片时要遵循“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使其更好地为加强我国道德规范服务。在大多数情况下，引进的经典名片经过市场的考验可供选择。如“FamilyAlbumofUSA”《走遍美国》、“RomanHoliday”《罗马假日》，此类英语影视剧无论从思想上、内容上及语言设置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文化艺术境界，无论是在教学上。还是在思想上都能达到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目的。2、选取无中文字幕的原声影视作品

市面上和网上的很多能找到的英语影视作品的多半配有中文字幕。有中文字幕。学生不知不觉就会被剧情所吸引而去看字幕，很容易就放弃了捕捉英语对白的自觉性。从而失去了通过观看英语影视作品的手段来提高英语听力水平的目的。不知不觉中也忽略了英语的学习。所以，要尽量用原声影视作品才能达到学习的目的。

3、要增强学生的自我控制力

英语影视作品不同于其他学习材料。它们具有丰富的故事情节，十分吸引人。如果学生缺乏自我控制力，很容易就会陷入影视作品的海洋中，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却走向反面。教师在指导学生学习的时候，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做好提醒、监督的工作。

影视作品论文篇（2）

题材与主题

国内的公安题材电视剧多涉及犯罪，法律问题，叙事元素彼此混杂，多具备情节剧的叙事结构，这类电视剧往往不能独立成章，多集叙述的是一个大故事。这一类影视剧已经成为国内现实题材电视剧中最为引人关注的题材之一，有相当多的佳作成为收视热点，《大雪无痕》、《永不瞑目》、《生死卧底》、《公安局长》、《重案六组》、《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黑冰》、《黑洞》等，这些电视剧的题材把关注的重心放在对当下转型期社会重大事件的反映与揭示上，它触动着整个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凭借其当下性，敏锐性，重大性的特点牵动着广大观众的注意力。

美国近二十年的警匪片，则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大众梦幻”形式，与国内的公安题材影视作品不同，这种形式下的警匪影视作品经常会部分忽略时代背景和政治元素，部分忽略政府影响和政党政策，而过于强调个人英雄主义对事件本身的影响。警匪电视剧也往往像电影一样，可以独立成章，一集一个故事，这种具备“不连续性”的特点，虽然在宏观结构上似乎逊色于国产电视剧，但是其单集的独立性也有效地提高了收视率——毕竟观众可以在任意一集中随意融入情节。

从表现主体来看，普通警察，刑警，巡警，武警，特警，安全人员，谈判专家，特工，甚至交通警，消防警，都一应俱全。从涉及的案件来看，刑事犯罪（《九.一案纪实》、《西安十二.一零枪案纪实》），经济犯罪（《冬至》），黑社会犯罪（《绝不放过你》、《黑洞》），跨国经济犯罪《升起的太阳》，恐怖主义犯罪(《爱国者的游戏》)，与国家安全有关的犯罪（《谍中谍》），五花八门，包罗万象。

艺术形态功能

在一个生活节奏异常迅速，职业竞争残酷激烈，社会问题五花八门的社会里，人们一些紧张，焦虑，愤怒，不安的情绪会滋生发展，这些都需要一种娱乐途径去进行宣泄。而一个法制社会只允许法律授权的执法人员去处理犯罪问题，所以公众的希望自然要寄托于警察这样的执法人员身上。这种社会需求除了要求在现实中被满足，也像人类的许多其它需求一样，也要求在幻想中被满足。警匪片便是一种典型的具备宣泄功能的娱乐片种，随着影视情节的拓展，观众们或哭或笑，当英雄们披荆斩棘，历经千难万苦最终降妖擒贼的时候，人们会有一种轻松感油然生起。在这一刻，国家，民族，文化，宗教，法律与情理，正义与邪恶之间的冲突都得到调解或释放。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多文化，多的移民国家，调解这些冲突，对于社会的长治久安非常重要。

美国警匪片具备调解多元矛盾冲突的功能，许多警察“搭档”往往是肤色不同，年龄差异悬殊，或者性别相反。由于他们性格，背景，经历经验的不同导致出现“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这些矛盾会随着剧情的发展得到调解，最终大家成为生死之交。尽管他们存在着差异，但是“战胜邪恶”是他们共同的目标，从警察的角度上讲，他们彼此认同，是所谓“求同存异”。国产电视剧中，这种情况虽然不会出现种族差异或太过明显的性格差异，但是编剧也试图在角色安置上塑造个性鲜明的不同个体，《重案六组》中，大曾的老成干练与江汉等其它警员的年轻冲动形成鲜明对比。

轴心与模式

就美国影视产品自身而言，美国警匪电影的模式与警匪电视剧的模式多少有些迥异，警匪电影讲求的是“白马英雄”模式——主人公胯下警车，美女相伴，时而上天，时而入地，火车飞机轮船，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这些警探们除暴安良，维护国家安全，甚至拯救世界，故事情节曲折离奇，令人惊叹叫绝。他们使用的武器往往威力巨大，狙击枪，火箭筒，直升机，甚至战斗机轰炸机（《真实的谎言》《石破惊天》）都已经出现在英雄们的手中，为了不致产生警察滥用权利的印象，这些非常规的配备武器大多是从对手们那里夺来的。美国警匪电视剧还比较讲求纪实主义风格，与电影的虚构情节不同，警匪电视剧的许多题材取决于真实案件，在处理手法上，特别是在对待主要英雄人物上，大体不出传统思路，侦破英雄总是平易近人，贴近生活，虽然不及电影中般完美，但是仍旧具备机智勇敢，战无不胜的特点（《山街蓝调》《纽约警局》），在武器使用上要么手枪，要么徒手，合情合理。从场景上讲，

美国警匪影视作品的搏杀地点往往集中于现代化的大都市，西部荒凉的边陲小镇不再收到偏爱。摩天大厦的房间里总是蕴育着一些阴谋，酒吧迪厅等地方总是便于信息情报的交流，建筑工地和废旧制造场里决斗或者枪战。三者都是大都市文明的标志象征，在这种象征场所里的警匪斗争，也许更具备隐喻的意味。

与美国的情况不同，我国警匪影视作品由于经费和政策上的限制很难在武器，打斗，场景等“硬件”上下功夫去吸引观众眼球，而更多的是在人物塑造，人物关系的情感纠葛上下功夫，用人物稳定关系的打破或改变来吸引观众：如《黑洞》中，聂明宇和刘振汉由生死弟兄转变为死敌；《黑冰》中，女警汪静文与毒犯头目郭晓鹏的亦敌亦友的情感经历。

国产警匪剧的人物设置比美国警匪剧要复杂一些。像中国古代的排兵布阵一样，国产警匪剧中的正反力量都被编剧各自安排形成一个或显或隐的阵营进行明争暗斗，正面人物的主要构成为：警察/领导者（家人、上级），助手（手下，同事，线人，策反者）。对手则分为显性对手和隐性对手，显性对手如（黑帮成员，案犯，逃犯），隐性对手包括（黑势力保护伞，被罪犯利用者）等等。

从反派人物设置上看，国内早期警匪剧中那种脸谱化，一望便知的凶悍匪徒依然存在，但是这种个性单薄的人物早已不能在罪犯家族里一统天下了。衣冠楚楚，文质彬彬，有着体面职业与社会地位的犯罪份子开始活跃于犯罪舞台。他们以金钱美女开道，引诱，贿赂高官显贵，拉拢腐蚀执法人员，以形成犯罪的保护伞。《黑洞》中颇具人格魅力的黑社会头目聂明宇，《冬至》中的银行职员陈一平已经成为这类反派人物的典型代表。

不难发现，在警匪片的两类对立人物（警与匪）之外，还有一些其它的陪衬人物。这些人物都对影片情节的发展提供重要的辅助作用。比如线人，受害者，证人等等。他们或胆小怕事，顾虑重重，或法制观念不强，屡屡受辱，有的甚至还有许多缺点：贪财，好色，夸夸其谈，甚至性格扭曲。《绝不放过你》中的女主角吴梦，既是男主角魏涛的女友，又是被害对象，她的多重性格为该剧情节的推进起到了重要作用。

影视作品论文篇（3）

二、形成虚假的历史观

历史观是人们对于社会历史的根本看法和基本观点，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兴起并热播的“穿越剧”、“抗日神剧”中存在诸多错误的历史观，其夸张、雷人的虚假剧情，虚构场景以及虚伪人性，被人诟病。这些作品在内容上严重违背历史真实，在艺术精神上歪曲本真人性，而一段时间内，电视荧屏上每天充斥着这样的高碳作品，由于“穿越剧”中大多是俊男美女，“抗日神剧”中多数主人公拥有“超级英雄”的特质，因此这些作品十分吸引青少年群体，但是其戏谑历史、调侃历史的态度会扭曲青少年正确历史观的构建。首先，中国“穿越剧”的诞生本身就充满对于历史的调侃与不负责任。编剧们完全不顾历史的价值、意义和本真面貌，肆意安插现代人在时空中穿来穿去，其实是一种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更重要的是，主人公机缘巧合下穿越的目的完全是个人利益和情感的实现———《穿越时空的爱恋》应当算中国早期的一部穿越剧，一个女贼在极具戏剧性的条件下穿越到了明朝，与朱允炆发生了一场无厘头的爱情。一般穿越剧的看点就在于，现代人穿越回一个自己了如指掌的历史环境中，基于其“先知”与“全知”特殊条件，对身边人命运的了解会令主人公产生一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同样会传递给观众。与之相对应，观众那种掌控历史，改写历史的冲动同样会寄予在主人公身上。青少年群体在观看过程中，可能信以为真，或者无视历史的严肃性。近几年的穿越剧建立在戏说皇宫爱情的基础上，在品尝到高收视率的甜头之后，剧情模式严重同质化———一个现代女孩穿越回古代皇宫中，成为某个王爷、阿哥的心上人，在古灵精怪的女性人物支配下，历史与现实碰撞出喜剧色彩的火花，例如，杨幂在《宫》中通过自己对于科学知识和现在技术的了解，帮助蒙昧无知的古代人大搞选美、模特比赛，令观众忍俊不禁。但是这种笑完全是无营养、无价值的笑。青少年看到这些场面就更容易被其误导，在他们历史知识匮乏的时候就接触到了扭曲的、虚假的历史副本，有的学生甚至在考试时将影视剧中的桥段写进历史试卷上，实在可悲。对比美国穿越类影视作品，例如《星际穿越》《黑衣人3》等影视文本在科学理论的支撑下，通过合理的想象力，将人类命运思考寓于其中，并令主人公肩负人类生死之命运，从格局上来看就比中国穿越剧要宏大和宽广，思想境界不同就导致了层次的差距。《蝴蝶效应》讲述了一个可以通过照片等物品穿越回过去的年轻人，通过穿越修改自己的错误，结果导致了对自己和他人的更大伤害，影片利用“蝴蝶效应”生动反映出改正错误、篡改历史对于人类命运的影响。反观国内的穿越剧，大多数都是调侃历史人物，任意改写历史，谈情说爱，忸怩低俗，格局小且思想幼稚低级，是典型的高碳艺术。青少年群体正处在对爱情的幻想与渴望和对于“自我”建立的特殊时期，低俗的穿越剧很符合他们的状态，一方面想受到关注，一方面想体验非同凡响的爱情———青少年时期，“假想观众”［2］(P873－879)现象十分常见，即青少年容易自我放大，他们会认为身边所有的人都在关注他，而这与单枪匹马穿越回古代的主人公形象不谋而合，他们会自觉带入到剧中人物中，不顾历史真实性，被拉入到一种虚假的状态下，拥有现代技能，单挑古代英雄;与远在古代的阿哥、格格谈一场风花雪月的恋爱。影视剧主创们之所以让剧中人物穿越回古代皇宫帝王家而不是寻常百姓家，不正是抓住了人们渴望做个有钱人、谈场旷世之恋的愿望吗?对青少年而言，这些桥段更具有吸引力，吸引力越大，虚假历史观就越根深蒂固。如果说穿越剧仅仅是雷人爱情故事的另一种高碳表现形式，那么抗战神剧就是典型违背历史真实，歪曲本真人性的高碳作品。编剧笔下的情节往往脱离历史真实，有意夸大中国人形象，忽略历史带给人们的反思与价值。“手撕鬼子”、“以一敌千”的离奇剧情都在剧中有所展现，令观众反感。但是对于青少年来说，他们自我认知和自我评价能力不成熟的时期，喜欢将自己带入到剧情之中，将主人公幻想成自己，将自己现实中不能完成的东西投射到主人公身上，因此当他们看到中国抗日猛将徒手打败民族仇敌时，心生，并无意识的提高了“自我”价值。与此同时，真实历史应该带给青少年的反思和警惕都被虚假剧情消解了，青少年难以看到战争对于真实人性的摧残，扭曲了历史英雄的形象，严重影响青少年正确历史观的构建。

影视作品论文篇（4）

二、《火蓝刀锋》“社会－军营同构”的建构

(一)《火蓝刀锋》对《士兵突击》的解构

相对于《士兵突击》来说，《火蓝刀锋》也基本上采用的是一元环境———军营的设定，而且社会关系也相对简单。但从本质上来说《火蓝刀锋》却并不是采用把社会进行剥离的方式来处理的，而正相反，它以“军中有社会”“军人也是社会人”的独特视角，把社会融入军营里，达到了“社会—军营同构”。首先，虽然《火蓝刀锋》的社会关系也很简单，如只有几个主要人物(蒋小鱼、鲁炎、龙百川)有社会关系的简单带入，但它所展现的社会关系相对于军营来说却是具有非常强大张力的。例如，蒋小鱼为什么选择入伍，为什么选择进兽营，蒋小鱼为什么是爱赚钱的蒋小鱼?这些都与外在社会关系蒋母有关。蒋小鱼和母亲相依为命，赚钱给母亲看病是21岁的他的惟一目标。他选择入伍，因为军属可以得到补贴，还可以享受看病优惠的政策;他放弃机关食堂“优渥的差事”选择进兽营，因为龙叔承诺给老娘看病，用最好的药、找最好的大夫。这一切都与“孝”有关。只有在这个语境下，蒋小鱼这个人们眼中的社会混混，才是龙百川眼中可塑造的人，才是有可能成长为英雄的人。从这一方面来说，《火蓝刀锋》的社会关系设定与《士兵突击》的剥离是不同的。其次，相对于《士兵突击》对爱情的消解，《火蓝刀锋》则在军旅生活中加入了女性元素，用比较传统的“红花配绿叶”的方式，在《士兵突击》放弃的情感领域，打造了“战友+爱情”的模式。相对于其他一些军旅影视作品的稚嫩，《火蓝刀锋》对爱情的表达还是比较成熟的。而制片人唐静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也提到“军人也是普通人，他们的生活也会充满爱恨情仇，更会面临生死离别……”［2］所以，相对来说，《火蓝刀锋》的社会情感比较复杂，基本延续了以往军旅影视作品的“亲情+爱情+战友情”三情兼顾的模式，从这一点上来看《火蓝刀锋》也是相对更“社会”的。第三，在处理军营与社会的问题上，《火蓝刀锋》尽管采用的是一元的环境模式(社会环境的表达几乎可以忽略)，人物主要的活动也主要限制在军营里，但是《火蓝刀锋》却把社会带入了军营，进而营造了一个不再封闭、而且非常“社会化”的军营。这种军营的建构主要是通过蒋小鱼这个非常社会化的军人来实现的，并因而以“军人是社会人”实现了对传统意义上的英雄的解构。

(二)蒋小鱼:军人是社会人

蒋小鱼是非常社会化的蒋小鱼，他的社会特性主要体现在崇尚“吃”的生存哲学和“兄弟道义”上，这是蒋小鱼对社会人的经典阐释。

1．“猛吃猛喝猛喘气”的生存哲学

社会的人是作为外表的蒋小鱼。他首先是作为一个社会化的人而存在的。作为家庭的顶梁柱，如何让自己和母亲生存下去是他的本能，而为了给母亲治好病，赚钱是他的第二本能。所以，就蒋小鱼的生存哲学来说有两个字很重要:“钱”和“吃”。这种生存哲学即使到了军队也表现得非常明显。蒋小鱼仿佛时时、事事都是以“钱”的视角来思考问题的，在下海救人前和龙大队谈奖金，在海滩求生中也不忘发一笔小财。而在“吃”的问题上，蒋小鱼更是天赋异秉:作为渔民的儿子在有水的地方找食物是他的强项。在每个人都想着如何离开海滩的时候，他想的是如何先填饱肚子;当得知未来四十八小时都没有饭吃时，他第一时间把两个馒头塞进兜里;而在“马尔斯选拔”的荒岛上，他更是把吃的哲学发挥到极致。“我娘说了这活着就得猛吃猛喝猛喘气”，这就是蒋小鱼关于吃与生存的最朴素的哲学。因为“吃”本身就是人类生活最本真的东西，之后的一切生存乃至权利(权利也是为了生存而衍生的部分)也都和吃密切相关。因为有“食物”，在海滩求生中蒋小鱼才能成为“说话”的人，也正因为有食物，在马尔斯选拔的荒岛上蒋小鱼才可以向羽、鲁炎约法三章。蒋小鱼看到了“吃”的本质。“都别逞强了，你们不争气的肚子已经出卖了你们高贵的灵魂。”“你舍得我们，你舍得这些好吃的吗?……早晚有一天你们会后悔的。”在蒋小鱼的骨子里，“吃”具有与高贵的灵魂同样甚至更高的地位。

影视作品论文篇（5）

人文关怀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人文”一词最早出自《易经·贲》：“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是指以人为中心的各种文化现象的集中表现。人文既是一个知识体系、认识体系，也是一个价值体系、伦理体系。而人文关怀指的是人类普遍的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人格、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的主体、地位、需求、生存状态、生活条件以及保障的关注等。［2］人文关怀的核心表现为对人的精神价值的重视以及对人性的根本关怀。

（一）影视作品人文关怀的本质要求

影视作为一种文化形态，须有责任的传播，要对时代进程、民族、社会发展负责。在信息传媒时代，影视作品强烈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观念、审美观念、价值观念。在以人为本的今天，影视作品还要具有人文精神，诠释人文关怀。这种关怀不是简单的热闹，不是浅薄的煽情，而是要用美的形式，高明的艺术手法，润物细无声地表达出来。要重视各种情感的独特性，如父母子女情、夫妻情、爷孙情、同学朋友情等。通过这类情感题材去寻求隐藏在其后的广阔空间和深层内涵，认真思考和表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深层关系，挖掘出蕴含其中的人文精神和生命关怀。［3］影视作品如果缺少人文关怀，就失去了打动人心的力量。自从电影诞生至今，流传的经典作品如《罗马假日》《茜茜公主》《音乐之声》《国王的演讲》《城南旧事》《一江春水向东流》《芙蓉镇》等莫不如是。综观广受好评的韩剧，几乎无一不以“大团圆”结尾。“大长今”在皇宫内历尽排挤和陷害，最终好人得好报；“金三顺”长相平凡，30岁未出嫁，生活中被嘲笑戏弄，最终通过努力生活找到了自己的幸福；《人鱼小姐》中的女主角雅俐瑛从小被父亲抛弃，内心充满仇恨，她用心良苦发誓报复父亲一家，制造出重重矛盾，但结局依然化干戈为玉帛，弘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让观众相信爱情婚姻，肯定宽容善良。而这些恰恰是观众期待的。人性都是相通的，韩剧风靡我国，一方面说明韩国文艺工作者对大众的心理需求研究深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影视作品还存在情感表达和幽默诙谐的缺憾。

（二）影视作品的使命和价值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过：谁会讲故事，谁就拥有整个世界。希腊神话对后来的欧洲人文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又通过剧作向世界传达了人文主义思想。影视作品的使命就在于用故事弘扬真善美，通过故事认识生命之可贵，欣赏生命之美好，珍惜生命之存在。韩剧大多以家和情感为中心，淡化政治斗争，强化人性因素，以善良与邪恶为主轴展示各种人际关系的处理艺术，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仁爱”。“仁爱”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生存并延续至今的内核。这就要求影视作品必须担当其人文关怀的使命，让广大观众在享受影视艺术的同时受到潜移默化的人文关怀影响。有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影视只有刀光剑影、阶级斗争，没有符合人性需求的爱情、亲情、友情，使得人性萎缩，兽性膨胀，冷漠无情，道德滑坡。改革开放几十年经济发展了，但文艺产品依然没有跟上观众的精神需求，因而让韩剧占领了市场。这也说明缺乏关注大众心理和潜在需求的影视作品，必将为观众所抛弃。影视剧如此，新闻节目也如此。近年来太多的宫廷勾心斗角戏和穿越剧充斥中国荧屏，缺乏应有的思想内涵与社会价值，看了后反而会让观众觉得人情不温暖，社会不公正，善无善报，恶人反而容易生存。而韩国影视剧在中国的成功，恰恰就在于韩国编剧导演懂得影视作品的使命和价值，充分利用中国人对东方传统文化的认同，借中国的儒家文化传播韩国的太极文化。中国为什么不可以主动借韩国乃至其他国家的文化来传播中国的民族文化呢？其实全世界观众的精神需求都是相通的，这就是为什么贝多芬、巴赫、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雨果、曹雪芹、曹禺、莫言等是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影视剧创作也要立足于国际化，让世界各国人民都能了解认同中国文化和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给人以真善美的享受。这就是影视作品的使命和价值。

二、韩国影视作品中的人文关怀借鉴

自从1993年央视引进韩国电视剧《嫉妒》开始，至今中国各家电视台先后播出了上百集的韩国影视剧，韩国影视剧就像一股旋风，席卷中国内地及香港、台湾地区，甚至亚洲各国。韩国由几千年从中国吸取文化成功转变为向中国输出文化和价值观。2013年1月28日，韩国宣布成立“世界韩流学”。一个原先影响力弱小的国家凭借韩剧输出，提升了在国际社会的文化扩张力。这说明韩国打造文化大国的国家战略非常有效。其实韩国电视剧剧情简单老套，但带来的“裹挟性”力量却很强，足以让人们领教其威力。［4］2004—2005年应观众要求CCTV8数度重播韩剧《人鱼小姐》，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人口60％的人看过《人鱼小姐》，主演张瑞希也一下成为中国观众喜爱的明星。2005年《大长今》以41??6％的收视率创电视剧收视率新高，将涌动的“韩流”推向新的高潮。韩国影视作品在中国热播的原因值得分析和重视。

（一）韩剧中的家庭温情引起中国观众的共鸣

文学是生活的再现。韩剧所表现的剧情内容没有什么重大题材，大都琐细复杂、家长里短，然而恰恰成为对观众最大的吸引力。正如许多观众在网络上发表的感受：韩剧细腻真切，生活气息很浓，感觉就好像发生在身边一样。如果导演、编剧、演员、音乐创作者等没有对人们真实生活的感受和关切，是不能创作出这样的电视剧的。细腻的写实主义风格，充满生活情趣的父母斗嘴、夫妻玩闹、婆媳不和、恋人分分和和，使得韩剧充满了朴素的生活情趣，自然质朴。韩剧里的人物并不完美，小毛病不少，有的一开始还有些粗俗、自私，但就是这种生动、幽默、诙谐、趣味，使人物变得更加圆润丰满，意兴盎然，这些生命的经历和变化正是吸引中国家庭主妇、青年男女的秘密元素。典型的韩国影视剧当中，除去写男女主人公以外，通常还会出现长辈老人，兄弟姐妹，亲戚朋友等人物，剧中贯穿着“真情”，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和人性的温暖。韩剧中的老人幸福安康，儿女孝敬长辈，兄弟姐妹之间相互关爱，同事、同学之间交往彬彬有礼，很少有暴力和色情。当中国观众不分男女老幼坐在电视机前观看这些的时候，会觉得剧中的场景和语言如此熟悉，好像就发生在自己的周围和自己的生活中。所有的人都会向往那种家庭和美、爱情幸福、人情温暖的生活。这些东西满足了观众的想象，弥补了现实的缺憾。事实表明，越具有民族性和人情味的东西，越具有生命力。影视作品不仅要保持民族特色，弘扬传统文化，而且要表现人文关怀，情感沟通。植根于中国“仁爱”文化土壤中的中国影视作品，不仅要表现中国文化传统下形成的民族属性，更要善于把握当代年轻观众的文化心理需求，将民族内核融于影视作品中，让观众理解并引起情感上的共鸣，这也是影视剧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2010年，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唐山大地震》收获5亿多票房就是大打感情牌。近几年国产电视剧《橘子红了》《钻石王老五的艰难爱情》《蜗居》《媳妇的美好时代》《我们结婚吧》等之所以大受欢迎，也是因为剧中人物对爱情、亲情和友情的选择及命运变化吸引了观众。

（二）韩剧以人性需要的唯美浪漫吸引观众

韩剧中的主要角色大都女的青春靓丽，男的阳光帅气，穿着打扮时尚唯美，对爱情执着浪漫，内心善良真诚，非常满足人们对生活的期望值，因而深深吸引了观众的眼球。加上每一集结尾的创造技巧———留下悬念，常常让观众看了一集就一发而不可收。韩剧的场面往往非常生活化，如详细的婚礼过程、家庭成员之间的礼仪沟通、服饰的搭配等。一个国家的饮食、服饰和婚恋场景，从某种层面代表了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成为这个国家的特质和标志。而赋予生活化的东西以艺术的美感，恰恰是人性中对美的渴望与追求。韩剧中如诗如画的镜头，剧中演员变化多端、精致美感的穿着打扮，让观众看得如痴如醉。如《绅士的品格》《继承者们》中的男装美和《对不起，我爱你》《来自星星的你》中的女装美，受到时尚潮人的热烈追捧。由此韩国的服装也随着影视剧的传播而形成了品牌效应。韩国影视剧里面的音乐也很美，为人物和剧情量身定做，往往让观众在观赏时更加触景生情浮想联翩。如《蓝色生死恋》中反复出现的主题音乐《爱情是蓝色的》，与剧中出现的枫树林、梧桐落叶和蓝色的海洋，相互映衬，使得剧中男女主人公的生死之恋愈加深情悲伤，使观众沉浸其中，情不自禁潸然泪下。情到深处意更浓，爱到深处无怨尤。美妙深情的音乐配合着慢慢铺开的纯美画面，使韩剧的唯美境界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韩剧中的音乐表现不是为了放主题歌而主题歌，而是将音乐与角色心理及剧情紧密结合，恰到好处地将作品思想情感自然地传递给观众，让观众沉浸在剧情与音乐天然混成之中。如经典韩剧《情定大饭店》中的主题音乐《邂逅的那一天》，在激情中反复出现，每次都把观众带入爱情的浪漫与温馨中，非常美好，令人向往。

（三）韩剧多以大团圆结局符合传统道德审美

韩剧能够长久在中国的荧屏上立足还有一个原因是对儒家文化情感上的认同感。韩剧故事开头往往主人翁命运不济，遭遇艰难坎坷，但结尾大都化干戈为玉帛以大团圆结局，这非常符合中国人善良的秉性，符合儒家文化以和为贵的宗旨，让人们对生活充满希望。如《大长今》讲述的是韩国历史上一位女御医的传奇故事。大长今一生历尽艰辛，遭受无数次磨难，但是她一次次不屈服于命运，不放弃自己做人的原则，最终苦尽甘来，成为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御医，同时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类似的剧作还有《我是金三顺》《百万朵玫瑰》《糟糠之妻俱乐部》等。中国与韩国同属于东亚文化圈，几千年来的交流与融合，造就了两国极为相似的生活习惯、行为准则、传统伦理和价值取向，如勤劳坚韧、自强不息、宽容忍让、以德报怨等。当韩剧中的人物将这些内容形象展现时，带给中国观众的是一种接近于“零距离”的亲切感。［5］同时韩剧中的主人公大多具有儒家文化的传统美德，这也是与中国传统道德相吻合的。正是由于韩剧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符合中国观众的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审美，所以对中国观众来讲，韩剧比美剧、英剧、法剧、德剧、印度剧等更有一种亲切感和吸引力。

三、韩剧给中国影视创作的启示

影视艺术源于生活，但又不仅仅是现实生活的简单复制，需要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有机统一。影视艺术的生命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土壤，没有现实生活的根基，再“艺术”的影视也会显得苍白。影视艺术是在与观众的互动中交流思想的，缺乏与观众互动，再高雅的影视也难以维持下去。这就是影视作品要艺术更要人文关怀的原因。影视作品中贯穿着对于个体的人的深层次精神层面的探索，以及人与终极理想、整体人类命运的关系。然而，对这类作品的解读，仅仅依靠个人的生命体验是不够的，对影片的深层解读成为一种强烈的需求。［6］

（一）影视作品要深蕴中华悲悯情怀

由王宝强主演的我国电视剧《我的兄弟叫顺溜》播出后，很多观众对顺溜惨死的结局难以接受，某知名视频网站甚至发起“我的顺溜我做主”的活动，试图“重拍”结局让顺溜重新“复活”。《我的团长我的团》《双面胶》《幸福有多远》等国产电视剧，结局也让好人得不到好报，让观众“郁闷”到心脏难以承受。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文化产业品牌研究中心主任欧阳友权分析道，顺溜是一个草根英雄，普通大众自然希望他能得到好报和幸福，这对于人们是种激励。何况中国文化历来有大团圆结局的传统，编导在安排顺溜命运时，应充分考虑到大众的这种心理感受，否则会在文化产品和满足社会需求间形成落差。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的谭好哲教授认为，当文艺创作都在追求所谓的“陌生化”结局时，又会陷入一种新的模式化。而泛悲剧化模式，不符合人性的恻隐之心。中国需要更多“蚂蚁也有蚂蚁幸福”价值观的电视剧。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钱中文认为，陶渊明、曹雪芹、关汉卿等人在中国文化中首屈一指，不单因为他们优美的文字和语言，更因为他们通过作品推动了民族精神的建立和发展。文艺创作者理应比普通人站得更高，具有良心和怜悯心，从人的高度来实现人的关怀。浙江大学王元骧教授认为，影视艺术是滋养灵魂的事业，是以人为目的并通过影响人的灵魂来影响社会。文化产品不仅是一个挣钱、娱乐的工具，还应当影响社会风尚和社会心理，让人们在幸福中不至于沉沦，在痛苦中看到希望。

（二）影视作品要展现中国核心价值观

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核是“仁爱”，就是对生命的关怀。关于爱的故事全世界都爱听，这是人性的本质需求。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哪个民族会通过故事传播自己国家的文化，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各国观众的价值观和认可度。与韩剧相比，我国电视剧在儒家文化的传承上相差甚远。中国每年生产的电视剧不少，但是多表达的是一些远离生活的、情节离奇的、与人们期望值相距甚远的炮制出来的故事，有些表达的意识想法甚至与我们的传统文化背道而驰。中纪委书记在评论韩剧为什么占领中国市场时说：“我发现，韩剧走在咱们前头的原因是韩剧内核和灵魂，恰恰是传统文化的升华。”是的，我国国产剧中表现中华传统文化和礼仪的乏善可陈。而中国在海外受欢迎的影视剧，大多是根据我国名著改编的历史剧和表达真善美的家庭伦理剧，如《三国演义》《西游记》《媳妇的美好时代》等。在这些剧中既有家文化，又有表现君臣、父子、男女、长幼、朋友等伦理传统的有趣的情节，还有奇特美丽的画面，让各国观众大饱眼福。但我国有些电视剧所构建的中国人形象依然停留在刻板意识形态的时代，这会让国内外观众感觉假大空。目前，中国文化正遭受美欧文化、韩式文化、日本文化的挤兑，因此，我国必须借用电视剧这一强势媒体，传播中国的儒家文化和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影视文化工作者要学会积累故事，叙述故事，尤其讲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人的奋斗求索创新的故事和普通人追求爱奉献爱的故事等，让中国观众在荧屏上找回缺失的传统文化，也让海外观众领略中华文明的魅力。在民族特色文化方面，我国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传统的中式婚礼、各种独具特色的传统节日和过节仪式、中国传统食物的制作方法等等，都可以结合剧情加以呈现。向观众展现一个善良温情的、富有特色的、美丽和谐的中国。GDP是会变化的，文化的魅力是永恒的。

影视作品论文篇（6）

引言：

服饰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和审美情趣的载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服饰标志着一个民族的审美情趣的高低，而电影则传递着所演示的民族的穿衣文化，所以谈到电影我们当然应该谈谈服饰文化了。服饰在影视中作为一种传达信息的外在媒介与文化符号，无论在气氛营造还是对于人物心理的象征以及文化学意义上的指称都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影视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无可厚非，而意识形态从来都是代表一定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主张的，从来都是具有民族性、倾向性的。尽管每一部影片所展现的服饰文化形态、内涵各不相同，但是其中包蕴的文化阐释大体是相通的。电影场景中，我们很容易从导演的精心安排的角色服饰中得到某种信息的暗示，在导演表达的空间的拓展之中，观众所获得的除了直接的感官感受之外，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上的角色暗示。因此作为一种角色形象包装的最基本元素，服饰在这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银屏上人的角色远离戏剧性和人为性的同时，依靠服饰这一充满符号象征性的外来道具，具有了某种补充、附加意义。下面笔者将以一些具体的实例，从服饰对角色心理表达与形象塑造上、服饰色彩带给人的视觉冲击、服饰对场景的烘托与营造、以及服饰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及社会学意义四个方面来分析服饰在影视作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服饰在影视中对角色心理的表达与角色形象和塑造上的视觉功效

影视中的服饰是根据剧本和导演对剧中的人物和事情的描写、刻画而进行设计的。影视服饰不同于舞台上的戏曲服饰，戏曲服饰经过几百年的沿袭旧制已成为人们认可的塑造舞台人物的一种外在手段。影视服饰忠实于生活，设计依据就是生活，到生活中进行社会调查，成功的服饰设计能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是丰富电影语言必不缺少的一部分。影片中的角色服饰的构成不是中国传统服装基本元素。为了营造超级视觉效果，吸引现代大众的眼球，在角色服饰设计上，要在形象的塑造和角色的心理表达上能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功效，我们设计师不能不做出认真的思考。

服饰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直观化和象征化上，与作为一种对角色心理的外在化表达的媒介相比，在影视中服饰更多时候被应用在对角色的形象的塑造与衬托上。曾经依靠电影《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奖的香港著名影视美术指导叶锦添在该片中的出色表现是最好的说明，正是依靠着他在服装、造型等方面的匠心独运，才营造出这部具有中国古典山水意境的武侠杰作，同时借着这个机会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兼顾具有创新的浪漫美学风范。在《花样年华》中，我们忽略了张曼玉不再年轻的脸庞，却醉倒在她妖娆身体衬托车繁花似玉的旗袍上，影片中二十六件旗袍的花色面料各有巧妙，纤细合度的裁剪，在形象视觉上使张曼玉这位金马影后时而忧郁，时而悲伤，时而大度，每一件旗都揭示了女主人的心理，在影片中她不停的换衣服，换不掉的却是女人柔美成熟的气质。在影视中有些过度的泛滥造型往往让人产生一种思维的误区，认为服装在对人物的塑造上便是扮酷，事实上作为角色出场时观众接受到的最直接与最直观的元素，服饰对人物形象的树立与深化所起到的功效远远是其它道具无法比拟的。

二、服饰色彩在影视中对受众的视觉冲击功效

服饰色彩在影视之中占据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虽然只是色彩这个大概念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少了它，影视作品就等于少了灵魂一样，它的运用向我们传达的震撼，远不可用言语所能沟通的。不用色度的色彩可以唤起与人们生活经验相关的各种联想。色有冷暖两个体系：红、橙、黄等色可使人联想到阳光、火焰、灼热的金属、火热的土地等，称为暖色；青、蓝、紫等色可使人联想到水、冰、寒冷的夜空、凉爽的浓荫等，称为冷色。在色彩的感受中，人们对色的冷暖感受最为鲜明，由于暖色容易引起兴奋，使人产生活跃、扩散、突出的感受；冷色则趋向于抑制，使人感受到收缩、退避、宁静，因此在影视色彩的处理中，可利用色冷暖特性构成情绪色彩，并与其他的造型因素，声音因素相配合，表现出更为复杂的情绪含义。

感觉生理学早已证明，色彩是富于主观性的感觉。所以电影艺术家总是把色彩看作是有助于深刻表达作品思想的一种手段，看作是从情绪上感染观众的一种重要的造型因素。电影中的色彩应该比现实生活更高，更完美，更具有感染力和艺术魅力。它连同景物同周转环境的色彩搭配和变化来洪托整部影片的色彩。从而塑造人物，表现人物的性情。如《阿甘正传》中，让我印象尤深的是阿甘在影片中经常穿一件浅色的土米色的裤子、黑色的皮鞋。剧中有一幕正是阿甘身着这身经典行套在静静林荫道上奔跑的样子，天空的淡蓝色与阳光的投射，明亮清澈的色彩，把阿甘塑造成了美德的化身，诚实、守信、认真、勇敢而重视感情，是十分纯洁的形象，一切色彩的运用，影片自始自终都在感染一种温情和善意的，甚至还加入了诗意化的万分，这使得影片显得柔，影片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宣扬和体现正着手在这种纯然的色彩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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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饰对影视场景氛围的烘托与营造上的视觉功效

好的影片，往往经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的主要原因不是影片本身的情节，占主要的是影片中给人以震撼力的画面和演员营造的气氛，而我们所说的画面除了影片应合情合理具有的场景和道具外，服装更是功不可没。它不仅可以辅助演员表达所要的性格特征，而且还是概括影片所在的时代背景最有利的工具，只有这样才能展现出独特风貌的服装文化形态和内涵，才有可能为影片烘托气氛，给人以视觉冲击力。

《十面埋伏》故事的背景是明朝，讲的是锦衣卫和飞刀门的斗争，影片的出场就是黑压压的一片衙役，黑色本来就显得压抑，却正好把那时后的锦衣卫逼人气氛给刻画出来，然后第一个场景就是在万众黑中一点红的歌妓出场，让我们视觉为之一亮。一件织锦的红色绣花斗篷，中间一排精制的绣扣，显现出现代艺术与古代艺术的碰撞。她里面的那件V领连衣裙，精制的裁为二片不仅显出歌妓的那种妖艳，又紧紧的扣住了明代服装的主题。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谈到王家卫的电影，王家卫的电影世界主要围绕现代都市之下的边缘男女展开，从而凸现出现代物质主义之下人的内心世界的疏离、隔绝、茫然与流离失所。在他的角色服装上看似漫不经心之下却蕴藏着导演的用意深远。《花样年华》张曼玉于大上海十里洋场的穿行中，一座城市欲迎还休的浮荣繁华丝竹声便在这一身身旗袍中体现淋漓尽致。

国外的电影中，着重于服装对影视场景氛围的烘托与营造也并不鲜见。曾经红遍全球的商业大片《泰坦尼克号》中，富人们每天四次的礼服将旧贵族阶层的生活的糜烂与虚荣刻画得入木三分。在美国导演斯皮伯格的名片《辛德勒的名单》中，主角辛德勒出场时，对油亮的皮皮鞋、笔挺的西服、西服上礼花的大特写以及二战中德国军官们举办的舞会上旋转着的舞裙的抓拍，都成功的烘托出了法西斯纳粹们生活的纸醉金迷，反衬出了战争的残酷，为以后辛德勒在这场战争中所做出的抉择埋下伏笔。

四、服饰在影视中所具有的文化符号学及社会学意义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民族的历史沿革是息息相关的，不同历史时期各具有特色。同时电影善于从日常生活的各种关系、民族和社会传统中吸收其最典型的营养，把它抽象为符号，反映出时代、民族和社会特征，因此电影中的服饰不完全是历史的再现，而是特定时期的符号。这时电影表达的某种意念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双重或多重意义，造成不定向的指涉和更为复杂、矛盾的结果，那么服饰本身也具有了一定的社会意义。

在影视中，暧昧性的产生来自于众多影像元素，有时也建立在这些元素的对比关系上，作为电影一种表达的特殊载体，在这里将联系这种暧昧性关系来着谈一谈作为影像元素之一的服饰道具在一部影片中所起着的文化符号以及社会学上的载体意义。在一部电影中，作为电影表现的元素，有时候某些服饰道具是导演作为一种象征与暗寓而刻意安排，来用以指称某种意义，这种意义建构在文化学层面上——“文化符号”，它在人类认识自我和自然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同时电影作为一种导演或自觉或不自觉多意义的表达，又具备着某种社会学的意义，无疑是与影片中作为文化符号存在的具体元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比较文化层面上看，西方文化有一种强调视觉的优先性和首要性的传统。我们可以以德国新电影的代表作《罗拉快跑》与《生化危机，启示录》以及美国导演科波拉的杰作《现代启示录》为例予以说明。

《罗拉快跑》中，为了拯救男友，罗拉与命运展开一场别具意味的赛跑。影片以分段叙事的形式，展现了不同时期几种不同的命运，在整个奔跑过程中罗拉始终穿着一件与她红头发相得益彰的红色吊带背心，象征着她的话力、性感与奔放，尤如一只火鸟在城市中奔跑。《生化危机，启示录》同样女主人公的形象毫无例外被塑造成一个野性与性感的混合物，女主人公穿上性感的吊带背心，在一个由性失衡的世界里，她的外貌编码成具有强烈的视觉色情冲击力的形象。通过吊带背心这一电影表达元素的特殊媒介，女主人公成为一种女权宣言式的“文化符号”，同时却具有着社会学上的男性霸权色彩。

与这两部电影表达的不同意义是美国导演科波拉反映越战时期的经典战争电影《现代启示录》，在男主人公落入上校手中并被关在地牢中时，身着黑色长袍的上校第一次正面出场，脸上略带微微藐视的神情出现在地牢缓慢开启的门后，成为电影史上最惊鸿的一瞥的出场，这里作为道具的黑色长袍在衬托上校清教徒式的虔诚之余，更具有一种耶稣式的符号象征。从而衍生出更深层次的社会思考，显然作为表达工具之一的黯然长袍这一特定服饰在这里起着到关重要的作用。

五、结束语

在影视作品中，服饰作为这一特定的文化意义在其中所占的地位不仅仅只是局限于传统审美之上，无论是对角色心理塑造，色彩给人的视觉冲击力有多大，对场景氛围的烘托与营造上，还是本身所具有的文化符号和社会学意义上，服饰都是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仅仅作为一种表达手段来说，服饰作为一种道具在与影视话语表达空间的拓展上都有值得更深层次研究的可能性与价值性。

参考文献

影视作品论文篇（7）

一部成功的电影固然离不开拍摄技术的大胆创新，但更重要的是离不开文学作品为其提供的优秀题材和思想资源。正如张艺谋所说：“我们研究中国当代电影，首先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因为中国电影永远离不开文字这根拐杖。”[1]电影作品应以文学作品的改编作为重要资源及养分来源。但是，电影与文学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对文学作品的改编，从某种程度上是对陷入尴尬局面的当代文学的救赎方式，但大幅度的开刀也很有可能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性造成难以避免的扼杀。本文就将近期上映的几部电影进行举例阐释，浅谈电影对文学作品的改编。

一、史诗巨作的电影化

拍名著，特别是长达几十万字的鸿篇巨作，浓缩到几小时以内来表达，往往容易产生偏离原著本意、抓不住原著灵魂或表达狭隘的弊端。如何让公认的长篇著作转化为镜头语言并辅以影像的魂，这是同类型电影共同需要攻克的难题。

文学与影视是两种不同的艺术表达方式，一个通过语言表达对世界或人生的看法，一个诉求于用影像来逼真地描绘出世间的人生百态，平衡不好两者间的区别，很可能会陷入庸俗的境地。比如王全安的《白鹿原》，改编自实的50万字长篇小说，原著《白鹿原》作为清末民初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历史的见证，全面展示了西北农村民族历史。原著突出显现的就是阶级矛盾、家庭纷争、利欲与的角逐，这些相互融会、贯通交织，构成了白鹿原半个世纪的“民族秘史”。而电影版的《白鹿原》删去了原著中的两大灵魂人物――鹿子霖的亲家冷先生和“精灵人物”百灵。从单纯的情感角度出发，一再地做减法，使得《白鹿原》失去了其本质的宏伟与厚重，更像是描述的《田小娥传》。原著中一些改变历史的重要时刻也化为秦腔戏台上的一声声唱腔锣鼓、夜烛银屏后的皮影戏。

出现这一问题的最大原因就是对人物的塑造和挖掘欠火候。原著的核心和灵魂就是有血有肉的人在历史洪流中于世俗、于自身、于阶级的斗争与分歧，而影片在这一点上恰巧做得不够好，人物形象没有几位是完美的。如影片在结尾处交代了白嘉轩、鹿子霖和鹿三几位“上一辈”的命运后，故事就突然在日本人的枪弹中戛然而止，白孝文、鹿兆鹏、黑娃等“下代人”的命运则完全不知所踪，既没有明示也没有暗示，使观众无法对未知的悬念产生联想，这样太过于直接的动刀，无法呈现人物背后一个时代波澜壮阔的兴衰沉浮。

当然，对于《白鹿原》这样一部文学鸿篇巨制，不可能要求电影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展现出所有的人物。可惜的是，它最终还是将如此厚重的作品集中在了的层面上，整个影片就显得局促了，倘若真是专心致志放在田小娥上，可能会好一些，可是想要的东西太多，却没有一个叙事主角，导致电影《白鹿原》也很难被奉为经典。可见拍这样题材的电影还需要导演对事件有较好的叙事能力，对人物有较好的塑造能力，能准确而恰当地拿捏历史题材。

同样作为挑战史诗巨著电影的导演乔・怀特，在改编托尔斯泰名著《安娜卡列娜》时大胆使用了舞台剧的场面设计，采用戏剧式的多幕结构，再加上他标志性的长镜头和流畅的剪辑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叙事结构的行云流水，即使没有足够可以成为经典的台本支持，也因自身独特的表现方式在众多版本中赚得了较好的印象分。电影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原著中的两条既平行又相互联系的线索，一条是安娜与卡列宁、沃伦斯基之间的家庭、婚姻和爱情纠葛，一条是列文和吉娣的爱情生活与列文进行庄园改革的线索。编剧汤姆・斯托帕德在写剧本时，也很忠实于原著，细致保留了安娜的故事和她的人性变化过程。加上乔・怀特在做足功课后加入了对沙皇俄国上层社会的个人理解，因此做了一次精心又有趣的舞台剧设计。他认为当时的沙皇俄国的上流社会每个人都极其重视身份、地位、舆论，尤其是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因此，贵族们都有一套自己不能逾越的规矩，谁一旦过线，就会受到他人甚至整个上流社会的排斥，所以每个贵族都热切期望成为别人眼中的自己，拥有一切上流社会的气质。因而，他们生活的每时每刻都在表演，就像美轮美奂的舞台剧。对比之下，导演让演员用一种更加艺术化、更加模式化的表演在讲述农奴的故事，而大量采用实景，以更凸显出农民的质朴、辛劳。他们有自己的奋斗目标，理应出现在自然中，而不是在充满表演化的舞台剧中，因而他们无需表演，无须掩盖，他们就是最原始、最纯净的群体。

导演用这样的电影艺术形式来传达原著的核心，人人都在纠葛中位置鲜明，这种突破古典名著电影的创作手法，实为可贵，也为名著电影化开创了一种深刻表达思想的新手法。

二、网络小说的越界

近年来，消费主义文化的蓬勃兴起和媒介权力空前膨胀，传统意义上的当代文学格局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再加上互联网使用的家庭化和私人化，直接追求形象化和视觉冲击效果，传统的印刷媒介遇到了空前的挑战，网络小说也成了主导型的文化传播手段，更有不少优秀的网络小说与电影直接“触电”，成功越界。[4]比如滕骥华导演的《失恋33天》就改编自鲍鲸鲸的同名人气网络小说，上映当天票房便成功突破亿元大关，首周票房更是高达1.89亿，夺得当周票房冠军，成为年度票房市场的最大黑马，同时也是中小成本最卖座的同类电影。仔细观看《失恋33天》从网络小说至小成本电影始终都贯穿着一种让人喜欢的气质，当一个接地气的好故事袭来，观众依旧重买单。

从创作角度来说，他算是另一种角度的作家电影，作者鲍鲸鲸亲自编剧，这位“85后”的新锐女作者，或许深受北京文化氛围的影响，小说从豆瓣上连载的帖子、到流行小说、再到出品的电影，它完整地走完了一条流行文化产品的产业链，并且确保了文风的辛辣与尖锐。通篇的京式幽默和自嘲，行文引经据典，比喻妙趣横生，颇有《围城》之风。《失恋33天》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拥有一个接地气的故事，而导演和编剧都很好地抓住了故事的魂并且留下了足够的延伸空间，它从我们当下的年轻人生活中自然引发出一个故事，无论是情感模式还是故事细节，都不同于之前海归电影人或港台电影人执行操作的电影。另外，在人物形象描写方面，小说的语言多具有不确定性和朦胧性，读者在阅读时基本是根据其人物形象的动作描述语言风格及读者自身的生活阅历想象性勾勒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形象，“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是最好的例证。可是神奇的是，文章在《失恋33天》里对王小贱的扮演却获得原著粉丝的一致好评，更有一称“王小贱就是文章，文章就是王小贱”，他扮演的“又娘”又“贱”的角色深入人心，其爱心、冷静以及一颗“闰蜜”似的温柔心的附加品，让人不得不感叹文章为影片增色太多。

同样，在评论界和媒体普遍认为现实题材华语片缺失的今天，陈凯歌改编的唯一一部网络作品――入选“鲁迅文学奖”的小说，即《请你原谅我》改编为《搜索》不失为近期的一大亮点。《搜索》中实地记录了这个“急时代”的种种弊病――人与人之间缺乏相互了解的时间与机会，浮于表面的情绪左右着人内心的情感走向，在这部电影里除了时时能感受到匆忙所带来的压迫感之外，还有虚荣、骄纵、狂热、做作等“时代病”。叶蓝秋检查出癌症晚期，情绪失常的她在公交车上不肯给老人让座一事引发了一系列事情，发展到最后，所有卷入事件当中的人都控制不了局面，所有人的命运都因此改变，所有的设置点就像蝴蝶效应一样不断扩散发展。这可看出故事如何发展得合情合理、让观众信服，很重要。这个故事改编自小说，原著写的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不让座”事件会弄得很大，变成一个社会话题。其实剧情细节的铺排并不具备说服力，但这一点上陈凯歌做得不错，每次转折、剧情的推进具备充分理由，但又让观众意想不到，达到了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戏剧性，提升了原著最为薄弱的环节。青出于蓝，在这样的铺垫下，陈凯歌让每一件小事、每一个角色都像棋盘上棋子一样，肩负着各自的使命，完成了各自的命运。用群像电影的形式，描绘出有人得到、有人失去、有人新生、有人悔悟的结局。

抓住原著的灵魂或赋予改编后电影以新的灵魂，这是导演、编剧所共同需要领悟与学习的地方，正如匈牙利电影理论家贝拉・贝拉兹在《电影美学》中所说：“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影片制作在着手改编一部小说或文学作品时，就会把原著仅仅当成是未经加工的素材，从自己的艺术形式的特殊角度来对它们进行观察、加工。”[5]因此，完全隔断影视与文学的关联是不明智也不可能的，我们应在坚守一定的艺术原则的前提下，对电影和文学作品的关系采取开放的、对话的立场和态度。编剧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发挥文学灵感和才智，同时积极吸收和利用影视作品中优秀及新颖的表现手法和技巧，创造有艺术特色的改编作品。导演也要理解原著的精神内涵，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为观众奉上更优秀的作品。

参考文献

[1] 郑雪来.电影文学与电影特性问题――兼与张骏祥同志商榷[J].电影新作，1982（5）.

[2] 蔡季愚.电影与文学之间的关系[J].电影文学，2011（8）.

[3] 颜纯钧.文化的交响――中国电影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

[4] 杨金凤.中国电影文学发展的历史回顾及当代中国电影文学创作浅论[J].电影文学，2007（18）.）

影视作品论文篇（8）

一、动画的发展

1.1动面的文化因素

动画的发展至多一百多年的历史，他与每一历史阶段的文化底蕴系于一脉。很多动画皆以教育为主，譬如中国张乐平先生的《三毛》，影视开发单位根据原创，制作了《三毛流浪记》的动画产品，以孤儿的三毛的流浪生活作为主题，对儿童、青少年具有非凡的教育意义，也备受中老年的青睐。高度重视文化是动画主要的内容，充分发挥动画作品的艺术魅力。

1.3动画产品的对象

目前虽然低龄化的作品在市场上的份额占据一大部分，即使在其他影视产品的市场。也有技压群雄的魄力。笔者认为，因为动画产品的对象青少年居多，这一年龄段的消费群体有较强的评价能力。所以动画才出现蒸燕日上的良好现象。现代任何国家青少年发育阶段的审美观有着惊人的相似。日本动画抓住国际青少年观念的相似这一特点，向国际市场推广。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本土的动画都受到日本的重大影响。

1.3动画的衍生产业

以日本动画为例子，其动画产业模式的建立大概用了30年时间，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有60年以上的产业化经验。其中“衍生产品”的载体，大多是玩具厂商或是其他制造商，相对来说是这几个环节中最为成熟的，也是资金最为稳定和雄厚的。日本对动画的投资早已形成一条龙的程序，也很少中断。通过“漫画——动画——衍生产品——消费者”来获得最大利润。事实上，无论是欧美，还是东方大国的中国，动画的衍生产业都已经有了今非昔比的进步，发展甚至还是空前的，空间依然是的巨大的。

二、发展的建议

影视动画的发展无非决定于主体、主题和市场三方面。主体是否广泛、主题是否先进决定着市场，包括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主体是以消遣为主，还是以教育为主决定着主体，从侧面影响市场的份额。目前，动画最大的难题也就是主体和主题了，笔者认为，以教育与市场两方面作为切入点，教育与市场统筹兼顾，动画发展才能予以完善。

2.1正确对待动画艺术

如果仅仅把动画作为消遣物，那作为文化艺术之一的动画就失去存在的意义。未来的动画，除了保存趣味的特点，还有以独特的教育意义。

第一，家长正确引导儿童选择动画作品。为了起到恰当的教育意义，家长有必要秉着挑剔和苛刻的态度严格选择适合儿童的作品。

第二，青少年正确对待动画的教育意义。尚处发育的青少年，思想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正在逐步成型，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日本对青少年的塑造特别重视，对处于叛逆时期青少年的民族思想要么强加，要么潜移默化的传输。

第三，中老年读者端正态度，接受成为动画艺术主体之一的事实。动画不代表幼稚，也不单单等于消遣，中老年可以从中了解年轻一代的思想，了解文字、影视其他作品以外的教育领域。

2.2文化的国际传输

影视动画推出国门，势必让对方接受你的文化，然而文化差异却一直是国家与国家矛盾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要冲淡这种差异。就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切人口，绝不能够将自己的文化强加在别人的地盘上，否则寸步难移，失败也毋庸置疑。无论哪个国家的民族，从一种文化接受另种文化总要经历适应到适合的过程。

中国的文化观点确实很优秀，但由于文化差异造成了文化交流的困难。如果将中国的文化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融入动画作品里面，当把高质量的动画作为产品销售于国际市场，其中的思想观点被潜移默化的接受，就像当初日本的《机器猫》、《樱桃小丸子》、《灌篮高手》、《足球小将》打人中国市场之后，让中国年轻的消费者了解到日本青少年的生活大概如此，日本青少年的生活甚至思考的方式逐渐同化了远在中国本土的中国青年。

对于文化的国际交流，本文作者认为，外来的文化，凡是有益于自己国家建设的文化。我们照单全收；而代表自己国家观点的特色文化，更须推出国门，让世界了解自己国家是拥有特色文化的优秀国家。动画的对外开放就是重要的渠道之一。

2.3市场教育化

影视动画推广市场，包括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不再是商业的性质了，他变成一种教育的手段。国内市场推广，消费者能够从中得到精神启示，是国家精神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国际市场的推广，既是文化的交流。也是文化的外交，对国家外交建设也是一种独特的贡献。

为完善影视动画体系，我们必须加强动画理论的研究和市场的考察，国家文化部在规划新增的动画产业、产业基地、项目建设、会展交易、市场监管、指导行业协会等职责，必须为动画市场教育化的道路提供强有力的技术和财政保障。

三、中国动画的前景

中国社科院的文化蓝皮书《2007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认为，近20年来，外国动画作品改变了中国受众的动画需求倾向，当外国动画明星形象和剧情编排风格深深地印刻在中国受众的记忆中时，其文化审美观也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改变。最终成为他们观赏动画片的参照标准，这些标准又引领着他们对动画的消费选择。通过对孩子们审美观的培养，提高他们的鉴别能力，要从动画主题的教育角度思考，对于国家精神文明建设来说，正好提供了大量的高素质后备力量。

发展具备自己国家特色的动画作品，并且为其在国际市场争得一席之地，只要在牵肘技术方面的进行突破。再结合文化手段，影视动画何愁无路。日本早已注意到这一点了，2006年4月28日，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文化外交的新构想”演讲中明确提出，日本应大力开展“动漫外交”，即通过推广日本的漫画书和动画片，来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民众。

影视动画推广市场，包括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不再是商业的性质了，他变成一种教育的手段。国内市场推广，消费者能够从中得到精神启示，是国家精神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国际市场的推广，既是文化的交流。也是文化的外交。对国家外交建设也是一种独特的贡献。

社会主义有特殊的魅力，魅力的散发。受益的不能仅限我们该制度国家国民本身，其他国家包括日本、美国等这些资本主义大国也有必要渲染，见识我们中国特色的影视动画。比如中国，国家已经逐步重视影视动画的发展，技术上予以政策上与财政上的大力支持；其次中国有丰厚的文化底蕴作靠山；最后中国国体的优秀。我国对内容健康、艺术性强、创新度高、深受群众喜爱的原创动画产品予以大力的支持，市场教育化的路子将创造出中国风格、国际影响的影视动画。

影视作品论文篇（9）

《花样年华》和《廊桥遗梦》中的中美文化差异

《花样年华》讲述了一个在相逢恨晚的错爱故事：1962年的香港，两对年青的白领夫妻成为邻居，但周太太和陈先生竟然早就勾搭成奸，倒是周先生周慕云和陈太太苏丽珍被蒙在鼓里。终于幕云和丽珍发现了各自配偶的秘密，两个被配偶遗弃的人开始见面，共同商量未来可能出现的事情。时光平平淡淡地过去，但别人的闲言碎语，竟让两人发现自己心底最不原发现的秘密：他们已互相地深爱上对方。于是就有了纠缠躲避刻骨相思，孤独难耐，有了雨中重逢的痛苦……终于，周慕云要离开香港，电话里他问丽珍：“如果我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这将是他们之间，永远的秘密……多年后，周慕云再回旧居，却听说当年的邻舍已换成是一个商人的太太带着儿子住着，幕云带者惆怅离开旧地，却不知道他再次永远地错过心中的最爱。

《廊桥遗梦》讲述的是1965年的一天，弗朗西斯卡独自在家。摄影记者罗伯特·金凯的车停在门前。向她打听曼迪逊桥的所在。她带他来到桥边，完成工作后他采了一把野菊花送给她以表谢意。弗朗西斯卡心中泛起了一种特别的滋味，于是邀请他喝茶。夜色降临，她送走他后竟有一种依恋的心情。于是前往罗斯曼特桥，将一张纸条订在桥头。次日，罗伯特发现了纸条，并接受弗朗西斯卡的邀请。入夜后，两人在弗朗西斯卡家中共进晚餐，伴着音乐，二人相拥共舞，最后一起走进了卧室。此后两人整日厮守在一起。然而弗朗西斯卡不愿舍弃家庭，两人痛苦地分手了。当她在1982年3月，得知罗伯特的死讯后，收到了他的项链和手镯以及当年的纸条。弗朗西斯卡在遗嘱中要求子女们将其骨灰撒在曼迪逊桥畔。

花样年华和廊桥遗梦相同的是都讲述了一段婚外情，却反映出了中美两不同的文化观念，确切的说是内向文化和外向文化，阴柔文化和阳刚文化的差异。中国人一直生活在比较压抑的文化政治环境中。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容易内向。西方人在言论相对自由的空气中长大，容易外向。我们的内向文化和我们中国人几千年的苦难和沉湎痛苦有关。东方文化夸张我们身上的痛苦，而东方伟人是这种过程的胜利者。西方文化却恰恰相反，不会轻易地向别人叙述痛苦。阳刚不仅仅指肌肉发达、身材健壮和精力旺盛，还包括举止言行豪爽、果断、勇敢、富有责任心等等。阴柔指温柔，妩媚，灵巧，细腻，顺服。表现在文化上，我们更愿意说，中国文化是阴柔文化，而西方文化是一种阳刚文化。反映在影视作品中，就可以看出少许端倪。同样是爱情。但表现方式和思考上面表现出了文化差异。

《花样年华》演绎了一出东方式的廊桥遗梦，却洋溢的是含蓄阴柔之美，而好莱坞的廊桥之恋，上演的是赤裸裸的情欲。影片中的周先生和陈太太，是60年代香港市井中的小市民。职称论文网他们的生活平淡无奇、波澜不惊，但电影却紧紧把握住了中国人含蓄的男女情感表现方式。周先生和陈太太都成了被另一半抛弃的孤男寡女，当从相识到相依相恋，但并没有赤裸裸地表现出来。甚至他们各自的另一半--陈先生和周太太的模样都没露，只有声音和背影，都使影片看来更含蓄。

《廊桥遗梦》都让中美观众为之感动，却有着文化背景上的差异。美国人感动，是在经历了空虚迷茫的一代，更渴望纯朴的真情；对中国的观众来说，多半是浪漫的婚外之恋让人怦然心动。对美国人来说，是反思和回归，对中国人来说，婚外恋是一种率性。文化问题其实相当复杂，从思维方式看，中国人偏好形象思维，重直观内省，轻实测论证；重内心体验，轻实验论证；重直觉领悟，轻理论分析。借助直觉体悟，通过静观，灵感顿悟，直接而快速地获得整体感觉和整体把握。中国人的这种直觉思维方式对电影也产生着深远影响。而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以逻辑、分析、推理为特征的，是通过分析实际情况来支持自己的观点。美国电影的成功是与其文化影响密不可分。如特立独行的英雄、风情万种的美女、大团圆的结局。在人物形象上，正与反的强烈对立，都很易于将追求心理宣泄的观众锁定在特定的空间。这种影片其实也颇合中国观众胃口。

文化背景对观众的心理产生也不同。中国观众由于受传统伦理道德影响，又常常会对正面角色产生“超人”般的道德期许。在国产影片中，同样是英雄美女，英雄在人格上就多半是道德楷模。传统的伦理精神会不自觉渗透、内化于观众的心理结构中。而西方人中的正面角色，在个人生活上没有那么多的道德约束。西方人崇尚自我，中国人集体主义。西方的艺术作品从中世纪开始就并不回避人的欲望和本能。同样是表现男欢女爱，中国影片会考虑大众欣赏习惯，进行较为含蓄的处理。而西方的观众会则认同“花心”英雄，女星们更是被装扮得艳光四溢，这也是为什么在西方英国电影007邦德能够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反之，中国观众认同的多是合乎礼仪的淑女。中国观众在心理上还有着“教化需求”，由于情感相对克制，中国观众会津津有味地观看悲欢离合的故事，却希望看到一个团圆的结局，但又排斥来自于西方的纯粹悲剧。

从影片也可以看出美国文化对美国人爱情观的影响。爱情首先是一种激情。 “真爱”是“坠入”的，像闪电从天而降，个人毫无准备，失去理性，惟有听从爱的召唤。“真爱”是激情的释放是灵与肉的交融，是自我的最高实现。虽然美国人也搞性革命，但他们依然认为浪漫爱情应成为性爱的基础。如果没有浪漫爱情，婚外性行为也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没有的话，婚姻本身也是非法的。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廊桥遗梦》中，一场婚外情与性爱被渲染得如此崇高美丽、可歌可泣，并且电影《泰坦尼克号》也是用浪漫爱情战胜了世俗的婚姻。而这一切在中国人看来是不道德的。所以只能用很含蓄的方式表现出来。

以上可以看出，文化对影视作品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并且一般要符合国人的欣赏习惯。了解这样的文化差异，有助于我们用正确的眼光欣赏影视作品。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跨文化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2

2，郭晓燕 中美文化价值观的比较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6年第4卷第1期

3，覃锋 浅探中美文化差异 山花 2007年第2期

影视作品论文篇（10）

在很多历史剧中为了刻画、邓小平、等领袖人物的形象而保留方音，这些伟人形象从荧幕深深走进老百姓的心中，他们的音容笑貌犹在，我们怀念伟人，不仅熟悉他们的外貌，也熟悉他们的声音，如果他们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与观众的距离便远了许多，使作品中伟人形象的塑造大打折扣。[2]近年来的电影如《人在囧途》里的王宝强，说一口地道的河北乡音，活脱脱一个土里土气、憨厚老实的打工仔形象。《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里极品大学生黎维娟的前男友穿着土气，当他提着编织袋来找黎维娟的时候，俩人的河南话对白让分手这场戏分外有亮点。《北京遇上西雅图》的房东黄太来自台湾，说一口平翘舌不分的“普通话”，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真切的印象。《厨子痞子戏子》里黄渤扮演的角色说一口山东方言让他的痞子形象跃然荧屏……人物的语言与其性格、风度、情感、气质紧紧联系在一起，一句方言往往让观众深深地记住这个角色，使语言成为人物标签，让影视作品塑造的人物更加生动，活灵活现，亲切自然。

二、影视作品使用地域性语言的优势

影视传媒视域下语言的地域性艺术更多地反应在使用方言方面，我国地域辽阔，方言众多，不同的语言风貌体现着不同的风土人情，导演宁浩对电影中方言的运用情有独钟：“使用方言进行交流的人们，他们本身的生活都与当地文化形态密切相关。我们不能放弃‘方言’这块肥沃的土壤，方言中折射出的现实生活才是最真实的情感表达。”根据剧情的需要在作品中恰当运用地域方言，就如同给作品注入新的元素，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也带来了诸多好处。其一，原汁原味的语言使影片逼近真实，凸显了当地的风骨和民俗。影视作品本来就是生活的再现，用语言营造出来的生活化环境使观众仿佛置身剧内，容易引发真切生动的感情。管虎导演的电影《杀生》，讲述了在西南地区寨子上发生的故事，全片几乎都使用四川方言，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当地风貌，诡秘的剧情配合着当地土话让影片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冯德伦执导的电影《太极》里有不少河南方言，电影就在河南陈家沟取景，影片还原了故事里最真实的陈家庄，展现了当地风情和人们实际的生存状态，增强了电影的空间感。其二，方言使对白语言质朴地道，折射出民间草根文化，乡音让该方言区的观众感觉熟悉亲切，更有认同感。[3]一部充满生活气息的四川方言剧《山城棒棒军》红遍了大江南北，川渝地区观众感觉台词亲切熟悉，能够在影片中找到共鸣。方言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流露着川渝地域文化特色，也使该剧取得了良好的收视率和口碑。其三，方言使语言俏皮幽默，增加了作品的喜剧性，达到娱乐大众的“笑果”。宁浩的作品《黄金大劫案》中东北腔的台词给观众带来了不少笑料，赵本山主演的乡村爱情系列剧里，真实、本色的东北方言把象牙山村的家长里短、恩恩怨怨用诙谐幽默的方式呈现出来，周星驰导演的喜剧《西游：降魔篇》里一位驱魔人的方言营造了轻松调侃的氛围，与喜剧效果相得益彰……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些作品，如经典的哑剧《猫和老鼠》和卓别林的作品，被配上了多地方言后，令观众前仰后合、忍俊不禁。充分说明了地域方言的幽默力量，看电影电视剧本来就是让观众获得愉悦的享受，巧用语言艺术让大家轻松一笑，未尝不可？[4]其四，影视作品的语言不单单起到交流的目的，有时还传递了其他非语言信息，增添了额外的艺术效果。香港地区拍摄的很多粤语电影在内地播放时配了标准的普通话，配音以后有的地方失去了原有的幽默，让观众觉得索然无味。比如影片《行运一条龙》中，舒淇向吴孟达提问“：白猫什么颜色？”回答“：白色。”又问：“黑猫什么颜色？”回答：“黑色。”又问：“熊猫什么颜色？”回答：“哈哈，骗不到我的，熊猫是黑白色。”普通话的对白让观众觉得莫名其妙，其实粤语中“熊”字的发音和“红”字发音接近，如果用粤语说，很容易听成“红猫什么颜色？”可惜用普通话配音失去了原有的悬念，听起来也平淡无奇。所以地域性语言是浓郁地域文化的表征之一，能够传递超出语言本身的信息，对剧情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这也是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原版电影的原因之一。地域性语言丰富了对白，充分挖掘出语言的魅力，使影视作品锦上添花，反过来，影视作品的播出也加强了地域方言的传播，使方言被更多的人认识、了解甚至学习。早些年囊括了四川话、河南话、山东话、粤语和闽南语的影片《疯狂的石头》里面，广东话“我顶你个肺”一度成为流行语被许多观众挂在嘴边。大型情景喜剧《武林外传》中老板娘佟湘玉的口头禅“额滴神啊”是陕西的关中方言，后来发展成网络流行语，现在很多人一遇到不可思议的事也说“额滴神啊”，可见，地域方言通过影视剧的传播，被人们熟知、使用，其影响力不可小觑。

三、影视作品使用地域性语言的缺点

在影视作品中使用地域语言也有劣势。首先，影视剧地域语言使用过多，其他地方的观众很可能听不懂，只有借助字幕来理解，使作品的视听效果大打折扣，如《武林外传》在台湾播出时很多台湾观众表示看不懂因而不好笑。如果这类作品重新进行配音，则会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城乡统筹轻喜剧《挪个地方要得不》在重庆卫视黄金时段播出时就是因为南方方言比例过多，影响了全国观众的观影效果，该剧不得不出资数十万元，两度对电视剧的配音进行调整，严重浪费了资源。其次，地域性语言可能导致作品流传不广，失掉全国市场。比如早些年的四川方言剧《傻儿师长》，如果脱离了特殊的语境，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只限在某个区域得到热播，从而失掉了广泛的市场。最后，方言剧的盛行会影响汉语普通话的推广，妨碍了演职人员的追求和创作能力，演员很可能因为关注方言发音而影响了表演才能的发挥，所以在影视作品中使用地域语言也有一定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