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制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社会管制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管理形式雷同性强是社会失范的突出症结之一，也称作“形式主义”。社会管理失范促生了呆板的档案管理形式，严重降低了档案的内在价值。现阶段，信息互动频率逐渐增加，单位之间的信息互补性进一步加强，因此，档案管理方案和管理模式范本就会流行于各个单位之间。会议和文件是管理的主要方式，无论是领导的言论，还是文件的内容都要求具有真实朴质的特点，严禁出现“套话”和“管腔”等形式主义的语言模式，然而受社会中形式主义的影响，领导演讲和文件中大多出现了缺乏实用性、创造性的观点，从而导致档案中出现重复记录的现象。比如在不同级别的文件中屡次出现“科学发展”、“人本主义精神”和“和谐团队”等方面的内容，极大地降低了档案的保存价值。档案管理方式也是提升档案价值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单位档案管理模式多是沿用社会上通用的管理模式进行管理，对增强单位竞争力无益，不利于企业的个性化发展。

1．2档案信息失真，可靠性降低

真实性体现了档案的基本价值，但由于受各种社会失范形式的影响，档案管理中出现明显的信息失真和浮夸现象。比如，在现代社会中，某些单位为了逃避税收，篡改经济数据；有些行政领导为了减少自身责任，少报或者隐报管辖内的安全责任事故或者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从而致使档案记录缺乏真实性，不利于国家及时做出指导政策。为了局部利益而背离客观事实的做法较为常见，是形成管理失范现象的根源之一，客观的社会实践记录才是确保档案生命力的源泉。档案失真包括两个方面，即记录内容失真和管理过程失真，后者是前者的保障。内容失真主要是指档案记录没有真实反映社会实践过程和实践情况，以造假和虚构出的文字或者数字记录活动情形，无实质性的档案价值。管理过程失真，是为达到某种不正当的目的，而将真实的记录进行销毁或者更改，弱化档案的原有属性，不能真实地反映不规范的实践过程。

1．3档案内容缺失，完整性差

在现实的社会活动中，管理理性程度较弱，严重影响了档案管理内容的完整性。社会失范易导致人们做出一系列的不规范行为，比如，在会议上，某些单位领导为了推脱自身责任，而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作为处理意见，或者谈话时避重就轻，甚至要求相关记录人员对自己的发言不予记录。在这种情况下，档案内容缺失较大，一些重大事项的处理决策和方案没有得到及时、完整的记录，或者方式较为含糊，不能为日后提供的参考依据。在社会管理缺失的环境下，各级领导对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普遍降低，因此，不利于日后成绩的发展。受管理缺失的影响，由于各种背景因素的影响，档案记录长期处于一种片面的记录状态，若不加以制止，不但降低了档案价值，而且容易造成档案管理短板，人们对档案完整性的追求也会逐渐消退，对社会的长远发展及其不利。

2提升档案价值的方法

2．1优化管理内容，改变虚假的记录习惯

在不同的社会中，档案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的档案是密闭的、独有的，档案中的技术和经验可以成为企业对外竞争的优势，也容易导致企业陷入孤独的境况。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信息公开程度逐渐加深，档案内容日益透明化，单位之间的信息互动越来越多，并在相互借鉴中取得共同进步。如何使公共的档案管理经验成为单位特有的竞争性力，必须结合单位实际情况，对档案管理办法进行革新。比如，对于单位内外部的技术文件、重大过失的处理方法进行收录，并进行长期保存，然而，档案的保存期限并不是越长越好，对于价值较为一般的档案通过鉴定文献类型，设定保存期限，同时按照国家相关档案保存管理条例，定期评定档案的价值，及时更新和消除“过期”文件。

2．2建立档案管理体制，灵活创建管理机构

开展档案工作，必须要有相应的组织机构保障，专门的档案管理部门也是提高档案价值的重要途径。一般情况下，档案管理组织形式分为以下两种，即集中式和分散式，档案管理形式必须与企业的发展情况相对应。目前，管理体制均有了很大的转变，从单位的发展趋势来看，一方面，单位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朝着团队化组织方向发展，企业档案的管理权逐渐公开化，单位领导需要进行统一设定设置专业的管辖部门，强调档案管理的独立性。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单位采取单位总部档案管理和项目管理档案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即单位内部设立自上而下的档案管理机构体系，任命总部的管理人员为档案部门主管，各项目的档案管理员为部门成员，进行综合管理。

2．3创新档案管理方法，吸收时代元素

档案管理方法关系到信息的有效收集量和保存价值的大小，单位应不断更新档案管理观念，及时吸纳优秀的管理方法。传统的档案管理方法已经成形若干个范式，并在相应的时期促进了单位的发展。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前进，信息化逐渐成为当今的发展趋势，又创造出更多的档案实体形式，为了更好地开展实体档案和电子档案工作，人们进行了多次尝试，但管理效果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要向同时做好不同类型的档案管理工作，管理人员应根据不同的档案种类，确定相应的档案管理方法。比如，对于数量较大的、使用频率高的档案，使用胶片或者磁盘的形式进行存储，对于数据原始档案，通过建立数据库进行存储，对于机密性较强的档案则可利用以上两种方法进行储存。

篇（2）

社会实践是一个艰辛复杂的过程，从最初的筹划、实施到最后的完成和总结会耗费大量的人力，需要较长的时间。当前有许多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存在盲目性和从众心理，仅仅凭着一股热情出发，没有做好充足的思想和心理准备，不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有可能会半途而废，一无所获。除此之外，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思想齐头并进却又良莠不齐，如果大学生在参与实践的过程中没有科学正确的理想信念做指导，在实践中就很容易受到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的影响，这样一来社会实践不仅会失去意义，更不利于大学生树立健康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高校教育的职责是要将当代大学生培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后继力量，要想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主旨贯穿融入到社会实践中，使之成为我们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不仅能让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真正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而且能够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的形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实现大学生自觉主动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价值理念作为指导自身行为准则的教育效果。

2、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实践的实施环节

社会实践活动是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外化途径，也是价值认知、认同的根本途径，对大学生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基础性作用⑤。因此，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社会实践的实施环节是大学生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和关键步骤，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带动、宣传作用。十报告通过“三个倡导”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凝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崇尚的基本价值取向。我们所主张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实践的实施环节，就是将十报告中的“三个倡导”与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以“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奋斗目标；以“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为思想基础；以“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自身行为准则。充分发挥社会实践中实施环节的重要作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具有更强的实践性，更易于被当代大学生理解、接受并内化成为自身的价值信念，更好的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

3、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实践的总结环节

我们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社会实践的实施环节的同时，不应忽视实践的总结环节，只有通过对社会实践活动的成果进行总结、提炼，才能更好的发挥社会实践的效果。首先，在社会实践的总结中，大学生应该认真总结在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中的所思所想，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性、科学性和指导性。通过这一思想总结的过程，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将由浅层的、表面的、感性的认识上升为深刻的、内部的、理性的认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到自身的理想信念中，并通过行为活动实现这一价值观念的外化。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从社会实践的总结环节入手，通过总结，发现实践活动开展过程中的不足和亟待改进的方面，努力实现社会实践的优化。

二、社会实践在大学生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开展形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内容，具有极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对这一价值观的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认知及思想认同的层面，更重要的是将其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参与社会实践活动，领悟在实践中所学到的理论知识，从而实现知与行的有效转化和对接，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1、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是充分发挥和调动大学生积极性，将大学生所学知识和技能与广大农村现实相结合的社会实践活动，为高校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新的路径，有利于大学生在基层社会实践中了解基层，接受教育，增长才干。由于农业生产劳动的方式以及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特殊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普及在广大农村地区显得较为薄弱。结合这一实际情况，大学生在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开展的过程中，能够通过自身的感悟和创造，将已经内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内涵用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展现出来，更加有效地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基层的宣讲和传播。与此同时，在整个实践的过程中，大学生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会产生更深刻的理解和深入的思考，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与践行。因此高校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使大学生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讲者与践行者，同时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基层的传播与发展搭建了良好平台。

2、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

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是大学生出于自愿，基于关爱他人，服务社会的道义，从事公益事业的社会实践活动。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价值理念、目标导向方面都具有内在一致性。首先，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具有一致性。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的宗旨是“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强调的是个人对于他人、社会的贡献价值，宣扬为集体利益、志愿贡献的价值理念；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也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出发，倡导广大公民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国家、社会的进步发展担负起应尽的公民义务。此外，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导向也具有一致性。大学生参加志愿活动就是要在奉献和服务中形成正确的认知，树立理性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的则是加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通过价值观教育，培养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坚定理想信念，使大学生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与接班人。因此，高校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相结合，鼓励大学生积极投入到志愿服务活动中，在服务社会中宣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篇（3）

部分政府工作人员的贪欲和对公共权力的滥用，在创新社会管理上不可避免地形成诸多不应有的人为阻力。检察院可以采取以下三项措施来清除障碍:一是不断加大查办职务犯罪工作力度，将阻碍社会管理创新的腐败分子绳之以法，以清除隐匿于社会管理机体中的毒瘤。2011年以来某县检察院共立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56案81人，有效地遏制了职务犯罪的发生，为该县营造了一个清廉高效的发展环境。二是以执法办案中发现的问题为切入点，积极发挥检察建议在参与社会管理中的作用。2011年以来发出检察建议48件，对在履职中发现的一些部门管理漏洞认真分析，形成针对性、操作性强的检察建议，纳入有关部门的管理。三是对政府重大工程、重点项目、政府采购招投标等活动进行现场监督及跟踪巡访，从机制、制度、管理和监督等方面及时提出意见建议，并督促其整改落实。

2．防范处置因司法不公引发的突出社会矛盾

公平正义的失衡和司法人员道德的失范极易引起公众的不满，特别是在通信、网络技术发达的当今社会，因有关部门执法不公、不严而引起的事件更易受到人们关注和炒作，进而演变成。法律监督是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神圣职责，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期盼和需求。只有不断加大工作力度，才能杜绝因司法不公而引发的新的社会矛盾，整个社会的发展环境才能得到净化。

3．营造促进社会管理有序运行的良好治安环境

首先，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创造良好法治环境。2011年以来，某县检察院共批准和决定逮捕各类刑事犯罪案件177案252人，提起公诉354案470人，批捕、准确率均达100%;次之，认真落实检察环节各项综合治理措施，积极配合有关部门，重点抓好违法犯罪多发人群、网吧等重点人群、行业的管理，进一步健全社会治安防控网络。第三，积极开展法律宣传。通过赠送法制宣传资料、举办法制讲座、开展法律服务等多种形式进行普法宣传，不断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增强依法办事的自觉性，从而达到预防和减少犯罪发生的目的。

4．加强帮教管理感化挽救工作凝聚社会正能量

一是积极协调法院、司法、公安等部门，加强对被依法判处管制、宣告缓刑、暂予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裁定假释等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的矫正，积极参加社区矫正工作，对监外执行罪犯进行考察，及时发现纠正存在的问题。2011年以来，某县检察院将监外执行罪犯全部纳入微机管理，实现了对监外执行罪犯管理的系统化、规范化。二是积极参与青少年群体的教育保护工作，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理机制，成立未成年人犯罪专案组，强化案后回访帮教，跟踪未成年犯的改造情况及改造效果，以上法制课、成立帮教对子等形式，开展法制宣传进校园等活动，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三是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落实安置政策，帮助解决刑释解教人员就业、生活、家庭等方面的困难。

5．开展工作创新为促进社会管理增添动力

一是积极探索“检调对接”，对当事人有和解意愿、案件具备和解条件的，积极引导、促成当事人和解。同时，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执行和解、行政调解有效衔接，实现工作合力的最大集结。二是积极参与对网络虚拟社会的建设管理。安排专人开展日常检察动态与网络舆情监测，及时收集涉检舆情，快速发现网上有害信息，正确引导网上舆论，有效制止各种网上炒作等损害检察机关形象的公共事件发生。三是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机制，加强信息交流，畅通发现渠道，促进相关部门认真履职。

6．推动社会管理制度机制建设不断健全完善

结合检察机关在执法办案中发现的问题，特别是针对承担社会事务公共管理职能的政府部门发生的失职渎职犯罪案件，因社会事务公共管理部门管理问题引发的刑事犯罪案件等，定期提出关于完善社会管理制度的年度综合报告，促进社会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三年来，在县检察机关推动下，县政府及各部门共制订、完善有关社会管理制度23项、健全机制9项，增强了社会管理的针对性、实效性。

二、检察机关促进社会管理法治化亟待解决的问题

1．两法衔接缺乏有效支撑

实现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有效衔接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实践中，部分行政执法部门中仍存在有案不立、以罚代刑等问题，直接影响社会管理法治化推进，必须从制度层面给予大力支撑，建立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无逢衔接，加快建设信息共享平台，积极推进依法行政。

2．职能发挥缺乏统一整合

检察机关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涉及反贪、反渎、民行、预防、刑检、宣传等多项业务部门。但目前各业务部门在履行职责时缺乏有效沟通，难以形成整体合力，工作力度不强。如发送检察建议，就存在各部门各行其是，缺乏整体性、统一性考虑的问题。机关内部缺乏一个有效整合各项业务，统筹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的专业部门或机构。

3．办案效能未能充分发挥

虽然检察机关每年都要查处大批职务犯罪案件，但从近几年案件统计数字可以发现案件数量是呈上升趋势的。为什么案件会越查越多，排除党和国家对查办职务犯罪工作高度重视，不断加大打击力度等因素之外，查办案件所应有的警示、教育、预防等办案效果没有得到有效发挥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4．源头问题没能及时得以梳理

要善于把握促进社会管理的源头性、苗头性问题。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善于密切联系群众、与基层接触广泛的传统优势，对一些具有普遍性、区域性的社会管理问题深入研究、系统梳理，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益参考，从源头上促进党委政府重大公共政策不断完善，努力消除不稳定因素，减少不稳定事件的发生。

三、检察机关促进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基本途径

2013年1月，对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提出全力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过硬队伍建设的要求。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学习贯彻党的十精神和重要批示，必须更加注重法治在社会管理中的保障作用，更加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社会管理难题，提高社会管理创新水平。

1．提高认识，准确把握检察机关在社会管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检察工作与推进社会管理相辅相成，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检察工作也是社会管理工作。列宁曾经指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社会管理本源于政府职能，检察机关源于宪法的授权体现法律监督地位。检察机关在社会管理中的角色，就是正确履行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能，为社会管理提供充分司法保障。人民检察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立足点、切入点在于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既不能游离于社会管理工作之外，又不能越俎代庖于行政事务之中，主要是依据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定位充分发挥监督作用，以党的十精神和重要批示为统领，围绕法治中国建设这一崭新目标，以卓有成效的法律监督促进依法行政，为促进社会管理法治化服务。

2．立足源头，最大限度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价值参考

检察机关要紧紧围绕党委政府关于加强社会管理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积极参与到重点工作中去。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指导实践，以法治目光审视社会管理体系构建，通过法治方式促进管理创新。着眼服务社会建设大局，结合执法办案和履行各项检察职能，对普遍性、区域性的社会管理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向党委政府提出对策性建议，对重大建设项目及重大公共政策的调整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促进重大公共政策完善，从源头上减少不稳定因素的发生;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五进两服务大走访活动”等，广泛收集社情民意，及时发现倾向性苗头性的民生诉求，积极向党委和政府建言献策，协助党委和政府把住政策源头;在执法办案过程中，对于发现的社会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积极向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检察建议，完善内部制约监督，完善社会管理和服务。

3．严格履职，充分发挥执法办案促进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推动作用

检察机关要有效履行批捕、、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诉讼监督等职责，切实担负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者、捍卫者的重任。一是着力促进法治政府建设。健全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加快建设信息共享平台，及时监督纠正有案不立、以罚代刑等问题，积极推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查办案件的惩戒作用，严肃查办和积极预防国家工作人员在产业转型升级、公共资源出让、国有资产管理、城镇化建设等过程中，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促使公职人员依法履职、审慎用权;把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摆上更加突出位置，广泛进行预防宣传，营造廉政建设的良好氛围，促进行政权力依法规范行使。二是努力促进执法办案效果的最优化。以法律眼冷静观察社会事务，洞悉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利益与矛盾，消除矛盾双方的对立，尤其是要深查司法不公背后的腐败问题，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安宁。正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准确把握宽严适用的范围和标准，积极推进量刑建议、刑事和解、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等工作，减少社会对抗，维护社会稳定。

4．积极参与，大力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建设

一是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对社会矛盾和影响稳定的因素及时进行排查，提出处置突发事件的预案;二是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深入开展对重点地区的排查整治，对排查出来的黑恶势力、两抢一盗等犯罪案件，适时介入侦查，依法快捕快诉;三是突出治安防控体系建设，配合有关部门构建社区防控网、街面防控网、卡口防控网、内部单位防控网、农村防控网为主体的五大防控网络，建立快速反应机制，提高社会管理控制能力;四是加强对三类重点人群的教育管理，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的突出问题，提高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功能。

篇（4）

关于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投资者的心理比较复杂，一方面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有利于国有企业改革，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也有利于增强投资者的股东地位，但是另一方面，投资者担心一旦庞大的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证券市场无法及时消化，会造成股市价格的大幅度回落，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可是，从社会资源配置角度看，庞大的国有股、法人股不能变现流通，以至于长期沉淀，既不能有效地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也不利于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时调整国有资产结构，盘活和有效利用这些国有资产。

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不仅仅限于其所代表的国有资产不能盘活可能产生的直接经济损失，它还带来一系列十分不利的社会经济后果。当初开放证券市场，目的是配合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希图通过证券市场促进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走出困境，实现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然而，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的规定将上市公司股权分为国有股和法人股，占上市公司全部股份的将近70％，这部分股权是封闭的，由政府或上市公司主要发起人集中掌握，在上市公司中的地位不但不会被削弱，反而会因为送配股而增强。上市公司真正可以上市流通的普通股总额一般只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0％左右，且高度分散于广大股民之手，这部分股权高度大众化。上市公司的这一股本结构削弱甚至完全摧毁了股份制的法人治理优势，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监督制约机制与改制上市前没有实质性区别，因为在股东大会里，无论是实行累积选举法(即不给予多数股票所有者对结果的完全控制权)，还是实行直接选举法(即给予多数股票所有者完全控制权的“一股一票”，我国目前使用此法)，都不可能动摇国有股、法人股的优势地位。众多分散的小股民既因为各自股本太少而没有联合起来行使监督制约董事会和经理人员的积极性，也因为联合的组织成本、监督成本等交易费用过于昂贵而不可能联手与国有股法人股相抗衡。

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股份制流于形式，一些企业并未真正转换经营机制，因此不可能达到股份制改造的目的，不可能真正取得好的经营绩效，以至设立证券市场的初衷落空。一些企业通过股票上市，从广大股民那里筹集了一大笔资金，企业财务状况暂时好转，长期积累的问题暂时被掩盖，但随着这笔资金的耗尽，企业很快会重新陷入困境。

有一种观点认为，造成我国上市公司效益逐年滑坡趋势的原因是上市公司发行股票和上市流通时，过度包装，信息披露不真实。其实，纵然我国上市公司存在比较严重的过度包装问题，但是，一旦企业上市成功，就会无一例外地从股市上圈到大笔资金，即使原来企业效益和实力(比如财务状况)并不如公开披露出来的好，也会因为平白无故地突然得到这么一大笔不需要还本付息的资金而彻底好转。所以，只要企业上市成功，应该说，无论上市前有多么差，上市以后从财务和管理会计的角度看，起点应该算得上是一个相当好的企业的起点。如果企业能够好好利用从股市上募集到的巨额资金，借着改制上市的机会转变经营机制。踏踏实实加强经营管理，那么即使当初是包装上市的，效益也没有理由出现普遍滑坡的趋势。上市公司效益出现逐年滑坡的趋势，根本原因仍然是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公开发行股票和上市并没有丝毫改变企业的经营机制，并没有因为改制上市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只是单纯为了融资圈钱的需要。

实际上，绝大部分企业公开发行股票和上市流通，只是凭空虚设一部分所谓流通股公开发行上市，并不是将已经存在的一部分实质性资产出让给(哪怕是溢价出让给)广大股民，企业原来的实质性资产则通过包装折合成庞大的国有股、法人股保留在原来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手中，其中的虚增部分数额十分巨大。企业包装上市，提供虚假信息欺骗投资者本质上属于经济诈骗，是十分错误的行为，也可以说是违法犯罪行为，应该彻底予以纠正和惩处，不能因为上市的是国有企业，上市可能“有助于”国有企业脱贫解困就姑息养，破坏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但是，即使如此，倘若没有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的规定，国有股、法人股与现在的流通股享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那么，国有股、法人股股东或出资方代表也不至于置市场规律于不顾，将计划经济的东西披上股份制的外衣。如果国有股、法人股可流通，那么其持有者必然会积极追求证券市场溢价的好处，即使为了控股，也会改变行为方式，而不仅仅是僵硬地控制企业，这样就不得不遵从市场规律，否则就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投资者，股价得不到追捧。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国有股、法人股能够上市流通，在市场特性上与现在的流通股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么企业上市时的过度包装和虚假信息披露问题也会得到有效遏制，换句话说，正是因为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才产生或加剧了我国证券市场的过度包装、虚假信息披露和过度的投机炒作问题。如果国有股、法人股能够上市流通，就会使我国的证券市场保持合理的股票供给和需求关系，不至于供需过于失衡，股票价格过于偏离其价值，从而有利于从根本上防止股市的过度投机和泡沫，规范投资者行为。而且，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会大大增加证券市场的竞争性，如果过度包装，信息披露虚假，即使一时得逞，欺骗了投资者，但是，一旦败露，企业股票价格就会跌落下来，原来的国有股和法人股市场价值也回复到正常水平，甚至更低，从而使弄虚作假的企业遭到惩罚，其损失可能要大大高于从过度包装中一次性骗得的收益。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其市场价值也是虚拟的，当然也就不存在市场价值回落风险，企业及其主管部门根本就没有这种担忧。

吴敬琏等教授批评我国证券市场不规范，其实，问题的根源依然是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对这部分股票的管理只能继续使用计划经济的行政手段，而国有股、法人股又在证券市场上居于绝对优势地位，流通股的市场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也依附于国有股和法人股，所以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也只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以至出现我国目前这种用计划经济的行政控制手段来管理在市场经济各类要素市场中市场因素最为活跃的证券市场的怪现象，当然也就不能完全避免不当干预的不良后果，甚至出现政策市的“松紧”恶性循环。如果不是因为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股票供给和需求失衡，投资者对企业上市融资就不会是被动的接受者，企业上市融资时就不会不担心甚至撇开证券市场上可能存在的发行风险，而将主要精力放在争取监管部门的行政审批和上市额度上，不得不苦练内功，尽力提高自身价值。现在我国的股票发行制度虽然已经开始朝市场化方向发展，但是，只要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等待上市的企业和券商就有激励继续冒险，过度包装，披露虚假信息，上市成功以后得到的高收益足以填补包装中留下的缺陷，支撑一年以上的会计业绩。

在二级市场上，因为股票供需失衡，泡沫本来就很严重，对国家相关政策和管理层监管的松严变动自然会很敏感，政策市的状况也就不奇怪了，加上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法人治理结构无效，投资者不可能对企业经营真正产生影响，长期持有一个企业的股票风险很大，不得不以追求股票价格的短期溢价为主要目标，追逐收益最大化的机构投资者同样也不能免俗。相对于股票内在价值的变动而言，股票价格的短期波动对信息更为敏感。在获取和利用信息(特别是内部信息)方面，机构投资者和所谓的大户股民天然具有相对的优势，券商和上市公司都更愿意为他们服务，他们也更有能力获取和利用政策层面的信息。这样就形成了今天的二级市场混乱局面，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都十分显著，证券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为了生存和发展，也没有像原来设想的那样以中长期投资为主，发挥稳定证券市场的作用。

二、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客观需要

我国传统的社会保险制度是国家保险型制度，社会保险由国家和企业包下来。从1986年起开展了企业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基本的做法是实行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将“企业养老”过渡到“社会养老”。1995年“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改革思路被提出。1997年统一了企业和职工的缴费比例和个人账户规模，我国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框架初步建立起来。

一般论者，特别是证券业和部分研究社会保障制度的人士，在讨论我国养老金制度时，都认为我国对养老金实行的是现收现付制，并且对现收现付制大加挞伐。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历程可以看出，1997年以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实际并非单纯的现收现付制，而是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的混合形态，其中基础养老金部分属于现收现付模式，而个人账户部分则属于基金积累模式。在养老金给付构成中，基础养老金的收入替代率为20％，而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收入替代率为20％～30％，可见，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甚至有些稍微偏重基金积累模式。

之所以有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还存在很多缺陷，以至有些方面呈现出现收现付制的假象。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带有明显的制度转轨特征，当初设计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模式时，并没有对旧体制下的养老保险欠账采取专门措施，而是寄希望于暂时挪用个人账户的资金满足已经退休和即将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金支付需求。这就造成个人账户的“空账”现象，当我们谈到我国养老保险金收入和支出的平衡时，一般也没有将个人账户和基本养老金账户区分开来，而是笼统地说是收大于支还是支大于收，本质上是将个人账户和基本养老金账户混为一体，用个人账户的积累弥补基本养老账户的亏空，忽视了个人账户的基金积累性质，暂时掩盖了基本养老金账户的巨额赤字现状。

这种筹资模式符合我国社会保险(主要是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现实条件，有其合理性。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已经退休和即将退休的人来不及建立个人账户，甚至也没有积累起能够保证基本养老金发放所需的资金，这部分养老金给付只能由国家包下来，但是实践中国家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指望依靠现有的社会保险缴费，加上少量财政拨款加以解决。至于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则指望将来随着经济发展和时间推移，等到纳入养老保险制度中的“老人”养老金给付问题自然消失，再腾出力量充实个人账户，实际就是想利用代际之间的时间差来解决问题。但是，这种改革思路和做法危机重重，很难实现，而且负面影响很大。

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基本养老保险金和个人账户养老保险金的筹集和给付彻底分开，真正做到专户管理，不要相互挪用，个人账户养老保险金应该真正积累起来，保值增值。可是，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妥善解决养老保险金的欠账问题(或者说是养老保险制度中“老人”的全部养老保险金筹措问题，以及“中人”的部分养老保险金筹措问题)，放弃动用个人账户养老金的错误做法。依靠财政拨款解决养老金欠账问题不太现实，财政不可能有那么多资金，而且因此而增加财政收入同样是增加在职人员的负担，在性质上与挪用个人账户养老金没有什么区别。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动用存量国有资产。我国存量国有资产超过9万亿元，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盘活。从社会保险金对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的要求出发，从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和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出发，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将所得充实社会养老保险金，特别是满足应该由国家包下来的“老人”养老保险金需求，以及“中人”养老保险金中应该由国家承担的部分对资金的需求，是十分必要和可行的。

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所需资金既主要应由国家负担，同时又不能依靠国家财政，那么资金来源只能是庞大的存量国有资产了。非经营性国有资本和非竞争性领域的国家投资积累要承担带有公共品性质的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职责，一般不能进行变现流通，适于变现的国有资本是国家在竞争性领域的大量投资积累。如果国有企业改革成功，则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会带有很强的保值增值能力，并且因此有条件具备比较强的流动性，很容易通过一部分国有资本变现筹集到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所需资金。即使只考虑由1000来家国有企业(只占国有企业的极小部分)改制而成的A股上市公司，其中不能流通的国有股、法人股目前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7．8％，如果将这一比重降低到51％，那么就有478亿股可以上市变现，以每股平均价格2．1元计算，则可筹集1003．8亿元资金，如果将这一比重进一步降低到30％，那么就有597．5亿股可以上市变现，以每股平均价格2元计算，则可筹资1195．32亿元，两者合计超过2000亿元，加上其他配套措施，基本可以满足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资金需要。

三、社会保险制度建设和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的结合模式

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解决社会保险金资金筹措问题应该和拓宽社会保险金投资渠道，解决社会保险金资金保值增值问题一并考虑。可以考虑将准备上市流通的国有股、法人股折股之后划入专门成立的社会保险基金，作为保险基金财产，然后委托给基金管理公司或券商经营，实现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和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具体的做法是逐年划拨一部分国有股、法人股进入专门的社会保险基金，成为社会保险基金的资产，这种特殊的社会保险基金的营运委托给基金管理公司，由基金管理公司选择合适的时机对基金持有的国有股、法人股进行变现流通，满足迫在眉睫的养老保险金给付需要，解决应该由国家负担的“老人”全部社会养老保险负担和“中人”的部分社会养老保险负担，并将挪用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填平补齐，解决个人账户空账问题。

至于国有股、法人股的价格和折算问题，考虑到我国证券市场不完善的实际，国有企业在改制上市的时候，往往有一定程度的包装，加上二级市场投机气氛比较重，存在一定的股市泡沫，完全按照二级市场上的价格划入社会保险基金和变现流通显然不合理，也会给证券市场带来太大的冲击。比较现实可行的办法是根据上市公司的每股净资产，再综合考虑市盈率因素，在每股净资产的基础上适当溢价，最后形成国有股、法人股划拨到社会保险基金时的划拨价格。当前我国股市市盈率平均在70倍左右，显然偏高，为了证券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划入社会保险基金的国有股、法人股应该虚设一个用以计价的市盈率，比如10倍以内，最高不能超过该支股票上市时的发行市盈率。这样，国有股、法人股的划拨价格就等于每股净资产乘以虚设的市盈率。

这样确定的价格与二级市场上的现行价格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会诱使社会保险基金托管人和受托的证券经营机构急于将基金持有的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对证券市场造成太大冲击。为了防止这种可能的市场风险，可以在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的步骤上定出严格的时间表，并且在证券市场逐步规范的同时，对划拨到社会保险基金的国有股、法人股进行折股处理。比如按照划拨价格与证券市场现行股价的百分比对国有股、法人股进行折股计算。当然，这只是一个思路，实际怎样折股，需要考虑很多因素，特别是要在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和证券市场稳定发展之间取得平衡。为了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维护养老保险金领取者的利益，完全以市盈率很高的二级市场现行价格为基数折股可能就不合适，也许需要稍稍缩小这个基数。这种价格确定方法应该说是经得起我国证券市场未来发展考验的。如果完全按照部分人的设想，给国有股、法人股定价特别低，比如不到流通股价的1／10，不但有违公道，管理层难以接受，而且不利于尽快筹集养老保险金，对证券市场未来发展也不利；如果完全按照另外一部分人的主张，国有股、法人股与流通股同股同价，既会严重打击股市，又不具备现实可行性。

国有股、法人股划拨社会保险基金的流量和时间的选择，可以一次性划拨完成，也可以根据养老保险金给付需要分期分批划拨，从筹集资金，解决养老保险历史欠账角度看并无太大的区别，可是，从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和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角度出发，分期分批划拨可能就不如一次性或较快地完成全部划拨工作好。因为国有股、法人股一旦划拨到由专业人士管理的社会保险基金，虽然一时没有上市流通，也十分有利于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多元化，有利于国有企业尽快建立起规范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改变目前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流于形式的弊端，推动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成功。

社会上还有一种先变现后划拨的方案，即直接变现方案。这种方案主张直接将国有股、法人股在证券二级市场上变现，所得资金补充养老保险金。与我们这里设计的方案相比，虽然这种方案也考虑通过逐步分批上市来减缓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对证券市场的冲击，但是，相比之下对证券市场的冲击仍然要大一些，而且，这种方案也没有充分考虑利用证券市场实现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因而付出的代价要高一些，需要更多的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才能满足社会保险的需要。

我们的方案并不仅仅局限于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而是与整个社会保险体制改革和完善连在一起，并且通盘考虑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在初步解决了养老保险历史欠账以后，就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着手解决个人账户养老保险金的空账问题和保值增值问题。现有的养老金领取者资金给付以10年期计算，由国有股、法人股组成的特殊的社会保险基金可以分10年从容地完成国有股、法人股的变现流通和养老保险资金筹措任务。在这10年期间，这种特殊的社会保险基金所持有的国有股、法人股数量逐年减少，直至基本消失，即使最后仍然持有一部分股票资产，那也纯粹是为了基金保值增值的需要实施的正常的资产组合策略的结果，已经与特殊的国有股、法人股减持没有关系了。在进行国有股、法人股变现的同时，可以考虑为个人账户养老保险提取一部分资金，归还原来的挪用亏空，解决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基金的空账问题，然后进一步将原本是为了解决养老保险历史欠账和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而成立的特殊的社会保险基金转变为专门为个人账户保险基金服务的养老保险基金。利用证券市场实现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为将来的退休人员(即现在的社会保险体制中的所谓“新人”)分享社会经济发展好处创造条件。

对于养老保险金进人证券市场，目前社会上存在若干十分流行的错误看法。为了论证养老保险金进入证券市场的必要性，有的人提出养老保险金入市不但可以实现保值增值，而且可以利用证券市场筹资，即通过在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运作解决社会保险金的历史欠账问题。这种想法是根本行不通的。我国证券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很不完善，系统性风险很大，容量也有限，根本无力满足庞大的社会保险金的筹资需求，将养老保险负担转嫁给股民也不公平。每年抽出大笔资金满足养老金给付需要也是不现实的，即使将来我国证券市场比较成熟了，也只能作为基金积累式的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场所。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是依靠证券市场为社会保险事业筹资的。我国养老保险中属于现收现付性质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部分如果走上健康发展轨道，本来就不应该有太多的结余资金，否则就失去了现收现付性质，增加企业和职工个人的缴费负担，而且，即使有少量资金结余，也应该以安全性和流动性都十分强的现金、银行存款和国库券形式持有，以满足基本养老保险金的给付需要。真正能够投入证券市场的只有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基金，因为它属于基金积累式的，而且资金筹集与给付之间存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差，不但有条件进行各种投资组合，客观上也需要保值增值，但是现在个人账户养老保险金处于空账状态，严格地说养老保险是没有多余资金进入证券市场的。

当然，一旦解决了社会保障资金的历史欠账问题和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个人养老保险基金真正积累起来，那么个人养老保险基金将十分庞大，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人口与劳动力状况，恐怕要形成能够与银行存款和证券市场资金相提并论的第三股资金力量。那时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对证券市场发展的影响也会十分显著。解决社会保险金保值增值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实现社会保险金的商业化运营，其中社会保险金进入证券市场是重要内容。目前在社会保险金积累比较少，证券市场不规范的情况下，社会保险金进入证券市场应以间接方式为主，可以考虑允许社会保险金以一定比例投资封闭式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将来也可以允许社会保险金以一定比例投资风险投资基金等产业投资基金，甚至少量进入房地产市场。随着社会保险金的积累，特别是个人账户养老保险金的充实和积累，需要成立专门的社会保险基金。从效率角度考虑，没有必要专门成立新的针对社会保险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社会保险金进入证券市场应该以委托给专业基金管理公司为主，投资实物资产应该以委托给证券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经营为主。

在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解决社会保险金资金筹措问题上，也可以首先借助国有投资公司的力量，在通盘解决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问题的大背景下考虑养老保险金的筹措问题。国有股、法人股规模十分庞大，除了满足社会保险金筹资需要之外可能仍然绰绰有余。将国有股、法人股交由国有投资公司经营，由国有投资公司选择受托的证券经营机构进行国有股、法人股的变现流通，未尝不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四、结论性评论

篇（5）

尽管中西方学者对政治资源的概念有不同的表述，[⑤]但就其内涵和外延而言并无实质性的不同，即都认为政治资源本质上是政治行为主体实现政治利益的工具，是政治系统正常运行的基础。道理很简单，由于利益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只有在社会中借助一定的工具才能实现。政治资源的手段性和“可用于影响他人行为”的潜力，使政治资源天然地成为人们获取政治利益的工具，也成为政治系统维持的基础。

政治资源作为一种工具，本身没有价值倾向。但是政治资源存在一定的目的指向，当它被政治行为主体运用于不同的政治目的时，就具备了不同的价值倾向。政治资源的价值倾向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因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需求的内容和性质不同，政治资源所涵盖的内容不同，政治行为主体的目的指向也不同。就我国现阶段而言，政治资源的主导价值必须与“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一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诉求相契合，其前提和基础是政治资源的公平配置，而政治资源配置的公平程度取决于政治资源配置的机制，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配置体系。

恩格斯指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2]

政府配置体系[⑥]的核心结构是权力结构，其主要方面是中央和地方关系。我国是单一制中央集权制国家。“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宪法确定两个原则，一是确保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坚持地方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二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3]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同的经济背景下，这两个原则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存在着差异，决定了政治资源配置的内容和方式也存在不同。

计划经济体制下强调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政治资源配置几乎完全依赖于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这一时期，中央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将全国的资源集中于中央，由中央制定全国统一的计划以决定资源的配置，然后以指标的形式按部门、按地区加以分解，用指令方式层层下达到基层，由基层政府执行。地方政府没有政治资源配置权，掌握的政治资源也十分有限，仅仅满足于实现中央政府的指令。同时，由于国家的工业化战略，一是在政治资源的获取方面，政府从农村汲取资源用于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资源由农村不断流向城市；二是在政治资源的配置上，实行城市和乡村两种体制。比如，在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下，城镇逐步建立了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三位一体”的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在农村地区社会保障体系仍很薄弱甚至是空白。体制的障碍使政治资源的配置更加不公平，造成了城乡差距，这是政治资源不公平配置的第一个方面。由于发展的锁定效应，[⑦]这一差距不但没有弥合而且日益扩大。

****以后，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强调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一时期的分权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分权有着本质的不同，它不仅仅是行政性分权，而且更是经济性分权。”[4]地方政府获得极大的经济管理权，也获得了发展地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相对独立的自。由此，地方政府掌握的政治资源不断增加，政治资源的配置权限也日益扩张，政治资源的配置方式逐渐由中央集聚统一分配式向地方自主裁量扩散式转变。而且由于政治利益的驱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欲望日趋强烈，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竞争不断加剧，地方政府拥有的政治资源及配置权限远远超过了与其权责配置相一致的限度。中央政府的财力下降，宏观调控职能无法发挥，而且又缺乏对地方政府有效监管机制，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逐步失衡，影响了政治资源配置的公平。

1992年实行市场经济之后，特别是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又出现了新的格局。分税制逐步提高了中央级财政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明确了稳定的事权范围和税收体系，中央重新集聚政治资源。这一次政治资源的集聚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因为80年代鼓励地方政府之间经济竞争的做法以惯性在延续。由于改革理念[⑧]和政策倾斜[⑨]的影响，政治资源、发展机会不断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而且由于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政治资源配置的区域差距不断扩大。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自利性造成了其在追求社会公平时制度创新动力不足，这引起了政治资源的不公平配置。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了实现政府目标而为本地企业争利。”[5]这形成了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分利联盟，市场体制中的政治资源更多的流向地方政府和受地方政府庇护的企业。在政府配置体系的主导下，政治资源配置的不公平又呈现出两个方面：一是政治资源配置的区域差距日益扩大；二是财富向政府及其庇护的企业集中，表现为政府财政收入和公司盈利的超常增长和弱势群体的不断扩大，导致贫富差距日益拉大。

英国经济学家博兰尼指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镶嵌在中央和地方层级权力结构中的。[⑩]因此，市场经济在政治资源配置中的协调作用受政府、政策、体制的约束。市场经济的兴起和个人产权的确立，培育了独立的经济主体，增强了人民的权利意识；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规律，完善了市场竞争程序，使竞争意识深入人心，市场在政治资源配置中的协调作用逐渐显现。

“中国公民社会正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而迅速崛起，并且对中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6]社会配置体系可以约束政治资源的不公平配置，这要求将权力逐步下放给社会[11]，把权利真正赋予给人民。政治资源的不公平配置直接受害者是公民，公民有强烈的公平诉求，因此政治资源的公平配置需要以公民为主体的社会约束。但是，目前公民权利无法有效保障，群众缺乏控制政府的有效手段；公民社会刚刚兴起，民间组织的力量弱小分散、发展很不平衡，无力对政治资源的不公平配置产生有效的约束。

上述可见，以政府为主导的政治资源配置体系，缺乏市场体系的协调和社会体系的约束，政治资源的不公平配置日益强烈，主要呈现三种趋势：农村日益贫困，城乡差距不断扩大；资本向东部地区集聚，区域差距不断扩大；财富逐渐向少部分人集中，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二、政治资源的不公平配置导致社会的断裂

政治资源的不公平配置造成了社会中的三大差距。这三大差距同时存在，交互作用，形成一种破坏力导致了社会的断裂。[12]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城乡差距不断扩大造成了城市与乡村的断裂

我国正在有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够顺利实现这种转变，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从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如果不能够顺利的实现这种转变，也将不会继续保持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而会形成一个断裂社会。”[7]城市与乡村的断裂主要表现在生产与价值两个方面。

1、从生产角度而言，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不断降低，城市对农村的依赖程度日益减弱。在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的农业小规模经营无法适应产业化生产，低下的生产力和落后的家庭经营只能维持简单的生产循环，农民无法从农业生产中获利。如果计算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付出的机会成本，再考虑农业物资（比如化肥、农药）价格的影响，农民投入的生产成本大于甚至远远大于其生产收益。于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大量土地抛荒。在城市，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市开发、厂区建设等不断蚕食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空间：主要是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计划经济时期，城市需要农村的粮食和资本用于工业建设和和城市发展，农业承担着工业发展资本积累的任务，农业生产及农业社会对整个国民经济有着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时期，城市只需要农业有限的土地和廉价的劳动力，大量耕地变成了工业用地、大量农民变成了农民工，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遭到破坏，农民日益边缘化。

（2）就价值而言，进城务工的农民无法获得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不被城市社会所接纳。工业化过程往往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但是由于我国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往往带有很多规定性的限制，比如须持有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迁证明、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等。改革开放后，允许农村居民进城务工或经商，但农村居民仍然没有在城市定居的权利，只是实行暂住证制度。暂住证制度在弱化城乡间壁垒的同时，也强化了城市与农村户口之间的隔离。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一些城市和地区（比如云南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差别，统称“居民户”，但这只是从形式上试图缓解城乡之间的断裂。就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方面来看，城乡断裂不断加剧。从称谓来看，进城务工农民被称为“农民工”。“农民”代表的不是一种职业的差别，而是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差别。进城务工的农民不但被排斥在主流劳动力市场之外，而且被排斥在城市的日常生活之外。他们的权利得不到制度的保障，身份得不到社会的认同，价值得不到城市的承认。他们虽然工作在城市，生活在城市，但始终游离在城市之外。

（二）区域差距不断扩大造成了东部与中西部的断裂

（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总量和经济实力大幅度提高；但同时区域发展差距却出现了日益扩大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GDP总量和人均GDP分化加大，二是三次产业结构变化较大，三是可支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8]这种不平衡的区域发展趋势在相互的交流与合作中表现出经济发展特性的分离。由于经济发展的锁定效应，在市场空间二元结构中，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出现乘数式扩张，中西部地区在经济格局中却处于被动和依附状态，很难摆脱落后局面。如果这一状况始终得不到改观，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会出现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断裂[13]。

在经济发展层面，东部和中西部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出现削弱的倾向。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改革理念和政策倾斜，政治资源配置倾向于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当时开放程度的限制，国家为了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需要集中资本和资源用于区位环境和基础条件更好的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积极支持国家的发展战略，在资本和资源集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中西部的支持，就没有东部的优先发展。但是随着开放程度的提高和市场化的推进，而且由于出口导向性战略和东部巨大的市场潜能的影响，东部地区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和投资流入量逐年提高，在资金、生产、流通等各环节东部地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愈加密切。“由于西部地区市场落后，投入要素更加稀缺，更加稀缺的投入要素与经济增长收缩机制粘合在一起，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就会出现乘数式收缩。”[9]不但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不断扩大，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也逐渐减弱，出现了断裂的倾向。

就社会发展层面来讲，这是经济发展区域差距的结果，主要表现在可支配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据国家统计局资料，1992年，东部地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中西部地区高30%；到2004年，已经比其他地区高出40%。[10]可支配收入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进而影响人们的社会满意度和社会认同感。区域差距过于悬殊影响中西部地区人们的满意度，同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却由于居住地不同而无法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他们的社会认同感会逐渐减弱，直接或间接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

（四）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造成了社会各阶层间的断裂

社会学上通常采用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拥有量指标来进行社会的阶级阶层划分。[11]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和文化资源都可以用来谋求政治利益，因此，它们本质上可以看作是政治资源的不同形态。也就是说政治资源的拥有量是社会阶层划分的标准。依据这一标准，划分出了我国社会的十大阶层[12]。这十大阶层在劳动分工、权力等级、生产关系和制度分隔中处于不同的位置，影响了他们政治资源的拥有情况。

政治资源的拥有量决定了人们获取政治利益（权力和权利）的能力，获取政治利益的能力又影响人们获取经济利益的水平，获取经济利益的水平造成了人们个人收入的差别，个人收入的差别不断扩大出现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贫富悬殊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的能力上失衡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各阶层政治权利的失衡，也就是政治资源配置的不平等。

政治资源配置的不平等一般分为累积性不平等和弥散性不平等。根据罗伯特·达尔的论述：累积性不平等更多的出现在农业社会，但是“随着收入和大众消费的持续提高，技术、识字、教育、富裕和大众传播也进一步扩散”，农业社会逐步向工业社会过渡，“它们成了较少累积性、更为弥散性的了”。[14]而我国的情况却与此不符。改革开放初，我国政治资源配置呈现弥散性不平等的趋势，进入90年代特别是推行市场经济以来，弥散性不平等的趋势逐渐减弱，累积性不平等却日益强化，呈现“较少弥散性，更为累积性”的特征。

改革开放初，在体制转型的推动下政治资源不断扩散，农民有了土地的使用权、公民有了自由经商的权利、基层政府和企业获得了更多的经营自和可供支配的资源。社会的各部分虽然拥有的政治资源的性质不同，但是都可以利用自己拥有的政治资源为自己谋求相应的利益，政治资源配置呈现出弥散性不平等。进入90年代特别是推行市场经济以来，弥散性不平等的趋势逐渐减弱，累积性不平等却日益强化。阶层的分化造成了贫富差距，权利的失衡加剧了政治资源配置中的累积性不平等。如农民虽然拥有相应的法定政治资源（权利），但是由于自身的贫困和保障制度的缺失或执行中的梗阻，他们无能力或无机会享有法定的政治资源（权利）。这更加剧了他们的贫困。而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使政治资源配置更趋向不公平，农民更无能力保护自己的权利，导致恶性循环。

我国政治资源配置呈现“较少弥散性，更为累积性”特征。“更为累积性”使得社会上拥有重要政治资源的个人或阶层，拥有更多的其他资源，即“强者愈强”。比如拥有权力和资本的个人或阶层比其他个人或阶层更容易获得社会荣誉和社会尊重。“较少弥散性”使得拥有其他资源的个人或阶层，依赖自己拥有的资源获取社会上重要资源的机会越来越少、难度越来越大，即“弱者愈弱”。比如现代的大学生虽然拥有知识资源，利用这一资源获取工作机会的难度却越来越大。据社科院2008年社会蓝皮书报道：去年500多万大学毕业生，约有100万未顺利实现就业。[15]我国政治资源配置的“较少弥散性，更为累积性”特征使得“强者更强，弱者更弱”，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紧张度不断提高，社会各阶层间断裂趋势不断加剧。

当代中国社会的断裂已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成为现实。这不仅体现在客观的经济社会地位方面，同时也逐步显现在价值文化态度方面。这种内化于心的社会不公平意识，会造成社会的疏离感加强、社会预期值下降、社会群体的自我认同感减弱，这会激化各阶层的冲突倾向和冲突意识。根据有关学者的调查显示，“当前大多数中国人（大约2/3）都具有阶层利益冲突意识。”[13]目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变迁，整个社会出现了剧烈、持续、深刻的分化，表现为社会异质性的增加、社会不平等程度扩大和不和谐因素的增长。”[14]社会的断裂既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原因，也是社会结构变迁的表现。

三、政治资源的公平配置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

政治资源的不公平配置导致了社会的断裂，社会断裂的倾向和由此产生的不断增强的社会冲突意识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逻辑起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从这一个因果链条中，可以发现：政治资源的不公平配置是引起社会不和谐的根源性原因。因此，如何实现政治资源的公平配置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政治资源如何配置又取决于由政府、市场和社会构成的政治资源配置体系。因此应在明确政府、市场和社会在政治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构建由“市场体制、服务政府和公民社会”组成的三位一体的政治资源公平配置体系。

（一）政治资源公平配置体系之市场体制

所谓市场体制，就是“不通过中央指令而凭借交易方式中的相互作用，以对人的行为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协调的一种制度。”[15]市场体制是约束人的行为、实现社会协调的一种方法，也是政治资源公平配置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市场体制具有保持稳定和实现合作的重要作用。

1、保持社会稳定

稳定的社会秩序是政治资源公平配置的前提，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外部环境。（1）经济发展为政治资源的公平配置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建立，推动了经济的建设，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力，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物质财富。“物质财富是政治资源的根本。”[16]物质财富不断增加，人民的收入不断增长，一方面为政治资源的公平配置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一方面减少了社会摩擦、缓解了社会冲突，维护了稳定的社会秩序。

（2）市场体制的交易规则限制了人们需求的限度。资源是稀缺的，但人的需求却是不断增长的。任何阶层，任何组织，只要有机会，都有垄断政治资源的倾向。因为资源是稀缺的，一个阶层想垄断政治资源，都必须损害其它阶层的利益。如果损害的程度超过了其承受限度，必然会引起矛盾，导致社会不和谐。市场体制通过人们提供有价值的商品而能获得的货币总和，限制个人或阶层的需求限度。也就是说市场体制实行的等价交换规则限定：一旦达到了货币拥有量的上限，每个人只好确定自己具体的需要。即每个人的货币支付水平决定了其需求的层次。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人们依靠冲突、暴力等手段来满足需求。

2、实现社会合作

为了认识市场体制的社会合作功能，需要考察人的行为。人们的行为是为了实现自身需要的满足，但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人们生产能力和生产工具的制约，人不能单独进行生产，而必须与他人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在这种联系与关系中实现合作生产。市场体制就是“这种联系与关系”的一种形式。市场体制中每一个参与者通过合作与其他成千上万的人发生联系，“市场体制将合作的细枝末节都组织起来了，将成千上万的任务准确的传达到每一个具体角色”。[17]

市场体制组织了合作，但它不是为了实现合作而存在的。市场体制服务于每一个参与者的各种各样的目的，每一个参与者之间的合作都带有自我满足的动力基因和目的指向。单靠市场体制无法实现合作中的公平，“所有被提到的合作，都需要有大量来自政府的帮助。”[18]政府不但在实现社会合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它在政治资源公平配置体系中也居于主导地位。

（二）政治资源公平配置体系之服务政府

1、服务政府

服务政府不同于一般的行政型或管理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服务责任的政府。”[19]服务政府需要市场的协调和社会的合作，以公民为中心，建设职能有限的责任政府。

服务政府是公民政府。服务政府以公民为中心，向公民负责。这就要求服务政府成为公共利益的鲜明代表，不分阶层团体、身份地位，为市场体制和公民社会的全体参与者提供一视同仁的服务；努力实现社会公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注重关怀弱势群体；努力实现依法行政、科学决策，通过合法的程序和科学的手段，为全社会提供公平性、制度性和可持续性的公共服务。

服务政府是责任政府。责任政府包含个体、集体和制度三个层次。[16]个体意义上的责任，就是要求领导者必须有行为准则，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集体意义上的责任，就是在明确角色的基础上，让政府官员和（或）政府组织权责一致；同时，政府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受制度安排的影响。

服务政府是职能有限政府。服务政府职能的范围取决于市场体制和公民社会的需要。在我国，市场体制的需要是指弥补市场自身固有缺陷和由于市场发育不完善而出现的功能缺陷；公民社会的需要是指人们对社会的渴求和建设公民社会良好制度环境的需要。同时，政府能力也是制约服务政府职能的范围的重要因素。

2、服务政府是实现政治资源公平配置的主体，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

（1）服务政府在政治资源公平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服务政府要求以公共服务为主旨重构中央和地方关系，实现政治资源配置格局的公平化。服务政府要求以公共产品提供为重点完善财政体制，合理划分财权、事权，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实现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财权与公共服务职责相对称、财力与公共支出相对称。这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行政管理的方法、方式上进行改革，通过职能转变和制度创新，实现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2）服务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服务政府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是由政府职能决定的。政府职能是指“政府作为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在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所应履行的职责及其所应起的作用。”政府的职能不仅仅包括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还包括社会职能，即文化教育职能、社会服务和保障职能。[20]政府在维护政治统治、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应该加强社会的建设与管理，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推动社会健康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这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政府既是政治资源配置的主体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这种双重身份，有利于政府协调政治资源的配置与和谐社会构建之间的关系，实现政治资源的公平配置，完善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政治资源公平配置体系之公民社会

市场体制和服务政府都是政治资源配置体系的组成部分。市场体制立于个人需求的满足和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它无法避免市场的垄断、无法有效提供公共产品、无法有效约束个人的极端自私行为，出现市场失灵；服务政府拥有公共权力，权力具有无限扩张的特性，如果公共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会出现不合理增长及一定程度的失控，导致政府失效。为了避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政治资源的公平配置体系还需要公民社会的有效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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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影响下文学创作漏洞

文学创作有自己的标准。在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影响下,当代文学创作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内容和形式上更加丰富,但是部分文学创作却是不尽人意的,具体原因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作家精神价值追求的冷漠和责任感的缺失

作家的创作动力不够,没有积极进取的意识。体制带来的影响虽说是外在因素,但是在这种体制下,作家的思想认识和价值取向却是作家自身的因素。创作的作品多数存在着类型化的趋向。与此•58•同时,作家不再关注社会民生和生活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精神资源的匮乏和社会价值观念的贫瘠。

(二)大众文化时代对作家创作的价值取向的影响

随着大众文化的盛行,人文理性和技术理性显示出越来越多的冲突。当代作家面临文学创作最大的迷茫和抉择。作家自身创作素材的匮乏、创作过程的迟缓和市场需求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和不平衡。在追名逐利的过程中,逐渐失去创作的初衷,部分作家为了迎合市场而放弃了自身文学创作的信念。

(三)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作家文学创作能力的弱化

文学是有魅力的艺术。文学创作应该具有一定的高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应该把文学的高度和魅力展示给读者,而计算机语言的智能构词法,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作家对文字的推敲和有效使用。作家过分依赖程序化的语言,从而放弃了对文字语言使用的主动性。

三、多元化社会价值观下网络文学与当代文学创作的关系

(一)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下的网络文学现状

网络传播的兴起,使当代文学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网络传播的条件下,文学创作者与读者接触更亲密,沟通更频繁,而这正是网络传播对当代文学创作的最重要影响之一。网络文学作为当代文学创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网络文学的存在与传统的出版形式已经形成了彼此认可、合作互补的双赢局面。网络媒体的发展让网络文学有了新的市场。通过网络资源,人们在短时间内建立了大量的文学网站,网络期刊和各类文学论坛占据了读者们的视野。

(二)多元化下的网络文学是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充实和补充

在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网络文学应运而生。经济政策、管理方式的变化,还有不断进步的科技和更替速度得到大大提升的资讯设备。这些现象紧密地联系起来,最终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念走向多元化。人们开始有了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这些因素使得网络文学的考察视角变得丰富。网络文学的创作方式、存在形式和文学机制都呈现出新的价值趋向。不同的传播方式迎合了不同的文学特征,不同的文学特征则需要不同的传播方式。网络文学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还具体表现在作者文学创作欲望表达的扩张、题材与文体的拓展、文学形态的变化、文本创作与传播方式的变换等几个方面。

四、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下文学创作中写作理念和手法的发展方向

(一)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

倾听国家和人民的声音随着商品经济和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大众文学迅速崛起。中国当代文学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社会价值观念以及文化格局发生结构性的转变,社会结构呈现多样性。在多元化发展的社会大环境中,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孤立的,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扮演着一种角色。作家是一种职业,是一种社会行业。因此,作家要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要对社会负有责任。作家的文学创作虽是个体劳动,却不会是个体事业。因为,作家代表的是一个行业。作家的文学创作,不仅仅要满足于个人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应表达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关注和关心,反映社会价值观念,引导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要与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的需求相联系,融入到国家和社会生活中,要具有现实担当的作用,也要具有指导教育的意义。这样才能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尊重。随着我国综合竞争国力的迅速提高,各行各业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不仅人们生活幸福了,而且社会价值观念也多样化了。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都充满着文学创作的素材。这正是作家创作文学作品的黄金时期。在这种条件下,作家应该站到人民的立场,关心人民的生活,倾听人民的心声。这样,作家才能创作出反映时代,具有影响力的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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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08-0215-01

目前，文化馆在新形势的影响下已不能很好地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因此，为取得可持续发展，文化馆应清晰认识自身的文化责任、社会职能，并在日常工作实践中找寻二者的契合点，强化社会职能，通过扩大服务项目和服务对象来努力提升文化馆的服务水平。

一、文化馆承担的文化责任

文化馆具备较强的文化性质，理应承担社会文化责任，主要内容包括文化服务、传承、传播、教育及构建等责任。（1）文化馆必须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依托先进的文化确定出自身指导群众开展文化活动事业的服务责任，具体体现在信息利用、社会服务两方面，即为社会各方提供各项文化信息利用需求，发挥主导公益文化的重要作用，以提高群众的文化品位，提升全民文化素质;（2）文化馆是保护并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基地，这些宝贵遗产是真实的历史记忆，文化馆应履行文化传承责任，科学利用并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该项责任文化馆义不容辞;（3）文化馆是传播文化信息、普及大众科学知识的源头，应充分发挥传播文化资源的优势，挖掘文化馆的文化价值，并及时将社会需求的科普文化知识吸收，肩负文化传播责任并认真履行。四是文化馆是一个公益单位，承担着提高群众文化素质、广泛开展文化教育的责任，这是其他教育机构不能代替的。五是文化馆的存在就是一种文化景观，承担文化建构责任，体现人类的文化活动，从而构建一种普遍的社会化活动。

二、文化馆拥有的社会职能

文化馆主要拥有三大社会职能：（1）组织文化活动，具体包括积极参与政府举办的重大文化活动，以及自办活动、合作活动等。文化馆组织开展的日常文化活动主要是文化娱乐活动，是经营性质的;（2）辅导群众文化，包括群众艺术辅导、组织管理辅导、理论研究辅导、文化娱乐辅导、宣传鼓动辅导。文化馆基层辅导主要由群文工作部和文艺辅导部完成，最主要的职能就是辅导群众艺术。当下，部分群众艺术辅导是有偿性质的，也有一部分是基层无偿辅导，但文化馆辅导群众文化的工作体系内的公益性群文理论辅导、文艺辅导急需加强;（3）创作群众文艺，这是文化馆拥有的重要社会职能之一，是主要的对外宣传窗口，不仅体现着地区文化层次，还展示着地区经济发展取得的成果。文化馆主要通过创作音乐、小品、舞蹈、歌曲等艺术样式，为群众文艺演出、文艺表演团体、文艺调演等提供创作节目，以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参与并承担起政府指定的文艺创作活动，对大型文艺演出提供节目策划等;探讨并研究文艺创作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推动文艺更快地发展;辅导并帮助群众进行文艺创作，支持社会创作活动等。

三、融合文化责任与社会职能，提升文化馆服务水平

（一）扩大文化馆服务项目，及时树立品牌意识

与专业文化比较，群众文化的重点是不同的，不仅要负责组织开展业余的文艺展览及文艺创作活动，还要为社会各界提供群众文化人才，这就是文化馆自身的品牌优势。文化馆可尝试开展各种形式的、独具文化特色的培训辅导活动，把艺术培训转变成考级班，如礼仪文化培训、普通话培训、企事业单位文化干部培训、餐饮业领班培训、舞蹈编排培训等，并协办、策划各类大型的庆典活动、文化活动，辅助企业做好文化宣传工作等，扮演社会各界文化交流的桥梁角色，进行专家文化咨询，保护民间艺术遗产并做好文化传承工作，打造文化品牌，成功将文化馆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号召力扩大，最终提升社会服务水平。

（二）扩大文化馆服务对象，积极适应文化需求

社会大众对于文化的需求在于享受文化馆提供的社会文化服务，而企业文化、广告文化、家庭文化以及社区文化等的兴起为文化馆走向市场提供广阔空间。（1）广告文化、品牌文化及所有的商业文化等赖以生存的基础就是文化的宣传及信息传递功能，它能在文化馆塑造良好社会形象、扩大文化宣传、提供文化资源信息等方面提供各种专业化服务，促进企业积极参与市场文化竞争，并应成功赢得主动权;（2）地方形象的改变要依赖社区文化，以宣传地区特色，促进地区投资环境、市场环境等及时得到改善，展示地区精神面貌，促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在新形势下，文化馆更应积极参与市场，努力适应文化需求，大量开展不同形式的文化活动，确保自身在发展中更好地为市场提供全方位服务。

四、结语

在新形势下，文化馆要正视自身的文化责任及社会职能，充分发挥服务于群众文化发展的主导功能，积极扩大服务项目和对象，拓宽基层文化工作，勇于突破，与时俱进，以有效提升文化馆的服务水平，争取促使社会广泛关注并认可文化馆，给予文化馆建设事业更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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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推进学校食堂工作

学校食堂改革始终要坚持为教育，为师生服务的方向为原则，应注意结合具体情况。因此，因地制宜、积极稳定推进学校食堂改革方案，要特别注意纠正各种错误倾向。不能随意改进企业和个体经营人员承包食堂，以包代管，一包了之。注意纠正“随意涨价”的错误认识。经营既要遵循市场规律，学生食堂的主要功能是为师生，更主要的是为师生服务，既要考虑经营者利益，又要讲究职业道德。学生食堂的主要功能是为师生，提供餐饮服务，是有明显的公益性。更要兼顾广大师生利益，决不允许不顾学生兼受能力，以涨价、质量差，在采购原材料时发生差别。来推动经营，来衡量食堂工作的标志，保质保量，价格适当，是搞好食堂改革的关键。学校食堂改革推进过程中要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考虑大多数学生的经济承受能力，对食堂的就餐价格实行最高限制。统一思想，加强领导管理。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把对学生的健康安全关心落到实处。

三、加强宣传教育、贯彻有关法律法规，建立学校食堂管理制度

学校及后勤部门要积极宣传《食品卫生法》、《餐饮业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和《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产质量法》等法律法规，加强食堂从业人员的宣传、教育和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实际工作中规范管理，合法经营。按卫生程序操作，守法经营的自觉性，在安全卫生管理和食品质量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要制定完善的规章制度。食堂经营各个环节都必须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做到层层把关，责任到人。保证各项规章制度落实到实处，加强各食堂检查、评估。对食堂发生责任事故的要严肃追究当事人和承包单位或个人的责任。确保食堂的食品安全、卫生质量。同时为防止发生意外，建立健全学生食堂食物中毒和疫、病情况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制度。

四、严格学校饮食经营准入制度，实行食物招标和集中定点采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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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法律法规缺失。虽然我国已经出台了不少关于社会保险的法律法规，但是不少法律法规太过于笼统，不能适应所有地区的情况。目前国家已经出台了不少社会保险的相关政策和法规，但是这些法律法规由于颁布的时间已经久远，其中很多条例已经不适用于当今社会的发展，无法切实解决现实问题，反而会阻碍问题的解决。同时，每个地区的社会保险现状不同，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保险现状也大不相同，同一部法律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地域。有的法律也许适用于城市地区，但这部法律不一定适用于乡村地区。除此之外，现有的法律过于宽泛，只是界定了几个大方面的问题，但是对于具体的细节适用性不强。对于很多细节性的问题，很难找到相关的法律依据，这就为问题的解决带来不小的麻烦和阻碍，大大影响了社会保险的进展和全面开展。

3.专业人才缺乏。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任何组织都是由人组成的，没有人才，组织就不能取得长远发展，更谈不上不断进步和自我完善。目前，社会保险专业方面的专业人才还不够，可以说，社会还没有形成重视社会保险的氛围。就目前的状况来看，不少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险人才十分匮乏。有的单位虽然有一些社会保险人员，但大多数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知识培训，经验也不够丰富，责任心不强，不能履行好作为一名社会保险人员的基本职责。

二、完善社会保险的对策

1.加大社保宣传。一些非政府组织要加大宣传力度，让社会保险的思想深入人心，使传统的观念得以改变，努力营造一种全社会关心、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一步一个脚印加快推进参保工作。进一步增加补贴力度，努力增加农村居民收入。防止农产品价格发生剧烈波动，使生产资料价格保持稳定，建立和完善农业保护制度。对农业收费严加管理，力求减少乱收费现象。不断增加政府对广大农民的转移支付力度，积极稳定地发展农业集体经济。市政府可以考虑每年从财政收入中划拨一部分作为农村社会保险风险基金，并遵循专户专存的原则，真正使农民从中受益，从而提高他们的参保积极性。

2.强化基金监督管理。良好的监督是社会保险正常活动的前提，没有完善的监督体系，很难确保业务的正常开展。各个地区的社保单位应强化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工作，为此可以建立相应的监督管理机构，对各项经济活动进行有计划地控制，及时发现社会保险工作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应该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工作，不断提升工作效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除了做好社会保险基金内部的监督工作，不断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外部监督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环节。外部监督主要包括新闻媒体监督和社会大众的监督。企事业单位管理者要认识到社会保险基金内部管理的不足之处，认真改正有缺陷的地方，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建设。同时，也要不断加强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发挥舆论的监督作用。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是一项巨大的完整的工程，具有完善的体系和结构，必须保证每个环节都落实到位，才能确保整个体系的良性运行，从而发挥出最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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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辅导员队伍流动性大、稳定性不足是一个普遍问题，常常出现干满一届就想方设法调岗的情况，愿意把辅导员当成终身职业并长期奋斗的人不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与同期入校的教师相比其收入往往偏低，职称评定也总是落于人后，副高及以上职称的辅导员极少，难以让他们产生职业认同感和归属感。另一方面，辅导员队伍发展空间得不到保障，外出培训次数少，参与科研课题机会少，内部提拔竞争时也往往难以显出优势。

（二）学生管理系统部门协调不够

多数高职院校在学生管理工作中存在着整体谋划少的情况，各部门或院（系）往往各自推进、很少整体协调。日常工作中，根据各自上级部门的要求安排工作，往往是动员部署多，检查落实少，一方面工作内容有重复，另一方面又难以避免出现“三不管”地带。

（三）学习动力不足，自学习能力差

高职学生普遍缺乏良好的听课、阅读、自学习惯和正确的学习方法，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不足。由于文化基础差，自学习能力弱，学习方法不当，难以持续学习。相当一部分高职学生缺乏较长远的人生规划和明确的人生目标，管理难度大。

（四）学生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

高职院校的学生同样是有理想、有抱负，并且想通过积极学习为实现美好未来而奋斗的。然而，高职院校的学生与社会接触密切，一些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的学生，很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干扰。当他们接触到社会上一些个别学生的不良行为或者一些不健康的事物时，就容易模仿他们。这时候如果没有及时有效地疏导和教育，他们就会以混日子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大学生活。旷课、抽烟、酗酒等不良行为就会接踵而至。

二、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应采取的措施

（一）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学校可以定期邀请一些优秀学生和专家教授来讲述他们的成功经验和当年的学习体会，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让学生们确实体验到自主学习是优秀人才应有的素质之一。只有切实认识到这一点，才能让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工作中有意识的培养这些习惯，并在实践中落实。

（二）加强学生社会适应性

教育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成长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大学生可以通过社会实践调整自己的心理适应能力。学校应该在学生管理工作中应该为学生创造更多的社会实践机会，让学生能广泛地参与到社会实践活动中，进一步增强适应社会的能力，这对于促进大学生积极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是十分重要的。

（三）优化管理体制机制

从横向上看，学生管理工作应在学校顶层制度设计中对各个职能部门管理职责进行合理划分，尤其要对具体管理工作中的交叉部分明确操作办法，形成既分工、又合作良性机制。从纵向上看，学校、院(系)、班级三级管理体系也需进一步理顺。应当充分赋予院（系）和班级适当的学生管理权，便于相关管理人员及时应对学生工作中的各种问题，提高处理问题的实效性。

（四）加强第二课堂文化建设

高职院校应该不断加强对校园第二课堂文化建设的重视，培养以综合能力为基础的专业的技术人才。可以通过第二课堂文化建设将学习理论知识、培养实践能力、塑造综合素质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校通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心理健康辅导课程、职业教育指导课程等，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