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论文汇总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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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方面，消费需求增长的后劲不足。特别是今年以来，消费增长势头明显疲软，上半年，我国GDP实现7．8％的增长率，投资和出口分别增长21．5％和14．1％，而占最终消费较大比例的消费品零售额，今年1—7月仅增长了8．6％，增幅分别比2000年和2001年同期降低1．4和1．6个百分点。居民储蓄率仍居高位，有关资料显示，到今年7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突破8．3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尽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总体上消费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动，在目前居民对社会经济预期并未实现根本好转、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新的消费增长点尚未最终形成的情况下，如果立即取消政策支持，消费需求则很难保持继续增长。应当看到，这几年我们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使投资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其中，国债投资一直是社会投资的主体，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效应仍有待提高。据统计，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1％，其中，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为12．8％，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71．55％，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投资增长分别为8．1％和12．7％，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8．45％。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势仍然强劲，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现1．45万亿元，同比增长21．5％，其中，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增长24．4％，集体投资增长15．8％，个体投资增长19．4％。国有投资仍是今年投资增速上升的主要力量，而城乡集体、个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十分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资本市场发展不力，致使货币传导机制近期内还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不但国有经济没有进一步扩大投资的能力和动力，民营中小企业投资也得不到必要的金融支持。在缺乏有效引导机制、激励机制和相应体制环境的情况下，投资的自发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因此，现在如果停止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社会投资总量可能会变得起伏不定，甚至迅速下滑。在这些涉及体制、结构等深层次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之前，难以形成经济发展的自主动力，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就不能中止。

第三，我国财政状况仍然可以承受。虽然1998年至今，我国累计发行了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财政赤字有所增加，但据统计，都在安全线以内。从我国今年1—7月份的情况看，国家财政收入1．03万亿元，增长10．6％，预计全年财政收入将增长10％以上。尽管这一数字与前两年相比有明显回落，但仍高于GDP增长率，只要适当控制财政支出，估计今年财政赤字可能略超过但不会远远超过3％的警戒线。更何况，可以用来衡量一国资金供给能力的国民储蓄率在我国长期保持40％左右的高水平，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这意味着我国可动员的信贷资金相当充裕，承受赤字和债务的潜力较大，略高于3％的财政赤字率完全可以承受。在具备一定承受力的前提下，为了避免经济出现停滞，政府主动承担适当的结构性赤字，反而有利于避免将来发生更为庞大的周期性赤字，从而维持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因此，目前国债发行还有一定的政策空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中长期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上述分析可知，目前我国物价低位运行，内需自主扩张动力不足，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通货紧缩仍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就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势必影响今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甚至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特别是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关键时期，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促进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和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我国GDP增长率已从几年前的1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7％左右，一旦落入“低增长循环陷阱”，再恢复快速增长必然要花费更大的成本，我们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将受到损失。因此，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一定的政府支出规模成为当前最现实的选择。况且，目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继续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步伐、扩大就业和再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保证国家安全等，还都需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支持的力度；另外，银行的不良资产，企业的亏损挂账，社保欠账，在现阶段也只能靠财政解决。

目前，我们选择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是出于启动国内需求的需要，也是为了保证合理经济发展速度、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等多方面需要，而最终得出的结论。从这个角度上讲，在我国所处的特殊经济发展阶段，只有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及其成效。因此，目前还不是探讨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应该淡出这一问题的时候，当务之急，要认真研究如何通过调整其形式和内容，进一步丰富、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使其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中，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为此，要从原来将积极财政政策作为应急的、短期的政策选择，逐步转向以启动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为主要目标的中长期政策，把着力点放在解决有关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在降低积极财政政策中长期化会引发的负面效应的同时，力求保持我国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1．继续发行一定数目的国债，把握国债投向；强化国债管理，提高国债的使用效率。在国债发行数量上，一方面，为巩固前期政策效果，促进长期稳定发展，必须继续实施以发行国债、扩大内需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又要适度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和增长速度，2002年维持1500亿元，2003年可以继续发行建设国债，但规模不宜扩大。

在国债投向方面，增发的国债首先必须用来保证在建项目如期竣工投产，严格杜绝“半拉子”工程。其次，要用好中央支持西部大开发的专项国债，建设好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第三，为了配合国企改革并更直接地拉动内需，可以适当增加国债对企业技术改造投资的贴息规模、扩大贴息范围，加强对科技发展的支持。特别是要增加对国有企业技术改造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市场潜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新产品研究开发投人，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在国债管理方面，不但要加强对国债资金的监管，保证专款专用，坚决防止重复建设，而且要通过不断完善工程招标监理制度和完工审计程序，切实提高国债资金的效益；对用于技改的项目也必须合理选择、科学论证、谨慎决策。除此之外，国债的使用方式也可根据需要适当做出调整。比如，可以适当加大国债投资资金中转贷给地方使用的比例，使地方独立地对自己的负债行为承担责任。这样不但能够减轻中央的财政负担，而且有利于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逐步发挥其对社会投资的基础性、带动性和引导性作用。

2．不断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运作方式，切实扩大政策实施效果。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国际治理通缩的经验，积极财政政策的运作方式有两种：扩大支出和减税。要进一步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也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下工夫。

一要调整政府支出范围，优化支出结构。为了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效率，增强财政的调控能力，政府财政支出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为使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必须尽快改变竞争性领域政府行政性配置资源的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搞好经济的宏观调控，以便从体制上和制度上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重复建设和损失浪费的问题。政府的宏观资源主要用于增加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科学教育、环境保护、国防等方面的支出，为经济持续增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通过支持财政贴息、税费改革以及其他必要的优惠性措施，切实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减轻社会负担，为优化经济结构、增强企业活力并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创造条件。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规范部门预算制度、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切实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益。

二要灵活运用税收杠杆，有效启动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在当前国内需求不振的形势下，运用税收杠杆调节经济发展成为积极财政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必然走向。由于目前我国税负水平并不高，税收占GDP比重这一指标与国际相比是偏低的，而增支的压力却很大，因此，我们不具备全面的减税条件。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有针对性地调整税收结构和不断完善税收制度，努力培育和扩大税源，在不至于大幅增加财政赤字的同时，切实扩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为此，首先要对目前不合理的税制结构进行调整，或者根据需要，进行局部减税。其中，包括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以增强企业的活力，并调动投资、生产的积极性；统一内外企业所得税，形成公平的税负，激发国内企业的投资热情；完善个人所得税，建立综合汇总征收制度，同时改革税扣标准，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征收力度，促进收入分配趋向公平；按照不同领域税负水平有增有减的原则，对环境污染等存在外部负效应的行为需要加征重税；尽快解决目前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中对股息红利所得的重复课征问题。其次，要加强税收征管工作，一方面，要严厉打击各种走私活动，严格杜绝偷税、漏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渠道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变被动纳税为主动纳税，使税收征管走上法制化轨道。第三，加快各项税费改革的步伐，取缔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减轻社会负担，以求扩大和培育国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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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失衡的一般原因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失衡，是许多国家发展经济中出现的共同问题，解决区域失衡，实现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不仅是各国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区域失衡的一般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相对较低

新古典理论有三个基本假设：一是自由竞争；二是生产要素的充分利用；三是劳动力和资本具有充分的流动性。因此，从理论上讲，区域不平衡只是一般经济均衡自动调节系统中出现的暂时现象。但古典理论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一方面，工人并不能对工资差异迅速作出反映，其反映往往缓慢，滞后于需求；另一方面，资本的流动性由于受重置投资、扩大现有企业和对“健康区域”的偏好以及GNP总量和国民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制约也非常之低。劳动力对生产成本差异反应的极强刚性，和资本的低流动性会导致区域收入和区域就业长期存在很大差异。

(二)地理要素

从广义上讲，形成区域差异最普遍的解释当然是地理状况。地理状况首先指那些远离国家经济中心的地区的所在地理孤立状况。周边地区通常是所谓的“带病区域”，它可能表示一个地区在经济方面具有下列劣势：

(1)高出平均运输成本，导致较高的价格，较低的利润或有限的市场；(2)极差的运输联系；(3)到达那些规模很大、具有专业化服务的中心城市比较困难；(4)缺乏市场信息与消费者的联系，对销售和可能产生的革新有不利影响。另一种地理要素就是某些地区具有对发展经济不利的自然环境，山区及土地贫瘠的地区即属于此种地理要素。另一方面，某些地区曾经或者现在能够从丰富的煤炭、铁矿、原油、天然汽以及其它地下矿产资源上获益。此外，若以经济的部门组成而言，每个地区都有其典型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中以滞胀或衰落部门为主的地区会产生严重的就业问题，经济结构中以增长部门如机械、化工、电子、银行为基础的地区，在通常情况下对劳动需求增长得相当快，经济也相对活跃得多。

(三)制度因素和政治分裂

制度因素应广义地理解为包括狭义的制度(集权与分权、民主与专制)、体制(计划与市场)、经济政策等因素。其中经济政策的随机性较大，往往是人们注意的焦点。政治分裂可能包括区域上的意义，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意大利的统一对其南部地区的影响；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南北朝鲜的分裂，把区域差距推到了悬殊地步。

(四)派生因素

1外部经济。包括技术外部经济、基础设施外部经济、金融外部经济。这些外部经济在地区之间的差距常常很大，某些地区能在其它地区所缺乏的外部经济中获益。

2人口状况。农业部门移出大量劳动力与教育因素有一定的关系；人口出生率高，劳动力供应数量自然增长也相应较高，那些经济结构对工作机会增加影响较小的地区会出现就业困难的局面。

3成本和价格惰性。E·Y·摩根认为，区域停滞不前的原因是市场中还存在着一种巨大的惰性妨碍着市场经济随供需变化而调整的正常方式。这种惰性来源于工会组织的力量和企业集团对全国各地生产的产品实行统一价格控制等。因此，无论从劳动生产率、生活成本或供需条件是否有差异，落后地区的工资率仍然要向在全国或在核心地区范围内的协商中所讨论确定的标准看齐，这就会有效地遏止落后地区的劳动力外流，消除能吸引大量资本流入的有利条件。

4回流效应(赫尔希曼称之为极化效应)。指由于贫富地区相互作用而贫困地区更加恶化的一种决定力量。市场力量的作用一般来说只会使区域间的差距拉大，而不是缩小。这主要是由于：人口的流动使人口流失地区丧失素质较高的劳动力；资本的流动使“带病地区”资本大量输出；市场的扩大常常会增强核心区域工业的竞争，“带病区域”的企业发展可能会更加困难。与回流效应相对应的是扩散效应，也称“涓滴效应”，指通过核心地区的经济发展给欠发达的邻近地区增加农产品和原材料销路，推进技术进步等，从而对欠发达地区的改进起积极作用。过去，在大多数情况下，回流效应要强于扩散效应，将来也可能仍然如此。在扩散效应超过回流效应占据主导地位之前，必须具备一个重要的条件，即区域经济间的互补性必须特别强。

二、产业失衡导致区域失衡：英国区域政策的特殊性及其演变

产业结构是一个动态发展变动的过程，其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又由于产业分布是和一定的区域分工相紧密联系的，因此，一种产业的兴衰，必然伴随着区域的兴衰与区域不平衡的产生和放大。产业失衡引起的区域失衡，是英国区域政策的深刻背景。这种区域经济发展的失衡所产生的极化效应是显著的，因为市场自发作用使合意的要素流动受到限制，非意愿的要素流动加快，长此以往，国家整体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必然受到制约和损害。这是区域政策制定并实施的必然性所在。早在20年代末，英国主要出口工业生产持续过剩而陷入经济停滞，造成大量失业。同时由于这些工业空间分布上高度集中于某些地区，使这些地区成为失业集中区，经济社会状况也急剧恶化。在此背景下，使得英国政府长期面临着通过制定和实施区域政策，解决“带病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这也决定了英国区域政策的重要特征和必然演进。

(一)英国区域政策目标：由创造就业机会到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增长英国政府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制定实施了“特别地区法”，对落后地区实施支持性政策，促使地方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1945年的“工业布局法”及后来类似的法案引入了各种政府手段，包括为企业提供各种信贷、动力、土地及其它基础设施，同时还有政府直接投资。由于许多经济政策手段强加于工业布局，导致了1945年到1947年企业大规模迁往受援地区。总之，这一时期区域政策考虑的核心目标是增加就业，盖慑于失业引起的社会矛盾和丧失政治支持。60年代英国区域政策围绕另外两个方面进行了更新。一方面是注重经济增长，认为战后英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是落后地区经济活动量小，导致劳动力闲置；第二方面是大伦敦地区经济过度增长，工业和人口过度集中损害整体的社会的利益，必须加强地区布局调整。因此，60年代区域政策取得了大发展，用于区域政策的资金大大增加。政府采取了布局诱导性投资和其它措施，支持和控制相结合的方法诱导企业到受援地区设立工厂企业。

(二)英国区域经济政策手段：微观领域调整要素布局与宏观领域企业区位控制、产业选择相结合劳动力布局调整和资本布局调整是微观区域政策的两个主要方面。劳动力政策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流动政策，即以“移民就业”方式，促进劳动力区际流动。另一类是就地转移政策，使区内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低的行业移向高的行业。流动政策的目的是减少区域间劳动力供需差异；就地转移政策目的是促进本地区劳动力在行业间转移。资金政策的目的是诱导资金向落后地区投放，一般有三种政策手段，即财政手段(如税收和补贴)、改善企业经营状况和行政控制。通过这些办法，落后地区企业可以获得与先进地区企业大致相同的竞争能力。同时通过投入和产出两方面的补贴鼓励企业在特定区域成长，限制它们在其它地区发展。英国的工业区位控制目标的实现是通过限制工业企业在发达地区布点建设，以促进它们到待开发地区布点。主要措施是对企业投入(如土地和劳动力)和产出增加税收、实行工业开发许可证制度。此外，在地区产业选择上，英国政府长期以来都比较重视创造就业机会和能力，注重开发劳动密集型产业。但这种做法很快受

到挑战，英国区域政策随后出现了新的发展。

(三)英国区域政策的新发展：促进新企业创建和小企业成长、更加注重技术革新、发展自由经济区在英国，促进小企业的创建和成长已被看成英国经济复兴和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小企业被看作未来经济大发展的“种子”。同时，小企业为新一代企业家的成长提供了锻炼机会。通过小企业振兴落后地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小企业生成速度的特殊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实行小企业技术领先战略，政府花费大量财力加速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生成、培养大批科研人员和技术工人，支持相关的科研机构建立。区域经济发展中技术革新起重要作用，技术进步的地区差异是引起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如何促进落后地区的技术进步，英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是通过建立技术引进机构，为落后地区搜集技术资料、发明与设想，帮助落后地区的企业获得先进的技术装备。建立专门的技术和金融机构，帮助那些想利用先进技术但自己又没有足够资金和必要技术与人才的企业。对落后地区企业采用先进技术给予优惠，促进落后地区企业在技术上有所跳跃，特别是新建企业，应更多地采用新技术，使这些企业开始就站在较高的起点上，以便于在市场竞争中保

持一定的优势。

70年代后保守党取代工党成为英国执政党，一反工党的经济干预政策主张，扩大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放松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对企业的控制。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各地建立了多个开发区和自由港，刺激这些地区的发展。经济开发区和自由港政策逐渐成为区域政策的一个新的有利的工具。在这些自由经济区中，政府采用更加自由的经济政策和提供多种优惠条件，促进经济增长。自由经济区内首先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小企业常常无力自己搞基础设施，因而具有特别吸引力。区内对新建企业的优惠待遇包括三类：一是减免税收，二是简化组建新企业的审批程序，三是大大缩减管

理机构。

三、英国区域政策实施效果与启示

历时半个多世纪的英国区域政策，其实施效果显然与政策供给者——政府的意愿相距甚远，也未使以主导产业衰退、高失业率以及经济增长乏力为主要症状的“英国病”有大的转机。然而，英国人面临的处境毕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后工业社会人类所极易遇到的难题，英国人在区域政策上的有益探索和取得的阶段性、局部性成果则具有借鉴意义。英国区域政策对我们的警戒与启迪都是深刻的。

(一)区域经济政策目标的设定，通常应具有系统性、整体性、根本性的特征

任何单一的政策目标，往往只注意到现象，而忽视了本质。60年代以前，英国区域政策只是把减少失业作为核心目标，这固然是缓解国内矛盾、维护“福利国家”形象以及获得最大政治支持的客观需要，但由于没有触动引发失业的根源——产业不平衡发展与经济衰退，因而收效甚微。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本质上是一个区域政策的选择问题。西部大开发目标的设定，必须在考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缩小东西部差距，实现整体国民经济协调持续发展。从西部的实际来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教育是西部大开发基本着眼点，同时，要积极推进市场化改革，适时调整经济结构，重视扶贫开发，系统、整体推进西部开发。

(二)区域政策应具有普遍性和连续性

自由市场经济本来就具有自发扩大区域差距的倾向，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及时制定和贯彻执行区域政策，防止区域分化。英国政府虽然较早地注意到了区域失衡问题，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法律，但其区域政策缺乏连续一贯性，经常为政府财政收支失衡和执政党更迭所打断，从而使失衡在某些时期以放大了的效应复归。我国自建国以来，先后两次把战略重点转移到西部：“一五”时期，围绕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工程在西部大规模投资重工业；“三线建设”阶段，形成了中国工业建设在地域上的一次空前规模上的西移。通过这两次在的开发建设，在西部形成了一大批生产科研基地和新型工业城市，形成了以国防工业和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和生产能力。进入80年代，我国实施了一种非均衡发展战略，战略重点向东部地区倾斜。区域政策的这种战略性改变，是推进改革开放，增强综合国力的必然选择。但由于对西部地区的投资锐减，一些大项目、大企业配套资金不到位，企业技术改造既缺资金，又缺人才，大大降低了原有投资的效益。西部大开发，要吸取这个教训，一方面要注意政策的连续一贯性；另一方面，也不能靠牺牲东部的利益来发展西部。

(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是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前提和重要保证英国由于受援地区缺少必要的投资基础，无论投资软环境还是投资硬环境都不够理想，资金投入效益差，造成对受援地区的补贴性投资支持政策浪费了国家资金。在我国，促进西部经济振兴，缩小东西部差距，农业、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邮电通讯、教育科学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必须先行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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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之所以被称为经济，必然要在企业生产中产生经济效益。根据一般规律，企业发展循环经济产生效益的主要来源有三方面：一是废弃物转化为商品后产生的经济效益；二是节约原材料带来的成本下降；三是减少的废弃物排放收费或污染物治理的资金投入。

应当看到，循环经济生产方式中试图实现减量和循环的多数环节，并不是现行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必然选择，废旧物资的再生利用过程也存在着可以替代的生产过程。现行市场条件下源自再利用和再生利用的原料不仅性能上常常不占优势，而且价格上也不占优势，以致循环经济的发展很难自发进行。从总体上看，目前普遍存在原材料价格障碍，以及由于收费、税收减免或国家优惠政策等原因导致的物质循环过程中的成本障碍，使得循环经济发展主体的经济效益难以显现出来。造成这种情况有多种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是因为自然资源和再生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不同。矿产资源、生态环境等公共资源的“私人”使用与社会付出成本的不对称性，使得初次资源和再生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不同。私人资本(包括所有非社会共有资本)总要在开采一次资源与利用再生资源之间进行成本比较，试图免费或低价使用自然资源和环境，通过排放废弃物节约私人成本。

二是跨国公司基本垄断了国际上品位较高的矿产地，现有世界资源供应体系主要是满足发达国家市场需求的，这就导致在国际分工中存在着对原材料和能源提供国明显的价格不利因素。由于发达国家比较早地开发并利用了自然资源，本国资源大多已经被耗竭或开发成本增高，因而利用经济、技术乃至军事上的优势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快速脱贫，在没有能力建设完整工业体系的情况下，只能依靠廉价出卖原材料和能源积累资金；当发展中国家成为“后来者”需要利用外部资源时又常常受到排挤，并表现为价格歧视、没有定价权或话语权，明显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资金成本。这种国际分工不利于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以大规模、集约化为特征的现代生产体系，使得大多数资源原材料的开采和加工成本日益降低，而对各种废旧产品和废弃物的集中回收成本却比较高，再利用和再生技术发展滞后，规模效益差。有些废旧电子电器的回收利用产生的效益，如果考虑环境成本，低于一次资源开发利用的效益。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既要廉价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又要通过各种法规、公约或指令，要求产品出口国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生产者延伸责任”。

由于以上三个原因，再利用和再生利用原料的成本常常比购买新原料的价格更高，由此构成了推进循环经济的成本障碍。也就是说，从成本的角度考虑，企业不会优先选择循环经济的项目建设或生产方式的。

此外，由于各种“协议”收费的存在，按地区的优惠政策，以及国家政策的执行走样，税收环节的执行成本高等问题，导致再生资源使用没有成本上的比较优势。

资源价格和产权制度的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非常关键而又最难以推动的环节。由于实施赶超战略，计划经济时期我国采用了生产要素低价的政策工具，如压低资本投入品价格、低农产品价格等。尽管经济体制改革已历经多年，但价格改革相对滞后，资源价格还不能反映真实成本，资源原材料被无偿或廉价使用。以“产量收费”的政策，不仅容易带来“挑肥拣瘦”、浪费资源的问题，还加剧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促成了有害环境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

采用经济政策的作用不外乎有两类：一是激励作用，一是约束作用。用我们通常所说的话就是“胡萝卜+大棒”，使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企业从中受益，而违反规定的企业受到惩罚。

激励作用。通过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经济政策的建立与实施，以鼓励那些率先实行低消耗、低污染的经济活动。这是因为资源消耗越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就越少，其经济行为的生态效率和效益就越好，从而激励经济行为主体采取科学的、先进的技术，把经济发展真正建立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之上，实现生态环境和资源的科学、高效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制度可以激励人们的经济行为朝着可持续发展方向迈进。

约束作用。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经济政策措施的实施，可使得经济主体不得不放弃传统的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行为。因为资源消耗越高，生态环境的影响或破坏就越严重，其经济行为的生态绩效就越小，从而要求经济主体采取果断的技术经济措施转变经济行为方式，以利于实现生态环境和资源的高效配置。从这一意义上说，目前人们各种不合理的经济行为，必然在这一系列经济制度的制约下逐步转到可持续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总之，要使企业生产中的物质能够“循环起来”，必须通过以制定政策为主的制度创新构建资源再利用和再生的生产环节的盈利模式，使市场条件下循环型生产环节有利可图，这样就可以形成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自发机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循环经济法》需要建立的激励政策

从总体上看，对于减量化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生产活动，应更多地采用市场机制，包括价格杠杆和税收手段，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对于构建循环经济系统，需要经常性的直接财政补贴的支持，从产业政策、财税政策、投资政策、价格政策、进出口政策等方面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建立以节能、节水、节材、节地为中心的资源节约型工业生产体系。通过建立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措施，为循环经济的发展创造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

1、利用财税政策激励循环经济的发展

财政和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是指一国或一个地方政府在财政预算支出中给予某些经济活动的财政支持或税收减免。财政支持的途径包括建立专项基金、投资倾斜等；税收优惠则是对某些经济活动收入给予税收减免。其作用：一是通过财政补助(如贴息、直接拨款等)以降低节约资源和循环利用的投资成本；二是通过税收或收费以增加能源资源的使用成本。通过这两种手段的使用以调节人们的资源能源节约的行为。

我国在推动节约能源、资源综合利用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就有专门的政策，包括对从事资源节约、综合利用等活动的有关企业及产品实行财政补助或税收优惠政策。

所得税：这是引导社会投资方向，优化产业结构的政策工具。国家对生产和制造节能设备和产品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所得税优惠。如在《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中规定，企业利用废水、废气、废渣等废弃物为主要原料进行生产的，可在5年内减征或者免征所得税。在《关于印发〈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暂行办法〉的通知》和《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中规定，企业使用《当前国家鼓励发展的环保产业设备(产品)目录》中的国产设备，经批准可实行加速折旧办法。

增值税：依据《清洁生产促进法》，国家“对利用废物生产产品的和从废物中回收原料的企业”，减征或者免征增值税。

基金：我国目前用以推动与循环经济有关的专项资金，主要有环境保护专项资金、清洁生产专项资金、中小企业创业基金等。

我国已经制定资源税和补偿政策。例如，我国实行资源补偿费制度，《矿产资源法》、《森林法》、《土地管理法》和《水法》等均做了相关规定。

在激励循环经济的发展上，我国现有财税政策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有：

(1)增值税已经向资源综合利用倾斜，但增值税设置不合理。其一，我国目前的税收设计是以生产环节税为主，特别是增值税的政策设计实际上不是鼓励企业节约资源。因为企业越是节约，增加值的比例就越高，支付的增值税也就越多；其二，增值税的税率设定对国内外企业不公平，在“两法合一”后，一些实施细则尚需进一步完善和出台实施；其三，不少的企业为了少交增值税甚至逃税，想方设法通过收支账目达到不交或少交税的目的。因此，应借鉴国际经验，结合国内实际进行税制改革，从投资引导逐步向税收调节转移，使之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总体目标相适应。

(2)有税收优惠政策但没有惩罚性的税收政策。目前收取资源补偿费的范围狭小，许多资源仍处于任意、无偿使用的状态；就收取的额度而言，远远低于自然资源本身的价值，无法通过市场供求关系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导致社会上存在“资源无价值”的观念。资源税征收仅针对原油、天然气、煤炭、金属矿产、固体盐等资源，其目的主要是调节从事资源开发企业由于资源本身的优劣和地理位置差异而形成的级差收入，属于矿产资源占用税性质。这些资源税，一方面税率过低，起不到促进合理利用资源的作用；另一方面范围狭窄，如土地、淡水、森林、草原等自然资源没有列入。又由于资源税收入大部分归地方，而且是对使用自然资源所获得的收益征税，往往起到了鼓励地方对资源过度开发的作用。更主要的是，我国的税收是建立在已经创造的财富基础之上的，对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经济活动没有相应的惩罚性税收。

(3)没有专门的环境保护税种，税收优惠措施不够。虽然我国已经在财政支出账户上列出环境保护目录，但税收体系中，没有专门的环境保护税种，可以勉强归入环境税行列的有资源税、消费税、车船使用税、城市建设维护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等，但其环境功能并不突出，也没起到相应的作用。此外，一些政策的操作性不强。例如，目前已经出台的环保节能的设备和技术标准推荐和禁止目录不多，使得许多政策难以操作。长期以来，我国鼓励资源综合利用，但一些地方对某些经济活动缺乏相应的标准和技术界定，给执行时带来不确定性。

最近一个时期，国家出台或调整了一系列政策，主要包括：国家发改委出台的控制产能过剩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投资导向目录，淘汰落后的工艺、技术和产品目录；调整资源型产品的价格及其价格形成机制，促使资源型产品的价格能反映其供求关系、稀缺程度和外部成本；调整进出口产品的关税税率，逐步取消资源型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对于高能耗、高物耗、重污染的资源型产品不仅不退税，还征收一定的关税。2005年以来我国已经进行了出口退税政策的多次调整。此外，国家有关部门出台的政府采购目录中，也将资源节约、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等产品纳入政府优先采购目录，通过市场培育，促进循环经济相关产业的发展。

根据已有政策和目前的现实，《循环经济法》中应明确规定以下内容：

(1)设立循环经济发展基金。主要用于：循环经济技术、产品的开发和推广；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示范项目和重大项目；开展循环经济的宣传、培训、教育和能力建设；开展循环经济信息网络体系建设；对发展循环经济做出突出贡献者进行奖励。

(2)科技支持。应将循环经济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自主创新研究、应用示范和产业化发展列入科技发展规划和高技术发展规划，并安排财政性资金予以支持。利用财政资金引进循环经济重大技术、装备的，应制定消化、吸收和创新方案，报有关主管部门审批并由其监督实施；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建立协调机制，对重大技术、装备的引进和消化、吸收、创新实行统筹协调和资金支持。

(3)对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产业活动给予税收优惠。各级政府经济综合宏观调控部门对列入国家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等鼓励名录的技术、工艺、设备和产品进行认定。企业采用或者生产经过认定的技术、工艺、设备和产品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4)投资倾斜。各级政府经济综合宏观调控部门在制定和实施投资计划时，应当将节能、节水、节地、节材、资源综合利用等项目列为重点投资领域。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节能、节水、节地、节材、资源综合利用等项目，金融机构应当给予优先贷款等信贷支持，并积极提供配套金融服务。对生产、进口或采用列入淘汰名录的技术、工艺、设备、材料和产品的企业，金融机构不得提供任何形式的授信支持。

(5)制定相应的价格、税收和收费政策。应当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对高消耗行业中的限制性项目，实行限制性的价格政策。对利用余热、余压、煤层气以及煤矸石、煤泥、垃圾等低热值燃料的并网发电项目，上网电价按照有利于资源综合利用的原则确定。因地制宜，对生活垃圾的产生者征收垃圾处理费，并专项用于生活垃圾的收集、运输、贮存和处置，不得挪作他用。鼓励通过押金、以旧换新等方式回收废物。

2、培育绿色产品市场

绿色消费是重要的循环经济理念之一，是一种适度消费、节俭型消费、健康消费、安全消费和无污染消费。绿色消费要求在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使自然资源的消耗最少，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和污染物最少，从而使消费的结果不致危及人类后代的需求。

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选择主要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如果仅靠环境意识，绿色消费就无法成为社会大众消费的主流行为。因此，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引导和促进绿色消费。政府是最大的消费者之一，对各种产品和服务的绿色采购具有很大的引导和示范作用。所谓“政府绿色采购”，就是在政府采购中引入对资源能源与环保的要求、方法和程序，在条件相当的情况下优先选择符合“绿色”标准的产品和服务。政府采购的绿色标准不仅要求末端产品符合资源节约、环保标准，而且要求产品研发、生产、包装、运输、使用、再利用和再循环、处置的整个过程都符合相关标准。

政府绿色采购是一种重要的环境经济手段，涵盖的内容非常丰富，几乎涉及政府办公的所有方面和环节，如电话、电脑、打印机、传真机、复印机、照明设备等室内办公用品，各种车辆、小型船舶等室外办公用品，以及办公建筑等。

2003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9条要求“政府采购应当有助于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目标，包括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同时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第16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优先采购节能、节水、废物再生利用等有利于环境与资源保护的产品。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通过宣传、教育等措施，鼓励公众购买和使用节能、节水、废物再生利用等有利于环境与资源保护的产品”。这为我国建立政府绿色采购制度提供了立法依据。

其后，国务院、国务院相关主管部门制定了一些有关政府绿色采购的政策、规章，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相关的实践。一些地方政府已颁布了或正在制定地方的政府绿色采购法规。随着政府绿色采购的概念日益深入人心，一些行业、企业也主动地开始实施绿色采购。另一方面，我国的政府绿色采购还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是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虽然《政府采购法》和《清洁生产促进法》对政府绿色采购义务做出了明确规定，但相关条款仅仅是原则性的政策宣示，而没有详细、具体的可操作性条款，没有对绿色采购的主体、责任、标准和清单进行准确界定。《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和《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虽然较为明确、具体，但效力层级较低，权威性较差，而且实践中随意性和不规范性较大，还存在着各自为政的弊端，冲突、衔接问题较为突出。

二是绿色产品的定义模糊，标准和清单不一，使得采购者往往无所适从。目前，我国不仅有全国性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以及某些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政府绿色采购清单，还存在着多种正在使用的节能、环保标志。这些清单和标志既相互独立各有侧重，又相互重叠互不相属，不利于政府绿色采购义务的落实。

篇（4）

随着现代科技和信息产业的发展，互联网的兴起给旅游业带来了新的契机，网络的交互性、实时性、丰富性和便捷性等优势促使传统旅游业迅速融入网络旅游的浪潮。美国著名的CRG-Research公司称，2005年全球电子商务销售额增至6200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为40%，其中旅游业电子商务销售额突破650亿美元，全球约有30多万家旅游网络企业在网上开展旅游服务，全球享受过旅游网站服务的人数超过2亿人次，据世界旅游组织(WTO)预计，5年之内旅游电子商务将占全球所有旅游交易的25%。在未来4至5年内，旅游电子商务占电子商务中的比重将达到2O%～25%。

一、旅游电子商务在欧美和日本的发展

早在2003年欧洲旅游者在线消费额已达到290亿美元。美国旅游电子商务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不仅旅游专业网站数量惊人,而且已经形成了类型功能比较齐全、涵盖旅游业各个方面的网上旅游产业体系。2004年,美国有2900万个家庭在网上进行旅行预订。欧美国家对于信息技术在旅游业中的应用已经越来越广泛,在不断结合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先进的经验和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1.在线旅游与电子商务

在欧洲、北美，在线旅游和电子商务的历史较长，酒店、机票和租车的销售形成了很多模式。主要包括:OTA模式，即在线旅游服务商，其代表为Expedia和Travelocity;在线销售公司模式，像Orbitz和Travelweb就是由航空公司和酒店集团联合组建的公司。

根据美国CRG研究公司的统计数据，2002年全球旅游业电子商务销售额突破630亿美元，占全球电子商务总额的20％以上。目前，世界主要旅游客源地约1/4的旅游产品订购都是通过互联网实现的。相对而言，我国的在线旅游行业则刚刚起步。因此，借鉴欧美成功企业，并逐步形成适合我国特色的在线旅游与电子商务模式，对于我国旅游业的整体发展都十分重要。

2.GDS全球分销系统

篇（5）

    一般均衡理论优点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实质假设社会经济活动只存在能代表所有经济行为者的一个经济人。(注:这一个经济人的概念是集合概念,不是个体概念,他应该以类作为单位。)但实际上,一是一般均衡过于理想化的假定条件,近似完美的假设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是不可能达到的;二是一般均衡产生于每一个经济行为者均衡的集合,其中如果有一个经济行为者行为处于非均衡,均衡即被打破。反之,将集合的经济行为者行为还原为本来独立身份,一般均衡只作为非均衡的特殊形式存在于经济体系之中。一般存在于特殊中,非均衡具有一般性。

    首先,每个独立的经济行为者追求自身利益(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并非一致,就是说,每个经济行为者有可能对利益最大化的理解不同。前提不同,结果自然不同。每个经济行为者追求利益最大的结果很可能是非均衡的。

    其次,一般均衡理论假定前提是所有经济行为者子集都处于均衡,则其行为可以集合形成统一行为。那么,其行为范式必然是所有的经济行为者需要接受同一的价格信号,即假定他们都会在那种想要进行交易的价格上,与他们想要进行交易的对象展开交易活动。因为如果经济行为者在不同的价格参照系数下实现自身目标,就达不到均衡。当然,这里实现均衡的价格系数是一个价格集。瓦尔拉认为均衡价格是以拍卖方式实现的。但现实中拍卖达到的均衡价格只可能在局部实现,根本无法在总体上实现,由此,经济行为者遵循的价格信号不可能是同一的,均衡也仅是理论的负抽象。

    第三,一般均衡理论范式中强调的,一是所有经济行为者都接受价格同一信号;二是他们都是按照价格信号来作出有理性的数量决策。这里势必存在逻辑问题,即一是没有一个行为者运用市场给予的数量信号;二是没有一个行为者会实际地决定价格。价格决定是“看不见的手”或是瓦尔拉“隐蔽的喊价者”的事。那么,在一般均衡理论中,“在价格上不像在数量上那样作出理性的决策”,并且“每一个参与该经济的个人都被假定为是接受给定的价格,然后相应地按照这些给定的价格来决定自己关于购买与销售的选择;没有一个人来掌管价格决策”(Arrow,1951)。一般均衡理论这一逻辑漏洞表明,一是价格信号并非是唯一的市场信号,数量信号也会发生作用;二是每个经济行为者都是给定价格的接受者而非价格的决定者,在此情况下,均衡得以实现,反之,经济行为者如果对价格决定负起责任,市场出现的则是非均衡。所以,经济行为者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独立行为,不可能完全依据市场均衡要求的平均化行为行事。也就是说,一般均衡理论存在反逻辑的表述,表面看,理论是由个体经济行为者行为集合为总量关系。而实质上,它是首先确定总量关系后,推理出个体经济行为者行为必须服从于达到总量均衡的条件。(注:关于这一点一般均衡条件实际已经明白无误的表明,即对所有i有附图;每个商品i的生产均满足等式。逻辑关系为所有i满足均衡条件,则每个商品i也满足均衡条件。)

    第四,由于市场经济中处于子集的经济行为者会同时是价格和数量信号的影响者,又会是价格的决策者。受不同因素影响的个体经济行为者的行为自然会呈现出非均衡而不可能达到均衡。那么,非均衡的个体行为不可能加总也不可能形成集合的总体均衡。标有不同单位的数字可以相乘除,但不能相加减,而这里似乎在将标有不同单位的数字在加减。(注:比如说,5斤白菜每斤价格为0.1元,两者相乘为白菜的总价格,而两者绝不能相加。)结果,作为一个i有可能满足附图,对于所有的i有附图这一通过子集均衡达到集合均衡显然不现实。存在于子集的均衡并非会形成集合均衡。

    由此可见,一般均衡理论侧重研究总量及宏观层面问题。在一般均衡理论框架下创建的增长模型更多地强调的是均衡而非增长。(注:因为一般均衡增长理论强调的增长只表现为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时期需要的增长是高迅增长。增长可能带不来发展,但无增长甚至高速增长,发展就仅仅只是一句口号。)它只将经济作为一个大系统研究,不考虑其内部子系统差异。这一研究方法应该说更适应发达国家成熟经济,对于发展中国家不成熟经济不一定适应。因为在发达经济条件下,经济行为者行为趋于一致的程度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发展表明经济存在差异,存在机会,而经济行为者是否能从其间获取收益取决于他自己的选择能力。这一选择能力既与教育、知识、经验有关,也与个人的性格、生活背景有关,是一个复杂的综合能力。结果,经济行为者行为趋同性十分弱。由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与其用解释发达国家总量关系的宏观经济理论解决发展中国家问题,还不如着力从微观层次解决发展中的增长问题更有效、更实际。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不是达到总量平衡就能实现的,资源的重新配置、结构调整这些微观行为才是扩大经济规模的前提。

    二、非均衡:从微观层面上解决增长问题

    一般均衡增长理论不适应解决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问题是因为它只注重总量关系使之存在两个严重缺陷,一是它忽略了过程中出现的不均衡性质和特点,再就是它忽略了经济行为者在处理这些不均衡时所做贡献的经济价值(舒尔茨,1987)(注: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进步与展望[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非均衡“一个能够分析导致收益递增期间的各种变化的增长理论”,解决了这些问题。

    1.非均衡强调增长来源于资源重新配置,获取收益之中。资源重新配置且能从中获取利润意味着经济系统中存在许多新的投资机会,这些投资机会导致新的生产领域不断应运而生,它是这一潜在过程的反映。因为新的生产领域存在的盈利差额会为生产者提供新的增长机会。这类新的领域总是作为企业创新活动和企业之间相互竞争作用不断发展的结果而被开拓,并且它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比现有部门的增长迅速,原有的经济部门的相对位置下降,新的经济部门崛起与发展,这样非均衡使经济系统中总会有资源重新配置取得收益的机会,而同时这一机会又带来增长。

篇（6）

(二)积极促进产业转型，完善现代产业产业结构作为经济结构的重要内容，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加强产业结构的调整十分重要。首先，积极提高中高端产业整体实力，并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其次，坚持贯彻科学发展观，控制工业生产能耗及环境污染，优化资源配置，重视环境保护。引导企业逐渐从低层次转向高层次实现长线投资，将技术与品牌作为发展核心，增加差异性竞争产品，利用产品独特优势抢占更多市场，提升企业整体实力，与此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巩固基础产业，形成完善的资金链条，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稳定基础，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支持。

(三)完善投融资体系，提供金融支持完善投融资体系，要从政府入手，促使其有效发挥职能，重视对整个社会的宏观调控，加强政府投资管理，并积极拓展投资渠道，丰富投资主体，促使市场在投资结构中发挥引导作用，增强企业风险和自我约束能力，实现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另外，财政政策还需要在各项税收制度上加以调整，通过调整税收，激活企业内动力，促进企业将科学技术作为发展核心，并制定全面、系统的规划，为经济结构调整指明方向，进而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支持。

(四)协调城乡发展，实现全面发展城乡经济之间的差距作为影响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积极协调城乡经济，实现共同发展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前提条件。因此，财政政策要明确城乡协调的重要性，适当向农村倾斜，逐步完善农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并加强区域经济带的建设，发展沿海经济，坚持“以人为本”原则，立足于农民需求，逐步减少贫困人口数量，有效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实现共同发展目标，避免由于城乡差距过大，引发矛盾，从而为经济结构调整注入新动力。

篇（7）

（一）产品市场1.供给假定本国是一小国开放经济，本国有m+1个生产部门，生产m+1种可贸易产品，以第1种产品X0为计价单位，产品X0仅使用劳动要素以规模收益不变技术进行生产，投入产出系数是1。劳动供给足够保证产品X0的供给，劳动力在本国可以自由流动但是不能跨国界流动。

（二）政治市场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给定其他利益集团的捐献计划和政策的预期决策规则，每个利益集团决定对每个投票人的捐资额度，以最大化集团成员的联合福利；第二阶段，根据利益集团的捐献额，投票人按多数制进行投票以最大化捐献额和社会福利的加权值。接下来，我们将通过逆向归纳法求解均衡贸易政策。

二、结论

篇（8）

一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论文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总结

本文在对财政与财政政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对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时,分别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到,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各有所侧重,且影响程度和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必须合理运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美〕坎贝尔等著,朱平芳,刘宏等译.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篇（9）

经济政策指的是国家和政府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国际的收支平衡、市场价格的稳定和人民的充分就业等宏观经济政策和目标，保证经济福利的增长和经济问题的顺利解决而制定的市场和企业运行的指导原则和措施。经济政策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经济政策两部分。宏观经济政策包括收入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内。微观经济政策指的是政府为了市场的稳定运行而进行的立法或者环保政策等。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如果经济政策出现摇摆不定的情况会给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产生严重的破坏。同时，经济政策的运行应具有一定的弹性，为了防止市场的经济运行中具有意外情况的发生或者出现问题，必须及时的调整经济政策以适应市场的健康稳定的发展。经济政策的制定会对市场的运行产生重要的影响。正确的经济政策会在很大的程度上促进市场的发展，而错误的经济政策会在很大的程度上阻碍市场的发展，有时甚至会给市场带来严重的损失。国家和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包括：为了控制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收支平衡以及调整和规划产业的布局而制定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战略方针和产业政策；为了调整消费和累积之间比例关系，实现社会财力总供给和供需求之间的平衡，控制货币的发行和抑制通货膨胀而制定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财政与信贷综合平衡的政策；最后还有为了引导消费需求的方向，优化消费的结构，保持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之间的适当比例关系，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而制定收入分配策略。

1.2经济政策的分类

经济政策分为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经济政策。其中宏观经济政策指的是，国家和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而有意识、有计划、有步骤运用的政策工具，已调整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宏观的经济政策是政府为了弥补市场调节的失灵并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而进行的一种经济活动。宏观经济政策是政府公共财政的一项基本职责。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市场的收支平衡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其中充分就业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其中广义的充分就业指的是包括劳动资源在内的一切资源被充分利用的状态；狭义的充分就业指的是包括摩擦性失业在内的只存在自然失业的就业情况。经济的增长同样具有两层含义：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和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物价的稳定指的是包括消费价格指数（CPI）、国内生产总值缩减指数（消除价格增减指数的便于比较GDP的指数）、和批发物价指数（PPI）在内的消费价格指数。在实际中价格的稳定性常用价格指数和服务价格的加权平均值来衡量，比较的常识相对的价格。国际的收支平衡指的是在适当的官方储备资产下的国际收支平衡，也就是国际收支的盈余或者赤字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微观的经济政策指的是政府为了调节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关系和提高资源配套效率而进行的有关政策。微观经济政策包括价格政策、就业政策和消费政策等。福利经济学和一般均衡价格理论曾分析表明，在完全的市场竞争下，社会运用已有的资源实现帕累托最优。但是，如果完全的竞争条件遭到破坏，那么市场的调节就可能出现失灵的情况。通常在垄断、公共物品和外部经济效果及信息的不完善将会导致信息的失灵。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微观的经济政策在已经在很多方面逐渐弱化，所以本文主要考虑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经营策略的影响。

2.经济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2.1财政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宽松的财政政策也就是扩张的财政政策，是指在市场运行处于偏冷的阶段时，政府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增加国民收入而采用的增加政府支出和减少税收的经济政策。一般宽松的财政性政策是在市场的产出出现负缺口的时候被政府所实施的，所反映的是市场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政府作为总需求的一部分，在其他情况都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增加购买和转移支付的活动将使社会总需求增加。同时，减少税收也会增加消费的需求、投资的需求和净出口的需求，这样也会使总需求增加，其实，这也就是对企业产品的需求。所以，企业应实时关注经济政策的变化，当经济政策为宽松的经济政策时，应审时度势，及时的做出相应的决策。通常这时的企业决策可以通过三个方面来完成：首先，应保证产品在扩大市场上的客观需求，应具有灵活的管理体系，从产品的原材料采购开始，到生产元素的到位、产品质量的监管、财务配套供给和物资管理以及薪酬的分配直到产品的最终销售，企业应具有良好的扩充能力。此外，在供求关系的限制下，市场对产品的需求总量是有限的，企业应在市场政策的背景下，慎重度量市场的总需求量，及时调整企业生产产品的总量和质量，在满足市场需求的条件下，获取最大的利益。最后，企业应具有一定的前瞻意识和战略规划，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宽松的经济政策不是永远实行的，企业应正确的把握市场的经济规律，对消费者进行正确的引导，并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升级或者更新换代，使产品能够适应市场的变化的需求，例如可以使产品增加一些新的功能例如环保、节能等。紧缩的财政政策是指经济过热的情况下，国家和政府通过使用缩减政府财政支出或者增加税收的方式来抑制通货膨胀或者经济增长过快的情况。在其他的情况不变的情况下，政府的紧缩性财政政策会达到抑制市场总需求的目的。总需求减少的情况下，会导致国民收入成倍的减少，从而达到抑制经济过快增长的目的。而紧缩的财政政策对于企业的作用与扩充性财政政策完全相反。对此，企业要进行有步骤的调整，保证能够在紧缩性财政政策中得以生存和发展，首先，应有计划地减少市场上已经充斥着的类似品质的产品的产量，此外，还应做好新概念产品的引导和产品的升级，最后，应把握市场的供求关系，适时将产品投入市场。

2.2货币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指政府通过降低率和增加货币供给的方法达到增加总需求和私人投资的目的。通常在有效需求不足、GDP出现负缺口和失业增加的情况下政府会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于企业来说，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意味着资本成本的降低，所以，如果生产要素只有资本和劳动力两种，那么，应提高资本的比例而降低劳动力的比例。此外，企业还可以适当的吸收资本进行储蓄。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政府会减少货币的供给，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会抑制总产出。这时，企业应迅速调整产品的生产，有计划地降低资本的比重，此外适当地吸收劳动力并进行产品更新。

篇（10）

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初步匡算，实施十项措施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4万亿元的投资，对于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由于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严重偏低，较低的投资乘数使这一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由于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占家庭支出比重太大、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及我国传统的勤俭节约观念等因素的制约，我国居民当前的边际消费倾向严重偏低，大致为0.3，只相当于英美国家一半的水平。在当前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边际消费倾向也会因为预期的不乐观而继续走低。

（二）财政政策很难改变中国长期以来的消费不足问题

美国这次危机不是消费需求不足，它的消费很活跃，其经济增长需求不足主要是投资需求不足。相反，中国的内需不足主要不是投资需求不足，而是消费需求不足。中国不缺投资需求，中国从政府到企业，从中央到地方，投资都有经验、有热情、有积极性。但是中国怎么刺激消费需求，确实是经验不多，体制上、政策上、环境上的准备也不是很充分。世行认为，中国目前是投资需求过旺而消费需求不足，但是目前中国刺激内需的政策主要是刺激投资需求，而中国实际上投资需求很旺盛，应想办法刺激消费需求。从短期来看，虽然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够为扩大内需做出很大贡献，但是从长远的经济增长目标来看，消费需求的增长才是根治我国需求不足的根本所在。而我国在刺激消费需求方面，缺少经验、缺少办法，体制上、传导机制上也存在障碍。

（三）货币政策的作用空间有限

自2008年9月以来，央行连续几次下调利率和法定准备金率，1年期存款利率已经从4.14%下降到2.25%，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17.5%下降到13.5%。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明显，从信贷投放看，1~2月2.69万亿元的天量信贷，已超出今年5万亿元信贷底线的50%。目前项目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控制全都放松到了极点，面对创下历史之最的一季度4.58万亿元信贷投放，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尤为重要。所以，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的空间很有限。

（四）“流动偏好陷阱”使货币政策的反衰退作用十分有限

从反经济哀退作用看，由于存在所谓流动陷阱，因此给很多投机者带来了机会。在通货膨胀时期，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效果比较显著，但在经济衰退时期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效果则不明显。因为，此时厂商对经济前景普遍悲观，即使央行松动银根降低利率，投资者也不肯增加贷款从事投资活动，银行为安全起见也不肯轻易贷款，这样货币政策作为反经济衰退政策，其效果就甚微。

二、提高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对策建议

（一）全面提高刺激消费政策的有效性

消费需求不足是我国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消费需求不仅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倾向的大小也将决定各项乘数的大小，从而全面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

1.改善投资和消费结构

当前，投资和消费的结构性失衡，投资需求增长过快，排斥了消费需求的增长空间。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固定资产实际投资需求（剔除价格因素后），每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13.5%，比西方国家要快1倍还多；这几年更高，从2003年以来就没有低于24%。2008年我们紧缩投资，防止过热，控制投资规模，结果公布出来的数据还是25.5%；2009年一季度是28%。可见，这些年我国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速度是很快的。一个国家的钱是有限的，去买投资品，就不能去买消费品，两者之间是排斥的。

2.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其消费增长是不是和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很大程度取决于居民收入分配在总分配中的情况。目前，从中国各地每年公布的数据看，增长最快的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往往比GDP的增长速度快1倍；而GDP的增长速度又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说明企业收入的增长速度也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所以这些年，政府收入增长最快，其次是企业，最慢是居民，因而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的收入分配比重持续下降。1998年，我国居民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68%，2008年占59%，10年间比重下降了9个百分点，因而总的消费比重也在下降。这是国民收入分配宏观方面的矛盾。

3.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收入

一个国家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说明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更多地给了有钱人。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有钱人消费的绝对量大，但是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小，越有钱消费占收入的比重越低。富人拿到钱后，只将很小一部分用于消费，大部分用于投资、储蓄和买保值品，这又加大了经济增长和国民消费的不匹配。所以，消费收入差距过大，不只是影响公平，还影响效果，更影响经济的可持续性。因此，我们收入分配中宏观上和微观上都存在问题，宏观上居民收入的比重在降低，微观上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分配的问题影响经济的增长，使消费需求严重不足。

（二）加快发展金融市场，保证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要加快开发新的市场工具。应根据经济需要，增加发债规模，积极调整债券结构，增加可资利用的债券品种，进一步增加银行间市场的开放程度，扩大货币市场主体，吸收证券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银行间市场，增大银行间市场的覆盖范围，最终建成我国集同业拆借市场、国债市场、贴现市场于一体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协调发展的金融市场。

（三）选择利率作为中介目标，降低货币流通速度波动过大造成的影响

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由于作用因素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准确估计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方向和幅度，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在金融创新不断涌现、各种金融支付工具层出不穷的环境下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用一个新的中介目标来替代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减弱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