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考察报告篇（1）

近几个月热点新闻事件频频发生。国际范围内，美国击毙本·拉登、多国军事干预利比亚、英国王子大婚……各类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成为公众“围观”的看台；在国内，故宫珠宝失窃、“爆炸”西瓜导致食品安全恐慌、长江中下游出现大旱再度引发三峡工程利弊之争……公众在媒体尤其是网络上众声喧哗、议论纷纷。大众传媒在这些热点新闻传播中的表现也非常值得自省。

价值判断：媒体的“窗口”与公众的喧哗

无论在传统媒体还是在新媒体组织中，编辑们对于新闻的价值判断决定了媒体在反映客观世界时的倾向性。什么是最值得报道的新闻？什么是新闻中最值得关注的内容？媒体如同探照灯，左右其光柱投射方向的是新闻传播者对世界的理解。正如美国一位社会学者所言，“新闻既是一种知识资源，又是一种权力资源”，“新闻是观察世界的一个窗口”。

有趣的是，新闻这个观察世界的窗口在新媒体时代已经与以往有些不同，在传统媒体控制传播时难以表达个人立场的“受众”，今天虽然还站在媒体组织打造的一个个窗口前观看世界，但他们毕竟能够公开表达自己对这些“窗口”的喜恶，甚至还能自己打造出私人的“窗口”，比如社交网络上的个人空间、博客、微博等，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观察世界。

值得关注的是，媒体的议程设置效果在今天能够更快速更直观地得到检验。比如新闻编辑们精心策划各类网络新闻专题，从专题推出之日一直到报道结束，只要愿意，就能随时随刻地获得“看客”们对这些专题的反应。

在这方面特别用心的当属凤凰网，这家网站不仅重视新闻专题的策划，而且在几乎所有策划性的专题中都设计了一个小栏目：“凤凰网调查”。编辑会列出若干与新闻相关的问题请网友投票和发表意见，参与调查投票的人数和投票结果即时更新，网友对新闻发表的评论也以“最新评论”和“最热评论”排列在页面上。“最热评论”是根据推荐评论的网友人数自动排序形成的。这个小小的设计不仅为公众参与传播、发表意见提供了一个平台，同时也使新闻专题的社会反响能够随时被编辑掌握。也正是通过“凤凰网调查”，我们发现，同一类新闻专题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传播效果，近期的两个专题“本·拉登已死”与“英国王子大婚”就是一例。

凤凰网对英国威廉王子的婚礼进行了图文现场直播，同时还转播了BBC24小时现场直播、CNN现场直播和凤凰卫视资讯台现场直播，从视频报道来看，可能国内鲜有网站能超过凤凰的力度。此外，该网站还推出了“凤凰策划矩阵”，内容包括“贵族何在”、“什么是贵族范儿？”、“英国王室百年情史”、“名存实不亡的英国王室”、“威廉王子的29年”、“准王妃的平民身世”六个主题，内容异常丰富。而且这一专题中的图片数量之多、画面之精美，都显示出网站编辑对这一新闻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同样，“本·拉登已死”的专题也做得十分出彩，还有其他许多专题也一样。看多了会发觉，这家网站的大多数新闻专题的报道模版是相类似的。

笔者最感兴趣的是“凤凰网调查”。5月28日，笔者上网看到的数据是：“本· 拉登已死”专题，参与投票调查的人数有78.2868万人，参与评论的人数13.9906万，评论2284条。而“英国王子大婚” 专题，参与投票调查的人数却不足前者的三十分之一，只有2.4531万人，参与评论的更少，只有2418人，发表评论102条。可以作为参照的另一个国际新闻专题“利比亚危机”，没有设调查投票一栏，但网友留言的统计显示，共有879.7363万人参与，评论9.4373万条。

笔者恰好在这几个专题推出后给北京多家网站的编辑们讲课，课堂上请大家就网络新闻专题进行交流。来自凤凰网的编辑推介的专题是“英国王子大婚”，看来网站内部对这个专题比较满意，然而笔者却发现网友的反应恰恰相反。“凤凰网调查”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关心此次英国王室大婚吗？”，结果投票的2.4531万人中有33.2%表示“完全没兴趣”，表示“很关心的人只有23.8%。需要注意的是，接受调查的人都是已经看了这一新闻专题并且愿意花时间投票的人，如果考虑到那些根本没有兴趣看此专题的人，以及虽然看了但没有兴趣进一步接受调查的人，可以推断，真正对此新闻感兴趣的人其实比例更小。

相比投票，网友的评论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在“最热评论”中排名第一的是广东省惠州市网友qin_watery80的评论：“人家把婚礼当成商业活动刺激经济来办，国内媒体还免费帮她宣传，人家还不用付广告宣传费，无知的国民还要浪费时间去看！”这条评论得到的推荐票数是312。一个新闻专题中最受网友认同的帖子恰恰是反对开设这个专题的批评意见，这种情况还真是罕见，也着实引人深思。

凤凰网的另一个专题“本·拉登已死”的“最热评论”中，排名第一的是甘肃省庆阳市网友“北方桑拓木”的这段议论：“本·拉登凭借自己的胆识与财力，把世界头号帝国主义美国搞得天翻地覆，历时数十年却无可奈何，精神可嘉，虽死犹荣。客观地说，对付强大的美国，本·拉登是一面旗帜，他将飘扬在所有受美国欺凌的国家人民心头。”得到2.0286万票推荐。排名第二的云南省普洱市网友“老实说1”写道：“老实说在美国等西方强权军火主义面前，拉登别无选择。看看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死了多少平民，和希特勒不同的是，拉登反的是美国等西方霸权，而不是全人类。只不过他不应该太激进罢了，他要是也拥有一个‘美国’的话，估计他也会试试航空母舰，来个演习，或是通过联合国来决议制裁奥巴马，通过国家法庭起诉奥巴马发动战争罪，杀害无辜罪……”，推荐票数是1.1149万。排名第三的山东省德州市网友“dpyjh2”说：“本·拉登有其正义的一面，虽然他的手段不对，但他的信仰和为信仰付出的牺牲，是令人敬仰的！”推荐票数是1.1122万。这些得到一万人以上投票支持的观点固然有待商榷，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专题不仅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而且启发人们产生了相对深入的思考。

这个有点“极端”的个案，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专业问题：在新媒体环境下，新闻编辑如何判断新闻事件的价值？表面上看，新技术使新闻传播能够具有更多吸引“围观”、引发“互动”的元素，比如生动的视频、丰富的动画、有个性的微博链接等等，这都是传统媒体所没有的“利器”。但事实上，这些东西并没有改变新闻传播的本质和规律。公众对一个事件是否关心以及关心的程度，还是取决于事件本身的社会影响力。相比美国击毙本·拉登这种直接影响国际局势变化、涉及国家间利益冲突的重大事件，英国王子举办婚礼虽然有“观赏性”，但毕竟只是对西方皇室文化的一次展演，“灰姑娘”的故事能够打动的只是一小部分人的心弦。

由此看来，新媒体技术永远不会改变新闻传播的一个基本规则：对新闻价值的判断要从报道对象在整个社会网络中的地位和影响来考察，它能够影响多少人？是何种程度的影响？编辑要站在被影响者的角度来判断事件的意义和价值，而不能仅从自己的个人兴趣与偏好来进行决断。

报道旨趣：媒体的境界与公众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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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众传播的新闻报道，从选题到报道的角度和方式都贯穿着报道者观察和理解外部世界的旨趣。正如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所言，“新闻本身不局限于对真实的判断，它也包含了价值观，或者说，关于倾向性的声明。”在前文谈论的网络新闻专题的比较中，已经可以看到，媒体对新闻的价值判断有时会与公众的价值评判有所差异。如果再进一步考察这些热点新闻的报道内容和方式，还能有更多的思考。

以国内的一个热点事件故宫失窃案的报道为例。5月8日晚，香港私人博物馆两依藏与故宫合办的现代工艺品展上的部分展品被盗，举国哗然。各类新闻媒体都在第一时间报道了这一新闻。58小时后失窃案迅速告破，结果却令人惊诧，警方在网吧里将犯罪嫌疑人石柏魁抓获，据他交代，偷窃文物虽有预谋，但只是通过观看电视片了解故宫周围的地形和情况，而且也没有什么犯罪经验。为什么警备森严的国家博物馆竟能让一个小毛贼得手？一时间质疑声四起。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5月11日，央视主持人芮成钢在微博上曝光：“故宫建福宫被改造成了一个全球顶级富豪们独享的私人会所，据说建福宫会所的入会费是100万”，这一消息把故宫推向更难堪的境地。传媒对故宫的报道进一步升温。

5月13日，故宫向北京市公安局赠送锦旗，旗上的文字“撼祖国强盛，卫京都泰安”引起网友质疑，称“撼”为错别字，正确用字应为“捍”。面对这一质疑，故宫的相关负责人却不承认有错误，反而表示“撼”字没错，显得厚重。虽然后来终于认错并道歉，但致歉信中将责任都推向了保卫处，令舆论依然无法平息。

故宫连锁性事件的来龙去脉几乎在所有媒体上都能看到完整的故事脉络。如人民网的专题“故宫发生失窃案”、新浪网的专题“故宫博物院展品失窃”等，都非常迅速地向公众报告了此事件，并滚动进行后续情况的报道。

相比之下，凤凰网的新闻专题更有厚重感，主题已经不仅仅是聚焦“失窃”一事，而是以“故宫丑闻频发”这样更尖锐的标题统观上述一系列负面事件。除了对事件本身的报道更加细致，编辑还有意用视频来表达网友的态度。视频头条是“网友创作《故宫门之歌》讽刺故宫丑闻”，第二条是“故宫道歉信语病百出引发网友围观”，都是网站独家采制的报道，所采用的素材却来自于网友。最能体现报道旨趣的是一个言论集纳型的专栏“自由谈”，主题是“故宫，你在‘撼’动什么？”。开题的话：“展品被盗、建福宫被传成私人会所、就连赠送个锦旗都能出现错别字，一连串的负面新闻一周来把故宫弄得焦头烂额，也颠覆了人们对故宫的固有印象。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心中的疑团也越来越大，故宫到底怎么了？”这个评论栏目汇集了人民日报、东方早报、新华网等多家媒体的评论文章，最后将论点归结于：“商业化的侵蚀、不负责任的守护，堂而皇之的错字，在故宫一系列丑闻面前，人们需要反思的是对待自己民族文明的态度。”

如果说，大多数媒体完成了报道的第一个层面——告知新闻事件的过程、细节和各方反应，那么凤凰网的这个专题则站到了一个更高的位置上，对报道进行了拓展。在告知事实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了视野、挖掘了深度，同时让公众更多地参与，对事件的原因及社会影响进行更多的剖析。在这个层面上，大众传播被认为应该具有的几大社会作用——“监视大环境、达成社会各方面的共识、传承文化” 已经基本可以实现。凤凰网调查结果也体现了这个专题报道的舆论引导效果，对“你如何看待故宫近期频发的丑闻”一问，接受调查的1.5722万人中，有66.3%的人赞同“故宫是中华文明重要载体，现状让人极不放心”。

故宫考察报告篇（2）

本文通过考察大量第一手资料，力图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境，为这一冤案中的萧子升昭雪。

北京故宫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最大建筑群，在580多年的历史中，它以无与伦比的雄伟壮观以及不计其数的奇珍异宝而蜚声海内外。故宫又称做“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在这个历史舞台上，上演着一代又一代的光荣与梦想，也让我们感受到一段又一段的屈辱与抗争。

故宫自建立之初，就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物馆，毫不夸张地说，它收藏着中华五千年的文明，里面价值连城的奇珍异宝令人流连忘返，当然也令一些非法之徒垂涎三尺。因此，从明清时期、民国时期甚至到新中国时期，都屡次发生过和故宫有关的盗宝案，而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发生在1932年8月，前后历时16年的易培基、李宗侗监守自盗的“故宫盗宝案”了。

萧子升(1894-1976)，名瑜，字旭东，湖南湘乡人，早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与、蔡和森同为著名学者杨昌济的得意门生，1918年与共同创立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是民国初年湖南青年参加赴法勤工俭学的主要策动者之一。

后来，他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次长，1934年担任北平农事试验场长，1952年去南美乌拉圭，长期从事教育事业，1976年11月21日在乌拉圭病逝。

故宫与萧子升，这两条看似永远不会有交叉点的并行线，却随着1932年8月发生的“故宫盗宝案”，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为什么萧子升会与如此惊天大案扯上关系呢?他究竟是遭人诬陷还是监守自盗?为了解决这个疑问，我们有必要简单了解一下这起“故宫盗宝案”的来龙去脉。

1928年6月，“二次北伐”结束，南京国民政府统辖北平。6月18日，国民政府任命易培基为“接收北平故宫博物院委员”。易以病不克北上，于是电请马衡、沈兼士、俞同奎、萧瑜(子升)、吴瀛代办。此后不久，易培基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萧子升是该院的秘书长。另外一种说法是，萧子升因与易培基的师友关系，在故宫博物馆兼领职司。通过这段史料不难看出，尽管职务有所不同，但萧子升的确在故宫担任了职务，而且毋庸置疑地是，他和易培基关系亲密，这也为他日后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那时，故宫在旁人看起来可能是财富宝库，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易培基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时，故宫博物院所需事业费主要依靠庚款基金会临时拨给的3万元维持，并未从国民政府领到分文。因此，经费一直是令易培基头疼的问题。为了弥补院里开支，易培基无奈之下，决定处理一批与历史文化无关的物品，主要是生活用品，包括金砂、银锭、茶叶、药材、绸缎等类物品。这从吴景洲《故宫盗宝案真相》中所介绍的一份《故宫博物院处分金砂、银锭、食品临时监察会规则》中得到了印证。

可是即便如此，麻烦还是找上门了。1932年8月29日，在处理完3次遗留物品后，有人控告易培基侵占、盗卖古物，从而拉开了整个“故宫盗宝案”的序幕。1933年1月9日，易培基向国民政府提出申辩，针对指控一一反驳，并于1933年10月18日正式提出反诉。

《申报》记载如下：“张崔振华(张继夫人)告发前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一案，兹悉易氏于昨日上呈中央监察委员、行政院、司法部，控告张崔振华及最高法院检察长郑烈，通同舞弊。”

1933年10月22日，易培基再次呈行政院、司法行政部，请依法罢免郑职，归案讯办。

关于案件的具体环节以及易培基、李宗侗与张继夫妇的怨仇，并不是本文的重点，因此在这里不详加阐述。萧子升正式与“故宫盗宝案”发生联系，是在1934年10月13日，江宁地方法院以“侵占、伪造、背信、妨碍公务”等罪名对易培基、李宗侗等9人提起公诉，而萧子升也出现在了这份公诉名单中。

根据《申报》1934年11月5日转载的书记载，萧子升被的具体原因，书作了如下阐述：“又同年易培基充任农矿部长，浮报农业试验场民国十八年六月份维持费一千五百元……又共同北平档案管理处萧瑜，浮报该处民国十七年三个月垫借经费一千一百九十三元二角一分。及共同正定棉业试验场场长崔燮邦及萧瑜，浮报该场维持费一百二十元均分吞没。”

由以上事实中，我们似乎看不出萧瑜与“故宫盗宝案”有什么直接的关联，他的罪行属于贪污公款。

可是，1934年10月29日的《申报》上，清清楚楚地记载了萧瑜与故宫宝物的关联。这一天《申报》报道的标题是“萧瑜私运古物案”，具体内容包括“前农矿次长萧瑜夫妇私运古物十箱，被法海关发觉扣留，政府对此非常重视，除由外交部令法公使馆详细查复外，行政院并令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严予查办，该会日内将开会议，讨论此案。”

在1934年10月24日《大公报》上，则又是另一种说法：“曾任农矿次长平大农学院院长兼差炫赫一时的萧瑜夫妇，竟有盗运古物百箱，在法境马赛被扣之说。”

前后3次报道，出入却是如此之大，书中萧瑜的罪行是贪污公款，且罪犯只有他一人；而在《申报》、《大公报》上，萧瑜的罪行则变成了“盗卖故宫文物”，他的妻子也成为了同案犯。而且，这两家报纸所报道的具体盗卖古物数量差距很大，《申报》说的是私运古物十箱，在《大公报》上则变成了盗运古物百箱，数字出入巨大，不由得使人怀疑其真实性。

综上所述，所谓萧瑜参与“故宫盗宝案”，当时就是“莫须有”的，并没有充分的证据加以证实。

针对“盗窃故宫宝物”这一严厉指控，萧子升再也不能等闲视之了，于是1934年12月21日，他在《申报》上发表《萧瑜启事》正式为自己辩白，其主要意思是“本人奉命出国考察农业，到欧已将一载，如马赛所传属实，亦或故宫古物果有丝毫非法牵涉之处，均愿受严重处罚”。

调查方特意打了电报去问驻法的顾大使，顾少川(顾维钧)来电说查无其事。他们不信，又派了法官亲身到马赛，结果还是没有。当时，萧瑜前往法国结婚，做了旅法华侨，并未回国。按照国际惯例，本国人在本国犯法逃往外国，

只要不是政治犯，政府可以引渡回国。萧瑜如果真的偷运宝物，被法国海关扣留，为何不商请外交部照会法国政府，引渡萧瑜回国依法惩办?由此可知，关于萧瑜盗宝纯属无中生有之诬陷，并没有真凭实据。

易培基为了不连累萧瑜，在给吴景洲的一封信中再次重申：“马赛事本欲冤不佞，及法使电复绝无事，不知何事累及吾友(指萧瑜)。”经过了几方印证，才最终使萧子升与“故宫盗宝案”摆脱了干系。

可即便如此，“故宫盗宝案”还是对萧瑜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影响。由于原告一方不断扩大虚假情节，积非成是，萧瑜家乡不明真相者亦谣传“萧子升偷故宫‘金鸭婆’逃往法国”，他因此被迫流落法国、瑞士。从此之后，萧子升长期旅居海外。

直至晚年，他仍然念念不忘所谓的“故宫盗宝案”。1957年8月，萧子升在迟暮之年立下遗嘱，表明了他对“故宫盗宝案”要彻底昭白天下的强烈愿望。遗嘱中说：“现在将些相片慎重寄于你们，望你们过细一看，慎重保存，我等个时机要将它影印出来，四处分送，使世人明白真相。万一我去世了，你们务必在我去世之后，赶快将它影印出来，到处传布。你们只管在国内外不断的邮寄与报馆、学校、当局、时人。”“这是你们所最应该做、最高兴做的事情了。你们那时对我的死不必悲伤，只做此事认为痛快；你们那时对我的死，不必做别的追悼，只做此事便是最有价值的追悼……以后你们每年要纪念我、追悼我，最好就加印加邮一次，你们对我及孝隐夫人的孝敬，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如崔振华已死，你们更可公开的大做了，并可将我的题跋也影印出来，一同寄出。”“这是我最重要的一个遗嘱!”

由此可见，“故宫盗宝案”对萧子升的一生产生了多么刻骨铭心的影响。

值得欣慰的是，萧子升终于得到昭雪。1999年11月29日《光明日报》报道：“解放后人民政府对上述盗宝案作了甄别，并已确认是一场冤案。”

这个65年之后得出的结论，尽管萧子升在有生之年未能看到，但历史终究给出了公正的答案。

当我们回过头来，从头研究这起“故宫盗宝案”时，总会有一种疑惑，为什么当时已经和“故宫盗宝案”脱离干系的萧子升，却被这起无中生有的案件困扰了一生，甚至直到今天，海内外还有很多人将他的名字和“故宫盗宝案”联系上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这起“故宫盗宝案件”前后历时16年，牵扯人物众多，既有易培基、李宗侗这些故宫的管理者，也有张继夫妇这样的民国名流，因此影响巨大，而萧子升作为此次事件的一位参与者，必然也会引起人们的关注。

故宫考察报告篇（3）

关键词

统万城 城市形态 城市布局

一 统万城与奢延城、大城之关系

奢延城为西汉上郡奢延县之治所，东汉因之，汉末废。关于汉奢延城与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大夏国统万城之关系，北魏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云：

“(奢延水)出奢延县西南赤沙阜，东北流……俗因县土，谓之奢延水，又谓之朔方水矣。东北流，迳其故城南，王莽之奢节也。赫连龙升七年，于是水之北，黑水之南，遣将作大匠梁公叱干阿利改筑大城，名曰统万城．蒸土加功，雉堞虽久，崇墉若新。”

根据以上记载，侯仁之教授认为“统万城也正是因汉代的奢延城之旧而‘改筑’的”①。王北辰教授亦持同样的观点，并考证说：“文中既云‘改筑大城’，同时在二水之间又未另记有奢延县城，足证统万城乃汉奢延县城之“改筑”②。另外，上世纪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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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都城内部空间结构及其演变研究”成果。

① 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

② 王北辰：《毛乌素沙地南沿的历史演化》，《中国沙漠》1983年第4期。

年代统万城曾出土了“西部尉印”铜印1枚，方形，桥钮，每边长2．3厘米、高1．8厘米，阴刻印文，篆体，铜印形制与印文典重说明其为汉代文物。有学者据《汉书·百官公卿表》“郡尉，秦官，掌佐守武职甲卒”的记载并结合上引《水经注》之文认为统万城就是由奢延故城改筑而来，并且汉代“上郡西部尉驻奢延城”①。

笔者认为，从《水经注》记载来看，统万城是由汉奢延城改筑而来的，这一点当无庸置疑。不过，在十六国时期，大城之名屡见于史书之中，其与《水经注》中的“改筑大城”之“大城”有无关系呢?《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云：

“(姚兴)以勃勃为持节、安北将军、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余落，镇朔方。时河西鲜卑杜崙献马八千匹于姚兴，济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众三万余人伪猎高平川，袭杀没奕千而并其众，众至数万．义熙二年，僭称天王、大单于，赦其境内，建元曰龙升，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

“勃勃又攻兴将金洛生于黄石固，弥姐豪地于我罗城，皆拔之，徙七千余家于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领幽州牧以镇之。”

“勃勃又攻兴将姚寿都于清水城，寿都奔上圭下，徙其人万六千家于大城。”②

关于赫连夏国境内大城之具体地点，史念海教授考证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东南”③，侯甬坚教授等则认为大致“位于(鄂尔多斯)高原偏南处”，并说“此城与统万城的关系尚不清楚”④。但清人洪亮吉则另有说法，他在所著《十六国疆域志》中考证夏国所置之幽州沿革时云：

“幽州：《晋书·地理志》赫连勃勃僭号子统万，是为夏。置幽州牧于大城。崔鸿《十六国春秋·夏录》河西鲜卑杜客献马八千匹于姚兴，济河，至大城。《晋书·载记》勃勃攻姚兴将金洛生于黄石固，弥姐豪地于我罗城，皆拔之，徙七千余家于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领幽州牧以镇之。勃勃又攻兴将姚寿都于清水城，寿都奔上邽，徙其人万六千家于大城。郦道元《水经注》赫连龙升七年改筑大城，名曰统万。案此则统万城即大城。勃勃既以幽州牧镇大城，则改筑统万后亦属幽州可知。《晋地志》先言僭号子统万，后言置幽州牧于大城。二语微误。考自统万建后，《夏录》及《载记》不更言及大城，是大城为统万之一证。道元所言真可据矣。”⑤

笔者认为，洪亮吉力主大城即是统万城，论据充足，大致是可信的。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称当时的奢延城为“故城”，熊会贞解释说：“汉县属上郡．后汉因之，汉末废。在今怀远县西北鄂都斯界内。”⑥实际情况应是东汉以后，奢延县废，但其城仍存，十六国后秦时期为赫连勃勃所据占，名之为大城，后来在龙升七年经改筑扩建更名为统万城。所谓奢延城、大城、统万城三者之间的承袭关系非常清楚，均在一地，只是不同时期的名称而已。另外，《水经注》中的“改筑大城”一语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将汉奢延故城(大城)扩大，而极有可能是在故城之西或西部另筑新城。当时的统万城实际上指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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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②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

③ 史念海：《十六国时期各割据霸主的人口迁徙(下篇)》，《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辑。

④ 侯甬坚、周杰、王燕新：《北魏(AD386—534)鄂尔多斯高原的自然一人文景观》，《中国沙漠》2001年第2期。

⑤ 《十六国疆域志》卷16《夏国》。

⑥ 《水经注疏》卷3《河水3》熊会贞按语。

是这个新城，其遗址即今西城。《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云统万城共有四门，“南门曰朝宋，东门曰招魏，西门曰服凉，北门日平朔”，正可在今西城四门遗址找到对应关系。史称统万城“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宮墙五仞，其坚可以砺刀斧。台榭高大，飞阁相连，皆雕镂图画，被以绮绣，饰以丹青，穷极文采”①，也只能在现在西城遗址得到充分的印证。考古实测“西城基厚约16米，加上马面长度可达30余米”，“东城基较薄，厚6—12米”；“西城夯层薄，层次绖密，夯打坚实，最为牢固”②，显然与东城非同一期工程。这些都充分说明当时“改筑大城”的主要工程是新修一个内城，亦即现在尚清晰可辨的西城。有人据“西部尉印”铜印是在统万城垣的夯土中发现的，继而断定“这说明筑统万城时，将原奢延城破坏，所以在统万城里完全看不到奢延城的踪迹了一。笔者不大同意这样的观点，如果说是修筑统万城时“将原奢延城破坏”，恐怕也仅限于奢延故地(即大城)的西部或者西城墙，现存的统万城遗址的东城之东、北、南诸墙估计仍是汉奢延城的旧规。

二 统万城的城市形态

关于统万城的城市形态，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认为该城有三重城垣，即整个统万城是由外郭城、东城、西城三部分所组成。三重城垣之说为清道光年间陕西省榆林府怀远县(民国3年更名为横山县)知县何丙勋所首倡，何氏在其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呈给榆林知府徐松的调查报告即《复榆林徐太守松查夏统万城故址禀》(下简称《何氏调查报告》)中称：“其地有土城，周围三重，俱用土筑。渡无定河，西行二里许，进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又西数十武，进三道城。”④1956年9月，由陕西文物管理委员会、博物馆组织的陕北文物调查征集组对“统万城”进行了初步调查，调查报告中采用了何丙勋三重城垣之说，在俞少逸执笔的报告中称：“‘统万城’遗址，大部分被流沙掩没。城的方位，坐西北向东南(南偏东四十度)。现在比较显著的有内城和二道城；外城遗址据说在内城之北约六里，东南约二里，均尚有一小段。”⑤此说分别将何氏调查报告中头道城、三道城认定为统万城的外城与内城，但对于二道城的性质则未作进一步的说明。1975年至1977年考古学家戴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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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北史》卷93《赫连屈丐传》。

②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③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④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6《内蒙古伊克昭盟游牧所在》。又，何丙勋的“禀”文亦收于杨江《河套图考·夏州城考》和民国《横山县志》卷4《艺文·杂记》，唯文字稍异，“禀”文中无“其地有土城，周围三重，俱用土筑”之句，但“禀”文之后的“杨江附记”中则明确称“西土地有白土城三层”，为“夏州旧都”。另据侯甬坚新近的研究成果，认为此“禀”文原作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为何氏为答复前任榆林知府李熙龄为修《榆林府志》事的询问“夹单”而专门进行实地踏勘后所作的调查报告(详参侯甬坚：《道光年间夏州城故城(统万城)的调查事由》，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但杨江《河套图考·夏州城考》的题目下明确注有“壬寅复李太守夹单”字样，壬寅年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所以笔者估计何氏考察统万城的时间当是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而相关调查报告之最终完成与呈交李知府的时间则要稍晚一些，这可能也是辛丑年(1841)秋李知府镌刻《榆林府志》时未将何氏调查统万城的报告收进去的一个原因。至于道二十五年(1845年)何氏呈给新任榆林知府徐松的调查报告即《复榆林徐太守松查夏统万城故址禀》，很明显是原调查报告即“王寅复李太守夹单”的修改稿，这正是后来形成了不同版本的何氏调查报告的真正原因。

⑤ 陕北文物调查征集组(俞少逸执笔)：《统万城遗址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

新曾先后三次到现场考察，他在有关调查报告中认为统万城“城址基本上在一个平面上，西北略高．分为外郭城、东城和西城，群众称为头道城、二道城和三道城。外郭城依无定河北岸原边地势，呈西南——东北走向，然后西折，趋向东城北垣，破坏严重，仅留断断续续地几段略高于地面的残迹，轮廓不大清楚。从其断垣走向和城址内瓦砾、骨渣分布范围判断，外郭城面积比东西城略大”①。在后来的论文中，戴应新先生明确说“统万城由外廓城和东西二内城构成多重的城堡工事，由东往西依次为外廓城、东城、西城，即当地人所谓的头道城、二道城与三道城”②。戴氏的观点影响很大，现在学术界普遍采用的就是他的说法。

然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新近邓辉等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利用大比例尺彩红外航空影像判读、历史文献分析和实地考察等研究手段对统万城的城市形态进行了综合研究，初步复原了统万城的城市形态和内部结构，提出了一系列与前人颇有不同的看法。经过将航空影像所显示的情况与何氏调查报告中提到的三道土城比照，邓文推定何氏所说的头道城就是东面的土城，该城应为统万城的外郭城；二道城则是西面的土城，该城应为统万城的内城(或皇城)；何氏报告中提及的第三道土城，在影像上反映的不太明显。从航空影像上看，统万城的北部绝无任何古城的踪址，统万城以东、无定河北岸的土墙残基，当属于另外一组建筑，而不是何氏所说的头道城。仔细推敲何氏报告中三个土城的方位与前后顺序，第三道城应该位于西城东墙以西不远，即位于内城(西城)的西半部，应是“统万城的宫城”③。

邓辉等提出的新说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张穆《蒙古游牧记》所引何丙勋的调查报告中说“渡无定河，西行二里许，进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又西数十武，进三道城”④。戴应新先生称统万城“外廓城、东城、西城，即当地人所谓的头道城、二道城与三道城”⑤，但他指认的“外郭城依无定河北岸原边地势，呈西南——东北走向，然后西折，趋向东城北垣”⑥，显然不是何氏说的“渡无定河，西行二里许”见到“头道城”。何氏说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这里的“二道城”应该是指现在西城东垣，今实测东城南垣551米、北垣504米，均超过一里，约是何氏所记里数的两倍，但这既可能是何氏记载有错误，也可能与何氏入城路线有关．何氏说二道城“又西数十武，进三道城”，清代一武约为2．5尺，十武为25尺(约8米强)，所以邓辉等认为“数十武的距离，则为几十米的样子，即第三道城墙与第二道城墙相距约为几十米”⑦。不过杨江《河套图考·夏州城考》和民国《横山县志》所引何丙勋调查报告异文说从二道城“又一二箭许进三道城”，可见二道城与三道城之间的距离当在100米左右，比邓文推测的数据要大一些。但即使如此，也远远小于东城的东西宽度，这说明戴应新先生将东城与西城比定为何氏所说的二道城与三道城在里数上完全是讲不通的。总体上看来，现在的东城、西城与何氏报告中头道城、二道城、三道城的关系，基本上可采用邓辉等先生的新说(参表1)，亦即其分别指的是外郭城、内城和宮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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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②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③ 邓辉、夏正楷、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④ 杨江《河套图考·夏州城考》和民国《横山县志》卷4《艺文·杂记》所引何丙勋《复榆林徐太守松查夏统万城故址禀》作：“计渡无定河即登彼岸，西行二里许进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又一二箭许进三道城。”

⑤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⑥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⑦ 邓辉、夏正楷、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三 统万城东城与西城的城垣、马面和城门问题

关于统万城遗址东城与西城的城垣、马面和城门问题，目前所见的有关调查报告记载的数据颇多分歧。

俞少逸在1957年调查报告中称：“二道城在东面存有五六公尺的城址，南面及西北角都尚存有痕迹。其中唯有内城城址最为显著。城址南北长五二七·一公尺，东西长六八·九公尺(北城壁多一曲折，所以北壁的东西长度应当再加上四·三公尺)，略成方形”；“(内城)城址一周和城连接的墩台还很多，计东面十一座，西面八座，北面六座，南面十一座。东南北三面的二十八座，都不甚显著，只有西面七座很突出，距城壁稍远，遗址尚高可十公尺上下”①。此报告只提到了统万城“二道城”(即现在通常说的“东城”)东面城垣城墙长度和“内城”(即“西城”)各壁城墙长度与马面的数据，各城城垣资料不全，亦未有各城城门的调查资料。

1975年至1977年间，戴应新曾三次到统万城遗址考察，所以记载的数据更全面和准确一些，他在有关调查报告中称东、西城周长与各垣长度为：“东城，周长2566米，其东垣长737米、西垣774米、南垣551米、北垣504米；西城，周长2470米，其东垣长692米、西垣721米、南垣500米、北垣557米。”报告又称：“西城四面各有城门一道，南门名朝宋门，东门名招魏门，西门名服凉门，北门名平朔门。南、北、东三门俱圮毁仅存基址轮廓，西门瓮城宛然尚存，门道宽3米。东城北垣无门，东垣有一门道，南垣情况不明，西垣则共招魏门与西城交通”；“城址外面加筑马面，由于各垣长度不同，马面有多有少，如西城北垣有马面十座，南垣八座，东城北垣仅七座”②。关于西城的城门与马面，戴应新先生在另外的报告中又补充说：“西城四面各有城门一座，南、东门俱毁圮仅存基址，西门和北门瓮城尚存其轮廓，门道各宽三公尺。城址四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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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北文物调查征集组(俞少逸执笔)：《统万城遗址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

②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外加筑马面，西城马面较密，如东西和北垣各有一座，南垣八座。”①

稍事比较就不难发现，俞氏的调查报告与戴氏的调查报告的有关数据出入颇大，如俞氏报告中说“二道城”(东城)东垣长506米，而戴氏记为737米，其间相差竟达231米。统万城的城垣系由艰硬的白土夯筑而成，遗址虽经干余年风雨沧桑，基本保存完好，除东城南垣为流沙所掩蔽外，其余各城垣轮廓基本上都是可以辨识的，前往实地调查应该得出大致略同的数据，而不致于有太大的出入。俞氏的调查资料之所以与后来的调查资料出入较大，据笔者分析主要是方位判断失误所造成的。按俞氏调查报告称统万城遗址是“在无定河的东北岸，城址的东北数里有淖泥河，向东南流入无定河。在城址上环顾四周，西南一带绵延着低平的沙丘，东北则是无边的沙漠”，但现在普遍的看法是认为统万城遗址在无定河的北岸或西北岸。由于方位感的偏差，统万城的东、西二城可能被认为是南、北关系，这从俞氏报告中没有采用东、西城说法并且认为最高的墩台(角楼)在内城西北角(其实是在西南角)②，就可以得到印证。所以俞氏所说的二道城东垣实际上相当于东城的北垣，内城的东、南、西、北诸垣实际上相当于西城的北、东、南、西诸垣。这样经过方位调整后，俞氏报告中有关各城垣长度的调查数据与后来戴氏报告中调查数据之间的出入就要小一些了(参表2)。

应该承认，由于毁圮和风沙掩盖等多种因素，相对于城垣方位和城垣长度来说，统万城的马面数目和城门位置更难准确无误地作出判断。如俞氏报告中说“内城”(西城)北垣马面6座，而戴氏记为10座，相差就十分悬殊。即使按照前述方案，将俞氏报告中说“内城”(西城)的东、南、西、北诸垣调为北、东、南、西诸垣，马面数目仍差异较大。新近邓辉等从航空影像判读出西城的马面数目为：南墙9个、东墙14个、北墙11个、西墙9个③，与戴氏报告的数据相比较，南、东、北三墙分别多1个、4个和1个，而西墙则少1个，其中西墙马面数据差距最大(参表3)，如与俞氏报告相比较，则又相差8个，其马面数目竟是后者的2．3倍④。看来统万城的马面数目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勘测。

关于统万城的城门。俞氏调查报告未曾涉及，戴氏调查报告则确认西城有东、南、西、北四门，东城有东、西二门，其中西门与西城共用。各门的具体位置，戴氏在地图中也作了相应的标识(未标东城东门)。据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载：统万城“罗城东门曰凤阳。本有三门，夷人多尚东，故东向开。”⑤这里所谓的“夷人”未明所指，按北宋前期统万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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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② 需翠指出的是，统万城遗址在陕西省靖边县红墩界乡（现已改为镇）白城子村，三面与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接界，加之通往统万城的小路颇为曲折而造成的方位感偏差，不少学者在早期的考察过程中也曾将属于陕西省靖边县境的统万城误认为是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境内，或将统万城西城遗址西南角的角楼误认成是西北角的角楼。参见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王北辰：《毛乌素沙地南沿的历史演化》，《中国沙漠》1983年第4期；朱士光：《开拓统万城研究新领域的一次考察——记侯仁之教授1964年夏率历史地理考察小组对毛乌素沙漠与统万城的考察》，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史念海：《黄土高原考察琐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3辑。

③ 邓辉、夏正楷、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④ 上引邓文在注释中称：“由航空影像判读出的马面数目与1957年的考古调查所得数字不尽一致，其中北墙、西墙的数字一致，南墙多出1个，东墙则多出2个。”但实际情况是各墙马面数字均不一致，前氏报告方位修正后的数字也是如此，见表3。

⑤ 《太平寰宇记》卷37《夏州》。

州城)为党项李氏政权所占据，有可能指的就是党项羌人，因赫连勃勃为匈奴族，古人往往以“胡人”相称匈奴人，与西来的党项羌人是有些不同的。如果此说不误的话，则赫连勃勃改筑统万城时，应是将汉奢延城或十六国时期大城的主体部分改造为外郭城即罗城，估计当时的外郭城原有三个城门，除东、西二门，应该还有一个南门，其中西门与内城东门共有，唐末五代宋初之际为了军事防御方面需要，封闭了南门，从而改变了统万城外郭城即今东城的城门布局情况。据《资治通鉴》卷254、《新唐书·党项传》，隋唐之际，原居青海、甘南的党项羌人，因受吐蕃势力之逼，大举内迁，占据夏州一带者号乎夏部，唐末时其首领拓思恭率兵助唐镇压黄巢起义有功，于公元881年被唐僖宗擢为夏州节度使，赐皇姓李氏，封夏国公，管辖夏、绥、银、静、宥五州之地。从此夏州李氏便俨然成为割据一方的藩镇势力。五代时期，夏州城数度被中原政权的军队所围，所以城池的防守任务很重。除西城外，东城也是防御的重点。最近统万城出土的《故大宋定难军管内都指挥使康公墓志铭》就提及墓主康公之祖文义就曾任“东城副兵马使”①，东城南门封闭的时间应以五代时期的可能性最大。目前东城南垣为流沙所掩盖，城垣已不甚清楚，但以后如果认真发掘，或许能找到十六国时期统万城外郭城南门的部分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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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戴应新：《有关党项夏州政权的真实记录——记》，《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四 统万城宫城的范围与永安殿的位置

前已述及，邓辉等最早提出现在的西城为统万城内城(皇城)，而宫城在内城之西半部的说法。按道光年间何丙勋在其调查报告中曾说三道城“北头有白土坡，似系宫殿之基”，邓辉等认为：“航空影像上反映出西城的西半部为一流沙所覆盖的高地，仔细辨认尚可隐隐看出一些规则的城墙痕迹，东侧城门的瓮城遗迹也隐约可辨。从这一片高地东侧到西城的东墙，只有很短的距离，与何氏所言‘数十武’的情况正相合。此处高地，应即何氏所言之第三道城。何氏报告中提到的‘鼓楼’遗迹就位于这处高地的东南面(‘钟楼’遗迹已不可见)，而所谓白土坡等宮殿遗迹当覆盖于流沙之下。这个现在被流沙所覆盖的第三城，应该说是赫连勃勃时修筑的统万城宫城。”①邓文认定宫城在西城西半部的另一个理由是史书中有关统万城“西宮”的记载。据《资治通鉴》记载，元嘉三年(426年)“魏主行至君子津，会天暴寒，冰合，戊寅，帅轻骑二万济河袭统万。壬午，冬至，夏主方燕群臣，魏师奄至，上下惊扰。魏主军于黑水，去城三十馀里。夏主出战而败，退走入城。门未及闭，内三郎豆代田帅众乘胜入西宫，焚其西门；宫门闭，代田逾宫垣而出”②。邓文据此认为：“既然称西宮，当位于内城之西，而且此西宫必定紧靠内城城墙，魏兵才有可能乘隙攻进，并且在宫城城门关闭的情况下，越墙而出。”基于这样的认识，邓文在附图中即将宫城绘在西城的西半部的中间偏北处，宫城紧靠西城西墙。这个新说法有一定的学术影响，最近有人就略从其说而发挥之，认为统万城“西城西北部为宫城”③。

然而在笔者看来，邓文关于宫城在内城之西半部的说法大致可从，但宫城具体的位置与范围却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据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载：统万城“其城南门曰朝宋，北门曰平朔，东门曰招魏，西门曰服凉，其子城在”④。此处的子城就是宮城，可见宮城在西城西门附近当了无疑义。据戴应新执笔的《统万城城址勘测记》中附图所示，西城南、北二门皆在城垣偏东处，东门在东城垣中部，西门在西城垣南段中部，东城东城门未标出。邓文的有关附图与戴文附图相比，西城“南门、西门的位置大体一致，而东门、北门的位置相差较大”⑤，具体地说就是将西城东门确定在东垣中部稍偏北处，北门则确定在北垣中部稍偏西处，东城东门确定在东垣中部稍偏北处，与西城东门、宫城东门呈一条直线。既然邓文与戴氏报告一样认为西城西门是在西垣偏南处，所以宫城应当在西城西南部，并且紧靠西门以及西垣南段与南垣西段才合理一些。

在邓文的附图中，宫城的西垣与西城(内城)西垣共之，没有单独的城垣，东垣位于西城(内城)中部略偏东处，经过其所认定的宫城“东侧城门的瓮城遗迹”，北垣位于西城(内城)北半部居中略偏南的位置，南垣位于西城(内城)南半部居中的位置，鼓楼遗址绘在宫城南垣之南。这样的认定，可能与实际情况有较大的偏差。至少邓文附图中所绘的宫城东垣就明显有些偏西了，从其附图中看，宫城东垣距西城(内城)东垣的距离至少在200米以上，远远大于道光年间何丙勋在其调查报告中所说三道城与二道城相距“数十武”(前引邓文释为“约为几十米”，实际可能当在100米左右)之距离。当然，从有关文献记载来推测，邓文附图中所绘的宫城西垣、南垣与北垣位置也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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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辉、夏正楷、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② 《资治通鉴》卷120。

③ 陕西省古建设计研究所：《统万城遗址保护规划大纲》，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

④ 《太平寰宇记》卷37《夏州》。

⑤ 邓辉、夏正楷、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附记”，《考古》2003年第1期。

其实，统万城宫城的位置、四垣之范围乃至整个内城的建筑布局情况，看来仅凭彩红外航空影像来复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应当从历史文献中再发掘更多的信息并结合考古建筑遗址进行准确的判断．真兴元年(419年)统万城“宫殿大成”，赫连勃勃刻石城南，颂其功德，石刻今已不存，但由秘书监胡义周所作的颂文则收于《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之中，颂文云：

“……乃远惟周文，启经始之基；近详山川，究形胜之地，遂营起都城，开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隅隐日，崇墉际云，石郭天池，周绵千里。其为独守之形，险绝之状，固已远迈于咸阳，超美于周洛。若乃广五郊之义，尊七庙之制，崇左社之规，建右稷之礼，御太一以缮明堂，模帝座而营路寝，阁阖披霄而山亭，象魏排虚而岳峙，华林灵沼，崇台秘室，通房连阁，驰道苑囿……营离宫于露寝之南，起别殿于永安之北。高构千寻，崇基万仞……温宫胶葛，凉殿峥嶸……崇台霄峙，秀阔云亭。千榭连隅，万阁接屏。晃若晨曦，昭若列星。离宫既作，别宇云施。爰构崇明，仰准乾仪。悬甍风阅，飞轩云垂。温室嵯峨，层城参差……义高灵台，美隆未央……”

上引胡义周颂文不无文学上的夸大之辞，但所述基本史实当多有所本。颂文涉及统万城的地理位置与周围形胜，城垣规模与形制，但更多的则是对宫室建筑、离宮别宇、池沼园林的生动描述。颂文中提及许多统万城建筑实体名称，如社、稷、明堂、路寝、永安(殿)、离宫、别殿、温宮、凉殿等等，大致都可以推测其具体位置。当然要推测这些建筑的位置，关键还是要正确理解颂文中的“美隆未央”一语。按《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史臣的赞文曾称赫连勃勃“遂乃法玄象以开宮’拟神京而建社，窃先王之徽号，备中国之礼容”。这里的所谓“神京”，当是指赫连勃勃致北凉主沮渠蒙逊盟书所说的“二都神京”①，亦即长安和洛阳。当然，赫连勃勃起事前后主要是与后秦打交道，后来还攻占后秦都城长安，对长安的情况比较熟悉而且相当羡慕②，而洛阳时已属于北魏，勃勃未曾去过，对其都城形制并不清楚，所以所谓“遂乃法玄象以开宫，拟神京而建社”当主要是参照汉长安城即后秦长安城模式营建自己的都城与宫室，胡义周颂文中的“美隆末央”一语也透露出赫连勃勃模长安城建都而又欲在某些方面超过之的初衷。

众所周知，汉长安城内宫室颇多，未央宮在城东南，为汉帝之正宫；长乐宫在城东南，主要是后妃所居。除未央、长乐两大宮殿群之外，未央宫北又有桂宫和北宫，长乐宫北又有明光宫，皆属别殿性质。东汉迁都洛阳之后，长安宫室建筑多有损毁，但城内主要宮殿基础仍在，十六国时各割据政权也不同程度地整修过宫室建筑，如刘曜以长安为都时，曾建光世殿和紫光殿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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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

② 据《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勃勃攻下长安以后，即帝位于灞上，颇慕“长安累帝旧都，有山河四塞之故”，时群臣劝都长安，但他担心北魏进攻北京统万城，遂还都统万城，而于长安置南台(相当于陪都)，留长子璝领南台尚书事以镇之。另据《太平御览》卷127《偏霸部11》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夏录》，赫连勃勃于真兴二年(410)十月“起冲天台于统万城南山，欲登之以望长安”。其对长安之向往由此可见一斑。

③ 《晋书》卷103《刘曜载记》。

后赵石虎曾城长安未央宫①。前秦苻健时长安城内有“小城”，又有太极前殿、东宫、东掖门和端门②，后秦姚兴时有太极前殿、西宮、武库、东宫③．据史念海教授研究，前秦时的太极前殿“应在未央宫中”，“所谓东宫当指长乐宫而言，东掖门也应是未央宫的东阙”，后秦时的武库“极有可能就是汉时武库旧址”，“姚兴时的西宫和东宫当是当时未央宫和长乐宫。西宫和东宫的名称当是其时俗称，随其方位所在而赋予以普通称谓”④。凑巧的是，赫连勃勃的统万城中也有西宫之名，这很明显是借鉴了后秦未央宫的命名原则，笔者前文推定此宫在统万城西南部，看来还是相当可信的。

正因为统万城的主要宫殿位于内城西南部，所以尽管该城四隅皆有高大的角楼，四面城垣密设马面，但现在统万城西城遗址中唯西南隅角楼最为高大壮观，南墙9个马面规模最大(估计即《水经·河水注》中所说的“九堞楼”)，保存也最完好，这显然是为了加强宫城的防御而进行的特殊安排。根据考古发掘资料，汉长安城未央宮宫城四角修建了角楼，但“从勘探了解到只有西南角楼基址保存尚好”，角楼基址位于今西安市未央区三桥镇车刘村北，其西南两侧为汉长安城的西南二城墙，角楼基址夯筑，平面呈曲尺形⑤。汉长安城未央宫宮城唯西南角楼基址保存完好的原因考古工作未作过多的说明，依笔者意见，这应当与原来宫城西南角楼比其它角楼更为高大坚固不无关系。赫连勃勃的统万城四隅角楼中以西南角楼最为高大，当是模拟了汉长安城的做法。另外，紧邻统万城西城(内城)西南角楼的南垣的两个马面不仅非常高大壮观，而且皆有竖坑，其中WSD1号马面竖坑中曾出土大量粮秣柴草和石英质滚圆石球⑥，兼有军事仓库性质，这样的独特设计当然也是出于重点防守宮城的需要。

要比较客观地确定统万城宫城四垣之位置与范围，确定永安殿(永安台)的具体位置实是关键的一环。

从语句文辞上分析，胡义周在颂文中提到的路寝与永安(殿)当是一回事。路寝之名始见于《诗·鲁颂·閟宫》：“路寝孔硕。”《毛传》：“路寝，正寝也。”《礼记·玉藻》说祭祀：“君日出而视之，退适路寝以清听政。”可见路寝是帝王正殿所在。史载，真兴六年(424年)八月赫连勃勃．临终之际，“升永安殿，召群臣属以后事，薨于永安殿”，而勃勃死后，其第三子昌“即位于永安台”⑦，这可从历史文献上证明永安殿确实就是当时统万城中的路寝。今统万城西城南部中央有高大的台基遗址，为城内最高之建筑遗址，应当就是当时西宫正殿即路寝(永安殿、永安台)所在。新近考古工作者已对此台基遗址进行了初步发掘，台基“为长方形，东西长，南北窄，夯土南缘与西城南垣基本保持平行，结构与西南隅台相同，即平面呈‘井’字形，相对独立的夯土块组成庞大的夯土台，夯土块之间自基础而上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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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

② 《晋书》卷112《苻健载记》。

③ 《晋书》卷107《姚兴载记》。

④ 史念海、史先智：《说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长安城中的小城、子城和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1辑。

⑤ 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51页．

⑥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⑦ 《太平御览》卷127《偏霸部11》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夏录》。

的缝隙，平夯。夯土台周围有厚25厘米左右的踩踏面，之下即为原始沙层。自踩踏面而上，现存夯土台高近19米①。从现存遗址的形态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将此台基断定为永安殿(台)遗址还是比较可信的．考古工作者通过发掘，“发现永安台大部已坍塌，坍塌后残留下人们生活的遗迹，如井、灰坑、柱洞、灶坑等。从地层中出上的遗物分析，永安台大面积坍塌在宋代以前”②。从相对位置来分析，清道光年间何丙勋在其调查报告中所描述三道城内南面西隅的“钟楼”遗址当即是这个已经大面积坍塌的永安台遗址。

至于邓辉等著文中所说“航空影像上反映出西城的西半部为一流沙所覆盖的高地，仔细辨认尚可隐隐看出一些规则的城墙痕迹，东侧城门的瓮城遗迹也隐约可辨”云云是颇值商榷的。中国古代很少有在宫城城门设置瓮城的，统万城内城(西城)高大坚固，角楼山峙，马面如林，而宫城甚小，哪里有再筑瓮城的必要性呢?邓文在航空影像上辨认出的所谓“瓮城遗迹”，其实可能正是当时统万城别殿的宮垣遗迹而已(详后)。

统万城实际上是模仿汉长安城而修筑的，宫城位于内城西南部．汉长安城的未央、长乐诸宫城四面皆有完整的城墙，紧邻大城的宫城诸垣与大城城垣之间是有一定宽度的顺城街道相隔开的，这样的布局完全是出于宫城自身防卫的需要③，统万城的宫城估计亦是如此，其宫城应当有其独立的四垣。永安殿(台)为赫连勃勃之路寝(正寝)，类似于汉长安城未央宮之前殿，自应在宫城之中。所以可以推测当时宮城的东垣应在现在台基遗址之东，南垣应在台基遗址之南，紧临西城(内城)之南城墙，西垣应紧临西城(内城)之西城墙，至于其北垣的位置应大致在西城(内城)之中部，而不至于如邓文附图中所绘的那样过于偏北。整个宫城估计呈正方形的形态，如汉长安城未央宫一样，但规模较小，边长估计300—350米左右。

关于宫城的城门设置情况，也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前引邓文附图中将宫城绘在内城西半部，只有东、南、北三面墙垣，西垣与内城西垣共有，宫城西垣无门，东垣中间稍偏北处开有一门。据《资治通鉴》卷120所记，元嘉三年(426年)夏魏之战的战况是：“夏主出战而败，退走入城。门未及闭，内三郎豆代田帅众乘胜入西宮，焚其西门；宮门闭，代田逾宫垣而出。”可知当时的宮城确实是有西城垣的。宫城四垣之中至少有一个“西门”，是临近内城西门的，至于其东、南、北三垣城门设置情况不明，如依汉长安城未央宫的情况来推测可能也各设有一门。

历史文献中记载统万城“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宫墙五仞，其坚可以砺刀斧”④。有人据此推测：“若一仞以八尺计，一步以六尺计，则内城墙高约26．7米，墙基厚60米，墙顶厚20米，宫墙则高约13．3米。”⑤考古实测“西城基厚约16米，加上马面长度可达30余米”，“东城基较薄，厚6—12米”⑥，与文献记载出入较大。但宫城墙的高度只有内城的一半，这大概是比较可信的。当时宫城之城墙高度只有内城的一半，墙基、城墙规模自然都要小许多，这应是宫城遗迹保存不多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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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邢福来：《统万城遗址考古发掘的新收获》，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

② 邢福来：《统万城遗址考古发掘的新收获》。

③ 隋唐长安城的宫城、皇城和外郭城虽共有北垣，但城北为禁苑，常人不得随意出入，宫城的防卫亦是相当周密的。

④ 《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北史》卷93《赫连屈丐传》。

⑤ 邓辉、夏正楷、王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附记”，《考古》2003年第1期。

⑥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五 统万城内城(西城)的其它宫室与苑囿布局

与汉长安城实行多宫制一样，大夏国的统万城也是多宫制，除位于内城西南部正宫即西宫而外，还有其它宫室建筑。《资治通鉴》卷120记有西宫之名，当暗示统万城还应有一个东宫存在。汉长安城之未央宫和长乐宫在前后秦时期分别为西宫和东宫，统万城的西宫和东宫是模拟汉长安宫室制度而来的。统万城的东宫不见于史书记载，但却从考古发现中可以得到确证。另外，胡义周所作的颂文中也曾提到“营离宫于露寝之南，起别殿于永安之北”，其中的“离宫”与“别殿”也均已找到遗址。

前引戴氏调查报告中认为，可明确断定为宫殿遗址的有两处，一处是“在西城东门内偏南，距东垣21米。门向南开，有砖砌台阶。土夯围墙长80米、宽64米、厚0．8米”，“该殿址西距楼观台基不远，遗物堆积不如那里丰富，又不在中轴线上，可能是主体宫殿的附属建筑”；另一处是“在东城东部稍偏北，比周围地面高出两米。1977年春，大队深翻土地，拖拉机在此处犁出方形石础数十个以及瓷高足杯、碗、开元通宝钱等．勘测中，我们又在这里发现壁画多块，确知其为宫殿基址而标入图中”。此外，有一“台基在西城南部正中，平面长方形，旁有一井。台身四周的壁面上有不少粗大椽孔，周围地面遍布瓦砾，台基后面和左侧沙丘之下，经钻探也发现有很厚的瓦砾层，似为大型建筑宫殿的遗迹。台基可能是位于宮殿前面楼观建筑的基座”①。这里东城的宮殿遗址的确定有些牵强，笔者怀疑是汉奢延城、十六国大城(幽州)治所以及后来统万城官署区所在地．至于“西城东门内偏南”处的宫殿遗址，可能确实存在，应当就是统万城的东宫所在。“西城南部正中”的台基最有可能就是史书中所谓的“西宫”所在。至于戴氏调查报告中所说的台基后面“似为大型建筑宫殿的遗迹”者，当即道光年间何丙勋报告中说的三道城内北头的“白土坡”，则可能是统万城的一个“别殿”遗址。汉长安城内西南部的未央宫和东南部的长乐宫在前后秦时期分别为西宫和东宫，汉长安城未央宫之北还有北宫、桂宫等宫殿建筑，很明显，统万城的西宫、东宫以及西宫之北的别殿均是模拟汉长安宫室制度而营建的。史载元嘉四年(427年)北魏攻占统万城后，曾“获夏王、公、卿、将、校及诸母、后妃、姊妹、宫人以万数，马三十馀万匹，牛羊数千万头，府库珍宝、车旗、器物不可胜计”②，夏王之诸母、后妃、姊妹等估计就居住在东宫之内。考古工作者在统万城西城东南角所发现的宫殿遗址估计只是当时东宫正殿的遗址，整个宫城的范围可能还要稍大一些，但其总体规模要比西宫小许多。从现存宫殿遗址的情况来推测，其形态则有可能是东西略窄、南北略长的长方形。其开门情况，依照西宫宫门与内城城门的相对关系，估计当至少有一个南门，近内城南门，以便出入。至于西宮之北的别殿，估计是当时内城北部苑囿区内具有别宫性质的宮殿，规模不大，形制不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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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② 《资治通鉴》卷120。

胡义周提到“离宫”是在“露寝之南”，但西城台基遗址之南不远处即为南垣，其间再营宫殿的空间不大。按古代之帝王“离宫”往往修筑于宫城之外，所以估计这个“离宫”当在西城以南的无定河岸边。据考古调查，有一“宫殿遗址在无定河南的二条支流之间台地上，白色夯土基址范围很大，约二×一公尺，南、北部各有一土丘如坟冢。亦夯筑，直径各约四公尺，上有唐代穿凿的坟墓多处。夯土范围结合文献记载，可知这里就是‘离宫’的遗址。高起的圆丘状夯土堆，当是建筑物的基址”①。除离宫、别殿之外，前引胡义周的颂文中提到当时统万城的内城中还有有社、稷、温宫、凉殿、苑囿等。其中温宫、凉殿等应当是当时西宫内的建筑，其遗迹均应在统万城西南部去寻求，前引戴氏调查报告中称西城台基的左侧(即东侧?)也“似为大型建筑宫殿的遗迹”，是否与温宫、凉殿有关，尚有待进一步研究。古代都城中的社、稷一般都在都城之南部，统万城的的社、稷自然也应在西城(内城)的南半部尤其是台基遗址的左右前方去寻找。

覆实而论，邓辉等最大贡献是从航空影像上辨识出了统万城护城河和城内渠道的遗迹。邓文称：“大比例尺的航空影像上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在内城的西北角和西南角，均残留有宽大的护城河遗迹。此外，还可以从影像上看出城内有开渠引水的迹象。从航空影像和地形上推测，城内的渠水可能是由西北角角楼南侧的护城河流进城来，河水入城后向东南流，经过宮城东侧向南，再转为东南流，最后从东南角角楼的北侧流入外郭城。”“城内西侧的护城河可能正是利用了某段古河道修建而成，而内城北面的古河道很可能就是早期统万城内城的主要水源之一。古河道较为丰沛的水源为城市居民和日常生活及宫廷苑囿提供了必需的水源”②。统万城护城河和城内渠道的发现，使胡义周颂文中所说的“石郭天池”、“华林灵沼”、“驰道苑囿”就有了着落。显而易见，这里所谓的“石郭”指的就是统万城的城墙，而“天池”指的就是护城河。200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工作者已经找到了统万城的西城外侧的护城河(壕)遗迹并进行了发掘钻探③。至于统万城的池沼苑囿，从城内渠道的流向来分析，当主要位于内城的北部。西汉时期皇家园林上林苑在长安城西南，后秦时上林苑早已废弃，姚兴曾在长安城北、渭河南岸另起逍遥园，园内有藕池，“池中台观，莲荷被蒲，秀实可玩”④，园中又有澄玄堂、西明阁等建筑，为西域高僧鸠摩罗什说法译经之处⑤。赫连勃勃统万城的池沼苑囿布局，大约是借鉴了后秦时的制度，只不过是将池沼苑囿安排在内城之内而已。

目前关于东城的考古发掘尚不充分，东城为外郭城性质，居民区当占了较大的比重，与西城主要为宫殿和苑囿区的情况多所不同。目前仅可推测，东城东部偏北部有一官署区存在，居民区估计主要是在该城的西部及南部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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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② 邓辉、夏正楷、王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故宫考察报告篇（4）

1.1 一般资料

本组43 例病例均来自本院病案室2005～2009年产科出院的病例，年龄25～36 岁，孕37+5～42+3周，单胎头位，均为骨盆外测量正常，在产程中出现活跃期停滞的初产妇。胎儿体重.≥ 3500 g 31例，≥4000 g 6 例，占86.00%（37/43），枕横位27例，枕后为9 例，胎位异常者占83.7%（36/43）。

1.2 处理方法

发现产程异常即报告医生，配合医生对产妇进行肛查或在严格消毒下阴道检查，根据产妇精神状态、子宫收缩、胎位、胎儿估重大小、骨盆及宫颈的情况，对头盆不称、严重胎位异常者即行剖腹产；对有阴道分娩可能者，未破膜的采取人工破膜，静脉点滴催产素，静脉注射安定，保护产力、徒手协助胎头内旋转等方法促进产程进展，严密观察1～2小时视产程进展情况再确定分娩方式。

1.3 结果

本组病例产程中出现严重头盆不称、胎位异常7 例即以剖腹产结束分娩。试产成功经阴道分娩15例，试产失败以剖腹产结束分娩21 例，新生儿轻度窒息5 例，产妇一般情况良好。

2 护理对策

2.1 做好产时健康教育

产妇心理因素已被认为是影响分娩的重要因素之一，作为一名助产士应善于观察产妇的心理活动，根据不同的个体开展一对一、针对性、个性化的健康教育活动，对每一位产妇都应进行耐心细致的心理指导。消除其对分娩的恐惧心理，引导产妇正确面对分娩。帮助、鼓励产妇正常饮食以保持充沛精力，是确保产程顺利进展的必备条件，以减少产妇因疲劳而导致产程异常的发生。

2.2 第一产程要严密的观察子宫收缩、胎心音、胎先露下降的变化，注意保护产妇的产力，正确估算胎儿的体重，正确画好产程图，产程进入活跃期要特别注意有否出现活跃期停滞[2]，活跃期停滞的发生说明有产程出异常情况存在，应及时报告医生，作出相应的处理。首先协助医生在严密的消毒下行阴道检查，确定胎方位、胎先露下降及产道情况，严重的胎位异常者需要剖腹产，即及时做好剖腹产的一切准备。对胎方位无明显异常有阴道分娩可能，但存在子宫收缩乏力、宫颈水肿、产妇精神紧张、疲乏无力者，根据医嘱分别做出相应的处理。 转贴于

2.3 根据检查情况，做出针对性的处理。在胎心音正常的情况下：①胎膜未破的应首先予以人工破膜术，进一步了解胎儿情况并可加强子宫收缩，利于胎先露的下降。②对精神紧张疲乏无力的产妇根据医嘱予以静脉缓慢注射安定注射液10 mg，以保护产力；对子宫收缩乏力的产妇予以静脉点滴0.5%催产素，从低浓度低滴速开始，视子宫敏感程度进行调整，严密观察产程的进展。出现宫缩乏力时，排除头盆不称后，加强产力，不但能使宫口扩张，胎头下降，更重要的是可使胎头由枕横为转为枕前位[3]。③出现宫颈水肿有可能经阴道分娩者，我们采用的方法是在宫颈水肿最严重处注射硫酸阿托品注射液10 mg，同时在子宫收缩时瞩产妇稍向下用力瞬间徒手上托宫颈越过胎头，效果良好。

3 讨论

在分娩过程中，胎儿、产力、产道和产妇的心理因素是决定分娩的重要因素，在骨盆径线一定的情况下，较大胎儿胎头经线较大，引起难产机会增加。本组病例中巨大儿仅6 例，体重≥3500 g 31例，两者占86%，胎位异常占83.7%。因胎儿较大、胎位异常需较强的产力，胎儿的下降及内旋转才能正常进行，宫口逐渐开大。故产程中出现子宫收缩乏力时，应报告医生，协作医生进行进一步分析和检查。当产妇过度紧张、宫口未开全即向下屏力或出现头盆不称、胎位异常时会使宫颈过度受压于胎头于骨盆之间。淋巴、血液回流受阻而发生宫颈水肿。子宫颈为软产道的一部分，但其水肿时影响会影响宫口的扩张。本组病例有可能阴道分娩而出现宫颈水肿者，我们予以宫颈注射硫酸阿托品后上托宫颈术；子宫收缩乏力的静脉点滴催产素加强子宫收缩。同时做好产妇的健康教育护理工作，最终有15 例产妇经阴道分娩。因头盆不称、严重胎位异常及进一步处理后产程进展不良而行剖腹产28例。从中看出，胎儿偏大和胎位异常是活跃期延长的主要原因。故当第一产程出现活跃期停滞时，应及时、积极的寻找原因，进行相应的检查、分析处理，适时手术干预，从而确保母婴平安；切不可盲目等待或草率进行剖腹产，而对胎儿、产妇造成损伤。

故宫考察报告篇（5）

庄蕴宽，字思缄，号抱闳，1866年生于宁波，1932年卒于常州庄家场二知堂本宅，系清末名臣，思想倾向维新改革，1891年任广西梧州知府，兵备道，后任广西边防督办。甲午战败后，他目睹清廷腐朽无能，遂创建中西学堂，广罗人才，亲自招募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蒋光鼐等一批热血青年，他“身在曹营心在汉”，暗地支持孙中山同盟会，为革命人士提供方便。1912年孙中山就任大总统时，曾盛邀庄蕴宽搭乘同列火车由上海驶抵南京，并任命其为江苏提督，协理军政大事。

作为民国元老，庄蕴宽与孙中山、宋教仁、胡汉民等民国创始人过从甚密，跟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等也结交颇深，甚至曾和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同游法源寺赏花，其社会活动家地位可见一斑。庄蕴宽还是著名书画家，行楷冠六朝风云，绘画擅山水人物，梁启超曾为他的《扶桑濯足图》题诗，严复曾为他的《濠梁观鱼图》佳作题字。

庄蕴宽的二姐庄还是吴瀛（字景洲）的母亲，著名书画家吴欢（吴瀛之孙，吴祖光夫妇之子）坦言“我吴氏一门三代在能诗擅画的江苏常州才女曾祖母庄还女士引领下，事实上也继承了庄家这位先贤的很多风范”。他更表明“没有庄家就没有吴家”。

吴瀛的父亲吴稚英曾任浙江平湖县令，此君深得张之洞赏识，被邀至湖广总督府充当“高级参谋”。吴瀛，字景洲，别号栗亭，生于1891年，十三岁考入浙江大学，后随父到武汉进入我国最早培养外交人才的湖北方言学堂（即外语学院）攻读英语，十九岁毕业后起先在东北中学当英语老师，后调北洋政府内务部任职，因他既擅长诗文书画，又精通英文，颇受上司赏识，从一般科员、科长逐渐跻身枢要，出任北京政府坐办（相当于现今的北京市政府秘书长）。

仿佛前世有约，今生有缘，吴瀛在北京工作期间因其妻周琴绮在南方家乡，他无家居住，便借住舅舅庄蕴宽宅第，其孙在《吴欢酷论》一书中写道“庄蕴宽先生待外甥吴瀛如亲子一般”。从此，庄蕴宽不仅倾心传授诗书琴画知识，还使吴瀛逐步成长为一名不畏权贵，敢于仗义执言的正人君子，演绎出舅甥合力抢救故宫国宝的一段佳话。

心忧国宝流失 甘当重任

庄蕴宽、吴瀛二人工作地方虽然不同，但都负责被废皇帝溥仪及宫内各项事务。事实上，从1912年溥仪退位起，到1923年十余年间，溥仪和他的宗族遗老遗少一直都在觊觎故宫珍宝，想方设法窃为己有；更兼北洋政府许多显赫政要原本就是清廷官员，表面赞成共和，暗中尽向被废皇帝表忠心，如此蛇鼠一窝多年，故宫所藏珍宝不翼而飞事件屡屡发生。作为北京政府坐办，吴瀛目睹国宝如流水般不断流出宫外，自然心急如焚，他在《故宫尘梦录》中写道：

溥仪久居宫禁，颇不安分，与张勋、康有为等旧臣阴谋串联，常思复辟，造出很多事端，且将宫内宝物不断移出宫外，这些事情恰在我的管辖之内。由于事涉重大，我毕竟一介书生，哪里经过如此复杂的局面，倘若真出变故，非同小可，杀头之罪姑且不谈，国家颠覆，天下大乱，祸延百姓，腾笑世界，则谁来承担？

吴瀛为此曾多次上书最高当局将溥仪等宫廷孤老遗少请出宫外，切断国宝流失根源，但每次呈文后均杳如黄鹤。有道是邪不胜正，天助善者，正当吴瀛彷徨无助时，他的一位故交易培基来找他，易培基是他在湖北方言学堂同窗，毕业后曾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后被孙中山聘去南京政府任职，并以孙先生代表身份来北京与苏联公使加拉罕谈判庚子赔款分配事宜，每次来北京都寄宿吴瀛家里或由吴介绍的附近旅馆，这次他来告诉吴瀛：“你平常谈的要请溥仪出宫，昨晚我们（此时易已出任政府教育总长）开了一个会议，组织了一个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推举李石曾（煜瀛）做理事长，会内除少数专任职员外，聘请许多专家以及各机关人士做顾问，政府各机关规定每个部派两人为助理员，内务部自然要派，你来吧。”

吴瀛听了，眉舒目展，笑道：“我自然要参加，但我不要由内务部派，还是由你们那里聘做顾问好些。”他解释说，如果他代表内务部就得为内务部说话，而内务部又难得与他一致，易培基同意了他的建议。

就在两人谈话当天（1924年11月5日），国民军司令部通知溥仪等清室人员即日起搬出故宫，溥仪紧急召开会议，研讨对策，得出结论说：“按照民国元年优待条件，清室本应移居颐和园，只因民国政府不令迁出，延迟至今，清室对迁居一节本无所谓，不过时间迫促，实在来不及，宫内各物原属爱新觉罗氏私产，当然有自由处分管理之权，不能点收，请约定时间，清室自迁，物件不予点交。”

尽管“虎死虎威在”，但历史车轮已不可倒转，国民政府与清室内务府大臣绍英等人谈判三小时后，决定“允许稍缓一两日”，但溥仪必须即日出宫，最终溥仪无奈屈服，下午4时，由派出五辆汽车，鹿钟麟司令乘第一辆前导，溥仪和扈从乘第二辆，其夫人及亲属乘第三辆，绍英等人乘第五辆，一行人去了什刹海醇亲王（溥仪生父）府安居，宫内太监宫女皆发给“内帑”，近五百名太监每人发银十元，宫女百余每人八元。次日消息传出后，举国上下悬挂国旗以示庆贺。

国宝终将运往何处

溥仪迁出故宫后，国宝流失现象有所收敛，但尚未完全中断，当务之急是清点故宫国宝，分清公私。所谓私者，乃指皇族私人所藏珍宝，为此公私双方在指派查点人数分配方面发生分歧，清室代表耆龄率先发难，他指出民国政府拟定的清室善后委员会七人中民国五人、清室两人，很不公允，清室需加派三人，讨论后政府同意清室加派两人，但却补进军方代表鹿钟麟和张壁，形成七比四，清室又不同意，双方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石曾调解道：“将来此事一定要分设专门委员会来办理，实际上将来清室方面最少也可得到五人的数，目前实在不妨将就着。”

故宫藏宝千万件，其中，传国御玺是重点，乃无价之宝。此外，还有皇后之宝一颗，皇后册宝四颗，合计共三十颗，其他小印玺尚未统计在内，每颗玉玺都有一个高高木架，红木镂花描金，玉玺存放在一尺五寸见方的玺匣内，虽经历岁月风霜，却都完好如初。

这批稀世国宝运往何处，讨论半天未有结果，李石曾建议“仍按原次序陈列保存原状，封锁殿门”，众人赞成，当日国务院派人将殿门固封，责成护军警察长官妥为保管，并派警察昼夜巡逻，以防被盗。

在清点验收宝玺时，摄政内阁一道命令：

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业经公布施行，着国务院组织善后委员会，会同清室近支人员，协同清理公产私产，昭示大公。所有接收各公产暂责成该委员会妥慎保管，俟全部结束，即将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馆、博物馆等项之用。借彰文化，而垂久远，此令。

以溥仪为首的清室遗老（包括同治皇帝的老妃）遗少及其旧臣宠信留恋昔日富贵、觊觎故宫国宝是显而易见的，留给清室善后委员会的任务艰难而又棘手。1924年11月12日，清室善后委员会公布《组织条例》，共七条，其中委员会组织，设委员长一名，由国务总理聘任，委员十四人，其中五人由清室指派，设监察员六人，由委员们公推选任，各院、部得派一至二名为助理员，辅助善委会常务委员分办各项各务，委员会可聘请顾问若干人，就有专门学识者选定之。委员长、委员、监察员、助理员及顾问均系名誉职务。条例包括委员会职务、办公地点、存在时间、所需经费等。20日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长李石曾就职。

《组织条例》所设监察员六人，除京师警察厅等三个衙门为法定监察员外，特聘民国元老庄蕴宽、吴敬恒、张继三人为监察员，一个月（12月20日）后，善委会首次开会，李石曾、庄蕴宽、易培基等十二人参加，但清室（委员）一个人也没到会，会议讨论通过《点查清宫物件规则草案》，为成立故宫博物院拉开序幕。

“参天大树”下的智勇较量

12月21日，吴瀛在东安市场路遇易培基，易培基说：“委员会已经聘了你做顾问。”吴说：“谢谢！好得很。”易培基又说：“我明天上午10点钟左右来奉访，我带了聘书来，请不要出去。”吴瀛答：“好！我准时奉候。”

吴瀛回家时已天黑，家人告诉他内务部接连打电话来，要他次日上午9时到部有公事，王次长也要来。吴瀛甚是诧异，次日是礼拜天，没有急事部里不会办公。次日清晨，内务部打电话告诉吴，清室善后会议决点查清宫物品，定明日（星期一）实行，执政府有令制止，此事属于非常警察，正是吴瀛所管，他暗自庆幸自己不是部里指派的助理员，否则得“下级服从上级”，他匆匆赶往部里，并给易培基留下纸条。王次长（号耕木，浙江人）先于他来到内务部，见到吴瀛后说：“赶快办稿行知京城警卫司令部同京师警察厅执行查止！”吴瀛回答：“恐怕不好这么办。”王次长拉下脸说：“段（祺瑞）执政的谕，我们怎么可以不遵办？”争执半天，最后两人都各让一步，对警卫司令部发公函，对善后会发便函。吴瀛回家后看到聘书和留条，下午2时，他毅然去神武门参与清宫点查预备会议。

此时的神武门里已一片嘈杂，士兵警察往来穿梭，与会者七八十人叫声嚷嚷，委员长李石曾首先讲话，大意是溥仪在故宫赖了十多年，民国已订出优待清室条件，而今查点清宫物品伊始，执政府却下令暂缓，似不合民意。时任政府审计院院长的庄蕴宽已年逾花甲，为与会者最年长，他慷慨陈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呼吁国人万众一心抢救故宫国宝，绝不可让藏宝再次流失，他的激昂讲话博得雷鸣般掌声，最后他话锋突转：“今天是看鹿（钟麟）总司令的态度了。”鹿司令颇为机灵地说：“我们军人固然以服从为天职，但是要迫我向后转，那也就有所不顾了，我要到执政府先同武官长卫兴武商量一下。”

时至今日，史学界认为，易培基之所以选中吴瀛充当顾问，不仅仅是他才华横溢，更重要的是他舅舅庄蕴宽这棵参天大树，由于庄蕴宽影响力巨大，王次长未敢小觑，便去找正在医院养病的内务部总长龚仙洲，恰好龚是庄多年仕途挚友，尽管为官之道跟庄不同，但私交甚笃，他要王次长去问一问庄老，或许能得到指点迷津。于是王次长深夜来到大院胡同造访庄公馆，宾主一直谈到凌晨1时，庄又让他带给龚总长一封非常重要的信，请龚总长秉公办理。

次日清晨，吴瀛接到庄蕴宽电话要他立刻去大院胡同，到了舅舅家，庄蕴宽对他说：“我向王次长提过，有什么要向清室善后委员会斡旋的事，同你商量好了，你同他们有相当的交谊，可以有办法的。”随后吴瀛赶往神武门，与善委会成员会合开展第一次点查，却因军警未到而未成行，吴瀛回到内务部，王次长一改昨日官气，对他十分客气：“我昨晚见到庄思老，方才明白这中间的委曲。昨天的事幸亏你才不致弄僵，思老当时写了封信给龚总长，总长阅后叫我们全权和平处理。本部可以处在协调人地位，现在就要去对段祺瑞执政陈说一切，结果如何再同您接洽，并且请先向易先生致候。”

赢得生前身后名

嗣后，庄蕴宽与吴瀛更加倾心携手护救故宫藏宝，为创建故宫博物院奔波不息，吴瀛成为善后委员会、国务院、军警三方主要“联络官”，许多信函文书出自他的拟稿手笔。其后近一年（1924年11月—1925年10月）时间内，尽管那些复辟臣子、愚忠遗老及民国要员竭力阻挠清室善后委员会查点工作，但都蚍蜉撼树，潮流难逆转，善委会在庄蕴宽和吴瀛舅甥殚精竭虑努力下，在李石曾、易培基等著名人士推动下，克服重重困难，使故宫博物院成立指日可待。

1925年10月6日，易培基对吴瀛说：“双十节故宫博物院要开幕，仅四天，要筹备着能够陈列出来给人看。请一定去参加帮忙。”时间虽然紧迫，吴瀛还是欣然同意。深宫久锁闭关，藏宝尘封太久，加上光线很暗，清理陈列很是费时耗力，但因是件大喜事，参与者亦不觉得苦累，忙碌数日，居然可以像模像样展出了。

开幕盛典定在10月10日下午2时，执政当局与善委会共同拟定主席团成员名单，黄郛（曾任内阁总理）亲自出席，德高资深的庄蕴宽被公推担任主席，李石曾委员长作专题发言介绍故宫。是日，北京全城万人空巷，老百姓久闻皇宫藏宝价值连城，举世无双，因而接踵摩肩拥向故宫，大街小巷人头攒动，连吴瀛所乘汽车也被阻途中，错过了千载难逢的开幕大典，第二天他从《益世报》上才知盛典十分隆重而热闹。《益世报》写道：“午后二时，故宫博物院在乾清宫门内举行开幕典礼。庄蕴宽主席宣告开会后，由清室善委会委员长李石曾报告筹备故宫博物院情形……报告毕，即由黄郛发言，略谓‘今日开院为双十节，此后是日为国庆与博物院之两层纪念，如有破坏博物院者，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吾人宜共卫之’，众鼓掌。”报纸提到发言的还有王正廷、蔡廷干、于右任及袁良等人，现场观礼者数万人，且不时响起震耳欲聋的掌声，人民群众的激昂情绪溢于言表。

故宫考察报告篇（6）

团支部建设是团委各项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团支部是否为一个政治坚定、组织健全、职责明确、作用显著的坚强集体，关系到全院广大团员青年整体素质水平的提高，关系到团委凝聚力、战斗力的发挥。近年来，团委坚持党建带团建的工作思路，逐步推进团支部建设，巩固、完善基层组织体系，扩大团组织对团员青年的有效覆盖。

今年，团委通过团支部改选、调整与举办团干部培训班，加强团干部队伍建设，着力于培养团干部的“奉献、务实、奋斗”精神，教育团干部做勤奋学习、甘于奉献、开拓进取的表率，拓宽工作视野，提高了整体素质，达到了推进组织建设，增强团支部内在活力的效果。

1月，团委先后对所属团支部进行支部改选和支部调整。保留原来的业务联合团支部（由文物管理处、科研处、古书画部、古器物部、宫廷部、图书馆、紫禁城出版社的团员组成）、展览宣教联合团支部（由展览部、宣传教育部的团员组成）、资料信息中心团支部、文保科技部团支部、计财审计联合团支部（由计划财务处、审计室的团员组成）。将原保卫处团支部并入院直团支部（由院办公室、人事处、外事处、法律处、经营管理处、工会、团委、保卫处、开放管理处、行政服务中心、文化服务中心的团员组成），古建部团支部、工程联合团支部合并为古建工程联合团支部（由古建部、工程管理处、基本建设办公室、古建修缮中心的团员组成）。之后，召开团支部会议对团支部干部进行了改选，选举出新一届团支部干部。（名单见附件1）经过调整，团干部的年龄层次较以往年轻，更富创新精神与工作热情，为团的工作拓宽思路、丰富工作内容打下良好的基础。

4月23日至24日，团委举办“故宫博物院2011年团干部培训班”，全院7个团支部20余名团干部参加培训。王亚民副院长出席并发表讲话，要求团干部学习好、理解好、实践好科学发展观理论，不断提高共青团工作水平，以取得更好的成绩。党委办公室主任董志霜着重就团干部在共青团工作中必需的工作意识，与团干部们谈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党委 办公室副主任、团委书记汪亓通报了团委1—4月的工作，并对以后的共青团工作进一步明确重点，提出工作要求。团委副书记王晶晶作团务理论知识培训，涵盖团干部的职责、团xx大精神、科学发展观理论等内容，为进一步提高大家的理论素养，创造共青团工作新局面，增强把握大局并做好现实工作的能力，发挥出积极的引导作用。邀请《故宫人》报编辑王书平讲授新闻通讯与人物采访的写作技巧，使团干部们提高写作能力，更好地宣传推广共青团工作取得的成绩与经验，扩大共青团工作的影响。

在日常工作中，召开团委会、团委扩大会共计10次，安排具体工作。办理齐飞等43名同志的超龄退团工作，并完成2011年度团费收缴。

二、团委开展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系列活动及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今年正值“”九十周年之际，团委为了纪念这一有意义的日子，特举办评优表彰会、观看大型虚拟现实作品、参观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等一系列活动隆重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团委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系列活动之一。5月5日，团委于院报告厅召开“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暨评优表彰大会”，表彰了一批在共青团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副院长王亚民同志在致辞中，肯定了团委在2011年中，注重借助文化活动，发挥引导青年的功能，提高团员对文博工作的责任感，推动服务青年工作深入发展、取得实效的共青团工作。他向全院团员青年提出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竭诚服务故宫、服务社会、服务祖国，要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不断提高自身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要树立创新意识、积极完成各项工作等四点希望。团委还邀请故宫博物院历届团委书记（依次为第一届团委书记赵怀才、第三届团委书记王吉、第四届团委书记张理萌、第五届团委书记闫宏斌、第六届团委书记于子勇、第七届团委书记冯乃恩）来到会场，与全院团员青年们欢聚一堂，为此次表彰大会增添了一份浓浓的情意。

团委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系列活动之二。5月6日，团委与资料信息中心组织团员青年在虚拟现实演播厅观看了本院vr制作科制作完成的大型虚拟现实作品——《天子的宫殿?养心殿》，开阔了团员青年的视野，使团员们深入了解故宫古建筑、文物等方面知识与数字化技术在故宫文化展示工作中的成果。

团委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系列活动之三。5月8日，团委组织团员们参观重新开放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加深团员对“五四”运动历史的了解，使青年人深刻领会“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党办副主任、团委书记汪亓在活动总结时，希望团员们能真正把握“五四”精神的深刻内涵，发扬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无私奉献的高度社会责任感，摒弃工作中的不良风气，用青年人的蓬勃朝气充实故宫人的内在精神亮点。

爱国主义教育活动。6月9日，组织团员青年在报告厅观看《南京！南京！》影片，提升团员青年的爱国主义热情，激发勿忘国耻、爱我中华的爱国情怀。11月3日，组织团员参观天安门城楼，使团员青年感受建国六十周年的辉煌成就，共同分享爱国主义激情，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三、表彰先进，激励团员青年的工作热情

在团工作中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完善评优模式，在团员青年中发现典型、培养典型、树立典型，发挥先进集体与个人的导向、示范作用，提高团员争优、创优的自觉性和进取心，有助于形成干实事、求实效、勇于创新的新风气。

5月4日，文化部团委举办“文化部团委纪念90周年暨先进集体及个人表彰会”。会上授予院团委“五四红旗团组织”光荣称号、业务联合团支部与展览宣教联合团支部“优秀团支部”光荣称号、武安国等3人“优秀团干部”光荣称号、孙悦等3人“优秀共青团员”光荣称号、李滨等3人“青年岗 位能手”光荣称号、王亚民等两人“青年之友”光荣称号。

在团委组织的2011年度评优活动中，经过各团支部评选，团委会审核，授予文保科技部团支部、院直团支部“优秀团支部”光荣称号，高飞等7人“优秀团干部”光荣称号，杨勍等10人“优秀共青团员”光荣称号、王燕晋等5人“青年岗位标兵”光荣称号、董志霜等5人“青年之友”光荣称号。（名单见附件2）

四、借助文化、学习活动，发挥引导青年的功能

在2011年，团委注重传播物质文化知识，组织团员聆听讲座、参观展览、外出考察、开展读书活动、举办青年文博论坛等活动，提高团员青年的业务素质，拓宽知识视野，增强对文物、文化的感性认识以及文博工作的责任感，引导年轻人关注故宫、思考故宫、讨论故宫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对以后的工作将起到无形的推动作用。

参观展览。团委先后组织团员青年2月20日参观在中国农业博物馆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文保科技部团支部承办）；4月15日，参观首都博物馆举办的“青花的记忆——元代青花瓷文化展”，邀请古器物部研究馆员王光尧做展览讲解；6月5日，参观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增加对北京的城市历史、文化、规划的认识； 9月4日，参观恭王府“静谧?顿悟——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暨恭王府全面开放一周年文物特展”，11月3日，参观院内内阁大堂汉本库房的曲阳白石造像展，邀请古器物部研究馆员胡国强做展览讲解。12月3日与4日，团委组织院内团员参观坐落于故宫东北角乾隆花园内的倦勤斋。

举办讲座。由团委主办、业务联合团支部承办的“紫禁鉴赏”系列讲座，先后四次，邀请古器物部研究馆员张广文讲授“明清玉器欣赏 ”（3月31日），古器物部研究馆员王健华结合文华殿陶瓷馆展览讲授“中国古代陶瓷发展简史” （4月24日），古书画部绘画组馆员张震现场讲解书画馆“故宫藏历代书画展”（第五期，7月22日），古书画部碑帖组馆员秦明现场讲解“蓬莱宿约——故宫藏黄易小蓬莱阁汉魏碑刻特展” （11月30日）。7月14日，邀请古器物部金石组副研究员郭玉海作题为“传馨铭刻 拓墨留痕”的传拓知识讲座。

特色教育活动。4月10日，团委与宣传教育部联合举办“皇家新装”活动，是双方继上次成功组织“霓裳彩绘”活动之后的再次联手推出的一项面向全院团员的活动。此次活动通过推广宣传教育部开发的特色教育活动，使团员对故宫历史文物知识和相关展览有较为深入的了解，既培养了大家对清代宫廷服饰知识的兴趣，也搭建了一个团员之间相互熟悉与了解的平台。

外出考察。6月27、28日，团委组织青年文博考察团赴河北正定和石家庄市周边的古建筑和文物古迹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考察和学习活动。10月17日—22日。组织部分2011年度优秀团员青年于团员一行赴江西南昌等地参观考察。通过考察文博单位，不仅丰富了自身的知识结构，还开拓了文物工作的视野，进一步加强了本院团员青年之间的往来与沟通，起到进一步促进共青团组织建设，提高团员队伍的文博业务能力的工作效果。

读书活动。9月至11月之间，团委组织以“爱我故宫”为主题的读书活动。本次读书活动通过引导团员为加深团员对本院历史、学术的了解，进一步激发年轻人认知故宫、热爱故宫、服务故宫的热情。7个团支部上交16篇读后感，计财审计联合团支部获一等奖，业务联合团支部获二等奖，展览宣教联合团支部获三等奖。

青年文博论坛。11月24日至25日举办故宫博物院第三届青年文博论坛,中心议题为“故宫博物院的文化产品开发”。来自15个部处的青年、团员代表，就我院文化产品开发思路、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品展示、文化产品设计、文化创意等问题进行广泛交流与探讨，对部分问题形成共识，达到推动工作的良好效果。

开展“传薪?传馨”活动。组织团员对在本院各个工作岗位的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老同志进行访问，使得故宫人的优秀品质与工作方法薪火相传，从而强化团员的个人品德修养，提升思想境界。12月3日，古建工程联合团支部团员们对古建修缮中心彩画专家张德才先生进行采访，张先生通过回顾亲身经历，使年轻人对彩画技术的传承、发展等方面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对“故宫人精神”有了更为细致的体会。

观看纪录片。团委于11月20日在本院报告厅播放展示博物院文物的台湾纪录片《盛世里的工匠技艺》，使团员在领略文物之美的同时，了解更多传统文化与古代文物的展示形式与手段。

五、全力配合院内相关工作，充分服务故宫

协助院里完成部分工作。一、为落实文化部对山西省太原市娄烦县扶贫工作要求，我院投入经费在当地开展整村推进项目，根据院领导安排，团委负责联系、推进此项工作。4月15—18日，党办副主任、团委书记汪亓陪同王亚民副院长赴娄烦参加扶贫捐赠仪式，并考察扶贫对象——大圣村，圆满完成此项扶贫工作。二、与党办、工会共同承办我院主办的“盛世中华——故宫博物院职工迎国庆书画篆刻摄影展”，参与作品评审、文字撰写、布陈、撤陈、编辑展览画册等工作。

协助工会工作。团委协助工会成立故宫博物院摄影爱好者协会，承担草拟章程、撰写相关文稿、参与制定协会活动安排等工作。在7月28日的故宫博物院摄影爱好者协会成立大会上，团委书记汪亓被任命为该协会副会长。

六、发挥本院自身优势，推广文化传播

团委与各高校团委承办的、旨在将故宫蕴涵的丰富的文化知识介绍给广大大学生的“永远的故宫”系列讲座继续在北京各高校举办。同时，团委接受部分高校团委、学生会发来的邀请，陆续使“永远的故宫”系列讲座走入更多的高校。在推广文化的工作方面，利用本院文物、宫廷历史方面的研究力量，为莘莘学子们了解传统文化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4月24日，古书画部副研究馆员袁杰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做题为“花香鸟语——故宫历代书画展重要作品介绍”的专题讲座。4月25日，古建专家、研究馆员周苏琴在北京师范大学做题为“紫禁城的建筑与欣赏”的专题讲座。6月4日，宫廷部副研究馆员周京南在北京电影学院做题为“铭心绝品，过眼养目——故宫珍玩赏析”的专题讲座。11月12日，古器物部副研究馆员许晓东博士在中央美术学院作题为“古为今用 西为中用——乾隆朝玉器的造型与纹饰” 的专题讲座。12月15日,宫廷部原状陈列科副研究馆员林姝在首都医科大学作题为“雍正皇帝的审美情趣”专题讲座。

七、深化志愿者活动，发挥服务社会的作用

故宫考察报告篇（7）

1 临床资料

本组患者年龄25~42岁,妊娠时间35~42周。其中初产妇8例,经产妇4例;足月妊娠7例,早产3例(其中包括双胎妊娠2例),过期妊娠2例;臀位2例,巨大儿3例;伴贫血2例,妊娠高血压综合征6例,妊娠合并羊水过多1例,死胎1例。出血原因为宫缩乏力7例,胎盘因素2例,软产道损伤2例,凝血功能障碍1例,复合因素2例。抢救成功率为100%。

2 抢救与护理

2.1 产后出血的抢救原则 休克产妇立即取平卧位,保证脑部血供,吸氧,氧流量2~4L/min为宜。注意保暖,因休克大失血后,机体抵抗力下降,易受凉导致呼吸道感染。建立静脉通路,补充有效血容量。休克时血容量不足,输液时应选择表浅、粗大的静脉,如穿刺困难应立即作静脉切开。采用两条静脉同时输液,一条输血,另一条输5%葡萄糖注射液500 ml内加催产素20 U,以加强宫缩,控制产后出血。严格无菌操作,进行阴道检查。查明失血原因,以决定给予加强宫缩、清宫、缝合处理。立即抽取血样标本行血红蛋白、红细胞压积、血小板计数、凝血功能测定。同时另抽3~4支试管血,一支作为交叉配血,一支置于产房行简单的血块收缩试验,以观察及快速确定凝血机制是否健全,另两支备用。接生者应同时检查阴道及宫颈有无裂伤,并立即修补裂伤处,以减少血液流失。

2.2 心理护理 大多数产妇对出血存在恐慌心理,应在做好抢救及护理过程的同时,安慰患者,做好解释工作,对患者细心、热情,解除其紧张心理,保持镇静,积极配合治疗。对于子宫切除的患者,应敏锐地意识到患者的情绪变化,对其动之以情,晓之以礼,让其比较生命与子宫谁更重要,同时还要做好家属的心理护理,要求其协助医护人员做好产妇的心理支持有效地避免患者出现心理上问题。

2.3 病情观察 观察意识,如由烦躁不安转为表情淡漠、意识模糊,应立即报告医生,提示调整方案,同时加快输液速度。留置导尿管,记录尿量,观察尿色,了解血容量是否补足及组织灌流量和肾功能情况。准确记录液体出入量,供医生参考。保持输液管、氧气管及导尿管通畅,以免影响治疗效果,并注意保持会阴清洁,防止逆行感染,预防并发症发生。止血后在产房观察2 h,注意宫缩及阴道流血量,宫缩乏力者,15～30 min按摩子宫一次,排出宫腔内积血,促进宫缩。

2.4 针对病因给予相应处置 由于90%的产后出血是因宫缩乏力引起,故一旦发生第三产程大量出血时,需立即按摩子宫并检查胎盘胎膜是否完整。若发生缺损,应行宫腔探查。同时,迅速建立一至两条静脉通道,并用9号或12号头皮针穿刺,尽量用套管针。于1 000 ml生理盐水或复方氯化钠中加入20~40 U缩宫素,以250~500 ml/h速度持续静脉滴注。若无心血管疾病,滴注速度可达2 L/h[2]。麦角新碱0.2 mg肌肉注射,对宫颈宫体都有作用,可引起强直性子宫收缩,压迫终末血管达到很好的止血作用,可与缩宫素合用,以维持长时间药效。也可根据需要每隔2~4 h重复用药,用药不超过一周。因麦角新碱可引起短暂但明显的血压升高,故禁用于高血压、妊高征、及其他有潜在心血管病变者。

2.5 预防 对患有贫血、血液系统疾病,肝炎或其他全身性疾病者要及时治疗,不适宜妊娠者及时终止妊娠;对有可能发生产后出血的孕妇如双胎、巨大儿、羊水过多、妊高征及有产后出血史,剖宫产手术史的产妇要做好预防宣传工作,择期住院待产;入院后做好各项化验检查,注意有无出血倾向;创造良好的待产环境,避免不良刺激;关心产妇休息,饮食与活动情况,解除其思想顾虑;嘱产妇及时排空膀胱,避免体力过度消耗,防止产程延长;对高胀性宫缩乏力的产妇可适当应用镇静剂,对经产妇及产程较短的初产妇,应尽早做好接产准备工作,防止软产道损伤,因产后出血约80%发生在产后2 h内,故产后2 h是关键时期,容易再发生宫缩乏力性出血胎盘娩出后,口服米索前列醇600μg,用于产后缩乏力的产后出血,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且效优于催产素[3]。

参 考 文 献

故宫考察报告篇（8）

功能性子宫出血(简称功血)是妇女常见的一种疾病，严重危害妇女的身体健康，其治疗是复杂的，引起的出血也是非常顽固的，因而止血也就成了棘手问题，积极探讨保守疗法也是很必要的。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绝经前功血患者31例，年龄40岁～52岁，平均年龄42.6岁。本研究对象纳入标准：诊刮病理报告为增生过长的子宫内膜，部分呈腺囊性增生；有明显经量增多，经期延长和贫血症状者；不具有宫颈、宫体和附件的其他囊肿或可疑病变；3个月内未接受其他治疗功血的药物和物理治疗；无使用米非司酮的禁忌证。

1.2 方法

米非司酮12.5 mg于月经来潮第1天～第3天或诊刮的当天开始，睡前空腹服，以温开水吞服，1次/d，连用90 d为1个疗程。

1.3 观察指标

经量与经期：经期指月经持续的时间，血性分泌物不计入。经量指一次月经的总出血量，从月经垫的吸湿面积估计计算出血量；血红蛋白和红细胞总数：治疗前后采取外周血做血常规检查，根据化验单报告而记录；子宫内膜：以用药以前第一次诊刮与停药后诊刮的病理报告和手术所见而记录。

2 结果

2.1 月经变化

31例患者在接受治疗后第1个月，月经量略少于治疗前，月经期明显缩短；治疗后第2个月有17例月经量明显减少，经期缩短；治疗后第3个月（即停药后）有16例闭经，44 d～92 d间月经来潮，5例患者停经后0.5 a仍闭经。停药后经期缩短，经量减少，贫血已纠正。

2.2 血红蛋白变化

血红蛋白和红细胞总数在治疗后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与治疗前比较有显著的意义。

2.3 子宫内膜变化

子宫内膜在停药后变化很大，诊刮时刮出的内膜菲薄如纸样，病理报告：分泌期子宫内膜。

2.4 副反应

停药后复查肝肾功能均在正常范围内，无因过敏而停药。在服药过程中有3例患者自述恶心、乳胀。有5例闭经后有潮热、盗汗、失眠等更年期综合征。但月经量明显减少，经期缩短，贫血缓解。

3 讨论

功血的治疗是复杂的，引起的出血也是非常顽固的，因而止血也就成了棘手问题。对这种疾病，积极探讨保守疗法也是很必要的。米非司酮对功血的治疗有显著的疗效。观察组31例均是绝经前的患者，由于丘脑下一垂体一卵巢轴功能失调，卵巢虽有雌激素分泌，卵泡发育，但未能形成周期中的FSH及LH峰状分泌，因此没有孕激素分泌，卵泡不能成熟，没有排卵，没有黄体形成，以致月经紊乱。在雌激素的长期作用下，由于缺乏孕激素的对抗作用，子宫内膜增厚，腺体增多，间质少，组织变脆，内膜表面出血时多时少，淋漓不尽。一处修复后另一处又出血，故经期延长。同时子宫内膜螺旋血管缺乏周期性收缩，血管断裂，不易关闭，所以出血不止。米非司酮主要作用于子宫内膜，在分子水平与内源孕酮竞争结合受体，产生较强的抗孕酮作用，使妊娠的蜕膜、绒毛变性，同时也作用于丘脑下和垂体、促LH、FSH下降，黄体溶解，从而使依赖黄体发育的胚囊坏死，产生流产。此外还作用于非妊娠子宫内膜，使腺体变性为小而少，血管变性，使子宫内膜萎缩为菲薄如纸样，使增生过长的子宫内膜变为分泌期。米非司酮可使内源性前列腺素释放，导致子宫收缩，减少出血。有研究表明：雄激素或三苯氧胺等对抗雌激素的治疗，同样可以达到对抗雌激素的作用，以达到经量减少的目的，故米非司酮是今后治疗功血比较理想的方案。

【参考文献】

［1］曹泽毅.中华妇产科学［M］.第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

［2］乐杰.妇产科学［M］.第6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

［3］李波波.米非司酮治疗复发性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的临床观察［J］.中国妇幼保健，2005，20（4）：463?464.

故宫考察报告篇（9）

据说建造皇宫时，缅甸国向明朝进贡了一块巨木，朱棣下令把它做成大殿的门槛，但一个木匠不留神锯错了，短了一尺多。木匠吓得脸色煞白，慌忙报告蒯祥。蒯祥看了，让那个木匠再锯短一尺多，大家都很惊愕。之后，蒯祥就在门槛的两端雕琢了两个龙头，再在边上各镶上一颗珠子，还搞了创新，让门槛可以装卸，这就是俗称的“金刚腿”(活门槛)。皇帝见了十分高兴，大加赞赏。蒯祥的建筑造诣，得到极高评价，皇帝“每每以蒯鲁班称之”。

1420年，故宫建成。但仅仅9个月后，就因雷击而失火，三大殿全被烧光。直到正统年间，朝廷才重新修缮故宫，此次负责的仍是蒯祥。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幅明代宫城图中，承天门(相当于今天的天安门)下所绘的人物据说就是蒯祥。

但是，故宫博物院古建部的研究员李燮平质疑说，1417年故宫初建时，蒯祥还不到20岁，无论从年龄还是资历来看，都难以胜任整个工程的设计工作。蒯祥的贡献应主要体现在正统年间的那次重建工作。

曾任故宫博物院古建部高级工程师的于倬云先生认为，年纪轻轻的蒯祥进京时，宫殿的修建已是热火朝天的关键时刻，不可能这个时候才开始设计。故宫真正的设计者是名不见经传的蔡信。

蔡信是南直隶武进(今江苏省常州市武进)人，据说，当时朱棣将建造宫殿的任务交给了工部尚书宋礼。建皇宫得先有图纸，宋礼就找到了蔡信，让他设计。蔡信很快完成了设计任务。

宋礼一看设计图，非常满意。新皇城比元朝时略向南迁；各大宫殿依中轴线，左祖右社，十分规整；又开凿南海，堆砌景山。整个设计方方正正、稳稳当当，象征大明长治久安。宋札还亲自实地考察了一番，确定这个设计方案创意十足，而且操作不难，于是报呈皇帝。朱棣也不懂设计，只是一听说新皇宫里有九重宫阙、9999间半房屋，顿时心花怒放。传说天官方有1万间房屋，皇宫比天宫只少半间，既表明了皇权的威严，又显示着人间帝王的谦虚，于是朱棣痛痛快快地批准了蔡信的设计方案。1973年，专家们还为此专门做过统计，结果发现故宫实有8707间房。

故宫考察报告篇（10）

宫外孕是妇科急腹症，病情凶险，常需争分夺秒，其常以急性腹痛为主症来就诊，故正确的判断是患者争得抢救时机的关键。文献报道：放置宫内节育器者发生异位妊娠较其他发生率高［1］。由于腹腔解剖位置的特殊和支配神经的多、广，常使腹痛定位不准确，症状复杂多变。笔者在门诊导诊实践工作中遇到23例宫外孕患者有21例由于首诊诊断正确，得到及时抢救，2例由于症状及临床表现不典型，造成误诊而使抢救受到一定影响，最终治愈。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2006年1月1日至2010年11月30日我院门诊就诊确诊为宫外孕的23例患者，其中21例首诊正确，抢救及时，预后好；2例因首诊为“肠炎”、“阑尾炎”而误诊，最后也得到及时的治疗，预后好。年龄20~45岁，平均23.5岁。

2 导诊体会

2.1 仔细观察腹痛的性质，注意患者整体情况，加以分析 腹部感觉支配神经有体神经和脏神经纤维，腹壁、脏层、肌肉、皮肤感觉由体神经感觉纤维支配，为胸椎6至腰椎1末梢分布所属，对触觉敏感，定位准确，表现为锐痛。内脏神经属植物神经，来自交感神经和末梢神经，对牵拉、膨胀等刺激敏感，且内脏感觉神经先形成腹腔，肠系膜上、下，腹下神经丛，才分别进入胸椎10至腰椎3脊髓节，故定位不准确，呈钝痛。在宫外孕破裂时，内出血流至子宫直肠凹，膀胱子宫凹，可出现周围器官如：膀胱、直肠牵涉症状，除局部压痛，反跳痛外，可伴有尿频、腹泻症状，1例患者就是由于院外首诊医师只注意主诉，未全面分析而造成误诊。当患者到我院后，护士在导诊过程中又没有注意患者的整体情况和认真分析，导致患者收住科室错误。收住科室在检查患者时，发现患者贫血面容，肺部正常，腹部稍隆起，柔软，中下腹明显压痛，有反跳痛，有移动性浊音，未摸到肿块，腹穿抽出不凝固血液，诊断为“宫外孕破裂”。立即转妇科住院，经手术治愈。

腹泻可因脱水致休克，但腹泻休克为水、电解质紊乱的渗透性休克，不能解释患者贫血面容，且腹泻休克经抗炎补液治疗应该较快缓解，患者治疗两天仍低血压及局限性定位压痛，反跳痛均表明存在器官性内脏病变。

2.2 详细询问病史，辩证加以分析 宫外孕患者常有短期停经或“月经”延迟数天的病史。因此对女性腹痛患者询问月经史是助诊的第一要素，但有些宫外孕妊娠着床于输卵管狭部时有早期破裂，甚至于个别患者发病于月经后20 d左右的。另1例患者就是病发于月经周期内，而误认为是月经，加上部位的巧合而误诊为阑尾炎，故此种状况下作血尿HCG实验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