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社保论文篇（1）

一、城镇居民医疗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社区卫生服务模式社区卫生服务是随着现代医疗需求而产生的一种全新的卫生服务模式，在推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试点的过程中

由于参保人员大多为老人、小孩、并轨转制企业的弱势群体、失业或无业人员，因此社区医疗服务便上升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是眼下大多数社区卫生服务仍然不能满足居民的各种需求，呈现处“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场面。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较多的患者对社区医疗服务能力缺乏信心。胜利街道居委会的xx主任告诉我们，居民们普遍认为社区医疗服务机构的医生医术不高，设备简陋，生怕在社区就诊“小病拖成大病，感冒治成肺炎”。尤其对全科医生持怀疑态度。

第二，社区医院的硬件水平堪忧。其中有不少用药遭到患者非议。园林街道人大社区卫生服务站孟大夫称，虽然现在社区医院的医疗药品范围放开了许多，但还是没法满足患者要求，好多就诊的大爷、大婶们都要两头跑：在大医院就诊、看完病、拿着针剂药品到社区医院点滴。有些疾病需要作CT、彩超、X光片的。社区医院不具备这些设备、患者只能先在大医院就诊。这也是大多数岁数比较大的患者怕麻烦不来社区医院看病的重要原因。

第三，调研还发现，现在社区医疗卫生的定位非常笼统，大多是预防、保健、医疗、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没有对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疾病治疗和疾病防止加以区别，没有细致考虑各地医疗资源现状，发挥作用不够、机械地按统一标准划分社区卫生机构。

(二)社区医保管理平台建设滞后

职工的医疗保险平台是单位，城镇居民医保的组织实施网络则可以依赖社区。实际上，每一个街道、社区都已建立了劳动和社会保障站；但是省市一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不负责具体操作；社会保险部门又不能隔着锅台指导街道、社区的社会保险、医疗保险这一块业务，这样街道社区机构等于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虽然，国家召开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会议，也有规划。但是社会保险法规、医疗保障政策还不完善、需要细化，社会保险机构、医疗保障难以操作、街道社区无法律依据，对参加养老保险、登记缴费、审核、监察、责任的追究没有章程、缺乏措施、政策法律建设不健全，难以震慑和阻止违法行为、处罚乏力，难以维护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人员编制、经费保障、监察办案机构等等存在很多问题，严重地影响了社会保险、医疗保障的工作效益。街道社区医疗保障管理平台目前是硬件不硬、软件太软。

二、街道社区医疗保险工作的对策思考．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试点的推开，是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迈向全民医保、完善目标关键性的一步。但勿庸讳言、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医疗保险制度，加紧实施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扩面专项行动，按照“低费率、保大病、保当期的构思、根据城镇居民的特点和医疗需求、以及街道社区的承受能力，合理确定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在开展养老保险扩面的基础上，同步推进居民医疗保险扩面行动，避免城镇居民因大病造成的养老和健康风险，为城镇居民稳定构筑双保险机制。

(一)城镇居民医保试点基本原则

第一是低水平起步原则。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实际国情出发，根据各方承受能力，合理确定筹资水平，保障标准。重点保障城镇非从业居民的住院和门诊的大病医疗需求，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逐步试行医疗费用统筹。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提高医疗保障水平，扩大医疗保险的受益面，确保医疗保险的长足发展。

第二是确保自愿原则。国务院决定2007年在有条件的省市、选定2—3个城市启动试点，明确确定地方进行试点的自愿性，充分尊重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广泛宣传和重点宣传相结合，城镇居民可自愿缴费、参加医疗保险，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和选择，政府作为后盾、建立财政辅助制度、引导和帮助居民参加医疗保险。

第三，属地化管理原则。明确国家、省、市、县的责任，国家确定基本原则和主要政策，地方确定具体办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属地化管理。统筹层次原则上参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定，以有利于发挥现有管理体系的优势。社会保险机构医疗保险的工作职能，贴近基层、和谐社会，从长远考虑要积极探索适合城镇居民特点的医疗保险办法，大力实施“低费率、保大病”的政策，鼓励居民参加医疗保险进而社会保险，将城镇居民完全纳入社会保障范围。

第四，统筹协调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做好医疗保障相关工作基本政策、基本标准和管理措施等的衔接，保证城镇居民保险试点的顺利进行和医疗保障各类制度的协调推进。

(二)构筑预警、监管、处理三大网络体系

1．建立欠费监控预警网络体系。建立居民参保缴费监控预警体系，由街道(镇)、村、社区、劳动或社会保障管理服务机关对欠费居民实行直接监控，每月对辖区居民缴纳保费情况进排查，督促参保居民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或医疗保险费。

2．按经济情况对参保居民建立分类监管网络体系。对老、幼、转制、合并病残居民家庭的经济收入进行深入细致、客观的综合性等级排队评价；对经济收入比较稳定家庭居民的缴费情况进行重点监控，存在欠费的要限期补交、不按规定缴费的要降低其信用等级。

3．完善参保关系监察、争议调处网络体系。健全完善市、(县)镇、街道、社区社会保险管理服务机构专兼职人员到位，实现定人、定岗、定责，条件好的可以聘请为社会保险联络员、成立街道(社区)调解组织，形成四级监控、争议调处网络，实行网络式管理，随时掌握辖区内的举报投诉、争议情况，维护参保居民合法权益，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及萌芽状态。对参保当事人及时、满意答复，确保不出现恶性有争议案件或群体性突发事件。

(三)建立执法、维权机制。

1．加强与工会、民政、工商、税务、公检法、银行等部门的互动、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形各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特别是对恶意欠费群众，严重违反医疗保障法规的团体、机构，加大联合处罚力度，取消其信贷款、社保、民政，劳保优惠政策享受资格等，该强制执行的从速处理，该依法处理的决不手软，并在新闻媒体上、社区街道及时曝光，使一些违反医疗保障法规的机构或居民受到严重处罚。

2．建立突发性应急机制。专门编制医疗保障关系专项应急预案、有效应对因医疗保障关系、医患矛盾而引发的突发性，明确应急的工作组织体系、机构设置、人员分工预警机制、信息、应急保障等内容、全面提升事件处理的应急反应能力，将突发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点。

3．完善医疗保障应急周转金机制。建立市、县、镇三级应急周转金制度，对短期内无法按正常途径解决医疗保险基金影响医疗保险声誉的，先由街道、社区专项资金垫付，当街道社区无力支付时，启动市、县级应急周转金，确保社会秩序持续稳定。

(四)强化基础设施，提高服务能力

居民社保论文篇（2）

社会保障的一般属性是国民收入社会化消费的一种再分配形式。它通过立法，以强制手段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以保证社会成员在特殊情况下的基本生活需要。社会保障通过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和给付两个方面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

通过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延期消费。它是指将目前取得的消费基金推迟到一定时期以后再使用；二是均衡消费。它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劳动者在一段时间内获得的收入在更长的时间内平均使用。社会保障作为一种社会调剂，使收入与消费在时间上衔接起来，使每个劳动者都有一个终生比较稳定的收入。其二是均衡不同收入水平的劳动者的贫富差别，使低收入者获得基本的生活消费。总之，通过筹集社会保障基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即期消费，但它却营造了一个让劳动者消除后顾之忧的社会消费环境，减少了对未来不确定因素的预期，不用担心年老、生病、失业等问题，可以在现有的可支配的货币收入基础上放心地去消费。

通过社会保障基金的给付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则更为直接。由于社会保障基金给付具有选择性，主要获得者是老年人、失业者、伤病者、低收入者和其他救济、优抚对象。它会立即用于消费，使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残有所扶、灾有所救、贫有所帮，从而得到基本生活保障。

但是，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尚在改革探索之中，致使社会保障在促进消费方面的积极作用受到限制。

1、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加大了人们对未来不确定因素的预期。最近一些社会调查机构对居民储蓄动机的调查表明，在过去劳动积累如何补偿未明和未来收入不确定的情况下，预期的医疗、养老等项支出大增。为此不得不进行防范性储蓄。这种储蓄动机在一些地区已经超过“住”、“行”而成为居民储蓄的头号动机，阻碍了居民消费结构的顺畅升级。

2、社会保险覆盖面窄，特别是三资、私企和个体参保人数少，这又加大了前述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3、在企业改制中，出现了社会保障管理空白。由于改制的形式不同，下岗分流的措施各异，一些地区对劳动者在不同所有制单位之间流动时社会保障如何衔接的问题还没有相应的对策，还有的把问题推给了新改制的非国有企业。致使部分劳动者陷入退休无养老金、治病无法报销的困难境地。

4、失业保险作用小，失业保险基金筹集面窄、来源单一；失业救济金直接发放到失业者手中的比例虽逐年有所增加，但比例仍偏小。

5、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相对滞后。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离退休人员更需要医疗保障。当前，因病致贫或因贫致病已严重威胁一部分离退休人员的生活。

6、社会救济尚不能尽如人意。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1997年全国城镇贫困人口1160万，构成了各级政府实行社会救济的基本对象。到1998年4月，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城市达400个，占全国城市总数的60％；有225万城镇贫困人口得到最低生活保障，约占全国城镇贫困人口的20％。这里，一方面社会救济的面还不大，另一方面一些城市虽落实了帮困资金，但困难职工却未能领到基本生活费。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居民消费增长

一、尽量营造一个让劳动者没有后顾之忧的社会消费环境。

要减少人们对未来不确定因素的预期，首先要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加快构建适应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需要的社会保障体系，把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职工和城镇个体劳动者都纳入这个“安全网”中。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把手中的钱拿出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正常、合理的消费，而不必因对未来的种种担心和忧虑而被迫进行储蓄，减少即期消费。

要妥善解决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走到哪里，社会保障就跟到哪里，解除职工转制或下岗后的后顾之忧。社会保障部门要参与企业改制的全过程，以利于维护职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切实保证他们应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

二、重点解决社会保障基金不足问题。

一要在扩大覆盖面的同时，加大征缴力度和提高统筹层次，加快立法进程，强化征缴手段。二要确保社会保障基金的良性循环。解决对中老年职工养老金负债的补偿问题，是建立新制度、实现社会保障基金良性循环的基础。应尽快从国家财政收入、变现部分国有资产存量、发行特种国债等渠道来解决这一问题。同时，国家还应通过强化个人所得税征缴力度，开征遗产税、赠予税、特种消费税等形式，扩大资金来源，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三要加强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和监督。要将基金收缴、存储、拨付、管理、监督这一基金动态过程作为一条纽带，使各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共同管理，相互监督。四要加快社会保障立法进程。立法滞后使社会保障处于无法可依的被动局面。因此，应尽快出台《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险法》、《社会救济法》，并制定相应的专项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以规范国家、单位和个人的社会保障行为。

三、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基金促进消费增长的作用。

一要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今后不仅要做到不发生新的拖欠，还要尽快补发以往拖欠的养老金。同时，基金收支方式要改差额缴拨为全额缴拨，以堵塞企业把养老金挪作他用的漏洞。

二要充分发挥失业保险金的作用，全面实施再就业工程。要做到职工随下岗随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随能保证基金生活费的发放。

居民社保论文篇（3）

二、分析安县城乡居保财政补贴的情况

由于参保缴费人员大多选择低档次缴费,2013年参保补贴金额不高,仅为544.55万元。国家对中西部享受城乡养老保险待遇人员按55元/月全额拨付基础养老金,我省从2014年起对年满60岁人员额外增加基础养老金5元/月,因此地方财政没有相应的财政负担。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过5年的运行，制度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逐步凸显出来，主要表现在，一是保障水平低。由于大多数人员选择投保低缴费档次，造成个人账户存储额普遍偏低，造成养老保障水平不高。按照100元/年缴费档次计算，缴费满15年后，每月可领取个人账户养老金仅约15元。而目前没有建立起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和与缴费档次挂钩的合理调整机制，不能有效激励参保人员选择更高档次缴费的积极性，随着物价水平的变化，养老金事实上是在不断地“缩水”之中，不仅难以吸引老百姓参保，更难以真正起到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的作用。二是政策缺乏合理性与公平性。国家已连续10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而城乡居保从2010年至2013年基础养老金一直没有调整，2014年虽然调整增加了5元/月，但是和职工养老保险待遇调整的幅度没法比，甚至不如城乡低保的调整幅度。再者，同为女性，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年满50周岁就可办理养老待遇领取手续；而参加城乡居保的，要年满60周岁才能领取养老待遇，不够公平。

居民社保论文篇（4）

长期以来，社会保障制度被看作是经济的“内在稳定器”和“减震阀”，发挥着重要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同时，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网络，增进国民整体福利水平还被认为可以改变居民的收入预期和消费行为，进而对经济发展起到相应的刺激作用。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正由点到面逐步展开，由城乡分割向城乡统筹转变。这种变化和发展必然会使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呈现出新的特征，给学者提供更大的研究空间。因此，有必要对社会保障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

理论文献中的社会保障与消费

（一）经典理论文献中的社会保障与消费

在西方经典理论文献中，涉及社会保障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理论主要有绝对收入假说、生命周期理论、永久收入理论和预防性储蓄理论。1936年，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Keynes表述了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将收入由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的高收入者转移给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低收入者，会提升社会总体消费水平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Modiglian的生命周期假说和M.Friedman的永久收入消费理论基本上同时发展起来。前者以在一生中平滑消费来解释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认为社会保障体系越完善、水平越高，人们的储蓄意愿也就越弱，消费率就会越高。后者则将社会保障视作永久收入，并以此为基础，推断以增进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来改变居民收入预期进而影响居民消费，要比减免税收等暂时性的措施效果要好。1968年，Leland提出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社会保障具有社会保险方面的功能，可降低居民或家庭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进而减少谨慎性储蓄，主动扩大消费。

（二）后续理论文献中的社会保障与消费

尽管各种学说构建研究框架的假设、分析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大都得出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与居民消费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的结论，但西方也有学者对此观点持谨慎态度。1974年，哈佛大学教授Martin Feldstein发表了论文《社会保障，引致退休，资本积累》，提出了社会保障的“资产替代效应”与“引致退休效应”。“资产替代效应”是一种“挤出储蓄”的力量，而“引致退休效应”则会迫使人们为退休时期的延长进行更多的储蓄。他认为社会保障体系对储蓄和消费的影响将取决于“资产替代效应”与“引致退休效应”的净效应。

经验文献中的社会保障与消费

（一）得出正相关结论的经验研究

在提出了“资产替代效应”与“引致退休效应”后，Feldstein还以美国1929年至1971年的数据对此观点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的现收现付公共养老金计划使储蓄降低了大约50%，显然在美国“资产替代效应”大于“引致退休效应”。1994年，Jonathan Gruber对失业保险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他研究的方法十分独特，分别考察了有失业保险和没有失业保险两种条件下失业期间消费的下降情况。根据他的研究，如果没有失业保险，失业期间消费将下降21%，如果有失业保险，消费仅下降7%。1999年，Ndikumana与Allene利用67个国家七个年份的截面数据，对收入分配和消费规模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收入分配均等程度较高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和消费总水平也相对较高。而社会保障本身就具有重要的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通过社会保障体系转移收入，有利于提高消费。2005年Wouter Zant在荷兰所做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二）得出负相关结论的经验研究

1965年，Phillip Cagan利用1958-1959年消费者联盟中15000位会员的数据来分析养老金对储蓄的影响，发现参加养老金计划会唤起人们的退休欲望，从而增加储蓄，减少消费。1975年，Blinder运用美国1949-197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了收入分配调整对居民总消费需求没有显著影响的结论，这也就意味着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缩小收入差距，进而提高消费水平的渠道在这一时期并不顺畅。

综上所述，国外学术界对于社会保障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仍是在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虽然主流观点倾向于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并未取得结论上的完全一致。这一方面源于模型的框架、解释变量的选用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另一方面则是源于各国社会保障体系本身存在着重大差异。

我国关于社会保障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

1999年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分水岭，而关于社会保障与我国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也自1999年分为两个阶段，具体如下：1999年之前，学者们大多以绝对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假说为理论框架，1999年之后，学者们一般以预防性储蓄理论为研究基础。1994年，臧旭恒考察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居民消费行为，认为居民消费和传统福利保障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1999年，赵新安、程义全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和社会保障费用支出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发现二者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总体来说，这个时期研究的内容相对简单、直观。1999年，宋铮对1985-1997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认为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是影响中国居民储蓄的最主要因素，而要想启动居民消费，首先要启动居民未来的收入预期。2000年，龙志和、周浩明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对1991-1998年我国居民的储蓄行为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这九年间，居民储蓄的预防性动机明显，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越大，储蓄的规模也就越大，消费也会随之萎缩。这两项研究均从谨慎性储蓄的角度肯定了社会保障对消费的积极影响。2006年，韩冰等利用2002年全国各地区消费和收入的横截面数据，得出了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71125，仅排在居民可支配收入这一影响因素之后。

除了对全国的情况进行分析外，学者们也考虑到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二元性，做了具有针对性的研究。2001年，王丽娜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在我国农村地区，由于传统福利被打破而新的社保体系还远不完善，农村居民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重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1年的50.1%。2004年，冉净斐以2000年和2001年全国农村住户的调查数据为依据，得出了农村社会医疗保险有利于增加农村居民即期消费的结论。2007年，陶纪坤指出，农村居民收入偏低是制约我国农村市场消费潜力的主要因素，而农村社保网络的建立与完善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民消费。

虽然大多数研究都肯定了社会保障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但也有学者对此表示了不同看法。如赵卫华（2004）、杨天宇和王小婷（2007）。他们均认为在我国，社会保障的“引致退休效应”要大于“资产替代效应”，因此社会保障对消费的净效应应该是负的。

我国关于社会保障与消费之间关系研究的不足

最近二十多年，发达国家对社会保障和消费的理论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给我国相关研究提供了模版和范例。而我国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体制改革背景也要求我国学者不能照搬国外的理论，必须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研究。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长期处在学习和探索阶段，存在着一些不足和薄弱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新兴消费理论在国内的适应性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缓冲库存储蓄理论和目标储蓄理论相继出现，把收入冲击、流动性约束、目标性消费等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内，这不仅丰富了储蓄理论，也延展了社会保障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但国内的相关研究较少。2002年，朱国林等曾经从生存性消费、遗赠储蓄和预防性储蓄动机出发，建立了一个研究消费的理论框架，但这三大动机和目标性消费动机在内涵上有不小的差距。因些可以说，国内对预设消费目标和流动性约束条件下社会保障影响消费的机理分析还很不成熟，并且也缺乏这方面的实证研究。

（二）社会保障与农村居民消费研究

从1991年到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快速增长，由708.6元增加到4760.62元，农村市场也就自然而然的被看作是危机之际拉动内需的主要力量。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网络，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也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2010年的中央财政预算，已经把农村社会保障作为拉动内需、保障民生的重点来投入，中央财政安排的农村低保、新农合、农村医疗救助等方面的补贴资金有较大幅度增加，也为新农保试点预留了资金。但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关于农村社会保障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滞后。到目前为止，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仍在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中，也缺乏对农村低保、新农合、农村医疗救助等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方式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比较研究。

（三）社会保障对不同收入阶层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2006年，世界银行认定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7，越过了0.4的警戒线。而在理论研究中，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对消费的影响并未达成一致。Keynes的经典理论认为在收入增长的过程中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但炫耀性消费理论却给出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增的消费函数（Walther，2004）。因此，对社会保障与我国各阶层消费之间的关系也不能一概而论。但由于社会阶层的界定比较复杂、各阶层社会保障数据可得性也较差，国内不论是运用时间序列数据展开的长期研究，还是利用截面数据进行的短期研究都比较薄弱。

参考文献：

1.Wouter Zant.Social security wealth and aggregate consumption:An extended life-cycle model estimate for the Netherlands[J]. De Economist,2005

2.Levchenko A.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Consumption Volati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taff Papers, 2005,(2)

3.Feldstein.Social Security, Induced Retried and Aggregate Capital Forma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4,(82)

4.Cagan, Phillip. The Effect of Pension Plans on Aggregate Saving:Evidencefrom a Sample Survey[M].New York:Columbia Univ. Press,1965

5.臧旭恒.中国消费函数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1994

6.宋铮.中国居民储蓄行为研究[J].金融研究，1999（6）

7.冉净斐.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消费需求增长的关系研究[J].南方经济，2004（2）

居民社保论文篇（5）

长期以来，我国GDP增长的主推动力是出口和基础投资，居民储蓄率居高，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长期呈下降趋势，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养老保险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预防性储蓄，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本文首先进行文献综述，然后通过计量方法来分析我国养老保险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一、 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

国外在有关社会保障对消费是否有影响的理论基础上并无大的分歧， 大多是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或面板数据以储蓄为变量来进行实证分析， 且倾向于分析养老保险财富对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影响。

Feldstein（1974）运用扩展的生命周期模型，提出社会保障对储蓄的影响存资产替代效应和退休效应。一方面，养老保险会降低提前退休人员在工作期间的消费水平；另一方面，养老保险的资产替代效应使得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社会保障大幅度降低储蓄额和资本总积累，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Wouter的研究表明社会保障与总消费存在正相关关系。Wilcox（1989）认为养老金给付水平的变化与总消费的变化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H.Yigit Aydede以土耳其为例，指出社会保障财富对总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Phillip Cagan利用1958-1959年消费者联盟中15000位会员的数据分析消费者的储蓄行为。研究发现参与养老金计划会增加储蓄，从而抑制消费。Hubbard，Skinner 与Zeldes（1995）认为社会保障能够通过降低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而影响居民的预防性储蓄。Barro的代际转移支付理论批驳了生命周期模型。他认为生命周期模型撕裂了各代人之间的联系，用储蓄作为中介变量， 社会保障可能被个人代际转移支付所补偿，从而抵消一部分挤出效应。

（二）国内研究

国内对于养老保险与居民消费之间的研究在时间上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且普遍认为养老保险支出对我国居民的消费有促进作用。史静远、郭兆利和何广安（2012）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养老保险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马凤鸣（2012）认为城市居民消费受家庭收入和户主教育程度影响的同时，社会保障对中、低收入水平的家庭消费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此外，收入和社会保障对消费的影响存在着相互削弱的关系。孟祥宁（2013）的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养老保险支出每增加1%，消费就会增加0.5%，说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对消费有较大的推动作用。邹红、喻开志和李奥蕾（2013），分析了2002 - 2009 年广东省城镇住户社会保险参与率和缴费率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参保家庭的消费支出与未参保家庭相比有所增加，且城镇家庭消费会随社保缴费率的增加而降低。从家庭类型看，非国有部门、低收入和老年家庭的社会保障缴费率对消费的抑制作用低于国有部门、高收入和年轻家庭。从社保类型看，养老保险缴费率增加1%，消费将降低2. 58%； 而医疗保险缴费率增加1%，消费将增加2.1%。

二、协整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为了分析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与城镇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了《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4 年）的数据为样本，选取当期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CS）为被解释变量；以当期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YD）、当期全国基本养老金支出（SS）以及城镇居民上一年末的储蓄（Wt-1）为解释变量。所有数据经过各年度CPI调整（以2001年为基期）。首先，对各变量的总量数据进行协整分析。然后，本文将养老保险支出引入生命周期理论的消费函数建立模型，分析我国养老保险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

（二）协整分析

为了降低数据的异方差性，首先对养老保险支出、居民收入以及居民消费作对数处理。

1.单位根检验

对城镇居民全年人均消费性支出、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及社会保险支出进行ADF检验，结果显示，未经差分的序列lnCS，lnSS，lnYD都存在单位根，经过一阶差分的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所以lnCS，lnSS，lnYD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2.协整分析

本文将分别检验序列lnCS与lnYD 、序列lnCS与lnSS、序列lnCS与lnWt-i的协整关系。

对lnCS与lnYD 进行OLS回归，结果如下：

对残差估计值序列ε∧作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残差估计值序列ε∧的检验值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即残差序列是平稳的。所以lnCS与LnYD存在协整关系，即城镇居民消费与居民收入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对lnCS与lnSS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回归结果如下：

对残差估计值序列ε∧作ADF检验结果表明LnCS与lnSS 存在协整关系，即城镇居民消费与社会养老保险收入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而社会养老保险支出对消费的增加存在正向影响。

对lnCS与 lnWt-i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回归结果如下：

对残差估计值序列ε∧作单位根检验，残差估计值序列ε∧的检验值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即残差序列是平稳的。所以lnCS与lnWt-i 存在协整关系，即城镇居民消费与居民储蓄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三、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消费模型分析

本文将养老保险支出引入生命周期理论的消费函数中，运用人均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考察我国养老保险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一）模型建立

Modigliani（1963）年的传统生命周期消费函数为：

上式中，Ct代表居民消费支出，Yt代表持久性收入，Wt代表t年末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现在将养老保险变量引入到公式中，构建存在养老保险的情况下的居民消费函数：

上式中，lnCS表示实际居民消费支出的对数值，lnSS表示实际养老保险收入，lnYD表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lnWt-1表示t-1年末家庭人均拥有的金融资产。

（二）实证分析

由于我国1997年对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改革，本文为避免改革产生的影响，选择了2001-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下：

以上回归结果显示，可决系数R2=0.9990，模型的拟合度较高。

（三）结论

实证表明，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养老保险基金的增加都会刺激居民消费的增加；当期可支配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社会养老保险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居民消费；储蓄与消费呈负相关关系；养老金收入对居民消费作用虽然显著，但影响系数仍然较小。1997年改革以来，我国养老保险水平虽然大幅度上升，但其覆盖率仍然较低。2002年，我国将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到基本养老保险。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从1997年的11203.9万人，上升到2013年的32218.4万人，全国基本养老保险支出也从1997年的1251.3万元上升到2013年的18470.4万元，但仍有大量人群未被养老金保险覆盖。因此，强化财政投入对养老保险的适度倾斜，继续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将有利于城镇居民对未来形成稳定的预期，促进居民消费。

四、政策建议

本文将养老保险支出引入生命周期理论的消费函数中，分析我国养老保险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对我国居民消费有一定的正面影响。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本文从以下方面对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提出以下建议：

（一）提高居民素质与技能，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居民消费的最主要的因素。我国要继续坚持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战略，不断提高人民的素质和技能，大力发展产业，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加快我国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减少对养老保险的依赖，提高居民消费水平。

（二）强化财政投入对养老保险的适度倾斜，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

就我国而言，由于当前国家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财政投入力度十分有限，居民的养老金收入普遍偏低，我国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仍然有限。因此，强化财政投入对养老保险的适度倾斜，继续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是完善我国社会保障机制，解决我国养老保险困境的重要手段。

（三）加快养老金并轨的步伐，缩小人群之间的基本养老金差距。

通过完善养老金制度，加快养老金并轨步伐，能有效地加大高收入者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提高国家福利水平，缩小不同人群之间的基本养老金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提高城镇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

（四）拓展基本养老保险资金筹措渠道，增加养老金支出的有效供给。

国际上大部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大多采用社会保障税的形式来确保养老基金的可持续性。而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险基金强制性还不够，大量人群未被养老保险覆盖，养老保险资金缺口呈扩大趋势，影响养老基金的可持续性。随着经济的发展，首先，我国可酌情借鉴国外的经验，逐渐采用缴纳社会保障税的形式筹措资金，增加养老金支出的有效供给。其次，国家可适量发行特别国债，加大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财政投入力度。再次，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营管理，使运营基金保值增值。（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邹红，喻开志，李奥蕾.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J].统计研究，2013（11）.

[2] 陈静.基本养老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J].消费经济，2015（2）.

居民社保论文篇（6）

关键词：

社会保障；消费；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

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1015402

1理论综述

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发展的安全网，社会保障的支出对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具有基础作用，也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途径。研究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非常重要，本文将从社会保障支出与消费的促进作用、对消费的阻碍作用、作用不明显三方面对国内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

姜百臣、马少华（2010）的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弹性为0.1702，证实了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有引致效应，且在长期上影响相对较大。赵建国、李佳（2011）经过分析，发现不论是城镇还是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均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即挤进消费水平；其中，增加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大。刘苓玲、徐雷（2012）以区域差异的视角对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实证研究，我国社会保障支出、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居民消费水平与社会保障支出呈显著正相关，西部地区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小。黄丙志（2011）、刘畅（2008）、涂玉华（2009）、蒋南平（2012）等的研究都得出了相同结论：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刘新、刘伟娣（2010）运用经济计量技术对1985―2008年我国居民消费、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不确定性、居民收入和利率5个变量之问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5个变量之问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社会保障支出不仅没有消除居民的不确定性预期，反而挤出了消费。纪江明、张乐天、蒋青云（2011）利用1995―2008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把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系数准为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我国城乡社会保障不但没有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反而加剧了城乡居民消费差距。陈小军（2014）从城乡的角度，对2008―2011年间我国31个地区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养老保险对大部分的消费具有促进作用；失业保险对部分地区的消费具有负作用，其他地区作用不明显；医疗保险则与是失业保险相同。杨天宇和王小婷（2007），王晓霞、孙华臣（2008），李晓嘉（2013）等人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论点。

谢文、吴庆田（2009）对我国1982―2006年间的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的消费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并没有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产生促进作用。余官胜，王睿（2011）采用动态广义矩估计的方法分析了五种社会保险参与率对消费率的影响：生育保险与工伤保险参与率直接或间接地正向影响消费率；医疗保险与失业保险参与率对消费率的影响存在经济增长的“U”型拐点；而养老保险参与率则存在“倒U”型拐点。也有很多学者另辟蹊径，从其他的角度进行分析，林毓铭（2002）以社会保障预期与居民消费倾向为着眼点、尹华北（2011）从覆盖率和保障水平两个维度、杨辉（2013）以农村社会保障和农民消费结构的关系为切入点、魏先华（2013）从社会保障制度对家庭资产的配置方面出发，对社保支出与消费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依据不同的理论和不同的研究角度，社会保障支出对消费的影响在学界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

2模型的建立及分析

2.1模型的建立

本文将莫迪利亚尼等人提出的生命周期函数作为分析的基础，该假说的前提是：消费者是理性人，能以合理的方式使用自己的收入，进行消费；消费者行为是实现效用最大化这一目标所决定的；理性的消费者根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使用一生的收入，安排一生的消费与储蓄，使一生中的收入等于消费。建立模型为公式（1）：

Ct=a+β1Yt+β2Wt-1（1）

在公式（1）中，Ct是指t年的居民消费水平，Yt是指t年居民的收入水平，Wt-1是t-1年的居民拥有的财富。引入社会保障变量SSW，得到：

Ct=a+β1Yt+β2Wt-1+β3SSW（2）

为了使数据平滑，对各个变量取对数，得到公式（3）。

lnCt=a+β1lnYt+β2lnWt-1+β3lnSSWt-1（3）

在对文献进行研究时，发现大多数学者对Ct、Yt、 Wt-1、SSW的指标选取基本相同：C指标选取时为居民总的消费水平或人均居民消费水平，Y是居民可支配收入或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W是居民的储蓄总额或者人均储蓄。对于社会保障支出这项指标的选取却存在不同：一是包括社会保险、福利救济和优抚、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二是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救济和优抚、行政事业离退休支出以及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三是在此基础上加上卫生事业费支出。因此本文中的社会保障支出则用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社会福利支出、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的总和来表示，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以社会保障支出除以人口总数，居民消费水平用人均居民消费代替，用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居民的收入水平，用人均储蓄代替留存的社会财富。

从图1中可以看出，四个变量都有着明显的上升趋势。对四个变量分别做ADF检验，得出结果如表2。检验结果表明，四个时间序列均为不平稳序列，因此无法直接进行多元回归分析，通过一阶差分分析，只有人均储蓄变量和居民人均收入两个变量平稳，但是经过二阶查分分析，四个变量都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数据是二阶单整，具有平稳性。

通过Johansen检验判断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着协整关系。根据AIC和SC最小准则，确定最优滞后阶数为1。比较了五种协整方程产生的结果，确定了有线性趋势，并且存在着截距和趋势。执行Johansen检验，结果如表4，根据检验标准，当统计量小于临界值时，接受原假设，当统计量大于临界值时，拒绝原假设；所以，变量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然后根据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得到协整向量系数、调整系数的估计值写出协整方程。从方程结果来看，系数为-0.068，社会保障支出并没有促进消费，反而挤出了消费。

3结论

根据模型的结果显示，消费与上年度人均储蓄、人均居民收入、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但是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并没有使消费增长，反而对消费产生了一定的挤出作用，也就是说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使人们进行储蓄的行为更加积极。根据Feldstein的理论，社会保障对储蓄存在着资产替代和退休效应，资产效应是指得到的社会保障作为家庭收入的一种，使得人们在退休以后仍然可以获得收入，因此导致居民的储蓄减少；退休效应是指社会保障激励那些本愿意工作更长时间的提前退休，这意味着工作期间要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因此，从这两方面来分析原因。一是社会保障改革。近年来，我国持续进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在养老保险方面尤为突出。由于对社会保障未来的前景不明确，人们会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使得资产替代效应降低。二是社会保障支出对提高人们消费预期的作用较小。在社会保障支出中，对人们消费预期影响较大的是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保证了人们老年时的消费，而医疗保险使人们降低因病致贫的概率。但是现阶段，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标准较低，对人们消费预期影响较小，人们并没有减少储蓄，增加消费。三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碎片化。近年来，流动人口大大增加，异地缴费和转移等条件不成熟，使得大量流动人口弃保，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靠自我保障。再加上，在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下，广大农村人口没有参加社会保障，这些原因，都造成了人们不会增加消费，反而会增加储蓄，来保障自身的权益。

参考文献

[1]

姜百臣，马少华，孙明华. 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0，（11）：3239.

[2]赵建国，李佳. 基于改进消费者最优理论模型的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研究[J].财政研究，2011，（1）：6871.

[3]刘苓玲，徐雷. 社会保障支出、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的区域差异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2，（3）：7077.

[4]刘新，刘伟，胡宝娣. 社会保障支出、不确定性与居民消费效应[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4）：4955.

[5]纪江明，张乐天，蒋青云. 我国城乡社会保障差异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1，（2）：4653.

[6]陈小军. 我国社会保障水平与城乡居民非食品消费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4，（3）：129133.

居民社保论文篇（7）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居民储蓄水平居高不下。在此背景下，政府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导致我国长期消费需求不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健全是重要原因之一。养老保险计划作为平衡生命两期福利水平的一种手段，意味着它将影响消费者的消费与储蓄决策。因此，研究我国养老保险与居民消费的关系，探索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对于扩大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在相应的理论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运用2001-2009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以考察我国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得出完善养老保险制度与促进消费增长的一些结论与启示。

二、相关文献综述

（一）国外主要研究回顾

关于社会养老保险影响居民消费及储蓄行为的研究多数是在Modigliani（1954）生命周期框架下进行的。部分学者认为养老保险对消费有促进作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当属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Feldstein(1974)提出，养老保险会通过方向相反的两个力量影响个人的消费与储蓄。一方面，养老保险会降低提前退休人员在工作期的消费水平；另一方面，养老保险的资产替代效应使得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他的实证结果表明养老保险较显著提高了居民消费水平。Wilcox(1989)分析了1965-1985年美国养老金给付水平的变化对总消费支出的影响。他认为养老金给付水平的变化与总消费的变化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Zant(1988)的实证研究显示，1957-1986年荷兰的养老保险财富值与消费水平的相关系数在0.11到0.16之间。此外，Rob与Arie(2001)运用荷兰的数据，Aga与Mario(2001)运用意大利的数据也分别证明了养老金制度对储蓄有不同程度的“挤出效应”。也有一些实证结果不符合生命周期假说，如，Melvin(2005)研究了1972年美国养老金增加对消费的影响。他认为非耐用品的消费随着养老金提高而显著增加，而各种耐用品的消费在这一时期则没有显著的变化。

还有一些研究认为养老保险对消费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如，Barro的“中性理论”，Barro(1974)认为老年人将留下遗产以弥补子女因缴纳养老保险税所遭受的损失，从而部分甚至全部抵消了来自养老保险的转移支付，这将最终导致养老保险对消费没有影响。

国外学术界就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结论不一，既有养老保险支出增加消费的结论，又有养老保险对消费支出影响不显著的结论。研究方法的不同，解释变量选取的差异，都会导致实证结果产生分歧，但这些成果对我国的研究有一定借鉴意义。

（二）国内研究回顾

国内的成果多数是关于生命周期理论在我国的实践运用，且基本支持养老保险会“挤出”储蓄，增加消费的观点。张继海(2006)的计算机动态模拟分析与实证分析结果都与生命周期假说和预防性储蓄理论相吻合。研究选取了2002年和2003年辽宁省城镇居民家计调查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居民的社会保障养老金财富对其消费支出有显著的影响。石阳，王满仓(2010)运用中国30个省份2002-2007年的相关面板数据考察了我国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对于储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对我国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存在对储蓄的“挤出”，而这种 “挤出效应”在不断扩大中。此外，姜伟(2008 )、刘慧(2010) 以及杨河清，陈汪茫(2010)等也认为社会保障支出对我国居民整体消费有积极的意义。

国内养老保险对消费与储蓄影响的研究同国外相比起步较晚，多数学者都认可了生命周期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并且认同社会保障对消费有正向影响。但有相当一部分成果都以定性分析为主，相较之下，运用计量方法分析我国养老保险对消费的影响的实证研究还较少。此外，多数实证研究均以替代变量来近似养老保险财富，这些替代变量可能无法准确地表示养老保险财富的真实值，这也导致实证研究对生命周期理论的支持稍显不足。

参考文献：

[1] Franco Modigliani, R. Brumberg. Utility Analysis and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An Interpretation of Cross Section Data．N.J.: Rurgers University Press．

[2] Martin Feldstein. Social Security, Induced Retirement, and Aggregate Capital Accumulation．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4, 82(51):905-926.

[3] Wilcox. Social Security Benefits,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and the Life Cycle Hypothesi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9, 97(2):288-304.

[4] Wouter Z. Social Security Wealth and Aggregate Consumption: An Extended Life-Cycle Model Estimated for the Netherlands. De Economist, 1988, 136(1): 264-283.

[5] 贺菊煌.中国人口与经济长期预测模型[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1(9):40 - 44.

[6] 张继海.社会保障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影响研究[D].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7] 姜伟.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对储蓄率的影响[J].金融经济,2008(8):18 - 19.

[8] 李珊珊.中国工资调整指数研究[D]. 辽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9] 洪轶男.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对城镇居民储蓄影响研究[D].辽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居民社保论文篇（8）

关键词：社区居民； 旅游经济收益； 旅游影响感知； 环保意向

收稿日期： 2011-07-17； 修订日期： 2012-12-0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自然保护区生态服务价值链研究”（40971292）资助。

作者简介：

刘静艳（1965-），女，博士，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旅游企业管理、生态旅游，Email：。王雅君（1980-），女，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旅游企业管理、生态旅游。施琼（1985-），女，中国人寿广州分公司银行保险部人员管理部经理。

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的参与是旅游发展强调的一个重要方面（邓冰，吴必虎，2006）和一个必然的组成部分（Garrod，2003），有利于使游客获得更为真实的旅游体验，提升旅游质量。然而，社区居民对旅游活动的态度却较为复杂：一方面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初衷看起来与社区生计和其他收益密不可分（Scheyvens，1999；Tosun，2005），获取经济收益成为其首要目标；另一方面社区居民可能并不希望旅游活动过多地干扰他们已有的文化和生活习惯。研究表明，旅游发展带来的不仅是正面影响，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Lankford，Howard，1994），这些影响可能会改变居民之间以及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关系（Huang，Stewart，1996）。

旅游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同样不容忽视（Ross，Wall，1999），在要求游客注重环保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同时，也应更多关注社区居民的环保意向和环保行为。与游客相比，社区居民的本地意识和对环境的敏感性更强，更具有环境保护的诉求；游客的环保行为往往只在一次游历过程中发生，而社区居民的环保行为对于目的地旅游资源保护的影响却是持久的。随着对旅游活动的依赖性日益提高，旅游经济收益以及旅游带来影响的感知等因素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区居民的环保意向和环保行为，然而鲜有对影响程度和影响机理方面的具体研究。

旅游对社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正面、负面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层面的等等。Stronza和Gordillo（2008）通过访谈发现，经济收益对生态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有限，甚至会减少旅游与环境的互惠，引发社会冲突；而旅游对当地社区其他方面的影响包括增加居民自信、提高社区凝聚力、提高社区的管理水平等，则会增强当地社区管理机构的话语权和稳定性，并导致对环境资源管理的长远规划，从而达到环保的目的。国内学术界对旅游影响感知的研究，多集中于探讨影响居民感知的因素、旅游影响感知的维度及其与居民对旅游的支持度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卢春天，等，2012）；多维度地探讨旅游影响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研究则比较少，一些定性研究结论也亟待实证检验（Stronzaa，Gordillob，2008）。鉴于此，本文将社区居民作为研究对象，将旅游对社区影响的感知纳入旅游收益对居民环保意向影响的模型中，基于相关理论和文献提出概念模型，就社区居民旅游经济收益对其旅游影响感知和环保意向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探索性实证研究。

本文的研究目标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探讨如何在居民个体层面上将旅游与环境保护相关联，即探讨居民从旅游业获得的收益如何影响其环保意向；另一方面，将居民的旅游经济收益与旅游对社区的影响相结合，探讨两方面的因素对居民环保行为的影响。

1 文献综述

1.1 旅游经济收益

Anderecka等（2005）认为，社区居民从旅游中获得的收益主要是经济利益。旅游经济收益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1）就业收入，即社区居民通过在旅游企业就业的方式获得经济利益；（2）经营收入，即社区居民通过开办家庭旅馆，生产销售旅游商品，提供餐饮、休闲娱乐服务等商务经营活动所获得的经营收入，这种通过资金投入参与生态旅游发展的盈利方式较之就业收入在收益层面上更为可观；（3）土地租金及股金，即社区居民将宅基地和责任田之外农业用地使用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土地使用权获得一定数量的租金，也可以将宅基地和土地经营权作价，入股旅游企业，以股份多少获取股息；（4）其他形式的利益分配，社区居民基于社区成员的身份获得二次分配性质的经济收益，例如在某些生态旅游发达的地区，社区居民达到一定保障条件，就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低保金等，还有的社区居民完全是凭借社区成员的身份，每年获得一定数量的社区分红。Diamantis（1999）认为，旅游在一个方面达成了共识，即大部分的旅游经济收益应该直接流向个人和目的地。Anderecka等（2005）在实证研究中已经证实，居民确实感知到了旅游收益，并且居民经济利益驱动性较强（王群，等，2004）。Liu和Var（1986）研究指出，社区居民旅游经济收益主要体现在增加了就业机会、投资机会及本地经营获益机会。Haralambopoulos和Pizam（1996）也在研究中发现，旅游给社区居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包括个人收入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就业机会的增加等等。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从绝对和相对两方面定义旅游收益，即居民从旅游业获得的收益以及旅游收益占其家庭收入的比重。

1.2 旅游影响感知

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是一种居民群体感知旅游关系的社会知觉，这种以群体为主体的知觉过程应该包括居民的自我知觉、居民对旅游者的知觉以及居民对旅游关系影响的知觉（李有根，1997）。有关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国外逐渐兴起，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可持续旅游”和“社区参与”日益受到重视，人们逐渐意识到，旅游影响在目的地社区体现尤为突出，可持续旅游目标的实现更是离不开旅游影响的主要承担者――社区居民（Sheldon，2001）。

关于旅游影响感知的维度，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Mathieson和Wall（1982）提出的以感知内容为标准划分为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3个维度，早期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居民对旅游的经济影响感知研究（Getz，1986；Liu，et al.，1987），而后则较多关注社会（Brunt，Courtney，1999）、文化（Besculides，et al.，2002）和环境影响（Liu，等，1987）的感知研究；另一种是以社区居民感知价值为标准，划分为正面和负面2个维度（Milman，Pizam，1988）。

随后，Lankford和Howard（1994）对上述两种形式进行了整合，在旅游影响感知划分为正面和负面2个维度的基础上，又细分为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3个组成成分。在正面维度中，旅游对经济的影响包括直接收入增加、就业机会增加、发展本地经济、传统行业转型、提高土地价值等；对文化的影响包括社区更加安全、培养本地荣誉感、提升本地人和游客对环境的理解、保存本地的文化遗产和语言、保护本地特殊技艺等；对环境的影响包括为环境保护提供激励、培养环保意识、提升对自然资源的管理等（Diamantis，1999；Simpson，2008）。在负面维度中，旅游对经济的影响，包括开发和维护过程中的资金投入、收入的不确定性、一部分本地居民无法从中获益（Diamantis，1999；Walpole，Goodwin，2000；Archabald，Treves，2001）；旅游对文化的影响，包括对本地文化的侵蚀、降低了本地人的话语权、本地居民潜在的怨念和对抗；旅游对环境的影响，包括对环境的承载力构成威胁、容易产生从经济角度看待自然环境问题（Diamantis，1999）。

该评价体系受到了普遍认可并被广泛引用。国内研究者卢小丽和肖贵蓉等（2008）也采用这一划分方法设计了中国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测量量表。本文在划分旅游影响感知的维度时也采用了这一评价体系。

国内外现有的实证研究多将旅游影响感知用作居民社区依恋、社区关心度、居民环境态度、经济收益、资源利用程度、社区参与等和社区对旅游支持度及社区归属感之间的中介变量，探讨旅游影响感知对于居民对旅游业发展态度的影响（Gursoy，et al.，2002；Ko，Stewart，2002；Nicolas，et al.，2009；尹立杰，等，2012；杜宗斌，苏勤，2011），较少讨论旅游影响感知在旅游收益与居民环保意向的关系之间的影响机理。

Smith和Krannich（1998）通过对4个旅游社区的对比研究发现，迫切需要通过发展旅游提高居民的经济收益和改善生活水平，并且社区居民对正面的旅游影响感知越强，发展旅游的意愿和积极性也就越高。Ko和Stewart（2002）在对韩国Cheju岛居民的调研中也发现，从旅游发展中获利越多，居民就越多感知到发展旅游为当地社区带来的正面影响，参与旅游活动的态度也更为积极。Anderecka等（2005）的研究表明，从旅游中获利程度不同的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存在差异，获得越多经济收益的社区居民，对正面的旅游影响感知越为强烈，对旅游的发展也越发支持。苏勤等（2013）在浙江安吉的研究表明，旅游收益会对居民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产生正向影响，旅游收益与居民态度之间是正向关系。因此，许多研究者支持旅游经济收益与正面的旅游影响感知之间存在正向关系的观点（Perdue，et al.，1990）。基于以上论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a（H1a）：社区居民旅游经济收益对正面的旅游影响感知有正向影响

假设1b（H1b）：社区居民旅游经济收益对负面的旅游影响感知有负向影响

1.3 社区居民环保意向

行为意向（behavior intention）是行为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是切实行为（actual behavior）的前项变量（Fishbein，Ajzen，1975）。Fishbein和Ajzen（1975）在其理理论中认为，人类采取某一特定的行为表现取决于个人的行为意向，而行为意向又取决于个人对此行为的态度，并将行为意向定义为个人执行某种特定行为的意图强度。基于Fishbein和Ajzen（1975）的定义，本文将社区居民环保意向界定为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参与该区域环境保护的意图强度，社区居民的环保意向将影响其切实的环保行为。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社区的所有权意识、责任感以及社区的实际参与方式（Simpson，2008）。尽管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资源不一定归当地社区居民所有，但是目的地旅游资源对于当地社区居民来讲是其生存环境，所以社区居民作为本地人“天生”对旅游目的地具有一种所有意识，对社区发展以及当地旅游开发项目存在着期待，对旅游带来的环境变化的感知比游客的感知更敏感。然而，现有国内外研究多关注于游客的环保意向和环保行为（Lee，2011；Luo，Deng，2008；Wurzinger，Johansson，2006；Chiu，2014；祁秋寅，等，2009）。一些研究指出，在环境保护方式上应关注本地社区的参与，环境保护需要建立社区的支持（Newmark，Hough，2000；Imran，et al.，2014），

本地社区对环境保护的支持是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先决条件（Gbadegesin，Ayileka，2000；Liu，et al.，2014）。Scheyvens（1999）、Kruger（2005）、Belsky（1999）、Nyaupane和Poudel（2011）等认为，社区参与和环境保护之间是有关系的：一方面，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不仅提供了社区居民就业和工作的机会，也产生了一种自豪感（Spiteri，Nepal，2006）；另一方面，社区居民旅游经济收益的分配情况将影响环境保护，缺乏公平收益将不可能达到环保目标（Spiteri，Nepal，2006）。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收入的增加可以转变居民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态度，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Nyaupane，Poudel，2011）。只有本地社区真正从旅游中获益，才能保证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Belsky，1999；Imran，et al.，2014；刘静艳，等，2011）。Stronzaa和Gordillob（2008）通过对亚马逊3个生态旅游社区的定性研究，从社区层面分析了旅游业给社区带来的改变及其对环境保护的影响。

然而，学术界至今还缺乏有关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其环保意向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通过分析Scheyvens（1999）、Belsky（1999）、Kruger（2005）、Spiteri和Nepal（2006）、Stronzaa和Gordillob（2008）等的观点可知，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越正面其环保意向表示可能会越积极。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H2）：社区居民旅游经济收益对其环保意向有正向影响

假设3a（H3a）：社区居民正面的旅游影响感知对其环保意向有正向影响

假设3b（H3b）：社区居民负面的旅游影响感知对其环保意向有负向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概念模型（见图1）。

图1 概念模型

2 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与数据收集

鼎湖山鼎湖山位于广东省肇庆市，北纬23°10′，东经112°31′，面积1133hm2，最高峰海拔1000.3m。人称“岭南第一名山”，1956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为部级自然保护区，197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目前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和4A部级旅游景区（肖光明，2001）。在北半球的回归线上，2/3以上的陆地属于沙漠、半沙漠或干旱草原，而鼎湖山却有完整的生态系统、有78%以上的森林覆盖率、有特色鲜明的垂直植物分布，是北回归线上无可争议的“绿色明珠”。

本调研共派发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62份，问卷有效率为90.5%。根据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2004）的建议，结构方程模型中使用的样本量应不低于200份并应超过测项量的10倍，可见本研究的样本量已能够满足结构方程建模的需要（见表1）。

2.2 问卷设计及变量测量

问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测量被访者对旅游收益、正面的旅游影响、负面的旅游影响以及环保意向的感知情况；第二部分为人口统计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月收入等指标。

旅游经济收益、正面的旅游影响感知、负面的旅游影响感知3个变量，参考了Ko和Stewart（2002）、Dyer等（2007）所使用量表的测量问项；居民环保意向的测量问项，参考了Simpson（2008）的表述并调整为“我会主动阻止他人破坏环境的行为”、“我非常乐意宣传保护本地资源和环境的相关政策”、“我非常乐意承担保护本地自然环境的责任”3项。所有的测项都是采用5点式李克特量表测量，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

表1 样本描述

3 数据分析

3.1 信度和效度检验

为了确保模型拟合度评价及假设检验的有效性，需要验证变量测量的信度和效度，本文采用SPSS 16.0对量表的信度进行检验。一般来讲，Cronbach a系数大于0.5就意味着评估项目有较高的相关性，内在信度较高（Choi，et al.，1999）。此次调查问卷总体的Cronbach a系数为0.77，各因子的该系数得分在0.58～0.80之间，说明此次调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较好，达到了信度要求（见表2）。

量表的效度采用因子载荷系数指标来判断，一般要求因子载荷系数大于 0.50。从表2可以看出，除了“负面经济影响感知均值”测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为0.43略低于0.50之外，本研究中其他各个测项在其所测量的潜变量上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处于0.51～0.85之间，均大于0.50的可接受水平，说明量表的整体收敛效度是可以接受的。

在正面和负面的旅游影响感知中，根据研究需要并参考Ko和Stewart（2002）的做法，对经济、文化和环境每个维度的几个测项汇总取均值表示该维度的感知情况。其中，代表正面经济感知的测项为“发展旅游增加了本地居民地就业机会”“社区居民通过发展旅游培养了新的技能”和“发展旅游促进本地农特产品和手工艺品的销售”；代表正面文化感知的测项为“发展旅游促进了本地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旅游促进本地居民对传统文化习俗的了解和传承”和“发展旅游使得本地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代表正面环境感知的测项为“发展旅游促进了本地环境和资源保护”“发展旅游改善了本地公共服务设施”。而代表负面经济感知的测项为“发展旅游提供的就业机会给了外地人”“发展旅游加大了本地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代表负面文化感知的测项为“发展旅游导致了本地文化习俗的破坏”“发展旅游增加了、犯罪、抢劫等破坏活动”；代表负面环境感知的测项为“发展旅游加剧了环境污染”“发展旅游破坏了生态系统和动物生存环境”和“发展旅游导致了本地的交通拥挤”。

表2 量表的因子载荷及信度检验

3.2 结构模型的拟合度评价和假设检验

通过Amos7软件对理论模型进行分析，采用极大似然估计的方法计算模型拟合指标和各路径系数的估计值。模型与数据的拟合度指标为：df=39，X2=111.7，RMSEA=0.072，GFI=0.95，NFI=0.88，IFI=0.92，CFI=0.92，各项指标均在可接受范围内（陶玉国，等，2009），表明模型的拟合情况比较理想。假设检验结果见表3。

表3 路径分析结果

路径分析结果显示，在p

基于路径分析结果，据上文图1提出的概念模型，实证检验支持的假设用实线箭头表示，实证检验不支持的假设用虚线箭头表示，并标出各假设之间的影响关系（见图2）。

图2 路径分析支持的模型

注：***表示p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居民个体层面应用实证方法验证了旅游影响感知在旅游经济收益与居民环保意向之间的作用，研究结论表明，旅游经济收益并不能直接影响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的环保意向，需要正面的旅游影响感知作为中介因素才能得以实现，而负面的旅游影响感知对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的环保意向具有负向的影响。本文从实证角度探讨了“旅游经济收益”“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居民环保意向”之间的影响和作用机理。

（1） 旅游经济收益对正面的旅游影响感知。本研究得出的旅游经济收益对正面和负面的旅游影响感知的路径分析结果与Ko和Stewart（2002）的分析结果完全一致。旅游经济收益对正面的旅游影响感知显著性的正向影响表明，社区居民作为社区的主人和旅游影响的主要承担者，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理应获得相应的经济收益。当旅游为社区居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并且这些经济收益能够实现持续性增加，旅游正面影响感知也将相应地提高。旅游经济收益对正面的旅游影响感知的正向影响作用已在诸多研究中得到支持（Richard，et al.，1990；Ko，Stewart，2002；Anderecka，et al.，2005）。

（2） 旅游经济收益对负面的旅游影响感知。“社区居民旅游经济收益对负面的旅游影响感知有负向影响”的假设没有得到支持，Ko和Stewart（2002）认为，这可能与社区旅游开发的时间长短以及开发历史有关，即旅游开发的历史越久、旅游收入占社区居民收入的比重越大则社区居民对负面影响的感知会越弱，其实证研究对象Cheju岛就属于这样的特点；鼎湖山景区的情况与Cheju岛相似，其旅游开发时间较长且较为成熟，旅游经济收入在当地社区居民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很大，所以“社区居民旅游经济收益对负面的旅游影响感知有负向影响”的假设也没有得到支持。是否存在着旅游开发历史越久、发展越为成熟的景区社区居民对旅游负面影响的感知就会越弱的情况呢？这有待于进一步实证检验。

（3） 旅游经济收益、旅游影响感知对环保意向的影响。根据本研究结论，正面的旅游影响感知在旅游收益与居民环保意向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这说明居民从旅游业中获得的经济收益只有通过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才能影响其环保意向，进而影响其环保行为，即经济收入的增加使得居民对于旅游业对社区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带来的正面影响的感知增强，则居民对旅游业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的保护意愿越强。本研究从个体层面上，验证了Wunder（2000）、Stronzaa和Gordillob（2008）等的结论，即旅游经济收益只有通过社区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转变，才能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另一方面，本研究也表明居民的负面旅游影响感知越强，对旅游资源保护的意愿越弱。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个体对旅游业的态度和支持取决于旅游业对其自身及社区的影响（Anderecka，et al.，2005；Jurowskia，Gursoyb，2004；Haralambopoulos，Pizam，1996；Gursoy，Rutherford，2004）。负面的旅游影响感知越强，居民越不支持旅游业的发展，从而对旅游资源保护表现出消极态度，这也与大部分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旅游支持度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相一致（Anderecka，et al.，2005；Jurowskia，Gursoyb，2004；Ko，Stewart，2002；Lee，2013）。

本文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旅游经济收益的有关研究，丰富了旅游影响感知与环保意向之间的实证研究。在社区管理实践中，有助于矫正以往有关旅游经济收益和环保意向天然关联的误区，重视社区民意，有意识地引导并强化社区居民对于旅游影响的正面感知，尽可能降低旅游对本地文化习俗以及生存环境的负面影响等，才能充分激发社区居民的环保意向，切实推进旅游目的地环境保护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的局限在于：首先，由于时间所限和调研的便利性，本文主要选取了广东鼎湖山单一景区开展问卷调查，并且采用横断调研法收集数据，因而样本的代表性有待进一步检验，未来的研究尚需进一步丰富样本来源地，以使样本更具代表性，同时数据的某些指标值只是达到或接近可接受范围，虽然能够支持验证过程，但也成为实证研究中的些许遗憾；其次，由于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探讨旅游收益、旅游影响感知和居民环保意向三者关系，因而没有研究其他变量（如旅游发展阶段、人口统计特征等）的影响情况，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人口统计特征等其他因素对环保意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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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Tourism Economic Income and

Community Residents’ Tourism Impact Perception on

Their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tent

LIU Jingyan1， WANG Yajun1， SHI Qiong2

（1.School of Busines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China Life Insurance Company Ltd， Guangzhou branch， Guangzhou 515000， China）

Abstract：

居民社保论文篇（9）

在学习____大精神上，能带头学习，带头宣传，带头落实。学习过程中认真做好笔记，撰写心得体会。自镇党委和社区党总支开展“和谐先锋引领行动”以来，她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始终以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较好的完成了社区党总支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____年评为____镇优秀共产党员。同时，牢记自己是一名党员干部，坚持做到“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高度重视讲政治问题，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作为____街社区主管民政低保、工会、残联等工作负责人，自己始终保持了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保持了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在大是大非面前原则性强，明辨事非。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努力克服工学矛盾，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质，理论上更加成熟。自觉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洁身自好、正直无私。坚持做到识大体顾大局，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坚持解放思想，不断更新观念，具有较强的开拓创新意识。工作事业心、责任感强，能够始终以昂扬的斗志和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献身社区事业。

1、努力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全力推进社区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质量。____同志在工作中认真加强对社区的人居环境、生活质量、医疗卫生休闲娱乐、社会治安等方面的管理和服务。经常深入居民家中，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需要，关心群众生活，为群众办实事、好事，努力满足社区居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她是党员，也是社区的零薪主任，对居民之间出现的邻里纠纷，都能及时的与社区主任一同上门调解，对困难党员和居民有同情心和爱心，社区居民芦秀，长期生病，她长期坚持上门走访，将了解到得情况及时向社区汇报。在社区开展“两节”敬老服务活动中，她主动与社区困难党员____结对，长期对她进行帮扶。多年来，坚持经常上门看望，嘘寒问暖，在精神上给予慰藉，是她惯有的作风。____深有感触的说：“社区如此关心照顾，是我晚年生活更加充实和幸福，我更加感谢党，感谢社区”。

2、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全力推进社区发展

____同志充分认识到要加快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不仅要加强物质文明建设，还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居民的文明素质。认真贯彻落实“以德治国”的方针，通过开展社区居民自治，规范了社区居民的社会行为，弘扬了中华民族邻里互助、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等传统美德，积极倡导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为辖区居民营造安定祥和、文明礼貌、人际关系和谐的生活氛围。通过进行生动活泼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培养和提高了居民的文明素质。

3、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全力推进社区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居民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不仅关注社区的事物，而且积极参与管理社区事务。“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已经成为街道社区居民的共识。通过广泛宣传，社区居民树立了自我管理、自我

居民社保论文篇（10）

目前，我国的医疗保险体系的主体框架由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于1998年我国开始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2003年起在全国部分县（市）试点，到2010年逐步实现基本覆盖全国农村居民，为实现基本建立起覆盖城乡全体职工和居民的医疗保险体系之目标，国务院决定，从2007年起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将不属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中小学阶段的学生（包括职业高中、中专、技校学生）、少年儿童和其他非从业城镇居民纳入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因此，在我国的制度安排下，针对城镇的医疗保险体系是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及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为主体支撑，同时辅之以商业医疗保险、企业补充医疗保险等内容共同构成。

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数据，截止2012年，参加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人数合计47 343万人，并且随着近些年城镇化的快速提高，参与城镇医疗保险的人数呈大幅上涨趋势。显然我国的医疗保险体系建设已经颇见成效，但仍存在诸多问题，鉴于医疗保险事业是民生建设的关键之一，借助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的平台，我们课题组选择围绕哈尔滨市医疗保险的改革现状及效果进行调研。在实践调查过程中，发现本应该在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社区医疗存在诸多问题，项目组成员据此展开了一系列的走访，并进行了深入讨论和思考，最终形成了这篇论文，但鉴于可得资料的有限性，一些阐释可能存在些许问题，衷心企盼得到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

一、哈尔滨市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中社区医疗存在的问题

哈尔滨市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在2007年9月21日公布并实施了《哈尔滨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其中对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适用范围的规定是：第一类是成人居民。指年满18周岁以上（含18周岁）的非从业居民。第二类是学生儿童。指未满18周岁城镇居民，包括婴幼儿（不含出生28天以内的新生儿）、学龄前儿童、中小学阶段学生（包括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特殊学校就读的在籍学生）。可以说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作为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适用的主要人群为老人、小孩、无业和失业人员及相关弱势群体。通过以上的规定，我们可知，哈尔滨市医疗保险改革的方向之一即表现为，医疗保险的适用范围由职工向居民拓展，大量医疗保险业务逐渐向与居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基层――社区下沉，因此选择社区医疗服务理应成为城市居民医疗保险发展的必然。现实中，哈市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主体是老弱病残贫，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地理位置通常设立于居民生活区，且医疗费用低廉、服务态度亲切友好，理论上来说社区应是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首选机构，应是城镇居民享受医疗保险的最基层单位。实际是否如理论所想呢？课题组通过实地走访和调查哈尔滨市松北区军安小区和银河小区，却发现居民选择社区医疗的比例是很低的，虽然社区医疗有着天然的优势，但却未能发挥在医疗保险中应当发挥的基础作用。这里，我们以点带面，将社区医疗在哈尔滨市城市居民医疗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加以阐述。

（一）社区医生的水平得不到居民的信任

大多居民对社区医院医生的医疗服务能力缺乏信心。军安绿色家园小区居委会主任告诉我们，居民普遍认为社区医疗服务机构的医生医术不高，设备简陋，生怕在社区就诊“小病拖成大病，感冒治成肺炎”，尤其对全科医生持怀疑态度。所以，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享受医疗的居民，大都是感冒发烧等类似的常见病。

（二）社区医院的硬件水平较低

其中有不少用药遭到患者非议。银河小区社区医院大夫称，虽然现在社区医院的医疗药品范围放开了许多，但还是没法满足患者要求，好多就诊的大爷、大婶们都要两头跑：在大医院就诊、看完病、拿着针剂药品到社区医院点滴。有些疾病需要作CT、彩超、X光片的，社区医院不具备这些设备，患者只能先在大医院就诊。这也是大多数岁数比较大的患者怕麻烦不来社区医院看病的重要原因。

（三）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的定位混乱

实践中，社区医院往往没有特别明确的卫生服务内容，其日常工作非常驳杂和笼统，涉及预防、保健、医疗、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等等五花八门的内容，没有对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疾病治疗和疾病防止加以区别，没有细致考虑各地医疗资源现状，发挥作用不够、机械地按统一标准划分社区卫生机构。

（四）社区医疗保险管理平台建设滞后

城镇居民医保的组织实施完全可以依赖社区。实际上，每一个街道、社区都已建立了劳动和社会保障站；但是省市一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不负责社区医保的具体操作；社会保险部门又不能绕过省市一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指导街道、社区的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的相关业务，这样街道社区在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的组织管理中基础作用也是缺失的。街道社区医疗保障管理在人员编制、经费保障、监察办案机构等等存在很多问题，这严重地影响了医疗保险的工作效益。

二、相关对策建议

当哈市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改革的纵深发展，必须充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基础作用，对于降低医疗费用、改善服务质量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具体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

（一）提高社区医疗服务队伍的整体素质

在课题组的调查走访中，发现居民对社区医疗水平的不信任不愿去社区首诊最主要原因。就是说，医疗质量是制约社区在居民医保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如果建立了完善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居民自然愿意就近诊疗。首先可以考虑建立社区卫生服务专家库，定期组织专家相关的社区医疗机构开展巡诊、咨询和业务指导等工作，这样可以较快地改变社区医疗的水平，但不是可以长久依赖的方法。其次为社区医疗机构定期举办培训班，使基层医务人员的业务素质不断提高，成为处理常见病及一般急症的“全科医师”。如此可极大提高居民对社区医疗机构的信任度，使居民在用药、治病、报销等方面更放心。

（二）加强社区医保管理的平台建设

首先，加必须在社区卫生工作人员中培训一批具有医疗保险工作人员的素质和专业水平的复合型人才。加大资金成本投入，培养一支有高度的责任感，具备丰富的从业知识与经验过硬的操作技能本领的高素质、复合型的医疗保险人才队伍，以适应居民享受医疗服务及相关医疗报销的需求。其次，社区的亲民特质便于管理统计居民的参保、缴费、享受标准的方面情况，可以较详尽、较快地进行居民医保的组织管理工作。

（三）充分发挥社区在居民医疗保险中的宣传功能

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部分学生和群众，特别是学生居然不了解，自己的医保卡每年的缴费情况，怎么使用，怎么受益，怎么报销。理论上2009年哈尔滨市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就已基本达到全覆盖，但是还是有部分居民没有参与到相关的居民医疗保险中，这其中以无业者居多。这都表明社区在对居民医疗保险的宣传力工作上还大有可为。社区在参保人群办理居民医疗保险期间应当对其进行宣传教育，让其深入了解医疗保险与其息息相关的信息。另一方面，社区应采用多元宣传方式综合作用的方法，如传统的海报宣传栏、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宣传、上门调查访问、设立咨询电话，在网上组建讨论区或者QQ群等，利用各种途径将居民医疗保险的相关知识传递给居民，这对于提高参保缴费的积极主动性有着极大帮助，同时亦能增强居民对社区及社区医疗的信任度。

（四）完善社区医疗的硬件及相关配套设施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要发挥其基本保险作用除了相应的制度以及相关缴费报销机制之外，直接可以服务到社区居民的社区医疗卫生硬件及相关配套设施必须要发展起来，这个因素直接关系到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应用效率问题。现实中，由于医疗保险政策还不完善，居民医疗保险在社区医疗的报销、审核等等方面的政策法律建设很不健全，现实中会造成居民在社区就诊之后的医保启动程序及结算的低效率，因此，在加大资金投入进行相关医疗硬件设施建设的同时，与居民医保相关的配套设施更能较好地保障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险权益。

综上所述，社区医疗是城镇医疗保险改革落实的重要基础，其能否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尤其是能否与居民医疗保险很好地衔接，对医疗保险改革的纵深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说，社区医疗在降低医疗费用，提高医疗保险保障水平方面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因此，充分发挥社区医疗在城镇医疗保险尤其是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中的基础性作用，是医疗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Z].2012-06-27.

[2]宋.哈尔滨市松北区居民医疗保险存在的问题 与对策[D].黑龙江：黑龙江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