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文化论文篇（1）

1．1医家用语在道家语言传承基础上的超越自道家思想创兴及至晋唐，尤其唐代皇族崇尚老子，道家在唐展达到鼎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道家、医学关系也更加密切，但随着中医自身学术体系的不断健全与完善，道家用语融入后被更多地赋予中医自身学术内涵，医籍用语形成自身特色，道家用语痕迹变得模糊。孙思邈将医学理论与养生实践结合，《千金要方•食治》:“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长年饵老之奇法，极养生之术也。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孙思邈对食治与药治的利弊得失分析透彻，指出药治应在食治无效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这显然是医家食治在道家食疗养生基础上的医学阐述。历代医家都以道家养生文化思想为基础，从食疗、本草、养生一体化汲取道教药补养生思想。元代《饮膳正要》服苍术方取自《抱朴子》，《抱朴子》中南阳文氏服苍术后效果超常，但葛洪仍将苍术视为下药。道家中上药、中药多为金属矿石类药物，认为草木类补益药只能延年不能成仙属于下药。医家虽然也吸收道家药食养生思想，但从医学本体出发更为理智。医家汲取发挥的多是地黄、苍术、茯苓、远志、菖蒲、天门冬等草木类药物对人体治疗时的补益功效，道家强调神仙必有、长生可至等养生观念并没有为医家接受，医家更多是选择性继承道家有效药物的养生经验，“道医相融”两者互相融合促动。

医家经典中很多中药都是道家摸索而形成的经验。《抱朴子•仙药》列上百种药物，《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收录了茯苓、麦门冬、枸杞、天门冬、黄精等道家养生常服食药物，这些药物同时也成为后来常用中药。《素问》有四乌贼骨一藘茹丸、食疗方秫米半夏汤等;《神农本草经》将薏苡仁、大枣、芝麻定为上品药;张仲景《金匮要略》有饮食调养(禁忌)专篇;孙思邈更是提出“食疗不愈，然后命药”。道家以食疗补充人体元气，配合气功、导引来延年益寿;中医食疗更注重临床，以食疗调和阴阳来防病祛疾，药食同源孕育了中医药文化根基。食疗在隋唐达到兴盛，与道家学说在这一阶段的影响力增强有关。隋唐道家、医家同时对食疗研究推进下，医家与道家食疗理论逐渐融合，形成五味相调、性味相胜、以类补类和所宜所禁等观点。金元四大家刘完素把理学运用到医学领域，其水善火恶论表现出历代医家对道家哲学思想的基本态度:以道为本、从道推衍。刘完素在道家“上善若水”基础上，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结合医理进一步提出“水在火下不能制火，为未济也。是知水善火恶”，“水善火恶”也是中医用语超越道家用语的典型体现。

1．2道家用语文化基因与中医用语同化现象中医方剂名称也常常包含道家文化基因。中医中一些药物以“丹”命名，如紫雪丹、至宝丹、紫金丹等;一些方剂称真人真君所授，或者名称中兼有神仙、真人、真君等道家人物名称或道家专用术语，如八仙膏、玉真散、乾坤一气膏、吕祖一支梅、红铅造化丹、梅花五气丹等。道家记述经验成就有时会大量使用隐语，道教神仙家的外丹术在唐代达到极盛，同样在唐代随着外丹养生副作用被医家所诟病，由盛至衰，道家用语隐语变得晦涩难懂。虽同为“丹”命名的药物，在医药、文化传承上加大了难度。“唐代医家中仅孙思邈等少数人将丹方用于医学。”［6］唐代雄黄广泛应用于急救、齿科、外科等。孙思邈《太清丹经要诀》有“造赤雪流珠丹法”，从方名看令人费解，其核心内容为提炼雄黄，用于治疗疟疾以及心痛牙疼。《千金要方》卷12“太一神精丹，治客忤、霍乱、腹痛胀满、尸疰恶风、癫狂鬼语、蛊毒妖魅、瘟疟，但是一切恶毒无所不治方”，其有效药用成分“雄黄和雌黄均是含砷的硫化物”，用于治疗疟疾。《千金要方》卷11太一神明陷冰丸、卷12耆婆万病丸、仙人玉壶丸以及卷24太一追命丸均用到雄黄。药名虽然都是中医常用丹、丸方，如果缺失道家文化背景，理解其用药成分就很困难。道家用语在医籍传播使用过程又被中医用语同化。与《千金》同时期的医籍，一些相同或相类方药在表述时已经完全脱离了道家用语的影响，用语方面一目了然，为后世中医用语所沿袭。如同样用雄黄疗牙痛，《外台秘要》卷22杀齿虫方五首中必效杀齿虫方:“雄黄末，以枣膏和为丸，塞牙孔中，以膏少许置齿，烧铁篦烙之，令微热，以差止。”

2中医体系完善过程中，中医用语对部分道家语言文化基因的扬弃

“道教医药学大致包括3个部分的内容。其核心部分是仙药、本草、医方、针灸等，大致范围相当于世俗的中医学和中药学。道教医药学的中间层部分是导引、按摩、气法、辟谷、房中、存思、饮食疗养及起居禁忌等，这是靠自我摄养和调谐精、气、神来防病抗病的技术。道教医药学的外层部分是符水、药签、祝由、祭祀、斋醮等调整社会环境和心理环境的治疗方法，具有强烈的宗教特征。”道家用语玄妙的神秘色彩，随着中医传播过程大众化的需求，部分文化基因被曲解丢失。医学文化基因是医学文化系统内部的遗传密码，在医学理论、治疗方式和保健习俗方面维系着医学认同感。最初巫、道、医文化基因同源，从道家文化角度理解中医用语中一些被曲解、丢失的道家文化基因便有迹可寻。宋明理学把儒释道在哲学上融为一体，实现了根本性的突破。宋以后主流医家否定咒禁术，虽然官方机构里还有书禁科、祝由科，但已微不足道。咒禁术在中古时代的萎缩体现在操用者规模的收缩与固定、适用疾病范围的缩小等方面。至明代，随着道家思想的逐渐衰微，这一类用语更加难以理解，从医籍不同朝代的校订重刊中可以发现其脉络线索。唐代王焘《外台秘要》汇集了大量历代医学文献，版本有宋本和通行本明版。宋本:“又云:覆卧傍视，立两踵生腰，以鼻内气，自极七息除，脚中弦痛，转筋酸疼。”“生腰”，明版作“伸腰”;又，宋本:“又云:端坐生腰，徐以鼻内气，以手持鼻，除目暗泪出。”“生腰”，明版同样改作“伸腰”;宋本:“养生方导引法云端坐生腰，徐徐以鼻内气，以右手捻鼻。”

道家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儒家  道德文化  现代意义

千百年来,儒家道德文化与社会礼俗相结合,共同造就了中国人温柔敦厚、和平礼让的东方古典主义的人文品格,给传统中国人提供了稳定的价值支撑和理想认同。这种道德文化和伦理精神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道德资源。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正以其前所未有的速度突飞猛进地发展。然而现代化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还包括精神领域,即思想道德观念的现代化。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同时,如何实现人的思想道德观念的现代化,是当前我国思想道德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尤其是对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儒家道德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是当前思想道德和伦理精神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人的思想道德观念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一、儒家道德文化的现代价值

道家文化论文篇（3）

    千百年来,儒家道德文化与社会礼俗相结合,共同造就了中国人温柔敦厚、和平礼让的东方古典主义的人文品格,给传统中国人提供了稳定的价值支撑和理想认同。这种道德文化和伦理精神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道德资源。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正以其前所未有的速度突飞猛进地发展。然而现代化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还包括精神领域,即思想道德观念的现代化。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同时,如何实现人的思想道德观念的现代化,是当前我国思想道德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尤其是对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儒家道德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是当前思想道德和伦理精神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人的思想道德观念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一、儒家道德文化的现代价值

    关于儒家道德文化的现代价值,笔者拟概括为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两个方面。所谓内在价值,是指儒家道德文化对现代道德主体心性的修养、人格塑造的作用,是为了满足主体的内心需要和精神追求,因而是“内在”的;所谓外在价值,是指儒家道德文化对协调和规约现代社会人际关系,营造和谐社会氛围的作用,是外在于主体自身的功能,具有工具性,因而是“外在”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统一共同构成了儒家道德文化的现代价值。

    儒家道德文化的内在价值的具体表现,首先是理想人格的追求。孔子主张,在物质生活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把追求崇高的理想人格作为人生需求中一种高层次的需要。他甚至认为,即使在物质生活条件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只有抱有一种高尚的追求,仍然可以生活得乐观愉快、奋发有为。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孟子进一步将这种人格理想具体化为“大丈夫”的人格楷模。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正是这种人格力量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在完善人格的道路上坚贞不屈、矢志不渝。现代人将从这种重气节、重操守的道德观中受到启迪和教益。其次,仁爱品德的养成。孔子强调仁爱,指出:“仁者,爱人。”(《论语·颜渊》)他认为,判断一个人有无道德或道德觉悟的高低,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他能不能“爱人”。“爱人”主要体现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吾不欲人加诸我也,吾亦无欲加诸人”(《论语·公冶长》);“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在这里,孔子把仁爱看作一种最高的道德准则和道德品质。而现代社会最需要的就是:让世界充满爱。再次,自强不息的精神。自强不息是一种自我超越、不断进取的品质,它体现的是一种不屈不挠、顽强奋斗的道德力量。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论语·述而》)的精神,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论语·阳货》)的人生态度,强调“日新”、“革新”,如《礼记·大学》称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强调天天有进步,日日有创新。《易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像天体运行,周而复始,刚健有力,君子应当效法这种精神,不懈努力,持之以恒,力求进步,改革创新。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增强了民族的向心力,孕育了中华民族自信、自尊、自立的精神和反抗压迫、不屈不挠的品质以及不断学习、不断改革、不断进取、不断开拓的决心。

    儒家道德文化的外在价值的主要表现,首先是天下为公的价值取向。儒家道德文化强调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统一性,主体个体生命的存在与发展,必须同群体、同整个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统一起来。这种整体主义精神,本质上是先公后私,个人私利服从社会公利的精神。《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正是这种“天下为公”的价值理想,培育了人们对社会、民族的义务感、历史感、责任感、使命感,造就了一批批“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志士。其次,重义轻利的处世原则。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在区分小人与君子中,孔子提出“重义轻利”的处世原则,要求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超脱功利,追求道德仁义。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他的“重义轻利”的思想,到孟子那里,发展成为“舍生取义”的精神,即当物质利益(乃至生命)与道德正义不能兼顾时,宁愿舍去物质利益(甚至生命)也要维护道德正义。孟子提倡的这种“舍生取义”的精神,激励着一代代的志士仁人,为维护民族的整体利益,为国家的尊严,为了坚持真理,奋不顾身,大义凛然。再次,普遍和谐的社会理想。《语论·学而》说:“和为贵”,主张人与人之间、人与家庭之间、人与国家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处,相互支持,共同发展。在家庭中做到“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实现家庭和谐;在与周围人的关系上,要“和长幼”、和邻里、和朋友,实现人我和谐;在人与社会群体之间,提倡“舍个人而就群体”、“舍小家而顾大家”,实现群己和谐;在民族国家关系中,提倡“四海一家”、“和谐天下”,推崇和平外交,反对不义之战,以实现民族国家的和谐。达到这种普遍和谐的境界后,人便能“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论语·为政》),实现与道和、与人和、与天地和,使社会成为理想社会,使世界成为完美的世界。

    二、我国的现代化需要儒家道德文化

    25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同时也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对我国的社会风气、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其一是重金钱,轻做人。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有些人短期内变得富有,对金钱特别看重。他们衡量人是以金钱为主,不是以智慧和人格为主。这种“重金钱、轻人格”的思想观念对青少年的心理产生了不少的负面影响。

    比如,在学校里求学的学生竞相购买名牌货,互相炫耀,以满足其虚荣心。更可悲的是,在金钱挂帅的情况下,有些学生把自己当成雇主,把同学当成雇员,出钱雇同学写作业,刻苦攻读的精神已荡然无存。而儒家道德文化十分注重人禽之别和做人的道德准则。孟子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公孙丑下》)以此为出发点,进而提出做人的问题,他指出:人的生活不能只限于“食色”本能的物质生活欲望的满足,仅限于此,则与禽兽无异;要真正实现人的价值,就要学会做人,努力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追求理想人格。显然儒家道德文化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指南。

道家文化论文篇（4）

一、道家思想文化对李白的影响

李白的思想意识极其复杂，他既接受传统的儒家思想，积极入世渴望建功立业;又受到道教庄子的影响，追求及时行乐;更是“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具有仗义杀人的游侠精神。龚自珍在《最录李白集》中曾说：“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李白身上主要融合了儒、道、侠这三种思想，并多体现在他的诸多诗篇中，其中在李白的山水诗中，道家思想尤其突出，他自由、亲近自然、浪漫潇洒的追求，与道家的思想文化意识相照应，道家思想文化对李白性格塑造有着深远的影响。

李白一生正处于唐朝的辉煌时期，在文化上政府实行开放政策，鼓励多样化文艺创作，统治者自称为道家思想创始人李耳的后代，在一定程度上推崇道家思想，文人士子普遍了解老庄思想，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李白必然受到时代的影响。李白成长在蜀地，蜀地是道教的发源地，李白自小就接受道家思想的熏陶，并且在少年时期四处游历蜀地各处的道教圣地，结交了许多道士，其中有三位对其有深远的影响，分别是司马承祯、元丹丘和贺知章。司马承祯称赞李白“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大鹏赋序》），元丹丘是李白一生的挚友，他不趋炎附势的高雅情操时刻影响着李白的性格，现存赠元丹丘的诗就有十多首，而贺知章在与李白的初次见面时就称其为“谪仙人”。在这三位友人的先后影响下，李白的崇道热情随着年龄的增长高涨，壮志难酬离开长安后，李白开始第二次游历，政治上的不得志使他转而投情山水，游仙方外，受篆入道，吞金服砂，以求精神上的超脱，麻醉痛苦不堪的灵魂。[4]他诗中追求个性自由，浪漫随性的风格，亲近自然的文字和在诗中描绘想象奇特的神仙世界多是以道家文化为思想渊源。

此外，李白的文学观也带有明显道家思想。其一，追求纯粹的自然之美。道家庄子在《庄子》中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而李白亦继承了庄子这一崇尚天地自然之美的思想，他明确指出诗歌创作应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为原则，并且肯定了钟嵘的审美思想和魏晋南北朝谢灵运、谢眺等诗人的文学成就，认为诗篇创作主要以抒发个人的感情思想为主，要求情真意切，融入个人对事物的所思所想。其二，反对模拟之风。李白追求自然之美的文学理论与道家崇尚自然、追求清真和主张无拘束的审美思想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庄子主张艺术应顺人事“以天理四时，太和万物”，李白继承了庄子的思想，反对过度矫揉造作，认为顺应自然、顺应天性才可以创作真正的美。其三，主张语言的清新自然。李白的诗歌风格“似乎粗，似乎拙”，用简单的言词即可勾画美景，表达感情，如“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用简单直白的语言表现思乡之情。而道家也推崇“以质朴为美，追求外观的本色、自然，内蕴的深沉醇厚”[3]，李白认为创作可突破形式和诗词格律的限制，情感即来就挥毫直抒，不刻意追求辞藻的华美，语言清新简朴，情真意切。

二、李白山水诗中体现的道家思想文化

李白自幼接受道家思想文化的熏陶，庄子的审美思想和道教崇拜神仙的信仰是奠定李白基本的诗歌风格、文学观的思想基础。他崇尚自然，追求本真，反对因循守旧的简单描摹，其诗豪放潇洒，想象奇特，充满浪漫主义风格，都基于此种思想来源。道家主张清净无为，顺应自然的观念使道观多建在僻静优美的名山百川中，以求“在山川中静养修行，抛开凡尘杂念以达到与神仙会合。”的境界[1]，李白半生流连于山水之间，在访道悟道中感受自然的神奇壮美，形成了他独特的山水情怀。因此，李白的山水诗多融合了道家思想，这些道家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自由的热爱与追求。李白推崇庄子的思想理论，在《李太白诗集》中可以看到李白曾多次引用《庄子》中的典故，如《上李邕》中“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即引用了庄子中关于鲲鹏的典故，李白对扶摇直上九万里、尽情翱翔于空中的大鹏十分向往，可以说大鹏是李白对自由追求的化身。他对自由的追求使他不屑于做一个走科举之路的儒生，而是希望依仗自己的才情和社会声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不受官场羁绊。而他对自由的追求也表现在他的山水诗中，“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将进酒》）。李白将道家不拘于世俗观念的束缚，打破思想僵局，追求自由的精神融入自己的诗中，[]并在诗中体现自己独立不羁的个性。

夸张的想象与对神仙世界的向往。夸张的想象是李白山水诗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而在他的山水诗中夸张的想象往往与神仙世界相关联，二者互相交融。李白对神仙世界的向往源于他对现实世界的失望，政治腐败使李白在离开长安后不久便决意远离官场受篆入道，成为一个道士，而道教文化中美好的神仙世界则给予了李白极大的精神寄托，同时塑造了一个想象的空间。李白把自然山水与道教中的神仙世界相融合，“将真境与幻境合二为一”[2]，如《登太白峰》：“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愿乘泠风去，直出浮云间。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和描写天姥山的奇景时神仙下凡的景象等，都体现了他的诗中奇特的想象和对乘风而去的仙人仙境的向往。

人与自然和谐交融，并且超越自然之物，包容万象。李白曾说：“大块假我以文章。”（《春夜宴桃李园序》），“大块”即自然，《庄子？大宗师》云：“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李白继承了庄子“大块噫气”，把自然中的声音、颜色、感觉等一切流动天成的东西融合。与其他盛唐诗人不同，王维的山水诗静谧悠远，带有参禅的味道;而孟浩然的田园山水诗则有一种农家气息，归于平淡，把景物概括化描写。李白没有局限于仅简单的描绘山水的神奇与美，而是突破自然事物，“有吞吐群星，包孕日月的气象”[2]，在李白心中瀑布可比拟九天之外的银河，山岳可随平野尽，云间可生结海楼，“桃花流水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山中答俗人》）他可以把山水万物融会贯通，笔下景物随着作者心境变化而展现出不同的面貌。

李白在描绘自然景物时，会着重描写主体“我“与自然的互动，把主体精神寄托在山水中。如“雨后烟景绿，晴天散馀霞。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花。”（《落日忆山中》），还有“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 （《听蜀僧F弹琴》），“山花向我笑，正好衔杯时”（《待酒不至》），这些诗句中，都有李白与自然之物的互动，突出了主体的“我”看自然的感受，王维或者是孟浩然的诗描写景物或者为了渲染气氛，衬托作者自我感受，或是纯粹的写景，而李白的山水诗则带有几分生动和随意，他不仅限于山水本身，而是自带有潇洒豪迈之气，融汇天地万物为我所用，并且把自然界中的景物看作是与人平等，突出了人与自然的互动性，在盛唐诗坛中李白的山水诗因此而显得清新脱俗，雄阔大气，别具一格。

山水诗是李白创作比较多的种类，其中所具有的追求自由、拥有夸张的想象和对神仙世界的向往，还有人与自然交融互动这些特征，追溯到本质上都是道家思想文化，特别是庄子的思想作为其的思想渊源。道家思想文化不仅对李白的诗有着极为深厚的影响，也在无形中使他建立了不惧世俗束缚，追求人格独立和不羁的性格特点。它与儒家思想和游侠精神一起融合成为李白丰富复杂的思想意识中的重要部分。

【参考文献】

[1]展永福. 论李白的诗歌创作与道教[D]. 青岛大学 2008

[2]季美含. 道教思想对李白人格及诗文创作的影响[J]. 时代文学（上）. 2010（06）

道家文化论文篇（5）

提炼核心价值观

企业的价值观可以有很多，当企业面对企业管理的各层面时，都可以有价值观的判别问题，但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只能有一条，关键之处要重点将核心价值观单独提炼出来，同时围绕核心价值观再进行分解，形成在核心价值观支持下的能够对职能层文化、业务层文化及亚文化形成指导的各个价值观体系。

那什么是企业核心价值观？简单地说，企业核心价值观就是企业在企业哲学的统率下，为追求愿景、实现使命而提炼出来并予以践行的、指导企业上下形成共同行为模式的精神元素，是企业用以判断企业运行当中大是大非的根本原则，是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坚持不懈，努力使全体员工都必需信奉的信条。核心价值观是企业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解决企业在发展中如何处理内外矛盾的一系列准则，是企业文化生长的土壤！

三大衡量标准

核心价值观作用的最集中的体现便是当企业或者企业个人在企业运营过程中面临矛盾，处于两难选择时应当如何做的时候。核心价值观来约束与激励全体员工的决策行为，尊重相关者地位或满足相关者利益。而实际上，这也就是企业文化的基础和基本要素。

企业家的误解

中国企业在建立核心价值观经常有一些错误的理解，喜欢大而全，所以请一些所谓的专业人士撰写出一本本理念手册，殊不知这些理念可能只是哗众取宠的漂亮文字而已，结果是误导了员工又难于形成价值观体系。

伟大的企业懂得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遵守基本的商业伦理，懂得权衡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利弊，知道为了获取更多的钱而如何放弃钱。恪守商业伦理，坚持基本的商业信条，从长远出发，甚至为此不惜成本，这才是未来中国企业核心价值观的代表。

道家文化论文篇（6）

提炼核心价值观

企业的价值观可以有很多，当企业面对企业管理的各层面时，都可以有价值观的判别问题，但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只能有一条，关键之处要重点将核心价值观单独提炼出来，同时围绕核心价值观再进行分解，形成在核心价值观支持下的能够对职能层文化、业务层文化及亚文化形成指导的各个价值观体系。

那什么是企业核心价值观？简单地说，企业核心价值观就是企业在企业哲学的统率下，为追求愿景、实现使命而提炼出来并予以践行的、指导企业上下形成共同行为模式的精神元素，是企业用以判断企业运行当中大是大非的根本原则，是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坚持不懈，努力使全体员工都必需信奉的信条。核心价值观是企业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解决企业在发展中如何处理内外矛盾的一系列准则，是企业文化生长的土壤！

三大衡量标准

核心价值观作用的最集中的体现便是当企业或者企业个人在企业运营过程中面临矛盾，处于两难选择时应当如何做的时候。核心价值观来约束与激励全体员工的决策行为，尊重相关者地位或满足相关者利益。而实际上，这也就是企业文化的基础和基本要素。

企业家的误解

中国企业在建立核心价值观经常有一些错误的理解，喜欢大而全，所以请一些所谓的专业人士撰写出一本本理念手册，殊不知这些理念可能只是哗众取宠的漂亮文字而已，结果是误导了员工又难于形成价值观体系。

伟大的企业懂得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遵守基本的商业伦理，懂得权衡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利弊，知道为了获取更多的钱而如何放弃钱。恪守商业伦理，坚持基本的商业信条，从长远出发，甚至为此不惜成本，这才是未来中国企业核心价值观的代表。

道家文化论文篇（7）

一、体育本质：求道之术

 

“道”是道家思想的核心概念。道为万物之终、宇宙本原，道又是自然运动的规律。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但道不可捉摸，甚至不可以说，这种宇宙大“道”，正是我们人生需要领悟与追求的最高境界。传统的体育不过是我们悟道、求道的手段，武术的最高境界即是“道”。

 

著名的道家作品《列子。汤问〉〉篇通过“纪昌学射”的故事告诉我们射术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天下无敌，而是悟道之后的“不射之射'飞卫是古代的神箭手，天下无双。纪昌曾向飞卫学习射箭,飞卫对他说：你先学不眨眼的本领。”于是纪昌回到家，整天躺在妻子的织布机下面，双眼死死盯住来回飞动的梭子。两年后，果然练成了不眨眼的本领，飞卫又告诉他：“下一步你再练习好眼力就可以了'于是，纪昌在家里又用牛毛拴住一只虱子，吊在窗口，天天目不转睛地瞪着看，三年以后，小小的虱子在纪昌眼里竟如车轮般大小了。这时，他便尝试着用上好的弓箭朝虱子射去，利箭穿透虱心，而牛毛竟没有断绝。纪昌激动地找到飞卫，飞卫听后说：“你已得到了射箭的奥妙了!

 

纪昌完全学到了飞卫的箭术以后，算算天下能够同自己相匹故的，只有飞卫了，于是图谋杀害飞卫。两人在野外相遇，便张弓搭箭对射起来，箭羽在半空中相互触碰落地。飞卫的箭先射尽，纪昌还剩一支。飞卫便用荆棘的尖刺来抵挡纪昌的最后一支飞箭，竟丝毫无差。完后飞卫拍着纪昌的肩膀说：你的射术已经超过了我，我不能再教你了，你去找我的师父吧!

 

于是，经飞卫的指点，纪昌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深山的一座山顶上找到了飞卫的师父——一位老道。两人刚一见面，头顶上正好有一只苍鹰盘旋，纪昌为了显示自己的射术，于是弯弓搭箭，朝苍鹰射去,苍鹰应声落下。老道见状，便倏地跳上了悬崖边一块松动的石头上，随手朝天空一指，结果竟也有一只苍鹰受伤而坠地。

 

老道告诉纪昌：“你的射术虽很高超，可以说天下无双，但你那不过是‘术’而已。‘术’是还要‘有所待’的，就是还要依靠你的弓、箭及结实的大地，没有这些，你的‘术’再高也无从发挥。而真正的高手应是‘无所待’，即无所依靠，不必依靠弓箭、大地，便可以射下苍鹰，这种‘不射之射’才是射箭的最高境界，才是射术的道，'

 

“纪昌学射”的故事告诉我们：“道”是最重要的，而射术、武术等传统体育不过是悟道的工具一“术”而已。后来的道教继承了这种观点，把“得道成仙”看作是身体修炼的最高境界，不过，道教的“道”已被具体化为各种各样的神仙罢了。既然传统的体育不过是求道的工具因此，在道家看来，我们在从事体育活动时，必须做到合乎“道”的运动。那么“道”的运动是怎样的?

 

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即言道的运动是往返运动、是循环式的圆圈运动，这种圆圈运动也正是万事万物运动的总规律。因此,传统的体育项目非常强调圆圈式的运动，强调从圆圈运动中去体悟道。比如从道家养生功夫发展出来的太极拳，就要求打拳时力求“非圆即弧”从起式到收式是一个圆，阴阳变化是个圆，进退虚实是个圆，打太极拳要“触处成圆”力求达到“圆融精妙，方为佳境'受“道”的观念影响，中国传统体育往往把境界的提升看得比修炼本身更重要，更多的是强调一种意境，一种与道为一的境界追求，而从不专注于一招一式的雕琢。甚至动作标准与否都无关紧要，因为动作不过是悟道的辅助手段是“术”而已，如果达到了一定境界，这些动作都可以忘却及至抛弃。正是这种对“道”的意境的追求，对动作雕琢的忽略，而使中国传统体育另辟蹊径，发展出了以入“静”为要的静养功夫。

 

二、体育方法：守静为主

 

道家文化中，除了“道”这一核心概念外，另一重要概念就是“无为”。‘无为”不是揩‘无所作为”而是“清静无为”、“顺自然以动”一如老子所言：“道法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因此，道家主张“守静贵柔”、“致虚极，守静动”。

 

受道家“清静无为”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体育非常强调“守静”功夫。

 

1.在传统武术领域，普遍强调“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慢制快”等等观念。

 

被称为哲拳的太极拳，是中国武术的代表，深得道家思想精髓。传说武当派掌门人张三丰创立太极拳时，便是因无意中得到一本《老子〉〉书，深为其中的哲理所吸引，于是创立了一种“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的太极拳。太极拳的最大特点是“静'“静”即是在练拳时，须身心放松自然，心无杂念，所谓“体静”与“心静”。同时，这种“静”又不是绝对的静止不动，而是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动静自然。用太极拳的话讲，这种“静”说是“顺劲而动”。即打拳时,必须由丹田带动，由腰而胸，而背，而肩，而臂，而手，强调“内不动，外不发”、“腰不动，手不发”，由内及外，由静而动。就是太极推手，散打,也强调“引进落空合即出”，合者即将周身之动合到一个点上，这个点才是根本，是动中之静。太极拳难就难在这里，好也好在这里，因此它也最忌讳“单摆浮搁”妄动之病。

 

2.入静”是传统养生理论的第一要义c

 

传统养生理论博大精深，溯其根源则在道家，杨朱讲“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其主旨在于重生、“贵生”，老子讲“长生久视”，也是“贵生”的，庄子也讲“养生”、“达生”，但真正形成养生理论体系的还在于道教。

 

道教极崇性命之学，因贵生而乐生、好生、养生，可谓“养生之教”。道教不主张把精神寄托于来世或彼岸，而是积极倡导“我命在我不由天”，主张用奥妙的修炼方法达到长寿永生。道教的养生功夫，是以静养为主，配以动功。

 

这种静养为主的修行方式被称为道功或道术，所谓道功，是指修性养神的内养功夫，如清静、寡欲、息虑、坐忘、守一、抱朴、养性、存思等，道术则是指修命固本的具体方法，如吐纳、导引、服气、胎息、辟谷、炼丹、服食等。

 

概括地讲，道家的静养不但要求清心寡欲，还要配合以闭气缓吸的方法，竭力降低各种运动性损耗。如道家医生孙思邈所言：和神之法，当得宝……，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心无所思。”(《千金方。养性》)经过一定时期的静养后，呼吸心跳皆可减慢，五脏皆可得养。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讲，寿命与呼吸频率成反比。龟每分钟只呼吸1一4次，寿命可达五百年，人每分钟呼吸12—20次，寿命仅几十年,说明保养、节能、减少消耗是养生长寿的一个重要方面，龟、蛇之所以能长生，是因为呼吸缓慢，经常屏息，最大限度地减少耗氧。静养能最大限度地节约人体能量，而获得养生、长生之效。

 

三、体育目的:长生久视

 

“长生久视”一词源自老子，《老子》五十九章云：“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

 

老子这里讲的是治国之道，治国要积蓄能量早作准备(早服”)方可保证国家长久生存(长生久视”)后来，道教沿用了老子“长生久视”的这一说法，但它已由原来的治国之目的一变为养生之目的。道教认为，养生、修身的最终目标是：“得道成仙，长生久视。”

 

道家文化论文篇（8）

1中国传统武术与道家思想的发展渊源

1.1道家思想为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道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老子、庄子的思想为代表并包括秦汉黄老、魏晋玄学等思想的总称，其哲学的最大特点是崇尚自然、无为而治。道家思想从形成至今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它曾为促进中国古代的政治、科学、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武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颗明珠，是中国四大国粹之一。武术经历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继承与发展，到现在仍然散发着它独特的魅力，原因就在于它生长于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华民族，受到深刻的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为中国传统武术理论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才使得中国传统武术文化体现出浓厚的民族特色。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其它事物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武术也不例外。它的变化发展过程受到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尤其是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的影响，这些不仅可以从武术的运动方式、技术理论、训练手段中可以看出，而且在武术精神及其运动理念中也都深刻的体现出来。

1.2道家思想是影响传统武术文化发展的核心思想

温力先生认为:“武术的民族特色不仅表现为中华民族对武技的理解和运用，而且也表现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包括思维特点、欣赏习惯、感情意志、理想道德观等等，这些不仅影响到了中国武术技术的风格特点，并且影响到了武术技术体系的形成”。所以要真正了解和领悟武术的精神，就必须深人的分析研究其内在包含的中国哲学思想文化内涵。中国几千年的哲学思想体系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儒家、佛家和道家，但是从这三种哲学思想的地位来看，道家思想的地位是最重要的。因此，可以说，道家思想是整个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是影响整个传统文化的重要因素。

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也有过精辟的论述:“道家对大自然的思考与探究，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基础”。中国武术的各个方面都与道家哲学思想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道家思想是非常博大精深的，在各个发展时期的观点也不完全相同的，各个代表人物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但是道家思想的核心是不变的，这就是道家的本体论。哲学中所说的本体论，主要是探讨何为万物之本源的问题，道家的本体论主要表现在道论、气论、天人合一论这三个方面，而这三方面是中国武术文化形成的主要理论基础。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武术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道家思想的核心作用。

2道家本体论对中国武术文化的渗透和影响

2.1道论与武术的关系

道家的创始人相传是春秋时期的老子，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之本源。中华武术吸收了这一思想，认为“道”也是武术的最根本的本质特征。道家认为，“道是万物之始，万物之宗”。而武术理论中的“一招变万招、万招归一”的理论思想正是从“道”的思想中领悟而来。“一招变万招、万招归一”的思想指的是武术的动作是从原始单一的进攻防守动作，按一定的路线演变成千万个技术动作，而千万个技术动作又通过长期演练最后达到形成一种形神合一。这种形神合一就是武术训练阶段的至高境界。

“道”的观点首先是由老子提出的，老子关于“道”的学说是宇宙生成论，即“道”是世界万物的总根源，演化出了天地万物;同时又是本体论，即“道”是世界天地万物的总根据。道生万物，万物归于道，拳术理论也是如此，武术种类虽然千变万化，而它们包含的道理是相通的。这种思想将中国武学的理念推至了最高顶峰。所谓武学最高境界实质也就是摆脱武术招式的束缚，这也就是俗话所说的“无招胜有招”。追求武术的本质和“悟性”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只有经过日积月累的实践、摸索才能“得道”。“道”生成了万物，是万物存在的根据。那么，“道”是怎样进行活动和遵循什么样的法则行事呢?老子提出了“道法自然”的命题，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谓道法自然，就是不违背自然，一切顺应自然。老子主张人们的思想行为应该像道一样“生而不有，为而不悖，长而不宰”，就是说道生养万物，哺育了万物，而不占为己有，有所作为而不居功自恃，成长了万物却无意做主宰。万物自相治理，不加任何干预。从形式上看，道是无为的，自然而然的，这充分体现了“道法自然”。

2.2气论与武术的关系

在先秦时期，人们对宇宙的认识比较模糊，道家学派虽然提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仍尚未能给道一个合适的命名。道家为了表述本体观，用“气”字来代表万物的根本，来体现“道”。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气”是庄子对老子“道”的具体化。庄子认为，构成宇宙的本体是阴阳之气，万物的生成，是阴阳之气的聚合，而万物的灭亡，则是阴阳之气的离散。“气”在武术中占有重要地位，俗话说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气被看作是武术的根本，是武术的本体与精华所在。气与养生更为密切，气是武术养生的重要理论基础。庄子本人也非常注重养生，他的养生基本方法是，“合斋”与“坐忘”。道家认为:气是构成、维持、充养人体和生命活动的根本物质。武术养生是以养气炼气为主旨。武术养气皆不外通过静心平息，存养气息，以求全身内气凝聚充盈于丹田，太极拳的“气沉丹田”、形意拳的“聚气于丹田”、少林拳的“气贯丹田”等，将养气炼气法融人站桩的“桩功”练习，以意念引导气息，配合劲力的聚蓄、运转、爆发的劲力练习等，都是武术内气炼法。 道家认为精、气、神是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的物质，故以精、气、神为修炼的基础，以宝精、固气、音神为修炼原则，从而达到精足、气充、神旺的目的。道家的行气、吐纳、服气等养生术，实际上就是道家的“气功”，是道家以“气”为万物本源的认识论基础上创造的种养生方法。道家气功特别是内丹功被广泛融于武术体能和技能锻炼中。道家气功同武术结合，是中国武术的一大变革和跃进。

2.3天人合一论与武术的关系

所谓“天人合一”指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统一。所谓“天”并不是指天上的神灵主宰，而是“自然”的代表。所谓“天人合一”是说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世间一切人事，都应该顺应自然，不能违背违自然规律，才能够获得生存与发展。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更认为天人本是合一的，《庄子·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因此天人合一思想的主旨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道家文化论文篇（9）

“道德”一词，在汉语中可追溯到先秦思想家老子所著《道德经》一书。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教育在社会道德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能够使人们自觉地践行某种道德义务，是培养人们内在道德品质、调节社会行为、形成良好社会风气的重要手段。儒家文化反映出来的社会人生精论，是中华文明程度的历史展示。今天，处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的新时期，儒家文化中的许多优秀思想，具有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青少年的道德现状需要儒家道德教育的回归

（一）儒家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孔子非常重视道德教育，它把道德教育作为教育最基本最主要的内容”。在儒家文化中“仁”与“人”、“道”是同一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仁的观念在孔子以前就有了，但孔子将“仁”提到了一个突出的地位，使它位于“五常”之首，成为中华道德核心内容。孔子在论语中对“仁”的内涵和具体表现作了很多演绎：

首先，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仁作为生命的存在形式，具有其心理的基础，这就是情。人类在长期的群体生活中，发展成为互尊互爱，同情之情，即道德情感。孔子正是从人类这种情感需要中，发掘出仁的心理要素，并将其作为仁的基础。可见，儒家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是孝亲教育，倡导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而形成一种家族亲情。

其次，仁者，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这直接明了地揭示了仁的基本含义，即“仁者爱人”。在孔子看来，“仁”是做人的根本。“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言，泛众爱，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儒家圣贤的仁爱来自于对天地万物和亲子之情的感悟，是以“亲亲”之爱推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儒家认为，亲情是人生而有之的感情，并且还具有推己及人的同情心，故可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就是由亲亲到仁民。“这里强调爱人不是有条件，不是从利己的目的出发，而是无条件的，是人的本性的自然表现。”

再次，克己复礼为仁。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在中国文明开始之初，礼是一种国家政权的统治形式以及社会生活组织管理的形式，它集法律、道德以及社会习俗于一身，甚至兼有宗教的职能。礼作为一种社会秩序安排与统治制度，强调政治上的尊卑等级与血源上的亲疏远近。“儒家文化所提倡的“礼”作为道德范畴，它的内容复杂，但若我们撇开“礼”所包含的“礼制”、“礼教”等伦理制度，单就作为待人接物的“礼节”，作为个体修养的“礼仪”，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礼貌”等，都是儒家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第四，仁是勇敢。孔子将仁、知、勇合称为“君子之道”,孔子所讲的勇，主要是一种精神性的品格，指道德自由意志及其表现形式。在孔子看来，德性要通过意志表象出来。所谓“勇”，是自由意志，道德行为是自由抉择的，不是因为环境限制而被迫遵守的外在律令。其次，这种意志还必须外显，贯穿与体现人的行为。这种意志体现于生活中的自觉道德修养与道德磨练；体现在关键时刻与危机关头为道而舍弃一切，包括个人性命的担当与作为；体现于君子勇于实践、面对困难百折不挠的勇气，这就是儒家一再强调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践道精神。

（二）青少年道德教育现状不容乐观

在新形势下，青少年的道德现状存在问题：现在的孩子在优越的生活条件下，难以经受挫折，遇事稍有不顺就牢骚满腹、意志薄弱、自控能力差。其次，青少年行为举止不文明，有的甚至连基本的礼仪都不在乎。再次，现代青少年在父母和家人的溺爱下，社会责任感淡漠。加强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势在必行。儒家的仁学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仁”作为全部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儒家所提倡的“仁”，撇除其历史与时代的局限，其精华仍然为今天的道德教育提供丰富的营养和价值。

1.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应重视家庭道德教育。当今许多青少年缺乏责任意识，其根源就在于没有得到家庭道德教育，没有形成很好的亲情，更没能由“亲亲”到“仁民”。对青少年应该重视家庭道德教育。父母应从小就抓好对孩子的仁爱之心的培养，使其能够形成良好的亲亲之情，并能够在此基础上进而形成亲民之情，最终使每个青少年都能形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胸怀。这样，对于和睦相亲的家庭关系的形成，对于尊老爱幼、善待他人、和谐社会的够建，都具有现实意义。

2.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应重视“礼”，重视道德践行。当今许多青少年不懂礼仪，其原因在于我们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只停留于说教阶段，忽视了通过社会实践等方式来对青少年进行道德素质的引导。儒家文化提倡克己复礼，倡导通过自身的修行来实现礼，提倡君子之勇，强调“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践道精神，所有这些，无不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启迪与意义。

二、儒家文化对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启迪

（一）儒家道德教育思想的贡献

1.道德教育在教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孔子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贯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孔子把德育，即加强弟子们的品德修养作为自己最基本的教育内容。“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这里的“文”属于知识教育，而“行”、“忠”、“信”都属于德育的内容。孔子的教育内容是德才并重，把道德教育放在教育的首要。青少年只有接受了良好的道德教育，才能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掌握好自己的风向标。

2.道德教育应“因材施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确实做到了因材施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道德教育应该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来实施因材施教的原则。青少年无论身体还是心理，都处于一个逐渐成长的时期，具有不稳定性。每个人所处的环境、境遇不同，他们的身心特点又各不相同。在对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时，应根据他们各自不同的身心特点，采取不同的教育策略、方法，道德教育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重视道德实践的训练。儒家提倡知行合一，慎言躬行。孔子重视道德实践，强调身体力行，即所谓“躬行”。认为身体力行是实现道德教育的重要方法。“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孔子把言行一致看成是君子的优秀品质。因此，在道德实践中一定要言行一致、知行统一。当前我们对青少年所进行的道德教育，更多的只是停留在课堂中。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要倡导他们在日常行为中恪守行为规范，将道德要求与自身修养紧密结合。这样，不仅对青少年自身道德素质的培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对全体公民素质的提高也有促进作用。

（二）儒家道德教育的方法借鉴

1.设身处地、推己及人的修养方法。所谓推己及人的方法，就是从自己的亲身需要、愿望和追求出发，推想到别人的需要、愿望和追求，从而体察和理解他人，自觉地调解人我关系。所谓“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所不愿意的，不要施于别人。这就是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方法。青少年在道德品质修养过程中，自觉地采取和掌握设身处地、推己及人的方法，无疑会对提高自身道德素质和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以及协调社会中的人际关系起到重要的作用。

2.内省自律，自我完善的修养方法。道德贵在自律。儒家特别强调道德价值与人格的实现要通过“自律”来达到。因此，他们强调“吾日三省吾身”，即在道德修养过程中，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的个性和品格；强调“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即在道德修养中，要多责备自己，少责备别人。这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严于律己”一样，是行之有效的格言。他们又强调“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指出自己道德的完善要多向品德高尚的人学习，学习他们的优点，改正自己的不足，不断完善自己，做到“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应该经常自省自律，使自己成为一个高尚的人。

三、儒家文化对青少年道德教育的现代意义

(一)自强不息的人生追求

自强不息，是指一种自我永不懈怠的精神。自强不息的根本要求就是人活到老，学到老。孔子自述其一生的求学经历正是活到老、学到老的过程：“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还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发奋忘食，是学有未得之形；乐以忘忧，是学有所得之状。以其未得之愤，已得之乐，故忘其年岁之长。孔子的学问正是靠“发愤忘食”的自强精神得来的。所以，青少年要想有所建树，应该自强不息，志存高远，永不停步。

(二)天下为公的社会责任

公忠是儒家道德学说中最重要的规范。公忠是个人的“修养之要”，为社会道德的最高原则。孔子不忧个人的利害得失，而忧国家的利害得失。他感叹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孟子提出：“乐民之乐也，民也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也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显示出他们对国家具有较强的忧患意识。公忠思想对中华民族形成国家第一的整体主义价值观起了关键性作用。青少年作为祖国的未来，肩负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任，更应以天下为己任，树立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三)舍生取义的气节操守

儒家承认谋取物质利益和追求幸福是人们共同的欲求。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在儒家看来，欲求只是人们为保持生存的一种低层次需要，高层次是对道义的追求。这正是“君子谋道不谋食”。儒家认为，用不正当的方法去获取物质利益，是不应该享受的。儒家重义并不是不讲利，只是强调“以义为上”、“见利思义”、“先义后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的强烈强烈冲击下，许多人形成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不正确的价值观。儒家提倡的这种“见利思义”、“舍生取义”的主张对青少年人格培养，对青少年集体主义价值观和正确的金钱观的形成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良好的道德是做人的品格中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质，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标志。青少年的道德现状需要儒家道德教育的回归。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的宝藏，蕴含着丰富的道德教育思想，对当前加强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值得我们挖掘和整理。

参考文献：

[1]（宋）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5.

[2]李朔海.生生和谐重读孔子[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3]刘书正.孔子道德教育思想与当代公民道德建设[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8,(6).

道家文化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10-0376-01

一、隐逸与逍遥

阿城在《棋王》自序中说：“大概是《棋王》里有些角色的陈词滥调吧，后来不少批评者将我的小说引向道家。”[1]这里，阿城所说的“有些角色的陈词滥调”显然是指其作品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形象有些接近道家或者道家所推崇的人物形象，所以批评家才会因此把他的作品引向道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与道家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儒家重“仕”，道家重“隐”。在道家哲学中，“隐”不仅是一种根本的处世方式和存在方式，更是心灵的终极所依。“隐”意味着脱离尘世间人事的纷扰和困惑，与自然融为一体，以达到心神无累、超脱虚静的自由境界。

在阿城的作品里存在着大量的隐者形象。他们貌似平常柔弱，却身怀绝技；虽地位低微，不为人注意，却有着自己独特执着的精神坚守。在他们身上，我们一眼即可看出他们的隐者身份，以及其与道家文化的精神关联。例如《棋王》中的捡废纸的老头，象棋大赛中的冠军等。这些隐者形象都大智若愚，王一生的“呆”，肖疙瘩的“倔”，捡废纸老头的卑下地位，都体现了一种执着的精神追求和精神操守。不管是“呆”还是“倔”，或者捡废纸老头的“为棋不为生”，都意味着一种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心灵，不随波逐流，不同流合污。

老子说：“夫唯不争，故无尤。”[2]（P77）“知足之足，常足矣。”[2]（P160）他们对个人名利都极为超脱，体现着道家的知足不争、安命达德、虚静恬淡的超脱品性。而他们“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忘我神游以及其特立独行的行为方式更是让人想起魏晋时代身处动乱而不得不装癫佯狂的知识分子们。“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隐”不但是身体上的退避江湖，更是心理和精神上的超脱，他们用心灵的追求和精神的节操消解了现实的苦痛和污浊。

二、棋和树的隐喻

“棋”作为一种智力活动和艺术活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向来就代表着优雅、闲适的精神追求。从其隐喻层面来看，“棋”与人生（世事）紧密相连。对棋的熟练操纵，隐喻着对世事和人生的操纵和洞达。下棋者沉浸在棋道之中，以极度的精神专一来忘却尘世烦恼或者洞彻人生之谜。正如那个众所周知的“王质烂柯”的故事所说，一个樵夫在山上看了一盘棋局之后，发现自己的斧柄已经腐烂了。这样的忘我、专一的精神境界正是道家所努力追求的。王一生的痴迷于象棋，并不仅仅是由从小就有的个人爱好决定，更重要的是，在那样一个动乱的年月，其生活的悲剧性使他必须来寻找一个精神追求来消解内心苦痛，忘却尘世烦恼。他用精神粮食来代替物质粮食，以支持着自己能够生活下去。他说：“我迷象棋。一下棋，就什么都忘了。”[1]（P25）

同时，“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最后由王一生在九局连环大战中的胜出所带来的轰动和辉煌，隐喻着经过“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和新中国成立后批孔运动之后，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现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精神根基，已经又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获得了人们的重新重视和认可。王一生身上所具有的文化隐喻和历史隐喻也便由此表现出来。“作者意在以一个人（当然，这个人可以是下棋的，也可以是画画的；可以是唱戏的，也可以是写字的）的精神道路来象征民族精神的道路；以一个人的命运来暗示传统文化的历史命运。”[3]“在这九局连环大战中，王一生的生命之光和盘托出，与茫茫宇宙气息相贯通，实现了人格力量的充分展示，也完成了传统文化精神在个体身上的再造和复活”[4]。

《树王》以悲壮、凄厉的格调探讨了“天”与“人”之间的关系，披露了“”期间以激烈的政治手段彻底洗劫文化传统的残酷。“树”无疑是“自然”的象征。阿城有意将“人”（肖疙瘩）与“树”（一棵参天老树）进行互置，来表现人与树（自然）之间互生共存的隐秘关系。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5]“树王”既是树，又是人。在《树王》中，这种矛盾关系带有浓烈的悲剧色彩。阿城用道家天人观念来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关系，反思“五四”以来一直支配着中国人观念的激烈的反传统倾向，本身就意味着对传统的体认和回归。

三、对正统文化的讽刺

在社会动乱，人与人相互倾轧的岁月里，阿城把我们带进了另一个世界：人们如何用其专一的精神追求实现了对所有这些的超脱，“无为而为”地反衬出现实世界的种种丑陋。在这个世界里，人不再为身外的政治运动或者身边的琐事受到困扰，相反，人有了自己的精神追求，体现出了应有的价值和尊严。《棋王》中王一生痴迷于吃和棋，画家痴迷于画画，《树王》中肖疙瘩在砍树上技艺精湛，并且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很好、很执着的看法。王一生和画家都说：“何以解忧，唯有……”这里的“忧”既是指个人不幸和烦恼，又隐喻着对一个非正常社会的拒绝和超脱。

阿城写知青生活，既不顾影自怜如花青春的白白耽搁，也不有意将之看做一段富有诗意和浪漫气息的美好回忆，而是以坦诚自然的态度，不事雕琢地来呈现人事的自然。他似乎不关心善恶是非的清晰划分，不刻意去批评恶，张扬善，但是又时时刻刻地关心着，只不过是以“不言而言”的方式来表现。对于“非”与“恶”，他以避开为关注，以超脱为批判，以无为有，以退为进。他的小说语言、结构看起来也是不饰雕琢，水到渠成，并不太有意使用技巧。这是不是一种无为而为呢？

四、结论

长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都体现着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复杂交织，存在着“承担”与“隐逸”的内在矛盾。孔子是典型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但是也会偶尔透露出其思想中向往隐逸的一面。阿城也不例外。“寻根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思潮，尽管其要求回归传统，寻求民族文化，但根本上并非要真的回到传统，而是要通过传统来观照现实。“寻根文学”与其说是在寻找“根”（传统），倒不如说是寻找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途径。

其实阿城本人也早已经意识到了其中的矛盾之处。他说：“其实道家解决不了小说的问题，不过写小说倒有点像儒家。做艺术者有点像儒家，儒家重具体关系，要解决的也是具体关系。若是，用儒家写道家，则恐怕两家都不高兴吧？”[1]（P3）

参考文献

[1]阿城.棋王[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2-3。

[2]任继愈.老子新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