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论文篇（1）

二、对过剩人口问题论述的差异性

马尔萨斯提出的是“绝对”过剩人口，他的两个级数原理认为人口增长的速度要远远超出土地生产的能力，而资本主义社会一切贫困和罪恶的根源就在于人类如同整个生物界一样生来就具有超速繁殖力，因此要采取一定的人口抑制措施。李嘉图继承了马尔萨斯的土地收益递减的思想，但他认为人口过剩的解决办法是加速资本积累，而非减少人口。同时，李嘉图认为，机器最终排挤了工人，机器的使用虽然增加了国家财富，但也可以使人口过剩。马克思因此对李嘉图有着高度评价，认为李嘉图不仅把机器看作是生产商品的手段，还把它看作是生产过剩人口的手段。西斯蒙第认为，国家繁荣的标志是财富与人口的比例适当。只有“各个阶层都能得到温饱，财富才是一件好东西;只有每个人都能通过劳动得到适当的生活，人口才是一个优点”。同时西斯蒙第继承了李嘉图的机器替代工人造成失业的思想，他认为机器本身不会损害工人，而机器使用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是罪魁祸首，为此，列宁认为西斯蒙第指出了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的矛盾性，这是极大的进步。但他最终并没有追究到根本原因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认为由于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发展，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可变资本相对减少，劳动者最终被驱逐出生产的过程，也就导致相对过剩人口，所以，相对人口过剩实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工人的失业、贫困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果。然而，对于当前各国发展情况来看，过剩人口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失业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所以相对过剩人口不再是马克思经济思想中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人口规律。

三、人口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关系问题研究的比较

古典经济学基本上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分别从人口与财富、收入、资本等方面对人口与经济的关系进行研究。但古典经济学谈到的人口的生产，仅限于人类自身繁衍的自然过程，并不包括社会物质生产方式。马尔萨斯最先把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归结为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在其人口法则中提出了“两个公理”，并认为食欲和是人类“本性的固定法则”，把人口增殖看成是人的本性而为，是纯粹的自然现象，与社会经济制度无关。马克思则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即人类自身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通过劳动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活动，也就是对自身生命的生产过程，而人类自身生产是人类通过生育繁衍后代，即对他人生命的生产过程，这就解释了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自始至终都是同时存在的，而且包括了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在人口与生产力的关系问题上，马尔萨斯等人坚持土地收获递减规律，看到了人口对土地、资源的压力，强调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生活资料生产的威胁，但没有看到人口与生产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李嘉图曾对马尔萨斯抹杀社会生产方式对人口发展的决定作用进行过批判和反驳，但也没有真正地认识到社会生产方式的不同所产生的特有的人口规律。马克思强调人口经济规律的历史性和阶级性，并通过分析人口与生产力的关系，提出了“人口压迫生产力”和“生产力压迫人口”的理论。

马克思经济论文篇（2）

二、西方经济学中的价值立

场西方经济学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从16世纪西欧封建社会末期的重商主义学说，到17世纪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建立的第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体系——古典经济学，再到19世纪70年代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转变时产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逐步发展到1929—1933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第三次重大变革——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再到后来的新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流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有“社会科学之王”之称。从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努力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来改造经济学的做法不断升级，而到20世纪末，西方经济学家甚至认为经济学是同力学一样的物理数学科学，并且立志要把经济学改造成社会物理学。为此他们从理性和实用主义出发，理所当然地以“自然形成”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最适合促进物质财富增长的制度，是最合理、永恒的制度为其理论前提，从而他们的经济学是只研究资源配置和物质财富增长而与价值立场无涉的“纯经济学”。

三、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价值立场

马克思经济学是无产阶级为适应挣脱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压迫而不断斗争的需要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任务是揭示生产规律，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原因是：经济规律是人们在长期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对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历史规律的经验性总结，而在阶级社会里，认识和利用经济规律不仅受到人的认识能力的限制，还要受人们的利益关系、价值立场的限制。基于此，马克思毫不隐瞒自己的价值立场，公开表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为无产阶级服务的。

四、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价值立场上的不同点

(一)关于承认与不承认价值立场的问题西方经济学是排斥价值立场的，他们一直企图将经济学变成一门像物理学一样的“硬科学”。他们热忱于对科学性的无限追求，为此把大量运用数学当做促进经济学科学化的一个有力手段，从而导致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滥用，甚至有喧宾夺主之嫌，同时他们希望通过“数理建模化”、“计量实证化”等具体手段使经济学摆脱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人文因素，从而过滤掉其隐含的价值立场，这反过来也说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立场与科学性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而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的最终奋斗目标就是消灭剥削，摆脱资本对人的束缚，建立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实现共产主义。实质是追求人类的彻底解放。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私利，能够以大公无私、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经济学研究，因此，作为无产阶级的经济学的马克思经济学敢于光明正大地公开自己的价值立场。

(二)二者究竟是“物学”还是“人学”的问题西方经济学不是幸福之学而仅仅是处理财富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科学，是理财之学。在西方经济学中，人被当成了资本的工具，成为一种经济要素，承担着资本增值的载体的功能，人被物所绑架，劳动者反而成为机器、资本的附属物。因此，西方经济学本质上是物本经济学，他们忘记了人，忘记了社会，单纯追求财富的积累和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经济效益本身成了目的，而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自身的发展却退居其次，致使西方经济学主次颠倒，充满了拜物教气息。而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唯一的，即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也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因此，与西方经济学撇开人的发展问题而只专注于如何借助于数理分析方法研究物质财富增长不同，马克思经济学从终极性价值判断出发，借助于历史维度的宏观分析，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劳动的异化以及人的异化，进而对资本主义制度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反人性提出了强烈的批判，为追求人类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说，马克思经济学在人的发展层面上比西方经济学站得更高，是充满了人情味的真正的“人学”。

马克思经济论文篇（3）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马克思经济论文篇（4）

20世纪80年代后，制度经济理论成为我国经济理论界研究的热点。但在已有的著作和论文中，绝大部分只是介绍性阐述西方制度经济理论，对马克思制度经济思想的研究则很少涉及，这说明我们对马克思制度经济理论的研究落后于对西方制度经济理论的研究。

一、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方法

马克思经济学以经济制度(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运用制度分析方法来论证要阐明的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可以说，马克思是运用制度分析方法来建立一个完整的经济理论框架的主要经济学家之一，注重制度分析是马克思经济学不同于其他经济学的显著标志。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就这一研究对象应采用的分析方法，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这就把研究对象与分析方法统一起来。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即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这种关系反映的是一定制度的特征，是制度具有的实际内容。所以，要揭示这种关系的本质，必须运用制度分析方法。马克思以其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建立了对制度研究的独特体系和方法，深刻揭示了经济制度产生、发展的客观规律，美国经济学家诺斯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对长期制度变革的最有力的论述”。制度分析方法在说明经济现象和解决经济问题上具有的深刻性，使人们在经济学研究的分析体系中，越来越注重采用制度分析方法。从这一意义上说，通过运用制度分析方法，使经济问题的研究从现象层次进入到本质层次。马克思制度分析方法的运用是以客观存在的一定经济关系为前提，通过分析不同经济关系对经济活动效率产生的不同影响，揭示经济制度与经济活动效率间的内在联系，及人们选择不同的制度安排的决策依据和决策过程，并从理论上构建以制度分析为主线的经济学理论框架。

制度经济学首先要回答的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为什么必须在一定的生产关系(经济制度)下进行，这种生产关系是怎样产生的?它的起源是什么?要说明这一问题，也必须以一定的假设前提为基础。任何一种生产关系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的，这里的一定条件，就是社会生产力。不同生产关系的存在，都是以生产力为条件，因而生产力就成为不同生产关系的共同基础。社会生产力的不同性质，从根本上决定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经济制度)的分析以以下两个基本假设为前提：

基本假设之一：生产是社会的生产，不是孤立的个人的生产。人类的生产活动从一开始就以社会生产形式出现。社会生产的基本特征就是每个人只有和其他人共同生产时，生产才能持续进行。离开其他人，孤立的个人是无法持续进行生产的。正因为生产是社会的生产，所以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一定要发生经济关系，对这种经济关系做出的规范性安排就是制度。从社会生产的基本假设出发，需要有一种制度来对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经济关系进行安排，使社会生产活动能在一定的经济关系规范下运行。基本假设之二：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们相互之间存在利益矛盾和冲突。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不同的人在生产过程中有不同的经济利益，人们在追求各自不同的经济利益时相互之间会产生矛盾和冲突。为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所做出的规范性安排就是制度。如果在生产过程中人们相互之间不存在利益矛盾和冲突，当然也就不需要制度。只要人们相互之间有利益矛盾和冲突，就需要有一定的制度来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从人与人间存在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基本假设出发，需要有一种制度为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做出安排，使社会生产能在一定的制度规范下进行。

以上述两个基本假设为前提，马克思的制度分析实际上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二是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条件问题。生产力发展的问题是制度分析的基础，它从根本上决定制度的发展和变迁。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条件，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马克思明确地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位为生产关系及其发展的规律。这是研究马克思制度经济理论应遵循的基本思路。

制度分析方法的基本特点是不把对经济现象的研究作为重点，而是着重研究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经济关系及本质。这一分析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对商品的分析。马克思分析商品并不是对商品本身的分析，而是分析商品中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就具体表现为价值关系。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实质是分析商品的价值，对价值运动的分析，采用的就是制度分析方法。以分析商品为切入点，揭示价值的本质和创立劳动价值理论，这只有运用制度分析方法才能实现。

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实质的思想

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分析，首先揭示的是这一制度的实质。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层面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财产私有制度为基础，但财产私有制度并不等于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之前的几种社会形态中，其经济制度也是以财产私有制度为基础，资本主义的财产私有制度具有与其他私有制度不同的特殊内涵。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财产私有制度是与雇佣劳动制度联系在一起。体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特征的是以财产私有制度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实质的分析，实际上是分析雇佣劳动制度。马克思正是在对雇佣劳动制度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确立了剩余价值理论，进而建立了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运行的分析框架。或者说，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是以雇佣劳动制度为起点，不了解雇佣劳动制度，就不可能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实质，就不能理解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正因为雇佣劳动制度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实质，所以马克思把对雇佣劳动制度的分析作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分析的前提。雇佣劳动制度确立的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为什么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成为商品?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用法律的形式创造了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在自由劳动的民族里，一切法典都规定了解除契约的条件，各种立法都规定了劳动契约的最长期限。”具体说，资本主义创造了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两个社会条件。对这两个条件，马克思是这样论述的：

第一个基本条件是：“劳动力只有而且只是因为被它自己的所有者即有劳动力的人当作商品出售或出卖，才能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劳动力所有者要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他就必须能够支配它，从而必须是自己的劳动能力、自己人身的自由的所有者。……他作为人，必须总是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财产，从而当作自己的商品。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始终让买者只是在一定期限内暂时支配他的劳动力，使用他的劳动力，就是说，他在让渡自己的劳动力时不放弃自己对它的所有权”。第二个基本条件是：“劳动力所有者没有可能出卖有自己的劳动物化在内的商品，而不得不把只存在于他的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

这两个条件是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加速形成的。具备了这两个条件，资本主义就能把商品的范围扩展到劳动力。与资本主义之前的私有制相比，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特征是确立了劳动者对自己劳动力的私有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权的扩展，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商品交换的原则不仅适用于物的交换，而且也成为劳动力交换所遵循的原则。在确立了劳动者对劳动力具有私有权后，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就按照商品经济的原则来进行。当劳动力成为和其他商品一样，在市场上可自由买卖时，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确立就具有现实可能性。雇佣劳动制度的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能和其他商品一样在市场上自由买卖；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制度条件是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力具有所有权，必须从法律上承认劳动力的私有权。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确立的雇佣劳动制度，就其本质来看，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关系。这一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是把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分解为资本对劳动力的购买和资本对劳动力的使用两层关系，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就是通过这两层关系来体现的。

第一层关系：资本对劳动力的购买。这一层关系是在流通领域中发生的。“劳动力所有者和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相遇，彼此作为身份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买者，一个是卖者，因此，双方是在法律上平等的人。”在流通领域中资本与劳动力的自由买卖关系，体现了资本与劳动力作为商品交换的双方具有的平等权利。交换所遵循的是商品经济的普遍原则，即等价交换原则。因为是等价交换，双方谁也不占谁的便宜。在这里，商品经济的原则已不再局限于物的交换，而是扩展到以活的人体为存在形式的劳动力的交换。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在这层交换关系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这一层关系所体现的资本与劳动力之间平等交换的关系，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能顺利运行的基本条件和保证。因为它以形式上的平等交换来建立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最初联系，资本与劳动双方都能接受。

第二层关系：资本对劳动力的使用。这一层关系是在生产领域中发生的。资本在流通领域中购买劳动力后，当然就要消费它。“劳动力的消费，象任何其他商品的消费一样，是在市场以外，或者说在流通领域以外进行的。”由于劳动力商品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因而劳动力商品在生产领域中的消费过程，同时就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因此，在生产领域中所表现出来的资本与劳动力所有者的关系，已和流通领域中表现的关系完全不一样了。在生产领域中，资本支配劳动力，资本所有者占有劳动力所有者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产品和价值。这时劳动力的所有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已不是平等的等价交换关系，而是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在这一层关系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就是由这两层关系来反映的。资本主义经济被认为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原则渗透在经济活动的一切方面，尤其是劳动力的买卖；资本主义经济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剥削经济，是因为它的剥削是建立在等价交换基础上的。只有把这两层关系综合起来，才能把握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三、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制度的思想

马克思在对雇佣劳动制度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又从更具体的层次上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制度具有的特征，以及这些具体制度是如何对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效率提高产生影响的。马克思提出的这些思想，对具有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特征的经济运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一)经济运行中的产权制度。关于产权制度，马克思认为，财产权利反映的是经济关系，尽管它表现为人对财产的占有，但这种占有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经济权利。既然产权是一种经济关系，那么，产权关系的出现根源于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生产力从根本上决定生产关系。以生产力发展为线索来研究产权关系是马克思产权理论的基本特点。生产资料归资本所有者私有，劳动力归劳动者私有，是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关系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私有产权关系的一个显著特点。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产生以劳动者对劳动客观条件的各种形式发生解体的历史过程为前提。马克思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这种解体，即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产生是建立在以下各种关系解体的基础上的：一是个体农业的解体——劳动者与土地的分离；二是个体手工业的解体——劳动者与工具分离；三是封建经济关系的解体——劳动者与人身依附的分离；四是原始经济关系的解体——劳动者与财产的分离。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关系的特征是：资本的所有者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并购买劳动力，在此基础上进行资本主义生产。而劳动力所有者由于丧失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为生存下去，只能不断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而出卖劳动力既成为劳动者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也成为实现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所以，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不仅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关系的再生产。这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关系的本质。

(二)经济运行中的企业制度。关于企业制度，马克思认为，企业是现代经济中最基本的生产组织和经济单位，社会经济活动是以企业为主体进行的。企业作为社会生产的一种组织制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对经济活动效率的追求逐步形成。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包含他关于企业制度的基本思想和理论，可以概括出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马克思对企业制度的分析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从生产力发展的本质要求来揭示企业制度演变的根本原因。而生产力发展的本质要求又集中体现为分工与协作的发展，即生产社会化的发展。第二，马克思把提高经济效率的要求看作是企业制度发展的直接原因。企业制度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它对经济活动的效率有深刻影响，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企业制度的变革能创造一种新的生产力，新的企业制度既能节约生产费用、降低生产成本，同时也能增加产出。而且，一种新的企业制度还能为管理的创新提供制度条件，从而起到提高企业经济活动综合效率的作用。第三，马克思把企业制度的发展看作是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企业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企业制度是社会基本的微观经济制度，因而企业制度的发展和变化，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经济制度。马克思深刻揭示了企业制度与社会经济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极大地启发了我们对企业这一微观经济制度的认识。

(三)经济运行中的两权分离制度。关于生产要素两权分离的制度，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为实现社会化大生产顺利进行的要求，需要有相应的制度条件作保证。从生产过程的运行来看，就是各种生产要素都采取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制度。雇佣劳动制度是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典型制度。资本和土地在生产过程中也同样采取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形式，这两种生产要素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又产生了股份制度和资本主义农场制度。从经济运行的层面上看，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就是在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制度下进行的。从经济制度层面上看，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各种制度(雇佣劳动制度、股份制度、农场制度)又都是以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为条件的。劳动力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制度，使劳动力的所有者不能成为自己劳动力的使用者，而必须要由别人来使用自己的劳动力。要形成劳动者不能使用自己劳动力的制度条件，就不能让劳动者拥有进行生产所必需的物质资料条件。所以，要使劳动力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首先要剥夺劳动者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通过原始积累的方式实现对小私有者的剥夺，一方面使小私有者失去生产资料，成为无产者；另一方面，又使生产资料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成为资产者。同时，用法律的形式把这样的基本关系固定下来，并使整个社会经济活动按照这一基本经济关系来运行，这就是劳动力所有权与使用相分离的制度。劳动力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形成的一个基本条件。正是因为资本购买了劳动力的使用权，并在生产过程中实际使用了劳动力，才构成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从这一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运行制度是以劳动力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为条件的。

关于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制度，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资本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是统一的，资本的所有者就是资本的实际使用者。这种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属于同一主体的典型形式是个人企业主。资本主义的个人企业与小私有经济有本质区别。小私有经济中，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统一于同一主体，但它的特征以自己劳动为基础。而在资本主义个人企业中，虽然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属于同一主体这一点上与小私有经济相同，但它的特征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统一于同一主体的个人资本的形式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发展的要求，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客观上要求资本也采取社会资本的形式。而与社会资本出现相伴随的就是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生产力的要求，同时，又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成为资本运行的一个基本制度。这一制度的形成，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信用制度发展这两个层面深刻论述了资本两权分离的根本原因和关键性因素，从而建立了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完整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资本两权分离制度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和经济关系带来的深刻影响，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

关于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制度，马克思认为，土地的两权分离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就已经出现。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封建地租就是封建经济关系下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体现。但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下体现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地租与封建地租不同的特点。首先，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是和发达的商品经济结合在一起的，因而这种分离已成为一种单纯的货币关系。其次，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者不是和佃农发生直接关系，而是和租地资本家发生直接关系。所以，资本主义地租反映的经济关系是土地所有者、租地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关系。

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又使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形式和制度发生了新的变化，资本主义的农场制度取代封建地主与佃农的生产方式，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资本主义农场制度的确立以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彻底分离为前提，这种所有权与使用权彻底分离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是土地所有者只是单纯地掌握土地的所有权，农业资本家以取得土地实际使用权为条件，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并通过雇佣农业工人进行农业生产。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特点，使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体现为土地所有者、农业资本家、农业工人三大阶级的关系。这三大阶级通过农场制度来发生彼此之间的联系。这一制度使资本主义农业生产跨入了企业化、社会化的轨道。

(四)经济运行中的分配制度。关于分配制度，马克思认为，以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决定与此相联系的资本主义分配制度。因此，马克思关于生产要素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理论也是理解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依据。

各种收入的源泉是生产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即V+M。其中V是劳动者出卖劳动力所得到的报酬，是从新创造的价值中分得的一份。但从资本的角度看，V只是它对生产成本的补偿，劳动力只是它购买的一种生产要素，与它购买的其他生产资料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劳动者把他所有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所有者，能得到的只是劳动力的价值，并没有权力参与对剩余价值M的分配。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V+M中，劳动者只是与V有关，只有资本所有者才有权参与剩余价值M的分配。

马克思经济论文篇（5）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位和实用价值。作为以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一般规律以及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主要研究任务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具有很重要的学术地位和实用价值。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位。第一，从学科定位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经济学按其研究领域和适用范围的不同，可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学的一般理论问题、揭示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应用经济学主要是指应用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的经济学科。理论经济学具体又包括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比较经济学、世界经济学、经济理论史，等等。从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角度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第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恩格斯曾经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①。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经典的代表作《资本论》，不仅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而且也是一部哲学著作。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再是假设，而是被科学证明了的真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不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也得到了深入的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理论贡献，才最终使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土壤之上，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了科学。恩格斯曾讲，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这个问题的解决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也曾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个问题的解决为起点，并以此为中心。”③第三，从经济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性变革。政治经济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而逐步成长起来的一门科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前，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产生并有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在批判地吸收和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已有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而形成的。相对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方面，还是在立场观点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在研究对象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往往把物本身或者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一次明确提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④，从而在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揭示了生产关系对整个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在研究方法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对经济现象和经济事物的表层关系的研究，往往以观念代替现实、以范畴运动代替现实运动，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强调从客观的经济事实出发，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揭示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揭示经济运动的规律。在立场观点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和学说主要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劳动的经济学，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学，其理论、观点反映的完全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诉求。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价值。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对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圣经”，这是当时欧洲工人在游行示威中喊出的口号，因为它告诉了工人阶级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争取自身权益的正义性、合理性。对此，恩格斯曾强调，“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象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⑤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导我们科学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的揭示，有助于我们科学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新变化，揭示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内在本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商品、货币、价值规律、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分析，适用于一切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而且对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行动指南。

(三)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主要涉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信仰、学习、宣传、研究、运用、捍卫、坚持和发展等一系列问题。1．应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其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分析，其关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关系的论述，其关于商品、货币、价值规律、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分析，等等，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科学理论，所以，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2．应明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封闭的、静止的、凝固的学说，也不是某种教条，它提供给我们的首先是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科学方法。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⑥所以，我们绝不能用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应该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将其丰富和完善。那种凡事都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试图从经典著作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直接答案的想法和做法，不仅达不到目的，而且十分有害。3．应明确与时俱进、发展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以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和动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僵化的理论，是需要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我们的建设实践。曾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强调“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⑧的这一科学论述，为我们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立足于新的实践，科学的认识和把握时展的规律性，不断研究新情况，回答新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不断提出一些新概念，形成新理论，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新的科学内涵。总之，在坚持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这应是我们始终坚持的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态度。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趋向。理论来源于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必须跟上时代和社会实践发展的步伐，适应时代和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逐步实现理论的时代化、现代化和中国化。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时代化。世界上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顺应时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它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烙印。社会发展的时代不同，反映不同时展规律的社会科学理论必然不同。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回应当时时代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历史课题的基础上产生的，揭示的是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运行的一般规律。21世纪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发展过程中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和问题。面对这一全新的时展背景和全新的时代课题，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出正确分析，提出新的论点，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跟上时展的步伐，逐步走向当今时代。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问题，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内容到形式、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现实为依据，科学揭示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特点及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它不仅是我们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经济本质及发展规律的锐利武器，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锐利武器。但要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理论武器始终保持“锐利”，就必须让其实现“现代化”。只有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否则，就会停留在“原始状态”，就会因为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削弱其理论的“锋芒”，甚至遭到淘汰。所以，为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机与活力，为充分显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发展中实现现代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对当今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和问题的研究中，实现研究内容的创新，不断用新的、富有现代色彩的概念、范畴、理论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宝库。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方法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科学研究方法，实现研究方法的创新。特别是应把现代西方经济学常用的数学分析方法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因为现实的经济形式和经济过程不仅有自身质的规定性，也有自身量的规定性。很多复杂的经济运动往往是诸多经济变量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各种经济变量之间又往往具有复杂的数量关系，所以，只有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并借助计算机技术，才能比较精确地对现实经济生活中复杂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才能对现实中复杂的经济活动的运行过程及运行结果进行比较准确地预见，也才能进一步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和现实指导性。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而且在不同的国家也要有不同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导。所以，要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指导作用，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对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研究，主要分析的是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的特点，主要揭示的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的规律。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中，主要揭示的是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特点。但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它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垄断资本主义，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环节都表现出了很多特殊的特点，如生产力水平不高，而且具有多层次性;所有制结构表现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生产形式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营组织形式表现为公司制占主导地位的多种组织形式并存;分配方式表现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等等。面对这样复杂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不可能简单地、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原初理论，而必须以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为样本，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现实，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勇于对中国改革和建设中遇到的前沿课题、难点和热点问题进行理论思考，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得出新结论，形成新理论，以不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在当今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对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进行研究和探索，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结合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运动发展的独特规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理论，并用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方向。总之，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化、现代化、中国化，不仅是确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和动力，也是确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拥有光明“前途”和“未来”的必要条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向。

二、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科学方法

方法是推动理论研究和创新的重要手段，是有效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的重要动力。要有效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法问题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应采用阶级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文本研究法、问题研究法等研究方法。

(一)阶级分析法。阶级分析法是指在承认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划分为阶级并由此产生阶级斗争的前提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从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阶级”一词有其特定的含义，即指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利益集团。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任何社会科学都会带有阶级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科学理论。在当今中国社会，虽然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但不同利益阶层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如何处理好这些矛盾和冲突，仍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既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而且现实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阶层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那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就必须要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科学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本质和属性，才能科学回答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的问题，才能始终秉承“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发展理念，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

(二)历史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又称纵向研究法，是借助于对相关事物发展过程的史料进行分析、整理，从而认识研究对象的过去和现在，继而预测其未来发展的一种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法的实质是通过对某一事物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研究，揭示该事物产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列宁曾经指出，“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瑏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从马克思最经典的政治经济学代表作《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公开出版到如今已经近150年的时间了，在这漫长的历史时间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考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并对其加以历史地、客观地分析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而且有助于我们在总结历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预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向，同时，也有助于启示我们该如何科学地以发展的眼光和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三)比较研究法。所谓比较研究法，就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加以对照，以说明它们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或差异，从而揭示不同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定性。比较是人们认识事物最常用和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因为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通过比较，人们才能更清楚地发现事物之间的异同，才能辨清不同事物的优与劣。如果说历史的方法是从纵向的角度去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性，那么，比较的方法就是从横向的角度去比较和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特征，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二者虽然同属于理论经济学，都是在研究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二者之间仍有着本质的区别，二者不仅代表的阶级立场不同，而且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大不相同，研究目的和研究结论也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经济学，而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意在通过对人与人之间在物质资料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中所形成的利益关系的考察来揭示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方式和手段，意在通过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揭示人们如何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实现自身欲望的最大化满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研究经济制度，而现代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研究市场经济的运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弊端，进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过渡性，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论证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是能够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制度，是完美的、永恒的制度。总之，通过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横向比较，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内涵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同时，我们也发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经济学，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经济现象和经济运行的，所以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谁应该替代谁的问题。那种企图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想法和做法是极其荒谬的，同样，那种企图完全否定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的观点和做法也是极不明智的。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合理因素，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高效的发展。

马克思经济论文篇（6）

二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介绍

(一)对马克思生平及其著述的介绍

赵兰坪对马克思生平和著述的介绍非常详细，列出了马克思的主要著述19部，并称“马克思之著述极多，几有穷毕生之力，亦难遍诵之感”①。区克宣也介绍了马克思的政治生涯和马克思的8部主要著述②。张毓珊首先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并简要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③。赵迺抟也首先指明“空想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之区别”，然后，非常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小传”，并在“注附”中列出了两人的20部著作④。金天锡称马克思“读书之多，在从来经济学家中要算第一人了”，并很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14部“重要著作”⑤。黄曦峯认为，在马克思之前“固然已有社会主义的理论”，但多半都是从“道德或宗教的立场出发，阐明社会主义的理论”⑥。唐庆增强调，在马克思之前并非没有社会主义者，但科学社会主义完全是由马克思“提倡而成的”⑦。蔡庆宪则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称为“国际革命社会主义”，并说马克思的《资本论》被人“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者的圣经”⑧。这些作者在介绍马克思的时候，都将其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其他社会主义相区别。

(二)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或经济史观)的介绍

上述8部经济思想史著作对马克思经济学的介绍有一个共同点:都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或称其为经济史观)进行了介绍。赵兰坪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在大段引用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名言⑨之后，他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归纳为两个要点，并对其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说明瑏瑠。区克宣也强调，“大凡要理解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非懂得他的基础概念的唯物史观不可”，他在引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6段话之后，着重介绍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点瑏瑡。赵迺抟在介绍“经济史观之理论”时，先简要勾画了“经济史观的历史”，然后依次以《神圣家族》等8部著作为线索，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经济史观的学说之产生与其发展”①。张毓珊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并不加评论地介绍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基本矛盾及其最终将被“与新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财产制度”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②。黄曦峯则指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从头到尾都是以他特有的历史观为基础”的，并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相关论述加以解释③。唐庆增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基础，他的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等理论都是以此为其哲学基础④。金天锡也强调，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⑤。蔡庆宪则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都是其“国际革命社会主义的重要根据”⑥。

(三)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介绍

赵兰坪强调，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说之柱石”，而剩余价值论又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故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说明⑦。区克宣指出，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都没有完全摆脱重商主义的观念，因而其劳动价值论是不彻底的，而他们无法解决的问题，马克思都“通通解决了”，并具体说明马克思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⑧。黄曦峯认为，“欲理解马克思的经济论，有先研究他的劳动价值说的必要”，并特别强调了正确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6个要点⑨。唐庆增首先指出了马克思对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区分，进而介绍了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观点，然后又举了一个简单例子来说明剩余价值概念瑏瑠。赵迺抟对剩余价值论的介绍尤其详细，并运用很多公式和图示瑏瑡。金天锡对剩余价值论的介绍也非常详细，他引用了《资本论》中的大量原话和例子，以说明劳动力的价值、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划分和剩余价值的产生等问题瑏瑢。

(四)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和危机理论的介绍

赵兰坪认为，要说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矛盾”，就必须理解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因而其非常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及其图式①。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当时被称为“恐慌论”或“崩坏说”。唐庆增指出，资本家为追逐剩余价值而不断地进行资本积累，最终导致生产过剩②。黄曦峯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之必然崩坏说”是“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结论”③。金天锡则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以及这一矛盾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④。

三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解

(一)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或经济史观)的理解

赵兰坪强调，“马克思之社会革命”是指“社会状态之变化，经济组织之改造，即由旧社会进而为生产力更高之新社会”，并引用了《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的话加以佐证⑤。区克宣认为，“社会的智识状态，政治的生活过程，都是社会物质关系的反映，由生产工具、生产力、生产方法、生产关系相互运用，而成为社会的诸现象，这就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根本思想”⑥。黄曦峯为了防止人们对唯物史观产生误解———认为唯物史观是用来解释所有“历史”事件的，还举了一个例子加以说明⑦。唐庆增也特别强调，马克思的“经济史观”与历史学派施穆勒提倡研究的“经济史”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⑧。金天锡则认为，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也是一种进化思想，但与达尔文的进化论不同”。⑨赵迺抟将当时人们对经济史观的批评归纳为四个方面并逐一加以评论。他表示，如果经济史观是“正确而真实”的，则“其结论如何”就是“无关紧要”的;即使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都是错误的，其经济史观学说也不会“因此而被”瑏瑠。

(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理解

在介绍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时，赵兰坪认为，应当从“劳动力之研究”开始，并严格区分了劳动力的价值与使用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①。张毓珊则强调，“马克思并不斥责资本家之贪求无厌”，而是“运用经济学原理，证明此种现象，为必然和不可避免的结果”②。黄曦峯指出，马克思所说的价值“无论何时都是指应该作为市场价格之中心点的价值”，虽然在现实中商品的市场价格与价值往往是不一致的，但它实际上是围绕价值这个中心在运动，就像钟摆总是左右摆动，从来“没有静止于中心点的时候”一样③。金天锡认为，马克思的价值论是从李嘉图的价值论发展起来的，并正确地归纳了二者之间的三点不同之处④。

(三)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和危机理论的理解

赵兰坪指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是“以纯粹资本主义之社会为对象”，而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是“非纯粹资本主义之社会”，但这并不是马克思“不顾事实”“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因为马克思既然“以实行资本主义之社会，为其研究之对象”，就“不得不作”这种“抽象”⑤。四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评价张毓珊强调，“在经济思想家之中，其姓氏能为全世界各国一般人所知道的，惟马克思一人而已”⑥。唐庆增却谈了他的三点“感想”，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多缺乏实证”;他的预测也“多失败”⑦。他的三点所谓“感想”现在看来也早已不攻自破。赵迺抟在介绍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之后，将其“特点”归纳为四个方面:①“颇能把握时代”;②强调社会制度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了自然哲学的权威”;③“用社会的观点来解释经济问题”;④“着重于分配问题的公平”。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的“缺点”，他也归纳为四点，实际上都是针对劳动价值论的。唐庆增认为，马克思的错误在于对劳动这一要素的“重视”“过甚”，因而“其价值论之不完全也”⑧。金天锡表示，自己“是赞成唯物论的”，只是“并不全然否认人类的精神作用”，但对辩证法却持完全的否定态度。与众不同的是，他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却基本上持肯定态度①。蔡庆宪则对于社会主义者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说所产生的影响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将这种影响分为“直接的”和“反动的”两个方面(从其实际内容看，所谓“反动的影响”可理解为“派生的”———引者注)。②赵兰坪、区克宣和黄曦峯三人在介绍马克思及其经济学说时，基本上没有加任何评价。

马克思经济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F1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3)06-0077-04

一、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国际政治经济学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兴起，“这次更多的是关心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当年的某个国家的经济进步。”[1]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次兴起，克服了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分离倾向，也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一国之内的研究模式。这些研究见于理查德·库柏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1968)、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政治：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1970)、苏珊·斯特兰奇的《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1970)等著作中。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罗伯特·吉尔平是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凡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不能忽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也不例外，而且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普遍观点。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先生就是这样分析的。他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存在重商主义(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观点。他对其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述，主要见于《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75)和《美国权力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政治经济学》(1981)中。

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观点做了综合评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被三条不可抗拒的规律所支配，“第一个规律，即不平衡规律，是对萨伊定律的一个否定。第二条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规律。……这是一条资本集中(或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的第三条规律是利润率下降规律。”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只限于西欧，是一种封闭经济。然而1870-1914年，“资本主义已逐渐变成一种活跃的技术性的向全球扩展的开放系统。”在尼·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启发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海外帝国主义扩张，已逃避了其三条基本运动规律的制约。……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的确在使世界向前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稳定的。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也不一样，各个国家的实力发展不均衡最终将导致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国际政治动乱。”作者提出了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与列宁的分歧，“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资本主义衰落的原因是经济性的；资本主义将由于经济因素而导致灭亡，因为无产阶级会不甘贫困而起来反抗。马克思进而还指出了这出戏的主角是社会各阶级。但是，列宁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换成了一种政治的批判，实际上的主角已经变成了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竞争性的重商主义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理论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其他继承人的不断挑战，终于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2]据此，吉尔平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观点。

在《美国权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认为，“动力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它强调了关于生产方式变化以及其对既定阶级冲突的影响朝向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当这些趋势不能被容纳时，社会政治体制便通过巨变而打破。战争与革命被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第二种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共同持有的——认为每一个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或等级制的体系。这种帝国或垄断的权力组织商业、货币和投资关系以促进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3]

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观点的评述可以概括为：国际关系过程中，经济因素是国际关系的动力源泉，它决定政治发展；这种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为，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阶级推动了社会变革的实现；这种理论在列宁那里体现为，国际关系中的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斗争导致国际战争，这种战争又成为国内社会变革的导火索和推动力。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把国际关系看作一种“帝国主义的或者等级制的体系”。

显然，吉尔平侧重强调“战争与革命”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这与其对国际经济活动的政治框架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大发展的特定背景中理解，并且侧重分析短期内国际关系的演变及其决定因素，从而把帝国主义理论这一特殊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一贯的和主要的观点。吉尔平认为，“随着资本主义性质的演变及其他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一直在发展着。”[4]不幸的是，吉尔平背离了自己的这句话。实际上，这种理解广泛存在于西文学者甚至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我们不禁要问，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二、帝国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和马克思观点的普遍性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经济活动是国内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它具体表现为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阶级斗争的导火索，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造成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然而，帝国主义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例，不可能有力地解释成为世界主流的和平与发展趋势。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对二十世纪初国际垄断资本及其代表发达国家政府国际行为进行分析的结果。这个时期的资本及其政治表现具有特殊性。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必须指出，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存在这个规律，而不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引起了国际秩序的混乱，伴随着发达国家政府的世界扩张，资本开始进行全球掠夺，这样就产生了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现象。当然，这并非排除了资本对帝国主义行为的责任，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不会改变，但是却会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和促进。在国际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现象相对隐蔽和微弱，而且各发达国家政府会在斗争中学会如何保护共同利益，这就是不要在帝国主义行为中共同灭亡。因此就很难普遍发生列宁所谓的无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进行革命的现象。而且，战后的福利国家实践更是破坏了列宁的假设。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是最具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现在所谓的“不要顽固不化”，所谓的“进行不受原始理论束缚的创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了”等等观点，都是在否认回到马克思原始思想的必要性。与此相应，这些观点的鼓吹者们根本不屑于去寻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思想；根据这种忽视理论根源的作法，我们称这些鼓吹者为者。可悲之处正在于此，这些者们一方面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思想为何物，另一方面却在极力否认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始思想去考察的必要性。正如查尔斯·巴罗奈(CharlesA.Barone)指出的，“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没有充分接触马克思的著作。”[5]无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自己根本没有理解的东西极力否认对其进行理解的必要性，这种作法是荒唐的。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意义的追寻迫使我们必须从马克思那里寻求起点。

吉尔平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论述国际经济问题时，列举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观点。显然，吉尔平没有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成的《共产党宣言》，或者读过但忽略了其中与此相关的内容，所以才导致他仅仅把恩格斯对德国统一市场形成原因的分析作为他们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看法。即便吉尔平后来提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将其与马克思的理论相比较时，也仅仅是指出马克思观点中阶级力量被列宁观点中国家力量代替的事实，并没有提到《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国际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从西欧发展到西欧以外世界的过渡阶段。历史时代这种过渡性质并没有阻碍马克思对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然而马克思兴趣的焦点限制了其对这个方面的深入探讨。《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明显体现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书中只是在论述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略带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趋势。这是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最早和较为详细的论述，虽然他在《资本论》写作计划中提到了“国际经济”问题，但是由于他的兴趣焦点在工人阶级的地位以及为改变这种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加之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他对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论述就只能成为一个未实现的计划。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6]“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7]此外，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写道，“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8]这些观点与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体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唯物主义观点是一致的，前者只不过是后者一般观点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所以，我认为这里的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原始观点，这里的观点应该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观点。

今天看来，虽然不大可能出现考茨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然而随着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政府之间协调意识的增强和协调能力的提高，避免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利用帝国主义战争进行的国内革命是可能的。欧洲联盟(E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国际经济区域性经济政治合作组织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这些组织内部也会出现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也许今后仍会出现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发生的国际经济争端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争端，但目前国际经济自由化的趋势却是走着一条相反的路。

三、经济全球化中马克思观点的启发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已经得到大量关注和认可。经济全球化是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对此同样存在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三种观点，显然经济自由主义占上风。这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领域，而且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政策过程中。“进入9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领域中的政策自由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从1991—1994年，在全球所发生的373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国家法律与规定变化中，有368个即占98.7%的变化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9]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发达国家主宰的，国际经济在贸易、投资和金融等方面的自由化是符合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发达国家的学者为本国政策辩护，这些经济理论通过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学习和传播在发展中国家扎根成长。

这里一个颇为严肃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学者和政府对崇尚经济自由化的本文主流经济学及其相应政策的盲目崇拜，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在墨西哥1995年、阿根廷2001年金融危机中已有前车之鉴。所以，根据本国利益研究国际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而不盲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马克思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包括：价值的创造、分配和转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价值的创造过程以及价值在工人、企业家、资本家、地主等之间的分配过程；这种价值创造和分配都是在一种封闭经济中进行的。至于国际范围的价值创造和转移，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研究，二十世纪的A.伊曼纽尔、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等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结论认为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确存在着价值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情况，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否认发展中国家也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一定利益。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问题，马克思的观点不再赘述。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种“进化论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E.laclau)、J.泰勒(JohnG.taylor)和P.雷(Pierre-PhlippeRay)等为代表，力图回复经典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为依据，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应该说，这种分析的某些方面是符合马克思原始思想的。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认为，“马克思是最勇敢的预言家，他所预见的大部分事情得到证实，但是他肯定没有料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25年以后，资本主义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繁荣，他也不曾料到社会主义革命会在最不发达的国家获得成功。”[10]事实上，这些情况在今天看来正好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预言。尤其是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带给人们的思考，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以前，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借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新社会的出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通过加入WTO而进一步加入国际经济循环的举措，都体现了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实际上，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这种观点并没有否认经济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观点，而是根据技术决定论肯定了这种观点。问题在于，马克思不认为这种状况是人类最完美的经济形式，而仅仅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但是经济自由主义却认为这种经济状况是人类的最完美的经济形式。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历史背景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马克思的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第一，全球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第二，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价值转移。第三，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市场等途径可以接受并改造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为己所用，从而推进本国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提高效率的理论，只是侧重于国内一般分析。在国际经济理论方面，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要素禀赋理论，把分工理论推广到国际经济活动中。二战以来，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证明了这些论断的正确性。

然而，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总量增加的促进作用，不能掩盖其对商品价值在国家之间转移的推动作用。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很容易推出西文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生产的原因。这些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其销售收入除了补偿劳动力价值以外，可以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力图压低发展中国家农副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价格，而极力抬高本国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以此盘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借以在国际市场上实现价值的重新分配和转移。

如果说上述两点都是发达国家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利最大的话，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则使得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得了长远利益，虽然也伴随着某种社会痛苦。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技术和需求，同时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时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发达国家的学者和政府还是对此抱有一定担心，他们担心跨国公司把本国的先进科技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失运河相对于这些国家的技术优势。(RobertGilpin，1975)同时，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内部，如何分配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创造的更多的价值，也成为一个问题。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权力结构的存在，价值分配有利于强者和富者，社会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特权消费社会和广大贫困阶层并存，或者是政权当局不能有效推进现代化，或者是出现严重的社会动乱。

琼·罗宾逊(J.Robinson)说：“世界情况在开始好转以前肯定还要恶化下去。”[11]我们也可以说，世界情况在恶化下去的时候，就在酝酿着好转的动力。所以，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理解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必须抱着发展的眼光，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1]刘同舜：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前言”，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P2.

[2][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一版，P46，P47，P48，P49，P51，P52.

[3]U.S.powerandthemultinationalcorporation:thepoliticaleconomy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RobertGilpin.[monograph],NewYork:BasicBooks,[1975]，P32，P33.

[4][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一版，P52.

[5]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概念与范式的探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P208.

[6][7]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P31，P31-32.

马克思经济论文篇（8）

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提出了迫切要求。中央提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前者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性和中国特色，必须把中国元素和时代特征融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点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后者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赋予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侧重点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二者都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三大要素的结合。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两个概念的实质内容是一致的，可以等同使用。

一、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实践和时代的要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践发展和时代变化，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与时俱进向前发展，理论生命力才能保持常青，对现实具有充分的解释力。理论发展的这个一般规律告诉我们，当理论不能解释现实，就谈不上指导实践，被人们所接受。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占据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但是，在实践中人们很快发现，这一理论没有把实践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许多新元素融入其中，使理论自身存在的诸多缺陷日益暴露出来。它在假设前提、变量设定、分析工具、模式方法等方面还停留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的理论框架。其高度抽象的具有完全信息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前提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合，以此假设为前提得出的结论也往往偏离事实。在变量设定上，对各种变量的假定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在分析工具和方法上，过度的数学化、精确化，使复杂的经济现象演化为线性的数学关系，抽象掉了不该抽象的经济利益关系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直接影响。在模式方法上，虽然能够简单、直观地把各种经济变量和关系清晰地展现出来，但模型的高度抽象本身排除了各种不确定性，把复杂的经济活动变成一个按固定模型运行的理想模式而不能解释现实现象。西方许多经济学家也对这一理论提出了直接挑战，认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必须增添实践和时展新内容，才能够对现实具有解释力。除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本身存在的这些问题，另一个致命的缺陷是不符合中国国情，不能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中国的情况不同于西方国家，也不同于任何一个国家，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揭示的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实事求是分析其理论内容，吸收其合理的成分，但我们不能再迷信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权威性，更不能把它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指导理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一百多年前批判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特征基础上创立的，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内容虽然也不断得到丰富，但其基本框架、分析体系、基本观点没有实现创新性变化。实践证明这一理论存在着两方面的不适应：其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并不是对现实社会主义经济运动实践进行分析得出的，而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深刻分析的基础上，为未来社会的经济运行特征提出的理论预见。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理论准确地说，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一种理论设想，这样的理论与现实社会主义的实际明显不适应。其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设想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有很大差别，国情不一样，时代不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国情也明显不适应。如果简单用这样的理论套用于中国现实，也不能取得成功。我们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键是从实践发展和时代变化出发，着力理论创新，这是实践和时展的需要，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有说服力地解释现实中的各种复杂现象，当然也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要求。党的十指出全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通过对实践的总结我们深刻认识到，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老路”的思想基础是封闭僵化的理论，“邪路”的思想基础是西方自由化理论。这种封闭僵化的理论和自由化的理论都不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我们既不能以“老路”来反对“邪路”，也不能以“邪路”来替代“老路”。“老路”和“邪路”必须同时反对，僵化的理论和自由化理论必须同时批判，才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化、时代化的元素提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平台。要用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灵魂。创新并不是一个新词，这几年中，我们对创新高度重视，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政策创新、文化创新等，已经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但是，创新仅仅停留于工作和实际操作层面还不够，必须提高到理念层次。在创新理念指引下，理论创新是根本，理论创新作为其他各方面创新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十以后，党中央着力推动理论创新，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极大推动着我国各项事业的创新发展，理论界的创新则显得明显滞后。真正实现理论创新绝非轻而易举，理论界的思想认识还有待真正统一于党中央的思想，不少人总是带着“姓社”“姓资”的思维方式来思考这些问题，而不是以研究的方法去探索如何把这些问题做得更好。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对中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具有充分的自信，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需要探讨、研究各种问题，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讨论存在的不同看法和观点，把对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根本的是理论必须能够解释现实，回答实践中的问题，理论符合实际才是真正的创新。这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遵循的精要。

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破除“两个教条主义”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要在理论上彰显以下两点：一是必须具有时代性，理论随时代变化而发展，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和挑战；二是必须具有世界性，理论能够解释世界经济发展现象，揭示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当今时代是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新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格局发生着巨大变化和调整，各国的政治关系和世界政治格局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和重组。这些新的时代特征，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基本制度并存和交融发展的世界格局。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世界发展日益全球化，越来越融为一体；另一方面，时代的发展又使世界的发展呈现多样化，越来越具有差异性。根据时展变化，着力于理论创新，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回答时代变化的各种新问题，是广大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曾经被认为是经典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解释不了当今时展的种种现象，当然更解释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象和被世界认为的“中国奇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在时展中才能获得不断发展的动力。能够解释时展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才能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破除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主义。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立足中国国情，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载体，离开了中国国情和实际，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当然也不会有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在中国的实践中才能获得不断发展的空间，才能与时俱进地增添新内容。能够解释中国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才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指导思想。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破除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破除“两个教条主义”的前提是解放思想，如果总是把思想禁锢在教条主义的框框中，既怕触碰到西方主流理论，又怕闯入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就难以实现理论创新。理论创新不是对原有理论的简单否定和抛弃，而是在批判基础上的借鉴和吸收。

马克思经济论文篇（9）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与我国经济发展

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体现于社会发展变迁之中，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衍进，其实质就是经济规律对不同时期经济活动指导作用的表现。经济规律隐含于这五种生产关系的运动之中，是在特定经济条件的基础上运行和发挥作用的，并随着这些经济条件的消亡而改变其外在形式。虽然经济规律存在于不同形态的社会之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其本质并未发生改变，具体形式的差异主要在于不同阶级对发现和利用经济规律的程度和态度是不相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刻阐释了五种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由表及里，透过经济现象去发现具有本质特征的经济规律，揭示社会主体的经济关系(周文和朱富强，2010)，高度概括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由此设计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蓝图。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其理论中国化对我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项经济成就，都是我国广大群众用劳动创造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是社会价值创造的源泉，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现阶段所坚持的按劳分配这项基本分配制度，就是对坚持劳动价值论最有力的证明。同时，坚持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分配方式，承认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资本是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资本为技术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本支撑，是连接劳动者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纽带，也是解决劳动者和非劳动者对于劳动成果占有、归属矛盾的基础工具。剩余价值理论能够解释我国现阶段许多特殊的经济现象，对于外界释疑这些经济现象具有重要的作用(赵玉琳，2009)。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与我国改革开放

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会因为具体经济学理论是否迎合而改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客观地解释了经济规律，触动了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回避的基本矛盾以及社会经济冲突、资本家剥削劳动工人等事实，许多西方国家一直难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张俊山，2009)。经济学理论是在探讨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是在不断创新与发展的，不能因为不迎合现阶段社会统治的需要，就遭到排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特别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是不断创新和发展的，中国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改革开放至今已有30余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典型的时间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精髓和特征是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导，而且也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演化特征，这一特征使我国经济实际情况能够较好地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融合，深刻的演化内涵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生命力，为我国经济发展指明了大方向。调动社会一切可调动的资源，集思广益、充分发挥人类的创造力，在创新中失败、在失败中总结，在总结中进步，虽然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但改革开放的前途是光明的、可期待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经济思想，坚持发展劳动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借鉴苏联的经济体制建设，始终以国家为主导，以公有制为主体，把劳动作为经济成果分配的一个重要依据。改革开发政策，避免了苏联受到西方“休克疗法”影响而解散的危机，是在实践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我国进行了经济改革，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始终坚持国家宏观调控的原则，分阶段、分步骤实施经济改革，在改革的同时注重开放，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集中表现。

马克思经济论文篇（10）

【英文摘要】ResearchintothescientificmethodofMarxisteconomicsisofsignificanceinscientificallyprobingintotheproblemsofeconomicglobalization.TheapplicationofMarxistoverallmethodologyrequiresapproachingeconomicglobalizationfromcertainaspects.Itshouldalsobeincorporatedinthenewstudyofinternationaleconomicrelations.Tendencytowardsbeingnon-socisl,non-institutional,andnon-historicalineconomicglobalizationstudyinoneofthemainrootsofobstaclestothedevelopmentandinnovationofMarxisteconomics.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总体方法论

Marx/economic/globalization/overallmethodology

【正文】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506(2003)06-0004-06

任何一种理论的建立和完善都离不开一定的方法。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全球化的论坛上，之所以观点林立、论争四起，除了研究者本身的立场、观点外，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研究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同，因此，科学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有赖于科学方法论的确立。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对于当前以科学的态度探讨经济全球化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创立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系列科学方法，严密地构思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结构。构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方法和结构问题上重大突破的内在势能，就是《导言》所创立的总体方法论。总体方法论是马克思留下的极其宝贵的理论遗产。笔者就这一方法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在经济全球化研究中留给我们的重要启迪进行分析。

一、马克思的总体方法论

马克思总体方法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研究的对象和对象的研究中把握总体的生成和再现

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是总体方法论形成的必要前提，而总体方法论的形成及运用，则进一步完善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而为科学地理解这一对象的内在结构及其在理论体系上的再现奠定了坚定的基础。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把政治经济学的主题看作是“富国裕民”，大卫·李嘉图看作是对“分配规律”的研究，西斯蒙第看作是“人们的物质福利问题”，他们都没有科学地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是由他们所处的阶级地位的局限性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他们没有建立科学的方法论造成的。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就从社会的和历史的整体关系上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独特地位。他已敏锐地觉察到：对社会整体结构关系的把握，是确立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必要前提。以此而论，马克思就已超越了他之前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成就。

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在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马克思形成了以“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力的运动形成）——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理论、观念”为主要序列的社会结构理论，形成了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现实和历史过程相统一的整体观念。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选取生产关系这一特定层次，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理论、观念的相互联系上，确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在《导言》开始部分，马克思就提出了“生产是总体”的命题。这个命题包括四方面内容：(1)作为总体的生产，尽管都有其一般规定性，但有意义的是生产的特殊的社会性，是为了不至于因为有了统一性而忘记本质的差别性。(2)作为思维的客体，生产总体是既定的，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时代的生产总体。(3)生产总体不仅具有特殊社会性和既定的历史性，而且还有“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问题，即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再现关系问题。(4)在生产总体内的各构成要素之间，既不是彼此分裂的，也不是相互并存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有序的结构关系。

在“生产是总体”命题的基础上，马克思在《导言》“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节中，进一步把总体分解为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科学地阐明了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的序列关系。他认为，在“现实的人”的面前，作为总体的生产，一开始只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是一种“实在和具体”，是一种“具体总体”。这里的“具体总体”只有经过思维加工，并且在思维中使之作为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时，才成为“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这一“总体”不再是作为客体的总体，而是作为主体的总体，即作为再现在人的思维中的“思想总体”。因此，思想总体起始于具体总体，另一方面，思想总体又再现具体总体。

从总体生成和再现的全部过程来看，马克思对总体方法论的理解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基本要点：(1)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具体总体，是社会关系整体这一大系统中的最深层的结构。(2)思想总体对具体总体的再现是一个过程，过程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因为具体总体作为社会经济运动客体，是独立于思想总体而存在的，是用思维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3)构成思想总体的基本要素是经济范畴。其基本特征是：范畴所反映的“主体”及范畴本身的既定性；范畴对“主体”反映的局部性和单面性；在总体内，范畴的先后次序的排列，并不取决于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而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即取决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中的地位。

（二）总体结构中范畴的二重性和完备性

构成思想总体结构的基本要素是范畴。其具有自然规定性和社会规定性的二重性，或者一般规定性和特殊规定性的显著特点。在《货币》章中，马克思提出商品“二重存在”的问题。(1)商品所具有的二重存在形式：作为产品的自然属性和作为交换价值的社会属性。(2)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总体中的商品范畴，它的社会属性——交换价值——也具有二重的存在形式：作为具有一定的交换价值的商品和作为“象征性”交换价值存在的货币。在《资本》和《价值》章中，马克思结合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对总体结构中范畴的二重性的基本性质作了补充论述：第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劳动及其物质对象尽管都包含着社会规定性的范畴，它们之所以成为总体内的要素，并不在于它们具有“一切生产时代”都有的一般的社会规定性，而在于具有适合既定的总体所具有的特殊的社会性。第二，一般地说，总体结构中范畴的自然属性，只起着社会属性的物质承担者的作用，范畴的自然属性本身并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清晰地阐明了范畴中自然属性向社会属性转化的特殊规定。因此，笼统地认定，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自然属性完全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并不符合马克思对总体结构的理解。

构成思想总体要素的范畴，不仅具有二重性，而且还具有完备性。作为总体要素的范畴，并不是历史上正在形成的范畴，而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中的最成熟、最完备的范畴。“最现代的社会”意义上的范畴，并不断开历史的链环，相反，它要极力映现出范畴在历史上的发展轨迹。这是因为：(1)，完备的范畴中留下的历史的印迹，对探索过去社会中范畴发展的过程具有最重要的意义。(2)完备范畴自身的完善过程，也就是范畴在历史上的形成过程。在既定的总体结构中，范畴的完备性就是范畴内在规定的纯粹性和一般性。总体结构中，各种现实关系同它们范畴的规定都被看作是相一致的，或者说，范畴所概括的只是各种现实关系的一般性质和纯粹形态。

（三）总体结构中范畴转换的有序性、关联性及开放性

构成总体结构的要素是范畴，而范畴间确定的联系受制于总体又决定了总体结构的性质。首先表现为范畴转换的有序性。马克思对有序性问题做了以下三方面的论析：(1)在总体结构中，范畴的次序并不以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为根据，而是完全取决于它们在既定总体内部结构中的地位。(2)在一定限度内，范畴转换的有序性与现实历史过程中范畴形成的次序具有同一性。(3)总体结构中范畴转换的有序性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表现为规定性不同的范畴之间的层次转换关系；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同一层次间规定性不同的范畴之间的转换关系。

总体结构中范畴运动的关联性指的是范畴运动中同时性和历时性的统一。马克思对资本积累和资本原始积累这两个范畴转换关系的理解，集中反映了范畴运动关系性的基本性质。在总体结构中，资本原始积累范畴和资本积累范畴之间的转换，必然呈现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之间的历时性。第二，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之间的同时性。通过对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范畴历时性关系的考察，一方面深化了对总体各范畴运动连续性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深化了对总体自身的运动趋势的认识。不难看出，马克思对总体结构中范畴运动关联性的论述，不仅深刻地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也为我们理解总体方法中历史和逻辑之间的统一性关系开辟了广阔的思路。

总体结构的开放性突出地表现在马克思从整体意义上对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重构与反思上，即马克思从提出《政治经济学批判》“五篇计划”，到提出“六则计划”，最后到提出《资本论》四卷结构的变化上。批判了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结构变化问题的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方法论上的确定性，并不能取消马克思政治经济结构上的可变性。“五篇计划”和“六册计划”，只是马克思构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外在结构，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上经济范畴和经济过程的内在结构，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上经济范畴和经济过程的内在结构的外在表现形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内在结构的理解，并不是一次完成的。思想总体是在对具体总体的反复的探讨中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因此，随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内在结构理解的深化，必然引起外在结构形式的局部变化。总的来看，马克思最后形成的《资本论》体系尽管没有舍弃“六册计划”，但它也不单纯是原先“六册计划”中的第一册《资本》的一部分，而是做了许多修改的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从来不认为自己既定的理论体系是一个终极的、封闭的结构。相反，随着对既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研究的深入，马克思也不断完善和发展反映这一结构的理论体系和理论范畴。通过对具体的反复研究，通过对具体总体发展中呈现出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反复研究，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结构也不断做出修正，以使思想总体更准确地再现具体总体。这正是马克思总体结构开放性的实质所在。

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时间，有的学者上溯得较早，认为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时，已经出现了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同时也认为，《共产党宣言》已经对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和特征作了基本的论述。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并不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事实。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确实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但是，这些并不构成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征象。实际上，经济全球化的出现是以两个基本事实为前提的：一是跨国公司规模和力量的迅速膨胀并成为连接各国、各地区经济交往的纽带；二是国际垄断资本的形成及其势力的扩张。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可从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起点，至今已经走过360年的历史进程。这360年，大体可以120年为一时段分作三个阶段，即从1640年到1760年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确立阶段；从1760年到1880年为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从1880年至今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撇开前两个阶段不说，从1880年开始的最近120年，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演进和调整是以垄断为主线的。其中前60年为私人垄断，接着40年为国家垄断，最近20年为国际垄断。正是由于在120年间，私人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再发展到国际垄断，才使经济全球化具有现实可能性。如果说，跨国公司的迅速膨胀是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微观基础，那么国际垄断资本的形成就是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宏观条件。所以，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既不可能脱离跨国公司发展的基本事实，也不可能脱离垄断资本国际化的基本事实。这两个基本事实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逐步形成的，因此，经济全球化是最近20年来世界经济关系发展的现实。

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已经成为经济理论界的热点问题，其“热”的程度甚至超出经济学界。许多研究者从五个方面来概括“全球化”的内涵，即把经济全球化视作对生产、贸易、投资、金融和信息等五个方面全球化的概括。这是有其合理性的。第一，这是从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角度来理解问题的，所涉及的生产、贸易、投资、金融和信息等资源、要素或条件，都同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直接相关。第二，这是从市场经济作用和范围的扩大角度来理解问题的。经济全球化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式，大大突破了资源配置的界限，使资源配置由一国范围扩展到国际范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积极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就是期望本国资源或要素能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最优配置；经济全球化也确实为各国资源或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不容否认，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结果，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演进的结果，是人类文明在经济形式方面进步的重要表现。对经济全球化只作以上这些理解，显然是有局限性的。因为这些理解主要还只停留在生产力层面和资源配置层面的分析上。既然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国际经济现象，我们就不能只作生产力和经济体制层面的分析，应该提出新的任务，要研究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部发展所蕴涵的国际生产关系的实质，要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或国际生产关系性质。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经济全球化，要着力于国际经济关系新变化中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伊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就提出了“世界体系论”。我们未必赞成“世界体系论”的所有观点，但“世界体系论”毕竟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即如何从国际经济关系的整体上来理解世界经济体系的新变化。这些新变化就是最近30年来逐渐演变而成的经济全球化（20世纪70年代初，还没有经济全球化的说法）。沃勒斯坦提出的“中心一半—”的“世界体系”学说，既从整体上描述了世界经济的体系性，强调了世界经济运行上的统一性，又分解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各个层面，研究了“中心”、“半”和“”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阐述了三者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对立的格局及其性质。沃勒斯坦的观点，对理解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是有重要启示的。

在对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本质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的三个并行但却相悖的事实：第一，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效率在不断增长，但这种效率增长产生的“红利”却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着不公正、不合理、不公平的分配，效率与公平背道而驰。第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并没有越来越走向“趋同”，而是越来越走向“两极分化”。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在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是并行的并且是严重对立的。第三，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人们往往强调全球经济的所谓“一体化”、经济利益的所谓“共同性”，但在现实中，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世界经济格局的急剧变化更加突出了国家的安全问题。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如何维护国家、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问题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在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同时，突出维护国家、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对这三个并行但却相悖事实的深刻理解，必然进入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层面。

三、马克思的总体方法对经济全球化研究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的总体方法为我们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重要指导意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分析方法分析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就是要从总体上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要透过经济全球化的现象看到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1.对经济全球化概念的把握，一是必须从总体上而不是从某一方面进行整体的理解，二是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基本范畴出发对其给予较为准确的阐述。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商品、服务、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不断地进行着物质生产的全球化过程和一定生产关系的全球化过程。既是指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在全球化范围内相互融合的历史过程，也是指各个不同类型的国家、各种不同类型的生产方式在全球经济中的现实体现。从生产力方面来看，经济全球化指的是在货物、资本、生产、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加速发展的条件下，全球市场经济进一步形成，国家和其他政治经济力量出现整合和重组，各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高度融合，并通过不断增长的各类商品和劳务的广泛输送，通过国际资金的流动，通过技术更快更广泛的传播，形成相互依赖关系和各国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考察，经济全球化是由于资本的扩张本性和增值需要而使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相互融合日益紧密，逐渐形成全球性的经济关系的过程。由于资本的本质是追逐最大化利润，因而资本的扩张必然带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具有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自然属性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经济全球化在—定的生产力水平下产生，并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性质。社会属性体现经济全球化下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经济全球化的二重属性，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能量和利益的同时，也给国际生产关系带来了新的变化，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超越与国家的矛盾和对立以新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世界经济中新的大量不平衡、不平等和不稳定现象正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发展起来的。

2.确立经济全球化研究的视角。当前国内理论界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大多是从生产力层面的角度，集中于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的基本资源和要素配置的变化上。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要重视生产力层面的研究，因为经济全球化既是世界生产力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必然会促进全球范围内各种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和产业结构的最优调整。但是，作为对一种国际经济现象的分析，经济全球化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生产力层面的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上，而必须研究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研究经济全球化中体现的国际经济关系或国际生产关系。因为如果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研究中把生产关系从经济全球化的整体研究中分离出来，就不能从物质生产中剥离出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就不能真正理解一定的经济全球化的所体现的经济关系本质，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更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

当然，这绝不是说，研究经济全球化时只是抽象地、孤立地研究国际生产关系，而是要联系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国际层次上的上层建筑来研究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生产关系，并且把这种研究放在特定的地位，因为正是由于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规模的扩大，相互依存度的提高，才使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全面的、自由的流动，世界各国经济更紧密地联结为一个全球经济的各种资源流动方式，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与整个世界经济的变动相互影响、互相制约，从而使经济全球化得以产生和发展。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或者说，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张，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经济关系才有利于垄断资本对垄断利润的追求和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获得。因此，研究经济全球化必须联系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来研究国际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

总之，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必须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从社会的和历史的整体关系上理解国际生产关系研究在经济全球化研究中的特殊地位。一方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必须把国际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从根本上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基本特征、影响和作用。另一方面，还必须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理论、观念的相互联系上确立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生产关系的研究，把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放在“世界生产力发展——国际生产关系（国际经济基础）国际上层建筑”为主要序列的社会结构当中，形成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现实和历史相统一的整体观念。

3.运用总体方法研究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生产关系，主要是运用马克思提出的“生产是总体”的命题和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的构成总体方法论的两个基本用语：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来研究国际生产关系。

(1)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既要研究其一般规定性，即研究“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但更有意义的是其特殊的社会规定性，即在研究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力层面问题的基础上，研究世界经济中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出现的新的大量不平衡、不平等和不稳定现象及其产生的根本原因。

(2)对国际经济关系历史性质的认定，是理解经济全球化下的全部国际经济关系现实运动及其发展趋势的前提，因而也是揭示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经济关系内在本质及其运行过程和趋势的前提。也就是说，要把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经济关系当作一个历史范畴，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对国际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寻找其固有的内存联系，揭示其发展规律。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总体方法运用时所研究的经济全球化，并不是历史上正在形成的范畴，而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中最成熟、最完备的范畴。也就是说，尽管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是从资本主义的最初扩张时期就开始了，从自由市场制度的建立时期就已经具有经济全球化的萌芽，马克思也就这种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说明；但是，作为最成熟、最发达的范畴，经济全球化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才形成起来的，这才是我们运用总体方法分析的经济全球化。它也没有切断而是要极力映出经济全球化在历史上的发展轨迹，因为，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成熟的、完备的经济全球化所留下的历史的印迹，对探索资本主义360年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而且，完备形态的经济全球化自身的完善过程，也就是经济全球化在历史上的形成过程。

(3)运用思想总体把具体总体的结构和过程的认识和理解再现出来。即从理论上透过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互相作用的现象把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揭示出来。即从现实来看，经济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的基本资源和要素的最优化配置，生产、贸易、投资、金融、信息等能够或者相当大程度上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经济全球化反映的是市场经济的各种资源和要素可能或者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的经济现象的总和。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生产技术发展的结果，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我们运用思想总体再现的经济全球化的具体总体决不是这种生产力层面的表面现象，而应该是市场经济蕴涵的国际生产关系的实质，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的上面提到的三个并行但却相悖的事实。

4.运用马克思总体方法研究经济全球化，要突出对马克思总体方法的理解。笔者认为，马克思的总体方法可以概括为总体性、社会性、制度性、历史性和阶级性五个基本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深刻地蕴涵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总体规定性、社会规定性、制度规定性、历史规定性和阶级规定性的理解。这些对我们现在的经济全球化研究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的。在对经济全球化问题的认识中，我们应该从总体上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理解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关系的性质，研究经济全球化中不同制度的规定性，研究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规定性等等。我们应该把马克思的总体方法结合于现时代国际经济关系新的实际的研究之中。经济全球化研究中的非社会性、非制度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是当前阻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和创新的主要根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