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财政论文篇（1）

一、引言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以各级政府之间所存在的财政能力差异为基础，以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为主要目标，实行的一种财政资金转移或财政平衡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已经成为世界上多数国家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财政体制的公平性和运行效率有着巨大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原因，地方政府在获取地方收入的能力方面存在差异，这就引发了地方政府承担的支出职能和财政收入不匹配的现象出现。另一方面，由于税收方面的原因，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与财政收入也存在不一致性，地方政府往往要承担一部分的财政缺口。这两方面的财政问题使得财政转移支付成为调节财政收入的必要手段。除此之外，中央政府也将财政转移支付视为实现政策意图、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1994年我国实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真正意义上的转移支付制度开始确立。1994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仅为2296亿元， 2014年达到46787亿元， 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36%。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财政转移支付对于平衡财政资金、支持地方财政收入、弥补地方财政资金缺口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财政转移支付是否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却没有一致性的结论。本文利用1997～2008年的全国各省份的面板数据，系统的分析了财政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提供了分析和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将分以下部分来研究财政分权的背景下，经济增长状况：一、引言；二、相关的文献综述；三、数据说明和计量模型；四、计量结果分析；五、稳健性检验；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财政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的国外文献综述

Tsui（2005）通过1994～2000年的中国县级财政数据，对中国县级财政差异进行了研究和总结。同时，文章中还通过因素分解法来分析中国分税制改革后政府间的财政差异。文章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之间的财政差异没有明显的缩小。

Huang、Chen（2012）研究了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均等化的作用，运用量化分析的方法得出的结论是财政转移支付扩大了地区间的财政水平差异，没有起到地方财政均等化的效果。

（二）财政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的国内文献综述

郭庆旺、贾俊雪（2008）的研究认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并没有起到均衡地方公共服务发展的作用，究其原因在于中央政府在配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时没有充分权衡公平和效率，导致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出现了偏差。

郭庆旺等（2009）在两部门模型下分析了财政转移支付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计算出最优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规模，并说明了最优规模主要受财政分权水平的影响。

刘群（2011）通过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的结果表明西部地区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可以显著的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文章还提出应当扩大对落后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规模，以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

三、数据说明和计量模型

模型数据主要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和各省统计公报。重庆市在1997年成为直辖市，1997年以后四川的数据不再包含重庆市，分离后，四川省的数据收到较大影响，为了保持数据的一致性，本文剔除了重庆市和四川省的数据。地区由于各种原因数据缺失比较严重，也将省的数据剔除样本之外。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央政府推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致使2008年以后，中央对各省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突然加大，造成了财政转移支付数据的不平稳性。为了客观反映财政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建立计量模型时，舍去了2008年以后的数据，在时间段选择上，本文选择1997～2008年的数据，力图全面、客观地显示财政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参照现有的研究财政转移支付和经济增长的文献，本文回归检验的基本方程为如下形式：

yit=tranit+capit+labit+openit+FDit+taxit+μit

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中，i表示省份，t（t=1997，…，2008）表示年份。yit表示经济发展水平，用实际人均GDP增长率作为指标。tranit表示财政转移支付程度，是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tranit=中央对某省的财政转移支付/（某省本级财政收入+中央对某省的财政转移支付）。capit表示投资增长率，本文用全社会固定投资增长率来衡量。labit表示劳动增长率，本文用全社会从业人员的增长率来度量。openit表示各省份的对外开放程度，用各省年度进出口总额/当年本省份GDP加上各省份年度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当年本省GDP之和表示。FDit表示财政分权程度用各省的财政收入/中央的收入来表示。taxit表示各省的实际税负水平，本文用各省份的财政收入占各省份当年GDP的比重来衡量。

四、计量结果分析

由于数据为面板数据，首先进行Hausman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模型，本文确定使用固体效应（fix effect）模型进行回归。全样本回归时，加权后各变量的系数更加显著，表2列出的是加权后的回归结果。

yit=0.00543+0.08636tranit***+0.105capit***

+0.02751labit***+0.03201openit***+1.03983Fit***

-0.01799taxit

R2=0.69 DW=1.24

从的计量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中央对某省的财政转移支付/（某省本级财政收入+中央对某省的财政转移支付）比率衡量的财政转移支付的系数均为正且显著，这说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里得到的结论与许多文献的结论相同。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财政转移支付是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支持，根据委托理论，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政府，更能了解当地居民的偏好和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将一部分财政资金以转移支付的手段给予地方政府，可以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从而加快经济增长。其次，中央在向地方进行转移支付时，着重向中西部地区提供更多地资金，帮助中西部地区更快发展。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存在地域性，东部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建设情况更好，自主财政收入更多，财政转移支付作为一种财政补贴，本身就应该考虑其公平性和补贴效果，对于中西部地区更多的补贴，可以使得中西部的省份财政资金更加充裕，更好地进行经济建设。最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还与当地政府的绩效挂钩，经济建设较好的省份需要更多的资金来进行经济建设，在转移支付中也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效益，因此财政转移支付可以有效地提高地方政府进行经济建设的积极性，鼓励地方政府加快经济发展。

另外，从计量结果中还可以看出，投资cap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投资对经济增长有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与近些年，大量投资拉动增长这一实际情况相符。lab变量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说明在本文的回归模型中，劳动力增长虽然对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但是显著性不够，并没有体现出劳动力增长是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这一普遍规律，究其原因，可能是模型建立过程中的数据分析和计量方法使用不恰当，需要进一步地改进。经济开放程度open变量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了经济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情况是相符合的。分权指标FD为正且显著，表明我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系对经济增长有促进的作用。tax对经济的作用是负向的，但是并不显著，一定程度上可以表明我国各省的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更好地测度结果的稳定性，本文使用的方法是将不同的控制变量分类逐个加入，观察各个变量的系数是否有较大变动的方法。下表的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变量逐个加入的过程中，财政转移支付的各个指标始终为正且显著，系数的大小保持很好的稳定性，其他指标的系数也保持平稳和显著，没有很大的变动。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1997～2008年的中国省级数据，对财政转移支付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验证，同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经过细致的研究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1997～2008年，财政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存在这种正相关关系的原因主要是财政转移支付给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财力，可以更好地推动地方经济进行建设，同时也提高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加大地方经济建设的力度。2.投资增长仍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高速的投资增长可以有效地拉动需求，提高经济增长。3.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推动作用但是并不显著，这与模型本身的不足和数据完整度不高有关。3.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这与现实中的情况相符，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可以吸引外资，增加贸易，拉动经济增长。4.我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系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应该继续坚持，不断完善。5.税收负担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负效应，适当情况下应该减小地方的税收负担。

上述结论对今后宏观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提出几条政策上的建议：1.确定具体的财政转移支付目标。财政转移支付的目标应该是保证全国各地都能享受到最低标准的公共服务，重点用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能源、交通、通讯、环境保护等基础产业以及教育科技、医疗保健、就业培训等公益事业和社会保障事业。2.合理确定财政转移支付规模。各级政府向下级政府实施财政转移支付时，应在明确各级政府职能、责任、收益的基础上，合理确定财政转移支付规模，使得财政转移支付可以发挥最大的效用，更好的平衡地区间的发展。3.建立财政转移支付的评价、反馈监督机制。一方面，政府应该设计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评价财政转移支付的使用情况和实际效果。另一方面，政府应该设计一套反馈监督机制，对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实施反馈和有效监督，确保资金使用效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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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财政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2-0011-05

引言

地方政府财政收支是用于满足地方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以达到区域内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及经济稳定和发展，其平衡问题的探讨一直是公共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中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经历的三个阶段，即“统收统支”、“分灶吃饭”、“分税制”，地方政府收支平衡状况表现差异性。

学者们分别从收入结构和支出结构角度分析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平衡状况，已有文献对地方财政收支平衡的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地方财政收支是否平衡和原因分析、收支结构在地区间是否平衡以及各自对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徐涛（2011），张伦俊、陆建华（2001），李永友、丛树海（2005），王军平（2005），申嫦娥（2006），林颖（2009），陈志勇（2005），张明喜，（2007））。鲜有文献对地方政府收支结构对收支平衡的解释度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解释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

本文旨在研究地区间财政收支不平衡和收支结构对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通过分析不同地区财政收支分配差异对扩大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否会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为政府从地区间财政收支结构出发，平衡财政收支，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提供新的视角。

一、理论分析框架

财政平衡，即财政均等化（Fiscal Equalization）是指具有相似状况，每个人从公共产品获得的回报与所承担的税负都相等，即要求无论居民位居何处，均能享用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务（Jeff Petchey，Sophia Levtchenkova，2004）。换言之，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相匹配。

根据瓦格纳法则，财政支出的发展趋势是扩张的，即公共支出的增长表现为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表现为图1 。

20世纪60年代初Peacock and Wiseman在瓦格纳原则基础上提出替代—规模效应理论，公民所容忍的税收水平是财政支出规模的约束条件，当外部冲突暴发时，公共支出会替代私人支出，财政支出的比重会增加。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用经济发展阶段解释财政增长的原因，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是不同的。

本文从税收理论来分析税收的发展规律。税收追求兼顾公平与效率，在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下，税收还应体现中性特质，即一方面尽可能不带来外部负效应，另一方面不能干扰市场机制正常运行。基于税收原则和中性物质，税收发展规律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拉弗曲线和马斯顿的经济分析体现了不同国家税负状况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且不同地区，税负对地方政府财政平衡的影响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着差异。拉弗曲线表现了税率、税收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函数关系（如图2所示）。其中，税率为横坐标，税收收入或经济增长为纵坐标，税率从O到B的数值为0到100%。当税率在OC区间变化时，税率越高，税收越高；当税率超过C点，从税收的供给角度来讲，纳税人因税负太重而工作意愿减弱，直至B点，无人愿意工作和投资。阴影区域则为税负太重而导致的税收收入的减少。

根据财政收支理论与已有文献研究，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1）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能力能否满足财政支出需求，即财政是否平衡？（2）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结构对财政不平衡度的贡献如何？（3）如果财政收支结构差异是造成财政不平衡差异的因素，那么财政不平衡通过财政收支结构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力度如何？

二、模型建立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选择

根据相关文献与理论研究，针对本文提出的三个问题，本文拟运用以下测算方法与模型。

1.地区间财政收支平衡分析

Hunter（1974）提出的财政不平衡度计算公式为1减地方财政收入中来自中央转移支付的比重，为了能够正向地反映财政不平衡度的大小，我们将财政不平衡度的计算公式调整为以下形式：

财政不平衡度=1-（一般预算收入/一般预算支出）

运用变异系数度量地区间财政不平衡度差异。

2.财政收支结构对财政收支不平衡的贡献度和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分析

本文构建财政收支不平衡度（D）、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增长率（E）两者分别与一般公共服务（X1）、教育（X2）、科学技术（X3）、文化体育与传媒（X4）、社会保障和就业（X5）、医疗卫生（X6）、环境保护（X7）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一般预算收入（X8）之间的多元回归模型，采用混合面板数据，利用逐步回归方法筛选出回归系数显著的自变量，以求解筛选出的自变量对财政收支不平衡度的贡献度，以及对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模型公式分别如下：

D=αiXi+ε

ε表示随机误差项。Xk如果在逐步回归的过程中，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则令αk=0。

E=βiXi+ε

同上，如果在逐步回归的过程中，Xk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则令βk=0。

（二）样本选择

1.区域划分

按经济带划分地区，中国通常被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如表1所示）。三大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存在着显著差异，且地区间财政状况也表现出不同。本文按东部、中部和西部财政收支状况，分析地区间财政收支平衡问题。

2.数据来源

鉴于1994年中国财政分权改革的实施，为保证数据平稳性，本文选取从1995—201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财政收支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本文数据来源于1995—2011年《各省财政年鉴》。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地区间的财政收支平衡

根据财政收支不平衡度测算方法得到东部、中部和西部财政不平衡度的结果。从图3的计算结果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财政收支不平衡现象普遍存在，且中部和西部地区尤为明显。

具体来说，东部地区的财政不平衡度最低，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高。再从地区间财政不平衡度发展趋势来看，自1995—2011年，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财政不平衡度总体呈现上升态势，中部、西部地区财政不平衡度分别从1995年的39.25%和58.17%上升为2011年的57.67%和65.63%；东部地区的财政不平衡度从1995年以来一直低于30%，并且呈下降态势，到2011年，东部财政不平衡度仅为18.99%。

（二）财政收支结构对财政收支不平衡度的贡献分析

本文选用最近五年面板数据，运用Eviews软件，通过逐步回归法筛选自变量最优子集的方法，对东部、中部和西部财政收支结构对财政收支不平衡度的贡献进行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1.财政收入结构对财政收支不平衡度的贡献

从表2的回归结果来看，宏关税负差异对财政不平衡的贡献度为正1.1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税负差异是造成地区间财政不平衡差异的主要原因。根据2001—2011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间宏观税负与其生产总值来看也反映出税负是造成财政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如表3所示）。

2001—2011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平均宏观税负为8.44%、6.42%和7.72%，三大地区分别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例为58.59%、23.69%和17.72%。东部产值高但税负较低，西部产值低但税负较高。

2.财政支出结构对财政收支平衡的贡献度

本文财政支出结构的分析主要关注的是关键性的财政支出，即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保障和就业和医疗卫生。

具体从上页表2的回归结果来看，一般公共服务在西部地区是缩小财政不平衡的根本因素，对财政不平衡的贡献为负。东部地区教育支出为正，加剧财政不平衡差异，而西部教育支出为负，缩小财政不平衡差异。科学技术支出总体上缩小财政不平衡差异，东部科学技术支出对缩小财政不平衡差异的贡献小于西部科学技术支出对财政不平衡差异的贡献。社会保障支出对财政不平衡差异的贡献为正，对财政收支平衡的影响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医疗卫生支出对财政不平衡差异的贡献为正，虽然东部、中部和西部在医疗支出对财政不平衡各自贡献不显著，但总体是显著的，表现为该项支出是造成财政不平衡差异的原因之一。

（三）收支不平衡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

同样，基于东部、中部和西部财政收支结构视角，分析财政收支不平衡差异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力度，结果（如表4所示）。

1.财政收入结构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

从表4的回归结果来看，宏关税负差异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度为正，表明税负差异是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其中，东部税负差异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为正，说明东部税负差异是造成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西部税负差异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为负，西部税负差异对经济发展差异的缩小起到一定的作用。

2.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

从表4的回归结果来看，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为正，表明公共服务支出差异是造成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之一。地区间教育支出差异对经济发展差异解释显著为正，表明教育支出差异会对经济发展差异产生影响。科学技术支出总体上缩小经济发展差异，东部科学技术支出对缩小经济发展差异的贡献小于西部科学技术支出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贡献，这一现象体现了科学技术支出边际效用是递减的。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为正，东部最为显著。医疗卫生支出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并不显著，但东部医疗卫生支出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显著为负，医疗卫生在东部地区内是缩小地区内差异的原因之一。

结论

本文分别不同地区财政不平衡度进行测算，并分析财政收支结构对财政收支不平衡的贡献度，以及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研究结果表明：（1）地区间财政收支不平衡现象较为显著，且呈扩大趋势；（2）地区间收支结构不同对财政收支不平衡的贡献度有着显著差异；（3）财政收支结构在不同程度上解释了财政不平衡差异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

因此，基于财政支出与税收收入理论，结合各地区经济发展特点和经济发展阶段，优化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结构，有利于实现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平衡发展，同时对缩小经济发展差异起着决定性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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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财政论文篇（3）

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强调地方政府行为与衍生微观领域的重要性，其中第一代和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核心观点中就包括了财政分权下政府行为的溢出效应和动态博弈。Tiebout（1956）［1］、Musgrave（1959）［2］以及Oates（1972）［3］等人继承和发展了第一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提出适度的财政分权能够增加地方政府之间财政竞争，促进政府履职效率最大化。而在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中，Qian和Weingast（1997）［4］借鉴了同时期公司财务理论，研究财政分权下政府及政府官员的激励问题，Qian和Roland（1998）［5］则关注财政分权下政府机构改革、政府激励及对微观企业的影响。由此可以发现国外财政分权制度的研究是不断向微观领域拓展的，如果割裂忽略宏微观之间的作用机制，将无法全面、有效地把握财政分权制度的实施现状。我国现阶段财政分权是一种特殊的财政分权制度，与国外的财政联邦制不完全相同，没有先例可循。因此尤其需要扎根微观环境中，从宏观视角出发推导和实证研究财政分权制度、地方政府行为和企业层面的作用机制。本文以我国财政分权改革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宏观视角为切入点，并利用2007－2013年沪深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分析财政分权程度、地方政府财政补贴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目前有关财政分权的研究主要仅从宏观视角研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把其中作为传导媒介的地方政府行为作为一个“黑匣子”。本文力图打开地方政府行为的“黑匣子”，通过构建财政分权、财政补贴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间的作用机理，从而明晰宏观政策到微观行为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随着财政分权程度和地方政府自主支配财权的扩大，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直接经济干预、科教文卫保障性财政支出以及社会固定投资等都会出现变化。一方面随着科教文卫等保障性财政支出增加，投资环境将趋向于正常化，投资机会得到提高，企业的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将因此缓解；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由于GDP晋升导向将促使继续加大对企业的补助，促使其超额执行投资计划，导致部分不必要的投资行为。

二、文献评述与假设提出

财政分权的思想和实践在世界各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理查德•马斯格雷夫（RichardA－belMusgrave）最早明确提出的财政分权思想中认为地方政府在获得充足的财权后，能够根据当地居民的偏好和现状，有效配置资源来提高经济发展效率和改进社会福利水平，而这种能力是中央政府所不具备的。后续的理论和制度不断发展奠定了财政分权思想在现代财政制度中的地位，但是由于现实环境的差异，各国在具体财政分权制度设计和实施中出现了不同的作用机制和结果。我国目前的财政分权是一种特殊的财政分权，与国外的财政联邦制不完全相同。首先，我国的财政分权是与政治集权伴生的分权，这种政治集权表现在地方政府官员基于上级政府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而不是基于民意调查的自下而上的标尺竞争（张晏等，2005）［6］，地方政府官员处在一种政治“晋升锦标赛”中（周黎安，2004）［7］，经济绩效是地方政府官员重要的晋升指标，因此地方政府会更多选择财政补贴等行为以增进经济绩效。其次，我国的财政分权表现为财政收入端的集权和财政支出端的分权，而且我国地方政府没有税收立法权。1994年分税制改革开始，我国财权不断上移，单从财政收入端分析，我国处于一种财政集权的过程，但是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财政分权改革，又使得我国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有一定的自主支配权，再加上税收立法权的缺失，使得我国地方政府会更多地选择财政补贴这种财政支出方式来干预地区经济。我国独特的分权形式，使得地方政府会在“无形之手”、“援助之手”和“攫取之手”的不同行为中倾向于选择“援助之手”，即通过财政补贴降低被补贴企业的资本成本而影响企业的融资行为和促进其投资行为等。导致政府补助作为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一种重要工具，并对资本市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我国学术界对政府补助的研究起步较晚，且大多研究视角和切入点都以企业性质（国有、民营）来研究企业在获得政府补助方面的能力，忽略了作为补助施予者政府的角色。而且我国政府在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势必会加大对当地企业的经济干预，而财政补贴作为地方政府干预地方企业的重要手段，财政补贴数额势必随着财政分权程度加深而增加，并且进一步促使被补贴企业作出超过正常范围的计划拿牌。因此根据以上论述提出如下假设。假设1财政分权程度与政府补贴呈正相关关系。假设2政府补助与企业过度投资呈正相关关系。传统的公共经济学理论表示，财政分权会引发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从而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强的激励以满足当地居民需求，这样就要求地方政府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方式，增加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地方公共服务的提供（Tiebout，1956）［1］。另外Faguet（2004）［8］证明了财政分权确实改变了玻利维亚地方和国家的投资模式，地方的偏好和需求是主要的决定因素，而且研究同时发现教育、水环境卫生、水资源管理、农业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分权化改革后随着地区需要而增加，经济性支出则相应减少。因此随着财政分配的扩大，地方发展建设中的财权和事权得到进一步匹配，地方政府将拥有更多的可支配资源。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整体社会福利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都将得到提高。而且由于社会保障支出、科教文卫支出等保障性财政支出产生的外部性将会惠及更多的地区，企业的经营投资环境将受到影响，由此溢出的正常投资机会更多，减少了剩余资金超额投资的可能性。所以地方政府在财政分权、财政自主支配能力增强的条件下，通过提高社会福利等途径调整社会经济发展结构，改善微观层面企业主体的投机环境和投资行为（姜国华和饶品贵，2011）［9］。尤其是在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分权度较高的地区，地方政府可支配的财力拮据有限，研究财政分权改革和微观企业投资行为将有助于了解财政分权宏观政策的传导机制。根据以上论述提出以下假设。假设3财政分权程度与企业过度投资呈负相关关系。

三、数据来源和指标选取

（一）样本选取本文的宏观数据包括财政分权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等多个宏观指标，每个宏观指标包括31个组别7年共计217个观测值，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微观数据方面，使用2007－2013年沪深上市企业面板数据，之所以选择2007年之后的数据，一方面是考虑到新会计准则2007年开始实施，新旧会计准则的区别可能影响财务指标的年度可比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中地方政府对地方上市公司的财政补贴数据统计始于2007年，本文在数据处理前作了如下删选：剔除了微观数据中金融类上市企业；删除了最终控制人不明确及相关财务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年度样本，最终得到14365个样本观测值，其中微观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1．财政分权变量财政分权度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用何种指标衡量财政分权对于财政分权研究至关重要。但是国内外现有文献中尚没有一个统一的财政分权的衡量指标，梳理主要的财政分权度量指标，可发现：Ma（1997）用平均分成率来度量财政分权程度，即以省级政府在预算收入中保留的平均份额来表示，但是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是以确定边际分成率来推动，而不是以确定平均分成率，因此这种方法存在一定的不完善之处；Zhang和Zou（1998）［10］采用省级政府的预算财政支出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比率，但是这种方法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水平与辖区人口数量的密切关系；林毅夫和刘志强（2000）［11］采用省级政府在本省预算收入中的边际分成率来衡量财政分权，即根据省级政府提留了多少财政收入增加额来衡量其财政分权水平，这种方法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是用财政收入来衡量财政分权度，没有充分考虑中央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本文选择乔宝云（2002）［12］、周业安（2008）［13］、王文剑（2007）［14］等用人均省级政府财政支出与总财政支出的比值来衡量财政分权度的方法（Expenditure－person），这种方法一方面考虑了人口因素，避免了Zhang和Zou（1998）方法中的不足，另一方面用财政支出而不是财政收入衡量财政分权，考虑了中央转移支付的影响，避免了林毅夫和刘志强（2000）方法中的不足。还采用各省财政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Expenditure－total）、各省人均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比重（Revenue－person）、各省份财政收入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Revenue－total）。2．过度投资变量过度投资（Excess）衡量了企业实际和正常投资水平的偏离差异，其中大于0时企业存在过度投资，小于0则表现为投资不足。本文采用Richardson（2006）的过度投资模型构造方式来衡量适度投资模型，在设定中引入衡量投资机会的控制变量，并控制了现金流、负债率和企业规模等其他变量，同时控制了行业和时间效应。模型1如下所示其中Qt指投资机会，本文用上年末托宾Q来衡量企业的投资机会。Leveraget－1表示上年年末的资产负债率；Casht－1表示上年年末现金和现金等价物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Size为企业规模；Investt－1为投资行为的一期滞后项。Year和Industry分别表示年度和行业虚拟变量。最终将模型（1）回归结果中的残差作为度量过度投资（Excess）的指标。3．其他变量借鉴已有研究文献，本文控制了以下宏观解释变量：Capital衡量投资增长率，由各省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来表示；Tax衡量税收负担，用各省份预算内财政收入占该省的GDP水平来表示，反映了社会资源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配置状况；Export和FDI来衡量对外开放水平，他们分别用各省份按照年终汇率折算成人民币表示的进出口总额占该省GDP的比重和各省份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占该省GDP的比重来表示；Urbanization度量城镇化水平，即各省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另外，本文还控制了以下微观解释变量：Control代表大股东集中度，使用年末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Cr2－10代表第二到十位股东集中度，使用年末第二到十位的股东持股比例表示；SOE表示大股东性质，认为企业性质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会影响获得政府补贴的数额，由此设计了虚拟变量SOE以区分企业性质，当大股东性质为国有企业时取1，反之取0；并且预计国有企业能更容易获得政府补贴；leverage代表资产负债率，使用企业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表示；ROA代表总资产收益率，使用企业总收益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表示；Size代表企业资产，使用企业总资产的对数值表示。4．模型设定基于文献评述中对财政分权、政府补贴和企业过度投资之间作用机制的分析，本文建立如下模型2检验假设1的推导其中，Subsidy是被解释变量，表示政府补贴金额；Finance则表示财政分权程度，采用了4种方式来衡量，人均省级政府财政支出与总财政支出的比值（Expenditure－person）、各省财政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Expenditure－total）、各省人均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比重（Revenue－person）、各省份财政收入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Revenue－total）。控制变量包括了各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税收负担、进出口总额、外商投资额、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负债率、总资产收益率、规模以及行业和时间效应。同时为了检验假设2政府补助与过度投资间的关系。

四、经验分析

1．描述性统计表1给出了主要宏观和微观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Panel．A中可以发现，核心解释变量财政分权程度Expenditure－person的最小值为0．017，最大值0．094，标准差0．017，表明财政分权程度存在较大的省级差异。从表2中，财政补贴变量Subsidy的均值为2．572，标准差为1．752，最小值最大值分别为－6．215和9．891。2．财政分权与政府补助多元回归表2报告了模型的回归结果。从回归（1）和（3）中可见，用Expenditure－person（各省人均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和Revenue－person（各省人均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比重）来衡量财政分权程度，回归系数6．186（4．087）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该结果表明，各省人均财政支出（收入）占总财政人均支出（收入）的比重衡量的财政分权对政府财政补贴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人均财政支出（收入）占总财政支出（收入）的比重增加1％，该省的政府给企业的财政补贴平均增加618．6（408．7）万。这一结果证实了财政分权对政府补助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且支持理论推导，表明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的补助金额越多。但是在回归（2）和（4）中使用各省总额数据时发现了截然不同的结果，Expenditure－total（各省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和Reve－nue－total（各省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比重）来衡量财政分权程度时，回归系数－1．407（－4．090）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由此可知选择总量数据计算分权还是选择人均数据计算分权，对于衡量财政分权与财政补贴关系具有重要影响。另外，得出的总量指标衡量的财政分权与财政补贴的反向关系，与邹恒甫等人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一致。Zhang和Zou（1998）采用省级政府的预算财政支出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比率衡量财政分权制，得出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的。本文的实证结果与Zhang和Zou（1998）的研究结论对比可以发现，Zhang和Zou（1998）得出目前中国财政分权水平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结论可能是因为其选择了总量指标而不是人均指标。这个结论充分证明人口因素对衡量财政分权程度意义重大。其次，如果考虑人口因素，按照人均数据计算，无论是从财政收入还是从财政支出的角度，财政分权对财政补贴都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3．政府补助与企业过度投资表3列示了政府补助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回归结果。回归（1）和（2）中核心变量政府补助（Subsidy）系数0．001（0．001）通过了1％（10％）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政府补助对于上市公司过度投资有促进作用，这与张中华等（2014）发现的政府补贴加剧了企业的过度投资结论一致，假设2得到验证。在控制变量中，国有背景（SOE）的系数－0．002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检验，可能的解释是民营企业在现阶段政策环境中更有可能超前投资。4．财政分权与企业过度投资表4描述了财政分权与企业过度投资间的回归结果。回归（1）中财政分权指标Expendi－ture－person（各省人均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系数－0．071，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同时在回归（2）－（4）里，其他财政分权指标Reve－nue－person（各省人均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比重）、Expenditure－total（各省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和Revenue－total（各省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比重）的系数分别－0．008、－0．051和－0．038，且通过了10％、1％和1％显著性水平检验。回归结果表明财政分权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企业过度投资的问题。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增加，地方政府自主支配财权事权得到进一步匹配，在发展当地经济、社会建设领域能够投入更多的资金，促进企业投资环境环境的改善。

发表财政论文篇（4）

在我国，研究公共财政问题是近年来的事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在我国是否适用，也成为广大财政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共同关心的问题。笔者拟就公共财政的一些理论问题谈些自己粗浅的认识。

一、对公共财政概念的重新认识

讨论公共财政问题，首先必须弄清公共财政的概念。笔者认为：

（一）公共财政是与私人财务对应的概念，是对政府财政的客观要求

公共财政是与私人财务（财政）对应的概念，它是代表社会公共利益，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收支活动。这里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是指广大民众的利益和需要。公共财政行为目的的社会公共性，是公共财政与私人财务的区别所在。从行为特征上看，公共财政是一种收入和支出活动，这构成公共财政与其他公共行为的本质区别。

显然，我们这里对公共财政概念的定义与传统说法有一定差异。按照传统观点，公共财政就是公共经济，就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由于政府的职能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因此，公共财政几乎成了政府的同义词，这显然是不准确的。在这里，我们将公共财政表述为一种代表社会公共利益，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收支活动，是强调公共财政作为一种收支活动的行为寓意，也是突出公共财政作为政府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的一种工具和手段与政府本身在概念上的区别。

公共财政存在的基本前提是社会公共利益和这种利益的载体棗公共需要的存在，这是公共财政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公共财政作为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需要的实现手段存在的必要性。公共财政作为一种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其实施主体是一定时期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在国家和政府存在的条件下，主体的责任自然应该由国家和政府来承担。因此，国家财政必然是公共财政。

国家财政的社会公共性首先是由国家和政府的社会职责和功能决定的。国家及代表国家的政府是社会管理者，当然也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体现公共利益并使之得到实现，是国家和政府的一项最为重要的职责，因此，国家财政必须是公共财政。不体现和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政府财政是不正常的和有缺陷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公共财政是对政府财政的一种客观要求。

（二）公共性是政府财政的一般性质

按照传统观点，公共财政是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它的产生和存在是市场机制天然存在的缺陷使然，也就是说，由于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有一些自身无法弥补的缺陷，因而需要政府出面通过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来对市场缺陷加以弥补。显然，这里是将市场经济当作公共财政存在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表现形式。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公共财政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特殊性质，而是政府财政的一般性质，因为体现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是政府财政的共同出发点和归属，不论任何社会形态的政府财政都是如此，在这里所不同的只是由生产力水平差异决定的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层次，以及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范围。

这里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即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政府财政涉足了大量私人财务的事务，它是否具有公共财政的性质，如有例外，如何解释公共性作为政府财政一般性质的论点。笔者认为，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政府财政仍然是公共财政。在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私人的个别需要被控制到了最狭小的范围内，相当部分个别需要被异化为公共需要，或者被采取了公共实现的形式，正是这种私人需要的个别性与其实现形式公共性的不协调，才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在提供私人产品，满足个别需要方面的低效率，这种低效率正好从另一角度说明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公共属性。我们不能因为某种机制在操作上的不正常而否认机制本身的存在，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能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代行了许多私人财务的职能而否认政府财政的公共财政性质。

（三）公共财政的意义在于对政府财政职能作了合理定位

之所以要强调政府财政的公共财政性质，是因为公共财政对政府财政作了合理定位，它明确了政府财政的职责范围和主要功能，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则将政府与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及其分工作了合理的划分。公共财政强调纳入政府财政范围的应该是具有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事务，对那些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政府只能为其正常实现提供外部条件，而不必直接参与其实现过程。因为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有其自身的实现机制，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使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的实现具备了充足的微观动力，因而政府不必直接介入其实现过程；同时，个别需要所体现出的千差万别的个体偏好，使政府不能直接参与其实现过程；此外，个别需要的实现完全可以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在个人之间进行，这种等价交换的过程一方面满足了购买者对商品物质形态的个别需要，另一方面则满足了售卖者对商品价值实现的追求。与此不同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社会公共需要的满足很难按照等价交换原则来实现，其实现的责任只能主要由政府承担。可见，社会成员的个别需要的满足和实现不必也不能由政府财政来实现，而社会公共需要则应该主要通过政府渠道得到满足，政府财政实质上是为满足公共需要而存在的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界定了政府配置资源的范围，即政府财政直接配置资源的范围应该在公共需要的领域内，其意义在于对政府财政职能作了合理定位，它强调政府财政的社会公共性，并在概念上将政府财政与私人财务区别开来。

二、公共财政论与国家分配论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公共财政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公共财政论与在我国有广泛影响的国家分配论之间的分歧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有些坚持国家分配论的人认为，公共财政否定了财政分配的国家主体性，是对政府财政职能范围的缩小和肢解。坚持公共财政论的人则将国家分配论当作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种落后的、过时的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是公共财政，国家分配论已经不再适应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对以上两种观点，笔者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任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它特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背景，社会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更要受特定时期、特定社会条件的制约，因此，我们很难说什么理论是先进的，什么是落后的，只要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一定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就值得去学习和研究，况且，国家分配论曾经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有着最为广泛的影响，它对指导我国特定时期的财政实践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尽管它的一些用于指导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实践的管理原则和理论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但它的核心内涵棗摬普墓抑魈逍詳却仍然反映了财政活动的一般特性，因而并没有过时。这里必须澄清对国家分配论的两种误解：一是将传统理论当作国家分配论的全部；二是将国家分配论误解为由国家统揽一切分配的理论。其实，在传统体制时期产生的国家分配论的理论观点只是其在特定时期，根据特定的实践背景提出的理论，而不是国家分配论的全部，它也可以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国家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继续研究和提出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分配理论；国家分配论也不是由国家统揽一切分配的理论，它只是强调财政分配中的国家主体性和主导性，在这种主体性和主导性的基础上，国家分配的范围是由一定时期国家职能范围决定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国家分配论也没有过时。

在我们看来，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两者的主要观点并没有本质的分歧，不同的只是其强调的侧重点，比如国家分配论强调财政行为主体，公共财政论强调财政行为的目的和范围；国家分配论突出财政产生与国家产生的本质联系，公共财政则突出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与私人财务在活动范围和原则上的区别。在这种外在形式差异的背后，两者的基本立足点却是相近甚至是相同的。表现为，摬普之所以成为公共财政是因为它是一种代表公共利益、实现公共需要的财政活动，在国家存在的条件下，这种财政活动的主体当然只能是国家和政府，因为国家和政府是公共利益的当然代表，公共财政实质上是对政府财政职能的定位，是从另外的角度对国家财政的定义。可见，公共财政论也是以国家主体为基本立足点的，这一立足点构成公共财政论和国家分配论最本质、最关键的共同点。在这一共同的基本点上，公共财政并不会缩小国家财政的范围，也没有肢解政府财政的职能，因为政府财政职能范围的变化是围绕国家职能范围的变化而变化的，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一定时期的经济体制及由之决定的国家职能的大小，而不是公共财政本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承担的私人需要的实现归位于市场，使社会公共需要和个别需要都有其稳定的、更有效率的实现机制，并建立以弥补市场缺陷，为市场机制正常运作提供外部条件的公共财政运行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对政府职能转化的要求，也是对政府财政职能所作的合理定位，这并没有否定财政的国家主体性，也没有肢解政府财政，而是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范围及由之决定的公共需要的范围调整了传统体制下政府财政职能越位和缺位的状况，将政府财政的职责和功能规范在公共服务领域，使其更加合理和完整。

三、我国建立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尊重不同社会条件下公共财政的特性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我国财政应该是一种公共财政的结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更应该重视政府财政的这种公共特性。对这种公共特性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取得了很多科学反映公共财政运行一般规律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因而也是我们在研究公共财政理论时应该尽量去学习和借鉴的。但是，笔者不赞同目前学术界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即过分强调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公共财政理论的共性而忽视其特殊性的倾向。我们认为，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基础不同，公共财政理论所参照的实践基础也不相同，因而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公共财政理论也会有一些差异。我国是一个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较低，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尚不完善，市场机制也正在发育过程中，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互补关系和相应的机制也远未理顺和形成，由此决定了我国的公共财政理论研究应该体现自己的特点。那种过分强调公共财政理论的共性，忽视和否定其不同的实践基础，在理论研究上局限于对西方财政经济理论的简单传播，甚至在表达方式上也模仿西方公共财政学是不可取的，也是十分有害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科学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同时，本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精神，以我国的基本国情为实践基础，探讨和创立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理论，并以此为我国的公共财政实践提供指导，这才是目前我国财政理论工作者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

（二）重视对转轨时期公共财政制度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财政理论界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实践起点选择上的误区，即往往将目标体制作为理论研究的实践起点，按照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一般原理，设计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管理模式，并试图照搬这种模式去解决特殊体制时期的特殊问题，其结果当然收不到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对目标体制下公共财政管理模式的理论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它远不是当前公共财政理论研究任务的全部。目前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这种转轨的实践是中国所特有的，转轨过程中的社会经济矛盾及其表现形式既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也不同于目标体制时期，具有很多特殊规律。因此，在旧的运行系统及其管理规则正逐渐失效，新的体系及其规则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特殊历史时期，政府财政应该实行怎样的管理模式，面对经济运行机制的某些特殊矛盾，政府财政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政府如何应用财政手段来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在建立目标体制的过程中政府财政如何发挥积极作用等等，这些实践问题是西方现成的公共财政理论所无法解决的，需要我们在理论上进行开创性的探索和研究，并形成有针对性的、系统的理论，为解决实践问题提供正确的指导。这就要求我们正确选择财政理论研究的实践起点，重视对转轨时期社会经济规律和公共财政规律的研究，使政府财政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三）重视对我国公共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

我国传统财政学研究重点更多地局限在对财政的产生和发展、财政的本质、职能和体系等基础理论问题上，过去形成的一些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流派也主要侧重于在以上基础理论问题上独树一帜，并没有形成与其基本理论相配套的应用理论体系，使财政学这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总带有一些抽象、空洞的色彩，削弱了其为解决实际问题所应有的作用。近年来这种现象有所改观，但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目前我们在财政应用理论研究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一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仍然是零星分散，不成体系；二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在时间上往往滞后于实践，缺乏必要的超前性，仅仅成为国家政策出台后一种撚皵性诠释；三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对现行制度和体制的剖析，弱化了理论的创造性和客观性；四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往往脱离中国的客观实际，在理论体系和政策措施上侧重于套用西方模式，使财政应用理论的成果缺乏针对性。以上财政应用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直接影响了我国财政理论的正常发展，也成为我国财政改革往往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的重要原因。因此，在今后对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中必须加强对社会经济实践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应用理论的研究，使我国财政理论体系更加完善，也使我国财政理论研究能真正发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应有作用。

（四）实现我国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由于我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化，因此，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管理理论和经验成为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我们在对西方财政经济理论的学习和借鉴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盲目和盲从的非理性现象，将正常的学习和借鉴引入歧途。这里有两种倾向尤其应该摈弃：一是重传播，轻研究，在自己的理论著述中往往肆无忌惮地抄袭西方理论，这不但对理论研究没有意义，而且败坏了理论研究的风气；二是重形式，轻内容，仅仅将西方财政经济理论作为一种时尚，作为一种标榜自己学识的工具，不论是否有针对性，是否适用，盲目套用西方经济学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使一些理论著述文字晦涩难懂，甚至文理不通，让人不知所云。要使公共财政理论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必须强调其本土化问题，这是由公共财政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理论的特点决定的。我们要广泛学习和吸收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公共财政理论，但对这些理论的学习不是盲目的照搬照套，也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简单传播，更不是将西方理论当作一种装饰外表的花环。在这里，学习的目的是消化、吸收并为我所用；是与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公共财政理论。我们强调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并不是对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公共财政理论的简单排斥，而是强调以我国的具体情况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以解决我国的财政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为研究的目的，形成能体现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规律的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和观点。

公共财政理论本土化首先是其实践基础的本土化，这一点在前面已多次强调，也就是说我们进行公共财政理论研究的实践基础不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经济实践，而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实现过程。我们的研究必须考虑中国现实的生产力水平及其对公共财政的承受能力；考虑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趋势可能对公共财政制度带来的影响；考虑中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及由之决定的公共需求范围与西方国家的差异；考虑我国的政体及其决定的政府机构规模和结构；考虑中国特有的复杂的政企关系及其对公共财政体制形成和完善的影响等等。毫无疑问，实践基础的本土化，是公共财政理论本土化最重要的含义，是我们在公共财政理论研究中最应该重视的问题。

发表财政论文篇（5）

一、对公共财政概念的重新认识

讨论公共财政问题，首先必须弄清公共财政的概念。笔者认为：

（一）公共财政是与私人财务对应的概念，是对政府财政的客观要求

公共财政是与私人财务（财政）对应的概念，它是代表社会公共利益，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收支活动。这里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是指广大民众的利益和需要。公共财政行为目的的社会公共性，是公共财政与私人财务的区别所在。从行为特征上看，公共财政是一种收入和支出活动，这构成公共财政与其他公共行为的本质区别。

显然，我们这里对公共财政概念的定义与传统说法有一定差异。按照传统观点，公共财政就是公共经济，就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由于政府的职能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因此，公共财政几乎成了政府的同义词，这显然是不准确的。在这里，我们将公共财政表述为一种代表社会公共利益，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收支活动，是强调公共财政作为一种收支活动的行为寓意，也是突出公共财政作为政府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的一种工具和手段与政府本身在概念上的区别。

公共财政存在的基本前提是社会公共利益和这种利益的载体棗公共需要的存在，这是公共财政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公共财政作为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需要的实现手段存在的必要性。公共财政作为一种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其实施主体是一定时期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在国家和政府存在的条件下，主体的责任自然应该由国家和政府来承担。因此，国家财政必然是公共财政。

国家财政的社会公共性首先是由国家和政府的社会职责和功能决定的。国家及代表国家的政府是社会管理者，当然也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体现公共利益并使之得到实现，是国家和政府的一项最为重要的职责，因此，国家财政必须是公共财政。不体现和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政府财政是不正常的和有缺陷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公共财政是对政府财政的一种客观要求。

（二）公共性是政府财政的一般性质

按照传统观点，公共财政是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它的产生和存在是市场机制天然存在的缺陷使然，也就是说，由于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有一些自身无法弥补的缺陷，因而需要政府出面通过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来对市场缺陷加以弥补。显然，这里是将市场经济当作公共财政存在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表现形式。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公共财政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特殊性质，而是政府财政的一般性质，因为体现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是政府财政的共同出发点和归属，不论任何社会形态的政府财政都是如此，在这里所不同的只是由生产力水平差异决定的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层次，以及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范围。

这里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即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政府财政涉足了大量私人财务的事务，它是否具有公共财政的性质，如有例外，如何解释公共性作为政府财政一般性质的论点。笔者认为，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政府财政仍然是公共财政。在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私人的个别需要被控制到了最狭小的范围内，相当部分个别需要被异化为公共需要，或者被采取了公共实现的形式，正是这种私人需要的个别性与其实现形式公共性的不协调，才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在提供私人产品，满足个别需要方面的低效率，这种低效率正好从另一角度说明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公共属性。我们不能因为某种机制在操作上的不正常而否认机制本身的存在，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能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代行了许多私人财务的职能而否认政府财政的公共财政性质。

（三）公共财政的意义在于对政府财政职能作了合理定位

之所以要强调政府财政的公共财政性质，是因为公共财政对政府财政作了合理定位，它明确了政府财政的职责范围和主要功能，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则将政府与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及其分工作了合理的划分。公共财政强调纳入政府财政范围的应该是具有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事务，对那些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政府只能为其正常实现提供外部条件，而不必直接参与其实现过程。因为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有其自身的实现机制，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使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的实现具备了充足的微观动力，因而政府不必直接介入其实现过程；同时，个别需要所体现出的千差万别的个体偏好，使政府不能直接参与其实现过程；此外，个别需要的实现完全可以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在个人之间进行，这种等价交换的过程一方面满足了购买者对商品物质形态的个别需要，另一方面则满足了售卖者对商品价值实现的追求。与此不同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社会公共需要的满足很难按照等价交换原则来实现，其实现的责任只能主要由政府承担。可见，社会成员的个别需要的满足和实现不必也不能由政府财政来实现，而社会公共需要则应该主要通过政府渠道得到满足，政府财政实质上是为满足公共需要而存在的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界定了政府配置资源的范围，即政府财政直接配置资源的范围应该在公共需要的领域内，其意义在于对政府财政职能作了合理定位，它强调政府财政的社会公共性，并在概念上将政府财政与私人财务区别开来。

二、公共财政论与国家分配论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公共财政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公共财政论与在我国有广泛影响的国家分配论之间的分歧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有些坚持国家分配论的人认为，公共财政否定了财政分配的国家主体性，是对政府财政职能范围的缩小和肢解。坚持公共财政论的人则将国家分配论当作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种落后的、过时的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是公共财政，国家分配论已经不再适应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对以上两种观点，笔者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任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它特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背景，社会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更要受特定时期、特定社会条件的制约，因此，我们很难说什么理论是先进的，什么是落后的，只要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一定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就值得去学习和研究，况且，国家分配论曾经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有着最为广泛的影响，它对指导我国特定时期的财政实践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尽管它的一些用于指导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实践的管理原则和理论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但它的核心内涵棗摬普墓抑魈逍詳却仍然反映了财政活动的一般特性，因而并没有过时。这里必须澄清对国家分配论的两种误解：一是将传统理论当作国家分配论的全部；二是将国家分配论误解为由国家统揽一切分配的理论。其实，在传统体制时期产生的国家分配论的理论观点只是其在特定时期，根据特定的实践背景提出的理论，而不是国家分配论的全部，它也可以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国家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继续研究和提出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分配理论；国家分配论也不是由国家统揽一切分配的理论，它只是强调财政分配中的国家主体性和主导性，在这种主体性和主导性的基础上，国家分配的范围是由一定时期国家职能范围决定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国家分配论也没有过时。

在我们看来，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两者的主要观点并没有本质的分歧，不同的只是其强调的侧重点，比如国家分配论强调财政行为主体，公共财政论强调财政行为的目的和范围；国家分配论突出财政产生与国家产生的本质联系，公共财政则突出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与私人财务在活动范围和原则上的区别。在这种外在形式差异的背后，两者的基本立足点却是相近甚至是相同的。表现为，摬普之所以成为公共财政是因为它是一种代表公共利益、实现公共需要的财政活动，在国家存在的条件下，这种财政活动的主体当然只能是国家和政府，因为国家和政府是公共利益的当然代表，公共财政实质上是对政府财政职能的定位，是从另外的角度对国家财政的定义。可见，公共财政论也是以国家主体为基本立足点的，这一立足点构成公共财政论和国家分配论最本质、最关键的共同点。在这一共同的基本点上，公共财政并不会缩小国家财政的范围，也没有肢解政府财政的职能，因为政府财政职能范围的变化是围绕国家职能范围的变化而变化的，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一定时期的经济体制及由之决定的国家职能的大小，而不是公共财政本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承担的私人需要的实现归位于市场，使社会公共需要和个别需要都有其稳定的、更有效率的实现机制，并建立以弥补市场缺陷，为市场机制正常运作提供外部条件的公共财政运行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对政府职能转化的要求，也是对政府财政职能所作的合理定位，这并没有否定财政的国家主体性，也没有肢解政府财政，而是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范围及由之决定的公共需要的范围调整了传统体制下政府财政职能越位和缺位的状况，将政府财政的职责和功能规范在公共服务领域，使其更加合理和完整。

三、我国建立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尊重不同社会条件下公共财政的特性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我国财政应该是一种公共财政的结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更应该重视政府财政的这种公共特性。对这种公共特性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取得了很多科学反映公共财政运行一般规律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因而也是我们在研究公共财政理论时应该尽量去学习和借鉴的。但是，笔者不赞同目前学术界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即过分强调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公共财政理论的共性而忽视其特殊性的倾向。我们认为，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基础不同，公共财政理论所参照的实践基础也不相同，因而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公共财政理论也会有一些差异。我国是一个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较低，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尚不完善，市场机制也正在发育过程中，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互补关系和相应的机制也远未理顺和形成，由此决定了我国的公共财政理论研究应该体现自己的特点。那种过分强调公共财政理论的共性，忽视和否定其不同的实践基础，在理论研究上局限于对西方财政经济理论的简单传播，甚至在表达方式上也模仿西方公共财政学是不可取的，也是十分有害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科学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同时，本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精神，以我国的基本国情为实践基础，探讨和创立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理论，并以此为我国的公共财政实践提供指导，这才是目前我国财政理论工作者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

（二）重视对转轨时期公共财政制度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财政理论界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实践起点选择上的误区，即往往将目标体制作为理论研究的实践起点，按照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一般原理，设计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管理模式，并试图照搬这种模式去解决特殊体制时期的特殊问题，其结果当然收不到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对目标体制下公共财政管理模式的理论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它远不是当前公共财政理论研究任务的全部。目前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这种转轨的实践是中国所特有的，转轨过程中的社会经济矛盾及其表现形式既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也不同于目标体制时期，具有很多特殊规律。因此，在旧的运行系统及其管理规则正逐渐失效，新的体系及其规则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特殊历史时期，政府财政应该实行怎样的管理模式，面对经济运行机制的某些特殊矛盾，政府财政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政府如何应用财政手段来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在建立目标体制的过程中政府财政如何发挥积极作用等等，这些实践问题是西方现成的公共财政理论所无法解决的，需要我们在理论上进行开创性的探索和研究，并形成有针对性的、系统的理论，为解决实践问题提供正确的指导。这就要求我们正确选择财政理论研究的实践起点，重视对转轨时期社会经济规律和公共财政规律的研究，使政府财政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三）重视对我国公共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

我国传统财政学研究重点更多地局限在对财政的产生和发展、财政的本质、职能和体系等基础理论问题上，过去形成的一些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流派也主要侧重于在以上基础理论问题上独树一帜，并没有形成与其基本理论相配套的应用理论体系，使财政学这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总带有一些抽象、空洞的色彩，削弱了其为解决实际问题所应有的作用。近年来这种现象有所改观，但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目前我们在财政应用理论研究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一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仍然是零星分散，不成体系；二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在时间上往往滞后于实践，缺乏必要的超前性，仅仅成为国家政策出台后一种撚皵性诠释；三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对现行制度和体制的剖析，弱化了理论的创造性和客观性；四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往往脱离中国的客观实际，在理论体系和政策措施上侧重于套用西方模式，使财政应用理论的成果缺乏针对性。以上财政应用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直接影响了我国财政理论的正常发展，也成为我国财政改革往往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的重要原因。因此，在今后对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中必须加强对社会经济实践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应用理论的研究，使我国财政理论体系更加完善，也使我国财政理论研究能真正发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应有作用。

（四）实现我国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由于我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化，因此，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管理理论和经验成为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我们在对西方财政经济理论的学习和借鉴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盲目和盲从的非理性现象，将正常的学习和借鉴引入歧途。这里有两种倾向尤其应该摈弃：一是重传播，轻研究，在自己的理论著述中往往肆无忌惮地抄袭西方理论，这不但对理论研究没有意义，而且败坏了理论研究的风气；二是重形式，轻内容，仅仅将西方财政经济理论作为一种时尚，作为一种标榜自己学识的工具，不论是否有针对性，是否适用，盲目套用西方经济学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使一些理论著述文字晦涩难懂，甚至文理不通，让人不知所云。要使公共财政理论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必须强调其本土化问题，这是由公共财政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理论的特点决定的。我们要广泛学习和吸收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公共财政理论，但对这些理论的学习不是盲目的照搬照套，也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简单传播，更不是将西方理论当作一种装饰外表的花环。在这里，学习的目的是消化、吸收并为我所用；是与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公共财政理论。我们强调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并不是对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公共财政理论的简单排斥，而是强调以我国的具体情况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以解决我国的财政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为研究的目的，形成能体现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规律的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和观点。

公共财政理论本土化首先是其实践基础的本土化，这一点在前面已多次强调，也就是说我们进行公共财政理论研究的实践基础不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经济实践，而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实现过程。我们的研究必须考虑中国现实的生产力水平及其对公共财政的承受能力；考虑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趋势可能对公共财政制度带来的影响；考虑中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及由之决定的公共需求范围与西方国家的差异；考虑我国的政体及其决定的政府机构规模和结构；考虑中国特有的复杂的政企关系及其对公共财政体制形成和完善的影响等等。毫无疑问，实践基础的本土化，是公共财政理论本土化最重要的含义，是我们在公共财政理论研究中最应该重视的问题。

发表财政论文篇（6）

高晖：我觉得，这个活动属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具体化。对于财政部门来说，很有必要。其实，前些年来，整个国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阐述不是很清楚、逻辑上不是很顺畅；财政系统虽然经常提及财政精神，而对财政精神的内容没有追问和界定，以致表述得不统一、不规范，也不精准。财政精神应该是我们财政系统的核心价值理念，借这个活动我们可以厘清财政精神的内涵和外延，既涉及到“薪火相传”，也涉及到“出师有名”，同时也是给财政文化内核和自身的精神动力定位。

此外，就是这个活动的本身也很有益处，财政干部坐下来，用一个季度的业余时间，想一想财政精神问题，其本身就是一次大规模的文化活动。无论作为财政系统干部还是作为一名业余作者，我都期待着“财政精神”表述语的最后揭晓。

《新理财》：那么，当前提炼“财政精神”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呢？

高晖：一个国家、一条战线、一个组织，乃至一个人，无论存在、发展、兴盛，都离不开自身的精神建构，都离不开精神的支撑，说到底还是一个文化软实力在起物质的能动作用问题。财政精神是一种延续，始终存在于我们这个系统，其实它也是一种我们的根脉所在，是推进财政工作、振奋财政人不可缺少的东西。这次活动旨在梳理、界定、规范。我们从目前已有的财政史料里，可以看到一代代财政人的理想信念、工作作风、时代特征，不过上述传统和作风以零散的、非系统化的方式存在着，还没有经过系统的总结、提炼，更没有上升到核心价值理念的高度。这次活动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我参加财政工作已经有25个年头，在乡、县、市、省四级财政部门都工作过，我觉得，当前财政工作所面临的任务、困难、矛盾、机遇、风险和挑战都是前所未有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围绕“财政精神”搞一些讨论、培育、提炼、推介、践行活动，其意义较为重大，可以将财政文化建设提高到增强财政发展与改革的自觉性的层面，对财政系统上下形成新的思想共识、凝聚新的力量，促进财政工作登上新台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概括起来就是提振士气、提升形象、助推工作。

《新理财》：那么，你认为应该怎样界定 “财政精神”的内涵和外延呢？

高晖：其实，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觉得应该包括“理念上的一横一纵、内容上一表一深、总体上的四点侧重”。

从横的方向看，“财政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部门化、具体化；从纵的方向看，又是一代又一代财政人的“薪火相传”，有其鲜明的专业特征。

从表层方面看，应该围绕思想、作风、意识、传统、行为、经验，体现出思想性、传承性、专业性；从深层方面看，应该围绕依法理财、公共财政、阳光财政、人文情怀的普适理念，既能反应当下财政干部的价值理念、行为规范、品格、精神风貌，又能体现其开拓勇气和前瞻性、导向性。

我觉得，财政精神应该侧重体现事实求是的“勇”气，侧重体现宏观掌控的“阔”气，侧重体现人文关怀的“灵”气，侧重体现奉献清廉的“洁”气。

《新理财》：在当前，财政精神缺失什么内容？

高晖：财政就是数字化的政治，同时财政人对政治经济运行的感应也是“春江水暖鸭先知”。近几年，读过一些财政史料、也有过一些具体经历，能让我感动的常常是老一代财政人，在为国理财、为民服务时，所体现出来的事实求是的理论、实践勇气和道德、良知勇气；还有，一代代财政人他们在具体理财事务中，体现出来的的总揽全局的气魄，能从纷繁的财经现象中看到问题的本质并且勇敢地表达，会算账但不是小会计，懂经济但绝不夸夸其谈。他们谋大事、识大体，但不拘泥于丁丁卯卯。还有，他们身上极强的信托意识，心系国家和人民，真是一阵清风而来、两袖清风而去。

近年来，财政系统的文化建设已取得长足进展，但还处在碎片化、非自觉化状态，远未系统化、规模化、自觉化、成果化，更没有提升到一种人文关怀的氛围。我提到要侧重体现人文关怀的“灵”气，一个系统的文化建设其实就是一种软实力，是最初也是最后的一种表达；人文关怀是所有歪风邪气的溶化剂。

《新理财》：我们的确需要一种精神，但是在当下凡提及精神往往容易陷入苍白，那么，“财政精神”如何不陷入这种悖论里？

高晖：当下的问题是，呼唤精神，当一种精神真的需要践行的时候，又表现出一种本能的反感，这的确是一种人生态度的悖论。我觉得，无论在什么时期，无论世情、国情怎样变化莫测，无论思潮、思想怎样地芜杂多样，我们都应该有个清醒而恒定的自我认知，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找准自身的价值取向，那就是人类生存的高级阶段是精神境界的提升，是一种精神的弘扬。财政人应该有一冷一热两只眼睛：审视经济社会发展时用冷静、思辩的“冷眼睛”；关注世情民生时，用温暖的“热眼睛”。其实，这也是理性和感性的完美统一。

其实，从推进的层面上，也存在所提倡精神的可信度问题。这次，我们提炼的财政精神是一种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征集来的，不是强加给大家的—我们是在践行我们自己形成的的理念。还有，一种精神的践行与文化氛围有着相辅相承的关系，我建议加大财政系统的文化建设步伐，将其提升到一个融入人生中、化在工作里的新阶段，这样，才不至于刚刚提炼出来的财政精神迅速流失，要想方设法涵养源头活水。归根到底，财政精神要生长在财政文化上，说到底它还是个系统文化建设问题。

发表财政论文篇（7）

1、“三个代表”为财政改革指明了前进方向。

经济体制改革(包括财政改革)在本质上是要改变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当前,财政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和关键时期,“三个代表”的提出非常及时地为财政改革提供了全新的思路。要求财政改革必须以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为准绳,坚持先进性,努力跟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步伐;必须重视财政文化建设,坚持思想性和科学性,通过用科学理论的武装和先进文化的支撑,始终保持财政改革的正确方向;必须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坚持群众性,切实解决当前财政改革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2、“三个代表”为财政发展赋予实践课题。

“三个代表”,既是财政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理论指南,也是财政改革实践的时代课题。“三个代表”着重强调了先进性和实践性。所谓“代表”,就是集中体现并预示着未来发展方向,能够始终走在时展和社会进步的前列。“代表”地位的确立,是由代表者自身的先进性决定的,是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历史形成的。我们要身体力行地实践“三个代表”,不断探索创新,在实践中寻找解决的途径,努力解决好财政改革与发展中遇到的深层次矛盾和重大课题。

3、“三个代表”为衡量财政工作提供了价值尺度。

“三个代表”,从根本上揭示了我们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充分体现了党的基本路线、根本任务和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体现了先进性、科学性和创造性原则。是当前衡量各项工作的最高标准和重要依据,实践“三个代表”,就是要检验我们的财政政策、财政理论、财政制度、组织体系、运行机制、人员素质、宏观调控、监管能力、科技手段、分配制度、服务水平等一系列方面,是否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我们只有坚持标准,严格要求,锐意改革,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二、用“三个代表”总揽财政工作全局

1、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杠杆,促进经济增长,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动力。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最直接和有效的手段。为确保积极财政政策落实到位。具体要抓好“五个结合”:

一是把落实积极财政政策与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结合起来。大力培育高优农业,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政策环境,通过财政贴息、财政补助、资金配套的手段,引导和促进商业银行信贷资金、民间资金投向农业产业化经营。继续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提高龙头企业带动能力,拉动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发展。积极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加大技术创新和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力度,提高产品档次,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市场占有率,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一步完善政策,支持旅游、房地产及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使其成为财政收入增长的新生力量。

二是把保持政府投资与提高投资效益结合起来。坚持集中财力办大事,捆绑使用预算内外财力,保证重点投入。

三是把财政投入与加强产权和资本运作结合起来。在保持财政必要投入的同时,积极促进国有企业改革,稳妥地实施债转股、国有股减持政策,改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通过加大产权运作和资本运作的力度,调整存量资产,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与重组。

四是把改进财政对经济的支持方式与适应世贸组织规则结合起来。按照世贸组织规则要求,改变政府对企业的扶持方式,建立财政投入新机制。要研究财政贴息政策,发挥财政资金的集聚效应和政策导向作用,提高市场融资份额。逐步退出一般经营性、竞争性领域的财政投资,研究调整挖潜改造、价格补贴、结构调整资金、新产品开发资金、财政支农资金等资金的使用方式,在适应世贸组织游戏规则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支持经济发展的作用。

五是把利用国债资金同防范政府债务风险结合起来。

2、以财政改革开放为契机,构建公共财政适应经济全球化要求,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注入活力。

建立公共财政,很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建立公共支出体系,更加突出财政的基本职能,把保证正常运转、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放在首要位置;强化财政调控职能,重点为公共安全、科技教育、社会保障、社会稳定、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提供必要的财力保障,并为促进经济增长创造条件。建立公共支出体系,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客观要求;是理顺财政和部门关系、规范财经秩序的主要途径;是增强财政宏观调控能力、摆脱财政困难局面的有效手段。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在加快建立公共支出体系方面达成共识,形成合力,按照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要求,全面推进财政支出改革,力争早日构筑起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因此,一要大力推行部门预算编制改革。结合推进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和深化“收支两条线”,在

完善零基预算和综合财政预算的基础上,统筹安排预算内、外资金,制定科学合理的定员定额标准,细化部门预算编制。二要搞好国库集中收付工作。建立以国库单一帐户体系为基础、资金缴拨以国库集中收付为主要形式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规范收入收缴、支出拨付程序,确保财政资金在最终支出前在财政国库单一帐户体系内运行、管理和监督,增强财政收支活动的透明度,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三要全面推进政府采购制度。规范政府采购运行,强化政府采购监督,提高采购资金使用效益。四要进一步完善县对乡的财政体制。结合实施《乡镇发展纲要》及省对下财政体制微调,按保障公共支出水平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县对乡镇的财政体制,调动乡镇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3、以强化财政监管为手段,努力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切实保障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化解阻力。

依法理财是财经领域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体现。要通过规范管理和加强监督,保证财政资金安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实现财政管理的法治化、规范化、制度化。首先,要继续加强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在完善“收支两条线”、“票款分离”管理办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收支脱钩和收缴分离。第二,强化会计管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加强会计工作,保证会计核算的真实性,是整顿经济秩序的重要内容,也是适应加入世贸新形势的客观要求。党中央、国务院对加强会计工作十分重视,要求各级财政部门下大力气解决“做假账”这个问题。为此,要全面深入贯彻落实《会计法》,强化财务会计监管,组织会计信息质量的检查工作,落实并完善单位内控制度,加强对会计中介组织的监督和检查,加强对财会人员新知识的培训,支持和鼓励财会人员严格执法,协助有关部门依法严肃追究打击报复财会人员的行为和责任人。第三,加强财政监督,逐步建立健全内外监督相结合、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多层次、全过程的财政监督检查体系。紧紧围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积极探索建立事前审核、事中监控、事后检查相结合的财政监督新机制。当前要特别加强对财政专项资金和国债资金的监督检查和跟踪问效,组织开展财政收入征管质量、收入缴纳情况的检查。第四,要严肃财经纪律,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开展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的通知》,充分发挥财政监督职能,在开展各类检查工作中,都要把被查单位贯彻落实《通知》情况作为检点,发现被查单位用公款吃、喝、玩、乐等奢移浪费行为,要严格按《会计法》和有关财政法律法规对单位和个人进行处理,情节严重的要移送当地纪检监察部门查处。

4、以先进文化为支撑,加大财政创新,培养财政人才,为社会生产力发展提供创造力。

发表财政论文篇（8）

1、“三个代表”为财政改革指明了前进方向。

经济体制改革（包括财政改革）在本质上是要改变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当前，财政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和关键时期，“三个代表”的提出非常及时地为财政改革提供了全新的思路。要求财政改革必须以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为准绳，坚持先进性，努力跟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步伐；必须重视财政文化建设，坚持思想性和科学性，通过用科学理论的武装和先进文化的支撑，始终保持财政改革的正确方向；必须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坚持群众性，切实解决当前财政改革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2、“三个代表”为财政发展赋予实践课题。

“三个代表”，既是财政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理论指南，也是财政改革实践的时代课题。“三个代表”着重强调了先进性和实践性。所谓“代表”，就是集中体现并预示着未来发展方向，能够始终走在时展和社会进步的前列。“代表”地位的确立，是由代表者自身的先进性决定的，是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历史形成的。我们要身体力行地实践“三个代表”，不断探索创新，在实践中寻找解决的途径，努力解决好财政改革与发展中遇到的深层次矛盾和重大课题。

3、“三个代表”为衡量财政工作提供了价值尺度。

“三个代表”，从根本上揭示了我们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充分体现了党的基本路线、根本任务和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体现了先进性、科学性和创造性原则。是当前衡量各项工作的最高标准和重要依据，实践“三个代表”，就是要检验我们的财政政策、财政理论、财政制度、组织体系、运行机制、人员素质、宏观调控、监管能力、科技手段、分配制度、服务水平等一系列方面，是否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我们只有坚持标准，严格要求，锐意改革，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二、用“三个代表”总揽财政工作全局

1、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杠杆，促进经济增长，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动力。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最直接和有效的手段。为确保积极财政政策落实到位。具体要抓好“五个结合”：

一是把落实积极财政政策与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结合起来。大力培育高优农业，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政策环境，通过财政贴息、财政补助、资金配套的手段，引导和促进商业银行信贷资金、民间资金投向农业产业化经营。继续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提高龙头企业带动能力，拉动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发展。积极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加大技术创新和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力度，提高产品档次，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市场占有率，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一步完善政策，支持旅游、房地产及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使其成为财政收入增长的新生力量。

二是把保持政府投资与提高投资效益结合起来。坚持集中财力办大事，捆绑使用预算内外财力，保证重点投入。

三是把财政投入与加强产权和资本运作结合起来。在保持财政必要投入的同时，积极促进国有企业改革，稳妥地实施债转股、国有股减持政策，改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通过加大产权运作和资本运作的力度，调整存量资产，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与重组。

四是把改进财政对经济的支持方式与适应世贸组织规则结合起来。按照世贸组织规则要求，改变政府对企业的扶持方式,建立财政投入新机制。要研究财政贴息政策，发挥财政资金的集聚效应和政策导向作用，提高市场融资份额。逐步退出一般经营性、竞争性领域的财政投资，研究调整挖潜改造、价格补贴、结构调整资金、新产品开发资金、财政支农资金等资金的使用方式，在适应世贸组织游戏规则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支持经济发展的作用。

五是把利用国债资金同防范政府债务风险结合起来。

2、以财政改革开放为契机，构建公共财政适应经济全球化要求，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注入活力。

建立公共财政，很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建立公共支出体系，更加突出财政的基本职能，把保证正常运转、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放在首要位置；强化财政调控职能，重点为公共安全、科技教育、社会保障、社会稳定、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提供必要的财力保障，并为促进经济增长创造条件。建立公共支出体系，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客观要求；是理顺财政和部门关系、规范财经秩序的主要途径；是增强财政宏观调控能力、摆脱财政困难局面的有效手段。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在加快建立公共支出体系方面达成共识，形成合力，按照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要求，全面推进财政支出改革，力争早日构筑起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因此，一要大力推行部门预算编制改革。结合推进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和深化“收支两条线”，在完善零基预算和综合财政预算的基础上，统筹安排预算内、外资金，制定科学合理的定员定额标准，细化部门预算编制。二要搞好国库集中收付工作。建立以国库单一帐户体系为基础、资金缴拨以国库集中收付为主要形式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规范收入收缴、支出拨付程序，确保财政资金在最终支出前在财政国库单一帐户体系内运行、管理和监督，增强财政收支活动的透明度，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三要全面推进政府采购制度。规范政府采购运行，强化政府采购监督，提高采购资金使用效益。四要进一步完善县对乡的财政体制。结合实施《乡镇发展纲要》及省对下财政体制微调，按保障公共支出水平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县对乡镇的财政体制，调动乡镇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3、以强化财政监管为手段，努力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切实保障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化解阻力。

依法理财是财经领域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体现。要通过规范管理和加强监督，保证财政资金安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实现财政管理的法治化、规范化、制度化。首先，要继续加强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在完善“收支两条线”、“票款分离”管理办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收支脱钩和收缴分离。第二，强化会计管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加强会计工作，保证会计核算的真实性，是整顿经济秩序的重要内容，也是适应加入世贸新形势的客观要求。党中央、国务院对加强会计工作十分重视，要求各级财政部门下大力气解决“做假账”这个问题。为此，要全面深入贯彻落实《会计法》，强化财务会计监管，组织会计信息质量的检查工作，落实并完善单位内控制度，加强对会计中介组织的监督和检查，加强对财会人员新知识的培训，支持和鼓励财会人员严格执法，协助有关部门依法严肃追究打击报复财会人员的行为和责任人。第三，加强财政监督，逐步建立健全内外监督相结合、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多层次、全过程的财政监督检查体系。紧紧围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积极探索建立事前审核、事中监控、事后检查相结合的财政监督新机制。当前要特别加强对财政专项资金和国债资金的监督检查和跟踪问效，组织开展财政收入征管质量、收入缴纳情况的检查。第四，要严肃财经纪律，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开展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的通知》，充分发挥财政监督职能，在开展各类检查工作中，都要把被查单位贯彻落实《通知》情况作为检点，发现被查单位用公款吃、喝、玩、乐等奢移浪费行为，要严格按《会计法》和有关财政法律法规对单位和个人进行处理，情节严重的要移送当地纪检监察部门查处。

4、以先进文化为支撑，加大财政创新，培养财政人才，为社会生产力发展提供创造力。

发表财政论文篇（9）

一、引言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经济的发展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其发展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援、政府的扶持以及农民自身的努力。而国家财政农业支出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有效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破解农业经济发展瓶颈的物质基础。科学研究和分析国家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找出它们之间存在的内在规律，对于完善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丰富农业经济发展理论、优化和调整财政农业支持结构、提高资金管理和使用效率、加快农业转型升级等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国内外对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视角：一是研究财政农业支出总量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如张元红的研究表明，中国政府财政农业支出波动与农业生产波动具有明显的同步性；魏朗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西部各省地方财政农业支出总量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地方政府财政农业支出有利于农业经济增长，其产出弹性系数为0.06。二是研究财政农业支出结构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如Antle在估计一个单方程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指出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科学研究能够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生产力；李焕彰、钱忠好的研究则表明，政府财政农业支出增长与农业产出增长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关系，加大科研投入和基本建设支出有利于提高财政农业支出的效率。另外，也有学者同时研究财政农业支出总量及结构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如陈灿煌在著名数学家柯布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共同研究得出的C-D生产函数的框架下，利用1980-2005年我国政府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GDP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财政农业支出的总量和结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总量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刘笑萍则对政府财政农业支出总量与结构作了定性分析，认为中国政府财政农业投入的规模与国外相比具有较大差距、投资结构与方向仍不合理、投资效应与投资方向错位。以上相关研究由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时间跨度不同，尽管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但为本文深入研究中国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本文将运用科学严谨的实证研究方法，定量地回答1990-2008年期间，中国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本文采用EViews6(计量经济学软件包)的GrangerCausality因果关系检验法和回归分析法，研究中国农业支出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依存关系，检测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建立相关的数学模型，并实际测量出中国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在数据采集方面，本文以国家统计局的1990-2008年年度的统计数据为基础（表1），所有数据均是按照当年价格计算，其中，国家财政农业支出是指国家主要用于支援农村生产和各项农业事业费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等方面的财政农业支出，而农业生产总值则是包括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表11990-2008年国家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生产总值（单位：亿元）

年份

国家财政农业支出

农业生产总值

年份

国家财政农业支出

农业生产总值

年份

国家财政农业支出

农业生产总值

1990

307.9

7662.1

1997

766.4

23788.4

2004

2337.6

36239.0

1991

347.6

8157.0

1998

1154.8

24541.9

2005

2450.3

39450.9

1992

376.0

9084.7

1999

1085.8

24519.1

2006

3173.0

40810.8

1993

440.5

10995.5

2000

1231.5

24915.8

2007

4318.3

48893.0

1994

533.0

15750.5

2001

1456.7

26179.6

2008

5955.5

58002.2

1995

575.0

20340.9

2002

1580.8

27390.8

1996

700.4

22353.7

发表财政论文篇（10）

    已有文献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根据传统凯恩斯主义IS-LM模型的分析，财政支出扩张通常会导致产出和消费的增加。但是，由于其缺乏微观基础，所以随后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主要基于持久收入假说的框架。早期的研究发现，在价格弹性的新古典模型中，财政支出增加会挤出居民消费。基本的传导机制是，对于非生产性政府支出的增加，政府会通过当期和未来的税收进行融资，这就意味着居民当期及未来的收入下降，进而导致消费的下降(即负财富效应)(Aiyagari et al.，1992；Baxter & King，1993)。但是，通过施加不同的识别条件对数据进行SVAR分析，大多数经验研究并不支持新古典模型的结论，而是发现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明显的挤入效应(Blanchard & Perotti, 2002; Mountford & Uhlig, 2004; Gali et al., 2007)。

    为了与经验事实相一致，已有文献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能够缓解甚至抵消负财富效应，从而使财政政策挤入居民消费的机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文献将政府支出引入效用函数，突出了其与私人消费的互补性(Bouakez & Rebei，2007；Ganelli & Tervala，2010；杨子晖，2006)，或将政府支出引入企业的生产函数强调其生产性(Linnemann & Schabert，2005；王文甫和朱保华，2010)；第二类文献主要通过引入深度习惯，产生逆周期的成本加成的机制使财政政策扩张引致居民消费(Ravn et al.，2007)；第三类文献则通过引入居民的异质性产生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Gali et al.，2007；李永友和丛树海，2006)。但是，上述文献大多假定财政政策是外生的。

    Leeper(1991)首先讨论财政政策规则，根据税收是否对政府债务做出反应，主要考察财政货币政策对物价水平的决定。随后，文献从经济周期的角度考察了财政政策规则。基于美国的情况，大多数文献认为利用规则形式所刻画的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其自动稳定器功能，政府主动采用“逆周期”方式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微乎其微(Taylor，2000；Auerbach，2002)。目前，国内关于财政政策规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贾俊雪和郭庆旺(2011)从增长的角度研究了财政规则对政府债务的影响，发现不同的规则对政府债务规模存在明显的不同影响。贾俊雪(2012)基于1992-2009年的季度数据发现，我国税收存在对宏观经济走势和政府债务规模系统性的反应，且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政策态势。总体上讲，上述大多数研究的重点考察对象为税收政策规则，主要从自动稳定器的角度去理解财政政策规则，将政策工具对目标变量的反应参数用于衡量自动稳定器功能的大小，而将政府购买性支出作为外生过程给定。但是，对财政政策规则性质的讨论取决于所考察的政策工具。本文的分析表明，上述讨论无法很好地用来评估我国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实际效果。①

    本文着重从财政支出的角度考察当政府主动对经济进行调节时，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将政府的购买性支出设定为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反应函数，强调政府调节经济的主动性，并考察随着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强度的变化，居民消费将如何反应。本文之所以从这一视角考察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基于中国的财政实践。

    从理论上讲，财政政策通过两种方式影响经济及居民消费：自动稳定器和相机抉择。②尽管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来看，财政自动稳定器功能更为直接，但是其作用的发挥依赖于一国税收制度的累进性。Taylor(2000)通过对美国的情况进行研究发现，由于其税制的累进性较强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完善，财政政策主要通过自动稳定器功能发挥作用，政府主动调节经济的作用微乎其微。但是，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从总体上讲，我国税收体系的累进性很弱。这是因为以增值税为代表的商品课税在税收体系中占据了主体地位，这些税种大多采用比例税率，几乎不存在累进性。同时，在我国的所得税中，除了针对工资薪金所得采用了累进税率之外，个人所得税的其他税目以及企业所得税也均采用比例税率，累进性同样非常微弱。所有这些就决定了财政政策无法通过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对经济进行自动调节(项怀诚，2001；金人庆，2005；谢旭人，2008)。也正是考虑到这种实际情况，伴随着分税制改革的推进，中央财政收入的增加，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财政政策日益成为政府主动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并逐步表现出对经济系统性的反馈：1998年政府实施了扩大政府支出规模的积极财政政策，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随着2003年之后经济的逐渐过热，积极财政政策逐步转型为稳健财政政策，政府对财政支出规模进行了有效控制；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在2008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滑，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再次采用了积极财政政策，推出了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讲，根据经济形势，主动调节财政购买性支出规模已经成为我国政府使用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方式之一。③因此，如果我们要考察我国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那么就必须将政府主动地对经济进行反应这一要素纳入到分析框架之中。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本文将以产出和通货膨胀为反应变量的财政支出规则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中，讨论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我们需要强调一下本文与已有文献的区别。尽管从建模方法上讲，本文也采用了与文献类似的做法，利用规则或反应函数(reaction function)刻画财政支出对经济的反馈。但是，由于政策规则的经济含义最终依赖于所研究的政策工具，所以在经济理解和分析重点方面，两者存在明显区别：那些以税收或政府转移性支出 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献，自然应该将其理解为财政的自动稳定器功能。由于政府购买性支出的变化不可能代表财政自动稳定器功能，所以当我们将政府购买性支出设定为产出的反应函数以刻画政府主动对经济的系统性反应时，仍然照搬文献中的分析视角和理解显然有失妥当。基于此，本文与已有文献存在两个方面的差别：在模型设定上，将滞后期的产出作为目标变量以考虑政策时滞等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本文从政府主动调节经济的角度，重点考察财政政策调节经济力度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而已有文献则基于自动稳定器的理解，将相关政策工具对目标变量的反应参数视作给定。

    本文首先在理论上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第一，通过对一个具有价格粘性的DSGE模型进行数值实验，对比外生财政政策与财政政策规则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差别；第二，通过在一个高度简化的代表人模型中求出居民消费的解析解(closed form solution)，非常清晰地展示了以规则形式出现的财政政策影响居民消费的核心机制。

    分析结果表明，在引入财政支出规则后，财政政策会通过两条途径影响居民消费。第一条途径是现有文献中讨论的财富效应，即财政支出增加会导致税收增加，通过减少居民未来的预期收入挤出消费。第二条途径则是本文所发现的财政支出规则的预期效应。当政府采用盯住产出等变量的财政支出规则时，一旦产出下降，居民预期政府将采用扩大财政支出的“逆周期”方式对经济进行调节，经济在未来可能出现复苏，由此会阻止居民未来收入的进一步下降，从而导致居民消费增加。不仅如此，财政支出规则的预期效应还取决于其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尤其是产出)的反应程度。当反应程度较小时，尽管居民预期到政府会采取提振经济的措施，但是提振的力度不足以阻止产出的进一步下降，其理性的反应就是减少消费。相反，一旦财政支出对产出的反应程度达到一定的临界值，居民预期到政府不仅会提振经济，而且提振经济的力度足以挽救经济的颓势，居民消费就会上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财政政策拉动经济的力度越大越好。分析表明，如果财政政策拉动经济的力度超出了一定限度，那么过分增加的税收会有损于居民的未来收入，负财富效应的增强会抵消甚至超过预期效应，居民消费反而有可能下降。

    为了尽可能清晰地考察上述在规则形式下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本文在分析的过程中抽象掉了文献中所讨论的财政政策有可能挤入居民消费的其他机制。正因如此，通过引入财政支出规则，本文所发现的其影响居民消费的预期效应不仅区别于既有文献中的其他机制，成为财政政策扩张挤入居民消费的又一重要原因，而且还突出了财政政策对居民预期的重要影响。

    基于理论上的分析结果，我们在经验分析层面需要解决的两个相关问题是：(1)从中国的数据当中能否发现财政支出规则存在的经验证据？(2)中国的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会有怎样的影响？由于理论分析过程中突出了居民预期的作用，所以我们想从经验分析中评估这一作用的大小。本文基于中国1996Q1-2011Q4的季度数据，对这两个问题分别做出了解答：第一，在样本期内，财政支出对产出具有明显的负向反应，并且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发现短期内产出的变动有助于预测财政支出的变动，而财政支出变动对于预测产出的变动却没有什么帮助。第二，总体上讲，在样本期内，中国的财政支出扩张对居民消费有正向影响。此外，本文采用Blanchard et al.(1993)提出的回归分解法，利用估计得到的财政支出规则对财政支出变量加以分解，由此刻画预期在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中的作用。结果发现，财政支出规则部分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规则的部分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为负，经验分析得出的结论与理论分析一致。

    二、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理论模型④

    我们在一个具有价格粘性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讨论政府财政政策规则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为了简化起见，本文的模型仅包括家庭、企业以及政府三个部门。

    (一)居民

    我们假设经济中存在一个存活无限期的代表性居民，通过选择消费、投资、劳动供给以及政府债券的持有量实现自己一生效用最大化。在进行优化选择的过程中，其收入来源包括：资本收益、劳动报酬、持有政府债券的收益、政府的转移支付以及从企业中得到的分红，因此其决策问题如下：

    

    

    

    

    (四)参数校准⑧

    为了求解和分析模型，我们需要对模型的相关参数进行校准。在校准的过程中，我们着重考虑两个因素：(1)保证模型存在唯一的稳定解；(2)尽可能与已有文献取值相一致，对于无法利用文献进行确定的参数，我们利用中国的宏观数据加以确定。此外，本文还通过贝叶斯方法估计了模型的参数，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在文中报告相关结果。

    居民部门的参数包括｛β，γ，ε，δ｝。国内大多数文献对居民主观贴现率β和资本折旧率δ的取值较为一致，分别为0.98和0.025，这一数值对应于我国资本的季度收益率在2%左右，资本的年折旧率为10%(李春吉和孟晓宏，2006)，故本文也采用这两个数值。同时，我们取γ的基准值为1.5(林细细和龚六堂，2007)，并令ε等于2(Miao & Tao，2011)。

    

    财政政策方面，根据“中经网数据库”，我们将转移支付与产出的比例Z/y设定为0.02，并将政府债务同产出的比重B/y设定为0.025作为基准值。⑨

    三、模型求解与结果分析

    给定模型的参数值，本文使用Uhlig(1999)的方法对模型进行求解。这部分主要讨论：(1)引入财政政策规则之后，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比较其与无规则情形的差异；(2)在一个高度简化的代表人模型中得到了居民消费函数的解析解(closed-form solution)，清晰地展示出财政政策规则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⑩

    (一)引入规则形式后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讨论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影响的文献大多将财政政策设定为外生的过程。考虑到外生财政政策为财政政策规则的特殊情形(即反应参数为零)，一个十分自然的问题是：对于那些不考虑财政政策内生反应的模型，其对政策效应的分析是否会存在偏误，或是否会存在模型设定误差？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固定货币政策的类型，然后将外生财政政策与财政政策规则两种情形进行对比，检验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明显的差别。 我们首先令

    

    从图1中我们能够发现，如果政府支出不对产出变动做出反应(=0)，那么当发生财政政策冲击时，居民消费会出现明显下降，然后缓慢地回到稳态水平，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比较持久。这种情况下，模型表现出了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即政府支出的增加将社会中的资源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最终导致居民消费的减少。(12)在引入政府购买性支出的反馈机制之后，居民消费对财政政策冲击的反应有所改变：如果政府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规则(｜｜＞1)，表明财政支出的反应程度要大于产出的变化程度，那么居民消费对财政政策冲击的反应为正，此时财政政策具有对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如果政府采用消极的财政政策规则(｜｜＜1)，那么财政政策的“挤入效应”会更大。不过，这一结论并不具有一般性，当财政政策“消极”到一定程度时，其挤入效应会逐渐减弱并最终转化成挤出效应，原因将在下文中进行分析。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很清楚地看出，对财政政策的不同设定会在不同的方向和程度上影响居民消费。因此，若不考虑财政政策的内生反应将导致模型设定的偏误，其所得结论值得商榷。

    

    为了更加全面地考察在给定货币政策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如何随着其对产出反应程度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对取不同的数值，观察居民消费初始反应的变化。从图2中我们能够发现，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不随着其反应程度的不断增强而增强，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当财政政策不对产出做出反应时(=0)，财政政策冲击会导致初始居民消费减少，当财政政策对产出反应程度的绝对值小于0.6时，减少的程度随着财政政策对产出反应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在=-0.6处，这种趋势发生逆转。随着财政政策反应程度的进一步增加，初始的居民消费开始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会随着财政支出反应程度的增强表现出递减的趋势。这种变化趋势不依赖货币政策的类型。这意味着“逆周期”的财政政策对产出的反应程度应该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反应程度过低会导致居民消费出现绝对量的下降，而反应程度过高则会使得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逐步减弱。

    (二)传导机制分析

    我们通过在一个高度简化的代表人模型中得到了居民消费函数的解析解，分析财政政策规则影响居民消费的核心传导机制。

    在这个简单的模型中，我们抽象掉了价格粘性和企业的决策，假设仅存在一个代表性居民进行消费储蓄决策。政府会对居民征税并将收入用于开支，为了简化起见，假定政府满足平衡预算的要求。居民的决策问题为：

    

    

    上式表明居民消费取决于持久收入，而持久收入由两部分构成：当期资产带来的收益和居民基于当期信息所预期的未来可支配收入的现值。此处值得强调的是，当期的信息集中不仅包含未来随机冲击的分布函数，而且还包含政府所采用财政政策的形式。换句话说，财政政策规则形式包含在了居民借以产生预期的信息集中。这一点对理解模型的机制非常重要。

    

    从(3c)中能够很清楚地看到，给定随机冲击的实现值，在引入财政政策规则后，居民消费对财政政策的反应取决于两种效应：第一，(3c)式右边的第一项刻画了居民预期到政府按照财政政策规则行事时，由于财政支出对经济的拉动会导致未来产出增加，从而有可能导致消费增加。我们将财政政策规则通过影响居民对政策行为及未来收入的预期，最终导致消费的增加这一传导路径称为预期效应；第二，上式右边的第二项刻画了为了对更大规模的财政支出融资，政府会向居民增加税收，从而可能导致消费减少，即负财富效应。居民消费的最终变化取决于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

    显然，财政支出增量ΔG是政策反应参数φ[yG]的函数，且给定产出的变化，两者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线性关系。因此，当财政政策的反应程度增大时，ΔG会相应增加。但是，由于财政支出增量对产出的影响是非线性的，所以财政政策规则对消费的影响最终呈现非线性的关系。图3对这种关系进行了较为直观的描述。

    

    这意味着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拉动应该保持适当的程度。随着财政政策负财富效应的增强，过分加大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刺激程度反而会导致居民消费的减少。

    四、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经验分析(16)

    本节基于中国1996Q1-2011Q4的季度数据从经验分析的角度考察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之所以选择这段时期作为样本期，主要是因为财政支出政策在该时期内表现较为活跃，为经验分析提供了足够的变化。

    (一)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

    本文用于经验分析的数据全部来自中经网宏观月度数据库。结合研究目的，财政政策方面所选择的变量有国家财政收入(Fiscal_rev)、国家财政支出(Fiscal_rev)、财政资金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Infra)。由于在我们的模型中没有区分政府级次，所以在选择财政收支指标的时候，也不进行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区分；衡量居民消费的变量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onsumption)；价格方面的变量有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以及61—90天的银行同业拆借利率(interest)，选取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主要用于计算通货膨胀率和将相关的名义变量转化成实际变量(17)，而选择61—90天的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则是为了在分析中控制货币政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在2001年之前统计资料中仅包含CPI的同比数据，而此后新增了对其环比数据的报告，所以我们以2001年1月为基期重新计算了样本期内的CPI。(18)我们还选取了国内生产总值(GDP)。除国内生产总值之外，其他变量的原始数据均为月度数据，因此我们分别对国家财政支出(Fiscal_exp)和居民消费(consumption)进行累加求得季度数据，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取几何平均数求得相应的季度数据。在此基础上，将名义变量转换成实际变量后取对数，并通过X-12的方法及HP滤波去除数据中的季节因素及趋势因素。

    (二)估计财政政策规则(19)

    我们对财政政策规则(2)式中的参数和进行估计。由于在(2)式中，相关的变量都是经过对数线性化之后产生的，所以为了与模型一致，我们必须对选取的变量进行变换。首先，由于财政的相关变量以及国内生产总值都是在取对数之后进行HP滤波处理的，所以得到的周期部分就对应于模型中对数线性化的变量。其次，注意到通货膨胀率不存在趋势，我们将其均值 理解为稳态值，并求解通货膨胀率相对于其稳态的变化率得到用于分析的变量。

    估计结果表明：第一，无论采用哪个变量作为因变量或者采用何种模型设定，滞后一期的财政支出变量都是显著的，这说明政府采取的财政支出政策具有明显的连续性；第二，当模型采用不同的财政支出变量作为因变量时，估计的结果存在明显差异。当模型以总财政支出作为因变量时，无论是单独考虑国民生产总值或通货膨胀率的当期和滞后期，还是同时考虑国民生产总值及通货膨胀的当期和滞后期，其估计系数在统计上均不显著。但是，从统计上可以拒绝两者联合对财政政策没有影响的假设。当模型以财政基建支出作为因变量时，我们通过对不同的模型进行估计发现，财政基建支出对滞后一期的产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反应，而对通货膨胀的反应在统计上不显著。由于我们的估计结果为参数的下界，所以不会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影响；最后，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表明，短期内(1—4期)产出变动有助于预测财政支出的变动，而财政支出变动却无法用于预测产出的变动。

    (三)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我们利用SVAR的方法研究财政政策对消费的影响。参照Blanchard & Perotti(2002)和Ramey(2012)的做法，估计模型的基本框架为：

    

    我们采用Choleski分解来识别财政政策支出冲击。由于财政基建支出对产出会做出更明显的反应，所以我们在分析了财政总支出之后，进一步讨论财政基建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总体而言，经验分析的结果同前文的理论分析是一致的：当财政政策的反馈力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其对消费的正效应会抵消挤出效应，从而出现消费和产出上升的情况。

    在引入财政支出规则之后，居民对财政政策的预期会对其消费产生较大影响，故此我们对预期的效果进行定量考察。基于Blanchard et al.(1993)的做法(20)，先利用相对较为稳健的回归分解法(regression-based decomposition)将财政支出变量划分为两部分：被预期到的部分(记为)和未被预期的部分(记为)，然后将这两个变量放入(4)式中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当财政支出的规则部分发生变化时，尽管财政扩张存在挤出效应，但是由于居民预期未来的产出和收入会增加，所以消费也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加。相反，财政支出的不规则部分发生变化时，由于其不对经济的变量做出反馈，所以挤出效应会显现出来，进而导致居民消费减少。

    JEL Classification: E20, E60, H30

    注释：

    ①限于篇幅，文中对文献的讨论非常简要。读者可向作者索要更为详细的文献综述。

    ②此处的相机抉择与文献中的含义并不一致。我们指的相机抉择与自动稳定器相对应，而文献中的相机抉择(discretion)主要指discretionary optimization，与承诺(commitment to a rule)相对应(Kydland & Prescott，1977)。这两对概念之间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只要存在政策对经济变量的系统性反应，均可以用规则加以刻画。

    ③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联邦政府也采用了扩大财政支出规模的救市政策，但是从资金的最终流向看，并未用于政府消费与投资，而是用于了减少地方政府债务(Taylor，2011)。

    ④限于篇幅，我们略去决策问题的一阶条件，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⑤为了避免财政自动稳定器功能对分析的影响，我们将相关的税收变量设定为外生过程。

    ⑥是我们主要进行讨论的参数，对也可以做类似的讨论，该参数的取值不会改变分析的结论。

    ⑦限于篇幅，我们略掉对竞争均衡的定义，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⑧限于篇幅，我们只是简要地讨论了参数的校准过程，更为详细的讨论可向作者索要。

    ⑨我们令该参数在(0.025，1)均匀取10个点，结果发现其对本文的分析结论没有影响。

    ⑩我们还分析在完整的DSGE模型中，财政政策规则对居民消费影响的传导机制，在基本的结论保持不变之外，我们还发现，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的力度会对财政政策效果产生影响。

    (11)φ[，π]＜1的情况与此类似，此处从略。

    (12)教科书中对挤出效应的定义为政府支出的增加导致利率上升，从而减少私人投资。此处我们借用挤出效应这一概念来描述居民消费由于政府支出增加而下降的现象。

    (13)简化起见，我们假设市场利率为常数。

    (14)一个例子是，当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较低时，政府的财政投入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比较明显；但是如果政府支出继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致使出现过剩时，那么财政支出的拉动效应会明显减弱。

    (15)即假定t+1期之后的经济回到了稳态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