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癌化疗方案篇（1）

乳腺癌是威胁女性生命健康的第一大杀手，且近几年该病发病率正呈上升趋势，而新辅助化疗是一种治疗乳腺癌的重要手段[1]。对此，我院专门成立研究小组，观察分别采用CAF和TAC这两种新辅助化疗方案治疗乳腺癌的临床效果，现将研究调查结果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于2011年1月～2013年12月收治的乳腺癌患者100例，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50例。观察组患者年龄为33至74岁，平均年龄为（51.9±2.4）岁，平均病程为（2.5±0.7）年，其中患者已婚的有42例，未婚的有8例；对照组患者年龄为32～75岁，平均年龄为（52.3±1.8）岁，平均病程为（2.4±0.8）年，其中患者已婚的有41例，未婚的有9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①观察组：对患者采用TAC化疗方案，在治疗首日，对患者静脉注射3 h剂量为75 mg/m2的多西他赛以及50 mg/m2的吡柔比星；给予患者静脉注射剂量为500 mg/m2的环磷酰胺[2]。②对照组：对患者采用CAF化疗方案，在治疗首日，给予患者静脉注射剂量为50 mg/m2的吡柔比星和500 mg/m2的环磷酰胺；在第1 d和第8 d，给予患者静脉注射剂量为500 mg/m2的5-氟尿嘧啶。对两组患者均采取四个疗程的治疗，分别比较两组患者乳腺癌的治疗效果、症状控制时间、治疗方案总时间[3]。

1.3疗效判定 痊愈：乳腺癌病灶及临床症状基本消失，相关检查呈阴性；有效：乳腺癌病灶明显减少，临床症状得到了显著减轻，相关检查结果有部分转阴；无效：乳腺癌病灶无明显减少，临床症状无显著减轻，相关检查结果呈阳性。治疗有效率=[（痊愈例数+有效例数）]÷总例数×100%[4]。

1.4统计学分析 数据采用SPSS 16.0统计软件分析，计量资料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

2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乳腺癌治疗有效率88%显著高于对照组的7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作为一种由半合成方式获得的紫杉醇类抗肿瘤药物，多西他赛能够有效对细胞的有丝分裂产生干扰，并对细胞分裂间期的微管网络造成影响，因此，多西他赛可以发挥出较为显著的抗肿瘤的作用[5]。

多西他赛和游离态的微管蛋白相结合，可以有效促进微管蛋白安装为稳定的微管。而且，多西他赛能有效抑制微管的解聚，产生新的微管束，并固定微管，进而抑制细胞的增殖和有丝分裂，诱导细胞的快速凋亡，这是多西他赛发挥抗肿瘤作用的机制。另外，Bc1-2蛋白是一种凋亡抑制剂，而多西他赛则是一种Bc1-2磷酸化的诱导剂，能够破坏微管的完整性，有效引起Bc1-2的磷酸化，进一步诱导Bc1-2蛋白所表达过度的实体瘤的细胞快速凋亡[6]。在本组研究中，采用TAC新辅助化疗方案治疗乳腺癌的患者在治疗效果、症状控制时间、治疗方案总时间方面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综上所述，采用TAC新辅助化疗方案治疗乳腺癌的临床效果较为理想，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吴海燕，管忠震，林桐榆，等.国产紫杉醇治疗恶性肿瘤的Ⅱ期临床研究报告[J].中华肿瘤杂志，2008，20（02）：150-151.

[2]沈镇宙，柳光宇，苏逢锡，等.多西紫杉醇加表柔比星治疗局部晚期乳腺癌的多中心Ⅱ期临床研究[J].中华肿瘤杂志，2009，27（06）：127-128.

[3]朱元喜，方志沂，马淑资，等.乳腺癌新辅助化疗不同方案疗效与安全性比较[J].中国肿瘤临床与康复，2009，18（03）：119-120.

乳腺癌化疗方案篇（2）

妊娠期乳腺癌定义为在妊娠期、哺乳期或产后一年内确诊的乳腺癌。大部分研究显示，这部分患者病期更晚，侵袭性更明显[1]。近20年来，新辅助化疗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临床恶性肿瘤治疗。在乳腺癌领域，新辅助化疗能否提高总生存率尚存争议[2]，但其对降低病期、争取保乳机会、筛选敏感的化疗药物和抑制外周微小病灶等方面的价值已被公认[2，3]。现将我院2000～2005年采用新辅助化疗治疗的20例妊娠期乳腺癌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例患者均为女性，年龄25～35岁，中位年龄30岁；均获病理确诊，病理类型：浸润性导管癌15例，小叶癌4例，小叶癌合并导管癌1例。按肿块大小：2～5cm 14例，≥5cm 6例。腋窝淋巴结通过粗针穿刺证明转移12例。5例终止妊娠后治疗，15例停止哺乳后治疗。

1．2 治疗情况

活检组织病理确诊后均进行免疫组化检查ER、PR和C-erbB-2。20例患者均接受新辅助化疗，化疗方案为CFE：CTX 500mg/m2，EPI 80mg/m2，FUDR 500mg/m2第一天，21天为1个周期。本文将化疗过程中乳腺原发灶或肿大的腋淋巴结体积缩小25％的化疗视为有效，反之视之无效。用该方案化疗3~4个周期后行手术治疗。手术方式：19例行改良根治术，1例按病人的要求行保乳根治术，15例术后加用放疗。术后再做病理检查，包括免疫组化测ER、PR和C-erbB-2。

1.3 原发灶和腋窝淋巴结

18例患者原发灶均较新辅助化疗前（手术前）体积缩小＞25％，有效率90%，其中3例在原发灶区域未能检测出癌细胞，达到病理完全缓解（CR），占15％。

12例在新辅助化疗前经腋淋巴结穿刺病理确诊为乳腺癌腋淋巴结转移的患者，术后病理检查有4例为腋淋巴结阴性，占33.3％。

1.4 免疫组化检测ER、PR和C-erbB-2

全组20例患者中，新辅助化疗前（手术前）有9例为ER阳性，其中4例于术后变成ER阴性；11例术前为ER阴性的患者中，有3例于术后变成ER阳性。

新辅助化疗前有10例为PR阳性，其中的3例于术后变成PR阴性；10例术前为PR阴性的患者中，有2例于术后变成PR阳性。

新辅助化疗前有15例为C-erbB-2阴性，其中的6例于术后变成C-erbB-2阳性；5例术前为C-erbB-2阳性，有1例于术后变成C-erbB-2阴性。

1.5 完全缓解病例

新辅助化疗后有3例在原发灶区域未能检测出癌细胞，达到原发灶的完全缓解（CR）；4例为腋淋巴结阴性，达到腋淋巴结的完全缓解（CR）。此7例新辅助化疗前病理检查为浸润性导管癌，ER阴性、PR阴性、C-erbB-2阴性；术后的病理检查仍是浸润性导管癌，免疫学检查ER阴性、PR阴性，但C-erbB-2检测有2例变成阳性。

新辅助化疗评价无效的2例病例中，术前新辅助化疗前病理检查1例是浸润性导管癌，1例是小叶癌合并导管癌，免疫组化检查ER阳性、PR阳性、C-erbB-2阳性。

2 讨 论

2.1 新辅助化疗疗效

妊娠期乳腺癌发病年龄在20~40岁，平均35岁[4]。预后差[5]，延误诊断是最主要原因[6]。乳腺癌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新辅助化疗可以抑制外周微小病灶，从而可能延长病人的生命[7]。

妊娠期乳腺癌在初诊时80％伴有腋淋巴结转移，本组为60％。治疗效果较其它类型乳腺癌为最差。我们采用新辅助化疗治疗妊娠期乳腺癌的适应证为：①经病理确诊，②无肝、肺、骨骼、纵隔等转移，③血常规肝肾功能正常，④心电图正常。20例患者中18例患者原发灶均较新辅助化疗前体积缩小＞25％，其中3例在原发灶区域未能检测出癌细胞，达到病理完全缓解（CR），占15％。12例在新辅助化疗前经腋淋巴结穿刺病理确诊为乳腺癌腋淋巴结转移的患者，术后病理检查有4例为腋淋巴结阴性，占33.3％。这些病例中33.3％（4/12）为新辅助化疗前ER阴性的患者。

2.2 新辅助化疗后病理改变

新辅助化疗前后病理类型无变化，ER、PR和C-erbB-2结果与新辅助化疗前不符合，本组不符合率分别为35％、25％、35％。变化的原因不明，我们认为可能有三个：①化疗药物引起了细胞内的结构变化，②化疗后引起C-erbB-2表达的变化，③化疗后引起了肿瘤密度的变化。

新辅助化疗前后ER、PR结果不相符合，多数为治疗前的阴性结果，变成了治疗后的阳性结果。本组新辅助化疗后的3例原发灶完全缓解（CR）和4例腋淋巴结完全缓解（CR）患者，均为新辅助化疗前ER阴性患者，这可能与ER阴性的癌细胞对化疗更敏感有关[8]。NSABP11，NSABP15报道C-erbB-2阳性的患者，有对含蒽环类的药物敏感，本组病例中，新辅助化疗前有15例为C-erbB-2阴性，其中的6例于术后变成C-erbB-2阳性，这些患者对含蒽环类药物是否还敏感，有待进一步的验证。

2.3 存在的问题

患者乳腺癌原发灶明显缩小，腋窝淋巴结阳性率下降，病理分期可能与患者的实际病情不相符，这让医生在决定是否给患者实施放疗的时候感到很困惑。因为对于治疗前未能扪及肿大腋窝淋巴结的乳腺癌患者，根治术后放疗与否，很大程度取决于其术后病检所示的有癌转移的淋巴结数量。我们的资料显示，部分患者（33.3％）在新辅助治疗前确诊有腋淋巴结转移，但治疗后病检为腋淋巴结阴性。我们的做法是暂时“无视”病理分期，根据新辅助化疗前的临床分期决定是否给予放疗。从这个意义上讲，经过新辅助化疗，根治术后病检结果的价值，似乎被打了折扣。因此，有待进一步前瞻研究。新辅助化疗后腋淋巴结阴性的患者，是否仍需放疗。另外，对于内分泌治疗的取舍，主要依据是ER、PR状况，可是我们的研究显示，新辅助化疗导致治疗前后的ER、PR结果分别有35％和25％的不符合率，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探寻，但目前而言，这样的结果给我们选择内分泌治疗与否，造成了很大的困惑。我们的做法是无论术前还是术后出现阳性即视之为阳性并给予相应的内分泌治疗。至于C-erbB-2的结果，新辅助化疗前后也有35％的不符合率，考虑到由它所指示的基因治疗（Hercertin）费用极其昂贵，我们选择新辅助化疗前后C-erbB-2均为阳性的患者作为治疗的候选对象。

【参考文献】

[1] 赵卫红， 徐冰河. 妊娠与乳腺癌[J]. 英国医学杂志中文版， 2006， 9(6)：1-3.

[2] 沈镇宙， 邵志敏. 现代乳腺肿瘤学进展[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2. 171.

[3] 张斌. 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的意义及其应用[J]. 实用临床医药杂志， 2003， 7（2）：112-114.

[4] 吴祥德， 董守义. 乳腺疾病诊治[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0. 371-373.

[5] 王效勤， 刘代合. 农村妊娠期乳腺癌诊治现状[J]. 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 2001， 9(4):69-70.

[6] 陈国际， 邵永孚， 余宏迢. 妊娠期及哺乳期乳腺癌的治疗和预后因素分析[J]. 实用癌症杂志，1999，14(1)：41-43.

乳腺癌化疗方案篇（3）

    妊娠期乳腺癌定义为在妊娠期、哺乳期或产后一年内确诊的乳腺癌。大部分研究显示，这部分患者病期更晚，侵袭性更明显[1]。近20年来，新辅助化疗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临床恶性肿瘤治疗。在乳腺癌领域，新辅助化疗能否提高总生存率尚存争议[2]，但其对降低病期、争取保乳机会、筛选敏感的化疗药物和抑制外周微小病灶等方面的价值已被公认[2，3]。现将我院2000～2005年采用新辅助化疗治疗的20例妊娠期乳腺癌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例患者均为女性，年龄25～35岁，中位年龄30岁；均获病理确诊，病理类型：浸润性导管癌15例，小叶癌4例，小叶癌合并导管癌1例。按肿块大小：2～5cm 14例，≥5cm 6例。腋窝淋巴结通过粗针穿刺证明转移12例。5例终止妊娠后治疗，15例停止哺乳后治疗。

    1．2   治疗情况

    活检组织病理确诊后均进行免疫组化检查er、pr和c-erbb-2。20例患者均接受新辅助化疗，化疗方案为cfe：ctx 500mg/m2，epi 80mg/m2，fudr 500mg/m2第一天，21天为1个周期。本文将化疗过程中乳腺原发灶或肿大的腋淋巴结体积缩小25％的化疗视为有效，反之视之无效。用该方案化疗3~4个周期后行手术治疗。手术方式：19例行改良根治术，1例按病人的要求行保乳根治术，15例术后加用放疗。术后再做病理检查，包括免疫组化测er、pr和c-erbb-2。

    1.3   原发灶和腋窝淋巴结

    18例患者原发灶均较新辅助化疗前（手术前）体积缩小＞25％，有效率90%，其中3例在原发灶区域未能检测出癌细胞，达到病理完全缓解（cr），占15％。

    12例在新辅助化疗前经腋淋巴结穿刺病理确诊为乳腺癌腋淋巴结转移的患者，术后病理检查有4例为腋淋巴结阴性，占33.3％。

    1.4   免疫组化检测er、pr和c-erbb-2

    全组20例患者中，新辅助化疗前（手术前）有9例为er阳性，其中4例于术后变成er阴性；11例术前为er阴性的患者中，有3例于术后变成er阳性。

    新辅助化疗前有10例为pr阳性，其中的3例于术后变成pr阴性；10例术前为pr阴性的患者中，有2例于术后变成pr阳性。

    新辅助化疗前有15例为c-erbb-2阴性，其中的6例于术后变成c-erbb-2阳性；5例术前为c-erbb-2阳性，有1例于术后变成c-erbb-2阴性。

    1.5   完全缓解病例

    新辅助化疗后有3例在原发灶区域未能检测出癌细胞，达到原发灶的完全缓解（cr）；4例为腋淋巴结阴性，达到腋淋巴结的完全缓解（cr）。此7例新辅助化疗前病理检查为浸润性导管癌，er阴性、pr阴性、c-erbb-2阴性；术后的病理检查仍是浸润性导管癌，免疫学检查er阴性、pr阴性，但c-erbb-2检测有2例变成阳性。

    新辅助化疗评价无效的2例病例中，术前新辅助化疗前病理检查1例是浸润性导管癌，1例是小叶癌合并导管癌，免疫组化检查er阳性、pr阳性、c-erbb-2阳性。

    2   讨   论

    2.1   新辅助化疗疗效

    妊娠期乳腺癌发病年龄在20~40岁，平均35岁[4]。预后差[5]，延误诊断是最主要原因[6]。乳腺癌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新辅助化疗可以抑制外周微小病灶，从而可能延长病人的生命[7]。

    妊娠期乳腺癌在初诊时80％伴有腋淋巴结转移，本组为60％。治疗效果较其它类型乳腺癌为最差。我们采用新辅助化疗治疗妊娠期乳腺癌的适应证为：①经病理确诊，②无肝、肺、骨骼、纵隔等转移，③血常规肝肾功能正常，④心电图正常。20例患者中18例患者原发灶均较新辅助化疗前体积缩小＞25％，其中3例在原发灶区域未能检测出癌细胞，达到病理完全缓解（cr），占15％。12例在新辅助化疗前经腋淋巴结穿刺病理确诊为乳腺癌腋淋巴结转移的患者，术后病理检查有4例为腋淋巴结阴性，占33.3％。这些病例中33.3％（4/12）为新辅助化疗前er阴性的患者。

    2.2   新辅助化疗后病理改变

    新辅助化疗前后病理类型无变化，er、pr和c-erbb-2结果与新辅助化疗前不符合，本组不符合率分别为35％、25％、35％。变化的原因不明，我们认为可能有三个：①化疗药物引起了细胞内的结构变化，②化疗后引起c-erbb-2表达的变化，③化疗后引起了肿瘤密度的变化。

    新辅助化疗前后er、pr结果不相符合，多数为治疗前的阴性结果，变成了治疗后的阳性结果。本组新辅助化疗后的3例原发灶完全缓解（cr）和4例腋淋巴结完全缓解（cr）患者，均为新辅助化疗前er阴性患者，这可能与er阴性的癌细胞对化疗更敏感有关[8]。nsabp11，nsabp15报道c-erbb-2阳性的患者，有对含蒽环类的药物敏感，本组病例中，新辅助化疗前有15例为c-erbb-2阴性，其中的6例于术后变成c-erbb-2阳性，这些患者对含蒽环类药物是否还敏感，有待进一步的验证。

    2.3   存在的问题

    患者乳腺癌原发灶明显缩小，腋窝淋巴结阳性率下降，病理分期可能与患者的实际病情不相符，这让医生在决定是否给患者实施放疗的时候感到很困惑。因为对于治疗前未能扪及肿大腋窝淋巴结的乳腺癌患者，根治术后放疗与否，很大程度取决于其术后病检所示的有癌转移的淋巴结数量。我们的资料显示，部分患者（33.3％）在新辅助治疗前确诊有腋淋巴结转移，但治疗后病检为腋淋巴结阴性。我们的做法是暂时“无视”病理分期，根据新辅助化疗前的临床分期决定是否给予放疗。从这个意义上讲，经过新辅助化疗，根治术后病检结果的价值，似乎被打了折扣。因此，有待进一步前瞻研究。新辅助化疗后腋淋巴结阴性的患者，是否仍需放疗。另外，对于内分泌治疗的取舍，主要依据是er、pr状况，可是我们的研究显示，新辅助化疗导致治疗前后的er、pr结果分别有35％和25％的不符合率，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探寻，但目前而言，这样的结果给我们选择内分泌治疗与否，造成了很大的困惑。我们的做法是无论术前还是术后出现阳性即视之为阳性并给予相应的内分泌治疗。至于c-erbb-2的结果，新辅助化疗前后也有35％的不符合率，考虑到由它所指示的基因治疗（hercertin）费用极其昂贵，我们选择新辅助化疗前后c-erbb-2均为阳性的患者作为治疗的候选对象。

【参考文献】

  [1] 赵卫红, 徐冰河. 妊娠与乳腺癌[j]. 英国医学杂志中文版, 2006, 9(6)：1-3.

[2] 沈镇宙, 邵志敏. 现代乳腺肿瘤学进展[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2. 171.

[3] 张斌. 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的意义及其应用[j]. 实用临床医药杂志, 2003, 7（2）：112-114.

乳腺癌化疗方案篇（4）

【中图分类号】R4【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1-8801（2013）02-0068-02

放射治疗是乳腺痛的剂量技术已达到基本安全和完全耐受的水平，但是乳腺癌术后放射治疗导致的“放射性肺炎”和“放射性肺纤维化”等仍是没有解决的难题之一[1]。本研究设计了术后持续化疗的同时，将锁骨上医和胸壁进行分阶段照射的放疗方案，以求在不影响全身治疗和局部复发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放疗毒副反应，现报道如下。

1对象及方法

1.1病例选择及一般资料。我院2008年11月～2012年11月收治乳腺痛患者256例，均为女性，年龄28～69岁，中位年龄55.8岁。经病理确诊为浸润性导管癌。

1.2分组及治疗方法。随机分配患者，分为4组，每组64例。化疗方案均为CAF方案：环磷酰胺500mg/m2，静脉推注；多柔比星40mg/m2，静脉滴入；氟尿嘧啶500mg/m2，静脉滴入。4周为1个周期，根据受体不同情况决定是否采取内分泌治疗。

1.2.1A组。先予4周方案化疗2个周期，后行术后放疗。设锁骨上野（包括肺尖0.5cm）、腋窝野及胸壁切线野（前胸壁、侧胸壁以及包括内乳野）同时进行6MVX直线加速器体外照射，均为2GY/次，5次/周，DR总量50GY；放疗结束后续以4周方案化疗共4个周期。

1.2.2B组。先行放射治疗，设野、方法、剂量同A组。放疔结束1个月后予以4周化疔方案6个周期。

1.2.3C组。先4周方案化疗6个周期，后给予放疗，设野、方法、剂量同A组。

1.2.4D组。术后4周方案化疗6个周期，锁骨上区、腋窝拆线后与化疗同步行常规分割放射治疗，2Gy/次，5次/周，DR总量50GY；全部化疗结束后再行胸部常规分割放射治疗，2GY/次，5次/周，DR总量50GY。

1.3随访。研究结束，共失访34例，其巾A组失访8例，B组失访12例，C组失访8例，D组失访6例。失访时间治疗后10～39个月。

2结果

2.1放射性肺损伤发生率的比较。临床症状表现为轻度气促、干咳和胸部不适。2例（C组）在放疗中出现喘憋、发热，经用激素、抗生素治疗后症状改善。结果显示，A组放射性肺损伤发生率最高，而D组发生率最低，与其他各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2.2局部复发率和远处转移率及5年生存率比较。4组局部复发率、远处转移率及5年生存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表1）。

放疗与化疗为肿瘤局部和全身治疗的两种主要手段，一直是乳腺癌综合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2]，但是放化疗的毒副反应也是影响肿瘤患者术后恢复的难题之一。放射治疗与化疗的合理顺序和序贯时间是乳腺癌治疗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3]。目前国内大多数仍然采取术后化疗2～3个周期+放疗+继续化疗的方式。

放射性肺损伤是胸部肿瘤放疗最常见的重要并发症，虽然其确切的发生机制目前尚不十分清楚，但认为可能与放射治疗导致的肺泡Ⅱ型细胞和肺内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关系密切，是一种淋巴细胞性肺泡炎，是机体对放疗的一种超敏反应。放射性肺损伤的发病机制主要有细胞因子、靶细胞理论和自由基等几种学说，其靶细胞为肺泡组织，包括直接损伤和间接损伤。实验研究发现，肺组织受到照射后最早的变化是Ⅱ型肺泡细胞损伤和表而活性物质的提早释放。自由基是放射线产生的主要有害物质，放疗后肺内自由基含量增加，吞噬细胞受炎性分泌物刺激后产生的过量自由基是导致肺组织脂质过氧化损伤和刺激成纤维细胞增殖的重要原因。放射性肺损伤的发生及其严重性与肺受照体积、放射剂量、剂量率、分割方式、照射部位、治疗前肺原发疾病和放疗时使用化疗药物等因素有关[4]。因此，针对乳腺癌患者术后两大手段的有机结合显得尤其重要。

在本研究中，放疗后化疗会增加放射性肺损伤发生的危险，大多数放射性肺损伤发生在放疗后继续化疗的患者，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受照射的肺组织在3-4周恰为急性渗出性炎性改变，而此时即开始化疗，会诱发或加重这种损害，临床上称为“回忆效应”，尤其是使用化疗药物，如CTX会出现较高的肺损害率，可能与其为较强的放射增敏药物有关，即使是在放疗后应用，也有较强的协同作用，其造成肺损害的作用加强。参考文献

[1]Jarvenpaa R，Holli K，Pitkanen M，et al.Radiological pulmonary findings after breast cancer irradiation：a prospective study[J].Acta Oncol，2006，45（1）：16-22

乳腺癌化疗方案篇（5）

【关键词】 乳腺肿瘤　新辅助化疗　NP方案　FEC方案

新辅助化疗作为乳腺癌的一种有效治疗措施，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我们从2003年1月至2005年12月采用去甲长春花碱（navelbine，NVB）加顺铂（cisplatin，DDP）或氟尿嘧啶（5-fluorouracil，5-Fu），表阿霉素（epirubicin，EPI）加环磷酰胺（cyclophosphamide，CTX）方案作新辅助化疗治疗Ⅱ、Ⅲ期乳腺癌患者122例，观察其疗效及毒副反应。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122例均经病理检查或针吸细胞学检查确诊为乳腺癌，既往未用过任何治疗，Karnofsky评分为100分。无心、肝、肾功能严重损害。病人随机分组。NP方案组64例，年龄36岁~77岁，中位年龄48.2岁，Ⅱ期25例，Ⅲa 期22例，Ⅲb期17例，FEC方案组58例，年龄39岁~73岁，中位年龄49.8岁，Ⅱ期22例，Ⅲa期19例，Ⅲb期17例，两组临床资料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NP方案组：NVB 25mg/m2 iv第1，8天，DDP 30mg/m2 iv gtt第1~3天，NVB均使用深静脉穿刺置管内滴入。FEC方案组：5-Fu 500mg/m2 iv gtt第1，8天，EPI 25mg/m2 iv第1，2天，CTX 500mg/m2 iv第1，8天。两组化疗患者均预防性使用5-HT3受体拮抗剂类止吐药， 每3周为1个疗程，完成2个疗程后分别观察两组病人原发肿瘤病灶和区域淋巴结的缓解情况，并观察毒副反应情况，评价疗效。

1.3 评价标准

新辅助化疗前后采用体检、乳腺B超、钼靶等3种方法测量肿瘤最大直径，同一患者在化疗前后以同一种方法测量对比，主要以临床体检测量为准（炎性乳腺癌以钼靶测量值前后对照为准），疗效和毒副反应均依据WHO标准进行评价和分级。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χ2检验。

2 结 果

2.1 近期疗效

全部患者均按计划完成化疗，两组均无进展者。NP组总有效率（CR+PR）70.3%，其中CR 6例（9.4%），PR 39例（60.9%），NC 19例（29.7%）。FEC组总有效率（CR+PR）51.7%，CR 2例，PR 28例，NC 28例，两组均无进展者。两组近期疗效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

75例患者新辅助化疗前可触及肿大淋巴结：NP组39例，FEC组36例，化疗2个周期后，NP组有23例（59%）未触及肿大淋巴结，FEC组17例（47%）未触及肿大淋巴结。36例患者实行了保乳手术。其他病人均于化疗结束后5~14天行改良根治术或传统根治术。

2.2 毒副反应

NP方案组白细胞减少发生率79.7%，FEC方案组为56.9%，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

3 讨 论

乳腺癌新辅助化疗（亦称术前化疗）可使肿瘤体积缩小，降低临床分期，使原来不能手术的肿瘤可以通过手术切除，并有助于提高保乳手术的成功率，有助于早期杀灭亚临床播散病灶，并因此可能改善乳腺癌的预后[1]。因此新辅助化疗目前在国际上已成为Ⅱ、Ⅲ期乳腺癌的标准治疗方案[2]。有报道新辅助化疗总的有效率为60%~100%[3]。NVB+DDP是近年来临床应用较多的方案，国内一些报道其有效率大都在60%左右[4，5]。在本研究中，NP方案新辅助化疗治疗乳腺癌总有效率为70.3%，FEC方案总有效率为51.7%，NP组高于FEC组，且Ⅱ期疗效高于Ⅲ期，与文献报道基本相近，NP组化疗后提高了保乳手术率，较FEC组明显。然本组病例数少，有待进一步临床验证。

在毒副作用方面，两组常见的副反应为骨髓抑制、消化道反应及脱发。NP组骨髓抑制大于FEC组，尤其明显的是Ⅲ、Ⅳ度白细胞下降率，临床上如积极使用G-CSF等支持方法，一般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两组消化道反应大都在Ⅱ度以下，NP组高于FEC组，患者可以耐受，可能与应用5-HT3受体拮抗剂有关。

综上所述，乳腺癌新辅助化疗NP方案明显提高临床疗效，给保乳治疗提供了更多机会，值得临床使用，但是否对患者无病生存期及总生存期产生影响，有待进一步远期随访观察。同时由于毒副反应大，尤其是骨髓抑制明显，消化道反应大，故使用时应注意选择病例，治疗时注意保护其骨髓造血功能。

【参考文献】

[1] Gradishar WJ. Recently initated studies：neoadjurant treatments in the next century[J]. Semin Oncol， 1999， 26(1 Suppl 3):26-29.

[2] 陈灿铭， 沈坤炜， 吴炅， 等. 去甲长春花碱加表柔比星新辅助化疗方案治疗局部晚期乳腺癌的临床研究[J].中国癌症杂志， 2003， 13(4):310-313.

乳腺癌化疗方案篇（6）

[中图分类号] R737.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2）08（a）-0080-02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TE plan in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of 63 cases with breast cancer

LI Donghua

The Seventh Department of Innternal Medicine, Dujiangyan Medical Center, Sichuan Province, Dujiangyan 61183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therapeutic efficacy and toxicity of TE (Docetaxel, Pirarubicin) plan in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of breast cancer. Methods 63 cases of stage Ⅱ and Ⅲ breast cancer were given TE plan (specifically intravenous injection of 75 mg/m2 Docetaxel, d1, intravenous injection of 50 mg/m2 Pirarubicin, d1) and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for 3 courses, 3 weeks for each course. Treatment efficacy and adverse reactions were assessed after 3 weeks. Results The overall response rate (CR+PR) was 84.13%, among which, 5 cases (7.94%) were CR and 48 cases (76.19%) were PR; toxicity reactions were mainly gastrointestinal tract reaction, bone marrow suppression and alopecia. The toxicity reactions were bearable after treatment and didn't affect surgery due to disease progression. Conclusion Chemotherapy plan of Taxol combined with anthracycline has good efficacy in the treatment of breast cancer. And the relevant toxicity can also be tolerated, thus it is an effective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for phase Ⅱ and Ⅲ breast cancer.

[Key words] Breast cancer;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Docetaxel; Pirarubicin; Efficacy; Toxicity

乳腺癌是常见的女性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有逐渐上升的趋势，在我国占女性全身各种恶性肿瘤的7%～10%，为女性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1-2]，严重影响女性的生命健康，发病率日趋年轻化。乳腺癌新辅助化疗是用于乳腺癌术前的一种辅助化疗模式，目的是缩小病变，降低肿瘤分期，争取手术机会。国内有以蒽环类药物为基础的联合方案，也有以紫杉醇为基础的联合方案，2008年3月～2011年12月我院63例Ⅱ～Ⅲ期乳腺癌患者，行多西紫杉醇加吡柔比星联合方案的新辅助化疗，取得较好效果，现就其疗效及不良反应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乳腺癌化疗方案篇（7）

据相关研究证实全球乳腺癌发病率自从20世纪以来就一直在不断地上升。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的乳腺癌发病率在所有的妇科恶性肿瘤疾病中占据第1位[1]。乳腺癌的发作具有较长的潜伏期，同时原位乳腺癌并不会给患者带来太大的影响，但是随着病情的深入乳腺癌细胞的增殖功能会出现紊乱，同时也会向身体的其他组织扩散[2]。我院对2011年4月～2013年1月收治的35例乳腺癌患者采用了TE方案新辅助化疗，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2011年4月～2013年1月收治的乳腺癌患者70例作为临床观察对象，并分为对照组35例，观察组35例。观察组年龄32～65岁，平均（42.1±3.7）岁，其中导管癌30例，小叶癌3例，黏液腺癌2例。对照组年龄为33～67岁，平均（43.2±4.1）岁，其中导管癌29例，小叶癌2例，黏液腺癌2例，髓样腺癌1例。上述患者在治疗前经过相关检查，其血检、尿检、肝功能、肾功能等情况均正常。两组患者在年龄、病情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传统化疗方法进行治疗，观察组患者采用TE方案新辅助化疗方法进行治疗，具体如下：对患者使用浓度为75mg/m2多西紫杉醇进行静脉注射，同时给予患者50mg/m2的表柔比星进行静脉注射，治疗疗程为21d。在患者进行化疗之前给予患者消化道反应预防药物昂丹司琼、抗过敏药物地塞米松。在化疗过程中定期对患者进行血常规、心电图检查、肝功能检查、肾功能检查，1～2次/w。在患者进行化疗的过程中若白细胞水平出现明显的下降，采用G-CSF对患者进行白细胞治疗。

1.3疗效判定 按照实体瘤治疗反应评价标准（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r RECIST1.1）评价疗效，分为完全缓解（Complete response CR）、部分缓解（Partial response PR）、稳定（Stable disease SD）、进展（Progression disease PD）。

1.4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4.5软件系统进行分析，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对照组的治疗有效率为62.7%，观察组的治疗有效率为77.1%，观察组的治疗总有效率要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乳腺癌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疾病，会给患者的身心健康带来严重的影响，发病患者基本上都是女性，存在极少数的男性患者。从当前研究来看乳腺癌的致病因素并不明确，但是存在一些潜在因素与乳腺癌的发病密切相关。随着女性年龄的上升，乳腺癌的发病率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上升，在55岁之后会下降[3]。另外乳腺癌具有一定的遗传性，很多乳腺癌患者都存在乳腺癌家族史。长期吸烟、酗酒也会提升乳腺癌的发病率[4]。

大多数乳腺癌患者都会出现乳腺肿块、溢液、异常、腋窝淋巴结肿等症状[5]。在乳腺癌的治疗过程中提早诊断有着重要的意义，其中核磁共振检查是较为普遍的检查方式，另外乳腺X线摄影以及细胞活检也是较为有效的检查的方式。

在我院对乳腺癌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对观察组患者采取了TE方案新辅助化疗，其治疗有效率为77.1%，要明显高于对照组（P

在治疗过程中对患者采用了多西紫杉醇，该药物是一种较为新型的癌症治疗药物。对微管网重组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从而让细胞合成受阻，导致癌细胞死亡。该药物与其他药物联用如表柔比星等有着较好的效果。表柔比星可以对转移RNA的活性进行抑制，从而阻碍DNA的合成，进而抑制癌细胞的分化作用。患者在辅助化疗期间存在一些不良反应。因此在对患者治疗的过程中采用了地塞米松、昂丹司琼等来预防过敏反应及消化道反应。

综上所述，TE方案新辅助化疗在乳腺癌治疗中具有较好的效果，毒副作用较低，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龚晓军.新辅助化疗在乳腺癌外科手术治疗中的应用100例分析[J].中国误诊学杂志，2011，15（04）：121-122.

[2]匡冠丫.新辅助化疗方案治疗乳腺癌疗效观察[J].求医问药（下半月），2010，11（02）：124-126.

乳腺癌化疗方案篇（8）

【中图分类号】R7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05-0012-02

Study of T lymphocyte subsets with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of CAF chem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breast cancer

【Abstract】Objective：To analyze the functional changes of T lymphocyte subsets with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of CAF chemotherapy in different doxorubicin dose for advanced breast cancer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disease. Methods： using monoclonal antibody by 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to detect T lymphocyte subsets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breast cancer. Results： CAF chemotherapy A group and B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index of T lymphocyte subset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change， A group and B group of T lymphocytes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breast cancer and the indexes of subsets of C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onclusion：cyclophosphamide （600mg/ m2， the first 1，8 days）， doxorubicin dose （40 mg/ m2， first days）， 5- fluorouracil （500mg/ m2， first days）， chemotherapy is the best solution to the synchronization on the CAF scheme. Can reduce the chemotherapy and radiation damage， improve the survival rate of wide application， suggestions.

【Key words】In advanced breast cancer；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CAF chemotherapy

中晚期乳腺癌病人免疫功能降低已经为许多实验所证实，通常被认为是免疫调节功能失控所致。细胞水平上免疫调节以T 细胞为中心，正常状态下，辅T淋巴细胞表面抗原受体识别抗原并与之结合后，细胞表面表达IL-2R，并产生IL-2，后者可与辅助T 细胞、N K细胞、B 细胞等前体细胞等表面的IL-2R 结合，激活上述细胞发挥一系列功能。放化疗可引起人体T细胞亚群动态改变，这种动态改变是可逆的。

1 资料及方法

1.1 病例选择

本研究选择吉林北华大学附属医院、吉林市中心医院经组织病理学和/或细胞学确定为Ⅲ-Ⅳ期的乳腺癌患者90例为研究对象。

1.2 治疗方法及检测项目

（1）原发性乳腺癌患者90例，所有患者均为女性，术前均经细胞学穿刺或病理学活检明确诊断，按2012年NCCN指南乳腺癌分期为Ⅲ-Ⅳ期。将其随机分为3组，每组30例。所有患者Karnofsky评分为60分以上，治疗前行血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心电图，胸片以及腹部B超检查。通过对比阿霉素剂量的相对减少，应用国产单克隆抗体对乳腺癌患者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进行动态检测。

（2）A组环磷酰胺（600mg/m2，第1、8天） ，阿霉素剂量为（50 mg/ m2，第1天），5-氟尿嘧啶（500mg/ m2，第1天）方案同步放、化疗；环磷酰胺（600mg/ m2，第1、8天） ，阿霉素剂量为（40 mg/ m2，第1天），5-氟尿嘧啶（500mg/ m2，第1天）方案同步放、化疗；C组为环磷酰胺（600mg/ m2，第1、8天） ，阿霉素剂量为（30 mg/ m2，第1天），5-氟尿嘧啶（500mg/ m2，第1天）方案同步放、化疗。放疗与化疗同步进行，常规照射（1）锁骨上/下野：照射剂量：DT 50 Gy/5周/25次，应用电子线。（2）胸壁野：全胸壁DT 50 Gy/5周/25次。应用X线或电子线照射。（3）腋窝照射野：6 MV-X线，锁骨上区DT 50 Gy/5周/25次。3组均化疗2-4周期。于治疗结束后1周应用直接免疫荧光法标记抗原测定NK细胞及T细胞亚群。应用流式细胞仪计算细胞数。采外周静脉血5ml，EDTA抗凝。加人单克隆抗体相交联的异硫氰酸荧光素（FITC）进行免疫标记；避光，室温放置20 min，加人裂解液2 ml，避光放置5-12min，裂解红细胞。离心后倒掉上清液.加入鞘液2 ml，再次离心，应用流式细胞仪进行检测及应用ELITE自动分析软件进行分析。

1.3 结果判断

统计方法：统计学处理采用t检验法。P

2 结果

A组CD4+、CD8+略低于B组，NK和CD4+/CD8+比率略高于B组，2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0 05）。均在检测药盒的正常值范围内；C组CD4+，CD4+/CD8+，NK明显高于A组和B组（P

3 讨论

机体抗肿瘤免疫机制十分复杂，它涉及多种免疫成分，包括细胞和体液免疫，以及起免疫调节作用的各种可溶性分子。抗肿瘤免疫一般以细胞免疫为主。T细胞亚群不同的变化可反映机体细胞免疫功能的改变。T细胞的数量和功能异常可使肿瘤细胞逃避宿主的免疫监视。T淋巴细胞中CD4+/CD8+的稳定比例维持着细胞免疫反应的平衡，只有在CD4+/CD8+比值正常时才能发挥抗肿瘤作用。CD4+细胞数量的变化可充分反映机体抗肿瘤免疫功能，辅助细胞诱导亚群（CD4+）具有强大的辅助B细胞产生抗体，诱导细胞介导的淋巴细胞溶解作用。CD8+包括细胞毒性T细胞和抑制性T细胞，对免疫应答有重要的调节作用，活与肿瘤的存在、发展及荷瘤宿主的免疫抑制状态密切相关。cD4+/CD8+比率反映了机体免疫状态，保持一定的比率对维持机体的免疫应答有重要意义，可预测患者的预后。外周血中淋巴细胞也包括NK细胞，不需致敏可以直接杀伤肿瘤细胞.是机体抗肿瘤第一道防线，在控制肿瘤转移方面起主要作用。文献报道中晚期乳腺癌患者T细胞亚群及NK细胞的百分比均超出正常范围，对机体免疫功能有明显影响[1]。患者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细胞免疫功能抑制。以上结果表明，中晚期乳腺癌患者机体免疫系统可以发生较严重紊乱，随着肿瘤的进展，机体免疫功能愈发呈现下降趋势。胡永华等研究表明，中晚期乳腺癌CD4+及NK明显减少[2] 。

自1979 年Kung 等成功制备了抗人T 淋巴细胞并应用于基础和临床免疫学研究以来，T 淋巴细胞亚群的研究日渐广泛和深入，并且已经成为评价人体免疫功能的重要方法。研究发现多种疾病原发或继发存在T 淋巴细胞亚群异常，因此检测T淋巴细胞亚群对探讨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以及协助临床诊断与治疗等都有重要的价值。中晚期乳腺癌病人免疫功能降低已经为许多实验所证实[3]，通常被认为是免疫调节功能失控所致。细胞水平上免疫调节以T 细胞为中心，正常状态下，辅T 淋巴细胞表面抗原受体识别抗原并与之结合后，细胞表面表达IL-2R ，并产生IL-2，后者可与辅助T 细胞、N K细胞、B 细胞等前体细胞等表面的IL-2R结合，激活上述细胞发挥一系列功能[4]。放化疗可引起人体T细胞亚群动态改变，这种动态改变是可逆的。

本临床研究及调研数据统计学数据处理得出结果，CAF方案放化疗后A组和B组比较T 淋巴细胞亚群各项指标均无明显动态变化，A组和B组中晚期乳腺癌病人T 淋巴细胞亚群各项指标与C组比较均明显降低；表明环磷酰胺（600mg/m2，第1、8天）、阿霉素剂量为（40 mg/m2，第1天）、5-氟尿嘧啶（500mg/m2，第1天）方案同步放、化疗为最佳CAF方案。可以减轻化疗及放射性损伤，提高患者生存率，建议广泛普及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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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陆春伟， 佟海侠， 陆美言. 急性白血病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和调节性T细胞的检测及临床意义[J]. 现代肿瘤医学， 2010， 18（11）： 2230-2233.

[4] 邵明海， 王建华， 丁维军. 恶性肿瘤患者外周血CD4+、CD25+调节性T细胞的检测及其临床意义[J]. 现代实用医学， 2009， 2（21）： 142-143.

乳腺癌化疗方案篇（9）

近年来我国乳腺癌的发病率呈不断增高趋势，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乳腺癌在女性恶性肿瘤中已居首位［1］。以蒽环类为主的新辅助化疗方案作为乳腺癌的一线化疗方案在临床上已经广泛应用，但部分患者效果并不理想。另外，协助判断肿瘤对化疗药物敏感性等优点在乳腺癌的综合治疗中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然而对化疗方案和周期的选择目前尚无统一的标准［2］。因而，乳腺癌蒽环类化疗的疗效预测因子可能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本研究回顾57例采用蒽环类新辅助化疗方案治疗的乳腺癌患者，结合乳腺癌组织P53蛋白的表达情况进行疗效分析，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2006～2011年收治乳腺癌患者57例，均为女性，年龄22～76岁，平均54.4岁；绝经前39例，绝经后18例；临床分期依AJCC标准：Ⅱ期36例，Ⅲ期21例；病理分级：Ⅰ级20例，Ⅱ级19例，Ⅲ级18例。经改良根治术33例，传统根治术24例。

新辅助化疗方案：新辅助化疗方案为环磷酰胺500mg/m2，表阿霉素75mg/m2，5-氟脲嘧啶500mg/21m2，21天1周期，第1天给药，共3～4周期；治疗前使用格拉司琼止吐治疗，对化疗后外周血白细胞下降者酌情给予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治疗。完成化疗周期2周左右后进行手术治疗。术后给TP方案(多西他赛75mg/m2、顺铂50mg/m2)，21天1周期，共4周期，再进行包括放疗和内分泌治疗在内的后续治疗。

P53的检测：所有患者治疗前乳腺肿瘤常规行核心针穿刺明确病理诊断，并用免疫组化SP法检测p53蛋白的表达。具体步骤［3］：标本经甲醛液固定、常规石蜡包埋切片和苏木精-伊红(H-E)染色；免疫组化采用过氧化物酶标记的链霉素抗生物素染色法(SP法)，一抗为P53单克隆抗体，磷酸盐缓冲液代替一抗作阴性对照。二甲基联苯胺(DAB)显色，苏木素复染，脱水、透明、封片，光学显微镜观察以阳性细胞的数目及着色程度决定反应的强弱，P53阳性物质呈棕黄色颗粒，位于细胞核，每张切片阳性细胞数＞10%计为(+)，其余为(-)。见图1。

疗效判断标准：疗效按WHO制定的统一标准分为［4］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病情稳定(SD)和进展(PD)。①完全缓解：临床触诊肿瘤完全消失或乳腺B超显示肿瘤体积缩小＞75%；②部分缓解：乳腺B超显示肿瘤体积缩小50%；③病情稳定：乳腺B超显示肿瘤体积缩小＜50%或增加＜25%；④疾病进展：乳腺B超显示肿瘤体积增加＞25%或出现新病灶。统计指标：有效率(OR)=CR+PR［5］。

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11.0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以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乳腺癌组织p53蛋白的表达：乳腺癌组织中P53蛋白阳性表达32例，阴性表达25例。

新辅助化疗疗效：57例乳腺癌患者中CR 10例、PR 27例、SD 14例和PD 6例，化疗总有效率64.9%(37/57)。

P53蛋白的表达与蒽环类新辅助化疗敏感性的关系：P53蛋白表达阳性患者化疗后完全缓解率及有效率均明显高于阴性的患者，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讨 论

乳腺癌是一种全身性疾病，全身化疗是乳腺癌综合治疗中最重要的部分，根据一些肿瘤化疗预测因子来合理选择化疗方案，将会提高肿瘤的综合治疗效率，减少不合理的化疗药物选择带来的浪费及药物不良反应。

自20世纪80年代，新辅助化疗已成为乳腺癌综合治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辅助化疗的优点至少有：①降低分期；②消灭微小转移灶，减少远处播散及耐药发生；③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和生存率［6］。蒽环类药物是当前乳腺癌新辅助化疗方案的基石。然而，仍存在一部分乳腺癌患者化疗效果不理想，甚至耐药。

P53位于人类第17号染色体短臂上，有两种类型，野生型能诱导细胞凋亡和促进DNA修复，但其半衰期短，含量低，用免疫组化方法难以检测；而突变型P53蛋白因构象改变，半衰期长，故临床测定主要是突变型的P53蛋白。P53阳性提示对烷化剂耐药，患者预后差，对该组患者，应考虑使用含蒽环类药物的联合方案化疗。邵志敏等发现新辅助化疗可诱导乳腺癌细胞凋亡［7］，抑制增殖。但文献报道的P53的表达状态预测乳腺癌蒽环类新辅助化疗疗效的结论存在争议［8］。

本研究参考等的检测方法也发现P53表达的乳腺癌患者蒽环类化疗完全缓解率和有效率均明显增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但因样本量较小，本研究结论尚需更大样本资料来验证。总之，本研究认为乳腺癌组织中P53过表达可能可以作为蒽环类新辅助化疗的预测因子。

参考文献

1 吕长刚,齐凤杰.NGAL和MMP-9蛋白在浸润性乳腺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J］.广东医学,2011,32(10):1287.

2 杨俊娥,陆苏,刘红.不同新辅助化疗方案治疗乳腺癌近期疗效观察［J］.中国肿瘤临床,2011,38(7):405.

3 林黎娟,曹中良,林贞花,等.乳腺浸润性导管癌钼靶X线表现与腋窝淋巴结转移及P53蛋白表达的关系［J］.中华实验外科杂志,2011,28(5):679.

4 周波,谢菲,王思源,等.紫杉类联合蒽环类的新辅助化疗方案治疗三阴乳腺癌的疗效及预后［J］.中国癌症杂志,2009,19(2):129.

5 章丽丽,葛海燕.术前TEC与EC-T新辅助化疗方案治疗53例乳腺癌的临床观察［J］.医学综述,2011,17(10):1565.

乳腺癌化疗方案篇（10）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sensitivity of breast invasive ductal carcinoma to different chemotherapy pla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nsitivity and the expression of resistance gene. Methods: Collecting 83 fresh biopsy specimens of breast cancer， observed the expression of GST-π， ToPoⅡ， HSP and P-gp of the same case before and after the chemotherapy， and made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expression and three chemotherapy plans such as CAF， CMF and TA plan. Results: The effect of CAF plan to the expression of resistance gene of breast invasive ductal carcinoma was the most important. In this group which having 28 cases the expression of GST-π of 11 cases changed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the expression of ToPoⅡof 7 cases changed from positive to negative after the chemotherapy and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fore and after the chemotherapy was significant(P

[KEY WORDS] breast carcinoma; drug resistance; gene

化疗是乳腺癌综合治疗的重要手段，但肿瘤的耐药常导致化疗失败，为避免化疗的盲目性，有必要探索癌细胞对化疗耐药的更深层原因。本文选取乳腺癌发病率最高的浸润性导管癌83例，比较同一患者新辅助化疗前后乳腺癌耐药基因谷胱甘肽S-转移酶(GST-π)、拓扑异构酶Ⅱ(ToPoⅡ)、热休克蛋白(HSP)和P-糖蛋白(P-gp)的表达变化，以探讨不同化疗方案对耐药基因表达的影响。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收集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2007～2008年行乳腺癌活检患者标本113例，选取经病理证实为浸润性导管癌83例作为研究对象。患者活检后均行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及改良根治或保乳手术。化疗方案分别为环磷酰胺+阿霉素+5-氟尿嘧啶(CAF)、环磷酰胺+氨甲喋呤+5-氟尿嘧啶(CMF)、紫杉醇+阿霉素(TA)，各1～3个疗程。所有病例按化疗方案分成3组，即CAF组、CMF组、A组。活检及手术标本均经甲醛固定，石蜡包埋，连续制成4μm厚切片，分别进行HE染色和免疫组化染色。

1.2 方法

采用免疫组化染色SP法，鼠抗人P-gp单克隆抗体，兔抗人GST-π单克隆抗体，鼠抗人ToPoⅡ单克隆抗体，鼠抗人HSP多克隆抗体均为美国Zymed公司产品，S-P试剂盒由福州迈新生物技术开发公司提供。操作步骤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用PBS代替一抗作阴性对照，用已知阳性直肠癌组织作阳性对照。

1.3 结果判断

HSP以细胞浆或细胞核出现棕黄色颗粒为阳性细胞。P-gp和GST-π主要根据其分布范围和显色程度，即阳性细胞数比例分为4级。阴性(-)：无棕色反应，细胞背景一致不着色或阳性细胞数小于5%;弱阳性(+)：5%～25%的癌细胞胞浆着棕黄色;中阳性(++)：25%～50%癌细胞胞浆着棕黄色;强阳性(+++)50%以上的癌细胞胞浆着深棕色。ToPoⅡ主要根据其分布范围即阳性细胞数比例分为4级，阴性(-)：细胞核无棕色反应或阳性细胞数小于1%;弱阳性(+)：1%～25%的癌细胞胞核着棕黄色;中阳性(++)：25%～50%的癌细胞胞核着棕黄色;强阳性(+++)：50%以上的癌细胞胞核着棕黄色。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χ2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GST-π的表达

GST-π表达于胞浆，部分病例阳性细胞分布不均匀(图1A、B)，经化疗后CAF组11例GST-π转阳，化疗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1)。

2.2 ToPoⅡ的表达

ToPoⅡ表达于细胞核，阳性细胞分布均匀(图2A、B)。化疗后CAF组有7例转阴，化疗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1)。

2.3 HSP的表达

HSP细胞浆中呈棕黄色为阳性(图3A、B)。CAF组有5例转阳，CMF组13例阳性中有2例转阴，化疗后TA组24例有3例转阳，但化疗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1)。

2.4 P-gp的表达

P-gp表达于细胞膜和细胞浆，不同病例细胞着色深浅不一(图4A、B)。TA组24例，8例由阳性转为阴性表达，化疗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1)。 表1 不同化疗方案化疗前后各基因蛋白表达结果对照 图3 A:CMF方案化疗前HSP表达为阳性，定位于胞浆(Envision100)

3 讨论

化疗在乳腺癌的综合治疗中占有重要地位，手术前后应用全身性化疗以杀灭亚临床型转移灶是提高治疗效果和生存率较为成熟的方法。而化疗成功的主要障碍是癌细胞对化疗药物产生耐药性[1]，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乳腺癌耐药为多基因、多步骤耐药，涉及P-gp、GST-π、HSP、ToPoⅡ等[24]。本实验检测同一乳腺癌病例化疗前后耐药基因的表达情况，并作自身对照研究，探讨了CAF方案，CMF方案、TA方案对耐药基因P-gp、GST-π、HSP、ToPoⅡ表达的影响，了解化疗是否能克服耐药问题，结果提示化疗可以诱导乳腺癌耐药基因表达的改变。

GST-π是GST家族中的一种主要同工酶，具有解毒作用，能催化谷胱甘肽和各种亲电子化合物结合，其可减弱化疗药物对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从而造成癌细胞耐药，其高表达对化疗耐药有重要影响[5]。Kim等[6]用免疫组化法检测乳腺癌化疗组与未化疗组的GST-π表达情况，发现化疗对GST-π表达无影响。但未做化疗前后GST-π表达差异的自身对照研究，也未考虑化疗方案选择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本实验中化疗前后自身对照研究表明以CAF方案做化疗可使部分GST-π阴性的乳腺癌变为阳性表达，化疗前后差异显著，提示乳腺癌组织中GST-π可能参与化疗的获得性耐药。

TopoⅡ在DNA复制、转录和染色体分离中起重要作用，是催化DNA拓扑状态相互转换的一种蛋白酶，是多种化疗药物的作用靶点。它是多种抗癌药物如托扑异构酶抑制剂作用的靶酶，不同的表达量和活性与耐药表性的维持密切相关，表达水平下降则肿瘤对抗癌药物敏感性下降，耐药性增加[7]。关于乳腺癌化疗对ToPoⅡ活性的影响国内外报道较少。有人将乳腺癌化疗前后病例进行比较后发现，两组间表达差异不明显，认为短期的化疗不足以引起ToPoⅡ活性变化[8]。本实验研究结果表明方案为CAF化疗可使部分乳腺癌病例出现ToPoⅡ表达的明显下降，而CMF组和TA组也有少量病例化疗前后ToPoⅡ表达出现变化，但差异不明显。

HSP是细胞受应激源刺激后诱导产生的一组应激蛋白，与肿瘤发生、增殖及分化有关，按其分子量不同可分为3种不同类型，其中HSP70与恶性肿瘤关系密切，参与控制肿瘤细胞的增殖和凋亡，在肿瘤发生发展中充当分子伴侣。防止异常蛋白积聚而产生异常折叠，维持细胞的自稳态，使细胞维持增生状态免于凋亡。对HSP的转基因研究表明，它与多Y药耐药(MDR)机制有关。热休克蛋白可能参与调节细胞对化疗药的敏感性[9]。本实验结果说明，CAF方案可使部分乳腺癌病例不同程度出现HSP表达升高，值得进一步研究。

P-gp糖蛋白是一种多要耐药基因(MDR1)编码的能量依赖性转运蛋白，分子量为170 kD。其耐药机制是将肿瘤细胞内的化疗药物泵出细胞外，从而使细胞内药物浓度降低，产生耐药性[10，11]。Verrelle等认为乳腺癌的P-gp阳性细胞数量和染色强度与化疗效果和病人预后呈负相关。Botti等发现P-gp高表达的乳腺癌病人化疗效果差，容易发生转移，相反，低表达者化疗效果好，预后好。本研究发现，P-gp在化疗前乳腺癌组织中有一定表达，说明其在乳腺癌原发耐药中亦有重要作用。以CAF、CMF方案做化疗，大多数病例化疗前后P-gp表达无明显变化。而TA方案化疗组部分化疗前阳性的病例化疗后转阴，表明TA方案可能使部分乳腺癌P-gp表达下调。

由此可见，新辅助化疗可使乳腺浸润性导管癌耐药基因表达发生变化，不同化疗方案对耐药基因表达影响不一致。TA方案较少使乳腺癌的耐药表型增加，甚至有使P-gp表达水平下调的趋势。CAF方案对耐药表型影响最大，可使GST-π和ToPoⅡ表达出现明显变化，使乳腺癌耐药性增加。临床医生如果化疗前检测患者耐药基因表达情况，为选择更加合理的个性化化疗方案提供参考依据，以提高治疗效果和延长患者生存期。

参考文献

1 石晶，滕月娥，赵明芳，等.乳腺癌耐药相关蛋白与多药耐药关系的研究进展[J].实用临床医药杂志，2009，13(1)：88-91.

2 吴达龙，黄丰，吕焕章.乳腺癌耐药蛋白——肿瘤多基因耐药研究新进展[J].癌症，2003，22(4)：441-444.

3 McGrogan G，Rudolph P.Mascarel Ⅱ DNA topoisomerase expression and the response to primary chemotherapy in breast cancer[J]. Br J Cancer，2003，89：666-671.

4 Hayes DF， Thor A， Dressler I， et al. HER-2 predicts benefit from adjuvant paclitaxel after AC in node-positive breast cancer CALGB 9344[J]. Proc Am Soc Clin Oncol， 2006，24(18S)：510.

5 林勇，林贤平.60例乳腺癌组织中MRP，GST-π表达及意义[J].福建医药杂志，2003，25(4)：126-127.

6 Kim SU， Lee KM， Park SK， et al. Genetic polymorphism of glutathione S-transferase P1 and breast cancer risk [J]. J Biochem Mol Biol，2004，37(5)：582-585.

7 Cardoso F， Durbecq V， Larsimort D， et al. Correlation between complete response to anthracycline-based chemotherapy and topoisomerase Ⅱ-alpha gene amplification and pretein overexpression in locally advanced/metasatic breast cancer[J]. Int J Oncol， 2004，24(1): 201-209.

8 Durbecq V，Paesmans M，Cardoso F，et al. Topoisomerase-Ⅱ alpha expression as a predictive marker in a population of advanced breast cancer patients randomly treated either with singleagent doxorubicin or singleagent docetaxel[J]. Mol Cancer Ther，2004，3(10)：1207-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