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文化篇（1）

亚文化和时装的关联由来已久，当下又随着Vetements、Gosha Rubchinskiy及一票伦敦新晋设计师的走红，重新回归，并在媒体的解读下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和广泛。一时间，时装亚文化变成了和名牌大学毕业证一样的“敲门砖”，似乎一个人看起来越接近亚文化，他就越能超越平庸，但这也导致一提及亚文化，许多人就心生厌恶。

青年，是构成亚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而这次时装界亚文化回潮，就借着大肆流行的街头滑板风格，试图打造出属于一群酷小孩（Cooi Kids）的形象。

比如说一件重金属风格的T恤，或者像Alexander Wang这样的设计师将一个Facebook社群的概念发展成一季热卖的时装，只要有一部分人开始穿这些服装，往往就会引起消费者的追捧和同行模仿的风潮。

这种苗头刚一出现，时尚媒体就立马给它贴上个牵强的亚文化标签。这种风气真的亟需改变。

从嬉皮士，垮掉一代，光头仔到朋克等亚文化现象的出现，经历了相当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伴随着社会环境的动荡。

可以说，某个时代的某件重大政治或经济事件如同投入湖心的一颗石子，激起层层涟漪，而多数亚文化现象恰恰充当了一层涟漪的角色。

很多亚文化表面看起来确实惊世骇俗，从夸张的服饰风格到聚众游行，时有过激行为，但我们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这一表面上去思考一个亚文化现象。就像你看到一个人，如果仅仅停留在远观的角度，是永远没法真正了解这个人的，得走进他，听他的故事，分享和交流，才会明白他炫色的外表下到底藏着什么。

从“朋克教母”到大英帝国的女爵士，从“Sex”时装店到巴黎的时尚T台，Vivienne Westwood的那种大胆狂放、离经叛道的设计风格曾引领了时尚界的一股风潮。如果我们剥离她设计作品的表象，就发现这些作品所隐含的内核和英国的青年亚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她所做的是把这种亚文化投射到她自己所理解的时尚当中。

而当前我们的现代化、数字化的世界与亚文化是正相反的。亚文化仍然存在，但已经不像过去它们作为有机体那样保持鲜活和不断衍变。

如今，他们更类似于内战时期重建社会，充当着步入另一个时代的门户作用，而不仅仅是一个青春期的仪式。如今的他们已经在重新制定社会秩序这方面与美国南北战争的意义产生了更多的共同点。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注重时尚、音乐和共同的理想，而不是步枪和历史事实。

如今的年轻人在互联网上创建社区，他们的兴趣对于传统的亚文化模式来说太过宽泛。

亚文化建立在派别意识关系的基础上，它的拥护者将他们自身定义于世界其他部分相对立的位置。过去，你不可能既是朋克―族，又同时承认自己是嘻哈音乐的粉丝，至少不能公开承认，因为排外的青少年狂热主义是加入其中的前提。

亚文化时代大约在十年前就结束了，现代时尚，因其网络优化手段，和亚文化时代毫无相似之处。

那么为什么时尚界如此钟爱泛亚文化标签呢？因为他们人为地强化了虚华的潮流，而且收益是双重的。

对于消费者而言，亚文化更加耐人寻味和意蕴深厚，而不是一些过不了多久就会过时的事物。亚文化沉浸在意识形态之中，他们有着仪式、身份和自创的音乐类型，这些都与他们的派别信念相一致。他们坚持着某些东西，而且一旦改变就会被诋毁为“背叛”。这能够赋予服装一种反文化部落的感觉，在心理上等同于奋力咀嚼一大口牛排，而不是―点一点地小口品尝甘蓝沙拉。

你可以想象，消费者定然感觉到他们获得了更多的价值回报。

然而，虽然越来越多的声音指责如今时装亚文化泛滥，但即便是反对它的人，也不可回避藏在其背后的主谋：小众消费主义带来的人以群分。

无论是时装界，还是音乐、文学领域，向小众主义靠拢是必然的趋势。消费亚文化是出于当代人需求的市场动作，一来人们追求标新立异，二来大部分设计师在有点名气之后都在走下坡路。况且当代亚文化粗糙、晦涩，毫无章法的特性也适用于转移人们对鱼龙混杂的产品本身的注意力。

1975年，John T MOlloy撰写的Dress for Success（《为成功而穿》）一经出版便成为畅销书，随之催生了“权利着装”这个概念，而彼时的成功着装的具象表达之一，就是穿着昂贵西装皮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华尔街高管们。

亚文化篇（2）

然后你发现，就算你能熟练地使用流行热词，依然听不懂这群少年对话。几个回合后，对你很热情的小姑娘满脸“这个叔叔好奇怪”疑惑地转过了身。

很尴尬呀，有没有？

其实你大可不必放在心上，聊不下去是因为你们的文化背景不同。简单来说，你是站在主流文化这一挂的，而那群年轻人对亚文化有强烈的身份认同。

亚文化指一个群体的非主流文化现象，经常发生在缺乏主流话语权的青年群体中，所以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存在着先天的“对抗性”。青年群体试图通过亚文化去获得话语权，而主流文化为了巩固和强化自己的地位，必然对其怀疑、排挤。

这个时候就要感谢社交媒体了。亚文化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打破了文化壁垒，一点一滴地渗透到了主流文化中来，导致亚文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成了受追捧的热点。比如属于二次元文化里的“卖萌”，潘课幕里的“自黑”……

但这些追捧仅限于主流文化可接受的范围。大多数情况下，主流文化只是选择性地套上亚文化独特的壳。你或许知道“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这句话，但不知道它来自《银河英雄传说》；你可能了解“胡霍CP”是少女们的心头好，但无法读懂同人文；你知道二次元、A站和B站，但依然听不懂御宅族们的对话。

对大众来说，所谓的亚文化经济是一颗包装精美的糖果，受欢迎的是精美糖纸，但鲜有人有兴趣尝尝糖的味道。就像许多人得意于用B站看片，但会默默地选择关掉弹幕。

所以如果你想做大众的生意，而不是服务特定的亚文化人群，那大可不必费尽心思研究深宅深腐的习性，外族人根本进不去他们的世界。

曾经主打”二次元”电商的神奇百货就在调整方向。17岁的CEO王凯歆承认：“没有任何电商是靠人群分类做大的，以‘二次元’这样的文化标签来划分消费人群是个伪命题。”

最受用亚文化的其实是那些沐浴在主流文化的外行们。在商业模式或者产品上，附加一点亚文化元素，他们就会觉得：“我的天呀，这也太cool了吧！”

卖腐有风险，突破次元有套路

2015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同性婚姻在美国合法化。这一天，象征LGBT文化的彩虹旗在全世界各地出现，比如美国白宫、Facebook页面、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的社交头像……

同一天，美图秀秀新增了一个“Love Win”主题的彩虹边框，以滤镜的方式套上图片，就能变成彩虹图片，当天该滤镜的下载量近10万次，至今累积下载量约1亿次。美图秀秀当天新增用户比平时增长了15%。

尽管国内少有同性恋群体发声，但从同性恋文化中衍生出的“腐文化”却日益壮大。腐文化指本身并非同性恋，但支持喜欢同性恋文化的群体。对于多数人来说，腐文化里的许多“规则”还是比较“重口味”的，但在商业营销上“卖腐”已经成为一招妙棋。最常见的做法是“组CP”，把影视剧或文学作品里的同性角色组成情侣档。比如电视剧《伪装者》里出现的“楼城CP”“楼台CP”等等，以达到营销目的。

舆论环境对同性文化的态度有待商榷，营销方愿意这样明目张胆地“卖腐”是因为腐文化的核心之一是接受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这在年轻群体里十分受欢迎。

这也解释了美图秀秀“应援”同性婚姻合法而大获全胜的原因，其相当于是在对年轻人宣传“我们拥有同样的价值观”――众所周知，要想赢得年轻人的青睐，首先必须让他们觉得“我们是一国的。”

一般而言，有三种套路能和年轻人混成一国的。

第一种是“Ctrl+C 加Ctrl+V”法，直接把亚文化中的元素用到产品中，比如美图秀秀的彩虹旗滤镜。话说Alexander McQueen的副线品牌McQ也用了同样的套路。日本漫画家田村吉康创作了一只名叫愤怒兔的角色。这只兔子刀枪不入，与邪恶怪兽在东京街头展开大战。McQ直接把漫画变成大印花往单品上糊，超级符合中二少年的审美。这种时尚界和中二病的搭配，在日本一上市就被疯抢。

第二种是“假装很亚文化”，将亚文化里典型的生活方式拎出来放到产品或商业模式里。比如从御宅族的吐槽行为衍生出的弹幕。本来只存在于A、B站这样的小众平台，但现在各大视频网站都开启了这个功能，一下子就洋气了许多。

杭州的次元影业更是把Cosplay这种扎根二次元文化的表演形式运用到了影视制作当中。它把顶尖的Coser（角色扮演人）签约成旗下艺人，与腾讯动漫、爱奇艺游戏合作开发游戏IP，打破“次元壁”，用制作Cosplay的方式把动漫游戏改编成影视作品。

第三种是“炒作”法，塑造一个符合大众认知的形象。百思买旗下的电脑特工专门提供电脑技术服务，就用这种办法在北美获得巨大成功。简单地说，电脑特工就是“修电脑的”。可百思买将这些电脑极客包装得非常酷，极客们像特工一样穿着白色短袖衬衫和黑色西裤，打上黑色领带，开着黑白两色的甲壳虫轿车到客户家中维修电脑。

说实话，极客文化的奥义是很单调的，极客可以简单粗暴地归纳成“一群为了用电脑而用电脑的人”。但在外界的眼里，极客们充满了神秘感，“这是一群聪明的怪咖”。百思买就紧扣这个认知，为大众消费者打造了一个符合他们认知的“极客团队”，怎么能不惹人爱？

不过在这里必须友情提醒一下，切忌用力过猛，否则后果会很难看。

康师傅“3+2”苏打饼干曾用腐文化里“捡肥皂”的梗拍摄了一组广告。“肥皂”梗在社交媒体上也算一个热词，但一旦拍成影像作品，多数消费者还是无法接受，甚至有声音指出“3+2”苏打饼干有侮辱LGBT人士的嫌疑。“3+2”非但没能和年轻人混成一国，反到被推倒了对立面，画虎类犬。

放下“老干部”的身份

可能你也发现了，参与到亚文化里的多是年轻人。说到底，打开亚文化的根本目的就是吸引年轻消费者。切忌，千万别端着，放下“老干部”的身份，自然能找到正确的姿势打开亚文化。

在这个层面上，就不得不祭出B站新宠――“局座”张召忠！

张召忠，50后，中国军事理论家，军事评论家。2003年张召忠在电视节目中预测伊拉克战争的局势，事实结果和张召忠的预测刚好相反。因此被军迷戏称“战略忽悠局”局长，简称“局座”。

最开始，根正红苗的张召忠对"局座"的称呼不能接受，但最终他建立了一套价值观来与这个观众臆想出来的身份相处；每每被问起对"局座"这个称呼的看法，他都说："大家开心就好。"

在拥抱这个称号之后，局座生命的另一个层面被彻底打开。

在B站搜索张召忠，结果有50多页，上千条视频。大部分是网友专门为他制作的鬼畜视频。只要是局座的最新信息，B站就会掀起半边天。5月6日是局座的64岁生日，有网友半夜给局座剪辑视频《今天的诗祝局座64岁生日快乐！》，满屏的生日祝福。

第一次登上B站看到年轻人的说话方式和自己gif动图时，局座很吃惊。他没想到原本正经的采访被剪辑成搞笑版视频，这些都引起他的思考：现在年轻人的做派，前所未见，但趣味十足……

虽然他也受不了弹幕，但他积极地配合小朋友们，邀请他们去吐槽自己的视频。小朋友们看到局座不断被黑却可以一笑置之，对局座好感倍增，渐渐地局座有了一群90后、00后游戏迷和二次元迷的组成的真爱粉。

2015年底，张召忠开了名叫“局座召忠”的微信公众号，影响力从此走出了B站。微信公号的运营外包给了一个90后运营团队来运营，三个月粉丝做到了40万。

为了不落伍，局座每天睡觉前的两个小时，都用来看B站、知乎、微信和新闻网站。微博话题讨论、知乎热门问答、斗鱼TV直播……都出现了局座的身影。

想要复制局座的走红恐怕不容易。但是局座之所以能在亚文化的聚集地B站混得风生水起，全靠他开放的心态，不把被黑被调侃当成一回事。到现在，局座也搞不懂B站上日新月异的“流行词”，但又怎么样呢？

亚文化篇（3）

当选理由1文化传统

这项条件要求城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城市风貌、人文遗产能够体现东亚文化传统，具有鲜明城市或地方特色文化。

泉州拥有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泉州市艺术馆、图书馆、海交馆、博物馆、万维生邮票艺术馆、梨园古典剧院、南音艺苑、泉州影剧院等一批市级重要文化设施，总建筑面积达11。69万平方米。随着城市新区的建设，泉州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启动泉州木偶剧院、泉州歌舞剧院、泉州大剧院、市图书馆新馆等文化设施建设。泉州木偶剧院新址将在年底前投入使用，将成为全国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的木偶剧院。

当选理由2硬件设施

泉州全市有公共图书馆11个，其中国家一级馆6个；文化馆（艺术馆）11个，国家一级馆5个；有各类博物馆（纪念馆）70多个，其中国家一级馆2个。全市有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163个，覆盖面达100%；公共电子阅览室乡镇（街道）覆盖面100%；村（社区）级文化活动室2349个，覆盖面100%。全市有村级文化广场总面积150多万平方米，完成61个省级文化激情广场示范点建设。全市建成农家书屋2349个，率先实现100%行政村（社区）都有“农家书屋”目标，率先实现“村村通”目标。

当选理由3资金保障

为改善闽南文化保护传承软硬条件，从2004年起，泉州市县两级每年都安排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市本级投入3亿多元，建成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泉州市博物馆、梨园古典剧院、泉州南音艺苑、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等闽南文化标志性场馆设施。

亚文化篇（4）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随着年轻一代对各领域事务的广泛参与，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上的“青年”概念得以出现。美国芝加哥学派和英国伯明翰学派先后对青年亚文化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20世纪末以来，西方学界结合新的时代背景，在对以往的亚文化研究思路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后亚文化理论”的概念，对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亚文化出现的新状况做出了回应。

1.芝加哥学派及其“规则－越轨”范式

芝加哥学派开创了越轨社会学的研究路径，其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罗伯特•E•帕克指导自己的博士生运用“民族志”的方法对包括青少年犯罪亚文化在内的各类亚文化现象进行参与式研究，并用“社会解组”理论来解释都市亚文化群体产生的根源。1955年，芝加哥学派的另一位社会学家艾伯特•科恩提出了“问题解决”概念，认为下层阶级青少年的越轨行为是一种用以解决自己在社会中所面临的地位挫败问题的独特方式。芝加哥学派后期的重要人物霍华德•贝克尔在其1963年出版的《局外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标签理论”，这一理论揭示了不同社会群体在互动与博弈中对越轨人群和越轨行为的建构过程，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强势群体利用自己的霸权地位制造出各种规则，而正是这些规则给边缘群体本来无可厚非的行为贴上了“越轨”的标签。芝加哥学派从越轨社会学的研究路径出发，围绕社会规则的建立以及解组展开研究，开创了亚文化研究的“规则－越轨”范式。这一范式涉及了越轨行为的动因、越轨人群的身份认同以及强势文化对越轨行为的塑造等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对伯明翰学派及更晚近的亚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伯明翰学派及其“抵抗－收编”范式

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该中心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几乎所有的英国青年亚文化现象进行了研究，开创了具有政治实践旨向的文化研究事业，被称为“伯明翰学派”。他们继承了芝加哥学派的研究立场和研究方法，并融入了英国本土将具体文化现象置于社会历史之中进行考察的学术传统。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更是从欧陆哲学中吸取营养，将意识形态主体建构理论、文化霸权理论以及结构主义符号学等引入亚文化研究。将亚文化现象看做是边缘人对主流文化和霸权文化的抵抗是伯明翰学派的重要研究方法。其研究表明，亚文化抵抗是通过一种亚文化成员共同享有而又与主流文化迥然有别的“风格”来实现的。他们从阶级和权力的视角出发，努力从“风格”之中挖掘弱势青少年群体进行“仪式抵抗”的潜能。与“风格”相对应，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是“收编”。他们认为，亚文化抵抗的“风格”形成之后，处于支配地位的强势文化和利益集团便会通过各种方式对其进行遏制和收编。收编通常以两种途径进行:一是商品的方式，即把亚文化符号和风格转化为大量生产的商品，从而消解其先锋姿态和价值深度;二是意识形态的方式，即主流文化通过自己支配的媒介对边缘群体的“异常行为”重新加以界定，并贴上相应的标签。由此，我们可以将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思路概括为一种“抵抗－收编”范式。这一范式通过揭示抵抗的权力和阶级背景，抵抗所借用的“风格”及其实践策略，主流文化和强势媒体对亚文化风格的塑造与收编等方面，向我们呈现了战后英国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发生、发展的社会学机理，对我们研究今天的青年文化现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理论极具开创性，但他们的研究方法也存在诸如对风格和抵抗的过分强调，对亚文化只采取了共时性的态度，缺乏历时性的分析，过多的强调了阶级等宏大结构的决定性等问题［1］(P10)。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语境中，人们开始对伯明翰学派的研究思路进行反思与修正，“后亚文化理论”应运而生。

3.世界新图景与后青年亚文化研究

我们知道，伯明翰学派曾经将“文化”和“阶级”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而20世纪中后期的一系列变化却使这种稳固的关系发生了动摇。在思想政治领域，一度影响深远的阶级观念和阶级政治在世界范围内日渐式微。一方面，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新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哲学逐渐在欧美盛行。这种政治经济思潮主张贫富两极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否定活劳动创造新价值和大私有制具有经济剥削性质，从而从根本上冲击了阶级观念和阶级政治得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的东欧剧变，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在实践层面宣告了阶级政治的失败。在社会经济领域，社会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世界一体化进程，与新兴国家崛起带来的新的地域性文化的出现，使整个世界处在了全球性\地域性、世界性\民族性的多重张力之中。这些新变化促使文化学者们纷纷修正以往的阐释模式，以便把全新的现象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视野。由于世界图景的如上变化，以往的青年亚文化研究思路日益受到人们的批评。到了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西方学界出现了“后亚文化研究”、“后亚文化理论”之类的提法，旨在阐释亚文化群体在繁复多变的新媒体时代和日益普泛的文化符号消费时代所产生的身份混杂现象。“后亚文化”研究吸收了朱迪斯•巴特勒的“表演”理论和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对各种新出现的亚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提出了“场景”、“部族”和“亚文化资本”等新范畴。“场景”一词最初是指音乐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所需要的现场位置，后来被威尔?斯特劳等人进行了严格的理论化，从而用来真实地描绘各类人群、团体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关系状态和一种变动的文化空间［2］(P18)。“部族”概念则是学者马弗索利针对青年亚文化成员身份的日益流动性所带来的“风格”对身份区隔作用的消失所提出，部族“没有我们所熟悉的各种组织形式的僵化色彩，它更多的指某种气氛，某种精神状态，而且更适于那些偏爱外表和形式的生活方式来表现”［3］(P16)。萨拉•桑顿借鉴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而提出了“亚文化资本”概念。他认为，当某种风格成为青年们所推崇的“亚文化资本”的时候，便会催生出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文化产业链，而对这种文化产品的消费或被消费，便能够获得一种共通的品味感和文化归属感。“亚文化资本”向我们揭示了伯明翰学派的“风格”概念在消费时代的发展和变异，它淡化了“风格”的抵抗姿态，而呈现出与商业文化的共谋性。后青年亚文化理论对当前社会中青年亚文化所呈现出的碎片化和不确定性的研究，显示了其思路的灵活性和非本质主义的包容性，这对于我们运用西方青年亚文化理论资源考察更为广泛的当代文化实践具有启发意义。

二、从青年亚文化看青年艺术

1.同构与变异———青年文化、青年艺术与青年亚文化的关系探讨

从字面上看“青年艺术”与“青年文化”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而自从伯明翰学派的霍尔等人用“青年亚文化”取代了“青年文化”的说法之后，这种边缘青年研究好像就和更为广泛的青年文化行为划清了界限。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西方学界对青年亚文化现象成因的不同阐释模式，结论就会有所改变。对于青年亚文化的生成机制，西方学界一直存在结构论和世代论两种分析模式。前者认为阶级、种族等社会结构在亚文化生成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青年亚文化的产生是下层阶级青少年对父辈文化所面临问题的想象性解决，伯明翰学派正是从这一研究思路出发，明确提出了“青年亚文化”的说法以区别于笼统的“青年文化”概念。而后者强调不同代际的年龄差异所形成的代沟对青年亚文化产生带来的影响，从这一思路出发的研究表明，青年亚文化所揭示的问题或隐或显的存在于一切青年之中，强调青年人共同的行为模式。伯明翰学派的努力深入地揭示了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产生的阶级根源，但却又因为对阶级结构的过分强调，几乎将青年亚文化研究推向了本质主义的境地。实际上，在经过了后亚文化研究对以往青年亚文化理论的反思之后，任何本质主义的青年亚文化分析模式都不能令人满意。既有基于青年的年龄特点和行为模式的普遍动因，又有不同结构要素所决定的独特语境，可能更符合青年亚文化现象发生、发展的实际情况。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也确实未对“青年文化”与“青年亚文化”进行截然区分，《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以及日本学者滨屿郎等编纂的《社会学小词典》都将“青年文化”定义为青年这一社会群体的亚文化［4］(P9)。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青年亚文化与青年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同构－变异”的关系。青年亚文化以一种更为具体和鲜明的方式，典型化的呈现出青年文化所共有的表意方式以及与主文化的互动模式，而这种表意方式和互动模式对于作为特殊青年文化形态的青年艺术同样具有阐释力。运用西方青年亚文化理论来审视中国的青年艺术现象，将会为我们分析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演变提供一个全新的思路。

2.从关注趣味到深入情境———青年亚文化视角的现实意义

一直以来，我国艺术理论界对当代中国艺术形态的分析大都是围绕艺术家的创作原则及其所选择的美学趣味来展开的。孔新苗先生在其《“民族情怀”与当代艺术的实践景观》一文中就把当代中国艺术用主导趣味、学院趣味、大众趣味和先锋趣味四个层次进行概括［5］(P82－85)。这种划分从一种宏观的视野对当代艺术形态进行了理论归纳，并在当代艺术批评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代艺术形态的趣味划分模式日益显示出了它的局限性。正如孔新苗先生指出的:“当代中国艺术创作所形成的多元趣味格局，是一种正发生着复杂变化的不稳定现象，显示了处于‘过程中’的特点。”［6］(P228)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艺术领域日趋多元的组织形式和愈加灵活的运作模式日益消融了以往四种趣味之间的清晰界限:一向以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为己任的主导趣味，在近年来陆续推出的国家及各省市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中愈加显示了它广采博收、突破自我的包容品格;一些学院趣味的画家在各类商业性展事活动中频频亮相，反而学术性的展览、获奖倒成了他们推销自己的筹码，以前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精英主义面孔已不复存在;先锋艺术的变化更是值得玩味，2005年由吕胜中牵头在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实验艺术专业(后改为实验艺术系)，以往作为先锋艺术主力军的实验艺术被正式纳入了学院教学模式之中。2009年11月，张晓刚、方力钧、曾梵志、岳敏君等先锋艺术的领军人物一同进入了新成立的中国当代艺术院，摇身一变成为了这家官方机构的首席艺术家。诚然，当代艺术形态的趣味划分本来就是在美学定位的意义上使用，而并非在从属机构的角度对艺术作品或艺术家的归类。但是，随着时展，中国当代艺术格局日益走向多元，学院、先锋、主流等概念俨然已经抽象成为了一种身份标签和文化符号，学院趣味与学院已经没有了必然的联系，主导艺术主要是一些艺术家为了积累资本而完成的参展作品或政府定件，先锋姿态变得可以仅仅作为一种策略［7］(P103－106)，“大众”这一概念也不再能够清晰的传达它的所指。或许艺术趣味视角在对某一具体的艺术作品进行分析时仍然有效，但是，如果我们用这种划分去界定与这一作品对应的艺术家，其阐释力度已经大打折扣。上述语境的转变，更加凸显了运用青年亚文化这一社会学视角，从“边缘－主流”、“年龄－代际”的维度切入当代艺术研究的现实意义。犹如后亚文化理论研究者提出“部族”概念来应对青年亚文化成员身份的流动所带来的“风格”对身份区隔作用的消失一样，“青年艺术”概念的提出有利于我们在趣味界定方法的阐释力削弱之后，通过从一种更细致入微的视角，对艺术从业者的艺术经历、成长环境以及不同艺术家在特定语境中所选择的不同艺术策略进行考察，从而揭示出不同时期中国当代艺术的演变机理与实践逻辑。

亚文化篇（5）

先要熟悉亚洲各国的文化

亚洲是“亚细亚洲（Asia）”的简称，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是世界七大洲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洲。按照传统的地理分区，将亚洲分为：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五大部分。亚洲人口1亿以上的国家有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是新加坡，最小的是蒙古。

李教授说，亚洲是一个多民族多信仰的国家，在礼仪上尤其需要注意，因为很多礼仪和禁忌与各民族的相关。而亚洲不仅是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发祥地，其民族种族的构成也很复杂，大小民族、种族共有约1000多个。各国各地区民族的多样、文化的差异和信仰的不同，形成了丰富多元的亚洲文化。举世闻名的四大文明古国亚洲占据三席，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李教授说，文化礼仪跟紧密相连。只要看着装，就可以知道他们的信仰和禁忌。比如，正统穆斯林国家的妇女都戴面纱，身体任何部分都不能，即使是运动着装要求也很严格，必须穿长衣长裤。很多社交活动也受到限制。在家庭里，女性和男性的活动区域也是分开的，男性不能随便进入女性活动区域。女性不能骑自行车和开车，医院里的医生也只能为同性别的患者诊治，男女生分校等等。这些习俗跟伊斯兰教信仰有很大关系。

接下来，李教授介绍了亚洲各个国家不同的文化风俗。

谈到印度，李教授说，印度给人的最深印象是数不清的神、看不完的庙，其居民99%以上信教。无论在都市还是乡村、居民无论贫富，供奉神灵都是头等大事。印度的主要宗教按教徒多少依次为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锡克教、耆那教、佛教和祆教。

印度的国树为“菩提树”、国鸟为“孔雀”、国花为“莲花”，这些均与印度人的有关。

印度最著名的建筑是泰姬陵。它是莫卧儿王朝第五代皇帝沙杰汗为其宠妃泰姬・玛哈尔所造的陵墓，被誉为世界古代艺术的瑰宝，著名诗人泰戈尔称其为“一颗爱的泪珠”。

谈到东南亚时，李教授重点介绍了柬埔寨。吴哥窟是柬埔寨最著名的景点，199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它是吴哥古迹中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庙宇，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庙宇。和柬埔寨人说吴哥窟就像和中国人说长城一样。

而中亚，就不得不提他们最著名的民间音乐艺术：木卡姆。

李教授说，中亚地区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5国。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中亚居民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木卡姆是中亚最有名的古典民间音乐艺术，“木卡姆”，为阿拉伯语，意为规范、聚会等意，中国学者习惯将它转译为大曲，是伊斯兰诸民族的一种音乐形式，木卡姆于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杰作”。

李教授说，亚洲民族众多文化多元，这也给礼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必须遵从他人的风俗习惯

在饮食习惯上，不同的宗教也有不同的讲究。比如，穆斯林只吃清真食品，就是严格按照伊斯兰教的饮食禁忌所做的食品。不跟非穆斯林共用餐具，也不喝酒。而佛教徒则是素食，印度教教徒不吃牛肉。

李教授说，在和外国人交往的时候，首先要熟悉他们有哪些禁忌，要不一不小心就会引起误会。

在交往上，一般跟人见面打招呼都可以握手，但伸手时一定要用右手。因为，在很多国家，一般都认为右为上，右表示对人的尊重。因此，吃饭时要注意安排贵宾坐在自己的右边。而对穆斯林来说，右手才是洁净的。

很多国家都认为拥抱是表达礼节的很好方式，行拥抱礼时要把右手放在对方的左肩之后，不要拥得太紧，也不要离得太远。中国没有行拥抱礼的传统，如果遇到外国朋友行拥抱礼，我们不要过于紧张，也不用羞涩，大方应对即可。

贴面礼在很多国家也是常见礼仪，一般先贴右边再贴左边，贴面时还要做亲吻的动作。外国人不像中国人那么含蓄，他们很喜欢赞美他人，我们受到赞美，不用受宠若惊，也不用躲闪，只需真诚接受，并表示感谢即可。

当然不是所有礼仪你都要全盘接受，李教授说，如果你对一些礼仪不习惯的话，也可以拒绝，但必须和对方说明。

观赛时最主要的是尊重

除了对亚洲各国文化进行一番速览外，李教授还特别强调了观看比赛的礼仪，李教授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做到五个尊重。

首先是尊重自己。要注重仪容仪表，着装得体，观赛不要穿着暴露，让人不安。注意言谈举止，大方待人接物。第二是尊重他人。不打伞戴帽遮挡别人的视线、不吸烟、不大声喧哗、不乱丢垃圾、管好幼童、做到主随客便。对穿着传统服饰的人，不要指指点点品头论足。第三是尊重国旗、圣物。不只是尊重中国的国旗，赛场上升他国的国旗时也要行注目礼。第四是尊重运动员。比赛时不喝倒彩、拍照禁用闪光灯，比赛指令发出时保持安静。第五是尊重工作人员。遵守秩序，服从安排，遇到突发事件时不慌张，在工作人员指挥下有序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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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赛准则

观看体育比赛的基本礼仪

1、事先准备：提前了解入场时间、交通线路、场馆地址、携带物品。不得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及酒瓶、刀具等进场。不带宠物。如在露天观看比赛，遇到雨天应带雨衣，以免雨伞挡住后面观众的视线。

2、遵守秩序：听从工作人员的指引，比赛前尽量提前入场，主动出示票证，配合安检，对号入座。不要用闪光灯拍照，以免干扰选手比赛。遇到突况，在工作人员的指挥和疏导下，迅速有序离开场馆。如果提前退场，应在不干扰他人的情况下尽快离开。

3、学会尊重：当介绍运动员时，观众应给予热烈的掌声。观看比赛，应热情真诚地为双方运动员加油喝彩，千万不要“嘘”对手。观众之间应互相尊重，彼此包容。尊重裁判，理智对待比赛结果。

这些观赛的礼仪适宜于任何的比赛场合，只要我们每个人都遵守这些基本的礼仪，我们将会赢得更多人的尊重。

亚文化篇（6）

当选理由1文化传统

这项条件要求城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城市风貌、人文遗产能够体现东亚文化传统，具有鲜明城市或地方特色文化。

泉州拥有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泉州市艺术馆、图书馆、海交馆、博物馆、万维生邮票艺术馆、梨园古典剧院、南音艺苑、泉州影剧院等一批市级重要文化设施，总建筑面积达11。69万平方米。随着城市新区的建设，泉州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启动泉州木偶剧院、泉州歌舞剧院、泉州大剧院、市图书馆新馆等文化设施建设。泉州木偶剧院新址将在年底前投入使用，将成为全国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的木偶剧院。

当选理由2硬件设施

泉州全市有公共图书馆11个，其中国家一级馆6个；文化馆（艺术馆）11个，国家一级馆5个；有各类博物馆（纪念馆）70多个，其中国家一级馆2个。全市有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163个，覆盖面达100%；公共电子阅览室乡镇（街道）覆盖面100%；村（社区）级文化活动室2349个，覆盖面100%。全市有村级文化广场总面积150多万平方米，完成61个省级文化激情广场示范点建设。全市建成农家书屋2349个，率先实现100%行政村（社区）都有“农家书屋”目标，率先实现“村村通”目标。

当选理由3资金保障

为改善闽南文化保护传承软硬条件，从2004年起，泉州市县两级每年都安排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市本级投入3亿多元，建成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泉州市博物馆、梨园古典剧院、泉州南音艺苑、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等闽南文化标志性场馆设施。

亚文化篇（7）

内涵与外延：监狱亚文化概述

文化由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创造产生，由物质财富和精神产品组成，在塑造人格、影响社会风气上，尤其强调精神产品。文化有主文化和亚文化之分，一个时代的社会主文化可以划分为主导文化、主体文化和主流文化[ 主导文化以政权为基础，强调权力支配关系；主体文化以数量为标准，强调占据文化整体的主要部分；主流文化以影响力为标准，强调在一定时期内的文化发展趋势。（参见高丙中.主文化、亚文化、反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变迁，社会学研究，1997（1）：113），“社会主文化是代表一种进步的、健康向上的，为多数社会成员所赞同、信奉、遵循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产品，它包含了民族情感和传统道德”

相对于主文化而言，亚文化在本来意义和派生意义两个层面上使用，前者指不同于主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后者则指由奉行以上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人组成的社会群体。

文化具有地域性、差异性、群体性等特点，不同特点的文化产生和存在于不同的群体之中，群体的共同面向是文化产生的基础，也是文化得以生存发展的动力。监狱的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通过剥夺服刑人员的自由等手段对其进行惩罚和教育，同时起到保护社会安全的作用。监狱中存在着狱警和服刑人员的群体，作为一个封闭性比较高的空间，监狱中形成了独特的监狱文化。同与一般社会文化，监狱文化有监狱主文化和监狱亚文化之分。监狱主文化是符合道德规范，健康向上，合与罪犯改造精神，为社会公众认可的文化。而监狱亚文化是指“罪犯群体在监禁生涯中逐渐形成、自觉或不自觉地信奉和遵行，与监狱主文化偏离或对立的价值标准、行为方式和现象的综合体。”

监狱主文化和监狱亚文化的关系，既存在对抗的一面，也有共存的一面。首先，监狱亚文化主要是服刑人员在特定环境中生存逐渐产生的一种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它与官方主导的主文化具有一定的对抗性。监狱亚文化不为主文化认可，理应遭到扼杀，但是监狱亚文化具有低层次性、隐秘性、对抗性等特点。这种隐秘性表现为只有监狱中的犯人这个群体才能接受与传播，且采用隐语、黑话、手抄本等隐秘的方式进行传播。在当前的改造工作中，狱警对监狱文化尤其亚文化的问题不够重视，其传播及存在的隐秘性可对此做出解释。主文化虽因其官方背景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但罪犯对主文化的接受往往是被动的，而对亚文化的吸收则是积极主动的，表面上服刑人员在主文化的大旗之下积极改造，私下里监狱亚文化却大行其道。其次，主文化和亚文化的对抗并非绝对，在某些情况下，亚文化甚至可以得到主文化的认可而转化为主文化，或者主文化也可能成为亚文化的一部分。比如服刑人员之间的、同性恋等现象，犯人长期处于封闭的环境之中，长时间接触不到异性，这项现象的产生有其人本性的需求，所以因时因地，可能被认为是亚文化的表现，也可能默许这种行为。

监狱亚文化有多种多样的存在形态及表现形式，有学者认为目前的监狱亚文化大体可概括为三类：一是价值观念类，如文身、迷信、禁忌等；二是行为类，如自杀、自伤、自残、、伪病、牢头狱霸、拉帮结伙、、同性恋、打架等；三是语言类，如隐语（黑话）、顺口溜、脏话、绰号、囚诗囚歌等。以上仅是监狱亚文化形态的一部分，还有大量的监狱亚文化未被了解，未进行系统的归纳和提炼。“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要在推行监狱主文化，用文化的力量加快罪犯在社会化的改造，必须深入研究监狱亚文化。

前因后果：监狱亚文化的成因及对罪犯再社会化的影响

一、监狱亚文化的成因分析

探究监狱亚文化之形成机制，了解其生成发展的轨迹，对于监狱建设、罪犯改造意义重大。

1、经济体制转型为监狱亚文化提供了理论平台和生存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等方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僵化的社会结构开始松动，虽然思想文化领域社会主义文化仍然是主导文化，但社会主义文化本身也得到了革新；同时，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不再一元化，而演变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文化更加多元化，多元化表现为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态势。多元文化的并存必然导致相互之间的冲突，人们在价值选择上失去了方向；意识形态领域的解冻使被压制的亚文化开始复苏，新奇的事物的出现，必然对人们产生广泛影响。另一方面，经济体制转型本身带来了“先富”和“后富”的问题，基于本性逐利的个人容易突破国家的限制进行牟利行为，这种思想腐蚀这人们的观念体系。“这种消极、腐朽的思想意识对监狱主流文化会产生不利影响”。

2、监狱亚文化的传承。

监狱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其承担着惩罚和改造罪犯的职能，他们在这里逐渐形成了共同认可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监狱不是一个绝对封闭的空间，服刑人员服刑完毕会重新回归社会，同时也会有新的罪犯被收监。一定群体创造了文化，并受到文化的塑造。出狱的人员身上监狱亚文化的特质不会立刻消除，并可能影响到社会的其他人；新被收监的服刑人员受到仍留在监狱的犯人和监狱这所大环境的“浸染”，受到监狱亚文化的“塑造”。监狱亚文化之所以未被主文化挤压失去生存空间，在于这些一批接一批犯人的传承，监狱亚文化在其传承中实现了生存。

3、犯罪构成的变化是监狱亚文化产生的主体因素。

经济体制的改革，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引发人们产生多元的利益诉求，社会生产的不足和资源的有限性，导致人们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不断。同时，国家刑事政策的重心发生倾斜。当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及财产等普通刑事犯所占比重上升，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比例下降。罪犯的年龄结构上，犯罪呈年轻化趋势，这些人群可塑性强，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易把社会上亚文化带入监狱，也容易受到监狱亚文化的影响。此外，重刑犯、累犯、惯犯的比例上升，犯人的文化水平呈下降趋势。对崇尚金钱、谄媚权利、唯利是图等思想在他们中盛行，这些犯人被收监必然将这些思想带入监狱，从而形成种种亚文化现象。

4、监狱执行工作的不足助长了监狱亚文化的滋生。

在20世纪50年代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出现了大量应被收监关押的犯人，为解决狱所不足和犯人吃闲饭的问题，国家组织犯人进行建设劳动，促使其在劳动中得到改造。这一做法对现在的影响就是监狱职能的多元化，其充当着“执法机关+企业+小社会主办者，在这种改造体制中，监狱的刑法执行职能必然与生产业务产生冲突，牵制监狱的主要作用，导致监狱改造职能的异化，教育功能的削弱，易于监狱亚文化的滋生。

5、监狱主文化建设的不足提供了亚文化生成的空间。

主文化是由政府主导的，其对于发挥监狱的改造功能至关重要，监狱工作重心失衡，重惩罚而轻教育，使得主文化建设不足，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比如，在监狱文化建设中将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等同于文化建设的全部，这种活动覆盖面窄、如不能及时反馈，活动效果得不到有效发挥；监狱文化建设缺乏连续性，监狱的核心文化和理念是在连续的历史传承中实现的，需要一个持续的过程，但一些监狱在文化建设中，只顾眼前利益，片面求新，只做表面文章，难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改造文化。文化建设的不足，主文化的缺位，必然导致亚文化趁虚而入，滋生繁衍。

二、监狱亚文化对罪犯再社会化的影响

罪犯再社会化是通过监狱惩罚和矫正功能的发挥，使罪犯领受到法律的权威，同时得到思想和行为的改造，真心悔改，并能够从各方面适应社会的正常生活。罪犯的再社会化是现代刑事法治的要求，也是对民主、法治、人道的追求，如何实现罪犯的再社会化需要我们不屑努力。而监狱亚文化是与主文化相对的，犯人群体在监狱环境中形成的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亚文化具有低层次性、对抗主文化性和持续性，其存在必然不利于主文化建设，并对罪犯之再社会化产生不利影响。

1、监狱亚文化抵制主文化对罪犯的教育功能，对其犯罪观产生影响。文化作为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抑制或控制犯罪的重要力量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亚文化却是起相反作用的文化。亚文化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权利文化、帮会文化、暴力文化、色情文化等都是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文化类型与人的动物性关系密切，满足了人类利己的需求。但是，亚文化的消极作用不容忽视，它对抗主文化，且具有隐秘性、持续性，消解主文化的教化作用，使监狱作用的重心更加偏移，只发挥了惩罚功能，矫正作用难以显现。

2、监狱亚文化促使犯人形成监狱人格。囚犯在监狱接受改造的过程，也是其被监狱化，不可避免受监狱的生活方式、习惯等影响的过程。这一过程中，罪犯容易形成监狱人格，监狱人格作为在监狱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和心理特征，主要表现为抑郁、、过度依赖、排斥健康集体生活、多重人格等一系列人格障碍。比如，有些长时间被关押在监狱的犯人，长期脱离外界生活，在获释或假释之后，在自由的环境里没有命令、没有各种制度，难以适应外部的生活，有些甚至重新犯罪或自残自杀，这是罪犯再社会化失败的结果。

3、罪犯的“交叉感染”易造成恶习的濡染。文化尤其是亚文化具有促进犯罪手段发展的功能。严景耀先生曾说：“中国的大盗，偷不了美国保险箱，除非他得到美国教育和现代工具集技巧”[7]严景耀.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189.]”[7]。在监狱这样一个几乎绝对封闭的空间，存在各种各样的犯罪分子，由于空间的有限及改造的需要，不能将他们完全隔离，于是罪犯之间就可能讨论各自的案情，如果认为不公正，就可能对判罚不满，抵制改造。更为严重的是，罪犯之间犯罪手段的传播和恶习的濡染，相互影响思想和行为，形成不良的监狱文化环境，一方容易仇视社会、抵制改造；另一方面及时释放出狱，也可能利用受到的“教育”重新犯罪，从而造成早社会化的失败。

三、消弭监狱亚文化的策略

要减弱及消除监狱亚文化的不良影响，必须从管理制度建设出发，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涤除亚文化产生的土壤；同时，要加强文化建设，建立健康、文明现代监狱文化，充分发挥主文化的教育作用。为此，笔者建议，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1、加强监狱制度建设，涤除亚文化产生的土壤，为文化建设奠定基础。首先，纯化监狱管理职能，对监狱企业进行改革，将企业职能从监狱剥离，使监狱专门进行刑罚执行；同时，要保障监狱的财政投入，只有确保监狱建设有资金保障，才能充分发挥监狱的职能。其次，加强狱政管理，净化监狱环境。加强对罪犯亚群体的文化控制，严厉打击帮派文化、团伙文化，清除地域型亚群体、帮派性亚群体、抗改亚群体等各种消极罪犯群体；对于屡教不改，欺压他犯的牢头狱霸必须严厉整顿、惩一儆百；罪犯“交叉感染”是世界各国狱政管理面临的共同难题，完全消除几乎不可能，可以通过制度建设有效减轻这种现象，比如可以根据罪犯的犯罪性质、经历、个性、行为特点等对犯人分管分押，有针对性地开展分类教育，集中力量解决某一类罪犯共有的问题。最后，明确各种规章制度，对监狱进行规范化管理，明确奖惩机制，使最自觉遵守法律、规章制度，使其感受到主文化的力量。

2、加强监狱主文化建设，积极转化、引导和消除亚文化。首先，塑造先进的监狱文化，营造健康向上的改造环境；以先进文化理念引导、鼓励服刑人员；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提高服刑人员改造积极性；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提高服刑人员的道德品质和文化素质，塑造其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其次，对犯人进行心理干预，消除其精神疾患。罪犯在服刑中，容易出现心理疾患，对于那些自控能力差、易激动、人格严重偏离的服刑人员要重点关注，为其提供心理治疗。最后，可以推行开放的行刑方式，增强主文化的生命力。如，推行社区矫正的改造方式。

总之，消除亚文化，不应只从亚文化本身出发，要综合分析，采取各种配套措施，整合社会资源，充分发挥制度建设和主文化的作用，抑制和消除监狱亚文化。

四、结语

监狱亚文化是作为特殊人群的罪犯在特殊的环境监狱中形成的与主文化相对抗的共同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及生活方式。监狱亚文化的研究意义在于使我们认识到犯人的真是生活、真是心态，使我们看到狱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盲点，从而指导我们从哪里着手以及如何加强狱政管理，充分发挥监狱惩罚和矫正的功能，顺利完成罪犯的再社会化。

【参考文献】

[1]夏宗素.狱政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09.

[2]陈士涵.人格改造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3] 孙平.监狱亚文化研究[J].法律科学，1991（4）：20-22.

[4]孙平.监狱的悖论――监狱亚文化的传承――以田野调查的视角，河北法学，2012（9）：28.

亚文化篇（8）

在亚文化研究领域，目前国内形成品牌的研究成果包括《亚文化读本》《大众传播时代的青少年亚文化》《中国青年亚文化研究年度报告（2012）》等著作以及诸多国内知名学者的学术论文，但可以说，首都师范大学胡疆锋副教授所著的《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研究》，是目前国内形成该领域研究成果最早、论述最为系统的专著。

斯图亚特·霍尔在《仪式抵抗——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中指出：“……边界与形式依靠特立独行、关注焦点以及领土空间聚合起来。当这些被牢固界定的群体同时通过年龄与代际得以区分时，我们就称它们为‘青年亚文化’。”进一步看，青年亚文化与社会潮流遵循的大众文化具有复杂辩证的关系特征，这种关系不同于单纯的对立抵抗或是屈从附和，而是依据不同情况存在相对应的一种杂糅的暧昧状态，这种状态在约翰·菲斯克的著作中被命名为“协商”。菲斯克如是说：“正如前缀sub所示， 亚文化是更广泛的文化内种种富有意味而别具一格的协商。”

因而，单纯通过抽象概念定义出“青年亚文化”的内涵是困难的，因为这种“协商”关系并非静止不变，而是依不同情况而不断变化。因此，胡疆锋在《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研究》一书中（以下简称《伯》），敏锐地以亚文化的具体特征，反推、瞄准、进而命中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的内在规律。依据菲斯克对于“协商”的定义，“青少年亚文化”主要表现出三点特征，即“抵抗性”“风格化”以及“边缘化”。当斯图亚特·霍尔继承霍加特担任CCCS（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后，他逐步强调以结构主义作为文化研究的主流方法，从而使得“清纯文化、媒介文化、政治文化、审美文化……只要存在大众文化的地方，从广告到电视，从电影到文学，都留下文化批评的身影”。而胡疆锋先生把握到了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的核心特征——“风格化”。正如《伯》一书征引英国学者所述：“风格是个体判断其他人是否属于同一群体的一种方式。”

亚文化篇（9）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文化之脉。在广州亚运会的开闭幕式中，都融进了浓郁的水文化。这中间还有一段内幕故事。

早在2008年10月底，当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创作团队结束了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开闭幕式的所有工作后，担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副总导演、闭幕式执行总导演的陈维亚，浙江杭州籍著名的大型文体晚会文学总策划朱海等一批编导人员，对广州亚运会开闭幕式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经过研讨设计出一个广州亚运会的开闭幕式的初步方案――《亚洲的太阳》，提供给广州亚运会组委会。不久，陈维亚就收到广州亚组委邀请他担任开闭幕式总导演的聘书，便和朱海等主创团队人员匆匆离京南下广州，着手开展广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筹备工作。

2008年12月，正当陈维亚和创作团队人员在紧锣密鼓地开展相关筹备工作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在一次有关亚运会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走出体育场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新思路，这个思路无疑是对以往大型运动会基本在体育场馆举行开闭幕式传统做法的一个新突破。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广州亚组委副主席张广宁等也根据同志的这一新思路，提出了“以珠江为舞台，以城市为背景”的办会新理念。而这对陈维亚等主创人员来说，则是一个严峻的新挑战，意味着他和团队人员原来创作的《亚洲的太阳》方案和所做的一些筹备工作将推倒重来。

针对这一重大变化，陈维亚、朱海等主创团队人员在广州亚组委负责人的带领下，来到珠江区的海心沙岛作现场考察。让他们感到万分欣喜的是：位于珠江中心的海心沙岛地型犹如一艘巨轮，清清的珠江水从岛的两侧流淌而过。富有创作灵感和经验的陈维亚、朱海等人立即想到，如果在这个地方建一个船形亚运会开闭幕式主会场，到时可以做足水文章，会编排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亚运会开闭幕式。如果说上一届多哈亚运会开闭幕式是靠“沙漠文化”获得成功，那广州亚运会开闭幕式则应融入水文化，以体现南方水乡的特色。同样，在广东省和广州市领导的心中还有一个盘算，那就是可以借亚运会的东风，在海心沙岛上为群众建设一个开展文体演出活动的新场所，也为广州留下一个可以长期使用的亚运遗产。这种两全其美的想法在达成共识后，陈维亚和创作团队立即围绕珠江、海心沙岛还有被广州人称为“小蛮腰”的世界最高电视塔――600米高的广州电视塔和周围的广州桥、高楼等城市背景创作了几十个新方案。如在珠江上设计了彩船，以接送亚奥理事会官员和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出入场；在海心沙建造了船形大看台、水上舞台和高达80米的大帆屏，营造“扬帆启航”的氛围；在广州电视塔和其他建筑群上设计了多种激光色彩和焰火发射时的图案，可以说融天、地、人、城、水、船、桥、路为一体。

水，承载了广府风、客家情、潮汕韵、南海潮、百越神。此刻的珠江上，45艘花船代表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唱着《一江欢歌》徐徐进入海心沙岛江面，彰显出“大美岭南，东方神韵”。

为体现“扬帆启航”的广州亚运会开幕式主题，广州亚组委还请浙江杭州佳合舞台设备有限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设制了一艘仿制当年郑和下西洋的古帆船，其古船的小样设计和模型制作就花了一年多时间。特别是攻克古船在破浪前进中能360度摇摆旋转这一难关时，佳合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就设计出3艘船的模型，最后被广州亚组委选中的是第三种摇摆模式的船。

广州亚运会的开幕式从一滴水开始，在充满童年记忆的广东民谣《落雨大》优美的歌声中，那一叶扁舟和大海连在一起，尽情展示水文化的内涵和魅力。特别是那艘浙江杭州造的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舞台单体铁壳古船，船下由100多人推动进行着360度摇晃，船上46位演员表演着驾船和搏击风浪的舞蹈动作，船边600多位演员在不停地跳海浪之舞，让观众看到了一艘别具一格的“海洋之舟”，正在迎着朝阳向东方扬帆启航。

点火、熄火仪式呈现

中国传统文化

人们常说：大型运动会开闭幕式的成功，等于运动会成功了一半；而运动会的主火炬点火与熄火的成功，等于开闭幕式成功了一半。人们都非常关注运动会主火炬的点火与熄火方式，因为这里面有充满玄机的文化创意。广州亚运会主火炬的点火、熄火仪式，都体现了中国传统的节庆文化，既喜庆又温馨，让人难忘。

当何冲手持火炬跑到了高达28米的火炬塔下，从空中的芭蕉叶船上将水滴到地上的8岁小男孩熊翔，牵着陈维亚总导演7岁的小女儿陈佳雨，捧着一个30多厘米高的大爆竹，来到了火炬塔下。3个人捂着耳朵，以中国人过春节的方式点燃了爆竹，爆竹射出的绚丽火花一点点升高到火炬塔顶时，一刹那就点燃了广州亚运会的主火炬。用这种温馨、喜庆、富有中国传统节庆文化的方式来点燃主火炬，立即得到中外贵宾和广大观众的好评，人们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同样，11月27日晚广州亚运会闭幕式上的主火炬熄灭也是颇有文化创意的。只见站在空中芭蕉叶船上的熊翔小朋友手捧一朵红棉花，当火炬塔上的圣火伴着《温暖》的歌声徐徐熄灭之际，却把红色的火光传递到熊翔手中的红棉花上，红棉花迅即变成光彩夺目的花灯，与会场内外的灯光、焰火交相辉映，寓意亚运会的体育精神和亚洲人民之间的友谊将不断延续，再创辉煌。

值得一提的是，广州亚运会28米高的火炬塔也是由浙江杭州佳合舞台设备有限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创制的，他们与造古船一样攻克了许多技术难关，“军功章”至少也有他们的一份。

从岭南文化向亚洲文化延伸

文化是一座无形的桥梁，她可以在洲与洲、国与国、人与人之间通行。广州亚运会还有一个突出的亮点，就是将岭南文化和中国文化与亚洲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让其不断延伸。

亚文化篇（10）

2008年5月5日,记者如约来到了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走入会场,映入眼帘的是“中韩暨观察员国家文化艺术界高层学术论坛”的大幅会标｡在会场上,记者见到了自小就崇拜的文学大师王蒙先生,还有著名小说家莫言先生以及诸多的中韩双方艺术领域的泰斗｡

在会议的间隙,记者采访了此次活动的韩方发起人柳在沂会长｡

当记者问起在韩剧风靡中国､韩流已经影响了中国一代年轻人的今天,为什么还要做这种大型的文化交流活动时,柳会长是这样回答的:“我之所以成立韩国韩中文化艺术FORUM,就是觉得韩中两国在大众艺术方面,比如说电视剧或电影方面,还有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流行音乐方面的交流,已经非常活跃了,但是经典文化､传统艺术文化方面的交流还不够｡”

他说,自1992年韩中建交十六年来,两国在经济､政治领域的合作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也举行过很多次的论坛,但是有关文学文化领域的交流却多是单个领域,如电视剧､歌星演唱会的交流等,像这种综合性的文化交流到目前为止尚未有过｡此次他们选了十个文化领域,都是有深厚积淀的主流文化,没有包括流行文化｡这次论坛,是中韩两国建交以来规模最大､涉及文化艺术门类最为广泛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它为亚洲各国文化艺术界人士提供了一个最高的艺术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实践的交流和研讨的平台｡出席论坛的中国人士有前文化部长王蒙,著名作家莫言,著名导演翟俊杰､贾樟柯,著名作曲家瞿小松,专家学者有刘梦溪､资华筠等人,韩国代表团则由三十余位在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等领域卓有成就的专家组成｡可以说,韩中两国来的都是文化艺术领域中德高望重的人士,是最权威的专家,他们带着一种热情､为亚洲文化复兴的热情而来｡此外,作为观察员国家的日本､新加坡､越南等也派出了专家学者出席｡

柳会长向记者介绍说,今年1月,他曾为此事专门来中国,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文章院长进行磋商,双方共同策划了这样一次高层次的文化交流活动｡

在柳会长的心中,对艺术充满了敬畏之感｡他认为,治疗社会疾病的人应该是文化人,从事文化领域的工作者应该成为这个世界的灵魂工程师｡

他还说,亚洲很多国家的文化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所以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更容易相互理解和吸收｡当然他也表示,在此前提下,亚洲各国更应该尊重对方国家的文化,同时在创作本国文化艺术的过程中,更多地强调民族的东西,在保持文化独特性的同时,和而不同,努力促进亚洲文化的和谐､繁荣和发展｡